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弢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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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罗斯福政府经济外交研究——以RTA法案为中心的考察试读：
内容提要
本书以互惠贸易协定法案（RTA法案）为中心，探讨1933—1938年间美国罗斯福政府经济外交政策。1934年颁布的互惠贸易协定法案（RTA法案）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立法之一，它使美国真正迈向了全球经济体系，它的核心条款如“无条件最惠国待遇”以及“平等待遇”后来发展成了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的根本原则。本书将结合国际体系视角和国内政治博弈视角来考察这一时期美国经济外交政策的这一矛盾性，并试图说明其形成原因、影响和具体发展过程。本书的主要特点是利用了大量美国和德国等新近解密的一手档案材料进行研究，并在西方国际关系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有关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美国罗斯福政府时期的对外经济政策，以及其所建立的多边自由国际体系的基本性质进行了深入探讨。本书可供相关专业人士参考。
绪论
一、选题意义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世界性大危机的年代。与此同时，这段时期也是美国摆脱以政治孤立，经济扩张为特征的传统外交模式走向政治经济双轨齐下，在全球范围内捍卫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转折时期，是美国最终成为世界范围内霸权国家的开端。
然而这个转折却来得非常曲折和漫长。“一战”后，美国错过了行使世界政治经济领导权的大好机会。威尔逊主义国际观与旧大陆的准则格格不入。它追求的是一个以美国为领导者的自由世界体系，企图以集体安全取代传统的均势原则，以自由开放平等的国际经济贸易制度消除一切垄断与特权。它相信这样的制度安排才能实现世界的永久和平。在捍卫原则上，威尔逊对外做出的妥协过多，对内强硬固执、做出的妥协过少，其目标终究没有实现。
30年代的世界政治经济危机给美国以实现这一愿望的机遇，同时又带来了前所未见的挑战。一方面，美国经济虽然在大萧条中受到重创，但是仍然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拥有大量贸易顺差和世界黄金储备的1/3。另一方面，由经济危机滋生的关税壁垒，货币战乃至为了获取资源而重整军备的情况严重威胁到了世界的发展与和平。英国放弃了传统的自由贸易制度，转而实行封闭性的帝国特惠制，对没有与其签订双边贸易协定的国家施行贸易歧视。更严重的挑战来自德国等法西斯国家的战争叫嚣。这些法西斯国家（除日本外）多是“一战”的战败国，《凡尔赛和约》将他们原有的殖民地剥夺殆尽，其经济发展与缺乏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的矛盾空前尖锐。经济危机袭来后，这些国家更是受到重创。单以德国为例，1932年，德国工业生产减少了40.6%，退回到19世纪末的水平。出口额减少了69.1%。资金短缺，所有银行、交易所全部关闭。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上台了。政治上，德国大规模地重整军备威胁到了世界和平。经济上，纳粹政府实行国家管制和自给自足政策，为了节约外汇和获取原料还建立了一套双边易货贸易制度，同时还对美国商品实行进口限额，企图在东欧和拉美建立排他性的贸易体系。纳粹政府的经济措施威胁到了美国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破坏了美国的门户开放原则，而且其把触手伸向拉美还冒犯了门罗主义的传统。
1933年出任罗斯福政府国务卿的赫尔是坚定的威尔逊国际主义者。他相信自由贸易、机会均等是医治一切国际危机和战争的良方，也是实现永久和平的唯一通路，政治稳定归功于经济的繁荣。在这种信念的指引下，美国政府以1934年通过的互惠贸易协定法案（Reciprocal Trade Agreements Act，以下简称RTA法案）为基础开展了经济外交活动。在RTA法案的基础上，美国与他国进行RTA谈判，以最终实现谋和平、缔造霸权，将其他国家纳入到由美国领导的多边自由国际体系中的目标。
RTA法案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立法之一，它使美国真正迈向了全球经济体系，它的核心条款如“无条件最惠国待遇”以及“平等待遇”后来发展成了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的根本原则。但是，1934年6月RTA法案在国会通过后，美国政府与其他国家政府所开展的一系列RTA谈判，虽然的确起到了构造美国国际霸权的作用，这一表面的“风光”却是在“国内群狼”的环视下进行的，国内因素对RTA法案的制定及RTA谈判的开展产生了深刻影响。综合以上两方面考虑，通过对这一时期的以其为基础的美国经济外交的深入研究，既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美国霸权的本质及其主导下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特点，也能更全面地展示美国平衡制约的国内政治体制与其外交政策之间的互动。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中西方学者对RTA问题的研究，由于RTA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也由于学科差异，采取了不同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论。这些方法、视角各异的研究都为有关RTA问题的探索做出了贡献。为了更清楚地区分和归类，本书将这些不同的研究视角主要分为了两类。1.国际关系学界有关RTA问题的研究
国际关系学界以RTA为中心考察罗斯福政府经济外交政策的兴趣与70年代美国霸权开始走向衰落有很大关系。1971年美国政府单边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并对进口商品征收10%的短期关税。与此同时，西欧、日本等盟国实力迅速壮大。这一系列事件预示着美国霸权开始走向衰落，美国国内出现了一种空前紧迫的危机感。国际关系理论界开始把越来越多的注意力投向霸权研究领域，一大批研究霸权和国际制度的书籍和文章出版。其势头之猛正如一位研究美国霸权与国际机制的学者所说“近年来，没有问题像美国霸权的衰落那样吸引了如此多国际关系学者的注意。”对RTA问题的研究正是在国际关系学界对有关霸权及霸权稳定论的相关探讨中逐步展开的。
1973年，麻省理工学院著名学者金德伯格教授出版了《世界大萧条，1929—1939》（The World in Depression,1929-1939, Berkel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一书，此书成为日后国际关系领域有关霸权稳定论探讨的起源。金德伯格将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国家与国际体系的开放性与稳定性联系在一起，体系内主导国家（leader）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public goods）和领导，其兴衰与交替和整个体系的命运休戚与共。金德伯格认为20世纪30年代世界大危机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在于“英国无力而美国无意”充当世界经济秩序的领导者。因此“为了使世界经济保持稳定，应该有且只有一个稳定者（stabilizer）。”
1981年，罗伯特·吉尔平在《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一书中指出，各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了新兴霸权国家（hegemonic nation）的出现和旧霸权国的衰退，其根本原因在于既有体系内现存统治方式与该体系内权力的重新分配之间的断裂。他认为，霸权国的地位只有建立在遵守共同的国际规则上，即既制约他国，同时又为他国提供好处的基础上才能维持。新生霸权国家凭借其强大实力，独自主导了新的国际规则和机制的构建，“（新霸权国家的兴起）不但解决了将由哪个国家来管理世界的问题，也带来了主导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由此开启了一个成功时代的先声。”英美创立的自由国际经济秩序“在给它们自己带来好处的同时，也使那些期望并能够利用国际政治经济现状的国家得到好处。”这两点是英美构建的世界霸权体系能够维持的重要原因。这为后来对RTA及其重要特点建立在双边互惠上的国际霸权机制探讨立下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吉尔平还认为，美国之所以未能在从“一战”结束至“二战”间的20年内成为世界霸权国家，原因在于美国尚缺乏足够的经济资源取代英国。
作为“霸权稳定论”这一概念正式提出者的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基欧汉在其1984年出版的《霸权之后》一书中虽然也强调了物质资源优势对霸权国家形成的重要性。即，霸权国家至少具备四大物质要素，即：必须能够自由使用关键的原料，控制主要的资本来源，维持庞大的进口市场以及在高附加值商品的生产上拥有比较优势。然而，基欧汉认为仅仅具备以上四大要素并不能保证成为霸权国家，而是在于“它愿意这么去做。”因此，霸权国的国内特征（如国内政治、政府决策过程）也是并重的。这可以用来解释，从“一战”结束到“二战”爆发的二十年里，美国拒绝承担国际责任的原因正是在于其经济民族主义和政治上的孤立主义。
霸权稳定论者既强调物质资源实力对霸权国家构建霸权的必要性，又强调霸权国家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对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性。然而，霸权国家构建和提供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系和制度创新？这种制度有何特性？霸权国家构建体系时所存在的国内博弈，以及其他国家是如何加入或抵制这个体系的，这一系列问题则是他们疏于考察的地方。
在此值得指出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对霸权稳定论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开始了由70年代注重体系层次分析到注重对霸权国对外经济政策分析考察继而迈向强调国内政治分析的转向。这一在方法论上的重大变化对RTA问题研究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从后来的研究可以看出，正是转入对国内政治博弈的分析才真正解答了RTA的重要特点。因此可以说，这一转变堪称国际关系学术界对RTA进行正式研究的开端。
1934年通过的RTA法案是使得美国霸权得以出现和维持的重大制度创新。近现代以来，自由贸易的领导者和推动者往往发展成了霸权国家。霸权兴衰长周期理论集大成者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1987年出版的《世界政治中的长波》（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 London: Macmillan Press,1987）一书通过对五百年来世界政治演变的考察，认为真正成功和持久的世界领袖所具备的最重要因素是开放与稳定的国内政治环境，即“一种齐心协力的、协调的社会机制”。要成为世界领导者，除了具备一定量的经济规模之外，还取决于其制度创新（Innovation）方面有质的突破，形成一种“量与质的特殊结合”。这种创新是霸权国家在其国内开放稳定的基础上去构建世界霸权体系，“提出具体的体系模型并确定国际经济秩序的基本规则。”
美国人对美国战后构建的多边自由国际制度霸权的利弊普遍具有一种矛盾性的心理认识。一方面，30年代贸易战和经济政治大危机的惨痛经历使得美国人深知建立在多边自由制度上的世界体系对美国及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过度讲求双边互惠与报复的政策恐怕会损害这一体系，并形成一个类似30年代国际形势的“循环相报的怪圈。”另一方面，对多边自由国际制度下的搭车现象和体系内竞争日益激烈的疑惧（“自由体系最大的矛盾之处在于它发展而不是利用了潜在的竞逐世界领导者”），以及同样部分源于30年代的失败经验——绥靖所导致的对体系中不规范行为的抵制（“容忍犯罪等于鼓励它”），又使得70年代以后的美国人对其构建的国际制度深为不满。对于处于一片衰落呼声中的美国人而言，“是否还要继续维持一个自由的国际秩序成为中央决策者必须思考的核心问题”。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学者们逐渐开始发现美国构建的多边自由国际制度本身也存在着重大的矛盾，“美国为战后经济秩序制定的新蓝图包含了一些明显互相冲突的原则。”这种矛盾，主要体现在多边自由原则与双边互惠的冲突上。而且，细心的学者发现这种矛盾并不是一种新现象，而是可以追溯到美国构建这一制度的初期，即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政府时期。那正是美国国内的几大势力，民族主义、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鲁杰将其统归于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之间的斗争）相互之间为了自己的原则争斗不已的年代。他们发现，美国构建的霸权规则是国内争斗后达成的一种“深嵌自由主义的妥协。”于是，很多国关学者开始将目光投回了那个年代和RTA法案的起始之时。
1986年，马里兰大学的戴斯勒（Destler）教授出版了其名著《美国贸易政治》。该书以由内及外的单元层次视角对美国对外贸易政策进行了深入研究，尤为重要的是，他在书中提出了“1934年体制（the 1934 system）”这一概念，强调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变化关键在于其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并指出正是以RTA法案的通过为代表的“1934年体制”解决了美国国会长期以来围绕贸易问题的政治失衡，不但“开放了美国的市场，促进了美国的战后繁荣，也成了美国在全球经济中领先地位的支柱。”还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个比较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
康奈尔大学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大卫·雷克（David Lake）则联系国际经济体系与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关系进行思考，在其1988年出版的《权力，保护与自由贸易》（Power, Protection, and Free Trad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8）一书中，雷克认为1934年通过的RTA法案是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发生转变的重要象征，标志着美国开始领导和重树国际自由贸易体系。
1988年冬季，由基欧汉和约瑟夫·奈任编辑的杂志《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专门推出了一期特刊，以研究对战后美国在全球推行多边自由主义经济霸权起着重大作用的“1934体制”。美国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众多学者如哈加德（Stephan Haggard）、莱克（David Lake）、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等人提供了他们对这一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他们主要通过由内及外的单元研究视角，对1934年互惠贸易法案的制定及其与美国国内政治文化、政党政治、意识形态以及行政部门内部的博弈进行了全方位的论述。其论述大大推动了对战前罗斯福政府经济外交政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建立在RTA基础上的美国国际经济贸易霸权是一种多边自由主义的国际制度霸权。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研究院教授约翰·鲁杰1993年主编出版的《多边主义》（Multilateralism matters: The Theory and Praxis of an international form, New York,1993）一书是西方学界第一部对多边主义进行专门研究的理论性著作，将“多边主义”发展为一个实质上的分析概念。鲁杰认为，所谓多边主义国际制度，即是指“在普遍的行动原则上协调三个或者更多国家之间关系的制度形式”。它具有不可分割性、普遍行为准则和扩散的互惠性等三大基本特征。他认为，“对美国战后世界秩序设计者来说，他们把多边主义作为根本的建设规则，来重建战后世界。”多边主义国际制度是美国霸权的核心特征。鲁杰在其另外一部重要著作中指出，美国构建的多边主义国际制度在经济领域以门户开放和无歧视待遇反对双边易货贸易，在政治上以民族自决反对殖民主义，并强调人权高于主权的宝贵性。同时，鲁杰也认识到，美国构建的国际制度由于3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背景及美国国内政治特点带有深刻的美国烙印和不平等。因此，他在198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这并不是正统自由主义（orthodox liberalism），而是一种“深嵌式的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
在西方学界风潮的指引下，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界在结合中美在经济贸易交往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后，开始越来越重视对“1934年体制”的研究，并顺带涉及了战前罗斯福政府构建的战后国际制度的一些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末起，出现了一批专门研究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及其制定程序的高水平学术论文，并且得出了与美国学者大致相同的结论。他们都学习和认可了美国学者由内及外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也注意到了“1934年体制”及其贸易政策所具有的矛盾性，同时也赞成将1934年作为美国对外经济贸易政策的一次大转折。相比之下，这些著作和论文较之美国学者的研究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在理论创新相对不足的情况下，更具总结性的宏观历史变迁视野。
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发现30年代的美国既不像金德伯格所说的那样“无意”承担世界领导重任，也非19世纪的英国那样主动降低关税以恢复世界经济和贸易，而是通过双边互惠基础上的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原则（事实上当时的限制之多，离“无条件”一词相去甚远）在优先照顾自身的情况下来恢复世界经济。正如莱克（David Lake）所说，“1934年体制”开创后的美国仍然是个“机会主义者”，在与他国锱铢必较的争斗中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然而，从国际关系历史发展进程来看，这种建立在双边互惠、多边受益基础上的方法却是当时美国政府要想设计美国领导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所能采取的唯一办法。“1934年体制”以及RTA法案只是美国设计“战后政治和贸易秩序的第一步。”随后，美国政府根据1934年RTA法案的核心原则开始在全球范围内一步步地构建多边自由国际制度。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战后几大国际制度建立为止（主要有联合国，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对罗斯福政府以RTA为主的对外经济政策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过也存在着不足。他们主要通过由内及外的单元分析方法论，并重视国内博弈的影响。不过，应对国际局势是此时罗斯福政府推行RTA的目的所在，RTA从构思、协商、出台到实施的每一步，除了国内因素外，也同样深深地受到了国际政治经济背景因素的影响。在罗斯福时期，RTA成了其争和平、谋霸权的经济外交工具，注重单元分析而忽视体系上的考察显然难以全面认识RTA这样的性质。2.历史学界有关RTA问题的研究
与国际关系理论界不同，西方历史学界对以RTA问题为代表的罗斯福政府经济外交政策的研究首先是出于对美国外交政策及对“门户开放帝国主义”的批判目的，这尤其以著名的美国威斯康星学派为代表。
传统的美国外交史学者重视对罗斯福政府外交能力技巧的考察，他们大都倾向于将美国的外交政策看成是对外在威胁的反应，认为罗斯福政府“大部分精力都用在国内问题上，在转向对外政策时为时已晚”。因此，自然就忽视了对具有进取性质的罗斯福政府经济外交政策的考察。
1959年，美国威斯康星学派（又称修正派）开创者，威斯康星大学教授威廉·威廉姆斯（William Williams）在其发表的名著《美国外交的悲剧》（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New York: Dell Pub. Co., 1959）中开创性地指出，美国外交政策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奉行的是一种无形帝国的战略，以此追求世界其他部分对美国经济门户开放，至此“门户开放帝国主义”一词开始被用来描述美国外交的特性。威廉姆斯认为战前美国外交的主要精神并非孤立主义，作为战后美国霸权规划基础的1934年RTA法案是对其传统贸易扩张政策的“相当笨拙的重复。”威廉姆斯的贡献在于回答了美国国内民主体制下为何仍然存在对外扩张这个长期令人疑惑的问题。
威廉姆斯的学生劳合·加德纳（Lloyd Gardner）1964年出版的《新政外交的经济层面》（Economic Aspects of New Deal Diplomacy,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64）一书是迄今为止对罗斯福政府经济外交政策研究最经典，最具代表性的专著之一。加德纳在总结与继承先师观点的基础上，着重分析探讨了罗斯福政府对外经济政策的基本特点和原则及其形成演变过程，部分弥补了他老师重批判而轻于考察具体问题的不足。他承认1934年RTA法案对美国创建新世界秩序的重要性，指出罗斯福政府并不是一味地消极面对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导致的政治军事威胁，而是在伦敦经济会议后数月就通过制定新的贸易法案“大幅度地参与了世界经济。”而美国对全世界门户开放的不断追求构成了其参加“二战”的根本动力。
同样身为威廉姆斯学生的普渡大学教授帕特里克·赫德恩（Patrick Hearden）的《罗斯福对抗希特勒》（Roosevelt Confronts Hitler,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87）一书出版时修正派在美国学界的影响已大不如前。赫德恩通过总结旁人对修正派的批评，充分引用了最新解密的政府文件，详尽地描述了从经济大萧条开始至参战为止，美国对外政策演变的全过程。他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于通过引进纳粹德国这一变量，凸显和展示了美国1934年后逐步形成的多边主义世界原则和规范如何影响、吸纳以及遏制体系外的国家，尤其是纳粹德国这样“无法无天”的革命国家的。赫德恩显然受到后修正派的影响，更喜欢将美国构建的多边主义世界霸权机制称为“自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liberal capitalist world system）。本书也将沿用这一称呼。
威斯康星学派认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传统是将门户开放原则与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紧密相连，孤立主义并不是30年代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主要特征。在此基础上，他们进一步批判性地指出，罗斯福政府规划的美国霸权是一种“源于19世纪英国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非常规帝国形式”。然而对于这种霸权机制的具体特征及其与19世纪英国霸权的区别，以及美国霸权构建过程尤其是其与国际大环境的互动关系，这一派的历史学家则很少提到。
修正派史学家在具体问题研究上的不足，很快得到了其他学者研究的补充。
1968年，艾奥瓦大学的理查德·科特曼（Richard Kottman）出版的《互惠协定与北大西洋三角关系，1932—1939》（Reciproc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Triangle,1932-1939,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8）一书大量运用当时新解密的罗斯福政府时期美国国务院外交文献，将RTA作为美国政府经济外交的工具进行考察，通过对美英加三国经济谈判的研究分析，展现了这一时期美国为了与英国达成互惠贸易协定，恢复世界贸易，维持世界和平所做的不懈努力。其不足之处在于，作者看似面面俱到的对罗斯福政府以RTA来开展经济外交进行分析，却忽视或过于简单地描述了罗斯福政府的内部纷争对外交开展的影响。
美国学者理查德·加德纳（Richard Gardner）的《英镑——美元外交》一书（该书有1956年、1969年和1980年分别三个版本，本书主要参考其第三版）是公认的研究三四十年代美国经济外交政策及战后规划的必读之著。其书前几章对罗斯福政府30年代的经济外交政策进行了论述。在对当时美国经济外交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和评判后，加德纳指出赫尔是当时美国政府经济外交政策的总负责人，他的主要目标是“重建多边主义世界贸易体系”。
也有学者专门对赫尔及其国际政治经济观在美国经济外交中的作用进行了考察。美国学者亚瑟·沙茨（Arthur Schatz）教授1970年在美国历史月刊上发表的文章《盎格鲁萨克森贸易协定与赫尔对和平的寻求，1936—1938》（“The Anglo-Saxon Trade Agreement and Cordell Hull's Search For Peace, 1936-1938,”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57,No.1,June.1970,pp.85-103）一文详细考察了赫尔以美英RTA谈判为基础维持世界和平的外交思想。沙茨指出正是德国等国家的战争威胁加速了英美两国的RTA谈判。
英国学者麦克唐纳（Macdonald）在其1981年出版的《美国，英国与绥靖，1936—1939》一书中指出罗斯福政府30年代的经济外交政策最大的特点是绥靖。不过这种绥靖政策不是单纯对外部威胁的反应，它具有一种全球战略眼光，需求的是一个“对美国贸易开放和稳定的世界”，这项政策建立在使英国及德国向其开放门户的基础上，反映了赫尔等人的国际政治经济观。麦克唐纳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比较分析了与英国争霸权、与德国造和平在美国经济外交战略中的关系。
1996年，牛津大学学者克拉文（Clavin）出版了其成名著《经济外交的失败：1931—1936年的英国，德国，法国与美国》（The Failure of Economic Diplomacy: Britain, Germany, France and the USA, 1931-1936,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96），该书是一部论述30年代深受经济危机影响的四个大国经济外交成败的杰作。全书主要围绕1933年伦敦经济会议进行了详细研究，揭示出正是由于英法美三国经济利益难以协调导致了经济复苏和对德国经济外交的失败，并最终导致了战争的爆发。
截至目前，我国历史学者对罗斯福政府30年代以RTA为主进行的经济外交政策的专题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与对罗斯福政府外交政策的其他方面研究而言，对RTA的研究在论文及著作的数量都不多。
暨南大学的张振江教授2006年出版的博士论文《从英镑到美元：国际经济霸权的转移》是国内第一部以美英RTA谈判为主要研究视角来考察三四十年代美国经济外交政策的学术论著，堪称国内对此方面问题研究的奠基之著。该书运用翔实的第一手资料，通过对英美谈判过程的深入论述分析反映了美国构建世界经济霸权的不懈努力。张著的不足之处在于，第一，主要论述了赫尔等人在与英国RTA谈判中遇到的种种困难，却对赫尔及RTA在国内所遭受的困难和反对着墨不多。由于忽视了对美国国内政治的考察，张著在解释赫尔与英国谈判中的态度变化时多少显得有些片面。第二，过度描述了赫尔的能力和成就，忽视了对赫尔本身性格缺陷及其政策的基本矛盾的考察。
安徽师范大学的周军2003年发表在《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上的《略论1938年美英互惠贸易协定》一文中对1938年美英互惠贸易协定的酝酿和协商过程进行了分析，指出该协定的提出和缔结主要体现了美英两国对国际形势的估量，以及借此协定平息对世界政治和经济稳定的威胁，防止战争的愿望。不过，该文由于篇幅有限，并未系统地考察两国谈判的背景及RTA的性质。同样，对于美国与英国进行RTA谈判时的美国国内因素，该文也未细谈。
2006年，首都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徐轶杰的《赫尔与1934年互惠贸易法案》毕业论文（未出版）专门对赫尔与RTA法案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该文的主要篇幅都用于考察RTA的出台过程及赫尔等人的国际政治经济思想，着重探讨了赫尔与RTA的关系，指出赫尔的政策具有进步性的同时却难逃时代的羁绊。
除了以上著述外，国内学者还有一些研究成果，虽然并不是专门对RTA问题进行的考察，但由于其与本书论述的问题具有一些相关性，笔者在此对其中一些论著所提出的重要观点进行些许探讨。
博士毕业于南京大学的王在帮教授1994年出版的《霸权稳定论批判——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历史考察》一书是国内较早通过历史研究的方法对美国构建并维持世界霸权过程进行系统深入考察的著作。该书兼具理论分析及历史叙述，王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原则出发，指出国际政治关系与国际经济关系动态交换作用是美国霸权构建和西方民主国家由分立走向合作的根本动力。外部政治强制力的缺乏是30年代各国关税战、货币战的重要原因，而美国最终在国际经济领域与他国的合作则是德国等法西斯国家战争威胁导致的结果。
苏州大学金卫星教授的《美国对德绥靖的“韦尔斯计划”》一文认为希特勒德国的崛起挑战了美国在欧洲的经济优势地位，美国出于操纵世界事务的意图，通过满足德国对原料和市场的需求，并将其纳入世界经济轨道，实行了对德绥靖的韦尔斯计划。美英不和是该计划失败的根本原因。
康奈尔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国际关系史学者陈兼先生曾撰文指出，正处于企图问津世界霸权的扩张势头上的美国在1938年提出的和平提议是一个包含进取因素与绥靖色彩的两重性计划。因此，不能简单把英美两国的绥靖一概而论。不过，陈文并未提及英美在这一问题上的根本分歧主要在哪里。相关的历史事实证明，对德绥靖中美国对英国霸权的侵蚀不仅表现在争夺绥靖的领导权，更表现在双方在具体经济问题的争斗上。
这类研究有个共同点，即主要由于缺乏对这一时期美国政府经济外交政策的考察，普遍重视罗斯福而忽视赫尔在美国政府外交中的影响作用。例如王玮教授与戴超武教授合著的《美国外交思想史》一书指出：“实际上，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上半期的美国外交，可以看作是罗斯福一个人的外交。”另外，该书将罗斯福政府的绥靖政策比作“软骨症”，总是以“妥协换取一种虚幻的满足感”，“经常采取一些后退式姿态”。然而，由于没有考察罗斯福政府的经济外交政策，就难以对这一“软骨症”及其产生的原因有全面的认识。
本书认为，1934年的互惠贸易法案同时体现了美国政府增加出口以及构建多边自由世界制度的综合考虑。美国政府（尤其是赫尔等国务院领导）在30年代末期一直期望以法案的基本原则为基础，以双边互惠、多边受益的方法消除国际危机，改变德国等轴心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革命性”姿态，并最终将其纳入正在构建中的多边自由国际制度里（威斯康星学派也认同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对德政策中看似被动的“绥靖”姿态，根本上是以基于理性原则的利益交换来引导德国逐步走出革命性的纳粹意识形态。3.相关概念说明
经济外交分为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外交，以及以经济力量为手段或依托的外交等两类。其中，中国和西方对于经济外交这一概念有着不同的认识。西方学者的视角较为传统，他们认为外交的政治属性和经济属性不能分离。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就把各种外交手段例如战争、联盟和国际贸易等都看成是对外政策的工具。此外，他们的研究多集中于经济外交的一些具体问题，很少对这一名词的概念进行探讨。
在中国国内，经济外交这一新概念的提出主要是为了纠正片面强调外交政治属性的偏颇，以强调经济外交本身的特性。正如社科院的金熙德教授所说，“从狭义上说，所谓经济外交就是以实现各种经济利益为目的，借助经济手段来进行的外交活动，它是相对于政治外交、军事外交而言的。”
本书采纳外交学院周永生教授的定义，认为其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它是由国家（国家间的国际组织）或其代表机构与人员以本国经济利益（本组织的经济宗旨或经济利益）为目的，制定和进行的对外交往政策行为；第二，它是由国家（国家间的国际组织）或其代表机构与人员与本国（本组织）经济力量为手段或依托，为实现和维护本国战略目标或追求经济以外的利益，制定和进行的对外交往政策与行为。经济外交的范围包括经济援助、经济制裁和经济合作，“不仅包含有关经济的外交行为，也包括有关经济的外交政策”。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
本书属于国际关系史研究，在借助美国和德国的外交文献和相关人物的日记及回忆录等大量第一手研究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历史实证研究方法，用具体的史料去考察和分析20世纪30年代以RTA为主的罗斯福政府经济外交开展历程。但由于国际关系史从本质上属于国际关系研究范畴，以及RTA问题本身的复杂性，笔者在分析解读罗斯福经济外交时借助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些经典论断，以便于对这段历史的理解和分析。
从国内外学者对RTA问题的研究可以看出，国际关系学界对RTA问题的研究的主要缺陷在于注重单元分析而忽视对整个国际体系的考察。而历史学界尤其是威斯康星学派事实上也同样缺乏对美国霸权构建过程尤其是其与国际大环境的互动关系的考察。随着相关档案的解密，历史学者们已开始将美英、美加、美古（巴）、美比（利时）RTA谈判纳入研究视野。而本书在分析归纳前人对美英RTA谈判研究，并提出自身看法的同时，还运用了外交档案对美德RTA谈判协商进行研究，此尚属首创。
本书的创新意义还体现在方法论和论文选题上。首先，与国际关系研究传统注重国家间关系的方法论相比，本书不但通过由外及内的体系视角对美国政府制定政策时的国际环境进行考察，还按照西方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的路径，由内及外地对美国政府的决策过程以及国内博弈进行了分析探讨。相比之下，在思考和论述RTA相关问题时，笔者更加重视考察国内因素的影响，以及政府在这种因素下的协调应对之策及其效果。在美国的政治构架中，国会在其外交政策的形成与制定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经济外交政策由于直接涉及国内经济民生，一直是国会重点管制的领域。1934年6月12日以前，美国政府与其他国家签署的任何经济协定都必须经过国会批准。互惠贸易法案的通过改变了这一传统，赋予美国总统和行政机构更大的权力和自由度以制定和实施对外经济外交政策。通过对美国国内政治博弈的考察，可以更透彻、全面地反映和解释这一时期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和经济外交政策的制定、实施及发挥作用的全过程。
其次，本书是以RTA为中心来考察罗斯福政府经济外交政策，不过研究期限并非是1933年至1945年罗斯福整个总统任期，而是选取了从1933年罗斯福政府上台到1938年美英RTA协定正式签署这一段特殊时期。这是学界前人在选题上很少有过的，也是本书在选题上的创新之处。这段时期之所以特殊正是在于这是“二战”爆发前世界国际关系调整动荡的重要时期，而RTA法案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美国政府期望以此维持世界和平，因此对这段时期进行系统研究更能揭示出RTA问题的特点。此外，“二战”爆发后，美国以RTA为中心进行的经济外交也被各种政治、军事手段所掩盖甚至取代，RTA不再单独作为一种外交政策而存在。因此作者选取了1939年“二战”爆发前美国政府开展RTA外交这段历史进行研究。
第三，本书借助国际史的研究方法，通过对这段时期美国与英德两国的三国政府间的RTA谈判进行综合考察与比较，不但能更加丰富对国内政治博弈与RTA关系的思考，也使笔者对这段历史所牵涉的诸多人物和现象得出了新的认识。
本书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原始资料档案的解读与分析，尝试回答下列问题：第一，20世纪30年代经济政治危机并发下的国内外大环境是如何影响了美国政府经济外交政策的制定？其基本性质和矛盾是什么？美国外交政策的主导和执行者罗斯福与赫尔面临这一系列矛盾又是如何应对的？第二，美国政府在RTA谈判中是如何协调捍卫美国自身经济利益与促进世界自由贸易以及在此基础上美国对世界的领导（对美国有利的东西，对世界也有利）的矛盾的？这种外交的主要目的即争和平、造霸权之间的关系如何？同样令作者感兴趣的是，这种政策又是如何试图吸纳和转变体系外国家，将其纳入美国领导的多边自由国际制度的？第三，在进行了以上思考后，笔者进一步就RTA法案问题涉及的国内博弈及美国政府的应对协调进行探讨。美国政府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争斗为实现这一外交政策服务是怎样最终融聚成一根绳的（抑或根本不存在这样一股合力，而是一方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了政策的制定权）？为了实现其全球多边自由贸易规划，美国政府内部是如何运作与协调的？最后，本书会探讨20世纪30年代RTA法案作为经济外交政策的执行对战后美国构建多边自由国际体系的影响。第一章罗斯福百日新政期间对外经济政策
1933年对于大萧条中的世界是具有重要转折性意义的一年。3月4日，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华盛顿正式宣誓就任第32届美国总统。上任之后罗斯福实施新政，对美国国内和世界政治经济形势造成了重大影响。一、大萧条与美国的保护主义对外经济政策和世界贸易局势
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在世界上造成了重大的政治和经济变动，也重创了美国经济。据统计，从1929年10月纽约证券市场崩溃到1933年初，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由1929年的1044亿美元下降到1933年的742亿美元。美国工人总收入由530亿美元下降到315亿美元，农业总收入由119亿美元降到53亿美元。美国进口由1929年的43亿美元下降到1932年的13亿美元，出口下滑速度更为明显，由1929年的52亿美元下降到1932年底的16亿美元。其中小麦出口价值由20年代的2亿美元下跌到1932年的500万美元，而身为汽车大国的美国汽车出口从1929年的5.41亿美元下跌到1932年的0.47亿美元。
严重的经济萧条引起了美国国内经济保护主义的狂潮。1932年3月24日，美国国会以53票对31票通过了美国有史以来征收最高进口关税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它一共提高了75种农产品和925种制成品的关税，其中农作物原料的平均税率提高到48.2%，其他商品的税率提高到34.30%。然而，提高关税的做法非但没使美国经济得到恢复，还使得整个世界经济形势更加恶化。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家和贸易出超国家，美国大幅度提高关税的做法严重损害了世界贸易，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关税战。同时，作为“一战”后世界的债主和经济复苏的资金提供者的美国停止了美元的大规模输出，沉重打击了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支付体系。在经济危机的大潮下，世界各国相继退回到了保守的经济民族主义。1932年渥太华会议建立了包括英国和加拿大等英联邦成员国在内的帝国特惠区制度，并以此将美国的商品阻挡在了门外。在欧洲大陆，纳粹德国正在大肆建立排他的易货贸易制度。在东亚，日本也通过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对贸易进行保护和管控。1929年到1934年，世界贸易总量下降了66.1%，美国则下降了76.5%。对美国来说，高关税导致的国内物价飞涨使得老百姓难以忍受，出口的猛跌更使得美国经济形势雪上加霜。1933年美国的失业率高达25%，国民生产总值仅相当于1929年的三分之一。
大萧条时期胡佛的对外经济外交政策以恢复国内经济为重心，他不认为美国经济的恢复取决于对外贸易的回升，而一直相信美国能够自己解决自身问题，“美国能独立于其他国家而大幅度地恢复经济。”虽然胡佛一反战后共和党拒绝参加任何欧洲经济会议的惯例，承诺将参加1933年伦敦经济会议，但前提条件依然是关税和战债问题必须排除在会议议程之外。胡佛在其任期快结束时仍然认为，美国的经济危机源自欧洲，如果斯穆特·霍利关税被减少，那么“杂草就会长满一百个美国城市、一千个县的街头。教堂、医院和学校都会荒芜”。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处于低谷，国际经济合作与世界经济的恢复更是遥遥无期。二、罗斯福执政初期的对外经济政策
罗斯福是个实用主义政治家，在美国经济稍微好转之前，他对实行国际主义的对外经济政策持谨慎态度。鉴于国内强大的还债声愿，罗斯福在战债问题上采取了“灵活”的策略，“以便把这些棘手难办的问题从世界舞台上扫除干净”。在美国公众的强烈呼喊声中，罗斯福要求加强政府对海外投资的监管力度，并大力抨击欧洲国家庞大的军费开支，以此证明欧洲人欠美国的债务是有能力偿还的。他大肆谴责华尔街银行家对欧洲各国的借贷活动，在其1932年8月的俄亥俄竞选演说中提到，“以为国务院或联邦政府的其他机构会默许向国际银行家这群人一样对美国公众贩卖外国证券的事情再也不可能了。”然而他却私下对来访的英法客人提起只需偿还本金，免除利息等还债方案，并提议胡佛邀请英法领导人前来华盛顿会晤商谈解决办法。
1933年上台执政的罗斯福政府内部人员的构成是复杂的。在罗斯福执政初期，民主党内部存在着两种势力。一派是以赫尔的国务院及财政部、农业部为代表的主要政府机构。他们相信国际合作和关税减免才能使美国和世界经济得到拯救。另一派则是以总统对外贸易特别顾问皮克（George Peek）、时任罗斯福智囊的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莫利（Raymond Moley）及经济学家塔格威尔（Rexford Tugwell）为代表的新政民族主义者（New Deal nationalists），他们认为政府对国内经济的管控和计划是恢复经济增长和实现充分就业的必要手段。在贸易问题上，新政民族主义者们认为推动经济复苏的国内政策和推动贸易自由化的外贸协定从根本上来说是不能兼容的。
人员构成的复杂，也使得总统多次在重要事务上左右摇摆。在关税和贸易问题上，罗斯福起先是支持降低关税的。他执政前，在由其未来的国务卿赫尔起草的总统竞选纲领中就明确指出：“我们主张与各国签订互惠贸易协定。”1932年2月，作为纽约州长的罗斯福对记者抱怨：“关税壁垒阻碍了世界贸易，我们得尝试一下是否能找到一些互惠手段来（重新）开启跨国贸易。”在9月24日的西雅图总统竞选演说中，罗斯福更加清楚地表明了自己对关税问题的态度，“我一再重申支持建立在双方都有利可图的基础上的贸易政策，这将通过对每个国家都有利的谈判而实现。”30日，他指出，“在目前的世界形势下，通过国际谈判解决危机是最有效的。其中，我们将同意降低一部分关税从而使其他国家也这么做。那样我们的剩余产品就将更多地被国外购买。”罗斯福还初步形成了将自由贸易政策与实现国际和平挂钩的思想。在一次竞选集会上，他提出通过互惠贸易政策最终实现世界和平的方针，“（这种）更有利的贸易制度，作为当前这种每个国家都自私自利不顾他人的贸易制度的替代者，将会给实现世界和平带来希望，也会对裁军的最终实现做出其他政策都不能及的贡献。”然而，为了获得国内强大的经济民族主义者的支持，他又不断转换面孔，对外表示不打算降低关税，并指出其政府将继续保持美国的工业及农业。
从11月竞选胜利到翌年3月正式出任美国总统之间的这段日子，罗斯福的对外经济政策显得尤其矛盾和模糊不定。他曾在私底下与来访的英国客人谈及世界经济会议问题时大表热情，并建议会议地址由伦敦移至华盛顿举办，会议日期也提前到5月。甚至还提出了以华盛顿作为伦敦会议可能失败后的会议重开之地的可能性。但是没过多少日子，他却回绝了民主党内一些国际主义人物关于削减战债或是以战债为筹码换取英法等国降低关税的提议。其中的原因，在于刚胜选的罗斯福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考虑，不愿得罪此时在赔款和关税问题上正处于民族主义高峰的美国民众和国会。作为其贴身智囊的经济民族主义者莫利和塔格威尔等人多次建议他不要与被指责为经济危机罪魁祸首而被民众唾弃的胡佛政府合作。他们建议，在罗斯福还未正式上台执掌美国的最高大权之前，他不应当做出任何把自己绑在战债这枚炸弹油灯上的尝试。
在这种情况下，罗斯福在就职演说中表示了国内事务优先的原则，即先国内后国外，先遏制住国内急剧恶化的经济局势，再恢复世界贸易，并最终使美国成为世界经济恢复的领导者和规划者。他的就职演说概括了这一时期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将要采取的基本方针：
尽管我们的对外贸易非常重要，但是就时间和必要性来说，比起建立健全的国内经济就稍显次要了。我赞成把这种当务之急摆在首位的实用政策。我将不遗余力地通过重新调整国际经济来恢复世界贸易，不过目前国内的紧急状况可等不到那件事完成后再处理。作为指引恢复国内经济所采用的方法的基本观念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们首要考虑的是，坚持属于美国精神的各个部分的独立性，那就是承认那古老又恒久重要的美国作为先驱者的精神，这就是我们复兴的手段。
但他的就职演说显然是模棱两可的。人们可以从罗斯福的这番话中得出两种不同的意思，即经济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新政府的选人用人政策同样如此。一方面他继续信赖莫利和塔格威尔这样强调美国国内恢复不应受到外界干扰的经济民族主义者，还将莫利安置在国务院助理国务卿的位置上，“负责像外国债务，世界经济会议以及其他总统能干预的外交与内政事务。”另一方面却又任命了赫尔和威廉·菲利普斯（William Philips）这样坚定的自由贸易国际主义者，他们相信美国之繁荣要依赖于世界经济的恢复。著名史学家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称其为一种“竞争式的用人政策”，“如何鉴别谁的方法正确呢？答案是让他们互相竞争。”罗斯福并不主动干预政府各部门之间的争斗，在不否定单独一种意见的同时，自己成为冲突的裁决者。罗斯福的用人政策反映了新政摸着石头过河的特征。
在这样模棱两可的政策指导下，罗斯福政府新政初期的对外经济政策显得非常杂乱。一方面，他按照国内恢复优先的原则，在国会的压力下批准了托马斯修正案，并下令禁止黄金出口，停止国外美元兑换黄金，放弃了可以维持世界金融稳定的金本位制度。为了提升国内商品价格和增加出口，美元贬值了40%，国际汇兑中美元的含金量跌到了以往的85%。美元贬值间接提升了进口关税的69%。与此同时，他却在4月底到6月份邀请了多国代表赴华盛顿谈判，指望以此“能够启发各个国家尤其是美国的舆论，从而为国际合作提供前提条件。”5月8日，《时代周刊》以罗斯福与国外使节们围绕在一个据说具有调解纠纷的魔法能力的黑色沙发上会谈的照片作为封面，其副标题这样写道，“如果6月12日伦敦经济会议能够取得成功的话，那么这将极大归功于罗斯福总统上周在白宫的皮沙发上和他尊敬客人们的谈话。”美国内外许多人都有这么一种看法，那就是“一度看上去，美国似乎在那个充满希望的成功事业中充当了领袖的角色”。
美国矛盾的政策让他国不解，各国对美国的合作诚意大表怀疑，甚至认为这是美国想提高它在谈判中的地位。一家英国报纸愤怒地指出：“这整桩事是一次蓄意策划的外交讹诈。”
美国在华盛顿与欧洲国家的艰苦会谈也加深了罗斯福对欧洲人的不信任感，甚至担心并怀疑他们联合起来以牺牲美国的利益为代价恢复经济。他对后来的财政部长小摩根索说道：“太难受了。我被欧洲人弄得一团糟，欧洲的政治家们真是一群混蛋。”这为伦敦经济会议的不欢而散埋下了伏笔。
华盛顿会谈中美国非但没有作为领导者成功地唤起国际经济合作的希望，还加剧了美国国内的经济民族主义浪潮。正是在华盛顿会谈期间，罗斯福迫于国内压力采取了一系列与加强国际合作的初衷截然相反的做法。5月12日，即英国签署关税休战协议的那天，罗斯福却批准了支持对农产品进行补贴的AAA（农业调整法案），这显然与其关税休战的政策，促进国际经济合作的意图互相冲突。
有美国学者认为，正是由于华盛顿会谈期间，欧洲国家与美国对经济复兴的方法体现出的如此大的不同，使得罗斯福从积极合作的姿态转向了一种更“激进的国际主义”，即“居于适度利他的合作原则和彻底无疑的经济民族主义之间的状态”。三、赫尔及其国际政治经济观
作为罗斯福国际主义信念的重要体现，新任美国国务卿、田纳西州参议员和经济国际主义的虔诚信徒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在此后美国一系列经济外交政策制定中占据着重要作用。他是美国构建多边自由世界体系的核心人物，被称为美国自由贸易政策的“总设计师”。
1933年已年满62岁的赫尔是当时美国政坛的老一辈政治家。他1907年就进入了众议院，1921年到1924年间还曾出任过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一职，其历来提倡贸易自由化原则使他在家乡美国南部和国会的民主党议员中都享有非常高的声誉。这是实用主义者罗斯福选择其担任国务卿的重要考虑因素。
赫尔年轻时曾亲自参与和撰写了1913年威尔逊政府旨在降低关税的《安德伍德关税法》，这使他开始形成自由贸易信念。赫尔认为，高关税是使美国经济大萧条持续时间长、破坏力大的根本原因。早在1929年1月他就有一种先知式的警觉，预料到大萧条即将发生，“随着事态的发展，美国将会认识到这些前所未见的剩余产品是它经济的根本问题所在，而我们忽视为这些产品寻求国外市场是国内失业问题的基本原因。”1930年，赫尔当选参议员。作为其中为数不多的几个经常研习国外经济政治状况的议员之一，他坚决反对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指责是国会中“邪恶及自私的势力”使其得以通过。
在赫尔的外交政策思维中，构建世界范围内的多边自由制度始终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他的多边自由贸易思想是对美国传统贸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该思想包括两个方面，即无歧视待遇和降低关税。与长期实行高关税不同，其首要原则无歧视待遇原则自美国建国开始就为历届政府所推崇。作为一个由清教移民创立的国家，美国人民历来对任何可能导致政府控制工商业的措施感到警觉和不满。因此传统上他们反对政府对外贸的任何管制，主张发挥市场的力量。这是无歧视待遇原则的传统心理基础。正如华盛顿在告别演说中提到，“美国在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中，应该持一种公平和不偏不倚的态度，而不是去寻求特别待遇。”虽然美国政府常常言行不一，在贸易政策的实施过程中采用一种有条件而非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但是20世纪初，随着美国开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产品出口国之一，其政府更加努力地在世界范围内消除各种不平等的歧视性贸易政策，以为其产品打开市场。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原则开始受到了包括共和党政府在内的各届政府的支持。
在威尔逊任总统时期，美国的外贸政策被赋予了更大的国际政治意义，被用做维持世界均势的政治外交工具。威尔逊14点原则的第三点提到，“世界上拥护和平并渴望保持它的国家都应该竭尽所能地消除所有的贸易壁垒，并建立平等待遇的贸易制度”。遗憾的是，威尔逊并未建构起理想中的多边自由国际制度。这样的重担落到了赫尔这位美国历史上任期最长的国务卿身上。赫尔的国际政治经济观秉承了威尔逊主义的基本观念。他将经济贸易与世界秩序与和平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战争是由贸易障碍导致的，只有自由贸易才是“建立友好，信任以及永久和平的基础”。赫尔认为：“畅通无阻的贸易与和平相伴，高关税、贸易壁垒和不公平的经济竞争则意味着战争。……只要我们能够构建更加自由的国际贸易……我们就有可能获得持久和平。”
赫尔对自由贸易原则的支持近乎偏执，有时甚至表现出一种近乎宗教情感的呆板，“在他那慈祥温厚的姿态背后，却隐藏着他要在经济国际主义上实行报复性福音派教徒的教义。”对于美国政府任何与自由贸易不相符的政策，哪怕是权宜之计，赫尔都坚决反对。这种固执的“圣徒”性格不但造成他在罗斯福政府内处处树敌，还让行政作风灵活实用的罗斯福感到不适。不过在其担任国务卿一职后，国际和国内的形势使他逐渐感到，威尔逊式理想主义的对外经济贸易观应该有所改变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于是，他转变了原先通过多边国际会议等形式实现自由贸易的主张，开始寻求双边谈判、多边互惠的模式和方法，以最终实现自由贸易。这突出反映在1934年通过的互惠贸易协定法案（RTA法案）中。这也是赫尔对美国构建多边自由国际制度的最大贡献。
总结起来，赫尔的国际政治经济原则包括：第一，通过实现自由贸易可以解决国内经济危机。第二，通过互惠的形式来实现自由贸易，在这种多边或者双边谈判中，谈判方可以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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