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牛淑珍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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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学案例试读：
前言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的财政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有的财政理论已难以回答不断涌现的财政新问题、新现象，也难以据此指导财政实践，这就要求反映财政理论与实践的教材能够跟上改革的步伐，能够及时反映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最新成果。《财政学案例》一书正是适应财政学教材建设需要而出版的。本书是与牛淑珍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编财政学》教科书配套的辅助教材，《新编财政学》获得2007年上海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三等奖。本书以教材内容为基础，所提供的案例，覆盖了教材的每一篇章，共81个案例，内容涉及：财政导论、财政支出理论、购买性支出、转移性支出、财政收入理论、税收概论、税收制度、国际税收、国债、政府预算及预算管理体制、财政平衡概述、财政政策等。在选用案例时坚持以下原则：尽可能反映我国经济改革中出现的新变化；广泛吸收和采用国内外有价值的经典案例。
本书由牛淑珍担任主编、拟订提纲，并对全书初稿进行修改和总纂；由郝志军、赵琼担任副主编，谢文璐也参加了部分编写。全书的具体分工如下：
牛淑珍：案例1.1、1.2、2.2、2.3、2.4、2.5、2.7、2.8、2.9、2.10、3.1、3.2、3.5、3.6、3.7、4.1、4.2、4.3、4.4、4.5、4.6、4.7、5.1、5.2、5.3、5.4、5.5、5.6、5.7、5.8、5.9、5.10、5.11、5.12、5.13、6.1、6.2、6.3、9.7、12.3、12.4、12.5、12.6、13.1、13.2、13.3、13.4
郝志军：案例3.3、3.4、6.4、6.5、11.1、11.2、11.3、11.4、11.5、12.1、12.2
赵琼：案例7.1、7.2、7.3、7.4、7.5、8.1、8.2、8.3、8.4、9.1、9.2、9.3、9.4、9.5、9.6、10.1、10.2、10.3、10.4、10.5
谢文璐：案例2.1、10.6
在本书的编写和出版过程中，得到了上海杉达学院领导、复旦大学出版社徐惠平老师的大力帮助。同时，为了使学生更好学习财政学，我们还参考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教材、著作和最新研究成果，所收录的案例列出了出处。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尽管我们付出了很大努力，但由于时间仓促，经验不足，加上编者水平有限，缺点和疏漏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编者2007年12月第1章 导论案例1.1 前任财政部部长项怀诚谈公共财政改革
前任财政部部长项怀诚说：“公共财政改革，实际上是贯穿了这5年整个财政改革的方方面面。……公共财政的灵魂，最最核心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是部门预算。部门预算最最重要的是全面、细致、公开、透明，人人都可以查，它别的作用现在看不到，等到你把部门预算全部公开的时候可就厉害了。你这个部长一年能干多少事，你这个部长一年事情干得怎么样，你这个部长一年花了国家多少钱，你这个部长一年给国家贡献多少。这必须跟人大报告的，这就是人大的立法机构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人大这种政治改革的推动力就体现出来了。第二我们搞的公共财政的改革，就叫做国库集中收付制度。财政部门管资金的支付，预算成立了以后，你这个部门的首长可以决定预算的使用方向，不削你的权，不减你的权，但是钱不到你这儿。你商品谁提供的，我就拨给谁；劳务谁提供的，我就拨给谁，不经过任何中间环节，直接到达，这样资金效益就高了。……我们中国最大的问题不就是水到田头使嘛，不就是雁过拔毛嘛，叫做截留嘛，叫挪用嘛，背后就是腐败嘛。你讲反腐败，我就说开一百个会，不如推动一个制度的建立。这个过程中间，有的人老觉得是财政部这个权利太大，财政部在剥夺人家的权利，实际上这个剥夺权利的过程是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过程。”
资料来源
ls.swufe.edu.cn/classic/2004/jpkc/
讨论题
1.怎样从项怀诚的讲话中来认识什么是公共财政？
2.结合我国实际谈谈进行公共财政改革的必要性。
3.如何理解“开一百个会，不如推动一个制度的建立”？
4.公共财政与传统财政有什么不同？案例1.2 财政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
温家宝总理说：“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问题是：第一，农业发展滞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已经成为制约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二，一部分企业经营困难，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将是一个长期任务。第三，下岗和失业人口不断增加，社会保障的压力非常之大。第四，城乡发展不平衡，东西发展不平衡，还有相当一部分地区，相当一部分人口处于贫苦状态。第五，财政负担沉重，金融不良资产比例较高。”
资料来源
http://dec3.jlu.edu.cn/
讨论题
1.财政学的对象范围和研究范围是有什么区别？
2.温总理所提出的五个问题应该算是财政学的研究对象，还是应该纳入财政学的研究范围？第2章 市场失灵与财政职能案例2.1 中国公共产品短缺问题
一个国家公共财政开支中，包括国家耗费支出，如国家权力机构、政府行政机构、政法机构、国防机构这些国家机器最基本的必要耗费支出；还包括基础性、战略性、调控性的经济支出；也包括保证社会上最困难的人群维持生存所必需生活费的社会保障支出以及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等公共事业性支出。
有学者认为，在我国财政支出中，随着经济建设费支出比例减少，社会文教费支出比例却没有相应提高，源于行政管理费的增长压缩了其他的公共福利开支，使公共设施、社会保障、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等基本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或无力供应。
2003年，中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根据国际经验，一国的人均GDP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的过渡时期，也是该国公共产品需求快速扩张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现代化是以公共服务为基础。中国正步入公共产品需求的大扩张时期，人们由对满足温饱需求已开始转为对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性公共服务的需求，但目前这些公共产品的供给却远远不能满足，再加上中国的特殊国情而使问题更严重。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财政提供的公共产品主要是满足城镇居民的需求，8亿农民无缘充分享受财政提供的公共产品，如“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至2003年底，只有5428万人参保，积累基金259亿元，198万农民领取养老金。原有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已经几乎不存在，于2002年开始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截至2004年6月，仅覆盖9504万农业人口，实际参加人数仅6899万人；共筹集资金仅30.2亿元，其中地方各级财政补助11.1亿元，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补助3.9亿元（《中国的社会保障状况和政策》白皮书），筹集资金和参保人数对于我国有8亿庞大人口的农村居民来说差距十分巨大。
而相对于覆盖和支付对象几乎全部是城镇居民的全国基本养老保险，2003年，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5506万人，其中参保职工11646万人。而且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因存在基金收不抵支问题而需要中央和各级财政补助，仅2003年，各级财政补助基本养老保险基金544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474亿元。
两者对比差异十分明显，而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年拉大，由1994年的2500元拉大到2003年的近6000元，实际收入差距为1:6，但农民却要支付和城镇居民一样价格的医疗费用，也要承担本来属于国家负担的基础教育设施和部分公共设施的开支。因此，将社会保障覆盖到农村是目前中国政府不能再推卸的责任。
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03年底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800万人、下岗职工260万人，但真实的下岗失业人数更加严重。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在2005年5月27日中国扶贫开发协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透露，目前总共有2200万城市居民需要政府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而这部分人也成为城市低收入群体。2002年对城镇居民的抽样调查显示，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而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45.0%。城市居民家庭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51，远远高于城市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0.32。在城市里面，他们感觉的生活反差对比更剧烈，更依赖于社会保障。
我国目前有2200万城市居民需要政府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有达7587万人的农村贫困人口，其中绝对贫困人口为2610万人，初步解决温饱但还不稳定的低收入人口为4977万人（如按世界银行以人均收入一天一美元的标准测算，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有2亿人）。这些群体缺乏更多的收入来应付必需的消费开支，因此就没有更多的收入剩余作储蓄，如果公共财政能对此类群体提供更多社会保障支出，这些支出将能直接转化为消费，对于刺激国内需求可以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对比给处于中高收入层次的公务员加工资来刺激消费市场效果将更加明显。
中国国有资产的形成过程其实是通过低工资和“剪刀差”完成资本积累，贡献者主要是工人和农民。这些老工人和老农民在失去劳动能力的时候，政府为其提供养老保障是正当的要求。社会保障是典型的公共物品，政府也必须提供。虽然个人自我保障解决了大部分养老问题，政府的养老金历史欠账依然有几万亿之巨，这还仅仅是对工人的欠账，如果把对农民的欠账也统计在内，则政府的隐性负债将会是一天文数字。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已成为现在经济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
二元社会结构和收入悬殊形成了贫困农民和下岗失业人员等低收入人群，这些群体对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产品的需要远远得不到满足，出现众多的“因病返贫”、“因教致贫”、“积蓄防老”的现象，加上他们难以获得法律和政策上的公共信息，以及“有组织的少数胜过无组织的多数”的原因，他们的利益得不到重视和有效保护，造成了事实上的弱势群体，背后牵涉的是经济发展中的社会公正问题，也是社会不和谐稳定的主要根源。因此，保障对他们的公共产品供给，是解决社会公正及社会和谐稳定最有效途径之一，也是加快经济体制改革与政府转型的重要保证，更是转型时期政府对国民必须履行的基本职责。
资料来源
http://www.usc.cuhk.edu.hk/wkgb.asp，孔善广，“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公共产品供给——并论启动国内消费需求”
讨论题
1.中国农村的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对此你有何良策？
2.如何有效提高中国社会保障覆盖面？
3.就健全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请提出你的建议。
4.为广大农村的贫困人口提供更多社会保障支出有何重要意义？
5.请用你身边的例子说明中国农村的社会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
6.下表给出了截至2006年我国财政支出的一些数据，请你根据以下数据分析我国财政公共支出情况。案例2.2 一道越来越难逾越的鸿沟
据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英国著名慈善组织约瑟夫·朗特里基金会2007年7月17日发布报告说，英国目前的贫富差距是40多年来最大的，那些最富的社区和最穷的社区之间根本不会打交道；同时，英国的中产家庭越来越少，在经济最发达的东南部某些地区，中产家庭甚至成了“濒危物种”。该报告称，在英国东南部的部分地区，穷人不断涌进城市，而富人则集中到郊区居住。“在调查的1970—2000年，穷人、富人和中产阶级越来越不可能做邻居了。”
研究的牵头人，英国谢菲尔德大学人类地理学教授丹尼·多林说：“富人越来越不可能与穷人打交道，反之亦然。富人不想看到下面阶层的人。”多林在调查中还发现财富的增加并没有使一些富人感到幸福，“伦敦的富人不认为自己有钱，因为他们没有与穷人混住在一起，这是与20世纪70年代的主要差别之一。”他说，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几乎到处都有一些富人，但现在除了在柴郡和北约克郡有一小群富人外，几乎所有的富人都住到了东南部。
调查还发现，保险业、金融业和银行业都集中在城市里，它们已经取代了制造业的地位，结果导致中产阶级逐渐减少，20世纪80年代英国有三分之二的家庭属于中产，到2000年只有一半多的家庭是中产。这种现象在房价不断飞涨的伦敦和东南部地区最为突出。
据悉，该基金会8名研究者花了两年半时间研究了1971年、1981年、1991年和2002年的人口普查结果，发现1970年以来，英国生活极端贫困的人口有所下降，但是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却增加了。同时，那些“资产富裕”家庭的数量在1999—2003年明显增加，由于房价上涨，近四分之一的家庭都跻身此列。
资料来源
根据《新闻晨报》2007.7.18盛玉红的“英国贫富差距达40年来最大”文章整理
讨论题
1.面对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英国政府应该为此做些什么？
2.一国政府如何通过财政手段来更好地满足社会对公平分配的要求，以尽量缩小贫富差距？
3.请通过调查了解中国目前贫富差距的状况，并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法。
4.贫富差距过大有什么严重后果？案例2.3 草地上为什么会放牧过多的奶牛
生长在黄海中的黄鱼以其肉嫩味美而闻名于世，但市面上越来越少、越来越贵；无锡太湖的银鱼也是一道美味佳肴，但餐桌上越来越难见其“身影”。究其原因，那就是人们无节制地滥捕。那么，为什么人们不在自己的鱼塘里滥捕，而在黄海与太湖中滥捕呢？这显然与黄海、太湖的产权特征有关。
为了解释清楚产权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关系，需要首先区分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的不同特征。私人产品具有排他性消费和区别消费的可能性，这意味着当某人购入特定的物品进行消费时，就已经排除了他人购买和消费该物品的可能性。相反，如果某种产品在消费上不具有排他性，而且收费存在困难，则它就属于公共产品。公共产品可以向一定范围内的社会成员提供正外部效应，其最典型的例子是路灯。对于一定数量的路灯，社会上每个人都是潜在消费者，任何人对路灯的消费都不排斥其他人同等数量的消费。于是，大家都希望别人提供公共产品，自己免费享用，这就是所谓的“免费搭车”。免费搭车问题的存在，使得没人愿意提供公共产品，从而导致市场失灵。“草地上放牧过多奶牛”就是由正外部效应引起市场失灵的一个典型案例。假定某个村子有一块归全体村民共有的草地，村民在这块草地上放牛是免费并且无限制的，那么为村民共有的草地就具有以下产权特征：一是所有权的不可分性，即草地归全体村民所有，但每个村民不能声明自己对草地拥有所有权；二是使用权的非排他性，即任何人都不能限制其他人进入草地放牧；三是存在外部效应，即草地上的草是稀缺资源，某一村民多放奶牛，就意味着对其他村民利益造成损害，因为其他村民养的奶牛吃的草少了；四是所有权的不可转让性，即除非所有村民一致同意，否则任何村民都不能转让其在草地上的权利。
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村民有自由放牧奶牛的机会时，那么只要一头奶牛的产出大于这头牛的成本，放牧这头牛就是有利可图的。只有当利润降至零时，村民才会停止在草地上增加放牧。但单个村民在决策时忽视了他放牧行为的社会成本，即他多放奶牛将使其他奶牛的奶产量下降。当个别村民增加放牧的损人利己行为得不到制止时，其他村民也会选择增加放牧数量，其后果必然导致在草地上放牧过多的奶牛，最终把草场彻底地破坏掉。黄海的黄鱼和太湖的银鱼越来越少的原因就在于此。
由此可知，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一旦产权的归属不明确，就会出现“免费搭车”问题，即行为人不愿主动为公共产品付费，总想让别人提供公共产品，然后自己免费享用。这样，就不可能生产出最优数量的公共产品。
那么，如何解决因外部性导致对稀缺资源的过度使用呢？过去的福利主义经济学沿袭庇古传统，主张引入政府干预力量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如既可以通过政府定价等方式直接指令生产者提供最优的产量组合，也可以通过征税或提供补贴等方式使生产或消费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相一致。但是，以科斯为代表的交易费用学派对这种方法提出了质疑，认为通过产权的界定可以更有效率地解决市场失灵。他们认为，在对产权充分界定并加以实施的条件下，私人之间所达成的自愿协议可以使经济活动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相一致，实现外部效应内部化，从而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当然，产权的界定可以是多样化的。在上述过度放牧的案例中，一种可能是，所有村民达成一致协议，以集体产权取代公共产权。一旦建立了集体产权，村民委员会便可以利用民主表决程序决定草地上放牧奶牛的总规模和每户农户可以放牧奶牛的数量，并制定相应的惩罚措施，从而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另一种可能是，把草地明确地界定给自然人。只要产权具有排他性，就势必会出现某些产权的让渡，而且在众多的竞争者中，它必然转让给出价最高者，从而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资料来源
http://book.ce.cn/read/economy/tkhgzc
讨论题
1.解决因外部性导致对稀缺资源的过度使用，你同意庇古的主张还是科斯的主张？
2.为什么黄海的黄鱼和太湖的银鱼越来越少？请用财政学原理予以解释。
3.如何使在黄海与太湖中的鱼不再被滥捕呢？
4.什么是“免费搭车”？为什么出现“免费搭车”现象？案例2.4 “白色恐怖”为何依旧？
一、绿色餐具赔钱“我们的环保产品从一开始就注定卖不出去，巨额的亏损压负下，我们不得不另找出路。”望着办公室外3万多个平方米的厂房，佛山绿洲纸模包装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梁棉森沉重地对记者说。现在，他以整个“佛山绿洲”入股了被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的广东绿洲纸模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自1995年国家宣战“白色污染”，以纸质用品取代发泡塑料餐具以来，先后有100多家企业投入人力和资金转向环保餐具的研究与开发。专业从事一次性纸浆模塑制品的生产、销售的佛山绿洲公司成立于1998年，第一期总投资达5000万元，年生产能力1.28亿只，现日产量为40万只。但几年来，发泡餐具仍然大行其道，在白色的“汪洋大海”中，环保餐具的第一批淘金者们不是仆然倒地就是只剩下苦苦挣扎的份儿。比较而言，“佛山绿洲”还是其中支撑较久的。
在生产成本上，环保餐具竞争劣势相当明显。一吨塑料和一吨纸浆板材的价格分别是1.2万元和1.3万元，但制成产品后，价格却相差5倍左右。其原因在于材料的利用率上，后者的成本要高几倍。在生产工艺上，前者技术已经成熟，后者则要经过打浆、成型、消毒和包装等6道程序，成本便居高不下。“环保餐具产业是一项微利产业，规模经济将是我们采用的撒手锏。”广东“绿洲”将在原“佛山绿洲”的基础上新建生产线，第一步目标是形成每年3亿标件的生产能力，年销售收入7300万元。我国市场的一次性餐具需求量在每年100亿只以上。韶能集团的另一负责人透露了他的隐忧，“发泡餐具一日不从生产源头上禁止，环保替代品的生产发展就一日不成规模。”
二、发泡餐具公司不理解“我的产品不降解，他也不降解，为什么他能用，我的就不能用？”深圳德丰盛有限公司日产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200万只，投资总额是3500万元，去年销售额是4400万元。可是，慑于“禁白令”的威力，与德丰盛合作了5年的零售商“沃尔玛”日前转用了其他产品，仅此一项“德丰盛”每月将损失几十万元。其总经理姚佩佩女士注意到，替代他们的产品是CT产品（聚丙烯与滑石粉的复合环保产品）。目前CT产品还没有列入我国一次性可降解餐盒餐具能用技术条件的检验目录中。德丰盛和另外13家发泡餐具生产企业甚至联名斥责，数次发布大幅广告表达对“禁白令”的不解。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1999年11月发布了一次性可降解餐饮具通用技术条件的国家标准，目前已有不少企业的产品已达标，可是，市场上尚未找到不含化工材料而性能、卫生指标又较高的环保餐具；不少产品不过是往聚丙乙烯里混合了改性淀粉等，不可能完全降解。
此外替代品普遍成本过高，生产数量有限，能否满足市场需求、市场是否接受都是未知数。“真正的环保是要鼓励少用、重复使用，而不是替代使用。”姚女士举上海为例，上海的管理原则是：“源头控制、回收利用、逐步禁止、鼓励替代。”工厂每月按照生产量或者销售量交纳回收处置费购买“回收标识”，这个标识贴在发泡餐具上犹如有了“准生证”。政府则将收费用于回收、运输、清洗、再利用等善后工作上。目前深圳市面上一次性发泡胶餐具销售量每天有336万只，以此计算，深圳每天大约需要10万元回收费用，姚女士认为这个数目用于回收应该够了，企业也愿意承担这项费用，但是却不得其门。
三、离不开政策和消费者
后来，一个发泡餐具污染治理研讨会在京召开。但会议似乎一开始就走了调，整个会议的主题变成了“发泡餐具究竟有无毒性”的辩论，部分塑料专家和北京市消协各执一词，争得面红耳赤。
参加研讨会的中国环境科学院副院长夏青一语道破这场有毒无毒之争的玄机。他说，恰恰是因为国家经贸委关于2000年底禁止发泡塑料餐具的6号令迟迟没有落实，才使很多单位和企业认为政策有可能松动，或对某些地区网开一面。他认为，有关部门应尽快作出战略决策。
国家经贸委一位负责人则称，有关部门正在制订落实全面禁止生产销售一次性发泡餐具的方案。但该负责人强调，表面上看，6号令的进一步严格执行对新型环保餐具的发展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新型环保餐具由于自身技术支持没跟上，成本高，现在的市场占有率并不是很好。所以新型环保餐具的生产厂家不能过分依赖政府政策，因为如果这些新型企业不能从质量、价格等各方面符合消费者的要求，国家也很难有进一步的政策支持。
资料来源
http://jpkc.znufe.edu.cn/
讨论题
1.当存在外部效应时，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能否充分发挥？
2.政府可以采取哪些方式来解决外部效应问题？
3.对生产纸质环保餐具的厂家予以财政补贴或免税能否有效？
4.国家经贸委的“禁白令”未能及时出台，使环保餐具受到强烈的挑战，反映出了什么问题？
5.通过本案例也可以看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还有待理顺，对此你有何建议？案例2.5 北京的春天：黄沙漫漫
2002年，北京又刮起大的沙尘暴。那么北京的沙尘暴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呢？再往远处追，这沙子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呢？追根寻底去查，结果发现由于内蒙古的过度放牧，水土不能保持了，草少了，沙就起来了。所以，由于人们的经济行为导致了水土的流失，造成沙化，导致北京一到春天就会黄沙漫漫。
再看1998年我国遭受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为什么我们会遇到这么大的洪水？如果说是那一年下的雨太多了，这么多的雨水又怎么都变成了洪水，流进了大海？
在西方国家，人们都具有很强的环保意识。例如，德国人每家住的小楼，楼上都装了排水管。到了下雨或下雪的时候，这些水一直顺管道流进小楼下面的地下室。地下室有两个特别大的水桶，每家浇花种树，用的都是这种天然水。这样，天上下来的雨水或雪水，都不会白白流走，得到了合理的利用。德国人一般不喝地下水，他们总是尽量利用自然界的地表水。有一天，一个旅游团到阿尔卑斯山一个群山环抱的地方，司机告诉大家，这山里面有一个大水库，水库的水是阿尔卑斯山融化的雪水，这里是全市人民喝水的地方。
我国的长江1998年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次洪峰？不就是上游的过度砍伐造成的吗？上游地区把山上的树木都砍了，它的水土自然保持不住了，泥沙跟着雨水冲刷而下，造成一次次的洪峰。泥沙淤积的河床越来越高，堤坝越垒越高。有人说，长江将会变成又一条悬在中国人头上的河，一旦决堤，后果不堪设想。这一切，都是经济中负的外部性造成的，如果人们不在上游砍那么多的树，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呢？
又如，海上的漏油现象。为什么行驶在大海上的油船总有漏油事故发生呢？船主们宁愿挨罚，也不想去换一条新的油船，因为这样对公司是合算的。在海上行船漏了油，海水污染了，鱼类遭到威胁，谁会对此负责任呢？
经济中负外部效应比比皆是。一些人的行为损害了其他人的利益，他们并不为此付费，所以造成了负外部效应。我国的污染这么严重，如果没有人保护这个环境，也没有人保护地球，这不是人类的一个灾难吗？当经济中存在负外部效应时，这些问题是市场经济解决不了的，“看不见的手”也没有办法。
资料来源
http://book.ce.cn/read/economy/tkhgzc/01/200611/
讨论题
1.什么是市场失灵？什么是负外部效应？
2.在存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政府应该做些什么？
3.德国人的环保意识对我们中国解决市场失灵有什么启示？案例2.6 为什么“政府失灵”比“市场失灵”更加危险？
著名的经济学家斯蒂格里兹论证过“市场失灵”，基于“信息不对称性”；弗里德曼论证过“政府失灵”，基于“官僚化”的政府行为。于是经济学家，特别是持“中间立场”的经济学家们，把市场与政府都看做可能失灵的制度而相提并论。
其实，任何一般原理，只要足够抽象，就总会倾向于“中间立场”。只有把一般原理运用于具体场合时，只有当经济学在运用当中转变为政治经济学时，人们才意识到：与市场的失灵相比，政府的失灵是更需要警惕和后果更严重的失灵。
个别市场的失灵，即便存在极端的“信息不对称性”，毕竟难以扩展到一切市场。一切市场都失灵的情景，在经验世界里几乎不可能出现。例如，我们很难想象我们日常消费的米、面、衣物、家具、住房，以及分工监督这些商品质量的全部专家的名誉，都是假的，都难以辨别。关于“合谋博弈”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相互竞争着的专家以及供给商们，不论怎样谈判，都难以结成稳固的垄断联盟。正是基于“托拉斯”的内在的不稳定性，我们明白，一切市场都失灵的情景，在经验世界里难以想象，故而几乎不可能。
另一方面，政府的失灵，在我们多数中国人（以及俄国人、前东德人、匈牙利人、保加利亚人等等）的经验当中，足以扩展为政府的“普遍失灵”——即普遍的无效率。这是因为，不像“市场失灵”的情况那样，导致了“政府失灵”的既得利益群体，他们所垄断的，不再是市场信息，而是真实的政府权力——名义上合法的、执行特定意图的权力。
权力对竞争性资源配置的扭曲作用，不再像“市场失灵”那样由于内在的不稳定性而难以扩展为普遍情况。恰恰相反，政治权力对经济资源的垄断，天然地具有一种“收益递增”效应。如哈佛学者施莱佛曾经指出过的那样：腐败所带来的好处，提供着政府官员为更大的腐败设置管理权力的激励，从而腐败意味着更大的腐败，“寻租”意味着无穷无尽的“设租”与“寻租”（Andrei Schleifer， and Robert Vishney，1993，“corruption，”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58，599617）。
正是在上述意义下，我们一贯强调反腐败需要有足够大的“力度”。所谓“足够”，就是要使惩罚足以抵消无穷无尽地设租与寻租所带来的好处。而当被惩罚的人员恰好就在政府内部时，我们明白，这类惩罚的力度很难“足够大”。所以，为了把反腐败的力度真实地增加到“足够大”，我们一贯强调独立于政府管制的舆论监督对于反腐败的极端重大的、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会过分的意义。
为什么“政府失灵”比“市场失灵”更加危险？因为政府的失灵可以被腐败者的“收益递增”自动地扩展为政府的“普遍失灵”，而市场的普遍失灵在经验世界里几乎不可能出现。
资料来源
汪丁丁，“为什么‘政府失灵’比‘市场失灵’更加危险？”《财经》，2003.2
讨论题
1.请列举你身边所存在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现象。
2.政府应该如何采取措施更防止严重的政府失灵？
3.如何理解“政府失灵比市场失灵更加危险”？
4.如何通过加强舆论监督来防止严重的政府失灵？
5.政府管制一定会出现“政府失灵”吗？
6.如同时存在“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时，应该怎么办？案例2.7 市场失灵将医药行业引入囚徒困境
最近几年，看病治病的医疗费用飞速上涨，看一次病花费上千元、住一次院或动一次小手术花费几万元已经成了正常现象。而目前的中国，农民的人均年收入不到3000元，城市普通劳动者的年收入也在2万元以下。这就使城市和乡村到处都发出了“看病贵，老百姓看不起病”的悲叹。
经济自由主义的信徒们狡辩说：“老百姓看不起病”的问题不是医疗卫生行业的市场化造成的，而是“市场化改革不彻底”造成的。他们因此主张在“进一步深化医疗卫生行业改革”的同时，使医院私有化，认为由此就可以解决“老百姓看不起病”的问题。
这种说法是彻头彻尾的欺骗，将医疗卫生行业彻底市场化，对整个社会是极其有害的。因为在医疗和医药行业中存在着严重的“市场失灵”；而医疗和医药行业中的“市场失灵”又有两个主要来源，一个是传染病的预防和治疗的特殊性质，另一个则是医疗和医药行业中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一、传染病、外部性与公共物品
霍乱、鼠疫、非典型性肺炎等具有极强传染能力和很高死亡率的恶性传染病，能够在相互接触的人中间很快流传。这样，任何人感染这一类传染病并受其伤害，就不仅仅使他个人的福利受到损失，而且会给其他人造成受恶性传染病伤害的危险，对其他人带来极其严重的威胁和伤害。用经济学的术语说，个人“感染传染病”这一事件具有极强的“负外部性”。
个人“感染传染病”这一事件的严重外部性，使对传染病的预防和医治成了一个公共物品。像任何公共物品一样，对“传染病的预防和医治”这种物品的“消费”是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受到各种预防和医治传染病措施保护的绝不是单个的个人，而是全体居民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居民受这种措施保护不妨碍其他居民受同一措施保护，而且每一个居民受这种措施保护时也不能不让其他居民受同一措施保护。而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市场通常是没有效率的。
市场经济的逻辑是：对任何物品，个人如果不愿意消费或没有能力购买和消费，他就不应消费这种物品。但是这种逻辑不应使用于“传染病的预防和医治”这种“物品”上。这是因为，一个人感染非典型性肺炎这样的恶性传染病并因此而死亡，绝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健康和生命问题，而是涉及全体居民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全社会性的问题。因此，听任任何一个不愿或不能购买“传染病的预防和医治”这种“物品”的人死于恶性传染病，这不仅是对个人不人道，而且是对整个社会的犯罪，因为一个由于无钱医治而死在大道上的传染病人会在整个地区传播恶性传染病。
正因为如此，现代国家才不再敢于把传染病的预防和医治问题交给市场去解决。各国政府都专门组织了完整的预防和医疗体系来防范各种恶性传染病。“世界卫生组织”这个国际性的政府间组织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组织和协调各国政府防范和医治各种恶性传染病的工作。
二、医疗行业中的信息不对称与“诱导性消费”
医疗和医药行业中“市场失灵”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这些行业中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而信息的不对称越严重，彻底的市场化交易的效率就越低。
彻底市场化的交易是买卖双方完全自由地进行交换的交易。在医疗和医药行业中，产品和服务的最终购买者是——患者和可能的患者及其家属，而直接面对这些最终买者的医疗服务供给者是医生。医疗服务的买者与其卖者相比，在有关医疗服务交易的信息方面处于绝对的劣势。医疗服务的买者与卖者掌握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卖方掌握的大量有关其交易的医疗服务的信息买方根本就不知道。
比如：来求诊的人是否患病，患了何种病；患了某种病的人应当如何医治，到哪里医治；治病应当使用什么药、什么器械，这些药和器械的价格有多高。一般说来，在这三个方面，求诊的人在掌握的信息上都远远不能与医生相比。正因为如此，医生的目的如果在于通过医疗服务的自由交易从看病的人方面赚取尽可能多的钱，他就可以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来对患者进行误导，使他们从事本不该进行的“诱导性消费”，以便医生自己向他们提供“过度医疗服务”，从中谋取尽可能多的利益。
首先，医生可以将没有病的人说成有病，将有小病的人说成有大病，以诱使那些没有病的人花本来不该花的钱去购买根本就没有用的“医疗服务”。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前些年在某些城市居民小区出现的某些来路不明的人搞的所谓“免费检查身体”。新闻媒体曾经对这些所谓的“免费检查”做了大量揭露，原来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某些所谓的“保健药品”或“医疗器械”生产厂家花钱雇来的“托儿”。这种“免费检查身体”的结果可想而知：受雇于“补钙品生产厂家”的“体检人员”会给每个受检者检查出“缺钙”，受雇于“降血糖药品生产厂家”的“体检人员”会给每个受检者检查出“高血糖”，其目的不过是让受检者们购买他们的那些“补钙品”或“降血糖药”。
在这种情况下，医疗服务供给者与其需求者之间的“市场交易”就成了一方得益而另一方受害的诈骗。这样的市场交易将不会增进社会福利，反而对整个社会造成损害。
其次，即使正确地诊断出了求诊者所患疾病，医生也可以利用他在应当如何医治、到哪里医治方面的信息优势，诱导消费者多花钱以为自己个人牟利。
最后，即使已经知道了求诊的人是否患病、患了何种病、应当如何医治及到哪里医治这种病，医生仍然可以利用他在治病应当使用什么药、什么器械以及这些药和器械的价格方面的信息优势，让患者多花许多不必要的钱以便增加自己的收入。最近十几年来，许多医院的医生已经习惯于给患者开“大处方”。这种“大处方”的特点是，让患者付费接受许多不是为治病所必需的药物和治疗行为；在同样疗效的医疗方法和医疗器械中，专门选用费用高昂的疗法和器械；在同样疗效的药物中，专门选用昂贵的药物。这种“大处方”是典型的“诱导性消费”、“过度医疗服务”，它是当前医疗费用高昂、看病贵的主要原因之一。
由于医疗服务的买者与卖者掌握的信息在上述三个方面都严重不对称，医疗服务的卖方又有极强的动力要把买方的货币支出最大化，就使得中国的医疗费用日益高昂，看病也越来越贵。
医疗服务卖方对其买方的这种信息优势，由于对医院和医药的各种广告宣传而更加严重。中国今日的医院和医药广告已经达到无孔不入的程度。漫步北京街头，随处都可以看到“专治”某种疾病的所谓“专科医院”的广告；打开电视机，不断涌现的又是各种药物、医疗器械和医院的广告。清晨的电视节目名义上是“专家作健康指导”，听下去却又是实际上在为某医药、某药品或某“疗法”做广告宣传。
即使这种广告宣传的内容是真实的，它对医疗行业的作用也是有害的。这些对医院、药品、医疗器械和“疗法”的宣传，基本上都是由这些“物品”的供给者即“生产”它们的医院或厂商自己提供的。由于医疗服务的供给者对其需求者有着极为巨大的信息上的优势，由这些医疗服务的供给商们自己向购买者做广告宣传，只能加剧医疗服务市场上本来就已经非常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广告宣传对社会的唯一好处是使潜在的购买者了解产品，而在医疗服务这种供给者对需求者有着绝对的信息优势的特殊产品上，让购买者了解产品这一提供信息的工作本来应当由独立的、专业的第三方完成，供给方自己作的广告宣传总可能有夸大其词、缺乏客观公正评价的嫌疑，从而缺乏提供信息的服务所必须有的公正性、可信性，广告宣传在提供信息上的效力也因此会大打折扣。而医疗行业中的做广告者又会多多少少因此夺走不做广告者的医疗服务客户，造成医疗服务行业内部的不公平竞争。如果所有的医疗行业从业者都做广告宣传，又会造成巨量的医疗服务行业广告花费，抬高每个医疗行业从业者的运营成本。在医疗服务行业的供给者对需求者具有绝对的信息优势的条件下，医疗行业从业者能够把广告所增加的全部成本都转嫁给医疗服务的购买者。这种没有增加真实信息而又全部转嫁给消费者的广告支出，是一种纯粹的社会资源浪费。
更重要的是，这种由医疗服务的供给者们自己作的广告宣传中，往往含有夸大其词的虚假成分，有些广告则几乎全是谎言。也正因为如此，在发达国家例如美国、日本和欧洲诸国，法律明确禁止医院在媒体上做广告。直到20世纪90年代，德国等发达国家的法律还禁止在药品广告中宣传其功用和疗效。
三、盈利动机与“诱导性消费”
当然，如果仅仅有医疗服务的买方与卖方的信息不对称，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生却并没有将患者的货币支出最大化的动力，医疗费用也不会不必要地高。而目前中国医疗行业的最大问题恰恰是，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医院和医生都有极强的动力来把求诊者的货币支出最大化。这是因为在目前的中国，患者的货币支出几乎全会变为医院的货币收入，越来越多的医院在追求使自己的货币收入中的增加值最大化，并且使医生的职业地位、个人收入与医院出售的药物、检查等医疗服务的货币收入挂钩。
许多人都早已觉察到，最近十几年来，中国许多医院的医生都习惯于诱使患者作尽量多的货币支出，这种动机与信息的不对称相结合，使医疗费用变得不必要地昂贵。对医生致力于使患者的货币支出最大化的原因，已经出现了种种解释：国家对医院的投入不足啦，医院想增加职工的收入啦，等等。但是，归根结底，医生之所以致力于使求诊者的货币支出最大化，是由于实际的管理者放纵甚至鼓励医院赚取尽可能多的净收入，将医生的职业地位、个人收入与医院出售的药物、检查等医疗服务的货币收入挂钩。
已经成为近些年医院的常规的做法是，先出资购买一台核磁共振机之类的昂贵的身体检查器械（购买的资金可能就来于本医院的工作人员合股），然后就让本医院的医生在看病时尽量指导求诊者用这台机器作高昂的付费检查。
近年中国的医生们极力诱导求诊者“消费”药物的第二方面原因是为了赚取药品的生产和销售商们提供的回扣。最近十几年来，中国药品和医疗器械的生产和销售不仅已经完全市场化，而且在这个行业中经营的企业，都已经完全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这种利润最大化导向的市场化促使经营药品和医疗器械的企业以一切可能的手段推销其产品，而这些企业扩大其产品销售的最有效手段，就是给医院特别是开药方的医生药品销售回扣。
有作过医药公司“医药代表”推销药品的人曾经说过，他们的所谓“药品推销工作”，就是不断地往各大医院的院长、主管副院长和药房主管家里送钱，以求他们同意采购本公司生产的药品；再就是买动医院药房的结算人员，查清楚哪些医生开的药方中有本公司生产的药，再根据医生所开药方中包含的本公司药品数量，以每张药方5元钱的单价向每位开处方的医生分发药品“回扣”。
这样的药品回扣当然会激励医生们在所开处方中列入给他们回扣的厂商所提供的药品。而且这种给药品回扣的行为具有自我扩张的压力：一旦开处方使用某些厂商的药品可以得到回扣，不给药品回扣的厂商所提供的药品的销售量就会下降，这会迫使那些原来不给回扣的厂商也向开处方的医生提供药品回扣。为销售药品所进行的这种回扣大战会极大地提高药品生产和销售的成本。从事过药品销售的人对我说，在药品生产企业提供的药品的价格中，真正的生产成本其实只占很小一部分，大量的“成本”耗费在销售药品的“医疗佣金”即回扣上。这是医药行业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竞争所造成的一种典型的“囚徒困境”。
香港《南华早报》2006年7月14日登载的汤姆·麦肯齐和菲利普·约翰的文章指出，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的制药企业现在每年至少拿出大约7.72亿元人民币作为“医疗佣金”即给医生的贿赂，让他们开这些厂家生产的药品给病人。该文估计，中国的药品市场销售总额高达100亿美元，而根据我们所听到的送药品回扣的规模，这样大的药品总销售额下给医院的各种人员的“医疗佣金”绝对不会不到8亿元人民币。“不完全统计”出的那不到8亿元的“医疗佣金”，只能是整个药品回扣的冰山之一角。
由于中国政府对已经临床使用的药品有比较严格的价格管制，药品供应商之间的以回扣促销售的竞争会很快使旧品种药的生产与销售无利可图。由于国家规定企业对新药拥有自主定价权，许多医药企业就将旧品种药改头换面，没有作实质的增添和改动就变为一种“新药”，并借机提高其价格。这样以生产所谓的“新药”为名来变相提高药品价格所带来的好处，使众多企业竞相申报新药，而中国药监部门官员的腐败，则给了药品生产企业以“生产新药”为幌子变相涨价以广阔的空间。
2006年1月21日《21世纪经济报道》刊载的《调查折射药品审批灰色地带》中说，在那之前的一些年中，无论是医药还是医疗器械，要进入中国的市场就必须通过中国政府相关部门的注册和审批。由于负责官员腐败受贿，光是2004年，中国药监局就受理了10009种新药申请，而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同年仅受理了148种，中国一年受理的新药是美国的70多倍！该文说，“业内人士透露，一些药企在常用药中多加一点无关紧要的东西，就申报为‘新药’，价格马上翻上去几倍。或者通过‘包装翻新’变相涨价。譬如，某药品原本每瓶100粒装，价格仅5.8元，现在改为铝箔板盒装，三板总共仅36粒，售价却高达12元。”
2005年9月21日《第一财经日报》刊载的《郝和平身后的利益桥梁》中披露，2001—2004年，中国共注册境内医疗器械产品年均7370种，是美国的2倍；其中2004年仅境内一、二类医疗器械产品就注册7088种。而美国的FDA公布的信息显示：2004年，该局批准了52种使用新技术的新医疗器械，并公布了3365种使用现有技术的医疗器械。在国外，医疗器械新产品开发投入资金一般要占到销售额的10%左右，而中国企业新产品开发资金只占销售额的1%左右，由于很多企业长期生产不景气，甚至连这个比例都难以保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注册的医疗器械产品种类能够为美国的两倍，如果中国新注册的医疗器械产品都是真正的新产品，那才是不可思议的。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医药和医疗器械生产行业中已经出现了典型的“囚徒困境”式怪圈：靠给药品回扣进行销售的畸形竞争，迫使药品生产企业以“生产新药”为借口变相提高药品价格，而药价提高后增加的利润，又很快被药品回扣上的竞争转化为销售成本。在这里“药品越贵越好销”成了规律，看起来与经济学中通常的需求定律完全相反。其根源就是医疗行业中的信息不对称：在有同样成分从而有同样疗效的各种“不同”药品中，价格越高的药每单位药给开处方医生的回扣就可以越多，医生就越愿意在处方中指示使用该种药。而医生之所以能这样让求诊的人使用最贵的药，其原因就在于他在所患病症及其治疗方面对求诊者有几乎绝对的信息优势，可以让求诊者完全听命于自己。这也是中国的医疗费用过于昂贵的根本原因。
这样，由于医生对患者的信息优势，药品回扣之类的医疗服务推销费用已经不再具有一般的流通费用通常所具有的经济功能。它们不再用于传达有益于消费者的信息或者将适当的物品输送到其需要者手中，而被用于传递误导的信息和有害于消费者的激励。从整个社会的福利的角度看，这样的医疗服务推销费用不能增加整个社会的福利，不仅是资源的浪费，甚至是耗费资源去危害患者和整个社会。
某些中国特色的经济自由主义的信徒强调，中国的医生之所以诱导患者“消费”过多的药物和身体检查，是因为“医疗服务的价格结构扭曲”，由于政府规定的医生门诊收费和住院费等医疗服务的价格过低。不可否认，这方面的价格结构扭曲确实迫使许多医院不得不“以药养医”、“以检查养医”，鼓励本院医生指示患者尽可能多地在本院作检查、拿药；医生从门诊收费中获得的收入太少，也增加了他们通过让患者多作检查、多拿药而获利的动力。但是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这种价格结构扭曲不可能是医生们提供过度医疗服务的主要动力。
只要医院可以靠销售药品和检查服务而增加的货币收入大幅度地增加本院员工特别是本院决策者的收入，医院就有充分的动力要求其医生在处方中尽量让患者多拿药、多作检查；只要医生可以靠在处方中让患者多拿药、多作检查而显著地增加自己的个人收入，医生们就有足够的动力在处方中让患者尽可能多拿药、多作检查，而不论他们从门诊收费中获得的收入有多高。这是任何一个有一点经济头脑的人都能理解的利益因果关系。因此，给定医疗行业中的信息不对称，医院可以靠销售药品和检查服务而增加的货币收入来大幅度地增加本院员工特别是本院决策者的收入，开处方的医生可以靠多开药而增加药品回扣收入，这才是诱导性消费、过度医疗服务之源。
四、完全竞争长期均衡下的“囚徒困境”“中国特色的经济自由主义”的信奉者们还散布说，“看病贵”的根源不是医疗行业的市场化和私有化，而是由于医疗行业的竞争不充分。只要放手让谋取利润的私人开设医院，造成盈利性医院之间的充分竞争，就可以解决看病贵的问题，将医疗费用降到有效率的水平。
这种观点也是完全错误的。给定医疗服务供给者对其需求者的巨大信息优势，即使盈利性医院之间实现了医疗服务上的完全竞争，患者的医疗总费用也不可能降到社会有效率的水平。
完全竞争的一个最主要的后果，是使完全竞争行业中企业的总收益等于其总成本，企业的利润降到零。不过，理论上说的这种“企业总成本”，是企业总的“机会成本”，其中包含着每个竞争行业中都可以得到的所谓“正常利润”。完全竞争行业所达到的长期均衡，使投入该行业中的每一种生产要素包括人力资本和企业家的经营才能都得到了社会“正常”水平的回报；这种均衡下的所谓“没有利润”，只不过意味着没有超额利润。
这也就是说，充分的竞争所能够达到的极限状态——完全竞争的长期均衡，不过是使处于这种状态下的行业中每个人的收入都达到社会平均状态下的“正常”水平而已；而在医疗服务这种信息极端不对称的行业中，完全竞争下的长期均衡既不能使资源的消耗保持在有效率的水平上，更无法保证消费者的开支限制在真正有效率的较低水平上。
在医疗服务这种行业中，由于信息极端不对称，完全竞争下的长期均衡可以将医疗服务的“单价”压低到等于其平均成本，却无法将医疗的总费用和医疗服务消费者的开支限制在真正有效率的较低水平上。其原因在于，医疗的总费用和医疗服务消费者的总开支不仅取决于医疗服务的“单价”，而且取决于求诊者“消费”的医疗服务种类及其数量。而信息不对称之所以能造成医疗行业中的资源配置扭曲，主要的原因就是医疗服务的供给者可以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提供过度医疗服务，对患者进行诱导性消费，消费过多的或成本过高的医疗服务，以此来增加自己的货币收入和利润。
医疗服务单价、医疗服务数量和医疗服务总费用的这种可以完全不同向变动的关系，典型地表现在江苏宿迁地区的所谓“医疗改革”中。
李玲主持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医疗卫生改革课题组的调研报告“宿迁‘卖光式’医改调查：‘看病贵’并没有解决”（刊登于人民网）说，江苏宿迁地区卖光了所有的公立医院并大力鼓励私人兴办医院，使该地区的所有医疗机构实质上都变成了盈利性的私营医院。“目前宿迁地区各个层次的医疗服务机构都已经由民间资本购买或经营”。
该报告指出，私营医院之间的竞争压力促使宿迁的医院降低了挂号费、单项检查价格、药品单价、每病床日收费等“医疗服务单价”；但是宿迁的医院数量增加，各个医院的货币收入也迅速增加，各种医院都存在着很强的盈利动机和能力。“据沭阳某医院院长称，现在医院的利润率一般都在50%以上”。该报告令人信服地指出，在宿迁那种相对偏僻的农村地区，医院货币收入的增加只能来源于本地居民医疗费用支出的增加，这种增加反映了治疗每个不适的病例的支出增加。当地老百姓对医疗费用高昂程度的形容是，“在医院钱就像纸一样”。而在“医疗服务单价”下降的情况下，居民医疗费用支出的增加只能来源于为治疗每病例而购买的医疗服务数量增加。“医疗市场化”的拥护者将宿迁的“医疗体制改革”看作成功的案例。其实仅仅从为治疗每病例而购买的医疗服务数量和总的费用支出增加这一点看，宿迁的“医疗体制改革”就是个失败的典型。为治疗每病例而购买的医疗服务数量和总的费用支出增加，表明了公立医院转变为盈利性的私营医院导致了“诱导性消费”急剧增加，导致了医生们变为肆无忌惮地利用自己对患者的信息优势牟利。因此，宿迁地区医院的货币总收入增加其实是当地居民福利下降的一个标志，是医院私有化危害社会福利的标志。
如果医疗服务行业是完全竞争性的，则当该行业中的企业利润和个人收入高于社会平均水平时，就会有许多新的企业和资本进入医疗服务行业，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也会显著增加。资本、企业和从业人员的显著增加大大增加了医疗服务的供给，可能造成医疗服务“单价”的下降，而且必定会使单个企业的利润和每个从业人员的收入下降。在企业、资本和从业者停止流入的长期均衡状态下，各种医疗服务的单价都会降到等于提供它们的平均成本，医疗企业的利润和从业人员的收入也都会降到社会平均的水平，但是求诊者为医治每一次的身体不适所付出的医疗总费用仍然会显著高于社会最优水平，因为他受医疗服务提供者诱导，购买了相对于社会最优水平来说是过多的和成本过高的医疗服务。只要医疗服务的提供者们仅仅想通过销售医疗服务的收入来最大化医院的利润和个人的货币收入，情况就必定是如此。
我们之所以断定，即使在长期均衡的完全竞争下求诊者也会购买过多的和成本过高的医疗服务，理由仅仅在于两点：第一点是医疗行业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另一点则是医疗服务的提供者们想通过销售医疗服务的收入来最大化医院的利润和个人的货币收入。如果医疗服务的提供者们想通过销售医疗服务的收入来最大化医院的利润和个人的货币收入，那就不管同行业的竞争压力有多大，只要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任何一个医疗服务的提供者都没有任何理由不去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诱导求诊者购买过多的和成本过高的医疗服务。结果是在完全竞争下为医治患者的每一次不适所提供的医疗服务仍然社会代价过高。
这样，医疗行业的完全竞争至多只能消除医院和医生个人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利润和货币收入，使医药业的利润和个人收入降到社会平均水平，但是患者为治疗每一次不适所付出的费用仍然过高，结果是社会资源过多地投入了医药业。这也合乎最近这些年信息经济学研究得出的一般结论：只要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完全竞争状态下的资源配置就会显示出某些浪费的特征。
如果医疗行业处于准入者有限的非完全竞争状态下，医院和医生的利润和货币收入都可以显著高于社会平均水平，而在完全竞争的长期均衡下，医院和医生的利润和货币收入都只能等于整个社会的平均水平。而在后一种情况下，患者仍然购买了过多的和成本过高的医疗服务。这就说明，在完全竞争的长期均衡下，医院和医生的利润和货币收入之所以较低，是因为每个医院、每个医生处置的患者减少了，或者更严格地说是，每个医院、每个医生处置的患者不适的病例数减少了，以致尽管处理每次不适都可以销售过多的医疗服务，每个医院、每个医生也只能赚得社会平均水平的利润和收入。这本没有什么奇怪：与准入者有限的状态相比，完全竞争长期均衡下有更多的医院和医生，而患者不适的总病例数却同样多，因而每个医院或医生处置的病例只能更少。
说完全竞争的医疗行业在长期均衡下医疗服务的单价等于提供其的平均成本，这绝不意味着这种情况下医疗服务的“生产”就是有效率的。正如前边指出的，由于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当各种医疗服务的提供者都受货币收入最大化动机支配时，各种医疗服务包括药品的提供者都必须为单纯的推销付出极高的费用，其中就包括了药品回扣和广告这两大费用。这些推销费用都是提供医疗服务的机会成本，必须在长期均衡价格中得到足够的补偿。
医疗服务推销费用中的一大部分实际上用于养活从事广告业和推销业的人员。而在实际上，除了已经变为医生收入一部分的药品回扣之外，绝大部分的医疗服务推销费用都起着本文前边已经说明的那种作用：它们不能增加整个社会的福利，不仅是资源的浪费，甚至是耗费资源去危害患者和整个社会。
这样，当医疗服务的提供者们想通过销售医疗服务的收入来最大化医院的利润和个人的货币收入时，由于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对其购买者的信息优势，完全竞争下的长期均衡虽然会使医院和医生的利润和货币收入只等于整个社会的平均水平，却仍然存在着资源配置的扭曲和资源的巨大浪费——患者购买了过多的和成本过高的医疗服务，花费在推销医疗服务上的大量资源不仅对社会没有任何益处，往往还有害处。
于是，当医疗服务的提供者们想通过销售医疗服务的收入来最大化医院的利润和个人的货币收入时，完全竞争下的长期均衡会造成一种“囚徒困境”式的难题。这是这样一种困境：如果每个医生都不引导求诊者作诱导性消费、医疗服务的提供者不作推销，完全竞争下的长期均衡会使医院和药商的利润、医生的收入都等于整个社会的平均水平，这是一种“没有诱导性消费的完全竞争长期均衡”；而如果每个医生都引导求诊者作诱导性消费、医疗服务的提供者作推销，完全竞争下的长期均衡也会使医院和药商的利润、医生的收入都等于整个社会的平均水平，这是“诱导性消费的完全竞争长期均衡”。
显然求诊者的状况在“没有诱导性消费的完全竞争长期均衡”下比在“诱导性消费的完全竞争长期均衡”下要好，因为在“没有诱导性消费的完全竞争长期均衡”下，药品的价格中不包括推销成本，从而药价比较低；同样数额的医生货币收入分摊在更多的求诊者不适病例上，从而使医治每例求诊者不适的医生收费更低。但是与“诱导性消费的完全竞争长期均衡”下的情况相比，医疗服务提供者们的状况在“没有诱导性消费的完全竞争长期均衡”下也并不更坏，因为他们在这两种情况下都获得等于整个社会平均水平的利润或货币收入。这意味着，用经济学的术语说，“没有诱导性消费的完全竞争长期均衡”“帕累托优于”“诱导性消费的完全竞争长期均衡”。
但是，由于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对于其医疗服务的购买者有巨大的信息优势，当医疗服务的提供者们想通过销售医疗服务的收入来最大化医院的利润和个人的货币收入时，如果它们之间存在着竞争，他们的个人最优决策是引导求诊者作诱导性消费和推销医疗服务，从而必定导致一个“诱导性消费的完全竞争长期均衡”，而这个均衡与“没有诱导性消费的完全竞争长期均衡”相比是没有效率的。这是一个“盈利性医疗行业的竞争均衡困境”。
五、发达西方国家的经验教训
其实，西方发达国家及其主流经济学界对医疗行业的这种市场失灵也早有深刻认识，并也采取了相应的对策。
当代微观经济理论分析的大师肯尼思·阿罗1963年发表的著名论文《不确定性与医疗的福利经济学》（Arrow， Kenneth J.，1963），被称为研究信息不对称下经济行为的“信息经济学”的开创性著作之一。阿罗在这篇论文中反复强调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而且谈及了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医疗保险业中的“道德危害”（moral hazard），说在保险机构支付医疗费用的情况下，医生和求诊者都可能喜好在处方中指定更昂贵的药品和护理，更经常的处置等等。阿罗指出，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医疗行业中，由于缺少“理想的”保险制度，就需要在医生与患者之间建立一种“信任与信心的关系”，这种信任关系的一个后果就是，医生不能或至少表面上不能每时每刻都行动得像要把他自己的收入最大化那样。他必须使患者相信他完全是在为患者着想，而必须避开利润最大化的明显恶名。
阿罗正是在这篇论文中详细地说明了，医疗专业是市场失灵的一个典型例子，要减轻这种市场失灵对整个社会的危害，就要创造许多的社会机构，这些社会机构在某种程度上是与通常假设的市场相抵触的。阿罗以这样的社会机构来解释当时美国医疗行业中的许多制度，如行医必须有执业许可、非盈利医疗机构在美国医疗行业中占统治地位、不搞讨价还价、必须为医治患者尽最大努力、医生以最大化个人收入和利润为耻的行规等等。
阿罗的这篇论文启发我们去思考一种根本的因果关系：医疗服务提供者对医疗服务购买者的信息优势是一个很难根本改变的事实。但是这样的信息不对称要变为以“诱导性消费”肆无忌惮地榨光求诊者，还需要医疗服务的提供者有动力通过销售医疗服务的收入来最大化医院的利润和个人的货币收入。为了避免由此导致的一系列社会弊端，就需要医院和医生非盈利化，需要使他们不想通过销售医疗服务的收入来最大化医院的利润和个人的货币收入。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现在非盈利医院在主要的发达西方国家的医疗卫生领域中都占主导地位。统计资料显示，在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意大利和瑞士6国中，除意大利的非盈利医院只占医疗卫生领域的65%之外，其他5国的非盈利医院都占医疗卫生领域的78%—95%。而在盈利医院比例最高的意大利，公立医院比例也极高：60.5%的医院是公立医院。而公立医院所占的比例，法国是65%，瑞士是46%，加拿大是43%，德国是42%。美国公立医院的比例低，只占10%，但是美国的非盈利医院所占比例却高达90%，公益性组织和私人举办的非盈利医院所占比例高达80%。（转引自李玲，2006）
仅仅上述这组数字就足以说明，当前中国“看病贵”的根源，根本就不是什么国有医院占了主导地位，而是国有医院实质上变成了盈利性医院，是将医院私有化。而在中国，私营的医院几乎不可能不是盈利性的。
减少医疗行业资源配置扭曲的最根本途径，当然是尽量缩小求诊者相对于医药供给者的信息劣势。西方发达国家对医疗行业的许多行业管理和政府监管，其最终作用都是确保购买者们获得的有关医疗服务的信息准确无误。
患者个人无力搜集足够的有关医疗服务的信息，是医疗行业中信息不对称的根源。现代的发达国家的政府都对医疗服务和药品及医疗器械的生产实行了系统而严格的监督和监管，以便向医疗服务的需求者提供简单的信号性信息，减少医疗服务需求者相对于医疗服务提供者在信息上的劣势。美国对行医执业许可的严格管理、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对药品和医疗器械生产的严格审批和监管，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范例。
FDA对药品生产的监管，不仅根本不同于一般的市场交易，而且也不同于西方国家政府与企业往来的通常做法。政府的司法机构处理有关企业的诉讼、政府为企业注册登记、向企业征税时的一般做法，与FDA对药品生产的监管有根本的不同。FDA对药品生产的监管更像是军队和企业这样的等级制组织内部通行的上级对下级在实物上的监控。
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对原料药生产及使用规定了非常严格的监管规则，要求原料药生产厂家从原料开始的每一工序，都严格遵守现行药品生产质量规范。它在对企业的指导文件中明确指出：“原料药的质量和纯度不能够仅仅用最终产品的检测来确定和保障，还必须依靠合成和制造过程中的适当控制来达到。”为了保证做到这种适当控制，他们的执法人员会到生产场地进行现场检查，对原料药的原材料质量控制与管理十分重视，重视的对象包括起始原材料的入库、堆垛、标签、检验、储存、批发等过程。对于原料药生产厂家的质量控制部门要求更为严格，这些要求包括设立检测规范、标准、程序及实验室控制机制等。此外，美国还设立了药物档案（DMF）制度，将药物原料和制剂、包装材料以及某些辅料等纳入档案管理范围，并建立相应的药物档案评审标准及审查程序。
政府机构对企业的产品生产实行如此周详的监控，这是苏联式的指令性计划经济的特征。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年代里，尽管号称实行计划经济，政府机构对药品生产企业的监控可能也没有达到这样周详的程度。美国虽然最崇尚“自由的市场”和“政府不干预企业”，却还是对医药行业进行如此严厉的监管和控制，这当然是因为医药行业中存在着极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是为了保护在信息上处于劣势的消费者的利益。
即便美国政府对医药行业进行了这样大的干预，美国仍然是西方发达国家中政府对医疗行业干预最少的国家、医疗和医药行业最“市场化”的国家。美国医疗和医药行业最市场化的标志，就是美国政府没有实行系统的政策来保证每个公民都享有医疗保障，至今仍然有5千多万人没有医疗保险。而西欧的发达国家几乎都由政府建立了系统的医疗保障制度，保证每个公民都享有医疗保障。
比较一下美国与英国医疗行业的社会绩效就可以看到，美国这个医疗和医药行业最“市场化”的国家医疗行业的效率最低。
英国实行全民医疗服务体系，国家直接为公民提供免费医疗服务。经常有人抨击英国的医疗体制，抱怨在英国看病要排队等很长时间。这其实是因为英国的医疗实行计划体制，急诊或有威胁生命疾病的患者可以立刻得到治疗。而在实际上，英国的医疗服务事业比美国的效率高得多。
2002年，美国的医疗卫生费用占GDP的14.6%，仍有20%的民众没有任何医疗保障；英国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医疗卫生费用只占GDP的7.7%（转引自李玲，2006）。而据《参考消息》转载的外国报刊文章报道，2006年5月，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公共卫生和流行病学教授迈克尔·马尔莫与三位同事在《美国医学会杂志》发表的一篇论文中，研究了美国和英国的健康状况。他们发现，在全社会的各个阶层，美国不健康的人数都比英国多。这也就是说，医疗卫生最“市场化”的美国人均花费了最多的医疗卫生费用，但是人民真正享受的医疗卫生服务最少，人民的健康状况也比较差。
上述有关美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实际数字足以说明，本文前边所说的那种“市场化”医疗即使在完全竞争长期均衡下也会具有的“囚徒困境”是确实存在的。对于信息严重不对称的医疗行业，追求盈利最大的市场化对整个社会是一种灾难。
资料来源
http://www.sina.com.cn，左大培，新浪财经，2006.8.14
讨论题
1.当今中国的“看病贵”是一种真实的资源配置扭曲，其根源是什么？
2.为了改变目前这种状况，中国政府需要采取哪些政策措施？
3.如何真正实现公立医院的非盈利性？
4.你如何看待“医院做广告”？
5.在医疗这样有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的行业中，应该采取哪些措施避免单纯追求盈利的“市场化行为”？
6.美国和英国在医疗行业的经验教训对我们有何启示？案例2.8 中国邮政改革：应如何借鉴公交医疗改革教训？
2007年1月29日，随着重组后的国家邮政局和新组建的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的正式挂牌成立，《邮政法》的修改也进入冲刺阶段，邮政作为我国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正在经历着有史以来最深刻的变革。
关于邮政产业的市场化问题，更是在此关键时期进入了争论高潮。如在邮政信函专营权问题上，外资、民营等快递企业提出了很多不同意见，从媒体呼吁，到上书建言，甚至以“死”相逼……
近年来，与邮政产业一脉相通的医疗、教育、公交等公共产业的改革，都曾经历过一个严重依赖市场化的阶段，而从现在的改革结果来看，留给我们的更多是一声叹息。如医改已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定义为“基本不成功”；再如城市公交，以北京为例，公交系统经历了重组上市等一系列改革，却依然被公众定义为“基本失败”。2006年6月，通过相关公司的资产置换，北京公交重新归入公益性企业。北京今年起开始，投入116.5亿财政资金用于扶持公交产业。
同样是公共产品，邮政这艘大船，其未来改革究竟该开向何方？
一、涨价——快递公司的“春节礼物”
每年的2月14日，小张都会快递给女朋友一份情人节礼物，但是今年，他遇到了点小麻烦。“什么？要30元？”和快递公司通话后，小张很生气，“平时最多也只有15元的。”
但小张最后还是下了单，因为他打了六七家快递公司的电话，只有两三家还有人接，30元已属于开价最低的了，其中一家甚至要60元，比平时的价格高出了三倍。
和小张遇到同样问题的还有关小姐，不过她的“经验”要比小张丰富得多。“每年春节前后一周，几乎所有的快递公司都不营业。这段时间我一般都用EMS，因为邮政连年三十、初一都一样办业务，而且价格还和平时一样。”关小姐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不过平时，除非是特别重要的文件和送比较偏远的地方，我们一般不用EMS，因为小快递公司要便宜10块钱左右，而且速度也不慢。”关小姐说。“快递业务是不管覆盖的，所有快递公司只会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等收益优厚的区域进行业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社会发展研究部部长丁宁宁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而邮政是具有提供公共服务性质的，必须保证公民随时随地通信权利的实现。”
随着重组后的国家邮政局和新组建的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的正式挂牌成立，政企分开已经取得了重大突破，正在从中央向地方推进；邮政信函专营权正成为一个尚待彻底理清的命题。
二、“专营权风潮”
关于邮政信函专营权的争论由来已久。众多民营快递公司一直到处游说、上书建言，称专营是行业垄断、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会损害消费者的选择权、会导致百万人失业数十万公司倒闭云云……总之，希望能取消邮政的信函专营。
而外资快递公司更是委托其代表机构发表“联合声明”，指责中国违反WTO原则，呼吁放开国内信件快递业务。
但是，在这纷纷扰扰的争吵当中，“我们到底为什么要专营”，这个由邮政本质所决定的问题却被忽视了。“邮政信函业务之所以要专营，是因为它涉及国家安全、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不适于市场竞争的机制。”著名的邮政专家、中国通信学会邮政委员会学术部主任顾联瑜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顾联瑜认为由于邮政要确保公民享有持续、有保障、价格低廉且无差别的邮政“普遍服务”，而且还担负很多社会公益性的服务，如机要通信、义务兵通信、党报党刊发行、盲人读物寄递等。
虽然在经济发达地区和偏远地区的通邮成本差别巨大，但邮政只能在统一价格基础上提供服务，而由此造成巨大的亏损只能通过地区间、业务间的交叉补贴来平衡。“如果没有专营，其他企业可以只在大城市里面经营这些赚钱的业务，而邮政还得要到农村里面去搞普遍服务，只能导致亏损的更厉害。”顾联瑜说。
2003年，由于国家补贴的结束，邮政被完全“断奶”。因此，只能通过严格邮政专营管理，从外资和民企那里收回EMS快递的盈利业务的方式来填补亏损缺口。
非邮政企业由于不承担这些“亏本”的普遍服务——作为正常的商业行为，他们只把业务放在成本低利润高的地区和对象上——于是最赚钱的快递“肥肉”都被瓜分，只留下亏损赔钱的地区和业务，而这些“硬骨头”邮政还不能不啃。
资料来源
http://old.gxi.gov.cn，2007.3.5
讨论题
1.小张的快递为什么涨价那么多？其根源是什么？
2.你认为邮政信函专营是否属于行业垄断？是否应该取消？
3.中国政府需要采取哪些政策措施才能真正取消邮政的信函专营？
4.你如何看待“关于邮政产业的市场化问题”？案例2.9 政府与市场如何“井水不犯河水”
政府做低收入群体的住宅，有钱的就去买房地产商的住宅，丰俭由人，一个是社会福利体系内的住房，一个是市场运作体系内的住房，井水不犯河水，大家各做自己的事情，不交叉，事情就简单了。《建业》请我写篇文章，谈谈对于公共产品的看法。这篇文章的背景是因为国内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当前的主要矛盾已经变成公众日益增长的对公共产品需求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的矛盾，税收增长远远超过GDP增长，公共投入滞后，投资热情高涨，但是因为公共产品的短缺积累了一系列需要关注的社会问题，如教育、卫生、服务、养老、农民工等。
这个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公共产品由谁提供，如何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问题。房地产开发公司现在开发大楼盘的时候做学校、图书馆、医院、教育、社区服务、医疗服务等标准的公共产品，从原理上讲是应该由政府做的，现在企业要承担这个任务。又比如修桥、补路这类工作也应该是政府做的，现在上高速、过桥都要收钱，全世界高速公路中需要收费的70%在中国，那么政府到底应该做什么呢？
这个问题早就在国内学界提出来了，2005年《人民日报》就曾经从公共经济学的学术角度谈了这个问题。公共经济学除了包括作为财政学研究对象的政府收支活动的全部内容，还包括传统财政学难以囊括的公共产品、社会保障、公共选择、政府规制（例如金融监管、环境保护、公用事业定价）等内容。它所指的公共部门除了传统财政学所关注的政府，还包括非营利性组织、公共企业、民间社会团体、国际组织等，公共部门的全部经济活动都是其研究对象。公共经济学以市场失灵为研究起点，在发展的初期，涉及宏观和微观经济问题，并将公共部门的功能概括为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经济稳定。后来，涉及经济稳定的政府经济政策日益增多并逐渐自成体统，公共经济学出现了微观化的趋势，主要关注个体——政府、企业、个人（家庭）的行为。
原来全部公共产品都是由政府提供的：住房是公家的宿舍，医疗公费、养老公费、教育免费，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在住房、医疗、社会保障系统、教育上的改革，事实上是产业化了，也就是把原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让市场来做，这个转折强度的激烈，超过西方所有主要国家在公共产品方面改变的水平，住房价格、医疗价格、教育价格有较大升幅，令普通民众一下子难以接受，才引起社会反弹。就我熟悉的美国来说，这几项领域的公共产品虽然不充足，但是比国内目前的政府供应水平还是要高，比如义务教育，也就是由州政府负担的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是全部免费的；医疗方面，低收入者有联邦和州政府的医疗补助（中产阶级和中产以上的就没有），老年人也有联邦和州政府的医疗保障；缴税达到40分之后，退休以后在联邦社会保险部门有保险金领取，低收入者有联邦低收入住房，或者可以在联邦政府的住房和都市发展部领取廉价住房的补助金。图书馆这类公共产品就纯粹由政府投资免费提供给民众了。
公共产品的私人提供在西方也很普遍，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产品的私人提供问题开始较多地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这是与私人部门在公共产品提供中越来越多发挥作用相适应的。比如，个人从事大量慈善活动，提供多种公共产品；非营利性组织等第三部门快速发展，等等。美国的大学有非营利性和营利性两种，大部分的大学属于非营利性的，就是一种私人投入的公共产品，哈佛大学就是典型的这类学院，政府就不投入公共教育了，私人投入公共产品的供应，是一种补充和加强。
社会保障自然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随着人口寿命的延长以及发达国家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人口老龄化问题加剧，人们担心以现收现付制为主的社会保障制度难以持续，因而最优社会保障问题成为公共经济学研究的前沿领域。其中，焦点问题是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孰优孰劣。许多研究表明，基金制能够用更少的社会保障缴款带来更多的社会保障收益，是更有效率的制度。实践中，很多国家已经或正在向基金制过渡，建立各种各样的个人账户制度。
住房的全面市场化是当今国内民众最关心的问题。我记得曾谈到过西方对于低收入者住房这个比较庞大的公共产品的解决方法，照顾社会低收入、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本来就是公共产品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欧洲，这部分的住宅是由政府投资做的，在德国这些国家，叫做“社会住宅项目”（social housing project）；在讲话比较直截了当的美国，就叫做“低收入住宅项目”（low income housing project）政府投资做给中低收入的住宅，而开发商则按照市场要求来做他愿意做的，社会功能和市场功能是分开的。新加坡政府的方法更有独创性：每个公民自从工作开始，就要按照政府规定，把自己25%的收入存在政府一个指定的银行账户上，到你结婚的时候，申请买楼，这个存款连本带利就用来支付头款，房屋贷款也可以继续在政府这个银行中申请借贷，这样一来，新加坡基本没有住房问题，80%的人都住在政府这个计划的公寓中。西方叫做“新加坡式社会主义住房政策”。从理论上讲，西方这种做法很简单：政府做低收入的住宅，有钱的就去买房地产商的住宅，丰俭由人，一个是社会福利体系内的住房，一个是市场运作体系内的住房，井水不犯河水，大家各做自己的事情，不交叉，事情就简单了。
政府开发的低收入住宅和房地产开发商开发的市场营销的住宅比例大约如何呢？西方各个国家的情况各不相同，好像美国是比较差的，大概1：
20，也就是说大概有不到二十分之一的人口住在这类政府投资的低收入住宅里，绝大部分人口是住在自己买的住宅里；而在荷兰，大概达到1:3，约四分之一的人口住在政府投资的低收入住宅里，新加坡更高达80%。国情不同，因此没有一个标准。
我在那篇文章中提到：这点我们短时期内很难做到，原因倒不是政府没有钱，而是我们缺乏一个检查真正低收入的信用机制（credit system），大量流通的资金依然是以现金形式为主，个人支票、信用卡这类信用机制的基本工具在国内还是非常的不普遍，并且难以短时间内普及。因此，一旦政府做了这样的住宅，价格低廉，原来是准备给低收入人口住的，结果会因为信用机制不完善，有可能落入到利益集团手中，或者落入乘虚而入的不属于低收入层次的人手中，政府现在能够做的，仅仅是给因为政府公共项目、基本建设项目造成的回迁户、搬迁户建造福利类型的住宅，对于一般收入人口居住问题，我看政府是寄希望于“90平方米以下户型需要占开发项目的70%以上”的政策促使开发商开发住宅的。是不是能够达到政府的预期目的呢？我没有答案，因为全世界都没有这样尝试过，我们如果尝试成功了，可能给世界其他国家在解决低收入、弱势群体的住房问题上提供一个好的经验，如果失败了，要尽快建立自己的信用体系，收入和支出透明化，然后再由政府投入建造低收入住宅，或者另外尝试其他的方法。
实行市场经济，千万要记住：市场不是万能的。大规模的基本建设自然是公共产品，而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制度也应该是公共产品。庞大的基本建设是私人企业无力完成的，还有那些无利可图的领域，投资风险过大的产品，那些短期内得不到回报的投资等等，都属于由政府作为公共产品来供给的领域。狭义的公共产品是指政府通过微观参与所提供的生产性和福利性基础设施。广义的公共产品除了基础设施外，还包括三类：实现社会公正和宏观调控目标的公共政策，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创新的各项制度安排，有利于科学、文化方面的公共产品，而无论广义的还是狭义的公共产品，其有效供给都是在公共政策的引导、调节、支撑和保障下进行的。市场经济越发展，对各类公共产品的需求就越多，对公共产品供给有效性的要求就越强，从而对公共政策的要求就越高。
讲起来好像很复杂，其实简单得很：政府做政府应该做的公共产品，市场做市场的产品，就清楚了。如果政府把好多本来属于公共产品的范畴交给市场做，就乱套了。
资料来源
王受之，《第一财经日报》，2007.9.28
讨论题
1.私人公司来提供公共产品可以吗？为什么？
2.私人经营公共产品是否会引发暴利，从而损害公共利益？
3.如果把公共产品交给私人公司来经营该如何避免这种问题？
4.你认为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制度等是否属于公共产品？是否能够由市场提供？案例2.10 改善民生需强化公共财政再分配
2007年7月24日，国务院公布城镇居民基本医保试点指导意见，决定从今年开始，用三年时间逐步在全国城镇全面推开。同一天，全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工作会议也在北京召开，温家宝总理说，建立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是改善民生的重要任务。
根据试点方案的意见，政府对试点城市的参保居民，每年按不低于人均40元给予补助，其中，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按人均20元给予补助。城镇居民基本医保制度的建立，是每个人分享发展成果的具体体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由于在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中，初次分配向企业尤其是国家集中，普通劳动者的收入远远赶不上企业利润和国家税收的增长，致使民众未能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成果。这种情况本可以通过国家财政的二次分配和社会慈善的三次分配进行纠正和弥补，但由于政府一直兼有经济建设的职能，所以在实际中政府的财政大都投向工业项目和国有企业去了，政府财政被异化成名副其实的建设财政而不是公共财政。再加上我国慈善事业的不发达，从而使具有改善民生质量功能的社会事业发展长期滞后，造成在经济快速发展下民众反而因医疗、教育、住房等问题生活质量下降，有些甚至陷入贫困状态，加剧社会的裂痕。
市场经济下的政府财政应该是公共财政。鉴于中国的特殊国情，政府虽负有经济建设的职能与使命，但应把更多的精力与收入用于为社会和民众提供公共服务上，按公共财政的要求调整和完善财政支出结构，扭转重经济发展轻社会民生的传统做法，发挥公共财政的再分配功能。
财政的再分配功能在于弥补初次分配的缺陷，防止收入分配差别过大的情况出现，因为收入分配差别过大既有悖社会公平，也同样损害市场效率。为此，财政资金直接用于经济建设的比重应逐渐降低，而且要严格限制在市场失灵领域和关系到国民经济重大发展战略与布局的领域，一般的竞争性领域，财政资金要坚决退出。特别是要加大义务教育方面和公共卫生等领域的投入，以基本均等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目标，通过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为落后地区的居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和均等的发展机会。
随着财政收入的大幅增长，目前我们已有能力解决基本的公共需求问题。以全民医保为例，从国际经验看，许多国家将全民医保提上政府议事日程时，人均GDP大致在2000—7000美元。近年来，我国GDP每年以10%的速度增长，财政收入的增幅更是高达20%多，今年上半年中央财政收入达到26117.84亿元，增长30.6%。中国人均GDP已接近2000美元，总体上，我国已经到了推进全民基本卫生保健制度的发展阶段。城镇居民基本医保试点作为全民医保的第一步，国家财政应予以充分的保障。
资料来源
邓聿文，《上海证券报》，2007.7.27
讨论题
1.公共财政的功能主要有哪些？
2.国家财政在推进全民基本卫生保健制度的发展方面应该起什么作用？
3.公共财政如何更好地参与国民收入的再分配？
4.我国财政的收入的再分配功能是否起到了缩小贫富差别的作用？第3章 财政支出概述案例3.1 官员不妨都来坐“公务巴士”“廊坊公务员到省城办公不坐小车坐班车/公务巴士4年多省下2600万元”。想象中的“公务巴士”，奔驰在自廊坊至石家庄的路上，应是一道新景观、好风景吧。
最明显不过的“好”，就好在“省”字上。廊坊从2000年11月8日开始开通了“廊坊—石家庄”的公务用车，到2005年初为止4年多省下了2600万元，不是一个小数呵。经济、社会发展了，交往、出行自是题中应有之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廊坊市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各机关单位与省会石家庄的交往非常频繁，平均每天有20辆小车来往于两市之间”。车多了，就很有账可算了。“小车往返，不算折旧费，每辆车需要燃油80升，费用约240元，高速路收费160元，再加司机吃住，费用可观”。而改乘“公务巴士”，则无疑大为节省。市直机关公务员到省会办事可集中坐这周一到周五每天都准时往返的公务车，来回收费只有90元，而且车上还提供电视、报纸、热水等服务。一句话，我们一直号召的“高效政府”在这里得到了体现：不仅办事效率高了，而且节省了，效益也高了。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公务巴士”是道好风景。
不仅如此，改小车为公务班车，还凸现了机关改变作风的努力。毋庸讳言，这些年有些官员、干部，乃至机关普通公务员，办事的“谱”越来越大，“牛”得厉害，而说穿了，不少都是“花架子”，是日益滋长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表现。动辄要“条件”，有时竟没个小车就办不了事，就不办事。这一点，同浪费一样，也是不正之风，也为人民群众深恶痛绝。因而，从这个意义上看，“公务巴士”又是一道好风景。
有条件的地方不妨一学，有条件的官员、公务员不妨都来坐“公务巴士”。各地都来借鉴了，一个又一个这样的利国利民的好风景，就会连缀成一道道人民群众认可称道的靓丽的风景线！
资料来源
http://www.xxcb.com.cn，2005.2.28
讨论题
1.你认为廊坊实行“公务巴士”有哪些好处？是否值得在全国推广？
2.它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
3.你认为“高效政府”还可以在哪些地方体现？案例3.2 “会议式生存”背离“节约型社会”
我们经常遭遇低效无益的会议，会议本身越来越成了成本高昂而效率低下的行为。若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其中相当大的比重可以归纳为无谓损失。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提供的“会议的机会成本”分析案例说明，企业往往会忽视一种最重要的机会成本：即高层管理者的宝贵时间。
会议是人类社会群体协调与沟通的重要途径，采用协商型会议（如公司的董事会）作为议事和决策的手段，也是促进企业与社会效率提高的重要规则。人们往往通过会议来沟通交流、增进了解、集思广益、争论思辨、化解冲突、形成决议，可以说，在成本适当的情况下，举行注重实效、简短而具有活力的会议是各种社会组织不可避免的主要协调方式之一。
举行会议的出发点，往往是为了解决突出矛盾，提高运行效率，降低社会发展成本。但当我们用“文山会海”、“会议季节”、“会议生活”、“会议式生存”之类的表述来形容、调侃有关开会的种种现象时，会议本身却成了一种成本高昂而效率低下的行为。台上念报告、台下听报告已成为类似每年两会这样重大会议的既定模式。而发展“会议经济”、“会展经济”、“旅游度假式会议”已经成了许多城市和旅游名胜重要经济增长点和收入来源。
传统会议模式，显然与创建“和谐社会”、“节约型社会”目标存在着一定的不协调性。由于各种会议的成本通常由公款支出和企业非生产性支出负担，若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思考，其中相当大的比重可以归纳为无谓损失，从而造成社会净福利的减少。
据说日本某公司为提高开会效率，实行会议成本分析制度。每次开会，总是把一个醒目的会议成本分配表贴在黑板上。成本的算法是：会议成本=每小时平均工资的3倍×2×开会人数会议时间（小时）。之所以平均工资乘3，是因为产值高于平均工资；乘2是因为参加会议要中断经常性工作，损失要以2倍来计算。因此，参加会议的人越多，成本越高。有了成本分析，态度就会更加慎重，会议效果就较为明显。当然，要降低会议成本，除了减少会议的直接成本之外，提高会议效率，缩短会议时间，也同样重要。
据经济学的成本概念分析，除了会议的直接成本（如食宿、交通、场地、设备租借和会议服务、打印材料等）和间接成本（如参加会议者的小时工资）之外，还应当考虑会议的机会成本。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他的教科书中提供了一个案例材料“会议的机会成本”，并对此有简单计算。
该案例说明，企业往往会忽视一种最重要的机会成本：即高层管理者的宝贵时间。有一专业研究机构曾调查分析了美国最大的一千家企业中的200位管理者，他们平均每天有15分钟打电话，72分钟在出席各种不必要的会议，32分钟在阅读或写各种备忘录。
如果将这些数字乘上48周（假设管理者每年有四周假期），那么每位经理平均每年花60小时打电话；128小时用于不必要的备忘录；而有288小时出席那些不必要的会议。如果能够把这些无谓损失的时间用于其他更具效率的事情，就等于节约了大量机会成本。
当然，不是所有的会议都是无效率或者严重浪费社会稀缺资源的，如果我们能够把日常的管理规则和重要事项通过网络发布、编制规则手册、电话电视会议甚至网络会议等各种方式去替代会议，也能节约大量资源，避免劳民伤财式的巨大浪费。
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学习和掌握更有效率的会议形式和方法，来提高会议的实际成效。因此我们可能需要特定的会议程序和议事规则。只有在一定的规范和程序下，会议才能起到拓宽言路、集思广益、凝聚共识的功用，才能实施多数占优但同时尊重和保护少数人意见的自由民主原则。我们经常遭遇低效无益的会议，内容空泛、拖泥带水、决策先决、强奸民意，或各说各话、缺乏真实交流，教条与曲解盛行，容不得争论与深入思考。
议事规则是建立在人们的常识和逻辑的基础之上的。它旨在设定全体认可的框架，使会议能够以高效、民主的方式来处理事务。掌握了议事规则的原理，我们就可以根据组织的需要来调适，既不过分拘泥于形式而导致效率低下，也不随意变动而损害会议的既定程序和民主原则。一般来说，会议规模越大，意见越是多样化，就越需要遵循较为正式的规则。
议事规则的意义，还在于能使参会者就会议方式达成一致，在权利制衡的共同框架下讨论和决议。所有的成员都必须遵守议事规则，在规则面前人人平等，努力运用好各自的发言权、知情权和投票权，设法使自己的意见占上风；当自己的意见不被多数人接受时，也不滥用个人或组织的权力而危害整体利益。会议主持人虽是规则的执行者，负责按程序保证会议正常运行，但同样受会议规则约束，不能凭借个人意志与偏好对议事过程施加不当影响。
近年来很多人喜欢开会，大事小事、有事没事总要找个理由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尤其是现在大兴“会议经济”之风，开会就成了招财进宝的冠冕堂皇的招牌。但我们常见到的却是台上讲者吐沫横飞，台下听者恹恹欲睡。“一些老大难”问题并不因开会而有额外起色，顺利的工作也不会因缺席一两次会议或漏听一两个指示而受阻。日子照样过，事情照样做，当然会议也照样开。
研究者对于会议泛滥做过各种各样的探讨，见仁见智。但就经济学角度来看，衡量一次会议的意义则不能不考虑其机会成本。
其实，喜欢开会不独是中国的“专利”，对于开会采用机会成本的经济学方法研究当然也不是笔者首创。根据一家研究机构对美国最大的1000家企业的200名老总所做的调查，老总们估计在他们每天的工作时间中，平均15分钟用于打电话，32分钟用于阅读或抄写不必要的备忘录，而竟然有72分钟用于不必要的会议。可见，开会不仅是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在十分注重效率的西方也司空见惯。华盛顿和日内瓦似乎也是因开会（开得多、开得大、开得高）而开出了名，这无疑给美国和瑞士带来了效益，但是对于世界和整个人类未必就有同样的效益。现在看来，世界共同面临的难题，不仅是人类和平与环境污染，似乎还有开会问题。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社会学家尤其是经济学家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
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经做了大量研究并提出解决方案。他认为，不必要的会议难以控制，重要原因在于人们忽视了机会成本。“无可否认，每个会议都具有一定目的，通常我们只能在会后对会议的必要性下结论。要命的是，企业在安排会议的时候，常常因为不必为参加会议的人额外付钱，便相信会议的成本为零。他们忘了，如果不开会，这些薪水很高的老总们会去做别的有用的事情。”
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洋洋洒洒的分析之后，还自信地开出了这样一个医治药方——主要是纠正人们对会议“零”或“低”成本的认识，加强与会者的紧迫感，以提高会议效率。他建议，在会议室显眼处设置一块计时牌，累计并显示全体与会者的薪水数额，直到会议结束。举例来说，20名薪水为45美元/小时的与会者参加的会议，每小时的成本就是900美元。此外，还可加上诸如会议室的使用成本和组织费用等。有了这块分秒必争的计时牌，“时间就是金钱”便真正成为一种压力。对他的这种设计，这位经济学家颇为得意。他说，试想，当薪金数字跳到四位数时，还有哪个大老板愿意付钱让一群职员毫无成效地空坐下去？还是长话短说为妙，趁早结束会议，把职员送回各自岗位上为公司多干活吧！
当然，这种度量应以时薪制为前提。经济学家的锦囊妙计，企业家可以仔细斟酌，政治家能否量体裁衣？对于非开不可的会议，日本的老板早就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那就是在空荡荡的办公室，大家都站着说话，没有舒适的桌椅，没有香甜的咖啡，更没有免费的午餐。
资料来源
夏业良，《上海证券报》，2007.8.31
讨论题
1.从这个案例中你能得到什么启示？
2.你如何理解“会议的机会成本”？
3.传统会议模式，显然与创建“和谐社会”、“节约型社会”目标存在着一定的不协调性，你对建立新的会议模式有何良策？
4.“文山会海”和财政支出效益有什么联系？案例3.3 河北省政府采购6年节约45亿元
从最初几个服务类项目扩展到全面覆盖货物、工程、服务三个大类的140多种项目，从单纯的预算内资金扩展到包括预算内外资金、自筹资金在内的各种财政性资金，近年来，河北省政府采购在范围和规模等方面迅速增加。2001年全省政府采购额仅为16.4亿元，到2005年达到85.3亿元，增长了4倍多，年均增长39.1%，2006年达到100.8亿元。
目前，河北省实行政府采购制度的单位，已经由省直机关扩展到全省各级国家机关、事业机构和团体组织。省、设区市和绝大多数县（市、区）都建立起政府采购工作机构，11个设区市和一部分县（市、区）也都分别设立政府采购监管和执行机构。为发挥中介组织在政府采购活动中的积极作用，审核认定了符合资格条件的70个政府采购代理机构。
为保证政府采购评审工作的健康开展，全省建立了统一的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已聘请专家2700多名，覆盖150多个专业，并初步实现评审专家资源共享，使专家跨区域参加政府采购评审活动成为可能。
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如今公开招标已成为政府采购的主要方式。2006年全省公开招标采购已占政府采购总规模的65%以上。
随着政府采购数量的不断增加，其规模效应开始显现，加上主要采用招投标等竞争性方式，使政府采购的节约效果十分明显。2001—2006年，全省政府采购累计节约资金45.2亿元，资金节约率达12.4%。
资料来源
人民网，2007.3.2
讨论题
1.实施政府采购制度的好处仅仅是省钱吗？
2.你对我国政府采购制度的了解有多少？
3.政府采购制度在具体操作中应注意哪些问题？案例3.4 阳光采购：一年节约资金984.5万元
沙河市自2000年推行政府采购制度以来，政府采购中心积极贯彻落实《政府采购法》，坚持把“公开、公平、公正、诚信”作为政府采购的生命，坚持依法采购、阳光采购，采取多种措施不断完善政府采购各项规章制度，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政府采购操作程序，实现了大宗采购招标化、服务采购定点化、工程采购规范化的工作目标，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一、沙河市政府采购工作成绩显著
多年来，沙河市政府采购中心以规范操作和拓展范围并重的整体工作思路，运用“四沟通”的工作方式，即：定期与采购人进行沟通，与“市场”进行沟通，与上级业务部门进行沟通，与评标小组成员沟通，逐步扩大了政府采购的规模。据统计，2001年实现政府采购金额413.6万元，节约资金29.8万元，节约率6.7%；2002年政府采购中心共完成采购次数56次，采购金额742.8万元，节约资金103万元，节约率12.18%；2003年政府采购中心共完成采购次数66次，采购金额1069.44万元，节约资金103.38万元，节约率8.81%；2004年政府采购中心共完成采购次数124次，采购金额2419.3万元，节约资金256.5万元，节约率9.58%；2005年政府采购中心共完成采购次数136次，采购金额3716.83万元，比市场价4395.55万元，节约资金678.72万元，节约率为15.44%。2006年，全市完成采购活动199次，实现政府采购额7582.78万元，节约资金984.5万元，资金节约率为11.5%，政府采购金额比2005年翻一番，实现了采购规模和金额的大幅度增长，有力地支持了沙河经济事业的发展，也赢得了社会的信任和好评。
该市政府采购工作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就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主要是在实施政府采购的工作过程中，牢牢地抓住了“细、严、法”三字。
1.突出一个“细”字，做足采购前期准备工作
首先，加强政府采购的宣传力度，通过电视、报纸等媒体发布政府采购公告，向社会广泛宣传采购事项，广泛吸引社会各界供应商报名参与。其次，严把供应商资格预审关，防止不合格的企业或个人混入，影响采购的整体进程。第三，为提高供应商的责任意识，确保采购活动顺利进行。政府采购中心积极出台新办法，规定参与竞标的供应商在每次竞标前，需要缴纳一定比例或数量的保证金。竞标成功者，保证金归入竞标总金额中；竞标没有成功的，保证金全数退还。第四，为增强对供应商的保密性管理，政府采购中心由专人负责竞标报名工作，同时，要求银行部门对缴纳保证金的竞标人给予绝对的保密，有效地防止弄虚作假、徇私舞弊、串标等不良情况的发生。
2.突出一个“严”字，做好采购中期工作
首先，严把招标文件管理关。严格编制招标文件，确保文件内容充实、齐全、条理清楚，同时，做到招标文件内容、制作、发放“三公开”，增强采购的透明度。其次，严把评分关。严格按照企业基本条件、投标报价、服务承诺等进行划分分值，每部分都列出具体小项分值和评分标准，由专家评委逐项论证、审核、打分，确保采购商品及工程的质量。第三，严把竞标报价关。按照《沙河市政府采购管理办法》、《河北省政府采购目录》等规定，在招标过程中，采用切实可行的评标办法，将投标供应商名称、资质和报价逐个在室内黑板上进行公示，将专家评分得分与供应商报价结合进行综合对比，按“设计优良、质量保证、报价合理”的方针，确定最终中标人。第四，严把监督关。不但加强政府采购自身的监管力度，还要自觉接受社会监督。每次采购活动均邀请纪检、审计等等部门领导组成的监督小组，进行现场监标，消除暗箱操作，确保阳光采购。
3.突出一个“法”，做实采购后期工作
采购结束后，在发出中标通知书前，依法将预中标结果通过简讯、信息网络、新闻等媒体进行公示，接受投标人和社会各界的监督，为大家提供一个明朗的监管平台，让监管工作真正的看得见、看得清。如有人对采购招标活动和中标结果有异议，并在公示期间向政府采购中心或监督管理部门反映的，采购中心工作人员会根据其反馈的信息情况，按照“先调查、再决定”的原则，严格依照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规范的“后审”，调查清楚后，正确的予以采纳，反之予以耐心的解释清楚。拨付资金实行验收制度。对政府采购资金设置专门账户拨款，按合同拨付供应采购资金时，采购单位要出具验收证明，验收合格按规定拨付资金。政府采购中心负责对中标供应商履行合同情况进行不定期检查，发现采购活动中出现问题的，比如供应商的服务标准、货物质量等与标书中的承诺存在差异时，及时予以纠正。
二、沙河政府采购现存问题
沙河政府采购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由于制度不完善、监管不到位、执行不彻底等多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目前，沙河政府采购工作仍然存在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
1.政府采购管理制度不健全
从全国范围来看，政府采购工作是一项新兴的事物，《政府采购法》推广实行的时间较短，因此，无论是法律本身还是配套制度、保障措施等都还不够健全和完善。
2.对政府采购工作认识不足
由于该市政府采购工作实施时间较短，对实施政府采购工作重要意义的宣传力度不够，造成了一些行政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在推行政府采购工作上还存在思想认识不到位、理解存有偏差等问题，导致该单位实施政府采购工作积极性不高。另外，实施政府采购以后，一些单位受部门本位主义和小单位、个人私利的影响，短时间内难于认同，一时在观念上难以转变，出现了一些单位自行采购的问题，影响了政府采购工作的正常开展。第三，少数部门认为财政揽事过多，实行政府采购是回收部门手中的采购项目审批权，因此，对推行政府采购制度有抵触情绪，甚至有意规避政府采购。
3.部门政府采购预算编制不完善
部门政府采购预算是部门预算的组成部分，是深化政府采购工作的起点，部门政府采购预算编制是否科学、规范，采购项目是否完善、细致，采购资金来源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整个政府采购活动的质量和效果。目前，沙河一些行政事业单位虽然已经实施政府采购，但对部门政府采购预算编制重要性认识不足，使部门政府采购预算编制工作流于形式，存在缺少采购预算编制、采购预算编制过于粗糙不规范或对在采购预算中没有的项目不经过相关法定程序批准就擅自实行政府采购、逃避政府采购等现象。
4.政府采购项目范围偏窄、规模偏小
据资料显示，在国际上，政府采购占财政支出和GDP最恰当的比重分别在30%和10%左右。2005年我国政府采购中标合同金额2927.6亿元，分别占当年财政支出和GDP的11.5%和1.6%。而2005年该市政府采购中标合同金额3716.83万元，分别占当年财政支出和GDP的9.4%和0.5%，比例偏低。
5.专家库和供应商库专业范围窄、层次低
要做好政府采购工作，提高政府采购工作质量，确保政府采购评标科学、合理的进行，必须建立完备的“技术专家库”（简称“专家库”）和“供应商库”。建立“专家库”用以解决评委的来源问题；而建立充足的“供应商库”则可以解决供应商不足的问题，保证更多的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形成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目前，我市受地域限制、经济发展水平、企业数量等多方面的影响，政府采购的“专家库”和“供应商库”建设还很不完善，主要呈现为“两库”专业范围窄、层次低，这必然会影响政府采购的效率和质量。
6.政府采购信息化建设有待提高
政府采购信息网络化是政府采购中一个重要环节，完善政府采购网络建设，开发运用适合政府采购工作的软件和系统，实现在全国范围内联网，将“供应商库”和“评委专家库”以及招投标信息等在网上公布，实现资源共享，对提高政府采购工作质量和效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它还具有便于公众监督、利于政府采购活动透明公开运行等好处。目前，该市政府采购尽管已经通过在电视、广播、网站、刊物和报纸等媒体上公布政府采购招标信息，但信息公布与实际采购活动需要相差甚远，这些采购信息在发布上还存在不规范，尤其是政府采购信息化网络建设滞后。
7.对政府采购的监督管理不到位
对政府采购的监督管理缺位主要表现在：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参与具体项目操作的多，从宏观上进行政策指导和监督管理的少。对与政府采购相关的各类主体的违规处罚制度不配套，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监管措施明显滞后。政府采购监管部门与纪检监察、审计、物价等相关部门缺乏经常的、稳定的沟通机制，协调配合不够密切，影响了监督合力的形成。新闻舆论和社会各界的监督由于缺乏应有的力度，难以发挥外部监督的作用。
8.政府采购队伍专业化人才缺乏
政府采购工作是一项全新的系统工程，具有政策性和业务性强、涉及面广等特点，对从事政府采购的工作人员综合素质要求较高。它要求工作人员不仅要具有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和较强的业务操作能力。但是，该市现阶段从事政府采购的工作人员主要来自财政部门和行政后勤部门，人员的知识，结构比较单一，专业知识比较缺乏，不利于全市采购管理的进一步发展。
三、加强沙河政府采购工作探讨
政府采购工作是加强财政支出管理、提高财政支出效益以及促进廉政建设的有效手段，是得民心、顺民意的“阳光工程”，前景十分广阔，也必将为推动沙河的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1.逐步完善与政府采购相关的制度法规
该市是2000年开始实行政府采购，而《政府采购法》颁布的时间为2003年，两者之间存在一个时间差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政府采购法》颁布以前我市已经开始实施政府采购，并且具备了一定的经验。因此，为了确保政府采购的执行力度，我市财政部门需要根据法律规定，对全市实行《政府采购法》以前制定的有关政府采购的规章制度进行全面清理，在此基础上认真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出具体的实施细则和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包括政府采购的预算和计划编制、信息发布、政府采购的程序和方式、机构设置和权责的划分、资金拨付、监督检查、质疑和投诉等制度，规范地方政府采购行为，提高政府采购效率。
2.加强舆论宣传，提高社会各界对政府采购认识
要争取政府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为启动政府采购打好基础。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等各种媒体，采取举办培训班、开展知识竞赛等多种渠道和形式，广泛宣传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彻底破除人们认为“政府采购是赢利行为”的错误认识，增强单位和群众对政府采购重大意义的认识，为政府采购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思想基础。
3.强化部门政府采购预算和计划管理
部门政府采购预算编制是整个政府采购采购工作链条的源头，也是扩大政府采购规模、规范政府采购管理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为此，财政部门、政府主管部门和采购管理机构要围绕加强部门政府采购预算编制工作为中心，积极行动起来，从加强宣传、强化政府采购预算约束、细化采购目录、严格部门采购预算编制的监督检查等方面入手，使各部门的采购预算编制工作逐步规范化。同时，各部门要本着“早编、细编”的原则，按照政府采购目录，将部门预算与部门政府采购预算进行同步编制。各部门编制的政府采购预算经过法定程序和相关部门审核、批准后，就不得随意更改，如遇特殊情况确需调整，必须按法定程序重新上报审批。这样一方面有利于增强政府采购的计划性，提高政府采购整体规模效益；另一方面有利于财政部门合理调度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果；还有利于从源头上杜绝采购单位更改采购项目或擅自采购套取财政资金等问题。
4.进一步扩大政府采购范围和规模，规范采购方式
政府采购中心要认真按照《河北省2007年集中采购目录及政府采购限额标准》和财政部出台的“绿色清单”，在搞好交通工具、通信工具、办公家具和日常办公用品、现代化办公设备及专用设备、汽车用油、“入保”，大宗资料印刷等采购外，按照“公开招标为主，其他采购方式为辅”的思路，重点做到政府采购的“三个延伸”，即：采购领域向政府投入的基建和公共工程类项目延伸；采购项目向小额商品延伸；采购范围向乡镇延伸。使我市政府采购工作涉及建筑、市政、环保、绿化、水利、交通、农业等各项工程。
5.加强政府采购“两库”资料建设
建立“供应商库”、“专家库”是进行政府采购工作的基础。因此，建立供应商登记制度，要对每次参加政府采购的供应商资格进行认真的审查，包括：企业的法人资格、注册资金、生产产品的能力、商业信誉、纳税记录、财务状况和履行合同记录等，将信誉好、有能力的供应商逐一加入到政府采购“供应商库”中，让较大范围的供应商都能参加招标、投标活动。建立编、评标人才库。加强对技术专家的资格审查和“专家库”的充实，可按货物、工程、服务三大类建立编、评标人才库，在编、评标时采取随机抽取方式分别建立。要加强“两库”动态管理，对一些在政府采购过程中有违规和不良行为、信誉低的企业或弄虚作假的技术专家实行黑名单制，对有违规操作的供应商和技术专家及时清除，以此来达到降低采购成本，提高采购效率的效果。
6.以信息化建设提速政府采购工作
充分利用现代电子技术，从简化政府采购环节和手续、节省政府采购时间、提高政府采购成功率入手，加强政府采购工作改革，大力发展政府采购信息化建设，加强政府采购部门与政府相关部门和供应商之间的交流沟通。充分利用网络平台作用，及时地发布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规章制度、采购信息等动态信息，增强采购透明度。实行网上信息采集、招标操作、数据管理、实时监控和后续管理等多种操作，从而降低采购成本，提高采购效率。同时加强政府采购网络的各项数据监控管理，让网络真正服务于政府采购工作。
7.完善政府采购的监督约束机制
政府采购是一项管钱管物的工作，要规范和推进政府采购工作，就要在政府采购关键环节上建立一个长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形成一整套内外结合、全方位、多层次、科学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一方面要内、外监督相结合。外部监督包括建立特约监督员制度、引入司法公证、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监督、审计监督、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社会公众和新闻监督。内部监督要形成决策、执行、履约三阶段的制约监督机制，如决策与采购执行分开、采购执行与合同履约监督分开，规范操作规程使各操作环节之间具有一个严密的监督制约，做到记录详实，交接有序，追溯有源，整体上形成政府集中采购机构内部完善、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另一方面要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督体系。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应会同有关部门对政府采购活动进行定期监督检查，将从采购项目信息发布开始到供应商产生、专家选评、评标过程及结果、中标考察、合同履约等全过程均纳入监督范围。达到对某一项目在采购执行的事前、事中、事后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督，将不公正和腐败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彻底杜绝暗箱操作和腐败现象的发生，使政府采购成为名副其实的“阳光工程”。
8.狠抓政府采购队伍建设
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做起：抓政府采购人员思想政治建设和廉政教育，锻造一支依法行政、依法采购、廉洁奉公、无私奉献、一心为公的采购队伍。同时要抓队伍的业务建设。要求采购人员不仅要熟悉相关的财政、产业、贸易政策及法律知识，还必须准确掌握招投标程序、商务谈判以及商品、工程、服务等方面的知识和技巧。加强对现有政府采购人员的专业培训，可通过对一些比较成功的政府采购招标项目范例的剖析等方式，对政府采购人员进行经常性的业务培训。加强专业人才的引进。向社会招聘一批政治素质过硬，既懂经济又懂专业的复合型人才，充实到现有的政府采购队伍中间，优化政府采购人员的整体知识结构，提高政府采购工作的范围和工作效率。
资料来源
沙河信息港，2006.9.19
讨论题
1.政府采购制度要想顺利实施，你认为还应该做哪些工作？
2.政府采购制度有哪些好处呢？
3.你认为沙河的有益经验有哪些？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4.对我国目前的政府采购制度你有哪些好的建议？案例3.5 北京自来水调价：如何保护低收入者权益
一、政策背景
1998年9月，当时的国家计委和建设部联合颁布了《城市供水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确定了阶梯水价作为城市居民生活用水定价的基本方法。自1997年以来，水、电、管道煤气等公用产品的价格不断向上调整。从2003年2月以来，已陆续有江苏、浙江、西安、深圳等对自来水价格进行了上调。目前上海和北京正试图进行自来水价格调整。北京市在2004年6月3日召开了价格听证会，市民对水价上调基本持否定态度。
二、政策分析
1.目前北京缺水状况已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
近年来，北京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水环境和水生态面临破坏的威胁。北京市水务局提供的资料显示，北京是中国缺水最严重的城市之一，近年来北京市的水资源日益紧缺，人均水量不足300立方米，是世界人均水资源量的三十分之一，是全国人均水资源量的八分之一，属重度缺水地区。
目前，北京正面临建国以来最严峻的供水形势。连续多年的少雨使得北京地区水资源严重匮乏，2003年11月中旬，北京市主要水源地密云水库的蓄水量仅7.76亿立方米，可供水量仅3.5亿立方米，而每年城市生活用水量就达5亿立方米，缺水已经给工农业生产用水和人民生活用水带来了极大的影响，调高资源的使用费似乎是一个必然的路径。
自来水价格由三部分组成，自来水的生产和销售成本、污水处理费和水资源费。在此次调价中，水资源费占全部上涨水价中的36%，其主要目的是用于南水北调工程。
2.京沪拟议中的自来水调价方案均为阶梯水价方案
阶梯水价就是自来水单位价格随着用水量阶梯式递增，按照《办法》规定，对城市居民生活用水计量水价分为三级：第一级按照确保城市居民基本生活用水的原则确定水量基数，其价格按照补偿成本略有盈利制定；第二级按照提高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原则确定水量基数，其价格按照补偿成本并有合理盈利制定；第三级按照特殊市场需要确定水量基数和价格。
西方许多国家的实践表明，阶梯水价既是兼顾了低收入阶层普遍服务，又保证了自来水生产企业的利益。在北京市此次公开的调价方案中，居民用水拟从每吨2.9元涨到3.7元；实现阶梯式水价，第一阶梯水价每户按12吨核定，阶梯水价级差拟为1:2：5或1:3：5。从基本思路而言无疑是可取的。
3.自来水调价时如不慎重可能严重影响中低收入阶层的利益
向国民提供清洁的水是政府应提供的普遍服务。普遍服务是为了确保愿意接受服务的用户能够负担得起的价格，获得最低限度的服务，它牵涉社会公正的问题。
普遍服务有两个要求：一是普遍性，即不管居民居住在什么地方，包括远离城市的地区，都应该向他们提供这种服务，比如自来水、电、燃气、电话、公交等。二是低廉性，即服务价格一定是低收入阶层能够承受的。自来水作为公共产品之一，既要保证人们（即使是最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需要，实现普遍服务，也要抑制对水资源的过度使用。
水价上涨势必会影响低收入人群的生活。要解决此问题，补贴是必不可少的手段。补贴用于解决普遍服务，其机制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政府预算补贴，这种补贴直接到个人，而不对企业进行补贴。例如，新加坡在1999年为了对水资源进行有效的利用和保护，政府大幅度地提高了水价，使低收入家庭的水费增加了一倍，同时以居住面积为基础，对小于四居室的低收入的家庭给予补贴，这使低收入的家庭实际交纳的水费与提价之前相比反而减少了。第二种是允许运营企业内部交叉补贴，就是在别的经营领域提高收费，对普遍服务的产品进行某种补贴。第三种是政府、企业共同建立普遍服务基金，对最底层居民生活必需品进行普遍服务的建设。很明显，北京市的这次自来水实行阶梯水价，确保了企业内部的交叉补贴，这不仅导致对从原水到供水公司监管的困难，也并未解决中低收入人群享受普遍服务的困难。
三、政策建议（1）北京市应注重和周边省市建立有效的水资源市场。在水资源有效利用方面，政府其实可以做两件事情，一是由于水资源本身具有的公共产品的性质，需要一个地区政府向当地民众收取资源费，达到保护水资源的目的。二是建立一个有效的水资源市场，政府代表当地民众向其他地区政府购买水资源，以保证当地经济的发展与人们生活的需要。目前，政府比较注意前者，而后者计划经济的痕迹依然浓重，北京市不能不付出更大的财力，以市场化的价格支持和北京接壤的邻近省市的水源涵养和水资源调拨。（2）应特别关注水价调整中的政府、企业与居民的关系。自来水的调价是多方利益集团妥协的结果，北京市自来水水价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是委托代理等各方讨价还价的结果。这个结构中的第一层是北京市政府。第二层是市政府内的两个专业管制部门：一为北京市物价局——价格的管制部门，它负责价格的审议和批准，属于间接管制部门；二为北京市水务局，它是城市自来水的市场准入的管制部门，主要负责自来水经营权的授权和管理，是行业的直接管制部门。第三层为经营自来水的企业，包括北京市自来水公司及其下属水厂。这形成了北京市民委托政府，政府委托物价和水务，物价和水务委托供水企业这三层委托代理关系链条。
从上述委托—代理链条看，政府和居民对供水企业的真正运作成本难以真正知情，但北京市水务局与供水企业之间关系特殊。北京市自来水公司属于国有企业，水务局受北京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委托管理北京市自来水公司的国有资产，负有保值增值的责任。目前核心的问题是水务局是否愿意说出自来水运营企业真实的成本。
北京市是否会对供水企业放开准入并推行市场化改革是形成合理水价的关键。北京市供水企业长期以来政企、政事不分，依赖政府思想严重，核算管理粗放，缺乏节水降耗的内在动力。供水企业称目前自来水每吨平均价格1.22元，低于1.32元的成本水价，北京市对其每年提供财政补贴在1亿元左右。但是，这里存在包含了较大的管理上的疏漏和成本的高估。据对408个城市的统计，2002年全国城市公共供水系统（自来水）的管网漏损率平均达21.5%，全国城市供水年漏损量近100亿立方米。而国际上大型水务公司都是通过提高管理水平、降低管网漏损率来获取收益和利润，目前尚难观察出北京市供水企业有强化管理的趋势。（3）对自来水价格听证不宜寄托过多希望。在我国目前的决策程序中，选民的参与缺乏完善的渠道，听证会制度本身的缺陷使得最终的听证结果可能偏离民众利益。（4）建议北京市财政部分出资，供水企业从水价调价收入中部分出资建立自来水普遍服务基金，直接向低收入者提供用水补贴。
资料来源
周勤，《南方周末》，2004.6.17
讨论题
1.北京自来水调价纷争的关键何在？
2.为什么自来水的价格不能完全由市场决定？
3.北京自来水价格是通过什么途径解决的？
4.自来水价格调整会引起分配关系如何变动？案例3.6 金人庆解读2007年中国财政资金流向
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于3月9日（星期五）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一楼新闻发布厅举行记者招待会，由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就财政工作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中国网进行了现场直播。
金人庆：今年国家财政支持“三农”资金达3917亿元。
有记者问，中国在支持农村地区社会事业的发展方面究竟需要多大的财政投入？金人庆解释说，公共财政很重要的一个支持，就是支持“三农”事业发展。本届政府对“三农”支持的力度是最强的一个时期。去年国家支持“三农”的资金达到了3397亿元，增加422亿元。今年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520亿元，达到3917亿元。公共财政支持“三农”主要体现在“少取、多予、搞活”这六个字上。
1.国家财政2007年“三奖一补”政策资金将达335亿元
金人庆表示，实施“三奖一补”政策后，调动了贫困县加快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也调动了省市财政向基层加大转移支付的积极性，对提高公共服务的能力，保证基层政权运转能力有积极作用。国家财政的“三奖一补”政策特别向粮食主产县做了倾斜。
金人庆透露，中央财政实际上除了“三奖一补”政策外，更大的还是转移支付政策。今年，国家财政预计对西部困难地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就要达到1924亿元。
2.经济税收财政形成良性循环，金人庆称财政要减收1000亿元
金人庆针对去年财政收入超过GDP增长这一现象进行了系统解读。他表示，中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这十多年是经济又好又快的不断发展，财政收入一年比一年增长，已经有一个很好的良性循环了。这次财政部提交的两法合并，实际上就是财政要减收1000亿元的方案。
3.金人庆：港澳台企业实行统一税率，保留产业优惠税率
金人庆解释，新企业所得税法对内资企业，包括港澳台企业实行25%的统一税率，但同时还保留了一些产业的优惠税率，比如高科技企业还是继续实行15%的税率，港澳台的高科技企业同样可以享受这个优惠税率。针对港澳台大概60%的企业都是小企业的情况，还专门设置了小型微利企业税率，这个税率是20%。所以对于大多数的港澳台企业来说，它们真正的税率其实也就只提高了5个百分点。把这两类企业去掉以后，真正从15%提高到25%税率的港澳台企业数量，其实是很有限的。
4.企业所得税法审议通过后2008年1月1日起将实施
针对企业所得税法一旦审议通过后，最有可能的实施时间问题，金人庆说：“假如这次全国人大会议通过了新的法律，我们准备从2008年1月1日才开始实行。实际上这个实施时间，又给了企业一个时间过渡。”
5.财政部提高资源税税率燃油税方案将尽快出台
金人庆介绍，为了提高对资源的节约效率，财政部在不断提高资源税税率，这包括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及采矿权的使用费征收等。基于一些国际经验，财政部正在研究，用什么样的税收方式来支持环境保护，支持一些新能源的试验和推广，特别是风能、太阳能及生物能源等。
金人庆认为，征收燃油税可以增加能源和加强环保，但群众的负担可能会更大一些。中国的燃油税首先要解决道路的收费问题，主要是养路费及其他收费问题。从税率上来讲，燃油税间接也可以起到让大家节约用油的作用。
6.金人庆：土地出让金应有相当比重用于廉租房建设
金人庆表示，建设廉租房，财政是应该给予支持，帮助低收入群众解决住房还是属于公共财政应该承担的职责。但是，这件事情的事权主要是在地方。所以最近中央用政策来要求地方收取的土地出让金应该有相当的比重用于廉租房建设。只要真正重视，在这方面地方包括财政，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7.金人庆：由国务院领导的外汇投资公司正筹建中
金人庆透露，国家会组建一个由国务院领导的，而不是财政部领导的外汇投资公司。借鉴国际上一些成功经验，来进行外汇投资管理，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使外汇经营有更多的盈利和效益。目前，这个公司正在筹建组织过程中。
8.2007年财政部将拨款支持城市居民参加医疗保险
在谈到医疗财政投入不足时，金人庆表示，涉及公共卫生以及民众的基本医疗服务是应该由公共财政给予解决的，属于公共财政应该承担的责任，国家财政有义务逐步来加大和保证这方面的投入。今年仅中央财政就安排了312亿，比去年增加了85.8%。
9.今年教育财政支出将超3%实现占GDP比重4%还需努力
金人庆说：“公共财政最愿意为教育‘买单’，本届政府是解决教育最基本几个问题包括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力度最大的时期之一。2005年，用于教育的财政资金占GDP的比重大概是3.12%。2006年，由于调整了GDP统计数，增加了2万多亿的GDP，所以这个比重降到了2.86%。今年我估计可能会超过3%，财政部会按照文件要求，根据国家财力增长，逐步向教育财政支出要占GDP比重4%的目标前进。”
10.今年恢复师范生免费制2010年义务教育开支达3000亿元
金人庆表示教育是关系到一个民族素质最基础的事情，也是实现公平正义最基本的事情，公共财政将全力支持。今年农村要实现九年制义务教育，财政部拨款2235亿元，1.5亿的农村小孩将用不着交学杂费。明年起，财政部将提高义务教育的公共经费水平，这是从根本上解决乱收费的措施。预计到2010年，中国用于义务教育的开支一年将达到3000亿元。
资料来源
www.chinagate.com.cn，2007.3.9
讨论题
1.你认为2007年中国财政资金流向是否合理？
2.在建设廉租房，帮助低收入群众解决住房方面政府还应该采取哪些措施？
3.用于教育的财政资金占GDP的比重超过3%，对此你有何感想？案例3.7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教育支出858.54亿增长41.7%
新华网北京3月6日电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5日向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提交了《关于200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07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摘要如下：
一、200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
2006年，全国财政收入39343.62亿元（不含债务收入，下同），比2005年增加7694.33亿元，增长24.3%，比预算超收3920.24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本级收入超收2542.47亿元，地方财政本级收入超收1377.77亿元。按规定解决出口退税历史陈欠613亿元（账务上以退库处理），全国财政收入为38730.62亿元，比2005年增加7081.33亿元，增长22.4%，比预算超收3307.24亿元，完成预算的109.3%。全国财政支出40213.16亿元，比2005年增加6282.88亿元，增长18.5%，完成预算的104.8%。
分中央与地方来看：中央财政总收入21232.31亿元（已扣除解决出口退税历史陈欠613亿元），比2005年增加3971.82亿元，增长23%，比预算超收1960.27亿元，完成预算的110.2%。其中，中央本级收入20449.77亿元，比2005年增长23.6%。中央财政总支出23482.26亿元，比2005年增加3222.27亿元，增长15.9%，完成预算的105.7%。其中，中央本级支出9991.56亿元，比2005年增长13.9%。中央财政赤字2749.95亿元，比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2950亿元减少200.05亿元，占GDP的比重下降为1.3%。地方财政总收入31771.55亿元，比2005年增加5186.77亿元，增长19.5%，完成预算的107.3%。其中，地方本级收入18280.85亿元，比2005年增长21.1%。地方财政总支出31004.14亿元，比2005年增加5137.87亿元，增长19.9%，完成预算的104.7%。其中，地方本级支出30221.6亿元，比2005年增长20.1%。地方财政收支相抵，结余或结转767.41亿元。
1.2006年中央预算执行主要情况（1）依法加强收入征管，财政收入保持较快增长。2006年，中央财政超收收入2573亿元（未剔除解决出口退税历史陈欠），除按有关法律、法规和财政体制规定，增加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231亿元、增加教育支出16亿元外，主要用于加强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解决历史欠账和削减财政赤字，以增强财政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综合运用多种财税手段，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一是积极调整和完善相关税收政策。从2006年4月1日起，对消费税的税目和税率进行了1994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有增有减的调整。将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费用减除标准和内资企业所得税计税工资税前扣除标准由800元/人月提高至1600元/人月。调整了资源税政策。调整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率。二是相机调整中央政府投资规模并优化使用结构。2006年中央政府投资总规模1254亿元（含超收安排100亿元），主要用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社会事业、环境生态、西部大开发等方面的项目，适当开工建设关系发展全局的重大项目。三是调整规范住房土地收支管理的财税政策。将2005年实施的个人购房转手交易征免营业税期限由2年延长至5年。完善住房公积金管理制度，进一步明确和落实城镇廉租住房保障的资金来源。有针对性地调整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征收标准和使用管理政策，制定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相关政策。四是研究实施有利于节能和开发新能源的财税政策。积极研究促进发展石油替代能源的措施，制定支持生物能源发展等扶持政策，发展替代能源的财税政策体系初步建立。同时积极推进石油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开征石油特别收益金。加大财政支农力度，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开局良好。2006年财政支持“三农”具有力度大、政策实、措施多、机制新的特点。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各项支出共3397亿元（不包括用石油特别收益金安排的对种粮农民综合直补120亿元），比2005年增加422亿元，增长14.2%。一是全面取消农业税。二是加大补贴政策实施力度。三是顺利实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四是扩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试点范围。五是大力支持农业生产和农村长远发展。六是积极支持建立多元化的支农投入机制。（2）重点支出得到保障，各项社会事业加快发展。一是积极支持就业再就业工作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2006年全国财政就业和社会保障支出4337.65亿元，增长17.3%，完成预算的109.1%。其中，中央财政社会保障支出2010.02亿元，增长22.9%。二是支持教育事业发展。2006年全国财政教育支出4752.7亿元，增长19.6%，完成预算的103.8%。其中，中央财政教育支出536亿元，增长39.4%。三是支持卫生事业发展。2006年，全国财政医疗卫生支出1311.58亿元，增长26.5%，完成预算的110.7%。其中，中央财政医疗卫生支出138亿元，增长65.4%。四是支持科技创新。2006年，建立财政科技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全国财政科技支出1260.38亿元，增长26.2%，完成预算的110.2%。其中，中央财政科技支出774亿元，增长29.2%。五是支持文化事业和产业发展。2006年，全国财政文体广播事业费支出834.53亿元，增长18.6%，完成预算的108.5%。其中，中央财政文体广播事业费支出123亿元，增长23.9%。六是支持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全年安排退耕还林400万亩、退牧还草1.5亿亩。大力推进煤炭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从2006年起8个省份已全面推开改革试点。（3）着力缓解县乡财政困难，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一是加大“三奖一补”政策实施力度。2006年奖补资金规模达到235亿元，比2005年增加85亿元，并完善奖补机制。二是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2006年中央财政用于对地方主要是中西部地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达到1527亿元，比2005年增加407亿元。三是完善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办法。2006年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达到155.63亿元。四是支持加强基层政权建设。2006年中央财政安排政法补助专款59.3亿元，帮助地方基层政法部门进一步改善执法办案条件。为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从2006年开始，用两年时间支持解决全国98086个村级组织无活动场所的问题，中央财政2006年已安排4.9亿元。（4）大力支持各项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及支持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又取得新的重要进展。一是改革公务员工资制度、规范公务员收入分配秩序进展顺利。二是大力支持企业改革和发展。中央财政安排补助资金250亿元，支持93户国有企业实施政策性破产，妥善安置职工41万人。三是积极推动金融体制改革。摸清了金融类国有资产底数和分布情况。制定了国有股权益上缴政策、国有股减持政策和所得税政策，支持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顺利改制上市。四是稳步推进政府收支分类改革。这是建国以来我国财政收支分类统计体系最为重大的一次调整，也是我国政府预算管理制度的又一次深刻创新。五是不断深化其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国库集中支付改革范围扩大到所有中央部门及所属6100多个基层预算单位，实施改革的预算资金达到4600多亿元。全国政府采购规模达到3500亿元。严格依法理财，财政管理进一步规范。一是财政法律制度体系不断完善。二是会计等基础建设继续强化。三是财政监督成效明显。四是整改工作不断加强，审计发现的中央预算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大部分已得到整改纠正并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二、2007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
2007年预算的主要指标安排如下：中央财政总收入24421.08亿元，比2006年增加3188.77亿元，增长15%。其中，中央本级收入23590.3亿元，比2006年增加3140.53亿元，增长15.4%，这个增幅高于税务、海关部门的税收计划420亿元，执行中如果完不成预算收入，则通过调入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解决；地方上解收入830.78亿元，比2006年增加48.24亿元，增长6.2%。中央财政总支出26871.08亿元，比2006年增加3388.82亿元，增长14.4%。其中，中央本级支出11062亿元，比2006年增加1070.44亿元，增长10.7%；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15809.08亿元，比2006年增加2318.38亿元，增长17.2%。中央财政收支相抵，赤字2450亿元。中央财政国债余额限额37865.53亿元，比2006年增加2483.85亿元。汇总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安排，2007年全国财政收入44064.85亿元，比2006年增加5334.23亿元，增长13.8%。全国财政支出46514.85亿元，比2006年增加6301.69亿元，增长15.7%。
2007年中央财政重点支出安排和主要财税政策（1）继续适当减少中央财政赤字，调整和优化政府投资使用方向与结构。2007年初步安排中央财政赤字2450亿元，比2006年预算赤字减少500亿元，预计占GDP的比重继续下降到1.1%。中央政府投资总规模安排1304亿元，比2006年预算的1154亿元增加150亿元。（2）强化各项支农惠农财税政策，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07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各项支出共达3917亿元，比2006年增加520亿元，增长15.3%。一是严格执行增加投入政策。二是加大支农补贴力度。三是支持在全国范围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四是促进现代农业建设。五是扩大农村综合改革试点范围。六是创新财政扶贫开发机制。七是支持农村文化事业发展。八是促进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3）大力推进机制和政策创新，着力支持解决“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2007年，中央财政安排教育支出858.54亿元，比2006年增加252.49亿元，增长41.7%。一是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深入研究建立城市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方案。二是全面建立完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2007年，中央财政安排资金95.1亿元，用于扩大政策受益面，提高资助标准。（4）多种措施和政策并举，积极支持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2007年，中央财政安排医疗卫生支出312.76亿元，比2006年增加145.36亿元，增长86.8%。一是实施免费防治重大传染病政策，改变过去以地方财政为主负担法定重大传染病防治资金的机制，实行以中央财政负担为主的新机制。二是加快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步伐。2007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国80%以上的县（市、区），提前一年基本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三是支持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从2007年开始进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逐步将城镇职工之外的城镇居民纳入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范围，中央财政将对中西部地区的困难城镇居民参保缴费给予适当补助。四是加大城乡医疗救助力度，中央财政将继续加大投入，支持中西部地区完善农村医疗救助制度，稳步推进城市医疗救助试点。五是大力支持提高基层卫生服务能力。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卫生和城市社区卫生人员培养的支持力度，建立城市社区公共卫生经费保障机制。六是大力支持中医药振兴发展，更好地发挥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5）突出帮助解决基本民生问题，切实加强就业再就业和社会保障等工作。一是加大社会保障和就业再就业投入力度。2007年，中央财政安排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019.27亿元，在去年较大幅度增加的基础上又比2006年增加246.99亿元，增长13.9%。二是继续推动其他社保工作。三是继续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四是支持城镇廉租住房保障制度建设。（6）完善财税政策，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一是加大科技投入力度。2007年，中央财政安排科学技术支出881.21亿元，比2006年增长20.1%。二是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三是稳步推进资源、环境有偿使用制度改革试点。四是完善出口退税和关税政策。（7）积极配合企业所得税两法合并等改革，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是积极配合做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两法合并立法工作。二是稳步推进其他税制改革。三是大力支持深化国有企业、金融体制等改革。四是开展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试点。（8）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提高地方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一是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2007年中央财政对地方主要是中西部地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将达到1924亿元，对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资金将达到210亿元，比2006年分别增加397亿元和54亿元。二是发展和扩大缓解县乡财政困难成果。2007年中央财政安排奖补资金335亿元，比2006年增加100亿元。三是认真落实司法经费保障政策。中央财政安排贫困地区公检法补助64.9亿元，比2006年增加5.6亿元。
另外，为提高我军在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卫作战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适当提高军人待遇，安排国防支出3472.32亿元，比2006年增加524.98亿元，增长17.8%；为加强国际间交流与合作，安排外交支出230.66亿元，比2006年增加62.71亿元，增长37.3%；为加强中央政权建设和支付国债利息，安排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160.53亿元，比2006年增加67.95亿元，增长3.2%。
资料来源
新华网，2007.3.7
讨论题
1.你认为今年中央财政安排教育支出858.54亿是否会大大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
2.对比其他国家的情况国防支出3472.32亿元的规模你认为合适吗？
3.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体现了中国政府哪方面的政策意图？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