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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23 10:5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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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梅利莎·席林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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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才

奇才试读:

好评推荐

一场穿越突破性创新者的心智、经验、灵感的奇妙旅途。梅利莎·席林的《奇才》是传记写作与社会科学的美妙结合,它将撼动你对于赢家和成功的固有思维。——罗恩·阿德纳(Ron Adner)达特茅斯大学塔克商学院《广角镜战略》(The Wide Lens)作者

我们都受益于少数几个改变世界的巨人的贡献。他们为何与众不同?梅利莎·席林的这本书是我所读过的相关著作中解释得最好的。她的书将七位超级创新者引人入胜的故事和严谨可靠的基础科学巧妙结合。读一读这本书吧,给自己的朋友也送一本。说不定会因此多出两个改变世界的创新者呢。——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Erik Brynjolfsson)麻省理工学院(MIT)《第二次机器革命》(The Second Machine Age)《人机平台:商业未来行动路线图》(Machine, Platform, Crowd)合著者《奇才》是一本非常有趣、构思巧妙的书。它带领读者走进那些改变世界的‘奇才’的生活。围绕着创造力与原创性、努力与坚持以及环境优势这些主题,梅利莎·A.席林将爱迪生、马斯克、爱因斯坦、居里夫人以及其他许多创新者的生活进行了比较。——戴维·布林(David Brin)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顾问《末日邮差》(The Postman)《透明的社会》(The Transparent Society)《存在》(Existence)获奖作者

梅利莎·席林对我们经济史中的一些顶尖发明者进行深入的研究,并据此,就发明和创新这两个主题,为我们提供了有力而新鲜的观点。这本书适用于以下人群:科学史爱好者、创新者、热衷传播有益知识的人。——亨利·切萨布鲁夫(Henry Chesbrough)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开放式创新》(Open Innovation)作者

我很喜欢这本书。它使我对思考本身进行了反思。席林在书中明确表达了一个观点,即在一个教育和科学领域广泛采用统计方法的社会,我们似乎只会变得平庸。但巨大的创新——那些改变行业乃至文明的创新——却仍来自有些怪异的个体。这些人坚信他们的方式是更好的选择。怎样才能成为像特斯拉、居里夫人、乔布斯或马斯克这样的创新人物呢?席林的书提供了答案。——罗伯特·克林吉里(Robert Cringely)《意外的帝国》(Accidental Empires)《书呆子的胜利》(Triumph of the Nerds)《书呆子2.0.1》(Nerds2.0.1)作者《奇才》,嗯,很奇特!对那些令人惊异的创新者进行了令人信服的多重个案的研究。尽管这些人在独创性方面各展其能,但席林结合自己敏锐的洞察力,为我们这些平凡之人提高自己的创新能力提供了建议。这本书简直太棒了。——凯瑟琳·M.艾森哈特(Kathleen M.Eisenhardt),斯坦福大学决策学教授《简单规则:如何在复杂世界茁壮成长》(Simple Rules:How to Thrive in a Complex World)合著者

虽然呼吁创新的口号清晰响亮,如何落实却仍扑朔迷离。席林的书提供的不是一个泛泛的食谱,而是熬出创新的基本原料。这些原料由一系列非凡各异的创新者的生活组成。而秘密调料则是从不同角度进行思考所需要的‘疏离感’,将想法付诸实践以结出硕果的热情,以及为以上各项助力的天时和地利。读之令人欲罢不能,本书综合了发人深省的传记和帮助我们点燃创新之火的宝贵课程。——丹尼尔·利文索尔(Daniel Levinthal)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奇才》巧妙地提醒了我们,如果你想理解奇才,你应该先理解离群者和例外。打破社会的期望,充满信心地去解决那些看似无法解决的难题,拥有足够的社交技巧去鼓舞他人,这些都是不寻常的品质。席林的书带领我们走过一段探索旅程——指引我们清楚地看到那些一直存在却不那么一目了然的东西。读完这本书你会对真正的天才有更深入的理解。——丽塔·麦格拉思(Rita McGrath)哥伦比亚大学

商学院的教授写出一本如此引人入胜的书并不常见,《奇才》做到了。梅利莎·席林将埃隆·马斯克和玛丽·居里这些取得突破成就的创新者的生活故事生动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对他们进行专业的分析,挖掘他们潜在的共性。书中的内容既深刻又鼓舞人心。读完这本书,我感到一种陌生的欣喜。——佛里克·韦穆伦(Freek Vermeulen)伦敦商学院

写给中国读者的话

是什么让埃隆·马斯克、马云、玛丽·居里和乔布斯拥有那么引人注目的创新成就?他们真的拥有我们无法企及的特殊天赋,还是说,在这些连续突破性创新之中,有我们可以学习或培养的东西?这些问题久久萦绕于我心,为此,我开启了一项长达七年的研究。此前,我已经在创新策略领域进行研究并授课十八年,写出了世界领先的教材《科技创新中的策略管理》(现今已出到第六版),但对于上述问题,我依然没有什么好的答案。此后,我开始了一项针对连续突破性创新者的研究——这些人在他们的一生中,不止有一次突破创新,而是接连不断地改变着世界。这个项目的最终形态就是这本《奇才》。在文中,我将带领你们穿梭这些伟大人物的生平,将他们的故事以严谨的研究方法重述,揭示他们的天赋和经历是如何导向他们那富含创意的一生的。《奇才》将展示这些创新者所共同拥有的许多显著的特质。举例来说,尽管他们都天资聪慧,大部分创新者更偏爱自我教育而不是跟随学校死板的课程学习。他们需要自己选择学习的内容、广度及深度。怎么样学,也得按自己的心意。比如马云就是个平平无奇的学生,高考多次失利。但他成了自己的老师,尤其是教会了自己设计互联网页面,而后他成立了阿里巴巴,一家非常成功的企业。埃隆·马斯克则是那种平时不上课,只会在考试时出现的学生。然而火箭科学上的自我教育最终使他成立了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发射了世界上第一枚可回收火箭。迪恩·卡门也可以证明这一点,他在校期间表现一般,并且没读完大学就退学了,但他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药物输注泵、第一个便携式肾透析机、赛格威电动车以及许许多多别的东西。

几乎所有创新者都极具理想主义,他们追寻着金钱、声誉和个人舒适之外的目标。这些目标赋予他们远见、不懈努力的动机,并支撑着他们穿过艰难险阻和外界批评。一些创新者也展现出多巴胺升高的迹象。多巴胺这种神经递质能够提升远隔联想和快速思维的能力,让人拥有非同寻常的信心和用不完的精力。但过高的多巴胺会导致精神疾病,例如精神分裂症和双向情感障碍。少量的多巴胺提升则会让创新者思路更开阔,更有成效,也更愿意承担风险。尼古拉·特斯拉以他的经历生动地展示了理想主义和多巴胺升高对人的影响。他一生致力于为人类带来免费能源以及无线通信,他相信,这两者的结合,将会终结人类的苦役并避免战争。

有一种特质明显影响了我研究的每一个“奇才”。这种特质被心理学家称为自我效能(self-efficacy)。自我效能是一种与工作任务相关的自信心。它描述了一个人相信自己能够克服困难、达到目标的程度。所有创新者都拥有相当强的自我效能,而这也驱动了他们去挑战那些被他人视为不可能的任务。此外,他们都相信自己的能力足以克服困难,因此失败不会让他们裹足不前或自我怀疑——失败不过是不够努力的信号罢了。当人们告诉马斯克可回收火箭是痴人说梦时,他只是耸耸肩,说:“我觉得我做得到。”当人们告诉卡门双轮平衡车不可能成功时,他回复:“别告诉我这不可能,是你办不到罢了。”当举世闻名的开尔文勋爵在报纸上宣称居里夫人对地球年龄的估测是错误的,镭也不是真实存在的元素时,她回到实验室,花了两年时间证明自己是对的。在欧洲所有大学的物理系都拒绝爱因斯坦的教职申请后,他找了一份专利审查员的工作,并继续他的研究。最终,他成了史上最知名和最被尊敬的物理学家之一。

虽然有些创新者拥有的特质是天生的(如马斯克、特斯拉的图像式记忆),余下的特质依然是我们可以学习,并在他人身上培养的。我希望这本书能够给你启发,使你获益。毕竟,世界上还有许多人的创新潜力仍在沉睡,等待着被唤醒。

每个冲过澡的人都曾有过奇思妙想。但只有那些冲完澡,擦干身子,马上行动,将异想付诸实践的人,才真正改变了世界。——诺兰·布什内尔(Nolan Bushnell)引言是什么使某些人具有非凡创造力?

不要告诉我这不可能,是你办不到罢了

为什么有些人具有非凡创造力?这里所说的创新者,不是那些因一个好创意名震一时的人,也不是那些抓住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而大获成功的人,而是那些一次又一次改变游戏规则的创新者:这些人终其一生都在提出并追求震惊世人的创意,对既有的假设提出挑战,完成在别人看来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是他们身上的何种特异让他们愿意并且有能力去改变世界的呢?让我们看看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的例子。

埃隆·马斯克12岁时就制作并卖出了自己的第一款电子游戏。28岁时他就已经是百万富翁了。接下来十年,他开发了电子支付系统,也就是后来的PayPal(贝宝)的前身之一。他还创建了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该公司的目标不止于征服火星。除此之外,他还帮助成立了特斯拉汽车公司(Tesla Motors),该公司是美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第一家上市的新能源汽车公司。2010年,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成功将宇宙飞船发射到运行轨道,并顺利回收火箭。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迄今为止,只有美国、俄罗斯和中国三国政府举全国之力才得以完成这项创举。更重要的是,马斯克此举证明火箭的重复使用是可行的,而此前航天工业界一直认为这是妄想。

马斯克的出身与上述行业没有任何关联,他既非富家子弟也不是名门之后。成长的过程中,他并没有任何特殊通道接触计算机、汽车或航天科技。在取得这些成就之前,他没有可利用的资源,也从未刻意积累与这些行业有关的经验。换句话说,他的成功似乎纯粹是个人意志力的结果。那是什么使马斯克既有能力又有动力去完成这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创举的呢?

尼古拉·特斯拉(Nikola Tesla)(马斯克的汽车公司就是以他命名)也是一个多产的创造者,比马斯克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名下的发明创造超过200项,其中包括世界上第一个远程无线通信系统、交流电电力系统,以及遥控机器人。许多人不理解特斯拉对创新的狂热追求,特别是考虑到他一生都未能得到足够的资金支持。和马斯克一样,特斯拉也出身平凡,在他所创新的领域没有任何优势可言。尽管在大学修过物理课程,但没有证据表明他最终拿到了相关学位。像马斯克一样,特斯拉年纪轻轻就离开了养育他的祖国,两手空空来到美国。委婉地讲,特斯拉和一般人不太一样。他一身怪毛病,饱受各种恐惧症的折磨。他不善社交,其貌不扬,这些都不利于他为自己的研究项目争取资金支持。一如马斯克,他还是完成了一项又一项在旁人看来是天方夜谭的技术成就。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物理学方面取得了同样举世震惊的成就。他26岁的时候,在四个月的时间内,连续发表了四篇论文,彻底颠覆了科学界对空间、时间、质量和能量的理解,其中每一项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在粒子物理学方面的成就,为量子力学推翻经典物理学奠定了基础。最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取得这些成就时,他的社会身份不过是一个专利审查员。他此前曾向多所大学申请物理系教职,但都遭到了拒绝。爱因斯坦求学时期对权威的蔑视使教授们对他印象不佳,以致后来他申请大学职位时,这些人拒绝提供帮助。即使在那四篇重要论文发表后,他还是得应对各方面的阻力:他对既已完备的理论提出的无礼质疑,以及他的身份(一个生活在激烈的反犹主义环境下的犹太人),都足以使他沦为被频繁攻击的目标,举步维艰。但爱因斯坦没有向同行认输。在他看来,屈从于权威(包括社会规范)是人类精神堕落的表现。这种立场使他的观点更难得到支持和正当性,但不融入圈子反倒可以让他不受同时代理论的束缚,自由地思考。后来,爱因斯坦获得了诺贝尔奖,并成为有史以来最著名的科学家。

到底是什么使这些人拥有如此非凡的创造力呢?是遗传基因、养育方式、教育背景还是幸运女神的眷顾?尽管在心理学界和商界,创造力一直是研究热点,但这一问题依然没有令人满意的解答。其中部分原因在于,那些连续创新者,即有创造性生产力的超级异类,构不成足够的研究样本。因为他们举世罕见,想大量获得这类人的样本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几乎是不可能的。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都很忙,把他们弄到实验室来进行实验同样困难。所以在商学院,我们倾向于研究如何组织创意小组、如何选择合作伙伴,以及如何设计思维能力提升训练等问题。毕竟这些是我们可以测量和把控的。目前,创新能力研究尚未告诉我们这些连续突破性创新者缘何出现,也没告诉我们怎样才能在我们自己、工作伙伴和孩子身上培养这种突破性的创新能力。

心理学对个体创造力的研究更深入一些。但这些研究关注的重点是创造力产生的一般过程。例如普通人是如何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它们没能解释为什么有些人能成为奇才。目前对创造性天才的零星研究都流于表面,不够系统,缺乏令人信服的结论和启示。例如,研究结果暗示遗传也许是天才产生的原因,这是确定无疑的,但如果你意在提高自身的创造力,知道这一点,意义不大。还有研究称,真正的天才需要大量时间练习并掌握大量信息。但这一发现和许多显而易见的例外不符。就像上文提到的,埃隆·马斯克并不是因为在太空旅行方面拥有大量的信息和经验才完成那些划时代的成就的。相反,当美国和俄罗斯的火箭制造专家告诉他,节约成本的可回收火箭想法行不通的时候,马斯克才拿起课本,开始自学火箭科学方面的知识。几个月后,他就拿出了一个电子数据表,上面详细地列出了他想建造的那种火箭所需的开支、材料和性能。马斯克是个航空“门外汉”,却成功完成了异想天开之事,部分原因是他并不知道(或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马斯克跨界行为的成功,原因在于他性格中的一些怪异之处:他喜欢挑战新难题,而不太在乎别人是否认为他有能力或权利去干这些事情。这一点非常重要。大部分研究成果表明那些越界的人会受到排挤。人们低估所谓的通才,对于那些看似活动在自己领域以外的人心存疑虑。然而像马斯克这样的局外人却拥有局内人和行业资深人士不具备的优势。那些业内资深人士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教条和设定在他们的头脑中是不存在的,他们也未在设备、专家、供应链或者顾客关系上有过投资,毕竟这些投资会让变革难以推进,丧失吸引力。例如,加夫瑞尔·艾丹(Gavriel Iddan)是以色列军方的一名导弹设计专家。他发明了一种方法,可以帮助医生看到病人肠胃系统内部的情况。获取内脏影像的传统方法是在软管的一端安置镜头。这种方法下病人很受罪,而且小肠内部的许多地方无法被探测到。但几十年以来这种方法一直是行业标准。大部分的肠胃科医生在内窥镜使用方面已经接受过大量的训练,而且许多诊所里的医生也已经花钱购置了这种设备。果然,这方面的众多革新都集中在如何改进软管、镜头或成像软件上。但是和肠胃病专家不同,艾丹是从导弹专家的角度来解决问题的。他不会去想如何用管子操控镜头,或如何用线缆传输影像这类问题。他发明了一种胶囊内镜(PillCam)。这种胶囊自带电源、光源和两个微型相机。病人吞服胶囊后,可以四处走动,与此同时,他们体内的胶囊相机会将影像发送到病人随身携带的视频设备上。大概8小时之后,病人返回医院,那里的设备会运用软件算法读取这些影像以确定病人体内的出血点。(相机胶囊一直在病人体内。)事实证明,比起传统的内窥镜,这种设备更经济(不到500美元)、更安全,病人也不会很难受。对病人来说,新方法非常便利。但让医生们接受新仪器却没那么容易。因为他们已经在原先的设备上进行了投资,也已经习惯了使用内窥镜。目前,胶囊相机在超过60个国家销售,数家公司正在生产这类竞品。胶囊相机成功解决了难题。为什么做到这一点的是局外人,而非内窥镜制造商,原因显而易见。

与此相似,优步、来福车、滴滴出行和Grab打车这些公司的出现动摇了传统出租车行业,爱彼迎、寄宿家庭和沙发客影响了酒店业,其原因便一目了然了。对于传统出租车行业和连锁酒店而言,尽管它们并不缺乏助力新兴商业模式的知识和资产,但原有的商业模式仍然限制着它们,因为人们无法轻易放弃与其相关(或专门为其设计的)的各项条件和战略承诺。改革不是容易的事情,而且即使他们尝试了,也未必能在新的商业模式中打败那些新入行者。这就是为什么颠覆性的创新总是出自行业新手而非老手,尽管后者已具备十几年的经验,在资金、设备和影响力等资源上更胜一筹。

然而,大部分的局外人并未成为连续突破性创新者,许多经验丰富的人也是如此。经验在成为突破性创新者上的确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经验是否特别重要或可靠就不得而知了。那到底什么是重要和可靠的因素呢?某些特性和资源的结合会不会提高一个人成为连续突破性创新者的概率呢?我们能否帮助人们利用自己的潜能成为突破性创新者呢(我们会想要这样做吗)?

刚开始我试图运用标准的研究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对名列各种榜单的几百名创新者进行大样本研究,尽量多地收集他们的数据。但研究结果不太令人满意。名单上的大部分发明家和企业家不过昙花一现,使人怀疑他们对成为创新者有多大借鉴之处。而且,在大批量研究这些创新者的过程中,你经常会发现与他们个人生活有关的信息非常稀少,你不得不通过他们的教育背景或工作经验得出只言片语的结论。这些研究无法使我们获得实现突破性创新的真知灼见。因此,人们很容易就盖棺论定,认为这个问题不可研究,或仅靠努力搜集资料无法洞悉答案。也许这个问题太过复杂,又或是这些创新者太过另类,以至于我们无法通过研究他们来学习实用技巧。

2011年年初,当人们发现史蒂夫·乔布斯的身体状况日益恶化时,突破性创新者的成功之源才成为亟待解答的问题。许多人,包括选修我开设的创新策略课程的学生,都开始问我苹果公司在失去了乔布斯这个著名领袖之后的命运。而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苹果公司的创新性是根植于这家企业的基因中,还是归功于史蒂夫·乔布斯一人?乔布斯的“魔法”能传给他的继任者吗?这种“魔法”已经融入苹果公司的常规中了吗?还是只体现在他一个人身上?即使得不出有实际意义的结论,这个问题也令人着迷,值得研究。于是我开始研究乔布斯,将搜集到的有关他的所有信息与创新力和创造力方面已有的研究进行比较。多年以来,为了教研,我一直追踪苹果公司。不过现在,我开始研究乔布斯这个人。为此我阅读传记、观看访谈,对所有能找到的他的言论仔细研究。我想搞清楚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的天分、他的弱点、他的信念和偏见。我还想知道是什么驱动着他,又是什么让他有实现目标的能力。幸运的是,关于乔布斯的传记有很多,他也接受过多次采访。这意味着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研究乔布斯。

很快我就发现,乔布斯和别的突破性创新者之间拥有一些惊人的相似之处。例如,我曾经写过一个迪恩·卡门(Dean Kamen)的教学案例。迪恩·卡门发明了赛格威电动车、世界上第一个便携式肾透析机、第一个药物输注泵,以及许许多多别的东西。他们的相似之处很奇特,且令人着迷。这两个人都没读完大学,20岁出头就创立了自己的公司,都未在他们后来有所建树的领域接受过大量的训练。两人都是怪胎,都有一些古怪的习惯,例如每天穿一样的衣服。乔布斯的汽车根本没有牌照,而且总是不管不顾地占用残疾人车位——泊车规则对他而言没有约束力。卡门则购买了一个岛屿(北饺岛),并在岛上自建了电力网,声称要脱离美国,以逃脱美国法律的约束。两个人的房屋陈设都与众不同。乔布斯家里没有任何家具——很少有东西能符合他独特的审美品位。卡门的房子呈六边形,有四层,并且有不止一条秘密通道。房子的走廊外观设计像是矿井,中庭放置了一个巨大的铁铸蒸汽引擎,这个引擎曾归亨利·福特(Henry Ford)所有。更重要的是,两个人对自己的推理能力和洞察力都非常自信,因此他们无视某些“规则”,而常人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却受制于此。例如,有人告诉卡门,他设想的那种靠两只脚来保持平衡的体感车是不可能造出来的。他回应道:“别告诉我这不可能,是你办不到罢了。”他还指出,许多我们认为理所应当的科学原理只不过是我们难以知晓对错的“人类法律”。在一次录像采访时,乔布斯也说过类似的话:“一旦你意识到一个简单的事实,生活就会变得开阔许多:你身边那些被你称为生活的事物,都是由并不比你聪明的人规定、制造的,而你有能力去改变。”两个人的动力都是来自理想中的目标而非物质上的收益:乔布斯将计算机视作革新人类认知的方式,就像自行车改变了人类移动的方式一样。而卡门的理想是把人类从疾病和损伤中解救出来。

这两个人都非常具有创新精神,都有一些不符合社会规范的怪癖。阅读有关二人的笔记时,我突然意识到,要了解是什么使得一些人成为连续突破性创新者,可以利用多案例研究法对少量样本(那些属于特例的创新者)进行深度研究。运用这种研究方法首先需要对案例进行描述(就像传记作家对笔下人物的描述一样),但远远不止于此。随后研究者还要比较不同案例、对每一可能的对比组进行迭代研究,尝试识别其中的相同和差异之处,并及时辨识出显现出来的类型和模式。因为研究的对象是罕见的拥有创新生产力和重大影响力的人,研究的控制组(即案例比较的对象)就是余下的每一个人。这意味着,在研究中,我们寻找的是这些创新者身上共有的特征,正是这些特征使他们不同于常人,例如,对比随机抽取的常人而言,他们明显拥有更多的怪癖。在一个或几个案例中鲜明的特点,会在别的案例中得到仔细的检验。人们非常容易在处理小样本时过度泛化一些特点,所以我们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尽量去除虚假的共性。举例来说,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和玛丽·居里(Marie Curie)都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是家里16个孩子中排行最小的儿子(尽管不是最小的孩子)。家庭排行对一个人性格和行为影响的相关推测始于20世纪初。那时,奥地利精神病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提出头生子更容易罹患神经过敏症和更容易滥用药物,因为他们必须照顾弟弟妹妹,责任太重大。而因为溺爱,家里最小的孩子通常社会共情能力差。据此,不难推断出那些突破性创新者可能是家里的幼子,因为我们发现,和社会规范不太合拍似乎是他们的共性。但这种推论经不起深究,史蒂夫·乔布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埃隆·马斯克都是家中长子,而尼古拉·特斯拉和迪恩·卡门则是家里排行中间的孩子。此外,在研究中作为案例的这些创新者中,本杰明·富兰克林是社会共情能力最高的人,但他是排行最小的儿子。尽管传言仍经久不衰,大部分与其相关的实证研究却表明,出生顺序对于性格和行为毫无影响。

我很快清楚地意识到,为了避免将他们的成功简单归功于“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我必须选择那些硕果累累的创新者。他们还应该因创新而举世闻名,这样就无人能质疑他们的成就。而这些创新也不该是无足轻重的,它们应该给世界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因为我们真正想要了解的,是这样的改变世界的能力。就实际操作层面而言,我们必须找到大量关于这些人的出版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了解他们的成长经历、教育经历、爱好、性格、才华、动机、经验和别的方方面面。在深入了解这些个体之后,我们就能将他们的特点和背景进行对比,并将之与我们已知的有关创造创新的科研成果结合起来。我希望这样的结合能指明到底什么是真正重要的部分。结果超出了我的期望。研究结果显示,创新者们在追寻他们认为极端重要的目标的道路上,一边是成功的狂喜,一边是巨大的个人牺牲。研究结果反映出一些机遇和限制,正是这些机遇和限制确保了创新者名单上的人多半是来自发达国家的男性。而且最重要的是,尽管使这些创新者异于常人的因素中有独一无二、无法仿效的成分,提高常人的突破性创新潜力的方法依然存在。挑选创新者的准则及研究方法

为了确定我心目中真正的连续突破性创新者的名单,首先,我仔细浏览了一遍各种各样有关最著名创新者的排行榜,寻找在多个榜单中都名列前茅、其成就举世公认的人。我很快就发现,人们对科技成就的共识,远远高过判别艺术、音乐的成就。艺术和音乐的欣赏注重主观感受,其排行名单因人而异,差别很大。而且,一旦艺术家或音乐家得到了承认,他们接下来的作品会受到更多的关注。这在认可其“重要性”方面会形成自我强化优势。对科技创新的评价也存在主观因素和自我强化优势,但他们的业绩标准是可以客观评测的,人们对其重要性的共识更高。例如,玛丽·居里发现那时世界上能量最大的放射性物质(镭)时,没人会对其发现的重要性提出异议。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首次提出广义相对论时,起初他的同行们对其价值还存在异议,但1919年,阿瑟·阿丁顿爵士(Sir Arthur Addington)观察到一次日全食,验证了爱因斯坦预测的正确性,广义相对论的价值因此得到公认。埃隆·马斯克证明火箭事实上可以着陆和重复利用,而且比航天工业之前预测的成本低很多,这项创举的价值就无人能够否认了,就连航空工业的中坚力量也无法否认,尽管马斯克的成功削弱了他们的竞争优势。有几个科技创新者同时出现在了每一个著名创新者的名单上,但这种情况没有出现在艺术领域。因此为了避免有时由于定义引发的争论,我决定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科技领域的创新者上,而且决定仅从已经公开的名单中挑选研究对象。

其次,我将研究对象限定为取得多项创新成果的科学家。著名创新者名单的人中,绝大多数仅拥有一项创新成果,例如珀西·勒巴伦·斯潘塞(Percy LeBaron Spencer)的微波炉、小利奥波德·戈多斯基(Leopold Godowsky Jr.)的柯达彩色胶卷、海蒂·拉玛(Hedy Lamarr)为鱼雷设计的跳频扩频(frequency-hopping spread spectrum, FHSS)技术。这种情况下,想要确定他们的成就是个人特征还是运气奇佳的结果,不太容易。为了彻底搞清楚一个人成为杰出创新者的原因,必须将那些把人生中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创新且连续取得突破性成果的人挑选出来。这些人很罕见,他们生命的意义就是实现一个接一个的突破。

再次,要想开展尽量全面、无偏见的创新者案例研究,需要阅读传记出版物以及大量第一人称的自述,如自传、采访和录像。事实上,这个标准将许多原本我很感兴趣的创新者排除在外了。原因是他们有的才崭露头角,例如拉里·佩奇(Larry Page),有的出生年代过于久远,例如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最后,在剩下的人选中,我希望选择来自不同行业或科技领域的人,例如医药、航空航天工业、电力行业以及信息技术行业,并确保他们来自不同时期,以避免从同一技术冲击带来的创新“爆发期”进行过于密集的采样。从不同时期和领域选择研究对象可以将个人因素和环境因素分离开,有利于更全面地剖析突破性创新。尽管为了阐释一些特定概念,我在本书中会不时举一些别的创新者的例子,例如马云、格雷丝·霍珀(Grace Hopper)和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但最终确定的名单只有玛丽·居里、托马斯·爱迪生、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本杰明·富兰克林、史蒂夫·乔布斯、埃隆·马斯克和尼古拉·特斯拉。

仔细研究这些人,会使我们发现一些重要的共性,了解他们改变世界的能力和动力的源头。尽管他们都非常聪明,但聪明不足以成就一个连续突破性创新者。别的因素也至关重要。这些人展示出的一些非凡的特点——怪异之处,对了解他们的想法以及他们为了实现目标所付出的巨大努力提供了重要启示。例如,他们中几乎每一个人都显示出高度的脱离社会的倾向。玛丽·居里的与众不同和慢性抑郁使她过着一种“反自然”的生活,即远离社交,甚至和自己的孩子也不太来往。这种自我孤立是她自愿的,她也明白自己的生活方式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也选择了类似的生活方式,他知道这样虽然有益于他的独立性和创造力,却无法提供心灵的慰藉。托马斯·爱迪生听力不好,这大大妨碍了他的社交,而且近乎疯狂的工作习惯意味着绝大部分时间他都待在实验室,甚至经常夜晚睡在实验室的桌子上。尽管成年后,马斯克被称作“花花公子”,但他自认是个书虫和宅男,童年时代没什么朋友。实际上,小时候因为过于内向,家里人一度以为他是个聋人。远离社交生活使这些人拥有了创造性思维能力。隔绝的生活方式意味着他们的想法不太受主流思想和规范的束缚,不从俗也意味着即使接触到主流思想和规范,他们也不会轻易接受这些东西。

他们从小对自己克服困难的能力极度自信。心理学家称之为“自我效能”。埃隆·马斯克年仅6岁就决定步行10英里,穿过南非比勒陀利亚去参加表兄的生日聚会。当他后来发现NASA无意登陆火星时,又决定凭借一己之力复活这个太空计划。有时人们称马斯克是一台“移动月球探测器”,因为他总是愿意尝试完成看似不可能实现的目标。许多人志向高远,是因为他们对自己攀登高峰的能力非常自信,对那些人们习以为常的规则视而不见。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说史蒂夫·乔布斯有“现实扭曲场(Reality Distortion Field)”,而迪恩·卡门将热力学的四大定律称为“人类的法律”而非普遍定律。同样,尼古拉·特斯拉也总是挑战不可能的事情,坚信自己会取得伟大成就,许多人认为他狂妄自大,直到他用事实证明了自己。

所有这些创新者都满怀热情地追求自己的目标,为此废寝忘食,不惜做出巨大的个人牺牲。他们中的大部分是理想主义者,为了崇高的目标,可以置舒适、名誉或家庭于不顾。尼古拉·特斯拉希望利用免费能源把人类从劳苦中解放出来。他还想通过全球通信系统实现世界和平。埃隆·马斯克想要一劳永逸地解决能源问题并将人类带往火星居住。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理想是通过平等、宽容、勤勉、节制和慈善来促进更广泛的社会和谐,以及更大程度上提高生产力。玛丽·居里深受波兰的实证主义(positivism)的启发,认为沙皇统治下的波兰只有通过全民教育(包括妇女的教育)和科技进步,才能保全自己的国家。理想主义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内在驱动,可以极大地激发一个人的斗志。实际上,为了实现理想,他们愿意付出时间和精力,会忽视社交和休闲。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如此多的突破性创新者因为抛弃或忽视家庭而受到批评,例如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爱迪生、史蒂夫·乔布斯、玛丽·居里。理想主义使他们目标明确、心无旁骛,免于凡俗的影响。特斯拉想通过全球范围内的无线传递实现国际和平并借助无限的免费能源将人类从劳苦中解放出来,马斯克想带领人类移民火星,他们都是拥有崇高理想的例子。这些理想给予创新者们一种驱力,而帮他们免除了其他有趣问题的干扰。他们像是戴着仅能目视前方的眼罩在生活,注意力仅落在他们的目标上。理想还能帮助他们抵御失败和批评,因为他们坚信自己的目标很重要,自有它的光荣和价值。例如,有一次在英国枢密院,面对一群面露嘲讽的社会精英,富兰克林不得不忍受公诉人亚历山大·韦德伯恩(Alexander Wedderburn)的无情攻击。整个过程中,富兰克林保持沉默、坦然面对,后来也没有因此选择退缩,因为他相信自己的职责是服务于上帝和整个人类。这使他占据了道德高地,可以有效地抗击侵犯。

理想绝非这些创新者的唯一动力来源。他们中的许多人孜孜不倦地工作是因为他们发现工作本身很有意义。他们中的一些人极度渴望取得成就,这是一种强烈地想要持续树立并达到高标准的人格特质。这个过程能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快乐。他们中的许多人还享受过因辛苦工作产生的“心流”(flow)带来的愉悦感,即工作本身自有的妙处和意义。例如,爱迪生是一个天生好强、精力充沛的人。他很喜欢达成目标的感觉,不管是体力还是脑力劳动,他都甘之如饴。他的许多研究并没带来什么利润,而且大家都知道他为此谴责专利体系未能保护发明家免受“强盗”的掠夺。但总体而言,对这些不如人意的事情,他很少表现出懊悔和气馁,能工作他就很开心了。他曾说过:“我从来没想过要退休。工作将这个世界变为我的天堂。”

总而言之,这些杰出的突破性创新者体现出高度共性,他们之间很相似,但这些共性也使他们显得不同寻常——怪异。研究这些人,并将研究成果与创造力和创新力方面已有的成果相结合,可以了解他们连续创新的个性背后的运作机制。个性和机制之间的差别很重要,尽管个性才是创新之源,而连续突破性创新者非常罕见,不可模仿,但我们仍可以从机制中找到挖掘和释放自身及周围人的创新潜能的方法。例如,这些人都选择了离群索居,这说明让人们去追求自己的兴趣爱好和沉淀思想是多么重要。这也说明要求整齐划一的社会规范会对创新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同时,它还表明,鼓励人们接受自己头脑中一些怪异的想法是有益的。或许,因创造力丰富或喜爱挑战规则,很多创新者当初在学校的成绩都不是很出色。这一点非常具有启发意义,对大家来说也是一种安慰。相当大比例的突破性创新者是自学成才的,他们毕业后的表现远远超过求学时期。这些都是大家从逸闻中得到的,而本书会揭示创新者成绩不佳却取得成功的原因。《奇才》这本书将围绕三大主题展开:创造力和独创性、努力与坚持、环境优势。几乎所有的突破性创新都始于一个非凡的想法或打破传统观念的信念。所以,本书的前几章将重点描述是什么激励着这些创新者打破传统,创造、产生独创性思想的。这本书将会告诉我们这些创新者的怪异之处如何使他们更有可能挑战既定的理论,寻找新的解决方案。

然而,仅有富有创意的想法是远远不够的。许多人都很有想法,头脑中各种各样的点子层出不穷,但缺乏实践、知识、资金或动机去实现这些想法。例如我们也许并不清楚自己的想法是否行得通或怎样将其付诸实践;也许我们的想法太难实现,或是太冒险了。因此,大部分具有洞察力与创意的想法都不过是灵光一现,很快就被别的更迫切需要解决的事情淹没了。一个拥有突破性思想的人很难同时还有动机、资源和毅力去追求自己的想法。尽管你大可将自己的想法告诉那些拥有更明确的动机和更好的资源的人或机构,例如功成名就的发明家或大牌公司,但这些“别的人”会坚持实现这些想法的概率微乎其微。这是因为,就其本质而言,独到的思想常常不容易被别人理解和珍视。一个人的创新思想和另一个人的资源、动机及世界观完全合拍的概率很小。这就是为什么突破性创新成果问世时,它通常是创新者在执行过程中,一边面对失败和反对意见,一边付出惊人的努力和毅力得来的结果。这本书中介绍的创新者无一不是这样奋斗出来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夜以继日地工作,牺牲了休闲、睡眠、天伦之乐,一心一意地追求自己的目标。许多人为了找到答案,顽强奋斗,尽管他们的想法被认为是离经叛道,根本不会成功的。这种惊人的献身精神和过人的精力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本书第四章和第五章将用理想主义、对成就的渴望、非凡的精力以及“心流”来解答上述问题。

另外,尽管我们发现大部分突破性创新者都拥有一些共同的人格特质,这些人格特质有助于他们产生并实现突破性想法,但恰当的时间和地点也很关键。本书第六章和第七章讲述环境优势——时代的机遇(和挑战)以及资源的获取——如何促成了这些创新者的崛起。最后,如上所述,尽管这些创新者拥有一些无法效仿的特点和经历,我们还是能从中学习到一些东西来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本书第八章的总结可以帮助我们提升创造力,不管是自己的、同事的,还是孩子的。做一个孤独者吧。这样你就有时间去好奇,去寻求真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第一章疏离感我按照自己的节奏生活……

许多最多产的突破性创新者都表现出明显的疏离感,即感到自己和他人不同,或与人群断开联系。这种疏离感体现在对社交不感兴趣、无视规则和标准,甚至疏远家庭上。要搞清楚这种疏离感的源头不容易。你很难分辨这是创新者主动选择,还是天生的人格特质使然,又或是受他们无法控制的环境所迫。但是无论是创新者本人,还是他们周围的人,他们都很容易识别出这种疏离感,而且这种感觉通常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会表现出来。爱因斯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不但表现出疏离感,还撰文描述这种感觉,深刻思考了其对他创新思维能力的影响。

众所周知,爱因斯坦对人类充满了爱和温暖,但私下的人际交往中,他却时常表现出冷淡和疏离。他拥抱人性,积极地捍卫人权、和平主义和不歧视原则。他可能是一个有趣的人,会结交并赏识自己的挚友。但在与人相处时他从不丢失这种疏离感,他的冷漠和叛逆是出了名的。他曾在《我的世界观》(The World as I See It)这本书里明确表达过自己的观点:

我对社会公义和社会责任的激情,与我在人际交往中显而易见的冷淡形成了奇特的对比。我不爱与其他的人类或是社群有直接接触。我按照自己的节奏生活,从未感觉自己真正属于国家、家庭、朋友,甚至近亲;面对这些关系时,我总是想要保持距离,渴望独处——而这种感受随着年岁的增加,越来越强烈。有的人清楚地意识到人和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以及对同类的同情心是有限度的,但这没有什么可惋惜。无疑,这样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会失去来自他人的温暖慰藉和轻松愉快的心境;但却能保持独立性,不为他人的意见、习惯和判断所左右,并且能抵抗把内心平衡建立在这样不可靠的基础之上的诱惑。

爱因斯坦于1879年3月14日出生于德国,在学习说话方面反应很慢,两岁多才张口说第一句话,而且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没有摆脱模仿言语(echolalia)的说话方式——压低嗓音,重复自己说过的语句。这种说话方式多见于自闭症儿童(据估计,大约75%的自闭症儿童中有模仿言语的说话习惯),但也会在无异常症状的情况下或孩子牙牙学语的阶段出现。爱因斯坦将自己的模仿言语归因为他学说话比较晚。他还指出,自己喜欢一遍遍默念句子,希望能在大声说出这些话之前,好好斟酌,以求完美呈现。

尽管在爱因斯坦的童年时代,家里总有孩子来玩耍,到处都是欢声笑语,他还是喜欢独自待着,做些更安静的活动。正如与他长期共事的菲利普·弗兰克(Phillipp Frank)所言:“他打小就不太合群,总在沉思。”有些心理学家推测爱因斯坦可能患有某种温和的自闭症,使得他虽能洞悉宇宙动力学,却对周边的人缺乏感知和关怀。也有人认为比尔·盖茨(Bill Gates)与他情况类似,可能是因为比尔·盖茨工作时总是晃动身体。他会将自己的上半身弯曲到45度角,然后再抬起身来,反复如此,而且晃动的幅度也会因情绪的变化而变化。许多自闭症患者都有这种反复的或无意识的身体运动,例如晃动。但盖茨认为:“(自己这样)只不过是精力太旺盛了。我不应该这样,但已经习惯了。家里人说我从小就这样。”还有人说盖茨内向,不善社交,有时不注意个人卫生。但这些都和自闭症没关系。盖茨非常聪明,高度实用主义。他的前女友安·温布拉德(Ann Winblad)曾形容他非常开朗、情感丰富,在表达感情和理解别人意图方面有很强的能力。正如温布拉德所说的那样,盖茨经常处于一种“纯粹的思考状态”,根本无心顾及个人卫生和社交礼仪。许多连续创新者、实业家和别的内驱力极强的人都有盖茨的这个特点:对智力和崇高理想的追求使他们无视个人外表或社会礼仪。不但爱因斯坦这样,史蒂夫·乔布斯、玛丽·居里和迪恩·卡门都是如此。

爱因斯坦6岁开始上学时,性格孤僻,沉默寡言,朋友不多。他不喜欢体育运动,因此还遭到同学的嘲笑。他说话很慢,老师认为他总是心不在焉。有一次老师对他说,他将因为无法适应学校教育中一些必要的纪律规定而一事无成。还有一次,爱因斯坦的父亲去征询老师的意见,想知道爱因斯坦长大从事什么职业比较好,这位老师答道:“无所谓,反正这孩子干什么都不会出色。”后来在谈到自己童年时期的学校时,爱因斯坦批评道:“对一所学校来说,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将主要精力放在树立权威,给孩子制造恐惧和压迫上。这样的治校方式摧毁了学生的健康心理和自信。”但和老师的不合并不影响爱因斯坦名列前茅。尽管在学校时,他烦透了那些教条规定和死记硬背的教学方式,他在家中却展现出对代数和科学的浓厚兴趣。马克思·塔尔穆德(Max Talmud)在医学院上学的时候,每周都会在爱因斯坦家吃一顿饭。他注意到了这个男孩对科学的强烈兴趣,就给他带了些科学和数学的书籍。他回忆道:“那些年,我从没见他读过任何通俗文学作品。也没见过他和别的同学或同龄孩子一起玩。”他还说道:“爱因斯坦看起来尤其喜欢物理,非常乐意研究各种物理现象。我给他带了几本当时在德国很有名的物理学书籍,例如A.伯恩斯坦(A.Bernstein)的《物理学的通俗读物》(Popular Books on Physical Science)和L.比希纳(L.Buchner)的《力和物质》(Force and Matter)。”塔尔穆德注意到小爱因斯坦对这些书“爱不释手”。12岁时,他开始自学高等数学,大大超出了学校的课程设置。塔尔穆德后来说:“很快他就显示出极高的数学天分,连我都望尘莫及了。”

也是那一年,尽管父母都不信教,但爱因斯坦对科学产生了“宗教般的虔诚”。同时他越来越坚信,《圣经》中的故事不可能真有其事,而且国家正在利用宗教有意识地欺骗年轻一代。从此,对权威的不信任在他心中埋下了种子,这也成为他性格的鲜明特征。就像他自己后来描述的:“这段经历使我开始对任何权威都心存疑虑,对任何特定社会环境存在的所谓确凿无疑的东西都持怀疑的态度。即使在对事物的因果关系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后,这种怀疑仍伴随着我,只是没有一开始那么强烈了。”尽管后来他回过头来信仰某个广义上的灵性存在,但对权威的厌恶也从未离他而去。这种态度直接影响了他在学校的成功。尽管爱因斯坦善于学习且才华出众,但他对权威的不敬让他和老师有了嫌隙。很少有证据显示爱因斯坦曾在课堂公然和老师对抗,但他从未掩饰对教授们的鄙视。就像他的希腊语教授说的那样:“你坐在教室后排,露出那样的笑容,这对老师赢得学生的尊重没有一点帮助。”爱因斯坦16岁时,家族的生意失败,全家搬到米兰,父母打算让爱因斯坦独自待在慕尼黑以完成学业。但16岁的爱因斯坦决定从中学退学,自学并争取考进苏黎世的一所理工学院。后来他离开德国并放弃了德国国籍(有可能是为了躲避服兵役,这是他来年满17岁后必须履行的义务)。为了继续自学,爱因斯坦购买了三本一套的朱尔·维奥勒(Jules Violle)的高等物理学课本,认真研究。

1895年秋天,爱因斯坦得到批准,提前两年参加了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Zurich Polytechnic)的入学考试。尽管他很容易就通过了数学和科学部分的考试,却在通识部分(包括文学、动物学、植物学、法语和政治)折戟而返,后来不得不去位于瑞士阿劳的一所州立学校就读。好在这所学校奉行瑞士教育改革家约翰·海因里希·裴斯泰洛齐(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的教育理念,爱因斯坦从中获益匪浅。裴斯泰洛齐认为学生应该靠自己找到问题的答案。学校应该提供机会给学生,让他们自己去观察、实验和锻炼直觉感受。爱因斯坦原来的中学强调死记硬背,要求学生服从于权威,而阿劳的学校注重培养学生的个性,鼓励他们发挥自由意志和承担责任。爱因斯坦在这里如鱼得水,也许因为这点,他开始变得爱和人交往起来,有了朋友,并展示出机智和充满魅力的一面。他那时的同学汉斯·拜兰(Hans Byland)形容他:“很自信……观察力惊人……从不循规蹈矩,人也很乐观。”

裴斯泰洛齐还强调对概念进行视觉(而非数字和语言)理解的重要性。这个基本原则影响了爱因斯坦的一生。他就是在阿劳开始了“思维实验”法。借助这种方法,他可以通过在自己的头脑中将物理概念视觉化来进行探究。例如想象闪电和移动的火车、盲目的甲虫爬过弯曲的树枝,还有专门设计的设备来确定加速电子的位置和速率。最著名的视觉思维实验是有关光的:为了理解光是如何运动的,他想象和一束光并排运动是什么样子的。如果光的确是以波的形式存在,那么这束光自己应该是静止的。这个谜题驱使他在未来做了大量相关的研究。

第二年,爱因斯坦17岁的时候,他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录取。后来他多次谈到在苏黎世的那几年是他人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就是在这里,他遇到了米凯莱·贝索(Michele Besso)和马塞尔·格罗斯曼(Marcel Grossmann)。这两个人成了他的终身好友,会时不时帮助他解决他的理论中的数学问题。在苏黎世,爱因斯坦的才智得到了广泛的承认,但他的无礼也同样出名。他总是显得心神不宁,缺乏条理,不修边幅。因为更喜欢自学,他经常翘课,落下傲慢无礼的名声。他的考试分数高的高,低的低,有些教员对他很反感。他的物理学教授海因里希·韦伯(Heinrich Weber)曾对他说:“你是个聪明的学生,但有一个缺点:你从未听进别人的意见。”1900年,爱因斯坦以几乎垫底的班级名次从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毕业。

对爱因斯坦来说,接下来几年不太顺利。他不想加入父亲的公司当一名工程师,而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那些教过他的教授也不乐意接受他成为一名助理教授,甚至拒绝为他写一份推荐信,这导致爱因斯坦在别的学校也无法找到教职。那年他21岁了,正和米列娃·马里奇(Mileva Maric)谈恋爱。马里奇是他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同学,但得不到爱因斯坦父母的认可,因为她患有慢性病,还是个瘸子。无奈下,爱因斯坦只好时不时做数学家教来养家糊口。绝望之际,他给欧洲的几乎每个物理学教授去信,恳请给他一个职位以继续研究。这些教授中绝大部分根本没有回信,回信的那几位也都一口拒绝了他。这段时期,爱因斯坦和马里奇生了一个女儿,虽然爱因斯坦本人从未公开承认过。实际上直到1986年,研究爱因斯坦的学者才通过隐匿在美国加州一家银行保险柜里的信件,惊讶地发现了这个事实。由于爱因斯坦没有正式工作,他便无法迎娶马里奇,而没有合法婚姻,他也就无法和这个孩子一起出现在公开场合。

后来到1902年,爱因斯坦的朋友马塞尔·格罗斯曼帮助他在瑞士专利局找到了一份工作,担任专利审查员。尽管干这个差事,着实委屈了他的才华,但却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爱因斯坦发现一天只花几小时就能完成工作,剩下的时间可以用来搞研究和进行思维实验。有了收入,也意味着终于可以迎娶马里奇了。1903年1月6日,他们成婚了,尽管那时他们的孩子已经被他人领养。后来爱因斯坦表示做专利审查员的那段时间,对他来说反倒因祸得福,因为如果他如愿成为助理教授,跻身学术圈的话,那么,他也许会受影响去发表支持既有理论的“安全的论文”。在学术界,论文发表之前,必须经过同行评议这个程序。只有得到同行认可的论文,才能被出版社接受。若一篇论文的内容挑战流行的观点或对在同一领域发表过论文的作者不敬(这些作者有可能就是论文评议人),那论文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而且,论文发表后,只有得到引用、成为别的论文的理论基础或有教授在课堂讲授这篇论文,那才算是被真正认可了。如果这篇论文遭到冷遇,那论文中的思想在广大读者知道之前,就会悄无声息地夭折。显而易见,爱因斯坦是冒着多么大的风险去大胆地挑战那些倍受尊敬的物理学家的神圣理论的。正是因为爱因斯坦不“属于”学术界的一员,蔑视这个圈子的规则对他来说损失没有那么惨烈。他的本性也不允许他曲意逢迎,顺从别人。还有一点,身为专利审查员,他的职业需要他善于发问,保持独立思考。

1905年对爱因斯坦来说意义重大。从3月到6月,他以令人不可思议的速度撰写论文,提出了多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物理学理论。同年,在他写给朋友康拉德·哈比希特(Conrad Habicht)的信中,对此有所提及:

为什么你还没把论文寄给我?难道你不知道你这可怜人的文章,除了我之外也不再有人会怀着兴趣和欣喜去阅读?作为交换,我会给你看我的四篇论文。第一篇是关于辐射和光的能量性能。如果你把你的论文先寄过来,你就会知道我的这篇文章多么有革命性了。第二篇论文是对原子真实大小的测定……第三篇论文证明了千分之一毫米的物体悬浮在液体中时,一定已经产生了由热运动引发的显著的随机运动。这样的物体悬浮运动已经有物理学家观测到了,他们称之为分子的布朗运动。第四篇论文目前只是草稿,关于移动物体的电动力学,运用了修正后的时空理论。

爱因斯坦上述第一篇论文中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将光视为携带能量的微粒,当时被称作“量子”(后来改称为“光子”)。他还认为光的波动效应实际上是对这些微粒在任何时刻平均位置的观察。他进行了一些基本的实证检验,得出的结果证明了他的假设。量子力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来还推翻了经典物理体系中的许多内容。但在1905年,很少有人能完全接受这个新学说。他的第二篇论文是关于原子的大小,经过了几轮修改后作为博士论文,被他提交给了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克莱纳博士。1905年4月,爱因斯坦凭借这篇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那年5月,他的第三篇论文引起了轰动。这篇论文为布朗运动的经验观察提供了理论论证,同时还令人信服地证明了阿伏伽德罗常数用一个普通的显微镜就可以确定。他的这篇论文震惊了当时的物理学界。

大概在这个时期,爱因斯坦开始经历一种“神经紧张的状态”,对牛顿定律和麦克斯韦方程之间的矛盾感到困惑:“刚开始,在我的头脑里,相对论还只是萌芽状态,我时常感到各种各样的紧张和冲突……年轻的时候,我会陷入混乱状态,花几周时间去度假。”尽管爱因斯坦对牛顿和麦克斯韦的发现很感兴趣,但他也发现了他们理论的矛盾之处。他后来说道:“光速不变原理和加速度定律是不一致的。”这个问题困扰着他,他花了近一年的时间尝试揭开这个谜题。在几乎放弃时,有一天他终于迎来了曙光。他突然意识到根本就不存在绝对时间,也没有绝对同时性,没有以太(19世纪的物理学家认为的一种充满整个空间的物质,电磁和引力凭借此物质传播),也没有绝对静止:时间是相对于观察者的运动而言的,空间也是。他通过思维实验法提出自己的观点,其中包含移动的火车和钟表。(这可能是因为那时他碰巧住在伯尔尼火车站旁边,而在他工作的专利局,他每天都会收到大量关于使钟表和电子信号同步的专利申请。)

爱因斯坦抛弃了牛顿错误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同时期的像洛伦兹(Lorentz)和庞加莱(Poincaré)这样的科学家,实际上已经接近爱因斯坦提出的理论了,却因受牛顿错误观点的影响而半途而废。换句话说,爱因斯坦之所以能提出自己的观点恰恰是因为他能漠视那些公认的智慧。他相信世界上存在简单、和谐、普遍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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