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竺小恩,葛晓弘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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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东北亚服饰文化交流研究试读：
前言
季羡林先生在《东方文化集成·总序》中对文化交流问题曾经有过这样一段精辟的论述：“文化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文化一旦产生，立即向外扩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化交流’。文化决不独占山头，进行割据，从而称王称霸，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世袭珍藏，把自己孤立起来。文化是‘天下为公’的。不管肤色，不择远近，传播扩散。人类到了今天，之所以能随时进步，对大自然，对社会，对自己内心认识得越来越深入细致，为自己谋的福利越来越大，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文化交流。”因为文化具有向外扩散或曰“交流”的特点，所以古代中国的先进文化产生后，便传播到了文化相对落后的朝鲜半岛和隔海相望的日本。服饰文化亦如此，韩（朝）服饰和日本服饰长期受中国服饰文化影响，是在中国服饰文化浸润之下逐渐发展、繁荣起来的。
韩（朝）原先与中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从箕子朝鲜开始，经卫满朝鲜，至汉四郡设立，乐浪文化形成，朝鲜半岛实际上一直在中原政权直接统治管辖之下，尤其是汉代，朝廷在半岛北部先后设立四郡，直接派遣汉人担任地方官员进行管理，从而使先进的汉文化对半岛文化造成了多方面的冲击，史上称之为“乐浪文化”。魏晋南北朝时期，韩（朝）半岛历经了高句丽、百济、新罗时代，它们与此时期的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尤其是高句丽，其民族祖先便是中国东北的貊族，后又融入了古朝鲜、汉、鲜卑、肃慎、契丹等中原以北及东北地区诸多民族成员。5世纪以前，高句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直在中国辽东集安地区，后来随着力量的强大，势力不断向朝鲜半岛扩张，至北魏始光四年（427年）迁都平壤，占据了整个朝鲜半岛北部，而且朝鲜半岛北部在此之前一直在中原政权的直接管辖之下，平壤地区是深受中原汉文化浸润的地区，与中原汉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高句丽势力南下的同时，将古老的中国东北民族文化也带到了半岛北部，并与中原汉文化相融合。因此高句丽文化中，中国东北少数民族胡文化与中原汉文化是两大主流。隋朝及唐代初期，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全面引进唐代的制度和先进文化。宋辽金元时期，韩（朝）经历了高丽时代，其间元朝与高丽联系尤为密切，高丽太子入元、蒙古公主下嫁高丽诸王等政策都直接促进了中原文化在高丽的传播，推动了丽元之间的文化交流。明清时期，朝鲜半岛处于李氏朝鲜时期。明朝统治者对朝鲜格外眷顾，两国关系甚为密切。
总之，韩（朝）自有史以来就与中国有着频繁而广泛的交流。双方除了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等领域有过广泛的交流外，在生活习俗，包括服饰文化上，中国对韩（朝）也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韩（朝）服饰自一开始就是全盘照搬中国服饰的，后来在相互交流中不断地模仿学习中国服饰，在模仿学习中逐渐创制了具有民族特色的韩（朝）服饰。
日本与中国的文化交往自绳文时代晚期便已开始，以后经弥生文化时代的发展，到古坟时代形成了第一次高潮。此时期通过遣使到南朝聘请的技术工匠和大量的移民，把中国的纺织缝制技术带到了日本。7世纪初到9世纪末，中国隋唐时期，日本经历了飞鸟、奈良、平安3个时代。此时期的日本以华为师，全方位学习、吸收中国隋唐的先进文化，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谱写了最为绚丽的篇章。这一时期，中日在服饰文化交流上形成了第二次高潮。日本模仿隋唐的服饰制度制定了冠服制，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广隋唐服装。而奈良时期更被称为“唐风时代”。从服装形制可以看出，奈良时期的服饰同唐前期的几乎完全相同：男子幞头靴袍；女子大袖襦裙加帔帛，而且一如唐朝盛行女着男装之风。到了平安时期，服装的式样渐渐发生了变化，由奈良时期的上衣下裙或上衣下裤的唐装式样一变而为上下连属的“着物”，即和服的雏形，自此以后，日本的服饰脱离模仿的阶段，走上了具有民族特点的自我发展道路。
虽然如此，但是这并不等于中日服饰文化交流之路完全阻断。相反，由于中日两国海天相望的独特地理条件，流光溢彩的中华民族服饰在日本民间很受欢迎。譬如明清两代内地蟒袍、锦缎、丝绸面料等诸物，通过黑龙江下游及库页岛地区，东传北海道，颇受当地虾夷人青睐，被称为“虾夷锦”。“虾夷锦”文化现象便属于民间的服饰文化交流。
清朝晚期，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促使其迅速走上现代化道路，同时也引起中国朝野的极大关注，中日文化交流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由原来主要为日本向中国学习转变成了以中国向日本学习为主导的文化交流阶段。
此时期，中日服饰文化交流掀起了第三次高潮。明治维新后，西式化服装在日本迅速而又顺利地流行起来。日本服装西式化推动了中国的服装改革。革命巨子和有识之士，积极主张改变中国褒衣博袖的传统服饰，接受西式服装。东渡日本的留学生受到西方思想与文化的影响和熏陶，纷纷剪除辫子，换上西装革履。他们的思想与行动更加推进了国内剪辫易服运动的高涨，直至民国服制改革。对中国服饰西化的另一杰出贡献者便是中国近现代服装史上成就卓著、影响深远的“红帮裁缝”。他们在日本明治维新前后，来到日本学习西服裁剪技术。到了20世纪初，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又回到国内上海等大城市经营服装业，将在日本学到的西服制作技术在国内传播，并且结合中国实际运用西服裁剪技术，创制海派西服和中山装，改良旗袍，对中国近现代服装西式化、对中日服饰文化交流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中韩（朝）和中日服饰文化交流的历史可以看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服饰文化只有在与其他民族的交流、冲突、变革、融合中才能不断走向繁荣。这是服饰文化发展的规律，也是一切文化发展的规律。因此，任何民族都必须具有善于学习他民族、善于与他民族交往的文化宽容精神。中国服饰文化要再现盛唐气势，一方面要积极汲取世界各民族先进服饰文化的营养，为我所用，融合创新，推进中国服饰文化的建设，实现中国服饰文化的复兴；另一方面，要让中国服饰文化走向世界，把中国优秀服饰文化变成世界文化资源，让世界分享中华民族的智慧，努力达到如盛唐服饰文化那种气势恢宏的地位。跻身于世界各民族的服饰文化交往，在交往过程中，让世界真正了解和认识中国服饰文化。竺小恩2015年6月上篇中韩（朝）服饰文化交流
今天的韩国和朝鲜，在古代，或称古代三朝鲜，或称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在新罗统一半岛以后，又相继出现了高丽、朝鲜、大韩帝国。这些历史，为现今韩、朝两国所共有。中国古代正史里也早有“朝鲜”、“韩国”之称，《史记》有《朝鲜列传》，《后汉书》有《韩传》，它们为人们在正史里认识“朝鲜”和“韩国”开了先河。为叙述方便，本书将其称为韩（朝），将这一地区的古代历史称为韩（朝）历史。
中国与韩（朝）交往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国先秦时代。从文字记载考察，中国商末周初汉人箕子率族人入朝，建立箕氏朝鲜，至今已有3000余年。箕氏统治朝鲜900余年以后，又有燕人卫满魋结蛮服东走出塞，以平壤为都建立卫满朝鲜。箕子朝鲜与卫满朝鲜在本质上都是华夏子孙在现今韩（朝）土地上建立的一个政权，其性质属于周、秦、汉的外臣。至汉代，汉朝廷在半岛北部先后设立四郡，直接派遣汉人担任地方官员进行管理，先进的汉文化给半岛文化带来了多方面的冲击，史上称之为“乐浪文化”。魏晋南北朝时期，韩（朝）半岛历经了高句丽、百济、新罗时代，它们与此时期的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尤其是高句丽，其民族祖先便是中国东北的貊族，后又融入了古朝鲜、汉、鲜卑、肃慎、契丹等中原以北及东北地区诸多民族成员。5世纪以前，高句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直在中国辽东集安地区，后来随着力量的强大，势力不断向朝鲜半岛扩张，至北魏始光四年（427年）迁都平壤，占据了整个朝鲜半岛北部，而且朝鲜半岛北部在此之前一直在中原政权的直接管辖之下，平壤地区是深受中原汉文化浸润的地区，与中原汉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高句丽势力南下的同时，将古老的中国东北民族文化也带到了半岛北部，并与中原汉文化相融合。因此高句丽文化中，中国东北少数民族胡文化与中原汉文化是两大主流。隋朝以及唐代初期，新罗后来居上，与唐建立联盟，统一了朝鲜半岛，并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全面引进唐代的政治、经济、教育制度，学习中国的儒学、语言文字、天文历法、医学、文学、美术等先进文化。宋辽金元时期，韩（朝）经历了高丽时代，高丽与元朝联系尤为密切，高丽太子入元、蒙古公主下嫁高丽诸王等政策都直接促进了中原文化在高丽的传播，推动了元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明清时期相对应的是李氏朝鲜时期，明朝统治者对朝鲜格外眷顾，李朝亦年年遣使朝贡，两国关系尤为密切；清代时，由于满人入主中原，李朝君臣视清统治者为“夷狄”，做些表面文章应付清廷，不少制度仍然沿用明代的制度。
总之，韩（朝）自有史以来就与中国有着频繁而广泛的交流。双方除了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等领域有过广泛的交流外，在生活习俗，包括服饰文化上，中国对韩（朝）也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韩（朝）服饰自一开始就是全盘照搬中国服饰的，后来在相互交流中不断地模仿学习中国服饰，在模仿学习中逐渐创制了具有民族特色的韩（朝）服饰。第一章箕氏朝鲜与卫满朝鲜
箕氏朝鲜、卫满朝鲜和檀君朝鲜称古代三朝鲜。
檀君朝鲜（前2333—前238）是韩国历史的一个传疑时代，记载于《三国遗事》中。根据神话传说，朝鲜历史最远可以追溯至檀君建国。檀君王俭是天神桓雄与“熊女”（本意是熊变成的女子，可能是以熊为图腾的部落女子）所生的儿子。相传在公元前2333年，檀君于今日的平壤建立王俭城，创立古“朝鲜国”。檀君在位1500年，后隐居阿斯达为山神，活到1908岁。这段神话历史与本书主题无关，所以不叙。
箕氏朝鲜和卫满朝鲜都是华夏子民在今韩（朝）土地上建立的、受中原王朝直接控制的地方政权，是中原王朝的外臣。
一般研究认为，韩（朝）民族的族源，主要由三部分组成：来自北方的貊民族、中国中原民族移民和半岛南部的三韩（马韩、辰韩、弁韩）民族。貊民族为松嫩平原至朝鲜半岛北部族和貊族的族群总称。商代时，这一民族大概居住在山东半岛一带。周灭商后，貊被周人所迫，一部分漂洋过海东渡到韩（朝）半岛南部，与当地土著及其他移民结合，成为古朝鲜“三韩”中马韩的主要组成部分；一部分往东北方向迁移，形成后来的扶余、高句丽、沃沮等民族。其中高句丽势力日益强大，建立了高句丽国，占据了辽东广大地区，后又逐渐向南扩张，建都平壤，几乎拥有了半岛北部的领地。
而半岛南部则是三韩（马韩、辰韩、弁韩）民族。三韩民族与中国也有着渊源关系。
马韩也称慕韩，其名称就与貊的“貊”有关，因为马韩族群的主要构成除了韩人外，就是貊族。辰韩人则是秦代移民，秦人为了躲避战乱和繁重的徭役，来到朝鲜半岛的南部，直到汉代时候，那里的老人仍自称是秦代遗民。弁韩的主体可能也是东夷人，同时融合了韩人、土著等。
还有一部分便是移民。在先秦两汉时代，因各种原因迁移至朝鲜半岛的中国百姓从来没有间断过，有零散的，有成批的。除却下文要具体讲述的箕子入朝、卫满东走出塞、汉设乐浪四郡等使大批中国民众迁居朝鲜半岛以外，还有几次大规模的移民潮：一是战国末期，随着秦国统一战争的加速，东方的燕、齐、赵等国老百姓为了躲避战乱，开始经由辽东徒步，或者由黄海渡船，纷纷逃往朝鲜半岛；二是秦统一中国后，由于秦王朝实行苦民政策，筑长城、修宫殿，大兴土木，劳民伤财，为了躲避苦役，百姓纷纷东逃至朝鲜半岛；三是秦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天下叛秦，燕、齐、赵民避地朝鲜数万口”，朝鲜王箕准将数万流民安置在半岛西部地区；四是汉初两次平定燕王叛乱的过程中，一些燕民为了躲避战火而逃往朝鲜半岛。这些移民迁到朝鲜半岛以后，定居下来，成为韩（朝）民族的成员，在半岛上播撒中国文化的种子，推动了中韩（朝）文化交流。一、箕氏朝鲜——衣冠制度，悉通中国
箕氏朝鲜始于箕子入朝，约公元前1122年，终于卫满篡权建立卫满朝鲜，约公元前194年。
关于箕子入朝这一史实，目前有部分朝鲜、韩国学者对箕子入朝开发朝鲜之事予以否认，认为只是传说；但是历史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却证明了箕子入朝开发朝鲜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而且据《三国史记》记载，箕子还是韩（朝）历史的开创者。
箕子，商代纣王时被监禁的太师，此人满腹经纶，周武王伐纣兵进朝歌时将其释放，并分封其于朝鲜，于是箕子率族人东去朝鲜。从箕子入朝立国到箕准王被卫满篡位，历经900多年，这一时期史称“箕子朝鲜”或“箕氏朝鲜”。对于这一事件，中韩（朝）史书多有记载。
中国记载箕子开发朝鲜事迹的书籍有《尚书大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史记》和《尚书大传》都记载了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的事。
成书于西汉初年的《尚书大传》云：“武王胜殷，继公子禄父，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史记·卷三八·宋微子世家》记载：“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下》记载得比较具体：
玄菟、乐浪，武帝时置，皆朝鲜、貉、句骊蛮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相杀以当时偿杀；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虽免为民，俗犹羞之，嫁取无所雠。是以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其田民饮食以笾豆，都邑颇放效吏及内郡贾人，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取吏于辽东，吏见民无闭藏，及贾人往者，夜则为盗，俗稍益薄。今于犯禁浸多，至六十余条。可贵哉，仁贤之化也！然东夷天性柔顺，异于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设浮于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后汉书·卷八五·东夷列传》还记叙了箕子后代的情况：
昔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箕子教以礼义田蚕，又制八条之教。其人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饮食以笾豆。其后四十余世，至朝鲜侯准自称王。汉初大乱，燕、齐、赵人往避地者数万口；而燕人卫满击破准而自王朝鲜，传国至孙右渠。
……
论曰：昔箕子违衰殷之运，避地朝鲜。始其国俗未有闻也，及施八条之约，使人知禁，遂乃邑无淫盗，门不夜扃，回顽薄之俗，就宽略之法，行数百千年，故东夷通以柔谨为风，异乎三方者也。苟政之所畅，则道义存焉。仲尼怀愤，以为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从《汉书》、《后汉书》记载可知，不仅箕子入朝确有其事，而且箕子到了朝鲜后，带去了先进的殷商文化，他以礼义教化人民，又传授给朝鲜民众“田蚕织作”之技术。在殷商文明影响下，朝鲜半岛社会有了迅速进步，产生了自己最早的成文法——“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相杀以命偿；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经文明教化的百姓，有了廉耻之心，“虽免为民，俗犹羞之，嫁取无所雠”，于是，“邑无淫盗，门不夜扃，回顽薄之俗，就宽略之法，行数百千年，故东夷通以柔谨为风”。
韩（朝）记载箕子开发朝鲜的书籍有《三国遗事》、《三国史记》、《东国通鉴》、《东史纂要》、《东史会纲》、《三国史略》、《高丽史》等。《东国通鉴·外纪·檀君朝鲜·箕子朝鲜》盛赞箕子入朝所做出的贡献：“箕子率中国五千人入朝鲜，其诗书、礼乐、医巫、阴阳、卜筮之流，百工技艺皆从而往焉”，古朝鲜“衣冠制度，悉通乎中国，故曰诗书礼乐之邦，仁义之国也，而自箕子始之，岂不信哉”。寥寥几语，却道出了箕子对古朝鲜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全面贡献，使得在当时的朝鲜，各种技术工匠，应有尽有，还有衣冠服饰及其等级制度都与殷商相通；并且给予他高度的评价：朝鲜成为“诗书礼乐之邦，仁义之国”，实乃“自箕子始之”。
韩（朝）最早的史书《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中也有箕子入朝的记载，并将箕子建立的“箕氏朝鲜”列为韩（朝）历史上第一个王朝。按照此说，是殷人箕子开创了韩（朝）的历史。
朝鲜王朝史学家安鼎福在《东史纲目·第一上·箕子》中对此事做了更为详尽的记载：
己卯（周武王十三年），朝鲜箕子元年。殷太师箕子东来，周天子因以封之。箕子，子姓，名胥馀。封于箕而子爵，故号箕子。仕殷为太师。纣为淫佚，箕子谏，不听而囚之，乃被发佯狂而为奴，鼓琴以自悲。及周武王伐纣入殷，命召公释箕子囚，问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王乃问以天道。箕子为陈《洪范》九畴。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而不臣也。都平壤。筑城郭。施八条之教。箕子之来，中国人随之者五千。诗、书、礼、乐、医、巫、阴阳、卜筮之流，百工技艺，皆从焉。初至，言语不通，译而知之。设禁八条，其略：相杀偿以命；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为家奴，女为婢，自赎者人五十万。虽免为民，俗犹羞之，嫁娶无所雠。是以其民不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其民饮食以笾豆。崇信让，笃儒术，酿成中国之风教。以勿尚兵斗，以德服强暴，邻国皆慕其义归附。衣冠制度，悉同乎中国。
箕子用殷田制，教民以田蚕织作。不三年，民皆向化。礼俗以兴，朝野无事，人民欢悦。以都邑之江比黄河，以其山比嵩山［注云：即大同江、永明岭］，作歌颂其德。韩氏百谦曰：“余到平壤，见箕田遗制，阡陌皆在，周然不乱。古圣人经理筹划变夷为夏之意，犹可想见。”……《孟子》：“殷人七十而助。”七十亩，本殷人分田之制。箕子，殷人，其画野分田，宜效宗国。
壬午（周武王十六年），箕子四年，箕子朝周。箕子以素车白马［注：殷人尚白也］朝周，过故殷墟，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欲哭不可，欲泣为近妇人，乃作《麦秀》诗以歌之。其诗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所谓狡童者，纣也。殷人闻之，皆为流涕。
戊午（周成王三十三年），（箕子）四十年，箕子薨。寿九十三。葬平壤北兔山。
这里记述了箕子到朝鲜立国的情况。箕子率领5000人到达朝鲜地区之后，定都平壤，筑城郭；传播中原的文化，将“诗、书、礼、乐、医、巫、阴阳、卜筮之流”带到韩（朝），教韩（朝）以“百工技艺”；效法殷商，推广先进的生产技术，采用类似殷商的田亩制度，教百姓“田蚕织作”。《东史纲目》还进一步具体地记载了箕子后代（箕氏王朝）的情况。列出箕子传世图，交代了箕氏最后一代王箕准被卫满篡位逃至马韩，称南康王，后被百济所灭，总共传世1131年。
对于箕子入朝之事，考古学材料也透露了一些信息。中国商、周之际，大致相当于韩（朝）考古学上新石器时代中期。韩（朝）新石器时代典型的文化遗址，多分布在平安南道、黄海北道等处，大同江正好流经这些地区而进入大海。这一时期的考古发掘中，在平安南道、黄海北道等处，出土了大量的石器，有石斧、石镞、石刀等，特别是其中数量众多的半月形石刀，这正是中国龙山文化的典型特征。中朝学者普遍认为它与商朝的灭亡是有关系的，可能是由于商、周易鼎，大量商民（如箕子）不愿意受周族的统治，而经过东北迁移到了朝鲜半岛。《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朝鲜青铜时代的年代大体在公元前10世纪至前5世纪，主要遗址在平安北道和黄海北道”，“与周围地区存在着文化联系”。这一时代正好与箕氏王朝开发朝鲜的时代相吻合；箕子朝鲜的国都王俭城的故址也正好在平壤市南郊大同江岸边。今平壤有箕子墓，也绝不是空穴来风。
从神话和民俗学角度来考察箕子入朝之事，似乎也能做出一定的解释。古代黄海、渤海沿岸，属于东夷地区，而商族活动区和朝鲜半岛地区，便是属于这个区域。在神话传说中，东夷族应该都是“卵生”的部族，《诗经》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之句。东夷族以鸟为图腾，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共同的民俗，如商部族盛行的鸟图腾、支石墓（墓葬石棚，有桌形和棋盘形）、拔齿习俗等。这些民俗在朝鲜半岛的青铜时代（大约在公元前10到前5世纪）也普遍存在。这种共同的神话传说、民俗风格，以及相邻的地缘关系，说明箕子在商朝灭亡后，东走同属东夷地区的朝鲜半岛，是在情理之中的。
以上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说明箕子入朝并非传说，而是历史事实。若从箕子入朝算起，中韩（朝）文化交流已有3000余年的历史。箕子入朝，奠定了中国和朝鲜半岛几千年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的基础。箕氏朝鲜存在千年之久，以儒学礼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在朝鲜半岛北部流传，并影响到南部的三韩地区，再以朝鲜半岛为中介，传播到日本。以儒家文化、汉字为标志的东亚文化圈的形成，箕子可谓具有开创之功。
箕子东去，是目前见之于史籍的第一次移居朝鲜半岛的移民潮，它揭开了中韩（朝）文化交流的序幕。在箕子朝鲜将近1000年的历史阶段中，还有几次移民潮（此书开头已有交代）。在箕子入朝与战国、秦汉之际的移民潮中，究竟有多少人流亡朝鲜半岛，自然无法做出具体统计。但是，从秦末一次就达“数万口”，足见移民数量之大。大量移民的到来，不但大大加快了对朝鲜半岛的开发，而且无意间扮演了民间文化交流的主要角色，有力推动了中韩（朝）文化交流的发展，为中韩（朝）文化交流营造了环境、创造了条件。
中韩（朝）文化交流从一开始就是多元的，箕子入朝，“诗、书、礼、乐、医、巫、阴阳、卜筮之流”，中原各种文化传入朝鲜；“施八条之教”，教百姓“崇信让，笃儒术”，形成“中国之风教”；采用殷田制，“画野分田，宜效宗国”；教民以“田蚕织作”，传播百工技艺；“衣冠制度，悉通乎中国”。
其中“衣冠制度，悉通乎中国”这一记载，至少说明箕子朝鲜时期，衣冠服饰是受到殷商服饰很大影响的，甚至有可能是完全照搬殷商服饰的。
商代服饰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等级区别，衣着的质地、款式、色彩，乃至佩戴的饰品，都是构成等级制服饰的基本要素。由上述记载可以推断：箕子朝鲜时期，服饰也有了鲜明的等级区别。
依据考古学家对商代人像雕塑的考察，商人的服饰形制主要为上衣下裳：上衣多为交领右衽，窄袖短身；下裳即裙，下着开裆裤，宽带束腰。箕子朝鲜时期的服式是否与此相同，有待考证。
殷商服饰尚白，《檀弓》有云：“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赤。”《史记·殷本纪》也有记述，商汤“易服色，上白”。安鼎福《东史纲目》记载箕子在周武王十六年、箕子四年朝周时，乘素车白马。朝鲜人喜欢穿白色衣裳，结婚时乘白马，甚至连妇女的发式也是殷商的古制，这不能不说是箕子时期的遗迹。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加上远离中国中原王朝，而与当地古朝鲜居民日渐融合，箕氏朝鲜后来逐渐形成自己特有的民族特征和地域文化，这也是历史文化发展的必然。二、卫满朝鲜——魋结蛮服，东走出塞
卫满朝鲜是继箕子朝鲜之后又一个由华夏人氏建立的古朝鲜政权，建立时间约公元前194年，为燕人卫满所建，终于公元前109年卫满孙子右渠王时代。
公元前206年，西汉政权封卢绾为燕王。不久，卢绾反汉投降匈奴，燕国骚动不安，民众多有逃亡。燕人卫满聚集徒党1000余人渡过水，投降了朝鲜的箕准王，得到了箕准王的礼遇。箕准拜他为博士，赐给圭，封给西部方圆百里的地方，希望他守护西部边境。《史记·卷一一五·朝鲜列传》对此有记载：
朝鲜王满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鄣塞。秦灭燕，属辽东外徼。汉兴，为其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至；%90%90]水为界，属燕。燕王卢绾反，入匈奴。满亡命，聚党千余人，魋结蛮夷服而东走出塞，渡；%90%90]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稍役属真番、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命者王之，都王俭。《汉书·卷九五·朝鲜传》做了相同的记载。《史记》记述了卫满的出自和建国过程。卫满是个很有政治野心的人，他以封地为依托，不断招引燕、齐等国的流民，逐渐扩大自己的势力。公元前194年，卫满编造汉朝将要进攻朝鲜的假情报，向箕准王提出进京保卫首都的要求。箕准不知是诈，答应了卫满的请求。于是卫满趁此机会，率军向王都王俭城（今朝鲜平壤）进发，一举攻占王都后，自立为王，仍以王俭城为都，国号仍称朝鲜，历史上称其为“卫氏朝鲜”。箕准战败后，逃到了半岛南部的马韩地区。
卫满朝鲜是在箕氏朝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占有了箕氏朝鲜的旧疆土。卫氏治下的朝鲜民众除了半岛土著蛮夷之外，实际上有大量来自中原的华夏子民：他们中有箕子朝鲜时代来自中原的箕氏朝鲜遗民，还有卫满从燕、齐等地招募来的流民。这是继箕子之后，华夏居民的血缘与文化又一次融入了朝鲜半岛北部。而且特别要说明的是：箕氏和卫氏均为华夏子孙，箕氏朝鲜先臣于周，后臣于秦，卫氏臣于汉，他们均属于中原王朝的外臣。他们所辖的疆域均在中华民族疆域范围内，均属于中华文化圈；其政权的主体民众为华夏古族，其政权性质为中华古族所建立的地方政权。
公元前194—前180年间，汉高祖刘邦的儿子汉惠帝和吕后称制的时代，辽东太守与卫满订立君子协定，以卫满为汉朝外臣，负责保卫塞外的汉室疆土；但是不得阻止东夷诸族的君长入见汉天子，中央政权也批准了这个协定。卫满借机扩张自己的势力，征服附近弱小国家。朝鲜半岛上的真番、临屯等小国都来归附，卫满朝鲜的领土方圆几千里，成为半岛北部最强大的国家。
公元前109年，卫满的孙子右渠王继位。这时归附朝鲜的汉人越来越多，可是汉朝廷却从来没有见到卫氏朝鲜以属国礼节入见，而且周边小国想要觐见汉朝皇帝，都被卫氏朝鲜阻挡住。这样，汉朝和朝鲜的关系逐渐恶化，终于到了不得不兵戎相见的地步。
卫满逃亡至朝鲜，并建立政权，统治将近1个世纪，与箕子入朝一样，又一次将中国文化输入半岛。根据考古研究，公元前一千纪后半期，古朝鲜人民已经能够制造并广泛使用铁制农具，从而促进了农业生产；在发展农业的同时，畜牧业也得到了发展；制陶业也比前时期有了很大的进步。箕子进入朝鲜半岛促进了朝鲜青铜文化的发展，而卫氏为朝鲜带来并促进了朝鲜铁器文化的发展。
从服饰文化角度看，卫氏带入半岛的服饰文化与箕子时代是有所区别的。箕子来自殷都，他输入半岛的诗书礼乐、衣冠制度都是代表华夏正统的中原文化。而卫满是燕国人氏。战国时期的燕国，地处今北京及河北中、北部，相对偏远。《史记》记述卫满“聚党千余人，魋结蛮服而东走出塞”。“魋结”即“椎髻”，“椎髻蛮服”即是卫满、千余党徒以及后来被卫满招引而至朝鲜的齐、燕流民的一种服饰形象。椎髻是当时少数民族男子的一种发式，《汉书·卷四三·陆贾传》云：陆贾出使南越，南越王尉佗“魋结箕踞见贾”。颜师古注引服虔曰：“魋音椎，今兵士椎头髻也。”《汉书·卷九五·西南夷传》、《后汉书·卷八六·西南夷列传》、《汉书·卷五四·李广传》都有提到西南的夜郎、滇、邛都，北方的匈奴等，男子梳椎髻。内地的士兵和一些女性也梳椎髻，但梳这种发式者的社会层次都不高。蛮服，泛指少数民族的服饰，或者称为胡服，譬如匈奴、鲜卑等民族的裤褶服。“椎髻蛮服”也代表了与中原正统文化相区别的边远地区的一种蛮荒文化。
在中国服饰发展史上，服饰南北有异，东西不同，这是正常的现象。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列国称雄，政治上的多元化，加以各地地理和气候的差异，价值取向的多样化，以致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服饰文化呈现出显著的地域差异。中原地区、齐鲁地区、北方地区、南方楚地、吴越地区，服饰各有自己的特点。中原地处黄河中游，为周天子所在之地，是华夏正统文化的发祥地，以深衣为主要服饰。齐鲁地区地处黄河下游，濒临大海，在服饰上表现为贵族好奢侈、百姓无拘束，爱穿奇装异服。北方地区包括燕、赵、中山之国，服饰有两种明显不同的风格，一种是属于中原华夏类型的服饰，诸如深衣长袍之类，常为贵族服饰，一种属于便于行动的胡服短衣。楚服华美轻丽。吴越断发文身。虽然秦汉一统天下，要求服饰趋同，但是由于地理环境、气候条件、价值取向等不同形成的不同的风俗习惯，以及着装者地位、身份、所从事的行业等诸多不同，所造成的服饰文化的差异性，不是在短时间内就能磨灭的。
与箕子不同，卫满“魋髻蛮服”建立朝鲜政权，将华夏民族的另一类服饰文化输入朝鲜半岛，使半岛的服饰文化更加丰富多样。三、汉四郡与乐浪汉文化《汉书·卷六·武帝纪》记载，西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汉武帝攻灭卫氏朝鲜，“朝鲜斩其王右渠降”，汉朝廷在半岛北部设立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称为“汉四郡”。四郡之下设有很多县，郡县的主要官员由汉朝中央派遣汉人担任。乐浪郡是朝鲜四郡的首郡，设于卫氏朝鲜故地，为今平壤市、平安南道、黄海南北道地区；临屯郡设于地，为今江原道及咸镜南道地区；玄菟郡设于沃沮居地，在今咸镜南北道、平安北道一带；真番郡设置地向有南北二说之争议。
汉四郡自设立之日起，就一直受到土著民的威胁，领地不断被蚕食。昭帝始元五年（前82年），罢临屯、真番，并入乐浪与玄菟，玄菟郡亦迁往辽东。于是单单大岭（今长白山）以东玄菟故地沃沮，以及原临屯郡所在貊，皆属乐浪，并划为岭东七县，归乐浪东部都尉管辖，南部五县归南部都尉管辖。其时乐浪郡共辖25县，户62812，人口406748。《潜夫论》载：“古之葬者厚衣以薪，……东至乐浪，西至敦煌，万里之中相竞用之……”“武皇帝攘夷斥境，面数千里，东开乐浪，西置敦煌，南逾交趾，北筑朔方……”可知乐浪郡为汉代最东部边疆。
事实上，武帝置朝鲜四郡后，仅仅20多年，汉朝对朝鲜半岛北部地区的管理机构就仅存乐浪郡了。东汉建武六年（30年），罢边郡都尉，乐浪东部都尉所辖的岭东七县被放弃，乐浪郡的范围有所缩小。东汉末公孙氏割据辽东，领有乐浪、玄菟二郡。公孙氏政权于3世纪初，于乐浪南部荒地设带方郡。魏景初二年（238年），司马懿灭公孙氏政权，并越海定乐浪、带方，将二郡重新纳入中央政府的管辖。西晋时期中原政权继续对乐浪、带方二郡行使管辖权。西晋末年，高句丽势力不断南侵，公元313年乐浪郡为其所并，翌年带方郡也被其占领。至此，中原政权失去了对朝鲜半岛，尤其是半岛北部的直接控制权；半岛北部为高句丽所统治，确立了以平壤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政权，半岛南部为百济和新罗所统治。朝鲜半岛在真正意义上进入了三国鼎立的时期。
自汉武帝设立四郡至乐浪、带方被高句丽攻占为止的420余年间，朝鲜半岛北部一直在中原政权的直接管辖之下。这期间郡县曾几经变化，但乐浪郡始终存在，而且在过半的时期内为唯一的中原郡县。
郡县机构的设立加强了内地政治制度对西北朝鲜地区的辐射，在客观上促进了汉朝腹地与朝鲜半岛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当时，不仅有汉人官吏前往四郡任职，而且也有很多内地商贾前往朝鲜四郡经商，还有不少农民前往朝鲜四郡落户开垦。大量内地移民的迁入则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文化，使得以乐浪郡为中心的大同江下游地区逐渐成为汉人与汉文化在朝鲜半岛的中心分布区域，也成为汉文化向半岛南部、日本列岛传播的重要中转站。
乐浪时期，汉王朝在朝鲜半岛的文化影响是非常广泛的，这在已经发现的城址和墓葬及其随葬品等方面都有清楚地反映。考古学家把这种文化现象称为“乐浪文化”。其实，所谓“乐浪文化”，就是汉文化。
在乐浪土城出土了汉式云纹瓦当，“乐浪礼官”、“乐浪富贵”等文字瓦当，还发现有“乐浪太守章”、“乐浪大尹章”，以及乐浪郡所辖朝鲜等23县的令、长、丞、尉的官印封泥。这不仅证明了这里曾是乐浪郡治所在地，受中原王朝委派的汉人官吏在这里进行治理，同时也证明了汉文化在乐浪的流布。
在乐浪墓葬中，发现有大量丰富多彩的随葬品。有博山炉、奁、洗、壶、鼎、铜镜、铜印、汉孝文庙铜钟等，其中铜镜就有星云镜、规矩镜、内行花纹镜、盘龙镜、四乳涡纹镜、四乳草叶纹镜等多种；漆器有案、盘、杯、碗、盂、壶、勺、枕、箧等，还有武器、马具、陶器、布帛、金属服饰品、玉石器、货币等。这些出土文物大部分属于公元以后的后汉到魏晋时期的物品。据朝鲜史学界有些人的调查，这里发现的文字砖共有十几种，其中可考年代者共有11种，其上限为公元182年，下限为353年，未发现刻有公元前年代的文字砖。这可能证明朝鲜发现的汉式古坟和它的遗物主要在公元2世纪末到4世纪中叶期间形成的，是在一千六七百年以前传入朝鲜的。而这时期正是乐浪文化时期。
这些文物中数量多而最被人重视的是漆器，有盘、碗、盂、壶、勺、枕、案、箧等日常用具，大部分都是黑地红花，或红地黑花，并有淡黄、淡绿色点缀。花纹有云龙，有人物，图案变化多样，构思巧妙，表现出高度发展的工艺水平。有的漆器上有元始（西汉平帝时期年号）、永平（西晋惠帝时期年号）等年号铭文，是1世纪至3世纪末期的东西。有些漆器带有地名，如“蜀郡西工”、“广汉工官”等，证明它是我国四川地区的产品。从中可看到距今一千六七百年以前的乐浪文化时期，甚至比它更遥远的古代，中国西南部劳动人民所创造的精致的工艺品已经传播到朝鲜半岛，这是中韩（朝）人民文化交流史上值得注意的一点。有些漆器上面还绘有神仙龙虎，是汉代盛行的图像，它和高句丽古坟壁画中的四神像（青龙、白虎、玄武、朱雀）很相似，而后者在笔法上超过前者，很富于我国六朝时期艺术的风格。这也充分说明古代中韩（朝）两国人民之间存在文化交流。
汉人官吏前往四郡任职，很多内地商贾前往朝鲜四郡经商，还有不少农民前往朝鲜四郡落户开垦，大量内地移民的迁入使半岛的生活习俗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在服饰领域，乐浪时期对朝鲜半岛的服饰影响与箕子时期、卫满时期又有不同，箕子带去的是殷商服饰文化，卫满输入的是胡地服饰文化，而乐浪时期中原向朝鲜半岛输入的是褒衣博袍的汉魏服饰文化。这种文化从武帝灭掉卫满朝鲜，设置四郡时便开始影响朝鲜半岛。《后汉书·卷八五·东夷列传》“高句骊”条：“武帝灭朝鲜，以高句骊为县，使属玄菟，赐鼓吹伎人。”《三国志·魏志·卷三○·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高句丽”条也记载：
汉时赐鼓吹伎人，常从玄菟郡受朝服衣帻，高句丽令主其名籍。后稍骄恣，不复诣郡，于东界筑小城，置朝服衣帻其中，岁时来取之。今胡犹名此城为帻沟溇。沟溇者，句丽名城也。
说明自设四郡开始，高句丽作为一个地方政权，属玄菟郡管辖，接收汉朝朝服衣帻，虽然后来不服玄菟郡管制，但仍年年接受汉朝的朝服衣帻。可见高句丽上层人物对精美的汉服衣帻的喜爱。从高句丽对汉服的喜爱，可以推测当时其他郡县对汉服的青睐。
反映乐浪时期汉魏服饰文化对朝鲜半岛的影响的还有大量的古墓壁画。平壤地区出土的公元4世纪中叶及以后的高句丽古墓壁画中人物形象普遍着汉魏服饰（具体见第二章第二节（一）“中原汉服饰对平壤地区高句丽服饰的影响”）。安岳三号墓中的男子主要服饰有两种，其中一种就是：头戴进贤冠或笼冠，身着交领宽身袍服。女子服饰则为上襦下裙。这些都是典型的汉魏服饰。平壤地区在1—4世纪，在汉乐浪郡管辖范围之内，4世纪中叶古墓壁画的汉服形象，正是乐浪汉服饰文化的有力佐证。第二章高句丽、百济与新罗
魏晋南北朝时期，朝鲜半岛进入三国活跃发展时期，即北方的高句丽（前37—668年）和南方的百济（前18—660年）、新罗（前57—935年）。自三国时代开始，几乎每一个王朝的国王都曾接受过当时中国封建朝廷的册封，使节往来，不绝于途。中国文化源源不断地传至三国，而中国人也开始了解韩（朝）文化。中国佛教也在三国时期传入朝鲜半岛。一、高句丽与中国的文化交流
高句丽既是族名，又是地名。高句丽族出自貊族，又名貊族，分布于辽东之东，扶余之南，沃沮之西，是先秦时期我国东北地区的一个古老民族。商代时，貊居住在山东半岛一带。周灭商后，貊被周人所迫往东北方向迁移，形成后来的扶余、高句丽、沃沮等民族。同属貊族系的扶余、沃沮、东等族群，以及许多非貊族系的古朝鲜人、汉人、鲜卑人、肃慎人、契丹人逐渐融入，构成了后来的高句丽族。
汉武帝时，设置四郡，以高句丽为县，使属玄菟郡。汉元帝建昭二年（前37年），扶余贵族朱蒙逃亡到高句丽人聚居的浑江流域卒本川建立政权，国号高句丽。汉平帝元始三年（3年），高句丽第2代王琉璃明王迁都国内城（今吉林集安）。北魏始光四年（427年），高句丽第20代王长寿王迁都平壤（今朝鲜平壤）。唐总章元年（668年）被唐罗联军所灭。
高句丽政权自建立开始，一直不断地对外扩张，至第19代王广开天王时占领了整个朝鲜半岛北部，并继续向半岛南部扩张，跨过大同江直抵汉江北岸。至第20代王长寿王时迁都平壤，高句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遂由辽东移至朝鲜半岛，直至灭亡。
高句丽自立国到灭亡，长达700年，历经了中国西汉末、东汉、魏晋南北朝、隋朝和唐初。高句丽历史前期460多年的时间，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直在中国辽东集安，它不但是中国东北一个古老的民族，与中国有着悠久的民族关系，而且与中国有着密切的政治联系和广泛的文化交流。
在公元9年（始建国元年），王莽篡汉，改高句丽王为侯，公元12年，命高句丽出兵讨伐匈奴，遭到拒绝，王莽改高句丽为“下句丽”，将玉玺改为章，结果引发了战争。公元32年（建武八年），“高句骊遣使朝贡，光武复其王号”119年，高句丽与东汉时战时和，约有9次规模较大的冲突事件。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的分裂与动乱给高句丽提供了扩张的良机，高句丽拥兵西进，占有辽东，即《宋书·东夷·高句丽传》所说：“今治汉之辽东郡”。
历史上的高句丽只是中国中原王朝的一个“藩臣”，这从金富轼《三国史记》记载中可见：高句丽多次遣使中原王朝，皆以求取中国王权（包括五胡十六国、北朝）的封号为荣耀。譬如：高句丽全盛时期的广开土王高谈德在永乐九年（399年）“遣使入燕朝贡”；十七年再遣使入燕叙宗族，与慕容氏联络感情。其子长寿王即位当年（412年），就遣使“入晋，奉表，献赭白马，安帝封王为高句丽王、乐安郡公”；在位第13年，遣使如魏贡；在此之后，几乎年年向北魏王权遣使纳贡，获得车骑大将军、领护东夷校尉、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等封号；在位第50年，长寿王“遣使入宋朝贡”，被刘宋孝武皇帝册封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在位第68年，南齐太祖册封长寿王为骠骑大将军，长寿王遣使入朝谢恩，但使节船只被北魏军俘获，魏高祖下诏责备长寿王“远通篡贼，岂是藩臣守节之义”。
高句丽与中国文化交流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中国官制文化传入高句丽。高句丽立国之初，便受到中国政治文化的影响，借用汉晋官制中的“主簿”等概念。第3代国王太武神王年间，设置相当于中原相国或丞相的官位，叫作“辅”：八年拜乙豆智为右辅，委以军国大事；十年，拜乙豆智为左辅，松屋居为右辅。至第8代高句丽王新大王伯固在位的第2年，“拜荅夫为国相……改左右辅为国相，始于此”。秦汉朝廷的相国或丞相，被高句丽王廷改称为国相，居百官之首。就国王称谓而言，高句丽国王的称谓，自始祖东明圣王开始，基本上采用了汉字语义明确的雅称王号。
第二是中国儒家学术思想传入高句丽。据《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二·太武神王》记载，太武神王十一年（28年），汉辽东太守率兵来伐，王问战守之策，右辅松屋居进言，“臣闻恃德者昌，恃力者亡。今中国荒俭，贼盗蜂起，而兵出无名，此非君臣定策”，力主据城抗击。其中“德昌力亡”的理念，来自《论语》。儒家的治国之道，竟成了抵抗汉人的精神武器和指导政治实践的理念。儒学传入高句丽的年代应该在此之前，也有可能在乐浪文化时期。魏晋以后，高句丽已建立起儒学教育机构，小兽林王二年（372年），高句丽就仿效中国的太学制度，“立大学，教育子弟”，学习《诗经》、《尚书》、《周易》、《礼记》、《春秋》这些儒家经典。
第三是中国佛教传入高句丽。佛教经西域传入中国，经过中国儒道思想的洗礼，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中国佛教传入高句丽大约是在小兽林王即位第2年（372年），《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六·小兽林王》对此有记载，“二年夏六月，秦王苻坚遣使及浮屠顺道送佛像、经文。王遣使回谢，以供方物”，“四年，僧阿道来”。《三国遗事》载：
前秦苻坚遣使及僧顺道，送佛像经文。又四年甲戌，阿道来自晋，明年乙亥二月，创肖门寺以置顺道，又创伊弗兰寺以置阿道，此高丽佛法之始。
高句丽王权对佛教的传入持欢迎态度，第18代国王故国壤王九年（391年）三月，下教崇信佛法求福，佛教在高句丽进一步得以发展。至第19代国王广开土王即位的第2年（393年），“创九寺于平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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