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辛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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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传：叶辛眼中的上海(知名作家叶辛新作，讲述他眼中的上海，写不尽的上海岁月，说不尽的上海故事。)试读：
总序
刘传铭如果说丝绸之路研究让我们洞见了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一定会有人表示惊讶与质疑；
如果说城市的创造是迄今为止人类文明进程中最伟大的事情，则一定会得到人们普遍的支持与认同。“丝路百城传”丛书的策划正是发轫于这样一个历史观的文化叙述：
丝绸之路是一条无路之路；
丝绸之路是一条既古老又年轻，“不知其始为始，不知其终为终”的漫漫长路；
丝绸之路是一条历史时空里时隐时现，变动不居，连点成线，连线成网的超级公路；
丝绸之路是点实线虚，点变线变，点之兴衰即线之存亡的交通形态，那些关山阻隔，望洋兴叹的城市，便如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路；
丝绸之路是一个文化概念，叠加其上的影像曾被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们呼作：铜铁之路、纸张之路、皮毛之路、奴隶之路、铁蹄之路、黄金之路、朝贡之路、宗教之路；
丝绸之路是中西文明交流与传播、邦国拓展、民族融合之路，也是西方探秘中国、解码东方之路，更是我们反躬自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向何处去？”的寻根之路、回家之路；
丝绸之路是今日中国走向世界的新起点、新思路，是“一带一路”中国倡议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之路……
无可否认，一个世纪以来，丝路研究之话语为李希霍芬、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大谷光瑞、于格、橘瑞超、芮乐伟·韩森、彼得·弗兰科潘等东西方人所主导。然而半个世纪以来的大国崛起，正在使“夫唯不争”之中国快速走向文化振兴。我们要将《大唐西域记》《真腊风土记》的传统正经补史、继绝往圣、启迪民智、传播正信，同时也将丝绸之路城市传文学以实为说、以城为据、芳菲想象、拒绝平庸的创作视为新使命、新挑战。让“城市传”这样一个文学体裁开出新时代的鲜花。
凭谁问：昆仑巍峨、河源滔滔、玉山储秀、戍堡寂寞；
凭谁问：旌节刻恨、驼铃悠远、琵琶起舞、古调胡旋；
凭谁问：秦汉何在、唐宋可甄、东西接引、前路正新；
凭谁问：八剌沙衮今何在？罗马的钟声谁敲响；
凭谁问：撒马尔罕的金桃今何在？帕米尔上的通天塔何时建成、何时倾倒？
凭谁问：伊斯兰世界的科学造诣何时传到了巴黎和伦敦；
凭谁问：鉴真大师眼中奈良和京都的樱花几谢几开；
凭谁问：乌拉尔河上何时传来了伏尔加河的纤夫号子；
凭谁问：杭州湾的帆樯何时穿越马六甲风云……
诗人说：这条路是唐诗和宋词的吟唱，是太阳和月亮的战争；
军人说：这条路是旌旗卷翻的沙漠，是铁骑踏破的血原；
商人说：这条路是关涉洞开的集市，是金盏银樽的盛宴；
僧侣说：这条路是信仰鲜花盛开的祭坛，是生命涅槃的乡路……
一个个城市的前世今生，一个个城市的天际线风景，一个个城市的盛衰之变，一个个城市的躁动与激情，一个个城市的风物淳美与人文精彩，一个个城市的悲欢离合，一个个城市的内动力发掘与外开拓展望，一个个城市的往事与沉思，一个个城市的魅惑和绝世风华……
从长安到罗马和从杭州湾到地中海是卷帙浩繁的“丝路百城传”丛书的框架结构。也是所有参与写作的中外作家和编辑们共同绘制的新丝路蓝图。《尚书·舜典》有“浚咨文明”之句，孔疏曰：“经纬天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论语·雍也》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又《易经·贲卦·彖辞》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文化乃“人文化成”而以文教化“圣人之教也”。“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丛书编纂与出版岂非正当其事，正当其时也！
读者朋友们，没有踏上丝路，你的家就是世界；踏上丝路，世界才是你的世界、你的家园……唯祈丛书阅读能助君踏上这样一个个奇妙无比的旅程。
丝绸之路从远古走向未来，我们的努力也将永无休止。戊戌谷雨前五日于松江放思楼
上海在我心中（序）
叶辛我和上海这座城市相伴了近七十年。
我时时感觉得到上海这座城市脉搏的跳动，我感悟着上海，我也体察着上海，时时触摸着上海。
我睁大了双眼，观察着上海的一切。
有时候，我又在离开上海很远的地方或不很远的地方，隔开一段距离看上海。
即便是出访在海外，我也时时记挂着上海。
上海永远在我的心中。
只因上海是我的故乡。
我感受着上海弄堂里的气息和氛围长大，我在上海长长短短的大小马路上骑过自行车，我和无数的上海人一起挤过拥挤成团的公共汽车。真的是“团”啊，上海的公交公司统计过，最挤的时候，一平方米的公交车上，可以挤十四个上海人。
所幸这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四人帮”之一的姚文元被审判时，曾经身居高位的他说，我犯了错误，最多是退回上海去当平头百姓，过“挤公共汽车”的日子。可见他对挤公交车这一幕同样记忆深刻。
小时候，听我的上一辈人说到上海，总要说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
今天的上海时尚小青年们，说上海是魔都，甚至还编了电视剧，堂而皇之地播出。
冒险家乐园也好，魔都也好，似乎都含有一层意思，说这城市充满了机会，有时候是让人惊喜的机会。
上海有2470万人口。比起我青少年时期的1000万人口，比起我中年时期的1300万人口，上海人的数量增速是相当可观的。
2007年，我出访墨西哥的时候，上海的人口是1940万。墨西哥的议长在和我交流时，说墨西哥城的人口是2200万，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他说我们控制在这个数量上，不增长了。
那么，今天2470万人口的上海，已经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
恰好我写这篇序的时候，国务院批转了上海2020—2035年的发展规划，说到2035年，上海的人口总量控制在2500万左右。在接下来的18年里，只让人口增长30万左右，对于上海来说，这任务还是颇为艰难的。
接近2500万人口的一座城市，每天的日日夜夜，会发生多少的故事和诞生多少新的创造啊！故而人们说：
上海是写不尽的；
上海滩的故事是写不尽的。
广播里天天在讲上海，报刊上日日在发表关于上海的新闻和议论，电视里时时在晃过上海的画面，互联网的新天地里同样在时刻反映着上海的人和事……
上海仍有说不尽的话题。
在我接受这个关于“上海”的选题时，我了解了一下，和上海有关的书籍汗牛充栋。
太多太多了。
光是16大本的《上海通史》，就在我的书架上占了整整一大排。32本的补充版又在编写之中，想必很快也会以更精美、更漂亮的装帧版式出现在我们面前。
这些书写的都是过去的上海，或者说是基本已经定型的上海。还有被过度炫耀渲染的所谓“三十年代”。
关于上海的方方面面、林林总总、枝枝叶叶，关于上海的一切，似乎都已经写到了。
那么，我写什么呢？
像人们一样，写“沪”和“申”的由来，写20世纪30年代的风花雪月，写上海百年，像有位老作家曾经计划的，从1843年开埠以后的发展，写到1949年10月1日，或者像有的分类型书籍那样，写上海的市场、上海的食品、上海的服饰……
不。
我要写就写动态中的上海，变化中的上海，一句话，我设身处地感受到的上海。
或者说，我思考过的上海。
比如说，上海这个地名的由来。
据说毛泽东主席就思考过这个问题。并且问：有上海，必然还有个叫下海的地方。
是真的，上海郊区有个叫下海的地方，那里还有过一个下海庙。
其实，上海、下海最初都是“浦”名。
所谓浦，即水边或河流入海的地区。
哪一股水呢？
黄浦江矣。
故而也有来到上海的外国人说，上海由黄浦江而来。
上海、下海是黄浦江边曾经有过的十八个大浦中的两个。
至今还有一点儿痕迹的，就是今天的中老年上海人都晓得的十六铺码头。
只可惜，十六铺码头前几年也拆除了。
就如同今天的杨浦区，实际上就是当年的杨树浦演变而来。在我童年时，杨浦区就叫杨树浦。
自然，有杨树浦，黄浦江边也还有过一个叫桃树浦的地方。
黄浦江出海的地方，叫吴淞口，出了吴淞口，才能看见真正的大海。
在看见大海的同时，能先看到一个叫“三夹水”的景观，奇妙的景观。
三夹水，三股水汇聚在一起的地方。哪三股水流呢，黄浦江的水流、长江的水流、大海的水流，三股水在太阳光下，呈现三种不同的颜色，谓之“三夹水”。
我不止一次，专程坐游船去看过这一景观。
外来游客，坐黄浦江游轮，也能看到这一景色的。
上海、下海，意思是差不多的。
下海去，下海捕鱼，是到海上去的意思。
上海，也是到海上去的意思。
逐渐形成市井繁荣的上海，其城市的名就是这么来的，之所以称上海而不叫下海，多半还是图吉利的意思吧，并不是像洋人所说“上面的海”。
除了图吉利，还有上海语言的特色。
因为上海地域原来隶属江苏，很多人就说上海话由江苏话中的吴侬语系演变而来。这是从渊源上而言。实际呢，今天的上海话和离得很近的苏州话差距很大，双方一交流就会察觉。
今天地道的上海话，有其鲜明的语言特点和表达方式。
仅举例二三。
上海话中，有一句常用语：千做万做，蚀本生意不做。
意思很明白：一千件事情、一万件事情，都可以答应朋友去做，亏本的买卖不能做！
有人因为此，就说上海人精明。
凭心而论，今天全中国、全世界哪个人愿意做亏本的买卖呢？
上海人只不过用简洁明了的方式，向朋友表达了出来而已。
另有一句俗语：苗头不轧，苦头吃煞。
说的是做任何事情，大至巨额投资，小到为人处世，处理生活中的诸多矛盾，都得审时度势，观观风向，听听时局趋势，辨一辨人际关系，胡乱表态，乱说话，是要吃大亏、上大当的。
还有一句“螺蛳壳里做道场”，本来是地地道道的宁波话。经上海人的嘴说出来，现已上升到文学层面，成为一句生动形象的谚语。
上海话随着上海的发展和演变，形成了其鲜明的语言特色和特殊的音腔音调，它和广东话、四川话、东北话、陕西话一样，只要几个上海人站在那里讲几句话，身旁走过的人马上就能意识到：这是几个上海人。
上海话的丰富性、生动性、奇妙性、微妙处及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之处，是随着上海这座城市八方移民的迅猛发展而发展、变迁而变迁的。
上海西南近郊一个小小的莘庄镇，编出一本莘庄方言，厚若辞典，就是一个例子。
近些年来，上海方言研究，已成了一门学科。这不是新鲜事，早在十九世纪，来上海做生意的外商，就刻意地学习上海话、研究上海话了。
近年来，还有人出了专著，研究《金瓶梅》一书中的上海方言，言之凿凿地点明了只有用上海近郊的方言，也即上海人所说的“乡下头语言”，才能更本真地体察《金瓶梅》作者的内蕴和意思。
六十年前的上海中小学地理书，说及上海的历史，都讲一句话：700多年前的上海，只是一个小小的渔村，这个小小的渔村由长江千万年冲积而来的泥沙形成滩涂、沙洲，形成广阔的下游平原。
上海滩，上海滩，就是从那时起一直叫到了今天。
上海周边的土地以肥沃著称，就是因为滔滔长江把沿岸所流经省份的泥土全都裹挟着带过来，并经千百年淤积堆垒而形成。
上海真正引起全国的关注和世界列强的瞩目，发觉这真是一块好地方，是1842年“五口通商”之后。洋人们发现在这里能赚钱、好赚钱，蜂拥而来做各种各样的生意，做生意需要劳力、劳工，就是雇用中国人。
仅仅十多年工夫，还把黄浦江称作“上海河”的英国人罗伯特·福钧就发现这是一个妙不可言的地方，初到达时把洋人一律称为“鬼子”的中国人，已经对他们充满了新奇和兴趣。为此他写下了一本《上海游记》存世。
到了1853年，上海人口达到了54万。
而又到了近50年的1900年，上海已有130万人。
直到我出生的1949年，上海已是世界闻名的大都市，人口达到了545万人。
今天的上海，加上天天进出上海并短暂居留的人，又在这一数字上增加了4倍。
无论是一再提到的人数，还是语言，或城市景观，市井风情，都雄辩地告诉世人，上海是在发展中、演变中，上海是动态的、变迁的，充满了生机勃勃的活力的。
像我生活了21年的贵州一样，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上海，我也写下了很多和上海有关的散文、随笔。上海有一本杂志《上海滩》，近年来又约我写下了几辑和上海有关的专栏，所有这些文章，在上海的报纸杂志上发表以来，至今我还未听到任何异议。相反，读者们希望我仍把这些有关故乡的文章继续写下去。
只因我写下的是今天的上海风貌，当代的上海风情俚俗，以及我们这一代人共同感悟、体察、触摸着的上海。
由于特别的时代原因，我们这一代人都有一段抹不去的记忆。
那就是上山下乡。
在1700万10年动乱中奔赴广阔天地的知识青年中，上海占了整整120万人，是全国到农村去人数最多的城市。而120万知青，又牵扯到120万个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有知青情结的人是120万的几倍。
这一代人的离开上海和回归上海，成了20世纪上海历史上一个凝重的印记。
2013年，当贵州建省600周年之际，我出版了一本《叶辛的贵州》，半年之内一万三千册销售一空。
我的这一本关于“上海”的书，如果考虑到已经有了无数的解读上海、描绘上海的书，准确的书名该定为《叶辛笔下的上海》。
但是朋友对我说，简洁一点，就叫《叶辛的上海》，以和《叶辛的贵州》对称。
故而我认为定名《叶辛的上海》更为准确。
上海永远在我心中，上海永远在我的梦里。
我爱上海。2017年12月27日写毕
上海的丝路缘分
从泥城桥谈起
泥城桥是上海市中心一座普普通通的桥。将近70米长的桥，宽度有18米，三分之二是车行道。
桥在市中心地段的交通要道西藏路上，钢筋混凝土建造，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了。
我的家就在离泥城桥不到五分钟路程的老弄堂里。
1980年，我在家中改订了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小说随即在《收获》杂志的1980年第五、第六期上发表。创下了《收获》杂志至今没有打破的印数110万份的纪录。当时的中国青年出版社马上决定要出单行本，于1981年上半年修订交稿时，我在结尾处留下了三行小字，其中第二行写明：1980年元月至8月改于上海泥城桥。
可能是我的字迹不够清晰，书正式出版时，“泥”城桥变成了“泯”城桥。这一错，竟然错了整整36年。《蹉跎岁月》一次一次再版，改换的封面也有十几个了，每次我都对责任编辑说，对总编辑说，他们也都点头答应，书正式印出来，我收到以后，首先翻的，就是结尾处，泥城桥还是泯城桥。有一位编辑还对我说，这是无伤大雅的小错误，你这本书印了近200万册了，有几个人知道泥城桥呢？有几个上海读者住在泥城桥旁边的弄堂里呢？一般读者，看到这个泯字，只会认为，也许上海真会有这么一座桥呢！
直到今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要把《蹉跎岁月》和《孽债》作为“两卷集”，推出一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50周年纪念版，要求我认真作一次修订版，在已修订的几十处文字中，我把结尾处的泥城桥，再一次醒目地标出来，并贴上黄色的标注。但愿这一版印出来，能恢复成泥城桥了。
一字之差，泥城桥真有这么重要吗？
一个新上海人对我说，现在这座桥叫西藏路桥，你当年居住的老式石库门弄堂，全都拆掉了。有几个人还知道泥城桥啊，不必那么认真了。现在那里是一片市中心的绿地。
车子路过的时候，中央电视台要拍摄我青少年时期居住的老弄堂实景时，我只能指着一整片绿地说，“就是在这个位置。”
也正是这位新上海小白领的这句话，使我想到上海和“一带一路”的关系，上海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这篇文章，我要从泥城桥谈起。
为啥呢？
是的，泥城桥早在1912年泥城浜填埋筑路，命名为西藏路，1923年工部局造桥之后，取名为“西藏路桥”了。
上海的地图上表示出来的，这座桥就叫西藏路桥。
那么，为什么很多老上海人，为什么当年弄堂里的男女老少，为什么前不久到苏河湾去，碰到的上海人仍叫它泥城桥呢？
曾经有人想当然地说，开埠之前的上海滩还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小桥、流水、人家嘛，这是当年的老地名，土地名呀，是上海人念旧啊！外滩在开埠前，不也叫李家庄嘛。
其实不然。泥城桥这个地名，并不是传统的土名字。而是阴差阳错叫出来的。
这一“阴差阳错”，源于1854年在泥城浜苏州河边发生的一场战斗。英国和法国的殖民者把这次战斗说成是“泥城之战”，写进了他们的书里，扬扬得意地夸耀着他们的胜利，仿佛那是一场伟大的战役。
小时候在弄堂里听老人们讲起，他们从祖父辈那里听来的“泥城之战”，有的说那场战争进行了整整一天，有的则说实际只打了两个小时。无论是讲打了一天一夜的，还是说只打了两个小时的，都一致说几百个持有洋枪洋炮的洋人，把几千个驻守在苏州河畔的清军官兵，打得溃不成军，狼狈逃窜。只因苏州河畔发生交战的这一地域，原来就称作泥城浜，故而发生在这里的交火就被叫作“泥城之战”了。
到钢筋混凝土大桥造好以后，尽管正式命名为西藏路桥，但是住在附近的老上海人，还是习惯而顽固地称其为泥城桥。桥南东侧那时建有英商的自来火房，也有市民称这座桥为自来火厂桥。
但是，在我六十几年的记忆中，我同时代的伙伴们，周围的邻居、同学、朋友，尤其是比我年长的上海人，提到这座桥，都称它为泥城桥，鲜有人称其为自来火厂桥，而年轻点的上海人，则开始称西藏路桥了。
我为什么喋喋不休地要讲清楚泥城桥这一地名的来历呢？
聪明的读者想必已经猜出来了。
我要说的是，泥城桥地名的来源，和当年那场屈辱的战斗有关系。
就在1854年春天的4月4日，发生在苏州河畔泥城浜的这次战斗之后，殖民者们把他们的租界，进一步扩大至今天的西藏路以西，加快了殖民步伐。上海随之出现了英租界、法租界、美租界。
这是一段不容忘却、不应该忘却的历史。故而在我所有于家中改订的小说最后，我都会写上“泥城桥”这个意味深长、并被写进上海史的地名。
那么，泥城桥和“一带一路”有什么关系呢？
得天独厚的宝港
鸦片战争之后，上海作为“五口通商”之一的城市，开始了“她”的开放。这开放是被迫的，是无可奈何的，是在洋枪、洋炮、洋舰的威逼之下从1843年开埠开始，逐渐地一步一步扩大的。
泥城之战，是其中的一个节点。
早在1800年的议会演讲中，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就瞄上了中国这块肥肉。他们根据到过中国来的商人、记者、官员们的报告，先是称舟山群岛的最大岛屿定海是中国中部最好的港口建设地。随着怀有殖民意图的各种各样的英国人来得越来越多，他们很快发现，上海是一块神奇的宝地，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宝港。
1832年，蹿进上海黄浦江来的英国人从明察暗访和精确计算中已经认定，就货物的吞吐量而言，上海已然跻身世界的主要港口之列。撞开上海的门户，对于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大英帝国”来说，其好处是不言而喻的。
是啊，上海位于沿海大陆海岸线的中间部位，在一张中国地图上，可以一目了然地看清楚，它的位置奇佳：亚洲的东部、太平洋的西岸；东濒东海，北界长江，南临杭州古城，西与江苏、浙江两省相连，这两个可都是中国的富省！
再从世界地图和航运轨迹来看，上海是世界海上环航的必经之地。
位于江海之交汇处的上海，有一条上海人称之为母亲河的黄浦江贯穿其中。黄浦江水深流缓，英国人坐着“阿美士德”号闯进来时，简直是势如破竹，航行顺利极了。
更为令洋人们兴奋得眼睛发亮的是，水量充沛、支流众多、航道常年不冻的长江两岸，是辽阔的中国大陆腹地，沿岸各省，人口密集、资源丰富、经济素称发达，历来都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尤其是中国人号称长江三角洲平原的中、下游地区，土地肥沃、人口稠密，往乡间走一走，旅行一次，哪怕是坐着轿子、小乌篷船，也能看清河网密布、鸟语花香的江南水乡。而这么一块富饶的土地几乎是和上海浑然一体地连在一起的。
况且上海的气候温和湿润、雨量充沛，地势平坦到一眼望不到边，除了西南面的佘山、天马山几座小山丘之外，上海就是一个滚滚长江千百年来冲积而成的平原。
岂止是以英国人为首的外国殖民者发现了上海这种种优势。
我们的祖先早在三国时期，就察觉到了这是块宝地。孙权的青龙战舰就停泊在沪渎南岸。
唐宋时期，滨海盐场和渔村里产的盐和棉纺织品，就通过航运往外运送买卖了。
宋元时期，棉纺织业，盛产的稻米和航运业，成为上海地区的经济支柱。
明代，朝廷鼓励提倡大力植棉，棉纺织手工业随之迅猛地发展起来，通过航运，上海形成了许多棉纺织的集散之地。
至清代中叶，上海的港口运输已经形成了五条较为稳定的航线。这些航线，有通往北方的，也有通过长江运进中国内陆腹地的，还有开往东南亚各国和日本、朝鲜等地的。
到了鸦片战争前夕，到了我前面写到的“泥城之战”发生时，上海地区和航运、水运有关而兴盛发达起来的大大小小市镇集场，已经超过了150个。而随着门户开放，蜂拥而来踏上这块土地的英国人、日本人、美国人、俄国人、法国人还有无国籍的各式人等，都怀着发财梦走进了上海滩。“泥城之战”以后，在外滩建起的各种洋行、货栈、仓库，超过了120家。早期以走私贩卖鸦片起家的英美洋行，把中国的茶叶、生丝和他们视为艺术品的瓷器大肆运回本国去。“东南之都会，江海之通津”由此形成。而曾经广为流传的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也更为世人所知。
我少年时代，还听老人们说起不止一个“洋瘪三”“穷小子”在上海滩发生的故事和传奇经历。
简单地回叙一下这段编进上海乡土历史地理书中的往事，合格的、出色的中小学历史地理老师，会绘声绘色地在这个大背景下，给一代一代上海的青少年讲授很多难忘而动人的故事。
这些故事里会有中华民族在上海地区的传统文化和风情俚俗，这些故事还能告诉每一个上海人（包括改革开放以后涌进上海来的新上海人），我们是如何从遥远的路上走来，我们还将如何走下去。这些故事还能让我们清醒地看到，一百几十年前上海是如何一步一步被迫开放门户的。这被迫中含着我们的无奈，也有着民族的屈辱。
只有认识到了这一点，再来回顾40年之前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才能深切地体会到，这是多么英明和难能可贵。
可贵就可贵在，40年前的改革开放，是我们全国上下一致的主动选择，是我们反思以后的选择，是我们总结了历史经验之后的选择，是我们痛定思痛以后的英明选择。
沿着40年前我们主动的改革开放指明的路，上海在28年前开始了浦东的改革开放，开始了东方大港的建设。
沿着这条主动选择的改革开放的路，我们又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宏伟蓝图。
上海，又在新的征程上迈开了大步。
这是中国梦的大步，这是两千四百几十万今天的上海人又一次腾飞的机会。
于是乎，21世纪灿烂的金光辉耀之下，长江经济带，新欧亚大陆桥，虹桥、浦东的航空港，东方大港的集装箱，全融入了“一带一路”的繁忙之中。
上海的集装箱吞吐量，已然雄踞全球第一。
曾经的良港，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大港。
得天独厚的空港。 第一章二十八年前的上海那年春天，我来到上海
1986年春天，我开完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搭乘上海代表团的飞机，回到了故乡上海。
借探亲的机会，我会见同学，访问友人，逛马路串弄堂，晨起站在市中心的十字街头，看着潮水般的自行车洪流从身边驶过，一样一样品尝上海的小吃，贪婪地翻阅上海的大小报纸和刊物，把认为应该留下的记忆，匆匆忙忙地记在本子上。
那个时候我还在贵州工作，写作了一部新的长篇小说《家教》的上半部分。小说在《十月》杂志发表以后，杂志社希望我尽快将小说的下半部分写出来，中央电视台想把它改编为电视连续剧。《家教》写的是上海生活，背景就是上海的弄堂和家庭。尽管上海的一切我似乎都是熟悉的，但是毕竟离开上海17年了，变化中的上海有很多新东西，比如棚户区是不是仍是我记忆中的老样子，老弄堂里有哪些新花样，电影院有了哪些变化，文坛上冒出了什么新作，市容景观出现了哪些值得一看的建筑……往深处走一走、看一看、问一问，感觉就不一样了。《家教》的下半部分，我当年就写出来了。这部长篇小说虽然不像《蹉跎岁月》《孽债》的影响那么大，但后来也及时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在中央台播出，并获得了全国优秀电视剧奖，小说本身也再版了多次，到了28年后的今天，又决定再版。那年春天我来到上海
而当时留下的笔记，我打开一看，那泛黄的纸页上褪色的墨迹，竟然引发出不少新的感慨、新的惊讶、新的思索。
是啊，时光流逝，岁月如梭。28年前刚出生的小孩，如今该是帅气的青年才俊了吧；28年前的小姑娘，如若仍没谈婚论嫁，今天该被人叫作“剩女”了吧。28年前修成的联谊大厦，当时被上海人称作“申江第一高楼”，多少有点儿自傲之气吧。28年前初露头角的画苑新人，现在已是大名鼎鼎的美术大家了，那个时候要使劲争取才能展出的作品，到了今天，一幅画该有几十万、上百万的价值了吧。
1986年11月，上海的报纸上发表了一条豆腐块大小的消息：《上海开放不动产市场》。这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7年来首次开放此类市场，通过这个市场提供的住房共2000多套，总居住面积有50万平方米，平均一套住房不过50平方米。
当时的标价，上海市区内，每平方米是520元至550元。郊区售价，每平方米410元至480元。
我不作任何评论，光是重温一下这条当年引起外国人关注的小消息，今天的上海人肯定会有很多很多的感触。
时代是在变化着，社会是在变化中，生活必然也变了。
请允许我再引用一条消息，是28年前我在回上海之前，在首都北京读到的消息。那是1985年，《人民日报》已经作出判断：保护环境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社会经济问题之一。《北京周报》上也说：中国现在面临世界最严重的污染问题。
50年代的时候，北京每年有60天时间有雾霾。
70年代的时候，这样的日子已经达到150天之多。
而到了1986年，已经超过了200天。
我在参加人代会时，还有代表说，中国首都如果不采取措施，就有可能成为历史上伦敦那样的雾都。在北京的一些外国人喜欢早晨跑步，他们说，在北京的早晨跑步等于一天抽一盒烟。5年下来，其有害程度等于终身在抽烟。
对于我来说，到北京开会也是学习。开完会回到上海，第二天清晨打开离苏州河很近的家中的窗户，一股污染过的河流的腐臭扑面而来，使得我只好赶紧关严窗户。
而这一切，都发生在28年之前。我想，这几个小小的例子，足以说明我为什么选择了“二十八年前的上海”为题目，来作这一组专题连载。抚今追昔，尤其是追忆不很久远的28年之前的上海，是有意味的，相信能唤起读者们的很多感叹和思索。
愿读者朋友和我一起走进28年前的上海，1986年的上海。那位阿尔巴尼亚议员服了
今天，这条隧道和两幢高楼对于上海人来说，已是习以为常的存在了。
1986年，我探亲回上海时，无论是被誉为申江第一高楼的联谊大厦，还是坐落在离徐家汇不远的华亭宾馆，抑或是正在施工中的延安东路越江隧道，都是上海人的热门话题，提起来时，颇有几分沾沾自喜和引以为傲的语气。
黄浦江底下挖隧道，延安东路不是第一条。第一条隧道建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当时是作为备战需要修建的，施工处于秘密状态。而当第二条隧道进入全面施工高潮的1986年，人们纷纷奔走相告，靠摆渡来往于浦东、浦西的上海人，很快就能坐着汽车穿隧道过江了。在延安东路和浦东的陆家嘴之间，滔滔不息的黄浦江底下，正在展开一场市民们看不见、听不到的紧张施工。百舸争游的江面底下，整天灯火通明，不分昼夜地在掏挖淤泥，向着江对岸挺进。
江底下的淤泥如何运出来？
烂污泥浆倾倒到什么地方去？
江底下掏空了，江面会不会下沉？
…………
一个个话题都是上海人关心的。好奇心重的上海人更想了解得更清楚、更明白一些。
不怪市民们议论纷纷，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参加接待一个阿尔巴尼亚的议会代表团，来访的九名议员中，有两位是对中国十分友好的作家，只因为他们的作品改编拍摄成的电影《第八个是铜像》《游击队员》曾在中国城乡放映过。在给他们介绍上海的新成就时，我说明天你们将要穿越隧道到浦东去参观访问，回来之时就从南浦大桥坐车到下榻的宾馆，这样，你们就能既看到江底下的隧道，又看到……话不及说完，一位议员先生就打断了我的话，愤愤然地说我这是在夸大其词——那么宽阔的黄浦江底下，怎么可能修成通大客车的道路，他要眼见为实。
第二天，我陪同他们过江时，特意要司机在把车开进隧道口那儿放慢速度，告诉这位议员先生，我们现在正在进入江底隧道。
到了浦东，在新区的接待室中，我又请浦东新区的领导，详细地介绍了黄浦江底下，我们是如何运用巨大的“盾构”技术，在深土厚泥中旋转万吨力逐步向前挖掘挺进的。当他亲自过了越江隧道，又细看了模型，听了详细讲解，这位充满狐疑的议员先生才信服地点点头，伸出他的手来向我表示了歉意。
通车之后还会引起外国议员怀疑，没通车之前的1986年，延安东路隧道自然更会引得人们议论纷纷了！
和隧道施工相比，隧道浦西出口处不远的联谊大厦，则成了上海人津津乐道的第一高楼了。
上海不缺高楼。自小生活在黄浦区的我，小时候就知道，黄浦江畔在改革开放之前，就有10层以上的高楼近百幢，而且外滩的那些大厦，每一幢都可以讲出一串故事。
联谊大厦建成之后，高高地矗立在延安东路的浦江之滨，傲视着浦江两岸远远近近的楼群。尤其是它那率先用茶色玻璃作幕墙的巍峨身影，突兀地挺立着，在太阳光的照耀下光芒闪烁，挺拔雄伟、夺人眼球，给观者以气势不凡、风格新颖的强烈印象。和外滩地区的老大楼相比，联谊大厦真的给人焕然一新之感。延安东路隧道通车华亭宾馆联谊大厦
我小时候，经常听老人们说起，南京路上的国际饭店刚刚落成时，江浙两省的人走进上海滩，经常有人专程跑来看24层72米高的大楼，一些戴着帽子的客人，昂起头来时，不知不觉会把帽子掉在地下。1986年，在拜访了住在外滩附近的同学之后，我也特地走到延安东路，自远而近地细细看了一下联谊大厦。我还在同学的陪同之下，走进大堂，看了一眼大型壁画《郑和下西洋》，那满载货物的“通宝号”大船扬帆远航的画面，给我留下了颇深的印象。事隔28年，这幅壁画不知是否完好？
可以同联谊大厦媲美的，那就是徐家汇附近的华亭宾馆了。华亭宾馆是五星级，比国际饭店高出二十来米。国际饭店曾被称作远东第一高楼，超过它的宾馆，能不引发上海市民的热议吗？要知道，在整整一代上海人中，国际饭店曾是标志性的建筑，很多和我年龄相仿的上海知青，在思念上海、谈及上海时，都情不自禁地要提到国际饭店。现在造出了比国际饭店更高档、更有特色的宾馆，上海人能不关注她嘛！人们喜形于色地讲到华亭宾馆露于楼外呈圆筒形的电梯井，说乘着这种观光电梯上下穿梭运行时，透过玻璃可以饱览上海徐家汇地区的景色。人们说华亭宾馆光是电梯就有18部，说华丽壮观、造型别致的29层宾馆呈“S”形，其北端为阶梯式，光是屋顶花园就有七个，花园里缀以假山、喷泉、鲜花，还有各式餐厅，特别是顶端的高级太空餐厅，边就餐边能鸟瞰上海市区景色……总而言之，什么新奇、什么独特，上海人就会争相说什么，那津津乐道的神情，令人搞不清他是听来的，还是已经去宾馆参观过了。
值得记下一笔的是，无论联谊大厦，还是华亭宾馆，都是上海人自己设计、自己施工建造的，不像现在很多建筑，动不动就要从国外请来洋人设计师设计。28年过去了，我至今也没听人说过，华亭宾馆和联谊大厦有什么落伍的地方。上海的健康老人
28年前的上海，就提出了“健康老人”这一概念，不得不承认上海是有先见之明的。
那一年，上海公布了一组和老年人有关的数据。那时候我还年轻，儿子没进小学读书，不知出于什么心理，也许是创作形成的习惯吧，我把这组数据也记在了本子上。
1986年，上海地区包括市区和郊区，退休老人突破了100万。也就是说，60岁以上的老人，有一百几十万人。我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60岁以上的老人中，还有些终身没工作过的人士。
80岁以上的，统计得比较细，有11.37万多人。不知何故，没有精确到个位数。其中特别强调的，是上海有百岁老人41个。
巧了，2014年4月10日，新华社报道了来自上海的一组数据，恰好可以同28年前作一对比。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年底，上海户籍人口中的老人：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共计387.62万人。
80岁及以上户籍高龄老人共计71.56万人。
百岁老人1407人，比2012年增加156人，其中男性356人，女性1051人。
而2013年年底，上海的户籍人口是1432.34万人。也就是说，以上我引用的数字，都是从1400多万户籍人口中统计的。而今天的上海，政府早就公布，实际居住人口已有近2400万。这是要加以说明的。
对比一下28年前我从报刊上摘录的数据，我有很多感慨。
其一，老人总数增长了3倍多。
其二，80岁以上高龄老人增长了将近7倍。
其三，百岁以上的老寿星，增幅最大，增长了34倍之多。
上海这个地方，自来水的漂白粉味道重，空气污染，汽车的尾气和噪声日夜不息陪伴着我们，近几年来的雾霾，更让人烦恼。治理环境和保护生态，已成了一年到头不绝于耳的话题，上上下下都在讲，都喜欢讲，讲的时候免不了发几声牢骚，埋怨几句。
但是，人们就是喜欢待在上海。前面引用数据时我说过了，户籍人口1400多万，还有近千万没有户籍的新上海人、准上海人，也都生活在上海。外地人来到上海，喝了上海漂白粉重的自来水，呼吸了上海的空气，过个半年、一年的，脸色自会白净起来，衣裳会更加时尚起来，说明上海是个宜居的大都市。
28年前我记下的另一组数据可以参考：旧社会，我国的人均寿命只有35岁。中年才刚开始啊。
1986年，人均寿命接近70岁。翻了一倍。
今年公布的数字，上海的人均寿命，为82.47岁。
健康才能长寿，上海的“高龄化”趋势越发明显。
据上海民政部门结合老龄专家和人口专家预测，从现在起到2025年，上海的老年人口将以平均每年21.5万的速度增加，以此推算，2025年，上海至少有超过600万的老年人口。上海将面临沉重的养老压力。
1986年起就提出的健康老人的概念，在今天看来，有尤为重要的意义。步入老年的整整一代人的健康长寿，正是我们国家兴旺发达的一个显著标志。跳扇子舞晨练
古人云：“动静乐，而能寿。”
动，指的是四体要勤，要做适当的活动，要锻炼身体。但以不能过劳、太累为标准。静，指的是心要静得下来，心平气和，宽容待人。古人说的静，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无欲而静，心胸之中自有吉祥之气。乐，更好理解了，人常常和颜悦色，一生快快乐乐的，必然健康长寿。
询问乡间山野的长寿老人，他们往往没有锦衣玉食，没有太多的欲望，活得自在而又从容，知足常乐，心宽体胖。
1986年的时候，上海还没有建设大块的绿地和专供休闲、锻炼的延中绿地、徐家汇公园一类场所，可老年人同样在公园里、街心花园中、马路边舞剑做操，进茶室品茗，到画廊观画展，在公园亭子里下棋、弹琴、唱戏……今天，广场舞已跳到有扰民的嫌疑，人们在大块的绿地散步、观景、做操、唱歌已成为习惯，社区服务中心提供的服务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但是，面临“高龄化”趋势越发严峻的现实，既要应对绝对人口数的压力，又要应对深度老龄化的挑战，上门服侍、日间照料、喘息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健康老人”的话题，将更加引人关注。崭露头角的画苑新人
这些新人，刚以他们的作品崭露头角，就让人刮目相看。
1986年，上海举办了《首届上海青年美术作品大展》。当时的报纸报道，短短的三天时间里，上千名青年美术爱好者，送来1200多件作品，堪称上海美术界的一件盛事。
那时我在贵州省文联工作，美术家协会、音乐家协会、戏剧家协会都在同一幢楼里办公。美协搞展览，我也经常兴味浓郁地去看展出。上海集中了一大批青年画家的大展，同样引得我兴致勃勃地前去观看。
挤在观看的观众当中，给我的一个强烈的印象是，上海这一代青年画家，求变创新的意识十分显著。
粗犷大胆的油画构图，不重传统章法的国画，而一个个雕塑，更是打破常规，缺乏具象。即使是在边走边看的观众中，当场就有人发出不以为然的议论和不解的疑惑。
可我却从这次观展中，感觉到了上海画坛的一股勃勃生气，当代的青年美术家们，正以自己独到的视角和感受来反映今天五光十色的生活。不是嘛，一幅幅构图各异的画面上，斑斓绚丽的色彩、奔放流畅的线条和看上去别出心裁的构思，无不彰显出青春的朝气。每一件陈列的作品，都渴望着与众不同，都在以不甘寂寞的动感寻找表现自己个性的独特语言。俞晓夫施大畏杨正新
这是可贵的探索，这是振兴上海美术的希望。正是这种突破以往一元化艺术的实践，展现出上海青年美术家们的求知、善思，力求在艺术上超越自己的过去，乃至超越前辈。看得出，这一代青年画家们正以更大的跨度在展示各自对艺术和生活更深刻的理解。
有追求的艺术家，总是不愿意重复别人，自然也不愿意重复自己。他要求变，变幻色彩的节奏感和力度，潇洒自如地表现豪放的心绪，顽强执着地走自己的路，开拓出新的艺术境界。当然，变的初期难免是稚嫩的，一些作品留有模仿的痕迹；况且，艺术的规律告诉我们，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变”成大家。但是，变化着的生活，飞速发展的时代，必然会导致欣赏观和艺术观的改变，上海青年美术家们的追求和实践，正是顺应了时代的这一节奏。
俞晓夫的《错位——记司马迁教化荆轲》，表现出他强烈的艺术个性。
杨正新的《晨曲》，画面的构图和传统国画似有不同，其色彩浓淡的对比，远与近的处理，都给观者留下印象。
邱瑞敏的油画《朦胧大地》，把大西北的苍凉、土地的厚重和清晨即起的劳动有机地组合在一起，一下子把我们带到了那种苍茫朦胧的意境之中。
施大畏的《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七月（一八五六年）——天京》，已经显示出他后来发展成熟的绘画风格。
吴慧明的雕塑《一号狂想曲》，成为今天上海的城市雕塑和我们相伴。
陶野的《红裙子·黄裙子》，让我们感觉到别致之外，还有那么点儿联想。
胡振郎的《家乡雨露》，把对故乡的感情融汇在浙江的山水之中。
张培成的《选豆子》，既有生活情趣，又极具个性化地把乡村的劳动画面推到我们面前……
我当年留下的记忆是不是多少有点儿意味？
这些1986年的上海画坛新秀，今天是不是成了上海美术界的代表人物？连环画的颓势
我小时候爱看连环画。1986年回上海探亲，就想为7岁的儿子买些连环画带回贵阳家中，故而对于28年前的上海连环画市场有了一点了解。
那一年，上海的连环画坛，有三个突出的情况。
其一，市场上出现了一些粗制滥造、质量低劣的连环画。这些连环画往往是根据那时涌进内地的一大批武侠小说编绘的。人们对这些连环画发出批评声音的同时，特别留意五六十年代出版的那些价格便宜、画风严谨的连环画作品。尤其是对根据《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西游记》四大名著改编的连环画，更是啧啧称道，同时慨叹“今不如昔”。
小时候，我居住的那条弄堂口过街楼下面，有一个天天摆放出来的“小人书”摊，出租连环画。花一分钱，可以看一本；读者少的阴雨天，一分钱还可以看两本。而每当我租借连环画看，让母亲知道了，就要遭到训斥，她说这种连环画太脏了，什么人都看，不少人看的时候还要沾着唾沫翻书，因此不准我去借“小人书”。训斥的次数多了，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当我自己也有了儿子的时候，我才体会到母亲当年是对的。故而当我察觉孩子稍懂事时也喜欢看“小人书”了，我就尽量买新的连环画给儿子看。《三国演义》《红楼梦》
对于我来说，认识四大名著中的很多人物形象，就是在看“小人书”时获得的。
从这一意义上说，还真得感谢当年那些精心编绘连环画的画家们。最初的一些粗浅的美术知识，我也是从阅读连环画时得到的。
连环画特有的线描技法以及那细节描绘的真切，尤其是毫发毕现之处，常常赢得我和小伙伴们的惊叹。连环画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形神兼备，场面的渲染几乎能令人身临其境，都让我和喜欢“小人书”的伙伴们喜欢。
其二，是1986年文化部和全国美协举行的第三次连环画评奖活动中，上海又和前两次一样，获奖作品共有18件，列全国第一。这说明上海有一支强大的连环画创作队伍。
似乎是为了证实这一点，上海美协和上海连环画研究会联合举行的1986年上海连环画作品展，展出了160位作者的150余套作品，显示了上海创作连环画的实力和阵容。这是我要说的第三种情况。
尽管有这三种情况，连环画的创作和出版还是显露出了颓势。或者说是风光不再，优秀的好作品较少。
我尽可能选择了一些能买到的较好的作品，比如描绘中国历史的连环画、世界文学名著的连环画、伊索寓言的连环画等，自认为这些“小人书”会对儿子的成长有利。同时，我也通过出版界的朋友，了解为什么难以买到像四大名著那样优秀的连环画。得到的答复是，经过十年浩劫，已经很难有完整优秀的“小人书”了。打倒“四人帮”之后，1979年重印过一次上海出版的《三国演义》，先是出了一套48册版，后来又增补了12册，凑齐了60本，也颇受欢迎。事隔六七年，市场上也难以买到了。
写到这里，我想将心中的一个想法，也一并写出来，以求教于美术界。
上海曾有过一支蔚为壮观的连环画创作队伍，其中有不少优秀的、杰出的画家，他们至今仍然活跃在美术界。能不能在连环画的基础上，创作出一批以人物为主的油画？这样的油画既有连环画的细腻和神形毕肖的刻画，又有油画的色彩，推出一批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油画，描绘出崭新的意境，创造出中国自己的风格，让具有连环画底蕴的新油画，放射出独特的奇光异彩。
一孔之见，仅供参考。知青涌入了街道工厂
大潮一般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恰如一场盛筵必有散那样，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大返城”的洪流，退潮了。
退到哪里去？
退到了他们的出发地，城市中。说得更具体一点，是退到了他们当年离开的父母家中，退进了街道里弄。
当年去的时候是一年一年、一批一批去的，先是“老三届”（66届、67届、68届初高中毕业生），继而是69届、70届、71届……大返城的时候，却是挤在一起蜂拥回来的。回来并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为什么？一大批年轻人都是奔30的人了，首先是要吃饭、要有住房，其次是要找对象、要结婚成家。除了小部分考进大学的佼佼者，绝大多数男女知青，盼望的是一份正正经经、像模像样的工作。只有得到了工作，包括吃饭、穿衣、住房、恋爱一系列事情才能落到实处。
那时候国营单位、大中型企业的职工，吃香的程度是今天的青年想象不到的。但那些单位几乎不收知青，第一条就是这帮人年龄大了，过了学徒工年纪。因而除了一小部分顶替父母进单位的之外，大量的返城知青都闲散在街道里弄之中。
而解决返城知青的重担，自然就压在基层——街道、里弄中。返城知青最多的地方，就是街道工厂、里弄生产组。
也正因为涌入了一大批有了一定社会阅历和生活经验的男女知青，上海的街道工厂焕发了她的第二春，迎来了一个蓬蓬勃勃的发展时期。
1986年，正是我们的街道工厂办得风生水起、生机盎然的时候。大大小小的马路上，都能看到骑着黄鱼车运货的年轻人，宽敞一点的弄堂里、弄堂口，总有小型的载货汽车开出开进，要不就是在装货、卸货。
不要小看这些弄堂里的小工厂呀！他们的产品不但远销全国各地，登上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武汉等大城市的柜台，还远销世界五大洲。他们甚至能生产“高、精、尖”的产品。当时有一句响遍全国的口号：“蚂蚁啃骨头”。形容的就是小小的街道工厂能生产出令全国瞩目的产品。
上海的街道工厂，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一大批待在家中抚养孩子、侍候丈夫和老人的家庭妇女，被时代的大潮所推拥，提出妇女要当真正的“半片天”，走出家庭，离开锅台，也要为社会主义建设奉献力量。于是乎，顺应社会的需要，先是里弄成立了很多小而灵活的纸品组、纸盒工厂、商标厂、滚筒组、围巾厂，修修补补的服务站。社会的方方面面支持这一新生事物，还把一些针织活儿、电子配件、电器配件发放给街道里弄来做。上海长长短短、大大小小的弄堂里，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丰富多样的街道工厂、里弄生产组。“文化大革命”期间，零零星星有一些“病退”的知青从外地农村、国营农场照顾回到上海，里弄生产组、街道工厂成为这一批人主要的安置单位。“大返城”的潮流，带来了一大批充满活力的年轻人。他们的到来，正好接替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走出家门的第一代街道工厂职工，她们已经到了退休年龄。而当时的街道办事处、区政府，也把街道工厂、里弄生产组作为回城知青的主要安置单位，让他们“有口饭吃”。
回到了上海，进了街道工厂，看来饭是有的吃了，但是他们普遍觉得社会地位低，工资低，福利差。堂堂七尺男儿，窝在里弄生产组、街道工厂里，连女朋友也难找。尤其是在国营大中型企业、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同学、朋友面前，连头也抬不起来。他们不安于现状，有想法、有闯劲。整天在服装车间里烫裤脚、钉纽扣，在小工厂里车螺丝、敲榔头，有啥出息？于是他们上夜校学技术，跑市场摸行情，头脑活络搞革新，改进现有产品争出路，甚至还会满脸堆笑出去接生意、争客户，利用全国人民相信上海货的心理，精益求精推销自己的新产品。尤其是率先引进生产流水线，推出让消费者眼睛一亮的新品种，保证质量上乘，令全国的消费者刮目相看。知青涌入了街道工厂
同时，从上海各区的街道工厂起步，培养了一批有思想、有能力、有魄力而又脚踏实地的干部，他们中的不少人，后来成为区政府各部门，甚至市政府各部委办的成员。
1986年的上海，街道工厂和里弄生产组在满足市场需要，特别是安置知青和社会闲散劳动力方面，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街道工厂的产业，也成为当时上海工业战线上一支重要的力量。
在里弄生产组、街道工厂已不知不觉从现实中消失的今天，写下这篇文字，或许可以唤起不少过来人的回忆和共鸣。1986年的新世界商场
我写的新世界商场，不是今天的新世界商城，两者虽在同一地方，但规模和路径却大不相同。故而我这篇小文特意标明了时间，是几十年前的1986年。
1986年的新世界商场值得写，是因为我对它有一份特殊的感情。
插队落户那些年，只要回上海探亲，总有村寨上的老乡托我带这带那，很多都是老乡喜欢的小东西。而从我家走到南京西路、西藏中路口的新世界商场，只需花七八分钟。进了新世界商场，往往一个晚上，就能把所有老乡托我带的东西全部都“搞定”。那年头的新世界商场，是上海滩出名的小商品市场，与隔街相望的中百一店，形成鲜明的对比。
到了1986年，我已在贵州省文联的《山花》杂志编辑部工作了，物质生活也丰富多了，已经没人托我捎带小商品，但因为新世界离家近，我仍喜欢在晚饭后到新世界商场兜一圈。为什么呢？
新世界商场里有新花样。比如它推出了26个周到热忱的服务项目，其中有代客邮寄商品、代客修补羊毛衫、代售邮票、代客邮寄留下地址登记购买的商品……
什么叫登记购买的商品？
来自全国各地的客人有多种多样的商品需求，有的商品在新世界里一时缺货，或者根本没有，营业员会不厌其烦地请顾客留下姓名、地址、联系电话，专门为其去采购。采购到了，便及时通知顾客汇款过来，新世界商场给他邮寄过去。麻烦吗？很麻烦！但新世界商场坚持这么做，是真正的全心全意为顾客服务。我去逛一趟商场，深受感动，还把这项服务记了下来。陪同我一起逛商场的家人以为我是在搜集写作素材，其实不然。这个细节我至今都没有写进过小说，我记下来何用？新世界商城
我是全国人大代表，在贵阳参加视察时，听其他代表纷纷对省城百货店、商铺的服务态度提意见。我发言时就举这么一个小例子，反话正面说，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人家就夸我发言的质量高，有审议水平。实事求是地说，是新世界商场的优质服务水平高。
确实，在大店、名店、特色商店群芳争艳的南京路上，新世界商场能为上海百姓所熟知，除了它以经营小商品著称之外，另外也和它的热心服务分不开。
记得商场当年24个柜组，围绕着热情服务的“热”、方便顾客的“便”、灵活供应的“活”三个字，做出了一篇大文章，真正让所有走进商场的顾客和我们这些周边老百姓感觉到称心如意。
听弄堂里的老人们说起过，20世纪初，新世界商场这块地方本是游乐场。抗日战争胜利后，离此不远的大世界花样翻新，吸引了大批游客，新世界商场这里渐渐变成了小商品的集散地，经营者主要是街头的小摊贩。到了1956年，才正式成立商场，以经营小百货为特色。
每次走进新世界商场，就是不买东西，看到琳琅满目的各式小商品，我也会觉得目不暇接，大开眼界。这里有老人喜欢的各种手杖、发髻，有年轻人爱佩戴的胸花、各式配套的化妆品，喜庆用的红缎带、手镯、耳环、发夹、头带。至于人们日常使用的生活必需品，不起眼的“一分钱”用品，缝衣针啊、绣花针啊、鞋钉、鞋眼啊，可说是应有尽有。最叫响的“四零小商品”，在里弄邻居间广为流传：零折、零剪、零配、零拷。更有一种让人听起来就会高兴的服务：鞋底、袜子单只可以配双，花边缎带可以根据顾客的需要零剪，鞋勾、鞋眼可以拆零供应，零拷的化妆用品像雪花膏、发油发蜡、各式护肤霜，竟然多达40多种。总之一句话，方便老百姓过勤俭持家、细水长流的日子。
新世界商场不但注重“小”，还经销外地的“名、特、优”商品。上海人的住房不是小嘛，走进一户家庭，看什么呢？看桌子上、台子上的绣品，看床上的枕套绣，看窗帘的色彩。新世界商场把上海家庭主妇的这些心思告诉生产厂商，江浙一带头脑灵活、特别看好上海市场的厂商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常熟绣花来了，萧山挑花工艺品来了，浙江椒江的抽绣也来了，一来就形成一股销售热潮，广受欢迎。那个年头也没多少广告，仅靠一传十、十传百的口头传播，新世界商场的新商品经常被抢购一空，营业额大增。
1986年，上海人的生活质量明显提高了，新世界商场里增加了和老百姓“吃、穿、用”配套的小商品供应，提出向“小、特、全”迈进，餐巾纸、多用家电插座、绣花手帕、冰箱遮布、梳妆台布、领带夹、裙带扣、仿金别针等，很多我青少年时期没见过的小东西，摆满了柜台。
看到这里，读者或许要对我提意见了：这有什么稀奇？这些小商品现在超市里都有，你那是老黄历了。
那么，新世界商场曾经有过的“针线包借针送线”“皮裤带免费打洞”，现在几家超市里还存在？
时代是进步了，新世界商场现在已变成了专卖中高档商品的新世界商城，把马路对面的中百一店都比下去了。然而，当年小商品专卖的情调和氛围，还是让人留恋不已。沪上涌动组合家具潮
1986年回上海探亲那次，因为带了一点公务，妻儿又都住在外婆家，我自个儿还想在改编《家教》的文学本时多感受一些上海的气息，故而不仅居住的时间较长，而且往小学、中学同学家中跑的次数也多。在走进自小熟悉的这些同学的家庭中时，我听到当时上海人讲得最多最热烈的话题就是住房。
在和我同时代的那批伙伴中，那时最大最完美的需求，就是盼望能分配到或者说争取到一套两室一厅的新工房。在争取到新工房的同学和朋友以及虽然没分到两室一厅，但也分到了一间房或一间半房的那些人中间，最热衷的话题，就是组合家具。
根据争取或分配到的住房的大小，上海人发挥了充分的想象力，用足了心思，装饰和布置着他们好不容易才到手的住房。而在装修房子的过程中，新颖的组合家具，是众人不约而同的首选。
在此之前，有不少新婚的上海年轻夫妇，在婚前是自己动手，或是请来有手艺的木匠师傅、漆匠师傅，打造一套家具。缺大橱的做大橱，缺五斗橱的做五斗橱，缺少床边柜的配床边柜。总之，根据住房的大小，配齐适合自己的16平方米、12平方米、甚至只有10平方米亭子间够用的家具。最为理想的，当然是成套的“36只脚”，即配齐了大橱、五斗橱、床、两只床边柜、饭桌、四只凳子（或椅子）的一整套家具，漆成闪光的“泡力司”，那就很有面子了。
明明加起来有“40只脚”，为什么要说成流行的“36只脚”呢？只因为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段里，上海普通的小民百姓，住房实在太紧张了。新分配到的房子，放不下40只脚，只得忍痛割爱，把双人床紧贴着一侧的墙壁安放，配一只床边柜。于是乎，“36只脚”一套家具的说法就流行开了。家具工厂根据这一广为流行的趋势，推出了“36只脚”一整套的新婚或新房家具，价格普遍在450元左右，统一漆成深咖啡色、棕色，陈列在家具店中，受到市民热烈欢迎。新婚夫妇，总得买上一套“36只脚”，房子再小，也得把“36只脚”全放进去，成为一种时尚。
然而，组合家具，尤其是新颖组合家具的兴起，冲击着“36只脚”的传统，很快吸引了青年人的眼球。
其中特别令人瞩目的，是所谓的“一面墙”，即占满整整一面墙壁的现代组合型家具。这“一面墙”的家具中，包含了大面积的挂衣橱、顶柜、抽屉、电视柜、酒柜、书柜、书桌，桌肚里还可以塞进一把椅子。我在一位中学同学家中第一次看到“一面墙”，顿觉眼前一亮，有耳目一新之感。而老同学也以满意中带点儿自得的语气，把组合型家具的大、中、小各扇门一一给我打开，不厌其烦地给我这个来自贵州的“乡巴佬”开眼界。我站在偌大的漆成奶白色的“一面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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