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明史纲要(古代部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郭圣铭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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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明史纲要(古代部分)试读：

序言

立国于世界，就必须了解这个世界；而要了解这个世界，就必须从学习世界历史入手。

我国近代启蒙思想家龚自珍有言：“欲知大道，必为问史。”欲求中华之振兴，不能没有历史知识。在当前这个改革开放的时代，我们要面向世界，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执行正确的方针政策，明辨是非，世界史的学习尤其重要！

自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在世界史研究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世界史工作者的队伍不断扩大，世界史方面的著作和翻译作品日益增多，成绩是显著的。但比较说来，世界史这门学科在我国还相当薄弱。无论在提高的方面还是普及的方面，我们都还做得很不够。

历史理应成为公民教育的基础课。历史书除了科学性、思想性等方面的基本要求以外，还应当文情并茂，便于普及。但目前我国知识界有很多人反映：时下的一些历史书难读，世界史方面的书尤其难读，广大读者深以为苦。这种情况，不利于历史知识的普及，不利于我国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

著者不才，久拟写一部既有一定科学水平而又通俗易懂的世界史著作。然而兹事体大，深愧力不从心。这部《世界文明史纲要》，是在我历年来在大专院校历史系授课讲义的基础上整理编纂而成。全书分三卷：第一卷为古代部分；第二卷为中古部分；第三卷为近代部分。始自远古，止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近年以来，西方学者提倡用整体观点来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多称其通史著作为文明史。本书题名为《世界文明史纲要》，也是这个意思。当然，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有许多不同的解释。但一般说来，文明系对野蛮而言，它的含义比文化（culture）要来得广。文明是指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所达到的一种状态，它包括人类古往今来所积累起来的一切有用的知识。文明史是把人类社会历史当作一个发展、进步的过程来观察，检阅人类社会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所积累起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校其总成绩，总结经验教训，俾今人有所借鉴，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著者是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过程作一综合的叙述，说明我们当前这个世界是怎样发展过来的。盖亦欲探究人类历史演进之迹，通古今之变，明当世之务，用以教育自己，嘉惠方来。

本书所异于其他世界史教材的地方，就在它比较重视文化史：除了着重叙述那些“事关军国、理涉兴亡”的大事以外，还用适当篇幅来叙述科技、医药、宗教、哲学、文学、史学、地理、建筑、艺术等方面的历史创获。区区之意，在打开人类的知识宝库，展示人类创造力的伟大，以增强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信心和力量。

在新中国建立初期，著者曾出版过一本《世界古代史简编》（1956年上海群联出版社出版）。当时我国正在大力进行教学改革，世界史方面可用的教材很少。因此，我那本粗率之作，曾蒙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浙江师范学院、厦门大学等院校历史系采用作为教材。不过现在我要检讨，那本《世界古代史简编》因成书仓促，内容贫乏，有些问题的提法不正确，印刷上也有很多错误。对此，著者向以为憾，谨向采用过那本教材的同志们致歉！这次所出的《世界文明史纲要》第一卷（古代部分），在章节编排上纵与《世界古代史简编》出入不大，但著者在内容上已经作了很大的修改和补充，有些章节则是完全重新改写的。新著比旧作要充实些，篇幅增加了近1倍。深望此书能对读者有所裨益，以补前愆。

著者是从中国来看世界，用中国人的观点来写世界文明史。综观史乘，中国文明源远流长，从古到今一直发展了下来，从未中断，而且在历史上有个很长的时期是走在世界文明的前列，蔚为东亚文明中心，对周边国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在世界各国中几乎是独一无二的。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居世界之半，讲世界文明史，当然离不开中国。但目前在我国的课程设置中，中国史和世界史分为两个专业。本书有其课程范围的限制，因此著者除了仅将中国与其他国家交通往来、文化交流的事迹加以叙述以外，就没有独辟章节来专讲中国文明史。

美洲印第安人的古文明，也可以上溯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然而一般说来，在欧洲人未侵入到新大陆以前，印第安人的古文明是孤立地发展的。因此，著者在此书的古代部分就暂不辑入印第安人的历史。

本书卷末所附的“世界古代史大事综合年表”，目的在使读者能对世界古代史有个综括的了解，并把中国古代史与其他国家的古代史进行比较研究。

外国专门名词的译名，目前在我国尚难做到完全统一。本书中所出现的专门名词，凡属约定俗成、沿用已久者，均从其通译；有些则是根据名从主人的原则，另铸新词。在本书中，译名是前后一致的。凡属重要的专名，均于其第一次出现或紧要处加注外文，以便读者查考。

著者撰写此书，不敢有名山传世之想，只是准备给莘莘学子和广大世界史读者提供一部简明扼要的世界史著作。不当之处，敬希读者多多指教。郭圣铭

绪论 原始社会

一、人类的起源

1859年，英国伟大的博物学家达尔文（Charles Darwin）发表了他那划时代的巨著《物种起源》。他在这部书中根据其本人及其前辈学者所搜集的浩如烟海的事实材料，确切地、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各样物种的变异性以及它们之间的承续关系，发现了生物界的进化规律。这样，他就推翻了过去那些认为各样物种是彼此没有联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变的东西的观点，而第一次把生物学完全摆在科学的基础上。1871年，达尔文又发表了他的巨著《人类的由来》（Descent of Man）。他肯定地指出：下等动物是高等动物的端倪，人类的祖先是具有高度发展的官能但现在却早已绝迹的类人猿。

达尔文（图0—1）用科学方法证明了人类的起源，他的贡献是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的。然而，人不同于类人猿。在从类人猿转变到人的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究竟是一种什么因素呢？换句话说，即究竟是一种什么契机，得以使类人猿发展为人的呢？关于这一问题，甚至连达尔文那样伟大的天才都没有能够说明。只有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及其继承者，才对人类起源的问题提图0—1　达尔文出了深刻的、科学性的解释。

早在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他们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人类的起源，人类之从狉狉榛榛的动物界分离了出来，其先决条件便是人们“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即从事于生产劳动。后来在《资本论》和《反杜林论》等经典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地阐明了这一思想，并且对于原始社会的许多基本问题作出了论断。而在19世纪的70年代，恩格斯写成了他那篇精粹的、题为《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的专文，指出劳动便是使类人猿发展为人的根本契机。恩格斯写道：“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但是劳动还远不止如此。它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8页）

有人认为，劳动并不是人类所特有的性能，其他的动物也能劳动。例如：蜜蜂能吮花酿蜜；蚕能吐丝作茧；鸟类能建造精妙的窝巢；而海狸则能采伐树木，将之搬运到水中去构筑防护洞穴的堤堰。然而，一般动物的劳动只是一种本能的活动，它永远只是采用同样的材料，重复着同样的方法，再也不会改进。人类的劳动是与一般动物的劳动根本不同的，它是一种自觉性的、创造性的活动，不断地提高着它的生产率并且美化着它的成果。恩格斯写道：“一句话，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同前书，第517页）

其他的动物至多只能使用工具，而人类则能制造工具。例如：黑猩猩能拿用现成的木棒或石块，但任何猩猩也绝对不能制造出一件哪怕是最简单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所以美国开国时期的科学家和政治家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曾经说：“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恩格斯认为：“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同前书，第513页）

劳动促进了类人猿肢体的变化和神经系统的发展，使其逐渐地具有人的性质。由于猎取生活资料和防御敌人的必要，类人猿逐渐在地面上用后肢来直立行走，而把前肢从移动身体的重负中解放了出来，这便完成了有决定意义的第一步。

这种直立行走的姿势扩大了人类的视野，促进了人类思维能力的发展，并且促进了肺和声带的作用，同时使手变得自由了。人类的手在劳动中不断地获得新的技巧，其灵活性逐渐累积地增加着，并且一代一代地遗传了下来。恩格斯写道：“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只是由于劳动，由于和日新月异的动作相适应，由于这样所引起的肌肉、韧带以及在更长时间内引起的骨骼的特别发展遗传下来，而且由于这些遗传下来的灵巧性以愈来愈新的方式运用于新的愈来愈复杂的动作，人的手才达到这样高度的完善……”（同前书，第509—510页）劳动创造了奇迹：在原始人的手所获得的那种熟练技巧的基础上，才产生出像古希腊的菲狄亚斯（Phidias）、普拉克西特列斯（Praxiteles）等雕刻家那样巧夺天工的雕塑，才绘制出像文艺复兴时期拉斐尔（Raphael）、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等艺术大师那样无可比拟的绘画，才弹奏出像近代贝多芬（Beethoven）、莫扎特（Mozart）、肖邦（Chopin）等大音乐家那样感人肺腑的乐曲。

劳动促进了人类的合作，使之更加密切地互相结合了起来。人类在共同劳动中需要交换意见以达到互相了解的目的，这样就产生了并且日益丰富了语言。恩格斯说道：“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是惟一正确的解释。”（同前书，第511页）马克思认为：“语言是思想之直接的体现。”思维与语言是直接联系着的，没有思维的语言与没有语言的思维同样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在语言的基础上，思维才可以产生，才可以日益发展。在语言产生了以后，人类的进化就急遽地加速了。

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成为最主要的推动力，使人类得以从一般动物界分离出来，组成人类社会，从事于生产活动并发展自己的思维。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明白：劳动在从类人猿转变到人的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然而，这种从类人猿转变到人的过程，究竟是于何时何地发生的呢？关于这一问题，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还没有得到十分肯定的结论。以前曾有人作过这样的推测：大约在地质史上第三纪的末期，即距今大约100多万年以前，在亚洲与非洲之间的热带有一片现今早已沉陷在印度洋中的陆地，那上面繁息着一种特别高度发展的类人猿。这种类人猿逐渐从动物界中分离了出来，具有了人的性质。这些原始人是成群结队地生活在一起，在地面上寻找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后来，在一个很长很长的时期内，他们分批陆陆续续地移殖到亚洲、非洲、欧洲（图0—2）各地乃至太平洋诸岛。他们的后裔，经过了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形成了现今世界上的各民族。但近年以来，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在亚洲和非洲的广大地区内，特别是在东非的坦桑尼亚、肯尼亚、埃塞俄比亚等地，先后发掘出一些原始人的骨骼化石，根据最新科学方法的测定，其年代在300万年以上。这就是说，在距今300万年以前，非洲东部已经有原始人居住了。当然，这种说法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讨论。研究工作正在进行，新的科学资料在不断涌现，一种说法往往会被另一种说法所代替。然而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亚洲和非洲是人类的老家。西半球并没有原始人的踪迹。美洲的土著印第安人，原是在距今约两三万年以前由亚洲的东北部陆续移殖过去的。图0—2　在几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在移殖过程中就已经开始尝试建造自己的居住之所了。例如，在法国的特拉·阿马塔（Terra Amata）发现了一座40万年前的茅棚，此为该茅棚的复原图

在旧大陆（亚洲、非洲、欧洲）各地，广泛地存在着原始人的骨骼化石及其所使用过的工具。爪哇猿人、北京猿人（Sinanthropus）、尼安德特人（Homo Neanderthalensis）和克罗马农人（Cro-Magnon）的骨骼化石及其遗物的发现，使我们能清楚地认识到人类进化的过程，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起源的学说获得了充分有力的实物的证明。

近年以来，我国科学工作者先后在陕西蓝田、云南元谋、四川资阳、广西柳江、内蒙古河套，以及辽宁、吉林等地发现了一些原始人的骨骼化石，这是科学界的大事，引起国内外广泛的注意。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研究人类起源问题的中心之一。

二、原始社会的分期问题

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原始社会所占的时间极为漫长。如果我们假定从人类的出现直至目前是100万年，那么，原始社会所占的时间即为994 000年，而从阶级社会的形成直至目前却仅有6 000年。因为，世界史上最古的国家是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才出现的。有记载的历史时期仅约占整个人类社会历史时期的0.6%，其余99.4%概为原始社会时期。

在原始社会时期，人类慢慢地然而却是逐渐地在生产斗争中获得了进步，在经济生活和社会组织上都不断地引起了重大的变化。原始的劳动工具（其中有的是用作武器）的制造、火的使用、弓箭的发明、动物的驯养、谷物和果类的栽培、陶器的制造、语言的形成、科学技术的发轫以及艺术的萌芽，都是人类在原始社会时期所达到的巨大成就。

惟其因为原始社会在时间绵亘上极为漫长，而在那漫长的时间内，人类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组织先后又有显著的不同，于是就发生了原始社会的分期问题。

早在19世纪初叶，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就按照人类在历史上所使用过的劳动工具的制作材料，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3个阶段：石器时代、铜器（其中包括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因为石器时代所包括的时间极为漫长（世界上最早的金属器的出现约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在此以前均为石器时代），于是学者们又按照人类对于石器的加工程度以及石器的用途，复将其分为旧石器时期、中石器时期和新石器时期，以标志生产技术发展中的进步。这种按照劳动工具的制作材料来划分历史时期的方法，当然是有其一定的可取之处。马克思也说过：“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迹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4页）然而，这种分期方法是过于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史简单化了，不足以表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它把生产技术的发展与社会组织的发展割裂了开来，容易使人们对历史发展有一种错误的机械的解释。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者虽然承认这种分期方法在考古学上有其不可移易的价值，但却不采用它来标志社会发展史。

在19世纪的70年代，美国学者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 Morgan）根据其在北美印第安人中长期的研究，发表了他的巨著《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为原始社会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摩尔根（图0—3）按照人类生活资料生产的进步，把社会发展史划分为3个主要的时代：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前两者概属于原始社会史的范围。因为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极为漫长，他又把这两个时代各分为低级、中级和高级3个阶段，并且分别对人类在每一个阶段所达到的物质文明状况提出了综合性的说明。摩尔根的这种分期方法，当然比那种单纯地按照劳动工具的制作材料来划分历史时期的方法要高明些。然而，摩尔根只是用从史料研究中所得出的概念来划分历史时期，而不是按照每一个社会阶段的生产关系来划分历史时期。因此，他的这种分期方法也有严重的缺陷。恩格斯虽然在其经典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第一章中转述了摩尔根的分期方法，但却没有被这种分期方法所拘束。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末数章中，恩格斯就对原始社会提出了新的分期方法，一种以原始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为依据的分期方法。科学的史学工作者按照原始社会的发展过程，把原始社会划分为原始群和氏族公社这两个时期。又因为：在氏族社会早期，女性曾在氏族公社中居于支配地位，实行母权制；到后来，母权制才被父权制所代替。于是复将氏族公社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母权制的原始氏族公社与父权制的氏族公社。

三、原始群

原始人为了获得生活资料并与猛兽作斗争，便不得不聚集在一起来共同劳动并进行自卫。他们数十人为一伙组成了原始群，飘弋流动无定处，以采集果实并从事于渔猎。那时男女之间的性的关系，是没有尊卑长幼的“杂婚”。《吕氏春秋·恃君览》中说道：“……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捍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且犹裁万物、制禽兽、服狡虫，寒暑燥湿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备而以群聚耶？群之可聚也，相与利之也……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无衣服、履带、宫室、畜积之便，无器械、舟车、城郭、险阻之备……”（《吕氏春秋》，灵岩山馆藏版，卷二十）《列子·汤问篇》说人类在太古的时候，“长幼侪居，不君不臣，男女杂游，不媒不聘”。我国古代典籍中这一类的记载，给原始群时期人类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很生动的说明。

原始群时期是一个极为漫长的时期。如果我们假定人类社会的历史为100万年，那么，这里面大约总有96万年是属于原始群时期。在那鸿鸿蒙蒙的岁月里，人类逐步跨上了历史的阶梯。

原始人所获得的第一个划时代的进步，便是学会了火的使用。原始人最初是从喷发着的火山或在被雷击而引起燃烧的树林中见到了火，后来则知道钻木取火。由于取火的艰难，原始人常常保持着长明不灭的火。火的使用，在人类历史上标志着一个飞跃的突进，它的意义比近代蒸汽机的发明、电力的使用乃至原子能的使用更为巨大。因为，人类学会了使用火，便知道把食物煮熟了吃，便知道升火御寒，便知道烧掉地面上的原始森林和杂草，使之适合于人类的居住。而陶器的制造和金属器的铸炼，更必须是以火的使用作为先决条件的。火的使用，是人类控制自然界的起点。它使人类终于得以从一般动物界中分离了出来。恩格斯写道：“尽管蒸汽机在社会领域中实现了巨大的解放性的变革……但是毫无疑问，就世界性的解放作用而言，摩擦生火还是超过了蒸汽机，因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蒸汽机永远不能在人类的发展中引起如此巨大的飞跃……”（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4页）正因为如此，所以希腊神话中创造了一位敢于干犯天条、把天火盗至人间的英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尊之为造福于人类的最伟大的神；而我国古代神话中也有“燧人氏钻木取火”的传说。

语言是人类在原始群时期产生出来的。语言是人们用来表达意念、交流思想的工具，同时也是连接人类群体的一种纽带。语言是由于社会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它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丰富而日益丰富。最初的语言很简单，后来才发展成词汇丰富、结构复杂的语言。

在原始群时期，人们一切的活动都是集体的。他们共同生产，共同消费，没有阶级，没有剥削，而他们的思想意识也就是原始共产主义的思想意识。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很低，人们“饥则求食，饱则弃余”，不会剩下什么私有的东西，不分什么我的和你的，因而也就不会产生什么私有的观念。

原始人要经历数万年乃至数10万年才能前进一步。然而，不管这种进步的过程是如何缓慢，他们却终于奠定了那为后世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所赖以发展的基础。在原始群时期的后一阶段，人类社会中已经出现了下列的3种情况：

第一，原始群在不断地增殖、分裂，一个母群可以繁衍出许多女儿群，它的女儿群又各别地繁衍出其自己的女儿群。由于生产力的逐步提高，母群与女儿群之间便得以维持一定的经济关系，互相给予一定的援助，而组成一种以血亲关系为纽带的联合，那就是最初的部落。

第二，“同姓相婚，其生不繁”。在一个闭塞的原始群内，男女互为婚媾，其所生的子女在体质和智力上必然会带有很多不良的影响。在这里，遗传学的规律在显示着作用。原始人逐渐认识到了这种规律，于是就趋向于禁止原始群内过去所例行的那种不分尊卑长幼的“杂婚”，首先是禁止不同辈分的男女之间的性的关系，接着又禁止兄弟和姊妹之间的性的关系。这样，婚姻就不再是一种生物的现象，而逐渐成为一种社会制度。这一群体中的女性，必须从另一群体中的男子里面找到她们的夫；而这一群体中的男子，则必须从另一群体中的女性里面找到他们的妻。群体内部的婚姻关系一经禁止，族外婚即随之建立了起来。这种制度一经确立，原始群便转化为氏族公社，而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也日益密切了。

第三，由于生产力的逐步提高，原始群内部出现了以性别和年龄为基础的劳动分工。女子和小孩从事于采集植物性的食物或捕鱼，而男子则奔驰于森林原野中以从事于打猎（图0—4）。这种劳动上的分工，也促进了原始群的解体。

这样，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族外婚的建立，人类便脱离了那漫长的、朴野无文的原始群时期，而进入到新的在社会发展阶段上较为进步的氏族公社时期了。图0—4　法国拉斯科洞穴圆形画厅原始人描绘野牛和野鹿的著名壁画。约2万年前

四、氏族公社的两个阶段——母权制的原始氏族公社和父权制的氏族公社

氏族公社是以血亲关系为基础，并且借着某种社会和宗教的信条而巩固起来的组织。氏族一词，在梵文中为ganas，在希腊文中为genos，在拉丁文中为gens，在英文中则转为kin，都是血亲的意思。

在从杂婚演进到一夫一妻制的过程中，人类在婚姻关系上一般曾经历过被称为“普那路亚家庭”（the punaluan family）的群婚制阶段。在夏威夷群岛的原始部落中曾经实行过这样的一种群婚制：一群姐妹成为一个群体的核心，而她们的同胞兄弟则必须离开这个群体而入赘到其他的群体里面去。那些姐妹以来自其他群体的一群兄弟作为她们共同的丈夫，他们已不再互称为姐妹或兄弟，而互称为普那路亚（punaluan），意思是亲密的伙伴。这种普那路亚家庭的群婚制，即一个群体中的姐妹与另一群体中的兄弟集团结婚，互为共同的妻与共同的夫，曾经广泛地存在于远古时期的原始部落之中。这种制度确立了以女性为中心的只能实行族外婚的群体，这些群体更由于其他社会和宗教的原因而互相区别开来，便成了氏族。恩格斯认为：“氏族制度，在绝大多数场合下，都是从普那路亚家庭中直接发生的。”（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页）

在群婚制度下，子女的父系是无法确定的。所以当氏族制度刚刚出现时，血缘的联系只能是一概以母系为主。每一氏族有一个想象中的共同的始祖母，一代一代地以女性承续其家系。在这氏族里面，女性是主体，而她们的丈夫则系来自其他的氏族。氏族制度下的这种婚姻形态，在最初便是母权制所赖以建立的基础。

在母权制的原始氏族公社中，妻和夫之相对的地位究竟是怎样呢？关于这个问题，恩格斯曾经转引了那位曾经在北美印第安人中传教多年的牧师阿瑟·莱特（Arthur Wright）的记载来予以说明。莱特写道：“那里总是由某一个克兰‘氏族’占统治地位，因此妇女是从别的克兰‘氏族’中得到丈夫的……通常是女方在家中支配一切；贮藏品是公有的；但是，倒霉的是那种过于怠惰或过于笨拙因而不能给公共贮藏品增加一分的不幸的丈夫或情人。不管他在家里有多少子女或占有多少财产，仍然要随时听候命令，收拾行李，准备滚蛋。对于这个命令，他甚至不敢有反抗的企图；家对于他变成了地狱，除了回到自己的克兰‘氏族’去或在别的克兰内重新结婚（大多如此）以外，再也没有别的出路。妇女在克兰‘氏族’里，乃至一般在任何地方，都有很大的权力。有时，她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撤换酋长，把他贬为普通的战士。”（同前书，第44页）

母权制绝不单纯是群婚制所产生出来的一个结果。女性最初在氏族中享有很高的权力，那是有其更重要的社会物质基础的。大概在氏族制度形成之后，人类即开始经营原始性的农业，懂得了烧制陶器的方法，并且从事于编织粗劣的纺织品。在那种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中，女性实为主要的生产者，在社会生产中起主导作用，因此她们就得以在氏族中居于支配的地位（图0—5）。世界各民族在其发展途程中都曾经历过母权制的阶段，因此也几乎都有关于始祖母的传说。我国古代神话中关于女娲和嫘祖的传说，便属于这一类。

从母权制的原始氏族公社转变为父权制的氏族公社，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戈矛和弓箭的使用，金属器的铸造和使用，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奴隶劳动之最初的使用，使体力较强而没有妊娠痛苦的男子得以成为主要的生产者。同时，在婚姻制度上，普那路亚家庭的群婚制也逐渐演化为比较固定的“对偶家庭”（The pairing family）。对偶婚的制度一经建立，一对一对的配偶便得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享受着不受他人干扰的同居生活。这样，子女就可以按照父系的血统来辨识了。那些新近在生产中起着主要作用并且意识到他们自己图0—5　奥地利维伦多夫维纳斯女像。约35 000年前，此像充是子女之父的男子，便要求取消母权制分体现了原始人强调女性作为母而代之以父权制。从母权制到父权制的亲的生殖繁衍的能力和特征转变是非常自然的。恩格斯写道：“随着财富的增加，它便一方面使丈夫在家庭中占据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利用这个增强了的地位来改变传统的继承制度使之有利于子女的意图。但是，当世系还是按母权制来确定的时候，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废除母权制，而它也就被废除了。这并不像我们现在所想象的那样困难，因为这一革命—人类所经历过的最激进的革命之一—并不需要侵害到任何一个活着的氏族成员。氏族的全体成员都仍然能够保留下来，和以前一样。只要有一个简单的决定，规定以后氏族男性成员的子女应该留在本氏族内，而女性成员的子女应该离开本氏族，而转到他们父亲的氏族中去，就行了。这样就废除了按女系计算世系的办法和母系的继承权，而确立了按男系计算世系的办法和父系的继承权。这一革命在文化民族中是怎样和在何时发生的，我们毫无所知。它是完全属于史前时代的事。不过这一革命确实发生过……”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同前书，第51—52页）

由于父权制的建立，氏族公社在组织上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变为一代一代地以男性为中心来承续其家系了。父权制的氏族公社包括源出于一个始祖父的若干世代的男子和他们的妻小，甚至还有奴隶。在那里面，享有父权的家长俨然是其妻子、儿女以及奴隶的主人。不过在最初，父权制还没有迅即破坏氏族公社中那种原始共产主义的传统，公社的成员仍旧共同占有一切财产，他们聚居在共同的住宅里，共同劳动，共同消费，衣食皆从共同的储存中取用。虽然家长享有相当大的权力，但公社中一切重要事务的处理，例如财产的转移、子女的婚嫁以及解决家族成员之间的纠纷，等等，均须经过那由全体公社成员所组成的家族会议的讨论和决定。

随着父权制的建立，人类的婚姻形态也发生了一个大变革，那就是从对偶婚制中产生出固定得多的一夫一妻制。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出现，乃是父权制的必然结果。因为，居于支配地位的夫，要确凿无疑地由其亲生的子女来继承其财产和地位。尽管这种一夫一妻制并不总是严格遵行的，而且往往只是片面地限于对女方的要求，但一夫一妻制的建立确实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进步，它是人类跨入到文明时代的标志之一。

父权制的氏族公社，后来又演化为形态不一的家长制家庭公社。起初，氏族公社的成员是在公共的土地上共同进行劳动。但后来由于耕作方法的进步，尤其是由于耕犁和畜力的利用，从前非数十人共同劳动便不能完成的工作，此时只要有几个人协作就可以完成了。于是，原始的集体经营就逐渐地为个体经营所代替，而氏族公社也就分化为较小的家庭公社了。

由于氏族中那种共同使用田地、水源、森林、牧场、坟茔的传统，一家一户的小生产者仍旧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形成农村公社。农村公社是氏族制度的一种遗留，它在某些国家的历史上，特别是在俄国和东方各国的历史上曾经长期地、顽固地延续了下来。为什么东方各国在古代没有发展为典型的奴隶制国家？为什么东方各国得以较早进入到封建社会？为什么东方各国在封建时期停滞得那样久？这些问题，似乎都可以从农村公社之长期的延续这一点上得到适当的解答。

大概在氏族公社的末期，人类便发明了文字，开始进入到有历史记载的时代。从这以后，历史事实便大致上有文献资料可以稽考了。

五、氏族公社的解体与国家的出现

不论在母权制时期或父权制时期，氏族公社都是没有阶级的社会。虽然在父权制建立时已经零星地出现了一些奴隶，但在当时，奴隶劳动的使用还没有成为一种确定的制度。所以一般地说来，氏族公社中并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事实，因此也就不需要有什么运用暴力和强迫人们服从暴力的特殊机关。在原始时代，人们不知道什么叫作国家。

在氏族制度下，人们的社会活动是全靠习惯和传统的力量来维系的。虽然家长（不论其为女性或男性）享有很高的威信并且受到尊敬，但一切人都可以参与公社事务的管理，他们是平等而自由的。对于北美印第安人（图0—6）氏族公社中那种朴实的、充分民主的生活，恩格斯曾经赞美道：“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制度呵！没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图0—6　北美洲土著印第安人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一切争端和纠纷，都由当事人的全体即氏族或部落来解决，或者由各个氏族相互解决；血族复仇仅仅当作一种极端的、很少应用的手段……凡与未被腐化的印第安人接触过的白种人，都称赞这种野蛮人的自尊心、公正、刚强和勇敢，这些称赞证明了，这样的社会能够产生怎样的男子，怎样的妇女。”（同前书，第92—93页）

然而，由于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财富的积累，使一部分人得以把另一部分人的劳动果实据为己有，社会上出现了对立性的阶级—奴隶主与奴隶、富人与穷人，那种氏族公社中的民主主义的传统就逐渐从根底下被破坏了。这时就需要成立一种机关，去代表奴隶主和富人镇压奴隶和穷人，将那正在增长中的私有财产打上合法的钤记，并宣布它是那新建立的社会秩序之神圣不可侵犯的基础。这种机关便是国家。恩格斯写道：“氏族制度是从那种没有任何内部对立的社会中生长出来的，而且只适合于这种社会。除了舆论以外，它没有任何强制手段。但是现在产生了这样一个社会，它由于自己的全部经济生活条件而必然分裂为自由民和奴隶，进行剥削的富人和被剥削的穷人，而这个社会不仅再也不能调和这种对立，反而要使这些对立日益尖锐化。一个这样的社会，只能或者存在于这些阶级相互间连续不断的公开斗争中，或者存在于第三种力量的统治下，这第三种力量似乎站在相互斗争着的各阶级之上，压制它们的公开冲突，顶多容许阶级斗争在经济领域内以所谓合法形式进行。氏族制度已经过时了。它被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之分裂为阶级所炸毁。它被国家代替了。”（同前书，第165页）

氏族公社解体了，在它的废墟上出现了国家。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它是那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的产物和表现。列宁指出：“历史告诉我们，国家这种强制人的特殊机构，只是在社会分为阶级，即分为两种集团，其中一种集团能够经常占有另一种集团的劳动的时候和地方，只是在人剥削人的地方才产生出来的。”（列宁：《论国家》，《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页）

关于氏族公社的解体与国家的出现这一转变过程，我们将在以下的章节中，特别是在第六章《雅典国家的形成》那一节中再作进一步的阐述。

第一章 埃及

一、埃及的地理环境和居民

人类最早的文明，通常是在适合于农业耕作的冲积平原上产生出来的。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印度河、恒河、黄河、长江，这些位于温带而又水量充沛的巨川，替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特殊有利的条件。在这些河流所灌溉的平原上，人类最先脱离了氏族公社的阶段，建立了早期奴隶制的国家。

地理上的埃及，是指尼罗河下游所冲积的一条狭长的盆地和三角洲。这盆地长约750公里，宽度约为15—25公里不等。盆地的两侧，屏峙着石灰岩和花岗岩的峡壁。在峡壁之外，便是浩瀚无垠的沙漠地区。埃及东接红海和阿拉伯大沙漠，南界非洲内陆的原始丛林，西接撒哈拉大沙漠，北濒地中海，四周都有天然的屏障。埃及的气候燠热而又干燥，经常都是晴空丽日，雨量非常稀少。

诚如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所说：“埃及是尼罗河馈赠的厚礼。”尼罗河发源于赤道附近的非洲内陆。上游之地在夏季所降的沛雨，造成尼罗河的定期泛滥。每年的6月中旬至10月，尼罗河水涨，把沿岸的盆地和三角洲都泛滥成水乡泽国。河水把上游的泥土和植物残骸带下来，泛滥之后，在两岸沉淀下一层肥沃的黑土，极适合于谷物的栽培。所以，尼罗河（图1—1）畔的居民很早便开始有了农业。埃及是沙漠中的一片绿洲。在邈远的古代，当原始的人群在陆地上往来飘弋、寻找适当的居处时，就有人发现了这一片富饶的土地而定居了下来。最古的埃及人究竟来自何方？学者们一般的论断是这样：最初移殖到尼罗河盆地的是一些图1—1　19世纪末的尼罗河景色非洲土著，其中主要是黑人。后来，有一支来自亚洲的含米特人（Hamitic，旧译含族，又称哈姆人）侵入到尼罗河盆地，征服了那些土著的非洲人。接着，来自西南亚的闪米特人（Semitic，又称闪族人，也称塞姆人）又分批侵入进来。经过长期的混合，含米特人与非洲人以及闪米特人就同化为一个新的部族，他们被称为古埃及人。

在氏族公社时期，埃及人是按照血缘关系聚族而居。其后氏族公社演化为农村公社，形成40多个部落，叫作斯帕特（spt），希腊人称之为诺姆（nomos，意为实行同一种“法”的地区），我们中国人则近似地把它译作州。在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中，斯帕特是个象形字，它表示一片沟渠纵横、垄亩相望的田野。斯帕特（诺姆）中有邑聚，但它却很难说是什么城市国家。当时埃及人还是以部落为单位的，每个部落都奉一种动物为图腾（totem），以示区别。部落里面有土酋（nomarch），掌管行政和宗教上的事务。

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埃及人就已经从石器时代进入到铜器时代。可能是在西奈半岛，埃及人首先发现了铜。这一项发现在当时是偶然的，但是，它却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极大的改变。埃及人用这种质地坚韧的金属来制造刀剑和耕犁，逐渐摈弃了石器。金属器一出现，社会生产力便空前地提高了。

尼罗河造福于埃及，但有时也泛滥成灾。埃及人的生活是与尼罗河息息相关的，所以，兴修水利就成了埃及人一项首要的和经常的工作。从远古时候起，埃及人就在其所居住的村落周围建造了防洪的堤坝，并且兴修沟渠，蓄水以灌溉农田。

水利设施的所有权，是操控在土酋手里。土酋利用这种特殊的权力，向部落中的成员征收谷物或其他的农产品，于是氏族里面就第一次出现了依靠他人的劳动来供养的贵族。其后由于奴隶制的产生和交换经济的发展，阶级的分化就更加显著了。

为了争夺土地和水源，部落与部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强大的部落并吞了弱小的部落，在奴隶制的基础上建立起国家。其后，埃及人的部落聚合为两个对立的王国：一个王国占有尼罗河盆地的南部，称为上埃及；另一个王国占有尼罗河盆地的北部和三角洲，称为下埃及。相传在公元前3100年左右，上埃及的国王美尼斯（Menes，又称那尔迈）征服了下埃及（图1—2），把下埃及的红王冠（图1—3）加在他自己的白王冠上，造成埃及历史上第一次的统一。图1—2　那尔迈调色板正面，表现国王率师北征，破敌取胜，国王的英雄形象占据板面中心位置，国王那顶漏斗状的王冠是代表上埃及的白冠。约公元前3100年图1—3　那尔迈调色板反面，此面国王那顶王冠有方角、背竖板并加一花卷饰，是代表下埃及的红冠。红、白两冠戴于那尔迈一人，则意味着他是上、下埃及之王，埃及统一之王。此后，古埃及历史上一直都以红、白两冠兼戴作为全国统一的标志，国王的正

二、埃及人的宗教

宗教起源于人类知识的贫乏。在原始时代，人类对于自然界的现象无法解释，便把昼夜的往复、月亮的盈晦、寒暑的递变、水旱的灾害、谷物的丰歉、疾病的侵袭，一律都归之于神的意志和主使。

关于宗教的起源，恩格斯说道：“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在历史的初期，首先是自然力量获得了这样的反映，而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又经历了极为不同和极为复杂的人格化。”（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4页）在太古时期，人们在与大自然进行斗争时所感到的软弱无力，会产生对上帝、鬼神、奇迹等的迷信。后来到了阶级社会中，宗教又被打上了阶级的烙印。埃及人原先的宗教是拜物教，他们给每一项自然界的事物都臆造出一个神。然而，埃及人经常所礼拜的却只有太阳神拉（Ra）、尼罗河神欧西里斯（Osiris）和被认为是欧西里斯之妻的伊西斯（Isis）。埃及的天空终年都是万里无云，炽热的阳光抚育着大地，所以太阳神拉被认为是万物的创造者，具有无上的权力。后来，太阳神拉又转称阿蒙（Amun）。从中王国时期起，阿蒙这个称呼就代替了拉。尼罗河的定期泛滥，替埃及人保证了农业的丰收，使他们得以有衣食之源，所以河神欧西里斯被认为是仁慈的、生命的给予者。伊西斯（图1—4）则为青春和母爱的化身，埃及人认为她主宰着土地的肥瘠和谷物的丰歉。图1—4　伊西斯在古埃及全部的历史过程中，原始的宗教信仰曾经长期被保留了下来。不过到了阶级社会里，那原先的宗教又获得了新的社会属性，宗教信仰已与王权的崇拜结合在一起了。

埃及人迷信灵魂不灭：认为人死了之后，灵魂就离开了躯体，到欧西里斯那里去接受考验。清白无罪的灵魂可以升入天堂，享受极乐世界的幸福；作恶多端的灵魂则被罚入地狱，在那里忍受黑暗和饥饿的痛苦。

埃及人的文化，是围绕着宗教信仰而发展的。埃及人因为迷信死后的永生，所以不惜靡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给死者建造坟墓，那里面摆着各式各样生前的生活必需品。巍峨宏大的金字塔，便是埃及帝王的陵墓。

埃及人为了保存死者的躯体，用防腐剂和香料把尸体制成木乃伊。这种木乃伊无风化腐烂之虞，可以保存得很久。现今世界上比较完备的博物馆里，还陈列着五六千年以前埃及帝王或贵族的木乃伊。

埃及人为了使死者的灵魂可以顺利地通过阴间的审判，所以在死者的陵墓里放一卷祝辞和符咒，这叫作《死者之书》（Book of the Dead）。《死者之书》是迷信用品，但那里面也依稀可以反映一些当时的社会情况。

埃及人是生活在宗教之中，他们建造了宏大的庙宇来供奉神。宗教上那些繁文缛节的仪式，必须要有经过长期训练的神职人员才可以娴熟，所以埃及人里面很早就分化出一种以迷信为职业的祭司。这些祭司在社会上享有特殊崇高的地位，他们不从事于生产劳动，不服兵役，不纳税，而坐食国王的施舍和人们所捐献的贡物。祭司拥有大批的财富和奴隶，他们本身就是最大的奴隶主贵族。

三、古王国时期的埃及——金字塔的建造

埃及的历史是漫长的。从它于公元前4000年左右在历史上出现，到公元前332年被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所征服，在时间的绵亘上就有3 600多年。公元前280年左右，埃及祭司兼编年史家曼涅托（Manetho）用希腊文写过一部埃及史，他按照埃及历史上王朝递嬗的顺序，把埃及史分为31个王朝时期，而把王朝建立以前的时期叫作先王朝时期（The Predynastic Age）。曼涅托的这种分期方法，后来一直沿用了下来。但它毕竟太烦琐，不易记忆。及至19世纪，历史学家乃以简驭繁，把这31个王朝时期归并为3个主要时期和两个过渡时期，即古王国时期、中王国时期、新王国时期以及它们之间的两个中间时期。这就是我们现在所通用的关于古埃及史的分期方法。

不过有一点要注意：古埃及历史上的纪年只能说是相对的，很难做到绝对精确。由于年代邈远，文献不足，各家推算的方法不一，说法往往不一致，而且愈古则相差愈大，有的甚至要相差好几百年。我们这里所采用的标志古埃及历史发展阶段的年代，只是斟酌众说，尊重史料证据，求其近似而已。

美尼斯在完成埃及的统一以后，建立了世袭的专制王朝。他的继承者以尼罗河三角洲上的孟菲斯城（Memphis）为首都，统治埃及达900年之久，这在埃及历史上被称为古王国时期（约为公元前3100—前2181年）。

埃及的国王叫作法老（pharaoh），意为居在宫殿里的主人，犹如我们中国在封建时代称皇帝为陛下一样。法老被认为是太阳神拉之子，是被神化了的最高统治者。为了保持王族血统的纯粹，法老不得与王族以外的人结婚，而实行族内婚，即兄弟姐妹互为婚配。这种近亲繁殖的婚姻制度，当然会使王族在体质和智力上产生不良的后果。法老的继承系以男性为主。不过，埃及妇女的地位倒相当高。在古代东方各国中，埃及是惟一的能由妇女继承王位的国家。

在名义上，法老是一国之主，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原先那些诺姆中的土酋，仍旧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成为割据一方的诸侯。

埃及全国的土地，在名义上均属于国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正是那种情形的写照。国王是作为最高的土地所有者或惟一的土地所有者君临天下，他用征收贡赋的方式掠夺农村公社中的生产品，要求农民提供徭役或无偿劳动；他也可以把农村公社的土地没收过来，以之分赐给贵族或寺院。这种对于国内一切土地的绝对支配权，便是东方各国专制政体所赖以建立的基础。在古埃及，奴隶制与农村公社并存，交织在一起。埃及的奴隶制，并不是那种典型的、高度发展的奴隶制，它基本上还没有超出家内奴隶制的范围。在埃及成为统一的早期奴隶制国家以后，它境内那种作为氏族制之遗留的农村公社仍然顽固地存在了下来。埃及的奴隶制，始终没有发展到能够使农村公社解体的程度。在古埃及整个的历史进程中，与其说是奴隶负担了主要的社会生产任务，倒不如说是农村公社中的那些农民负担了主要的社会生产任务。

埃及的法老执行着3种职能：掠夺本国人民的职能，掠夺其他部族的职能，以及维持灌溉系统的职能。那正如马克思所说，东方各国，“从很古的时候起一般说来只有3个政府部门：财政部门，或对内进行掠夺的部门；军事部门，或对外进行掠夺的部门；最后是公共工程部门。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页）

古王国时期是埃及奴隶制国家的极盛时代。这时埃及享受着相对的和平与繁荣，所以法老得能征用民力，为自己营建穷奢极侈的陵墓—金字塔。从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500年这500年间，在埃及历史上又叫作金字塔时代。

金字塔在埃及文中为pyremus，就是高的意思。因为它从侧面看来像汉文中的金字，所以我们中国人称之为金字塔。在尼罗河下游的平原上，矗立着许多高可摩天的金字塔（图1—5），绵亘达数十里。其中最大的一座金字塔，是法老胡夫（Khufu，在希腊文中为Cheops，所以也译作基奥普斯）的陵墓，约建于公元前2900年左右。这座金字塔位于现今开罗西郊的吉萨（Gizeh）地方，占地约600公亩，系用230万块花岗石砌成，平均每块花岗石的重量约为2 520公斤。原先，这座金字塔基底每边的长度约为230米，高约为147米。但经过了4 800多年来的风化作用和地层陷落，目前它基底每边的长度约为225米，高约为138米。直到1889年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Eiffel Tower）建成为止，胡夫金字塔一直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图1—5　吉萨金字塔，左为孟卡拉金字塔，中为哈夫拉金字塔，右为胡夫金字塔

大金字塔的建造，是百代世界的一大奇迹。从设计到施工，无一不表现出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当初塔身所用的石料，全部经过细工磨琢，方方整整，面平如镜，叠砌在一起，全靠其本身的重量互相衔合，不用任何黏合剂而缝隙不露，虽利刃也不能楔入，故能屹立数千年而不坠。金字塔不仅外形巍峨壮观，它的内部结构也有一定的法式，底侧有坡形拱道通至墓室，那就是停放法老遗体的地方。四壁饰有雕刻、绘画，宛如地下宫殿。

根据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记载：胡夫金字塔是役使了10万民工，费了30年的岁月才建造成功的。其中10年耗于建筑运送石料的道路，20年耗于建筑金字塔本身。而石料的开采和磨制，更不知道要耗费多少时日。在当时那样的技术条件下，埃及人竟能完成如此宏伟的建筑，真不能不令人惊叹！我们不难想象：当时那10万名轮流当值的奴工，是在烈日的曝晒下，受着皮鞭的驱迫，从遥远的地方把那些巨大的花岗石运到尼罗河下游的工地，然后再把这些花岗石一块块地高高举起，砌成这座巍峨雄伟的金字塔。10万人胝手胼足30年，只是替专制帝王营造一个葬身的窀窟！

在大金字塔之旁，巍立着法老哈夫拉（Khafra）所建造的狮身人面像（sphinx）。狮身是象征国王的权力，人面是象征国王的智慧。这狮身人面像是以巨大花岗石雕成：首部高约20米，身长约为60米。这半人半兽的石像，蹲踞在尼罗河畔，雄伟地、神奇地凝视着（图1—6）。它已经存在4 700多年了。图1—6　哈夫拉金字塔前面的狮身人面像，还依稀可见其额前雕有标志王权的蛇徽，其威严的王者神态依然如故，而它那庞大狮身则雄踞于庙塔之间，狮形巍峨，日影酣红，更增添了整个建筑综合体的宏大气魄和神圣气氛。古往今来，多少人曾在此形影下徘徊踟蹰，流连忘返，远观近睹，浮想联翩

埃及的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使人想到时间的永恒和历史的延续。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罗马的恺撒、法国的拿破仑，这些历史上的风云人物都曾经在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下瞻仰徘徊过。当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埃及时，上距胡夫金字塔的建造已经有2 500多年，而我们现在上距亚历山大大帝的时代，又已经有2 300多年了。

当埃及的法老营建金字塔时，埃及的大贵族也在为他们自己建造石墓和庙堂。那些石墓和庙堂的墙壁上，都装饰着石刻的浮雕，描绘出当时的社会生活情景。从那些浮雕上面，我们不难想见古埃及在农业、工艺、贸易和航海等各方面的概况。

埃及因为气候温煦和尼罗河的灌溉，适于农耕，自古以来就是地中海区域的谷仓。然而，埃及农民的生活却非常痛苦。农民所辛勤耕种得来的粮食，绝大部分都被国王和贵族剥夺了去。此外，农民还负有极繁重的力役义务，随时都可能被国王和贵族征发了去修筑运河、道路、宫殿、庙宇或金字塔。

在古王国时期，埃及的工艺已经相当发达。这时，它在手工业方面已经有了复杂的分工：主要的工艺有冶金、制陶、制玻璃、纺织、纸草加工、制珠宝首饰、造船等项。在发明了铜器的使用以后，约在公元前2900年左右，埃及人就知道在铜里面掺一点锡，铸成比较坚硬的青铜器。而青铜器的出现，又使社会生产力跃进了一步。埃及人很早就发明了制陶和制玻璃的方法。那些陶器多为日用器皿，有各种不同的式样，上面用彩釉绘着几何形的图案和动植物的形状；玻璃器则光怪陆离，呈现出各种鲜艳的色彩。埃及人的手工纺织品非常精细，他们所用以包扎木乃伊（图1—7）的麻布，至今仍然可以看得到。它那精美的程度，简直抵得上我们中国的丝绸。埃及的珠宝匠所制造的首饰，玲珑悦目，可以与现代最华贵的装饰品相媲美。

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更促进了交换经济的发展。在古王国时期，埃及已经有相当繁盛的商业。这时埃及人还没有使用钱币，商业是用以物易物的方式来进行的。例如，2件陶器可以换1瓶香油，1头牛可以换5匹布，如此等等。不过到后来，金、铜等本身里面体现着社会劳动量的金属品，被用来作为衡量其图1—7　包扎木乃伊他商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的尺度。那些本身是商品而被用来作为流通手段的金块或铜块，便是钱币的原始形态。

在公元前2800年左右，埃及人已经建造了航海的巨舶，往来于地中海东部各地。当时埃及的商船出没于巴勒斯坦、腓尼基、克里特岛等地的港口，进行着繁盛的国际贸易。埃及的法老甚至派遣了商队，出红海南航，到达红海南端一个叫作彭特（Punt）的地方，与非洲东部索马里兰等地的居民进行贸易，带回了黄金、象牙、檀香木，以及孔雀毛、香料等奢侈品。

四、中王国时期的埃及——喜克索斯人的入侵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在古王国时期，埃及境内那些诺姆中的诸侯仍旧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那些诸侯仅仅是在名义上隶属于国王，他们在自己的辖区内享有征税权，可以设官治事，并且拥有军队，俨然就是土皇帝。

强大的诸侯成为割据一方的雄长，国王的权力便日渐削弱了。这种地方割据的形势，最后终于破坏了统一的局面。在公元前2200年左右，埃及发生内乱，各地的诸侯拥兵自为，互相攻伐。那建都在孟菲斯的古王国的统一王朝，不久便在内乱中覆亡了。接着，埃及分裂为许多个独立的小邦，诸侯和地主贵族在这些小邦中占据着统治地位。

在古王国覆亡以后，埃及便陷于群龙无首的状态。诸侯与诸侯之间干戈扰攘无虚日，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苦难。这时，埃及的农民和奴隶为了反抗统治者的横征暴敛，便纠集了武装力量来进行斗争。当时埃及的古文书中记载道：“因为国内杌陧不安，民不聊生，所以人们拿起了武器去战斗。他们用铜铸成了戈矛，用热血去争取他们的面包。”

在这一段历史时期内，古埃及的政治局势极为混乱，而留下来的文献资料又非常少，无从知其梗概。因此，历史学家把从古王国覆亡到中王国建立之间的这段混乱时期称为第一中间时期（约为公元前2181—前2000年）。

经过长时期的纷争，埃及在混乱中又渐渐出现了统一的希望。各地的诸侯互相兼并，最后只剩下几个势力较大的雄长。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建都在尼罗河盆地中部底比斯（Thebes）地方的王侯取得了领导地位，自称法老，重新造成埃及的统一。这以后的250余年（约为公元前2000—前1750年），在埃及历史上叫作中王国时期。

在公元前19世纪这100年间，中王国时期的埃及达到了兴盛的顶点。这时的首都底比斯比古王国时期的首都孟菲斯更为繁荣。法老辛努塞尔特三世（Senusret III）和阿蒙涅姆赫特三世（Amenemhat III）都是好大喜功的人物，他们对内兴修水利，加强了国家的统一；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开疆辟土，并发展国际贸易，派商船往来于地中海东岸各地，而且可能曾经统治过克里特岛。就是在这个时期，埃及人凿通了尼罗河口与红海之间的地峡，开辟了沟通地中海与红海的运河。这样，埃及的商船便可以从地中海上溯尼罗河口，经过运河以达红海，再远航到印度洋。那一条古运河是现今苏伊士运河的前身，但在时间上大约要早到3 700年。

阶级判然不同的古埃及，它的社会结构也就像一座巨大的金字塔：高踞在顶端的是被奉为神明的法老和王族成员，其次是各地诸侯、大贵族、祭司、各级官吏，再次是自由民，包括商人和比较富裕的工匠，而被压在最底层的则是广大的劳苦群众，即农民和奴隶。法老和显贵们那种穷奢极欲的生活，是建筑在农民和奴隶的辛勤劳动和痛苦之上的（图1—8）。埃及的古文书，曾经把当时埃及农民那种困苦颠连的生活状况描图1—8　埃及宫廷歌舞表演述如下：……谷物有一半是被害虫毁伤了，被河马吃掉了。禾地里田鼠成群，飞蝗成阵，牛来啃嚼，小鸟也来啄食。如果农民偶一失省，他那所剩下来的一点谷物又会被盗匪抢了去。更倒霉的是：耕犁折断了，耕田的牲口死了。然而就在这时候，收税的衙役却从停在河岸边的粮船里走出来，国王的粮官手中拿着棍棒，扈从的黑人挥舞着棕榈树的枝条，喝道：‘来，马上拿粮来！’农民无粮可缴，于是那班衙役就把他掀倒在地，把他绑起来拖到船上去，蛮横地打他的头。农民的妻子被绑了去，儿女也都被戴上了镣铐。这时，他的邻人都只好散开，跑回去护住他们自己所赖以活命的那一点粮食。（马斯伯乐（Gaston Maspero）：《文化之黎明：埃及与迦勒底》（The Dawn of Civilization: Egypt and Chaldaca），1897年伦敦版，第331—332页）

奴隶的命运则更为悲惨。目前在荷兰的莱顿博物馆里面还保存着一块古埃及的浮雕，那上面刻画着一大群奴隶，手上套着镣铐，垂头丧气地被赶着去做工。他们面部那种痛苦绝望的表情，还可以使人们想象到当年奴隶制的残暴。

在公元前1750年左右，埃及的农民和奴隶掀起了大规模的暴动。起义者占领了京城，囚禁了法老，杀死了地主贵族，焚毁了地契和收租的簿册，把国王和贵族所囤积的粮食拿出来分配。关于这次起义的事实，可以从当年留存下来的由两名祭司所写的箴言录中得到印证。这两篇箴言录，一为《伊浦味箴言》，一为《聂非尔列胡箴言》，都对起义者横加诬蔑，但其中也反映了一些真实情况：“富人都在忧愁，而穷人则充满了欢乐。每一个城市都在高呼：驱逐我们中间有权势的人吧！”“世界像是制陶的旋轮一样在翻转，天翻地覆了”。

这次农民和奴隶的起义，最后被国王和地主贵族镇压下去了。然而，深刻的阶级矛盾，却使埃及的经济力量和国防力量大大削弱了。

在中王国的末期，古埃及重新陷于分裂，政治斗争非常激烈，国力为之虚耗。从这时起直到新王国的建立，历史学家称之为第二个中间时期（约公元前1750—前1570年，其中包括喜克索斯人的统治时期）。

国力的衰弱引起了外敌的入侵。在公元前1710年左右，以牧者著称的喜克索斯人（Hyksos）趁势陆续侵入到埃及。喜克索斯人大概是闪米特人和胡里特人（Hurrians）混杂在一起形成的一个部族，原先在叙利亚一带逐水草而居，过着游牧生活。他们从邻近部族中学会了驯养马的方法，娴于骑射，能骑着奔驰如飞的战马，或站在战车上去冲锋陷阵，成为一支很强悍的力量。当时埃及人还只知道用步兵作战，他们在这以前根本没有看见过马。在喜克索斯人那种优势兵力的侵袭下，埃及人便望风披靡，失去了他们的独立和自由。喜克索斯人占领了尼罗河盆地的北部，把埃及人沦为奴隶，建立了牧者王朝，在那里统治了约140年。

五、新王国时期的埃及——埃及的武力扩张及其灭亡

在喜克索斯人统治埃及的时期，位于尼罗河盆地中南部的一些埃及小邦仍旧保持着半独立的状态。在这些小邦中，以建都于底比斯的那个小王国为最强。

埃及人不甘心受异族的统治，他们志切恢复，屡次兴兵与喜克索斯人作战。在公元前1570年左右，底比斯的王公纠集了埃及人民的力量，最后把喜克索斯人驱逐出尼罗河盆地以外，光复了埃及的独立。这以后的480多年，埃及又以底比斯为中心，维系着统一的、强盛的局面，这在埃及历史上叫作新王国时期（约为公元前1570—前1085年）。

在与喜克索斯人搏斗的过程中，埃及涌现出一批强有力的军事贵族。这时，埃及人已经从喜克索斯人那里学会了使用马和战车，并且知道把许多箭插在箭鞘里，在作战时可以连续发射。这一批军事贵族组织了一支庞大的部队，以贵族子弟驾驶战车，以农民和奴隶担任步兵。他们在推翻了喜克索斯人的统治以后，迅即向外扩张，从事于武力征服和掠夺。

在新王国初期，埃及的几个法老都是穷兵黩武的征服者，其中最著名的则为法老图特摩斯三世（Thutmose III）。从公元前1500年左右起，图特摩斯三世就驱使着埃及的战车和弓弩手，进行过18次远征，先后征服了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并且把国境向南拓展到尼罗河的第四瀑布。这时埃及的国境，在南边包有尼罗河上游的努比亚（Nubia），在北边一直伸延到幼发拉底河的上游之地。图特摩斯三世还兴练海军，他的舰队统治着地中海东部和红海。

法老的那些侵略战争具有极野蛮的掠夺性。经过图特摩斯三世连续不断的武力扩张，埃及已经成了一个帝国。在它的疆域内，居住着许多被征服、被奴役的非洲人和亚洲人。法老和贵族一方面剥削本国的劳动人民；另一方面又从被征服地区掠夺了大量的奴隶和财富。各地的贡赋都集中在帝国的京城底比斯，这时法老的府库里财宝充盈，粮食堆积如山。图1—9　卡纳克阿蒙神庙大柱厅

在新王国时期，埃及的奴隶制有了较大的发展。当年埃及奴隶的人数无法确知，但至少总有好几万人。法老和军事贵族在武力扩张的过程中将成千上万的俘虏沦为奴隶，带回到埃及使之从事于极繁重的劳役。

在新王国时期，埃及人在建筑和雕刻方面所达到的那种宏大的规模，真是亘古未有。法老利用人民的劳役和搜刮得来的财富，建造巨型的雕像、高大的方尖碑（obelisk）、巍峨壮丽的宫殿和金碧辉煌的神庙。那些宏伟的建筑物，目前仍然矗立在底比斯的故墟上。其中最令人惊叹不已的，就是那座建立在底比斯近郊、尼罗河东岸卡纳克地区（Karnak）的祭奉日神阿蒙的大庙（图1—9）：庙身占地500多亩，大于现今世界上许多最著名的大教堂。它那正殿系用136座巨型的拱柱构成，中间有12座最大的拱柱，各高约21米。每一座拱柱的顶端，可以容100人站立。柱面上和庙堂的四壁都镌刻有琳琅满目的浮雕（图1—10），通衢的两旁排列着巨型的石像。我们真不能不骇异：在距今3 000多年以前的远古，埃及的劳动人民竟能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他们的血汗，凝聚成那些具有永久性的大建筑和大雕刻。在整个古埃及的历史进程中，统治阶级都是以宗教作为其政权的支柱。法老被认为是日神阿蒙之子，他是以神权来统治人民的。法老以大批的土地和奴隶施舍给神庙，然而这却加大了神庙中那帮祭司的权力。在新王国中期，埃及政治上有两个平行的过程在发展：一方面是法老的权力在日渐削弱；另一方面是神庙中那帮祭司的权力在日渐增长。图1—10　卡纳克神庙墙面浮雕法老为了巩固他那岌岌可危的地位，便想借宗教改革来振兴王权。原先，埃及人的宗教为多神教。但在公元前1370年左右，法老阿肯那顿（Akhenaten）便提出一神教的主张。他认为宇宙间只有一个神，那便是创造万物的日神阿蒙。这种一神教的观念，是和当时那种“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的大一统的政治思想相适合的。阿肯那顿废黜了埃及原先的一些神祇，规定帝国境内的臣民只能祭奉日神阿蒙。他毁弃了许多次要的神庙，逼令那里面的祭司还俗。然而，阿肯那顿的高压政策却激起了那帮祭司的反抗和属邦的叛变，他那一神教的改革运动只是昙花一现就归于失败了。就是在法老阿肯那顿（图1—11）在位期间，埃及帝国逐渐丧失了它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一带的统治权。这时，立国在小亚细亚的赫梯人（Hittites）已经兴起，他们攘夺了埃及帝国在亚洲方面的领土。从公元前14世纪中期直至公元前13图1—11　阿肯那顿与王后涅菲尔蒂提世纪初年，埃及和赫梯不断地进行战争，但双方都没有决定性的胜负。在公元前1296年，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Ramesses II）与赫梯国王缔结了一项和约，规定两国之间要保持和平与友谊，并互相以武力援助，抵御其他国家的侵略并镇压各自境内的暴动。埃及和赫梯的奴隶主贵族，在镇压奴隶和农民的起义这一点上找到了合作的基础。公元前1296年埃及与赫梯缔结的那个和约的原本，目前仍保存了下来，那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一个和约。

赫梯人是世界历史上最早大量铸造并使用铁器的部族。在和赫梯人接触的过程中，埃及人也学会了铁器的铸造和使用。从赫梯人的文字记载中，我们得知当时埃及人曾经从赫梯人那里输入铸铁，埃及的法老曾经从赫梯人那里取得了用铁铸造的刀剑。大约在公元前13世纪初期，埃及人已经进入到铁器时代。

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埃及重新陷于分裂和混乱。这时，各地的诸侯又拥兵自为，割据称雄。神庙中的那帮祭司掌握着大批的财富，他们的势力甚至凌驾于地主贵族之上。那觳觫在京城底比斯深宫中的法老，成为祭司手中的傀儡。最后在公元前1071年，底比斯的大祭司竟篡夺了法老的政权。

由于社会内部那种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埃及王国最后不得不归于灭亡。农民和奴隶受着极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他们既没有生产情绪，也没有战斗精神，埃及王国所赖以建立的那个社会基础便因为阶级矛盾的激化而从根本上动摇了。在这种形势之下，武力比较强大的外族就可以侵入进来，像摧枯拉朽一样来征服这个奴隶制的国家。从公元前10世纪起，非洲的利比亚人（Libyans）和埃塞俄比亚人（Ethiopians）就相继侵入了埃及，分别在那里建立了异族的王朝。

古埃及的历史已经发展到它的尽头。公元前671年，埃及在亚述人的刀锋下丧失了独立。在这以后，作为古代文明发源地的埃及便是“早为东家奴，夕作西家仆”，受着任人宰割之苦。公元前525年，埃及被波斯人所征服；公元前332年，埃及被马其顿人所征服。后来埃及虽然在托勒密王朝的统治下曾经一度恢复过昔日繁荣，但到了公元前30年，埃及又成了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

六、埃及的文化

古埃及人为了记事的需要，在公元前3500年以前便发明了文字。正如其他民族最初的文字一样，那种文字是象形的。例如：他们要表示太阳，便画个圆圈，中间加一条线以表示光芒四射；要表示鸟，便画出鸟的形状；要表示战争，便画出人们互相残杀的场面。遇到复杂的事物或抽象的意思，便用几个图形组合起来作为指意符号。例如：画许多小蝌蚪以表示多，画牛在河边饮水以表示渴。之后，他们又进一步用图形来表示语音，创造了谐音字。那种以象形为主的古埃及文，称为象形文字（Hieroglyph，这是一个希腊字，意为神圣的铭刻），基本的字约有700个。当然，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图1—12）极为繁复，写一个字便须画很多画，非常不方便。字体的演化是由繁趋简的。古埃及的象形文字起初是繁复的祭司体，后来演化为民用的草书体，而最后竟从中产生了字母。在世界史上，图1—12　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古埃及人是最早创造字母的民族。大约在中王国末期，即公元前18世纪中叶，埃及人已经用象形符号制定了24个拼音符号（但只有辅音符号，没有母音符号），那实际上已经是字母。因为这种字母是在西奈半岛的一个神庙里被发现的，故名西奈字母。不过，埃及人的这种字母是用来注音的，他们的象形文字始终没有发展为拼音文字。后来，埃及人的这种字母传到腓尼基人手里，经过腓尼基人的改造和增补，乃成为腓尼基的字母。

伴随着文字的发明，古埃及人不久就知道用植物的浆液制成墨水，用削尖了的芦管做笔，用尼罗河畔一种特产的芦草制成纸。这种芦草叫作纸草（papyrus），目前西方各种文字中的纸字，都是从这个字演化来的。文字和书写工具的发明，标志着人类已经进入到有历史记载的时期。从此人类的社会活动便有文献可以稽考了。

不过，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因为过于艰难，其后被淘汰于实用的范围之外，成为一种死文字。古埃及衰亡了以后，在整个的中古时期和近代的初期，竟没有一个学者能识得那种刁钻古怪的象形文字。所以，尽管古埃及人在尼罗河畔留下了那样丰富的史料，那时候人们对于埃及的历史是无法去理解的。直到1798年，法国的拿破仑率军侵略埃及，那封存了千百年之久的埃及古文物才开始被人们所注意。拿破仑侵略军中不乏雅好古物的军官和学者，他们在埃及掠夺了一大批文物，带回到欧洲去进行研究。在这些文物中，有一块在尼罗河口罗塞塔（Rosetta）地方所发现的石碑（图1—13），那上面镌刻着3种对照的文字：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埃及文的草书和希腊文。这样，学者们便不难根据希腊文去猜测埃及象形文字的字义。1822年，法国的一位青年学者商博良（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已经识破了古埃及象形文字谐音的秘密，能够知道埃及几个法老的名字的写法。接着，他就孜孜不懈地来研究罗塞塔石碑，从希腊文和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对照中找出了后者的规律。最后，在1832年，商博良刊布了一部古埃及象形文字的文法和字典。古埃及的文字既被释读了出来，那人类历史的第一页—古埃及的历史，也就成为可以理解的知识了。现今我们所说的埃及学，是从商博良开始的。

商博良成功地释读了古埃及的象形文字，这在考古学和历史学中是一个大的突破。接着，便有一些学者步其后尘，竭毕生之力去试图释读古巴比伦、波斯、赫梯、亚述，以及克里特岛上所遗留下来的那些早已无人能认读的古文字，也都先后取得了一些成果。那从19世纪初年开始发展起来的东方考古学（图1—14），已成为考古学和历史学中一种很专门的学问。图1—13　罗塞塔石碑图1—14　专家们在伦敦举行的第一次国际东方学代表大会上考察罗塞塔石碑（2）太阳历的制定。

人们从事于生产活动，必须知道天时。大概人类在有了游牧和农业生活之后，便开始制定历法。埃及人因为要计算尼罗河的泛滥时期，很早便从事于天文学的研究。马克思明确指出：“计算尼罗河水的涨落期的需要，产生了埃及的天文学。”（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2页，注⑤）

在原始时代，人们很自然是以月亮的盈虚来计算时日。埃及人最初的历法也是阴历，然而，他们不久就发觉那种阴历与季节的运行是不吻合的，于是改用太阳历。在古代世界各民族中，何以独有古埃及人能首先发明太阳历？说来并不奇怪，这也是由于尼罗河定期泛滥这个特殊有利的条件所造成的。原来，古埃及人为了安排农事，必须掌握尼罗河定期泛滥的规律，并且向天空探索足以标志这种规律的天文现象。尼罗河每图1—15　古埃及人观测天象年定期泛滥，其第一个洪峰大约总是在现用历法的6月15日左右到达蒙斐斯，而适于此时，在尼罗河下游之地，早晨可以看到天狼星与太阳在东方地平线上同时冉冉升起（图1—15）。于是，古埃及人就确立了回归年的算法，把这个“二至点”作为一年之始，一年分为3季：泛滥季、播种季、收割季。每季4个月，每月30天，12个月合计360天，另外有5天，作为年终享宴的节期。这样，一年便得365日，接近了地球公转一周的时间（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数，为365日5小时48分46秒）。不过，当时埃及人还不知道4年一闰的办法。这种太阳历的制定，大概是公元前4241年左右的事。

公元前1世纪中期，尤利乌斯·恺撒把埃及的太阳历引进罗马，只稍有改变，那便是用恺撒的名字命名的儒略历（Julian calendar）。及至公元1582年罗马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主持修订儒略历，制定了格列高利历（Gregorian calendar），那就是现今世界各国所通用的公历。目前我们所用的太阳历，大致上是承袭6 200年前埃及人的遗规。

埃及人很早便发明了一种利用日影来测定时间的日晷。他们分一日为12时，可以从日影投射在日晷上的位置把时间读出来。目前在德国柏林的博物馆里，还保存着一架3 400年以前铸造的埃及日晷，那是世界上最古的时计。（3）算术和几何学。

数学产生于实用的需要。埃及从有历史记载的时候起，便有了相当完备的算术和几何学。

金字塔的设计和建造，必须用到比较高深的数学。我们不难想象：在建造金字塔那样浩大的工程时，数学应当是占着何等重要的地位（图1—16）。

在算术方面，埃及人创造了以10进位的算法，他们很早就知道了“加、减、乘、除”的一些基本规律。然而，埃及人的数字非常繁复，写起来极不方便。

每年在经过了泛滥之后，尼罗河两岸的农田就成了一片漫无经界的淤泥之地。埃及人每年要把土地重新丈量一次，因此他们在实用的需要中产生了几何学。本来，几何学（geometry）一词的原意便是土地测量。埃及人不仅知道如何计算面积，并且知道如何计算体积。在距今4 000年以前，埃及人就算出了圆周的长度约为其直径的3.16倍，粗略地接近了后代人所算出来的比较精确的圆周率。图1—16　古王国第三王朝的第二位法老乔塞尔创建的阶梯形金字塔，即乔塞尔阶梯形金字塔。约公元前2600年

恩格斯写道：“必须研究自然科学各个部门的顺序的发展。首先是天文学—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为了定季节，就已经绝对需要它。天文学只有借助于数学才能发展。因此也开始了数学的研究。—后来，在农业发展的某一阶段和在某个地区（埃及的提水灌溉），而特别是随着城市和大建筑物的产生以及手工业的发展，力学也发展起来了。不久，航海和战争也都需要它。—它也需要数学的帮助，因而又推动了数学的发展。这样，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62页）

古埃及的历史，是人类从原始时代跨入到文明的第一步。然而我们必须有个明白的概念：那一步是漫长而又巨大的一步。古埃及的历史延续达3 000多年，那比从古希腊文明初期直到现在这一段整个的时间还要长。在那邈远的古代，埃及人就建立了国家。他们已经有了相当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制定了太阳历，发明了铜器的使用，发明了烧制陶器和玻璃器的方法，创造了文字并发明了书写的工具，建造了巍峨宏伟的金字塔和神庙，产生了算术和几何学。除此以外，他们在工艺、艺术（图1—17）、建筑、文学和医药学等各方面，也都有极重要的创获。古埃及虽然灭亡了，但埃及人所创造的那些文化成果，仍在世界史上永远炫耀着不灭的光辉。他们留存下来的那些建筑和雕刻，至今在某些方面还不是后人所能逾越的。图1—17　歌舞伎表演情景。古埃及第十八王朝时期墓葬壁画

第二章 两河流域与地中海东岸的古文明

一、两河流域的自然环境与水利建设

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都发源于小亚细亚东北部的亚美尼亚山区，向南注入波斯湾。这两条河流原先是分别出海的，后来由于河水中所带的泥沙不断淤积，慢慢地把海岸线向外推移，才形成汇流出海的局面。大概平均起来，波斯湾口的海岸线每20年要向外伸展1公里。在古代，两河流域的埃里都（Eridu）城是在海边上的，而现在它却离海岸有180公里之遥了。

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所灌溉的这个区域，希腊人称之为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意思是两河之地。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也有泛滥。每年春天，亚美尼亚山区的冰雪融解，山洪顺着那两条河奔流下来，灌溉着美索不达米亚的田畴。与尼罗河盆地一样，两河流域也是极适合于农业耕作的区域。在这里，日照很强，气候温煦，水源充沛，谷物很容易生长。从邈远的古代起，两河流域的居民就从事于畜牧和农耕。他们驯养了牛、羊、驴、猪，种植小米、豆类和苎麻，并且栽植椰枣、石榴、苹果等果木。其中用途较广的是椰枣。

然而，人类要从自然界取得生活资料，必须经过艰辛的劳动。人类在进行社会生产的过程中，不是单纯地在适应自然，而是大力地在改造自然。两河流域的雨量比较稀少，河水又涨落不定，很容易发生旱涝灾害。因此，在这里，兴修水利就成了头等重要的大事。两河流域的居民把水利设施当作经济生活的命脉，他们建筑了密如蛛网的沟渠和堤堰，在春汛时期把河水引入沟渠，储积着来灌溉农田。这种水利建设，经常是依靠农村公社或政府的力量来进行的。自古以来，这里的农村公社和各级政府总是把兴修水利、维护灌溉系统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能。

两河流域与埃及同为人类古文明的摇篮。所不同的是，埃及四境都有天然的屏障，与那里的居民相比较不是经常受到外族的侵略；而两河流域则是地势平坦，无险可守。环居在附近山区或沙漠中的游牧部族，都是虎视眈眈地要来夺取这块肥沃的绿洲。所以，两河流域的历史，充满了此去彼来的定居部族与游牧部族之间的竞争攘夺，它在政治上的变动远比埃及来得大。

两河流域即今伊拉克之地。不过我们要明白：在古代，两河流域曾经是一片林木繁茂、垄亩青青的绿野，人烟稠密，所以它才得以成为古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只因数千年来战乱频仍，水利失修，而人们又过分地砍伐林木，滥用地力，破坏了这里的生态平衡，才使它失去了原有的青青之观。这是应当引以为戒的！

二、苏美尔人及其在文化上的贡献

当古埃及人由氏族公社演进到国家时，两河流域的居民也早已脱离了原始社会时期，开始在奴隶制的基础上建立了政治组织。与埃及的情形一样，两河流域的奴隶制也是一种早期的、发展不充分的奴隶制。这种奴隶制没有发展到能够摧毁以血亲为基础的氏族制的纽带，因此，那作为氏族制之遗留的农村公社便长期地延续了下来。在古代两河流域的历史进程中，主要负担生产劳动的是那些农村公社中的农民，而奴隶的人数是不多的。两河流域的统治者，与古代东方其他各国的统治者一样，一方面是压迫并剥削奴隶；另一方面是压迫并剥削农村公社中的农民。

两河流域最早的文明，可以上溯到距今6 000年以前，在时间上实早于古埃及。在地理上，两河流域与埃及相隔不远。从邈远的古代起，这两地的居民就有了一些断断续续的接触。他们之间的交通往来，当然会造成一些文化上的交流。不过，这两地的文化基本上是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两河流域居民的宗教、文字、历法，以及计数的方法，都与埃及人有很大的歧异。

两河流域古文明的中心地区有二：一是濒临波斯湾口的苏美尔区（Sumer）；二是在这以北的阿卡德区（Akkad）。苏美尔区的居民叫作苏美尔人（图2—1），阿卡德区的居民叫作阿卡德人。有的历史学家甚至认为：“人类的历史是从苏美尔发轫的。”图2—1　苏美尔人。乌尔王墓出土的《乌尔军旗》（和平）。约公元前2685年

苏美尔人是两河流域古文明的奠基者。然而苏美尔人原先并不是当地的土著，他们是在公元前4500年左右才定居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南部。苏美尔人究竟是来自何方？目前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还不能完善地予以说明。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苏美尔人与那些居住在亚洲西南部的闪米特人迥然不同，他们可能是从中央亚细亚一带或里海地区迁移而来的。苏美尔人圆颅短颈，没有浓密的胡须，在躯体形态上接近于蒙古人种的类型。

苏美尔人在迁移到两河流域的南端以后，起初是聚族而居，在氏族公社制的基础上从事于畜牧和农耕。他们很早就知道铸造并使用铜器，从石器时代进入到金属器时代；他们能烧制精美的陶器，能纺织麻布和毛呢；他们有完备的灌溉设施，在农业方面知道用牛来耕地。而且，苏美尔人早在埃及人之前，就懂得使用轮车和制造陶器的旋轮。

在世界历史上，最早兴建城市的部族也许就是苏美尔人。城市的建立，标志着氏族制度的崩解和文明时代的开始。大致在距今6 000年以前，苏美尔区的平原上就已经兴起了许多雉堞峥嵘的城市，其中比较重要的是乌尔（Ur）、埃里都、拉格什（Lagash）、乌鲁克（Uruk）和尼普尔（Nippur）。这些城市及其附近所属的地区，各自形成独立的小王国。

在苏美尔人的那些小王国中，政权操控在帕特西（patesi）手里。帕特西是一种半宗教半世俗的统治者，他一方面是最高的祭司；另一方面又是军事统帅和国王。帕特西在某种程度上还保持着部落酋长的特征，然而他已经不是经过选举产生，而是世袭的了。与埃及的法老一样，帕特西被认为是国内一切土地的最高所有者。那些苏美尔人的小王国为了争夺土地和水源，互相间不断发生龃龉，肆行兼并。在对外方面，苏美尔人常常与北面的阿卡德人进行战争。在公元前2900年左右，苏美尔人的乌尔王国崭露头角，成为那些小王国中的霸主。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拉格什王国的势力转趋强盛，曾经一度统一了苏美尔区与阿卡德区的大部分。然而不久，拉格什的霸权又被乌鲁克（图2—2）所代替。在公元前24世纪中期，乌鲁克的统治者卢加尔扎克西（Lugal-zage-si）穷兵黩武，他不仅统一了苏美尔区，并且几乎征服了整个两河流域。图2—2　乌鲁克城（白庙）遗址。约公元前3500—前3000年

苏美尔人的宗教是多神教，他们给每一项自然界的事物都臆造出一个神。在苏美尔人的那些小王国之间，宗教信仰也并不完全一致。苏美尔人编制了神话去解释宇宙万物的由来，说宇宙万物都是由一个最高的神创造出来的，那便是关于上帝创世的神话。两河流域曾经遭受过洪水泛滥之苦：洪水所至，大地陆沉，闾舍荡然，牲畜被吞没，居民死者无数，只有那些攀上船或木筏逃到高地或山坡上去的人才得以幸存了下来，所以苏美尔人有“洪水方舟”的传说。后来这些神话再经过一些渲染和改变，一直影响到希伯来人的宗教信仰。在公元前3500年以前，约与埃及人同时，苏美尔人就已经发明了文字。这种文字最初也是象形的，后来演化为表意字和谐音字，约有500个基本音符，但却没有演化为字母。苏美尔人用削尖了的芦管做笔，把这种文字刻在泥砖的坯块上，在日光下或火炉上焙干，能保存图2—3　楔形文字得很久。因为这种文字是刻在泥板上的，落笔处比较粗重，收笔处比较纤细，呈尖劈形，所以被称为楔形文字（cuneiform）（图2—3）。古代亚洲西南部的一些部族，受了苏美尔人的影响，大概都是使用楔形文字。由此可见，苏美尔人所创造的文字，实为以后阿卡德文、巴比伦文、赫梯文、亚述文、埃兰文、波斯文以及米坦尼文的始祖。然而，古代亚洲西南部各部族的那些楔形文字与埃及人的象形文字一样，虽然曾经在历史上被使用过一个很长的时期，但早已成了僵死的东西，被摈弃在实用的范围以外了。一直到19世纪上半期，经过德国学者格罗特芬（Georg Friedrich Grotefend）和英国考古学家兼外交家劳林逊（Henry Rawlinson）的艰辛研究，才从古波斯文里找出一个键来，用以解释那些古代亚洲西南部各部族的楔形文字。现在，专门学者已经可以根据苏美尔人所遗留下来的文字记载来研究古代两河流域的历史了。

正如成功地释读了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一样，成功地释读了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也是考古学和历史学中的一个大突破。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既被释读了出来，学者们便可以进一步去研究两河流域及其邻近地区诸古国的历史和文化，于是就产生了一种很专门的学问—亚述学。不过我们要知道，亚述学系因历史上的亚述帝国而得名。它实际上是东方考古学的代称，包括的范围很广。亚述学里面还有许多分支，内容是繁复多样的。近年以来，亚述学有不少新成就。它逐步地使西南亚诸古国的历史文物重见天日，丰富了人们的历史知识。

苏美尔人的社会生活情况，可以从两河流域的文物遗存中略见一斑。1922—1934年，英国考古学家伍利（Charles Leonard Woolley）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个考古团合作，在两河流域南端乌尔城的废墟上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十几座乌尔国王和王后的陵墓。这些陵墓营建的时间先后不一，最早的约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其中有一座陵墓特别引人注目，国王和王后的墓窟里有大批殉葬者的骸骨，为数达八九十具之多。这是一个铁证，证明当时苏美尔人的统治集团是用人殉的，其酷烈的程度和我国殷商时代的人殉差不多。此外，在墓图2—4　普阿比王后陵墓出土的牛头竖琴。约公元前2600年窟里还发现了大批的泥板文书，金银器皿，精致的项链和其他首饰，铜制的矛和头盔，竖琴（图2—4），以及要用几头牛或驴来挽的四轮车。

在进行这次发掘以前，考古学家就已经发现了许许多多刻有苏美尔楔形文字的泥板。而伍利考古发掘的结果，更引起人们对两河流域古文明的兴趣。有少数考古学家和语言学家，竭毕生之力去研究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1985年1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已发出信息，谓将于近期内分批出版一套多卷本的《苏美尔文大字典》。这也是东方考古学的一大成果。

苏美尔人在天文学方面的创获，为古巴比伦天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苏美尔人很早就制定了阴历：他们观测月亮的盈虚，把两次新月出现之间的那段时间作为1个月（约29天12小时44分3秒）。1年12个月，其中有6个月各为30天，另6个月各为29天，合计为354天。当然，这和地球公转一周的时间是相差很远的，于是他们又创立了置闰的办法。苏美尔人的阴历和我国的农历很相近，这种历法曾经广泛地被亚洲西部的其他部族所采用。直到现在，伊斯兰教徒和那些居住在亚洲西部的犹太人仍在沿用这种历法。

苏美尔人在数学方面的成就不亚于埃及人。他们计数的方法是以60为单位，但也辅以10进制。现在我们分圆周为360度，1小时为60分，1分为60秒，都还是承袭苏美尔人的遗规。

两河流域没有巨大的花岗石，所以在建筑的规模方面，苏美尔人就远逊于埃及人。不过，苏美尔人虽然没有留下像埃及金字塔那样巍峨宏伟的具有永久性的大建筑，他们那些用砖块所建造的神庙，规模也相当宏大。苏美尔人建造可以拾级而登的、多层塔形的高坛，顶端供着神龛，作为祭祀和观察天象的场所。这种高坛，叫作金字形神塔（ziggurat）。后来这种建造高坛的营造法式一直流传了下来，成了两河流域古建筑的一大特色（图2—5）。图2—5　乌尔城金字形神塔。约公元前2100年

西方曾有几个主张“中华民族西来说”的学者，看到古代中国与古代两河流域的阴历、文字形状、陶器以及洪水传说有某些相似之点，便牵强附会，轻率地认为中国人是从两河流域迁移而来。这种说法是非常错误的！世界各族人民在生活实践中所发展起来的文化，很自然的会有许多近似之处。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种近似，就认定他们之间有什么文化上的甚至血统上的联系。近年以来，中国各地先后发现了许多原始人的骨骼化石以及大批石器时代的遗物，据此我们已经可以断言：中华民族源远流长，自古以来就生长繁衍在东亚这片辽阔广大的土地上；中国的古文化是在自己的土地上独立发展起来的。

三、闪米特人的崛起和萨尔贡一世的武力扩张

这里所说的闪米特人（Semitic Peoples，也称闪族），系泛指那些说闪米特语的部族和部落。闪米特人不是一个种族的名称，它包括许多部族和部落，他们之间的民族特征并不一样，差别很大。

在邈远的古代，闪米特人就从外高加索一带向南移殖。他们分为许多个部族和部落，各以氏族为单位，在叙利亚和阿拉伯一带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

当埃及人和苏美尔人已经有了相当高的文明时，大部分的闪米特人还处于蒙昧阶段，畜牧迁徙无常处。他们没有文字，没有工艺，没有较高的政治组织，不过已经知道使用弓箭。闪米特人经常从事于剽劫和战斗，他们或者向东侵入两河流域，或者向西移殖到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或者侵入埃及。慢慢地然而却是逐渐地，闪米特人在各地定居了下来。

在古代东方，闪米特族所分布的区域相当广：历史上的阿卡德人、亚摩利人、腓尼基人、希伯来人、亚述人、迦勒底人、阿拉伯人，以及非洲的埃塞俄比亚人，都属于闪米特族。而在埃及人里面，也杂有闪米特人的成分。

闪米特族里面最先走上历史舞台的是阿卡德人。他们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定居于两河流域的中部，以阿卡德区而得名。当苏美尔人在两河流域的南端形成了城邦王国时，阿卡德人也弃游牧而事农耕，逐渐从蒙昧时期过渡到文明。

在两河流域的平原沃壤上，苏美尔人与阿卡德人毗邻而居。他们对峙了好几百年，你争我夺，不断地发生战争。在最初，苏美尔人的文明程度比较高，并且是排成方阵（phalanx）来作战，所以常常能击溃阿卡德人。然而，后来苏美尔人因为其社会内部的矛盾日益加深，武力逐渐削弱，阿卡德人便反过来在战争中取得了优势。图2—6　阿卡德国王青铜雕像。约公元前2300—前2200年

在公元前2341年左右，阿卡德人的军事领袖萨尔贡一世（Sargon I，因为后来亚述历史上又有个国王叫萨尔贡，所以才给他加上一世的称号，以示区别）击败了苏美尔人的乌鲁克王国，以武力造成两河流域的统一，并且向东征服埃兰（Elam）一部分的土地，向西扩张到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建立了一个东起波斯湾、西至地中海东岸的帝国。这阿卡德帝国（图2—6）的势力，可能曾经远届爱琴海区域，其中包括克里特岛。不过我们要明白：在古代，所谓帝国就是由一个国家的奴隶主贵族用武力征服了其他的国家，在其武力所及的地区内实行政治上的控制和经济上的剥削。在两河流域的历史上，所有那些以武力所造成的帝国都不是什么高度集中的政治组织。在萨尔贡一世统一了阿卡德区与苏美尔区以后，苏美尔区原有的那些城邦王国或多或少都还保持着半独立的地位。实际上，苏美尔人的拉格什王国在受阿卡德人控制的期间，它的经济和文化仍继续在发展，并且比以前更加繁荣。

阿卡德人的军事领袖建立了帝国，造成西南亚历史上第一次统一的局面。萨尔贡一世自称是“天下四方的共主”，或“大地之王”。他强迫被征服地区的人民缴纳谷物、金钱和牲畜，并提供徭役或无偿劳动，对于反抗者则威之以兵。两河流域的古文书里有一段记载：某次，有一个城邦发生起义，萨尔贡一世便蛮暴地把那座城完全“夷为平地，连飞鸟的窠巢都被捣毁无遗”。然而，萨尔贡一世的高压政策只是激起各地人民更猛烈的反抗，最后直落得众叛亲离，他被围困在京城里，连他自己的部队都哗变了。

阿卡德人在征服了苏美尔人之后，便把苏美尔人的农业技术、历法、数学、建筑法式、工艺以及宗教神话都接受了过来，并且利用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来拼写他们自己的语言。后来久而久之，阿卡德人与苏美尔人就渐渐地趋于同化了。阿卡德帝国（图2—7）统一亚洲西南部，促进了古代东方各地商业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当时阿卡德人的武力控制着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一带，而埃及人的商船，则经常出入于地中海东岸的港口。此前大致上是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两河流域的古文明与埃及的古文明，这时就开始有了频繁的接触。图2—7　阿卡德国王纳拉姆辛胜利纪念碑。约公元前2300—前2200年我们在前面曾经说过：在历史上，两河流域是游牧部族与定居部族竞争角逐的场所。在公元前2228年左右，从底格里斯河以东的山区来了一支叫作古蒂人（Gutian people）的野蛮部族，他们侵入到两河流域肆行烧杀，造成了极大的破坏。那阿卡德人所建立的帝国，便在这次异族入侵的浪潮中覆没了。其后，古蒂人在武力征服的基础上建立起残暴的统治，他们代替了阿卡德人而成为两河流域的主宰。

古蒂人统治两河流域，为时约有70多年。在这期间，苏美尔人与阿卡德人曾经屡次掀起斗争，反抗古蒂人的压迫和剥削。在公元前2150年左右，苏美尔区乌鲁克城邦的国王乌图赫加尔（Utu-hengal）纠合了武力，最后把古蒂人驱逐出两河流域，光复了苏美尔的独立。在这以后，苏美尔人又一度压倒了阿卡德人，重新成为两河流域的主人。

苏美尔人在挣脱了异族压迫以后，呈现出复兴的景象，在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上都达到了更高的水平。但是，连年不断的战争，却使苏美尔人里面出现了一批军事贵族，他们不久就转过来肆行武力扩张。苏美尔区的城邦王国乌尔尤为突出，它凭恃武力，连年对外用兵，兼并土地，最后竟发展为乌尔帝国。

乌尔帝国的奠基者乌尔那木（Ur-Nammu）建立了一个新王朝，共传5世，历时约110年（约为公元前2118—前2007年）。因为在这以前，乌尔曾经有过两个王朝，所以历史学家把这个王朝叫作乌尔第三王朝。乌尔第三王朝时期是苏美尔人的极盛时期，当时乌尔帝国不仅统一了苏美尔区与阿卡德区，并且几乎完全恢复了以前阿卡德人所建立的帝国的版图。这种统一的局面，对于商业发展和文化交流当然是有益的。

经过了数百年的融合，苏美尔人和何卡德人之间的界限逐渐泯灭。他们已经同化为一个部族了。

然而，奴隶社会的内在矛盾，使乌尔帝国不久就趋于衰落。乌尔帝国所赖以建立的基础是极为脆弱的，它经不起比较强悍的游牧部族的袭击。在公元前2007年左右，西边的亚摩利人和东边的埃兰人（Elam）侵入到两河流域，他们摧毁了乌尔帝国的统治。

在亚摩利人和埃兰人的夹攻之下，苏美尔人的那些城邦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从此以后，苏美尔人便不复作为一个独立的部族而存在，走下了历史舞台。但是，作为两河流域古文明的奠基者和先驱，苏美尔人的光辉是永远不灭的。苏美尔人的文化，深深地影响到西南亚其他各部族的文化。他们的农业技术、历法、数学、楔形文字、建筑法式、工艺乃至神话传说，都成了两河流域古文明之最宝贵的遗产。

四、古巴比伦王国与汉谟拉比的法典

两河流域是个大熔炉。在这里，许多不同的部族都由竞争角逐而趋于融合。

当苏美尔人的乌尔帝国趋于衰落时，有一支原先居住在叙利亚一带的闪米特族，叫作亚摩利人（Amorite，意为西边人），趁势由西徂东，侵入到两河流域。

在公元前1894年左右，亚摩利人以幼发拉底河畔的巴比伦城（Babylon）为首都，在奴隶制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王国，即历史上所称的古巴比伦王国。这个新兴的王国聚集力量，逐渐强盛起来，不断向四周扩展，掩有两河流域全境。从这时候起，人们才把美索不达米亚称为巴比伦尼亚（Babylonia，因巴比伦城而得名），而把美索不达米亚的居民，不论其是苏美尔人、阿卡德人，还是亚摩利人，一概称之为巴比伦人。

在古代两河流域的历史上，那些游牧部族与定居部族之间的更替，并没有给生产方式带来多大的改变。征服者的游牧部族，在生产方式上是低于被征服者的定居部族。因此，他们只能是在被征服者原有的经济基础上建立起剥削关系。在古巴比伦王国时期，两河流域的奴隶制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债务奴隶的人数比以前有所增加。然而，社会上基本的生产者仍然是那些农村公社中的农民。当时巴比伦尼亚的可耕土地有80%—90%是由农村公社掌握，余下的则分属于国王、贵族和神庙，而土地私有制是受到很多限制的。

古巴比伦王国产生了两河流域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位君主—汉谟拉比（Hammurabi）。在汉谟拉比在位期间（约为公元前1792—前1750年），亚摩利人已经最后扫清了来自伊朗高原西部的埃兰人的势力，把两河流域聚合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单位，并且向外扩张，把国境拓展到叙利亚和小亚细亚一带。汉谟拉比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常备军，经常东征西讨。然而，他也兴修水利，发展农业，提倡畜牧，奖励工商业。他曾经自己夸耀着说：“我修通了运河，带来充沛的水源，灌溉苏美尔区和阿卡德区的田畴。我把两岸的土地变成了绿野，我保证了谷物的丰收……”

古巴比伦王国时期是两河流域历史上最光辉的时期。汉谟拉比厉行中央集权，他把巴比伦城的守护神马尔杜克（Marduk）尊为全国最高的神，借此来维护国家的统一并抬高王权。汉谟拉比自称是“王中之神”，用神权来统治万民。他把宗教、军事、行政和司法大权集中于一身，并且派自己的亲信去巡视各地。这时，尽管苏美尔区和阿卡德区那些小城邦中的帕特西仍旧存在，但他们已经不再是什么可以自行其是的小国之君，而只是听命于国王的臣仆了。政治上的统一促进了经济上的繁荣，这时国王的仓库里囤积着从各地搜括得来的贡赋，而交换经济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巴比伦城商旅辐辏，市廛林立，它成了古代东方工商业的中心。

统一的国家，需要有统一的法律。本来，乌尔第三王朝的奠基者乌尔那木曾制定过一部成文法典，但仅系草创，尚欠完备。这时汉谟拉比已统一了两河流域，他为了维护奴隶主贵族的利益并巩固他的统治，更感到有统一法律的必要。汉谟拉比在其即位的第二年，即授意将过去苏美尔、阿卡德各城邦的法律加以斟酌损益，并参照亚摩利人的习惯法，制定一部详备的成文法典。此项工作大概进行了许多年，直到汉谟拉比在位的晚期才最后完成，全部法典计有282条。汉谟拉比下令勒石刊布：由良工精雕细镂，把这部法典全文镌刻在一座黑色玄武岩的石柱上，顶端冠以汉谟拉比受此法于太阳神的浮雕，将之竖立在公共场所，作为司法的准绳。从这种公布法典的方式看来，汉谟拉比认为他自己是受命于神来制定法律的，全国臣民只有一体禀遵。事隔3 600多年，在1901年，法国考古学家戴摩根（M. J. De Morgan）在埃兰人的古都苏萨城（Susa）遗址上发现了这座刻有《汉谟拉比法典》全文的石柱，它高约2.25米，顶端周长约1.65米，底部周长约1.9米，那上面的楔形文字略有磨损，但后来已由考古学家根据其他泥板文书的抄件补足了。目前这座《汉谟拉比法典》石柱（图2—8）珍藏于法国巴黎罗浮宫，从那上面，我们可以想见到距今3 700年前古巴比伦王国的社会概况。《汉谟拉比法典》是世界历史上第一部比较详备的成文法。它分为引言、正文、结语三部分，在正文部分，对于农事、地租、商务、债权关系、奴隶贩卖、禁止奴隶逃亡、嫁娶、离婚、财产继承、盗窃罪，等等，都给予法律的规定。这部《汉谟拉比法典》的条文，对古巴比伦王国的社会性质问题提供了有力的说明。图2—8　《汉谟拉比法典》石《汉谟拉比法典》中有不少关于农牧柱业、租佃关系和奴隶买卖的条文，足证古巴比伦王国是一个以农牧业为主的早期奴隶制国家。它社会上的主要生产者，仍然是那些农村公社中的农民。农民耕种村社所配给的土地，须向国王纳税，并提供力役劳动。国王是最高的土地所有者，他可以把土地分赐给神庙、权贵以及服兵役的人。

在古巴比伦王国时期，两河流域的工商业已经很繁盛。《汉谟拉比法典》中所提到的手工业种类繁多，主要的有制陶业、砖瓦业、纺麻业、木工、建筑业、珠宝业、制革业、冶金业，等等，足见当时的手工业已经有相当精细的分工。

古巴比伦王国盛行高利贷，而最大的高利贷者就是神庙。关于债务，《汉谟拉比法典》上明文规定：银钱的借贷，利息为10%—25%；谷物的借贷，利息则高达20%—33.3%。债务人无力偿还，则债权人不仅可以没收他的田地房产，并且可以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卖为奴隶。剥削如此苛重，而《汉谟拉比法典》正是给这种剥削制度打上合法的钤记。《汉谟拉比法典》是维护奴隶制的。它规定奴隶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可以任意买卖或转让。奴隶身上都打着烙印，以标明他们是属于谁的财产。奴隶没有人身自由，盗卖奴隶或窝藏逃奴的人都须处以死刑。

汉谟拉比曾冠冕堂皇地说他之所以制定法典，旨在“树立公平正义于国中”，使臣民“不得以强凌弱”，是“保护弱者”的。然而实际上，他这部法典却带着森严的阶级性。当时巴比伦的平民大概分为3个阶级：自由人、半自由人和奴隶。在刑律方面，《汉谟拉比法典》一般是采用原始的“同态报复主义”，即“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杀人者偿命”。但是，不同阶级的人，在法律上的地位迥然不同。例如，《汉谟拉比法典》上有这样的条文：“有损伤自由民之目者，亦损其目”；“有折断自由民之骨者，亦折其骨”。不过，如果被害人是半自由民或奴隶，那么犯法者只须赔偿一些金钱便可以了事。在那样阶级悬殊的奴隶社会里，法律原是为奴隶主贵族服务的。

古巴比伦王国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很尖锐，因此在遭遇到蛮族入侵时就显得脆弱无力。亚摩利人在两河流域的优势不久就衰微了。在汉谟拉比死后，古巴比伦王国迅即土崩瓦解。苏美尔区和阿卡德区的一些城邦都纷纷独立，而四周的游牧部族，又风起云涌地侵入到两河流域。在公元前1740年左右，原先居住在东部山区里的加喜特人（Kassites）长驱直入，征服了两河流域。在这以后的五六百年间，加喜特人所建立的王朝统治着巴比伦尼亚。

不过有一点我们要注意：在古巴比伦王国灭亡以后，巴比伦城仍保持着其昔日的重要性。在这以后约有一千六七百年之久，尽管政治上风云变幻，巴比伦城还一直是两河流域工商业和宗教的中心。

随着加喜特人的入侵，马和战车被引用到两河流域。在这以前，古代东方各国只是用步兵作战，军队的机动性很小。马和战车的使用，则在古代战术上引起了巨大的改变。从这时候起，控弦之士可以骑在奔腾的战马上去摧坚致远，或是驾着战车去追奔逐北，军队的机动性和战争的残酷性就大大增加了。我们在上一章曾经说过，在公元前1710年左右，喜克索斯人用马和战车征服了埃及。而以后，一些古代帝国之所以能够兴师远征，从事武力扩张，也和这种战术上的改变有很大的关系。

五、腓尼基人的航海活动和字母

腓尼基人是闪米特族的一支。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他们就辗转移殖到叙利亚的西部，即现今黎巴嫩共和国的这片土地上。腓尼基人的历史和文化，可以追溯到距今5 500年以前的远古。

腓尼基人在定居于黎巴嫩地区以后，由于国家组织的萌芽和对外防御的必要，一些血缘较近的氏族便联合起来，筑城以自卫，于是形成了许多各自独立的城邦。而那些从氏族里面分化出来的贵族阶级，就分别成了各个城邦中的统治者。在腓尼基人的这些城邦中，比较重要的是乌加里特（Ugarit）、朱拜勒（Byblos）、赛达（Sidon）和泰尔（Tyre，古音为Tyrus）（图2—9）。

腓尼基这些小国寡民的城邦，互相间竞争攘夺，各有彼此，不足以自保。它们的命运，常常是受邻近强国摆布的。从公元前1500年左右起，腓尼基各城邦曾经先后在政治上受制于埃及帝国和赫梯帝国，为时达300年之久。在埃及帝国和赫梯帝国相继衰落了以后，腓尼基人的城邦才又恢复了独立。

黎巴嫩地区没有广原平畴。在这里，农业和畜牧业发展的可能性都不很大。但是，黎巴嫩地处古代东方商路的中心，濒临地中海，交通便捷，有诱人的海外市场，而山上的林木又适于建造船舶，所以腓尼基人很早便从事图2—9　泰尔景色于航海经商活动。腓尼基人是古代最优秀、最勇敢的航海者。早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腓尼基人就浮海与埃及、克里特岛等地进行贸易。嗣后，腓尼基人更开辟了通往地中海西部的航路，直抵西西里岛、撒丁尼亚岛、巴利阿里群岛、非洲北岸和西班牙。他们甚至越过了直布罗陀海峡，远航到浩瀚的大西洋，南下非洲西岸，北抵不列颠群岛。在公元前12世纪左右，埃及人和克里特人的海上势力都相继消失，于是腓尼基人便取得了地中海的商业霸权。当时腓尼基人的商业，是与海上掠夺的勾当结合在一起的（图2—10）。腓尼基人的那些城邦王国，是在早期奴隶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过它们却拥有比较多的手工业者和商人。腓尼基的奴隶基本上是家内奴隶，他们也充当摇桨的船工。从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前6图2—10　腓尼基舰队横行海上世纪这400年间，腓尼基各城邦的国王和商人贵族垄断着地中海的贸易。他们利用奴工驾驶着船舶，满载着谷物、陶器、玻璃器、纸草、布匹、木材、橄榄油、象牙、珠宝、武器以及铜制或银制的器皿，在地中海沿岸销售，并且从事于奴隶贩卖。朱拜勒城的商人以贩卖埃及的芦草纸著名，于是byblos一词，竟成为一切书籍的通称。后来基督教的《圣经》之所以叫作Bible，便是从这个字变来的。在古代，紫色是高贵的象征，贵族多穿着紫袍。泰尔城出产一种由蚌壳里面取出来的紫颜料，以之染制布匹，色泽可以经久不褪。当时泰尔城所出产的紫布，是地中海区域最珍贵的衣料，售价特昂。实际上，腓尼基（Phoenicia）一词源出于希腊语，意思就是紫色之国。

腓尼基人航海经商的过程，也就是腓尼基人向外殖民的过程。腓尼基人在塞浦路斯岛、西西里岛、非洲北岸以及西班牙的南端都建立了商站和殖民地。在那些腓尼基人的殖民地中，最重要的是泰尔城的殖民者在非洲北岸突尼斯海角上所建的迦太基（Carthage）。迦太基城（图2—11）约建立于公元前814年，它后来发展为一个强大的商业帝国，成为罗马帝国的劲敌。

由于腓尼基人的航海经商活动，古代东方的文明便逐渐传播到地中海沿岸各地。在把东方的古文明输入欧洲这一历史性的伟业中，腓尼基人曾经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然而，腓尼基人对于世界文化的最大贡献，则为拼音字母的引用。图2—11　1860年考古发掘时的迦太基竞技场

字母并不是由腓尼基人独力发明的。我们在上一章中说过：早在公元前18世纪中叶，埃及人就已经创制了24个拼音符号，那实际上已经是字母（即普通所说的西奈字母）。稍后一些，那些居住在叙利亚北部一带的闪米特人的部族，根据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创造了他们自己的拼音符号，也就是最初的字母。腓尼基人把这两种拼音符号都接受了过来，用以拼写他们自己的语言。大约在公元前14世纪，腓尼基人已经在使用两种字母：北部的乌加里特城邦使用一种楔形字母，南部的朱拜勒城邦使用一种线形字母。腓尼基人是以经商为主的民族，他们需要有一套简单明了、易于书写的文字工具。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楔形字母被淘汰，线形字母确立了优势。确凿无疑的是，在公元前9世纪，腓尼基人已经在使用22个拼音字母（图2—12）。不过这22个字母都是辅音，没有元音。

腓尼基人创造了拼音字母，这在世界文明史上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大事。后来由于贸易往来，腓尼基人把他们的拼音字母传授给希腊人。希腊人把这种拼音字母加以改造，并且加上几个元音字母，使之成为希腊字母。大约在图2—12　腓尼基字母公元前700年左右，希腊人就开始用字母来写字了。以后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又从希腊字母中先后衍生出拉丁字母和斯拉夫字母（包括俄文字母）。这就是现今欧洲各种文字字母的由来。

在亚洲方面，腓尼基人的拼音字母被居住在叙利亚一带的阿拉米人（Arameans）用来拼写他们的阿拉米语。当时阿拉米语的使用范围很广。后来又从阿拉米文的字母中衍化出希伯来文、阿拉伯文、印度文，乃至维吾尔文的字母。所以，世界上各种拼音文字的字母，都可以上溯到腓尼基人的拼音字母。

此外，腓尼基人还摈弃了苏美尔人那种把字刻在泥板上的书写方法，改用埃及人所创始的纸草、笔和墨水来写字，并且把这种书写方法传播到地中海沿岸各地。

后来，腓尼基本土的那些城邦丧失了独立，先后被亚述帝国、迦勒底帝国、波斯帝国所占领。不过它们的一些海外殖民地，其中尤其是迦太基，仍在继续发展，成为地中海世界一个强大的力量。

六、希伯来人的建国和犹太教的产生

在叙利亚与埃及之间，有一条狭长的山峦起伏的丘陵地带。它东界约旦河与死海，西濒地中海，南北的长度约为225公里，东西的宽度约在100公里左右。这地带最初的名称是迦南（Canaan），其后因为非利士人（Philistines）的入侵和定居，才被改称为巴勒斯坦（Palestine）。

从公元前3500年左右起，飘弋在亚洲西部的闪米特人就陆陆续续地移殖到地中海东岸。其中有一支迦南人（Canaanites），首先定居在这约旦河与死海以西的土地上。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迦南人已经从氏族公社演进到国家，有了城邦的政治组织。这里的居民是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经营农业，但同时也长期地保持着畜牧业。由于在地理上是介于埃及与两河流域之间，迦南人很早就从那两个古文明的中心学到了文字、历法和工艺。

与两河流域的情形一样，地中海东岸也是一个部落混合的大熔炉。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有另外一支属于闪米特族的游牧部族，叫作希伯来人（Hebrews），即后来所称的犹太人（Jews），就逐渐一批一批地向地中海东岸移殖。在最初，希伯来人还保持着原先的氏族组织，他们膻肉酪浆，携着帐篷逐水草而居。希伯来人与迦南人杂居在一起，但却没有能够立即代替迦南人而成为当地的主人。

在公元前1650年左右，当喜克索斯人统治着尼罗河下游之地的时候，一部分希伯来人趁势侵入到埃及。起初，那些希伯来人是助纣为虐，替喜克索斯人中的军事贵族担任收税的衙役，压迫埃及人。后来埃及人推翻了喜克索斯人的统治，光复故国，便转而对那些希伯来人进行残酷报复，把他们没为奴隶，罚他们做苦工。希伯来人在埃及居留了420多年，最后因为不堪忍受那种非人的待遇，就掀起了暴动。在公元前1225年左右，希伯来人逃出了埃及。相传领导这次逃亡的，是一位名叫摩西（Moses）的领袖人物。

摩西（图2—13）率领着那一群逃亡出来的希伯来人，凄凄惶惶在西奈半岛的沙漠地区中漂流了许多年。原先，希伯来人在氏族公社时期，他们就信仰其本部落的神耶和华（Jehovah）。这时受到艰苦生活的磨炼，希伯来人就更加沉浸于宗教幻想。而在迁移漂泊之中，希伯来人也需要有一种共同的生活守则来维系社会秩序。于是摩西登西奈山（Mount Sinai）和他的族人约定《十诫》。摩西的《十诫》，见《圣经·旧约·图2—13　摩西出埃及记》第二十节，内容包括：（1）汝必须尊信唯一的上帝，不得崇拜其他的神；（2）汝不得制造并礼拜任何偶像；（3）汝不得妄称上帝之名；（4）汝须奉安息日为圣日，其他6日汝须尽力工作；（5）汝须孝敬父母；（6）汝不得杀戮；（7）汝不得犯奸淫；（8）汝不得偷盗；（9）汝不得作假证以陷害他人；（10）汝不得觊觎他人的房屋、妻子、奴婢、牲畜或任何其他财物。这摩西的《十诫》，后来成为犹太教和基督教所标榜的精神上的信条，并且影响到伊斯兰教。

那一群漂泊无定的希伯来人，把迦南当作他们的归宿之地。远在摩西率众北归的好几百年以前，早就有许多其他的希伯来部落定居在约旦河与死海以西的土地上，从游牧生活过渡到农业生活，和迦南人混杂在一起。此时那些从埃及逃出来的希伯来人又侵入到迦南，这便引起了战争和残杀。关于这一场激烈斗争的经过，希伯来人在他们的圣书《旧约》中并没有明白记载。然而确实可知的是，希伯来人征服了迦南人。其后由于长期的通婚和同化，希伯来人与迦南人就混合为一个部族了。

在公元前12世纪和11世纪这200年中，由于希腊人南下征服了爱琴海区域，那原先居住在克里特岛上的一个部族，叫作非利士人，便渡海迁移到迦南来居住。希伯来人为了抵御这新来的侵入者，曾经蒙受过巨大的牺牲。但在最后，希伯来人终于把非利士人的势力局限于濒海的一隅之地。

在与非利士人搏斗的过程中，希伯来人里面出现了一批强有力的军事贵族，他们要求建立一种暴力机关来维持自己的特权。在公元前1028年左右，军事领袖扫罗（Saul）被推戴为希伯来人的共主，是为希伯来人建国之始。

扫罗的继任者是大卫（David）。在大卫在位的40年间（公元前1013—前973年），希伯来王国的政治统一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大卫把原先迦南人在锡安山（Mount Zion，也译郇山）上的一座城寨营建为首都，那便是有名的耶路撒冷（Jerusalem）。在大卫之子所罗门（Solomon）在位时期（公元前973—前933年），希伯来王国在奴隶制的基础上呈现出高度的繁荣。所罗门与腓尼基的城邦泰尔缔结了商业上的同盟，广泛从事于陆上和海上的贸易活动。他曾经组织了一支商船队，循着红海南航到一个什么“奥菲尔之地”（Land of Ophir）去取得金银财宝图2—14　腓尼基人为所罗门王（图2—14）。这时希伯来的商船往来于带来了金银财宝地中海各地，最远的曾经航行到西班牙。所罗门好大喜功，耽于逸乐。他想出了种种方法在各地聚敛钱财，加强了对人民的剥削，并且大兴徭役，在耶路撒冷建造了穷奢极侈的王宫和庙堂。

希伯来人民苦于国王的横征暴敛，他们要求有一个比较廉洁的政府。公元前933年，所罗门一死，北部地区便分离出去，另外成立了一个独立的王国。这样，希伯来王国便分裂为二：北部的王国建都于扎马利亚（Samaria），叫作以色列王国；南部的王国仍旧都于耶路撒冷，叫作犹大王国。在经济和文化上，以色列王国都比犹大王国来得昌盛。

以色列王国与犹大王国在历史上的命运是不同的。公元前722年，以色列王国被亚述帝国所并吞，国王和臣民近3万人都成为俘虏。犹大王国的国王惊恐万状，乃卑词厚礼，求为亚述帝国的附庸，才得以苟延残喘。因为此后希伯来人的王国就只剩了一个犹大，于是希伯来人也就被称为犹太人。

犹大王国继续存在了130多年，到公元前586年被迦勒底帝国所灭。这时犹太人国破家亡，任人宰割。迦勒底帝国的君主尼布甲尼撒二世下令把犹太人中所有的贵族、祭司、商贾和工匠一律作为俘虏，解往巴比伦城，只剩下一些贫苦的人留居在耶路撒冷，这便是犹太历史上所说的巴比伦之囚（图2—15）。在这以后，犹太人就成了一个灾难深重的部族，先后被迦勒底人、波斯人、马其顿人、罗马人所统治。

犹太人是一个富于宗教情操的部族。从公元前8世纪起，犹太人里面就产生了一些先知，他们继摩西之后，说他们的部落之神耶和华是世间唯一的真神。及至犹大王国灭亡，犹太人中有许多人都成了巴比伦之囚，处于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困苦颠连，莫可言状，于是他们的宗教意识图2—15　巴比伦之囚就更浓了。他们幻想能有一位救世主，来拯民于水火之中，消除社会上的不平等并建立公平的秩序。他们奉耶和华为全知全能的上帝，宇宙间万事万物的主宰。那些先知的神道说教与犹太人所旧有的一些宗教仪式结合起来，便产生了一神主义的犹太教。

从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这1 000年间，犹太人先先后后把他们的神话、传说、诗歌、历史、摩西的《十诫》以及那些先知的语录记载了下来，那便是《旧约》。《旧约》曾经经过多次的修改和增补，它是犹太教的圣经，也是基督教圣经的一部分。不过在《旧约》里面，犹太人把他们的历史过分渲染并且曲解了。

犹太人是在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以后，才最后形成他们那一神教的信仰。不过到后来，犹太教只是犹太人复国运动中一种精神上的号召，而它已经变成了维护阶级制度和贵族特权的工具了。犹太复国主义也称锡安主义（Zionism，也译郇山主义），那是因耶路撒冷的所在地锡安山而得名的。

犹太人在宗教方面的影响是巨大的。耶路撒冷是犹太教的圣地，也是基督教的圣地，而后来又成了伊斯兰教的圣地。这3种宗教的信徒各自按照其本宗的宗教传说，都把耶路撒冷看作是他们的圣城（图2—16）。因此在这里，宗教冲突特别尖锐。图2—16　耶路撒冷

第三章 古代东方的帝国

一、赫梯人和铁器时代的开始

亚洲西部诸国的历史是极其纷纭复杂的。在这里，充满了此兴彼覆的部族之间的竞争攘夺。那些奴隶制国家中的军事贵族，为了掠夺土地、牲畜、财物和奴隶，经常不断地从事于武力扩张。军事力量较强的国家征服了弱小的国家，用武力造成拥有广土众民的帝国。但是，由于奴隶社会的内在矛盾，这些帝国都是不久就衰颓了，转而被其他新兴的国家所征服。在古代历史上，亚洲西部出现了一系列领土广袤的大帝国。而最初在小亚细亚一带以武力建立帝国的，便是赫梯人。

关于赫梯人的由来，历史学家一向有许多不同的说法，目前还没有肯定的结论。在语言上，赫梯人与印欧语系各部族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也有显著的差别。大概赫梯人是来自中央亚细亚，他们绝不是什么所谓纯粹的雅利安人，而是由许多部族混杂起来的混合体。赫梯人繁息于小亚细亚北部的克泽尔河（KIzIlIrmak River，古希腊语称哈里斯河Halys River，意为红河）流域。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赫梯人就在早期奴隶制的基础上建立了国家，并且向南扩展到巴比伦尼亚和叙利亚。

赫梯人在古代东方历史上所起到的最显著的作用，便是铁器的大量铸造和使用。小亚细亚北部和叙利亚一带都蕴藏着丰富的铁矿，在公元前15世纪以前，赫梯人便掌握了炼铁的技术。本来，铁器的使用可能是由各个部族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时间内单独发明的。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两河流域就已经有一些零星的铁器出现了。然而，赫梯人却是世界历史上最早大量铸造并使用铁器的部族。

铁器的使用，在人类历史上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如果说火的使用与工具的制造最后把人类从普通动物界分离了出来，那么，铁器的使用则把人类推向了文明。《古代社会》的作者摩尔根曾经说道：“铁器的产生，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一件事。和它比较起来，一切其他的发明和发现都将被列为次要的或不足道的了。”当然，摩尔根所说的是指蒸汽机发明以前的情形。

关于铁器的铸造和使用在人类社会中所引起的巨大变革，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曾总结道：“铁器成了人类的仆役，它是一切在历史上起过划时代作用的物质原料中之最后的和最重要的一种，一直到马铃薯被移植到旧大陆的时候为止。铁器使人类得以在较大的规模上经营农业，使人类得以扫清漫山遍野的林木，开垦荒地，用以播种谷物；它使工匠有一种如此坚硬、如此锐利的工具，那不是石器或任何其他已知的金属所能匹敌的……第二次巨大的社会分工发生了。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了出来。生产之不断的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劳动生产率的增进，提高了人类劳动力的价值。在这以前的阶段，奴隶制还只是一个刚刚兴起的、不经常的因素。而现在，奴隶制却成为社会机构中的一个主要部分了。奴隶不再仅仅是生产中的助手，他们现在是百十成群地被驱使着在农田里或作坊中工作。社会生产分为农业与手工业这两大部门，这就引起了为交换而进行的生产，即商品生产。跟着发展起来的便是商业，那不仅是国内的和部族之间的边境上的贸易，而且是远涉重洋的海上贸易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948年英文版，第231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9页）

踏入到铁器时代，生产力有了巨大的发展，人类的社会组织便起了根本性的变化。恩格斯指出：人口日益稠密，这就使各部落在对内和对外防御的关系上必须有更密切的团结。在各个地方，血缘相近的部落之间的联盟已经成为一种必要。而不久之后，它们之间的合并也成为必要了。于是，各个不同部落的领土合并起来，就聚合为统一的各部族人民共同的领土。军事上的领袖—国王、军事首领或酋长，成为必不可少的常设的职位。在那些还没有存在过公民大会的地方，公民大会也建立了起来。军事领袖、族长会议和公民大会，组成了那从氏族公社里面发展起来的军事民主制的政权机构。军事民主制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战争和军事组织现在已经成为国家生活中经常的职能了。邻邦的财富引动了人们的贪欲之心，这些人开始把猎取财富作为生活的主要目标之一。他们是野蛮人，就他们看来，劫掠比生产劳动较为轻快，甚至是更荣耀的事。在过去，战争仅仅是为了报复他国的侵略，或者是被当作一种扩张已感不足的领土的手段；而现在，战争则单独为了劫掠的目的而进行，它变成一种经常的职业了。（参见同前书，第160页）

社会生产力的空前提高，手工业和农业的进一步分工，奴隶制的发展和成熟，商业的兴盛，以及领土广袤的大帝国的建立，都是铁器给人类所带来的结果。然而，铁制的刀剑，也使那些从氏族公社里面分化出来的军事贵族有了更犀利的武器。从此以后，战争变得更频繁更残酷了。“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这便是铁器时代的战争的写照！图3—1　赫梯首都哈图沙外城的狮门

赫梯人因为是最先大量地铸造并使用铁器，所以他们在小亚细亚成为一个强大的力量。在公元前15世纪中期，有一个位于克泽尔河东岸的赫梯人的王国势力特别强盛。它吞并了邻近的其他部落，把小亚细亚绝大部分地区都收入版图，建立了一个帝国。这时，它的首都哈图沙（Hattusa）已被营建为一座峻堞高墙的城堡（图3—1），那里面有宏伟的宫殿和神庙。赫梯人的貔貅之士，配备着铁制的戈矛，驾驶着辚辚的战车，驰骋到各地去从事于掠夺性的战争。从公元前14世纪后半期至公元前13世纪初年，赫梯人不断地与埃及构兵，他们从埃及人手里夺取了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一带的统治权。直到公元前1296年，赫梯国王才与埃及法老罢兵言和。当年他们所订立的那个《和约》的原本，至今仍保存了下来。

赫梯人一方面有他们自己的象形文字；另一方面又从巴比伦尼亚学到了楔形文字。象形文字与楔形文字在赫梯人中是并用的。赫梯人的文字，不久以前已经由捷克考古学家兼古语言学家赫罗兹尼（Bedřich Hrozný）教授释读了出来，所以赫梯人的历史文献现在也已经成为可认识的了。在那些从哈图沙城的故墟上所发掘出来的赫梯人的历史文物中，最重要的是一部《赫梯法典》。那部法典与古巴比伦王国的《汉谟拉比法典》颇有相似之处，两者都是奴隶主贵族统治的工具。《赫梯法典》制定于公元前15世纪，从它的条文上，我们可以想见到当时赫梯王国的社会概况：军事贵族享有特殊权利，奴隶制已经相当盛行，畜牧、农业和手工业都很发达，银质的货币也已经在流通了。

赫梯帝国的领土，东接两河流域，西至爱琴海。因此它就成了两河流域古文明输入到爱琴海区域的桥梁。

在历史上，赫梯帝国只昌盛了250多年。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印欧语系诸部族中的弗里吉亚人（Phrygians）和亚美尼亚人从巴尔干半岛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侵入到小亚细亚。在这两股势力的打击下，赫梯帝国就迅即土崩瓦解了。

赫梯帝国覆亡后，在它的故址上出现了弗里吉亚王国。不过，赫梯人的残部仍旧散居在小亚细亚各地，一直到亚述帝国兴起时才完全被征服。

二、亚述帝国（附乌拉尔图王国）

铁器的使用，替大帝国的建立提供了物质条件。然而，讲到历史上大帝国的建立，我们必须辨明一个问题，那便是国家职能的问题。

国家是在社会上的阶级矛盾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时所产生的一种权力机关，它是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但国家一经出现，它的职能则表现为两方面：对内是压迫被统治阶级，对外是按照统治阶级的利益来处理它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国家的这两种职能是密切地联系着的。无论在哪一种政治形态之下，国家的外部职能都只是其内部职能的扩大或延续。某一个国家的政权性质是怎样，它在对外关系上的指导原则也就是怎样。

在奴隶制的国家里，奴隶主贵族对内是剥削本国人民，对外则要求征服其他的国家或部族，以扩大其剥削的范围。古代历史上之所以战争频仍，而那些战争都带有极残酷的掠夺性，原因就在此。

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即略后于闪米特族的阿卡德人定居于美索不达米亚中部时，另有一支闪米特人的部族也辗转迁徙到底格里斯河的上游之地。他们是以亚述（Assur）城为中心逐渐发展起来的，所以被称为亚述人（Assyrians）。

亚述城所在的那个区域，是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一片高地。对于两河流域来说，它有居高临下之势，而且气候也比较干燥。在这里，有适于放牧的草地和荒原，有石灰岩和林木可以做建筑材料。更重要的是，它境内有一些矿产，并且邻接着小亚细亚东北部产铜和产铁的区域。这些地理上的特点，对亚述人的历史发展有一定影响。亚述人主要是以畜牧和狩猎为生，他们的农业不甚发达。

在文化上，亚述人曾经深深受到苏美尔人、阿卡德人、赫梯人以及胡里特人（Hurians）的影响。亚述人在定居于两河流域的北部以后，便从苏美尔人那里学到了历法、农业技术和工艺，并且用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来拼写他们自己的语言。在建筑和军事技术方面，亚述人则取法于赫梯人。

我们在前面曾经说过：两河流域是许多城邦以及定居部族和游牧部族之间竞争角逐的场所。在两河流域的历史上，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就像走马灯一样来来去去，斗争的情形是极其纷纭复杂的。比较上说来，亚述人在两河流域是一个后起的部族。从公元前24世纪至公元前14世纪这1 000年间，随着两河流域政治形势的变迁，亚述人曾经先后被阿卡德人、苏美尔人、亚摩利人、赫梯人、加喜特人和胡里特人所统治。然而在古代，那些征服者只是强迫被征服者输纳贡赋，并没有在其武力所及的地区内建立起什么高度集中的政治组织。所以尽管征服者是此兴彼覆，亚述人在他们自己的地区内却经常保持着半独立的状态。

惟其因为亚述人是一个比较后起的部族，最初，他们内部的阶级分化就不甚剧烈。当邻近的其他国家正由于奴隶社会的内在矛盾而日益衰落时，亚述境内却拥有比较众多的自由牧人和农民，这便是后来亚述之所以能够强盛起来的根本原因。此外，亚述处于两河流域和小亚细亚之间，它一向是两河流域北部的边徼之地，经常受到沿边游牧部族的侵扰。就是在这种边疆冲突中，亚述人养成了一种尚武精神，锐意整军经武（图3—2）。后来，亚述人从加喜特人那里得到了马和战车，从赫梯人那里学到了铸造铁器的方法，这就更加强了他们的优势。在公元前16世纪时，有一支大概是来自中央亚细亚的部族，即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胡里特人，逐渐定居下来，在两河流域北部建立了米坦尼王国（Kingdom of Mitanni）。起初，米坦尼王国的势力很强盛，它雄踞一方，并不断向外扩张，亚述图3—2　出征的亚述士兵曾经受其羁縻。但后来到了公元前15世纪末期，米坦尼王国因为屡次受到赫梯人的袭击，国势渐衰，亚述便乘机取得了独立的地位。公元前1275年，亚述的军事贵族最后灭掉了胡里特人的米坦尼王国而据有其地。

后来，赫梯帝国的崩溃，更使亚述的军事贵族得到了崛起的良机。公元前12世纪末叶，亚述人的武装部队在国王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一世（Tiglath-Pileser I）的率领下寇掠小亚细亚一带，追奔逐北，一直达到黑海之滨。然而，这一次的胜利并没有能够巩固。接着，亚述人反而受到了另一支闪米特族阿拉米人的侵扰。但在公元前9世纪时，亚述的军事贵族又征骑四出，扩张其本国的领土。这时亚述人的劲敌，在北面有亚美尼亚山区中的乌拉尔图王国，在西面有阿拉米人在叙利亚所建立的一些城邦，其中最大的是大马士革。

从公元前9世纪起，亚述人开始大量地用铁铸造兵器。在世界历史上，最早实施军国主义、专门以掠夺他国为职志的就是亚述的那些奴隶主贵族。整个的亚述国家就像是一架庞大的战争机器：国王的权力至高无上，军事贵族在国家生活中享有特殊显要的地位，他们经常驱使着军队去开疆辟土。亚述的武装部队并不是什么临时征调得来的民兵，而是由农民和牧人以及在被征服地区招募得来的兵丁所组成的常备军。那些部队配备着铁制的刀枪、弓箭和护身的盔甲，他们都是久经训练的貔貅之士，能排成密集的方阵来作战。亚述人除了使用战车以外，更创立了机动性很大的骑兵部队。那些骑兵都是身披重铠，跨着奔驰如飞的战马，可以用雷霆万钧之势冲散敌阵，在追击时更是迅猛无比。更重要的是，亚述人发明了一种攻城用的冲车（battering ram），那有点像现代的坦克车（图3—3）。在这以前，峻堞高垣的城池是坚不可摧的。然而这时候，亚述人的冲车却能够利用铁甲的掩护，一直推进到敌人的城垣之下，使部队可以攀援以登，夺取城池。如果用冲车仍不能取胜，那么亚述人还有一套更厉害的办法，即开掘地道，派精锐部队由地道潜入城中，以攻陷城池。这样，亚述的部队就成了一支几乎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可怖的武力。

在这里，我们不必多费篇幅去描写亚述人那些血腥的侵略战争，然而有些重要的历史事实也应当记住：公元前8世纪中期，穷兵黩武的亚述王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率兵四出寇掠。他向南侵入巴比伦尼亚，向东与印欧语系的米底人（Medes）所建立的图3—3　亚述人发明的攻城用的冲车米底王国构兵，向北兼并了乌拉尔图王国一部分的土地，向西征服了叙利亚，于公元前732年攻陷了要城大马士革。这样，亚述就把亚洲西部各地聚合为一个庞大的帝国。公元前722年，贵族出身的军事领袖萨尔贡自立为亚述王。因为在两河流域的历史上，以前阿卡德有过一个国王叫萨尔贡，所以这位亚述王被称为萨尔贡二世（Sargon II），以示区别。萨尔贡二世是个好大喜功的人物，他征用民力，在底格里斯河上游的尼尼微（Nineveh）附近营建了一座新都，用他自己的名字命名为萨尔贡堡（图3—4）。那新都占地甚广，宫室、庙堂的建筑极为富丽。（图3—5）萨尔贡二世于其即位的那一年攻图3—4　萨尔贡堡的守护神陷扎马利亚，灭掉了希伯来人的以色列像。它们的形象实际上是古埃及狮身人面像的亚述版，人面牛身王国；接着便转而寇掠乌拉尔图；更回牛蹄，身上还长有翅膀，人的发式头饰也完全亚述化了。约公元兵重新征服了巴比伦尼亚。然而，玩火前720—前705年者必自焚。公元前702年，萨尔贡二世在一次战争中被杀，其子辛那赫里布（Sennacherib）继位。辛那赫里布也是个凶残嗜血的暴君，他用铁腕镇压了各地人民的起义，进一步强化了帝国的统治，并且把首都从萨尔贡堡迁到尼尼微本城。当时尼尼微的繁华，又超过了以前两河流域的任何都市，据说居民有30万人之众。公元前671年，辛那赫里布图3—5　萨尔贡堡富丽的宫室之子阿萨尔哈东（Esarhaddon）更挥兵南下，灭掉了埃及，把埃及收入帝国的版图（图3—6）。图3—6　辛那赫里布

亚述帝国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领土广袤的大帝国，它第一次把两河流域、埃兰、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等古文明的中心聚合在统一的政权之下。不过，亚述军事贵族的武力扩张，是在极残酷的方式下进行的：每当亚述的武装部队攻陷一座城池，往往用恐怖手段把全城的居民屠戮一空；或者，把被征服国家大部分的居民都流放到辽远的异地去，而把空下来的土地分配给亚述人去屯垦。那些亚述军事贵族唯一的职业，便是掠夺、杀戮和毁灭。在他们的凶焰下，巴比伦、大马士革、扎马利亚、孟菲斯等名城都遭到极大的破坏，尸积如山，血流成渠。因此，西南亚各族人民对亚述的统治是切齿痛恨的，而亚述在历史上永远留下了恶名。

亚述帝国为了加强政治上的控制和经济上的剥削，它把被征服地区分为许多行省，由国王直接派总督去治理。亚述的统治者认识到交通对于政治统一的重要性，他们在帝国境内开辟了宽广的驰道，设立了驿站制度。国王的信使和军队，可以迅速驰往各地，以镇压人民的起义。图3—7　亚述巴尼拔猎杀狮子

亚述人尚武轻文，在文化方面很少有创造性的贡献。然而，亚述帝国的政治统一却也促进了文化交流，使古代东方各地的文化得以熔于一炉。亚述人把东方国家一些经济性的农作物传播到西方去，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便是原先出产在印度的棉花。当时西方人称棉花为“生羊毛的树”，棉花的移植，其影响之大是不待赘言的。对于两河流域的古文化，亚述人也做过一些保存和整理的工作。亚述帝国达到崩溃前的巅峰时的国王亚述巴尼拔（Assurbanipal），曾经在尼尼微的宫殿里建立了一座图书馆，那里面收藏着22 000块刻着楔形文字的泥板。古代两河流域的一些宗教神话、历史、文学和科学知识，都分门别类地被记录了下来。在尼尼微陷落后，亚述巴尼拔（图3—7）所搜集的那些泥板文书在地下埋藏了2 500多年，直到19世纪中期才被考古学家发掘出来，运往英国，保存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里。嗣后有些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竭毕生之力，对亚述帝国遗留下来的这些泥板文书进行研究，于是产生了考古学中一种很专门的学问—亚述学（Assyriology）。

亚述帝国原只是一种暂时的军事和行政的联合，它没有什么巩固的经济基础。连年不断用兵于外，使亚述的国力为之虚耗，自由牧民和农民的人数急遽地减少下去。由于兵源不足，到后来，亚述的军事贵族竟不得不驱使雇佣兵去作战。而大土地所有制的形成和奴隶的使用，更排斥了自由民的劳动，使社会生产事业日益凋敝。奴隶社会的内在矛盾，经常在削弱着亚述帝国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而在这时候，许多野蛮部族又蜂拥而至。远在公元前7世纪初期，北方的辛梅里安人（Cimmerians）和斯基泰人（Scythians，又译西徐亚人）就已经侵入到亚洲西部，亚述人都无力加以阻遏。结果辛梅里安人长驱直入，散居于小亚细亚一带；而斯基泰人则一直侵入到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公元前7世纪后半期，居住在伊朗高原上的米底人逐渐向西移动；而繁衍在两河流域南端的一支闪米特族，叫作迦勒底人，也已经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公元前612年，迦勒底人与米底人联合起来兴兵进击亚述，他们攻陷了尼尼微，用同样残暴的方式把这座繁华的都城付之一炬。在战火纷飞的烟焰中，那建立在武力征服之上的亚述帝国便因为军事失败而灭亡了（图3—8）。图3—8　尼尼微城

在这里，我们应当附带地提一提乌拉尔图王国。公元前9世纪初年，居住在两河流域以北、凡湖（Lake Van）地区的一些原始部族结成了联盟，发展为一个早期奴隶制的王国，因阿勒山（MountArarat）而被亚述人呼为乌拉尔图（Urartu）。

乌拉尔图人的文化是在亚述人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但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楔形文字，曾遗留下许多铭刻。公元前8世纪初期，乌拉尔图王国国势称盛。它有峻堞高墙的城市，有相当完备的水利设施，有繁盛的工商业，冶金业尤为发达。当亚述的军事贵族向外开疆辟土时，乌拉尔图王国曾经备受侵扰。它因为凡湖地区的土地为亚述人所夺，便转向外高加索方面发展，征服了那里的一些土著部族而据有其地。嗣后由于辛梅里安人和斯基泰人的入侵，乌拉尔图王国无力抵御，才日益衰落下去。公元前612年，米底人寇掠外高加索一带，乌拉尔图王国便和亚述帝国同时归于灭亡。以后的亚美尼亚人，便是在乌拉尔图王国的故土上繁衍起来的。

三、迦勒底帝国（新巴比伦帝国）

迦勒底人（Kaldi或Chaldeans）是闪米特族的一支，他们步阿卡德人、亚述人和亚摩利人的后尘，于公元前11世纪左右迁移到美索不达米亚的南部，逐渐强盛起来。当亚述人囊括两河流域时，迦勒底人并没有完全被征服；嗣后亚述帝国的势力日益衰落，他们便得到了崛起的机会。公元前612年，迦勒底人联合米底人兴兵与亚述人进行决战，直捣其图3—9　尼布甲尼撒二世都城尼尼微，将之焚掠一空，最后推翻了亚述帝国。

亚述帝国覆亡后，它那辽阔的领土便被迦勒底人和米底人所分割。迦勒底的军事贵族在亚述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他们自己的帝国，疆域掩有两河流域、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等地。迦勒底帝国重新以巴比伦城为首都，在某种程度上，它有些像1 000多年以前的巴比伦王国的复活。所以在历史上，迦勒底帝国又被称为新巴比伦帝国。

迦勒底帝国最有名的君主是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chadnezzar II）（图3—9）。他与以前亚述帝国的一些帝王同样，也是个好大喜功的人物，不断对外肆行武力扩张。尼布甲尼撒二世先后用兵于叙利亚、巴勒斯坦一带，于公元前597年和公元前586年两次攻陷耶路撒冷，灭掉了犹大王国。他为了防范犹太人的反抗，乃用极残暴的手段，把犹太人里面所有的贵族、祭司、商贾和工匠一律掳掠到巴比伦去，只剩下一些极贫苦的人留居在耶路撒冷，这便是犹太历史上所说的巴比伦之囚。公元前567年，尼布甲尼撒二世又领兵侵入埃及，大掠而还。

在迦勒底帝国的早期，两河流域的经济生活曾呈现出高度繁荣。当时巴比伦尼亚的社会情况大致与以前一样，农村公社仍居于主导地位，奴隶制在基本上还没有超出家内奴隶的范围，但工商业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尼布甲尼撒二世利用人民的劳役开凿运河，兴沟洫之利。他增筑巴比伦城，使之成为一座拥有10多万居民的首都。巴比伦这座名城，自汉谟拉比时代以来一向是亚洲西部工商业和文化的中心。这时经过尼布甲尼撒二世的改建和扩充，更显得巍峨壮丽，气象万千（图3—10）。它四周环有坚不可摧的城墙和碉楼，那里面的宫殿、庙宇、手工作坊和商场，其规模之大和建筑之美，绝非当时任何其他的城市所能比拟。尼布甲尼撒二世为了媚悦他的皇后（她原为米底图3—10　巴比伦伊什塔尔城门（原物重建）。巴比伦城共设8座城门，其中采用琉的公主），特下令在宫中用假山璃砖装饰的最为华丽的是中央北门—伊什塔尔城门（Ishtar Gate）。伊什塔尔从苏美假石砌成一座玲珑别致的空中花尔之时起便是巴比伦的胜利女神和金星女园，绿荫浮空，恍如人间仙境，神，又是爱神和美神，相当于西方的维纳斯。约公元前575年登之可以俯瞰巴比伦全城，那被认为是古代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关于古代世界七大奇观，说法不一，通常系指：（1）埃及的大金字塔；（2）巴比伦城的空中花园；（3）希腊奥林比亚的宙斯像；（4）希腊罗得岛上的太阳神像；（5）小亚细亚以弗所的阿蒂密斯月神庙；（6）小亚细亚哈里卡纳苏地方的摩索洛斯陵墓；（7）埃及亚历山大大帝里亚港的灯塔。后来，在公元前5世纪中期，那时上距迦勒底帝国的灭亡已有七八十年，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到巴比伦观光，还盛称它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

在古代东方的历史上，专制帝王驱使人民兴建了许多庞大的建筑物：埃及有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方尖碑和宏大的神庙，亚述帝国建造了萨尔贡堡、尼尼微等名城，迦勒底帝国又把巴比伦城（图3—11）改建为世界的奇观。古代人何以能完成那样宏伟的建筑工程呢？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一卷中曾引用经济史家琼斯（R. Jones）的话予以说明，归结到底那是由于人力的合作和专制帝王的权图3—11　巴比伦伊什塔尔这座城门是重墙力。琼斯的那段话是这样说的：复门结构，即前后有两个门洞，每道门皆以“在古代，那些东方国家除了供双塔卫护，因此共有两门四塔，无比坚固宏伟。巴比伦伊什塔尔城门复原全景图应其民政机关和军事设施的耗费以外，还有剩余的人力和物力，可以用之于兴建表彰功业或具有实用价值的大工程上。东方国家在兴建那些大工程时，几乎是征用了全部的非农业人口的劳动力，所以能完成那样宏大的具有永久性的建筑物。那些建筑物，直到今日还显示着当年东方国家的权力。富饶的尼罗河流域，产生出足以供养众多的非农业人口的粮食，而那些粮食是操在国王和祭司的手里，这就替建造宏伟的建筑物提供了物质基础……在搬运那些雄伟的雕像和巨大的石块时，运输创造了奇迹。在那种运输上，千百万人的劳力是被毫不吝惜地使用着……只有众人集中力量，才足以济事。我们知道：个别的珊瑚虫是微小的、纤弱的、渺不足道的，然而海底的珊瑚岩却能生长为岛屿和坚实的陆地。东方王国中那些非农业的劳动人口，其个别的力量是渺小的，然而那些涓滴的力量汇集起来，却可以凝聚成巨大的工程。他们的人数就是他们的力量，而国王有征用人民服徭役的权力，这便建成了那些宏伟的宫殿、庙堂、金字塔以及无数巨型的雕像。那些大建筑物，直到今日还使我们目眩心移，惊叹不已。这是因为国家的赋税是集中在一人或极少数人的手里，可以用之来养活众多的劳工，才使完成那些伟大的建筑工程成为可能。”（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906年纽约英文版，第366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0—371页）观乎此，我们对于中国历史上那些工程浩大、至今仍令人叹为观止的大建筑物之所以能够完成的原因，如长城的兴筑和大运河的开凿，等等，也便可以理解了。

迎勒底帝国时代的巴比伦人总结了两河流域的古文化，他们把苏美尔人、阿卡德人、亚摩利人、亚述人的文化遗产都接受了过来并加以发扬光大，在天文学方面的贡献尤其突出。在古代，人们迷信星象主宰着人世间的凶吉，巫师多侈谈占星术。不过久而久之，那些星象学家从实际观察中也逐渐认识到一些宇宙间天体运行的规律，于是天文学便产生了。可以说，在迦勒底帝国的时代，天文学已经发展为科学。巴比伦的天文学者把地球的赤道分为360度，把黄道带（Zodiac）的星体分为十二群，称为黄道十二宫。这样，宇宙间的天体就第一次被绘录了下来。太阳系的九大行星，巴比伦人已经发现了5个。更重要的是，远在公元前6世纪初期，巴比伦的天文学者已经知道日食、月食的现象是有规律地发生着的，因而是可以预测的。后来，巴比伦人的这些天文学知识传到希腊人那里，便成为希腊天文学所赖以发展的基础。图3—12　波斯军队攻占巴比伦城

迦勒底帝国是旋兴旋灭的。尼布甲尼撒二世在位44年（公元前605—前561年），在他去世以后，迦勒底帝国便逐渐衰落下去。奴隶社会中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使帝国的生产事业陷于瘫痪，随之而来的便是军事的弛废。祭司和大地主贵族篡窃了国王的政权，而人民所受的剥削和痛苦却是日甚一日。这时，东方的波斯帝国已经兴起。公元前538年，波斯王居鲁士二世（Cyrus II of Persia）率兵进围巴比伦城（图3—12）。虽然巴比伦城有那样坚不可摧的防御工事，但城内那些耽于逸乐、专以压迫奴隶和农民为能事的祭司和大地主贵族却无心抵抗，他们无耻地开城纳降，让波斯人不战而胜。结果那延续了70多年的迦勒底帝国被波斯人灭亡了（图3—13）。

四、印欧语系诸部族的移殖与波斯帝国

随着迦勒底帝国的灭亡，闪米特族在古代东方政治上的优势便丧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印欧语系诸部族。

印欧语系诸部族起初是繁息在里海和咸海以北那一片弧形的大草原上，他图3—13　迦勒底帝国最后的统治者伯沙撒们分为许多个部落和部族，在原始氏族公社的基础上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他们驯养了家畜，其中最重要的是牛、羊和马。马的驯养和役使，最初便是由他们开始的。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印欧语系诸部族已经从石器时代演进到铜器时代。然而，当时他们还没有文字，没有较高的政治组织。与同时期的两河流域居民或埃及人比较起来，他们还是未开化的野蛮人。

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印欧语系诸部族分两大支先后从里海的东北岸向外移殖：一支向南迁徙到伊朗高原和印度，征服了当地的土著部落而定居下来，成为伊朗人和印度人；另一支向西迁徙到欧洲，后来又分别繁衍为希腊人、罗马人、高卢人、日耳曼诸部族以及斯拉夫族。

伊朗高原是一片辽阔的干旱少雨的山岳地带，它西接两河流域，东至印度河，南临波斯湾，北抵里海、咸海和锡尔河（Syr Darya，中国古称药杀水，即叶河），境内多崇山峻岭，有不少地区是沙漠，但也有广原平畴，适宜于畜牧和农耕。在邈远的古代，伊朗高原上就居住着许多部族。他们有的还是畜牧迁移无常处，有的则已经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并且已经建立了城市。那居住在伊朗高原西部的埃兰人，其最早的文化可以上溯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在时间上比苏美尔人或埃及人最早的文化并不后多少。前面我们在讲两河流域的历史时曾经说过，古蒂人、埃兰人和加喜特人都是由伊朗高原侵入到两河流域的。但是，在印欧语系诸部族分批南下之际，那些原先居住在伊朗高原上的土著部族便逐一被征服了。其后印欧人在伊朗高原繁息起来，成为当地的主人。定居在东方的印欧语系各部族，又叫作雅利安人（Aryans）。伊朗（Iran）和伊朗人（Iranians）这两个词，都是从雅利安一词变来的。起初，伊朗人分为许多个部族，其中比较强大的是米底人和波斯人。伊朗人在定居以后，仍旧保持着他们那在游牧时代的宗教传说。因为火对于穴居野处的原始人具有无上的重要性，所以他们就特别崇拜火。伊朗人里图3—14　琐罗亚斯德创立一种面最早的祭司，便叫作点火者。依据传新的宗教说，大约在公元前7世纪中期，伊朗人的先知琐罗亚斯德（Zoroaster是希腊文的音译，按波斯文应为Zarathustra）创立了一种新的宗教（图3—14）。他说世界上有善和恶这两大势力在不断地进行斗争，人生的吉凶祸福，都只是这两种势力在斗争中所造成的结果。但在最后，善一定会战胜恶，因此世界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总是可以乐观的。他把善和恶予以人格化，认为善神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a）代表着光明、正直、智慧和幸福，恶神阿利曼（Ahriman）代表着黑暗、奸诈、愚昧和罪恶。他号召人们要皈依善神，力行善事，以求得到死后的永生。这种二元论的宗教，正是根据人们祛灾祈福的愿望而产生的，而后来就成了统治阶级愚弄人民群众的工具。琐罗亚斯德承袭伊朗人在宗教方面的习惯，把火当作光明的象征，在寺院里经常点着一捧圣火而礼拜不息。琐罗亚斯德的新教，后来逐渐成为伊朗人最主要的信仰。自从波斯人有了文字，就先后把琐罗亚斯德的教义、宗教传说以及一些赞美诗追记下来，那便是波斯人的圣经《波斯古经》（Avesta，又称为《阿维斯陀》）。这种宗教曾于唐代传入中国，被称为祆教或拜火教。

在伊朗人中，首先建立国家的是米底人。米底人居住在伊朗高原的西北部，毗邻着两河流域。在亚述帝国极盛时期，他们曾迭次受到亚述人的侵寇。然而就是在这些接触中，他们从亚述人那里学到了训练军队和行军作战的方法。后来米底人的军事力量日益强大，乃逐渐向西进逼，于公元前612年与迦勒底人联合起来举兵推翻了亚述帝国。在这以后，米底人在底格里斯河以东的地区建立了一个帝国，领土包括伊朗高原的大部分，并向北伸延到亚美尼亚一带。这米底人的帝国从东面和北面包围着迦勒底帝国，就像是一头雄狮扼拊着一只羔羊。

不过在历史上，米底帝国仅仅是波斯帝国的先导。波斯人是在伊朗高原的南部繁衍起来的，当米底帝国兴起时，他们曾经被米底人所统治。公元前6世纪初期，波斯人中的安善（Anshan）里面出现了一个王国，其开创者为阿契美尼德家族（Achaemenians）的几个军事领袖。这王国逐渐统一了波斯各部落，勃然成为一个新兴的势力，进而与米底帝图3—15　居鲁士二世国抗衡。公元前550年，波斯王居鲁士二世（Cyrus II of Persia，因为与其祖父同名，在历史上也称居鲁士二世）率众推翻了米底帝国而据有其地，建立了阿契美尼德王朝（图3—15）。这样，波斯的军事贵族就成为帝国的建造者，米底帝国的故土成为新兴波斯帝国的一部分。

当时波斯人还是刚刚从氏族公社演进到国家，他们拥有比较众多的自由农民和牧民。而高原地区那种比较艰苦的生活环境，更把波斯人锻炼成能刻苦耐劳的、骁勇的战士。这些条件，便是波斯帝国之所以能够迅速兴起的原因。波斯王居鲁士二世厉行军国主义，他仿照以前亚述军事贵族的办法，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常备军。这支军队大部分系由弓弩手和骑兵所组成，能以协调的战术来图3—16　居鲁士二世对外肆行摧灭敌人。在作战时，通常是先由弓弩武力扩张手万箭齐发，射乱敌人的阵营，然后由步卒持矛冲锋，而骑兵则从两翼驰出，包抄到敌人的后方去合围。有了这样一支可怖的战斗部队，居鲁士二世便对外肆行武力扩张（图3—16）。

当波斯帝国兴起时，地中海东部的国际形势是这样：迦勒底帝国据有两河流域、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吕底亚（Lydia）王国控制着小亚细亚的大部分；埃及又已经恢复了独立；而希腊人的城邦，则已经在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以及小亚细亚西南部的爱奥尼亚地区逐渐兴盛起来，形成了一个希腊人的世界。这些国家鉴于波斯帝国的勃兴，便进行联合以谋自存。那被誉为当时最富的富翁、骄矜不可一世的吕底亚国王克罗伊斯（Croesus）发起组织了一个同盟，其中包括吕底亚、迦勒底帝国、埃及和希腊城邦中最强的斯巴达。然而，这个同盟的联军还没有来得及集中，波斯的军队便如虎兕出柙一样从伊朗高原向西猛扑过来，吞灭了这些比较弱小的国家。公元前546年，波斯王居鲁士二世率兵攻陷了吕底亚的首都萨第斯（Sardis），掳其王克罗伊斯。克罗伊斯（图3—17）所聚敛起来的那些盈千累万的金银财宝，都成了居鲁士二世的战利品。接着，波斯军队逐一拿下了小亚细亚西南部濒海地区的一些希腊城邦，并且征服了叙利亚、巴勒斯坦一带地方。公元前538年，居鲁士二世以胜利者的余威，不战而占领了迦勒底帝国的首都巴比伦城。这样，波斯帝国兴兵不到12图3—17　吕底亚国王克罗伊斯年，便统一了整个的亚洲西部。

居鲁士二世在灭掉迦勒底帝国以后，采取了一些怀柔政策。他允许巴比伦人保持其原有的宗教信仰，并且维护当地祭司和贵族的利益，以笼络人心。此外，他还释放了那一大批被尼布甲尼撒二世俘虏到巴比伦来的犹太人，让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他们的家园和庙堂。因此，耶路撒冷又逐渐恢复了旧观。

在向西扩张的同时，居鲁士二世又多次用兵向东扩张，把伊朗高原东北部的巴克特里亚（Bactria，即我国史书中所称的大夏）、粟特（Sogdiana）、花剌子模等地收入帝国的版图。居鲁士二世还领兵进抵中央亚细亚的边缘，但在公元前529年与游牧部落马萨格泰人（Massagetae）作战时被杀（图3—18）。图3—18　居鲁士二世在与游牧部落马萨格泰人作战时被杀

居鲁士二世死后，其子冈比西斯二世（Cambyses II，因为与其祖父同名，在历史上也称冈比西斯二世）继位。冈比西斯二世继续执行其父的扩张政策，不断用兵于外，开疆辟土。他首先是向东扩张，兼并了阿姆河（Amu Darya，中国古称乌浒水、妫水）与锡尔河之间的那一大片土地，并且把帝国的东部边界一直推进到印度河西岸。接着，他便率领大军西侵，于公元前525年征服了埃及，把埃及收入帝国的版图，并且由此进兵到努比亚和利比亚，企图攻取腓尼基人在北非的殖民要地迦太基。但在沙漠中行军时遇到大风暴，飞沙走石压顶而来，几乎是全军覆没。

然而，正当冈比西斯二世用兵于埃及和利比亚时，波斯帝国发生了波及全国的大动乱，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高墨达政变。

波斯帝国原是靠武力征服建立起来的，它境内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很尖锐。冈比西斯二世在即位时，曾经骨肉相残，将其亲兄弟、同样有王位继承权的巴尔迪亚（Bardiya）秘密处死，国人知者甚少。这时冈比西斯二世远征埃及（图3—19），暴师于外，于是有个担任宫廷长官的米底族的祭司，名叫高墨达（Gaumata），就冒充那个已经死了的巴尔迪亚，乘机发动政变，夺取了政权，并且实行了一些旨在减轻人民负担的改革。高墨达政变恍如一声霹雳，一图3—19　冈比西斯二世远征埃时风起云涌，帝国境内那些受压迫的部及族和人民纷纷响应，而埃兰人、米底人、巴比伦人都要求独立。冈比西斯二世闻讯，迅即从埃及回师戡乱，但行抵叙利亚时中途暴毙，也有人说他是因为绝望而自杀的。

但是，高墨达仅仅当政7个月（公元前522年3—9月），就被以大流士（Darius I，即大流士一世）为首的一个复辟集团刺杀了。大流士一世原为阿契美尼德王室的宗支，而且是居鲁士二世的女婿，他登上了波斯王的宝座。不过，高墨达虽死，大动乱并没有立即平息。当时群雄竞起，各地豪强拥兵自为，称王称帝，都想脱离波斯帝国的羁绊而独立。大流士一世带领着那一支忠于他的部队追奔逐北，经过两三年的苦战，俘虏了9个“国王”，才大致平息了这场大动乱，重新确立了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统治。

大流士一世为了宣扬自己的功业，特将其平定这场大动乱的详细经过，用当时帝国境内所通行的波斯文、埃兰文、巴比伦文这3种不同的楔形文字，镌刻在米底故都埃克巴坦那（Ecbatana）以西、贝希斯敦地区的一座悬崖上，并冠以大流士一世俘获那9个“国王”的浮雕，这便是有名的贝希斯敦铭文（Behistun Inscription）。图3—20　贝希斯敦铭文

贝希斯敦铭文（图3—20）原是为大流士一世歌功颂德的，但在近代却产生了一个意料之外的结果，即它促成了东方考古学的兴起。当年为了能有较多的人来诵读，贝希斯敦铭文是用波斯文、埃兰文、巴比伦文这3种不同的楔形文字刻出来的。然而到后来，这些楔形文字均已失传，因此在历史上有一个很长的时期，竟没有一个人能认得这些楔形文字。1835年，英国考古学家兼外交家亨利·劳林逊发现了贝希斯敦铭文，将之制成拓本，悉心进行研究。他经过10多年的努力，终于能释读其中的波斯文。随后，他又从波斯文与巴比伦文的对照中，释读了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古波斯文和古巴比伦文既被释读了出来，专门学者便可以对古代东方各国的历史和文化进行进一步的研究。贝希斯敦铭文的释读，促成了东方考古学（也称亚述学）的兴起。

大流士一世在平定了大动乱以后，迅即继续向外扩张。首先，他扩展了帝国的东方边界，把印度河流域的西北部收入版图。公元前518年，他继冈比西斯二世之后，再一次用兵于埃及。公元前513年，他带领大军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去征讨那些居住在多瑙河下游和黑海北岸一带的斯基泰人，但因孤军深入，连遭败北，无功而退。然而，他在回师时却趁势占领了色雷斯（Thrace）等地，从背后威胁到那些希腊城邦。

在大流士一世的时代，波斯帝国的国势臻于极盛。它的疆域东起印度河，西至爱琴海区域，北抵咸海、里海、黑海，南包埃及，把古代东方的几个文明中心都囊括在一起。大流士一世为了有效地统治他那庞大的帝国，便厘定出完密的地方行政制度。他除了把两河流域和埃及直接隶属于他自己以外，将其余的领土划分为二三十个总督区（satrapies），派常任的总督去治理。这种总督区的地方行政制度，实为后世行省制的起源。大流士一世防备那些总督图3—21　波斯波利斯王宫有两座以石柱为主的大厅，靠西的称会日久生心，便加派了御史驻留在各地为大会厅，靠东的叫作百柱厅。它们采用五彩琉璃和帷毡作装充当耳目，其惟一的职务便是察访叛饰，非常宏伟华丽。此为波斯波变。波斯帝国是建立在民族压迫的基础利斯王宫大会厅屋顶复原图。19世纪末画作上。在帝国全境，居于统治地位的都是波斯人中的贵族阶级。

波斯帝国的京城是在埃兰人的故都苏萨。此外，它又营建了一座东都，命名为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图3—21）。大流士一世利用人民的力役，以京都苏萨为中心，筑驰道以通达各省。那些驰道沿途设有驿站，随时都有信差备马以待，把国王的命令传达到各地，或者把各地的报告呈送给国王。从苏萨到小亚细亚西端的萨第斯（Sardis），全程约有3 000公里，但驿站上的信差分段乘着骏马日夜奔跑，最快的7天也就可以到达了。我们不难想象，那些驰道对于波斯帝国的统一是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经把当时波斯帝国驿站上的几句格言记载如下：“不管雨雪纷飞，不管炎热难当，不管黑夜的朦胧，这些信差都要以最迅速的方式完成任务，把文件投递到所指定的地方去。”

大流士一世还使波斯帝国成为一个海军国家。他利用腓尼基人兴建了一支拥有数百艘战船的舰队，与希腊人争夺地中海东部的海上霸权。原先，在公元前19世纪，埃及的法老曾经在苏伊士地峡开凿了一条运河。然而后来，那条运河因为年久失修，早已淤塞了。这时大流士一世又纠集了民工，把苏伊士运河加以疏浚，重新沟通了地中海与红海、印度洋之间的航运。在当时，印度与地中海区域之间的海上贸易已经逐渐兴盛起来。

与以前的一些帝国一样，波斯帝国是由武力造成的。它只是一种暂时的、不巩固的军事和行政的联合，并没有什么统一的坚实的经济基础。在波斯帝国的统治下，那些被征服的部族或部落都还保持着他们原有的经济组织、语言、宗教和生活方式。例如，在伊朗高原上有许多部族还停留在自然经济的阶段，而在小亚细亚的濒海地区和叙利亚一带，则已经有了繁盛的商业并且使用着钱币。波斯帝国的统治者并不强迫被征服地区的人民改用波斯文或改信拜火教，然而却要求一件事：即限定被征服地区的人民必须输纳贡赋并提供力役劳动。当时在帝国东部所征收的主要是谷物和牲畜，在帝国西部所征收的则为贵金属或钱币。

波斯帝国的政治统一和驰道交通，加速了古代东方交换经济的发展。波斯王大流士一世为了商业上的需要，特铸造了一种金质的、流通全国的钱币，叫作大流克（daric）。此外他又训令各地的总督铸造银质的钱币，并规定金的价格为银的13倍，那比近代金和银的比率来得低。

在这里，我们暂且把波斯帝国的历史作一结束：波斯帝国的建立，实在古代东方的历史上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它把伊朗高原、两河流域、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以及色雷斯都聚合为一个军事和行政的联合。这种大一统的局面，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然而，波斯帝国只是一个庞杂的不稳固的部族集合体，它缺少经济性的纽带。在帝国内部，一方面存在着征服民族与被征服民族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存在着贵族与奴隶、农民之间的矛盾。它的统治是脆弱的，一遇到外来的强有力的打击，即将土崩瓦解（图3—22）。波斯帝国的统治并没有能够维持多久。在公元前5世纪初期，波斯帝国3次兴兵企图征服希腊，结果却都遭到歼灭性的失败。那以后它虽然仍旧拥有广土众民，但到了公元前330年，终于在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的刀锋下灭亡了。关于那些惊心动魄的事迹，我们留待到讲希腊人的历史时再加以叙述。图3—22　波斯波利斯附近的大流士一世之墓

第四章 古代的印度

一、印度的地理环境和最早的文明

在地理上，印度是一个巨大的三角形半岛，它两面濒临浩瀚的海洋，北枕喜马拉雅山，自成一个独特的区域。发源于我国西藏的印度河、恒河和雅鲁藏布江，灌溉着印度北部广阔的平原，为农业的发展造成有利的条件。印度系因印度河（Indus）而得名。它古称信德（Sindhu），波斯人称之为Hindu，后来希腊人又把这个字转为India。我国在汉朝时称印度为身毒或天竺，显然是Sindhu或Hindu的音译。唐朝初年，玄奘著《大唐西域记》，才首次铸用印度这个词，以后便一直沿用了下来。India一词，原义是指印度河所流过的那个区域，后来则推广到作为整个南亚次大陆的名称。

印度的地理环境是复杂多样的。它境内有崇山峻岭，有广原平畴，有卑湿多雨之地，又有大片干旱的沙漠或半沙漠地带，因此我们就很难对这些自然条件作什么概括性的说明。印度的海岸线相当长，但良好的港湾并不多见。一般说来，印度在地理上可分为两部分：北部是印度河和恒河所灌溉的大平原，这主要是农业区域；南部为德干高原，饶于森林和矿产。印度绝大部分的地区是终年燠热的。每年的夏季，季节风从印度洋吹向大陆，定时地带来了雨水。这种燠热而在夏季多雨的气候，极适合于热带或温带植物的生长。印度人很早就种植大麦、小麦、稻米、棉花和甘蔗。然而直到现在，印度境内仍约有1/5的土地是布满着原始性的丛林。

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人们总有个谬误的观念，以为印度的古文明是在雅利安人入侵以后才开始发展起来的。然而，新近考古学上的发现，已经完全推翻了过去人们关于印度文明起源的说法，雄辩地证明了一个事实：印度文明的黎明期，可以上溯到距今约5 000年以前的远古。远在雅利安人还没有到来的时候，印度的土著居民，其中主要是达罗毗荼人（Dravidians），就已经有了相当高的文化（图4—1）。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达罗毗荼人就已经从氏族公社演进到国家，有了城邦的政治组织。不过也像其他古代东方各国的情形一样，他们那氏族制的残余曾经长期地延续了下来。

有关印度有系统的考古工作，是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开始的。从1921年起，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在印度河流域进行考古发掘，先后发现了上百座远古时期村落和城市的遗址。这一簇古文化分布的地区很广，其范围远大于尼罗河下游之地或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区。然而，它显然有两个中心：一是印度河中下游的摩亨佐—达罗（Mohenjo Daro）；二是印度河上游五河之地的哈拉帕图4—1　摩亨佐—达罗出土的名为祭师王的半身石像。公元前（Harappa）。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都2600—前1900年在现今巴基斯坦境内，这两个中心相距约五百六七十公里，当年可能曾经是南北对峙，各为一国之都。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把这簇古文化叫作印度河流域古文化，也称哈拉帕文化（The Harappan Culture）。

哈拉帕文化的年代范围，约为公元前2500—前1750年。它的兴起，在时间上晚于埃及的古文明或苏美尔的古文明，然而它们却同为远古时期伟大的文明。

摩亨佐—达罗的那座古城遗址，在许多方面是令人惊讶的。古城是有计划地建造的，呈长方形，周长约5公里。它可分为卫城和下城这两部分：卫城系政治中心，筑有峻堞高墙，有可资防守的塔楼，高达15米。卫城里面有储藏粮食的大谷仓，有宏大的议事厅，有可供上百人同时入浴的大浴池，那可能是用来举行某种宗教仪式的（图4—2）。下城是居民区，有宽阔的街道，并且有相当完备的下水道设施。沿街有商场、货栈、作坊，足证当时已有相当繁盛的工商业。居民的房屋鳞次栉比，不过有的是有浴室和排水设备的高楼大厦，有的则近乎是贫民窟，可见当时阶级的分化已很显著。当时这座城市约拥有居民三四万人，那在远古时期已经算是人口集中的通都大邑了。图4—2　摩亨佐—达罗大浴池遗址。公元前2600—前1900年

哈拉帕的那座古城遗址，与摩亨佐—达罗的那座遗址大致相仿。不过那座古城似乎曾遭到过战争的惨祸。除了卫城部分还保存得比较完整以外，其余的建筑物残破殊甚，只留下一些断垣碎瓦。

哈拉帕文化的主人究竟是谁？一般的论断是：这簇古文化就是由印度的土著居民达罗毗荼人创造出来的。当时达罗毗荼人还处在金石并用时期，他们已能制造铜器甚至青铜器，但还不能完全离开石器，在耕地时仍使用燧石犁。达罗毗荼人驯养了猪、牛、羊和骆驼；他们的农业技术也很高，农作物有大麦、小麦、棉花，以及胡瓜、椰枣等果品。印度和巴基斯坦均属于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之列，但在哈拉帕文化时期似乎还没有人工培育的水稻。水稻在印度的种植，大概是以后才在恒河流域逐步推广开来的。

达罗毗荼人的手工业也颇有可观。他们已使用陶轮，能制造出精美的陶器、陶俑。更重要的是，达罗毗荼人精于纺织，他们用棉花纺纱织布，那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棉纺业。

在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两地挖掘出来的古文物里，武器有铜制的箭头、长矛、短刀和斧头；装饰品有金银所制的项圈、手镯、耳环和各种宝石；甚至也有“木乃伊”。但最可注目的，则是那些雕刻着文字和动植物图像的印章。这种印章在两河流域和伊朗高原古城的废墟中也有发现。由此可以证明：在邈远的古代，印度和伊朗高原以及两河流域是有交通往来的。

在哈拉帕文化时期，达罗毗荼人创造了一种象形文字。在那些出土的陶器、铜器和印章上，有用这种象形文字镌刻的铭文（图4—3）。近年以来，有不少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曾殚心竭力，致力于这种象形文字的研究。但直至目前，还没有能取得令人信服的结果。由于达罗毗荼人的古文字至今尚未释读成功，图4—3　哈拉帕出土的独角兽印章，上面印度远古时期的历史有许多地方有象形文字。约公元前2000年还是不清楚的。

哈拉帕文化延续了约六七百年，到公元前1750年左右便突然中断了。对于这一历史现象，学者们曾提出过许多不同的解释：或谓系由雅利安人南下，摧毁了这一簇古文化；或谓系由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打断了当地居民历史发展的进程。众说纷纭，目前尚无定论。

达罗毗荼人在世界文明史上是有过光辉表现的。那主持印度河流域发掘工作的英国考古学家约翰·马歇尔爵士（Sir John Marshall）在其所写的报告书中说道：印度河流域与埃及、两河流域一样，同为古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印度河流域的古文明与埃及、两河流域的古文明颇为相似，而且在某些方面显得更优越。

二、雅利安人的入侵与种姓制度——印度的农村公社

雅利安人中有一支是向东南方移殖。他们先后分为许多批，从公元前2000年左右起，特别是在公元前1500—前1200年那300年间，陆陆续续越过了兴都库什山脉和阿富汗高原，侵入到印度。这些雅利安人逐渐征服了当地的达罗毗荼人，定居在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的大平原上。

定居在印度的雅利安人所说的梵语是印欧语系中的一支，与古波斯文、希腊文、拉丁文有许多共同的地方。在梵文、古波斯文、希腊文、拉丁文以及近代的德文、英文中，父、母、兄弟这几个基本的词语，在发音上几乎是一样的。这种语言上的近似，就说明了这些部族之间的关系。

当雅利安人最初定居于印度时，他们的文化远低于达罗毗荼人。雅利安人把达罗毗荼人的土著文化吸收了过来，使他们自己的原始文化趋于丰富。

侵入印度的雅利安人在其未有文字记载以前，早就有丰富的神话传说、赞美大自然的颂诗、历史掌故、民歌民谣、咒语、医疗口诀、祈祷词和歌颂神的赞美诗。这些东西都是靠口头传习而流传下来的，其间经过无数人的改动、增补和衍伸，内容极其庞杂。为了便于记诵，这些东西大致上是有韵的，能朗朗上口。及至公元前6—前5世纪时，雅利安人创造了他们自己的文字—梵文，于是先后有人把这些东西用文字写下来，编纂成书，那便是多种多样的《吠陀经》（Vedas）。Veda一词系由它的语根Vi（知）变来的，意为知识，兼有学问之义。《吠陀经》中包括雅利安人在其文化黎明时期所积累起来的各种各样的知识，几乎是包罗万象的。它不仅是宗教典籍，而且是知识总汇，是古印度的“百科全书”。

现在留存下来的《吠陀经》计有4种：最早并且最重要的是《梨俱吠陀》（Rigveda），其中包括1 028首颂诗，其所反映的时代约为公元前1500—前1000年。其余3种为《娑摩吠陀》（Samaveda）、《夜柔吠陀》（Yajurveda）和《阿闼婆吠陀》（Atharvaveda），其所反映的时代要稍晚一些。

雅利安人把《吠陀经》作为圣书。在漫长的岁月中，不断有许多人对《吠陀经》作注解，阐发经文的含义。后来有人把这些注解汇集起来，于是又产生了3部经典：一为《梵书》（Brahmana，也译《婆罗门书》），那是讲祭祀仪式的，后来它被婆罗门教奉为最重要的经典；一为《森林书》（Aranyaka），那是为隐居者讲道用的，因为在森林中传授而得名；一为《奥义书》（Upanishads），那是吠陀经典的压卷之作，它探索宇宙和人生的奥义，涉及哲学上许多根本性的问题，对后世的宗教思想和哲学思想影响甚巨。

正如《荷马史诗》是古希腊人的史诗一样，《吠陀经》是印度雅利安人的史诗。从《吠陀经》和《梵书》等经典里，我们可以想见雅利安人最早的社会生活情形。因此，历史学家就把雅利安人文明初启的时期称为吠陀时代（Vedic Age），其年代范围约为公元前1500—前500年那1 000年间。

雅利安人在定居于印度以后，最初还保持着他们那旧有的氏族组织。他们是聚族而居，形成无数零散的农村公社。在那些公社里面，也杂有被征服的达罗毗荼人，那是奴隶、雇工或手工业者。由于兴修水利、道路、凉棚和庙宇，以及对外防御上的必要，邻近的一些农村公社必须有某种程度的合作，这便造成了它们之间的联合。后来随着私有财产的累积和阶级的分化，国家便产生了。在印度北部的大平原上出现了几十个雅利安人的小王国，每个王国都有一位被称为拉者（raja，也译罗阇）的王，以及由贵族所组成的长老会议。当初雅利安人还保存着一些军事民主制的传统，“国王”并不具有绝对的权力，而贵族长老在政治上的作用相当大。那些小王国经常与四周的土著部族发生战争，它们自己之间也不断地互相兼并。

雅利安人中的僧侣和贵族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便在种族歧视和阶级压迫的原则下建立起严峻的种姓制度。种姓制度也译瓦尔那制度，是从梵文varna这个词译过来的。varna一词的原意为肤色或品质。汉译佛经中将之译为种姓，以后就沿用了下来，西方人则译之为caste system，意为一种世袭的、固定不变的社会等级制。雅利安僧侣和贵族把社会上的人分为4个基本的种姓：最高的叫婆罗门，是掌祭祀的僧侣；其次是刹帝利，是王公贵族和武士；再次是吠舍，包括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农民；最后是首陀罗，其中主要是雇工，但也有奴隶。此外还有那些不在这4个种姓之列的仆役和极贫苦的人，则被称为不可接触的贱民。统治集团为了维护他们的特权，乃编造神话来说明种姓制度的合理性。《梨俱吠陀》的末卷中说道：在创世之时，众神割裂“巨灵”布鲁沙的躯体各部分以创造宇宙万物，以其口为婆罗门，以其双手为刹帝利，以其双腿为吠舍，以其双脚为首陀罗。这篇神话的意思是说，种姓的差别是天造的：婆罗门口含天宪，是发号施令的；刹帝利左右其手，是处理军政大事的；吠舍是社会上的中坚力量，而首陀罗则仅仅是供奔走的。统治集团用尽了各种方法，要使种姓制度成为万古不变的东西。

种姓制度比普通阶级社会中的阶级划分来得更严格：在种姓与种姓之间，都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每个人的身份都是与生俱来的，而且几乎是不可改变的。不同种姓的人，不仅不可以通婚，并且不能同坐同行。5世纪初年，曾经广泛游历过印度的我国高僧法显在其《佛国记》中曾写道：贱民“与人别居。若入城市，则击木以自异，人则识而避之……”那些僧侣和贵族，甚至认为碰到不可接触的贱民的影子，都将玷污了他们那高贵的身份呢！这种万恶的种姓制度的影响，至今在印度还难以消除。

僧侣和贵族根据社会上的种姓制度，把《吠陀经》中那些关于宗教的部分作为教义，创立了等级森严的婆罗门教。此外，他们又编订了《摩奴法典》，以规定各阶级在法律上不同的地位。后来婆罗门教经过一些改变，又演变为印度教。

孤立的、自给自足的农村公社在印度人的经济生活中居于支配地位。在印度，也像在其他古代东方国家一样，奴隶制还是处于低级形态。印度在历史发展上有一个特征，那便是农村公社制一直延续了下来。尽管在历史上是经过了多次的改朝换代，然而直到近代列强的势力侵入以前，印度的社会组织在基本上并没有发生什么很大的变化。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一卷中写道：“那些小而又非常古老的印度的农村公社，其中有些一直延续到今天仍旧存在，是在共同占有土地、农业与手工业结合在一起，以及那世代相传的社会分工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每当有什么新的农村公社开始建立时，也是以此作为现成的计划和蓝本。农村公社所占有的土地面积，约为100英亩至数千英亩不等。每一个公社形成一个完备的经济整体，能生产它本身所需要的一切东西。生产品的绝大部分是供应公社本身的直接使用，而不是用商品的形式去进行交换……这些农村公社的组织，在印度各地是各不相同的。在那些最原始的村社里，土地是由村社的成员共同耕种，而生产品是共同分配的。同时，每一家都纺纱织布，以之作为副业。在那些各执一业的劳动群众之外，我们可以看到有‘村长’，他以一身兼任法官、警察和税吏这三重职务；有司账员计算耕作，并登记一切与此有关的事务；另外有个官员，他查办犯人，保护外来旅客通过本村，并将之护送到下一个村社去；有边境守护员，他守护边界以防御邻近的村社来侵犯；有水源监视者，他把公共水库中的水分配给大家去灌溉；有婆罗门教的僧侣，他主持宗教上的仪式；有一位塾师，在露天沙地上教儿童们读书、写字；有一位掌管历书的婆罗门教士，他占卜星象，宣布播种、收获以及其他各项农事方面吉与不吉的日期；有铁匠和木匠，他们制造并修理所有的农具；有陶工，他制造全村所需用的陶器；有理发匠；有洗衣者浣洗衣服；有银匠；并且偶尔还有一位漂泊无定的民间艺人，他在某些村社里是做银匠的工作，而在其他的村社里则充当塾师。上述的10多个人，是由整个的村社来供养的。如果人口增加，那么又依照这固定的老模样，在未开垦的土地上另行建立一个新的村社……在这些自给自足的农村公社里，生产的组织是简单的。村社经常是以同样的方式在再生再造，当它偶尔受到摧毁时，迅即又在原先的地点上用同样的名称重新兴建起来。—这种生产组织的‘简单性’，给亚洲社会之所以长期不变的那个奥秘提供了一个解决的钥匙。亚洲社会这种长期不变的性质，与亚洲国家的经常兴亡不已、朝代不断地在变换，恰恰构成一个鲜明的对照。社会上的经济结构，并不因为政治上的风云变幻而有所触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906年纽约英文版，第392—394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5—397页）马克思这一段论印度的话，对于我们了解中国古代史也非常重要。

古代东方各国的专制政体，是建立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的。恩格斯写道：“古代的公社，在它继续存在的地方，在数千年中曾经是从印度到俄国的最野蛮的国家形式即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0页）

三、释迦牟尼和佛教的兴起

婆罗门教是种姓压迫的工具。它那强调种姓之间绝不平等的教义，以及它那些繁文缛节的仪式，使一些刹帝利种姓的人也感到是一种不能容忍的罪孽。在佛教兴起之前，就有许多不满于现实的贵族，自动抛弃了安富尊荣的生活，隐遁到山林旷野中去修道。他们思索，禁欲，在饥饿中困乏自己，甚至伤残自己的躯体，希望能从苦行中悟出超脱社会罪恶的道理。

在公元前6世纪末，大约与释迦牟尼同时，刹帝利出身的笩駄摩那（耆那教始创人，被教徒尊称为玛哈维拉Mahavira，意为大雄）就与一班隐遁者去苦行修道。他茹素斋戒，经常用各种方法来折磨自己，并且赤身露体，以示回复到原始的本真（图4—图4—4　笩駄摩那4）。他认为每一种动物都有一个神灵，所以绝对禁止杀生。最后笩駄摩那宣称他已经得道了，信徒们称他为耆那（Jina），意思是胜利者。而他所创立的宗教就叫作耆那教（Janism）。笩駄摩那在公元前477年左右去世，当时他的信徒约有14 000人。

相传佛教的创始者释迦牟尼（Śkāayamuni）原名悉达多·乔达摩（Siddhārtha Gautama，旧译瞿昙·悉达多），是喜马拉雅山南麓迦毗罗卫国（Kapilavastu，在今尼泊尔王国南部提罗拉科特附近）净饭王的太子。释迦牟尼这个名字是旁人对他的尊称：释迦是族名，牟尼之意为仁，合起来的意思便是释迦族中的仁德之人。他大概生于公元前563年，卒于公元前483年，约与我国孔子同时。释迦牟尼自幼生长在宫禁中，享受着王者的豪华。但是，他目睹社会上种姓之间的不平等，感到人世间生、老、病、死的哀惨，内心非常悲痛。他决心抛弃他的王位和家庭，以求得到精神上的解脱。在某一个夏天的晚上，他的妻子生了一个男婴，宫中正为此举行祝会，歌舞作乐，他那内心的哀愁却更为深重了。最后他终于遁出了宫门，到外边去苦行修道。那时他29岁。当时印度百家蜂起，诸子争鸣，在宗教和哲学方面的派别多至60余宗。释迦牟尼在离家出走之后，曾经遍访各个宗派的大师，但对于他所企求解决的那些问题却都不能得到什么满意的解答。他在失望之余，便决心与几个同伴者遁入人迹罕至的森林深处，在那里经常断眠绝食，整日静坐着思索，想另外找一条道路来解脱人生的痛苦。如是者6年，他的声誉渐渐远播各地。最后，释迦牟尼说是在伽耶（Gaya）地方的菩提树下大彻大悟。他不能认识到社会上一切的图4—5　鹿野苑阿育王石柱的柱顶雕刻。鹿野苑是佛祖最初说罪恶都是因为剥削制度的存在，反而诿法之处，阿育王在此竖立纪念之于人性的不自觉。就释迦牟尼看来，柱，雕刻精绝，柱头莹洁如镜，光彩照人。它下连柱身的部分雕世界上一切的悲苦都是因为人有七情六成莲花座，上承圆盘，盘的四面欲。人的情欲无穷，所以世事的扰攘也刻4只法轮，四轮间分别雕刻奔马、瘤牛、大象、牡狮四兽形就永无终结。他认为人生要得到解脱，象，表示佛法传播于宇宙四方。圆盘之上再刻以4头合体雄狮。不在于做什么形式上的祭祀，而在于从公元前242—前232年根本上戒除自己的情欲，以求达到寂灭无为的庄严灵境，这叫作涅槃（Nirvana）。释迦牟尼在完成其教义时，年龄才35岁。他得到摩揭陀王国国王的礼遇，第一次是在恒河河畔瓦拉纳西（Varanasi，古称婆罗痆斯、波罗奈）附近的鹿野苑（图4—5）中传教，初仅得弟子5人，成立了最初的僧社。在这以后的40多年中，释迦牟尼和他的弟子们都是沿门托钵，往来于印度北部各地宣传其教义。然而终释迦牟尼之世，他的信徒只有数千人。

释迦牟尼的教义是消极的、出世的。释迦牟尼想要用否定人生的办法来解决人生问题，而这种否定人生的态度，是于世无补的。不过，他的教义在当时也有其进步的一面，即反对种姓压迫，主张众生平等。那对于强调种姓差别的婆罗门教来说，却是一个精神上的大革命。

当时印度人有一个传统的迷信：认为每隔一个相当长久的时期，就有佛（Buddha）降生，把智慧带到人间。这时信徒们就把释迦牟尼称为佛，而把他所创设的宗教称为佛教。

释迦牟尼活到80岁的高龄。在他逝世的那一年，即公元前483年，他的弟子500人集会于王舍城，把他生平所讲的语录汇集起来，这就是佛教史上第一次的大结集。当时印度的语文很复杂，释迦牟尼的语录最初是用摩揭陀王国的方言巴利语（Pali）被记诵下来的。

起初，佛教原是一种人生哲学，并没有什么宗教色彩。它不讲鬼神迷信，不举行祭祀，不供拜偶像，讳言上帝或灵魂的有无，而只是讲一种能解脱人生之苦的道理。佛教的基本教义是所谓四谛说，即认为有四项真理：第一是苦谛，说人世间一切皆苦；第二是集谛，说苦之根源在于人有欲望；第三是灭谛，说要消灭人间之苦，必须首先消灭人的欲望，以求达到超凡入圣的涅槃境界；第四是道谛，说人必须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悟得自我解脱之道。佛教注重修行，劝人为善，认为“人能在战场上制胜千军，然而只有战胜自己的私念才算是最伟大的胜利者”。佛教是叫人否定自我，来求得人类社会的和谐。

佛教的经典是极其丰富的，它分为“经”、“律”、“论”三藏。“经”据说是释迦牟尼亲口讲道时的记录，“律”是佛教僧众生活、学习、修行的规范，“论”是佛门弟子对“经”义的解释和阐发。由于对经文的理解和着重点有所不同，后来佛教中又形成了许多宗派。

四、阿育王与佛教的传播

当佛教初兴时，印度境内存在着许多小邦。有些小邦仅仅是几个村社的联合，有些小邦则拥有比较广袤的土地和比较众多的人口。在那些小邦之中，最强大的是恒河流域的摩揭陀（Magadha）王国。

在历史上，印度曾连续不断地遭受到外族的侵略。在公元前500年左右，波斯王大流士一世侵占了印度西北部一部分的土地，曾经在那里设官征税。公元前326年，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领兵侵入印度的五河之地。不过，他只在那里停留了一年便被迫离开了。这些外族的入侵，迫使印度各城邦自觉到有联合起来的必要。

就是在亚历山大大帝侵入印度的期间，摩揭陀王国有个野心勃勃的贵族子弟，名叫旃陀罗笈多（Chandragupta），因为不容于本国而逃亡到亚历山大大帝的麾下。他在那里学到了马其顿人的军事组织法和战术。后来，亚历山大大帝离开印度西归，病死在巴比伦，旃陀罗笈多就乘机纠合了印度西北部的一些部族，组织成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驱除了马其顿人的留守部队而据有五河之地。公元前321年，旃陀罗笈多率领他那一支得胜的部队回到摩揭陀，推翻了早已衰落的难陀王朝（Nanda Dynasty）而自立为王，接着更逐一征服了其他的小邦，造成印度北部在历史上第一次的统一局面。

旃陀罗笈多就是中国史籍中所说的月护王。因为他的母系是以孔雀得姓，所以他所建立的王朝就被称为孔雀王朝（Mauryan Dynasty）。孔雀王朝在统一了印度绝大部分的地区以后，仍建都在摩揭陀王国的古都华氏城（Pataliputra，今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城）。

亚历山大大帝去世以后，他在亚洲所抢得的领土由他的部将塞琉古（Seleucus）继续统治。当孔雀王朝正在统一印度的时候，塞琉古又带兵侵入到印度的西北部，结果被旃陀罗笈多击败。当时旃陀罗笈多所统率的军队，据说多至六七十万人，其中有大批的象队和骑兵，他那立国的规模便可想而知了。在这两次战役中，塞琉古兴师动众，不但毫无所得，反而被迫把阿富汗高原一带的土地割让给印度，并以其女嫁与旃陀罗笈多为后。

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君主，便是那历史上著名的阿育王（Ashoka）。阿育王在位的时期（公元前273—前236年），是印度古代史上最光辉的时期。他所统治的帝国，包括整个的恒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印度的中南部、克什米尔和阿富汗高原。只有印度极南部的一隅之地，则为他的势力所不能及。这种大一统的局面，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发展。当时印度的农业、矿冶业和手工业都很发达，并且与海外进行着繁盛的贸易，把稻米、蔗糖、香料、棉织品、麻布、宝石和珍珠等输出到地中海区域。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商路，在那时也已经开辟了。根据当年塞琉古派驻在摩揭陀王国宫廷中的使节、希腊人麦加斯梯尼（Megasthenes）在其所著《印度记》中的记载：当时那雄踞在恒河南岸的孔雀王朝的帝都华氏城，沿河长达13公里，宽也达4公里，周围环绕着雉堞峥嵘的城垣，有数百坐碉楼和城门。它是帝国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从这里有驰道通达各方；而城内的宫殿建筑，更是巧夺天工。直到5世纪初年，那时上距阿育王去世已有600多年了，我国高僧法显到华氏城凭吊孔雀王朝的遗迹，看到那些残破了的然而却依稀显示出昔日豪华的建筑物，还惊叹不已，认为那几乎不是人间所能有的（图4—6）。

原先，阿育王也是一个穷兵黩武的君主。公元前261年，他派兵征伐印度半岛东南部的羯陵伽（Kalinga），杀戮10万人，俘虏15万人，此外更造成了数十万老弱妇孺的死亡。也许是这种战争的残酷性，使他忏悔到滥肆征伐的罪恶。当时佛教已经形成为一种社会势力，它那种消极无为的教义，在征服人心这一点上确实比刀剑和牢狱来得更有效。阿育王为了要巩固他的统治，坐致太平，便宣布以佛教为国教。从此以后，阿育王就偃兵息武。他自己做了佛教的居士，在国内各地建立了许多寺院、僧舍和学图4—6　法显来到华氏城凭吊校，并且禁止杀生。公元前240年，阿育孔雀王朝的遗迹王在首都华氏城召开第三次的佛教大结集，以订正佛教的经典。此外，他又派遣僧侣赍经持节，到印度中南部、锡兰岛（斯里兰卡）、缅甸、克什米尔、中央亚细亚、波斯、小亚细亚、希腊、埃及等地去宣传佛教。

经过阿育王这样热心的提倡，佛教在印度一时臻于极盛。但是佛教一旦成了统治阶级所御用的工具，它的性质便改变了。原先，佛教仅仅是一种消极的代表贵族阶级隐遁思想的人生哲学，它是要以自我的否定来做到寂灭无为。然而，这时候，便有一部分僧侣把种种鬼神迷信的东西掺杂到佛教中来。他们用轮回（Samsāra）之说来迷惑人心，侈谈因缘果报，并且树立了许多偶像，对之顶礼膜拜，把诵经拜佛作为消灾祈福的主要方式。这种倾向发展起来，到1世纪时便形成了大乘佛教（Mahāya-na）。所谓大乘，就是大道的意思。信仰大乘佛教的僧侣认为只有循着他们这样的道路才可以普度众生，于是他们就贬称早期佛教为小乘（Hīnayāna）。其实倒是在小乘佛教中，还较多地保持着释迦牟尼原始的教义。后来在向外传播时，大乘佛教（图4—7）主要是向北传入中国、朝鲜和日本，小乘佛教主要是向南传入锡兰、缅甸、泰国、柬埔寨和印尼等国。佛教在印度本土的传播不久便趋于衰落。在阿育王去世后，佛教在印度的优势就逐渐被印度教所取代。及至13世纪，佛教在印度本土的势力就几乎绝迹了。然而，当年阿育王所播种下的佛教的种子，却在东南亚、东亚各国发芽成长起来，根深叶茂，蔚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相传在秦始皇的时代，就有印度僧侣来中国的西陲之地传播佛教。在公元前2世纪末期，汉武帝征匈奴、通西域，可能当时中国人对于佛教已经有了一些图4—7　犍陀罗佛像。印度佛接触。据说在公元2年，大月氏王的使臣像创立之初主要有两大流派：一派活跃于恒河流域中游一带，称曾经在长安把佛教的一些教义口授给中马图拉艺术；另一派以印度西北的犍陀罗为中心，称为犍陀罗艺国官员。但是直到公元65年左右，东汉术，它原属大夏文化圈的外围，明帝派蔡愔赴天竺（印度）求佛经、佛又是贵霜王朝统治的基地，其艺术具有外来色彩，尤其是受到希像，用白马载之而归，在洛阳建白马寺腊影响最为明显。但两派都处于作为供奉的场所，佛教才正式传入中贵霜统治之下，并且共同秉承大乘佛教宣扬佛祖形象的使命。公国。中国的封建统治者自从得到这样一元2世纪个有效地麻痹人民的工具，便提倡不遗余力。后来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流行日广。传入中国的佛教，以大乘为主，但小乘也有传播。佛教各宗各派的经典，均汇集于中国。而在这段时期内，佛教更由中国传播到朝鲜、日本和越南等国，成为亚洲东部最主要的宗教（图4—8）。

佛教中有一支是用藏文来传习的，即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盛行于我国西藏、青海、内蒙古，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国等地。

五、古代印度的文化

印度的古文化，是丰富多彩而又具有独创性的。在这里，我们只能就下列各方面作一些简单的说明。　（1）文学和音韵学。图4—8　日本的佛像

古印度所使用的梵语，音节优美，词汇丰富，也许竟是印欧语系中最精彩的一支。英国著名的东方语言学家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曾经说：“梵文比希腊文更优美，比拉丁文更丰富，它比那两种语文都来得雅致细腻。”

印度的史诗和寓言，真如大林深泉，其瑰丽奇谲的程度，决不在希腊文学之下。《吠陀经》包罗万象，它既是宗教典籍，也是文学上的鸿篇巨制。然而印度流传下来的两部最著名的史诗，则为《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和《罗摩衍那》（Ramayana）。《摩诃婆罗多》意为伟大的婆罗多族，那主要是描述婆罗多王族中两房兄弟的众多子嗣为了争夺王位而同室操戈，但最后终于造成统一的经过。这部史诗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其中有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民歌民谣，有进行道德训诲的格言，有探索人生奥秘的哲理。它叙述宫廷政事和血流成河的战争场面，但意存训诫，在叙述中都贯穿着这样的思想：世事苍黄多变，然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到最后，善总会战胜恶，正义总会战胜奸诈。《摩诃婆罗多》不是一人一时之作，大概从公元前500年起开始流传，先后经过许多作者的增益，直到公元三四世纪时才写定，以后还一直有人补充润色。它长达10万颂（每颂2行，共20万行），是世界上最长的一部史诗。那比古希腊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加起来的总和，在篇幅上还要长到7倍多。《罗摩衍那》（图4—9）意为罗摩历险记，它主要是描述王子罗摩（Rama）与其忠贞的妻子息达（Sita）的故事，主题鲜明，篇幅较短，但也有24 000颂（即48 000行）。《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这两部史诗体现了印度人的伦理观念，历来被视为印度文学中的瑰宝。其中有许多精彩的片断和美丽动人的歌词，至今仍为印度广大人民所咏唱。印度很早就有了相当完备的文字学图4—9　罗摩衍那的神猴和音韵学。中国在汉、魏之际，音韵学者就发明了反切法，用两个粗略相近的音素来拼注汉文单字的字音。印度的音韵学传入中国，就更促进了中国音韵学的发展。汉字的四声（平、上、去、入）和韵律，是受了印度音韵学的影响而趋于完备的。到了唐朝末年，中国僧人守温参考印度的梵文字母制定了36个汉文注音字母，按照反切法来拼注所有汉字的读音。后来我们所用的40个国语注音字母，便是从守温所制定的那36个汉文注音字母演化而来的，而穷本溯源，应当说是受了梵文字母的影响。（2）哲学。

印度的哲学，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多样性。我们在前面曾说过，当释迦牟尼之世，印度在宗教和哲学方面的派别就多至60余宗，各成一家，各持一说。不过，印度古代史上的纪年多不精确，而那些哲学家又仅仅只留下一些断简残篇的语录，因此，我们对于印度各派哲学的源流，就不及像对于希腊哲学那样知道得清楚。

古印度是一个哲学的王国。在这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哲学都达到了很高的发展。各宗各派的思想家对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伦理观念，都提出了他们自己的见解。梵文中所用来表示哲学和宗教思想的词汇，比所有希腊文、拉丁文、德文中的哲学名词加在一起的总和还要多。

婆罗门教、耆那教和佛教，都是代表唯心主义的哲学。然而在古印度，唯物主义的哲学也早已产生了。可能是在公元前3世纪左右，迦那陀（Kanada）就认识到物体是由原子组成的。他说只有物体的形态在变动，而原子是不灭的。迦那陀与希腊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德谟克利特一样，认为宇宙中只有原子和空间，其他的东西概不存在。他说原子不是依照什么神的意志在变化，而是按照其本身的规律在变化。这样，迦那陀就打破了神学迷信的说法。

古印度的学者是严肃认真的，他们之间盛行思想上的角斗：学派不同的人，常常在大庭广众之中，举行公开的辩论会。辩论的双方壁垒分明，各自阐述自己的主张，驳斥对方的论点，唇枪舌剑，进行思想交锋，恍如竞技场上的角斗。那辩论失败的一方，不是拜胜利者为师，便是自杀。为了辨明真理，他们不惜牺牲生命。

就是为了进行说教和辩论，古印度的学者拟定了推理立论的思想方法。在释迦牟尼的时代，印度就有了因明学，那是按照推理的步骤，以确立自己的论点。这种因明学，便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逻辑学。（3）天文学和数学。

远在吠陀时期，印度的天文学就已经萌芽。古印度所用的历法是阴历，以30日为1月，12个月为1年，每隔5年加1个闰月。在公元前5世纪末期，印度的天文学者已能正确解释日食、月食的现象。在这些方面，印度的天文学与巴比伦、希腊以及我国的天文学是有交流的。我国古代天文学者把日月运行所经天区的恒星分为二十八群，即二十八宿，印度天文学者对黄道天区也有二十八宿的分法。

印度人在数学方面有极重要的贡献，他们独立地发明了几何学，很早就知道了勾、股、弦定律（即直角三角形的勾平方加股平方等于弦平方）和圆周率。而代数的应用，则以印度人的功绩为多。后来印度人把代数学传授给阿拉伯人，再由阿拉伯人传播到欧洲。西方人称代数学为东来法，这倒是指明了它的源流。

目前全世界通用的所谓阿拉伯数字，实际上应当叫作印度数字。可能远在阿育王的时代（公元前3世纪中期），印度人就从梵文字母中演化出这种简单而又极为适用的数字。但最迟是在6世纪，印度人就用1、2、3、4、5、6、7、8、9这9个数字和0来表示一切的数目。这10个数字符号都是一举笔而成，非常简便，非常清晰。其后经过阿拉伯人的传播，这种数字在欧洲就代替了繁复的罗马数字而为各国所采用。关于这件事，近代法国伟大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Pierre-Simon Laplace）写道：“印度人给我们这种聪明的办法，用10个符号来表示一切的数目，每一个数字都代表一个绝对的数值，每一个数字都有一定的位置。这是一种极其深奥而又极其重要的发明，不过因为现在我们看起来似乎很简单，就忽视掉它那真正的价值了。然而正是它那简便的性质，它那给一切的计算所带来的极大方便，才使我们的算术在最有用的发明之中居于首要的地位。我们只要想到：以阿基米德（Archlmedes）和阿波罗尼斯（Apollonius）那样的天才，那是古代历史上所产生的最伟大的人物，都没有能够发明这种办法，那么我们对于印度人这种光辉的成就，就更应当赞叹感谢了。”转引自维尔·杜朗（Will Durant）：《世界文明史·我们得自东方的文化遗产》（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1. Our Oriental Heritage），1942年纽约版，第527页）

以后在中古时期，印度人在数学方面也经常是居于世界的前列。在天文学和数学方面，印度与中国是由于学术交流、互相取长补短而加速其发展的。（4）医药学。

印度的医药学起始得很早。在《吠陀经》里面，就有许多药物的名称、医疗口诀以及治病的单方。

公元前5世纪时，印度的医圣苏胥如塔（Sushruta）著了一部医书，详细地讨论外科手术、助产学、营养、药物、婴儿卫生、消毒和卫生教育等各方面的问题。他列举了1 000多种病症的诊断法，并且描述了121种外科手术的用具。在当时，印度的医药学可以说是已经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在苏胥如塔之后，印度最伟大的医药学者是2世纪时的查拉迦（Charaka）。他把当时世界上的医药知识作了一个科学的总结，编了一部《医药学大全》（Samhita）。这一部科学巨著，直到目前印度人还在阅读。查拉迦强调医药师必须有高尚的品德，他训诫他的门徒道：“你们替病人治疗，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要达到任何世俗所想望的东西，惟一的目的只是为受难中的人类服务。这样，你们的工作就比任何其他工作来得崇高。”医药工作者首先必须要有医德，否则是不堪设想的！

在古代，印度人在医药学方面的成就实在是超过了希腊人和罗马人。印度的医药学，以后影响到波斯和阿拉伯，并且经过阿拉伯人的转介，一直影响到中古时期和近代的欧洲。（5）建筑、雕刻和绘画。

印度的艺术，是伴随着宗教而发展的。严格说来，在阿育王提倡佛教以前，印度的艺术还是比较原始的。

在建筑方面，古印度并没有遗留下像中国的长城或埃及的金字塔那样宏伟壮观的大建筑物。直到公元前3世纪中期，印度才开始出现有用石材建造的宫殿和庙宇。然而，印度的建筑具有独特的风格，这种风格后来深深地影响到东亚各国的建筑。图4—10　据说原来是阿育王所建，但后代扩建时已把阿育王时期的建筑完全覆盖。该窣堵波最为高大，覆钵塔体直径36.6米，高16.5米，故有桑奇大塔之称。除了高大宏伟之外，这座大窣堵波最突出的成就是石门、石栏雕刻的精美，它们约作于公元前1世纪初，距孔雀王朝不远，既保持着帝国盛世雍容华贵的风范，又吸收了本地民间艺术的精华，生活气息更为浓厚图4—11　桑奇大塔东门的药叉女像。药叉是树神或山林水泽的仙女，在印度民间流传极广，深得人民喜爱。这尊药叉女像可以说是桑奇甚至整个古代印度艺术中最美的一尊女性裸体像。她双手攀绕芒果枝条，纵身向外作凌空之状，体态婀娜多姿，神情活泼可

佛教寺院的营造法式，起始于印度。印度的佛教徒为了埋藏佛教圣者的遗骨，建造窣堵坡（Stupa，就是塔），作为顶礼膜拜之所。在最初，这种窣堵坡（图4—10）是一种冢墓形的建筑，后来逐渐加高，并且成了寺院建筑的中心（图4—11）。及至佛教传入中国，中国所固有的多层楼的营造法式和印度的窣堵坡糅合起来，便成了高入云表、可以拾级而登的宝塔。

阿育王崇信佛教，他在释迦牟尼出生、讲道和逝世的地方建立了许多纪念柱。那些纪念柱都是用巨型的石材雕凿而成，呈圆柱形，其中最大者高达15米，重达50余吨。石柱顶端立着狮子、象、牛、马等动物的雕像，寓生动于自然，不失为艺术珍品。在最初，佛教徒因为避忌，并不雕塑佛像。直到1世纪时，那庄严肃穆、盘膝而坐的佛像才开始出现。印度人所雕塑的神话人物和佛教中的圣者，光彩奕奕，呈现出各种各样的神态。不过因为佛教的教义禁止刻画世俗男女，所以印度的雕刻家在这方面就远逊于希腊的雕刻家。他们没有创造出什么人体美的典型。

印度人以温文静逸为美。这种审美观念表现在他们的绘画上。印度的绘画，色彩非常富丽，尤其是多用金色。那佛像顶上的一轮灵光，最初是由印度的绘画家用来表示神圣的。后来这种画法影响到西方艺术，基督教圣者的画像也多被描绘了那一轮灵光。古印度的艺术遗产，原先是极为丰富的，但后来由于佛教在印度本土的衰落，现在留存下来的已属凤毛麟角。然而在过去的千百年中，随着佛教在东亚和东南亚各国的传播，古印度的艺术却被中国、朝鲜、日本、越南、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和印尼等国吸收了过来。经过长时期的融合和改制，佛教艺术已经成为东亚和东南亚各国艺术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图4—12　阿旖陀壁画《莲花手1819年，人们在印度中南部海德拉菩萨》细部。画中菩萨头戴宝巴（Hyderabad）邦境内的阿旃陀冠，手持青莲，眉目传出如海洋般浩阔的悲天悯人之情，庄重的（Ajanta）地方发现了一排荒废已久的佛体态似乎蕴藏着足以动撼山岳的教寺院的石窟，那里面保存着许多瑰丽强力。这个形象显然代表着印度古典绘画的顶峰的雕刻和壁画（图4—12）。这座石窟的开凿，约始于2世纪，成于六七世纪，历时四五百年，足以代表印度佛教艺术的最高成就。阿旃陀石窟虽然在规模上远不及我国敦煌石窟和云冈石窟那样宏伟，但却同为佛教艺术的渊海。

第五章 希腊文化的黎明

一、爱琴海区域的古文明

在距今五六千年以前，当希腊人还没有南下、从游牧部族变为定居部族的时候，爱琴海区域的居民就已经有一簇灿烂的古文明。这古文明的中心是在克里特岛。克里特岛地形狭长，东西长约250公里，南北的宽度约为12—60公里不等。它横卧海上，是爱琴海地区的前沿（图5—1）。

关于爱琴海区域最早居民的部族属性问题，目前历史学家还不能确切地予以说明。一般的论断是：爱琴海区域最早的居民是来自小亚细亚和叙利亚一图5—1　出土于希腊锡拉岛的带，大概与闪米特人有关，他们在新石壁画《渔夫》。公元前16世纪。该画描绘了一位双手各提着一大器时代就已经定居于此。嗣后随着地中串海鱼归来的年轻渔夫的形象，海东岸一带部族的迁徙，又有许多新的线条优美，场景鲜活，洋溢着浓郁的海洋气息，非常形象地展现部族移殖过来。总之，爱琴海区域的居了爱琴艺术兴起的熹微曙光，也民在血缘和语言上都是异常庞杂的。向我们生动地说明了爱琴文明与海洋的密切联系

爱琴海区域是埃及和西南亚各国古文明输入到欧洲的跳板。克里特岛与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小亚细亚都是一海之隔，即使是在交通工具很原始的远古，航程也数日可达。诚如后来亚里士多德在其所著的《政治学》中所说：“克里特岛恍如处在海的中央，接近欧洲、亚洲和非洲的海岸……所以它早就注定了是居于优越的地位。”由于交通往来和部族的迁徙，埃及和西南亚诸古国的文明都荟萃在克里特岛。然而，克里特人并不只是亦步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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