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丹等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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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是人间留不住试读：
致爱人
万千荣耀，
不及日日晨昏间的琐细。
你能致爱人的，
唯有爱而已呀。
春蚕到死丝未尽
文·资中筠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翻译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退休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关注中国现代化问题，撰有大量随笔、杂文，并翻译英法文学著作多种。
他对我最大的理解和支持就是对这“平等观”的尊重。是由衷的，不是迁就和被动，是出自他自己男女平等的理念，也贯穿在他对其他事物的态度中。他从来不要求我做传统意义上的“贤妻”。
乐民去后，我和女儿一同整理他的遗物、遗稿，发现竟有那么多未发表的文稿、笔记，还有那么多书画，大大小小随便卷起的宣纸算来起码有几百幅，外加扇面和几本织锦面的册页。书桌上随便放着一页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上面写着：“把一切麻烦之事都摆到理性的天平上，忍耐、坚持、抗争。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回不是毛笔而是圆珠笔写的，而且显然笔已经拿不稳了。这是他最后进医院之前留下的字迹，那时他已经身心衰竭，大约自己有所预感，所以写下这几行字，代表最后的自勉。我脑中突然冒出来：蜡炬已成灰，春蚕丝未尽！作为“未亡人”，能够做的就是尽量将这些未尽之丝留存人间，不让它们灰飞烟灭。
他自己未及看到的遗著首先是《对话欧洲》，他看到了校样，却来不及见到成书。后一本是《启蒙札记》，以近两年来连续在《万象》上发表的系列文章为主，连同其同一题材的文字集结出书。还有一本他自己初步整理的随笔，自题为“碎石集”，也在进一步归纳、编辑，预计可出一文集。另外几十本读书笔记，欧洲所已立项，由几位生前同事先仔细阅读一遍，以便决定是否或如何整理成可供发表的作品。
乐民的习惯是，凡读书有所得，就随手记下，起初并未想到发表。第一本《书巢漫笔》是在一位青年学者帮他整理文件时发现后建议下才集结出版的。此后学者随笔散文蔚然成风，需求日盛，他也就经常在刊物上发表一些文章，到一定时候结集成册，陆续出版了几本集子。不过他未发表的读书笔记还是远超过已经发表的。他留下的几十本笔记本大小、规格不一，每本分类却很清楚，如康德、莱布尼茨、黑格尔、伏尔泰、老子等等。里面密密麻麻一段一段地抄录原文，有中文、有外文，段后有“乐民识”，就是自己的评论和心得。其中少部分已纳入文章著作，而大部分只是素材，是准备日后写作的基础。其实这是老派学者的传统，先有给自己看的、或不知道做什么“用”的笔记，然后才考虑发表给别人看。曾在《文汇报》见到一篇关于钱基博先生的文章，其中提到钱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就是以其读书笔记为基础的，并留有大量待整理的笔记，惜全部毁于“文革”，我就想起乐民是承续了这一传统。这里只是讲这种读书写作的方式，当然不敢与先贤相比拟。他始终坚持那一代读书人的传统，可以当“厚积薄发”而无愧。
至于书画，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发表，甚至很少示人，纯粹是自己的寄托。堆到一定时候，自己粗粗整理、卷起，找个架子存放。以至于直到他去后我仔细展阅，才意识到作品量之大，而且倾注了如许心力，包含几多深意。
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
我们这一代人的沉浮、哀乐，包括闲情，都离不开政治大背景。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钢琴与政治》，是说我少习钢琴，到“革命”的年代放弃了几十年，改革开放以后，环境开始宽松，又恢复弹琴。乐民的写字作画大体上也如此。始于少年，中断于那“革命”年代，上世纪八十年代又再捡起。不过书法与弹钢琴不同，并未被批判为“资产阶级情调”，大约与革命领袖喜好书法有关。“字写得好”总算是一长处，有时还有一定的用处，例如被叫去写一些宣传标语、丧事的挽联、花圈飘带之类。我曾以《祢衡骂曹》中的戏词揶揄他：“荀彧、荀攸，可使吊丧问奠。”他就接过来常以此自嘲。
他还有一桩“光荣”事迹：1955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授予齐白石“国际和平奖”，那奖状上面的中文文字是他写的，当然是奉命之作。说明当时他的字在本单位已经得到公认。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在维也纳时，大约因当时的领导氓公（李一氓）的喜好，家中竟备有文房四宝。乐民间或写写毛笔字，有时给领导写汇报也用毛笔。他还用毛笔写过他喜欢的鲍照的诗句：“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这使我隐约感到他有些怀才不遇之意，当然在那个年代这种思想是不能公开表达的。最近他的老同学、挚友蔡鸿滨君给我的信中提到他们中学毕业时，乐民赠他两句诗，正巧就是这两句，可见他自少年即对这两句诗情有独钟，也算得上是“少怀大志”。还记得在维也纳时他用墨笔画过一幅松树，自己很不满意，题字曰：“此树以画柳之笔画松，故败。”我对此印象较深，因为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他还会画国画。有一次出游遇雨，雨景甚美，他回来写过一首诗，我只记得两句：“缥缈米癫意，苍茫大痴笔”，并给我讲他如何欣赏米氏父子。那是在领导暂时回国，我们单独留守国外的短暂期间。在兢兢业业、恪守纪律的同时，相对说来工作比较轻松，心情也比较宽松，还容得下一些闲情逸致。我那时在政治上一直在“没有改造好”的紧箍咒中，而另一方面私心却还有一点自负，唯一有自知之明的弱点是写不好毛笔字，始终是我的遗憾，所以对他的一笔好字不由得有所心仪。这可能是后来被“争取”过去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后来我们就奉调回国，接着又“运动”不断，他不可能再有那闲情逸致了。
他重拾笔墨，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起初只是写字，以后才想起作画。那时分配到了一套共
二
十四平方米的房子，是我们第一次有了独门独户的居室。除必要床具等之外，只摆得下一张三
屉桌，两人共用（女儿已经上大学，周末和假期回来住），颇受限制。偶然写写，也没有想到保留。我们搬进那套新居后不久，总是闻到一股臭味，盖因居室壁橱的墙毗连楼梯口的垃圾室，墙有缝，所以飘臭。时间长了，如入鲍鱼之肆，我以阿Q精神戏曰：“斯是臭室，唯吾德馨。”乐民就写了“唯吾德馨”
四
个大字钉在墙上，不久就脱落，不知去向。1987年搬入东总布胡同新居，条件有所改善，各自有了专用的书桌。他的字画也多起来。但喜迁新居后，发现因建筑质量问题常常漏水，不仅下雨漏，晴天亦然。漏、陋谐音，从此就以“陋室”名我们的住处，直到迁至芳古园仍沿用此名。
他的创作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为最多，显然那个时期创作灵感特别旺盛，腕力也还可以。辍笔多年，他在重练基本功上下了不少功夫，废稿三千可能夸大，但确实丢弃了不少。留下来的中间大量纯粹是潜心研习之作，所以各种字体、画法都有。
他多数是借古人词抒己怀，少数几首是自己写的诗。有时题款、日期，都有深意。从这些书画可见其复杂的心境于一斑。他自己写一条幅：“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这是一种表达，但不足以概括全貌。我觉得还有内省与外向、知命与抗争、失望与希望、悲情与乐观之起伏。重拾笔墨这二十多年伴随他的是不可逆转的病与老。他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乐天知命，却并不甘心，写了许多自勉的话，直到最后一次进医院的前夕，已经处于浑身无一处不痛，只能在轮椅上生活的境地，唯有大脑是健全、清楚的，自知离“蜡炬成灰”不远了，仍留下“忍耐、坚持、抗争”字样，为自己鼓气，始终不放弃。
他最重复写与画的是陶渊明的“少无适俗韵……”，用得比较多的是“云无心以出岫”那枚闲章，这是他对“误落尘网中”一生的自叹。但是并非真正的退隐山林，脱离尘世。只是极端厌恶官场政治，不愿意“以心为形役”，要回归自己独立的人格、自由的心灵，做自己想做的事，说自己想说的话，进入“帝力于我何有哉”的境界。有一首词，他写过不止一遍，也以之入画，就是宋朝无名氏的《水调歌头》：“平生太湖上，短棹几经过。如今重到，何事愁与水云多。拟把匣中长剑，换取扁舟一叶，归去老渔蓑。银艾非吾事，丘壑已蹉跎。”/ 1956年在布拉格留影。
欧洲人首称他“中国的欧洲学家”
平心而论，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们的居住条件陆续有所改善，一个一个台阶上，因而写作的环境也略得宽裕。但是与此同时，乐民的健康却开始出问题，一个一个台阶下。何方兄的纪念文章中提到1987年访美之行乐民不愿出门，宁愿在旅馆看书。实际上，除其他原因外，也因身体不适。那一次在回国的飞机上他就病倒了，回来后到医院没有查出所以然，随便用些药又似乎没事了，也就没再理会。直到1992年大发作，医院才做彻底检查，确诊为慢性肾衰竭，已经是中期，不可逆转，只能尽量延缓其发展。病的起因与开始的时间未能查出。大约至少从1987年那次出国开始，病魔已经悄悄上身。他是忧心很重的人，那时又处于一个单位的领导地位，其心理的煎熬旁人难以想象，唯我深知，因为我们处境和心境完全相同。不过我前期不在国内，回来后见他形神俱疲，只有相对无言。从那以后，他身体下了一个台阶，但思想却上了一个台阶，精神上彻底摆脱了三十年的“尘网”，回归本真，顿有所悟，自此进一步对个人、对民族、对人类进行深刻的反思，这反思实际上还没有结束，也是另一个意义上的“春蚕到死丝未尽”。
他最挥之不去的情结是在中西之间。他对欧洲的探索，对欧洲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的看法，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缺陷以及现代化道路之判断，老而弥坚。而另一方面，他在中国文化中浸润之深，感情上的迷恋，也是我们同代知识分子中所少有，应属于上一代。他对中国画从艺术上评价极高，但是仍认为缺乏西方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那一种朝气，那种向过去告别，面向未来的气度。另外，他的治学取向在一个“通”字，与当代学术分科日细的倾向，特别是盛行的“课题制”格格不入。他专业归属是在“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常自叹入错了行，那是极为实用主义和功利的学科。他游弋于文史哲之间，而文、史、哲界都“不认”他。当然，所谓“国学”更没有他的份，而他对“国学”的提法本身就不以为然。加之他的文风简约、含蓄，如他一幅字写的“藏锋敛态，寓工于拙”，在这阅读快餐化的时代更少人能静下心来细品其中意。宜乎其常有知音难逢的寂寞感，说他的书没人看。其实，他并非没有读者，《欧洲文明十
五
讲》每年都重版一次，就是证明。不过总的说来，他的读者大多在专业圈以外，老、中、青都有，而老年多于青年，可能需有一定的阅历才解其中味。湖南朱尚同兄可算知音，他在纪念文中许乐民为“中国欧洲学的奠基人”，是否当得起，而且中国有没有那种打通了的“欧洲学”，应由同行去评说。不过“中国的欧洲学家”（法语为eurologue）却是欧洲人首先称呼他的。那是1992年他最后一次访问欧洲，先是作为任务，率社科院学者团到法国做学术交流，后应邀到日内瓦大学作演讲，题目是对欧洲统一的看法。那时欧洲一体化在欧洲人中间正是众说纷纭的话题，以中国人谈这个话题，还能说到点上，引起欧洲人很大的兴趣。会后许多欧洲人纷纷前来握手，说想不到中国有这样的“欧洲学家”，并有人建议以后继续联系，讨论建立欧洲学的问题。可惜那一次他是带病勉力而去，回国后就被宣判病情，从此再也没有跨出国门，无法做这方面的交流了。不过那次回来他还是对日内瓦之行很满意，向我讲述被称为“欧洲学家”的情景，虽无夸耀之意，也是极少有的自得的表露。假设他不得这样的病，后来的十年赶上中欧交流长足的发展，他在这方面应大有可为。当然，这只是假设。他最后在中西之间又有新的感悟，有所升华。如他最后的日记中所说，他致力于在更高的哲学层面上找到打通的渠道，而视康德为桥梁。这层思考刚刚开头，只能有待来者了。
一般说“字如其人”“画如其人”，不一定对，可以举出许多反证来。但是乐民的书画确实是与人的气质一致。不论从专业角度如何评价，凡见过他的字的朋友第一个反应不约而同都说是“文人字”，他自己也认同这一提法。他从来对自己的著作、文字、书画都不大满意，而从审美的角度，对别人也相当苛刻。有几位当代炙手可热的中年名人字画，他就是看不上，评价不是“俗”，就是缺“根底”。他始终认为，写字首先是读书人的本分，不是“表演艺术”。不读书而单练书法，那只能是工匠。旧时，学校作文、机关文书都是用毛笔写的，而且机关用人的考核内容之一就是写字，所以毛笔字整齐熟练的人不在少数。而其中雅俗的区别可意会不可言传。有些被认为写得不错的，他评为“账房先生字”，另一种是“师爷字”，规矩而没有个性。每当我为自己字写不好遗憾时，他安慰我说：“至少你写的不是儿童体，也不是账房先生字。”这是最低要求了。古来大书法家无一不是大学问家。乐民最喜欢讲的典故是沈尹默开始小有名气后将自己的字送给陈独秀看，陈独秀批曰：“其俗在骨。”沈尹默受此刺激，发愤换笔，从头苦练，尽脱俗气，终成大家。
乐民书画称不上“家”，但也不是随便涂鸦，是经过正规训练的，有些幼功，而且少时曾入迷此道，做过书画家的梦。虽然此梦未成，还是读了不少名家碑帖，用心揣摩，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可惜以前的作品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总的说来，他的风格属于清雅一类，画以写意为主（他认为中国画的精髓在写意，在朦胧，这是西洋画无论如何达不到的）。字则瘦骨嶙峋一如其人。他说幼时奉母命，先从临赵字开始，但是他认为赵字弄得不好就会失之柔媚，所以后来很注意多临欧、柳。他认为初学最佳入门应该是欧阳询的“九成宫”。有了这个垫底，以后再从其他名家得灵感，就不会流于浮滑。当然更应该临魏碑，可惜他自己在魏碑上没有下功夫。在常见的领导人的字中，他对周恩来的字评价最高，周恩来显然是有魏碑的底子的。
他的审美重含蓄，在各种艺术部类中他之所好不约而同地都属于古典派，标准也比较苛刻。例如他对京剧老生各派中独推崇余叔岩及其弟子孟小冬，而不喜欢人气旺得多的马连良。特别是认为号称“马派传人”者，没有发扬马的长处而多强化了他俗媚、夸张的一面，结果把群英会中的诸葛亮演成了“妖道”（这是转述他的话，艺术欣赏各有所好，我无意对京剧流派进行褒贬）。冯绍雷君有同好，专门给他录下了全套余叔岩过去灌的唱片（所谓“十八张半”），还有孟小冬仅有的录音，共三盒录音带，他十分高兴，暇时常放一放。昆曲则喜俞振飞的书卷气。他于画，后来日益喜欢倪林云，认为余叔岩与倪云林相比，二者有相通之处。此外，他屡屡称道程砚秋的《锁麟囊》《荒山泪》和《春闺梦》，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远高出其他京戏剧本一头，一般京剧没有那种悲剧意识。他也不是一味维护传统。例如他对《大登殿》十分反感，认为内容腐朽、艺术上也无足取，应属该淘汰之糟粕。不过近年来在“弘扬京剧”的名义下，出现了许多所谓创新，以影视手法改造传统剧目，满台光怪陆离，把京剧糟蹋成这样子，令他愤慨不已、痛苦不堪。
他对西洋音乐是外行，也喜欢听听古典音乐，在他开始重听之后，更喜欢在读书写作时放交响乐以为背景音乐，用一种愉悦的乐音填充那寂静。一般说来，非专业人士，特别是非欧洲人，都容易欣赏贝多芬、莫扎特、肖邦，而不容易接受巴赫，以其旋律单调故。但是乐民独喜巴赫，这可能与他审美的古典和含蓄的品位是一致的，亦与爱好余叔岩同出一辙。
从审美的角度，他不喜欢美国。1991年他曾有机会到美国做一个月访问学者，接待单位当然少不了安排他参观了白宫和美国人引以为豪的圣彼得·约翰大教堂，这两项建筑都是欧洲人设计的。他在给我的信中说：“欧洲人在他们自己的本土再不肯盖这样粗糙的东西。”这话也够尖刻的。在学术上，他也认为美国人太实用主义，太政治化，非“左”即“右”，总要分派，最后常落实在如何影响现实政治或政府决策，难以作超脱的、形而上的探讨，这点与当下中国社科学术界相同。（以我多年与美国学术界打交道的感受，也有同感。）再者，美国人把欧洲和加拿大都当做自家事，不列入“国际”研究范畴，更少有兴趣与亚洲人谈论欧洲。即使谈欧洲，他们关心的还是中欧关系一类的话题。所以他那次访美印象不佳。不过从理智上，他看好美国的新、朝气与活力，就全球化的趋势而言，他断言是欧洲向美国靠拢，而不是相反。我感到意外的是，他偶然看过一两集卡通片《米老鼠与唐老鸭》，竟很赞赏，说从中感受到一种没有什么不敢想、不敢做的完全无拘无束、天马行空的无边想象力，这样熏陶出来的孩子才能出发明家。
病而弥坚的“有效生命”
他晚年越来越痴迷弘一法师的书法，可能与心境有关。我家有一本《弘一大师遗墨》，他在扉页钤上了“云无心以出岫”和“万物皆一”两枚闲章，时常披阅。这点与老李有相通之处。记得老李说过他看弘一法师的字有时感动落泪。我向乐民提起此事，说我能看书、听音乐感动落泪，但是不大能想象如何看书法能落泪。他说他能体会，弘一法师的字的确有此感染力。我慧根浅，单是盯着那字看，不会动情，但是想到李叔同其人的一生，想到当年白马湖畔那些人：丰子恺、夏丏尊……那种风骨、情操和才华，永远消逝，难以再现，不禁为之怅然、凄然，而今乐民也随他们而去，永远唤不回了。
他作书、作画纯粹是自娱、寄情，没有任何自命风雅之意。对文房四宝极不讲究，这大概也是限于条件，如果有条件考究，他还是很懂行的。他常为买不着好笔而苦恼，即便专门到琉璃厂荣宝斋去挑，用起来也不如人意。他很怀念儿时几毛钱一支的“七紫三羊毫”，如今很难觅得了。他常用的一张砚台是1957年我们结婚时我母亲送给他的礼物，我还记得当时在琉璃厂以十五元购得。他说虽非古董，但还是上品。他用纸也随便，买到什么是什么，也不必上好宣纸。早年夏天飞机上发扇子，他就拿来画或写扇面，所以不少扇面上有“中国民航”字样。
用女儿的话来说，“他特别不把自己当回事儿”。凡人找他要字，他几乎有求必应。亲朋好友自不必言，有时是主动相送。1999年的一幅山水画上的题跋称有两位同窗一下子就选取了十几幅，“不知彼等如何处置”。有素不相识者自称好此道，写信来求字，他也基本满足。有一次装修房子，那包工头看他在写字，说自己也喜欢写写毛笔字，求老先生给写一张，他也随手给了他一张写好的篆字，还应他的要求，题了名款。有朋友开玩笑说，你应该效仿某作家，他的字可不如你，但在门上贴出不菲的润格价钱。他笑笑说，我没那么大名气，字不值钱的。
一般说来，享年七十八岁，算是“年逾古稀”。但是中国这一代知识分子黄金年龄大多被浪费，端赖寿长，或可做些自己想做的事。乐民的重要著作、大量的书画是最后二十年带病完成的，却略无病态。自从1992年确诊为“不可逆转”之后，开始了漫长的与医药为伴的日子。前十年保守疗法，需要对饮食起居严加控制，遂经常营养不良、日见虚弱；后十年血液透析，饮食可以放开一些，却从此拴在机器上，行动受限制。每周三次，疲惫不堪。他说自己的“有效生命”又去掉了一半。不过第二天又精神如常，那一半生命发挥最大限度的效力。事实上，另外一半也非完全失效，在初步适应了透析之后，他每次都带一本书去医院，大量的经典就是在这四小时中读的。这样读的书必须小而轻，单手可以举得动。因此他特别痛恨当下出书开本越做越大、无关的装饰日益花哨，说那是为了装点书架，而不是给人读的。好在他要读的旧书多，新书少（指出版时间不是内容）。另外他还有一个本事，是我从青年时期就发现的，就是能打腹稿，先想好了，提笔一挥而就。所以在治疗的过程中闭目养神时还可以酝酿文稿。这是他效率高的秘诀之一。
生老病死，多非人力所能左右。他的病确诊后我只有长叹“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医生连病因都无法查出，我们也就不作“当初原该如何如何”的无谓总结。只是他有一项不幸中之大不幸，就是做血透的瘘管原该做在左臂上，却因医生手术失误，左臂一根血管报废，只好再换做右臂。否则，他的右手一直运用自如，生活质量将大不相同，至少后十年能从心所欲地写字画画，可能更有所精进，会留下更多精品。但是再追究医生的责任已无济于事，只得算了。朋友们都知道他一直坚持用毛笔写文稿，不用电脑。殊不知到最后，右手肿胀日甚一日，他自觉可能坚持不了多久，曾试着练习左手写字，而且要我教他电脑。他竟不得不想学电脑，令我心酸。我也的确教会了他简单录入。不过这离他最后辍笔已经不远了，终于没有用上。最后几篇文章是口述，请一位助手听写打印的。他平生梦想有一张如儿时家中那样的中式大书桌，而且可以不必贴墙放，以便作书画时大幅的纸张可以两边垂下。我们始终没有足够的空间。最后赖女儿的努力，终于换得现在比较宽敞的住房，可以放下大书桌了。他十分高兴，勉力扶杖与我一同去家具店，亲自看中了几张，自己量好尺寸，准备搬家后就去选购。孰料搬进新居后不久，他就体力衰竭，只能坐轮椅了。他自知从此不可能再坐到书桌旁，就嘱我不要再买书桌，而是设法定制一张像医院病床用的那种活动折叠小案板，以便他在轮椅上读书写字——直到那时他还在做写作的“长远打算”！不过轮椅也只坐了几天，就紧急住院，从此不起。大书桌、小案板，都成空！
他生活俭朴，却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例如对美食颇有所好。少时家道中落之前也曾有过家厨，他讲起那位大师傅的拿手菜，总是不厌其详，津津有味。只是我们自己都不善烹调，所以家中伙食从简。八十年代结识“三联”的沈公，每招饮辄欣然前往，倒不是全为口腹，而是那种文人雅集，饭桌上品位不低的天南地北的闲扯，也是一乐。可惜这一乐也由于他后来耳聋日益加剧而被剥夺。耳聋对他真是雪上加霜，失去了许多与人交流的乐趣，加深了心境的沉寂。不过也许另一方面能使他不受干扰，潜心学问，提高了效率。他对美景、名胜都兴趣盎然。近十多年来，我们每年都有江南之游。先是莺飞草长的春天，后来改为秋天。因透析条件的限制，只能游走于沪、杭、宁三地。那里有不少熟悉的朋友，他对这一年一度的旅行都很期待，不惮旅途劳顿，“秋尽江南草未凋”，良辰、美景、良朋、美食，是老病中之一乐。
志同道合，相互提携
二十一世纪元年，我们有了一个外孙女，小名丫丫，从半岁开始，每年都回来与我们至少同住一两个月，成为我们晚年生活的亮点，更是乐民的“提神剂”。每当丫丫来时，他精神为之一振，似乎病也减轻些。“丫丫一点一点长大”（这是她在四岁时自己发现的），兴趣越来越广，其中一项就是画画，随心所欲地涂抹，不讲比例，却讲故事，丰富多彩。于是祖孙二人可以共同作画为游戏。姥爷在猪年画给孙女一张贺年片，饱含童趣和幽默。最后一次相聚是2008年春，丫丫7岁。一共只有七个年头的断续相聚，小小的心灵中却已充满爱和眷恋。听女儿说他们不得不把噩耗告诉她时，她开始表现得很理智，甚至说些有哲理的话，但到晚上伤心痛哭，无法接受再也见不到姥爷的事实。第二年夏天再来，只见到遗像和骨灰盒。她以各种形式表现对姥爷的思念，包括画他的头像，捏许多小动物放在他的遗像前等等。她不断地要求我讲有关姥爷的各种轶事，从如何生病到年轻时的情况，问得很细，我都认真地如实回答。但有的问题我回答不出来，例如“你们互相送过什么生日礼物？”还有一次忽然问我“你和姥爷是谁先说‘我爱你’的？”我为之语塞。我说姥姥这一代中国人不这样说话，我们也没有互相送过生日礼物。她颇为不解，这与她熟悉的公主和王子的故事以及当下见到的、经历的生活很不一样。
丫丫天真的追问引起我回顾半个世纪的相携相处，可以用“精神的”和“默契”两个词来概括。多少事，尽在不言中。我们的确从来不过生日，没有互送过礼物，包括结婚也无所谓定情的信物，唯一的就是前文提到的我母亲知道他喜欢写毛笔字，送过一块砚台。那个年代，一切风花雪月、诗情画意都为“革命”所扫荡。送花之类更谈不上。除了时代背景外，与个性也有关。我们都特别怕繁文缛节、怕柴米油盐，直到七十年代从干校回京，才勉强安家。多少年在一起出入各种场合，他从来没有注意过我穿什么衣服，当然也从来没有给我买过任何衣物。“文革”初期，在“一锅端”下乡之前，我们单位先在京郊建立了临时“干校”，我属于第一批下放，他则暂时“留守”机关。天气开始转冷时，有同事回机关办事，难得乐民想到托她给我带寒衣，我打开包裹一看，竟是八岁女儿的小棉袄！此事传为笑柄，成为同事间的一个段子。我戏说：他是九方皋相马，完全不注意外在特征，不辨颜色，不分大小，只要不像九方皋那样连牝牡都不分就行了。
其实，在他生病前我也几乎没有为他买过衣物，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第一次赴美做访问学者期间，他穿着已经露棉絮的破棉袄上班，单位的女同事看不过，拉他去做了一件新棉袄。我回国后，她们和我开玩笑说：老陈活到五十五，衣服破了没人补。我反唇相讥说：“我们同病相怜。”这是我的“平等观”。他对我最大的理解和支持就是对这“平等观”的尊重。是由衷的，不是迁就和被动，是出自他自己男女平等的理念，也贯穿在他对其他事物的态度中。他从来不要求我做传统意义上的“贤妻”。我对他的评价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了大男子主义低级趣味的人。”我们虽然在同一“界”，甚至在同一单位工作，只是长年奔忙于各自的领域，从维也纳回国后，出差都从无机会同行，所以也常是离多聚少。他写过一首欧阳修的《夜夜曲》，是在我1992年去美国作访问学者期间写的，以此寄托思念之情。这就是他的表达方式。桃李无言，下自成蹊。他知道我在关注什么问题时，常常会忽然拿一本书走到我书桌旁，指给我看某一段话可能对我有用。我在电脑上看到他可能感兴趣的材料也常打印出来给他。实际上我的打印机基本上是为他而设，而今几乎闲置了。短短的午晚餐和喝下午茶的时间是我们交换心得的时候。不知从何时起，我们有了喝下午茶的习惯，那是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候，放下手头的工作，一杯红茶、几块小饼，融精神与物质享受于一体，似乎人生到此别无他求。当然有时免不了争论，以后各自再找论据。他有很深的幽默感，总能从日常生活中找到趣事，或者于一些普通的人事、话语中看到荒诞可笑之处，“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充实了我们平静的生活。
直到他被宣判为病人，我才开始关注起家里的起居饮食。尽管如此，他仍然尽量一切自理，不愿给别人添麻烦。如他最后写的那样，理性地、科学地对待自己的病。一切遵照医嘱，自律、自爱，堪称模范病人，实际上也减少了自己的痛苦。血液透析是现代医学的一大成就，同时也有很大局限性，是对身体内在机能的慢性消耗，导致失调，需要尽量做弥补，在各种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中维持脆弱的平衡。因此他日常用的药物品种繁多且服法复杂。这些药他都自己摆放得井然有序，按时、按量服用，从不需要别人提醒。我一向不赞成有些妻子把丈夫当孩子，无微不至地严加监管，不是限制饮食，就是整天追在后面给吃各种药。而我在长达二十年的与病人为伴中，没有陷入那种妻子的境地，是乐民对我最大的体谅和帮助。当然，我也与他一道“久病知医”，时或共同对他病情作科学的探讨，对最佳的生活安排达成共识。而同时，我的生活、事业基本不受影响，甚至还能短期出国。他基本上不把自己当病人，所以我们的日常生活并无压抑感，而是有许多正常的享受。
不需要鲜花，不需要礼物。几十年来从“误入尘网中”到祛魅到解惑到有所悟，我们几乎同步走过来，很难说谁受谁的影响。在“生也有涯，知也无涯”的历程中，这同步是我们的幸运，也是最大的幸福。2007年7月碰巧有电视台到家中采访，记者得知那一年那一月适逢我们金婚纪念，要他当场给我写几个字。他写下了“志同道合，相互提携”几个字，并题为“金婚纪念”，落款陈乐民。这是他送我的最后的礼物。这八个字包含了我们相伴一生的丰富内容，现在连同那幅欧阳修的《夜夜曲》永远挂在我的卧室。夫复何求？
命定的事
文·阎连科生于1958年，河南洛阳嵩县人，中国著名作家。代表作有《日光流年》 《受活》《丁庄梦》等。阎连科的妻子，开封人，经人介绍与阎连科结识，二人于1984年结婚。
我要去开封古都，对我那在默认和犹豫间的对象说，请你和我结婚。
我年内必须结婚！这是命运的安排，是我父亲的生命给我命定的事情。
总以为，我和妻子的婚姻是命定的事。
争吵是命定的事。妥协、相安和扶生，也都是命定的事。哈金的名作《等待》的开篇是：
每年夏天，孔林都回到鹅庄同妻子淑玉离婚。他们一起跑了好多趟吴家镇的法院，但是当法官问淑玉是否愿意离婚时，她总是在最后关头改了主意。年复一年，他们到吴家镇去离婚，每次都拿着同一张结婚证回来。那是二十年前县结婚登记处发给他们的结婚证。
这开篇的一段，让几乎所有的美国读者，都感到愕然与惊颤，其不可思议的境况，如同和睦家庭的堂屋里，会定时刮起田野的龙卷风。读者几乎人人以为，这是天下小说最好的开头，犹若他们在烦闷的夏天准备远行时，一出门就遇上了神秘凉爽的客车。而在中国的一边，人们读到这样一个段落，并不会有美国人的意外和愕然。因为，这就是中国人的生活。是我们说的，命定的事。
哈金的了得，正是他深深地谙明着作家该怎样向生活与人的命运最深沉地鞠躬。而于我言，在十几年前读到这个开篇的段落时，独自在屋里没有骇人的颤感，也没有不以为然的凡庸，只是不知为何会放下书来，独自在屋里久久地沉默和呆怔。独自望着窗外的大千世界，仿佛被哈金的灸针，缓缓捻捻地刺中了某个被我忽略的命穴。有一种为《等待》中的孔林和淑玉夫妻盈泪的慢痛，在心里潺潺地浸流，不止不息，纠纠绕绕，并对那忽然到来的沉默，甘愿沉溺其中，又想要浮游上来，正如一个人钻进水里憋气时，那永恒一瞬的犹豫和坚持。
我和妻子在上世纪的1984年结婚。结婚时26岁。因为从小渴望对土地的逃离，乃至于想要在城里成家立业，会成为一代、几代人的梦想，一如《红与黑》中于连的渴望和奋斗。对于“吃商品粮”和“市民户口”的理解，正如行乞者想象天堂的模样。这就是我人生的开端。是写作之初想要达到的目的。乃至自己发了一些作品，成了一名军官之后，以为有了找个城里对象的本钱时，却在短短的两年里，被五
六
个城里姑娘嗤之以鼻后断然拒绝，甚至连“婉拒”那样的安慰都没有得到。于是，一种自作的绝望，化为于连式沉默的苦痛，日日都在我青春的饭里蒸煮和煎熬。没有对城市和城里人的仇恨与愤懑，反而更加努力地追求和向往。也就是这个时候，1983年的岁末，我的妻子以对象的名义，被朋友介绍到了我的眼前。她不仅是个城里人（开封人），而且比我以前所有相亲的姑娘，都更为漂亮和娴静，也更为犹豫、默认我们间的往来和可能。这中间，是犹豫大于默认，还是默认大于犹豫，我一生都没有弄明白。只怕她的一生，也都没有去回忆分辨过往的事情。总之，我们都在犹豫和默认之中。在她，我不知她犹豫什么和默认我的什么；而在我，犹豫是因为她的父母——我的岳父母，明确地提出一个条件：他们家有三个儿子，只有这一个女儿，待我从部队转业之后，一定要留在开封，而不能把他们的女儿，带回到洛阳或我山区的老家。然而，我虽然自幼想要逃往城市，但真正渴望落根的地方，却是十几岁就已赌选的豫西洛阳——那个离我老家六十公里的古都老城，而不是“背井离乡”的遥远的豫东开封。就这么，犹豫着，默认着。默认着，也犹豫着。彼此迟疑在人生的路上，如一股有来向、无去向的风，盘旋在人生鬼打墙的路口。也就这个时候，1984年的又一天里，我哥哥突然朝我所在的河南商丘的军营，打去了一个长途电话，说几天前父亲再次病重，把哥哥叫回到他的床前，对哥哥说，他预感着多年不愈的哮喘，会让他难度这年冬天的冷寒；说他一生辛劳努力，四个子女中有三个都已成家，只有老小连科，还未结婚。
他说，他倘是能看着连科结婚，就是冬天果真离去，心里也会踏实许多。
哥哥在电话的那头，我在电话的这头，相距几百公里。说完后彼此在电话中沉默不语。而我，却是能听到哥哥在那头伤悲而无奈的喘息。大约，哥哥在豫西嵩县邮电局的某间电话房里，也是可以听到他的弟弟在遥远豫东的营房中沉默的无奈。于是，待沉默久了，到沉默将要炸开的时候，哥哥缓解着说了一句：“看看吧，去和人家商量一下，有可能了就结婚——为了父亲，而且你的年龄，也那么大了。”
然后，哥哥放下了电话。
我在这头，河南商丘的33636部队的一间办公室里，听到哥哥放扣电话的声音，像一个农人无力地把他耕用一天的锄头，顿放在了收工回家的田野。看着握在我手里的耳机音口上挂着的我哈气的汗粒，看着夏天窗外营院的落叶，当我放下电话从那间机关办公房里走出来时，感到有一种宿命的压力，一种来自命运安排的力量，正朝我围将过来，觉得自己不迎将上去，定会铸成终生的大错。那时，军营里有了下班的号声，去食堂集合吃饭的哨音，正连续地吹响在我的头顶。
而我，没有去集合吃饭。
没有去宿舍取什么和准备什么，只是抬头看了看浩瀚的天空，看看被红砖围墙堵着的豫东平原，取出口袋牛皮纸叠的一个钱包，点数了里边的钱数，就转身朝营房外面去了。
朝火车站的方向去了。
我要结婚。
我要去开封古都，对我那在默认和犹豫间的对象说，请你和我结婚。我年内必须结婚！这是命运的安排，是我父亲的生命给我命定的事情。甚至我想说，现在结婚，我们就是人世间和他人一样的一对夫妻，如果你不应不结，我们就将各奔东西，只是路人在途中的一次相遇。
那时，我没有想到啥儿自私，没有想到我的决断，是否对她有一种威胁，只是怀着命运的使命，果决地朝那个老旧的商丘火车站急急地奔着。从军营里出来，也就赶上了公共汽车；从公共汽车上下来，也就赶上了一点多的火车。
从商丘到开封，那时火车的行驶时间，是将近四个小时。火车自然是现在极其少见的绿皮火车，车座是被人坐得油光结实的木条凳。我是站票，就在那火车上站了几个小时。记不得火车驶过河南东部旷野沙地时我想了什么，也记不得经过因为焦裕禄而著名的兰考县馒头般的沙丘地带时，对饥饿、贫穷和逃离与奋斗的感受。虽然那时我已读过许多的名著，对《红与黑》中于连印象的深刻，如同在农村老家割麦时，镰刀留在身心上的疤痕。但还是觉得，于连的命运，远远地好于自己。而自己，也永远不会成为那个曾经成功过的于连。因为，那个遥不可及的巴黎，简直是我永生无法抵达的圣地；那里的繁华与贵族人的生活，也是我们无法想象和触摸的高高挂在天空中的金丝绒的窗帘。而我，和我一样通过各种途径，从农村奔往城市的一代一代的人们，只是想要逃离土地，想要自己有个城市的户口，和一间城里的房屋。在内心的深处，并不去渴望那种巴黎式的生活。所以，并没有想到自己的血液中，原来是有着于连的脉动，有着于连对人生与命运的谙解。也就那么到了开封。到了在落日中安静在熙攘间的被《水浒传》描写过的宋都大相国寺边的胡同口，依时依点的，等着对象的下班，等着她骑车回来时我的摊牌和请求。
那条胡同我至今记忆犹新。它如同我命运中总在跳动的一根神经，狭窄，曲长，地上是不知何年何月铺就的碎裂的砖地。胡同两侧老平房的院墙屋壁，全都砖粉泥落，涂着的白灰，显出岁月的灰黑。斜立在墙边的几根水泥电线杆上，东来西去的电线，把胡同的上空，切割为一块一块的蓝色，很像春天飘浮在头顶上的田野。我就在那儿等她。也如期地等到了她的到来，骑着一辆半旧的自行车，从车水马龙的鼓楼大街，拐进了这条宁静沉闷的胡同。
看见我时，她在车上怔了一下。
刹车。下来。说了两句很平常的问话：“你又出差？”“收到我给你写的信没？”
我没有回答她的问话。我按我早已想好的计划，就在那胡同的口上，离她两步远近，说了我父亲的病情。说了我想结婚。说了为了父亲我必须结婚的想法和安排。那时她就站在我的对面，我们中间隔着她那辆可行可止的自行车，看不出她脸上有什么惊讶、不安、愉快或者不愉快。她在开封的电瓶车厂上班，是那厂里的车工。身上制服式样的工装，那种灰蓝的颜色，是可以和黄昏、蓝天融在一起、混为一谈而不分彼此的大同。就那么站了一会儿。就那么闷着想了一会，她对我自然而得体地说道：“我得回去跟我爸妈商量商量。”
也就走了。
推着自行车离开我时，脚步很慢，一直那么推着，再也没有骑上。我在后边盯着她高挑的后影，待她走出十几步时，又追着大声唤道：“我就在这儿等你回话啊！”我不知道那大声的唤叫，是不是一种逼婚。但我知道，我的唤声给她传递了非此即彼、不合便分的清晰的信息。她听到了我的唤话，扭头看了看我，没有点头，也没有说啥，就又那么慢慢走了。像走在一段钢丝的绳上，一样缓慢，一样谨小，一样地在平衡思量着她的一生。
那天的中饭和晚饭，我是合在一起在那叫吹鼓台街的胡同口吃的。是一碗我爱吃的烩面。从买票、排队，到端上一海碗烩面坐在路边的窗口，大约用了三十分钟。而就在这三十分钟之后，她从她家走了出来，在那小馆门前找到了我，默站一会儿涨红着脸说，她爸妈同意我们结婚；并说如果我父亲真的不在了，就把我母亲接到城里一块来住，也好对老人有个照顾。说完，并不等我说句啥儿，她看看左右，就又慢慢地转身走了。好像我在这胡同口“逼婚”的等待，会惹出什么事端一样。再或，是她出来告诉我这个可以结婚的消息，是偷着出来为了安慰我说的假话一样。总之，在那小馆的路边，她慢慢地说了，又急急地走了。可在她走了之后，我再次望着那条胡同，再次望着她的后影时，对她和我人生的感激，忽然觉得如不像《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一样，“跪在广场（城市）的中央，在地上磕头，怀着快乐和幸福的心情去吻那肮脏（城市）的土地”，我就无法说明我对她的感激和对命运的感谢。
她走后，我的泪水莹莹哗哗地流了下来。
就那年，1984年的10月，我们结婚了。
就那年的冬天，我父亲在我们结婚后不久，到底如他预感的一样，苦痛地离开了我们。
情书
文·骆以军台湾作家，祖籍安徽无为，1967年生。著有小说《妻梦狗》《第三个舞者》《月球姓氏》《遣悲怀》《远方》《我未来次子关于我的回忆》《西夏旅馆》《女儿》。
曾获香港《红楼梦》文学奖及“台湾2001—2015长篇小说30强”第
一
名。你我即使这一刻在这房间如此亲爱
我们终因你在某一时点做的选择
得各自转向终于无关的另一种人生了一
那种湿雨中我们身旁经过的其实只是一条人烟稀少上坡石板路
却因那些围墙上的青苔 浓密的树林
整片烟蒙蒙的灰绿
像走过一片墓园道
母亲打着伞 我也打着伞
这是学期的最后一天了
接下来的假期 这个小校园将更空无人烟了
我们走到那警卫亭前 居然里头也没有人了
那警卫亭应是日据时代所建
八角驿亭 碎磨石墙 玻璃窗框还是深绿漆的木框
用非常复杂的支架方式将窗外撑
校园里也是一片灰绿色雨雾笼罩的靠挤在一块的建筑群
和那些大面包树 榄仁 凤凰木 白千层 或椰子树
一片空寂
许多学生早已回去了
通常是那些开着黑头车的父母 还带着司机 或美丽的穿洋装的妹妹
来搬下那些平日就装腔作势家伙宿舍里的一箱箱书或杂物吧
像我这样到车站等了半天
然后和母亲撑伞步行走来学校的
应该是绝无仅有的吧
但我很快在挂着奶突玻璃罩顶灯的穿堂
遇见一群认识的家伙
便走上前加入他们把母亲甩开
不过这群平时在宿舍分看那些猥亵日本女优照片说黄色笑话的家伙
似乎被母亲美丽年轻的仪态吓到
他们变成一种忸怩低声交头接耳的模样“你母亲是个美人啊”二
她说我习惯被背叛
她说 那个T骗了她感情“她不爱我”
她心碎了
她在电话里狂哭
他想说 等等
那是不是就是那段时间 我觉得有小四
像猫走路无声无息闯进我们的秘室
所以那是个小她十六岁的小T？
他安慰她 青春本来就是一种暴力
如同你之于我
她说 我现在觉得这些孩子比我想象的复杂
他们在我面前都表现超爱我
但一转身 他们的世界比我的世界复杂多了
他想
这不是那段时间 你之于我吗
我像声纳故障的核潜艇
迷惑但保持沉静在深海中缓慢穿过那些无光的海沟
我搜寻不到那闯入者的位置
但我知道他隐藏在这水域里
好多次他那么迷乱捧起她洋娃娃般的小肩膀
盯着她欢愉的美丽的脸“告诉我实话 有没有小四？”“没有 没有”她总像即使在睫毛如蝶蛾敛翅 半醒半梦之界 也可以说谎
他想 那些年轻男孩女孩之于她
就像礁岩间亮晶晶的牡蛎
乱七八糟附黏在海藻滑溜凹凸某处
没有一枚是独一无二 非如此不可
但每一枚都吸引无感性时刻的她 本能想把它们剥开
拔下
新鲜 柔软 短暂但此刻那么清晰流晃生命实感的醉人腥味
但那只要有她和他们之中一个
出现了爱情或性（他像盲人只感受一团糊光 并没有任何那会是什么样光景的想象力）
就使他痛苦不已
他不就是要她扮演他的疗愈少女吗
他也不曾把她当成 她的时代 他无能一缕一缕浪费琐碎时间去交换的
他不理解的 她是怎么穿过那一切像马赛克彩色小块小块光雾
她的庸俗而像平板计算机的时代
变成一具光滑的充气娃娃玉体横陈在他面前
但那是什么
在比较衰老的直立猿人的悲哀身形
透过性 和年轻时不一样的性
把窖封在她年轻身体里的千滋百味的一缕芬芳 或电击般的光
剥开 一蓬烟吐出来？
青春像薄薄敷在橡皮暖壶外层的荧光剂
你必须将那内囊翻剥裸露 用手指手掌掏搓下那粉尘的光的幻觉
才将那年轻沾上自己衰皱但其实和婴儿期一样敏感的皮肤
但她实在也太野了
他掌握不到她
问题是
谎言非常像父子骑驴
作为被欺瞒的这方
时光中无法如君王以公开虐杀罪犯身体
宣告“真实”即“爱”
汝对我说谎
即被宣判被剥夺在我的国度中延续活着的时光
恋人间也常以忠实作为这种爱之恩宠的独享或取回
究竟是严丝合缝密不透风的谎言
或是漫不经心处处破绽的即兴乱扯
对这个爱比较不羞辱？
如果
这个恋人
十年 二十年都没被发现
她在你的时光之外
另外像用一副塔罗牌编织了另一座命运交织的城堡
你始终追查不到任一缝隙 钥孔
进入那个被封印的 她不贞的时光
这个谎言 可称之为恶吗
没有造成嫉妒 扭曲的恨意 屈辱
你碰不到那个在倒影世界偷了你的人的暗鬼
这形成背叛吗
或如果（如他和她的状况）
她是他藏在时间法则失效的那格秘密抽屉
他说谎藏着她
而她亦对他说谎
他可有“我和你是共同盖这座谎言城堡的共谋
你却在这座谎言之城的夹层 看不见的楼中楼
又快手偷盖了一座城外之城
另一个界面的故事”的更难以言喻之双重愤怒？
被背叛者通常的愤怒是这样的
为何要将我打落到那样一个多疑者 跟踪者 像没尊严的狗吸鼻子一路嗅闻你犯罪的迹证？
为何是我扮演这个角色？
为何让我活在一个眼前所有事物都是精密安排重组的马赛克瓷砖的“假的世界”
为何不告诉我真相
后来你发觉被背叛的那个哀恸之城
其实是一种随时间投资而愈建愈庞大的“骄傲”
愈层层叠构一砖一柱的她洞穿她的那些烂谎言 假会议 不存在的时间
她便愈不甘心拆毁那座别人眼中怪物般的城寨三
譬如说冒险 探险
和自己陌生的类型接触
累积经验 扩张可供反省的资产
但是常有不确定的风险
像冰锥等在不可知的暗处
不知何时会出现捅你一下
譬如你在犹豫要不要对方接不接受对方时
对方可能把契约关系解除
或者你遇到骗子
或玩家
或扭曲的家伙
习惯性说谎者
我们如何预测较长时间后事物的变化
应无所住
如果不是压抑让自己不会痛苦 不岩壳化
而成为低头专注观察实验室培养皿中菌落变化的工作
不是进入防御体系
我想最可怕的事是被讨厌吧
为何人会出现想占有对方的执念
我曾经历过
把全部力量召唤出来以占有对方的时期
像缴学费般把自己源源不绝流出
后来我也遭遇过 被别人所爱
而我跟不上的阶段
承诺 回赠 力不从心 逃出对方之话语罗网
譬如 丑闻笔记本
那是什么
这是一种相反力劲的学习
被负欠者 爱的受苦者 指控对方毁约或爱的浓度不够
被指责者困扰不已
对被标的钉死的角色（像游乐场里的扮卡通动物傀偶者一样疲惫憎恶那无它种可能的服务人员之职业道德）
不愿被爱的话咒吸干精魂成人皮
问题是
现代人可能只存在于强弱角色之单一选择吗
我不在意你
于是我不会被伤到
这就是强者吗
我怀念那些我曾经无比纯净做梦的时光
那时我尚未服食白色指甲屑般的安眠药
我的女人沉静地在我身旁睡着
有时我起来倒一杯水喝
点一根烟抽
坐在床边回想刚刚那绿光充满的梦
我在想如果女人醒来我要如何跟她描述
我那些和小学三年级孩子无差的梦境
我赤脚走在无人的校园 无人的游乐场 无人的山坡草原
像梵高的麦田群鸦
那些孤寂的白色独角兽 有一只臀部上叮着一只水蛭
小沟玔里的浮萍和后来像玻璃将梦切割的
冰冷的流水四“我的房间有别人进来过了”
突然如此清明
一切的一切
你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你了
那以后
五年 十年 二十年 乃至终老
我不可能再在一种全然相信的时间流河里了
原本我总思考着人为何会困限在固定模式的那几种反应
如果她可以
同时在那（你以为是你一人可以进去的）房间
切换彼此不知对方存在的“不同人的在场”
这是你最好奇之处
那是什么
同时以这副灵魂 这副身世在向不同的爱人打开自己
描述自己
在那个夜晚
女孩匀息熟睡
他突然想蹑足收好背包
穿鞋
就这样离开 轻轻推门出去
让她第二天独自醒来
但他拿着烟坐在浴室地上
思考着这一切
当她不愿说
你永远不会知道 你感受到的那一切
他不像年轻时那样哭泣
但同样觉得迷惑孤独
所以我必须在
即使她在我面前仍那么深情的这个房间里
把属于我在其中的电源拔掉“因为这是不可能了”
我极年轻的时刻
某一次领会
我们可以只活在第二义的世界
如果可以愉悦过完一生
但那时我就选择了
在某间密室里
我只过第一义的时间
它不能模糊 混沌 交叉换手 用广告逻辑造成偷天换日
我坐在那儿抽第二根烟 第三根烟 第四根烟
我们会想象这样的形式
很多年后我们重逢
突然对当年的第三者全不在意
神马都是浮云
然后我们还是发现自己是对方最爱（因为你意识到房间被净空了）
但我完全没有离别的情绪
第二天你醒来时她的脸在你上方美如春花“怎么了”
她知道你知道了
但你们仍微笑 亲密说话
甚至拿那不存在的小三开玩笑
很多年后她会恨你
你为何不争取我 夺回我
她不愿让那个人从描述中显影
于是他即使不在了 也是永远在你们这房间里
你甚至只是想责怪她像宠溺对事物未来藤蔓攀长缺乏想象的天真女儿“啊你为何把门打开？”
依量子力学
那注定是另一个故事了
不是我们在无猜疑的第一意共同描述的那个故事了
所以这个故事匣要被我关掉了
但她还是微笑着
像这是她从前讲给他听的某个趣闻
譬如说“源代码”
那个上士 一次又一次 反复回到那列行驶中的列车
全车的人都已死去
他只是“国防部”利用一种残存脑波的微能量微讯号
用此人的意识当穿入冥界森林的猎狗
他永远只能回去爆炸前的那八分钟
他要在那短瞬即逝的八分钟灭散前
观看 纪录 巡梭
当时在车厢上有那一个可疑的家伙后来放了炸药
一次又一次进行微物之神的探勘
究竟是在哪一个时间点？
每一个在场的人的神情都仔细观察
坐他对面的美女 后座的喜剧演员 查票列车员 不断拿笔电查资料赶去开会的主管
他一次又一次在爆炸中用完那八分钟
回到计算机的源代码系统
这就是我们对我们永远不可能探勘的密室的
时光撬开术
我们不可能知道死去的亲人 不爱你的爱人 对你说谎让那另一人匿踪的美丽的脸
那后面的头颅密室
是否是一列行驶中的火车
在这部电影里
因为他能自由进入那不存在的“发生现场”
他可以阻止（在那些人脑海中）那个毁灭的发生
让整列车进入另一量子宇宙
炸弹的引爆器被拆除
所有人在继续行驶的火车继续活着
或我实时进到你脑中的那房间
在你开门前阻止“因为不可能并行 你一定会失去我”
但那终是不存在的
于是你我即使这一刻在这房间如此亲爱
我们终因你在某一时点做的选择
得各自转向终于无关的另一种人生了五
很多年后
我收到那女孩的来信“我决定原谅你了”“觉得应该跟你说一声 我不恨你了”
我很迷惑
她是谁 我让人恨过吗？
像周星驰“功夫”里包租公
在每次那些留下重要遗言他却无法翻译其中晦涩讯息
焦虑大喊“可不可以请你们以后不要用外国话！！！”
妈的 那是什么意思？
显然在一封闭的 静静无人知晓的时间流里
曾有一个人专注地恨着我“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我高中的时候
我哥儿们的抽屉压着一叠不同制服少女们的情书
我只有别班学长写满错别字脏话的钉孤支约定时间地点
知道的时候 这个恨已经结束了“求求你 能不能请你继续再恨我一阵子 让我至少知道那是什么感觉”“不恨了”是什么意思
恨是什么样的一种纯洁的感情
为什么你让一个人恨你“恨”在这件事上跟“追忆逝水年华”一样
是时间飞矢上才能结晶的冰花（“多少恨” “遗恨传奇” “长恨歌”）
恨意味着一种时间的巨量和翻不了盘的整屉整柜的债务明细“难以言喻”“罄竹难书”
它只剩下一种麻药退掉后用舌去舔那被用铁钳拔掉坚实存在的空洞窟窿
我恨你 因为你让我屈辱 变得不值一文 变捏扁的空汽水罐
像骑楼里被风乱吹的垃圾塑料袋“恨”其实会不会是一种被误解的词
像霍金说 爱因斯坦方程式可能有三种不同的弗里德曼模型
宇宙的三种不同行为方式
一 宇宙扩张的速度足够慢
因此不同星系之间的重力使得宇宙扩张减缓
到最终停止（譬如我房东太太竟然在她临死前对她岁月静好了半世纪的丈夫
我八十岁的房东先生耳语“我恨你”然后安详闭目）
二 宇宙扩张的如此快速
星际之间的重力永远不能使扩张停止（譬如爱在瘟疫蔓延时的阿里萨
或我的朋友小C 她不断换不同类型老少贫富帅丑的男人
但只是不断累积对最初甩掉她 她深深爱过那第一个男人的恨意）
虽然能使扩张减缓一些
三 宇宙扩张的速度快得正好避免塌缩
星系分开的速度会愈来愈小
但是永远不会完全达到零（那就是这个写信给我的女人的“不恨了”“因为懂得 所以慈悲”）
有两个条件
宇宙现在的扩张率和现在的平均密度（我翻译为这一生 存在形貌最大最多可能性的这一生 年轻时以为会是的这一生
麦迪逊之桥
以及 肉体上的每一次哀感的“现在” 发黄的内裤 打鼾的老公 挂网的小孩 每月的水电费）
如果平均密度比某个临界值还大
物质的重力吸引
将成功使宇宙停止扩张下去
并使宇宙塌缩
如果平均密度比临界值小
重力拉力就不足停止宇宙扩张
宇宙将永远扩张下去
第三类弗里德曼模型则是平均密度恰好是临界值
宇宙的扩张将减缓 趋近一个静态的尺度
但永远不会达到静态
你们觉得这像不像在讲“恨”呢？六
其实我一直在做这样的事
只是你没有发现罢了
我曾经像蜂鸟
整个肺囊扁成一张丝手绢
只为了奋力挥翅让时光
如瀑布倒流
所有你怀念的人儿
全倒退走坐回那车站的月台
我曾为了博你一笑
千军万马前玩穿着甲冑放屁
香蕉皮滑倒 或拧那个龙城飞将的鼻头
使百万精忠之师一夕叛变
我曾经推倒绕满整个小学操场的骨牌
它们悲伤躺倒前一个同伴
那漫长的哗哗死亡时刻甚至像午后的一场雨
甚至延伸到楼梯 升旗台 实验室 或后墙外那片
传说有迷路小孩的鬼魂仍在里头打转的整片芒花荡
有一天我发现我肩胛骨后的那对羽翼
终于萎缩成像两朵小白菊
额头的神之印痕愈淡愈像去岁的香灰
我知道所有璀璨所有逾越之贪恋
都要交出珍贵之物以交换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