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府之国：蜀文化的特色与形态(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胡元斌

出版社：现代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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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之国：蜀文化的特色与形态试读：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

我国经过改革开放的历程，推进了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推进了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文化是立国之根，实现中国梦也是我国文化实现伟大复兴的过程，并最终体现在文化的发展繁荣。习近平指出，博大精深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我们要认识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自信。

如今，我们正处在改革开放攻坚和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面对世界各国形形色色的文化现象，面对各种眼花缭乱的现代传媒，我们要坚持文化自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传承和升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浩浩历史长河，熊熊文明薪火，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滚滚黄河、滔滔长江，是最直接源头，这两大文化浪涛经过千百年冲刷洗礼和不断交流、融合以及沉淀，最终形成了求同存异、兼收并蓄的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也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绝而从没中断的古老文化，并始终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中华文化曾是东方文化摇篮，也是推动世界文明不断前行的动力之一。早在500年前，中华文化的四大发明催生了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地理大发现。中国四大发明先后传到西方，对于促进西方工业社会发展和形成，曾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到我们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中，是我们民族的基因。中华民族的精神，也已深深植根于绵延数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之中，是我们的精神家园。

总之，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各族人民五千年来创造、传承下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其内容包罗万象，浩若星汉，具有很强文化纵深，蕴含丰富宝藏。我们要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首先要站在传统文化前沿，薪火相传，一脉相承，弘扬和发展五千年来优秀的、光明的、先进的、科学的、文明的和自豪的文化现象，融合古今中外一切文化精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族文化，向世界和未来展示中华民族的文化力量、文化价值、文化形态与文化风采。

为此，在有关专家指导下，我们收集整理了大量古今资料和最新研究成果，特别编撰了本套大型书系。主要包括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名扬世界的科技工艺、异彩纷呈的文学艺术、充满智慧的中国哲学、完备而深刻的伦理道德、古风古韵的建筑遗存、深具内涵的自然名胜、悠久传承的历史文明，还有各具特色又相互交融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等，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厚重文化底蕴和强大民族凝聚力，具有极强系统性、广博性和规模性。

本套书系的特点是全景展现，纵横捭阖，内容采取讲故事的方式进行叙述，语言通俗，明白晓畅，图文并茂，形象直观，古风古韵，格调高雅，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欣赏性、知识性和延伸性，能够让广大读者全面触摸和感受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增强中华儿女民族自尊心和文化自豪感，并能很好继承和弘扬中国文化，创造未来中国特色的先进民族文化。2014年4月18日文明开化古老历史

川蜀文化是指以成都平原、岷江流域为中心产生的一种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

在旧石器时代，境内便开始有了远古人类活动，如已被命名的资阳人、鲤鱼桥文化、富林文化等。距今七八千年前，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更是广泛，已发掘200多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广元营盘梁遗址、广汉三星堆遗址、西昌礼州遗址等。

丰硕的文化遗存，见证了古蜀先民繁衍生息、采集种植、渔猎饲养，创造的独特的文化模式及文明类型。资阳人狩猎和采集并重

在西南腹地、长江上游，有一片广阔的区域，东部为四川盆地的一部分，西部为川西高原，中部为成都平原。在旧石器时代，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就开始有远古人类活动了，资阳人就是其中的代表。资阳人化石是在四川省资阳县城西黄鳝溪发现的西南地区旧石器时代的晚期人类头骨化石，距今已有3.5万年历史。■资阳人头骨资阳人头骨化石是我国发现的唯一早期真人类型，是旧石器晚期的真人类化石，是南方人类的代表，是古人类化石发掘中唯一的女性。

资阳人头骨化石为一较完整的头骨，头骨较小，表面平滑圆润，额结节和顶结节都明显突起，额部较丰满。面骨保存有上颌颚骨，颅底除左侧颞骨岩部保存外，其余大部残缺；上颌的牙齿全部脱落，仅保存上左第一前臼齿的一个齿根。头骨内面骨缝几乎全部愈合，说明属一老年女性个体。■古生物化石

资阳人的基本特征和现代人相似，但也保留了若干较原始的性质。如眉脊比同龄同性的现代人显著，两内侧端几乎相连；前囟点位置较现代人的靠后；颞骨鳞部较低矮而平整，弧度较现代人小，从而表明其脑量不大，因而被认为是晚期智人阶段的化石。旧石器时代　以使用打制石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我国距今100万年前的旧石器文化有西侯度文化、元谋人文化、匼河文化、蓝田人文化以及东谷坨文化。距今100万年以后的遗址更多，在北方以周口店北京人文化为代表，在南方以贵州黔西观音洞的观音洞文化为代表。

由资阳人头骨的一般性质判断，资阳人当属新人阶段，但又具有若干与中国猿人相似的性质，如眉脊在内侧部非常明显，而且在中线相连，这是现代同样年龄的小孩中所罕见的。

眉脊上方稍稍隆起，有一个相当明显的矢状脊，由此向后延伸，到顶骨中部而逐渐消失。由左侧保存的颧弓基部可知颧弓走行的方向较现代人为倾斜，虽其程度不如中国猿人明显。颧弓向后与发达的乳突上脊相连接，中国猿人也有非常显著的乳突上脊。■动物头骨

资阳人头骨与山顶洞人相比，也有某些相似的性质，如山顶洞老年人的眼眶上方也显著隆起，具有粗壮的眉脊，他的眼眶呈长方形。而资阳人左眼眶的上缘保存，远较现代人平直，也呈长方形。山顶洞较年轻的女性头骨也具有矢状脊。中国犀　板齿犀亚科中一个年代较早的大型成员，其化石最早被发现于伊朗，在我国南部出土了更多的化石。是上新世更新世时期我国南方著名的“剑齿象、大熊猫、中国犀动物群”的重要成员，但并没有像剑齿象和大熊猫一样存活到更新世，而是在晚上新世就已经灭绝了。

在资阳人遗址中还出土了一件骨锥，地质时代为晚更新世。骨锥底部缺失，残长10多厘米，锥尖钝而光滑，呈深褐色。锥身有刮削加工的条痕。

与资阳人化石伴生的哺乳动物化石主要有鬣狗、虎、马、中国犀、猎、麂、水鹿、大额牛和东方剑齿象等。

在资阳人化石出土地点附近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中，采集到了打制石器，特别是在蒙溪河支流鲤鱼桥河口东岸的发掘点出土的打制石器非常具有代表性。

鲤鱼桥位于资阳县同心乡东约2千米的孙家坝。发掘地层共5层，在最下一层的底部，出土了大量的乌木、少数砂岩砾石、零星动物化石和打制石器、石片及石核。刮削器　石器时代人们用石片制成的一种切割和刮削工具。因形状不同，可分为长刮器、短刮器和圆刮器等。这种刮削器是骨质或石质的，用途很多。另外也可以用来制作木制品、竹制品，比如刮去树皮制作棍棒，制作箭等。

鲤鱼桥出土的石器，原料均为砾石，多用砾石的自然面作为台面打制石片，打制的台面极少。用石片直接打击法打制石片，方法有顺砾石的长轴和顺横轴打片两种。以第二种打片法为主，是鲤鱼石器工艺中打片法的显著特征。

石器加工方法有一面修理和两面修理两种，均用石锤直接打击。单刃器多于复刃器。器形较简单，有尖状器、刮削器、砍斫器和雕刻器等，而以尖状器为主，富于特色，厚体尖状器可作为鲤鱼桥石器的典型器物。■尖状器

尖状器是割裂猎物和采集植物块根的重要工具之一。鲤鱼桥石器以尖状器为主体，可见，资阳人的经济生活是狩猎和采集并重，其社会已发展到氏族公社时期。燧石　非常坚硬，破碎后产生锋利的断口，最早为石器时代的原始人所青睐，绝大部分石器都是用燧石打击制造的。燧石和铁器击打会产生火花，所以为古代人用作取火的工具。在我国古代，常用一小块燧石和一把钢制的火镰击打取火，所以燧石也叫作“火石”。

除资阳外，在汉源县富林镇、成都羊子山土台基址下层、攀枝花市仁和区回龙湾等地都先后出土了大批打制石器，而且各具特色。

富林石器多以燧石为原料，但燧石质地较差，其他尚有石英、水晶、砂岩、花岗岩、角页岩、安山岩等。石器中以石片石器为主，有刮削器、尖状器、端刮器等。

富林石器最重要的特点是以小石器占绝对优势，长度很少超过0.3米。打片以锤击法为主，偶尔也用砸击法。修理石工具以向背面加工为主，不用交互打击法。

富林石工具组合以刮削器最多，其次是尖状器，可见当时居民的经济生活是以狩猎采集为主。文化层中发现的动物化石，尤其是烧骨，还说明狩猎经济占有较大比重。■刮削器

成都羊子山发现了5件旧石器。其中4件是刮削器，一件是尖状器。打片方法，除一件可能用碰砧法外，都用锤击法。

器形富于变化，刃部类型复杂。器形较大，但不粗笨、简陋。石片体较薄，为多次剥片而成。刃部较锋利，刃角多在40度以下。这批打制石器，与富林小石器显然有别，与鲤鱼桥石器也有很大不同。■尖状器

根据各文化特点的异同，可见，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四川地区就已初步形成了若干区域性文化中心，如大渡河流域的富林文化、岷江流域的成都羊子山土台基址下层文化、沱江流域溪河沿岸的鲤鱼桥文化等，各文化区域相应地产生了活动范围、经济生活以及文化传统都不尽相同的人类群体。

这些原始群的遗址和文物的发现，为我们了解和研究四川地区的原始时期提供了宝贵的资料。阅读链接攀枝花回龙湾遗址东距渡口大桥约28千米。洞穴坐东向西偏南15度。洞口形如桃状，高11.9米，宽4.6米，由洞口向内逐渐变窄，宛如牛角，洞深12米，面积约35平方米。出土的文化遗物，主要包括打制石器、细石器、骨器和哺乳动物牙齿、角和碎骨化石等。石器数量最多，主要用砾石、脉石英、燧石和玛瑙等石料制成，另有少量玉石、玉髓、水晶等细小石器。营盘山先民开始农耕生活

在岷江上游、青藏高原向川西平原过渡地带，有茂县。此地高山耸峙、峰峦叠嶂、河谷深邃、悬崖壁立，北有岷山、南有龙门山、西有邛崃山诸山脉，有“峭峰插汉多阴谷”之称。同时，还是连接黄河及长江的重要文化走廊和民族走廊的核心地带。在距茂县城南2.5千米的营盘山，有一处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的文化遗址。由于该遗址是岷江上游地区发现的地方文化类型遗址中面积最大、规模最大、发现遗存最为丰富的遗址，故命名为“营盘山文化”，距今6000至5500年。营盘山文化相当于中原的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

营盘山遗址位于岷江东南岸三级台地上，平面呈梯形，东西宽120米至200米，南北长约1千米，总面积近15万平方米。遗址东面临深谷阳午沟，东北面、北面、西面均为岷江所环绕。

营盘山遗址的文化堆积较为丰富，文化层最厚处可达2.2米，其上■石器时代石片层为春秋战国时期的石棺葬遗存，下层为内涵丰富的新石器时代遗存。

营盘山遗址为大型中心性聚落遗址，其布局分区情况为：其中部地带为居住区，发现较多的柱洞、基槽等房屋基址和窖穴类遗迹。遗址中部偏西地带是举行包括宗教祭祀在内的公共活动的广场区，发现有大面积的硬土活动面遗迹，地势较为平坦，硬土面下还清理出人祭坑多处。新石器时代　是石器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以使用磨制石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我国大约在公元前1万年就已进入新石器时代。由于地域辽阔，各地自然地理环境很不相同，新石器文化的面貌也有很大区别，大致分为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水田农业经济文化区、狩猎采集经济文化区。

广场区以北地带是集中烧制陶器的手工业作坊区，发现有多座窑址和数量丰富的灶坑遗迹。另在遗址中部偏北地带发现有多处灰坑遗迹，为集中制作细石器的地点，坑内出土了大量的细石叶、细石核、燧石器、燧石原料及半成品。

营盘山遗址出土的陶器、玉器、石器、细石器、骨器、蚌器等类遗物总数近万件。出土的玉器可分为3类，其一为生产工具的锛、斧、凿、穿孔刀、镞等，多数的刃部未见使用痕迹；其二是环镯、珠类装饰品；其三是具有礼仪用器性质的璧、璜类玉器。可见，营盘山先民的玉器加工已成为一门内部有较细程度分工和较高专业化程度的手工业门类。这也标志着营盘山遗址在聚落群体系■石器中具有非同一般的地位。

出土的陶器以平底器和小平底器为主，夹砂厚胎的炊器与器体宽大、容积深广的贮器占有一定的比例。从陶质陶色来看，以夹砂褐陶、泥质褐陶、夹砂灰陶、泥质红陶、泥质灰陶、泥质黑皮陶为主；其中夹砂陶可分为夹粗砂和夹细砂两种，以陶胎夹有颗粒粗大的片岩砂粒的陶片最具特色。红陶　是新石器时代出现的一种器表呈红色的陶器。人类发明陶器以红陶为主，灰陶、黑陶次之。根据陶胎粗细及含砂与否，可分为泥质红陶和夹砂红陶。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马家浜文化等都以红陶为主。

以彩陶制作工艺为代表的制陶业是整个仰韶时代手工业的最高成就所在。营盘山遗址出土的彩陶器种类众多，质地以细泥红陶为主，火候较高，烧制温度可达1000度，叩之有清脆的响声。

有的陶器表层打磨光亮，有的还施有一层白色的陶衣，再于其上用软笔绘出各种图案，图案内容题材丰富，包括变体鸟纹、蛙纹、草卉纹、草叶纹、杏圆纹、垂帐纹、水波纹、弧线纹、圆圈纹等，绘制笔法流畅、娴熟。彩陶　也称“陶瓷绘画”，是我国悠久的“国粹”。在公元前6000年的老官台文化时期，有个别钵形器口沿开始装饰一条宽彩带，这是彩陶的萌芽。在公元前5000年的半坡遗址，发现了很多精美的彩陶。

彩陶器的造型特征以几何曲线形为主，器类有瓶、罐、盆、钵等，不少堪称精品。包括相当数量的酒具类器物，如制作精美的彩陶壶、彩陶瓶、杯、碗等。包括彩陶器在内的部分加工制作精致的泥质陶器，开始逐步脱离日常生活实用器的特征，呈现出礼器化的迹象。

出土的石器可分为打制和磨制两种，打制石器包括由大型剥离石片稍作加工而成的切割器、砍砸器、杵、石球、网坠等，还有少量个体甚小的燧石片。磨制石器包括斧、锛、长方形穿孔石刀、凿、砺石等。

营盘山遗址的细石器及小石片石器具有出土地点集中化的特征，未经使用的成品石器、半成品石器和加工残片，多在几处填土呈灰黑色的大型灰坑内出土。

可见，营盘山先民中已有固定的人员从事石器加工作业，这些大型灰坑可能就是当时的石器加工作坊所在地，而石器制作已成为手工业的专业门类之一。■新石器时代骨锥■古代红陶

骨器包括簪、锥、针、削、箭镞等。出土遗物中包括较为丰富的石质、陶质和骨质生产工具，标志着营盘山先民以定居农耕业为主要生活方式。

同时，狩猎、采集和捕捞业是营盘山先民以农耕业为主业的经济生活的不可或缺的补充内容。

遗址出土有数量丰富的狩猎所用的石球、磨制精细的石质和骨质箭镞等遗物，还有数量众多的细石叶、细石核及小石片石器，质地以黑色及白色半透明的燧石、白色的石英和透明的水晶为主，细石器制作工艺成熟，选材精良。

细石器多为复合工具的组成部分，常用来剥离加工兽皮，细石器工艺与狩猎、畜牧经济有密切联系。遗址还出土有似腰形的打制石网坠，当为捕捞渔业的实物例证。在营盘山遗址的灰坑底部发现有涂抹红色颜料的石块，经测试其成分以汞的氧化物朱砂为主，另在部分陶器内壁也发现有同样的红色颜料，应为调色器的遗存。表明营盘山先民有尚红习俗，朱砂的具体用途可能与涂面、刷房等活动有关。尚红习俗历史久远，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山顶洞人即已在埋葬死者时使用红色矿石粉，如将矿石粉撒于死者周围，并将随葬用的饰■古人类石核物兽牙、石珠、鱼骨都染上红色。

新石器时代对死者骨架或石器涂红的现象数量更多，如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曲贡新石器时代遗址就发现有大量的在打制石器上涂抹红颜色的现象，但经测试，它们所使用的红色颜料均为赤铁矿，成分以铁的氧化物为主。而营盘山遗址出土的涂红现象是考古发现的最早使用朱砂的实例。

遗址出土多件小型的陶、石质人面雕塑。其中的一件陶质雕塑人面像，鼻及双耳为捏塑，双目及口部刻画而成，造型生动、传神，造型与甘肃省秦安县大地湾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人头形器口彩陶瓶上的陶塑人像较为相似，表明是受甘青地区文化传播影响的产物。仰韶文化　黄河中游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仰韶文化以陕西华山为中心分布，东起山东，西至甘肃、青海，北到河套内蒙古长城一线，南抵江汉，分布最为密集■新石器时代鱼骨镖的地区在陕西关中、陕北一带。

这是四川地区考古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雕塑作品，堪称四川雕塑艺术的源头。

营盘山遗址是岷江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大型中心聚落遗址之一，其周围还分布着数十处面积在数千至近万平方米不等的中小型聚落遗址，其中的上南庄、勒石、马良坪、金龟包等多数遗址与营盘山遗址的时代相近。

而波西、沙乌都等个别遗址的年代略有差异，较营盘山遗址略早或略晚。以营盘山遗址为中心，包括波西等10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在内的营盘山大型遗址群，在时间及空间之上均有各种联系，从而组合成较为完备且颇具特色的聚落体系。■新石器时期抱鱼陶人

营盘山文化为研究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之间的文化交流、传播及融合情况提供了新的实物材料，为深入探索辉煌的三星堆和金沙文明源头提供了新的线索，具有非常重要的科学价值。阅读链接营盘山还是一处规模宏大、分布密集、延续时间甚长的石棺葬墓地。从发掘清理的150余座石棺葬来看，墓葬间不见叠压打破现象，石棺葬底部均未铺设石板，仅使用侧板和盖板，随葬品包括陶器、铜器、玉石器等类。墓葬排列整齐，分组明晰，墓葬的形制大小有别，随葬器物多寡不一，一些墓葬盖板上立有底部制作平齐的长条形卵石，个别墓葬附近还设有陪葬的器物坑，二次葬现象常见。其时代主要为春秋战国时期。与石棺葬同时期的遗迹现象包括石条砌成的方形火塘、柱洞和基槽等房屋设施等。这批资料为探讨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的内容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三星堆先民的青铜文明

三星堆遗址群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是一座由众多古文化遗存分布点所组成的一个庞大的遗址群。

三星堆遗址群的文化遗存分为4■三星堆文物期，其中一期为早期堆积，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二至四期则属于青铜文化。遗址群年代上起新石器时代晚期，下至商末周初，上下延续近2000年。

所出土的大量陶器、石器、玉器、铜器、金器，具有鲜明的地方文化特征，自成一个文化体系，被命名为“三星堆文化”。

三星堆遗址群规模巨大，范围广阔，文化遗存大多分布在鸭子河南岸的马牧河南北两岸的高台地上，遗址群平面呈南宽北窄的不规则梯形。其中以南部的三星堆，中部的月亮湾、真武宫，北部的西泉坎，东部的狮子堰，西部的横梁子，以及向西延续的仁胜村、大堰村等遗址最为重要。

三星堆遗址依托鸭子河，横跨马牧河，形成了经东、西、南、北四面城墙为防御体系的古城，是西南地区一处具有区域中心地位的最大的都城遗址。古城由一道外郭城和若干个内城组成，古城内外可分作祭祀区、居住区、作坊区、墓葬区，并有三星堆、月亮湾等重要夯土建筑遗迹，体现出高度繁荣，布局严整的古代王国的都城气象，是不同于中原夏、商都城的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古城。■三星堆青铜面具

东城墙位于三星堆遗址中北部的月亮湾台地东缘，按走向可分南北两段，北段为东北—西南走向，南段略向东折，基本上呈正南正北走向，整座城墙与西城墙北段基本平行。

西城墙位于三星堆遗址，在西北部鸭子河与马牧河之间的高台地■三星堆青铜戈上，呈东北—西南走向，地面遗存部分总长约600米，顶宽10至30米，底宽35至50米，高约3至6米。在城墙的中部和北部各有一宽约20余米的缺口，将西城墙分为北、中、南3段，其中中段南端在缺口处向东拐折延伸约40米，与中段北段略成垂直相接。

南城墙上开有两个缺口，形成“三堆”，故名“三星堆”，是一座内城墙。三星堆城墙长度为260米，基础宽度为42米。城墙南侧有壕沟，宽度30至35米，壕沟距地表深2.84米，壕沟深2.4米。

在三星堆城墙东南50余米，为两个祭祀坑。两坑相距25米，坑室走向一致，均为东北—西南走向，坑口呈长方形，口大底小，坑壁整齐，填土经夯打。■三星堆青铜神树祭祀　是华夏礼典的一部分，是儒教礼仪中主要部分。祭祀对象分为3类：天神、地祇、人鬼。天神称“祀”，地祇称“祭”，宗庙称“享”。古代祭祀有严格等级：天神地祇由天子祭，诸侯大夫祭山川，士庶只能祭自己的祖先和灶神。清明节、端午节、重阳节是祭祖日。

三星堆祭祀坑室内器物均分层放置，埋藏现象前所未见，大多数器物埋藏时或埋葬前明显经过有意的焚烧和破坏，或烧焦、发黑、崩裂、变形、发泡甚至熔化，或残损、断裂甚至碎成数块而散落在坑中不同位置，部分青铜器、头像及面具有的口部涂朱、眼部描黑现象。

两坑出土器物的种类，除部分中原地区夏商时期常见的青铜容器、玉石器和巴蜀文化遗址常见的陶器外，大多是过去从未发现过的新器物，如青铜神树、青铜立人像、青铜太阳形器、青铜眼形器、金杖、玉牙璋等。青铜神树由树基和树干两部分组成。树基略呈圆锥状，底座呈圆环形，上饰云气纹，底座之上为3座山相连状，山上也有云气纹。树干接铸于山顶正中，干直，树根外露。树干上有3层树枝，每层为3枝丫，枝丫端部长有果实，一果枝上扬，上站立一鸟，两果枝下垂。在树桠和果托下分别铸有火轮。在树的一侧，有一条龙援树而下，龙身呈辫索状马面头，剑状羽翅。■三星堆青铜人像莲花　又名“荷花”、“水芙蓉”等，莲科多年生水生草本花卉。原产亚洲热带和温带地区，我国早在周代就有栽培记载。荷花全身皆宝，藕和莲子能食用，莲子、根茎、藕节、荷叶、花及种子的胚芽等都可入药。其出污泥而不染之品格恒为世人称颂。

从造型来看，该青铜神树应是代表东方的神木“扶桑”。

青铜立人像头戴莲花状的兽面纹和回字纹高冠，后脑勺上铸有一凹痕，可能原有发簪之灯的饰物嵌于此。脚戴镯，赤足立于兽面台座上。

青铜立人像身着窄袖与半臂式右衽套装上衣3件。最外一层为单袖半臂式连肩衣，衣上佩方格状类似编织而成的绶带。绶带两端在背心处结襻，襻上饰物已脱。

衣左侧有两组相同的龙纹，每组为两条，呈“已”字相背状。衣服右衽前后两边各有竖行的两组纹饰图案，一组为横倒的蝉纹；另一组为虫纹和目纹相间的纹饰。中间一层为V形领，短袖。衣左背后有一卷龙纹。

最里一层深衣分前后裾，前裾短而平整，后裾长，两侧摆角下垂近脚踝。在前后裾上有头戴锯齿形冠的兽面纹。

在三星堆出土的众多青铜面具中，造型最奇特、最威风的要算青铜纵目面具。面具均出自祭祀坑，共3件，分大小两型。其中A型两件，较小；B型的一件则较大。

B型青铜纵目面具有“千里眼”、“顺风耳”之誉。其形象特征为：眉尖上挑，双眼斜长，眼球呈极度夸张，呈柱状向前纵凸伸出达16厘米。双耳向两侧充分展开。短鼻梁，鼻翼呈牛鼻状向上内卷；口■三星堆权杖局部阔而深，口缝深长上扬，似微露舌尖，做神秘微笑状。其额部正中有一方孔，可能铸有精美的额饰。可以想象出来，它原来的整体形象当更为精绝雄奇。

金杖是用金条捶打成金皮后，再包卷在木杖上。出土时木杖已炭化，仅存金皮，金皮内还残留有炭化的木渣。牙璋　是一种有刃的器物，器身上端有刃，下端呈长方形，底部两侧有突出的鉏牙。也是一种礼器，起源于黄河中下游一带。夏商时代的璋出现了镶嵌、穿孔、单阴线砣文等，其中单阴线砣文最为丰富，镶嵌类也多为镶松石，少量的镶红色或者其他颜色的宝石。其中，在金杖的一端，有长约46厘米长的一幅图案，图案共分3组：靠近端头的一组，合拢看为两个前后对称，头戴五齿巫冠，耳饰三角形耳坠的人头像，笑容可掬。另外两组图案相同，其上下方分别是两背相对的鸟与鱼，在鸟的颈部和鱼的头部叠压着一支箭状物。玉牙璋遍体满饰图案，生动刻画了原始宗教祭祀场面。图案上下两幅对称布局，内容相同。最上一幅平行站立3人，头戴平顶冠，戴铃形耳饰，双手在胸前做抱拳状，脚穿翘头靴，两脚外撇站成“一”字形。第二幅是两座山，山顶内部有一代表太阳圆圈，在圆的两侧分别刻有“云气纹”，两山之间有一盘状■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礼器物，上有飘动的线条状若火焰。在山形图案的底部又画有一座小山，小山的下部是一方台，山的外侧，一只大手，仿佛从天而降，伸出拇指按在山腰上。

第三幅是两组S形勾连的云雷纹。云雷纹下的一幅也是3个人，穿着和手势与第一幅相同，所不同的是这3个人戴着山形高帽，双脚呈跪拜的姿势。

第五幅又是两座山，内部结构与第二幅相同，所不同的是山外两侧各立有一牙璋，右边的山头伸出一个状若勾状物横在两山之间。■三星堆文物

这些图案反映出古蜀人在祭坛上举着牙璋祭祀天地和大山，而且天神已有反应，伸出拇指按在山腰上，这是要赐福于下界的表示。

在三星堆西城墙外的仁胜村，发现成片分布的公共墓地。墓葬分布密集、排列有序，墓向基本一致，墓室加工较为考究。绝大多数墓葬有一具人骨架，葬式均为仰身直肢葬。

出土有玉器、石器、陶器、象牙等几类随葬品，其中玉石器大多是三星堆遗址首次发现的新器形，如玉锥形器、玉牙璧形器、玉泡形器、黑曜石珠等。其中玉牙璧形器极为罕见，玉锥形器则明显地具有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风格，引人瞩目。另有一件玉牙璧形器，表面钻有9个圆孔，可能与古代占卜术有关。良渚文化　是一支分布在太湖流域的古文化，距今5300至40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该文化遗址最大特色是所出土的玉器，包含有璧、琮、钺、璜、冠形器、三叉形玉器、玉镯、玉管、玉珠、玉坠、柱形玉器、锥形玉器、玉带及环等；另外，陶器也相当细致。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制品、玉石制品以及黄金制品，造型奇特、制作精美，表现出浓厚而神秘的宗教文化色彩，独具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是极为罕见的人类上古史奇珍。三星堆遗址丰富的文化遗存填补了中华文明演进序列重要文物的缺环，是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中华文明重要的起源地之一，有助于探索人类早期政治组织及社会形态演化的进程。三星堆文化是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4世纪世界青铜文明的重要代表，对研究早期国家的进程及宗教意识的发展有重要价值，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的发现为已消逝的古蜀国提供了独特的物证，把川蜀地区的文明史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阅读链接■三星堆文物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始于当地农民淘沟时偶然发现的一坑玉石器。1931年春，在广汉县传教的英国传教士董笃宜听到这个消息后，找到当地驻军帮忙宣传保护和调查，还将收集到的玉石器交美国人开办的华西大学博物馆保管。根据董笃宜提供的线索，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和助理林名钧于1934年春天组成考古队，由广汉县县长主持，在燕氏发现玉石器的附近进行了为期10天的发掘。发掘收获丰富，根据这些材料，葛维汉整理出《汉州发掘简报》。后来，又多次发掘了三星堆遗址的月亮湾等地点，三星堆遗址和文化的基本面貌才得以展现。人杰地灵川蜀底蕴

自古以来，蜀地文、史、哲名家辈出，杰出的思想家代不乏人：汉代的司马相如、扬雄，三国两晋时期的陈寿，唐代的陈子昂、李鼎祚，宋代的“苏门三父子”、黄庭坚、魏了翁，元代的虞集，明代的杨慎、来知德，清代的唐甄、费密、李调元等，可谓灿若星辰，这一串串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就是一笔笔丰富的精神财富。

川蜀地域各个历史时期文化名人的不断涌现，不仅充分证明蜀文化历史悠久，灿烂辉煌，而且为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了贡献。李冰岷江修筑都江堰

上古时期，居住在古青藏高原的古羌族人向东南迁居，进入了岷山地区和成都平原。这些居住在岷山河谷的人被称为“蜀山氏”。蜀山人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

后来，蜀山氏的女子嫘祖嫁给黄帝为妃，其后代蚕丛以蚕桑兴邦，建立了古蜀国，使这个以牧为生的游牧民族大部分人定居下来，跨入了农耕时代。经柏灌、鱼凫二王后，大约在西周末期，杜宇王朝建立，其间蜀国的都城迁至郫邑。■李冰　战国时代著名的水利工程专家。公元前256年至前251年被秦昭王任为蜀郡太守。期间，他征发民工在岷江流域兴办许多水利工程，其中以他和其子一同主持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最为著名。几千年来，该工程为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世为纪念李冰父子，在都江堰修有二王庙。都江堰也成为著名的风景名胜。

杜宇王朝采用君主世袭制，势力强大，其势力基本覆盖了整个四川盆地。在春秋早期，杜宇氏禅位于治水有功的蜀相鳖灵。鳖灵建立了开明王朝，定都于广都。

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开明九世开始仿效华夏礼乐制度，并把都城从广都迁往成都。

当时，古蜀国北边“以褒斜为前门”，与秦国接壤。南边以“熊耳、灵关为后”，与越族相邻。西面依靠九顶山、峨眉山。东边接于巴族，以“工、潜、绵、洛为池泽”，利用江河之便利发展渔业。

公元前316年，秦国从石牛道讨伐蜀国。秦国攻占蜀国后，设蜀、汉中两郡。蜀地逐步实行秦国的制■岷江源度，开始进入封建社会。

秦昭襄王至秦庄襄王年间，李冰担任蜀郡太守，采取了许多开发蜀地的重大措施，比如修建都江堰，疏通检、郫二江，使成都平原日渐富饶。太守　原为战国时期郡守的尊称。西汉景帝时，郡守改称为“太守”，为一郡之最高长官，除治民、进贤、决讼、检奸外，还可以自行任免所属掾史。历代沿置不改。至隋代初期遂存州废郡，以州刺史代郡守之任。此后太守不再是正式官名，仅用作刺史或知府的别称。明清时期则专称知府。

古代蜀地非涝即旱，有“泽国”、“赤盆”之称。古蜀先民世世代代同洪水作斗争。

发源于成都平原北部岷山的岷江，沿江两岸山高谷深，水流湍急。到灌县附近，进入一马平川，水势浩大，往往冲决堤岸，泛滥成灾。从上游挟带来的大量泥沙乱石也容易淤积在这里，抬高河床，加剧水患。

特别是在灌县城西南面，有一座玉垒山，阻碍江水东流，每年夏秋洪水季节，常造成东旱西涝。

李冰上任之后，便了解水情民情。他同儿子二郎一起到岷江沿岸考察，听取当地民众的意见，勘察地形，研究治理岷江的办法。■都江堰宝瓶口

李冰在仔细察看了地形后，决定凿开玉垒山，分洪减灾，引水灌田。动工以后，大批的农民和工匠，有的凿石，有的抬石，干得热火朝天。但是石头坚硬如铁，一天干下来，石头没开多少，工具倒损坏了许多。

看到这种情况，李冰几经思考，想到了一个办法：先在石头上凿条沟，然后在沟里和石头缝中填上干草，上面再加满树枝、木柴，点火焚烧。石头受热便浇水使之裂开，这样再凿便省劲多了。

照此法干活，工程进度果然大大加快。没过多久玉垒山便被掘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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