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欧文·亚隆（Irvin D. Yalom）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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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及生命的意义试读：
作者自述
1931年6月13日，我出生于美国华盛顿，父母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由俄罗斯（靠近波兰边界一个叫西尔兹的小村落）迁来的移民。我的父母在华盛顿市区第一街和西顿街相交的路口开了一家杂货店，我家就在杂货店楼上的公寓。在我小时候，华盛顿还是种族分布泾渭分明的都市，我们家就在贫穷的黑人小区之中，在街上游荡可能会有危险，因此我只能以阅读自娱，每周两次冒险骑脚踏车到中央图书馆借书还书。
没有人在这方面给我任何建议或指引：父母亲不识字，从不读书，而且为谋温饱已经耗尽全部精力。我读的书包罗万象，端视图书馆书架排列而定：放在中间的大传记书架最先吸引我的注意，我花了整整一年把它们全部读完。但我在小说里找到另一个更令我满足的天地，它是灵感和智慧的来源。难怪我自幼就养成一种观念：写小说是最棒的事了，迄今我依然抱持这样的想法。
在当时少数族裔社群的心里，年轻人的出路有限，我的同伴不是去上医学院，就是走上和父亲一样从商的路。医学院所学似乎与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较近，而我一开始接受医学训练，就打定主意要钻研精神科。精神病学错综复杂，因此我面对每一位病人，都对他们的故事充满好奇。我相信每一个病人都有独特的故事，必须以不同的方式治疗。然而这么多年来，这样的态度却使得我日益远离所谓的精神病学专业，精神病学在经济因素的驱使下，走向完全相反的方向，也就是以病状为主，拔除所有个人因素的诊断方式，一视同仁以标准化的方式做短暂的治疗。
我最初的作品是发表在专业期刊上的科学论述。而我的第一本书《团体心理治疗：理论与实践》已经发行70万本，被用于精神治疗的教科书，译成12种语言，如今出了第4版。此书和后来我的每一本书，都是和“基础文库”（Basic Books）这家出版公司合作的，我们维持了长久而良好的关系。学界称赞我的团体治疗书籍，因为它是基于第一手经验数据而来的，但我猜此书之所以成功，很可能也在于它说的许多故事——文中穿插许多简短故事。20年来，学生都常说本书读起来简直像小说。
接下来还有其他的书——《存在心理治疗》（开风气之先的教科书）、《住院病人之团体治疗》，《面对群体》这份研究专文则已经绝版。接着我为了教导存在治疗，转向文学体写作，在过去这几年里写出了《爱情刽子手》这本治疗故事，还有两本教学小说《当尼采哭泣》和《诊疗椅上的谎言》，最新的一本就是本书（具实和虚构掺杂的治疗故事）。
虽然我的书广受一般读者欢迎，也经常被当作文学作品受到批评或赞美，但我写这些书的用意，是要把它们当成教学的作品——有教学意味的故事，也是一种新文体——教学小说。每一本书都被译成15～20种语言，发行甚广。例如，《当尼采哭泣》高居以色列畅销书榜达4年之久。“基础文库”在1997年年底还出版了我的选集，其中除了选自各书的精华之外，还收录了新写的散文。目前我正在写作关于叔本华的小说。
我的妻子玛莉琳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比较文学（法文和德文）博士，在学术界和写作方面都有杰出表现（最新的作品是《乳房的历史》）。我的4个子女全都住在旧金山湾区，各有不同的专业：医学、摄影、写作、剧场导演、临床心理学。现有5个孙子女。 第一章 妈妈及生命的意义
幽暗。或许我快要死了。妖魔鬼怪纠缠着我，心脏监视器、氧气筒、点滴、七缠八绕的塑料管，这全都是死亡的征象。我闭上双眼，滑入黑暗。
但接着，我由床上一跃而起，冲出病房，闯进阳光灿烂的葛兰艾可游乐园，几十年前，我曾在这里度过许多夏日的星期天。我听见旋转木马的音乐，闻到黏腻爆米花和苹果的甜香。我一直向前走，并没有在雪糕摊、云霄飞车或摩天轮前迟疑驻足，一直朝着鬼屋票亭前的人龙而去。付了票款，我等着下一列缆车由角落转来，轰隆轰隆在我面前停住。坐上去之后，我放下安全杆，把自己牢牢锁在里头，再朝周遭望一眼。那里，在一小群围观者中，我看到了她。
我挥舞双臂，拼命喊叫，声音大到人人都听得见：“妈妈！妈妈！”就在这一刻，缆车一个踉跄向前移动，撞上鬼屋的旋转门，门立即张开大口，露出黑暗的深渊。我尽量朝后靠，在被黑暗吞噬以前再度大喊：“妈妈！我表现得怎么样？妈妈？我表现得怎么样？”
我从枕头上爬起身来，想把梦境甩掉，即使在这时，这些字眼依旧卡在我的喉头：“妈妈！我表现得怎么样？妈妈？我表现得怎么样？”
然而妈妈已经入土六尺，葬在华盛顿郊区安纳柯斯夏墓地的松木棺中已经十年了，尸骨已寒。她还剩下什么？我猜只有骨骸了。微生物显然已经销蚀了她每一寸的肉身，或许还留下几绺黑发，或许还有几块发着幽光的软骨还黏附在大块的骨头上——大腿骨和胫骨。哦，对了，还有戒指。在骨灰的某处必定留着父亲买给她的银细丝婚戒，那是当年他们坐统舱由半个地球以外的俄罗斯抵达纽约之后不久，父亲在海斯特街买的。
是的，很久以前了。已经十年了，她已经驾鹤西归，肉身也都腐化了。只剩下头发、软骨、骨骸和一枚银婚戒。然而她的音容依然埋藏在我的回忆和梦里。
为什么我在梦里向妈妈招手？多年来我已经不再招手了，多少年？说不定有数十年。或许就是半个世纪前那个下午，她带着八岁的我上父亲店铺转角的西尔文影院看电影那次。虽然影院里还有很多空位，她却一屁股就坐在比我大一岁的街头小霸王旁边，“太太，那个位子有人坐。”他咆哮道。“哦，有人坐了！”我母亲一边轻蔑地说，一边调整姿势，“他还占位子呢，这位大人物！”她向周遭的人这么宣布。我尽量缩进红褐色的天鹅绒椅垫里。稍后，在灯光已熄的影院中，我鼓足勇气张目四顾。他就坐在那里，几排后面他朋友的身旁。没错，他们正瞪着我，还用手指指点点，其中一个握起拳头，装模作样地说：“等着瞧！”妈妈毁了我的西尔文影院，现在那里成了敌人领地，是我的禁地，至少在光天化日之下是如此。如果我想要看周六的电影——太空英雄、蝙蝠侠、青蜂侠，就得在影片开演之后蹑手蹑脚地进去，在黑暗中摸到戏院最后一排的位子，越靠近逃生门越好，而且要在灯光打亮之前赶紧溜走。在我家附近，什么都比不上逃过被扁的噩运重要。挨揍不难想象：顶多给你下巴来上一拳就了事，打你耳光、飞脚踢人也都差不多，但被打得鼻青眼肿，我的老天爷。你还剩什么？你已经完蛋，永远被贴上“被海扁”的标签。
向妈妈招手？为什么我会招手？年复一年，我和她虽朝夕相处，却相互憎恨的朝夕相处之后？她虚荣、一意孤行、爱管闲事、疑心、满怀敌意、抱持强烈偏见和不可理喻的无知（然而就算我也不得不承认她很聪明）。我从来不记得曾和她共度温馨的时刻，也从不以她为我的母亲为傲，我从没有过“有她做我妈妈我真高兴”的念头。她是个刻薄的人，对任何人都有刻薄的批评，只除了对我父亲和姐姐之外。
我爱汉娜姑姑，她是我父亲的妹妹：我爱她的甜美、温暖，她的烤热狗夹在脆脆的香肠片里，她的卷面饼无人能出其右（但我弄丢了食谱，而她的儿子又不肯再给我一份，此事说来话长）。我最爱周日的汉娜姑姑，那天她的熟食铺休息，她会免费让我玩弹球机达数小时。我总是把小团的纸块塞在弹球机的前脚下，减缓珠子落下的速度，以求获得更高的分数，她也从不会阻止。我对汉娜姑姑的赞美和崇拜令妈妈怒不可遏，她对汉娜姑姑做了连珠炮似的恶毒攻击：汉娜的贫穷、她对店员工作的厌恶、她的缺乏生意眼光、她那老土丈夫、她的缺乏自尊，只知伸手接受别人给的一切。
妈妈的言辞令人无法忍受。她的英文有很重的口音，还夹杂着许多意第绪的词语。她从没来我的学校参加过家长会，真是谢天谢地！一想到把她介绍给我的同学，我就不禁汗毛直竖。我和妈妈斗争、反抗她、向她大吼大叫、逃避她，最后，在青春期中期，我干脆不再和她说话。
我童年时期最想不通的就是，爸爸怎么能忍受她？我还记得周日上午的幸福时刻，他边和我下棋，边随着唱片哼俄罗斯或犹太歌曲，头还随着旋律摇摆，但迟早这愉快的气氛会被妈妈从楼上传来的刺耳声浪打断：“吉佛特，吉佛特，够了！Vasyizmir，唱够了，噪声够了！”爸爸会一言不发地起身关掉留声机，在沉默中继续和我下棋。我祈祷了多少次，爸爸，求求你，只要一次就好，打倒她！
因此，为什么招手？为什么在我生命的最后还要问：“我表现得怎么样？妈妈？”难道——这样的可能让我感到惊恐，难道我的一生都以这名可悲的妇人为主要观众？终我一生，我都想要逃离、躲开我的过去——犹太小村庄、统舱、犹太区、犹太教徒祈祷时披的大方巾、黑色的犹太长袍和杂货店。终我一生，我都追求解放和成长。难道我既没有逃脱我的过去，亦未摆脱母亲？
我多么嫉妒父母亲慈爱、慷慨、和蔼的朋友。然而他们却很少想到他们的母亲，既不常打电话问候，也很少探望、梦到甚至想到她们。而我却每天都得一再地把母亲的身影从心中洗涤除尽，甚至连现在，她死后十年，还经常出于反射拿起电话想打给她。
在理智上，我能了解这一切。我曾就这个现象做过演讲，向病人解释受虐儿童常觉得很难摆脱病态家庭的阴影，而慈爱父母教养下成长的孩子往往没有这方面的困难。毕竟，好父母的天职不是让羽翼已丰的孩子顺利离家吗？
我明白这点，但我不喜欢它。我不喜欢母亲每天来看我，我恨她悄悄溜进我心中的缝隙，使我无法把她连根拔起。最重要的，我恨在我生命之终，却不得不问：“我表现得怎么样？妈妈？”
我想到她位于华盛顿养老院中塞得满满的椅子，这张椅子挡住了她房间的入口，椅旁的小桌上陈列着我所写的每一本书，每种至少一本，多则好几本。十来本书再加上另外二十几本外文译本，成排地堆放着，摇摇欲坠。我经常想，只要来一场中级地震，就足以把她淹没在她独子的著作下。
我每次去看她，她都一动也不动地坐在椅子上，膝上放着两三本我的作品。她掂量它们的重量、闻它们、抚触它们，一切的一切，就是不读它们。她的眼睛已经快瞎了，但就算她能看见，也不可能理解书中的内容：她受的唯一教育就是要归化成美国公民前上的归化课。
我是个作家，而母亲却不识字。然而我依旧向她追求毕生作品的意义。她怎么评估我的著作？靠气味？还是纯凭书的重量？封面设计？抑或书皮光滑如铁弗龙般的触感？我费尽心血的研究、灵光一现的启发、上穷碧落下黄泉才得来的优雅文句……她永远不明白这些。
人生的意义？我的人生意义？堆在母亲案头摇摇欲坠的那些书里，就包含了我对这些问题自命不凡的回答。“我们都是追求意义的生物，”我写道，“必须面对被抛入无意义宇宙的困境。”接着我解释，为了避免虚无主义，我们必须有两个使命：第一个使命是发明或发现生命意义的计划，让我们足以为它奉献一生；第二个是努力忘却前方才发明的行为，说服自己并不是发明而是发现了生命意义的计划，它原先就独立发生在“存在”之外。
虽然我佯装接受每一个人对生命的意义的解答，不做判断，但其实却偷偷地把它们分为铜、银和金三层。有些人一生都执着于报复式的胜利；有些人则在绝望的束缚下，只能梦想和平、超越和免于苦痛的自由；有些人为了成功、富足、力量和真理而奉献生命；也有些人追求自我超越，为某种信念或其他生命，比如所爱或神祇倾其所有；另外也有人在奉献、自我实践或创意表达中，找到生命的意义。
尼采说，我们需要艺术，以免因真相而死亡，因此我认为创造力是黄金之道，转变了我全部的生命、所有的经验、整个的思想，化为心灵的沃土，让我不时能由其中塑造美丽新事物。
然而我的梦却透露了另一层看法，它指出我的一生都在追求另一个目标——争取已逝母亲的认同赞许。
这个梦的控诉具有无可忽视的强大力量，令人心头澎湃难以释怀。然而我明白，梦并非不可理解无法驯服，终我一生，我都是解梦人，我早已学会如何把它拆解组合，如何挤出梦里的秘密。
因此，我任头坠回枕上，任思绪飘浮，重新把梦的发条转回鬼屋的缆车座位上。
缆车突然停住，让我撞上安全杆。过了一会儿，它逆向行驶，缓缓退回旋转门，再度浮出阳光灿烂的葛兰艾可游乐园。“妈妈，妈妈！”我双手挥舞呐喊，“我表现得怎么样？”
她听到我了。我看到她左推右挤，穿过人群：“欧文，你这算什么问题啊。”她边说边解开安全杆，把我拉出缆车。
我看着她，她约莫五六十岁，矮胖结实，毫不费力地拎着鼓鼓的木柄绣花手提袋。她长相平庸，但却不自知，走路时抬头挺胸，一副自以为漂亮的模样。我注意到她上臂垂下来的赘肉，她的长袜松了，堆在膝盖上方。她给了我湿湿的一个吻，我也假装回应。“你表现得很好。还有谁能奢求更多？这些书，你真让我骄傲。要是你爸爸能看得到就好了。”“你说我表现得很好是什么意思？你怎么知道？你又不会看我写的，我是说，你的视力不好。”“我知道就是知道。看看那些书。”她打开手提袋，拿出我的两本作品，温柔地抚摸它们：“好厚的书，好漂亮的书。”
我因为她的举动而感到焦躁：“书里的内容才重要，或许它里头只是一些废话。”“欧文，不要说蠢话。多漂亮的书！”“妈，你一直带着这些书？甚至在游乐园里？你简直把它们供起来了。难道你不觉得——”“大家都认识你，全世界。我的美发师告诉我说，她女儿在学校研读你的书。”“你的美发师？是的，期末考吗？”“每一个人，我告诉了每一个人。为什么不？”“妈妈，难道你没别的事可做？何不与你的朋友共度周末？汉娜、葛蒂、鲁芭、桃乐西、山姆或是赛门舅舅？你在葛兰艾可游乐园这里做什么？”“我在这里让你丢脸吗？你总是难为情。不然我该去哪里呢？”“我只是说我们俩都已经成年了。我已经60多岁了，或许我们该各有各的梦了。”“我总是让你丢脸。”“我可没这么说，你没有在听我说话。”“总是觉得我老糊涂，总是以为我什么都不懂。”“我没那么说，我总是说你不可能什么都懂，只是你——只是你——”“我怎么样？说啊，是你先开头的，说下去，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要说什么？”“不，欧文，要由你说出来。若是我说，你就会改我的话。”“只是你不听我在说什么，只是你大谈自己不懂的事情。”“听你？我不听你？告诉我，欧文，你听了我的话吗？你了解我吗？”“你说得对，妈妈。我们两个人都没有好好听对方说话。”“我可不是，欧文，我听得很好。每天晚上我由店里回来都只听到一片静寂，你根本懒得由书房上楼来看看我，甚至连招呼都不曾打。你从没问过我今天工作辛不辛苦。如果你根本不和我说话，我怎么可能聆听你呢？”“有东西挡住我；我们之间有高墙阻隔。”“墙？这样向你的母亲说话！墙，难道是我砌的？”“我没有这样说。我只是说有墙阻隔而已。我知道我碰到你就退缩，为什么？我怎么记得？那是50年前的事了，妈妈，但不论你对我说什么，我都觉得是责备。”“什么？责备？”“我的意思是批评。我得避开你的批评。这些年来我总觉得自己已经够差劲了，不想再听到批评。”“你有什么好觉得差劲的？这些年来，你爸爸和我在店里辛苦都是为了要让你读书。我们一直忙到三更半夜。有多少次你打电话到店里来要我帮你带东西回家？铅笔啦、纸啦，记得艾尔吗？在烟酒零售店工作，有一次遭抢劫脸被割伤的那个艾尔？”“当然记得，妈妈，他的疤一直到鼻子前面。”“艾尔接电话，总是从拥挤不堪的店那头大喊：‘是国王！国王打电话来了！让国王自己去买铅笔，让他练习练习。’艾尔是嫉妒，他的父母什么也没给他。我从不理睬他说的话，但他是对的，我把你捧在掌心就像对国王一样。只要你打电话来，不论早晚，我都会留下你爸爸应付一整屋子的顾客，跑过整条街去帮你买。邮票也是，还有笔记本、墨水、原子笔。你的衣服全都染上墨水了。你就像国王一样，我哪有批评你。”“妈妈，我们现在终于沟通了，这很好，我们不要互相指责，让我们互相了解。我只是说，我觉得自己好像受到批评一样。我知道你对别人总是称赞我，你向旁人夸我，只是从不告诉我，从不当我的面夸我。”“那时很难和你说话，欧文，不只是对我，对任何人你都这个样子。你什么都知道，你博学多闻，或许大家都有点怕你，或许我也是如此。谁知道呢？但让我告诉你，欧文，我受的罪比你还多。首先，你也从没对我好言好语。我为你煮饭，你吃我煮的饭20年了，我知道你爱吃，我怎么知道的？因为盘子和碗总是干干净净的，可是你从没有称赞一句，这么多年来一次也没有。有过吗？”
我惭愧地低下头。“第二，我知道你在我背后也从没说过我的好话，至少我有说过你的好话，欧文，你知道我向旁人夸过你，但我知道你总以我为耻，不论人前人后。怕我的英语、我的口音，怕我所不懂的一切，怕我说错话会丢你的脸。我听过你和朋友取笑我——茱莉、雪莉、杰瑞。我什么都知道。”
我的头更低了：“你什么都知道，妈。”“我怎么看得懂你书里的东西？要是我有机会，要是我上过学，我能懂得更多！在俄罗斯，在乡下小村，我不能上学，只有男生能。”“我知道，妈，我知道。我知道要是你有机会，在学业上的表现一定能像我一样好。”“我和爸妈一起下了船，那时才20岁。一周有6天、每天12个小时都得在缝纫厂工作，从早上7点到晚上7点，有时到8点。工作前两小时，清晨5点，我还得陪爸爸走到地铁旁的书报摊，帮他拆报纸。我的兄弟从没帮过忙，赛门去上会计师学校，海米则去开出租车，从没有回过家，也从没有寄钱来。然后我嫁给你爸爸，搬到华盛顿，一直到老，每天都在店里和他一起工作12个小时，还得理家煮饭。接着我生了琴，她从没给我惹一分钟的麻烦，接着是你，你却麻烦多多。我一年忙到头，看看我！你知道！你总是看到我忙上忙下的，我有撒谎吗？”“妈，我知道。”“这些年来，在布芭和塞达生前，我也一直负担他们。他们一穷二白，只有我父亲摆报摊赚来的那几个硬币。后来我们帮他开了一家糖果铺，但他不能工作，他得祈祷。你还记得塞达吧？”
我点点头。“模糊记得，妈。”我那时大概四五岁，布朗克斯一座酸臭味的廉价建筑……把面包屑和锡纸球丢下五层楼给后院里的鸡吃……外公一身黑，再加上又高又黑的圆顶小帽，白色蓬松的大胡子，沾着肉汁，手臂和前额包着黑色的绳子，喃喃念着祷词。我们没办法交谈，他只说意第绪语，但他用力地捏我的脸颊。其他所有的人——布芭、妈妈、丽娜阿姨，全都在工作，整天在通往店里的楼梯跑上跑下，开箱、打包，烹饪、清扫鸡毛、刮鱼鳞、打扫。伹塞达却连指头也不动。他只坐在那里读书，就像国王一样。“每个月，”妈妈继续说，“我都搭火车到纽约去，送食物和钱给他们。后来布芭进了疗养院，也是我出钱，每两周去探望她一次——你记得，有时我会带你搭火车去。家里还有谁会管？没有人！你那赛门舅舅每隔几个月才会去看她一次，带一瓶七喜给她，等我下一次去的时候，只会听到她一直说你赛门舅舅的七喜多棒。甚至她失明之后，还躺在那里，抱着空空的七喜瓶子。我还不止帮助布芭，家里所有的人——我的兄弟赛门和海米，还有丽娜、你的汉娜姑姑、我从俄国带来的艾比舅舅，全家全是靠着那片肮脏的小杂货铺过来的。没有人帮过我，从来没有！从来没有人感谢我。”
我深深吸了口气，吐出这几个字：“谢谢你，妈，谢谢你。”
这并不很困难，为什么花了50年的时间才说出口？我拉住她的手，可能是毕生首次。感觉柔软又温暖，就像烘焙前的面团一样。“我记得你曾向琴和我说过赛门舅舅的七喜，一定让你很难过。”“难过？还用说。有时候她喝他的七喜配我的面饼。你知道做面饼多麻烦，而她却只谈七喜。”“谈谈真好，妈，这是第一次，或许我一直想要和你谈谈，因此你总是在我心里，在我梦中。或许现在一切会不同了。”“怎么不同？”“我比较能做我自己，为我所选择的理想和目标奋斗。”“你想要赶走我？”“不是——不是那么说，我不是恶意。我希望对你也是如此，我希望你能够休息。”“休息？你几时见过我休息？你爸爸每天都午睡，你可曾见过我午睡？”“我的意思是你应该有自己生活的目的，而不是这个。”我掰开她的手提袋，“不是我的书！而我也该有自己的目标。”“但我刚刚解释过，”她答道，边把手提袋换到另一只手，离开我远一点，“那些不只是你的书，也是我的书。”
她的手臂突然变冷了，我放开它。“你什么意思？”她继续说，“我该有我的目标？这些书就是我的目标。我为你辛劳，也为它们。我毕生都是为这些书辛劳——我的书。”她把手伸进袋子里，再拿出两本。我畏缩起来，生怕她会把这些书举给已经聚在我们身旁的一小群旁观者看。“但是你不懂我的意思，妈，我们得分开，不要相互束缚，才能成为完整的人。这正是我这些书里的内容，也是我希望我的子女——所有的子女过的生活——不受束缚。”“不受束缚？”“不是，不是，是不受束缚——无拘无束。我还说不清楚，妈，这样说好了：世界上每一个人基本上都是孤独的，这虽然很残酷，却是事实，我们得面对它。因此，我希望有我自己的思想和梦想，你也该有你自己的。妈妈，我希望你不要再萦绕在我梦里。”
她的脸孔紧绷起来，退后几步，我急忙加上：“不是因为我不喜欢你，而是因为我希望这对我们俩都好，对我和对你。你应该在人生中有自己的梦想，当然你能了解这点。”“欧文，你依然以为我什么都不懂而你什么都懂。但我也看透人生和死亡。我比你更了解死亡。相信我，而且我也了解孤独，远甚于你。”“但是妈，你并没有面对孤独，你和我待在一起，并没有离开我。你在我的思绪中漫游，在我梦里。”“没有，爱儿。”“爱儿”，我已经有50年没听到这个称呼了，几乎忘记她和爸爸以前经常这样叫我。“事情不是像你想的那样，爱儿，”她继续说，“有些事你不懂，有些事你颠倒黑白。你知道那个梦，我站在人群里，看着你在卡座上向我挥手大喊，问我你在人生中表现得如何的那个梦？”“我当然记得我的梦啊，妈。这就是一切的源起。”“你的梦？那是我想向你说的，那是个错误，欧文——你以为我在你的梦里。那不是你的梦，爱儿，那是我的梦。做妈妈的也有她们自己的梦。” 第二章 与葆拉共舞
身为医学系的学生，老师教我们望、闻、问、切的艺术。我检视深红色的喉咙、鼓胀的耳膜和网膜上错综复杂的动脉血管；我聆听心脏的僧帽瓣嘶嘶作响、小肠如低音喇叭的流动声、肺部的杂音；我触摸脾和肝脏平滑的边缘、紧绷的卵巢囊肿以及冷硬的前列腺肿瘤。
对于病人的了解，这正是医学院所教的内容，但向病人学习，这种更高深的教育却更晚才获启蒙。或许最先是由我的教授怀特何恩（John Whitehorn）所传授，他总说：“聆听病人，让他们教导你。要保住你的智慧，必须永远做学生。”他的意思不仅是懂得聆听能让你对病人了解更多，他是希望我们以病人为师。
怀特何恩闪闪发亮的头上悉心剪妥的新月形灰发总是梳得整整齐齐，这位规规矩矩、一丝不苟、彬彬有礼的名师30年来一直担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精神病学系的主任。他戴着金丝边眼镜，毫无多余的装饰——脸上没有一条皱纹，一年到头穿着的棕色西装（我们猜想他衣橱里一定有两三套一模一样的西装以便更换）没有一丝褶皱。他也没有多余的表情：讲课时他只动嘴唇，其他一切——不论是手、脸颊或眉毛，都保持不动。
在我担任第三年精神科住院医师时，每周四下午，就有五名同学和我一起跟随怀特何恩医师看诊。我们先在他用橡木装潢的办公室用午餐，菜色简单，而且总是一成不变——鲔鱼三明治、冷盘和冷的蟹饼，接着是水果色拉和乏味的胡桃派。不过用餐的方式却很讲究：麻织桌布、闪闪发亮的银托盘和骨瓷餐具。午餐时的对话轻松而冗长，虽然我们每一个都有电话要回，有病人等着照顾，怀特何恩医师却总是慢条斯理，最后甚至连我，全组最匆忙的一个，也学会让时间等待。在这两个小时中，我们可以向教授提任何问题：我还记得问过他妄想症的源起、医师对自杀病人的责任以及治疗和宿命之间的冲突这些问题，虽然他仔细地回答，但显然却偏爱其他的话题：波斯弓箭手的准度、希腊和西班牙大理石的特性比较、盖茨堡之役的重大失策以及他发明改进的化学元素周期表（他原先是化学系的学生）。
午餐后，怀特何恩在办公室里为四五名病人看诊，我们则安静地在一旁观看。他看诊的时间很难预估，有些15分钟就结束，有些则持续两三个小时。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夏日在又凉又幽暗的办公室里，橙绿条纹的窗帘隔绝了巴尔的摩炙热的太阳，窗外攀藤植物绽放了蓬松的花朵。由角窗上望出去，正巧可看到医院员工专用的网球场。喔，那时我多渴望上场打球！一心一意都在梦想发出ACE球，或是挥拍上网，然而网球场上日影越来越长，一直到薄暮吞噬了网球场上的余光，我才死心，把注意力移回怀特何恩医师的问诊上。
他的步调轻松，有的是时间。再没有比病人的职业和兴趣更能吸引他的了。上一周他还在鼓励南美果农大谈特谈咖啡树，下一周则是和历史教授讨论西班牙无敌舰队（1588年企图侵略英国反遭击灭）的挫败。他问得巨细靡遗，让你以为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明白种植高度和咖啡豆质量的关联，或是发现无敌舰队幕后的政治动机。他如此巧妙地切入私人的领域，即使一心提防的偏执病人也不由地畅谈自己的心路历程，总令我吃惊叹服。
怀特何恩医师借着让病人为师，和病人的“人”而非“病情”建立起关系，他的做法不但提升了病人的自信，也让病人更愿意倾诉心声。
也许你会说他的问诊手腕高明，但这么说可不公平。怀特何恩医师真的希望病人能把他看成是一位收集者，多年来累积了惊人的宝物。他说：“如果你能让病人多谈他们的人生和兴趣，那么就能和病人双赢。多了解病人的生活，不但能让你得到教诲，也能获得关于他们病情的一切资料。”
15年后，即20世纪70年代初期，怀特何恩医师已经去世，我也跻身精神病学教授之林，却有一位罹患末期乳癌名叫葆拉的妇女进入我的生命，继续教育我。虽然我当时还不明白，她也从未提过，但我却相信从一开始，她就肩负了教化我的使命。
葆拉在肿瘤科听社工人员说我有意组成绝症病人治疗团体之后，就打电话来。她第一次踏进我的办公室，我就立刻被她的外表吸引：她尊严的仪态、灿烂的笑容、一头如男孩般剪得短短的闪闪发亮的白发，以及她湛蓝、智慧的双眼中熠熠生辉的光彩。
她一开口就不由得让人注意：“我是葆拉·韦斯特，罹患末期癌症，但我并非癌症病人。”的确，在我和她共度的这么多年人生历程中，我从没有把她当成病人。她言简意赅地说明她的病史：五年前发现乳房肿瘤，开刀切除，接着另一只乳房也生了肿瘤，也切除了。紧跟着是化学治疗和随之而来的副作用：恶心、呕吐、头发掉光，接着是放射治疗，人体可以承受的最大剂量。然而这一切都未能阻止癌细胞扩散的速度——头骨、脊椎、眼眶。肿瘤细胞侵蚀她的五脏六腑，虽然她已经手术切除乳房、淋巴结、卵巢、肾上腺，癌细胞依然恶性蔓延。
想象葆拉的身体，必然是满布伤疤的胸膛，没有乳房、肌肉，就像发生船难的大帆船一样，空留骨架。在她的胸膛之下，腹部处处是手术疤痕，全靠着因注射类固醇而肥厚的笨重臀部支撑。简言之，这是个年届55岁而没有乳房、肾上腺、子宫、卵巢，而且我相信也丧失了生命力的女人。
我欣赏的是身材坚实优美、丰胸性感的女人，但第一次看见葆拉，却发生了奇事：我觉得她很美，而且爱上了她。
我们议定每周不定期会面一次，或许有人以为这算是“心理治疗”，因为我把她的名字列入门诊名单，而在会面的50分钟里，她也的确坐在病人的椅子上。但其实我们的角色很混淆，比如我们从没有谈过费用的问题。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这并非一般的问诊，也不想在她面前谈钱，那太庸俗了。不只金钱，还有其他如性行为、婚姻或社交关系等这类事，都在杜绝之列。
生命、死亡、性灵、和平、超然的存在，这些才是我们讨论的课题，也是葆拉唯一在意的事。我们多半是谈死亡。每周我们四个（而非两人）在我的办公室会面——葆拉和我，她的死亡和我的死亡。她成为我的死亡姬妾：把死亡介绍给我，教我该如何看待它，甚至和它做朋友。我渐渐明白死亡虽然声名狼藉，虽然不能带来欢乐，但它并不是把我们拖进无以名状恐怖境地的恶魔。我学会揭开死亡的神秘面纱，看待它的真面目，这是个事件，是人生的一部分，也是所有可能的终结。葆拉说：“这是个中性事件，但我们却一直用恐惧来渲染它。”
每一周葆拉都翩然来到我的办公室，带着我所喜爱的明灿微笑，把手伸进大草袋中，拿出日记放在膝上，和我分享她过去一周的反省和梦想。我仔细聆听，努力做出适当的回答。每当我说出不知自己对她是否有助益的疑问，她都露出迷惑的表情，接着在凝思片刻之后，再度绽放微笑，好像给我保证一样，再回头谈她的日记。
我们一起回顾了她和癌症全程的接触：最先的惊吓和不敢置信、肢体的摧残、逐渐的接受，到最后习惯告诉旁人：“我患了癌症。”她述说丈夫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朋友的支持。这点倒不难理解：大概没有人会不爱葆拉。（当然我从没有向葆拉告白，直到许久以后，她不复相信我之时。）
接着她叙述癌症复发的那段可怕时光。那是她的骷髅地（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处），她经历了所有癌症复发病人所扛的十字架：放射治疗室，室内上方悬着世界末日的金属眼球、冷漠无情的技术人员、不安的朋友、漠不关心的医师，而最叫她受不了的，就是无所不在的刻意的隐瞒。她打电话给外科医师，也是她20年来的至交，结果只有护士告诉她不必再来挂号了，因为医师已经无能为力。谈到此她不禁潸然泪下。“医师是怎么了？为什么他们不了解，只要他们现身，就是对病人莫大的安慰？”她问道：“为什么他们不了解，就是在他们束手无策的那一刻，才是病人最需要他们的时候？”
葆拉告诉我，得知自己走向死亡的恐怖，随着其他人的退缩而与日俱增。濒死病人的疏离感随着其他人强颜欢笑想隐瞒死的逼近而更加强烈。然而死亡是掩饰不了的，迹象无所不在：护士压低声音说话，医师老是看错病灶位置，实习生蹑手蹑脚地走进病房，家人视死如归的勇敢笑容，以及访客的强作欢颜。一名癌症病人曾告诉我，她知道自己死期已近，因为平时检查完总是轻拍她臀部的医师，这一次却和她握手道别。
除了死亡之外，我们也害怕伴随死亡而来的孤绝无援。我们毕生都想找伴共度人生，却必须孑然一身面临死亡。生者规避濒死的人预示了最后必然的遗弃。葆拉告诉我，濒死者的疏离来自两个方面，病人自绝于生者，不想吐露她的恐惧和可怕的念头，以免拖累家人朋友。而朋友则却步不前，觉得自己帮不上忙，手足无措，也不情愿太接近，以免预见自己不免也会经历的过程。
不过葆拉如今已不再孤立，至少一直有我支持她。纵使其他人遗弃葆拉，我也不会这么做。然而我却不知道未来她会视我为不认主的彼得，不认她不止一次，而是许多次。
她无法以适当的言词来描述这段疏离期间的痛苦，只能称之为“客西马尼花园”（基督被犹大出卖而被捕之地）。她曾带来女儿所画的石版画，图上有几个人正用石头抛击圣徒，圣徒是个蹲伏在地下的瘦小女人，她脆弱的双手无力保护自己。这张画如今悬在我的办公室里，每当我看到它，就想到葆拉说：“我就是那个女人，面对他人的攻击脆弱无援。”
后来是一位牧师助她脱离了这段时期，他指点她：“知道‘为什么’的人，就能忍受‘怎么会这样’，癌症就是你的十字架，磨难就是你的圣职。”
这个启示改变了一切。在她描述她接纳自己的圣职，致力于缓解其他癌症病患的折磨时，我开始了解自己的角色：不是我在帮助她，而是她在帮助我，我才是她圣职的对象。我可以帮得上忙，但并不是透过支持、解释或是关怀、忠实，我要扮演的角色就是让她教育我。
来日不多的癌症病人可能经历“黄金时期”吗？葆拉做到了。是她教导我：坦然面对死亡可以让人以更丰富、更满足的方式体验人生。当时我很怀疑，觉得所谓的“黄金时期”是她一贯的夸张说法。“黄金时期？真的吗？葆拉，死亡哪有什么黄金可言？”
葆拉斥责我：“这是哪门子问题！所谓黄金时期并不是死亡，而是在面对死亡时把生命发挥得淋漓尽致。想想最后的时光多么深刻和宝贵：最后的春天，最后一次蒲公英茸毛的飞舞，最后一次紫藤花的飘零。”
葆拉接着说：“黄金时期也是伟大的解放时期，是你可以向所有琐事小节说不的时刻，让你自己全神贯注在你最关怀的一切——好友齐集一堂，四时的变换，海水的起伏。”她对医界死亡学大师库布洛-罗丝（Elizabeth Kulber-Ross）颇为不屑。罗丝未能体认黄金时期的可贵，反而把死亡归为几个消极的临床阶段：愤怒、否定、讨价还价、沮丧和接受，这种想法总让她生气。她认为这样僵化的情感反应区分只会剥夺病人和医师的人性，我相信她是对的。
葆拉的黄金时期是热烈的个人探索时期：她曾梦到在广大的厅堂漫游，梦中家里出现从未使用过的新房间。这段时间也是她准备的时期：她梦到自己由地下室到阁楼大扫除，也梦到重新整理柜子和衣橱。她也为先生做准备，例如有时她很想外出购物，为家人准备餐点，但却刻意压抑这样的念头，以便训练丈夫自立。有一次她告诉我，她先生第一次提到等“我”而非“我们”退休，令她很骄傲。这种时候我总睁大眼睛不敢置信。这样的美德真的存在于小说世界之外吗？精神病学的教科书上很少讨论“善良”的性格，只说这是对抗恶意冲动的一种防御。一开始我询问她的动机，并且旁敲侧击想找出漏洞，但最后我相信她的诚意，也让自己沐浴在她的光辉里。
葆拉觉得，准备死亡不但必要，而且需要非常专注。她知道自己的癌细胞扩散到脊髓之后，写了一封告别信给13岁的儿子，连我都不禁感动泪下。在最后一段，她告诉儿子说，胎儿的肺并不会呼吸，眼睛也不能视物，因此胎儿准备降生到它无法想象的世界，葆拉说：“我们不也是在准备降生到超越我们世界，甚至凌驾于我们想象之上的世界吗？”
我对宗教信仰总是很困惑。自有记忆以来，我总觉得宗教其实就是为了安抚人心、纾解焦虑而发展出来的。在我十二三岁时，有一天在父亲的杂货店里帮忙，和一名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人谈到我对上帝存在与否的怀疑，这名士兵刚由欧洲前线返国，他听了我的话，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圣母和耶稣画像，他曾带着这张画经历诺曼底登陆。“翻过来，读读背后，大声读。”“战壕没有无神论者。”我读道。“对，战壕里没有无神论者。”他缓缓复诵，“不论是基督徒的上帝，犹太人的上帝，中国人的神，还是其他的神……一定都得有神，我们不能没有神。”
这个陌生人把那张圣母画像给我，皱巴巴的画像令我着迷不已。它已经经历诺曼底和天晓得还有多少战役。或许这是个预兆，象征神终于找到了我。我把它放在皮夹里两年，不时抽出来思索。有一天我问道：“就算战壕里没有无神论者，又怎么样呢？就算如此，也只是更说明了信仰随恐惧而生。我们需要也想要有神，但光是期待并不能就让它成真。信仰，不论多么热切，多么虔诚，多么强烈，都对上帝是否存在的事实未置一词。”第二天我到一家书店，从皮夹里取出如今对我毫无作用的画像，小心翼翼地夹进一本名为《心灵平静》（Peace of Mind）的书里，或许能让其他准备战斗的灵魂获得些许帮助。
虽然死的念头一直让我觉得恐惧，但我宁可有这样原始的恐惧，也不想接受某些因不可解而更富吸引力的信仰。我痛恨“正因为它不可解，所以我信”这样的说法。但是身为治疗师，我只把这样的想法放在心里：我知道宗教信仰是安心力量的来源，若没有更好的取代方法，我也绝不会干预。
我这种不可知的论调很少动摇，或许有几次在学校早祷之时，看到老师同学全都低着头向天上的父喃喃低语，曾令我觉得不安。是不是除了我之外所有的人都疯了？我疑惑。接着报上又刊出我们敬爱的罗斯福每周日上教堂的照片，让我不禁思索：罗斯福的信仰可不能掉以轻心。
至于葆拉的想法呢？她给儿子的信，她对我们的存在都有个我们无从了解的目的这样的想法，又该怎么解答？弗洛伊德必然会对葆拉的比喻感兴趣，而我又完全认同弗洛伊德的宗教观。他一定会说：“这正是满足期待的典型例子。我们期待存在，担心自己不存在，于是我们创造了有趣的神仙故事，让美梦全都成真。未知的目的地等着我们：忍受折磨的灵魂、天国、不朽、上帝、复活，这些全都是幻想，全都是消减难免一死痛苦的糖果。”
葆拉对我的怀疑论调总是温和地回应，轻轻提醒我，虽然我觉得她的信仰不真实，但它们亦不容否认。我虽然怀疑，却爱葆拉的比喻，也以从未有过的耐心聆听她讲道。或许这是一种交换：我以怀疑想法的一隅交换接近她的恩典。我嫉妒她的儿子，他可明白自己有多么幸福？我多么希望自己有这样的母亲。
在这段时期，我参加了朋友母亲的葬礼，牧师讲了一段慰藉的话语。他描述一群人在海滨哀伤地向扬帆出海的船只告别，船影越来越小，只剩桅杆顶端还看得见，最后连桅杆也消失了，人们低语道：“她走了。”然而就在此刻，在遥远的某一方，另一群人正在张望海平面，他们看到了桅顶出现，不禁欢呼：“她来了。”
若是不认识葆拉之前，我听到这样的话只会嗤之以鼻：“愚蠢的寓言。”现在我的反应却不再这样强烈了。我环顾其他吊唁者，有一刻甚至觉得和他们合为一体，因幻象而结合，因船接近新生命的岸边这样的意象而欣喜。
在我认识葆拉之前，总是对加州最普遍的“新时代”现象大加挞伐：塔罗牌、易经、练功、复活、星象学、命理学、针灸、科学论派（知识为根据之教派，宣称使信徒发挥人的最大潜能）、前世今生的治疗。以前我总想：人就是需要这些东西，以满足我们内心深处的渴望，而且有些人就是无法独立，让他们仰赖这些神话吧，可怜的家伙。如今我的态度缓和多了，我会用比较不那么激烈的句子：“谁知道呢？”“或许吧！”“人生本来就是复杂难解的。”
葆拉和我熟识之后，我们打算组成一个临终病人的团体。如今这类团体很普遍，但1973年时，是才开风气之先，临终就像色情一样是禁忌的课题，我们无所遵循，必须全靠自己张罗。然而我们一开始就碰到难题：怎么成立这样的团体？到哪里去找成员？难道要我们登广告：“征临终病人”？
不过葆拉在教会、医院和居家护理组织的人脉，帮我们介绍了一些可能的人选。斯坦福洗肾中心转介来第一位成员：年方19岁的吉姆，患有严重的肾脏病。吉姆虽知道自己人生短暂，但却无意更进一步了解死亡。他避开葆拉和我的视线，甚至根本避开和我们的任何接触。“我是个没有希望的人，”他说道，“谁会要我当丈夫或朋友？何必一直去面对被排斥的痛苦呢？我太常说这些，也太常被人拒绝了。不需旁人，我也可以活得好好的。”葆拉和我只见过他两次，他没有再参加我们的活动。
我们的结论是，吉姆太健康了。他对洗肾抱持了太大的希望，而且洗肾延缓死亡的时间也太长，让他否定的情绪生了根。我们要找的是已经来日无多、对人生不抱希望的病人。
接着罗伯和萨尔相继加入。他们俩都不完全符合我们的标准：罗伯总否认自己临终，而萨尔则说他已经和病魔妥协，无须我们协助。年方27岁的罗伯已经和高度恶性的脑瘤奋战了6个月，他对自己病情的态度时常在两极间摇摆，一会儿他会坚持：“看着好了，我会在6周之内爬上阿尔卑斯山。”（恐怕他毕生连内华达州以东都没去过。）一会儿他又诅咒自己麻痹的双腿害他连保险契约书都找不到：“我得查查万一我自杀，妻小是否就无法得到理赔。”
虽然我们知道人数不够多，但还是创立了这个小团体，成员就是葆拉、萨尔、罗伯和我四个人。由于萨尔和葆拉无须协助，而我又是治疗师，因此罗伯成了小组存在的唯一理由，只是他非常顽固，我们一方面鼓励指引他，一方面也尊重他否定排拒的选择。然而支持一个持负面态度的人实在叫人产生无力感，尤其我们只是想帮助罗伯接受他濒临死亡的事实，让他仅余的生命不致留憾。我们全都对聚会不怎么热心。两个月后罗伯头痛加剧，在睡梦中溘然而逝。我真怀疑我们帮上了什么忙。
萨尔则以不同的方式迎接死亡。死亡越迫近，他的精神却益发提升，死亡使他的生命获得了他先前从未察觉的意义。他患的是多发性骨髓细胞瘤，这是一种会侵犯骨骼疼痛不堪的疾病。由于他已经骨折多次，因此全身从头到腿包在石膏下。许多人都爱萨尔，很难相信他才30岁。他就像葆拉一样，在最绝望的时刻获得启发，明白癌症是他的圣职，这改变了他随后的一切，包括同意加入我们的群体：他觉得这是协助其他人超越病魔，寻觅生命真义的机会。
萨尔加入我们时，机会还没有成熟，我们的团体太小，还不能提供给他合适的听众，然而他在其他地方依旧找到讲台：尤其是在高中向惨绿时期的青少年演讲。“你们想吃迷幻药来戕害身体，想要用酒、大麻、可卡因来杀死它？”他雷霆万钧的声音回响在大礼堂：“你们想要开快车撞烂你的身体？杀死它？把它丢下金门大桥？你们不想要它？那么把你们的身体给我！让我拥有它。我需要它，我接受它，我想要活下去！”
这样的诉求深深打动人心。听他演说，令我不禁战栗。“人之将死，其言也哀。”他的演说铿锵有力，学生们专注聆听，感受到他的诚意，知道他没有多余的时间胡说。
一个月之后，艾芙琳加入我们的团体，让萨尔有更多机会为他的圣职而努力。62岁的艾芙琳罹患晚期淋巴癌，坐着轮椅被推进我们的聚会，当时她还正在输血。她对自己的病情很坦然，心知自己即将死亡。“我可以接受这点，”她说，“这已经不重要了。但重要的是我的女儿，她让我连这最后一程都不得安宁！”艾芙琳把担任临床心理医师的女儿骂得一文不值：“睚眦必报，缺乏爱心的女人。”几个月前因为女儿照顾艾芙琳的猫时错喂了食物，两人大吵一架，迄今依然冷战。
听了她的倾诉之后，萨尔简单扼要但热忱地向她说：“请听我说，艾芙琳，我也不久于人世了。你的猫吃什么有什么要紧？谁先屈服又有什么关系？你知道来日不多了，我们别再假装了吧。你女儿的爱是这世上对你最重要的事，请你在走前一定要把这点告诉她！否则你会毁了她的人生，她永远不能复原，而且还会把这种伤害传给她的女儿！一定要打断这样的循环！”
这样的恳求生了效。虽然几天后艾芙琳就去世了，但护士告诉我们，她被萨尔的话打动，和女儿流泪和解。我为萨尔骄傲，这是我们这个团体第一个成功的事例！
又有两位病人加入我们的团体。几个月后我们觉得有了足够的经验和了解，可以嘉惠更多的病患。因此，葆拉更认真地寻找人选，她和美国癌症学会接触，得到一些信息，经面谈筛选之后，我们接受了七名新病人，全都是乳癌患者。我们终于正式开始营运。
在全体会员头一次聚会中，葆拉一开始朗读了一段犹太教的故事，令我吃了一惊：
一名牧师和主谈论天堂与地狱。主说：“我让你看地狱的景象。”他带着牧师走进一个房间，房内一张大圆桌，围桌而坐的人们似乎都饥肠辘辘。桌上有一大锅热腾腾、香喷喷的汤，叫人不由得流口水。围桌而坐的每一个人都拿着手把很长的汤匙，虽然正好够得到锅，却比人的手臂还长，因此人们不能把食物喂进自己的嘴里，大家都吃不到，难怪饿坏了。“现在我再带你去看天堂。”主说道。他们走进另一个房间，里头的陈设和第一间一模一样，同样的大圆桌，同样的热汤。围桌而坐的人也都拿着长柄汤匙，但每一个人都吃得很饱，都开心满足。牧师不明白，主说：“很简单，不过要一点技巧。在这个房间里，他们都会互相喂食。”
虽然葆拉擅自决定以这段故事作为开场白，令我措手不及，但我并未多想。我们还没有厘清相互之间的角色和合作的关系，她用这样的方式也无可厚非。此外，她的判断总是很精准，这是迄今我所见过最具启发性的开场白。
我们的团体要取什么名字呢？葆拉说：“桥梁团体”。为什么？两个原因：第一，这个团体在癌症病患之间架起了桥梁；第二，我们在这个团体中，就像打桥牌一样，把牌摊在桌面上。“桥梁”成长得很快。每隔一两周，就有恐惧的新面孔加入，葆拉会拉着新成员的手，邀他们外出午餐，教导、鼓励、启发他们。不久我们的人数就太多了，不得不分为两个八人小组，我也请了一些精神科住院医师做组长。所有的成员都反对分组，认为这会影响整个大家庭的完整，我提出妥协的办法：我们可以分组讨论1小时15分钟，最后15分钟再合并，交换心得。
这些聚会探讨的是其他团体不敢面对的课题，一次次的聚会中，成员带来病情转移的新噩耗、新的悲剧，而每一次我们都找到安抚慰藉的方法。偶尔要是有人病得太重、太虚弱，无法参与会议，我们也会把聚会移到他家举行。
我们讨论的内容百无禁忌，葆拉也在每一次重要的讨论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比如一位名叫伊娃的成员谈到朋友突然在睡梦中因心脏病去世，令她嫉妒不已：“这真是离开人世最好的方式。”但葆拉却不以为然，认为猝死是悲哀的死法。
当时我很替葆拉难为情。我不由得疑惑：为什么她要让自己出糗？谁能否认伊娃的话，在睡梦中逝去怎么不是最幸福的死法？然而葆拉一如往常，不慌不忙地说明她的观点：“你需要时间，许许多多的时间，让别人准备好面对你的死亡——你的丈夫、朋友、最重要的是你的孩子。你必须对未完成的一切有小白所交代，不能任意抛弃人生的计划。你的工作必须完成，问题必须解决。否则你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而且死是生的一部分，在睡梦中错过它，就等于错过人生最伟大的冒险。”
不过伊娃并不为所动：“葆拉，不管你怎么说，我还是羡慕朋友的猝死，我一直都喜欢惊奇之举。”
我们的团体不久就在斯坦福社区闻名遐迩。学生（精神科住院医师、护士、大学部学生）都透过镜子观察聚会的情形，有时候成员的痛苦实在太难承受，学生们也热泪盈眶地奔出观察室。一般精神治疗虽然允许医科学生从旁观察，但通常都不情不愿，然而我们这个团体却欢迎学生观察。全体成员就像葆拉一样，非常希望有学生受教，他们有许多体验想教导学生，因为死的迫近使他们自觉更加有智慧。他们尤其明白：生命是不能延迟的，非得活在当下，不能拖到周末、度假、孩子们长大，或是退休的暮年。我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怨叹：“我竟然等到现在，等到癌症缠身，才学会如何生活，多么可悲啊！”
那段时期我一心一意想在学界出人头地，研究、研究基金的申请、演讲、教学和写作的忙碌工作限制了我和葆拉的接触。我是否害怕太亲近她？或许她的宇宙观，她超脱世俗目标的态度，威胁了我在学术市场追求成功的努力。当然，每周聚会我都会看到她。在聚会中，我只是名义上的领导者，她才是协调一切的灵魂人物。她带领新的成员，让他们感到宾至如归，把她的私人经验和他们分享，并且在每次聚会之间和他们联系，共进午餐，在任何人有急需时提供帮助。
或许可用“精神导师”来形容葆拉的角色。她提升我们的团体，使它更有内涵。她每次开口，我都专心聆听：她总有令人意想不到的观点。她教导成员沉思冥想，深入探索自己的内心，找到平静的中心，忍受痛苦。一天在聚会行将结束之际，她出其不意地从袋中拿出一支蜡烛，点燃之后放在地板上。接着她说：“我们靠近一点。”并向坐在她两旁的成员伸出双手：“凝视这支蜡烛，静静地沉思几分钟。”
在认识葆拉以前，医学的训练使我绝不能容忍治疗师竟以让所有成员牵手凝视蜡烛的方式结束聚会，然而人人都赞同葆拉的建议，连我也觉得这样做很恰当，此后我们每一次都以这种方式结束聚会。我很珍惜这样的时刻，有时我恰巧坐在葆拉身边，在松手前会轻轻捏她的手。她尊严地带领我们沉思，她的教诲：“抛开愤怒，抛开痛苦，抛开自怜。探索你的中心，探索你平静的深处，敞开心胸给爱，给宽恕，给上帝。”
有时我不禁疑惑，除了帮助他人之外，葆拉还有什么需要？虽然我一再地问她我们这个团体能帮她什么忙，但她从没有给我答案。有时候我也对她忙碌的步调感到惊讶，她每天都会拜访数位病人。是什么驱使她这样做？为什么她谈到自己的问题时，总是以问题都已经过去了的语气说话？她只给我们答案，却从没让我们知道她尚未解决的问题。葆拉的生命已经超过了最乐观的预期，她依然精力充沛，爱人也被爱，是被迫和癌细胞共存者的救星，我们还能要求什么呢？
这是我和葆拉共处的黄金时期，或许当初维持这样就好了，但有一天我突然注意到我们的团体规模变得多么庞大，这样的规模需要资金，因此我开始考虑申请研究基金。我从未向这个团体的病人收费，甚至也不曾接洽过保险公司，询问他们是否会为这样的支援团体支付费用，但我花了不少的时间和精力，对斯坦福大学也必须有所交代，同时我觉得自己作为癌症病患团体学生的时期已经结束，该为它做点事，做研究，评估效益，发表我们的结果，把消息传播出去，鼓励各地也成立类似的团体。简而言之，该是推广这样的团体同时获得一些收获的时候了。
机会来了，美国癌症学会提供乳癌患者社会行为的研究基金，我提出申请获准，让我能评估自己的治疗方法对乳癌末期病患是否真有帮助。我很有自信，认为我的治疗提升了这些病患的生活质量，如今只要在成员加入前和加入后定期请她们填写评估问卷，大功即可告成。
请注意我现在常用的代名词变成第一人称的“我”：“我考虑……我申请……我的治疗方法……”如今回顾起来，这样的词汇或许已经预示了葆拉和我关系的恶化，但那时我却浑然不觉，只知葆拉点燃我生命的光，而我是她的磐石，是她所寻觅的避风港。
如今我可以确定一件事：在研究基金发下来之后，一切开始不对劲了，先是一些小摩擦，接着我们之间的裂缝越来越大。或许第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葆拉有一天告诉我她觉得受到研究计划的剥削，当时我觉得莫名其妙，因为我尽力让她在这个计划中扮演她所想要扮演的角色：新成员的人选全由她面谈决定，全都是乳癌转移的病患，她也协助我们设计问卷，此外，她也获得了很理想的报酬——远高于一般研究助理所得，也超过她所要求的酬劳。
几周后，她告诉我她觉得自己工作过度，希望有更多自己的时间，我很同情，也试着提供建议，让她放慢忙碌的脚步。
在我向癌症学会交出第一阶段的研究报告后不久，就听到流言说葆拉对自己在报告中所占的分量太少感到不满，虽然我把她列为研究助理的第一人。当时我没有理会这样的谣言，因为这太不像葆拉了，如今想来大错特错。
不久，我请金丝莉医师担任这个团体的共同治疗者，她是一名年轻的心理学者，虽然没有和癌症病患共处的经验，却非常聪明和善，而且工作认真。葆拉不久就找我谈，她责备我：“那个女人是我所见过最冷漠无情的人，她绝不可能帮助病人。”
我很震惊，一方面是因为她对这位医师的看法，另一方面也因为她尖酸刻薄的语气。为什么这么刻薄呢？我不禁想道，为什么葆拉这么不友善、不慈悲呢？
由于研究基金规定在核发之后6个月内，我得举办两天的讨论会，和6名癌症治疗、研究计划和统计分析的专家共同讨论，因此我邀请葆拉和其他四名成员担任病人顾问参加讨论。这样的讨论会只是做个样子，纯粹是浪费时间和金钱，然而政府赞助的研究既然有这样的要求，就必须遵守。葆拉却不能忍受，她估算两天会议的花费（约5000美元）之后，气冲冲地来斥责我：“想想看这5000美元可以为癌症病人提供多少东西！”
我想：葆拉，我爱你，但你怎么那么傻呢？“难道你不觉得我们必须妥协吗？”我说，“这5000美元根本不可能直接用来治疗病人，而且若我们不遵守规定举办研讨会，就会丧失研究基金。只要我们撑下去，完成研究，证明我们的做法对临终癌症病人的价值，就能嘉惠更多病人，远比这5000美元还要多得多。不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葆拉，求求你妥协吧！就这一次就好。”
我可以感受到她对我的失望。她缓缓地摇头说：“妥协一次？你不可能只妥协一次，有一就有二。”
在研讨会上，所有的专家都恪尽职守（也获得优厚的报酬）。其中一位谈到衡量沮丧、焦虑的心理测验，另一位讨论医保制度，还有一位大谈社区资源。
葆拉非常认真地参与研讨，我想她可能觉得自己来日无多，不能等待，因而在讨论时主动出击，惹得与会专家都心浮气躁。举例来说，在他们谈到病人拒斥病情的客观评量标准如不肯起床穿衣、退缩哭泣时，她却以自身经验主张这些行为都有一段准备期，最后会进入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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