作者：潘向东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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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繁荣试读：
作者简介
潘向东，经济学博士、博士后，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所所长，中国财政学会第九届理事会常务理事，“财经改革发展智库”专家委员会委员，浙江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兼职教授，中国证券业协会分析师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首席经济学家理事会理事。曾任《经济研究》和《世界经济》的审稿专家。先后在《经济研究》和《世界经济》等学术杂志发表过数篇论文。先后主持或参加过国家社科重点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博士点基金、博士后基金等。2011年加入中国银河证券，任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文前辅文
谨以本书献给我的家人、师长、同学、朋友、同事和关心我的人！
寻找“真实繁荣”
在工作中，我们往往会遇此“囧境”：面对上司职业性的“微笑”，你会感到懊恼，因为，这种“虚假微笑”让你寻找不出上司对你的“真实”态度；有些时候，上司也许由于儿子考上好大学、女儿结婚等其他的原因而在你面前表现出“喜乐”，这种“喜乐”纵然是发自内心的，看上去也都“真实”，你甚至会由此“幻觉”出上司对你的看法，但这种“喜乐”其实与前面的“虚假微笑”一样，都不能归因出上司对你的“真实”评价。
对大多数人而言，判定世间之物或世间之事是否是“假的”和“虚的”并不困难，凭借自身的认知能力甚至是经验可以很容易地进行甄别。但对于一些世间“真实”存在的物或事，我们依靠自己的经验，凭借自身的认知能力，通过分析这些“真实”存在的物与事，却可能演绎出脱离“真实”的“幻觉”认知，而且把这种“幻觉”认知误以为是“真实”认知，甚至固化于自己的潜意识之中。
对一些成熟的投资者而言，很多时候出现投资失误是由于基于“真实”数据而做的“幻觉”判断。假若上市公司的业绩增长是由于非经常性损益带来的，或者是由于“虚增”带来的，他们很难被“迷惑”，不会因此出现投资失误。而上市公司数据作假更瞒不过其良好的财务专业素养。但假若他们观察的上市公司业绩出现快速增长，并且这种增长是由主营业务带来的，结合行业的背景，投资者很可能会做出企业“高增长”的判定，从而重仓此类上市公司。可不久之后，上市公司可能突然出现高管分崩离析导致业绩快速“变脸”，“高增长”的“小船”说翻就翻了，发展并没有持续，从而导致股价快速回落，投资损失惨重。这其实是成熟投资者基于上市公司的“真实”数据而“幻觉”出的企业“高增长”，从而导致投资失败。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鯈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根据鱼的“出游从容”来判断鱼“乐”，其实是庄子依据自身的认知观念、经验得出的看法，惠子指出这并非“真实”的状况，可能是“幻觉”。贤者尚且如此，何况我们凡人。
经济现象更复杂，只有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才能炼就“火眼金睛”。在经济学的语境里，所谓的真实就是由经济规律的内在力量所决定的东西，也即我们透过现象所看到的“本质”。这种真实往往与我们所看到的表象大相径庭。
因此，寻找“真实”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传统。真实利率、真实增长、真实周期很早就进入了经济学家的视野，并引发了广泛而持久的讨论。“真实繁荣”自然也是经济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古往今来，人类曾经经历了各式各样的繁荣，但这些繁荣很难称得上“真实繁荣”。它们兴得自发，衰得自然。文明似乎像人的生老病死一样，也要经历生命的轮回。斗转星移，江山更迭，只能感叹造化弄人。
所有的繁荣都必然走向终结吗？这绝不是一个只有哲学家才应思考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乎每个当代人及子孙万代福祉的现实问题。“长乐未央”是汉代提出的古代中国梦，用现代的话说就是，让今天的繁荣泽被千秋。这正是人们对“真实繁荣”的向往。“真实繁荣”是遵循社会发展规律的繁荣。
只有把握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才不会被经济发展的表象迷惑。“真实繁荣”是人们把握了社会发展规律，通过不断调整，主动适应环境变化而实现的繁荣。这是从经济学角度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文明实现长治久安之道的历史性思考。“真实繁荣”是社会始终保持健康的繁荣。
从理论上说，“真实繁荣”是可以青春永驻的。然而，现实中的繁荣总是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在兴盛时期，这些缺陷往往被“繁荣幻觉”掩盖了。但天长日久，这些缺陷造成的积弊最终导致繁荣的终结。
例如，有些经济体通过刺激政策，利用货币扩张使经济增速出现回升，资产价格“泡沫化”，造就“虚假繁荣”。而有些经济体，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相对温和，GDP也实现稳步增长，没有通货膨胀，经济数据也表明“健康”，但繁荣一段时间后却爆发了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乃至就此退出人类的繁荣舞台，其实这种没有持续的繁荣与“虚假繁荣”一样，并不是“真实繁荣”。过去大家依据“真实”数据去判定经济体的繁荣能否持续，其实，这也只是对“真实繁荣”的“幻觉”。何况很多时候大家获取的“真实”数据并非全样本数据，更似是由“不完全归纳法”得出的推断。即便是全样本“真实”数据，这种基于统计分析的判断有时也会像感恩节前的火鸡一样，依据过去一年中主人对它“关照”的“历史数据”，“幻觉”出自己与主人的亲密关系。结果当然截然相反，在感恩节那天，火鸡成为了主人宴席上的佳肴。
这就好比有些人，看上去是健硕的“肌肉男”，体检指标也都显示“健康”，但突然之间却传出病倒甚至噩耗。这种“健康”，是大家基于其表象“真实”的体检指标，对他的身体状况进行的评判，而这种评判其实是一种“幻觉”，它与“虚胖”一样，并非“真实”的健康强壮。
真实繁荣是指具有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作为机制保障的繁荣。
这个制度体系能够消除利益集团的掣肘和羁绊，使社会机制更有柔性，能够适应各种环境变化，有效应对外来冲击，从而使社会始终保持活力，成为奠定经济繁荣的牢固基石。这种机制产生的繁荣预期是扎实可靠的，能够引导人们走向光明的未来。
站在“真实”的基础上，还需要把握其内在机理，人们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对于优秀的投资者而言，在对上市公司做出价值判定前，他们首先关注的应该是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也即上市公司的制度和制度安排，然后再基于上市公司的“真实”财务数据判定上市公司是否符合“价值区间”的标准，从而判定上市公司业绩能否实现“真实高增长”。
对我们而言，探讨经济体的“真实繁荣”就像探讨上市公司的“真实高增长”一样，不能仅仅依据经济体的“真实”经济数据便做[1][2]出评判，而应该首先去考虑经济体的制度体系和制度安排。如果用一栋建筑物来类比制度体系和制度安排之间的关系，制度体系就像建筑物的土木结构，它的完备性与否决定了建筑物的存活年限，决定了建筑物能否抵挡地震等自然灾害；而制度安排就像建筑物的外饰、内饰等，它的取舍决定了建筑物是否与时俱进，能否保持时代活力。只要建筑物的土木结构完备，那么可以进行不断装饰，使建筑物呈现持续的时代活力。
不管一个繁荣经济体的经济增幅有多大，也不管这个经济体的高增速延续时间有多长，假若经济体的制度安排不能使经济体拥有持续的活力，终究摆脱不了衰退的格局，实现不了持续繁荣。这样的经济体繁荣都不是“真实繁荣”。
然而，现实中人们很少通过制度来评判繁荣。人们之所以忽视制度，是因为在他们的潜意识之中，制度是一个静态变量，一旦形成便很难更改。由于缺乏必要的制度判据，人们对长期繁荣的判断只能依靠推断和猜测，对“真实繁荣”的向往也就停留在“虚幻”阶段。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美国的凡勃伦、康芒斯、米切尔等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派就已经热衷于从制度的视角去探讨繁荣。他们秉承德国历史学派的研究方法，主张运用具体的实证的历史主义方法，强调从历史实际情况出发，强调经济生活中的国民性和历史发展阶段的特征。他们当时在美国的影响力远远超过其他经济学派，其原因是“后发追赶”的美国，亟须有别于“日不落帝国”的发展理论作为支撑。这与当前的中国相似，亟须经济理论支持以寻求如何实现经济的“真实繁荣”。重视非市场因素的研究，使他们的研究内容是跨学科的，包括法律、历史、社会和伦理等各方面。
率先把制度纳入新古典分析框架去探讨经济繁荣发展的是科斯。他通过引入边际分析方法，分析边际交易成本，解释了现实制度的内生化及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使制度经济学在方法论上不再与主流经济学相对立或渐行渐远，而是呈现“合流”或“融合”的倾向。诺斯把科斯以后的制度经济学称为“新制度经济学”。
本书既不准备像制度学派一样跨学科地去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因为对其他学科知之甚少；也不准备像“新制度经济学”一样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内去探讨交易费用的问题，因为实用性会打折扣。本书准备从制度和制度安排的角度去探讨“真实繁荣”。
从实用性的角度去探讨“真实繁荣”，这是笔者多年从事投资银行研究养成的职业习惯。与机构投资者交流经济与金融形势时，他们的问题总是直接而务实。
如何进行大类资产配置，是机构投资者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其实这隐含了一个需要探讨的背景问题，就是中国未来能“繁荣”多久，能否实现“真实繁荣”？假若中国未来不能实现繁荣，那么现在在中国做任何大类资产配置投资都意义不大，即便通过做空获得投资收益，最后本币贬值也会导致购买力所剩无几。假若中国未来还能繁荣十年，那么需要思考大类资产配置投资的时间周期也同样只有十年。假若中国未来能实现“真实繁荣”，那么未来中国的股神将代代涌现，根本不用去羡慕股神巴菲特。
即便是股神巴菲特也说：没有谁靠做空美国赚过钱。的确，美国自南北战争之后，经济就繁荣至今，所以做多美国股市的巴菲特自然会搭上便车。假若20世纪80年代以来，巴菲特依照他做多的思路，在拉美国家做资产配置，恐怕不是倾家荡产，也是损失惨重。即便他对公司研究有独到见解，高人一筹，但在国家系统性风险面前，这些都变得微不足道。做资产配置最为关键的是把握方向，就像乘坐滚梯，假若电梯往下而人想往上走，不知道要多努力才能前进一小步，并且稍不注意就会被电梯带下去；假若与电梯的方向一致，即便不走，也能跟着上去，当然跟着电梯方向努力走的，前进得更快。这充分说明，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为何股神出在美国，而没有出在其他经济体。
中国经济能繁荣多久？中国经济能否实现“真实繁荣”？如何实现“真实繁荣”？
要去研究这么一个宏大的问题，估计大多数研究者都会选择回避。因为，首先这问题研究的范围太广，很难用数据说清楚；其次研究跨度太大、限制条件太多，很难准确把握。经济研究者更愿意在限定条件下建立数理模型，然后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运用数据对模型进行检验；或者，通过案例研究，提出经济理论及政策建议。前者需要研究的是制约因素的选择，而后者研究的是制约因素内的选择。借用杨小凯教授的研究观点，就是前者探讨的是角点解的问题，而后者探讨的是内点解的问题。越复杂的问题，越难说清楚，其科学性也可能越差。
但作为在“前沿阵地”探讨“资产配置”的研究者而言，我们又无法回避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研究，大的方向判断不准确，任何后续的研究工作也就缺乏意义。作为经济研究者，对数据分析都会“掘地三尺”，很难被“虚假繁荣”迷惑，但往往容易迷失在数据揭示的“繁荣幻觉”之中。印度经济学家帕特尔于1961年发表论文，以无可辩驳的数学计算进行预测：摆脱了英国殖民统治的印度将会在大约30年之内，在人均收入上超过法国，随后便会赶超美国。当然在50年后的今天，我们都知道这一预测结果与实际发展大相径庭。一旦对大的方向出现判断失误，不管当年的数学计算多么“严密”，帕特尔的研究也变得黯然失色。假若当年从事全球资产配置的投资者听信于他，估计即便没有破产，也应饱受了痛苦煎熬，更别幻想成为“巴菲特”了。
基于制度的视角去探讨“真实繁荣”，那么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可以实现繁荣？什么样的制度体系可以实现“真实繁荣”？
糟糕的制度安排，大家都会嗤之以鼻。但一些在西方成熟经济体成功实施的制度安排，移植到发展中经济体，往往出现了“变异”和“扭曲”。有人说，那是由于“发展中经济体的人不行”，这些经济体的人善于钻营，再好的制度安排到了这里也会“南橘北枳”。其实这是误解！设计得再精巧的制度安排，假若背离经济体的发展阶段和国情，带来的也只是大家对它的“美好幻觉”，并不“真实”。唯有适合经济体发展的制度安排才是“真实”的。
对任何经济体而言，没有好与坏的制度安排，只有适合与不适合的制度安排。一段时间适合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可能演化为不再适合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但人的惯性思维，容易沉溺于过去成功的经验，或者盲从其他经济体取得成功的经验，而忽视了自身经济发展不断变化的客观环境，从而导致自身制度安排僵化或制度安排在移植过程中“水土不服”，制约了自身经济的“真实繁荣”。
因此，实现“真实繁荣”的精髓在于建立可以实现“真实繁荣”的制度体系。在此制度体系内，制度安排能更加柔性地根据发展环境的变化实现动态调整，能有效避免利益集团的固化和制度安排的僵化。相比人类历史上制度安排演进的其他两个发展路径——“革命”或“改良”，这个“第三条”发展之路的冲击成本更小，可控性更强。由于利益集团没有固化，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都能在“常态化”的制度安排调整过程中得到有效化解。
[1] “所谓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基本的政治、社会与法律基础规则。”在本书中我们又把它称为制度体系。见戴维斯和诺斯《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载于《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科斯、阿尔钦、诺斯等著，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 “一项制度安排，是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与竞争的方式的一种安排。安排可能是正规的，也可能是非正规的，它可能是暂时性的，也可能是长命的。不过，它必须至少用于下列一些目标：提供一种结构使其成员的合作获得一些在结构外不可能获得的追加收入，或提供一种能影响法律或产权变迁的机制，以改变个人（或团体）可以合法竞争的方式。”见戴维斯和诺斯《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载于《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科斯、阿尔钦、诺斯等著，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第一章 “繁荣更迭”的魔咒
中国有句古话：“富贵传家，不过三代”。家如此，国是否也如此？人类历史上是否存在某个国家出现过持续的繁荣？聪明的人类是否探讨出了一条“真实繁荣”之路？过去三十年，中国的“摸着石头过河”改革创造出了“中国奇迹”，那么下一步是效仿西方的发展模式，还是继续自行探索，创造出一套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经济能否实现“真实繁荣”？
第一节 回顾历史：强国盛世不断更迭
在神秘的历史面前，我们总是很困惑：曾经富有的国家，如印度、加勒比海国家、撒哈拉以南国家、墨西哥等，如今均陷入贫困、落后的状态；而曾经的穷国，如加拿大、美国，如今均极为富有。为何一个国家变得强大之后，很难实现“真实繁荣”，甚至被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国家反超，发生贫富的逆转？强国“风水”“轮着转”
我们经常引以为傲的是，中国曾经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既然能成为文明古国，当时的社会经济必然较为繁荣。经济繁荣才能创造文明，就像鲁迅在《伤逝》中所说：“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但遗憾的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四大文明古国，并没有实现持续[1]的辉煌。即便到鸦片战争前夕一直居于全球经济总量前列的中国，两千多年来也是不断地出现朝代更迭，并没有打破“富不过三代”的“周期律”。其他的三大文明古国在公元2～3世纪，都由于内部衰败、外敌入侵而走向了没落。古巴比伦屈服于强大的古希腊，最后衰亡。古埃及文明尽管发展了几千年，但面对强大的古罗马帝国，却束手无策，被并入古罗马的版图。古印度版图尽管一度覆盖了现在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尼泊尔等地区，但仍被大汉朝驱赶走的匈奴人征服了。更为遗憾的是，目前除了中国在走向复兴，其他的文明古国仍然沉落在贫困之中，只能回忆过去的辉煌。
与此同时，谈到哲学，大家在景仰中国的老子和庄子的同时，也不会忘记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先贤。古希腊曾涌现了一大批哲学家，可见其文明的发达程度。今天的人们每天进行体育锻炼，或观看体育赛事时，就会想起奥林匹克运动会，而奥运会的发源地就是古希腊。还有文学、戏剧、雕塑和建筑等，只要追古思源，就绕不开古希腊。高度发达的希腊文明，从各方面彰显了其国家当时的强盛。这个强大的文明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也就是多利亚人入侵毁灭了麦锡尼文明的时候开始兴起，依据《荷马史诗》的记载，那时曾经是一个“黑暗时代”。到公元前750年左右，随着人口增长，希腊人开始向外殖民开发。在此后的250年间，随着新的城邦不断加入，希腊开始逐渐强大。尽管后来雅典和斯巴达两大城邦之间为了争夺内部霸主地位而大打出手，但并没有阻挡古希腊成就帝国的步伐。当然遗憾的是随着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的病死，庞大的帝国也随之分裂。到后来，便彻底被古罗马征服，古希腊辉煌的历史从[2]此便灰飞烟灭，持续繁荣之路就此戛然而止。而到了2012年，希腊还爆发了让整个欧元区都头痛的主权债务危机，借了人家的钱最后要求打折还，信誉备受质疑。
当我们参观罗马大竞技场的时候，可能就会想这是一个怎样的国度，竟然喜欢看杀人表演？当然，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这个国家崇尚武力。自特洛伊战争被古希腊人打败之后，艾德鲁斯坎人便开始了流浪，到了公元前9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经过几代人不断的努力，终于开启了古罗马的王政时代。在公元前510年，经历了7个艾德鲁斯坎王之后，拉丁人终于联合起来推翻了最后一位艾德鲁斯坎人的国王——塔克文的政权，建立了罗马共和国。此时的罗马与当时的希腊和波斯帝国相比，可以说是毫不起眼。在罗马共和时代的末期，苏拉尝试改革，想建立罗马帝国，但这一重任留给了恺撒和恺撒的侄儿屋大维。公元前27年屋大维获“奥古斯都”的称号，建立罗马帝国。后来在涅尔瓦、图拉真、哈德良、安敦尼、马可·奥勒留等五位鼎鼎大名的古罗马“贤帝”的推动下，罗马帝国达到空前鼎盛。只可惜奥勒留这位哲学家皇帝，虽然能写出《沉思录》这样的哲学巨著，却没能挑选出一位好皇帝，把这么一个庞大的帝国交给了痴迷摔跤的儿子康茂德继位，将罗马帝国推向了深渊。公元193年，康茂德在摔跤比赛中被卫队长杀死，其后90多年的时间里，罗马皇帝流水一样地换，先后出现了大约30位皇帝，没有一个是寿终正寝的。在内耗不断的时候，偏又遇到了强悍的哥特人，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由于中国大汉朝军队两次跨漠远征，把匈奴逐出了中国北方，匈奴由此分裂为南匈奴和北匈奴。南匈奴向汉朝俯首称臣，而北匈奴则一路西迁，击败了游走在中亚一代的哥特人。凶猛的哥特人虽然不是匈奴骑兵的对手，但对付罗马军团步兵却绰绰有余。公元401年，哥特人攻[3]陷了罗马城。“永恒之城”也没有实现“真实繁荣”。
古罗马帝国衰落之后，欧洲相继出现了一批“蛮族”国家。先后有法兰克、伦巴德、奥多亚克、勃艮第、东哥特、西哥特、盎格鲁-撒克逊等王国建立起来。这些王国之间由于国力旗鼓相当，也就谁也不服谁，导致战争不断。尽管中世纪没有出现强大的帝国，但文化发展却步入了巅峰。一大批耳熟能详的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像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莎士比亚、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开普勒等，都活跃在这个时期。到了14世纪，迫使欧洲开始寻找新的贸易线路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其实是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阻断了他们的两条主要贸易路线：一条从北非进口黄金、白银、奴隶和象牙，另一条是通往亚洲的丝绸之路。当时保存食物的方法主要是依赖香料，欧洲人对于香料的需求十分迫切，香料在欧洲市场的价格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欧洲人希望能够越过非洲到达亚洲，所以很多财团开始资助像哥伦布那样的冒险家进行航海探索。当时进行航海探索的大国主要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凭借着先进的海洋技术和从殖民地抢过来的财富，葡萄牙和西班牙迅速崛起。但葡萄牙由于扩张过快，导致“暴食过多撑住了”，结果于1580年被西班牙兼并。后者在新大陆不断地搜刮财富，国力迅速强大。但强大之后，西班牙与欧洲新兴国家英国、法国、荷兰产生了不断的战争，加之内部消耗，最后并没有实现“真[4]实繁荣”的梦想，逐步走向了衰落。
提及荷兰，我们都知道它的风车、木鞋、郁金香和拦海大坝，当然去旅游过的人也知道这个国家对待毒品、性交易和堕胎的态度在全世界是最为自由的。这个面积只有我国湖南省1/5的国家，同样有着跌宕的兴衰史。在17世纪之前，尼德兰联邦在欧洲名不见经传，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强大的时候，甚至还受着西班牙人的统治。经历了“八十年战争”之后，尼德兰联邦才正式从西班牙帝国独立出来，建立起“荷兰共和国”。如此一个蕞尔小国，在17世纪却取代了西班牙和葡萄牙成为世界头号海洋强国，在全球范围内拥有着广泛的殖民地，我国台湾地区一度也曾沦为它的殖民地。但是好景不长，到1795年，荷兰末代执政威廉五世逃亡英国。1579年起，荷兰人苦心建立的共和国寿终正寝，享祚216年，这种短命的繁荣可以说是“昙[5]花一现”。
从欧洲的历史来看，英国一直处于边缘化，地域也远离欧洲本土。它开始崛起时人口不过2000多万。尽管英国在1588年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接着又打败了“海上马车夫”荷兰，但它并没有登上霸主的地位。随后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新技术开始不断涌现：1765年瓦特改良了蒸汽机，1768年阿克莱特发明了水力纺织机，1779年克莱普顿发明了走锭纺织机，1784年卡特莱特发明了动力纺织机，等等，包括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也是在1776年出版的。新技术的涌现导致财富格局开始发生快速的转变。英国凭借其领先的工业革命带来的财富快速增长，加之在18世纪后期的七年战争中打败了法国，从而当之无愧地成为当时的世界头号帝国，但终究也跳不出由盛变衰的周期。在19世纪以电能和内燃机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英国就已经开始落后于正在崛起的德国和美国。进入20世纪，尽管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取得了胜利，也适应时代地建立了私有产权和提倡经济自由，但“日不落帝国”并没有实现“真实繁荣”，最终沦落为美国的“跟班”。在二战中战败的德国和日本，随着战后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力后来均超过了英国。
造成这种“各领风骚数十年”的格局，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为何历史上快速强盛的经济体，有的繁荣时间长，有的却昙花一现？即便是繁荣期较长的经济体，也很难逃脱最后走向衰败的命运？假若是因为海洋等自然资源的差异，那么为何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都只风光数年？为何现在南美和非洲的中部与南部的海洋国家依然生活在贫困之中，而且历史上就没有辉煌过？假若是信仰的原因，那为何同是基督教的国家，同是伊斯兰信仰的国家，有的繁荣过，有的却没有？聪明的人类几千年来一直在探索“真实繁荣”，为何始终未能实现？一个经济体要实现“真实繁荣”，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或许像“永动机”一样，这根本就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中国朝代兴衰的“周期律”
回到中国的兴衰史，我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翻开中国历史，朝代的更迭和战争似乎印证了“富不过三代”这句古话。从秦始皇统一开始，一直到清王朝，几乎每隔200～400年就要换一个朝代，中间更有一些短命王朝。在这过程中，一些生活在偏远山区的少数民族，例如蒙古族、满族等，曾经强大到统一了整个中国，但最后仍然只维持了几百年。关于毛主席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关于历史周期律的对话有这么一段流传甚广。
1945年7月4日下午，毛泽东邀请黄炎培等人到他住的窑洞里做客。毛主席问黄老先生来延安考察有何感想？黄炎培坦然答道：“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于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显然，黄炎培先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中国共产党能跳出这个周期律吗？
对黄炎培的坦诚直言，毛泽东当即非常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接着说：“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地方的事，公之于地方的人，才能使地[6]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律，怕是有效的。”
毛主席的回答让我们看到，打破“周期律”、实现“真实繁荣”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制度问题。假若真是毛主席所说的民主就能打破这种周期律，那么又怎样去实现一国或经济体的繁荣和“真实繁荣”？当前很多国家或经济体也实行了民主制度，但它们的经济发展却依然缓慢，国民仍然生活在贫困之中。例如以民主著称的印度，经过多年的发展，其贫困人口及贫困人口所占的比率在全球来说仍然较高。
与此同时，即便皇权时代的中国同样出现过“文景之治”“武帝盛世”“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咸平之治”“永乐盛世”“万历中兴”和“康乾盛世”。假若是封建专制制度制约了经济的“真实繁荣”，为何中国的历史上又会出现这么多繁荣盛世，经济总量还是全球前列？假若不是，那又是什么呢？特别是历尽疾苦和艰辛实现了朝代的更迭，应该深知前朝制度的弊端，为何历朝历代的“贤帝”就不能“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让盛世持续？为何就打破不了黄炎培老先生所说的“周期律”？“真实繁荣”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改朝换代之后，建立新王朝的帝王们往往励精图治，此时若出现一两位“英明”的子孙，往往会把新王朝的繁荣推向鼎盛。但随之而来，积累的社会矛盾开始显现，当社会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便演绎成黄炎培老先生的“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或“求荣取辱”，然后通过老百姓造反或者外族入侵实现了改朝换代。遗憾的是，每次改朝换代并没有实现制度上的重大突破，老百姓也没有享受到改朝换代带来的生存权改进，只是换了一个家族进行统治。
既然社会矛盾演绎到一定程度，最后都是通过老百姓革命，或王朝衰败导致外敌入侵的方式结束王朝的命运，“先贤们”是否考虑过主动地去化解这些已经积累的社会矛盾，去改革导致社会矛盾产生的原有制度（即改革），避免王朝的更迭或国家的衰败？既然矛盾是通过不断积累最后集中爆发的，“先贤们”是否考虑过通过主动地不断调整制度安排，把这些矛盾在开始显现的时候就化解为无形，让经济体或王朝实现“真实繁荣”？“先贤们”的确思考和践行过这些想法，当社会矛盾开始凸显时，他们也试图通过有效的改革，来延续他们的王朝，或实现“真实繁荣”，然而成功的凤毛麟角。取得相对成功的案例，只有“废井田，开阡陌”、建立军功爵位制和统一度量衡的商鞅变法，以及实行“一条鞭法”和“考成法”的张居正。但这两位改革家一位车裂身亡，一位遭死后鞭尸。内部体制改革失败的案例不在少数，从王莽的托古改制到后来的戊戌变法，最后都以惨烈的失败而告终。北宋后期的王安石，面对朝纲腐败，贪官污吏横行，推出国家加强管制的改革措施，实行“摧制兼并，均济贫乏”的社会民主，以缓解当时收入差距悬殊的社会矛盾。但国家管制反过来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并导致国家与民争利。变法很快又被司马光等士大夫推翻，实行国家放权，权贵垄断。这一放一缩的体制剧烈变化，直接加速了北宋的灭亡。
世界范围内试图通过改革来实现国家复兴或“真实繁荣”的成功案例也凤毛麟角。从路易十六的法式改革，到离我们较近的日本明治维新、沙俄斯托雷平的“权贵私有化”改革，再到伊朗巴列维的“白色革命”以及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世界历史中企图通过改革延续繁荣的尝试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路易十六这位法国最英明的君主之一，在推行一系列激进式改革措施之后，自己被送上了断头台。明治维新的改革是成功的，但仔细分析历史，不难发现这场维新的改革成功其实是革命成功后的改革，而并非在原有的体制下进行的改革。在旧制度阻碍日本发展的当初，改革派首先提出的是“尊王攘夷”，寄希望于当时的德川幕府能进行有效的改革，但遭到的却是幕府的镇压，迫使改革派长州藩起兵。在经历了与德川幕府的鸟羽、伏见以及江户之战后，取得了战场上的胜利，才开启了明治天皇的维新
[7]改革。因此，明治维新的改革更应该看作是资产阶级革命后的产物。
1905～1907年的沙皇俄国，社会的改革要求与当局的守旧立场发生了冲突，沙皇当局在镇压了“革命”之后，却令人意想不到地启用斯托雷平进行改革，不再守旧。斯托雷平改革八年（1907～1914年）的成绩是显著的，常被人称为沙俄经济史上的“黄金时代”。斯托雷平采用国家强制推行与经济政策优惠双管齐下，使当时农村公社改革干脆利索，与此同时，铁腕下稳定推行的改革有助于市场导向的农场经济效益的发挥，于是产生了“斯托雷平奇迹”：改革的几年间，俄国资本投资总额即从26亿卢布增至51亿卢布，其中外资由9亿卢布增至19亿卢布。1913年与1900年相比，俄国人口增长22.35%，煤产量增长121%，棉花加工量增长62%，出口总额增长112%，国民总收入增长78.8%，制造业国民收入增长83%，农业国民收入增长8.6%，这些成绩在沙俄经济史上都是空前的。但斯托雷平的激进式改革缺乏公民基本原则意义上的“起点平等”。他的改革设计以权贵利益本位为出发点，贵族、地主和富农享受改革的利益，而由贫弱阶层承担改革的代价。尽管由于市场经济总体性增长，下层的绝对生活水平实际上也有所提高，但他们的相对地位却因改革规则设计得不公平而恶化，不公平竞争的力量与反竞争的“公正”要求不断积聚，最终导致了“十月革命”，他自己也于1911年被革命民粹派人士刺杀死于非命[8]。
既然社会矛盾都已经显现，而这些改革都是去化解这些社会矛盾的，这么容易达成共识的理想事情，为何实践下来成功的概率会那么小？为何改革者的命运如此多舛？既然旧制度安排已经不适应经济和社会进一步发展，而改革可以化解这些矛盾，延续经济体的繁荣，为何还会遇到那么强大的阻力？
第二节 放眼世界：求索繁荣成为新焦点
通往“罗马的道路”的东西方探索翻开历史，不难发现东、西方各大经济体都在寻求“真实繁荣”之路，但我们发现东方和西方在探索繁荣制度和制度安排方面，历来[9]差异性就很大。
在古罗马时期，西方有三权制衡的“民主”基础，法治和民主制衡的共和体制在当时就已经产生。在古罗马共和国，除了摄政官、独裁官、骑兵长官外，其他高级官吏均由民众大会选举出来。民众大会、元老院和执政官分别掌握立法、司法和行政这三种权力。公元前451年，标志着罗马法的诞生的《十二铜表法》得以颁布实施。在古罗马，法律是这个国家政策的核心和主要形式。同时，古罗马大多数官职都设有具有协议性的同僚：他们职位相等，权力相同，职责范围内的任何一项决策的做出都需要全体同僚的一致同意。此外古罗马设有监察官和保民官，监察官“握有降低骑士地位，把生活放荡而又目无法纪的元老驱逐出元老院的大权”，保民官算不上政府官员，其职位是限制官吏的权力，取消过多的权威。在共和时期的罗马，除了元老外，几乎所有的官吏都有任期限制，且官吏都有一定的年龄限制，如执政[10]官的法定年龄是年满42岁。这种体制造就了古罗马的繁荣。
而中国，从汉代起就提倡人治，“皇权至上”，这种非制衡的制度安排在西方看来缺乏“民主和自由”，弊端重重。但这种制度安排在历史上大多数时间，并没有妨碍中国称强全球。中国过去各历史朝代，绝大多数时候GDP总量都是世界前列，直到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百多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才相对较弱。
由于古代没有哪个经济体或者王朝实现过“真实繁荣”，因此，我们很难得出哪种制度或制度安排更优。
演绎到了近代两三百年以来，西方成熟经济体都继承了古罗马时期的三权制衡的“民主政治”，经济制度安排秉承“开放社会”的理[11]念，建立了可以随时“纠错”的西方式民主和自由制度，呈现了稳态和“反脆弱性”。从这段历史来看，应该说西方成熟经济体的发展经验取得了暂时的成功，以发展经验为基础的发展理论也很好地解释了过去西方发达经济体繁荣的原因。
近代史上，中国走向快速繁荣之路应该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过去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其工业化之路很多发达经济体都经历过，不过中国发展过程中的很多制度安排都与西方所推崇的理论框架相冲突，具有中国自己的特色。正是由于这种冲突的存在，每当中国经济遇到困难时，“中国崩溃论”就会盛行，很多研究者就想去证伪这一不符合西方发展之道的正确性。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国有银行破产论”，到2012年之后的“中国债务危机论”“地方政府破产论”等，这些在西方经济理论看来都无解的经济现象，通过一系列的有效改革，最后都被“无形之手”或“有形之手”化解，不仅没有出现“危机”“崩溃”，相反，还迎来新一轮的高速增长。
例如，1988年，面对市场经济的兴起，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产资料价格却是管制，中国创造性地开启了生产资料价格“双轨”体制；1996年，为解决国有银行坏账率急剧攀升，政府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对不良资产进行剥离，同时通过中央汇金注资的方式实现股份制改造；2009年，面临金融危机需要政府投资加以救助而地方政府不能主动发债的条件下，地方融资平台应运而生，实现了政府投资的快速攀升；2012年，面对民间高利贷横行，银行理财随之快速发展，而且利率之高也属罕见；2015年，经济增速仍然延续五年来的持续下行，生产资料价格持续三年多的负增长，但企业却仍然面临“融资贵、融资难”。
这些难以解释的经济现象，不仅出现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而且大多已得到了有效的解决。但在西方的经济理论框架下很难得到合理解释。可以肯定的是，到目前为止，受过系统西方经济理论熏陶的研究者，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解释、对中国特殊经济现象的解释，对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和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测，与很多并没有受过系统经济学理论熏陶的政府官员、企业家和所谓媒体资深人士相比，并没有体现多大的优势。就像中国的股市，到目前为止，海内外专业研究机构的策略分析师对市场的预测，与民间的股评师相比，也并没有体现多大的优势，因为中国股市的主导力量仍然是散户，市场的“制度缺陷”让他们更相信估值以外的故事。这也导致拥有西方成熟市场系统学习和经历的很多研究者和投资者，回国后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水土不服”。
不但中国在探索适合国情的“真实繁荣”之路，经历了两三百年发展的西方成熟经济体又何尝不是在探索之中？尽管西方成熟经济体到目前已经取得了相对的成功，但谁又能证明中国选择的这条不同于西方成熟经济体的“真实繁荣”之路不会取得最终成功呢？人类历史发展所涉及的因素那么多，各经济体的发展水平、客观环境迥异，它们的繁荣之路怎么可能只有一条？发展中经济体该怎样选择适合本国发展的繁荣之路呢？过去，全球多个发展中经济体都在不断“移植”、效仿西方成熟经济体的发展模式，或探索本国经济发展的模式，为何有的成功，有的却以失败告终？其他经济体对“真实繁荣”的现代期待
自20世纪70年代起，随着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新秩序和资本主[12]义全球化的建立，“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兴起并逐渐发展成为资本主义指导经济摆脱贫困、走向繁荣的主导理论。
二战之后，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兴起，一些发达经济体开始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但美景不长，20世纪70年代迎来了持续“滞胀”。1979年撒切尔出任英国首相和1980年里根当选美国总统后，“新自由主义”理论及政策迅速得到推广，并把全球经济带出了“滞胀”的泥潭。20世纪80年代初，拉美国家因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致使经济发展裹足不前，玻利维亚采用萨克斯开出的药方——“休克疗法”，秉承新自由主义理论，改革效果显著：玻利维亚年通货膨胀率从1985年的23000%下降到1987年的15%，GDP增速从1984年[13]的-12%提升到1987年的2.1%。一时间创造了“玻利维亚奇迹”。[14]威廉姆森以此总结出“华盛顿共识”。近三十多年来，不管是发达经济体，还是一些发展中国家，都青睐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开始步入 “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潮之中。
例如，20世纪80年代末，墨西哥、阿根廷等国开始尝试自由化改革；20世纪90年代初，为打破当时的经济困境，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的“休克疗法”开始在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大刀阔斧地推行。20世纪90年代，以印度、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韩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也在积极推行着“新自由主义”金融改革。
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些践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纷纷遭遇了经济危机和金融动荡，例如，1994～1995年墨西哥金融崩溃，1997～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紧随其后的俄罗斯、巴西、土耳其、阿根廷陆续发生金融风暴等。特别是俄罗斯的“休克式”“新自由主义”改革，带来了经济发展的倒退、国有资产遭遇权贵掠夺和三次金融危机。这些现象的出现导致全球经济研究者和实务操作者开始怀疑“新自由主义”开出的改革“药方”是否具有普适性。而同期，中国根据本国的客观情况做出的改革安排，[15]却获得了高速发展，一时间，“北京共识”似乎取代了“华盛顿共识”。20世纪90年代之后，印度也秉承“渐进式”改革理念，经济实现了平稳快速的发展，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调整，“孟买共识”的呼声日渐强大，甚至有研究者觉得到2040年，“孟买共识”将会取代[16]“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
同样选择了“新自由主义”的改革，为何不同的经济体，有的走向了繁荣，有的带来的却是危机？既然历史的文化、习俗等都会影响一国国民的经济行为，那么在寻求繁荣的制度安排时，是否也需要根据本国的国情和客观发展情况来确定？对于一个落后的经济体，又该怎样去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做出制度安排设计实现跨越式发展，延续经济体的繁荣？繁荣的经济体又怎样去建立制度体系实现“真实繁荣”？
第三节 当下中国：30年周期如何破局
“后发优势”遇到“30年周期陷阱”21世纪之初，杨小凯教授和林毅夫教授曾经在《经济学〈季[17]刊〉》围绕制度而展开关于“后发劣势”和“后发优势”的讨论。持“后发劣势”的杨小凯教授认为，落后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相对容易，但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难。落后国家倾向于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而不去模仿其制度，这虽然可以帮助落后国家的经济在短期内获得快速增长，但会强化国家机会主义，从而无法通过“渐进式”的改良解决其与长期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最终只能是积重难返，使长期发展变为不可能。因此杨小凯教授建议落后国家应该[18]由难而易，先学习发达国家的制度，才能克服“后发劣势”，否则很难实现“真实繁荣”。而持“后发优势”的林毅夫教授则认为，后发优势中的“制度瓶颈”能够通过经济与政治的不断互动而形成长期的良性演进。以新制度经济学的结论来论证，林毅夫教授认为制度都是内生的，最优制度内生决定于经济当中的很多因素。如果政府的政策诱导企业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充分利用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那么后发优势就能够充分发挥，要素禀赋结构能够得到快速提升，产业结构会以“小步快跑”的方式稳步向发达国[19]家接近，如此便能够实现经济的“真实繁荣”。
毫无疑问，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充分显示了“渐进式”改革所释放出来的“后发优势”。经过30多年渐进地改革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国民收入、人均生活水平，以及综合国力，都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创造出了“中国奇迹”。但改革红利已经释放了30年，经济在2008年也已经遇到了增长回落的困境，未来能否延续“中国奇迹”？能否实现“真实繁荣”？
20世纪之后，30年确实是一个特殊的数字，中国似乎每经历30年就会迎来发展道路的选择。1919年孙中山作为国民党首脑当选政府总理，但30年后的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1949年之后，中国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条件下走过了30年，到了1979年，转变为聚焦在经济建设上的发展道路。
翻阅全球经济发展史，我们发现30年也是一个很有趣的数字。假若我们利用二战之后这些选择性样本来进行不完全归纳，很容易发现许多经济体在经济发展每30年就会面临一次大调整的经济“陷阱”。
二战结束以后率先复兴的是美国、德国、法国和英国，从1945～1973年，经过近30年的快速重建，各大经济体都开始转变增长方式，从军用经济转向民用经济，但3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迎来的是石油危机、社会动乱以及持续近10年的经济滞胀。1980年里根上台，通过“太空刺激计划”，经济逐步恢复增长，美国经历了28年的高速增长期，直到2008年迎来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到现在也没有完全走出危机的阴霾。
出于冷战的需要，美国开始扶持日本，以改变东亚的地缘格局。1958年，在吉田茂首相的带领下，日本开始复兴并经历了31年的高速增长期。但到1989年，日本经济开始出现衰退直至今日，已经过去了20多年，经济也没有任何恢复的迹象。20世纪60年代，由于越战持续，美国把很多武器的加工订单交给了“亚洲四小龙”，与此同时，日本为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国内一些初级加工业也开始转移至这些国家及地区，“亚洲四小龙”经济的快速腾飞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然而经历了30年的高速发展，到1998年，迎来的却是东南亚金融危机。
1950年之前，阿根廷的工业主要是食品加工业和简单装备业，为改变分工格局，1950年之后，阿根廷开始重视重化工业的发展，通过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大力发展机械工业和化学工业。但经历了30年的发展，到1982年，阿根廷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债务危机，整个80年代成为了阿根廷“失去的10年”。
尽管我们认为这是不完全归纳法的结果，很容易被证伪。但巧合的是，中国经济从2008年之后就出现了增速回落的困境，距改革开放后也是恰好30年。曾经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为何会出现衰竭？曾经通过“后发优势”创造出来的“增长奇迹”，现在为何会出现调整的忧虑？未来会否演绎出“后发劣势”？中国需要怎样主动改革已有的制度安排，才能克服“后发劣势”，延续“后发优势”，从而走出“30年周期”陷阱？怎样去实现“真实繁荣”？不确定性：张力多元化的时代
2011年，有一次出差，在坐出租车去机场的路上，一朋友与我电话聊到当时温州金融改革的事情。挂完电话，出租车司机可能听我聊到改革，就开始与我交流对改革的看法。我们知道，北京出租车司机“政治觉悟”很“强”。这位出租车司机说道：当前对改革的看法分为三种人，一种人是极力主张改革的，因为他们已经依靠过去的体制获取了巨大的财富，需要通过改革来使自己的财富永久化；一种人是主张推迟改革，希望维持现状，因为他们还在发财的过程中，害怕改革阻碍自己发财；还有一种人是没有发财的，眼睁睁地看着周围很多人都发财了，而自己却没有变得富有，进而归因于改革开放，巴不得改回到改革开放前的年代。我当时笑着说道，这三种人只代表了三种诉求：产权清晰化问题、持续发展问题和经济发展中的共同富裕问题。其实，当前各群体对改革的诉求远不止这些。
改革历来就面临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要不要进行改革；第二，如何改革；第三，怎样实现改革。对于中国“要不要改革”这一议题，目前似乎已经达成共识——中国需要进一步改革，不同的群体都想[20]通过改革来实现各方面的“帕累托改进”。但是不同的群体，对如何改革有着不同的诉求，这些诉求甚至存在天壤之别。有的要求社会更加公平，诉求政府采用“打土豪，分田地”式的均等化改革；有的要求政府在确立私有产权方面更有作为，“有恒产者有恒心”，必须通过制度性建设确保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有的要求启动国有企业民营化，以突破垄断；有的则要求进一步加强国有企业的垄断，以确保经济安全和实现非常时期就业的相对稳定；等等。这么多“两难冲突”，似乎都是很难调和的矛盾，也导致决策当局不管选择什么样的改革，都会面临一些群体的指责和抨击，一旦这些指责和抨击得到放大或者被利益集团利用，就可能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
对于怎样去实现改革，有的主张改革采用“激进式”，也即“休克疗法”的方式完成，觉得“人不可能通过两步去跨越一条鸿沟”。但也有的认为，改革都是对原有利益格局的破坏，“揠苗助长”往往会事与愿违，主张“渐进式”的改革，可以减少社会因为改革所带来的震荡。不管是“激进式”，还是“渐进式”，既然是改革，就是对原有制度安排的改变，在这过程中就会对原有的经济系统产生冲击，甚至是颠覆，由于每一个经济体都存在特殊性，那么在改革过程中必然会衍生出在改革设计之初很难预估和防范的风险。
正是因为存在这些不确定性，所以，历史上当社会矛盾加剧时，去选择主动改革的经济体并不多见。由于推动改革时，社会矛盾已经开始集中体现，而改革的推进导致矛盾被利益集团利用或者放大，最后加剧了经济体或者王朝没落的先例不胜枚举。因此，任何领域的改革都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其他领域的配合，而且选择改革也应当非常谨慎。
中国过去三十多年，通过主动式改革实现了经济体的快速繁荣，创造了中国“增长奇迹”，但现在一些领域的矛盾已经比较集中，这促使我们思考，为何经过经济的快速发展，温饱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都提高了很多，对进一步改革的诉求还会如此强烈呢？为何我们过去一直在实行改革开放，现在面临的问题还是需要进一步改革？为何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够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的潜力？我们在启动下轮改革之初是否充分考虑了改革过程遇到的阻力和可能带来的风险？改革为何就不能一劳永逸地设计出绝对正确的制度安排？未来能否通过主动式改革不断释放和创造经济发展的潜力，实现经济的“真实繁荣”，不断延续“中国增长奇迹”？如何进行下一步改革？是效仿西方的发展方式，还是继续特立独行，创造出一套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一套使中国经济能实现繁荣的理论？中国下一步的改革又该选择怎样的路径，是进一步秉承“渐进式”改革，还是采取“激进式”？很多领域都需要改革，我们如何选择突破口，实现改革的事半功倍？“真实繁荣”是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健康可持续的繁荣，但很遗憾的是曾经繁荣过的经济体都只能“各领风骚数年”，不能实现持续“风骚”。为何曾经繁荣过的经济体不能实现“真实繁荣”？为何中国古代会陷入朝代更迭的“周期律”？二战之后作为战胜国的“日不落帝国”为何会被美国取代，走向衰退，而作为战败国的德国和日本却能快速发展？繁荣交替背后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1] 按照经济历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计算，在公元元年时中国的GDP占世界GDP总量的26%，在公元1000年时占22.7%，随后一直在20%以上，从1700～1820年，中国的GDP不但排名世界第一，占世界的比重也由22.3%增长到32.9%，创有史以来单一经济体占世界GDP合计的最大比重。但之后开始下降，1870年这一比重下降到17.2%，1913年到8.9%，从1950～1980年一直在4.5%左右。见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 格里芬：《牛津古希腊史》，郭小凌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3]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席代岳译，吉林：吉林出版集团，2008。
[4] 雷蒙德·卡尔：《西班牙史》，潘诚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9。
[5] 马克·T.胡克：《荷兰史》，黄毅翔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9。
[6] 黄炎培：《延安归来》，大连，中苏友好协会，1946。
[7] 威廉·G.比斯利：《明治维新》，张光、汤金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8] 秦晖：《共同的底线》，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
[9] 这方面与阿西莫格鲁的观点有相一致的地方，他认为国家的代理人——“精英集团”或“统治集团”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诺斯称为暴力的垄断权）通过成本-收益的比较来确定经济制度。制度的目的是最大化他们自身的收益而不是社会产出，只有这两个目标恰巧一致时，根据激励相容的原则，好的制度才会出现。因此制度的变迁是偶然的，不存在必然的历史规律性。Acemoglu，Daron，Simon Johnson and James Robinson，2004，“Institutions as 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Long-Run Growth”，www.nber.org/papers.
[10]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席代岳译，吉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
[11] 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陆衡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12] 新自由主义是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强调以市场为导向。它是在继承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以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为主要特征。其基本原则就是：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和私有化。通过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而著称于世。“华盛顿共识”的形成与推行，则是新自由主义从学术理论嬗变为经济范式和政治性纲领的主要标志。见诺姆·乔姆斯基著《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徐海铭、季海宏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13] 庄起善：《俄罗斯转轨经济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第38页。
[14] 20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拉美国家陷入了长达10余年的通货膨胀暴涨、债务危机爆发的经济困难。威廉姆森执笔写了《华盛顿共识》，系统地提出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各项主张，包括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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