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从维熙
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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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桥试读：
楔子
我要去的地方：城郊一间临街的低矮房子。
我要去找的人物：一位过早歇了顶的画家。
我要去的目的：请他为我的小说赶画插图。
门开了。
我倒难为情起来了，因为在他那张不算大的画案上，堆满了书刊封面的设计和插图草稿。他看看我腋下夹着的厚厚稿本，先发制人地向我指了指画案：“叶涛，请看……”“看样子，我没有选准时辰！”“那倒也未必，”老黎抓了两下发光的头皮，朝我打诨道，“你的许多小说插图，我是连夜赶画出来的。我最怕黄土子冒充朱砂。说实在的吧，给那些小说画插图如同上刑。请问老兄，你自己对这部小说打多少分？”“可能属于档外次品。”我说，“你就再承受一次‘上刑’的惩处吧！”“小说主题？”“说不清楚。”“哪类题材？”“很难回答。”“什么题目？”“暂时轮空。”我拍拍他的肩膀，“想请你读完小说后从美术家的眼光，帮我敲定个有象征意义的题目呢！”“我忙得要死你还在我身上加码，真……真够残忍的。”他再一次抓了抓他的那块光头皮，似乎是被跳蚤叮了一口似的，无可奈何地苦笑着说，“碰见你这样的鬼，钟馗也束手无策。”“谁让我们‘同窗’二十载呢！”我把稿本放在他的画案上。
他胡乱地翻了翻稿子，又翻了翻台历：“你十天以后来拿画稿吧！”话刚出口，他又像想起什么重要议事日程似的，改口说，“不行，十天画不出来。老婆去北戴河避暑了，你十五天以后再来吧！”“画稿和她有什么关系？”我不解地问道。“跟你亮底牌吧，过去……过去我插图画得那么快都得力于我那位贤内助。”他悄悄地向我袒露心声，“那么多的小说稿我读得过来吗？每次都是她替我阅读小说，向我口述重点。当然啦！这要求她口述得十分精确，并且要突出关键部位包括作品的人物肖像、衣着打扮都要说得十分清晰。然后我翻阅小说中老婆打了记号的地方，开始照葫芦画瓢。我自知这不是什么好办法，但是我实在忙得脚丫子朝天，也只好不得已而为之了！”“原来是这样！”我笑了。“请勿见笑！”他有些尴尬地再次抓了抓他那块光头皮，“叶兄，你如果索稿太急，对不起，只好你扮演一次我‘贤内助’的角色，给我讲讲你小说中的故事和人物，作者讲得一定会比我老婆的转述强得多。我保证十天内交出画稿。”
我沉吟着：“这……”“叶兄，只当是我俩聊聊天，我们又有三个多月没见面了。”他那两只大金鱼眼里流露出诚挚的光泽，继而又用酒当诱饵说，“我这儿还有一瓶五粮液，咱们边喝边谈，怎么样？”“这间小屋太闷热了。”我含蓄地说，“附近有没有凉快一点的地方？”“有。咱们去护城河边走走吧！那儿个体户开了音乐餐厅。今天，我舍命陪君子啦！”
第一章
不要针砭那些留着“披肩发”的男女青年，他们把这个餐厅的气氛搞得相当高雅。滨河的一面，落地窗敞开着，窗下这排餐桌上摆着一盆盆的花卉：有月季、有杜鹃、有山影、有文竹……随着日落暮霭的降临，餐厅上空成串的小小彩灯开始放亮。室内灯彩花容交织，室外河水驮着月光潺潺而过。收录机的扩音箱里正在播放出一支曲子，那是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真不知道这些小青年是为自己播放的，还是为我小说中的主人公配乐——在这儿对老黎讲述这部小说，真是太合适了。“叶兄，开始吧！”他首先拿起酒杯。
我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望着顺着窗外流过的那条河……
对了！那时的东长安街就像这条蠕动的河。一场微雨过后，马路湿漉漉的。华灯初放，街面上顿时出现了多种颜色：华灯投进河心的光是银白的、赭黄的，汽车的前车灯，在河心宛如星斗，汽车尾灯的红光，像是一匹散开来的红绸。“朱师傅，真好看——”
他似乎没有听见。“朱师傅你看前边那辆车的尾灯。”我为了提醒他注意，还有意地拍了他肩膀一下，“投在雨后街心的灯影，像一束在风中摇曳的红玫瑰。”
他肩膀微微动了一下。这并不表示他听见了我的话，而纯属肩膀受了外力刺激后，一种本能的反应。
我只好把声音放大了许多：“朱师傅……”
他轻轻点了点头，表示听见了。“看那尾灯的影子——”“是啊！我看见了。”他终于搭话了。
我很忌讳他的沉默。老黎，这不是因为我不甘寂寞，而是他惧怕宁静。凡是坐朱师傅开的车出外采访过的记者，都告诉过我这一点：车一开出去，你就要打开“话匣子”，否则，老朱脸上就会阴天。朱师傅也亲自叮咛过我：“小叶（当时我只有二十二岁，是个才进报社不久的记者）！我这个汽车司机与别的汽车司机不同。别的汽车玻璃的窗棂上，都有一行喷漆的小字：‘请勿与司机闲谈’，你看，我这辆美国吉普的窗棂上，倒是也有那行喷漆的小字，只是那个‘勿’字叫我用胶布给粘上了。这就是说：‘请与司机闲谈’。你明白了吗？”说着，他哈哈大笑起来。“我不明白。”我直截了当地说，“开车的司机都厌恶别人和他说话。”“就算我是个例外吧。”他收敛了笑容，冷冷地回答。“真怪！”我默默地想。
与其说是出于礼貌，不如说是出于新奇，我对这位朱师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按着他的叮嘱，在去城郊农村采访的路途上，总是和他娓娓而谈。在我的记忆中，他最爱谈的是他的童年：他落生在黑龙江省呼兰县，是喝呼兰河的水长大的。在他嘴里，呼兰河是世界上最美的一条河流，河水蓝澈见底，连河底卵石缝里的鱼儿都能看得一清二楚。每到入春时节，河畔开满了各色野花：达子香、兰花草、牛耳朵、织春娘……如锦如缎，一直连到天边的落霞。花丛中挺立着稀稠不均的白桦、黑桦和野樱桃树，他常和小伙伴们坐在矮矮的野樱桃树杈上，一把一把地捋吃野樱桃，直到吃得嘴唇赤红，野樱桃汁在嘴角凝成一道道汁痕时，他们从树杈上大雁展翅，跳进呼兰河里扎猛子摸鱼。快乐得如同一头伸胳膊抖腿的小马驹。
他还告诉我，他家里很穷。他还没看见爷爷的时候，爷爷就拉杆子进山当“胡子”去了。妈妈生他的时候正是冬天，木柈子垒成的窝棚屋四面透风。他还没满月妈妈得了“产后风”离开了人间。爸爸靠给老财种地，靠在呼兰河打鱼拉扯着他，可以说是呼兰河里的鱼熬成的鱼汤化作了他的血液，呼兰河畔的高粱米铸造了他的肌肉。他继承了爷爷和爸爸的骨血，年纪刚到十四岁时，唇上就钻出来毛茸茸的胡须，俨然是个一身疙瘩肉的男子汉了。
老黎，我真爱听他所陈述的儿时轶事。我缩在吉普车后排座位的角角上，像听一首赤子童心的绝唱。特别是他谈起他和他那条小花狗的情谊时，我的心都好像飞向了呼兰河畔的青青草原。由于他幼小失去了母亲，爸爸又经常在老财的长工房里过夜，家里只剩下他和那条小花狗。这条小花狗皮毛黑白间杂，两只晶亮的眼睛，一只被黑色毛毛包围，一只被白色毛毛包围，他给它起了名儿叫小花。
爸爸说：“嘎子！抱它来是跟你做伴的。”
爸爸又说：“你有粥和它一块儿喝，有骨头和它一块儿啃！”
爸爸还说：“狗通人性，别看它四条腿，比有的两条腿的人还强哩！”
爸爸最后说：“人生在世，就要将心比心，不要觉得它是条狗，就亏待了它。”
朱嘎子对爸爸这番话连连点头：“我记下了！”
打这天起，他忽然觉得年龄大了许多。东北的冬天冷得出奇，一场冲天“烟泡”刮过来，气温常常下降到零下三四十度。他和小花互相依偎在那间木柈子垒成的屋子里抵御着从墙缝间吹进来的冷风。他和小花睡觉时呼出的热气，天亮时在房梁上结成了一层银霜，朱嘎子架起一堆干柴取暖时，梁上的白霜又化成水滴，一滴一滴地落在土炕上。小花像个能体察主人艰辛的孩子一样，有时伸出嫩红的舌尖，舔干了炕席；有时像为逗朱嘎子一笑似的，在炕上滚来滚去，用它身上的毛毛，把水滴蹭掉。“小花——”
小花跳上了他的肩头。“小花——”
小花又攀上他的脑袋。“大烟泡”刮过去了，气温稍有回升。他带着小花走出那间小屋，到雪原上去追飞不动的山鸡，去打在雪地里觅食的兔子。到了他十四岁那年，小花已经长成为一只矫健美丽的猎狗，尾随在他身后成了他的影子。
就在这年，一场少有的大旱，滚过了北满草原。松花江水位下跌，呼兰河是松花江的一条河汊子，变成了嘤嘤而哭的小溪流。河畔的野花打蔫，柳树叶打卷，那些曾经记载着他童年梦幻的野樱桃树，枝条也枯干了。这时，他老爹盼雨心切，才把他嘎子的乳名换成了大号——雨顺，不外是老爹盼望风调雨顺之意。
老爹对雨顺说：“屯子说定了，要给龙王上供。有猪的献猪，有羊的供羊……咱们家没有牲畜我看是不是……”老爹看了看趴在儿子身旁的小花。
儿子狠狠瞪了老爹一眼，算是回答。“你听说了吗？有的屯子已经开始人吃人了，龙王爷要是不开恩，甭说小花，就连你老爹和你这条小命，都会被人嚼成了骨头渣子。”老爹眨巴着一双老干柴眼，想说服儿子，“老爹是对你说过，应当将狗比人，可是到了嚼人肉的年月，龙王爷就是主宰一切生灵的神，只有上供求雨，老爹和你才能有个活路。掏心窝子说，我也舍不得这条狗，可是这么多年，你也算对得起这条生灵了。一块儿睡，一块儿吃，一块儿……”“我想法找来求雨的供品不就行了吗？”“你到哪儿去找？”爸爸直视着儿子。“我去打山鸡、兔子！”
爸爸摇摇头。“我打十只兔子、十只山鸡，换下这条小花！”“这可不行，上供必须心诚，要把家里最贵重的牲畜献给龙王，才能感动龙王行雨。”爸爸显得比儿子更固执。“那你老就把我宰了吧！”儿子急了，“我比小花还贵重。”两句话，把老爹给顶到南墙上了。他老半天，才顺过一口气来，颤巍巍地对儿子说村里已经把小花号在祭祀龙王的账本上，就是我不宰它，乡亲们也会来人宰了它的。眼下是天下火、地冒烟，乡亲们红了眼，真敢把人宰了上供桌。“爸爸！我依你了，今天晚上我就用水浸死它抬到呼兰河边去祭龙王。”儿子对爸爸下了保证。
当天夜里，朱雨顺趁老爹到老财家去喂马的时候，拉着小花跑出了呼兰县界。上哪儿？去找拉杆子当了“胡子”的爷爷。当他真的钻进了深山老林才感到自己的想法十分孩子气：林子这么大，上哪儿去找爷爷呢？离开呼兰县的第五天，他和小花夜宿在猎人住过的一间柞木窝棚里，受到了一群饿狼的袭击。在呼兰县大草甸子上能追赶鸡逮狡兔的小花，也和它的小主人一样单纯。但严酷的大自然惩罚了它——它流星追月般地扑出窝棚，和这群狼厮拼了约有一袋烟的光景，这只逃脱了祭祀龙王的小花，在这深山老林就祭祀了狼群。
朱雨顺用那杆打兔子的老套筒子枪，“嘭——嘭——”地打尽了最后几颗弹丸丝毫没能缓解狼群之围，在他走投无路的紧急时刻忽然想起爷爷传给爸爸，爸爸又传给他的火镰。他急不可待地把火镰拿出来，和火石相擦燃着了火绒，火绒点着了柞木窝棚里的枯枝残叶，小小窝棚里烈火冲天而起……
狼群逃窜了。
朱雨顺冲出窝棚，在山坡上滚了几滚，压灭了身上的火星，带着满脸烟硝找到小花的尸骨，哭得泪人般地把小花掷进了烈火浓烟之中。他对着火堆磕了四个响头，以表示和小花的诀别，然后踽踽地走出老林。上哪儿去求生？家已经回不去了。因为这间柞木窝棚像一颗火种，烧着了深山老林。
在旧社会，纵火毁林也是要受到法律惩处的。再往北走，难以生活，他只好放弃了寻找爷爷的梦幻，返身南下。在他途经呼兰河畔那被烈日烧焦了的草甸子时，一个亲戚告诉了他老爹的归宿：红了眼的乡亲说他老爹有意亵渎神灵，要拿他顶替小花祭神。老实巴交的雨顺老爹，没等那个时辰的到来，就用一条粗布腰带代替上吊绳子，自悬在呼兰河畔那棵最大的野樱桃树上。求雨时辰一到，他和活猪，活羊，活牛、鸡、鸭、鹅一块儿，被抛进了呼兰河。
老黎，青年时代的我，虽然已经过了听丑小鸭变天鹅故事的年纪，但还是喜欢听些能挑逗人遐想的春天童话。对于朱师傅带有传奇色彩的童年，只是感到新奇，并没引起我神思般的联想。如果说还有一点让我咂摸滋味的东西的话，就是那条美丽的呼兰河，和他在河畔吞吃着野樱桃的画面。因为二十二岁的我，乳毛虽褪，童心未死，我的家乡也流淌着一条河，岸边虽无野樱桃可吃，但有一丛丛的馒头柳。既可以到下边去“藏猫猫”，又可以顺手捋下几片叶子当作柳笛，吹出黄鹂和百灵的歌声。在朱师傅讲他童年逸事时，我就回忆起我流逝了的童年的梦。
你一定知道，人的大脑皮层也和自然界的万物一样，既会出现因枯干而产生的饥渴，也会产生因满溢而产生的饱和。就如同一个天主信徒，如果总站在圣母玛利亚画像前凝思——尽管她有那安详自若的神韵，能使这位忏悔者的灵魂得到洗礼——但是久而久之，就像多么虔诚的教徒也会失去新鲜感一样，我听老师傅的车轱辘话总是不离呼兰河，中枢神经也渐渐迟钝麻木起来，继而，产生了一种本能的厌倦情绪。
所以，我不得不有意识地转移在汽车里谈话的主题，我希望他能像谈童年那么有兴味地谈谈他青年时代。比如：他十四岁以后，家里亲人已荡然无存时他去了哪儿？又怎么从呼兰河来到北京的报社当了汽车司机？奇怪的是：他好像总躲闪着这些提问，甚至以攻为守地把“球”踢了回来：“你结婚了吗？”“有孩子了吗？”“是男孩还是女孩？”“男孩子不好，女孩子好！”
他貌似在向我唠家常话，实际上是楚河汉界——到此为止。这就在我厌倦的情绪中，重新萌生了强烈的好奇。这种好奇，和对他带有传奇色彩童年的好奇不同。前者是被动的输入，后者是有意识地寻觅，仿佛在这位朱师傅身上，蕴藏着许多不愿被人知道的东西。
我当时在农村组当记者，往返在城市和郊区之间，常常在车上要消耗很多的时间。加上郊区公路路面坑坑洼洼，车轮下总是扬起一道黄尘。最好的办法，是随着吉普车的颠簸闭上眼睛，任吉普车把我像煤球一样摇来摇去。有时，我的这种自我陶醉被他觉察到了，他总要赤裸裸地高声责怪我：“怎么，你哑巴了？鳄鱼还会张张嘴呢！”
有时，当真我要按他的指示，和他去说话时，他却变得一声不吭，好像车上根本不存在我这个人一样。
人，都是矛盾的组合体。上至皇帝，下至顺民，几乎无一例外。可是朱雨顺展示给我的矛盾，却常是一团混浊。他在报社司机班中个头儿最高，宽肩厚背，身板结实而魁梧。长方形的脸膛上，永远闪烁着黑红色的光泽，那颜色使我不止一次地联想到呼兰河畔野樱桃树的树皮。虽然看上去粗糙，但有着一种北方人粗犷的美。他在报社八个司机中，年纪居于老大，而且是唯一一个不留分头的人。黑硬得如同板刷一样的寸头，显示着他难以驯服的野气。再配上他那双喜欢直视他人的眼睛和那棱角分明的下巴，我曾多次在内心把这位司机大朋友幻化成呼兰河草原上的一只苍鹰。如果按照你们美术家的术语来说，他的一举一动都是力的线条。那握着方向盘的有力指骨，开车时不靠椅背的笔直的胸背，急转弯时扭转方向盘的洒脱动作，他高兴了扭头看我时的粗壮脖颈，以及他偶然一笑时挂在嘴角的笑纹，都像是蕴藏着一种难以捉摸的深厚力量。这样一个硬实汉子，开着一辆吉普车，每天条条道路两旁的树木都向他敬礼，他理应是个爽朗而快乐的人。但我只察觉到了他的爽朗，却难得发现他的快乐。有时吉普车把我颠到一定的角度，我向车前后视镜里有意无意投过一瞥时，能使我瞠目结舌：他皱着两条黑眉，双眸痴呆，脸色阴郁，那只来回转着方向盘的手，完全是一种机械的本能动作，我真担心他把汽车一下开到亮马河里去。于是我千方百计地寻找话题，和这位朱师傅拉呱，使他从那种恍惚的精神状态中苏醒过来。
这天，我从门头沟区檀木港农业社采访回来，由于回报社后就要发出第二天见报的急稿，我只好在吉普车上摊开稿纸，匆匆忙忙地填着稿纸上的一个个方格子，没有时间履行我们之间的“君子协定”——不间断地说话。当车子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急驰的时候，突然迎面出现几个驮运黑煤的毛驴驮子，它们像散兵游勇一样，大摇大摆地走在盘山公路中间。眼看吉普车就要撞上那条头驴了，他好像视而不见一样，还是闪电流星般地往前开，我急忙提醒朱师傅：“驴——驴——”这时，他才猛然扭转方向盘，“嗖”的一声，车轮向右拐了个半圆弧，躲开了驴群。由于弯子转得太急，吉普车挂倒了路旁的一株小树，险些滚进右侧的陡峭悬崖。
我惊魂未定地擦着冷汗，他把车停下，扭过脖子对我骂道：“我看你就像驴——那些没有嘴的驴！”他两眼瞪得溜圆，毫不掩饰地发泄着他的愤懑。“朱师傅……”我感到异常委屈。“你为什么总不和我说话？”他紧皱着双眉，眉心堆起一个肉丘。“我……在赶一篇急稿。”我向他解释。“装模作样。哼！”他轻蔑地扫了一眼我铺在大腿上的稿纸，“要是你下次再搞这种假积极，对不起，我朱雨顺不伺候。”
吉普车重新开动了。
我喉头蠕动着，尴尬地咽着唾液，不知和他说些什么才好。向他赔礼道歉？我没有任何亏理的地方；对他的责怪表示沉默？他下次再对我莫名其妙地发邪火该怎么办呢？真要向他抗议，他要是真把吉普车开下山涧就更糟了。……我正在左思右想地拿不定主意，忽然车轮“吱——”的一声，重新停住了，看样子他还要和我就差点翻车的事情进行纠缠，我决心和朱师傅辩明是非。谁都明白，汽车肇事和乘客无关，他怎么能这样蛮横不讲道理呢？我准备迎接他的挑战。
奇怪的是，他并没有和我对话，只是推开车门，走下了吉普车，是车子出毛病了？可他没有找修车的器械，也许是去解小手吧？他又没去比较隐蔽的地方。他倒剪着那双粗大的手，挺直胸膛，梗着脖颈似在凝视着对面山峦上徘徊的浮云。一种不快之感立刻占领了我的心扉：噢！这家伙在报复我，你不是手里有急稿待发吗？我故意跟你消磨时间。好吧！
我正可以借着这万籁无声的出奇的幽静，来写完我的稿子。这儿没有摇煤球一样的颠簸，又没有办公室里没完没了的电话铃声，这儿非常静谧，静谧得就如同隔绝世尘的真空。
老黎，我的这些猜想都错了。那是我偶尔抬头，凭窗向外望时看到的：他没有小布尔乔亚的罗曼蒂克症，以观望浮云来消磨时光，他在望着从对面山峦之间飘过来的小小红点。不，那不是一个红点，也不是一朵彩云，那是掌管着“空中摆渡”的穿着红袄扎着红头绳的小姑娘。我们来采访的山区，在门头沟被称为“九山十八谷”，因为这儿除了山还是山，除了峡谷还是峡谷。抗战时期是个日寇没敢涉足的老解放区。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除铺筑了这条盘山公路外，还在山峦之间架设了一条空中索道。这个办法非常原始，就是在两座山之间架设一条粗粗的钢丝缆绳，绳下拴系着一个木吊斗车，借助滑轮在钢丝绳上的转动，用吊斗车把赶集上店的山区农民，运送到对峙的大山两边，以减少农民登攀回肠小路之苦。此时，这个管“天车”的小姑娘和不多的几个过山农民，正从对面大山飘飞而来。
我扔下手中的笔，继而推开车门。因为这情景实在好看，有浓绿的山峦当作背景，真应了古代中国写意画中的“万绿丛中一点红”的典故，还让人联想到敦煌壁画中长袖飘逸的飞天。过去我坐别的司机开的车来山区采访时，曾隔窗看过这个“空中摆渡”，但每次都是随着车轮的奔跑，奇观瞬间即逝，今天朱师傅把车停在了这儿，也算是歪打正着，给了我饱览山间奇景的机会。
那山坡上的树是油松，那山洼洼里的树是山楂。几十米高的崖下躺着的是大小不一的鹅卵石，鹅卵石中间有一道弯弯曲曲的小溪在奔跑。不知它是从哪儿流出来的，也不知道它究竟流到哪儿去。忽地一下，公路旁那棵粗大白果树上的长尾喜鹊都飞跑了，那是穿红袄的小姑娘撑着的“天车”滑了过来，就要在白果树下拋锚。
朱师傅神往地望着，并向小姑娘挥动手臂：“喂——小团儿——”
小姑娘把缆绳拴在白果树上手搭凉棚向吉普车的方向眺望了一会儿，忽然向朱雨顺跑来。她边跑边喊：“朱叔叔——朱叔叔——”
我跳下车来，默默地打量着他俩。说他俩是亲戚？亲戚之间只称“叔叔”就行了，何必挂上一个“朱”字？说他俩是萍水相逢，一个即将迈进三十岁门槛的汽车司机，何以会和这个山乡的小女娃这样亲昵？她约莫有十四五岁的光景，黝黑得如同杜梨木一样的脸膛上，长着一双水灵灵的眼睛。她两手攥住朱师傅一只大手使劲地摇，朱雨顺用另外一只手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头顶。此时此刻的他，和刚才对我横眉冷对的劲儿完全成了两个人，他先给她扣上领口没扣严的纽扣，然后又给她扎系被空中劲风吹散开来的红头绳。那纤细而极富有感情的动作，分明是母性的本能的反应，而这位浑身充满力量线条的司机，留着黑密短短寸头的男人，在这“九山十八谷”的盘山公路上，竟然称职地扮演了一个母亲的角色！“你对你爸爸妈妈说了吗？”朱雨顺蹲在那儿，轻声地询问她。“说了。”小姑娘腼腆地垂下头，“爹和娘都不同意我进城去玩，说城里有坏人！”“你朱叔叔是坏蛋吗？”“不是，可是我爹娘没见过你。”小姑娘噘着嘴，喃喃地说，“他们还叫我把你送给我的小人书和铅笔盒都还给你。爹娘还埋怨我说：‘小团儿，你可不能随便接城里人送你的东西。咱们是山里人，跟城里人不一样！’我把小人书和铅笔盒都藏在鸡窝的上盖里了。放那儿刮风吹不走，下雨淋不湿……”“写了多少字了？”朱雨顺仰头望着小姑娘。“反正……反正……我会写朱雨顺三个字了！”小姑娘嘴角闪出一丝笑意，“朱叔叔，你信不？”
朱雨顺伸出他的宽大手掌：“写写看！”
小姑娘略略思忖了会儿，伸出手指，往朱雨顺的掌心写着他的名字。朱师傅一动不动，任小姑娘在他掌心里画来画去，当小姑娘写完他的名字后，还要求她再写一遍。“我写得不对吗？”小姑娘诧异地抬起头。“对……写得对！”他声音有些哆嗦。
小姑娘顺从地又一次写着他的名字。这时，我发现朱师傅突然垂下眼睑，一串晶莹的泪珠从眼角爬了出来，他忙用另一只手去抹眼角，但是泉涌般的泪水已经滴落在小姑娘的袖口上了，她忽地缩回了那只手，同时抬起头来：“你……咋的了？”
朱师傅破涕为笑，掩饰着：“我……眼里吹进去了沙子。”说话的同时，他背对着小姑娘，用袖口胡乱地涂抹着。
当他放下袖口时，才突然发现了我的存在——刚才在他的感情天地里，我早已被视为乌有，现在他从梦幻中回到现实生活中来了——我在等着他开车返城。
他冷冷地盯了我一眼，若有所思地对我说：“小叶，咱们俩商量一件事怎么样？”“说吧！”我尽量装得若无其事。“这次来山区，我没想到还会碰上这位‘小摆渡’，什么都没给她带来。你不是带着两支钢笔吗？是不是能……我到城里买一支还你。”他冰冷的目光中，跳跃出灼热的火星，“这大山里的小姑娘实在太……太寒酸了。”
我没有任何犹豫地把那支备用笔递给他。可是当朱雨顺回头寻找小姑娘时，她已经跑开了，边跑边回头喊着：“朱叔叔！我不要——”“小团儿！你等一下。”朱雨顺把笔举过了头顶。“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不要……”
群山回荡着她稚嫩的童音。
朱师傅愣在那儿，他手扶着公路旁的一棵小杨树，目送着那个“空中摆渡”载着几个进山的农民，顺着缆绳滑向了对面的山峦，直到小团儿的红袄变成一个小红点，渐渐地湮没在万绿丛中……
吉普车重新在盘山公路上颠簸起来。
经过刚才的路遇，我俩之间的小小不愉快被淡化了。朱师傅只是一个劲儿地进行自我谴责：“真糟糕！出车之前怎么就没想到给小团儿带点糖果来呢？小团儿不要钢笔，不是没原因的，她住的那个大山沟沟，或许买不到蓝墨水呢！与其给她钢笔，还不如给她带一盒蜡笔来呢！”“朱师傅，你怎么认识了她？”“你不是要赶急稿吗？”他旧事重提。“不写了，回去我开个夜车吧！”“你没到报社之前，我送别的记者‘坐天车’进过大山，在那棵老白果树下见过她几面，就慢慢熟悉了。”朱雨顺津津有味地说，“小姑娘很聪明，可惜大山沟里没有学校。”“你很喜欢孩子？”“算你说对了。”“我估摸着你在家里一定是个好爸爸。”
他没有回答。“你有几个孩子了？”
他用打火机点着了一支烟。“看你这么喜欢小团儿的样子……”我猜测着说，“你一定只有儿子，而没有女儿。”
他把刚刚点着的烟猛吸了两口，又突然掐灭了，顺着车窗抛了出去。“朱师傅！你不是要我和你说话吗？怎么你不说话？”“男子汉有男子汉的话题。”他终于开腔了，“只有长头发的妇女才爱谈家务事呢！”
瞧！不和他说话不行，说了不对他心思的话还不行，这位朱师傅可真够难伺候的。何况刚才他和小团儿的一幕戏，连眼泪疙瘩都掉下来了，分明是一个母性的行为，为什么又不赞成我说家长里短呢？我沉默地打量着我的这位大朋友的背影，他实在像是在山峦之间缭绕的那片云雾……
他穿着一件已经快褪成白色的草黄色上衣，肩头和后背有着圈套圈的汗渍，尽管我坐在他的斜后边仍然能够闻得出斑斑汗迹发出来的气味。靠近肩胛骨的地方，还补着几块略深于上衣颜色的绿色补丁，手工显得十分粗劣。那皱巴巴的样儿，很像被秋风吹干、卷起了边沿的荷叶。尤其刺激人视觉神经的是，补丁是用黑线缝上的，这种颜色和草黄色搭配在一起，特别扎人的眼睛。望着望着我忽然推想到：这位朱师傅很可能是个光棍，这响彻山峦之间“光棍好苦——光棍好苦”的杜鹃叫声，或许正是叫给他听的呢！不然，这一切真是难以得到清晰的解释。
但另一种推断，立刻否定了我的假设：他在司机班里，工资是最高的，就连我们这些记者，工资也比他低下一截。从他这件破上衣来看，也许他是个十分恋家的人，只是他的家不在北京，而在农村罢了。因此，他个人俭朴到近于吝啬，而把钱都寄到农村的家里去了，这似乎更符合逻辑。要知道他是因火烧森林而逃离呼兰河的，他的妻子儿女很可能就在东北某地的农村……“你怎么不说话？”他打断了我的遐想。“说……说些什么呢？”“这儿山景美吗？”“美。”我回答他完全出于礼貌。“你看那只鹰！”“它很骄傲，但也很孤独！”我望了望山谷里盘旋的老鹰。“孤……独……”他嘟囔了一句，声音很低很低。“别的鸟都是成群地飞，你看那群斑鸠？”我从后座上探长身子，把手伸到他的脸侧，指着山谷中的那些黑色点点，“也许那不是斑鸠，而是野鸽子。朱师傅，你是在呼兰河草甸子上长大的，你说那一群一群的到底是斑鸠还是野鸽子呢？”我尽力充实我们之间的谈话内容——我不想再让这位朱师傅感到行程的寂寞。
朱雨顺真是个别扭种。要我和他说话的是他，骂我是“无嘴驴”的是他，现在我千方百计地和他找话说，他倒紧闭着嘴巴不说话了。他根本没去看那群在山谷飞翔的鸟群，两眼只是直直地盯着那只天上的孤鹰。“朱师傅——”“朱师傅——”
我拼命说东道西，以履行我们之间的君子协定。但是这些话都像掷向棉花堆的石头，呼唤不起他感情上的一点回声。那只老鹰早被我们的车子甩到后边了。吉普车通过—座石桥时，我指点着桥下的滔滔波浪说；“朱师傅，这河有呼兰河宽吗？”
他含含糊糊地点点头，又摇摇头。这个前后矛盾的动作，使我难以知道他心里在想着什么。“有个女作家叫萧红，她写过一本小说叫《呼兰河传》。”“噢！”他显得毫无兴致。
老黎，我真是不知道怎么来应付这位朱师傅才好。怪癖？怪癖能解释他的这些行为吗？在小团儿面前，他是个有丰富感情的男人，为什么一坐上他那司机座位，感情马上从沸点冷却成冰了呢？难道那是一把魔椅，只要他屁股一沾坐垫，人的智能马上宣告死亡？
第二章
我从后座上偷偷地窥视他。他脸色严峻、沉郁，似有沉重的心事萦绕于怀。也许有什么难言之隐，他叫我和他不断地对话，是力图以外力抑制他的某些生活回忆。但我刚才的谈话内容，正好刺在他的伤疤上了。他感到了疼痛。他的伤疤重新淌血。除此之外，还能找到什么更好的解释呢！
是回忆起了那条小花狗之死？不会！这件事情虽然展示了生活的严酷，但毕竟是大自然的罪恶，当他讲述这段童年的往事时，嘴角还挂着一丝淡淡的微笑呢！是想起呼兰河上的老爹来了？他爹在那个年月以血肉之躯顶替小花上了求雨的祭坛，固然令人酸楚，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悲恸的记忆恐怕早已经褪色。时间是块砺石，他不仅能磨损壮士佩带的三尺青锋，更能磨损软得如同豆腐一样的大脑。无论是欢快的，还是忧伤的，随着历史长河里浪花的跳跃，遥远的记忆都能淡化成零。难道他眼角上的浅浅鱼尾纹里，还深藏着比小花和老爹命运更为不幸的记载？记得在我调进报社的第三天，报社曾发生过这样一起纠纷。起因并不复杂，只为了一棵老槐树上的喜鹊窝。五十年代的北京还不像八十年代这么嘈杂，僻静的街巷老树上还常常有鸟儿飞来筑巢落户。我们编辑室后边就是车库，在车库和编辑室中间的空地上，长尾巴喜鹊往这棵老洋槐上衔枝叼草，搭起三个繁衍生息的巢穴。山喜鹊在民俗中虽然属于吉祥鸟类，但它那“喳、喳、喳”的叫声十分刺耳，有的记者提议把这几窝喜鹊从报社大院驱除出境。大家议论了半天，觉得轰走山喜鹊不是个治本的办法，只有爬上树杈毁了鸟巢，才能迫使这些爱唱歌——歌声又总是一个调儿的山喜鹊迁居。
我最年轻，又会爬树，同志们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我初到报社，也愿意在众目睽睽之下亮亮相，以便让大家都知道我不仅能文而且善武。编辑室的同志们隔着窗户望着我，我兴冲冲地来到这棵老槐树下，甩去外衣，穿着一件单衫，开始爬树。这是一棵至少百十年的老树了，树干有几搂粗，我无法像儿时爬白杨树那样，抱着树干往上爬，只好踩着老树干上鼓起的疙疙塔瘩的树瘤艰难地向上攀登。好不容易爬到主干的树杈上了，我正在擦汗之际，顺着车库走出一个人来，离老远就朝我喊着：“你活腻了？”“报社不缺杂技演员，你赶快给我下来！”
老黎！你能猜得到，走过来的就是朱雨顺。当时我还不认识他，因而对这个双手攥着擦车的棉丝、脸上挂着块块油垢的司机师傅，冷冷地回答说：“表演杂技何必到报社来，我是来拆树上的山喜鹊窝的！”“拆窝？”“你说对了。”“你是想自己下来，还是想叫我把你拖下来？”他停步在老槐树下，语音里带着浓重的火药气息，“一窝窝的山喜鹊活得好好的，你有什么必要端人家的窝？”“它们搅乱我们看稿写稿。”编辑室的同志把头探出窗子替我回答，“它们的嗓门太豁亮了。”“我就爱听它们唱歌！”朱雨顺在院子里嚷了起来，“你们嫌烦，我还嫌它们嗓门不敞亮呢！这棵老槐树离车库比离你们更近，我有权利制止你们拆喜鹊窝！”“朱师傅，你怎么不讲理？”“编辑工作需要安静！”“爱听唱歌你去音乐厅好了。”窗子里飞出来一片抱怨声。
朱雨顺挥舞着双手喊道：“你们爱听音乐厅的音乐，我就爱听山喜鹊叫。没有它我感到寂寞，没有它我睡不着觉。它是我的报时钟，催我早起，催我打扫车库！你们都是知识分子，满肚子的文化经，可你们想到没有那窝里的小喜鹊需要老喜鹊抚养？它们伸着嫩黄的嘴圈等着老喜鹊喂食儿，你们为了安静，就忍心扒窝残害这些小生灵？我朱雨顺在车库待一天，你们就甭想动这几窝喜鹊的一根毫毛！”
我愣愣地坐在树杈上，不知是该往上爬，还是该往树下溜了。我望望楼窗窗口，那儿在责骂朱雨顺是“鸟道主义”；我往树下看看，朱雨顺正虎视眈眈地盯着我。正在这一片乱哄哄的时候，行政科长——司机班的顶头上司梁仪走了过来，这个黑瘦黑瘦的小个子，既没对楼窗窗口解释什么，也没对朱雨顺劝阻什么，却对我一挥手说：“下来——下来——捅鸟窝这不算本事，咱报社供暖锅炉的十五米的烟囱不通气了，报社正缺个像杨连弟一样的登高英雄呢！你有能耐爬到烟囱顶上去捅一捅它。怎么样？”
我乖乖地溜下老槐树，晦气地跑回编辑室。编辑室的同志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老梁这样袒护司机老朱，他的党性原则跑哪儿去了？”“他是从工作出发，还是从‘鸟道主义’出发？最好向社长建个议，请他去当动物园园长！”“算了！算了！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听说他俩是一块儿转业的，胳膊当然连着大腿了。”
我屏气听着，第一次了解到朱雨顺曾是个扛过枪的士兵。说实在的，我对这个“大兵”第一印象很糟，这不在于他制止了拆掉喜鹊窝，因为毁窝之举确实有点残酷，而在于他那种蛮横的态度里隐藏着一种唯我独尊的霸气。事隔不久，还是为了那些喜鹊，朱雨顺再次充当了喜鹊的“保护神”。那天是星期天，整个报社空荡荡的，我在编辑室整理生活笔记时，突然窗外响起了“啪”的一声闷响。我走到窗子前朝外看着，是社长于江的小儿子，正举着一杆单筒猎枪，射击绕树而飞的喜鹃。不知是他的枪法有素，还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头一枪就击中了一只长尾巴喜鹊。
他把枪靠在树根上得意扬扬地俯身去拾死喜鹊。朱雨顺像离膛子弹一般从车库跑了出来。他二话没说把猎枪抄在手就像折柴火棍一样，在大腿上猛然一磕。由于枪身木质坚硬头一下没能折断，他猛然扭转身来，手握着蓝色的枪口把枪身照准老槐树干上狠命一抡，“咔啪”一声——等于江的小儿子惊愕地回过头来，猎枪已经一分为二了。“老朱！”小伙子的脸涨得紫红，“你这是干什么？”“偿这只喜鹊的命！”朱雨顺把猎枪往地上一扔。“谁给你这样的权力？”小伙子气势汹汹奔了过来。“良心！”朱雨顺冷冷地回答。“我打天上的鸟儿，与你有何相干？”小伙子攥紧了拳头。
朱雨顺不动声色地摸了摸自己的寸头：“据我所知，你爸爸妈妈都是从延安来的。如果你妈正在给你喂奶的时候，有人赏了她一枪，你小子能活到今天吗？即使是小米米汤加高粱面茶汤，能喂活你小子，可你也成了没妈的孩儿了！你明白吗？”“我打死的只是一只喜鹊！”小伙子争辩。“你看——它们也通人性！”朱雨顺用头示意，叫小伙子看看那群喜鹊。
它们早已失去了安宁，时而在树梢噪叫，时而又像飞机俯冲一样从半空扎了下来，环绕着这个屈死的同类喳喳地悲鸣。小伙子无动于衷地看了鹊群一眼，冷冷地甩了朱雨顺一句“你等着瞧吧”，便拾起折断的猎枪怏怏而去。朱雨顺没有理睬那挑衅的目光，弓腰捡起那只死去的喜鹊，用手抚摸着它的羽翼，一步一步地走回了车库。
这天看到朱雨顺摔断社长儿子鸟枪的，除了我以外就是梁仪。
他借着星期天休假的时机，带着几个勤杂工，疏通锅炉房烟囱。他站在离肇事地点不远的锅炉房门口，目睹了这出戏，既没出来干预朱雨顺的粗野行为，事后也没批评朱雨顺一句——这是不表态的表态，他骨子里是支持朱雨顺的。可是第二天刚一上班，老朱开着车送一位记者去采访时，吉普车刚刚开出报社大门，矮矮的梁仪就搬着一个梯子，手拿一根长长的竹竿，出现在老槐树下。他神态沮丧地围着古槐转了三圈，似乎不忍心捅掉这一个个的喜鹊窝，可是转来转去，最后还是把梯子靠在了树上，拿着竹竿往树上爬去。当时，我对这个小矮子产生了短时间的误解：他昨天还是朱雨顺的“同盟军”，今天怎么能趁朱师傅不在，进行另一番表演呢？可是我很快明白了，因为在四楼窗口正探出一张满面红光的脸，那是社长于江。——准是社长于江向他下达了捣毁鸟巢的命令。
不一会儿，老槐树上的喜鹊蛋噗噗坠地。待哺的小喜鹊扇动着还没长齐的翅膀，在地上嗷嗷地叫着。在这一霎间，我心灵的砝码迅速向朱师傅方面倾斜，我庆幸自己没有扮演今天梁仪的角色……
此时，我之所以在吉普车上回忆起了这段往事，是有来由的。因为他的沉默，产生在我询问他山峦间飞绕的鸟儿到底是斑鸠还是野鸽子之后。毫无疑问，这个毁巢事件对他的刺激非常之大，这时候他想起了凤去楼空，心中产生惆怅之情不也是很自然的吗？“朱师傅！”我试探着用我心上这把钥匙打开他的心门，“你就别想那几窝喜鹊的事儿了，就是当天老梁不去捅掉它，随着城市建设的脚步，山喜鹊也会迁居到山林去的。”“我没有想这些。”他含糊不清地回答。“其实，你在当天也算出了气了。”我确认他是看见老鹰和飞鸟，对那群山喜鹊引起了蒙太奇般的联想，因而还接着喜鹊窝事件说了下去，“你那天闯进社长办公室，惊动了整个编辑部。特别是大伙看见你把那只被猎枪打死的老喜鹊，巧夺天工地修饰成了活喜鹊，重新送上那棵老槐树上，并为它在树杈上搭了新巢，以招徕鹊群重返老槐树的行为时，编辑部的很多同志都为此而瞠目结舌。”“他们是不是说我这个人太怪了？”“固执！难以解释的固执！”“你怎么看我？”“我？我……还没找到你这些行为的依据！”“菩萨都是泥捏的。人都是骨肉做的。你用不着多花脑筋找我的什么行为依据。”朱师傅露出少有的微笑，“刚才我们碰见小团儿的时候我的暴躁脾气不是都没有了吗？叶涛，当时我像不像个孩子的好爸爸？”“像。”
他点头笑了。“也不完全像。”“噢？哪儿不像？”“你更像个妈妈。”“那就太好了。”“不，还不完全像个妈妈。”我再次修正了我的比喻。“那还像个什么？动物园里的‘四不像’？”他反问我说。“该怎么比喻你呢，”我搜索着更准确的语言，“让我说句笑话吧！当时我把你看成圣母玛利亚，亲昵着怀里的耶稣！”
他先是摇头，后来索性笑出声来：“叶涛，你可是枪走火了。我心里既没有泥捏的什么……什么圣母，更不信仰人间有会显圣的耶稣。我是个党员——”“你是个党员？”我猛然截断他的话。“不像？”“不是不像。”我忙改口说，“只是……”“别打埋伏，我喜欢直来直去的人。”“……”一时之间，我没能作出回答。“唉！”朱雨顺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也许我这个人，是乡野间的萤火虫，在坟头和野草丛生的地方还能放亮。进了大城市，让电灯亮儿这么一比，就什么亮光也没有了，剩下的只是一个空壳儿，就像‘知了’脱在树干上的那层空皮，说真格的，我真后悔答应留在这大城市了，应当开着插满枝叶当掩护的大炮牵引车，和部队一块儿南下过江。”
他的话音里流露出来的酸楚之情，不禁使我为之心动。
到现在我可以确信了，他确实是个穿过战争烽烟的士兵。不，凭朱雨顺一举一动的果敢和自信去判断，从他魁梧到近于彪悍的体形上去推想，他一定是个胆魄过人的士兵……“叶涛，你看——”他用一只手开着车，另一只手哆哆嗦嗦地解开草黄色上衣的衣扣，又撩起里边的蓝色背心。
我索性从后排座位迈过座椅，和他坐到并排的另一个座位上。我毫不费力地看见了他胸部、腹部，有三个小小的凹坑。我虽然没上过战场，也能知道，那是子弹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腿上还有伤吗？”“小腹上还有两块。”“后背上呢？”“你这洋学生真是太不懂战争了。”朱雨顺斜视了我一眼，“谁后背上有枪眼，就证明谁是孬种。我朱雨顺身上没留下那样的光荣记号。”“这怨我无知。”我带有歉意地说。“没关系。这算一报还一报。”朱雨顺开心地一笑，眼角那几道浅浅皱纹变深了，“谁叫我刚才骂你是‘无嘴驴’了呢！你骂我是阵地上的逃兵我也该着。”
我被他逗笑了：“今后我决不再当‘无嘴驴’了！”“我永远欢迎你坐我开的车出来采访。”他伸出了友谊的手。吉普车终于开出了山间的土路，爬上了沥青铺成的大路。随着吉普车轮子的旋转，我们和北京的距离在迅速缩短，我和朱师傅心上的距离，也像里程的飞速缩短一样迅速地贴近了。
老黎，世界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张不同的面孔，有多少张不同的面孔，就有多少种不同的性格。在这一点上，和吉普车车窗外一闪而过的杨柳迥然不同，路旁那些加拿大杨，它们的习性就是钻天，它们在姐妹树群中身材最高，以和蓝天靠得最近为荣。再看那些柳树，任何一丁点微风，它的枝条立刻翩翩起舞，似乎它们永远只会点头哈腰对风顶礼膜拜。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心灵都是一个深不可测的大海。“朱师傅，我想向你提个问题。”“我有问必答。”“刚才那个叫小团儿的姑娘，在你手掌上写你名字的时候，你好像掉眼泪了，这……这是因为什么？”“你眼花了吧？”他把侧向我的脸扭正了。“你骗小姑娘说是‘沙子眯了眼睛’，我可不是那个小团儿！”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地向朱雨顺发起持续的进攻，“在我看来，你心里一定深藏着什么不愿告诉人的奥秘！”“我感到这小姑娘很可爱。”他答。“那你可以笑嘛。像幼儿园的阿姨对那些娃娃一样。”“说句文明词儿，也许是我的泪腺特别发达。”“你可是个打过仗的男子汉。”我提示他说，“在尸横遍野的战场上你哭过吗？”
他喉头上下蠕动了两下，没能作答。“朱师傅——”“你看，天下雨了。”他两眼直视着顺着车窗爬下来的串串雨珠，“我们呼兰县有句农谚：‘开门的风，闭门的雨，傍晚的雨水湿地皮。’这时候下雨过不了夜。”“朱师傅——”
他不容我把话说下去，再一次拦腰堵着我的话说：“你看，西山顶上那片晚霞烧得像出钢。呼兰河的乡亲们都知道这句俗话：‘早霞阴，晚霞晴。’这点小毛毛雨等于给咱们北京洗洗尘土，给我朱雨顺刷刷汽车轮子。”
按说，任何一个有点生活阅历的人，看见他有意“把车往岔道上开”，就不会再没完没了地询问他不想说的问题了。怎奈我当时年轻稚嫩，居然正面点破了他的心思。我说：“朱师傅，你这是有意地支开话题，我在问你有关小团儿的事情，你谈起毛毛雨来了。你既然不欢迎我当‘无嘴驴’我们总得寻找聊天的契机呀！”“算了！”被我逼到绝路上的朱雨顾，暴躁地对我挥了挥那只空闲的手，吼道，“你就还当你的‘无嘴驴’去吧。”
就如同响晴的天空，突然飞来一片云雨一样，我们车里刚刚升腾起来的一点欢快气氛被朱雨顺闷雷似的声音震荡一空。我觉得十分委屈，便从前排座位上跳回到后排座位上来，以示对朱雨顺“出尔反尔”的不满。老黎！你不要用你那双金鱼眼瞪着我，你要知道，二十二岁时的我正处在血气方刚的青春勃发期，我虽然不是朱雨顺那样的彪形大汉，却有着和他等同的自尊心，我就是泥捏的，也要显示出一点泥性来，何况我是个活人——一个堂堂的报社记者哩！“这都怨我！”朱雨顺似乎觉察出我的愤懑，他连连叹着气说，“看！我又冒出粗话来了。其实，你并不太知道我，将来有那么一天，你也许就会谅解我朱雨顺了。”
我沉默不语。“叶涛，你真的生气了？”
我把头扭向车窗之外——因为我看见他正在“后视镜”中看着我，我不愿意和他的目光在镜片中发生接触。
吉普车爬上一座拱桥，桥栏上站立的都是龇牙瞪眼的石头狮子——这是卢沟桥。朱雨顺有意向我搭话说：“喂！你知道这座桥上有多少头石头狮子吗？”
我装没听见。“你知道领导二十九军，在这儿抗击鬼子的将领是谁吗？”
我依然给他一双耳朵。“我离开呼兰县正好是七七事变的1937年。没找到当胡子的爷爷，却赔进去那条花狗。我折过头来南下，从哈尔滨奔了长春、四平、通化……一路上我有时给人打短工，有时拿着瓢要饭。第二年开春，我碰上被日本人打散了的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的小股部队，我被部队收留了。当时我虽然才十七岁，个头可不比杨靖宇将军骑的那匹小马矬多少。”“嗯！”我心里暗暗动情，嘴上不觉应了一声。“气消了吗？叶涛！”
我朝“后视镜”里的他瞥了一眼。“你消了气我就没负担了。”他在镜子里咧嘴一笑，“不然的话，你回报社给我往社长那儿奏上一本，说我老朱开口骂人，可够我喝一壶的。砸折了他儿子猎枪不要紧，结果招来轰走满树喜鹊的后果，倒还算手下留情，没有锯了那棵老洋槐树。你要是再给我加上点鳔胶，我朱雨顺的驾驶执照就可能报销。你知道吗？这辆吉普车就是我的命，开出车来这么一转悠，把心里的什么烦事，都一笔勾销了，我这个人最怕冷冷清清，总喜欢往人多的地方钻，要是赶上一个人陪着灯影待着，必须让收音机跟我说话。”“朱师傅……”他的赤诚回暖了我的心，“你真是我捉摸不透的一个人。我——”“捉摸不透就捉摸不透吧！”他好像预感到我要继续提出什么问题似的忙对我说，“你听我给你唱两首抗联的歌儿吧！‘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歌儿你可能会唱，我挑两首你耳生的歌，叫你开开胃口。”他煞有其事地清清嗓子，开始哼唱起来：
高高的长白山，密密的桦树林，是我可爱的家乡。
我们为祖国而战，不怕牺牲，勇气万丈。“下边是什么歌词来着？”他抓了抓他的后脖梗子，“干脆再唱另一支歌儿吧！”
天大的房，地大的炕。
烈火是生命，山林是家乡。
野菜、树皮是食粮……
严格地说，这不能算是唱歌，但他那沙哑的声音和唱歌时的粗犷气势是舞台上的任何一个歌唱演员也无法比拟的。他很激动，唱到高昂的地方，肩膀都有些颤动，我生怕他唱到忘我的程度时，把吉普车开进马路旁的水沟里。事实证明，我的忧虑纯属多余，他是个技术非常高明的司机，越是他滔滔不绝讲话的时刻吉普车开得越稳。他从不抢过十字路口的红灯，除非万不得已，他很少鸣响汽车喇叭。当然，遇着大卡车不让路时，他也常常把车开得如同飞了起来，快速地超越过去，在两个司机并行的那一瞬间，十回有九回他要骂街：“你小子会开车吗？”“你他娘的瞎了眼啦？”“蠢货——”“浑蛋——”
此时，天色渐渐黑了下来，公路两侧已变得模糊不清。
只有东北的方向亮着灯火，那儿就是北京。细雨飘洒了一阵，果然像朱雨顺所预言的那样，乖乖地停了下来。我斜靠在吉普车的后座上，静听朱雨顺唱起一支接着一支的歌儿，倒是蛮惬意的。他从抗联歌曲，转唱到《八路军军歌》，后来又唱起“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的《解放军进行曲》。从这些歌声里，我依稀地辨别出他走过的这条烽烟滚滚的路。
唱这些歌儿时，他容光焕发，目光炯炯。老黎，你不要以为他所以这样连续唱歌，只是单纯地怀念流逝了的岁月。在我看来，这既是向我表示友谊，用歌声表示他的歉意；同时，又是高筑樊篱，不让我有任何继续盘问他的时机。一石二鸟，何乐而不为？除此之外，这也证明了他怕寂寞的自我表白是诚恳的，他在用歌声填补着心灵上的空当。但他究竟为什么需要声音，这些声音又能填补他的什么东西，我在何时碰壁受阻，现在还无可奉告。
转念一想，我也没有权利询问朱师傅这些事情。凡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几乎每个人都有他不愿泄露的心底之声。少女失贞，男人浪荡，法官受贿，王孙纵欲，因其涉及问题是多方面的，我们自不必去多加评说，就拿我们俩来说吧！在劳改队放假回家的火车上，当别人询问起我们在哪儿工作时，你怎么回答的我不知道，我总要胡诌一个比较体面的小单位，以“囚徒”混充“同志”。人家要是刨根问底，我最好的办法是扯开话题。当然，深埋在朱雨顺心底的记忆，并非一定是属于什么隐私，很可能是令人悲恸的事情，可是人家不愿意倾吐这些东西，你何必非要没完没了地追问呢！
特别使我反躬自问的是，朱雨顺是我的前辈人，尽管他是司机，我是记者，他开车，我坐车，可是昔日烽烟的大地上有着他的脚印，鲜红的国旗上织着他的血染红的纤维。再看看他那油渍点点、汗碱片片、补丁块块的草黄色破旧上衣，我倒觉得自己愧对朱师傅了。
所以，当汽车驶进市区之后，我拼命地和他说话。有兴趣的我说，没有兴趣的我也说，说完前门箭楼的历史，又说天安门的来历……当车驶到长安大街上时，我看他神情有点不太对劲，才不断地指给他看汽车尾灯投在雨后大街里的灯影……“兜了好大的一个圈子。”老黎幽幽地说，“你终于又拐回到长安大街来了。”“这是我必须对你讲的。”“小说还有多长？”“如果用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来比喻，这只是第一乐章。”我说，“你是不是感到厌烦了？那我就把小说扔进护城河里，让它像一朵落花随水漂流。”“你想到哪儿去了，我正在考虑怎样才能真正画他的肖像。”他指了指正在收拾碗筷的女服务员，又指了指自己的耳朵，“听见了吗？他们放开了《一路平安》的曲子是在提示我们时间不早了。”
没有多余的话，我和老黎起身步出餐厅。不知是天上的一块云遮住了半个月亮，还是朱雨顺沉郁的情绪感染了他，老黎走在护城河畔的小路上，步履显得有些蹒跚。当我们躲开那些在河畔树影中谈情说爱的对对恋人，在一张绿色长椅上坐定，他叹了口气，有点惋惜地对我说：“人物的肖像画我似乎有点谱了，但是要想从形似到神似，我必须要知道人物内心最隐蔽的那一部分。”“吉人自有天相。那部分东西我已然弄到手了。”我点着了一支烟悠然地吸着，“不然的话，小说就要到此搁笔。”“你是怎么打开他心扉上的锁的？”老黎的两只金鱼眼闪亮了。“我没有能力再开掘他的什么东西。如果当天晚上，朱师傅没有干出那件荒唐事情来，他在我面前将永远是个‘宝葫芦’。现在，我把葫芦盖儿慢慢打开。”我猛吸了几口浓烟，开始讲述那并不使人愉快的事件……
吉普车仍然行驶在入夜的长安大街上。“朱师傅，咱们这辆吉普车上也有尾灯吗？”我明知故问，以使他不感到寂寞。
他神不守舍地摇了摇头。
真是怪了。明明每辆汽车上都有尾灯装置，他为什么要摇头呢？就在我思忖的瞬间，朱师傅办出了一件更使人费解的事情来，我们回报社车库，本应一直向东开，不知为什么，他在南河沿街口一转方向盘，吉普车缓缓地朝东华门的方向驶去。“朱师傅，你走错道儿了。”
他对我毫不理睬。“你怎么向北开了？”
他喃喃地嘟哝了一句什么，声音低得可能连他自己也听不清。“你是到东安市场去买东西？”
没有唤起他一丝回声。
我想看看朱雨顺脸上的表情，从而推断他此行的目的，但夜间行车时吉普车里只有一只能见度极低的小灯，从那块后视镜里无法看清他的脸色。百无一计，我只好从他脖子的转动方向，对这位难以揣摸的朱师傅，进行一点很不准确的窥测。由于他的头总是偏向右侧，我的视线不知不觉地也朝右边投射过去，噢！我终于发现了，朱师傅在追逐着一位骑小轱辘自行车的小姑娘。
第三章
按车身的高度去看，这辆自行车比儿童玩具车大不了多少，但它四只小轮子，快蹬起来能追上大人骑的“二八”飞鸽车。雨后的南河沿街空寂无人，偶尔有几辆汽车和自行车奔驰过去，洒给这幽静的世界一串悦耳的铃声。也可能正是由于街道寂静的缘故吧，小姑娘很大胆，她毫无顾忌地把车子骑进了汽车行驶的白线。如果在往常，朱师傅对违反行车规则的人早就会大喝一声了。此时此刻，他却表现出对小姑娘绝对宽容，他不但不对小姑娘鸣笛警告，反而躲闪着她这辆小自行车，把吉普车贴近了逆行线路。我本想提示他一声，但我脑子里蓦地闯进了小团儿的形象，立刻清醒地意识到，在朱师傅怪癖症发作的时候，是不欢迎“多嘴驴”的，我把涌上喉头的话又咽了回去，夜静极了……
在静夜的路灯闪烁下，我目光专注地打量这位骑车的小姑娘。她年纪和小团儿差不多，脸庞比小团儿略略长一点，显得比脸圆得像向日葵一样的小团儿多了几分城市小姑娘的秀美。她穿一身浅藕色的连衣裙，蹬起小小的自行车来，夜风吹起她的裙摆，就好像一只好看的花蝴蝶。不但朱师傅为之失神，连我也深深被微雨过后的街头即景所吸引。那时候的姑娘，还没有接触披肩发，姑娘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留着长长发辫。小姑娘也是这样，她的两根小辫上，各拴系着一条橘黄色的绸带。伴随着她蹬车时左摇右摆的身体，小辫上的绸带也飘飞起来。看样子，她许是刚刚学会骑自行车，因为只有刚刚学会骑车的人，才有她那样兴高釆烈的神气。
她的车轮左右摇摆，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就像一匹没上笼头的小马驹在草地上尽情地撒欢。
就在这个时刻，一个出人意料的情况发生了：一辆拉满货物的六轮大卡车，从东华门的拐角拐了过来。司机可能以为夜静无人，车子开得如同风驰电掣，等我从梦幻一样的意境中猛醒过来时，这辆卡车已然快和我们相撞了。我本能地推了朱师傅一把，叫他快躲卡车，朱师傅也真算手疾眼快，把方向盘向右猛地一转，卡车一股旋风似的擦车而过，可是右侧那个骑车的小姑娘，一下被吉普车撞倒了。几分钟之前还欢快得如同天使一般的小姑娘，被吉普车突然右转撞出去老远，头重重地磕在了马路和人行道分界的石头沿上。
这都是在一瞬间发生的事情，总共不过四五秒钟。
我像一座泥胎一样，不知如何是好。朱师傅“啊——”地叫了一声，推开车门向倒在马路边的小姑娘跑去。他弓下身子，想抱起那个小姑娘的时刻，似乎意识到了什么，突然转头向我喊道：“你……你……你还发什么呆？快去找交通警察！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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