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医大师传承研究精粹(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国强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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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医大师传承研究精粹试读：

名老中医是当今中医药学术与临床发展最高水平的杰出代表，是将古老而又博大精深的中医理论与当今医学实践相结合、解决临床疑难问题的典范，也是中医学术研究和传承发展的源泉。

从2004年开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十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和“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中，先后组织实施了“名老中医学术思想、经验传承研究”课题和“名老中医临床经验、学术思想研究”项目。以国家科技计划立项的形式，对全国210位名老中医的临床经验和学术思想开展了全新“研究型继承”工作，目的是全面继承名老中医临床经验，挖掘整理学术思想，创新研究方法，提高师承效率，加速名医培养速度，提高中医临床队伍的素质和水平，为中医药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学术基础。名老中医传承研究的深入开展，是推动中医药学术经验继承与创新的重要内容，是探索符合中医药特点的人才培养机制、加强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途径，也是弘扬大医精诚医德医风的重要载体，对中医药事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2009年4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决定授予王玉川等30位同志“国医大师”荣誉称号。这些德高望重、医术精湛的国医大师们，除了临床、带教实践多年，也都亲历过各类科技计划项目课题的研究。特别是绝大多数被纳入了国家科技支撑（攻关）计划名老中医传承研究项目。为了使国医大师的学术经验和治学精神影响更多的人，也为了进一步推广应用“十五”、“十一五”名老中医传承研究的成果，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组织“十五”、“十一五”名老中医传承研究项目办公室和各相关课题组承担单位，进一步梳理了国医大师独到的诊疗经验、学术思想、思辨特点、典型医案和各具特色的成才之路等，汇集成册，以飨读者。王2010年8月国医大师王玉川

王玉川（1923～），男，汉族，上海市奉贤县人。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著名中医学家和中医教育家，《内经》和中医基础理论专家。曾任北京中医学院（现更名为北京中医药大学）副院长，现任北京中医药大学顾问。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先生长期从事中医教育和研究工作，在中医基础理论，尤其是《内经》的研究中，诸如阴阳学说的演变、气血循环理论、五行学说、运气学说、河图洛书等研究方面，均有突出成就和重要贡献。一、生平概述

王玉川教授，1923年9月30日出生于上海市奉贤县。1936年9月至1937年11月，就读于奉贤县立中学。1941～1943年，师从当时的中医名家戴云龙先生，并得到著名医家陆渊雷先生的指导，学成后在当地行医。1954年开始在江苏省松江县卫生局中医进修班和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深入学习中医相关知识，此后在南京中医学校从事相关的教学和临床工作。1957年奉卫生部调令来北京中医学院工作，一直潜心于《黄帝内经》的教学和研究。1959～1963年，在他的主持下，当时的北京中医学院主编了全国中医院校教材《内经讲义》的第一、二版。此外，他还编撰了《中医养生学》、《运气探秘》等多部著作，撰写了上百篇论文。

王玉川教授历任北京中医学院内经教研室主任、中医系主任、学院副院长等职。曾先后担任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国中医药学会第一届常务理事、中国科协第二届委员、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第一届理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八届委员会委员、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高级职称评定委员会主任、北京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委员、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名誉理事等职。现任北京中医药大学顾问，兼任北京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委员、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兼中医学科组组长、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名誉理事。2009年4月，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评为首届“国医大师”。二、学术思想和思辨特点（一）承古而不泥于古，立足于创新

王玉川教授在中医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有很深的造诣，治学严谨，作了大量的笔记，发表了几十篇文章，字里行间都反映出“承古而不泥于古，立足于创新”的学术思想。

1999年，先生提出：“创新是硬道理，是科学技术的生命线。”先生认为，任何一门科学，如果满足不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就只能走上日趋消亡的道路。正如王永炎院士所说：“囿于原有的医学模式，恪守固有的理论体系和具体的治疗措施，顺其自然地进行，这已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和人类卫生保健的需要，必须站在原有体系之上，洞察医学发展的趋势……把继承、发展、创新统一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医学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以先生对“三阴三阳”的研究为例。20世纪80年代，先生对《内经》“三阴三阳”理论作了深入的研究。先生认为，在中医古籍中，阴阳学说不但在应用方面存在着对象和方法上的差异，而且由于古代医家的学术流派不同，在具体表述上也呈现出极为复杂的状况，尤其在阴阳与五行学说相互结合之后，这种情况更为明显。比如五脏的阴阳属性，《内经》各个篇章里说法就不尽相同。先生指出，从《周易》的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到中医学中的三阴三阳，都是古代医家为了适应医疗的需要，对《周易》时代阴阳分太少的专业标准的一种改进。用三阴三阳能更精确地区分阴阳能量的盛衰多少，以利于分析自然界的种种气象变化、人体的诸多生理和病理变化，以及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三阴三阳思想的确立，在中医学发展史上，是一次了不起的重大改革，对于中医理论的建设和医疗技术的进步，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和深远的影响。为了证明此观点，先生洋洋洒洒写下3万多字，引用大量的文献资料加以论证；并且指出，“三阴三阳”的问题，也在随着研究的推进、医学的发展而发展。那种把三阴三阳的性质和次序认为是不能变动的“死板的规定”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那种以为研究和发扬中医必须倒退到《周易》那里去的认识是站不住脚的，因此，提出我们应该把故步自封、墨守成规的思想抛掉，把古代医家那种勇于改革、善于创新、富有开拓精神的老传统传承下来，发扬光大。

承古而不泥于古，注重创新，是贯穿先生研究中医理论过程的一条主线。比如在对“同证异方”的研究中，先生指出，“有是证用是方”的原则是不对的。虽然“有是证用是方”的方证对应关系都可以得到解释，但是这些解释无一不是建立在“以方测证”，即根据方药性味功能推测出病理状态这一方法的基础之上的。在方药功能固定的前提下，以方测证的结果当然百分之百符合方证相对的原则。然而，现代研究告诉我们，任何一味中药都含有多种有效成分，因而它们的药理作用也往往是多方面的，在机体不同状态下会呈现不同的功能；单味药如此，二味以上组成的复方，则更为复杂。所以，“以方测证”本身，就不是什么正确可靠的唯一的科学方法。如果我们停留在“方证相对”和“以方测证”的水平上，就永远也不会有所发现、有所前进，方证之间相互关系的谜团也就永无解开之日，中国医药学的现代化也将遥遥无期。

在对中医理论体系的研究中，先生质疑把“辨证论治”作为最具中医特色的不可改变的东西的作法。辨证论治多年来被众多学者视为“中医特色”的重要标志，但先生认为，这样的提法是不合适的。首先，辨证论治的统治地位是在牺牲了“同方异治”的宝贵经验，扼杀了寻找广谱有效方药的热情之后才取得的；其次，辨证论治的辉煌成就使人们的思维陷入永恒不变的公式之中，从而在“坚持突出中医特色”口号下的中医理论教育和临床实践以及科研工作，也只能在辨证论治的圈子里打转，与创新的客观要求越来越远。因此先生认为，那种认为辨证论治可解决一切问题，只要遵照这个体系去做，问题就都会迎刃而解，如果解决不了，那只能怨自己没有掌握好，这种认知“是一种现代迷信”。将一个完备的体系作为特色而一心加以突出的做法，实际上是一个只求稳定而不求上进的表现。因此，将辨证论治作为中医特色的做法，是背离唯物辩证法的形而上学，是个套在中医工作者头上的紧箍咒，对中医学术的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必须予以废除。只有突破这种保守思想的束缚，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中医，中医学才能有所发展，才有可能摆脱陷于消亡的困境。

先生指出辨证论治不是中医的专利。传统中医学与现代西医学的理论和技术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这是公认的事，但是，也有不少相似或相同的东西。比如，西医在急救时常用的心肺复苏术的口对口人工呼吸和心脏体外按摩，与东汉时期张仲景《金匮要略》收载的缢死急救术有着惊人的一致；而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的学说，在辨证上强调地区、气候、生活方式、职业、年龄、言谈举止、沉默、思想、睡眠、做梦特点和时间、胆量、搔痕、涂画、哭泣……大便、小便、吐痰、呕吐……出汗、寒战、畏寒、咳嗽、喷嚏、打嗝、呼吸、腹胀、安静或喧闹、出血及痔疮等多方面的信息，在论治上采取“寒则热之，热则寒之，以偏救偏”等治法，亦与中医学辨证论治十分相似。此外，现代医学里的“鉴别诊断”以及对同一个病人必须视情况不同而选用不同的治疗措施，在给药方面要考虑服药的时期（时效关系）、剂量的大小（量效关系）等原则，亦是辨证论治的体现。因此，把“辨证论治”当作中医学独有的特色是不对的。（二）创新而不废古，继承中求发展

先生常说，作为一个学者，既然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就不能没有一点可取之处，有价值的材料并不妨碍他作出荒唐的结论；反之，一篇文章作出了荒唐的结论，也不等于其中没有一点有价值的材料。因此，对于古代的文化遗产，应该采取审慎的态度，既要批判其唯心主义的虚构，又要吸取其合理的内核。这体现了大师创新而不废古的学术境界。

比如在对五行学说的研究中，先生甄别经学五行与医学五行，认为今文五脏五行学说来源于中医学的五脏五行学说。先生给中医学五脏五行说以高度的评价，认为五脏五行说引入中医学后，无论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再艰涩难懂，实用价值亦较高。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难免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和不足，却毫无疑问地蕴含着丰富的医疗经验，应当运用现代科学知识和方法，加以研究、发掘和提高。

在对体质学说的研究中，先生高度评价《内经》“阴阳二十五人”的体质学说在医学科学上的重大意义。先生认为，虽然由于历史的局限，“阴阳二十五人”体质类型学说的某些具体内容，还有不够恰当、不够完备的地方，需要进一步改进。但是，迄今为止，在中外医学史上的一切体质类型学说中，从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的气质学说，到苏联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的神经类型学说，都没能达到像“阴阳二十五人”体质学说那样细致而全面的水平。同时，先生指出，作为“阴阳二十五人”体质理论基础的“五行互藏”理论，在科学研究和临床实践中，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对“五行数”的研究中，先生指出，用五行数来描述标记万物元素论中五色、五味、五畜、五谷等与五脏的五行配属关系，未必跟实际相符，但是，这种力图运用五行数的方法来揭示包括人体在内的世界万物的统一性和规律性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对于中医学理论建设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他长期从事《内经》的理论研究，是《内经》重点学科的创建者和学科带头人之一，为北京中医药大学内经专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该校内经专业成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第一批重点学科，《内经》理论体系的研究一直处于全国前列。（三）以史为鉴，巧用古方

在临床传承教学中，先生凭借自己扎实的文献功底，常常从古典医籍中总结大量临床用药知识以示后人。比如，先生从“同方异证”的学术角度研究仲景五苓散的应用，运用深厚的理论分析对比了《医宗金鉴》、《医方集解》、《千金要方》和仲景原书的治证，指出“有是证用是方”思想的局限性。他说，五苓散在《医宗金鉴》中治证有二：“一治水逆，水入则吐；一治消渴，水入则消。”在《医方集解》中“通治诸湿腹满，水饮水肿，呕吐泄泻，水寒射肺，或喘或咳，中暑烦渴，身热头痛，膀胱积热，便秘而渴，霍乱吐泻，痰饮湿疟，身痛身重”，是取其利水渗湿之功。而仲景书却在五苓散方后说“多饮暖水，汗出愈”。《千金要方》中，五苓散亦“主时行热病，但狂言烦躁不安，精采（目光）言语不与人相主当者……水服方寸匕，日三，多饮水，汗出即愈”，其取效之由，亦是“发汗”。而北宋开宝年间高继冲进献的《伤寒论》在“伤寒叙论”一章里说：“若得伤寒病无热，但狂言烦躁不安，精气言语与人不相主，勿以火迫，但以五苓散三二钱服之，可与新汲水一升或一升半可至二升，强饮之，指刺喉中吐之，随手便愈。”取效则由于涌吐。同一个五苓散，既可用来利水渗湿，又可用来发汗，还可用作涌吐剂，而《外台秘要方》收载的“深师茯苓术散”，其方所用药物与五苓散全同，其主治证为“发白及秃落”，更是与仲景《伤寒论》五苓散的主治证全不相干，这决不是“有是证用是方”的方证相对说可以讲清楚的。

再如肾气丸。《金匮要略》既有以之利小便的，如云：“虚劳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者，八味肾气丸主之。”“妇人病……转胞不得溺……但利小便则愈，宜肾气丸主之。”又云：“男子消渴，小便反多，以饮一斗，小便一斗，肾气丸主之。”在这里，“虚劳腰痛”、“转胞”与“男子消渴”病种不同，“小便不利”、“不得溺”与“小便反多”表现亦恰好相反。而肾气丸的现代研究报告，则有治高血压的，有治前列腺肥大的，有治慢性肾炎的，有治白内障的，有治神经衰弱的，有治脑出血后遗症的，有治糖尿病的；动物实验有说可以降血糖的，也有说可见血糖升高的。所有这些，都说明“有是证用是方”的思想是不合适的。（四）强调实践，不离理论

先生强调临床，尝言：“学习中医必须早临床、多临床，在临床实践中不断提高和发展这些能力。除此之外，直到现在还没有发现别的手段。”但先生亦不忽视理论，而是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先生常总结临床经验，将之提高，上升为理论，或以之反馈于理论，而后再应用于临床，每每取得良效。

先生总结临床经验，认为“有是证用是方”的思维是不合适的，而辨证论治亦非中医诊疗的全貌。他举例说，《千金要方·卷九上》治伤寒太阳病发热无汗而喘的麻黄汤，与同书“卷二十五”的还魂汤，都是由麻黄、桂心、杏仁、甘草四味药物组成的，方名虽异而用药相同，实际上是同一个方剂。然而，还魂汤的主治证是“卒忤鬼击飞尸，诸奄忽气绝，无复觉，或已无脉，口噤不开”，与伤寒无汗的表实证毫无共同之处，其病因病机亦截然不同。何以能用药物组成完全相同的方剂来治疗？《肘后方》“疗年少气充，面生包疮”，与《和剂局方》主治“感冒风邪，鼻塞声重，语音不出，或伤风伤冷，头痛目眩，四肢拘倦，咳嗽多痰，胸满气短”的三拗汤，都是由麻黄、杏仁、甘草三药物组成，何以主治证如此迥异？脾约麻仁丸，在现代方剂学里均依《伤寒论》所说，把它视作“润下剂”，说其功效为“润肠通便”，临床习用于“虚人及老人肠燥便秘，以及习惯性便秘”。然而，以治学严谨著称的宋代名医严用和，把它列在“水肿门”中，并说：“脾约麻仁丸，虽不言治肿，然水肿人，肾囊水光，不可行走者，三服神验。”又说：“此是古法今治，肾囊水光，只一二服，以退为度，不必利也。”这些方组成用量皆相同，而作用迥异，试之临床，又皆有大效，但其取效之机理，决非方证相对所能解释。

先生认为，临床不应为方证相对所束缚，而应该勇于尝试，探索能治多病的方剂。他认为，这种方剂并非不可能，为此，他举“耆婆丸”和“芫花散”两药加以说明。“耆婆丸”方后所列主治病证有二十余条，并说“服药不过三剂，万病悉除，说无穷尽”；而“芫花散”的主治多达三十余种病证，药王孙思邈在“芫花散”方后注云：此方“始吾得之于静智道人，将三纪（十二年为一纪）于兹矣。时俗名医未之许也……其用药殊不伦次”。他对该方赞赏有加，说：“然比行之，极有神验……至于救急，其验特异。方知神物效灵，不拘常制，至理关感，智不能知……此其不知所然而然，虽圣人莫之辨也。故述之篇末，以贻后嗣好学君子详之。”孙氏按照传统理论研究了36年，仍无法解释其方组成原理的芫花散，在临床上却多次取得神奇的效验，因而感慨不已，并产生了将解开该方取效之谜的任务寄希望于后人的殷切心情。可见突破方证相对的束缚，勇于找寻一方多治的方剂，对于中医学的进步大有裨益。先生还指出：在那些沉湎于辨证论治的医家那里，对古代方书中许许多多同方治异病的例子往往视而不见。尤其将用单味方治多种病症视作江湖医生的伎俩、骗人的把戏而一笑了之。然而，单味方的疗效又往往出人意料，故民间有“单方一味，气死名医”之说。与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研究辨证论治规律，最后搞出许多令人眼花缭乱、莫衷一是的辨证分型，倒不如研究同方治异证的机制，对实现中医现代化更有意义，更能取得真正称得上创造性的成果。这是因为辨证论治并不是中医学的全部，而且它经过千百年众多医家的分析研究之后，发展的余地已十分有限，而“同方治异证”却是一块有待开垦的处女地。三、传人培养

王玉川教授与程士德教授一起培养了4名硕士研究生（陶广正、雷顺群、王祖谟、杨嘉进），与印会河教授共同培养了1名硕士研究生（辛瑛）。

陶广正，1943年1月出生，现为中国中医科学院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早年毕业于北京中医学院。1982年师从王玉川、程士德教授，获医学硕士学位。陶广正教授在中医中药治疗风湿免疫类疾病方面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医、教、研各项工作表现突出。多年来研究探讨中医学术理论及临床实践，并结合现代医学理论及科研方法，重点探讨中医痹病、风湿免疫类疾病及神经系统疾病的病因病机及其临床辨证施治规律，以中医“免疫双向调节疗法”理论为指导，提出了一整套治疗风湿免疫类疾病的方案。擅长诊治红斑狼疮、硬皮病、皮肌炎、白塞病、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痛风、干燥综合征等疾病。

雷顺群，男，1944年生，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研究员、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1978年师从王玉川、程士德教授，成为我国第一批中医研究生，1981年获医学硕士学位。雷顺群教授在长期的中医教学、科研和临床工作中，经验丰富，成果卓著。他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七年制中医教育的倡导者，撰写、制定了七年制中医教育的指导思想、培养模式、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为中医专业长学制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海内外培养了多名研究生。在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尤其在《内经》的研究中颇多建树，提出《内经》学术思想的核心在于建立“人体-自然-社会-心理”医学模式。通过现代对比方法研究，确认包含12大板块的新的《内经》理论体系框架。四、医德医风（一）教育至上，治学严谨

先生自调入北京中医学院以来，一直担任中医学的基础教学工作，在他的带领和主持下，当时的内经教研室编出了第一套教材。在教材的编写中，先生亲自撰写书稿，目前还保留着当年的手稿和油印稿，隽秀的字体令人感慨。他时时要求年轻教师要做到言之有理，强调“文以载道”，不仅自己做到言辞严谨，对《中医养生学》逐字逐句地进行审阅，对学生的论文也是精心批阅。

先生向来学风十分正派，比如他在研究张子和有关三阴三阳六气学说的学术观点时指出，张子和企图把《难经》阴阳六气说，与《素问》运气主时六气说合而为一，把两个不同学派在不同观点、不同方法支配下所作出的貌似相同而实际并不一致的六气的命名，如“厥阴风木”之与“少阳”，“少阴君火”之与“阳明”，“少阳相火”之与“太阳”，以及“太阳寒水”之与“厥阴”、“阳明燥金”之与“少阴”等等，按它们的时间座位，一一对应起来，并提出了一套对号入座的理由。粗看起来，似乎达到融会贯通、统一理论的理想境界。但是，这并不是什么理论上的统一，而是把原来还比较清楚的概念，搞得面目全非，混乱不堪。读之使人如坠云里雾里，辨不出东西南北。中医的许多理论都出现这样的怪现象，即灵活性越来越大，原则性越来越小，对同一个问题可以这样解释，又可以那样解释，尽管这两种解释是多么的矛盾，却都能言之成理。学习时不易理解，临床上又不好掌握使用，大大降低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读书十年，天下无不治之症；治病十年，天下无可读之书”的感叹，虽不免失之过激，却也正好是对理论上的紊乱状况的真实反映。因此，中医学的整理工作，应该从澄清这些被搞乱了的理论入手，如果仅仅满足于校勘、训诂、注释等传统的老方法，是远远不够的。应该把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同时，我们应认真汲取这个历史教训，不论在整理中医各种不同学说的时候，还是在中西医结合工作中，都不能采用“对号入座”的办法，而必须在弄清实质的基础上进行，否则非徒无益，而且有害。古今中外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不同学派的理论，往往是对事物不同方面的不同客观规律的反映，不能人为地强行调和。况且，现代科学实验证明，不但太阳物理、地球物理的物质运动是多种多样的，即使以生物体内的生理活动节律而论，也是五花八门、错综复杂的，它们的盛衰周期也多不尽相同。因此，对于上述两种不同的三阴三阳六气学说，既然找不到足够的支持合而为一或否定其中之一的客观依据，怎么就不能设想为本来就是名同实异、同时并存的两种生理活动节律呢？王玉川教授这种实事求是的作风深深地影响着后学之辈。（二）甘为人梯，大爱无私

在学术上，先生素以严谨出名。从他在研究中汇集的资料手稿可窥见一斑，但他对后辈学人，又是那样的宽容豁达，传授着他的经验和体会。我校第一届中医专业毕业生，现在也已成为中医基础理论界元老的刘燕池教授，谈起自己1962年毕业分配到内蒙古医学院中医系，当时要讲内经课，为了讲好此课，他返回母校，寻求帮助。当时先生就把在自己主持下历经一年写成，刚刚誊写完稿，尚未出版的《内经讲义》交给年青的毕业生作为编写讲稿的参考之用。当刘燕池老师拿到这份原稿时，心情十分激动。现在回想起来还常说“师恩难忘”。为了中医事业的发展，先生不仅自己呕心沥血，还甘为人梯。事隔30年之后，先生又把自己出版的专著《运气探秘》签好名，整齐包装，放入信箱，送给普通的内经教员郭霞珍老师。该老师回忆当时从信箱里取出来，打开看到是先生亲自签名的专著《运气探秘》时，眼睛都湿润了，想想当时自己仅仅是一个普通老师，居然得到自己敬重的德高望重的老前辈王玉川教授的专著，令人感慨万端。虽然列在先生名下的学生不多，但是先生将自己的知识，自己的研究积累毫无保留地交给年轻的中医工作者，无私地传授给下一代的做法，足以彰显先生甘为人梯，大爱无私的一代国医大师风范！

有学生这样评价他：“为人淡泊，不慕虚名。师出名门，有真才实学；学富五车，而无头角夸诞。虽非博导，而众多博导皆曾受教；未登讲堂，而授课讲稿竟出其手。著述不多，却不乏真知灼见；临床虽少，却每能一丝不苟。审查论文，从不敷衍；撰写书评，必中肯綮。尊为国医大师，谁敢谓曰不然！”国医大师王绵之

王绵之（1923～2009），男，汉族，江苏南通人。1923年出生，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主任医师。王绵之教授是中医方剂学科创建人，曾任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并先后兼任国家自然基金会生物部医学学科委员、卫生部药品评审委员会委员暨中药分委员会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科技成果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副会长、中药学会会长等职。1994年被人事部、中医药管理局确定为继承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的指导老师。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医生命与疾病认知和方法）代表性传承人。2009年1月获得北京市授予的“首都国医名师”称号。一、生平概述

王绵之教授，1923年出生于江苏南通，为中医世家第十九代传人。王老原名祖泽，“绵之”是其正式行医之初，其父赐给的“字”，取其“绵延祖业，不坠家声”之意。1942年正式悬壶乡里，1947年通过南京国民政府考试，取得“中医师合格证书”（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换发05742号“中医师证书”）。1955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并留校任教。1957年奉调至北京中医学院，成为高等中医药院校第一批教师。从此，投身于弘扬中医药学的伟大事业中。王绵之教授是中医方剂学科创建人，曾任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并先后兼任国家自然基金会生物部医学学科委员、卫生部药品评审委员会委员暨中药分委员会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科技成果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副会长、中药学会会长等职。1978年中医第一次评定职称，即由卫生部定为教授，1984年又定为终身教授。1990年被批准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王绵之教授是中医界首次获此殊荣者之一。1994年被人事部、中医药管理局确定为继承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的指导老师。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医生命与疾病认知和方法）代表性传承人。2009年1月获得北京市授予的“首都国医名师”称号。2009年4月，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评为首届“国医大师”。二、学术思想和思辨特点（一）精通医理，圆机活法

中医药理论来源于临床实践，许多在实践中总结出的理论也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加深理解，所以要“早临床，多临床”。在“读书—实践—再读书—再实践”的反复过程中，不仅可以提高对中医药理论的理解和掌握，灵活而准确地用理论指导临床实践，而且可以萌发新的思路和方法。

王教授以《内经》、《难经》及仲景学说为本，博采各家学说，不拘一格，择其善者而从之，不仅广涉内、妇、儿科及时疫、热病，而且重视自然条件与社会因素对具体病人的影响，经其所治的病人，除非绝症，鲜有不效。（二）注重四诊，尽见癥结

中医诊治疾病，习称“看病”。所谓“看”，即通过“四诊”（望、闻、问、切），对病人进行周密的观察和全面的了解，辨明病因、病机，再进行辨证论治。“四诊”作为一个整体，在运用中必须“四诊合参”，但应用中又要各有侧重。王绵之教授在总结前人经验和结合自己多年实践的基础上，针对病人的具体情况，尤其擅长望、切二诊，并以此为重点，结合有目的的问诊，作为探究癥结的主要手段，形成自己的独到之处。（三）洞悉药性，运用随心

药物只有通过合理的配伍，才能调其偏性，制其毒性，增强或改变其原来的功用，清除或缓解其对人体的不利因素，发挥其相辅相成或相反相成的综合作用，使各具特性的群药联结成一个新的有机整体，以符合辨证论治的要求，更充分地发挥药物的作用，适应比较复杂的病证的治疗。药物性能的认定，是医者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对众多药物的各种治疗作用加以归纳、总结，并以中医学的基本理论为理论基础发展而来的。王绵之教授精于医理，洞悉药性，临证应用，遣药组方，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四）参融西学，体用有序

中医学与西医学，由于在理论体系、认识论、方法论诸方面存在不一致，因此，在参融西学，为我所用的过程中，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既不片面，也不盲目。王绵之教授主张根据病情的需要，中西医配合，有条件地中药、西药共同运用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但王绵之教授还指出，中药运用应该以中医基本理论为指导，同样，西药运用应该以西医的理论为指导，故重点是中西医配合，而非单纯的中西药共用。（五）见微知著，寓防于治

王绵之教授主张：“防治老年病，当从中青年着手。否则，无异于渴而掘井，斗而铸锥。”强调“寓防于治”的重要意义，在临床实践中时时可见。例如，由于饮食条件的改善，生活、工作节奏的改变，高血脂、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的发病人群，有明显中青年化的趋势。王教授在治疗这些患者时，根据中医“心主血脉”、“脾主运化，为后天之本”、“肾藏精、主骨生髓”以及“脑为髓海”的理论，对中青年患者的辨证论治，十分注意对心、脾、肾的保护，并强调不能仅凭检验指标的正常与否，而要以中医整体观念为指导，充分发挥中药的优势，进一步调治，不留隐患，有效地制止了一些可能向心血管病、糖尿病、脑萎缩、脑软化、脑中风等病症发展的趋向。（六）纠偏救误，旨在活人

王绵之教授以擅长治疗疑难病症闻名，求医者，有许多是久治不效辗转而来。其中，确属难治者有之，陷于误治者亦为数不少。王教授运用自己丰富的临床经验，纠偏救误，转翻巧剔，常收事半功倍之效。（七）谆谆医嘱，以收全功“医嘱”，是整个医疗过程中的一项医事内容，是直接影响医疗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医医嘱，更是中医学的特色之一。王绵之教授在临床工作中，十分重视医嘱，谆谆叮嘱，不厌其烦，以求全功。其主要包括如何煎煮中药、服药时间、生活起居、饮食宜忌等。（八）临证思辨，善用药对

1.当归和桂枝配伍

[功用]当归和桂枝配伍是气血配对的典型。当归和桂枝配伍，补中有行，行中有补，既可补血温经，又能通阳行血，血虚寒凝所宜。王绵之教授认为，当归虽主入血，然其味甘、气轻、质重，集补血、行血、温阳于一体，故血虚者能用，血瘀者亦能用；桂枝虽入气分，然其味辛甘而气厚，味辛通阳，气厚助热，甘则补虚，故阳遏者能用，阳虚者亦能用。且归桂合用，即属气血配对，内涵动静相兼，寓补于行，寓行于补。

[主治]本组对药广泛适用于具有血虚寒凝的多种病症。王绵之教授十分重视此二药在《伤寒论》当归四逆汤中的配伍作用，临证常以二药为主，配合其他药物，治疗妇科疾病、血栓闭塞性脉管炎、小儿麻痹症、雷诺病等，收到良好效果。2.桂枝和白芍配伍

[功用]桂枝伍白芍，从阳而扶卫，走阴而益营，解表邪，和里气，营卫自调。体现了“动静配对”的思想。桂枝配芍药，具有良好的调和营卫气血的作用，对其配对的作用机制，王绵之教授阐述得十分精辟。他说：“桂枝辛甘而温，气薄升浮，能解肌表、通阳气而入卫祛邪。芍药味酸而寒，性涩收敛，能敛阴液、养营血而入营和里。二药合用，一气一血，一收一散，一动一静，开合相济，使表邪得解，里气和而营卫自调，融‘汗’、‘补’二药于调和营卫一法。”

王绵之教授对此二药配对的相互为用、相互监制关系，分析得更是令人叹服，他说：“桂枝主辛散，芍药主酸敛，芍药从桂枝则桂枝不峻，桂枝从芍药则芍药不寒；二者同用，还具有使桂枝辛散而不致伤阴，芍药酸寒而不致恋邪的相互制约作用。”

[主治]王绵之教授将此组对药灵活加减化裁，既用于发热汗出、恶风、脉缓的外感风寒、太阳中风证，也广泛运用于各种气血不和、自汗恶风的内伤杂病。3.芍药和甘草配伍

[功用]芍药伍甘草是酸甘配对的典型。芍药伍甘草，酸甘化阴，有缓肝和脾、益气养阴、缓急止痛等功效。白芍与甘草同用，乃《伤寒论》芍药甘草汤，亦是伤寒家推为群方之魁的桂枝汤基本组成方剂之一。该方是仲景为治疗伤寒脉浮、自汗出、小便数、心烦、微恶寒、脚挛急者所设。在《伤寒论》112方中，有31方用芍药，70方用甘草，24方芍药和甘草同用，用芍药而不配甘草的只有5方。王绵之教授极为推崇此二药的协同作用及其在方剂学中的地位，称赞芍药甘草汤起到“开酸甘化阴之先河，标调和肝脾之楷模”的作用。

[主治]白芍酸收苦泻，性寒阴柔，与甘缓性平冲和之甘草合用所具有的敛营气、泻肝木、和逆气、补脾土之功，是治疗肝脾不和、气血失调所引起的胸胁不适、腹中拘痛、手足挛急等多种病症的有效基础。临床只要辨证准确，诚然不乏其用。王绵之教授临证时，把握法度，知常达变，常将二药配伍广泛用于具有肝脾不和、气血失调等见证的各科病症，取效甚众。4.黄连和肉桂配伍

[功用]黄连、肉桂相伍同用，首出于《韩氏医通》，后冠名为交泰丸。属于寒热配对。黄连伍肉桂，泻心火，制阳亢，降心中之阳下归于肾，而不独盛于上。王绵之教授对该二药的配伍关系独具见解，认为：“黄连味苦性寒，寒可清火，苦能降泻，故能泻心火、降心中之阳下归于肾而不独盛于上；肉桂辛甘大热，能温肾阳，引火归元，致肾中之阴得以气化而上济于心。如是，一寒一热，一阴一阳，相反相成，可使肾水与心火升降协调，彼此交通。”

[主治]王绵之教授将此二药配伍同用于因肾水不能上升涵心、心阳不能下降温肾，症见心悸怔忡、失眠多梦、心烦不安等的心肾不交证。5.升麻和生地黄配伍

[功用]升麻辛散升发，性主上行，量大耗气、动血而有碍于止血。因此，王绵之教授强调升麻虽需用但剂量宜轻，且佐之以微量黄连以坚阴降火，方能相济而成功。升麻助生地黄清肺胃之热而凉血止血，体现了“升降配对”的思想。《本草新编》云：“夫吐血出于胃，衄血出于肺，止血必须地黄，非升麻不可止……”王绵之教授对此段经文深思敏悟，颇具见解，且更有发挥。他说，《本草新编》之所以云生地黄非配升麻不效，是因为生地黄虽甘苦而寒，能清热凉血止血，然性主沉降，属下焦肝肾经药，升麻性主升举上行，伍以生地黄，可引载生地黄甘苦寒凉之药性上达肺胃而清肺胃之热，以达凉血止血之功。

[主治]升麻和生地黄共用可以清肺胃之热，凉血止血，治疗吐血、衄血。6.浙贝母和连翘配伍

[功用]浙贝母合连翘，清热毒、化痰浊、开郁滞，有散结消肿之功。浙贝母味苦性寒，有清热化痰、开郁下气的作用；连翘味苦性凉，具清热泻火、消肿散结之功效。《药品化义》谓其“总治三焦诸经之火，一切血结气聚，无不调达而通畅也”。

浙贝母和连翘配伍是相使配对的典型。临床习将其相使配对，且加大剂量，掺揉于治疗痰火郁结而致的瘰疬、瘿瘤等方药之中，因药力专宏，屡治屡验。

[主治]王绵之教授对此二药配对所形成的清热毒、化痰浊、开郁闭、散结肿之功能尤为赏识，常用于治疗痰火郁结而致的瘰疬、瘿瘤等

王绵之教授立法遣药重视疏导气机升降出入，主张顺应脏腑之间相互的生理关系而调治。用药除味少量轻外，剂量亦很讲究，根据药物性质的不同剂量也有灵活的变化。相对而言，补气药用量大，行气药用量小；补血药用量大，行血药用量小。药虽平淡，配伍精巧，常能出奇制胜。以上从药对角度对王绵之教授用药规律进行了总结。三、典型医案1.当归配伍桂枝治疗痛经

贺某，女，21岁。1981年12月20日初诊。

痛经数载。

初诊：经前2天即出现心烦易怒，胸胁胀满，乳房胀痛；月经来潮的第1～2天，经行不畅，腹痛难忍，经色暗红有块，痛剧则伴呕吐，腹泻，并伴腰痛，每次均需服用止痛片方能略缓解。曾服用中药汤剂治疗，效不显：舌质淡红、苔薄白，脉细而弦。诊断为肝郁血虚型痛经，治宜养血疏肝，调经止痛。

处方：柴胡3g、炒白芍18g、当归18g、制香附12g、桑寄生18g、怀牛膝10g、川断6g、杜仲9g、茺蔚子12g、川楝子9g、制半夏12g、生姜5片，7剂，水煎服，每日1剂；于经前5天开始服用，并忌生冷、辛辣。

二诊：患者服药第6天，月经来潮，经行通畅，未见腹痛。届时，正值王老外出，遂按原方又开5剂，嘱患者继续服用至经期结束。患者自此以后，痛经消失，随访至今未复发。2.桂枝配伍白芍治疗不孕

某女，32岁。1987年12月1日初诊。结婚6年不孕。

初诊：因左侧小腹痛，曾在某医院做B超示：盆腔左侧囊性病变，不排除巧克力囊肿，炎症可能性大。诊断为子宫后壁脓肿，曾多方医治无效。现经期腹痛，小腹凉，怕冷，月经量偏多，色红有块，伴腰冷痛，舌淡、苔白腻，脉沉细。经期以温经治血调经为主。

处方：桂枝5g、丹皮9g、赤白芍各9g、制乳没各3g、桃仁9g、党参25g、炒苍术12g、当归18g、陈皮10g、红花9g、茯苓18g、制香附12g、生姜5片，水煎服。另予处方：熟地18g、仙灵脾9g、炒小茴香5g、制狗脊9g、杜仲12g、炒苍术12g、党参18g、制香附12g、丹皮9g、当归18g、炒白芍18g、红花9g、炙远志6g，水煎服，每日1剂，此方在非经期服用。

复诊：经治疗半年，患者受孕，于1989年3月生一子，母子健康。3.芍药配甘草治疗顽固性呃逆

某男，32岁。1983年7月14日初诊。

顽固性呃逆1个月。

初诊：患顽固性呃逆，诸药治疗不效，至今一个月之久。症见呃声频频而急促、洪亮，大便不干但不爽，睡眠不佳，梦多而浅，口干舌燥，舌红苔薄少，脉细数。据其呃声急促，伴有口干舌燥、舌红脉细数等特征，辨为肝阴不足，中虚热邪上逆所致。治以酸甘化阴，益胃清热之法。施以芍药甘草汤合益胃汤化裁治疗。

处方：生白芍15g、炙甘草10g、黄连15g、北沙参15g、玉竹15g、麦冬10g、绿萼梅（后下）6g、佛手花（后下）6g，10剂，水煎服，日1剂。

复诊：服药10剂后，呃逆即止，口干舌燥亦渐除。

按语：顽固性呃逆，呃声急促，呃声频频，呃声洪亮，大便不干但不爽，睡眠不好，梦多而浅，口干舌燥、舌红苔薄少，脉细数，一派肝胃阴伤之象，诸药不效达一个月之久，缘前期治法尽为苦寒沉降，辛香走窜之品。四、成才之路

王绵之教授，出生于中医世家，为第十九代传人。据家谱记载，其先祖曾为明代武将，因不满监军之宦官，遂辞官归田，于耕读课子之余，以素擅创伤外科行医乡里，此后世代相传，遂广涉内、妇、儿科。

王绵之教授幼承庭训，耳濡目染，即酷爱中医，有志继承家学。1937年秋，侵华日军南犯上海之初，南通城即遭日机轰炸，学校停办，他随家人避难于南通市郊，被迫辍学。在此期间，自学《汤头歌诀》、《药性赋》、《医学心悟》等医书。1938年初日军占领了南通城。复学无望，于是正式从其父受业学医，时年15岁。

其父王公蕴宽天资聪颖，幼承家学，13岁即从其祖胪卿公习医，精心敬业，16岁时当地时疫流行，遂正式悬壶，救人甚多。从此即驰名乡里。19岁时，乡贤张謇创建南通医科专门学校，设中、西医班各一，于是报考中医班深造，以优异成绩被录取。入学不久，即受知于南通地区享有盛名的老中医师余汝传、刘叔敏等人，尽得其心传。同时还结交了一些西医朋友，并在此后的会诊中，学到了许多西医知识。因此他以医术精湛，博学多闻，擅治内、妇、儿科与时病，享誉苏中地区，一生活人无数。尤其是坚持“贫病免费，赤贫施药”的惠民措施，深受当地平民的爱戴。他深明“庸医杀人”之害，每以“学医必精，为医必仁”自律，故教子甚严，几近于苛。王教授在父亲严格要求下，刻苦攻读了《医经原旨》、《本草从新》、《医方集解》、《温病条辨》、《伤寒论》、《金匮要略》、《内经》、《医宗金鉴》、《济阴纲目》等医书，继而侍诊、襄诊、试诊。其父经常结合典型病例，联系所学内容进行串讲，并提出要点让其解答。有时还要求默写出复诊病人前次的病案及方药，对病人的舌质、舌苔、面色，以及服药前后的变化，诘问尤详。如此严格而活泼的教学方法，使王教授从开始学医之时，就培养起专心致志、认真读书、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这为他后来的业医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贯彻于始终。许多中医经典著作的重要段落，王教授都能信口诵来，令同道、后学者折服，足见其中医理论功底之深厚。此外，他对中医药学的经典理论，以及前人的经验，在理解和运用上，多有独到之处。

1942年春，王教授正式行医，悬壶故里。擅治时疫、热病及内、妇、儿科疾病。1947年通过南京政府的考试，取得“中医师合格证书”。开业之初，因在当地世代为医，承其祖荫，求诊者日皆一二十人。1943年春，当地天花流行，经救治二名危重病人后，声名大振，诊务遂日益繁忙。

王教授临床以《内经》、《难经》及仲景学说为本，博采各家学说，不拘一格，择其善者而从之，并尝言：“中医之学，博大精深。各家之说，自有其长。但拘于一家，难免有偏，必须综合参悟，方得其全。验之临床，自然胸有圆机活法，方能临危不乱，处惊不变。”王绵之教授广涉内、妇、儿科及时疫、热病，而且重视自然条件与社会因素对具体病人的影响，所以经治病人，除非绝症，鲜有不效者。五、传人培养

1978年，王教授任全国首批中医硕士研究生导师，全国中医院校首家博士点博导，先后培养多名硕、博士，现分别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继承、发扬中医药事业工作。

1991年，王教授被评为全国首批老中医药专家指导老师，带徒三人，其中一人为国家特批台湾地区中医师黄秋阳，另两人为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家重点学科方剂教研室教师刘淑清、王煦，均顺利满师结业，其中医理论和临床水平明显提高，并获职称晋升。

2007年10月，成立“北京中医药薪火传承‘3+3’工程建设单位王绵之名老中医工作室”。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收集、整理、继承、发扬”学术经验和进一步发挥老中医药专家培养学术传承人的作用的三年工作计划，由学术继承人及历届博士毕业生（部分）主持具体工作。王绵之教授（前排左三）创建的方剂学专业教研室的大部分教师合影，其中王煦（后排右三）是其重要传人六、对中医事业的执着与热爱

王绵之教授酷爱中医药事业，20世纪50年代中期，党的教育方针和中医政策得到大力贯彻，创立了高、中级中医院校，形成了正规的中医教育制度。北京中医药大学建校初期，尚无比较成熟的办学方案、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科书，更没有系统的办学、教学经验。一切都要白手起家，要办好学、教好书，创业之艰辛是可想而知的。尤其王老作为中医方剂学科的创建人，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忘我的工作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全身心地投入到建校初期的各项工作之中。从制定教学方案、教学计划，到字斟句酌地编写教学大纲和方剂学教科书，多少个日日夜夜，王老焚膏继晷，不以为劳，为我国的中医教育事业呕心沥血，无私奉献。王绵之教授还要求自己的子孙学习中医，如长子从事中医，次子从事中药，孙女王坦于2007年考入北京中医药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中医药事业在家中也得以传承，王老深感欣慰。这些都表明了王绵之教授热爱中医药事业的赤子之心。七、文化修养

王绵之教授自幼酷爱书法，自学成才，自成一体，其字刚毅遒劲，苍劲挺拔，同时又透着南方人特有的灵秀和洒脱。王绵之教授还常作诗以抒志，如他在其八十大寿的时候曾作诗：“幼承家学读岐黄，天生傲骨气不狂。禅参三指终有得，风雨十年幸无伤。辨证论治融新说，圆机活法有奇方。悬壶济世乃天职，我愿人人寿而康。”表达了其晚年对中医的执着热爱和乐观生活的良好心态。八、医德医风“医者，仁术也”，王绵之教授宅心仁厚，志远胸宽，为人治病，从不计报酬，继承和发扬了中医先贤和祖辈“济世活人”的高尚医德、医风。急病人之所急、痛病人之所痛，时时事事为病人着想，待病人如亲人。无论是对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是普通的人民群众，以及海外来的患者，都一视同仁，认真负责。利用业余时间免费为群众诊疗疾病，深受广大患者爱戴。为此《光明日报》1986年6月14日曾于头版头条以“王绵之教授二十九年如一日义务为群众看病”为题进行了专题报道。并配以“医者，仁术也”的专评。另外，《人民日报》、《中国日报》、《中国民航画刊》等均曾有专文介绍。其高尚的医德医风，堪称后学者的楷模。国医大师方和谦

方和谦(1923-2009)，男，汉族，山东烟台人！全国著名中医学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主任医师、教授。1948年8月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是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获“首都国医名师”等荣誉称号。先生从事中医内科临床工作六十余年，积累了丰富的诊疗经验，尤其擅长治疗咳嗽、中风、心悸、眩晕、发热等内科杂病。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总结和创制了“和肝汤”、“滋补汤”等有效方剂，广泛应用于临床诊治内、外、妇等各科杂病，取得了显著的临床疗效。先生以其卓越的临证思辨能力和勤求博采的广阔胸怀，形成了独特的学术思想与诊疗思路。一、生平概述

先生1923年出生在山东烟台莱州的中医家庭，自幼随父习医。19岁（1942年）考取医师资格，开“方和谦诊所”行医。1952年参加卫生部举办的“中医学习西医学习班”学习西医知识两年。1954～1958年在北京市卫生局中医科任科员，主管中医师资格的审批，参与北京市中医医院及综合医院中医科的组建工作。1958年调往北京中医医院任内科医师、教研组组长，兼任北京中医进修学校伤寒教研室组长，教授《伤寒论》课程。其间曾带第一、二届西学中医班学员的实习，在乙脑流行期间到第一、二传染病院查房，参与乙脑的救治工作。1968年到北京朝阳医院中医科任科主任、主任医师，兼任首都医科大学教授。1993年批准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1年至2004年先后担任三批全国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人导师。从1978年起历任中华中医药学会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科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红十字会理事、北京中医药学会会长、北京市科协常务委员、北京中医杂志常务编委、北京中医学院顾问等职。2009年1月被选为“首都国医名师”，2009年4月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评选为首届“国医大师”。二、学术思想和思辨特点

先生勤于实践，善于思考，在其六十余载的行医生涯中，不仅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而且成就了他独到的学术见解，不断有所创新。（一）“燮调阴阳，以平为期”的生理观

先生受哲理医学的影响，对阴阳学说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认识。“阴阳者，天地之道也”，先生认为阴阳既是天地变化的共同规律，也是人体内在的基本规律。先生认为治病的根本目的，主要是调整人体阴阳的偏盛偏衰，促成“阴平阳秘”，以恢复和保持阴阳的相对平衡。先生在临证施治时，特别注重用“调和阴阳”、“以平为期”为基本法则来指导临床实践，形成了自己的治疗思想。如他提出和解法，即“和为扶正，解为散邪”的观点，就是通过和解、调和，使表里寒热虚实的复杂证候、脏腑阴阳的偏盛偏衰归于平复，以达到祛除病邪恢复健康的目的。他创制的“和肝汤”、“滋补汤”等经验方，均是在《内经》“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的思想指导下，重在调整阴阳形成的有效方剂。（二）“正气为本，扶正以祛邪”的治疗观

先生认为邪正斗争是影响阴阳平衡的关键，故临床辨证立法，以邪正斗争为中心，着眼于扶正以祛邪，以恢复人体正常的生理状态，从而形成了正气为本，扶正以祛邪的治疗观。

在邪正斗争方面，先生强调应以正气为本，而尤为重视脾肾在脏腑活动中作为先后天之本的重要作用。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他善于应用“扶正培本”法顾护人体正气，他曾明确指出：“治病之关键在于扶正培本，扶正就是扶助正气、补益气血阴阳；培本就是培补脾肾，恢复脏腑正常的生理功能。”先生应用扶正培本法治疗疾病要点有三，即益气血重在补脾胃、补阴阳应当益肾、补脏腑注意五行相生。

1.益气血重在补脾胃

先生认为补益气血，必须从补脾和胃、培补后天之本入手，故临证总以“调补脾胃之气”为准则，达到补益气血，扶助正气的目的。研究伤寒之治，其制方用药概括起来，“保胃气，存津液”是其特点。因此先生治病用药极为重视“顾护胃气”，提出“大病体虚，重在培中”，“大病必顾脾胃”的观点。在他治病的方剂中经常见有炒谷芽、香稻芽、焦神曲、炒莱菔子、砂仁、鸡内金、百合、麦冬、玉竹、石斛、大枣、甘草等和中养阴益气之品。对于久病虚证及老年人感受外邪的治疗，先生更强调“虚人病表建其中”，顾护胃气即可扶正祛邪。但用药需循序渐进，药性平和，用量宜轻，不温不燥，不滞不腻，不攻不泻。他认为通过保胃气，可使脾胃健运，肺气调畅，肝气和解，肾气充盈，五脏安康。先生治热病，遵吴氏“存得一分津液，便有一分生机”的思想，视养阴保津为其重要原则。提出“治伤寒注意存津，治温病重在养阴”，在解表透热或清热解毒剂中，常加入花粉、玉竹、麦冬、百合、石斛等药以顾护津液，皆是重视脾胃的具体体现。

2.补阴阳应当益肾

治疗阴阳虚衰之证，先生认为应当注意益肾。凡阳虚之证，无论卫阳、心阳、脾阳，均与肾阳有关，治疗均应适当温肾之阳；凡阴虚之证，无论心、肺、肝、胃之阴，均易涉及肾阴，治疗中当据证滋肾之阴。且应注意阴阳互根的关系，所谓“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先生对于五脏虚衰之证自制“滋补汤”，乃以四君、四物加肉桂等，脾肾两补，而经过加减用于各种虚证治疗，反映了先生重视脾肾的学术见解。

3.补脏腑注意五行相生

在各脏腑的相互滋生中，先生认为最重要莫过于先后天之本的作用。因为脏腑之生机在肾，补养在脾。故先生临证诊病，必先察脾胃是否健旺，继思气化是否正常。脾胃不和则先调脾胃，方能为进一步治疗创造条件，在后期则多考虑益肾。一般脏腑失调，脾肾俱虚时，先生先补脾以滋化源，后益肾以固根本。基于以上认识，先生遵扶正培本之大法，将脾肾阴阳气血融为一体，创制“滋补汤”，以益气养血，补益脾肾，顾护阴阳为宗旨，为补法之基本方剂，广泛应用于气血两虚、阴阳失调的病证，治疗各种疾患，屡见奇效。

4.应用补法注意事项

先生临证以补益脾肾、调和阴阳、扶助正气见长，善用补法治疗虚证和虚实夹杂证，对补法的应用提出几点注意事项。（1）明辨虚实：注意所谓“大实有羸状，至虚有盛候”，不要为假象所迷惑，勿犯虚虚实实之戒。（2）根据病情选择补法：如病势急迫，气血暴脱，宜选择峻补，且宜补足，使药效持续，方能挽救于万一。否则药性一过，元气复脱，则功亏一篑。先生在诊治虚损重症时，常以独参汤单煎顿服。而对于慢性久病，则宜用缓补之法，须日积月累，至一定时日，始建功效，切不可急于求成，一见罔效则半途而废。（3）防治补药之弊：壮阳之剂，久用易生虚火，用时宜少佐柔润之品；滋阴之品，多用腻膈碍胃，应酌加理气和胃之药。务使补气不壅中，养阴不碍胃。（4）注意虚不受补：有些病人，纵属虚衰当补，然个人体质，特别是脾胃甚虚，或有虚火滋生，虽虚而不受补，当缓缓图之，或少佐清解之品，慢慢收功，总要注意顾护胃气。（5）食养结合：先生认为，扶正培本不可专恃药饵。《素问·脏气法时论》曰：“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和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主张服药与饮食配合得当，则可补益精气。故先生对慢性病人投药每每嘱其服两剂或四剂停一天，以调养为主，有利于胃气的恢复。而常有患者向其咨询如何服补药，先生多以饮食多样，顺其自然，以“食补”不以“药补”告之。

5.扶正培本，创制“滋补汤”

[方源]先生在《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篇》补法九方的基础上，加以概括总结，自拟“滋补汤”作为补虚扶正的基本方剂。本方由四君子汤合四物汤化裁而来，在两方的基础上，减川芎，加官桂、陈皮、木香、大枣四味，集补脾肾之气于一身，又具疏通之性，有阴阳双补、气血两滋之功。

[组成]党参9g，白术9g，茯苓9g，甘草6g，熟地黄12g，白芍9g，当归9g，官桂3g，陈皮9g，木香5g，大枣4个。

方中用四君子汤之党参、茯苓、白术、炙甘草补脾益气，培后天之本；四物汤之当归、熟地、白芍滋阴补肾，养血和肝固先天之本；佐官桂、陈皮、木香、大枣温补调气，纳气归元。全方既有四君四物之气血双补之功，又有温纳疏利之力，使全方补而不滞，滋而不腻，补气养血，调和阴阳，养心健脾，柔肝和胃，益肺补肾面面俱到，又以顾护先后天之本为先，更以调补中焦为主，所用之药看似平常，实则配伍严谨、立法有度，其专为虚证而设，不管临床表现如何，但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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