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荣泰,王琳涵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历史烟云试读：
春秋战国
吴越两国为何势不两立
王琴
春秋时期，地处东南沿海的吴国和越国相邻，彼此争战不休。当然你可以说，国家强大了难免都有扩张的野心，碰到一起就开战呗。不过在这个常见的理由之外，吴越之争还与这两个国家的历史渊源有关。
一般认为，夏王朝是中原土著民族创建的，而开创这个王朝的大禹也是在治理山西、河南的洪水中建立起至高权威的。但是很多考古结果表明，夏朝很可能起源于长江下游，后来扩张到中原一带，大禹原来是生活在江浙一带的古越族的领袖，后来才成为统治中原的领袖。
越族是广泛分布在我国东南部和南部，直至越南北部的广大地区的古老民族，是我国最早栽培稻谷的民族，素以巧于驭舟，富于航海经验而著称于世，养蚕缫丝也是他们最早开始的。
对比历史文献对夏朝的记载，我们可以发现，夏朝与古越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禹曾下令国人种植水稻、并以稻谷贩济民众，而不提中原地区常见的农作物黄米、高粱。可见夏人是一个擅长种植水稻的民族。历史文献还记载，夏人习水性，善舟楫，具有海洋民族的习性，其首领在历史上均以建筑水利工程、治理水患而著称。夏人还擅长养蚕织丝，丝织业相当发达。
另外，夏王朝在其崛起初期举行的国家大事或重大活动，会盟、征伐、祭祀、婚娶、丧葬等，几乎都是集中在长江下游一带。大禹在蚌埠涂山娶妻，死后葬在绍兴会稽。即便是今天，在长江以南地区仍然盛行着很多大禹活动遗迹的民间传说。
那么这个东南沿海民族又是如何入主中原建立夏王朝的呢？中国东部沿海曾经历过一次严重的海平面上升，长江下游平原全都变成一片汪洋。在这里生息千余年的越族人在大禹的领导下，一面治理水患，留下了治水的传说，一面向中原迁徙，击败了舜领导的有虞部落，威震长江、黄河两大流域，成为众多酋邦的盟主，建立夏朝。
后来商部落崛起，推翻夏朝统治，建立商朝，将夏桀放逐到长江边上的安徽巢县，也有赶他回老家的意思。越王勾践的祖先是夏朝第六个王少康的儿子，奉命回到故乡会稽守护大禹的陵寝，责任重大。尽管夏朝覆灭了，越国却因为地处僻远，一直生存了下来，历经商朝和周朝，传到勾践已经是二十多世了。
可见，越国人是夏文化的代表，越王勾践是夏朝王室的后裔。
越国的敌人吴国也不是等闲之辈。按辈分说，吴国国君还是周天子的大伯呢。早在周人尚未推翻商朝，还生活在陕西周原的时候，他们的领袖周太王有三个儿子。大哥、二哥发觉父亲想要立三弟做继承人，为了不让父亲为难，便借为父采药的机会一起躲避到太湖边。三弟的儿子和孙子就是开创周朝的周文王和周武王。而这两个“让贤”的哥哥则被土著居民奉为君主，在太湖平原建立了吴国。
不过这哥俩来到江南，除了“让贤”之外，似乎也负有为周族开拓南疆长江流域，从南面包抄商朝的重任。立国之后，吴国逐渐侵并越人的地盘，强大起来。
尽管远离中原，历代吴王始终不忘自己与周朝王室的亲缘关系，一直向中原诸国积极靠拢，礼敬周天子。为此，他们如饥似渴地吸收周文化，竭力挣脱当地土著文化的影响。
与此相反，自夏亡以后，越国长期以来与中央王朝保持着勉强应付的关系，敬而远之，有时甚至长期不朝贡，引起了朝廷的讨伐。对商代、周代制定的中原礼制，也不感兴趣。原因很简单，越人是中国第一王朝夏朝王室的后裔，出于自尊心也不能接受周朝的文化啊。
孔子曾经带着雅琴，率领七十个弟子前去为勾践演奏。勾践很隆重地迎接，向孔子讨教，可是一听孔子说要向他陈述三皇五帝的治国之道，宣扬中原文化，勾践叹口气说道：“我们越人性格愚钝脆弱，栖居在山水之间，以船为车，以楫为马，要来就飘然如风，要走别人也追不上，喜欢打仗，不惧死亡。您还能如何指教呢？”话说得很客气，实际就是对孔子倡导的周朝礼制表示拒绝。
话说到这儿就比较清楚了，当吴国和越国碰到一起的时候，绝不是两个普通的诸侯国发生冲突，而是夏王朝与周王朝、夏文化与周文化的较量。吴国认为自己有责任、有义务为周朝开拓南疆，越国则坚决维护大禹传人的尊严，决不屈服。双方经过一番生死较量，越国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孔子的父亲姓什么
魏伯河
如果有人问你：“孔子的父亲姓什么？”你一定会说：“当然姓孔了。”可是，古书上说，孔子的父亲叫“叔梁纥”，看不出他姓“孔”来。
原来，先秦时期，并非人人有“姓”，有“姓”的都是贵族。那时所谓的“百姓”，绝不是后世所说的普通劳动人民，而是指贵族阶层。普通劳动者或下层人民，都是有名无姓。在历史上有记载的一些平民出身的专业人士，称呼时一般是在名字前面冠以职业身份。例如：“弈秋”，就是那个叫“秋”的棋手；“优旃”，就是那个叫“旃”的优伶（演艺人员）。也有的“名”外还有“字”，如“公输般”，就是一位名叫“般”字是“公输”的木匠。他没有姓，但因为是鲁国人，所以又称为“鲁般”或“鲁班”。
孔子出身贵族，当然是有姓的，他姓“孔”，名“丘”，字“仲尼”。他的父亲自然也该姓“孔”。事实就是这样，孔子的父亲姓“孔”，名“纥”，字“叔梁”。
古书上不称孔子的父亲为“孔纥”，而称他为“叔梁纥”，是因为那时候姓、名、字俱全的人称呼时的排序和后世是不一样的，后世的顺序，如“建安七子”之一的“刘桢”，姓“刘”，名“桢”，字“公干”，就连称为“刘桢公干”；又如“岳飞”，姓“岳”，名“飞”，字“鹏举”，可连称为“岳飞鹏举”。
先秦时这三者的顺序却是姓、字、名，如《崤之战》里的秦国将军、百里奚之子为百里（姓）孟明（字）视（名）。或者干脆把姓给省略了，径直称为“孟明视”。孔子的父亲就是这样，“字”在“名”前，而省略了“姓”，成了“叔梁纥”了。
外籍人才助秦国
王兆贵
自平王东迁后，周王室掌控天下的能力逐渐下降，各路诸侯开始明争暗斗，强者想当老大，弱者但求自保，历史就此进入了春秋战国时期。几个回合拼杀下来，那些有点本钱的诸侯王感到，单凭蛮力相搏，一时难以奏效，于是转而搜罗人才。这时，历史舞台上呈现出一幅鲜明的图像：前方争夺城池，后方争夺人才。
既然大家都想招兵买马，自然就会形成人才交流的自由市场。由于堪称奇才的人物供不应求，使得这个市场一度成为卖方市场，这对诸侯王来说，不花一定代价，不下一番功夫，难得群贤毕至。发生在这一时期的招贤典故很多，如：燕昭王筑黄金台、“战国四公子”养士等。其中，能够长久坚持并最终一统天下的是秦国广揽外籍人才的“客卿”制度。
在西周时期，秦还是个西北边陲的小部族，后因派兵赶走了威胁周室的西戎，才引起周天子的垂顾，被特许称侯，并可以在那些蛮荒的边塞地区拓展疆土。经过数代君主的努力，到了穆公手里，秦国虽然小有名气，但仍难与齐、晋、楚等国比肩。秦穆公深知，要想发展，必须打破地域观念，不拘一格引进人才。
当秦穆公得知在楚国为奴的虞国老农百里奚是个难得的人才，就急不可待地要用高规格的仪式迎接他。大臣公孙枝认为，用这样的阵势去赎一个奴隶，会因惊动楚人而不可得，于是就用五张羊皮把百里奚换了回来。秦穆公与百里奚颇为谈得来，想拜他为相国，百里奚谦辞不受并推荐了宋国的蹇叔。经过一番周折，不仅请来了蹇叔，连他的两个儿子也一起请来了。随之，蹇叔被拜为右相，百里奚被拜为左相。接下来，他又将西戎的由余纳为上卿。正是在这一干外来人才的辅助下，秦国才在大西北站稳了脚跟，奠定了霸主的基业。
秦孝公继位后，以情辞恳切的“求贤令”昭告天下，吸引了不少东部士子前往秦国。卫国的商鞅入秦后实行变法，使秦愈发强盛起来。商鞅死后，惠文王继续任用外籍人士，拜魏国的张仪为相，采用“连横”的方针，削弱了其他六国的力量。在秦国发展的关键时期，秦昭王更是任用了一大批外籍人士治国，使秦成为七国中最强的一方诸侯。秦庄襄王任用的吕不韦、秦始皇任用的李斯，也都不是秦国人。这些被拜为“客卿”、享有优厚待遇和特权的外来人才，使得秦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秦朝的“铁路”
南源山
近来在河南南阳的山区里惊现了古代的“铁路”，经碳14测定，系二千二百多年前的秦朝遗留。原理和现代铁路无异，还是复线，只是不是用蒸汽机车牵引，而是用马力拉动。专家们都惊叹我国古代两千二百年以前竟然已经有如此先进的交通设施。这将是比兵马俑更惊人的大发现。
现代铁路不是铁铸造的，而是轧制的钢轨。秦朝的“铁路”当然也不是铁铸造的，而用木材铺设。作轨道的木材质地坚硬，经过防腐处理，至今还十分完好。不过枕木已经腐朽不堪，显然没有经过防腐处理，材质也不如轨道坚硬，但还可以看出大致模样来。
路基夯筑得非常结实，枕木就铺设在路基上。专家认为枕木的材质比较软，不仅是为了减少工程量，也不仅仅为了广泛地开辟木材来源，而是有意识地选择的。比较软的枕木可以和夯筑得非常坚硬的路基密切结合，从而使轨道平整，车子在上面可以快速平稳地行驶。
有不少专家认为，该“铁路”是秦始皇灭楚国时修建的，目的是进行后勤补给。秦灭楚国，动用了六十万军队，后勤补给需求量一定很大，于是修建了这条铁路。
但是也有不少专家认为，说秦始皇灭楚国时使用过这条“铁路”固然不难想象，但这绝不是个别的工程。不然的话，秦国的驰道就不可理解，而且从技术上来看也已经非常成熟，不是临时需要才想出来的。
“拖”赢战争
李峥
战国时期，赵国离匈奴最近。匈奴衣食匮乏了，就侵入赵国的边境，大肆掳掠一番，把男人掳去做奴隶，把妇女掳去给兵将取乐，把牲畜掳去放牧。面对这个纵马驰骋、来去自如的对手，赵国上下想坏了脑袋也想不出好的应对办法。
于是，赵王派大将李牧去驻守雁门郡（今山西代县），李牧也没有对付匈奴的好办法，干脆就用了最笨的一招：拖。
作为边将，李牧拥有很大的权力，不仅可以设置官吏，而且防区内的所有租税也都归李牧征收。李牧把租税都收入自己的幕府中，却并不滥用，而是全部划归为边防守军的经费。这一笔租税数额可不算小，李牧乐得大方，每天都杀几头牛犒赏兵卒，给他们的待遇十分优厚，以此激励他们练习骑射。同时加强战备：维护好烽火台，以便军情紧急时保障通信畅通；大量派出间谍，刺探匈奴的动向……总之，战备工作做得滴水不漏。
与此同时，李牧下了一道死命令：“如果匈奴入侵，所有人马立刻退入军营中，不能和匈奴作战，有胆敢和敌人接战的，有擅自去追捕敌人的，一律斩首！”因此匈奴每次入侵，兵卒们就点起烽火通知各处守军退入城中固守。如此数年，李牧的军队从未出战，但是百姓、牲畜却也没有什么损失。
这个笨办法很让人瞧不起，匈奴和边防守军都认为李牧是出于胆怯。兵卒们平常在一起聊天，都哀叹说：“唉，怎么摊上这样一个贪生怕死的将军啊！”朝中大臣也众议纷纷。赵王承受不了舆论的压力，谴责李牧。李牧说：“我就这样，陛下您要觉得我不行，您就换人吧。”赵王一听，你这不是将我的军吗？大怒，把李牧召回朝中，换了另外的将军代替他。这个将军很有进取心，匈奴一旦入侵，立即出战。但是匈奴人强马壮，赵国的军队根本不是对手，结果损失极大，边境上几乎不能耕种、放牧了。
赵王一看这可不行，又来请李牧重新出山。李牧像对待匈奴一样对待赵王，也来了个“拖”字诀：闭门不出，称自己有病。赵王厚起脸皮，数次强迫李牧去雁门郡抵御匈奴。李牧端足了架子，这才说：“赵王您要非用我不可，我的策略还是像以前那样，您看着办吧。”赵王只好答应。
李牧回到雁门郡，故技重施。匈奴是有劲无处使，又是好几年一无所得，只好继续嘲笑李牧是胆小鬼。守边的将士们过着这种和平的生活，不光粮饷不缺，每天还都有丰厚的赏赐，人人都渴望战斗。李牧看时机已经成熟，于是精选了一千三百辆战车，一万三千匹战马，五万名勇士，十万名弓弩手，全部组织起来训练作战。同时一反常态，派人把牲畜赶出去大模大样地放牧。
匈奴一看这种形势，反而不敢贸然进攻，派先头部队试探性地入侵。李牧命令接战部队故意一触即溃。单于听了先头部队的汇报，立即率领主力部队大举入侵。李牧布下奇兵，从左右两翼包抄匈奴，大破匈奴十几万铁骑。匈奴溃散进大漠，其后十几年的时间里，再也不敢侵犯赵国了。
射向主子那一箭
十年砍柴
公元前686年，荒淫无道的齐襄公被自己的堂兄弟无知杀了。无知自立为君，当然也难以服众，第二年又被齐国贵族联合起来给杀了，这时候他们必须找回齐襄公两个流亡在国外的亲弟弟纠与小白回国继位，他们俩都有毋庸置疑的资格，谁先回来，谁就可能先当上国君。
当时哥俩跑得都不远，纠在鲁国，小白在莒国，都与齐国相邻。按理说，纠比小白年纪大，继位的综合条件更好，母亲又是鲁国公族，可谓周公之后。而小白母亲是卫国女子，显然不如鲁国那样有影响。跟着公子纠逃亡的是齐国第一大谋士管仲，跟着公子小白的是管仲最要好的朋友鲍叔牙，其智谋才能不如管仲。鲁国派出一支军队浩浩荡荡护送自家外甥回国，在齐国没有君王的混乱状态下，鲁国这一举动对齐国朝野的震撼力可想而知。小白却很可怜，只能带着包括鲍叔牙在内的几个随从回国。
表面上看小白没有哥哥纠那样硬的后台，但他为人心思细密，早在年少还待在齐国时，他就和齐国两大长期掌握大权的家族交往甚密。齐国一发生最高权力空悬后，两位权臣马上派人去通知小白快回来。而公子纠也非等闲之辈，他料定弟弟回国的路线，让最信任的管仲带兵在必经之路上守株待兔，等小白三两人过来时，就让管仲一箭射向公子小白。
巧，真是巧，箭射中了小白的腰带扣。那时的腰带扣比现在的大多了，金属做的，能当护心镜用，这腰带扣救了小白一命。小白这位奥斯卡影帝级别的公子，演技太好了，立马倒在车上装死，管仲以为自己消灭了自家主公君位的竞争者。
小白的佯死不要紧，要紧的是公子纠得知小白被杀死了，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心想反正江山就是咱的，没必要走得那样急，走走停停6天才到了齐国边境。
可在争夺王位这样高级别的比赛中，那真是一刻值千金呀！
小白早就进了齐国，在两大权臣家族的帮助下，安定了军心、民心，登上国君之位，掌握了最高权力，这就是后世非常有名的齐桓公。等鲁国军队送自己外甥纠进齐国时，齐国的军队早就守在那里，关闭了边境。鲁国军队想硬闯，哪是齐军的对手，连退路也让齐军给包抄了，只能认输。
鲁国人也顾不得自己的外甥了，权衡再三，就把纠杀掉了。而管仲被鲁国人关进囚车，送给了齐国。
齐桓公当初非常恨差点要了自己命的管仲，把他弄回来后想慢慢折磨死。鲍叔牙劝他说，你要成为诸侯国的霸主，就一定要重用管仲，这哥们比在下的能耐强多了。齐桓公听了鲍叔牙的话，重用管仲为相，君臣亲密合作成就霸业成为史上的佳话。
政治家这个职业和一般职业最大的不同是，它最大限度地超越个人情感，而理智地服从利益的选择。从这点来说，齐桓公是个非常合格的政治家。
玄武门之变后，太子李建成的谋士魏徵，后来成为李世民最重要的大臣，这是管仲和齐桓公故事的唐代版。对管仲、魏徵这样的人，后世掌握话语权的士人都能理解，因为几乎所有读书人心中，都有“鸟栖良木，士择明主”的心结。
秦军与锅盔
王保国
在中国历史上，秦军能征惯战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否则秦始皇如何能统一中国。在秦军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当中，有一种至今依然被陕西人所钟爱的干粮——锅盔，是功不可没的。
陕西锅盔的制作可追溯到商周时期，相传周文王伐纣时锅盔就被用作兵士的军粮，在陕西西府一带，至今还有一个锅盔品种叫“文王锅盔”。锅盔，到了秦代更是被发扬光大、普及推广。秦人制作的锅盔，个大、饼厚、瓷实。
据说锅盔最初不叫锅盔，因其外形酷似树墩的横截面，因而被叫作墩饼。当时秦军行军时士兵配发的墩饼，一个都有五六斤重，一个墩饼的直径大约在50-60厘米，厚度也都在15厘米左右。而且士兵的携带方式也很独特，两个墩饼为一组，在每个墩饼上钻两个眼，用牛皮绳系好，前胸、后胸各搭一个，如同民间过去常用的褡裢一般。
这一特殊的携带方式在突遇作战时，墩饼竟成了极好的单兵护具，起到了盔甲（防弹背心）的作用，更难得的是，敌军射过来的箭，扎在墩饼上，被秦军士兵拔出来后，又可用来射杀敌军，墩饼能“吃箭”，也成了秦军获胜的一大法宝。而后士兵们便把墩饼唤作“锅盔”，即用锅烙出来的硬面盔甲，“锅盔”也由此而名声大振。秦人出门，家中必烙锅盔，让出门人带上，这一习俗延续至今。据说，三国时期，著名的诸葛亮草船借箭之计，其灵感就来源于秦军的锅盔吃箭。
秦军能够力克群雄统一六国，除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原因外，“锅盔”作为战士的主要干粮，也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和突出的贡献。锅盔的保质期比较长，适合较长时间的存放和携带，这和锅盔的用料及制作方法密不可分。锅盔的制作方式是非常讲究的，要用上好的小麦面粉，用水搅拌，和成面团，待发酵后用擀杖擀成大圆饼，置于平底大铁鏊中，用文火慢慢烙之，炕干水分、皮微焦黄而瓤干香醇。锅盔即使在炎热的夏季，放上十天半个月也不会发霉变质，适合长时间作战食用。完全可以和今天军队所使用的压缩干粮媲美。
其他国家的军队，在军队干粮的选用上，已先输给秦军一筹。比如楚国，楚军在与秦军作战时，楚军的主要食物是米饭团，米饭蒸好之后，用竹叶包成一个一个的饭团（类似于今天的粽子），发给士兵随身携带。米饭团的保质期是非常短的，士兵往往携带三两日，饭团就会变馊、发酵、变酸，士兵吃了这样的变质食物大多会闹肚子、腹泻不止。中国有句老话：“好汉架不住三泡稀”，一支被腹泻疾病困扰的军队，其作战能力是可以想象的。
而秦军则不同，锅盔不仅保质期长，士兵们在食用时还不断创新，如用煮牛羊肉的汤，就着锅盔吃，这就是今天陕西仍很流行的水盆羊（牛）肉的吃法。有些聪明的士兵，把锅盔掰成很小的块儿，放入铁质的头盔里，浇上滚烫的牛羊肉汤，经过深加工的锅盔，汤鲜、馍软、热乎，流传至今、经久不衰的牛羊肉泡馍，就是由此而来的。美食果腹的秦军壮汉，上了战场英勇无比，横扫六合、势如破竹……
秦人的粗壮、剽悍、尚武，与其饮食习惯有着极大的关系。秦人好面食，锅盔、蒸馍加燃面，而在各种面制的食品当中，锅盔绝对是位居首位。在陕西有东府、西府、关中之分，这三个地方烙制的锅盔也各不相同，比如关中西安的托托馍，就是缩小了的锅盔，是千百年延续下来的锅盔的变种，是宫廷化、城市化的产物。
锅盔现在已是秦人的四季家常食品，而且越做越秀气、越讲究。那种憨大厚重的锅盔，在城市还真不好找，有时到陕西乡下，看农人过庙会、办红白大事，或是赶集上市，方可看到如秦军当年一般大的锅盔。作客咸阳原上的农家，吃面蒸的酿皮子，吃着如锅盖一般大小的厚锅盔，再喝上碗麦仁稀饭，就着点农家涡的酸菜，加点油泼辣子，真是极美好的佳肴。如果没有亲朋好友相引，想吃到上述的美味，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呢！
秦人、秦腔、燃面、锅盔，先人留下的东西，源远流长。我们今人难道不能从秦军与锅盔的联系之中得到一些启发？有人说陕西是有文化没产业，我倒以为关键是如何去开发。
秦军、锅盔留给我们今人的想象空间难道还小吗？
管仲善打“经济战”
蒋骁飞
齐国和鲁国是邻居，表面上友好来往，其实内心恨不得一下子将对方吞掉。有一天，齐桓公忧心忡忡地对大臣管仲说：“现在鲁国发展势头很好啊，照这样下去，它的综合国力总有一天要超过我们齐国，到那时候就麻烦了。爱卿，你可有什么办法钳制一下鲁国呀？”管仲胸有成竹地说：“这好办，从明天开始，大王和众大臣只穿鲁缟（鲁国生产的一种绢布）做的衣服就行了。”齐桓公将信将疑，但最后还是按照管仲的建议去做了。
由于齐桓公和王公贵族们带头穿用鲁缟做的衣服，所以立即在齐国引起一股以穿鲁缟为荣的流行浪潮。管仲还下令禁止齐国人织缟，所有布料全部从鲁国进口。这样一来，鲁缟就供不应求，价格猛增。鲁国人见织缟有利可图，就一窝蜂地织起缟来。管仲还派人张贴公告：鲁国商人给齐国贩来一千匹缟，可以获得三百金；贩来一万匹，可以得到五千金。顿时，鲁国从上到下，掀起了“家家纺机响，户户忙织缟”的狂潮，颇有点今天“全民炒股”的景象，所有鲁国人都沉浸在发财的梦想中。
就这样过了一年后，管仲突然下令停止进口鲁缟，任何人不得从鲁国购买任何纺织品。听到这个消息，鲁国人全傻了眼，堆积如山的鲁缟再也卖不出去半尺。更糟糕的是，由于鲁国人都忙于织缟，农田全给荒芜了，粮食严重短缺，家家户户只好盯着满屋子的鲁缟饿肚皮。鲁庄公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派人到齐国去采购粮食。管仲把粮价一提再提，最后几乎把鲁国的国库都给掏空了。鲁国受此打击后，从此一蹶不振。
管仲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做法，让齐桓公赞叹不已，他甚至躬下身子问管仲怎么就想到了这样的妙法制敌。管仲笑道：“与其说小臣的方法巧妙，倒不如说是贪心导致鲁国人自困啊。当一个人被眼前利益所蒙蔽、诱惑的时候，他怎么还能看到更远、更深的利害关系呢？”
其后，管仲如法炮制，又用这种“经济战争”击垮了楚国。
齐桓公一直把南方邻国楚国看成是自己成就霸业的最大敌人，整日里都在琢磨如何削弱楚国。但楚国的军事力量很强，这让齐桓公很头疼。他问管仲：“楚国是一个强国，其人民精通格斗的技巧。我们要举兵讨伐楚国，恐怕力不从心。一个楚国就很麻烦了，以后的路该怎么走啊？”管仲胸有成竹地说：“大王您高价购买楚国特产的鹿吧，这一招准管用。”齐桓公尽管此时并不能深刻理解管仲的计谋，但他还是立即派人到楚国购买活鹿，八万钱一头。
楚王听说了这件事情后，乐不可支地对令尹（宰相）说：“金钱是人人都喜欢的，也是国家赖以生存的东西。而鹿，不过是禽兽而已，楚国多的是，即使都不要也无所谓。现在齐国出那么多钱来买我们不需要的东西，这是我们楚国的福气啊！老天让齐国这个傻帽儿来便宜我们，太好了！赶快发布命令，让老百姓赶紧捕捉活鹿，尽快把齐国手上的钱换过来！”
管仲还郑重地对来自楚国的官方营销人员说：“你能给我弄来20头活鹿，我就赏赐你黄金10斤；弄来200头，你就可以拿到100斤黄金了。这样，楚国就算不向老百姓征税，财政收入也够了。”于是，楚国上下都轰动了，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无论男女老少，都漫山遍野地去捕捉活鹿。不久，山林中鹿就被捉光了，于是楚国人就把大批良田毁了种草养鹿。
这时，管仲对齐桓公说：“好了，这下我们可以安心去攻打楚国了！”齐桓公还有些犹豫：“这样就行了吗？”管仲回答：“现在楚国国库里有数不清的金钱，但他们忙于捉鹿养鹿，误了农时毁了良田，粮库里却极其空虚，楚国一定会去他国收购粮食的，我们去封锁楚国边境就行了。”齐桓公恍然大悟，于是下令封闭与楚国接壤的边境。结果楚国的米价疯涨，楚王派人四处买米，都被齐国截断，逃往齐国的楚国难民多达本国人口的四成。楚国元气大伤，三年后向齐国屈服。
赵佗收复香港
刘继兴 孙玉良
两千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香港，属于岭南地区，那里星罗棋布地散居着许多越族部落，这里远离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中原地区，生产力非常落后。很多越人“棵以为饰”、“断发身”、“披草莽而邑”，正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初期的部落联盟时代，没有形成完整的国家，中原人称那里为“百越之地”。秦始皇扫平六合，统一中国后，处于蛮夷之地的南越开始进入他的视野。自公元前219年开始，他先后派屠睢、任嚣为主将，赵佗为副将，率领50万大军平定岭南，于公元前214年完成平定岭南的大业。期间屠睢战死，随后任嚣病亡，身为副将的赵佗受任嚣遗命成为岭南之主。他先后在岭南建立了南海、桂林、象郡三个郡，香港隶属南海郡番禺县，由此开始，香港便置于中央政权的管辖之下。
赵佗非但武功赫赫，对岭南的治理也是非常成功的，柳宗元诗云：“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唐时此地尚属偏远闭塞之地，可想见，赵佗所处的更早的秦时，此地环境交通，恶劣程度必有过之。赵佗作为开发岭南的第一人，励精图治，他首先在经济上，推广使用铁农具和耕牛，改变以前的“刀耕火种”和“火耕水耨”耕作方法，大量发展水稻、水果和畜牧业、渔业、制陶业、纺织业、造船业，并发展交通运输和商业外贸，促进了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日益改善。《汉书》记载，赵佗开创的南越国时期，有徐闻、合浦、日南漳塞海港。赵佗的商团远航印度洋，到达印度和斯里兰卡。《越南志》记载：“赵佗造大船，能坐三千人。”秦汉时期我国（南方）建造的海船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船，可见香港在古时就是一个良港也未可知。其次在文化上，赵佗大力向百越民族推广汉文字的使用。《粤记》中就有记载：“广东之文始尉佗”，从大量的文字记载和出土文物说明，南越国是岭南文明的奠基时期，赵佗创建南越国使岭南社会经济实现飞跃式的跨越发展，使岭南社会形态从原始社会的分散的部落统治，一跃跨入封建社会的有序发展，为今后的历史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赵佗对中华民族的最大贡献是曾两次归汉，维护了祖国的领土完整。赵佗接替任嚣担任南海郡尉后，中原爆发了陈胜、吴广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赵佗趁机起兵兼并桂林郡和象郡，在岭南地区建立南越国，自称“南越武王”。南越国土东西万余里，南至今天越南的中部和北部，至今越南的一些史书上还把赵佗当作他们的开国皇帝。楚汉之争刘邦得胜后，汉高祖刘邦派遣大夫陆贾出使南越，劝赵佗归汉。在陆贾劝说下，赵佗接受了汉高祖赐给的南越王印绶，臣服汉朝，使南越国成为汉朝的一个藩属国。随后吕后专政，赵佗不满吕后的高压统治，宣布脱离汉朝，自立为南越武帝。汉文帝时期，陆贾再次出使南越，赵佗在陆贾的劝说下，以大局为重，再次归汉，此时香港隶属南海郡博罗县，香港再次正式列入中国统一的版图。
公元前137年，一百多岁的南越王赵佗因病逝世。自他开创的南越国开始，香港一直就是祖国神圣的不可分割的领土：东晋时香港隶属东莞郡宝安县，隋朝时香港隶属广州府南海郡宝安县，唐朝时改宝安县为东莞县，香港仍然隶属东莞县，宋元时期，内地人口大量南迁香港，促使香港的经济、文化得到很大发展。岛上有个小村，叫“香港村”，为转运南粤香料的集散港，香港因此得名。明朝万历元年，香港隶属新安县，只是到19世纪中叶清朝对外战败，从1842年至1997年6月30日，香港分批被割让及租借给英国成为殖民地。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
夫差放虎归山并不蠢
陶短房
公元前494年，越国被吴国打得只剩五千多残兵败将，退到会稽山上死守。吴国本应乘胜追击，彻底消灭越国，可吴王夫差只把勾践夫妇押回国内当人质就完事了，后来居然还放勾践回国。结果在人家的金钱、美女和溜须拍马功的轮番轰炸下，被搅得晕晕乎乎的夫差，落了个国破家亡的下场。
很多人说到这个故事，只有一个字：蠢。吴王夫差真是蠢，这不明摆着放虎归山吗？其实，饶恕勾践、不灭越国这两桩事，夫差还真没做错。
要知道那可是春秋晚期，灭掉一个小国也就罢了，像陈、蔡、卫、许这样的二三流国家，哪一个不是被大国揉来揉去灭了好多回，却一次又一次地“败组复活”？吴国不是刚占了一把楚国的郢都？结果呢？越国的历史据说比吴国还要悠久，国力也不比吴国差多少，要彻底征服越国，谈何容易！以吴国的能耐，把越国打服倒是不难，但要把越国一口吞掉，怕是没那么好的牙口。
越王勾践不是派文种去求和吗？文种虽然是游说，但说的可都是大实话。真把越国逼急了，双方拼个鱼死网破，对吴国半点好处都没有：缴获少，伤亡多，元气大伤，别忘了还有个偌大的楚国憋着报一箭之仇呢！这么拼对吴国有什么好处？
再看看吴王夫差的做法：接受投降和战利品，让越国成为吴国的属国，这对吴国其实是有利的，即用较小的代价，换得较大的战果。
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因此后人看到，越国用美人计腐蚀夫差，拿蒸过的稻种折腾吴国，故意送去金钱、木料和士兵，引诱吴国大兴土木、穷兵黩武。但仔细分析就该明白，至少在当时，这些东西从越国源源不断地送到吴国，只会让吴国变得更富强，而不是更弱。
事实上，从战后吴、越的实力对比，和吴国对越国实行的种种控制措施来看，勾践被扣在吴国和回到越国其实没什么两样——夫差的宝剑随时可以砍掉他的脑袋。夫差如果真不接受勾践的投降而与之硬拼，结果怕是吴、越两败俱伤，楚国渔翁得利；倘接受投降，并杀掉俯首称臣的勾践，那么在那个讲究大义的年代，吴国怕是再也混不下去了。
既然放勾践、饶越国都没错，那么夫差为什么败了？原因是他别处错了，而且错得离谱。
本来，降伏了越国，控制了越国的经济命脉之后，接下来就该发展吴国经济，充实吴国军力，这样不出十年，越国怕是想反也没法反了。可吴王夫差却把越国送来的战略物资，一股脑儿投入到楼堂馆所等基建项目上，还搭上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结果，越国固然穷了，但吴国也被折腾得够呛，后果自然可想而知。
本来凭借着政治渗透（这早就做了）、经济压榨（这正在做）和文化压制，夫差可以慢慢消化掉越国，即使做不到，也能让越国长期做吴国的附庸，前提只有一个——保持对越国的绝对军事优势。可夫差偏偏在没消化掉越国之前，又是打齐国，又是折腾晋国。这两国可都是比越国甚至比吴国都难消化的超级“糯米团子”。夫差还没消化完越国这块“早点”，就急吼吼去吞那俩“大团子”，就算勾践没二心，夫差噎死的概率也不小，何况勾践一直在那儿舔着苦胆呢？这也就注定了夫差灭亡的结局。
自费爱国的买卖人
赵楚
公元前628年这一年，中国发生了很重要的历史事件，当时晋国的领袖晋文公去世了，同时，春秋初期执掌周王室的郑文公也去世了。强大领导者的去世使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力量平衡被打破，秦国认为这是其向东方拓展势力的一个机会。
秦国的国主秦穆公于是派遣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向东去攻打郑国，领军的将领是当时很有名的猛将孟明视、西乞术和白乙丙。浩荡的大军从西安附近出发，穿过秦国和郑国中间的周王室地盘，计划给郑国一个奇袭。
秦国之所以决定灭郑国有两个原因。第一，郑国是周室的近亲，郑国的君侯一直是周室的卿士，也就是帮王室掌管天下事务的首席大臣，而春秋初年郑国一度也是中原的强国，现在因为内乱衰落了，是个打击它的机会；第二，过去郑国内乱时秦国曾出兵协助平乱，而当时的一些部队留驻在郑国，现在郑国要求这些志愿军回国，他们不愿意，因此驻军秘密要求秦国再派大军，好里应外合把郑国灭掉。
公元前627年，秦国的大军按决策耀武扬威地往东方开去，过了周王城，前面就是滑国（今河南省偃师及巩县一带），眼看就要对郑国造成珍珠港似的奇袭了。这时候大军遇到了两个人。
这两个人一个叫弦高，一个叫蹇他，都是郑国的商人，正赶着12头牛往西走，去周王城贩卖。当看到虎狼般的秦国大军急速朝东前进，他们一合计，这秦国凶猛的大军越过其他小国，千里而来，那是要去袭击自己的祖国啊。于是他们立即行动起来，一边派人回祖国报警，一边把牛群赶到秦军大营，满嘴客气地说：“亲爱的秦国志愿军兄弟们，你们辛苦了。我国君主听说你们千里奔袭，必定劳累非常，因此特派区区送来些牛羊，慰劳各位。请务必不要客气呀。”
这给秦军带来的震撼可想而知。他们的第一反应是：完了，奇袭计划郑国早已了解，而且有很好的准备，这些慰劳品不正是对我们最明确的宣战书吗？一支越过好多不友好国家的奇袭部队，如果面对有准备的郑国军民，久攻不下，那后果是很严重的，因此他们决定回国。与此同时，郑国的国主接到弦高他们的警报之后，立即派遣了一位使者到驻留秦军的驻地，对他们宣布说：“听说各位要回国了，郑国往西的原野上猎物很多，各位可以随意食用，各位怀着秦郑两国人民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赶紧上路吧。”驻留的秦军将领一听，立即明白，这是计划暴露，郑国下逐客令了，于是就开拔回去了。
事后郑国的君主下令大大奖赏弦高和蹇他，他们谢绝了。他们说：“保卫自己的国家，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这样的奖赏不是把我们当外人吗？”然后他们就继续去做自己的生意去了。自那之后，富人成了与贵族平起平坐的一个阶级，成了中国人功名之外可选的人生追求，富贵于是由两个独立的词汇变成了一个词。
三国两晋南北朝
赤壁之战并非胜在火攻
冯雪《三国演义》是我国家喻户晓的四大名著之一。其中根据《三国志》演绎的赤壁之战更是一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在《三国演义》中，年轻的东吴水军都督周瑜趁着诸葛亮借来的东风，在初冬时节用火攻之法烧退了曹操号称百万的大军。从此形成了三国鼎立的政治局势。
但是福建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医师李友松提出，赤壁之战曹操兵败并不是诸葛亮的神机妙算，而是血吸虫病在作怪，导致曹操军队溃不成军，不战而败。
在正史《三国志·吴书·周瑜传》中，有曹操给孙权信中的一句话：“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李友松认为，信中所指的疾病就是血吸虫病。
李友松解释道，血吸虫病在中国只有南方才有，并且以湖南、湖北为重疫区。以秋季疫情最为严重，就算是现在也是如此。血吸虫病分为急性、慢性和晚期三种，而曹操的军队患上的正是急性血吸虫病，这种疾病主要是在秋季流行，而曹操的军队开始训练水兵正是在血吸虫病感染严重的秋季中。
如果人感染上急性血吸虫病，基本上会在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开始发病。症状主要是发高烧、肝脾肿大和拉肚子。虽然症状并不特殊，但足以影响曹操军队的作战。
赤壁之战是在秋末冬初的时候开战的，南方寒冷，而这个时候曹操军队的士兵们正饱受血吸虫病的困扰，又怎能全力作战呢？
既然疾病横行军队，为什么只有曹操的军队受到感染，而周瑜的军队却没有受到袭击呢？
李友松解释道，这是血吸虫病的一种特性，就像是水痘一样，感染过血吸虫病的人在体内会形成一定的抵抗力和免疫力，不容易再次患上血吸虫病。周瑜的军队基本上都是在长江流域活动，熟悉水性，对血吸虫病已有一定的免疫力和抵抗力；但是曹操的军队基本上是在北方活动，没有感染过血吸虫病，没有免疫力，所以初到湖北就成了易感染人群，很容易患上血吸虫病，导致军队士兵的身体不适，无从应战。
除了曹操的军队以外，历史上还有很多支军队都遭到过血吸虫病的侵害，近代史上也是如此。李友松说，比如1949年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时候，就有一个军的士兵都感染了血吸虫病，至少有三四万人之多。再如拿破仑的军队在非洲的时候也感染上了血吸虫病，后来美军在菲律宾登陆的时候同样受到了此病的侵害。
刘巴为何不受信任
黄文山
刘巴是三国时期一位著名的政治和经济活动家。他死后葬于岳阳，岳阳旧称“巴陵”，据说便是人们为纪念刘巴而命名的。
诸葛亮很欣赏刘巴的才华，曾多次向刘备举荐。他甚至这样说：“运筹策于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刘巴字）远矣！”刘备初定成都之时，因军用不足而发愁。刘巴建议他铸造面值百文的铜钱，派官员管理市场，平抑物价。刘备采纳了他的建议，“数月之间，府库充实”。早在公元221年，刘巴就懂得用货币的供需量来调节经济增长，用政府手段来干预市场，平抑物价，比之英国的经济学家凯恩斯，整整早了一千七百年，不能不说是一位奇才。
然而刘巴在蜀国，却不能充分施展其才干，甚至小心谨慎到“恭默守静，退无私交，非公事不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呢？原来，刘巴得罪了刘备的结拜兄弟张飞。
一次张飞特地自老远骑马来拜访刘巴，并在刘巴处投宿。张飞虽然性格粗暴，但对有学问的人很恭敬。刘巴却从骨子里看不起张飞，整个晚上不跟张飞说一句话。弄得张飞异常尴尬，并由尴尬而生怨恨。诸葛亮听说这件事，赶紧劝刘巴不要过于清高。而刘巴却这样回答：“大丈夫处世，当交四海英雄，我和一个带兵的有什么话好说！”
对张飞不恭，也就是对刘备不恭。刘备虽然慕贤爱才，但也容不得刘巴如此无礼，自然大为恼火，当即对诸葛亮说：“刘巴自恃有才，他原是想到魏国去的，只是因为无路可走，才留在蜀国，并非真心来辅佐我。”刘备这番话决定了刘巴从此不受信任的命运。
刘备的这一态度，给了刘巴当头一棒，足以让他吓出几身冷汗。在当权者面前，他不得不收起傲气和清高，变得格外谦恭，除了起草文件，几乎无所作为。
刘巴的命运引起周边国家魏、吴的普遍关注。魏国宰相陈群专门为此写信给诸葛亮，询问刘巴的情况。东吴朝野也议论纷纷：张昭以为刘巴过于褊狭，不应该那样对待张飞；而孙权对此却有自己的看法——刘巴如果为了讨好刘备，交他所不愿交的朋友，那还能称为高士吗？话虽这么说，但恐怕任何一位封建君主都不会喜欢刘巴这样的人。刘备就曾说过：“刘巴这样才高气傲的人，只有我还能够用他，要是换了别人，一定是不能容纳他的。”
孙权“翻脸认人”
宋宗祧
孙权年少时，他的哥哥吴侯孙策已拥有江东六郡，由吕范担任“财政部长”，周谷担任“组织部长”。
孙权作为吴侯的弟弟，自然是个重量级人物，何况又当了阳羡县的县长，谁不高看一眼？孙权很清楚自己的软实力，所以他就很注意开发自身“资源”，为自己，有时其实也是为地方经济发展搞点特殊。于是他多次找到吕范，恳求他开个后门，多给自己几个“子”儿。但吕范总是说，计划外花钱的事必须经过吴侯批准，卑职不敢自专，不软不硬地给顶了回去。吃了几回闭门羹之后，孙权气得简直是咬牙切齿，恨不得杀了这个不识相的“一根筋”！
孙权肚里有几条蛔虫，孙策是一清二楚的。可以说，孙策早就制定了一套防止亲属搞特殊化的政策措施，而且经常检查。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而且，吕范不识相，总有识相人。周谷可不像吕范那样直正刻板，为了取悦、巴结孙权，便为他大开方便之门，多次写虚假材料，并以此瞒过了孙策的盘诘和追查。每当此时，孙权就会拉着周谷的手千恩万谢：多好的哥们儿，孙权啥时候都不会忘记你的大恩大德！
后来孙策死了，孙权成了一把手，对吕范和周谷的态度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对吕范不再横眉冷对，而是笑容可掬，称赞他忠诚，勤事奉法，并且给予特别的信任，不断提拔，直至大司马。可对于周谷，孙权却认为，作权弄法，欺上瞒下，品行不端，小人一个，还是回家卖红薯吧！弄得周谷羞惭满面，一边跑还一边嗫嚅着骂骂咧咧：孙权，你好小子，翻脸不认人，忘恩负义！
通常，“翻脸不认人”的人都被当作势利小人，最为人所不齿；而“翻脸认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则碍于面子难以做到。可是，孙权却不同，他既能翻脸不认人，又能翻脸认人，这实在让人看不懂。然而正是他的这个“让人看不懂”，却体现出了他作为政治家的过人之处。孙权一旦坐上了龙椅，就必须站在国家的大局上看待问题和处理问题，和过去那位想着一己之私的孙权决裂。
上梁不正下梁歪
田野
公元265年年底，晋王司马炎把魏元帝曹奂赶下龙椅，自己做了皇帝，改国号为晋。司马炎成为西晋王朝的第一个皇帝，史称晋武帝。晋武帝登上王位后，立即兵发东吴，公元280年吴国灭亡。自此，三国归晋，天下统一。
晋武帝新登帝位，又收复了东吴，龙颜大悦。晋武帝一高兴，就把东吴旧主孙皓的五百后宫佳丽全部用马车运到了洛阳。加上晋武帝自己原来的妃子、蜀汉刘禅的妃子、魏王曹奂的妃子，总共有一万余人。晋武帝的后宫美女如云，多得连自己也数不清。美女虽然多，可是，晋武帝每晚只能享用一个。每夜具体由哪个妃子陪自己睡觉，这个问题成了晋武帝头疼的事儿。晋武帝常常是看看这个身轻如云，看看那个性感靓丽，自己都非常喜爱。于是，晋武帝就想了一个办法：用几只羊拉着一辆车，自己坐在车上。羊拉着车在后宫里走，走到哪个妃子的门口停下来，晋武帝就在那个妃子的寝宫里睡觉。
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皇帝享乐的事儿传到大臣们的耳朵里，他们一个个也争相效仿，在朝廷上下形成了一种享乐、攀比之风。朝中有一个散骑常侍，名叫石崇。石崇立下的军功多，得到的赏赐也多，常常在群臣面前夸耀自己富有。石崇的夸耀引起了司马炎舅父王恺的不满。两个人开始比富。
王恺宴请文武大臣。饭后，王恺请大臣们参观自己的伙房。大臣们一看就惊呆了。原来，王恺家洗刷锅碗瓢盆，竟然是用当时非常昂贵的麦糖水。石崇不服。他也请文武百官用餐。吃饭前，他请文武百官参观自己的伙房。大臣们一看，更是不可思议。原来，石崇家是用白蜡烧火做饭。
王恺当然不服。他用一种红色的石膏作为原料，装修了自己的府邸。红石膏是当时一种昂贵的调料品。用红石膏装修的墙，很不容易褪色。石崇看了，用香料和泥，也把自己的府邸装修一番。大臣们还没有到他家，就能远远地闻到香味儿。
两个人比富比得越来越激烈。王恺家的厕所全部用金玉装饰，还让四五个美女在厕所里侍候客人方便。石崇让歌女给客人敬酒，如果客人不喝，就当场把歌女杀死。
不仅如此，上层官员的腐败，引起了下层官员和地方财主们的效仿。于是，西晋王朝出现了大量不能挑、不能担、不能看书、不能拉弓射箭，只会吃喝玩乐的士族。有些士族子弟甚至胖到连站都站不起来，只好整天躺在床上，让仆人伺候着。
公元304年，西晋发生了八王混战。当时的晋怀帝司马炽马上在全国扩招人马。可是，那些连站都站不起来的士族怎么能够上战场打仗？最后，刘聪攻陷洛阳城，俘虏了晋怀帝。最终在晋愍帝司马邺继位执政短短四年后，公元316年，西晋王朝经历了四帝三代五十二年后，像一颗流星一样，很快就在历史的长河里消失了。
可见，勤政廉洁的治国方略才是一个国家兴旺昌盛的法宝呀！
才华“死”在舌尖上
周丽华
三国时，曹操在政治与文学方面都非常了得。但曹操的为人却是非常矛盾的。在他的身上，既有渴望贤才之心，又有难容人之处。曹操所杀的，都是恃才傲物又终不能为自己所用的人，比如大家熟悉的孔融与杨修，还有不太为人知的祢衡。
祢衡口才极佳，为人傲慢，是个愤青。一天，祢衡来到了许昌，自负才高八斗的他本以为能一下子把许昌人震了，但没想到竟然没人买他的账。祢衡想，这个倒霉的许昌，难道真的是没有伯乐吗？这样一琢磨，他便想到了孔融。在来许昌之前，他就知道这座城市里除了有个皇帝、有个丞相外，还有个天下青年才俊皆以为师的孔融。于是，找了一天，祢衡直闯孔府，嚷嚷着要跟孔融喝酒。孔融说好呀，怎么个喝法？祢衡一愣。这一年孔融已经五十岁了，比祢衡大了足有三十岁。这一老一少的友情也就从喝酒开始了。
他们总凑到一起喝酒、聊天，谈论天下之事。一次，两个人喝到后半夜，都高了，祢衡对孔融说：“当今天下，幸有孔老师，仲尼不死啊！”孔则对祢衡说：“颜回复生哦。”这样的赞美自然有点肉麻。但在当时的许昌，孔融自比当年的李膺，喜欢推荐后生，以伯乐自居。对于祢衡，他是想重点培养的。所以，没有草率地向朝廷推荐，而是通过孔府的沙龙，慢慢让许昌的才俊们认识祢衡，扩大祢衡的名声。随着时间的流逝，许昌的士人们开始传颂：孔融府上有一位天下奇才！
有了这样的铺垫，孔融决定正式向朝廷推荐祢衡了。如此下来，弄得曹操也很想见见这位祢衡。但祢衡却拒绝见曹操。究其原因，是真的因为讨厌曹操这个人，还是因为狂劲又犯了？不得而知。曹丞相对于这事表现得还算淡定，没有动怒，但他心中盘算：你还挺狠。我不搞你，还要给你官做。什么官？负责击鼓的小吏。祢衡竟从命了。在一场宴会上，许昌文武官员皆在，大家喝到高兴处时，曹操命打击乐小队表演，以助酒兴，小队队员依次上场。按规矩，队员击鼓试音前，皆应脱去旧衣，穿上新衣，轮到祢衡了，他大摇大摆地上场了，并未换上新衣，一曲《渔阳三挝》，浸满怀才不遇的悲情，听上去，沉郁悠远，有金石之声，令在座的众人颇为伤感，曹操一时也为之动容。这时候，一个领班从幕后露出头来说：“呀，祢正平，你怎么没换上新衣服就上场了，去换啊！”祢衡回过头来，瞄了领班一眼，没搭理他。领班再次在一边嘀咕。祢衡放下手中的鼓槌，愣了会儿神，然后去掉头巾，脱下衣服，裸体于众人面前，全场惊骇。
祢衡裸体击鼓，乃性情所至，想起多年来志向未酬，愤恨之情于不觉间升上心头，顺便骂了曹丞相。当然，并不像《三国演义》中“击鼓骂曹”那段记载得那么夸张。但宾客仍大惊，都把目光转向曹操。曹操缄默不语，冷冷地望着裸体的祢衡。这时候在座的孔融起身说道：“祢衡的罪过相当于胥靡，不能发明王之梦。”胥靡，是当时的一种刑罚，用绳子把犯人连在一起，令其在工地上做活。曹操开始不高兴了，自言自语道：“祢正平，我本想侮辱你，却不料被你侮辱了。”“祢衡事件”发生后，曹操做了冷处理，没有直接杀掉祢衡，而是把他送到荆州刘表处，想借刀杀人。祢衡到了刘表处，多次讥讽刘表，刘表就把他送到江夏的黄祖那里，有一次酒后祢衡又发狂了，这黄祖可不吃祢衡这一套，当即就把他杀了。
在江夏时，祢衡写过一篇《鹦鹉赋》，以笼中鹦鹉自比，只是苦于不能翱翔天空。但他想怎么翱翔呢？天下狂士多辩才，才华只在舌尖上，祢衡就是典型的例子。可最后他死在了舌头上，这一年他二十五岁。他是个辩士，却未必是济世之才。
南朝清官不好当
李开周
南北朝时期有个朝代叫南齐，南齐的都城之一广州，当时经济发达，商业繁荣，海外贸易尤其红火。一些大商人，甚至包括南齐政府，常年派商船往来于现在的越南、印度、泰国、柬埔寨、叙利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把丝绸、瓷器运出去，把香料、珍珠带回来，一进一出，利润高达二三十倍。不但商品贸易发达，奴隶贸易也繁盛，印尼酋长从马来半岛低价买进矮黑人，不法的中国军官也从澎湖诸岛掠夺大批土著，整船整船地运到广州出售，给贩奴者带来了巨大利润，也给南齐政府贡献了一笔笔带血的GDP。
海外贸易让政府和商人受益，官员的腰包也会迅速鼓起来。我们翻看《南史》和《南齐书》，常常能在列传部分读到广州官员三年任满，回去大买豪宅的壮观景象。可见在广州做官油水真的不小。
常识告诉我们，官员的油水只能算毛利润，因为他们还有成本：向上级官员进贡。换句话说，下级官员需要把部分贪污所得上缴给上级官员。南齐官员也不例外，不过，他们贪污来的钱除了要给上级官员分成，还要给国家最高领导人也就是皇帝分成。
拿南齐孝武帝刘骏来说吧，这人很明确地下了一红头文件：凡在广州做二千石以上官职的，任满之后必须上报财产，并把财产的一半送给皇帝，谁送得多，谁就能升官，如果一点儿不送，对不起，等着卷铺盖吧。“二千石”就是刺史级别，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市长，二千石以上官职就是指市长及市长以上的官员。刘骏的意思很清楚：广州外贸很火，做官油水大，高官油水更大，你们捞油水我不管，但是一定要把捞来的油水分一半给我，同时我也不亏待你们，谁分我的油水多，我就给谁大官做。
刘骏这条政策具有很科学的激励机制，激励官员去贪更多的钱，同时也避免官员把贪来的钱不声不响全装自己腰包。要知道，官员都上进，为了做更大的官，他们会主动给皇帝分成的。
当然也有那极个别官员，或者年纪大了想收手了，或者本性太抠一毛不拔，不想把搜刮来的那点儿积蓄割出一部分给皇帝。那么皇帝怎么办呢？刘骏有办法，他强迫每一个不愿出钱的官员跟他赌博，赌注下得很大，一两局下来，你就把钱全输给他了。这么说貌似刘骏是亚洲赌王，跟谁赌都稳赢，当然不是这样的，刘骏的赌术其实也不高明，但您别忘了他是皇帝，哪个大臣敢在赌局中赢皇帝啊？他该是不想活了吧。
南齐也有清官，刘骏在位时有个广州刺史叫王琨，这人不贪一分钱，为了保住官位，每年进宫述职都把工资的一半塞给皇帝。要知道，南齐俸禄只相当于东汉时的三分之一，官员工资是很低的，王琨把一半工资送给皇帝，剩下的钱够他养家糊口吗？估计很难。要不是王琨祖上有钱，本人又娶了富家女，说不定就要挨饿了。由此可见，做清官也是需要本钱的。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