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德培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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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2020试读：
前言 经济学：算命、预测、脑洞？——社会需要第一性原理经济学“科学中毒、量化成风”，走火入魔，竟将人的面相也与业绩挂钩进行量化分析。顶尖杂志《经济学人》曾刊登一篇文章，研究的是基金经理面部宽高比对业绩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基金经理的脸越大，业绩越差。“大脸猫”们震惊之余，纷纷表示“躺着也中枪”，网友调侃《经济学人》成了《神学人》。本以为这只是一次严谨的玩笑，谁承想，沿着这个套路，竟又有了新的“研究成果”。《行长的面部宽高比影响银行绩效的路径研究》——南开大学和天津外国语大学的学者研究发现，银行行长面部宽高比通过体现出的权力感影响银行内部绩效；高面部宽高比的分析师，预测准确度更高——西南财大、上海财大、南洋理工的学者合作论文被顶级会计期刊JAR接受；更有《窄脸当道，宽脸当家》一文红爆网络，该文声称窄脸在全世界都更受欢迎，甚至凭借画作就得出结论：就连悲悯的耶稣都是巴掌脸，而宽脸的人则被形容为攻击性、统治力都更强，并因此得以掌控世界，例子竟几乎都是影视化的文学形象。从论点到论据，无一不令人瞠目结舌、哭笑不得。本属科学的经济学，为何一夜之间竟异化成了算命、相面的行当？
直观来看，人类本身就是一种感性与理性并存的生物。感性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及机器的最大不同之处，感性也铸成了人的性格与行为的多变与不确定性。然而，刻意忽视人类思维方式中的非理性成分，将人的外貌与成绩全盘量化、强行挂钩，并以此分析人类的做法，毫无疑问是“为了科学而科学”，内里却是“算命”一般的套路。殊不知“前半生风波坎坷，后半生飞黄腾达”的算命公式，恰恰是“顺毛摸”式的主观臆断、信口开河。诚然，科学需要量化分析，然而科学与量化之间从来不能简单地画上等号。若经济学仅需相面就可以预测，那么通过固定的面相模板筛选从业人员，是否就能够规避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了呢？忽略资本原罪（逐利性）与政府原罪（超发货币）而将责任归咎于命理学、面相学，强行将科学“迷信化”，无疑是荒谬的。具体到中国，曾几何时，多少在A股封神的“股神”们，趁着特殊国情的东风扶摇直上，却热衷于披上科学的外衣，信誓旦旦地为其股市神话构建一整套“科学体系”以赢得“韭菜”们拥趸。但最终，所谓的“股市科学”却如大厦轰然倒下，“大神”们被撕下画皮现了原形，徒留鸡毛满地。如今，更是连经济学家都“下海”做起了神棍，也就难怪英国“神剧”《是，大臣》中讽刺经济学家“恐怕他更不可能懂经济”了。
现代经济学虽脱胎于古典政治经济学，但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的产生，其核心即是研究工业经济时代人们生产生活中的经济规律。殊不知，任何经验、知识一旦落纸成文，不可避免地会带有天然的滞后性。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已经从工业文明快步进入信息文明乃至更新的时代，然而不仅经济学，当前诸多学科的逻辑与理论却仍然停留在工业经济时代，滞后的理论难以对当下做出解释与预判，以致阴谋、阳谋、道德甚至算命等诸多论调甚嚣尘上。披着科学、政治、人性的外衣，“脑洞”一个赛一个的大，语不惊人死不休，今天“马云实际上是发国难财”，明天“特朗普内阁全员‘通共’”，后天“某某明星又如何如何”。只是苦了“吃瓜群众”，今天看这个，明天看那个，甲说“贸易战中国赢了”似乎有理有据，乙说“美国还有后招不可轻敌”似乎也很有道理，缺乏自身观点与判断的人，最终要么彻底沦为某一论调、某一作者的信徒，要么在爆炸式的信息与观点中惶惶度日。
究其根本，当前正处于时代和社会的大拐点时期，世界前所未有地复杂混乱。从世界范围看，国家、企业、资本、科技四大象限搅得天翻地覆。一方面，第四次金融危机正式展开，中美贸易摩擦持续，世界经济普遍陷入低迷，叠加债务危机、难民问题，再加上特朗普这位“朝三暮四”、到处惹祸的美国总统，全世界的国家都没了方向；另一方面，科技发展日新月异，AI（人工智能）取代人工、生命科学的“上帝之手”等都成为正在进行时，底层人民的被剥夺感日渐加重，不安全，很慌张。从国内社会看，改革开放40多年，发展成果斐然，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主要矛盾也已经转化，但中国的发展具有非典型性，时代、互联网、地域、贫富等因素切割出太多群体。从耄耋老人、“失落的一代”到“垮掉的一代”，再到身为互联网原住民的新生代青少年，其中的代沟有如天堑，更不必说群体内部也是千差万别。一线城市高企的房价是赶上顺风车的“70后”、“80后”“平步青云”成为千万富翁的助力，却被“90后”、“00后”视为“豺狼猛虎”，就连在北上广深“蜗居”都成为遥不可及的奢望。再加上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平台颠覆了信息的单向线性传播，变为网格式甚至病毒式传播，渲染不安，营销焦虑。大拐点时期内外急剧变化，社会经历系统性的震荡，人们愈发看不懂形势，由此带来内心的不安全感也在所难免。人们急需一套方法和理论加以收敛安定，对现实做出合理解释。
事实上，越是拐点时期，越要穿透复杂混沌的表象，摆脱认知归因偏差，回归事物本质去探索其中的真实联系，社会迫切需要第一性原理。第一性原理本义是一个计算物理或计算化学专业名词，通俗地讲，即破解复杂、回归本质，对一系列现象与问题进行收敛。打破知识藩篱，回归事物本质，去思考最基础的要素，从事物本源出发寻求突破口，才能快速、直接地寻找到答案，不致落入窠臼。另一方面，第一性原理也促使人类疾速创新，带来科技革命。
特斯拉创始人埃隆·马斯克就对第一性原理思考法极为推崇：“通过第一性原理，我把事情升华到最根本的真理，然后从最核心处开始推理。”第一性原理可以说是马斯克在网络支付、电动汽车、航天运输、新能源应用等诸多领域取得颠覆式创新的方法论源泉。另一方面，第一性原理的本质导向性在学科理论创新中颠覆了原有的认知，带来了认知革命。地缘政治学先驱麦金德以地缘为国际关系的核心本质，从空间革命的角度考察地理对人类历史的影响，开启“麦金德时代”，其基本理论范式在1900年后的人类历史中一次次被印证；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更是洞穿人类文明更迭的本质，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神预言”特朗普将成美国总统；在物理学领域，人类对世界本质的探索脚步从未停歇，从分子到原子，从原子到量子，再到暗物质，每一个“微乎其微”的发现都掀起科学狂潮；生物学界对胆固醇、垃圾基因等的刻板印象，也在一次次寻根溯源的认知探索中逐渐改变。
当科技革命与认知革命齐发，原本工业文明的规律与逻辑下的许多学科基础面临被釜底抽薪的局面，现有的学科壁垒将被打破，迎来跨学科的交融发展时代。经济学也许将挣脱“经济活动规律”的桎梏，与心理学、人类学、伦理学、历史学等领域相互交融，洞穿人性或将成为经济学的重要分支。毕竟，在未来的体验经济时代中，“人”作为体验的主体，将成为时代主题词，破解人性的复杂也将成为体验经济时代的关键。当然，这绝不意味着披上科学的外衣玩迷信的一套。相反，以第一性原理洞穿事物本质，是一种科学理性的思维，可帮助人们坦然面对大拐点，迎接大时代的到来。
市场经济、世界贸易、资本金融、科技创新这四大变量极大释放了正面推动力，也逐渐释放出负面效应，造就当下看似穿越不了的迷雾，也酝酿了这百年一遇之大变局。其意味着对之前百年格局的“打破—洗牌—重构”的过程，而当下恰恰是破碎化的初级阶段。谁开启了破碎化的序幕？“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1]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国际场上，美国一言不合就“退群”，中美贸易战激烈交锋，英国“脱欧”骑虎难下，第四次金融危机在新兴市场国家率先爆发，民粹主义高涨……一桩桩、一件件大事层出迭现，揭开世界格局的风云突变。国内经济领域冰火两重天，产业领域正面临大洗牌，社会领域焦虑感蔓延，香港以“反修例”为名掀起非法示威和暴力活动……几乎没有哪个国家的高层不焦头烂额，也不知有多少投机分子趁火打劫，更不知有多少曾经的金科玉律出尽洋相，不止于看不懂、看不透，亦无法用经典理论解释这个世界，更陷入了失去方向的群体性焦虑中。
从1919年到2019年的百年沧桑，有太多的疑问号与感叹号：既有美国借助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发战争财的崛起，又有美苏“冷战”的冰火对峙，还有苏联的解体，更有中国经济的奇迹般崛起。透过这些表象，我们可以看到，决定这百年走势的，恰恰是以下四大变量。而这四大变量在这百年里走到了正面的巅峰，并在近年走向了反面。
第一，市场经济万马狂奔，却也造成全球性产能过剩。正如米塞斯在《人的行动》一书中所言：“市场经济不负众望，它每天增加产品的数量、改进产品的质量，产生了空前的财富。”企业就成了组织生产的载体，而市场以价格机制进行资源配置的优化，以致从分工合作到效率提升，全球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迅猛。要知道，1961年全球GDP才达到13659亿美元，但到2018年已高达85.79万亿美元，67年翻了近63倍。尤其是欧美，极力推行自由市场经济，尽管危机如影随形，却不可否认它极大地释放了生产力。仅是石油、土地等资源的市场化，就带来了经济繁荣——从沙特到委内瑞拉，靠石油“变现”养活一个国家的比比皆是。但成也石油，败也石油，不单中东成了争夺石油的火药桶，就连委内瑞拉等也在透支完石油红利后“折戟沉沙”。于是，市场经济一边创造财富，一边也在制造过剩，尤其当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生产更是快马加鞭。从钢铁到煤炭，从造船到化工，乃至某些新兴产业等，都纷纷出现全球性产能过剩。即便有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等组织来调节供给、稳定价格，也终究难以抵挡市场经济陷入越生产、越过剩的原罪中。
第二，世界贸易如火如荼，却遭遇贸易战乃至全球去WTO（世界贸易组织）化。全球化和生产外包实际上都是从GATT（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开始的，在GATT签署前，跨境贸易成本非常高。尤其是“二战”后各国经济凋零，更倾向于以贸易保护的方式实现本国经济增长，反让各国各自为政，无益于经济发展。因此，经济学家倡议自由贸易，GATT的目标就是减少贸易壁垒、缩减关税，这恰恰有效地刺激了经济增长。自1947年GATT签署到20世纪70年代末，全球GDP年增幅高达7%。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无关税时代”，如何刺激全球经济继续增长成为新话题，因为即使一种进口商品本身没有关税，进入一国也要和当地的政府补贴抗争。因而，1995年世贸组织的诞生，其意义并不仅仅是一个国际组织，而是一个国际贸易的标准制定、各方对话甚至是争端裁决和解决的平台。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前20年，世界贸易年均增长6%。2008年后世界贸易增速降到3%左右，勉强和世界经济增长的速度持平，此时，对世界贸易的各种质疑又出现了。因为在全球化全面铺开的同时，每一个国家和地区自身的保护主义、民粹主义从来没有消失过，只是被忽略了而已。且不说WTO自身出现仲裁程序冗长、争端机制几乎瘫痪等问题，仅是美国四处挑起贸易战，就惹得全球化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贸易保护主义抬头。WTO正逐步被边缘化，甚至于马云警告：贸易结束之时，就是战争开始之际。这似乎有些危言耸听，却也意味着世界无法放任单边主义的肆意妄为！
第三，资本金融前所未有地“爆炸”，却也暴露了前所未有的风险。毕竟，金融已是经济的核心，其初心是以资金融通为实体服务，却在资本逐利本性下愈发自我繁殖。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统计，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场交易规模高达613万亿美元，约为债券市场的7倍、股票市场的12倍，其中场外衍生品市场1998年至2007年的年复合增长率约26%，名义本金增长约8倍，约是场内衍生品规模的8倍。美国在华尔街的推动下走到了市场经济的最高形态——金融衍生的巅峰，以致金融业为主的服务业占比超7成，实体经济大量向发展中国家迁移，产业空心化严重。截至2019年2月，美国国债已高达22.5万亿美元，意味着美国人均负担政府债务6.8万美元，若加上50个州和市县地方政府的5万多亿美元债务，总量接近27.5万亿美元，全美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达130%左右。美国金融体系的最大风险就是高风险企业债务增加，一旦引爆债务违约潮，或可引发美国经济衰退及全球性危机。想当初，2008年华尔街惹祸，不单“城门失火，殃及欧洲”，而且在美元耍赖中让全球背了黑锅，其间更不乏“金融大鳄”四处游弋，唯恐天下不乱。在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泰铢一夜间贬值一半，竟让泰国耗尽所有外汇储备，一半国家财富瞬间蒸发，引得泰国时任总理大骂索罗斯是强盗。虽然索罗斯最终兵败香港，但资本的贪婪与金融的空转，都让风险前所未有地被放大——美国救了华尔街，却让金融变本加厉，不救又将引发危机，以致全球都对金融的肆无忌惮束手无策。
第四，科技创新加速迭代，却也走向了难以跨越的瓶颈期。就拿人类的速度突破为例，人类在历史上大部分依靠的是牛、马等畜力，最高保持在每小时40公里左右，直到蒸汽机和内燃机出现，增加到每小时160公里左右；而飞机的出现让人类逐步接近音速。火箭是巅峰，迄今达到的最高速度是每小时4万公里，是由1969年“阿波罗10号”创造的。但一切到此为止，20世纪70年代，从伦敦到纽约的飞行时间是8个小时，现在仍然是8个小时。更快的协和式超音速客机也出现过，但因技术不成熟在2003年退出航运市场。人类梦想冲出太阳系，为什么做不到？说到底，还是因为化学燃料的火箭发动机不可能把人类送出更远，而且成本也太高了。甚至可以说，如果不对基于化学燃料的火箭推进做范式革命，人类将会被永远困死在太阳系内。因为一场科学革命，本质上不是简单的技术进步，而是从基础假说到科学方法乃至人类共同信念上的彻底转换。但当下的科技创新，信息技术是单兵突进的，即便信息技术发展超乎想象，也都建立在几十年前图灵、冯·诺依曼那代人奠定下来的范式基础上。电脑技术更新换代，CPU（中央处理器）从单核到双核，内存从640K到了4G内存；手机从小屏幕到大屏幕，甚至没有边框，唯独范式没有变。这就意味着不会有真正革命性的颠覆。过去，莱特兄弟可以单枪匹马造出飞机，但是今天的波音747飞机已包括数百万个零部件。如今的技术系统已复杂到超出任何一个人的理解能力，但当分工细化到这种程度，就有点到了强弩之末的感觉。换句话说，在前人栽的果树下面，把所谓“低垂的果实”全摘完了，人类的大科学革命也就到了一个瓶颈期。
由此，这四大变量的正面性在这百年里得到了极大地释放，但当全世界都接受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原罪——“过剩就要平仓”——反而搅乱了世界，让经济危机如影相随。而当人们习惯了世界贸易，在全球化中优化资源配置，这种做法反而碰触了个别国家的利益，以致世界“老大”美国带头筑起了围墙，民粹主义横行。更别提金融衍生品的“走火入魔”，各国开动印钞机抵御危机，却挡不住金融自说自唱，形成黑洞虹吸各行各业。即便科创的强劲动力——不管是人工智能还是物联网等革命，技术进步的加速迭代，正在改变世界，让每个人都无法逃离，却依然难以掩饰摩尔定律的失效，碰壁原有范式的“天花板”。也正因这四大变量无不在走向其反面，人们惯有的常识与经典的理论自然纷纷失效，造就了当下看似穿越不了的迷雾，也酝酿了这百年一遇之大变局。中国崛起是最大的变量
百年一遇之大变局的画卷徐徐展开，其中一个重要变量就是中国崛起。其规模之大、体量之巨、速度之快，令全球愕然。
第一，1978～2018年，中国GDP从3679亿元增长到90万亿元（13.6万亿美元），增长了243倍，GDP平均增速高达9.8%。继2010年超过日本之后，中国经济总量开启“坐二望一”。2018年中国GDP总量占全球的16.1%，约相当于美国的66%，有望在10年后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第二，2018年中国人均GDP高达9900美元，其中我国内地共有15座城市人均GDP已超过了2万美元。按世界银行标准，发达国家人均GDP门槛约为1.25万美元，这意味着中国将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在2022年前后跨入发达国家行列。
第三，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比美国全部人口数量还要多，预计10年之后，中国半数人口将成为中产阶层，形成的消费规模将无其他市场可匹敌。仅2018年全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就折合57551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同期的95.34%。
第四，截至2019年6月，中国网民达8.54亿人，这一庞大的规模优势，支撑中国“互联网+”一骑绝尘，颠覆商业模式。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市场，占到全球电商交易总额40%以上，而在10年前这一比例还不到1%。移动支付交易额是美国的11倍，且拥有全球1/3的“独角兽”企业，这使得中国成为塑造全球数字化格局的重要力量。
第五，中国还是名副其实的交通大国。截至2018年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3.1万公里，其中高铁营业里程2.9万公里以上，成为世界上高速铁路运营里程最长、在建规模最大、拥有动车组列车最多、运营最繁忙的国家。中国公路里程在40多年间从89万公里发展到484.65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从无到有，里程达14.26万公里，稳居世界之首；全国约99.2%的乡镇和98.3%的建制村通上了沥青路、水泥路。颁证民用航空机场达235个，到2020年将新建500个通航机场，到2030年全国通用机场预计达2058个；民航局还提出“县县通”蓝图，即全国2800个县“一县一机场”。
第六，中国在大通信领域话语权逐渐提高。中国在通信系统、设备制造、基站、产业链、编码领域的标准立项等方面略胜一筹，在5G的标准制定上，华为开始崭露头角。未来，信息服务业与AI、AR、VR技术结合，将释放巨大的增长潜力，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重要动能。
尽管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地缘政治大师麦金德就穿透历史的迷雾洞悉了21世纪的真相，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一书中预测未来将由中国引领世界；历史学家汤因比也在其撰写了半个世纪的著作《历史的研究》中，指出21世纪的文明主旋律将是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糅合。但当百年之后“东方睡狮”果真醒来，引发的“颤动”还是比预想中来得强烈。
一方面，中国登上历史政治舞台，不仅表明世界经济中心向东转移，还意味着世界权力出现“东升西降”的倾斜趋势。这使得百年来由西方国家主导国际政治格局的情况正在发生根本性改变，世界主导权在少数几个西方国家之间“倒手”的局面走向终结。而这难免让美国的世界“领导权”失色，也不可避免地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美国在中美贸易谈判中的反反复复即是明证。
另一方面，建立在中国如此大基数的人口，如此大规模的物质消费、工业发展和能源消耗基础上的中国体量，也是一把双刃剑，先天决定了碳排放和污染的大当量，让世界格局难以调整与适应。中国连续18年稳居全球能源消费增长榜首，2017年全球石油接近1亿桶的日消费中，中国单日就贡献超1300万桶，占比超13%；中国还是木材消耗大国，而40%以上消费总量依赖进口，以致世界其他国家相继出台政策，禁止或限制原木的出口。此前有中国出境游客抢空当地婴幼儿奶粉被抵制，后来又有全球三大邮轮品牌之一的诺唯真邮轮公司为中国市场打造的豪华邮轮“喜悦号”，不到1年就宣布退出中国市场。有关报道显示，在5天的航程里，“喜悦号”上共消耗了约60吨肉类及禽类、20.5吨鱼类、7吨西瓜、1吨香蕉、11吨土豆、5.2万个鸡蛋及750加仑牛奶，是其他地区同一级别邮轮的5倍，而这些食物中有很大比例被浪费掉。如果中国“影响全球市场的生力军”继续壮大，而生产方式又未及时调整，甚至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向美国看齐，那么量变终将引发质变。
即便如此，一个14亿人口的超大型经济体从起飞、转型到跨越，不能不说是人类经济增长史上的奇迹。中国的崛起对“一带一路”上的国家和地区已经产生了示范作用，“第三世界”国家纷纷探寻中国崛起的奥秘，试图觅得一鳞半爪以解发展之愁；而欧洲国家则在对比之中，深深地怀疑自己。其实，就近14亿人口和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位居世界第三，有效国土面积第二）而言，已经决定了中国就是大国。从地缘而言，所谓世界体系就是一种全球分工与产业价值链体系，它是由“中心—半边缘—边缘”组成的一种结构，同时也是一种规则和机制，决定资本、资源、人才和财富的流向、循环与分布。所以位置不同，国家的命运也不同。按照麦金德的地缘理论，中国同时拥有陆权和海权，处于亚欧“世界岛”中央，具有巨大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战略的优势，即战略纵深。从人口方面来看，以春运为例，每年春运的旅客发送量在30亿人次左右，也就是说40天内，大概要把相当于整个北美洲、南美洲、俄罗斯、日本、非洲和欧盟28国人口加在一起，从一个地方挪到另外一个地方。对于拥有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丰富的文化积淀，又叠加多重文明的复杂化中国而言，能将各种资源禀赋要素组织起来并发挥最大化效能的，非举国体制莫属，即集中力量办大事，“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这一策略在园区、高铁、5G方面皆有应用。信息文明进入高级阶段
以“未来引领今天”的视角来看，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引爆的数字化生存，正将人类带入一个科幻世界！超级计算机SDP（科学数据处理器）的运算速率就已高达25亿亿次浮点运算，全球5G商用部署开始了，索菲亚美女机器人也已经可以和男友“谈情说爱”了。基于各类技术的时间线推演，“预言帝”们更是迫不及待地提前解锁未来：最早在2022年，将有1万亿个传感器接入互联网；2023年，全球80%的人都将拥有在线数字化身份；2030年，50%以上的人类工作将被AI所取代；2050年，农业物联网将粮食产量增加70%，能够养活96亿人；2070年，人类整个身体或被机器人部件所替代，人人具备超能力……未来，任何物体都将内置芯片联网，整个世界都将被数字化，机器彻底融入人类生活乃至身体之中，人与物“对话”，物与物交流。一个个预言令人心驰神往，无论何时成真，都不过是在强化、验证一个事实，即信息文明将如八爪鱼一般以超链接乃至万物互联为特征，将整个世界原有的架构都打翻，以便进行全方位格式化的重塑。
如今信息文明向高级阶段突进的掣肘正在多点突破，具体表现在：
第一，算力上的突破。农耕文明能走多远，取决于欧几里得几何。蒸汽技术革命的文明高度，取决于微积分和解析几何如何影响牛顿力学。电气技术革命的文明高度，取决于概率论和数理统计对建模技术的影响。计算机及信息技术革命的文明高度，取决于集合论和布尔代数如何影响电子计算机技术。可以说，算力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人类文明的高度。眼下，从华为麒麟980到IBM的20量子位的量子计算机，算力的指数级突破也意味着信息文明进入高级阶段的未来可期。
第二，地址足够多。到了人工智能、万物互联的物联网时代，大到云计算、大数据、工业物联网中的设备，小到人体内置的芯片、智能家居等，都需要一个专属的位置身份标识符。因为有了独立的IP（网际协议）地址才能保障网络安全、稳定、不会出现卡顿，能够无干扰、更高速地连接到物联网。IPv4（网际协议版本4）是之前为了解决互联网拥挤而提出的网络协议，但问题在于32位的IPv4提供的IP地址十分有限，全球范围内共有43亿个，现在已经消耗殆尽。然而，从IPv6（IP地址是128位）到IPv9（IP地址长度扩展到256位）的渐次进阶，就能很好地解决高级信息文明时代IP地址不稳定、不够用的问题。
第三，网络的速度足够快。万物互联的高度信息文明时代，将接入各类终端设备，这势必会对网络的速度和稳定性提出更高要求。但如今5G商用，不单将通信波长缩短至毫米级，还能实现1平方公里内同时连接100万个传感器。这使得超大规模的数据采集和处理成为可能，进而增强了随时随地“万物互联”的科幻体验。
第四，不只会连接，还在向深度学习递进。众所周知，人工智能和人之间不过是隔着“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的距离，唯有突破“意识”，机器才能具备像人那样“风情万种”的感知，进而才可能形成思想，产生通用的强人工智能和如神灵般的超级人工智能。如今谷歌（Google）已经在谷歌翻译服务中添加了神经网络，机器在翻译水平上正逐步逼近人工翻译；哥伦比亚大学打造了一个“从零开始”认知自己的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在物理学、几何学或运动动力学等方面都没有事先输入，但经过35个小时的“初步学习”后，它创建了一套自我模拟，还利用自模拟器来考虑和适应不同的情况，处理新任务，甚至能检测并修复机体损伤，继续处理任务。
一旦信息文明进入高级阶段，AI+交通、AI+医疗、AI+教育、AI+养老等以技术驱动的人工智能将格式化各行各业，万物网的时代将开启。物的壁垒被打破，人本身也会成为其中的一个节点，万物网不仅将连接人、机器、程序，还将连接服装、家电、道路交通等，最终世界上的所有一切都将“万网归一”。彼时，万物网将让人工智能如当下的互联网一样成为空气般的存在，变成信息文明时代的一种基础设施，融化在社会的底层架构之中。
当然，凡事都有两面性，信息文明在奔向高级阶段的过程中，同样也将呈现两面性。一面让人类对奇幻般的未来无限憧憬，一面又会让人对未知中潜藏的危机感到惴惴不安。就拿人工智能最难破译的人类大脑来说，大脑究竟是如何思考、如何记忆的？人类复杂的爱恨情仇、四大皆空等感情到底是来自大脑还是心脏？这些难题科学家们还无法攻克。有研究认为，人的大脑约有10000亿个脑细胞，其中有1000亿个脑细胞具有记忆和存储功能。而每个细胞的信息存储量相当于一个40G的硬盘，1000亿个脑细胞可以存储40000亿G的数据。以脑细胞的连接数来看，人脑的容量可能超过世界上所有云计算存储的总和，达到万亿PB的级别。在处理信息上，人脑的运算速度也大到无法形容，大约在1026～1030次之间，而2019年运算速度最快的计算机Summit，也才达到每秒12.3亿亿次浮点运算。按照现在计算机运算速度的升级速度推算，计算机还要100年才能达到人脑的计算速度。就此来看，脑科学的奥秘还未摸清楚，大脑的运作模式、所有细节都还搞不明白，就贸然推进人工智能，机器出错的概率岂不是很大？更恐怖的是，出错了还不知道错在哪儿，一点纰漏就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似的连锁反应，其破坏性将前所未有，人类甚至还可能被人工智能反操控。彼时，整个人类社会都可能受到威胁，“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连那些短期受益于人工智能提升效率、节约成本的企业家们也站出来反人工智能了。说到底，一方面是由于不断涌现的技术早已超出了人类知识的处理范围和速度，这恰恰是人类对不确定性的恐惧和对掌握控制权的向往；另一方面则在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中还有太多未解之谜。
但是纵观信息文明的所有发展拐点，几乎都带有偶然性。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战火在全世界蔓延，各国局势非常紧张，都在研制自己的武器。尤其是在战争后期，具有威慑性质的武器一般都是导弹等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为了能提高导弹发射的精确度，人们对具有高速计算能力的计算机需求迫切，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方才诞生。而且，很多前沿科技有了新突破后常常表现为跳跃式前进，省略渐进式步骤。当初塞班、安卓牢牢掌控着手机操作系统，以为这样自己就能江山永固，谁知苹果突然拿出了一套自家独立的iOS系统，彻底颠覆了人们关于手机的认知，也让塞班操作系统如过眼云烟一般消失在历史中。无独有偶，iPhone的问世和智能手机的爆炸式增长，还直接干掉了掌上游戏机、MP3、照相机等各个领域的行业翘楚，蓝魔死了、尼康衰败了，甚至电视机都处于危险的边缘。新技术以偶然、跳跃式方式突然到来，其他技术连迭代升级的机会都没有，就直接被淘汰了。依此逻辑，未来会不会“灵光一现”，突然蹦出来一个新的颠覆性、突破性的技术，一举打破信息文明的僵局，将其直接带入最高阶段呢？
一旦信息文明到达巅峰，新的文明就将出场。其实，在信息文明奔向高级阶段的过程中，已经开始酝酿新的文明了。比如，瑞典芯片公司BioHax正与多家公司洽谈，为这些公司的员工提供微芯片植入服务，以取代目前使用的身份认证卡，每个芯片的价格为70～260英镑。目前瑞典已经有4000多人使用植入芯片，通过近场通信技术，这些芯片可以用作门禁卡、买票坐车、听音乐会、交换个人社交信息。如果模块化仿生技术、3D打印器官与身体内置芯片等几大技术全部融入人的身体，“人机合一”之时，或许也是信息文明被生物文明等新的文明替代与升级之日。正如农业文明不是被工业文明所打败，而是以创意农业、田园综合体等新的形式出现，信息文明被新的文明替代后，也并不会就此消失，而是将与新的文明嫁接，以新的形式继续存在。跨国企业全面脱离国家
进入21世纪，以跨国企业为代表的企业集团获得前所未有的扩张机会，其影响力与渗透力突破传统国家的边界，形成所谓的“新兴帝国”，对传统国家的边缘化将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
从时代背景看，跨国企业和国家的矛盾冲突之所以在21世纪被放大，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即信息文明、金融文明取代了工业文明，企业因此获得极速发展，短短的几个年代里便出现多次版本升级。而国家机器则在制度、体制等结构上进展缓慢，且逐渐落后于企业的发展速度。因此，企业自然面临着冲破国家边界，寻找更广阔的生存土壤，甚至构建“新兴帝国”的内在诉求。信息文明促使企业全球化、去边界化及意识形态模糊化，个体在利润指引下汇聚，其交流速度远远超过政治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企业组织更贴近生产力与生活时，其在与传统国家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便不足为奇了。
如果说19世纪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帝国主义企业堪称“新兴帝国”的先例，那么美国的通用、沃尔玛，日本的丰田、索尼等企业则为其后继者。与昔日的罗斯柴尔德家族通过投靠与效忠国家权力获取资源不同，21世纪“新兴帝国”的崛起要普遍与强势得多。一方面，全球化的运作模式可能真正遍及全球每个角落。由于资本的本质是逐利，哪里有市场机会、有利润，就流向哪方。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丰富、价格低廉，市场空间巨大，由此导致跨国资本汹涌流入。在一定程度上，经济全球化的链条越深入、越完备，跨国企业在国外越枝繁叶茂。另一方面，主权国家对其约束降低，对其依赖反而加大。也就是说，早年英法金融机构尾随国家的坚船利炮，攫取殖民地及落后国家财富的方式，已经转换成国家尾随跨国企业对政治对手进行各种渗透。如果说传统帝国通过海洋贸易进行劫掠，那么“新兴帝国”的阻击则以离岸金融、海外并购为主要手段。尤其是跨国企业具有一种“强者愈强”的逻辑，并对本国的GDP、税收、就业、综合国力产生巨大的漏出效应。其一，当今世界的主流是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内置马太效应，“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占据行业优势的跨国公司，更容易凭借品牌、规模、成本、垄断地位等取得更大成功，并构筑起强大的“经济护城河”，高壁垒“封杀”几乎所有竞争者的生存空间。可以说，产业越成熟，集中度越高。其二，快速迭代的高科技为企业赋能，新科技不仅改变生产方式、带来新商业模式，更颠覆了旧经济的估值体系。与实体经济相比，高科技企业盈利曲线更为陡峭、成本曲线相对平缓，两者之差形成巨大的想象空间，并在资本市场上被极度放大，屡屡推高这些公司的估值。
以上两方面因素推动出走的跨国企业特别是高科技大公司越做越大。表现在：如果把国家也视为经济体，将所有国家的财政收入与全球跨国企业的经营收入作为比较基础，全球前100大经济体，只有30个是主权国家，其余都是跨国企业。全球营收最高的沃尔玛，只有8个国家的财政收入超过它。作为一个经济实体，沃尔玛的规模远超西班牙、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再看高科技跨国公司，全球公司最新市值排行榜前10名里就有7家是互联网科技公司，苹果市值超过180个国家的GDP，谷歌的市值相当于瑞士的GDP，亚马逊市值跟比利时相当，腾讯市值超过菲律宾，阿里巴巴市值则抵得上马来西亚……把业务延伸到国外的跨国企业越做越大，对母国的损害也就越大。
首先，这意味着母国将丧失财富“大蛋糕”。跨国资本突破母国控制建立自己的商业帝国，导致母国流失部分GDP；并且，倘若跨国企业寻找的是低成本的生产地点，母国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也会因为产品返销而受到冲击，进而深陷在逆差的泥潭里打转。
其次，税收也将脱离原来的国籍。跨国公司是一种避税动物，它游弋于各个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状况不同的国家间，进行着旨在将全球利润最大化的事业，其跨出的每一步都伴生着足够的税收考虑。美国企业所得税税率较高，最高税率可达35%，于是汉堡王全球公司收购加拿大最大的咖啡和零食连锁企业蒂姆·霍顿斯，并将企业总部从美国迁至加拿大，使美国财政部损失税收达195亿美元。
再者，跨国企业也会减少母国的就业机会。企业出走挤压母国的就业空间，哈雷将部分摩托车生产移至泰国，将使美国堪萨斯州缩减4000个就业岗位。跨国企业越强大，无边界化布局对母国的漏损也将倍增。相反，流入国反倒会因投资、技术、管理技能、就业、税收、消费等注入而增添“家底”。流入国与流出国国力此消彼长就不可避免了。
美国因跨国企业的发展和出走领先一步，率先遭到“报应”。然而吊诡的是，今日的中国却亦步亦趋地陷入与美国同样的困局。一方面，中国的超级大公司对美国形成赶超之势。成长中的市场经济、14亿消费者日益膨胀的胃口、无与伦比的区域纵深、超稳定的政局，赋予中国厂家爆发式的生产能力；中国市场高度复杂、高度离散，满足高端市场、迎合低端市场的各类企业都能获得前所未有的机会；尤其是新经济的成长空间远超美国，庞大的互联网用户基数、丰富的应用场景、迭代的硬核科技、成熟度较低的部分行业市场、存在许多市场需求无法被传统产业满足的痛点等，这些有中国特色的“秘笈”成就了有中国特色的互联网“武林”。全球市值排名前10的互联网科技公司中，5家中国公司入列，阿里、腾讯、百度孕育着不同细分行业的领头羊，华为手机销量超过苹果、5G专利全球排名第一，另有“独角兽”企业数量占到全球的近三成、市值占比则高达四成。照此趋势，只要中国经济保持目前的增长，超级大公司就将越来越多地诞生在中国。
另一方面，中国的超级大公司也势在必行地通过全球化游离在外。上一轮全球化尽管由西方资本发动，但中国从来就是其内在的部分，毕竟，市场经济的内在机制决定了全球一体化是降低成本、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必然之路。换言之，全球化是市场经济运行逻辑的内在要求，中国忤逆不得。新一轮全球化，中国成为“领跑队长”，要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强劲动力。超级大公司及资本冲破国界束缚是全球化的题中之意，看在市场、利润的份上，一定会全球游荡。从现实看，海尔、海信、万向、首钢等企业早已远征海外，联想并购IBM的PC（个人电脑）业务、吉利并购沃尔沃、TCL并购施耐德、京东方收购韩国现代显示技术株式会社，都预示着中国企业超越一国范围配置资源。新科技公司中，小米印度分公司计划到2019年年底在印度开设5000多家“小米之家”；华为不仅在欧洲、非洲设立分公司，还打造供应链中心。中国企业翻越国界的实例和玩法不胜枚举。中国大批超级公司加速涌现，“出走潮”或许将因此显得更加波涛汹涌。
同样，中国跨国企业出走的连锁反应也是可预测的。跨国企业全面脱离国家，在全球参与投资、商业等活动，富可敌国的同时，也将重新改造世界，社会或将会变得越来越不公平。并且，由跨国资本制定的游戏规则将可能替代人们习以为常的、以国家为利益与竞争单元的游戏规则，社会也将越来越难以治理。但比这更严重的是，跨国企业出走将无法例外地导致“美国式后果”（对经济滑向新常态、企业税占比较大、就业任务压倒一切的中国而言，GDP、税收、就业等漏损将更加棘手），因为GDP、税收、就业三大“漏斗”意味着国家将被掏空。就此意义而言，跨国企业突破国家边界，是足以让美国醍醐灌顶、更能引起中国警醒的大变局。全球坠入环保“陷阱”
有“地球之肺”之称的亚马逊热带雨林发生大火，古老的北极冰川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融，北极地区变暖速率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地球的紊乱在全球不同地区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地球之殇正愈演愈烈。
地球之殇与工业化、全球化脱不了干系。工业革命驾到，污染也就随之而来。第一次工业革命，能源动力是燃烧煤炭产生的蒸汽，随着工厂主用蒸汽取代畜力和水力，各行各业对煤炭的需求迅猛上升，一座又一座烟囱耸立，带来了副产品——雾霾，如伦敦就曾多次出现严重雾霾天气。第二次工业革命，能源动力变成了石油和天然气，碳排放激增，气候变暖，美国墨西哥湾近3万座废弃油气井存泄漏风险。第三次工业革命，能源动力则出现了核能发电，核裂变的产物有超强放射性。福岛核泄漏后，有人自我安慰说：“泄漏的核污染再多，也比不上原子弹吧？美国人可扔过两颗原子弹啊！”但后来发现没那么简单，核反应堆里的燃料几年才换一次，里面积累了好几年的裂变产物。仅福岛1号堆，里面就有78吨二氧化铀，够造40～50颗广岛原子弹的。这些燃料随着爆炸四处飘散，多座城市遭殃。而今，三次工业革命的成果叠加在一起，穹顶之下，污染无穷。
随着工业化进程，环保问题愈加突出，而全球化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全球贸易之下，“中国制造”不仅只为中国制造，“越南制造”也不仅只为越南制造，美国人可能定制“中国制造”的手机，英国人可能购买“越南制造”的运动鞋，中国人也在“海淘”欧美化妆品。如此一来，一场“蝴蝶效应”正在发生，并席卷世界。有美国人称：“在美国销售的玩具往往是在中国制造的……我们正有效地外包生产该产品的污染物。”然而，生产这些商品排放的细小颗粒物并不会困于一时、一地，它们会经大气输送漂洋过海，最终威胁远在万里之外的消费地的居民。并且，商品贸易途径也会将一些贱金属制品、塑料橡胶等污染物输送到国外。可见，以产业转移、产业外包、商品贸易为特征的全球化，放大了环境问题。
环境污染日趋严重，毋庸置疑，其危害将是致命的。它破坏人类健康甚至造成死亡，饮用不洁净的水会导致心脑血管硬化、高血压、心脏病；燃煤排放的粉尘和二氧化硫会诱发和加重呼吸疾病，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中，5天内有4000多人死亡；铅、汞等重金属超标会引发肾病、神经中毒症、精神紊乱等，1986年，磷化物与含有水银的化工产品污染莱茵河，莱茵河因此而“死亡”20年……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曾说：“全球因污染而死亡的人数总和已经超过了战争及一切暴力死亡的人数总和。”污染之害令人生畏，无论是“群体之死”还是“群体之乱”，皆表明环境污染已逼近临界，倒逼政府、企业等有关方做出调整。
然而，在生死攸关的灾难面前，有的政府和企业却囿于经济利益而展现出自私和贪婪的本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于1992年经150多个国家共同签署，在1997年缔约方第三次大会上又达成了《京都议定书》，其中规定了2008年到2012年主要工业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的义务。200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的《巴厘路线图》又明确了下一步的议程，即规定2009年年底的哥本哈根大会将诞生一份新的《哥本哈根议定书》，取代2012年到期的《京都议定书》，以对2012年后的减排做出新安排。但是，发达国家缔约方对第一期（2008～2012年）的承诺尚未切实履行，矛盾就在哥本哈根会议上集中爆发了。分歧集中在8个字：责任划分、计量单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忽视自己过去百年间工业化进程中，累计碳排量远超发展中国家（其碳排放量占到全球总量的80%）、人均排放是发展中国家7.54倍的历史，也看不到“美国消费、美式习惯是污染源”的现实（美国这个仅有3.3亿人的国家，资源消耗总额占全球的35%），只抓住将“三高”工业转移到第三世界后、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碳排放量激增的事实，指责中国是“气候变暖罪魁祸首”“白色污染最大责任国”，要求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多承担些责任，反映在碳排放额划分上，就是：对联合国气候委员会给出的全人类还能向地球排放8000亿吨二氧化碳这个生态承受极限设定值，以美、英、德为代表的G8国家坚持以“国”为计量单位，27个发达国家瓜分掉44%份额，剩下56%的份额留给发展中国家。换句话说，总人口不过10亿人的27个发达国家有资格与55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平分碳排放权。并且，由限量碳排放衍生出国际碳交易市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若还要发展工业、改善国民生活，额度不够的话可以去碳交易市场购买，说白了，西方不仅要多吃多占，还要把多占了之后用不完的部分，再打包卖给发展中国家！碳额度不够的话也可以采取节能减排措施，但节能减排的环保设备专利多在欧美国家手上，发展中国家难逃被欧美国家“再宰一笔”的命运。
碳排放份额之争事关国家发展和国家利益，西方主导下的“碳分配”将其自我利益至上的自私和不公暴露无遗。所以，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提出以“人口”为计量单位的碳排放划分原则，人多就多分点，人少就少分点！这些国家近几十年才开始工业化，还有大量人口处于绝对贫困状态，有权力继续增长，加上替西方购买者进行着大量碳密集型的生产制造，增加碳排放将不可避免。眼下阶段“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放在整个人类工业史及中西“生产—消费”结构中，是相对公允的。然而，美国坚持己见、绝不让步。纠纷进一步延续至2010年的坎昆会议和2011年的德班会议，美国按照自己的碳额度划分原则，依据比例要求中国2020年压缩50%的碳排放量，得到中国45%的承诺之后，竟拒绝向世界承诺自己仅仅4%的缩减份额。眼看协议达不成、2012年之后将可能出现减排的断档期，中国代表团团长顾念大局，表示愿有条件地接受2020年后量化减排目标，条件就是发达国家要兑现《哥本哈根协议》中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每年100亿美元的快速启动资金和到2020年之前每年1000亿美元资金支持的承诺。中国让出了一步，推动了2015年《巴黎协定》的签订。不过，正如美国国务卿克里抱着孙女签署《巴黎协定》那样随意，特朗普上任后直接撕毁了这一环保遮羞布。按照特朗普的说法，“美国为什么要去贡献绿色气候基金？这显然是将美国的财富与其他国家进行再分配！我们要再工业化，外国官员凭什么控制我们自己使用多少能源，这绝对不行！”特朗普“退群”意味着美国有关减排量和对穷困国家支持资金的承诺将落空，全球环境形势将更加严峻。
特朗普推掉美国在世界环保上的责任，不顾工业经济已经走到极限的事实，沉迷于再工业化，以让美国再次伟大，突出地展现了其“自我利益优先”“民族自私主义”的价值取向。倾向全球达成共识的环保，一旦涉及自身利益，又马上陷入了撕裂。人类的进化总是一方面包含着进步，另一方面又包含着退步，国际解决环境欠账的共同行动遭遇美国冷对，国内环保风暴遭遇某些政企废熄，都在表明“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的当下，实质上正跌入“环保陷阱”，并预示着环保工作的艰难。当环保遇到经济利益巨兽的对冲，就造成了环境问题“拖而不决”。而环境灾害线性发展下去，吞噬的将是整个人类。这预示着眼下的“环保陷阱”足以成为引起世界各国警惕并力争突围的变数。对于中美两国而言，谁将拥有未来，很大程度上就看谁能够以博大的格局跨越“环保陷阱”。
我国面临导致经济形势下沉的“空头6+1”——去产能、去商能、去红利、环保风暴、第四次金融危机、中美贸易冲突+政策波动。在中国经济面临较大压力的同时，“多头6+1”——二次城市化、大交通、大消费、大通信、大文化、金融大发展+外部空间，让中国经济孕育、积蓄并释放着新的上行动力。拉动经济下行的“6+1”变量和推动经济向上走的“6+1”力量相互交织、叠加，加剧和放大了2020年中国经济的复杂、多变之势。多空“6+1”变量博弈
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从增速来看，中国经济增速从2007年14.2%的新世纪峰值一路下降已有10余年，从2010年10.6%下降也已有8年。从中国宏观经济周期波动史角度看，近年经济减速不仅是改革开放时代，也是新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历史上的最长下行调整。而经济下行现象并非中国独有，2019年9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将2019年、2020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分别下调至2.9%、3%，在全球经济大环境恶化的情况下，难以有经济体可以独善其身。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从何而来？
我国面临导致经济形势下沉的“空头6+1”——去产能、去商能、去红利、环保风暴、第四次金融危机、中美贸易冲突+政策波动。
第一，从2015年提出供给侧改革开始，行政与市场共同“出清”产能。这一行动持续至今，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速产生了下行影响。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产能“潮涌”，不仅因为世界产能云集中国，还可归因于国内经济刺激政策。更有地方政府投资冲动促成，以及“经济人”基于人性使然，这些决定了中国式的一哄而上，使得产能过剩成为近年来经济发展中难以摆脱的顽疾，中国政府与市场“联手”去产能之路也一波三折。这厢，钢铁、煤炭等传统产业早已被“扒皮削筋”，那厢，产能过剩却“按下葫芦浮起瓢”，例如汽车行业如今便“深陷泥潭”。2019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为77.2%，已突破产能利用率的“安全线”（79%～83%）。连代表着新兴产业的新能源车也难以幸免，根据当下已公开的新能源汽车产能规划，到2020年新能源汽车将超过2000万辆，是《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销量目标（200万辆）的10倍！供求关系已突破临界点，一旦“过剩出清”，势必会使汽车市场哀鸿遍野，相关产业链也将随之动荡。据估算，2016～2020年将去除粗钢产能1亿～1.5亿吨，占总产能的8.3%～12.5%；去除煤炭产能8亿吨，占总产能的14%。按照这两个行业平均计算，2016～2020年预计削减12%的产能，将拉低GDP增速1～1.5个百分点，如果分摊至5年，则平均每年影响0.2～0.3个百分点。
第二，伴随新经济喷涌而来的还有去商能。一些商业模式、特色小镇、创业工厂、商业地产等在钱“烧”完之后，纷纷成为“从风口掉下来的猪”。典型如共享经济，作为曾被资本热捧的风口，如今全面陷入大溃败，“死走逃亡伤”成为当下共享经济的主基调。又如2016年提出发展特色小镇以来，目前至少有9个特色小镇（共投资110亿元）破产。再如随“万众创业”而红火的众创空间，也面临着过剩平仓的局面。
第三，推动中国经济和企业40多年来迅猛发展的传统红利时代已渐行渐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迅猛发展的过程中确实有一些特有的经济模式可追溯。国家层面，靠对外开放、招商引资造就了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地方政府一手招商引资，一手土地财政，带来地方经济百舸争流、万马奔腾的景象；企业层面，先是靠制度红利、人口红利完成原始累积，后有商业模式红利、互联网红利叠加，不断裂变出新的应用空间和商业机会。但如今随着发展坐标的改变，过往的发展法宝——招商引资、土地财政等经济模式皆已趋于失灵。对外，“以市场换技术”所带来的外资垄断、技术依赖等负面因素不断凸显，汽车行业即为明证。对内，个别地方为招商引资无所不用其极，引发恶性竞争不说，还埋下了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的隐患。《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报告（2018）》显示，中国有15%的县级政府存在债务危机！而随着调控政策深化和棚改退潮，土地财政这个曾经的“万能药”也难再奏效。企业更是步履维艰，不仅各项传统红利消散，就连商业模式红利也成了“过期的兴奋剂”，风口来得快、去得更快。在去红利时代，中国经济发展难免出现不适应性反差。
第四，自2017年开始的环保风暴不同于以往的“一阵风”，呈现长期化、常态化、制度化特征。如环保生态考核纳入地方政绩考核、环保督察“回头看”、“打赢蓝天保卫战”等，环保硬约束使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再也回不到从前。而对于习惯了粗放式发展的诸多中小企业来说，要补上环保历史欠账、转变发展方式，谈何容易。君不见，近几年环保风暴轮番轰炸，成为无数企业的“催命符”。经济承压之大，可想而知！
第五，从金融过度到去金融化。金融内置“自我膨胀、自我蒸发”的原罪宿命，让它极易陷入“钱生钱”的癫狂阶段。尤其是2008年后，从美联储到欧日央行都铆足了劲儿开动印钞机，以致货币泛滥。金融资本化作危机传导器，借由跨国企业之手在全世界范围内流窜，从外围的资源型国家、新兴市场到中美等核心国家。自2018年起，第四次金融危机已开始不断传导、扩散，中国也难逃此劫。过去几年，由于对金融本质、金融危机本质认识不清，中国的金融业一度疯狂扩张，实体产业的发展资金和空间不断被挤压；高度集聚的金融风险也在不断寻找爆破口，P2P（点对点网络借款）“爆雷”潮所带来的震荡已经有目共睹。因此，中国又开启了金融去杠杆、大出清的“去金融化”阶段。然而，人为挤泡沫又使得杠杆在金融和实体间传导，债务违约泛滥。结果便是：不论是金融过度还是去金融化，危机在传导、转嫁，却从未消失。
第六，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时间长、范围广、程度深，让中国外贸、科技、制造等企业承受了“原形毕露”之苦楚。自2018年3月22日起，美国对中国发起“301贸易调查”，打响中美贸易摩擦第一枪，这场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商战犹如一场旷日持久的马拉松，还看不到尽头。至今，中美贸易摩擦已持续了近两年的时间，前前后后经历了12轮磋商。关税也在层层加码，从500亿美元、2000亿美元到3000亿美元，步步紧逼。直接出口下行、产业链转移、投资和就业受影响等问题随之而来。在中国经济面临较大压力的同时，“多头6+1”——二次城市化、大交通、大消费、大通信、大文化、金融大发展+外部空间，让中国经济孕育、积蓄并释放着新的上行动力。
第一，如果说一次城市化将乡村变成城市，那么二次城市化则是将城市变成都市，二次城市化浪潮将进一步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中国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7.9%提高至2018年年末的59.6%，近6.6亿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尤其是1998年住房市场化改革之后，几乎所有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都在“大干快上”，城市化进入“超车道”，构成中国经济增长的底色。如今中国进入二次城市化阶段，从特大城市外围到大型城市功能迭代，从县市区域联动到特色小镇以点带面，从湾区经济大行其道到超级都市圈、城市群发展，二次城市化将依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
第二，到“十三五”末，高铁营业里程将达到3万公里，高速公路总里程将达到15万公里，并将建成500个以上通航机场，新增沿海港口万吨级以上深水泊位约180个……大交通最能彰显中国“基建狂魔”本色，撬动GDP增长也最为“简单粗暴有效”。
第三，大消费时代来临。2013～2017年，最终消费支出的年均贡献率为56.2%，2018年，消费对GDP贡献率则达到了76.2%。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首。不仅如此，消费还将改变中国——消费升级带动制造业升级，实现从出口大国到消费大国转变，消费驱动的外贸逆差加速人民币国际化。
第四，大通信“弯道超车”。鉴于在通信系统、设备制造、基站、产业链、编码领域的标准立项等方面，中国都胜出一筹，中国抢占全球5G主导权的胜算颇大。而5G网络的横空出世不仅能提高数据传输速度，还将推动互联网进入万物互联时代。物联网、云计算、AI、VR、AR等新技术和5G相结合，将催生更多新应用、新业务，革新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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