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之满,萧枫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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遐迩闻名的巨商名贾（上）试读：
《话说中国》丛书编委会
主 编：林之满 萧 枫
副 主 编：魏茂峰 李亚辉 竭宝峰
编 委 会：（排名不分先后）
何 莎 刘连旺 常志强 刘 俊 王 蓓
刘海生 王艳芳 周艳云 李丽丽 刘 洋
陈时雨 吴良克 刘一石 刘 永 宋春正
崔文君 邵 军 石 怡 贺小刚 樊景良
赵明明 于 洋 姚 志 严 鹏 王 军
陈 凤 李 忠 陈 莹 付中天 杨坦然
单而辉 孙德民 于 武 赵 明 童恩中
杨迪穆 郝 纯 胡 凯 邓俊华 夏正言
鲁正华 罗致平 王洪源 于 斌 曹成章
黄 铸 白红艳 钟 涛 韩 磊 罗晓宇
编写说明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灿烂文明史、又充满着生机与活力的泱泱大国。中华民族早就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前仆后继，绵延百代。著名科学史家贝尔纳曾说：“中国在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人类文明和科学的巨大中心之一。”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曾创造了无数的文明奇迹。
中国的历史是一部生动的、博大精深的启迪心智的教科书。中国历史是独树一帜的东方文明史。承载中华文明的中国历史，在她形成发展的曲折而漫长的过程中，从未中断过。她虽然历经坎坷，备尝艰辛，却始终以昂首挺立的不屈姿态，耸立在亚洲的东方。即使从19世纪上半叶开始的对中华文明一个多世纪的强烈冲击和重重劫难，也没有使曾创造过辉煌的中华文明沉沦，反而更勃发了新的生机。《话说中国》丛书将中华民族的辉煌与挫折、统一与分裂、前进与倒退、战争与和平、正义与邪恶，放在对立统一的辩证过程中，逐一展现。《话说中国》丛书是一幅历史长卷，共分50卷100分册，具体内容如下：
第1卷 文明开放的天朝大国（上、下册）；
第2卷 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上、下册）；
第3卷 分分合合的朝代更替（上、下册）；
第4卷 改变时局的历史事件（上、下册）；
第5卷 独掌乾坤的历代帝王（上、下册）；
第6卷 宠辱一身的历代皇后（上、下册）；
第7卷 治国安邦的历代名臣（上、下册）；
第8卷 一尘不染的历代廉吏（上、下册）；
第9卷 尔虞我诈的宫廷政治（上、下册）；
第10卷 源远流长的远古文明（上、下册）；
第11卷 稳步发展的社会经济（上、下册）；
第12卷 日趋活跃的商业贸易（上、下册）；
第13卷 刀耕火种的古代农业（上、下册）；
第14卷 穿越时空的天文历法（上、下册）；
第15卷 独领风骚的古代医学（上、下册）；
第16卷 独具一格的古代数学（上、下册）；
第17卷 日新月异的古代物理（上、下册）；
第18卷 领先世界的古代化学（上、下册）；
第19卷 独树一帜的中国地理（上、下册）；
第20卷 震惊世界的科技发明（上、下册）；
第21卷 光耀世界的科技名家（上、下册）；
第22卷 惊心动魄的经典战役（上、下册）；
第23卷 智虑谋深的军事名家（上、下册）；
第24卷 影响深远的军事思想（上、下册）；
第25卷 精华荟萃的中国兵书（上、下册）；
第26卷 严密精深的军事制度（上、下册）；
第27卷 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学（上、下册）；
第28卷 享誉世界的文学名著（上、下册）；
第29卷 天马行空的神话传说（上、下册）；
第30卷 绝唱天宇的中国诗歌（上、下册）；
第31卷 脍炙人口的中国词赋（上、下册）；
第32卷 千古流传的民间文学（上、下册）；
第33卷 龙飞凤舞的中国书法（上、下册）；
第34卷 绚丽多彩的中国绘画（上、下册）；
第35卷 凝固不朽的中国雕塑（上、下册）；
第36卷 蜚声中外的中国建筑（上、下册）；
第37卷 低徊狂放的中国音乐（上、下册）；
第38卷 摇曳多姿的中国舞蹈（上、下册）；
第39卷 异彩纷呈的民间艺术（上、下册）；
第40卷 美轮美奂的中国戏剧（上、下册）；
第41卷 妙趣横生的艺坛典故（上、下册）；
第42卷 彪炳史册的古代典籍（上、下册）；
第43卷 震聋发聩的思想文化（上、下册）；
第44卷 浑厚深沉的中国哲学（上、下册）；
第45卷 定格历史的史学名著（上、下册）；
第46卷 百花齐放的古代教育（上、下册）；
第47卷 风格迥异的古代民族（上、下册）；
第48卷 遐迩闻名的巨商名贾（上、下册）；
第49卷 传诵千古的历史掌故（上、下册）；
第50卷 扑朔迷离的千古奇案（上、下册）。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历史使人明智。”历史的经验是前人付出巨大的代价才总结出来的。历史经验包蕴着发人深思的哲理。要深刻地了解现实，理智地面对将来，就应当自觉地回顾历史。现代人只有了解历史，才能感受历史启迪现实的无穷魅力。惟有从历史经验这里感知杂乱纷纭的现实，才能体会历史智慧的美感与简洁感。
这种由历史引发的智慧、魅力与美感，对丰富一个人的生命内涵，提升一个人的素质，是非常重要的。人的素质的基本内涵应该是人文素质。一个人的人文素质是由他所属的民族几千年文化创造的基因，积淀在他的血液和灵魂中形成的。人文教育以文史哲为主体，对人的素质提高具有特别的价值，而中国历史恰恰正是文史哲三位一体的糅合和载体。只有了解了中国的历史，才能树立民族自信心，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才能以他们的不断传承和新的创造，继续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在共同的血脉上发展起来的13亿中国人和5000万在世界各地的华人，都应有这样的共识，都应当承担这样的责任。《话说中国》丛书把传统的教育和未来的展望有机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引导当代中国人顺应悠久古老的中华文明融注世界发展的现代潮流。
由于丛书篇幅宏大，编写时间又较为仓促，书中难免存在各种疏虞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话说中国》丛书编委会2008年2月
一、先秦名商
“陶朱公”范蠡
兴越灭吴任谋臣
范蠡（前533～前452），字少伯，春秋末期楚国宛邑（今河南南阳一带）人。他出身于平民之家，少时过着相当贫困的生活，后被越王勾践起用，助越灭吴。功成身退，泛舟于江湖，以经商致巨富，称“陶朱公”，被后世商人视为鼻祖，得到后人的好评。
范蠡年轻时颇有才学，狂放不羁。当时在宛邑任宛令的文种，闻听范蠡的名气，派小吏代己登门拜会，范却避而不见，小吏回来后不满地说：“范蠡是国中狂人，向来这等傲慢无礼。”文种笑道：“我听说有杰出才能的士人，都会被人看作佯狂；胸怀独到见解的人，也常会受到他人的毁谤，这是因为你们普通人无法理解他们。”于是文种亲自趋车去看望范蠡。范蠡起初依旧避开，后得知文种是独自驾车来的，深感其意诚，便向兄嫂借了衣冠，穿戴整齐地出来见文种。两人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从此结成至交。
范蠡根据自己平时对天下大势的观察和分析研究，告诉文种，中原文化在南移，继长江中游楚国一带逐步得到发展之后，下一步将是长江下游地区开始进入先进的行列。他约文种一同东下，到长江下游地区这个充满希望的地方寻找机会干一番大事业。文种觉得他的预见很有道理，欣然应允，很快辞去官职，与他一道沿江东下。两人先来到吴国，欲辅佐吴王夫差，但得不到夫差的重视，于是离开吴国继续南行，到达越国都城会稽（今浙江绍兴）。
当时的越国是一个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小国，到处都是未开垦的荒地。越王勾践很赏识范蠡和文种，很快封他们为大夫。勾践经常找范蠡谈军国大事，要他出谋划策，范蠡则知无不言，尽心谋划。由于他具有丰富的政治、军事、经济、天文、地理等方面的知识，并明察天下大势，所以成了勾践的主要谋臣。君臣相得，同心协力，越国很快在各个方面都有了起色。
勾践即位3年之后，听说吴王夫差正积极练兵，准备报当年吴越木隽李之战，吴王阖闾负伤致死之仇。勾践为防越国受攻击，打算先发制人，攻打吴国。范蠡看出勾践有些骄盈自满，认为越国实力不足，发动战争势必失败，于是极力劝阻勾践，说此时兴兵，天时、人事都对越国不利，是“逆于天而不和于人”。勾践不听，范蠡再谏。勾践面露不悦地说，“勿庸再言，吾意已决”，接着兴兵伐吴。周敬王二十六年（前494），吴、越两军大战于夫椒（太湖一山名），越军果然大败。
勾践带领5000残兵退守会稽，被夫差率领的吴军团团包围。勾践急忙召文种等大臣谋划对策，并对范蠡说：“我没有听从你的忠告，以至于此。现在该怎么办呢？”范蠡回答：“事到如今，只有卑辞尊礼，献上金玉美女向吴王求和了。”勾践这次依从了范蠡的建议，派文种向夫差求和。夫差起初不肯与和，文种便用美女珍玩贿赂吴太宰伯喜否，请他帮助游说夫差。后来夫差同意受降，但条件是勾践要亲自来吴国充当人质。
勾践赴吴国之前，想让范蠡为相留守越国。范蠡推辞说：“治理国家，督率百姓，我不如文种；指挥打仗，当机立断，文种不如我。”勾践接受了范蠡意见，留下文种守越国，带范蠡同去吴国。
到了吴国，勾践、范蠡被迫干起了仆役的差事，为吴王夫差驾车养马，其余时间就被软禁在石室之中。夫差听说范蠡是个贤才，想招降他，便在召见勾践、范蠡时，劝谓范蠡说：“寡人听说贞女不嫁破亡之家，仁贤之士不留绝灭之国为官。现在越王无道，越国将亡，你和越王皆在吴为奴仆，被天下人耻笑。我想赦你之罪，你能改过自新、弃越归吴吗？”范蠡回答：“我也听说亡国之臣不敢谈政事，败军之将不敢言勇。我在越国已不忠不信，以至于让越王敢于违抗大王的号令，与大王用兵动武。现在失败了，君臣俱降，蒙大王鸿恩，保我君臣性命，我愿为大王服役奔走，但不做官。”勾践原以为范蠡会顺从夫差离自己而去，正伏地流泪，听了这番话才放下悬起的心。夫差知道范蠡意志甚坚，不可能强迫他为臣，就说：“你既然不移志向，我也只好把你重新送回石室了。”范蠡说：“大王请便。”于是范蠡、勾践重回石室，继续为夫差服役。
这样过了3年，范蠡一直陪伴着勾践在吴国受苦，毫无怨言，并不时为勾践出谋划策，让他千方百计取悦于夫差，从而使夫差确信勾践君臣已彻底臣服，便将他们释放回越国。
回到越国后，范蠡与文种等大臣辅佐勾践励精图治，下决心复兴越国，范蠡主张顺应天时，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以使“田野开辟，府仓实，民众殷，藏富于民”。听了他的建议，勾践感叹说：“我的国家就是你的国家，你已为我筹划了一切！”由于君臣亲密合作，越国的经济、文化迅速发展起来，逐步赶上先进的中原地区的水平。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范蠡也全力以赴地练军养士，准备将来征伐吴国，报丧国失地之仇。他从自己的家乡楚国请来熟练的铸剑工人和百发百中的射箭能手，组织起一支兵锋刃利、能攻善守的精锐之师。经过十多年的建设，越国变得富强起来，且上下一心，团结一致，时刻准备伐吴。
周敬王三十八年（前482），吴王夫差带领精兵北上，到宋国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与晋、鲁等国诸侯会盟，吴国内仅剩老弱之兵。范蠡认为吴国防守薄弱，伐吴时机已到，建议举兵。勾践依范蠡之计率越军伐吴，果然大获全胜，一举攻人吴国都城姑苏。夫差闻讯大惊，急忙赶回吴国，向越国求和。范蠡自度越国此时灭吴力量尚不足，遂许其求和。
周元王元年（前475），勾践再次率兵伐吴。吴军由于连年征战，精锐尽战死于齐、晋等国，吴国民众也已疲惫不堪，故抵抗能力大大降低。越兵大破吴兵，姑苏也被越兵围困了3年。吴王夫差躲在姑苏山上，派使者向越求和，要求象他当年在会稽时赦勾践一样赦免他。勾践心存恻隐，欲同意吴国求和。范蠡进谏说，“难道大王忘了会稽之耻吗？是谁使我们席不暇暖，寝不安枕，与我们争三江五湖之利呢？不正是吴国吗？经过22年的筹划和艰辛才得到今天的一切，怎么可以一朝放弃呢？”勾践觉得范蠡讲得有理，但又不愿亲自回绝吴使。范蠡于是出面告诉吴使，越不允吴的求和，让吴使快回去，否则就对他不客气了。吴使流泪而去，范蠡督师继续进攻，一直打到吴国王宫前。太差被迫自杀，吴国从此灭亡。
灭吴之后，勾践任范蠡为上将军，命他率越军过长江、渡淮河北上，与楚、齐、晋等大国较量。越军“横行江淮之上”各诸侯国自忖实力难敌，遂纷纷请和。勾践乘胜北上，与诸侯会盟于徐州，被推为盟主。在范蠡的谋划下，勾践采取了“抑强扶弱”之策，把宋、鲁等小国以前被大国夺去的土地归还原主。范蠡由此受到人们的普遍敬重。
泛舟北上成巨商
勾践大功告成，复国宿愿已偿，且成了天下霸主，于是大宴群臣庆功。群臣个个欢欣鼓舞，纷纷举杯向勾践敬酒道贺，勾践反倒面无喜色，沉默寡言，似乎心有未了之事。范蠡看出了勾践的心事，知道他此时已经野心膨胀，只想着开疆拓土，扩大势力范围，如若有人谏言劝阻，定会招来杀身之祸。越国已不可久留，范蠡决定离开勾践另谋前程。
不久，范蠡向勾践辞官，他说：“我听说为人臣者，君忧臣劳，君辱臣死。从前君王受辱于会稽，为臣之所以不死，是为了来日复国报仇。现在目的已达到，我的义务也尽完了，所以前来向您请求辞职远行。”勾践拒绝了他的辞职，还以他走就斩其全家老小相威胁。但范蠡主意已定，还是偷偷乘船离开越国。临行前，他写信留给文种，提醒朋友：“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鹰眼狼步，只可与其共患难，不可与其共安乐。你若不走，迟早会遇危险。”文种不信此言，后来果然被杀。
范蠡一叶扁舟，出三江，入五湖，北上来到齐国。他怕自己名气太大招惹麻烦，便隐姓埋名，自号“鸱夷子皮”（鸱夷即牛皮）靠经商为生。他之所以选择经商之路，是受计然的影响和启发。当年勾践被夫差围困于会稽时，计然也曾为其出谋划策，主张以发展生产、繁荣市场经济促进越国尽快富足，并提出了经商七策。主要是：掌握商品的生产季节和社会需求关系，以明了市场供需行情；根据日月运行对农业的影响，抓住规律，做好迎接水旱之灾的准备；粮价随年成丰歉涨落，但不能没有限度，谷贱伤农，会导致农民破产土地荒芜，太贵则商人吃亏不肯经营，市场就要萧条，应该在每斗30～80钱之间波动；物价合理，于农于商都有利，又可保证国家税收和市场供给；囤积货物应选择完好牢固可以久藏易售之物，才不会损坏或滞销，容易腐败或损坏之物不要久藏和囤积以求高价；要掌握物价涨落的趋势，涨到极限时，就应把囤积的货物视为粪土迅速抛售，跌到极限时，就应把货物视为宝玉快速收购，钱财货币只有流通才能带来利润，不能藏着不用。计然的策略应用于越国大见成效。范蠡认为治国与治家道理相通，在灭吴兴越后，他决定弃政从商，按计然的七策发家致富。他曾感慨地说：“计然的策略有7项，越国仅用了5项就已如愿复仇。他的策略已行之于国，我要把它行之于家。”
范蠡在齐国经商，同时也耕种一些田亩。由于他经营有方，几年之后，居然成为积财数十万的大富商。齐王听到他的名声，聘请他为相国。范蠡喟然叹道：“居家富有千金，居官位至卿相，这是普通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地位了，久享此尊名，乃是不祥之兆。”他谢绝了齐王的聘请，把财产分给同乡好友，仅带着贵重珠宝，悄悄离开了齐国。
范蠡又迁到陶邑（今山东济阳），称“陶朱公”。他看中陶邑。是因为它在地理位置居天下之中央，道路四通八达，与各诸侯国往来方便，是经商的极好地方，在这里范蠡囤积货物，垄断居奇，把握时机，聚散适宜，而且选择助手时能知人善任，大胆使用，出点差错时也不苛责，使人人尽效其力。很快，他的产业得到发展，获取了丰厚利润，19年内，曾3次获利千金。他很慷慨大方，经常向贫穷的朋友和远房同姓的兄弟馈赠钱财，受到众人的尊敬爱戴。他年老力衰后归隐田园。子孙承业继续经商，财富不断增加，以至于积累下上亿的金钱和家财。因此，后世人只要说到历史上的巨富，都要提到“陶朱公”。“陶朱公”三个字几乎成了富商大贾的代名词。
决胜商场的四大法宝
范蠡经商得以成功，主要有四大法宝：
首先他善于选择四通八达的理想经商之地。史载范蠡当年之所以定居于陶，是因为看中陶乃“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之地。用今日的话来说，经商的地点应选择水陆交通便利，而又人来客往的贸易集散中心。它既可及时了解到各地的商品信息，而又利于转运买卖，成交量大，有着繁荣理想的贸易市场，这是经商成功的基础。
其次，范蠡注重治产积居，与时逐利。范蠡指出“地能包万物以为一，其事不失，生万物，容畜禽兽，然后受其利，美恶皆成以养生”。认为人所依赖的物质生活资料，都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因此商人必须“因阴阳之恒，顺天地之常”，治产积居，以兼得万物之利。《史记》载范蠡初适齐，“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迁陶，又“复约要父子耕畜”，说明他是先治好业产，然后才与时逐利的。在具体经商活动中，范蠡强调审时度势，“时不至，不可以强生；事不究，不可以强成。”他还进一步提出商海中“时将有反，事将有间”，“得时不成，反受其殃”。商人必须善于思考，抓住时机，利用商情变化的某些空隙（即“有问”）机会，明智地及时把商品购入或抛售，以获取利润。
尤为重要的是，范蠡有一套合理有效的营销策略和经营之道，归纳起来，可有以下几种：
1.“务完物，无息币”。
主张成本占有量要最少，占用期要最短，商品不要积压，以避免浪费、贬值。用现在的说法，就是成本占用率要最低，商品周转率要最快，才能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
2.“逐什一之利”，“无敢居贵”。“逐什一之利”，即薄利多销。“无敢居贵”，即货物不要囤积居奇，奇货可居，要抓住时机，“候时转物”加快货物周转，必须有一套适应市场发展变化的灵活的营销策略。尤其是对那些易耗、易变、易损商品，更要如此，如范蠡所说，“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
3.“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
要掌握好营销时机，见机而行，使“财币欲其行如流水”，要加快资金和货物的周转。
4.“富好行其德”。
一般商人常常唯利是图，有的甚至为富不仁，为了追逐财利，不惜坑蒙拐骗，所以中国有“无商不奸”的说法。而范蠡则不同，他经商致富之后，“富好行其德”，“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仗义疏财，慷慨地将财产分与别人。这表明范蠡的人格高尚，品德很好，是一位超凡脱俗之人，更令世人敬佩不已！
此外，范蠡还重持盈、定倾和节事，能择人而任。范蠡在与越王勾践谈论国事时，曾一再指出“国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倾，有节事……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认为“天贵持盈。持盈者，言不失阴阳、日月、星辰之纲纪。地贵定倾。定倾者，言地之长生丘陵乎？均无得宜……人贵节事。节事者，言王者已下公卿大夫当调阴阳和顺。天下事来应之，物来知之，天下莫不尽其忠信，从其政教，谓之节事。”范蠡主张要国家保持富强（持盈）自应顺应“天道”，并尽力避免出现危机局面（定倾），同时还应调节好政治事务（节事），说的虽属明主、君王的治国之本，但范蠡肯定会把它用于经商之道。他反复强调说“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必须采用任贤使能的用人原则。只有选任好“天下事来应之，物来知之，天下莫不尽其忠信”，既懂行熟悉商务，而又忠信可靠的能人（经纪人及合作商家），“则转毂乎千里外，货可来也；不习，则百里之内不可致也”。当然，经商时偶尔也会出现失误，范蠡也是宽容大度“不责于人”。唯有任贤使能，调度各方面的专长，方可在变幻莫测的商海中搏风击雨，永立于不败之地。
范蠡的经商致富之道，大凡为上述四大法宝的灵活运用。尤应补充一点的是，范蠡“富好行其德”，迁齐经商十九年中，曾三至千金，并屡次“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接济贫民而大得人心。故司马迁称范蠡“所止必成名”，这对今日也都有借鉴意义。
关于范蠡的后半生，还有这样一种传说，即范蠡当年是带着著名美女西施一道出走经商的。他们双双泛舟于江湖，协力经商致巨富，逍遥于天地自然之中，享尽了富贵与自由。不过这种传说并无史实根据，所以只能说它是人们富于浪漫色彩的想象。
吕不韦奇货可居
奇货可居
吕不韦（？～前235）是战国末年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235年。四通八达的优越地势，为濮阳人经商致富准备了天然条件，从而造就了一批商人。濮阳也就成为当时中国境内的一个商业都会。吕不韦就是在濮阳的一个家富千金的大商人的家庭里长大的。
吕不韦头脑灵活，重视研究商情，掌握信息。从各地贩进便宜的货物，然后以较高的价钱在当地出售，一买一卖之间获利甚丰，由于经营有术，终于成为拥有千金的大富商。
一次，吕不韦去赵国都城邯郸经商，他一面有一搭无一搭地做着生意，一面在歌舞场上、宴席之间寻找能实现一本万利的商品。
真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这种一本万利的货物终于被吕不韦发现了。有一天，吕不韦行色匆匆地跑回家来，急不可待地对他的父亲报告说：“我找到了一宗一本万利的生意。”“什么生意？”他父亲急切地问道。“春种秋收凭卖力气耕田能收到几倍的利？”“大约有十倍吧？”“贩卖珠玉珍宝能挣几倍利呢？”“百倍！”“那么，立主定国，把一个国家的头儿买过来能赚多少倍呢？”紧接着吕不韦提出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问题。
不难想象，听到这样的话，老吕头吓得目瞪口呆，停了半天才从嘴里挤出两个字：“无数……”
这个“无数”的含义，不知是指“立主定国”这种骇人听闻的生意，自己从来没听说过，心中“无数”，还是指这宗胆大的买卖，可赢利“无数”？反正老头儿对自己的儿子想干什么已经无法猜测了，只好听吕不韦自己亮出底牌。“当今之世，拼命种田，出死力耕作，到头来也只能混个吃饱穿暖。”吕不韦以教训的口吻说出了自己的打算：“若能定国立君，把一个国家的头儿买到手，不仅一生吃穿不愁，而且荣华富贵可泽及后世。我就想做这笔生意。”
听着吕不韦胸有成竹地一口气说出这么个惊人的计划，老头子瞠目结舌愣了半天，一句话也说不出。这个家富万金的大商人一辈子什么生意没做过，可是，买卖国君的交易却连想都没想过。见儿子竟有这么大的胆略和气魄，知道自己远远落后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大概只有自叹弗如的份儿了。
吕不韦向父亲报告以后，没有再停留，重新打点行装，离开残破的、岌岌可危的故国，返回邯郸。
吕不韦对他父亲说的，确实不是空话。他自己是心中“有数”的：他所谓的“定国立君”已经有了具体目标，他所要贩的货也早在邯郸待价出售。
吕不韦离开濮阳昼夜兼程赶赴邯郸。这时，邯郸和濮阳间已成为秦、赵之间的战场，需要穿过一道道秦军、赵军防线，有时还有魏军的军阵、防线，才能达到目的地。然而，这都没能阻挡住吕不韦的行程。他必须尽快回到邯郸，否则即将到手的宝贝就可能丧失。
到底是什么宝贝令吕不韦如此动心呢？原来这个宝贝不是别的，而是秦国的公子异人，即子楚。
异人，这是一个多么奇怪的名字。大概给他取这个名字的人，早就盼他有个不同寻常人的业绩吧？异人的经历果然与众不同。当吕不韦发现异人的时候，这个宝贝正在赵国为“质”。
吕不韦看中的异人，是秦昭王（即昭襄王）时期被秦国送到赵国来为质的一个秦国贵族，且是昭王的孙子。
异人在赵国首都邯郸为质的那几年，若是秦、赵两国关系友好，作为秦国王孙的异人自然会被奉为上宾。可是恰在此时，秦国和赵国的关系愈来愈紧张；咄咄逼人的秦军不断向赵地进攻，就在异人来赵国这一年，秦国就攻取了赵国的三座城。两国进入战争状态，为质的异人一开始就成了赵国的阶下囚。
可以想像：在战场上被秦打败的赵国，君臣们回过头来一定会拿人质出气：呵斥、凌辱尚不在话下，连食物的供应也难得保障，更不用说车乘用品了。这位落魄的秦国贵族，在邯郸活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自己的国家天天打胜仗，他却被扣在敌国，有国回不去，而且随时有被处死的危险。
异人身处逆境，又不是一个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人。这位秦昭王小老婆生的孽子不仅没什么本事、没什么志气，而且贪婪好色。被送到赵国来之前他就是个没出息的家伙，到赵国为质之后，更像丢了魂、落了水、断了脊梁的癞皮狗，战战兢兢，窝里窝囊地混日子。
中国古代经书之首的《易经》“否”卦《象》曰“否终则倾，何可长也。”意思是说物极必反，倒霉的事到了头必然向好的方面转化，即所谓“否极泰来”。正当异人困苦潦倒，囚居邯郸，归国无望，前景难以测定，心情几乎近于绝望之际，碰到了吕不韦，从此改变了命运。吕不韦当时正在邯郸一面寻欢作乐，一面搜索着得以使其富贵甲天下，泽可遗后世的一本万利的货物。初到邯郸，吕不韦就听说有一位秦国的贵族困居于此地，经过多方探听，他把异人的身世、家庭关系、目前处境以及此公的品性、爱好等等掌握得一清二楚。后来，他很容易找到一个机会见到了异人。当吕不韦一见到这位落魄的王孙之时，凭他多年经商的经验，一眼就看出：多方寻觅的宝贝就在这里！不由得脱口而出留下一句名言：“此奇货可居。”他回家向其父禀告的、可赢利“无数”的宝贝，就是异人这个“奇货”。
拍板成交
吕不韦再次回到邯郸时，已经是公元前262年（秦昭王四十五年）了。
回到邯郸后第一件事当然就是找异人谈判。因为如果结交下秦公子，将来就有可能以此为阶梯登上政治舞台。在吕不韦这个久居商场，善于辨别物品成色价值的大商人眼里，子楚算得上“奇货可居”了。
在拜访子楚时，吕不韦开门见山地说：“我能光大你的门庭。”子楚认为他不过是个被士人瞧不起的商人，就嘲笑说：“你还是先光大自己的门庭，然后再来光大我的门庭吧！”吕不韦正色说道：“你还不懂，我的门庭需要等你的门庭光大之后才能光大。”子楚听他这么一讲，也就明白了他的用意，也有心借助他的财力和能量起家，于是拉吕不韦坐下，两人深谈起来。
吕不韦说：“现在秦王老了，太子安国君眼看继承王位。我听说安国君的正夫人是华阳夫人，按惯例只有她的儿子才有资格立嗣子，但她却没有儿子。你们兄弟一共20多个，你排行在中间，并不受宠爱，又长久地在外面作人质。一旦大王死后，安国君继立为王，你是没有机会与日日在父王眼前的兄弟们竞争太子之位的。”子楚说：“是的，那么该怎么办呢？”吕不韦回答：“你很穷，在此作客，拿不出什么东西奉献给亲戚和结交宾客。我虽然也不富裕，但还是愿出千金为你效力，代你去秦游说，让安国君和华阳夫人立你为嫡嗣。”子楚听完这番话，跪地叩头说：“如果一切按你的计策而成功，我当政后，愿分秦国的土地与你分享！”于是吕不韦送500金给子楚，让他用于结交宾客扩大影响，自己以500金买了珍奇玩物，携带着赴秦国去游说华阳夫人。
到了秦都咸阳，吕不韦先去见华阳夫人的姐姐，将其买通。请她把自己备下的珍奇玩物献给华阳夫人，让她在华阳夫人面前夸赞子楚是个聪明有才能的人，结交的诸侯宾客遍布天下，而且身在异国为人质，日夜伤心思念父王和夫人，视夫人为自己的生身之母。华阳夫人收下厚礼，又听到上述一番话，十分高兴。她姐姐趁机进一步劝她说：“听说用美色来侍奉人的女人，一旦美色衰尽，宠爱也会随之减少。现在你侍奉太子，甚受宠爱，却无亲生之子，何不在众儿子中及早笼络有才能又孝顺你的人，推举他立为嫡嗣，这样丈夫在的时候，你受尊重，丈夫百年之后，儿子继立为王，你仍有依靠，终生不会失势。这就是所谓一言而能得万世之利的事情。在荣宠风光之时不抓紧办完根本大事，等到美色衰尽，宠爱减少之后，就是想多说一句话，也没有可能了。现在子楚既贤且孝，但却是排行在中间的男孙，依例不得立为嫡嗣，他的母亲又得不到宠爱，所以他想依附于夫人你。你若真能趁此时帮助他立为嫡嗣，可就终生有了依靠。”听了姐姐这番提醒劝告，华阳夫人认为非常有道理，便立刻去向安国君求情。安国君向来依从她的愿望，也就答应了请求，立子楚为嫡嗣，并把这一决定刻在玉符上作为日后的凭证。安国君和华阳夫人还送了很多东西给子楚，并请吕不韦回赵后全力辅助他。
桃色交易
吕不韦回到赵国后，经常与子楚一同饮酒，谋划政事。不久，秦赵之间发生了长平之战。
长平大战期间，异人自然无法飞越战场返回秦国。而在长平战后，秦军紧接着就向赵国首都邯郸逼进，赵国国王也就改变主意，禁止异人回国。
异人不能回国，无可奈何地在邯郸混日子。吕不韦也在邯郸替异人寻找机会逃出赵国。就在这期间，吕不韦和异人又成交了一笔生意：
吕不韦在邯郸，早选中了一个姿容艳美又善舞的年轻女子与其同居——这女人的名字，可惜现已不可考，姑且称她为邯郸姬吧！有一天，邯郸姬告诉吕不韦说，自己已经怀孕，肚子里有了吕不韦的孩子。吕不韦听到后，立刻计上心来，当晚就请异人到自己和邯郸姬的住宅饮酒。
贪杯好色的异人得知吕不韦宴请，当然欣然赴约。这一次不同以往，在宴席间不仅有美酒佳肴，还有一位妖冶、风流、艳丽动人的少妇陪伴饮酒。大概第一眼看到这位美人，异人的魂被勾走了。几杯酒下肚，更不能自持，仗着酒盖脸，也未及问清楚这女人和吕不韦的关系，就起来向主人请求：“把这个美人赠给我吧！”异人涎着脸，无耻地向吕不韦提出要求。“岂有此理！”吕不韦心中暗自欣喜，但表面上却装出一副生气的样子，呵斥他道：“这是我的姬妾，你如此无理，我决不饶你。”说着就装模作样地要与异人拼命、绝交。异人吓得连连请求宽赦，但好色之心仍促使他死皮赖脸地向吕不韦要这个美人。“既然我已破产弃家为你奔走，也没什么舍不得的了！”经过一番拿捏，吕不韦最后以无可奈何的口气叹道：“既然你喜欢她，我就送给你了。”
吕不韦的“慷慨”、“大度”几乎使色迷心窍的异人感激零涕，恨不得跪下来给他磕几个响头，心中充满感恩之情，欢欢喜喜、心满意足地把那位风流、标致、肚子里怀着吕不韦孩子的邯郸姬接回了住处。在烽火连天的邯郸城里过起“恩爱夫妻”的生活了。
这是吕不韦的又一笔投资，它的效益要在异人下一代国君身上收回。
吕不韦在邯郸一面与异人做着风流的生意，一面紧密注视奏、赵间战局的发展。
长平大战之后，被白起有意放回的士卒仓惶逃进邯郸。他们拖着残废的身子向人们描述着四十万赵军被活埋的残酷一幕，消息一经传开，赵国首都一片惊惶，举国一下进入备战状态。对于吕不韦来说，这种形势则是喜忧参半，喜的是秦军战胜，于将来称王的异人无疑有利，忧的是当前赵国失败，当然不可能轻易放归异人。而异人的命运就是吕不韦的命运，他自然不能不以全部精力关注着秦、赵的战局。
不过不管形势如何紧张，异人依然过着花天酒地的日子。自娶了邯郸姬之后，守着妖冶的美人，这个花花公子在外寻欢作乐的时间似乎少了一些。一年以后，公元前259年（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邯郸姬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政”，称嬴政。因生在赵国，又名赵政。他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当然，异人想不到这个“政”居然是吕不韦的种子。
人生转折
当秦军进攻邯郸之时，赵国就对异人加紧控制。到秦昭王五十年，赵虽不断挫败秦军进攻，但终不能使秦撤兵。在秦军进攻之下，赵孝成王决定杀掉异人泄愤。幸亏赵国内部发生矛盾，使赵孝成王杀异人之念迟迟未能兑现。吕不韦给的钱使异人在赵结交宾客又起了作用，在赵王还没有来得及杀死异人之前，消息就传到异人和吕不韦耳中，他们知道邯郸已不能再停留，决定伺机逃走。吕不韦在关键时刻出谋并秘密活动，拿出六百金贿赂监视异人的赵国吏卒。果然，钱在关键时刻充分发挥了作用，拿到钱的赵国吏卒痛快地将异人放走。
异人得到逃走的机会，也顾不上美丽的邯郸姬和幼小的儿子，匆匆忙忙地离开赵国的监管地，飞快地与吕不韦溜出邯郸城，投向秦军驻地。幸好秦军与赵军暂时处于休战状态，秦军前线将领就令人护送异人和吕不韦回到秦国首都咸阳。赵王得知子楚逃走，大怒，又想杀死赵姬和其儿子泄愤，但赵姬母子事先已藏匿起来，免于一死。
吕不韦陪着异人历尽千辛万苦、担惊受怕，惶惶如漏网之鱼地回到咸阳，第一要务就是见华阳夫人。这时，异人与自己生母夏太后虽也多年不见，而且她也在宫内，但因她不受宠仍在冷宫备受凄凉。吕不韦和异人也顾不上那么多，对她只是置若罔闻，首先要向有权有势的华阳夫人讨好。
有华阳夫人的厚爱，子楚作为安国君的太子的地位当然也更加巩固。原先令华阳夫人担心的子亻奚，继承王位的可能性也愈来愈小了。在赵国充当人质的落难公子异人，终于在吕不韦的导演下回到咸阳的宫中。
华阳夫人对子楚有好感，认为他聪明好学，不断在安国君面前夸奖他。
在华阳夫人的趁机怂恿下，安国君最后终于下定决心：宣布子楚代替子亻奚的地位，成为太子。
从此，异人便心安理得地在宫中等待。他要等着年老的秦昭王死后，把王位让给父亲安国君。然后再等安国君死后，自己登上王位。虽说这个目标似乎有点遥远，但异人信心十足，因为当时的王位是年迈的爷爷昭王坐着，而尚未即位的父亲安国君就已四十七岁。谁都看得出，安国君即使登上王位，这个淫佚成性的王储也不会在国王的位子上坐长久。凭异人比较年轻这一条件，等待是大有希望的。但最盼望异人取得秦国王位的还是吕不韦。他所有的投资都是靠异人登上王位才能收回。是一本万利还是输个精光，关键在于异人的即位，所以，在异人漫长的等待期间，吕不韦一定是左右不离地守着他的“奇货”，共同渡过那焦灼、难耐的时光。
6年之后，秦昭王去世，太子安国君即位，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赵国为与秦国交好，便把子楚的夫人和儿子送回秦国。安国君即位不久便去世了。太子子楚登上王位，即秦庄襄王。吕不韦殚精竭虑扶持子楚的目的终于达到了。
入秦为相
庄襄王即位后，尊华阳夫人为太后，并遵守他对吕不韦许下的诺言，拜吕不韦为丞相，封他为文信侯，食邑河南、洛阳10万户。从此，吕不韦开始掌管秦国军政大权，成了名副其实的商人政治家。
庄襄王即位仅两年有余就去世了，接替王位的是赵姬所生的嬴政。秦王政初立时年仅13岁，拜吕不韦为相国，尊称他为“仲父”。由于秦王赢政年幼，所以到秦王嬴政九年（前238）他长大亲政为止，这段时间实际上是吕不韦在当政，执掌着战国七雄之首秦国的所有权力。一个商人取得这样的地位，这在先秦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吕不韦本是富商，贵为相国后，更是富可敌国，仅家中僮仆就有万人之多。他还适应当时贵族养士的风气，用钱财广招天下宾客，罗致食客3000人，并组织宾客中有学问者，合编出一部综合性的学术巨著《吕氏春秋》。该书被视为杂家的代表作。吕不韦这样做，大概也有以学问靠拢士人之意，想借此改变自己因出身商贾而带来的卑贱的社会地位，使自己显得像个真正的贵族。
吕不韦执政期间，继续执行秦国既定的兼并天下的方针。他以李斯为谋士，蒙骜、王齿乞等为将军，蚕食诸侯土地。他曾亲率大军讨灭东周，使周王朝彻底灭绝。他还派蒙骛、王齿乞等人率军攻打魏、韩、赵诸国，屡战屡胜，并粉碎了各诸侯国的最后一次合纵，为后来秦王嬴政最终消灭六国扫清了道路。与此同时，吕不韦也加强了政治攻势，用各种手段从内部瓦解各国斗志，从而方便了秦国对各国的军事占领。可以说，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吕不韦是发挥了较大的作用的。
吕不韦居相位十余年，独揽秦国军政大权。当时秦王嬴政年龄尚小，无法亲政，只能依赖吕不韦。等到秦王政九年（前238），嬴政行了冠礼标志已经长大成人，他要亲理政事了。一个有雄心大志的君主，是不会甘心长期受人摆布的，而且嬴政早就看不惯吕不韦的某些作为了，于是两人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矛盾。
早在嬴政年幼时，吕不韦就时常与太后（赵姬）私通。随着嬴政逐渐长大，吕不韦怕自己与太后的私情被他发现，引来灾祸，就从门客中选了一个叫嫪毐的壮汉来代替自己，让他假装太监，入宫服待太后。嫪毐得到太后宠幸后，被封为长信侯，开始干预政事。嬴政对此很不满，因嫪毐是吕不韦的门客，这种不满就转移到吕不韦身上，从而加速了他与吕不韦之间矛盾的激化。秦王嬴政九年，有人向朝廷告发嫪毐不是太监，且常常与太后私通。嬴政得到报告后，准备治嫪毐的罪。嫪毐知道自己处境危险，抢先发兵叛乱，结果被早有所防备的嬴政一举扑灭。这件事自然要牵扯到吕不韦，嬴政杀戮完嫪毐的三族，本想把吕不韦也一同除掉，但又顾念吕不韦侍奉先王功劳很大，而且还有不少人为吕说情，就暂且放过了他。一年之后嬴政免去了吕不韦的相位，命他离开咸阳，迁居到其封地洛阳去。
吕不韦到洛阳后，由于他过去的声望和影响，引来各地诸侯、宾客、使者络绎不绝地上门拜访。如此过了一年，吕不韦的联系甚广，周围又聚集起很多人。嬴政担心他会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东山再起，成为祸患，下令把吕不韦和家属流放到蜀地（今四川一带）去。吕不韦知道自己已穷途末路，就饮鸩酒自杀身亡。
二、明清名商
沈万三财权联姻
精于理财
沈万三（1317～1372）是江南地区一个家喻户晓的大富翁，但关于他的身世与经历，比如他是如何成为江南首富，为何遭祸而流放云南边陲。至今还是困惑难解的谜。各种各样的传说与轶闻，给这个民间财神般的人物平空添了几分神秘莫测的色彩。
我们还是先来看看沈万三的身世。沈万三本名沈富，生于1317年。据《周庄镇志》记载，沈万三原籍不在江苏省，而是在百里之外的太湖南岸浙江吴兴（今湖州）南浔的一个名叫沈家漾的小村子里。元至顺元年（1330），沈万三之父沈佑举家由沈家漾迁居至时属平江路（今苏州）长洲县的周庄东坨。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昆山人卢耒员为沈万三之孙沈庄撰写的墓志铭中叙及：“其先世以躬稼起家。曾大父佑，由南浔徙长洲，见其地沃衍宜耕，因居焉。”可见，沈氏在南浔居住时仅是以躬稼为业的农民，因家乡生活困苦，迫不得已之下，才流徙至长洲定居安家的。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沈万三的家族世系。
沈佑，沈万三之父。《周庄镇志》卷四云：“（沈富）父佑元季由湖州南浔镇徙居镇之东坨，以躬耕起家。”可见，沈氏家族在沈佑一辈中尚是勤俭耕种的农家，并没大富。由于沈佑是个耕作里手，把别人不要的“污莱之地”收进来，精耕细作，合理施肥，粮食丰收，家境由此好转。沈佑生有沈富与沈贵两个儿子。
沈贵，沈万三之弟，《周庄镇志》云：“沈贵字仲华，以万三之弟故称万四，初居东坨，继迁白蚬江滨之黄墩港。”两人虽是亲兄弟，但秉性志趣却迥然不同。沈万四潇洒超脱，爱好艺术，曾跟从著名艺僧温日观学习书法，深得其飞白书体之精髓，并有多件书法作品传世。他见其兄万三痴迷于经商敛财，曾作诗劝阻：锦衣玉食非为福，檀板金樽可罢休。何似子孙长久计，瓦盆盛酒木棉裘。
可万三并没有领会其诗中的禅意，照常忙于敛财。沈贵仰天长叹，自觉祸不可免，遂隐迹于终南山，“不知所终”。传说他在万三流放后看破红尘，遁入空门，念经作画，了此余生。他生有两子，长子叫沈德昌，次子叫沈汉杰。
元末沈佑、沈万三父子由湖州南浔迁移入籍到东坨村，人丁始盛，遂成市镇，取名周庄。《周庄镇志》卷二云“周庄以村落而辟为镇，实沈万三父子之功。当时镇西半皆墓地。人烟所萃，惟严字一圩。其东南隅曰东坨，万三住宅在焉。西北半里许即东庄地及银子浜，仓库、园亭与住宅互相联络……”明人杨循吉曾到过周庄东南沈万三的住宅遗址，在《苏谈》中谈及：“沈万三家在周庄，破屋犹存，亦不甚宏壮，殆中人家制耳。”顾震涛也认为：“元沈万三宅在周庄，甚小。”可见，沈万三确实不像大多数土财主，有钱就大兴土木，置田购地，把活钱变成死钱，他具有很高明的理财才能，大多数资本都在外面周转，在多种生意上赚取更多的利润，使财富不断增殖，这就是他能成为江南首富的原因之一。
位于周庄镇南市街的沈厅是明代初年江南首富沈万三晚年的居所，盘桓其中，的确可以感受到一个贫穷的移民家庭传奇般地转变为江南首富家族的那种恢宏的气度与高瞻远瞩的理财头脑。
迅速致富
元末沈万三之父沈佑为生计所迫，举家由湖州迁居长洲时，只是一个贫困潦倒的农民。但在沈万三的经营下，短短数十年间就成了天下闻名的“江南第一富豪”，连身处深宫的马皇后也说他“其富敌国”，可见他的巨富是世人皆知的。那么沈家是如何由一个贫穷的移民家庭转变成江南首富家族的呢？
沈万三迅速致富的首要方式是地租和高利贷。
弘治本《吴江志》载，陆道源“悉以田产送沈万三家”，而沈氏家族也趁元末战乱频仍，土地关系发生变化之机，将一部分失去业主与佃户的田地占为己有，并进一步兼并土地，最后拥有了数千顷良田。因此在沈氏的收入中，有一部分应是地租收入，而且数目不小。
另外，沈万三还从事高利贷经营，明人董谷《碧里杂存》上载：
沈万三秀者，故集庆富家也，赀巨万万，田产遍天下，余在白下，闻之故老云，今之会同馆即秀之故基也。太祖高皇帝尝于月朔召秀，以洪武钱一文与之，曰：“烦汝为我生利，只以一月为期，初二日起至三十日止，每日量一对合。”秀忻然拜命，出而筹之，始知其难矣。盖需钱五万三千六百八十七万零九百一十二文，今按洪武钱每一百六十文重一斤，则一万六千为一石，以石计之亦该钱三万三千五百五十四石四十三斤零，沈虽富，岂能遽办此哉。圣祖缘是利息只以三分为率，年岁虽多，不得过一本一利，著于律令者此也。
连朱元璋都让沈万三以钱生息以定利率，可见沈是当时的大高利贷者是非常可能的。况且在元代，高利贷是非常盛行的，诗人元好问称之为“羊羔儿息”，认为它“岁有倍称之积，如羊出羔”。兼营获利颇丰的高利贷是沈氏家族暴发致富的一条捷径。
此外，沈万三也还以通番贸易来致富。如《吴江志》载：“沈万三秀有宅在十九都周庄，富甲天下，相传由通番而得。”
江苏由于地处东南沿海，民间通番经商活动，古今不息，元末时期，正是通番商道异常活跃时期，众多商贾均涉足其中，作为“江南首富”的沈氏家族，又地处水陆交通十分便利的周庄镇，从事大规模的通番贸易，以获取暴利，也是情理中事。另外，孔迩在《云蕉馆记谈》中谈及沈万三“乃变为海贾，走徽、池、太、常镇豪富间辗转贸易至金数百万，因以致富”。可见，沈氏家族的海外贸易是与国内贸易相互结合进行的，而且从通过贸易活动积聚的数百万资财来看，海内外贸易是沈氏家族发迹致富的主要途径。
通过全面分析沈万三家族生活的历史背景与江南地区的经济地理环境，可以认为沈氏家族成为“江南第一富户”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沈氏迁居周庄镇，躬耕有方，勤劳力穑，奠定了沈家的基业；第二阶段，沈家通过兼并土地，逐步拥有了数千顷沃田，每年都有数目不菲的地租收入，并大量发放高利贷牟取暴利，使沈家财富迅速积累、急骤扩张；第三阶段，利用江南便利的水陆交通及活跃的贸易市场进行大规模的海外、国内贸易，使沈万三最终成为“江南首富”。
寻找靠山
在沈氏家族从贫穷的农业移民家庭成为“元季第一富户”的传奇过程中，张士诚是一个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人物。
张士诚，小名九四，泰州白驹场（今属江苏大丰）人，私盐贩子出身。在元朝，由于实行食盐国家专营，私贩食盐可以获取暴利，但它触犯了元朝刑律，被逮住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在从事这种危险的行业中，张士诚多次被元朝军士抓获，遭到非人的凌辱，又与当地豪强地主结下怨仇，发生冲突，以至弄得无处容身。
恰好此时，元末红巾军起义风起云涌，撼动了元朝的统治根基。乱世出英雄，张士诚大受鼓舞，于是就在元至正十三年（1353）正月，毅然与弟士德、士信率盐丁揭竿而起，杀了“所仇富豪及弓兵丘义”，起兵反元。由于当时元朝统治者腐朽昏庸，广大百姓苦不堪言，纷纷加入到张上诚起义军中，起义军的主体力量是穷苦盐民与贫困农民，战斗力较强，几次打败厂元王朝丞相脱脱统帅的数十万大军的征剿，起义军力量迅速壮大起来。到1356年，张士诚起义军已先后占领了泰州、兴化、高邮、常熟、湖州、松江、常州、平江（苏州）等江南富庶地区，开辟了自己的地盘，站住了脚。1365年，张士诚在攻占苏州后，就改平江府为隆平府，宣布建立大周政权，改元天佑年号，自称诚王，以承天寺为王府。次年降元，受封为元太尉。后来又趁乱世扩占土地，割据范围南至浙江绍兴，北到山东济宁，西到安徽北部，东到东海。
张土诚在苏州建立的大周政权，开始还有所作为，颁布了一些有利于江南农工商业发展的举措，并对江南豪强势力采取扶持拉拢利用的政策，从而受到广大江南地主世阀的拥戴。在农业上，他积极兴修水利，奖励农民开垦荒地，并免赋一年。他还提倡养蚕煮茧，兴办纺织业和手工业，发展采矿冶炼业。
在张士诚统治下，江南地区经济在历经元末战乱后，又迅速发展恢复起来。
张土诚在苏州称王后，已从一个农民起义领袖转化为割据。
江南的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维护者。他认识到，“吴中富庶，可以立国”，没有江南豪强地主势力的支持，偏居一隅的大周政权是维持不下去的。因此，当时江南地区兼并成风的大土地所有制，在大周政权之下，安然无恙地得到保存和发展。如大地主曹梦炎“积粟百万，富甲一方，郡邑官又为之驱使”，“愿以米万石输官，祈免他徭”，口气之大，令人咋舌。有的大地主一年收获的粮食多达百万斛，张士诚也没去触动一根毫毛。对作为江南新兴地主势力代表的沈万三，张士诚大力加以保护与扶持，而沈万三也对张士：诚大周政权的统治给予了积极支持与资助，两人结成了政治与财富联姻的特殊关系。
首先，以沈万三为代表的江南豪强地主势力曾数次出巨资犒赏张士诚的军队，解决其巨大的军费开支，这使得沈万三与张士诚的关系密切起来。
其次，沈氏家族支持张士诚降元的策略，并利用自己从事海外贸易的航海经验，秘密地帮助张士诚由海道运粮至元大都，每年多达十几万石。元至正十九年（1359）张士诚设宴款待元特使兵部尚书伯颜等一行，沈家对其歌功颂德，花费巨资镌碑刻石以纪其事，并把这座张士诚纪功碑像放置在北寺石家堂保存至今。
再次，阴太山在《梅圃余谈》中载：“张士诚称王，勒万三资犒军，又取万三女为妃。”由此看来，张士诚还是沈万三的女婿。这应该是一桩权势与财富联姻的婚事，双方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相互利用，相互拉拢，结成了强大的利益同盟，大周政权是双方共同的保护伞。
由于沈万三家族的鼎力相助，张士诚自然也给予沈氏种种经营特权与优惠条件，加速沈氏家族聚敛财富的进程。可以想见，沈氏家族在这一时期定是大大拓展了其海外贸易业，同时也向大周政权的主要商埠常州、苏州等地进军，大量投资于房地产业，使沈氏家族的资产迅速地增殖。在和大周政权各级官府的交往中，沈万三也用送礼、请客、贿赂等公关手段，滋润权力运行部门，以获取超额的商业利润。
在张士诚统治期间，沈万三是如鱼得水，充分发挥了高超的理财本领，聚敛起惊人的财富，从一个乡村的大地主兼高利贷者一跃成为海内外贸易、房地产、地租、高利贷、丝绸业等多元经营的“元季第一富户”。张士诚实行的政策，非常有利于以沈万三为代表的江南豪强地主势力的利益，因此，江南地主势力对张士诚统治也给予真正的支持。当朱元璋大军压境、兵临城下之时，一些豪强世族还纠集族人助张死守。江南豪强势力对张士诚的支持，成为朱元璋竭力要铲除这异己力量的理由，而沈万三在大明王朝建立后，还是像巴结拉拢张士诚那样对待朱元璋，以图建立特殊关系。结果事与愿违，逃脱不了流放没产的命运，万贯家财灰飞烟灭。
在劫难逃
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九月丁丑，朱重人（后名兴宗，即元璋）出生在安徽濠洲（今凤阳）一个叫孤庄的小村子里。他父亲叫朱五四，家里很贫寒。1344年，当地遭了旱灾，朱家五口人死了三口，只剩下朱五四的二儿子重六与小儿子元璋还活着。无奈之下，朱元璋只好到村西南的皇觉寺当了小和尚混口饭吃。
这时，各地民众纷纷起义反抗元王朝的残酷统治，刘福通在河南颍州起义，一下子发展到十几万人，彭莹玉、徐寿辉在湖北蕲春、黄冈一带发动起义，占领了湖北、江西的广大地区。
元至正十二年（1352），25岁的朱元璋离开皇觉寺，到濠州参加了郭子兴的起义军，由于有勇有谋，能干勤勉，为郭子兴所赏识，视为心腹。朱元璋由此起家，渐渐开始统率军队，于1356年攻下集庆（今南京）。后又相继消灭了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地方割据势力，占领了南方的大片土地。1368年正月，朱元璋称帝，国号大明，建元洪武，建都应天府。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开始着手社会经济的恢复工作。由于他出身贫寒，对地方豪强势力兼并土地、蚕食民利的危害具有深刻的认识，认为“富户多豪强，故元时，以此欺凌小民，武断乡曲，人受其害”，故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打击地方豪强势力。而豪强势力最为集中并曾全力支持张士诚大周政权的江南地区就成了朱元璋打击的首要目标。
传说朱元璋刚当上皇帝，就吟出了一首暗含杀机的打油诗：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及江南富家翁，日高丈五犹堆被。
这首打油诗未曾公开，只在官僚及民间的小范围内流传，其中已可听到霍霍的磨刀声，对江南豪强势力欲予打击清算之意已露端倪。果然，两年后，洪武三年，圣旨突降，强迁数万户江南“奸顽豪富之家”移居凤阳。这些江南富户措手不及，被迫迁往朱元璋家乡凤阳定居，沦为一介贫民！洪武二十四年、洪武三十年又曾数次徙天下富户于南京。江南富户被连根拔起，消灭殆尽。明初的贝琼在《贝清江集》卷十九中云：
三吴巨姓享农之利而不亲其劳，数年之中，既盈而覆，或死或徙，无一存者。
作为江南首富的沈万三通过与张士诚的交往，洞悉了权力与金钱的孪生关系。他认定无论哪一个统治者，金钱都是他们权力机器上必不可少的润滑油。于是，他全身心地准备与朱元璋建立那种权力与金钱的奇妙关系，让财富积累得更快更多。
当朱元璋占据江南地区成为定局后，沈万三领衔率两浙大户向朱元璋大军缴纳税粮万石，以表示对朱元璋统治的全力支持。另外沈万三还献纳了5000两白金供朱元璋使用。他看准朱元璋连年征战，耗费巨大，这时向他损献巨额款项及税粮，定能引起朱的重视与好感。
另外，沈万三在得知朱元璋建造京师城墙面临资金不足的困难时，主动提出“助筑都城三之一”。据田艺蘅《留青日札）卷四载，沈万三所筑范围，“自洪武门至水西门”，包括正阳门（今光华门）、通齐门、聚宝门（今中华门），共计长10多公里，约占全城的1/3。为了讨好朱元璋，沈万三自然是倾巨资出全力将城墙造得又快又好，提前三天完工。而朱元璋的态度呢，据孔迩《云蕉馆纪谈》记载，太祖酌酒慰之曰：“古有白衣天子，号曰素封，卿之谓矣。”然心实不悦也。
还有，当沈万三得知朱元璋准备犒劳大军时，就慨然提出自己出巨资代为犒劳。结果呢，田艺蘅《留青日札》有这样的话，“上曰：‘朕有军百万，汝能遍及乎？’万三曰：‘每一军厚犒金一两。’上曰：‘此虽汝好意，然不须汝也。’由此遂欲杀之。”《明史·后妃传》的记载更是明确，“帝怒曰：‘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宜诛之！’”
由此可见，尽管沈万三不惜重金巴结拉拢朱元璋，以求与他建立密切的关系。但朱元璋一点也不领情，反而更加显露了他心中的杀机。自然，朱元璋因出身贫寒对沈万三的巨富暗怀嫉恨心理，生性多疑的禀性使他认为沈万三是个可怕的“乱民”，都是造成沈万三悲剧的因素，但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沈万三悲剧的发生，必须把它放在明初的社会经济状况与中央政府采取的政治经济政策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才能有正确的解释。
元末时期，全国土地兼并之风非常严重，地方豪强地主与皇亲国戚、朝廷显臣等拥有大量的土地，致使广大民众丧失了生存的基础，再加上天灾人祸频仍，终于酿成了元末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明朝建立后，江南地区经受战乱较少，土地兼并在张士诚统治期间继续得到发展，广大贫苦流民的存在（沈万三父沈佑其实也是流民，由南浔徙居周庄）是社会不安定的重要隐患，对京师应天府是个不小的威胁。可以说，任凭江南豪强势力发展下去，对大明政权来说不是件好事。况且中央政府中以朱元璋、李善长、胡惟庸为代表的淮人官僚集团必然要与江南豪强地主集团产生深刻的利益冲突，打击江南豪强势力，为新兴、掌权的淮人官僚集团开辟利益空间，就成了明初中央政府制定政治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因此开国功臣、浙人刘基和宋濂等都遭到排挤乃至获罪，原因就在这里。
朱元璋对地方豪强势力兼并土地、欺凌乡民的危害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对江南地主曾全力支持张士诚政权怀恨在心。因此，明初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极为严厉的措施以求彻底铲除之。
首先，在洪武三年，强徙江南民众十四万户于凤阳，其中江南富户与豪强地主占了很大比例。此后又两次徙天下富户充实京师。
其次，虽然江南豪强地主集团对大明王朝建立少有定鼎之功，但由于明初统治重心在江南，他们凭着自身的雄厚实力与影响力已渗透进统治权力机构的各个阶层。明初爆发的多次巨案如“胡蓝之狱”、“空印案”、“郭恒贪污案”、“金炯案”等都卷入了不少江南豪强大户，朱元璋采取的严苛刑罚使江南豪强势力吃尽了苦头，沈万三的女婿顾学文及曾孙沈德全就因连坐胡蓝党祸而被凌迟处死。
再次，明初统治集团采取籍没富户田地及加倍征收田赋的措施控制了江南地区的经济命脉，从而遏制了江南豪强势力的再度兴起。《明史·食货志》载：“惟苏、松、嘉、湖，怒其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而司农卿杨宪，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赋，亩加二倍。故浙西官、民田，视他方倍蓰，亩税有二三石者。大抵苏最重，松、嘉、湖次之，常、杭又次之。”顾炎武统计，洪武初，苏州七县共抄没田地16638顷转为官田，浙江与苏、松、常一藩三府，粮额732万余石，占全国田赋的1/4。
在朱元璋刻意打击江南豪强地主势力的背景下，作为江南富户的沈万三自然是首当其冲，终于因“犒军”获罪流放云南，后于1372年在那里去世。
同时，沈万三的巨额资产也全被籍没入官，他一生聚敛起的数不清的房产田地、金银珠宝等等全都瞬刻化为烟云。据《梅圃余谈》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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