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秋雨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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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之书(百万畅销经典《山居笔记》更名修订版)试读：
我的文化山河
一一个人，迟早会经历一次极大的恐惧。
不是生老病死，不是瘟疫猖獗，不是盗匪来袭，而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一位美丽的女教师在教室里讲“常识”课。她说：“宇宙没有边际，地球微不足道，即便是它围着转的太阳，也只是银河系中很多恒星中小小的一颗。”“银河系里，大约有多少颗恒星？”一个同学怯生生地问。“三千亿颗。”女教师平静地回答，却把“亿”读成重音。
课堂里“嗬”的一声。“银河系这么大，宇宙里还有别的星系吗？”同学又问。“太多太多星系了。”女教师说。“大概多少？”学生追问。“也以千亿计，至少。”女教师回答。
这么几句问答，使同学们再也不好意思问地球的事。
过了几天，大家从一位男教师那儿得知，微不足道的地球，倒也已经出现了四十多亿年，而人类的出现才三百多万年，不到千分之一，相当于一天二十四小时的最后一分钟。“请记住”，男教师赶紧补充说：“这最后一分钟，是在比喻三百万年。如果要说人类开始创造文明，至多是近一万年里边的事儿，太短促了，匆匆一瞬之间，任何比喻都使不上。”
——这番师生问答，产生在孩子们正在形成世界观、人生观的时候，实在有一种震天动地的恐惧。
但是，孩子毕竟是孩子，很容易转移情绪。身边的快乐、争吵、比赛，立即替代了三千亿、四十亿这些数字。在他们心中，大大的真相变成了故事，小小的游戏变成了真实。
只有一个孩子没有完全转移，那就是我。我不断地研习这些令人恐惧的话题，而且越来越明白，当年老师所说范围还是太小、太浅。也许是老师怕伤害了幼小的心灵，他们没有进一步说明，在宇宙间无数星系的不息运动中，没有一种力量可以保证地球不消失，也没有一种智慧可以判断消失的时间是很远，还是很近。
即使地球暂时不消失，人类也可以轻易陨灭。非洲加蓬发现了二十亿年前的疑似核反应堆，估计运转了五十万年；土耳其的一幅古代地图，似乎只能绘制于宇航之后。越来越多的遗迹让人渐渐相信，在人类产生之前很久，已经出现过不少“史前超文明”，又都一批批陨灭了。那么，怎么证明，现在的人类能够破例长存？
这一切，构成了我世界观的基础：一种彻底看破了周遭功利的宏伟悲观。
但是，这种悲观中的“悲”也被看破了，因为悲喜本是人类的作态。二
当然，在看破一切之后也看破了自己：区区凡胎肉身，无法逃离脆弱生存，唯一能做的事情是打量同类，再打量自己。
我的朋友周涛写过这样一个场面：两只蚂蚁在大地上相遇了，由于矜持互相没理。爬过很久都后悔了，毕竟是同类啊，怎么没有拥抱一下？
我们就是这样的蚂蚁。
我们再渺小，也算拥有了生命。生命，有它的本性。
本性之一是聚集，本性之二是延续。对于智能高于蚂蚁的人类而言，就会因为聚集和延续，呼应前后左右，既自我安慰，又互相安慰。
人类的自我安慰和互相安慰，主要办法是寻找“意义”。生存的意义，生命的意义，聚集的意义，延续的意义……这在早期比较容易，只要有聪明人站出来一说“意义”，大家就相信；一到现代就难了，既然大家从小已经知道了银河系和地球的一点点真相，那就很难再从根本上信任各种“意义”。所以，现代智者特别苦恼，他们必须把知道了的一切当做不知道。用我的话来说，叫做“通过切断思维来捕获意义”。这种情景，就像哈维尔（V.Havel）所说的那样，在汪洋大海中寻找一个“意义的岛屿”。“意义的岛屿”可以让人忘了茫茫大海，忘了惊涛骇浪，产生精神上的安全感，从而居住下来。这，便是文化。
居住在“意义的岛屿”上，极有可能产生纷争，甚至产生对意义的争夺，因此必须把意义层层细分，以便各守其事、各司其职、各耗其身。随之，文化也必须把自己的宏观能力自动缩小，使之越来越专业化、偏执化、琐碎化。结果，很多更狭隘的“意义”就冒出来了。
每一种“意义”一旦成形，都会自我增量，以证明自己存在的理由。例如，个体的意义、群体的意义、家庭的意义、民族的意义、国家的意义、西方价值的意义、东方价值的意义，如此等等。这么多“意义的岛屿”，都在宣称自己的极端重要。但在私底下，真觉得有那么重要吗？又是那个哈维尔说的了，每一个岛屿都会自问是否连接着“海底山脉”。如果有连接，“意义”就让人安心；如果只是“珊瑚礁”，“意义”就要重新更替。按照哈维尔的自述，他从原来东欧国家的意识形态系统中拔身而出，成为捷克总统，就是因为发现了原来“意义”的不可靠。
但是，他找到的新的岛屿，是可靠的吗？怎么证明，它连接着海底山脉？而且，即使连接了，又怎么证明能够抵御海啸？三
海啸和岛屿只是比喻，我们就在比喻中栖息。
偶尔，也会有一些诚实的目光重新提醒我们。例如，老子、庄子、释迦牟尼、爱因斯坦、霍金……
他们的提醒，常常让我们出一身冷汗。回头看世界，人们还在忙着假设各种“意义”，并由此互窥互耗、血火争斗、连篇累牍、纷纷扰扰。一提醒，才发现人们沉溺的“意义”都是假设的，因此也变得稍稍平静。
平静了不一会儿，人们受不了“失重”之苦，便又重新建立“意义”。为了诱使别人加入，也为了说服自己，便把这种“意义”竭力撑大，使虚假更加虚假。
这一来，人类文明史就分出了两大层次：假设层次和真实层次。假设层次在比例上占九成以上，而且一会儿表现为神圣，一会儿表现为壮丽，一会儿表现为强大，一会儿表现为成功，一会儿表现为深刻，一会儿表现为叛逆，都从者如云，烈烈扬扬；真实层次是摆脱假设之后的思维结晶物，很少，却可以看淡一切神圣、壮丽、强大、成功、深刻、叛逆。
在假设层次与真实层次之间，有一个彷徨层次。那里，很多智者在苦恼，在决裂，在求索，在挣扎，在批判……，文化，主要停留在这一层次。在假设层次上也有文化，但往往宣导色彩、痴迷色彩太浓，等级不会太高；在真实层次也有文化，但因为过于透彻、过于达观，失去了苦恼和决裂，往往笔墨疏落、月冷影单。
处于中间彷徨层次的文化，无意中承担着两种不同方向的引导作用：或引向热闹的假设，或引向冷寂的真实。后一种引导很难，因为那要卸除很多东西，也就是要不断做减法，一直减到不能再减。
除非，有了无法抵抗的外力，使人们突然窥得了人类生存的真实，不得不做最彻底的减法。四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把目光拉回到现实人生中来了。
我曾在一本书中表述一个特别的观点：真正结束中国“文革”的，是唐山大地震。中国，突然窥得了人类生存的真实。
也就是说，一场天降的自然灾害，从根子上否决了人为的政治灾害。数十万生灵的刹时陨灭，使原先陷于极左痴迷的中国惊呆了。
各地慌忙驰援，但贫困之极的大地，能拿得出什么？当时还有少数人想把“天灾”引向“人祸”，继续在血泊废墟上闹点政治话题，但绝大多数中国人已经不理他们，而是补了一门有关“生存底线”的“天地之课”。我一直认为，那次大地震后不久“文革”结束，以及后来的改革开放，都是这门最原始课程的延续。
唐山大地震发生时，我正潜逃到家乡的一座山上研读中华文化经典。因地震，我联想到了祖先遇到天灾时创建的“补天”、“填海”、“追日”、“奔月”等等神话，一下子摸到中华文化的“生存底线”。这个过程，我在《中国文脉》一书中曾经写到。
从此，中华文化的“生存底线”，一直盘桓在我心中。
后来，我也以通行的学术方式研究了世界上十四个国家在哲学、美学、艺术学上的种种成就，并写成了好几本书，但很快就转回到了我的学术原点：只从文化人类学、历史地理学的视角，来探询中国文化的生存状态。所有的探询都依附着一条极不安全的生存底线，因此，始终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正是为了这种探询，我在二十几年前便辞去一切职位孤身投入旷野。在这之前，我们被灌输的都是生存意义，而不是生存状态。
由于辞得干净，我走得很远很远。
总有人在路边问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两者关系如何？”
我回答：“没有两者。路，就是书。”
从学术上说，我是从文本文化走向了生态文化。然后，又把文本文化并入了生态文化。
我的生态文化，也可算之为山河文化。我在山河间找路，用短暂的生命贴一贴这颗星球的嶙峋一角。五
一路上写了不少，像《文化苦旅》、《山居笔记》，以及后来整理结集的《寻觅中华》、《摩挲大地》、《行走十五年》等等。但是，让我重新下决心系统汇总的，是另一次地震灾难：五一二汶川大地震。
就像当年的唐山大地震一样，这次大地震又让我们万分惊悚地感知了人类的生存底线。只不过，唐山大地震时中国相当贫困，而汶川大地震时中国已经相当富裕。两次大地震提醒我们：在生存底线面前，贫富荣衰一律平等。
与唐山大地震时不同，汶川大地震之后我立即赶赴了现场。在触目惊心的废墟间，我强烈感受到，当这样的天灾降临，个人、家庭、村落、乡镇几乎都无法自救。若能延续生命、保存文明，必然是互相救助的结果。
这种现场感受使我得出了一个推论：中华文化为什么能成了全人类唯一没有中断和湮灭的古文明？必然与一次次灭顶之灾中的守望相助有关，可惜没有被朝廷史官们记录下来。我得出这个推论，也因为亲眼看到了那些天，全国各地民众自发救援的感人景象。正好我考察过亚洲好几个天灾现场，又去过美国遭遇飓风的一个灾区，救援情况都远不如中国。
由此我想，在自然暴力面前人类确实微不足道，但是，即使毁灭降临，在毁灭前一刻的善良互助，可能成为人类到过地球一次的最终安慰，也可能是人类各个文明之间的最后比赛。为此我当即发表文章说，汶川大地震证明，中华民族很可能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比较像样的族群。我还说，我将把这个想法，作为今后研究中华文化的新起点。
与唐山大地震的时候一样，仍然有一些人不明白“天事”大于“人事”，一心想把“天灾”引向“人祸”，继续在血泊废墟上闹点政治话题。这次，是全世界民众不理他们了。正如台湾学者南方朔先生所说：“这次地震让人痛心，却让中华文化在全世界面前扬眉吐气。”
南方朔先生在这里所说的中华文化，是指在“生存底线”中的善良互助。这种善良互助在平日很可能被掩埋，掩埋得连自己也不知道；一旦大灾降临，却“震”出了集体本性，这便是文化自醒。六
那么，就让我们简单扫描一下中华文化的生存状态。
地球，这个在银河系中几乎找也找不到的小颗粒，十分之七是海洋，十分之三是陆地。在一块块陆地中，最大的一块是欧亚陆地。在这块陆地东边，有一个山隔海围的所在，那就是中国。
中国这地方，东部是大海，西北部是沙漠，从西到西南，则是高原。光这么说还显得平常，因此，必须立即说明，大海是太平洋，沙漠不止一个都很大，而高原则是世界屋脊。那就是说，这是一片被严严实实“封”住了的土地。
在古代，那样的海是无法横渡的，那样的山是没人攀越的，那样的沙漠是难于穿行的。结果，这地方就产生了一种“隔绝机制”。幸亏，它地盘不小，有很多山，很多河，很多平原，很多沼泽。人们安于一隅，傍水而居，男耕女织，春种秋收，这就是多数中国人的生存状态。
这种生存状态又被说成“靠天吃饭”。一个“天”字，就包括了气温、气候、降水量以及与之相关的种种自然灾害。“天”怎么样？从中国最近的五千年来说，开头一直温暖，延续到殷商。西周冷了，到春秋、战国回暖，秦汉也比较暖。三国渐冷，西晋、东晋很冷。南北朝又回暖，暖到隋、唐、五代。北宋后期降温，南宋很冷，近元又暖。明、清两代，都比较冷，直到民国，温度上去一点，也不多。
气候的温度，或多或少也变成了历史的温度。我在《中国历史地理学》（蓝勇著）上找到一幅气温变化曲线图，据注释，此图采自于《中国文化地理》（王会昌著）。这幅曲线图把气温和朝代连在一起，让人联想起一次次无奈迁徙，一次次草衰风狂，一次一次生态战争，一次次荒野开拓，一次次炊烟新起……我对着这幅曲线图，看了很久很久。
我相信，不管说大说小，生态原因都是历史的第一手指。即便从最小的角度看，那一些著名战争的胜败，其实都与历史学家所强调的将士多寡、君主贤愚、帷幄谋略关系不大。根据传说资料，黄帝能够战胜蚩尤，主要是气候原因。说近一点，诸葛亮的最大亮点，便是“借东风”，由预测气候而决定了赤壁之战的胜负。成吉思汗纵横天下，他的谋士耶律楚材也是凭着准确的气候预测而取得了最高信任。他的后代攻日本而未成，完全是因为海上台风。
孟子英明，把成败因素分为“天时”、“地利”、“人和”三项。这就打破了人类封闭的自足系统，重新仰赖于天地的力量。但是，囿于视野极限，他提出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轻重模式。其实，更宏观的结论应该是：“人和不如地利，地利不如天时。”人太渺小，怎么强得过天地？
是天地，给了我们生存基座，因此也给了我们文化基座。
在严严实实的封闭结构中，中华文化拥有三条最大的天地之线，那也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经纬。按照重要程度排列，第一条线是黄河；第二条线是长江；第三条线比较复杂，在前两条的北方，是四百毫米降雨量的分界线，也就是区分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天地之线。
我的文化考察，主要是对这三条天地之线的漫长踩踏。
黄河，我几乎从源头一步步走到了入海口。现在的入海口是山东东营，以前的入海口变化很多，本想一一寻访故河道遗址，未能做到。正是在黄河流域，我找到了黄帝轩辕氏的出生地，并应邀担任了“黄帝国际学术论坛”的主席很多年。我猜测了黄帝、炎帝、蚩尤决战的疆场，然后又在殷墟盘桓了很长时间。当然，花时间最多的是在黄河流域寻找先秦诸子的足迹，并把他们与同龄的印度、希腊、波斯的哲人们进行对比。为了对比，我甚至历险万里去一一考察那些哲人们生存过的土地，分析不同或相同的生态原因。黄河使我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基本性格，以及其中的精英人物有可能达到的思维高度。
由于气候变化，从那个寒冷的西晋时期开始，中华文化随着仓皇的人群一起向南方迁移，向长江迁移。迁移是被迫的、艰难的，但这是天地的指点，不能违逆。
长江也早有自己的文化。与黄河相比，它似乎对宇宙空间有更多的惊惧，更多的疑问，更多的祭拜。于是，从上游三星堆以仿佛外星人的神秘魔力所铸就的青铜的诗，到下游良渚以隆重祭祀所刻凿的白玉的诗，最后都集中到三峡险峻处那位叫屈原的男子的一系列“天问”。屈原在问，长江在问，人类在问。大问者，便是大诗人。自宋代之后，中国的文化、经济中心已从黄河流域转到了长江流域。中心难免人多，因此又有不少人南行。到近代，南方气象渐成，一批推进历史的人物便从珠江边站起。
我要着重说说第三条线，四百毫米降雨量分界线。这条线，让“天”和“地”密切呼应起来。高于四百毫米降雨量的，可以种植农作物；低于四百毫米降雨量的，是草原和沙漠，适合游牧。
有趣的是，这条降雨量的界线，与万里长城多方重叠。可见，万里长城的功用是区分两种文明，让农耕文明不受游牧文明的侵犯。因此，这是天地之力借秦始皇之手画下的一条界线。这样一来，中华文明的三条天地之线，也就成了黄河、长江、长城。
从长城内侧的农耕文明来看，侵犯总是坏事；但是，从长城外侧的游牧文明来看，用马蹄开拓空间，正是自己的文明本性，不应该受到阻拦。于是有战争，于是有长城，于是有一系列奇特的历史。
干燥和湿润发生了摩擦，寒冷和温暖拔出了刀戟，马鞭和牛鞭甩在了一起，草场和庄稼展开了拉锯……
冲突是另一种交融。长城内外的冲突和交融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主题，其重要，远远超过看起来很重要的邦国争逐、朝代更替。我平生走得最多、写得最多的，也恰恰是这些地带。
例如，我反复考察了鲜卑族入关后建立的北魏，发现它不仅保护了汉文化，而且让汉文化具有了马背上的雄风，与印度文化、希腊文化、波斯文化结合，气象大振，使中国终于走向了大唐；我还反复考察了清代康熙皇帝建立的热河行宫，发现它不仅年年让统治集团重温自己的起步生态，而且还让各种生态友善组合，避免冲突；我又考察了敢于穿越长城北漠、沟通千里商贸的晋商故地，明白了中国本来有可能通过空间突破而获得财富，提升生态……我的这些考察所写成的文章，都在海内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基于对长城内外异态文明的兴趣，我渐渐对一切异态文明都产生了向往。只要有机会就会一次次赶去，考察它们的对峙和结亲，并追踪后果。为此，我的孤单的足迹，遍布了云南、广西、贵州、辽宁、黑龙江、吉林、内蒙古，以及我非常喜爱的新疆。按照传统汉族学者的说法，那是边缘地带、边外地带，甚至干脆说是“无文地带”。他们错了，因为最重大的文化现象，都产生于异态对接之中。小文在他们身边，大文在远方旷野。
我的生命起点，出现在长江流域；我的文化基础，倚重于黄河流域。过了很久才发现，我的远年故乡，应该在甘肃武威，也就在四百毫米降雨量分界线外侧。这一来，这三条天地之线，也成了我自己的生命线。
恍然大悟，原来从祖辈开始，就是一队生态流浪者。我怎么会那么决绝地辞职远行到甘肃高原，以“文化苦旅”来延续生态流浪？似乎是冥冥中的安排。七
踏遍了中国文化的一条条天地之线，容易为中华文明产生一点遗憾，那就是对海洋文明的疏离。黄河、长江是农耕文明的杰出代表，长城代表着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隔墙对话”，而海洋文明，则始终未能成为主角。
这一点，一直成为某些自以为获得西方立场的中国评论者的批判热点。他们赞颂古希腊、古罗马的海上战绩，羡慕地理大发现之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的海洋霸权，嘲笑中国对此完全漠然，直至十九世纪在诸多海上侵略者面前屡屡惨败。
这种批判忽视了一个宏观前提：地球不存在一种“全能文化”。任何文化都是特定生态的产物，因此不能作跨生态攀比。中国在封闭环境中埋头耕作，自给自足，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对外远征掳掠。但是对内，却需要对辽阔的黄河、长江流域进行统一治理，以免不同河段间在灌溉和防灾上的互戕。这种农耕生态沉淀成了一种文化心理，追求稳定、统一、保守、集权，即使拥有了郑和这样的航海技术，也无心海洋战略。
是的，中国有太多太多的缺点，但是如果回到本文开头的视野，从远处看地球，却会发现蝼蚁般的人群在不大的星球上实施跨海侵害同类的霸权和战略是多么无聊。相比之下，中国从来没有跨海远征。我想，如果天地有眼，最看不下去的也许是欧洲人十六世纪跨海对天真的印第安文明的毁灭，以及十九世纪跨海用毒品和炮火来侵犯安静的中国。他们后来编制了一些好听的概念，难道就能把这些恶行都洗白了？
我从来不相信那些高谈阔论，只愿意观察山河大地的脸色和眼神。偶然抬头看天，猜测宇宙是否把地球忘了。忘了就好，一旦记得，可不是玩的。
趁还有点时间，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事情是多走走，了解历代祖先各种所作所为的生态理由。当然，说到底，这种了解也是徒劳。但除此之外，还能做什么呢？
在这个过程中，只有一个经验可以奉送同类。那就是：天下万物中，能够做人不容易，不妨开心过完这一生。开心的障碍是重重忧虑和烦恼，但是只要像我这样时时记得地球是怎么回事、人类是怎么回事，那些琐琐碎碎的障碍就会顷刻不见，那些曾经压迫过我们的荣誉、事业、地位也会顷刻不见。于是，整个身心都放下了，轻松了，开心了，再看周边热闹，全都成了表演。看一会儿表演也不错，然后走路。陌生的山河迎面而来又一一退去，行走中的人更能知道生存是什么。
再宏伟的史诗也留不住，只剩下与之相关的无言山河。陆游说：“细雨骑驴入剑门。”剑门是权力地图的千古雄关，但消解它的，只是雨，只是驴。
史诗也会变成文字存之于世，顾炎武说：“常将《汉书》挂牛角。”煌煌汉代，也就这么晃荡在牛角上了。那牛，正走在深秋黄昏的山道间。
陆游、顾炎武他们在旅行中让人间的大事变小、变软、变轻，这颇合我意。历史是山河铸造的，连山河都可以随脚而过，那历史就更不在话下了。
我不能预计地球的寿命、人间的祸福，却希望有更多的人走在路上。八
年轻的行走者们总是希望我能给他们提一些建议，最先该到哪里去。中国该去的地方不少，如果除去那些堆压了很多复杂故事的皇城、经院，偏重于渗透了文化的美丽山河，那我就可以随手写出
二十几个自己比较喜欢的点。大家先走着，以后有机会再补充。我首度建议的名单是——
长江三峡；
黄河壶口；
长白山天池；
安阳殷墟；
三星堆；
曲阜孔林；
都江堰；
泰山；
兵马俑；
万里长城；
高昌故城；
交河故城；
库车千佛洞；敦煌石窟；
云冈石窟；
龙门石窟；
法门寺；
西夏王陵；
杭州西湖；
南京紫金山；
承德避暑山庄；
峨眉山；
黄山；
庐山；
九寨沟；
桂林漓江；
普洱茶山；
黔东南村寨。
写下后数了数，二十八项。
不管世界多么无聊、人生多么短暂，以这样的面貌出现的中国文化实在有点可爱，值得为它来人间一遭。
为了供行走者参考，我把自己过去行走时写的一些文章选编了一下，名为《山河之书》。这个书名，比较符合我上面所说的思路。以前也为同样的目的编过一本《摩挲大地》，不少读者觉得“摩挲”两字太偏，读起来不顺口，我接受他们的意见。
英勇的探险家余纯顺先生在罗布泊沙漠遇难后，人们在他极少的随身遗物中发现了我写的书。这事让我很感动，进一步明白了山河行走者要战胜孤独，只能靠文字互相取暖。我的书一直畅销，可见后起的行走者还是不少。又想起了周涛所写的蚂蚁。我这一只，用文字在泥土上划下淡淡的印痕，给后面的同类一点鼓励。
蚩尤的后代
一中国哪里美女最多？我没有做过认真比较。但是，那次去贵州省雷江县的西江苗寨，实在被一种拥挤的美丽镇住了。那天正好是这里的“吃新节”，夏收刚刚结束，新米已经上灶，大家远远近近走在一起庆祝好年成。长廊上摆着一长溜看不到头的矮桌，村民们坐在两边吃吃喝喝，长廊外面的广场上已经载歌载舞。这本是寻常的村寨节日，但总觉得眼前有一种不寻常的光华在飘浮，定睛一看，那一长溜矮桌边上已经是数不清的美艳笑容，而广场上的歌舞者和观看者更是美不胜收。
西江苗寨很大，一千多户，四五千人，因此这种美丽很成规模。
西江苗寨的女孩子知道自己长得好，以微笑来感激别人欣赏的眼神。她们喜欢这个青山环抱的空间，不愿意让自己的美丽孤零零地到外面去流浪，因此仪态一派平和。与她们相比，外面城市里很多远不如她们美丽的女孩子成天揽镜弄影、装娇扮酷，真是折腾得太烦人了。
不少中原人士未到这些地区之前，总以为少数民族女孩子的美属于山野之美、边远之美、奇冶之美。其实不然，西江苗寨女孩子美得端正朗润，反而更接近中华文明的主流淑女形象。如果不是那套银饰叮当的民族服装，她们似乎刚从长安梨园或扬州豪宅中走出。
这使我惊讶，而更让我惊讶的是，问起她们的家史血缘，她们都会嫣然一笑，说自己是蚩尤的后代。二
实在无法把这番美丽与“蚩尤”这两个字连在一起。
蚩尤是中华文明史上第一轮大战的主要失败者。打败他的，就是我们的共同祖先黄帝。因此，蚩尤成了最早的一个“反面人物”。蚩尤有时又被通指一个部落，那么这个部落也就成了一个“反面族群”。
胜利者在拥有绝对话语权之后，总会尽力把失败了的对手妖魔化。蚩尤就是被妖魔化的第一典型。
妖魔化到什么程度？《龙鱼河图》说，蚩尤和他的兄弟都是“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震天下”。《述异记》说：“蚩尤人身牛蹄，四目六手。”《玄女传》说：“蚩尤变幻多方，征风招雨，吹烟喷雾，黄帝师众大迷。”《志林》说：“蚩尤作大雾弥三日，军人皆惑”……
这些妖魔化的言辞，被《史记正义》、《太平御览》、《广博物志》、《古今注》、《初学记》等重要著作引述，影响广远。
更严重的是，黄帝的史官仓颉在创造文字的时候，用两个贬斥性的文字给这个已经妖魔化了的失败者命名，那就是“蚩尤”。有学者检索了一系列最权威的汉语词典，发现这两个字的含义不外乎悖、逆、惑、谬、乱、异、劣、笨、陋、贱，认为其间浇铸了太多的仇恨和敌意。蚩尤是蒙受文字“恶谥”的第一人。
直到现在，我看到一些最新出版的历史书籍里还把蚩尤说成是远古时代“横行霸道”、“蠢蠢欲动”的力量。虽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却承接了一种横贯数千年的强大舆论。
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祖归宗、确认自己是黄帝子孙的今天，这种千年舆论更加难以动摇。
因此，当我听到西江苗寨的这些女孩子轻轻说出一声“我们是蚩尤的后代”，简直惊心动魄。
她们却在平静地微笑。这种表情，能不能对我们的思维惯性带来一点启发？三
天下的笑容没有年代。那么，就让我们随着这些女孩子的笑容，再一次回到中华文明的起点。
记得我早年在遇到一次家破人亡的大灾难时曾躲避到家乡半山的一个废弃的藏书楼里读书，不合时宜地猜想过黄帝的时代。猜想黄帝必然会随之猜想他的对手炎帝和蚩尤。但奇怪的是，同是军事上的死敌，黄帝的后代愿意把炎帝合称为华夏祖先，自认为“炎黄子孙”，却怎么也不愿意把另一个对手蚩尤也纳入其中。我想，最大的可能是，在那场与蚩尤的战争中，黄帝实在打得太艰难了。
根据一些零零落落的记载，黄帝击败炎帝只是“三战”而已，而后来平定天下也只经历了“五十二战”；但与蚩尤作战，连打“七十一战”仍然无法胜利。黄帝慌了，求告九天玄女：“小子欲万战万胜，万隐万匿，首当从何起？”
这个求告既考虑到了战胜一途，也考虑到了隐匿一途，可见是不大有信心了。据说是九天玄女给黄帝颁下了一道制胜神符，也有一种说法是九天玄女派出“女魃”来改变战场的气候帮助了黄帝，还有一种说法是黄帝最终靠指南车战胜了蚩尤。
总之，这场战争打得惨烈无比、千钧一发。极有可能是蚩尤获胜，那么中华历史就要全面改写。正因为如此，黄帝及其史官必须把蚩尤说成是妖魔，一来可以为黄帝的久攻不克辩解，二来可以把正义拉到自己一边，杜绝后人设想万一蚩尤胜利的另一种前途。
杜绝后人设想万一蚩尤胜利的另一种前途，这个意图很现实，因为蚩尤的部族很大。他是九黎族的首领，九黎族生活在今天山东西南部、江苏北部以及山西、河北、河南的黄河流域，人口众多，当然是诛杀不尽的。因此黄帝只能向他们宣告，他们以前的首领是妖魔，现在应该归附新的统治者。
黄帝这样做并没有错，他采取的是让华夏大地归于统一的必然步骤。如果是由炎帝或蚩尤来统一，也有可能实行差不多的策略。但是，当我们切实地想一想那个戴满恶名的蚩尤的真实下场，仍然未免心动。因为他也是黄河文明的伟大创建者。
我曾经在河南新郑主持过中央电视台直播的黄帝祭祀大典，也曾经到陕西祭拜过黄帝陵。但是，那位蚩尤究竟魂销何方？
据《黄帝内传》记载：“黄帝伐蚩尤，玄女为帝制夔牛鼓八十而一震五百里，连震三千八百里。”这里所说的里程数当然不无夸张，难以定为史实，但那场战争规模极大、地域极广、驰骋极远，则是可以想见的。
蚩尤终于战败，被擒被杀。
据《山海经·大荒南经》及郑玄注，蚩尤被黄帝擒获后戴上了木质刑具桎梏（锁脚的部分叫桎，锁手的部分叫梏），长途示众。
蚩尤被杀后，桎梏被行刑者取下弃之山野。这副桎梏本来已在长途押解中渗满血迹，此刻更是鲜血淋漓。它很快就在弃落的山野间生根了，长成一片枫树，如血似火。
从此开始，更多壮美的传说出现了。
蚩尤倒下的地方，出现了一个湖泊，湖水有血色，又有咸味。宋代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有记：
解州盐泽，方百二十里，久雨，四山之水悉注其中，未尝溢。大旱，未尝涸。卤色正赤，在阪泉之下，俚俗谓之“蚩尤血”。
即便仅仅是一种因巧合而产生的传说，也是气壮山河。
当然，也有学者经过考证，认为长途示众、异地处决的说法并不可靠。《皇览·冢墓记》有记载，“蚩尤冢”在东平郡寿张县阚乡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气出如匹绛帛，民名为“蚩尤旗”。由此开始，连天象学中也有了“蚩尤旗”的名称，特指一种上黄下白的云。《吕氏春秋》中就有这项记录。
有一项关于那场战争的记载更让我心动不已。那天，黄帝的军队包围住蚩尤，把他从马上拉下来，锁上桎梏，蚩尤也就最后一次放开了自己战马的缰绳。这是一员战将与自己真正战友的告别。据《帝王世纪》记载，这个地方从此就有了一个豪壮的地名，叫“绝辔之野”。我曾在台湾的《历史学刊》上读到历史学者宋霖先生就这个地名写下的一段文字。这段文字出现在历史论文中似乎有点突兀，但我非常理解宋霖先生难以压抑的心情。他是这样写的：
绝辔，割断缰绳，一任曾经驮载蚩尤纵横天下的剽悍战马，在溅满鲜血积满尸体的殷红荒原上踽踽踯躅，在铜青色天幕映照下，伴着清冷残血的旷野中长啸悲鸣。
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的第一场大战，就此落幕。
面对着远古的浩荡之气，再严谨的学者也不得不动用浩荡之笔。在那绛红的荒昧天际，历史、传说和文学，还分不清界限。四
我问西江苗寨的两位年轻姑娘：“你们说是蚩尤的后代，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这是一个逗乐的问题，本来不期待回答；而且我想，她们也回答不了。
没想到她们竟然回答了：“打了败仗，一路逃呗。从黄河流域逃到长江流域，再逃到这里。朝廷的官兵在追杀，我们的人越逃越少，就这样啰。”
说完又是一阵笑声。用那么轻松的表情讲述那么残酷的历史，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就进一步问：“正规的史书里可没有记载蚩尤后裔向这里迁徙的确切史实，你们能提供一点证据吗？”“有啊。”她们还是那么快乐，“我们这里有一部传唱的苗族史诗叫《枫树歌》，说我们苗族的祖先姜央就是从枫树中生出来的。我们这里世世代代崇拜枫树，不准砍伐。你知道枫树就是蚩尤的桎梏吗？”
我听了一震，连说“知道”，心中立即浮现出黄河近旁那个由桎梏化为枫树的动人场景。
她们还在说：“朝廷没追上我们，写不出来；苗族没有文字，记不下来。我们只要记住枫树就可以了，那就是历史。”
与她们分手后，我在西江苗寨的石阶路上边走边想：我们所熟悉的文本历史，实在是遗落了太多重要的内容。你看，连中华文明最早的胜利者和失败者的历史，也只留下了一小半。
从影影绰绰的记述中可以看到，蚩尤失败后，他的部属九黎族被黄帝做了一次大范围的整编，大致被分为善、恶两类。“善类”迁移到邹鲁之地，也就是今天山东省的南部，后来这里产生了孔子、孟子；“恶类”被流放到北方，据说与后来的匈奴有关。不管“善类”、“恶类”，都记住了自己是九黎之后，是“黎民”。我们后来习称“黎民百姓”，也与此有关。
由此可知，蚩尤的部属并不都是南逃了，而是有很大一部分被收编进了黄帝的主流文明。而且，黄帝的后裔还与蚩尤的后裔有通婚之举，黄帝的后裔是男方，蚩尤的后裔是女方，可见蚩尤不仅不是妖魔，而且有俊美的基因。黄帝的后裔夏后氏，是后来夏朝的创立者。
但是，蚩尤的部属中，确实也有不屈的一群。他们保持着失败者后裔的傲岸，背负着祭祀先祖的使命，不惜与当权者征战。历史上那个与尧的队伍战斗在丹江的“三苗”部落，就自称是蚩尤的“九黎之后”，这有可能是苗族的祖先。
三苗打不过尧，曾经被尧收编，却又时时反抗，尧就把他们流放到现在敦煌的三危山，这就是《史记·五帝本纪》所记的“迁三苗于三危”。三苗的首领 兜则被流放到崇山，即今天湖南大庸市的西南，已属武陵山区。
后来，禹又与三苗打了一场历时七十天的大仗，三苗大败，从此不见于史册。
不见于史册的族群，活动得更加神秘。苏雪林教授认为，屈原所写的《国殇》，就是在描写祭祀无头的战神蚩尤。我虽然觉得还缺少更多的资料佐证，但想起来也觉得热血沸腾。
这一彪不屈的男女，当然不能见容于任何朝廷。如果真如上文所说，九黎族中果真有一批人被流放到北方汇入了匈奴的行列，那么，长期与匈奴为敌的汉王朝，也许寻找到了自己的对手与蚩尤之间的某种关系，因此更进一步贬斥蚩尤形象，追逐南逃匈奴。南逃匈奴与落脚湖南的三苗有没有会合？我们不知道，但大体可以判断，就在汉代，三苗的一部分人进入了贵州、云南一带。
历史学家章太炎、吕思勉先生曾经认为，古代的三苗未必是现在的苗族。我知道他们也是因为没有找见足够的文字记录。但是，对于一个长期没有文字的族群而言，要找到这种记录实在是太难了。我想，如果章太炎、吕思勉先生到西江苗寨走走，听听代代相传的史诗，看看奉若神明的枫树，也许会改变一点看法。五
当然，更重要的是这里年轻人对于自己祖先的坦然确认。
这等于是确认几千年的沉重恶名，确认几万里的步步落败。
这样的确认也是一种承担，承担多少鄙视和嘲笑，承担多少防范和窥测！
这种确认和承担对他们来说早已是一种代代相续的历史遗嘱。他们不能书之典册、藏之名山，只有一环不缺地确认、一丝不断地承担，才能维持到今天。不管在草泽荒路，还是在血泊沙场，他们都会在紧要时刻念一句：“我们是蚩尤的后代！”“我们是蚩尤的后代！”“我们是蚩尤的后代！”
……
这是无数黑夜的生命密语。他们根本忘了什么是委屈，也不知道需要向什么人为自己的祖先辩护。全部辩护就在这句话里，只是为了自己族群的延续生存。
终于，黑夜过去了，密语已经可以公之于光天化日之下。
经过千年蒸馏，不再有愤恨的印痕，不再有寻仇的火气，不再有诉苦的兴致，不再有抱怨的理由。
完全出乎意料的是，光天化日之下的蚩尤后代居然那么美丽。
几千年的黑夜逃奔不就是为了维持生存吗？最后得到的，不是“维持生存”，而是“美丽生存”。
耳边又响起了那句话，却是用欢快的嗓音歌唱般传来：“我们是蚩尤的后代！”
我想，蚩尤在此刻是大大胜利了，胜利在西江苗寨女孩子的唇齿间。
这种胜利，彻底改变了横亘于全部历史文本之间的胜败逻辑。
她们用美丽回答了一切。六
在离开西江苗寨前，村寨的首领——年纪尚轻的世袭“鼓藏头”唐守成把我引到一个地方，去看从雷公坪上移下来的几片青石古字碑。雷公坪是离村寨十五公里的一处高山坪坝，那里的整个山区被看成是天下电闪雷鸣的发源地，风景绝佳，西江苗族先民曾在那里居住，后来也轮番驻扎过苗族起义军和朝廷兵士。这几片青石古字碑，每个字都近似汉字笔画，细看却全然不识。难道素称无文字的苗族也曾经一度拥有过文字？那又是在什么时代？使用过多少时间？使用范围多大？又为何终于消失？
我弯下腰去，仔细地对比了这些文字与西夏文字的区别，然后继续作各种猜测。如果苗族真的有过文字，那么，也许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能发掘出一大堆比较完整的记述？但是，又有谁能读懂这些记述呢？
我又一次深深地感叹，留在已知历史之外的未知历史实在是太多了。因此，任何一种台面上的文明，即使看上去很显赫，也不要太得意、太自恋、太张狂。现在被过于热闹地称为“国学”的汉族主流文明，也同样如此。
有位当地学人告诉我，这些古字碑曾被一位汉族的前辈学人称之为“孔明碑”，因为据传说诸葛亮“七擒孟获”时曾到过这里。我想，这位前辈学人完全是站在世俗汉人的立场上把诸葛亮可能来过这儿的传说当做了大事，因此连仅留的不可识文字也似乎只有他才能刻写。其实，比之于黄帝及其对手蚩尤的伟大抗争，诸葛亮参与过的三国打斗只是一场没有什么意义和结果的小阵仗而已。蚩尤的后代好不容易在这雷声轰鸣的山谷中找到了一个奇美无比的家园，千万不要让诸葛亮不合时宜地露脸了。那古字碑，一定与他无关。
我说，不要再叫“孔明碑”了，就叫“古字碑”吧。是不是苗文，也不要轻易论定。
正说着，两个只有七八岁的苗族小女孩奔跑到我跟前，一把拉住了我的手。其中一个仰头对我说：“伯伯，我们的老师说，您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人。您能不能告诉我，文化人是做什么的？”
我笑了，心想这么一个大问题该怎么回答呢？我的左手和右手，分别握着这两个小女孩肉乎乎的小手。过了片刻我弯下腰去，说：“听着，文化人做的事情是，热爱全人类和自己的民族，并且因为自己，使它们更美丽。”
我要她们重复一遍。第一遍她们都没有说顺，第二遍都说顺了。
我把手从她们的小手中抽出来，轻轻地拍拍她们的脸，然后与“鼓藏头”告别，踏上了归途。
到了坡上回头一看，西江苗寨已在黄昏的山色中模糊，很快就要找不到它了。
那就赶快记住：西江苗寨，在东经108°10′与北纬26°30′的交会处。
我本是树
一刚上山，枪就响了。
这是岜沙苗寨的火枪手们在欢迎外来客人。
他们怎么知道有外来客人？原来在左边的高山上有一座高及云天的秋千架，年轻人正在荡秋千。其实那是一个自古以来的观察哨，看看有没有外来之敌，顺便也注意一下有没有外来客人。
如果是外来之敌，枪声响处一定有人倒下。我们没有倒下，可见他们在秋千上晃晃悠悠看一眼，就知道我们没有敌意。
这个头开得真好。
枪声响过，火枪手们一下子就出现在我们眼前，都是瘦筋筋、油乌乌的健壮男子，没有笑容，却满脸善意。
看得出他们都很想与外来的客人讲话，似乎又觉得自己的汉语不太流利，便推出这里的一位姑娘来引路。这个姑娘笑眯眯地一站出来，外来的客人们都轻轻地“嗬”了一声。她在容貌上，居然比我曾经描述过的西江苗寨美女们还要漂亮。
我觉得她有点眼熟，一问，原来她曾被深圳华侨城的大型演出集团选为演员，在掌声鲜花中风光过四年。终于熬不过对家乡的思念，回到了这深山老林之中，每天踩着枪手们的枪声，与一棵棵大树对话。
外来客人们都奇怪，见过繁华世界那么长时间的她，又怎么能耐得住这里的寂寞？但一听她对一棵棵大树的深情介绍，就知道她真正的寂寞是在深圳时——车水马龙间，揣想着每一棵树的早晨和夜晚。
尽管姑娘那么漂亮，这个村寨仍然以男性为中心，这一行迎客队伍的主角也还是那一队火枪手。
主角中的主角，则是身材矮小的火枪队长滚元亮。他的表情，很像秦始皇的兵马俑。
听说当年滚元亮即将出世的时候，他的母亲向村寨里一位名叫贾拉牯的“鬼师”询问孩子的情况。鬼师，有点像外地的巫师，但在这里有很高的地位，相当于村寨的精神教主和文化传人。这位鬼师卜过一卦之后就向滚元亮的母亲耳语：“这个崽，附着了先祖姜央卫士的灵魂！”
先祖姜央？不就是从枫树里生出来的吗？而那枫树，不就是蚩尤染血的桎梏变出来的吗？
等到滚元亮一出生，母亲就抱着他到一棵枫树前，拜过，再烧香纸，压石头。他就是“枫树之子”了，立即与蚩尤和姜央接通了血脉。
他长大后很快成了百发百中的神枪手，是村寨中火枪队的首领。
此刻，他正背着枪，把我们领进一条大树密布的山路。二
苗族作为蚩尤的后代不仅崇拜枫树，而且由于千里奔逃总是以树木作为匿身的掩护，因此也崇拜所有的树，以树为神。
岜沙苗寨的村民相信，每一棵树都有灵魂，护佑着每一个人的生命。
火枪队长和那位漂亮姑娘不断地向我们讲着这些话，一开始大家还不大在意，以为只不过是近似原始宗教的自然物崇拜；但听着听着就发现不对了，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惊人的生命哲学。
我很想用最简单的语言把这种生命哲学的实践方式说一说——
这里的孩子一出生，立即由父母亲为他种一棵树。今后，这棵树就与他不离不弃，一起变老。当这个人死了，村人就把这棵树砍下，小心翼翼地取其中段剖成四瓣，保留树皮，裹着遗体埋在密林深处的泥土里，再在上面种一棵树。没有坟头，没有墓碑，只有这么一棵长青的树，象征着生命还在延续。其实不仅仅是象征，遗体很快化作了泥土，实实在在地滋养着碧绿的生命。
因此，这个万木茂盛的山头，虽然看不到一个坟头、一块墓碑，却是一个巨大的陵园。但转念一想又不是，因为这里找不到生命的终点。似乎是终点了，定睛一看，怎么又变成了起点？只觉得代代祖辈都聚合在这里了，每一位不管年纪多老都浑身滋润、生气勃勃。
这里没有丝毫悲哀，甚至也没有悼念。抬头一望哪棵树长得高，身边的老人就微笑着说一声：“那是小虎他爷爷，壮实着呢。”
又见到一棵老树挂满了藤花，有人说了：“他呀，历来有女人缘，四代了，年年挂最多的花。”
这里有一棵新树还不大精神，一位火枪手向我介绍：“这是哥们儿，两个月前喝醉了再也不理大家了，现在还没有醒透呢。”
面对前方那棵古树，陪着我们的火枪手停止了说笑。原来那是这个部落世袭苗王滚内拉的生命树，也是这个山头最尊贵的神树。火枪手们用苗语恭敬地称它为“杜霞冕”。
反正，不管尊卑长幼，全都在这个山头盘根错节地活在一起了。这儿的家谱总是沾满了露水，这里的村史总是环绕着鸟鸣。村寨里的哪一个人遇到了忧愁或是喜乐，只要在树丛中一站，立即成了祖祖辈辈的事、家家户户的事。这里是村寨的延伸，也可以反过来说，村寨从这里生成。
现在，世界各国的智者面对地球的生态危机都在重新思考与自然的关系，但在这里恰恰没有这种关系。人即是树，树即是人，全然一体，何来关系？
这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死观念。既然灵魂与躯体都与树林山川全然一体了，那又何来生死？陶渊明所说的“托体同山阿”，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我也算是一个走遍世界的人了，却实在想不出世上还有哪一种生死仪式，优于这里让人与树紧相交融的生命流程。在别的地方，“虽死犹生”、“万古长青”、“生生不息”是一种夸饰的美言，但在这里却是事实。“生也一棵树，死也一棵树。”这么朴素的想法和做法，是对人类生命本质的突破性发言。世上那么多宗教团体和学术机构从古至今都在研究生命的奥秘，现在我抬头仰望，这个山头的冲天大树，正与远处那些暮色中的教堂、日光下的穹顶、云霞中的学府，遥相呼应。
比来比去，还是这儿最为透彻，透彻到了简明。
因此，我要告诉全世界的生命思考者：这个苗寨，在中国贵州省从江县，贵阳东南方向四百公里，贴近广西。三
很多年前北京造一座纪念堂，这里有一棵老香樟树被征。全寨民众听说后，都长时间地跪在这棵老树前，隆重祭拜。砍伐那天，没有一个村民在场。北京方面得知这个情景十分震惊，立即拨款在老树原先生长处建造纪念亭，把树根当做神明供奉至今。
一棵树，在别处看来只是一段木料，但在这里不是。这正像甲骨文不是一堆骨料，万里长城不是一堆砖料。
那树根龙飞凤舞，又凝敛成一派尊严。我端身鞠躬，向它深深致敬。然后，收拾心情，放松脚步，随着火枪手们走回村寨。
路边的屋里屋外，有一些妇女在埋头织绣。在一个场地上，有两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子在剃头。这似乎很寻常，我小时候在家乡也经常看到类似的景象，但火枪手提醒我了——这一剃，小伙子算是成年人了。
原来，这也算是这里的成年礼。我走近前去，不禁大吃一惊：剃头用的剃刀，居然与割草打柴的镰刀一模一样！显然仔细磨过，头顶四周的头发早已剃得干干净净，露出了青青的头皮。四周剃净了，便突显出了头顶发髻。发髻丰茂，盘束在一起，被村民称为“青山树林”。
我笑了，心想，用镰刀割去乱草，把大树种上头顶，这就是这里的成年礼。
成年了就要恋爱。这里的风俗是由女孩子主动求爱，怪不得这些火枪手走起路来那么威风，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挂着好几个女孩子赠送的相思带呢。真正的定情仪式，是在刚才发现我们的秋千架上。女孩子们在参天古木间荡着秋千，漂漂亮亮地在小伙子们的仰望中施展出百般身段、千般妩媚。她们有时也抬头娇声叫一句“有客人进村”，现今这个观察哨的主要功用是观察脚下的人群。终于见到了意中人，便美目专注不再放过，而摆荡秋千的姿态则愈加飘逸、愈加高远。
目光和目光的对视是确定无疑的信息，女孩子快速地跳下了秋千，或者那个小伙子也爬上相邻的秋千呼应着荡上一阵，再一起跳下，便手挽着手走进树林。
树林中，一棵高大的马尾松紧紧地拥抱着一棵柔俏的杨梅树。历来村寨里的年轻情人都会让这两棵树为自己证婚。
你看，一切的一切，都离不开树。
这下我更加理解那位告别繁华都市回来的姑娘了。熙熙攘攘的街市间当然也能找到爱恋，但是，哪里找得到可以施展百般身段、千般妩媚的秋千架？哪里找得到树林间那两棵紧紧拥抱在一起的“证婚树”？
是树林的仪式，决定了人生的仪式。若你曾经与这种仪式长在一起，走得再远也会回来。
回来了，在这普天之下最洁净的山岚间吐出一口浊气，然后自语一声：“我本是树。”
这话语，过去听来觉得原始和天真，现在听来，却蕴涵着一种后现代的浩茫探询。
西域喀什
一一个中国古代文人不管漂泊何处，晚年最大的向往就是回归故乡。这事到了近代那些具有世界历史视野的学者那里就不一样了，他们会以一生的学养把时间和空间浓缩，然后拄着拐杖站在书房的窗口看着远方。他们在想：如果生命能够重来一次，我最希望投生何处？
我很想知道几位大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排在第一的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因为正是他洋洋洒洒的著作，最早让我了解了世界各地的不同历史形态。
但是，他已经去世三十多年，似乎并没有留下这方面的答案。我，只能在他的著作中猜测。猜测了几处，都没有把握。
终于，我突然知道，他曾经在一次对话中，留下了答案。
他说，如果生命能够重来一次，他希望生活在中国古代的西域。因为，那是一个文化会聚的福地。
他所说的西域，是指中国新疆塔里木河、叶尔羌河一带。二
我每次去新疆，总会想起汤因比的选择。
西域，这是一个伟大的地名。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是这位帝王，也是整个汉代对世界历史的杰出贡献。从此，人类各大文明在那里发生了最大规模的汇集、交流和融合。
本来，无论是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巴比伦文明、阿拉伯文明，还是再远一点的埃及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等等，都自成规模、自享尊荣，很难放得下架子来与其他文明主动融合，除非用战争的方式来收纳别人。因此，各大文明都在万分警惕地防范着来自别处的铁骑战火。但是，商品流通的诱惑太大了，旅行者口中的描述太吸引人了，因此，彼此都悄悄地产生了一种不约而同的渴望：要找一个地方，展开各大文明之间的非战争交往。
这个地方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必须是一个地广人稀的所在，离各大文明的首府都比较遥远，使谁也感受不到威胁；二，所有的旅行团队最想靠近的那个文明，有一种让大家放心的文化宽容精神。
能够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地方，在古代世界的地面上只有一个，那就是西域。于是，在天山、昆仑山和塔里木盆地之间的茫茫大漠，终于成了各大文明沟通的巨大平台。看似最缺少文化的地方，变成了最热闹的文化集市。旷野大风、霜雪千里，消除了每种文明身上原有的杀伐气、暴戾气；驼铃沙海、枯枝夕阳，增添了每个旅行者对人性、友情的饥渴。因此，一场场古代的世博会、交易会、嘉年华，不断地在西域开幕又闭幕，闭幕又开幕。
这么一想，觉得汤因比对那里的选择，实在很有道理。
我为了考察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的早期交往史，曾经历险走遍了西域以西的很大地域。张骞、甘英、法显、玄奘、马可·波罗和丝绸之路上的商人们走向西域或走出西域的漫漫长路，我几乎都走到了。汤因比只能把西域之行寄之于来生，我却在此生一次次抵达，一次次流连，想起来真有点奢侈。这些年来，国境之外的南亚、中亚之路越来越不平静，我没有找到再度历险的机会，因此只能一再重访新疆。每次去，都会领受汉代的风雪、唐代的脚印，不由得心胸疏朗、步履庄重。
古代由西域通向整个亚洲腹地，有北疆的草原之路和南疆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又分南、北两路，然后在一个地方汇合，翻越帕米尔高原而去。两条丝绸之路的汇合处，是西域开发最早的城郭叫“疏勒”，也就是现在中国最西的城市喀什，又叫喀什噶尔。
这是历来所有的旅行家、探险家、行脚僧、商贸者都必须停步的地方。不管是出去还是进来，都已经承受过严酷的生死考验，而前面，可能是帕米尔，也可能是塔克拉玛干，考验更大。因此，要在这里收拾一下好不容易捡回来的一条命，然后重新豁命前行。
对很多人来说，这里是生命的最后一站；对另一些人来说，这又是豪迈壮行的新起点。不管是终点还是起点，都是英雄们泼酒祭奠之处。喀什的每一寸空气，都熔铸过男子汉低哑的喉音。
世界在这里渴望着被一次次走通，而高原在这里却显得寸步难行。一位高大的当地汉子在昆仑山脚下对我说：“在这里，地远路险，从有些村子到乡里去，骑毛驴也要走七天。一个妻子最高的愿望是去一趟县城，丈夫不让，说这么漂亮的女人走那么久，怎么还回得来？几十年后丈夫去世，妻子也走不动了。”
但是，这些妻子和丈夫都看到了，总有一些人从他们村边走过。是去乡里吗？是去县城吗？难道，还有更远的地方？
最近，我和妻子又一次去了喀什。一路上饱满的感觉无与伦比，我只想重复多年前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你想研究的历史不是一般的历史而是“大历史”，如果你想从事的文学不是一般的文学而是“大文学”，那么，请务必多去西域，多去新疆，多去喀什。三
两千多年前张骞通西域的时候，已经发现喀什有非常像样的商贸市场。后来，出任汉朝“西域都护”的班超，又曾把这里当做安定西域的大本营，他自己一住就是十几年。
班超在这里的时候，当地民众在精神文化上还停留于萨满巫术的原始自然宗教。但是，就在班超走后不久，一件重大的文化事件把这里裹卷进去了：印度的佛教开始向中国大规模传播，这里成了一条最主要的走廊。
对于佛教东传这件事，我一直认为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个特大事件。原因是，作为被传入一方的中国大地，自从诸子百家之后已经实现了超浓度的精神自足，似乎一切思维缝隙都已填满，怎么可能如此虔诚地接受万里关山之外一种全然陌生的文明呢？但是，由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的双向高贵，又痛又痒的防范心理居然被一步步克服。首感痛痒的地方，应该就在喀什。首度克服的地方，应该也在喀什。
磨合了两百年，到了公元四世纪，这儿已经成了一个佛教繁盛之地，留下的古迹和事迹都很多。例如，那位在中国佛教史上贡献堪比玄奘的鸠摩罗什，就曾在十二岁时到这里学习小乘佛教长达两年，后来也在这里，遇到了精通大乘佛教的来自莎车的王子参军兄弟二人，开始转向大乘佛教，并终生传习。而莎车，现在也属喀什地区。尽管喀什的佛教主流一直是小乘，鸠摩罗什不得不离开，但这儿是他的精神转型地。
在鸠摩罗什之后不久，法显西行取经也经过这里，惊叹这里的法会隆重。后来玄奘取经回来时经卷落水破损，也曾在这里停留一段时间补抄。
在公元九世纪至十三世纪的喀喇汗王朝时期，喀什表现了很高的文化创造能力，向世界贡献了第一部用纯粹回鹘文写成的长篇叙事诗《福乐智慧》和精心巨著《突厥语大词典》。这是两部极重要的维吾尔文化经典，跟着它们，还有不少优秀的著作产生。喀什，因创建经典而闪现出神圣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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