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完颜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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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官场生态(谷臻小简·AI导读版)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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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颜绍元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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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bookdna.cn目 录1. 第一章 早春二月话劝农2. 第二章 以德治国的历史书写3. 第三章 “下情上达”治天下4. 第四章 舆论监督广开言路5. 第五章 民意评官轶闻多6. 第六章 上访和截访的博弈7. 第七章 政务公开，布告天下8. 第八章 漫说古代的医疗保障9. 第九章 官民同乐过佳节10. 第十章 社保资产从严管理11. 第十一章 官办工程面面观12. 第十二章 吃灾图财岂顾殃13. 第十三章 打黑除恶记14. 第十四章 文化市场扫黄打非15. 第十五章 商业贿赂案历史纪实16. 第十六章 行业垄断效益好17. 第十七章 证券交易风生水起18. 第十八章 朝晖夕阴国资金融19. 第十九章 “讼托”利益链20. 第二十章 论行政执法21. 第二十一章 罚没经济的来龙去脉22. 第二十二章 还原古代动拆迁23. 第二十三章 群体性事件透视24. 第二十四章 从凉州“桥塌塌”说起25. 第二十五章 熊熊大火问谁责26. 第二十六章 那些年一起追过的“大师”第一章 早春二月话劝农“中央一号文件”
劝农机制首先以社稷、迎气、郊天、祈雨等一系列祭祀礼仪为精神层面上的支撑，其中影响最显著的是每年早春择日祭享先农，以及与此配套的皇帝亲耕礼。每年早春举行亲耕仪式的同时，中央还要向全国发布大办农业的文件，通称“劝农诏”。现存史料记载中最早的劝农诏是《汉书》卷4中记的，西汉文帝二年正月十五日颁发的。“自后岁首必下此诏”，即从此以后年年将劝农列为“中央一号文件”。设劝农职官
天子亲耕、诏令口谕以外，向臣民传递国家重农信息的还有自上而下的专职劝农系统。乡村干部的职责
再往下，劝农体系还深入到乡里制度的结构和运行中。汉代，各乡里都设置若干勤于农事的生产能手为不脱产的乡村干部，通称“力田”。敬农扶农赐爵荣身
发展农业的主体是农民。农民人数的多寡、从业条件的好坏以及生产热情的高低，无不至关重要，所以不少朝代都有提高农民政治地位的一些政策措施，引导全社会养成以农为荣、敬农扶农的价值观念。政策中实施最多且特具象征意义的是加赐爵级。县政“第一要务”
举力田出身，授老农顶戴，说到底都是一种表示重视农民利益和农业生产的姿态，至于兴农目标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实现，除了田制、赋税、水利等其他相关环节的配套外，跟国家重农政策的贯彻力度相关甚大。故许多朝代都把劝课农桑作为各级地方政府“第一要务”，并使之体现于对第一把手的政绩考核。春耕时节下乡去
作风踏实的领导，当然不会止于一般地发发文件或面上的动员宣传。像召信臣这样“出入阡陌，躬耕劝农”的领导，在汉魏时期还有不少，有的尚能以行家资格作示范指导。何不潇洒走一回
自宋代起定为制度的领导下乡劝农，起初多少还算是一种行为艺术，后来便演绎成了春日郊游。第二章 以德治国的历史书写崇德治尚教化
教化就是以德治国。历经贾谊、董仲舒等几代思想家的缜密论证，为政必崇德治，德治必尚教化，成为历代推行教化政策的思想通识。
儒家认为教化不能诉诸政治强力，要想让民众乐意接受教化，就必须按照天性进行。表率天下，以德化民
至于教化如何推行，贾谊认为首先应该是最高领导为干部作出表率，干部再为群众作出表率。“三老，众民之师也”
虽历代都把实施教化规定为地方官员和有关部门的行政职责，但实际发挥“率示”作用及具体执掌教化事务的主体，是国家认定的三老、里正、耆民、生员等基层社会的领袖人物。
三老是汉代在县乡两级设置的掌管教化的职称。每乡举一有德行有威望的老人为乡三老，再从乡三老中选一人为县三老。三老没有政府编制，不食俸禄，但可免除徭役。其工作是随时对民众进行道德教育，上报和表彰各类好人好事。“圣谕”大家学
历代教化制度和具体形式各有特点，其中继承性较强的有：首先是宣谕教民。感动中国的人物
第二种形式就是旌善昭忠。古代的“文明公约”
再有一种就是公规乡约。第三章 “下情上达”治天下通达民情为扼要
秦朝的倏兴倏灭，正是朱元璋所谓“皆由上下之情不通故也”的典型案例。往后，随着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体制坚固不拔，牢牢掌控下情上达也愈益成为欲做“明君”之当国者的共识。气象粮价定期奏报
奏报雨泽制度的重申，使得不少地方官养成了随时记录气象信息的职业习惯。多方了解社情民意
地方官员入觐述职、考满听选，或升转迁调、陛辞请训，也都是中央职能部门乃至最高当局当面了解社情民意的机会，有些朝代对此有具体规定。筛选信息趋利避害
然而，地方申报、陛见奏对、遣使下访等各种获取下情信息的常规渠道，并非设计时所期望的那样流畅通达。在一个如此广阔的疆土上维持一个大一统的高度集权的大帝国，整个治理网络的多层级和多环节乃必不可免。层级与环节之间的差别，就是彼此的利益差异甚至相互冲突所在。各自都想在利益博弈中占据有利地位，所以趋利避害原则的普遍实施也就必不可免。瞒灾所为何
灾害祸难既然已经发生，地方官员为什么要百般隐瞒呢？灾荒史专家康沛竹认为缘由有：
一、为了规避责任
二、为了经济利益
三、为了自身升迁另辟蹊径求通达
君主深知下情上瞒无可避免，但仍旧希望更多掌握真相的话，还会借助郊祀、祈谷、阅工、视学、行幸、出巡，乃至简从微行等各种方式，走出深宫实地考察。此外，历代君主还多有在行政、监察等常规机制外另辟下情上达路径的，就是鼓励民众直接向中央反映情况。不乐闻与被蒙蔽
换一个角度看，古代的下情民意之所以难以如实上达，除了地方官员的隐瞒、各级机构的梗阻外，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呢？对这个问题，历史学家邓小南多有深刻的揭述，引录一二。
在众多消息之中，地方官员所选择“上传”的内容，取决于他们对朝廷态度的揣摩。朝廷所“乐闻”的，州县会踊跃向上报告，甚至不惜捏造。而“朝廷或不乐闻”的讯息，通常被善于领悟上峰精神的官员们冰冻尘封起来。
邓小南又指出：“帝王希望下情得以上达，希望了解普天之下的世事民情；但这种‘希望’从根本上说，来自统治臣民的愿望，其注意的重点在于了解臣民是否顺服。正因为如此，这种‘希望’必然是有其限度的：在看来不影响其统治的前提下，帝王们［并］不希望面对使他们难办、难堪的实情。”“面对实际情形可能的尴尬”。第四章 舆论监督广开言路“无所不言”的两宋台谏
古代的舆论监督可以分为庙堂内和社会上两个层面。庙堂上的舆论监督，即言官制度，也称谏议制度或言谏制度。纵向看，言官制度滥觞于周，定形于秦，到隋唐时已发展成中枢建制必备的“硬件”。
宋代，言官制又有创新，就是把原先分属中书、门下等不同部门的言官们集中起来，专门设置了一个有单位公章、有独立办公场所的谏院。利玛窦眼中的明代言官
明朝原先也有谏院，后来被朱元璋废除，另设直属皇帝领导的六科为规谏封驳机构，同时主管干部风纪监察的都察院也有言谏职能。侨居大明帝国近三十年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也赞美言官们常能有效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乡校清议，源远流长
社会上的舆论监督，即庶人之议，主要是“士人清议”。士人就是不在官位的知识分子；清议就是对时事人物的评议，亦作公众批评解。士人以学校为学习游艺场所，故古代的学校，既为一方教育文化中心，又是清议的集散之地，颇似后世的伦敦海德公园。两汉太学的话语权
地方的清议中心是郡学乡校，京师的清议中心则是全国最高学府——太学。太学清议的内容，最初也是同各地的士论乡议相呼应，以定期聚会评论时事人物为主，借此臧否各州郡的察举考选和地方政治。往后，因外戚宦官把持中央，朝政日趋昏暗，太学清议的重点也随之转换为对朝政和当道人物的直接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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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以后，太学清议的新一波高峰出现在宋代。宋室南渡后，外侮日甚，国事日非，太学倡导外抗强敌、内除权奸的舆论始终蓬勃，被大家称为“有发头陀寺，无官御史台”，可见已经树立起公众批评中心的形象。“天下君子以清议归于东林”
明代的国子监几无清议。但成化、弘治年间，民营书院逐渐兴起，迄嘉靖而达极盛。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的东林书院，当时的东林已经可称为公众批评的策源地了。闲话民谣皆心声
回看历史，大凡言谏机制发挥作用的时期，往往也就是公众批评蓬勃活跃的年代，大概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导向作用和生态环境，反过来后者又为前者提供了运作资源和群众基础。此两种舆论的对应和转换关系，或还可以通过庶人议政的其他表述形式作多侧面的观照。
如闲话，即私下议论。又如谣谚，即顺口溜。明代，编谣嘲官是许多地方的习俗。明清“潮人”如何发帖
榜贴，亦名揭帖、私揭。迄明代，随着城市化推进、市民意识增强和民众识字率的提高，揭帖逐渐成为谣谚之外又一种重要的公众舆论手段。
本质上讲，各种形式的公众舆论监督，基本上都是依附国家权力的言论表达，大体不出政府“广开言路”的容忍范围。但即使如此，从维系王朝体制的效能上讲，仍然不失为行政监督、审计监督、司法监督和言官监督等层层制约以外的最后一道屏障。第五章 民意评官轶闻多郦道元如何被免职
北魏的民意评官宜称制度化。撰注《水经》的著名学者郦道元，在任东荆州刺史时，“威猛为治”，当地民众向中央指责他施政苛刻严酷，结果被就地免职。父老好评官运通
唐朝建国后，十分重视发挥基层民意代表——耆老的作用，通过授予他们选贤举能和评论官员优劣的职责，使之发挥约束官吏的独特功能，借此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北宋的民意评官比唐代更为活跃，甚或达到“酷评”程度。《宋史》卷344记，稍前又有一位知登州马默，除弊改良，颇得民心。及其离任，由苏轼来接替时，父老迎于道路，开门见山告诫苏轼：“公为政爱民，得如马使君乎。”得民意者留任有望
在专制国家的大体制下，民意评官要想得到良好发展，特别是在指摘违失、纠弹官邪方面得到突破，根本不可能。所以凡是遵循体制认可程序进行的民意评官，大多是颂扬循吏德政，并且逐渐演绎为地方官员利用民意评官争取秩满留任的有效手段，这就是前面已提出的每当官员将离任时出现的“举留”。举留现象在五代后期已经很常见了。受人操纵的举留团
当官的能被士民举留好处多多，有心钻营者自不乏人，前述赵抃对荆南士民诣阙举留王逵的怀疑就是一例。但总体上看，这种现象到南宋时才凸显出来。
在官员多、职位少的矛盾愈益紧张的南宋，举留过多而滥，这势必对本来就已经不易维持的官员轮流上岗制度造成新的干扰和冲击。明代举留升官记
纵观历史，有明一代，特别是明代前期，宜称民意评官最为活跃的时段。其正面性评议的基本标志还是为在职者举留、为去任者立碑两途，此为唐宋以来的传统。但是基层民众举留热忱之高，举留对任职考核影响之大，以及守令任命中举留比例之众，都是前朝所无可相比的。此外，当时在举留状上列名的人数也常达到“雷人”的规模。
在吏治相对清明的明代前期，新官旧任，哪个贤明，哪个不肖，谁留下，谁走人，居然也常常由民意说了算。巡按反靠民众洗冤
民意评官至关仕途的另一类表现是，许多因违纪犯过以连坐制度等缘故受惩处的官员，全靠民众好评被解除处分。官员被人冤枉陷害，最终靠民意声援而得辩诬洗雪，亦是明代民意评官的一大亮点。评官传统的衰微
清代与此前历代相比，最显著的区别之一就是政府对舆论的绝对控制，体制外的评政尚且不许，遑论草民对官员任命去留的过问。随着大清帝国的日益巩固，代代相传的民意评官传统逐渐式微，首先便是士民举留的取消。第六章 上访和截访的博弈朱元璋鼓励民告官
赴京陈告不同于狭义的京控，多是基层民众因地方吏治不良、违法失政而直接向中央举报申诉，简言之就是“上访”。
朱元璋对民众赴京陈告的重视与提倡，更甚于以往历代君主。历代的赴京陈告程序和相关制度互有沿袭改易，指定的受告部门也不一样。直达金銮殿的快通道
指定受理上访部门以外，许多朝代还存在诣阙、拦舆、挝鼓等直达金銮殿的快通道。“上达下情，治功最切”
嘉庆帝御制中央地方各级衙门官箴，也为登闻鼓厅写了一篇：“登闻鼓厅，事期明彻，覆盆莫伸，立予昭雪。上达下情，治功最切。”
挝鼓与叩阍、拦舆相比是合法性最高的直快通道，所以相关的限制也多。嘉庆帝的困惑
其实囿于派专使出京查办成本太高等缘故，中央对于各地民众的越级上访上诉，绝大多数也只能发还各省自行处理，自然也走不出层层批转、官官相护的老道。这个让老百姓绕来绕去绕不出头的怪圈，连嘉庆皇帝也坦陈：“民人既经到京陈控，自不得不彻底究办”，唯“控案繁多，又安能一一派员前往？”故不得不敕下各督抚转饬所属，“而一经发交该省，该督抚等非袒庇属员，即瞻徇前任，往往以诬告审结”。明太祖严惩截访
有些官吏应对民众赴京尚有更主动的措施，就是对赴京者实行围追堵截，使之无法达到目的，简称截访。
来自社会底层的朱元璋深知截访对于下情上达的严重危害，所以他在鼓励民众赴京陈告的同时，又颁布防范和惩治截访的相关制度。度身定做的杀手锏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清代法律在认可人民拥有上诉、上访权利的同时，又有不许刁民“假地方公事聚众联谋、约会抗粮、聚钱构讼”，以及“代人捏写本状、教唆扛帮赴京”等罪名和刑罚，简直就像是为阻挠赴京陈告的准备过程度身定做似的，结果这些罪名都成了地方官截访的杀手锏。令官府挠头的“讼户”
讲透了，是皇权与官僚的博弈。皇权不仅需要通过下情上达的管道掌握信息，也需要借助民众来加强对官僚的监督与控制，但同时又得防止刁民、奸人趁机纠众滋事，挟制官府，扰乱统治秩序。这个制衡把握起来很不容易，官昏民刁，一头多压一点，另一头就会翘起来，或许这也是体制性尴尬吧。第七章 政务公开，布告天下施政纲要定时颁布
远自秦汉乃至更早，历代都有明堂布政的制度，就是最高当局根据时节运行、物候变化的法则，面向全国臣民发布指导各项工作和行为的施政纲要，以此实现顺时行化、合和天人、长治久安的宏伟目标。这种施政纲要每个月要更新一次，通称“月令”。雍正帝发动大辩论
常规性的施政纲要之外，其他各种即时性的国之大政或重要事件，乃至上层斗争结果、重大案件处理等，也要随时告知人民。有时候，甚至连内部文件触及时亦不得不闪烁其词、语焉不详的“防扩散材料”，也照样公布于众。
清史上著名的“曾静投书逆案”，照历史学者钱伯城的讲法就是“雍正帝亲自出马，发动并领导了一次全国性的关于政权问题的大辩论”。“透明度”的裁定
拥有历史经验的统治者知道，让民众在一定程度上了解政府想要做什么，正在做什么，准备怎样做，同时也在一定范围内听取并应对民众的反馈与要求，不但有利于政策推行和政令实施，而且还有助于降低治理成本。
倘若不幸遇上外敌入侵或内部反叛，政府陷入统治危机，这种求助于民诉之于民的公示便会迅速增加，“透明度”也会愈加提升。总而言之，是否公开，何时公开，公开哪些内容，公开到何等程度，支点都是利益的考量。人事公开，以民察官
进一步看，一定程度上的政务公开还能发挥“以民察官”的监督作用。人事公开一类，有助于去除壅蔽、沟通上下，提升中央对编制与人事活动的管控。蠲放恩诏举国“喜大普奔”
盖历代相沿的传统，凡通报这些皇室家事的政府文告，按例多包含有体现“皇恩浩荡”的恩赦条文，所以这类布告通常又被称为“赦书”或“恩诏”、“德音”。恩赦的内容可以涉及多个方面，直接关联千家万户切身利益的是减轻或免除由民众负担的徭役赋税。
蠲放恩诏照例多是面向全国人民的“喜大普奔”。恩赦的另一大主题是减免罪刑。经常化地赦免各类犯罪行为，是中国古代司法的一大特色。利好消息传达不力
广大民众以利益攸关之故，莫不希望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得“中央文件”的准确传达。然而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历史上像这一类政务公开在效率上往往是很不给力的。赋税细则“晓谕百姓”
诏书诰令之外，其他各中央部门，特别是直接与民众打交道的地方政府，都负有根据需要即时公开各自所管政务的职责，运作方式也是“所属监司印给，榜要会处”。
比较而言，民众最为关心的首先在赋税征收方面，因此这也是历代政务公开的重点所在。慈善事业晒晒账
除了赋税，其他如编审均徭、借仓还谷、学田善堂、抚恤赈济等与民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施政行为，按规定皆须透明化。
有一部《敬简堂学治杂录》，作者戴杰，清代同光年间知山东陵县在任六年期间各种公牍文稿的汇编。彼时该县有不少以官方拨款民间捐资形式举办的文教公益事业，而所拟管理办法则有“出入帐目，立簿存记，年终将收支总数榜示讲堂，总期事归实济，款不虚糜，以杜侵蚀，而免废弛”等承诺。“咸使闻知”难落实
以上所述，全是从相关规定上着眼，至于能否真正落实，另当别论。这些规定大多是引导官吏施政行为趋向规范与透明化的，而历来官贪吏奸，勒索侵蚀，多靠暗箱操作才能得逞，所以体制内自上而下，层层都有隐匿信息妨碍公开的阻力，通常总是越到下面阻力越大。
中国灾害频繁，历代中央政府多以蠲缓灾区钱粮征收的政策减轻灾民负担。以隐瞒信息肥己营私的手法，也普遍运用于办理赈务。
除了官吏出于私利而拖延抵制施政透明化之外，历代相沿的保密传统也是束缚政务公开的因素之一。政务公开历代都讲，却少见有真正落实的，想来其主要缘故就在于此吧。第八章 漫说古代的医疗保障
作为一项社会保障制度，“古代医保”在漫长的岁月里经历了一个“之”字形的演变过程。符水治病的历史教训
秦汉时期的公家医疗体制要比先秦完善，但基本服务对象不出王公贵族和各级官吏，然后是在服役期间纳入体制的戍卒工匠。
人民大众最低层次的医疗需求得不到满足，也是影响社会安定的因素。迄建宁年间疫病流行时，图谋不轨的张角三兄弟便趁机以送符水治病为名，到处传教收徒，积蓄势力，最终酿成给东汉王朝以致命打击的黄巾大暴动。后来的政权大概多少汲取了一点历史教训吧，这方面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动作。唐代的三级医疗体制
秦朝统一全国以来，第一个把设医为民定为国策的政权是唐朝。唐代的官医系统大抵包括太医署、三府、都督府和各州医学博士三个层级。三个层级的主要服务对象是贵族官吏，其次是服役期间的军人和工役，同时也都负有向民众提供医疗援助的职责。官寺合营办病坊
就常态而言，唐代民众能从官医体制获得的直接援助是极其有限的。此外，唐朝又以颁布方书作为对政府医疗资源远远不敷民众需求的一种补救措施。但是这种给有困难病患补助药费的做法，很可能只限于首都吧。
官医体制供应不足，佛寺医疗随之崛起。轮流到地方挂职
为求缓解地方上特别是边远地区的医疗资源紧缺状况，同时也是为了不断提升地方医署的医药行政能力和医学教育水平，宋朝对编制在中央太医局和翰林医官局的专家实施轮流到地方医署挂职制度。官僧合作设医为民
从医疗机构方面讲，宋朝建国初期便沿袭唐朝参办悲田养病坊的传统，陆续在京师办了好几个收治贫病的福田院，费用全由财政支出。神宗当国以后，文献记载中开始出现州军长官倡办的地方公立医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元祐年间苏东坡知杭州时在城中众安桥创办的一所病坊，名称“安乐”。
实践证明官僧合作为民治病的“杭州模式”确实不错。于是杭州的上级部门两浙转运使司奏请在两浙路的其他州军推广官督僧办病坊，由中央给予统一的政策。全国兴办“安济坊”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5记，苏东坡创办的安乐坊由最高当局“改赐名曰安济”，然后全国的公立医院皆以“安济坊”命名。政府征召民间执业医生轮流到安济坊为民众看病。安济坊里的医生有三种身份：
一、是医署里派来帮忙的医官和其他医职，都是公务人员；
二、是在校医学生，有“月钱”津贴，有升贡前景；
三、更多的是政府征召来的民间开业医师。征召的依据是朝廷颁布的“安济坊法”，具有必须服从的强制性，但也不是义务劳动，而是给予一定报酬，现在称“购买服务”。既然是购买，当然要“买”最好的“良医”。不少有名气的开业医师都不愿意去安济坊为人民服务。良医避差，庸医坐堂“良医”逃避去安济坊的常用办法是出钱雇人顶替当差，这又成为所谓“庸医”两头赚钱的机会。都民“幸福指数”高
医疗以外，药物资助是宋代医保的另一项重要内容。绍兴年间，大概是为了更加强调制药为民的宗旨，诏令官药局统一改称“太平惠民局”，并将诸州开设惠民局立为制度。
由于政府的民生保障措施在行都的落实特别到位，所以当时舆论多认为行都居民的“幸福指数”最高，乃以天子“骄民”相调侃！地方药局坚守50年
元朝的医保体制是在各地设立惠民药局，功能则是把宋朝的安济坊与施药局合而为一。至正十年已入元代后期，到这时一个地方药局还名副其实地坚持着，正可见对其之重视。但若要拿元与宋的医保作综合性比较，结构上的退步明显可见。但从法律文书记载看，情势趋于严峻则是从元朝起，也许这正是国家全面退出药品经营的后果。难以为继的明代医保
从建置上看，明朝的医保体制宜称人、物两全，医、药配套，斯为美矣。然而它的先天性缺陷在于不像宋元那样有专项财政保障，特别是惠民药局的经费常年缺口，所以热闹一阵后多难以为继。“之”字走到拐点
药局如此，诊所（即医学）也很难维持。医学、药局双双衰竭，从元到明笔势下滑的“一撇”，把古代医保的“之”字写到又一个拐点上。然后便是由官方支持、士绅经办的慈善性药局病坊开始出现，这就是从明末写进清代的最后“一捺”。从此，全由政府主导的医保体制不复存在。第九章 官民同乐过佳节顺时行令迎节气
追根寻源，岁时节令中的政府行为首先是以天人相应观念作理论依据的。这种顺时行令，可以有多种实施方式。影响最著者，莫过于直接对应时令节气设置的各种礼仪运作，政府的施政方针，或对民众的教化引导，往往借助这些行为得到实现，进而转化为世代相传的节日形态。这方面，可用延续两千年的迎春活动作代表性事例。看牛鞭春，一年利市
汉代以后的魏晋南北朝诸政权，亦都举办立春迎气活动，隋唐两宋还将京师迎春礼上祭祀青帝的级别由过去的中祀提升为国之大祀。
与前朝相比，唐宋的迎春活动在内容上也有增添与创新，从汉代传承下来的土牛迎春，又演变为“鞭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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