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钱志新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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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苏商试读：
前言：苏商是大商
苏商源远流长，古代苏商最杰出的代表是春秋时期的范蠡，号称陶朱公，曾在苏南太湖一带经商，富甲天下。近代苏商以实业报国，江苏成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祥地。当代苏商人才辈出，走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
苏商是大商，这是由苏商精神所决定的。苏商精神集中起来有四个显著特征，即报国为本，实业为基，开放为先，创新为魂。
苏商以报国为本。产业报国是苏商的崇高理想，超越单纯的发家致富。清朝后期的洋务运动到民国初期的民族工商业，主要在江南一带兴起，如南通张謇、常州盛宣怀、无锡的荣氏兄弟等都是当时的杰出代表，他们怀着振兴中华的理想，积极发展民族工商业，全力报效国家回馈社会，成为苏商的功臣元勋。
苏商以实业为基。实业是经济的基石，苏商一贯专注于实业，对发展实业有浓厚的感情和极大的兴趣。在长期的积累中，苏商的产业基础坚固，从业素质提升，逐步养成了诚实守信、务实苦干的优秀品质。在商界，苏商始终展示了诚实做人、稳健做事的美好形象。
苏商以开放为先。江苏经济两头在外，资源在外，市场在外，惟有开放才能生路。苏商以“四千四万”精神不断开拓国内国际市场，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改革开放以来，苏商在商品国际化、资本国际化两方面都走在全国的前列，现在正在向企业国际化、人才国际化方向不断迈进。
苏商以创新为魂。创新是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苏商敢为天下先，不断创造新的发展模式。改革开放初期，苏南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在实践中探索“一包三改”，创造了苏南模式。在发展开放型经济中，苏南通过开发区创业，走出一条集中工业化的发展之路。当今苏商发扬“三创三先”精神，坚定不移地走创新型经济发展道路，向基本实现现代化奋勇前进。
报国为本，实业为基，开放为先，创新为魂，四位一体构成苏商精神的精髓，苏商文化底蕴深厚，养育苏商不断走向成功的大商之路。
苏商百年奋进发展，前后多次大创业，主要是近代工商业，建国初期，乡镇工业、开放经济、民营经济和创新经济等，每次大创业都有不同特色，创造辉煌业绩。苏商遍及海内外，大量江苏籍企业家打拼在四方，闯出一番事业。
百年流长历经艰苦奋斗，万千苏商成就大商伟业。钱志新2012年11月第一章大商崛起
明清时期，江苏商人即为中国五大商帮之一，被誉为“钻天洞庭”。近代，苏商上升为中国新式商帮的杰出代表。江苏成为中国民族工商业发祥地，创办的企业无论数量和规模，苏商都让同时期的其他商帮望尘莫及，并在多方面进行开创、引领。“中国商父”盛宣怀、状元实业家张謇成就一代民族工商业领袖，特别是张謇的“父教育母实业”等实业救国的思想为苏商奠定大商之魂，对后世的苏商乃至中国商界影响深远。近代苏商群星璀璨，各领风骚：民族资本家首户荣氏兄弟、纺织巨子刘国钧、“中国的摩根”陈光甫、“企业大王”刘鸿生……
苏商之“大”，从奠基即如是，可谓根基深厚。第一节 苏商群英实业救国
江苏省建省于清康熙六年即公元1667年，至今只有346年历史。然而这个年轻的省份自出世后就成为中国最瞩目的经济力量之一，19世纪以来成为中国近代工商业发祥地，这其中苏商的作用十分巨大。
江苏地区历史上有记载的商人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时期的“陶朱公”范蠡，他可算是有史可载的第一位“苏商”。不论从政还是经商，范蠡都十分成功，充满了谋略。他从商，“累十九年三致金，财聚巨万”（《史记》），却尽散于人，真正是“千金散尽还复来”。他的经商诀窍至今传为美谈，其被后世商人尊为“商圣”。
苏商与徽商、晋商、浙商、粤商一道，在历史上被合称为“五大商帮”。明清以来，江南地区以徽商最为有名，无论以商业资本之巨、活动范围之广、经营能力之强都堪称雄，惟苏商能与之分庭抗礼。明清时，苏商的主体是洞庭商帮，又被称为“洞庭帮”、“山上帮”。民间把洞庭商帮和徽商相提并论，有句谚语“钻天洞庭遍地徽”。凭借天然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物质资源，苏商从事较大规模的商业活动，在中国商帮发展史上留有重要的一页。
历史上，与自然条件恶劣而被迫走西口的晋商和走出徽州的徽商不同，苏商产生的地理因素十分优越。太湖流域享有“鱼米之乡”、“丝绸之乡”的美誉，民众的生活水平处在全国的上游水平，而苏商的活动范围又主要集中在物产丰富、民风婉约的太湖之滨，相对于广大中部地区的农耕条件和边关地区的战乱纷争，这里以水运为主的商贸交通条件颇具先天优势，更适合于发展以货物流通和商品交换为主的商业经济。种种有利的因素，为促进地域性商人集团的崛起，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1840年以前，江苏的纺织、丝绸、陶瓷、食品、工艺等手工业已较发达，苏州、南京等地已经出现了现代商业经济的萌芽。1840年以后，这一特征更加明显。江苏的棉花作为纺织工业的原料，由供应手工业的生产逐步转为供应大工业的生产。1861—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美国棉产量下降，运转困难，一向以美棉为主要原料的英国纺织工业转而采购华棉。江苏棉花开始进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1880年代，日本纺织工业兴起，原棉需求日增，华棉价格便宜，日商大量收购，进一步刺激了华棉生产。1867—1884年，如皋、通州、海门一带皆种棉花。中日甲午战争后，外商在华开办纱厂，中国民族企业家也纷纷开办纱厂，主要集中在江、浙、沪一带，对棉花需求剧增。江苏的蚕桑，随着缫丝业的发展而发展。无锡、武进、江阴、宜兴、溧阳、金坛等县最为迅速。蚕桑区扩展到整个太湖流域，无锡的蚕茧产量甲于东南，成为苏南蚕丝中心。随着棉花、桑蚕业的扩大，粮食商品化比重也逐步增加；农民与市场的联系日益密切。江苏是近代中国最早出现农牧垦殖公司的省份之一，也是农牧垦殖最多的省份之一。
苏商这个新式商帮诞生的直接动因是中国人实业救国的梦想，这种高起点使得苏商具有“大商之魂”，将苏商同一般的商帮区别开来。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天朝上国”威严扫地，中国跌入半殖民地的深渊，开始饱尝西方列强的凌辱。为了挽救国家，一些洋务派人士和民族资本家产生了学习西方、发展民族工商业，以实业挽救国家于危亡的思潮，即“实业救国”思潮。在清末实业救国浪潮中，苏商走在了全国民族资本家的前列。
洋务运动兴起，江苏出现了开办实业的热潮。1862年李鸿章在苏州创办洋炮局，后迁至南京成立金陵制造局，生产大炮和弹药。1884年胡恩燮兴办徐州利国驿煤铁矿。甲午战败后，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投资设厂，揭开江苏近代工业发展序幕。1895年，镇江人李维元兴办永利丝厂、张劝史兴办大纶丝厂；又隔两年，清代状元国子监祭酒陆润庠用公款在苏州兴办苏纶纱厂；同年，长芦盐运史杨宗濂等在无锡兴办业勤纱厂——苏商形成的途径如同近代民族工业一样，基本来源主要有：一是从传统“苏商”中成长发展起来，如无锡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以及常州刘鸿生、刘国钧等人；二是从官僚、买办、富绅中转化而来，如无锡的盛宣怀以及杨宗濂、杨宗瀚兄弟等；三是从旧知识分子群体中产生出来，典型代表是张謇。
盛宣怀、张謇、荣氏兄弟等领一代民族工业风气之先，在中国近代商业发展史上写下辉煌的成就，其中盛宣怀特别是张謇可谓苏商的创始功臣。
盛宣怀这位洋务运动大将亦官亦商，创造了中国近代的诸多第一：1873年创办了旧中国第一家自办最大近代内河航运公司——轮船招商局；1880年创办中国第一家电信企业——天津电报总局，是中国近代电信业的开端；1896年起组建规模宏大的煤铁钢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成为当时远东第一大矿业公司；第一条南北铁路干线——京汉铁路；第一家中国自办银行——通商银行。
盛宣怀“毕竟”是红顶商人，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商人，张謇这个“完全”的商人可谓苏商的真正开创者。其因实业救国追求而创业，大力宣扬、践行实业救国“救国为目前之急……譬之树然，教育犹花，海陆军犹果也，而其根本则在实业”，影响深远。其主张“父教育母实业”，大力兴办教育，成效显著。
毛泽东曾说：“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白手起家，创立家族产业，成就中国近代第一大民营企业集团，刘鸿生1920年在苏州创办火柴厂，成为当时中国的“火柴大王”；1934年，范旭东在南京兴办永利化学工业公司硫酸铔厂，引进美国技术设备，聘请留美博士侯德榜为厂长，是中国第一家化肥厂，当时号称“远东第一”；薛南溟、薛寿萱父子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丝业大王”……不一而足。
江苏是中国近代工业发祥地，苏商是中国近代工业的中流砥柱，在民族工业的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主要特点有：一是数量多，发展较快。以1919年为例，全国工商注册的工厂共375家，江苏达155家，占总数的40%，位居全国之首。二是规模大，实力雄厚。在旧中国形成的跨地区、跨行业的大型企业集团(财团)中，江苏独占鳌头，其中张謇创立的大生集团，包括了工业、交通、金融、航运等企业，总资本达7000多万元，是20世纪初最早形成的大型资本集团，张謇被称为“实业大王”。无锡商人从传统的“老三业”面粉、棉纱和缫丝起家，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创办的荣氏企业一度发展成为拥有30多个企业的庞大集团，包括茂新、福新面粉公司的12家厂，规模占全国面粉工业的1/3；申新纺织公司的9家厂，纱锭数占民族资本棉纱厂的20%，布机数占28%，荣氏兄弟一跃而为全国民族工业的“首户”，被称为“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此外，无锡薛寿萱创办永泰丝厂集团，号称“缫丝大王”；常州刘鸿生创办大中华火柴公司，被誉为“火柴大王”；范旭东创办的永利碱厂，是南京第一大厂，所建厂区为大厂镇，生产硫酸铵化肥，被称为“化工大王”。所创办的实业，无论数量和规模，苏商都让同时期的其他商帮望尘莫及。在素有“中国民族工商业四大实业家”之称的张謇、周学熙、荣宗敬、荣德生兄弟这四人中，除周学熙是安徽人外，其余三人都为江苏人。三是地区和结构不尽合理。苏商兴办的实业大多分布在苏南的苏州、无锡、常州等地，苏北主要是南通为重镇，呈南强北弱态势；苏商所办的企业大多为轻工业，只有少数重工业。
实业救国、回报社会、诚信经营，作为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的中流砥柱，苏商引领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苏商的思想和一系列创举给后人留下了丰厚的遗产，也构成了中国商业文化非常灿烂的一部分，恩泽后世，影响深远。第二节 亦官亦商盛宣怀
身为官员，做到邮传部尚书的高位；作为商人，造就多个第一，成为我国早期民族工商业的开创者之一，被誉为“中国商父”：亦官亦商的盛宣怀（1844—1916）可谓苏商历史乃至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
洋务运动干将
江苏常州人盛宣怀出身秀才，父亲盛康进士出身，当过布政使。盛康与李鸿章为故交，因此盛宣怀得以于1870年入当时最大的洋务派首领李鸿章幕，协助李鸿章办洋务。由于他头脑聪明、善于学习，办事颇得李鸿章赏识，第二年就升到知府的官级。据说他随侍李鸿章期间“磨盾草檄，顷刻千言，同官皆联手推服。历练日深，声誉日起”。李鸿章亦称其“志在匡时，坚韧任事，才职敏瞻，堪资大用”。后来盛宣怀渐渐成为清末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李鸿章在外交、洋务、军事等方面，皆仰仗盛宣怀。洋务派的另一首领人物张之洞称赞盛宣怀是通晓“官法”、“商业”和“洋务”的能人；慈禧太后对他也十分赏识：“今日看来，盛宣怀是不可少之人。”
盛宣怀先后任山东登莱青道兼烟台海关监督、天津海关道、大理寺少卿、会办商务大臣、工部左侍郎、邮传部尚书等职。作为晚清官员，盛宣怀具有一种前瞻性和实用主义精神，这在当时难能可贵。
盛宣怀1911年升为邮传部大臣总管全国铁路事宜。就任后，盛宣怀提出“铁路国有”政策，下令将各省自己建立的铁路、邮政转为中央领导，其中包括将已经承诺由民间商办的川汉铁路和粤汉铁路路权收回作抵押，向英、法、美、德四国银行借款600万英镑，以统一全国的轨道。但此时四川、广东、湖南、湖北等地已经有不少民资入股，突然的“国有令”严重损害了他们的利益。1911年6月1日，盛宣怀和督办大臣端方联名向四川总督王人文发了一封电报，称对川汉铁路公司已经用掉和现存的资金，由政府一律换发给国家铁路股票，概不退还现款；如果四川的商人们一定要退还现款，那么朝廷只能向外国借债，并将用四川省的财政收入作抵押。由于商办铁路账目相当混乱，官员亏空甚多，欠款已经无法追回，当时盛宣怀没有现金可以偿还商股，因此下令用填发股票的形式偿还商股。这个措施遭到了许多地方的反对，四川、广东、湖南和湖北发生了保路运动。清政府派端方在湖北调选新军入川“平乱”，结果却是湖北新军于10月10日发动了武昌起义。盛宣怀请袁世凯出山挽救时局，却遭到了来自各方的谴责，许多人责怪他的收路政策导致了动乱，认为应该杀盛宣怀以谢天下，于是盛宣怀被清廷革职，永不再用。后来，他逃往日本。
中华民国建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通过其代表招募盛宣怀，并表态“外间舆论过激，可代为解释”，然而盛宣怀认为孙中山在兴办实业方面“有理想而无经验，不足与谋也”。在民国政府的示好下，盛宣怀回到上海，在上海租界中继续主持轮船招商局和汉冶萍公司。盛宣怀支持袁世凯，“二次革命”时他希望袁能胜利。
作为洋务运动干将，盛宣怀的一生主要致力于洋务事业。在当时内忧外困的窘境下，他灵活利用手中资源，同时也采取一些超前的做法，突破保守派的阻拦，引进了许多新生事物，使近代工业逐渐深入中国。在此过程中，盛宣怀创造了中国近代的诸多第一：1873年创办了旧中国第一家内河航运公司——轮船招商局，今日的招商局为包括招商银行、招商地产等著名企业在内的超大中央企业；1880年创办中国第一家电信企业——天津电报总局，是中国近代电信业的开端；1896年起组建规模宏大的煤铁钢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为当时远东第一大矿业公司；第一条南北铁路干线——京汉铁路；第一家中国自办银行——通商银行，1897年创办于上海，开创时参照英商汇丰银行的管理办法。该行成立之初，国家即授予发行银元、银两的特权。曾经管理过中国最大的纺织厂华盛纺织总厂：1892年起，盛宣怀开始在上海督办纺织业，1894年开办华盛纺织总厂；以官督商办及官商合办名义，控制大纯、裕春、裕晋诸多纱厂。
左右逢源
李鸿章称盛宣怀“一手官司印，一手算盘，亦官亦商，左右逢源”。作为亦官亦商的人物，盛宣怀办实业有着独到之处。
自19世纪70年代起，凡中国创办的主要近代工商企业，很少有盛宣怀未参与的。在盛宣怀“亦官亦商”的身份中，“商”占主导方面。他身上的官衔多数是虚职，很少赴任理事，其主要精力放在办企业上。他所创办的近代企业，除湖北煤厂以失败告终外，多数取得了成功，有学者说盛宣怀“是处于非常之世，走着非常之路，做了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
盛宣怀有着出众的经商才华，这一点可从其打败“红顶商人”胡雪岩的事件来管窥。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清廷命左宗棠领战。左宗棠每次征战都需要大笔资金做后盾，而胡雪岩是左宗棠幕后的筹款高手。为了对付政敌左宗棠，李鸿章和盛宣怀趁此机会打算重创胡雪岩。胡雪岩常年囤积生丝，垄断生丝市场。随着电报这个新生通讯手段被盛宣怀所掌控，他通过电报系统将胡雪岩在各地的买卖情况一览无余。胡雪岩曾代表清政府以私人名义向汇丰银行借款650万两，约定期限7年，每半年还一次，本息约50万两。1882年他又帮助清政府向汇丰银行借了400万两。清廷承诺，这两笔款子都以各省的协饷作担保。虽然真正使用这笔款项的是清廷，但经手人却是胡雪岩，洋行只认定胡雪岩为债务人。借款每年由清廷以协饷的方式来补偿给胡雪岩，通常每年的协饷一到，上海道台府就会把钱送给胡雪岩，以备他还款之用。盛宣怀找到上海道台邵友濂，直言李鸿章有意缓发这笔协饷，时间是20天。邵友濂属于李派，虽然畏惧左宗棠，但料想缓发20天没有大碍，就照办了。这20天对胡雪岩的打击可谓致命。盛宣怀早已向洋行放风，说胡雪岩的资金即将告罄，造成洋行纷纷向胡雪岩催款。左宗棠此时远在北京军机处。由于事出突然，胡雪岩只好从自己的阜康银行调来80万两银子先补上这个漏洞。胡雪岩也认为清廷的协饷总归会发放，不过是晚发20天而已。然而盛宣怀却通过电报，对胡雪岩一切调款活动都了如指掌，当估计胡雪岩的银子已经陆续调出了阜康银行，正是空虚之际，就放出风声，造成阜康银行提款挤兑风潮，直接导致阜康银行倒闭。胡雪岩不久忧愤而死。
盛宣怀办实业的一个出发点是“力保华民生计起见，倘有可以收回利权者，无论何事必须设法筹办，方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正是在这样一个前提下，他提出了一个举办近代企业的方针，即“权自我操，利不外溢，循序而进，克期成功”。他所上“轮船章程”序言中写道：“火轮船为中国必不能废之物，与其听中国之利权全让外人，不如藩篱自固。”他到湖北办矿务，也是“欲开中国之风气，以收外洋之利权”。他经营电报事业，含力争主权的思想，“凡欲保我全权，只争先人一着，是非先自设电线，无以遏其机而杜其渐”。
在经营方式方面，盛宣怀提倡“官督商办”的经营方式，这与李鸿章旗下一些人主张官办有很大不同。在盛宣怀看来，“商受其利而官操其权，实为颠扑不破之道”。在经营电报时，他指出：“此等有益富强之举，创始不易，持久尤难。倘非官为维持，无以创始；若非商为经营，无以持久。”尽管“官督商办”的经营方式存在种种弊端，但在以“官本位”为特征的中国封建社会时代，筹办近代企业这个新生事物如没有“官”的提倡与支持，可以说是寸步难行。难能可贵的是，盛宣怀在倡导“官督商办”之时，把“顾商情”放在重要位置上。办电报局时，他提出：“其本则尤在厚利商民，力图久计。”同时，盛宣怀还提出了商人与国家利益一致性的论断：“商人之利，亦国家之益也。”
办企业盛宣怀强调培养人才。他说：“实业与人才相表里，非此不足以致富强。”盛宣怀意识到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为“搜罗今日之梓楠，培养他年之桢干，为一代得治人，胜于为百代立治法”。他一再强调“得人尤为办事之先务”。举办现代企业必须依靠新式科技人才，而这些人才的来源又必须依靠自己的培养，聘用外国技术人员只能是短期应急，而非长久之计——甲午战争后，盛宣怀认为国家欲图自强，筹设学堂、培育人才是关键。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西国人材之盛皆出于学堂”。
在盛宣怀的倡议下，1895年，光绪帝下令设立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官办大学，也是中国第一所西式大学。建立北洋大学堂后，盛宣怀采用专家办学模式，奏明皇帝“须遴选深通西学体用之员总理”，聘请美国教育家丁家立具体掌管设在天津的大学堂，并聘请了一批外籍教员，并订购美国名校教材。当时北洋大学堂的毕业生可免试进入美国哈佛、耶鲁等著名大学，因此该校被誉为“东方康乃尔”。盛宣怀推崇“以致用为本”的西学，在“经世致用”的思想下敢于冲破封建顽固派的藩篱，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教育制度，对传统教育进行改造。这种改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变革传统教学内容，加重西学课程比例。第二，采用新的教学组织形式和考核制度。第三，采用新的管理模式。盛宣怀参照西方，在学校中设置了督办、总理、监院、总教习、提调等人员，参与学校的管理，并增设文秘、会计、图书管理员、校医等。这些教职工各司其职，互相配合，已具现代学校管理模式的雏形。1896年盛宣怀在上海创办了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附设译书院、电报学堂等。为适应清政府经济特科的选拔，他精心开办了“特班”，专门培养政府官吏，如为发展铁路事业，开办了“铁路班”。
盛宣怀认为“师范、小学尤为学堂一事务中之先务”。1895年10月，北洋大学堂二等学堂（相当于大学附中）开学，是全国最早的公立中学，学制四年。1897年他在南洋公学首开师范班，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所新式师范学院的开端。同时建立第一所外院(即小学)，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多级学制，为中国新式系统学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乐善好施
盛宣怀热衷慈善事业。上海图书馆保存的近18万件《盛宣怀档案》中，2万多件档案与中国近代社会慈善事业有关。
1871年，河北水灾时，盛宣怀与父亲盛康一起参与赈灾工作，曾到江苏、上海一带募捐钱物。1877—1878年，山西、陕西、河南、河北一带遭受极其严重的旱灾，史载饿殍达1000万人以上，被称为“丁丑奇荒”。盛宣怀以候补道身份助李鸿章在天津处理直隶筹赈局赈务。1879年，为了解决河北特大旱灾后遗留下来的众多孤儿寡妇的抚养问题，盛宣怀秉承李鸿章的旨意，在天津设立一座名为“广仁堂”的慈善机构，其创办者和董事多为“南省助赈绅士”，他们有着长期从事民间慈善事业的经历和经验。盛宣怀晚年回忆广仁堂时曾说：“北省向无善堂”，广仁堂可称南方绅商在北方创设善堂的开山之举。
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为了救助陷于战区的民众，上海的一些慈善事业活动家仿效西方红十字会的章程和办法，联合中立的英、美、法、德等国在沪的外交人士、企业家，在上海创设“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当时的两位商约大臣吕海寰、盛宣怀是该组织肩负政府使命的幕后主持人。这为1910年2月中国红十字会的正式成立起到先导的作用。
1906年春、夏，安徽、江苏发生特大水灾，受灾人口达730万人。由于地方官吏对赈灾救济工作的漠视和拖延，造成大批灾民流离失所，清江、沭阳一带灾民每天饿死者数百人，情况非常紧急。鉴于盛宣怀在历年赈灾活动中的影响和号召力，灾区绅民纷纷写信给盛宣怀，甚至直接派代表到上海拜见盛宣怀，呼吁他出面主持赈济工作。由于朝廷初次拨给的政府赈灾款只有10万两银子，远远不够使用，新任两江总督端方也力邀请吕海寰、盛宣怀主持义赈募捐工作。盛宣怀当时在上海和吕海寰一起与德国、意大利等国进行商约谈判，公务繁忙，还是承担起义赈重任。由于掌控了上海广仁堂这个民间慈善机构，盛宣怀运作起来颇为顺手。上海广仁堂成为徐、淮、海水灾的义赈主持机构，刊印灾启、登发广告、寄发募册、派员巡视调查、收取捐银、填开收照、编制账册、散放赈款赈衣、编印征信录，一概义赈事务，全由广仁堂经手办理，起到了组织机构和指挥中心的作用。通过广仁堂募捐所得的义赈款占了全部赈灾费用的30%。
去世前，盛宣怀拿出15万两银子给学校做教育经费，5万两捐给上海图书馆。
在洋务派掌握的轮、电、煤、纺四大企业中，盛宣怀直接管理的有三大企业；在出任邮传部右侍郎时，该部主管的铁路、电报、航运、邮政事务中，前三项皆为盛宣怀创办。他死后留下遗产价值白银2000万两，甚至超出了李鸿章家族，堪称当时首富。作为中国当时最大的工商业资本家和全国首富，盛宣怀被誉为“中国商父”。为官，盛宣怀最终达到了“皇族内阁”成员、邮传部大臣的高位；经商，他一手控制了轮船、电报、铁路、银行、钢铁等企业，成为在经济上十分显赫的人物。但盛宣怀并非一帆风顺，比如，就在他个人事业最成功的时候，辛亥革命的暴风雨摧垮了清朝，盛宣怀的“高官”没了，逃亡日本；他辛勤经营的企业大厦也倒塌了一半，个人财产被革命政府没收。
作为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亦官亦商的盛宣怀不仅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也是中国近代工业史和洋务运动史的缩影。第三节 状元实业家张謇
状元大办实业，江苏南通人张謇（1853—1926）是第一个，也是最成功的一个。秉承实业救国梦想，成就当时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企业，践行“父教育母实业”，他创办了大量学校，造福一方，而且在慈善方面也多有建树。作为苏商的创始者，张謇功勋卓著、影响深远。
三十年科举幻梦
张家世代务农，张謇16岁考中秀才。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张謇入淮军将领吴长庆幕府任机要文书。他随吴长庆到朝鲜的汉城，所撰写的对外持强硬政策的政见和议论传回北京，引起了高层官员的注意，并受到光绪的老师、时任户部尚书翁同龢的赏识。北洋大臣李鸿章和两广总督张之洞对其争相礼聘，邀其入幕。张謇决定“南不拜张北不投李”，1884年随吴长庆奉调回国，回到故里继续攻读应试。
1894年张謇考中状元，授以六品的翰林院修撰官职。喜讯传到家乡不久，父亲撒手人寰，他在家守制3年。1898年张謇到北京销假，正值“百日维新”，恩师翁同龢被慈禧罢官，心知官场险恶难测的他决心辞职远离官场，“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他自嘲说：“读书三十年，为官半日，可笑人也。”
值得一提的是，1913年张謇获任为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水利局总裁。任职的两年期间，张謇主持全国农林、工商政务，编订颁布有关工商矿业、农林水利、渔牧业、度量衡、银行证券、引用外资等法规条例20余个，对我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1915年，袁世凯称帝阴谋渐露，再加上与财政部长不和，张謇愤而辞职，返回南通，从此再未从政。
近代首个民营大实业家
1886年张謇就产生过“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的想法。1895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准许外商在中国内地设厂，激起张謇极大的愤怒和忧虑：“捐我之产以资人，人即用资于我之货售我，无异沥血肥虎，而袒肉以继之。利之不保。我民日贫，国于阿赖？”张謇认为，必须发展民族工业以抵制外国的经济侵略。在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支持下，张謇筹办了我国最早的纱厂之一“大生纱厂”（取《易经》中“天地之大德曰生”之意），从此开始了“实业救国”的实践。他称“通州之设纱厂，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当时江苏是中国的主要棉产区之一，以“纱花”闻名天下，产量和质量都很高。当时日商在中国大量采购棉花运回日本，加工成棉纱之后以高价回售中国市场，因此棉纱业成为洋务派扶持发展的重点产业之一。
大生纱厂最初定位为商办，由张謇出面在民间集资，结果股金迟迟不能到位。后来新任两江总督刘坤一愿意捐些旧机器折合成股，于是张謇始筹得25万两官股，大生的性质相应改成官商合办。为使官商双方的力量均衡，张謇还需要另外招25万两“商股”。但是，大生最后筹集到的商股也只有15余万两。为了筹资，张謇尝尽辛酸，四处碰壁。他到上海招股没有收获，甚至没有旅费回南通。无奈间，只得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在四马路卖字三天，赚取旅费。状元经商而狼狈至此！张謇在笔记中写道，那些市侩油滑的小人官吏对他冷嘲热讽，阴阳怪调，而他听着诽谤之词也不敢辩驳，蒙受侮辱也不能作色。他在日记中写道：“若不是经商，我一辈子不会和某些人来往；若不是经商，我一辈子不会说某些我不屑于说的话……”“时时刻刻，抱着用世之心和创造事业的大志。他做事，嘴里不说空话，只管做实事，笔下写出来的，也是可以做得到的事。碰到棘手困难的事，只是不声不响，一不求人，二不气馁，终日终夜，想应付解决的方法。有时越碰钉子，越提他的勇气，越经困难，越振作他的精神。他的成功，没有一件不是从劳苦困难中得到。”——这是张謇之子对他的评价。
到1899年开车试生产时，大生纱厂运营资金仅有数万两，甚至没有资金购买棉花当原料。在走投无路之际，张謇与几个朋友在上海“每夕相与徘徊于大马路泥城桥电光之下，仰天俯地，一筹莫展”。最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作为张謇多年挚友和忠实助手的沈敬夫提议破釜沉舟，全面投产，用棉纱的收入来购买棉花，维持运转。幸而随后几个月里，棉纱的行情看好，工厂不但得以正常生产，还略有结余。大生纱厂终于生存了下来。因为张謇是状元出身，大生纱厂早期的棉纱产品使用“魁星”商标，下设有“红魁”、“蓝魁”、“绿魁”、“金魁”、“彩魁”等不同产品线。商标的主要部分就是魁星点斗、独占鳌头的形象。投产后第二年，大生纱厂得纯利5万两；第三年得纯利10万两，在同期华资纱厂中获利居首位。到1908年累计纯利达到190多万两。
到1921年，整个大生企业系统总资产约2400万两白银，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企业，海内外公认张謇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民营大实业家。1916年张謇被推为中国银行股东联合会会长，1920年被推为中国矿学会及中国工程师学会会长，1922年被推举为交通银行总理。
现代企业制度探路者
由数十个企业组成的大生企业集团从零起步，不断发展壮大，不到30年的时间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民营企业集团。这背后，是张謇独到的经营之道，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其对现代企业制度的率先探索。
大生企业集团是因地制宜的产物，同时，因地制宜亦是其经营的重要谋略。对大生而言，因地制宜体现在：充分利用南通本地的各种条件和区位优势，合理安排调配本地的各种资源，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开办合适的企业。
首先，对现有资源进行充分利用。南通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是全国有名的优质产棉胜地。大生企业集团的主干企业大生纱厂就是利用通海地区的植棉优势和该地区农家普遍纺织土布的有利条件创办起来的。通海地区虽然位于东南沿海，但当年这里较为闭塞，偏于江海之一隅，受外界影响小。同时，通海地区是我国著名的产棉地区，又是手工织布盛行的地区。这里民风淳朴，有较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工厂的选址也是因地制宜的结果。厂址选在唐家闸：唐家闸交通便利，与长江和天生港都有水路相通，向北有水路通往苏北。地价也便宜。第二，大力挖掘潜在资源。为了使大生纱厂能够有稳固的原棉产地，张謇利用江苏沿海沙滩辽阔、纵横数百里的优势，大兴垦殖业，不仅为纱厂建立了稳固的原料来源，而且为纱厂提供高质量的原棉。当时其他地方的纱厂在这方面就远没有这样的便利，也没有这样的眼光，如解放前的上海纱厂有99%是用的美国棉花，这就使得上海纱厂缺少了独立性，对外依赖严重。兴垦是一个投资多、见效慢、费时长的工程，张謇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在开垦10年后开始有了利润，为大生的几座纱厂提供了大量的原棉。第三，对各种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如大生纱厂，十分注意将各种资源进行再利用，利用本地的优势陆续建立了产棉、纺纱、卖纱的一整套循环工业体系。
完善产业链。为了纱厂更好地发展，张謇将企业向纱厂的上下游扩展，打造了一整条围绕制纱的产业链，除连锁纱厂外，他还兴办了面粉厂、榨油厂、碾米厂、铸造厂、发电厂、造纸厂、轮船公司、房地产公司、公共汽车公司、玻璃公司、图书公司和渔业公司等等。企业的发展离不开银行。1919年，张謇令长子张孝若从美国学成归国后，筹建淮海实业银行，并在上海、南京、汉口、苏州等地设立分行。完善产业链，一方面，可以降低成本，利用现有资源和原料，并进行资源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减少污染；另一方面，也使企业集团减轻对外的依赖，便于更从容地应对自然灾害，同时受时局的影响也相对小一些，特别是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这一点显得更是重要。需要指出的是，地区垄断是大生集体走向兴旺的原因之一，同时也成了其后来走向衰落的一个不能忽略的因素。
张謇在企业制度上有不少创新，比如其靠股份公司制兴办“大农、大工、大商”。股份制是商品经济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的产物，它克服了传统独资企业及合伙企业规模小、风险集中的缺陷，给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活力。但在中国19世纪末股份制处于起步阶段，社会“风气未开”，张謇经历“千磨百折，首尾五载，忍侮负饥”，多方集资，终于办起了大生纱厂。张謇创办大生纱厂，历经了“商办”、“官商合办”和“绅领商办”三个阶段，“绅领商办”的筹股和经营模式可以看作是其股份制思想的早期实践。“绅领商办”是张謇独创的一种股份制企业模式，官方只取官利，不参与工厂的经营管理。这种模式确立了张謇在企业集团中的绝对领导权，把官资和民资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在当时民族资本实力薄弱独自发展有困难的情况下，采用“绅领商办”的模式是一种历史的选择。
大生集团在企业管理上形成了制度化，实行科学的经营管理。张謇结合中国传统的管理手段，并仿效西方股份制管理模式，摸索出一条适合当时中国社会环境和经济体制的管理机制。其特点是：（1）管理框架科学。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建立董事会作为决策机构，设立总理，负责企业的经营管理。严密、权威的管理架构，使工厂时刻受到董事会的监督。（2）制度化管理。大生创业初始，张謇亲自制定《厂约》。对自己和几个董事做了分工，每个人都有明确的职责，奖惩措施、利润分配方式等都有具体的规定。详尽的管理制度约束、管理章程的指导，成为企业稳步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厂约》细到对招待客人几个小菜都有规定，平常饭菜二荤二素，休息天加四碟，二斤酒，另外每月犒劳两次。逢节日或招待来客，“八碟”、“五簋”、“四小碗”、“一点”，不得超过这个标准。除《厂约》之外还有25个章程，规矩多达195条。（3）施行民主化管理，同时加强监督。这旨在调动各种人员的积极性，使之参与到工厂的建设和经营中来。同时，鼓励部门主管倾听下属员工的意见；加强督查工作，有专门的检查人员负责每日的生产情况，设立查账制度。
此外，大生集团企业的职员，不仅领取固定的薪水，还按照企业章程所定的“花红”参与企业利润分配。张謇对于勤于职守的员工关怀有加。工厂中的工人、办事员，学校里的教员，凡身故必有抚恤，或对其后人有某种优厚的待遇。假使任事到一定年限，或因为年老退职，必定有递加俸金或退休金的给予。
办大生集团张謇秉承“开放主义”。张謇的“开放主义”思想强调要有世界眼光，“今日我国处列强竞争之时代，无论何种政策，皆须有观察世界之眼光，旗鼓相当之手段，然后得与竞争之会”。张謇的“开放主义”的活动主要表现为：一是引进资金。1910年，与美国实业界代表团团长在大赉签订中美合营银行、航运的初步方案；1912年，与日本人沧知商议中日合资兴业公司事宜；1914年，议设中法劝业银行；代表北京民国政府，与美孚石油订立借款合同。二是引进设备。从日本购进自动织布机，从英、美购买榨油机。三是引进人才。聘任荷兰的奈格、贝龙猛、特莱克，瑞典的施美德，英国的葛雷夫，比利时的平爵内负责水利工程；聘用德国矿师梭尔格、瑞典安特森博士开展物探工作；聘请日本村忠治郎、西虎谷二等人为通州师范学校讲习；聘请德国夏德门博士到医科任教。“父教育母实业”
张謇认为“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在发展实业取得一定成就的基础上，他大力创办教育事业，并提出著名的“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父教育而母实业”的思想。
首先致力于师范教育。1902年张謇应两江总督刘坤一之邀赴南京讨论兴学之事，与罗叔韫、汤寿潜等人筹划在通州自立师范，计以张謇从办通州纱厂五年以来应得未支的公费连本带息2万元，另加劝集资助可成。同年7月通州师范在南通开工建设，翌年正式开学，这是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1905年，张謇与马相伯创办了复旦公学（复旦大学的前身）。1907年创办了农业学校和女子师范学校。1909年创办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船政科（大连海事大学前身）。1912年创办了医学专门学校和纺织专门学校、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河海大学前身）。同年，创办江苏省立水产学校（上海海洋大学的前身）。1917年，在张謇的支持下，同济医工学堂（同济大学的前身）复校。张謇还是东南大学主要创建人之一。
张謇非常重视职业教育，师范学校的测绘、蚕桑等学科发展成为十几所职业学校，其中以纺织、农业、医学三校成绩显著，以后各自扩充为专科学校，1924年合并为南通大学。张謇还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特殊教育学校——聋哑学校。在通州，张謇先后创办小学335所，通州师范、女子师范、通海五属公立中学（今南通中学）等中等学校21所，职业学校20多所，高校（包括农科、医科、纺科）3所学校等。他建立了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从纵向上说，有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从横向上讲，有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特殊教育、社会教育等，充分展现了张謇“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的“大教育”思想。
除去实业、教育，张謇的救国、兴国之举还包括开交通、造公园、兴水利、做慈善等。1905年，张謇建立了国内第一所博物馆——南通博物苑。1915年建立了军山气象台。他还陆续修建公路、公园，创办图书馆1家、港口1个，慈善机构16家。为转变社会风俗和繁荣地方戏剧，1919年他邀请著名的导演兼剧作家欧阳予倩在南通办起一所培养戏剧人才的学校——伶工学社，并且建造了一座更俗剧场，实行文明看戏规则。
张謇所积财富大多用于教育和地方建设，其儿子追述其父日常生活时写道：他穿的衣衫，有几件差不多穿了三四年之久，平时穿的大概都有十年八年。如果袜子破了，总是加补丁，要补到无可再补方才换一件新品。每天饭菜，不过一荤一素一汤，没有特客，向来不杀鸡鸭。写信用的信封，都是拿人家来信翻了过来，再将平日人家寄来的红纸请帖裁了下来，加贴一条在中间，日常都用这翻过来的信封，有时候包药的纸或者废纸，拿过来起稿子或者写便条。平常走路，看见一个钉、一块板，都捡起来聚在一起。1903年，张謇应日本博览会之邀去日本考察，买的是最便宜的三等舱客票。有人惊讶于他的节俭，他答曰：“三等舱位有我中国工、农、商界有志之士。一路与他们叙谈振兴实业之大事，乃极好良机，求之不得。”张謇曾计算，经商20多年中，用在公共事业上的工资、分红可计150多万两白银，加上跟他一起办企业的哥哥所捐，总数超过300万两。
在20世纪初的中国，张謇直接开启并促进了南通地区的近代化，使之成为“中国近代第一城”。张謇一生所参与的企事业数量高达180余家，囊括工业、垦牧、交通运输、金融商贸、商会民团、文化教育和公益事业。当时的中国制度缺失，前途茫茫，张謇却在南通建成了相当完备的经济、文化、交通水利、医疗和慈善体系，并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社会井然有序，风气也清明淳朴。著名学者胡适称之为“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张謇曾说过，“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他事业的规模可谓与这种理念息息相关。
1922年，在北京、上海报纸举办的成功人物民意测验中，投票选举“最景仰之人物”，张謇名列第一，这一年成为他一生的顶峰。也正是这一年的年底，市场突变，棉贵纱贱，从未亏损过的大生一厂亏损39万多两，二厂亏损31万多两。大生此时债台高筑，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3年后，大生终于撑不住了，宣布破产。1926年，张謇因病逝世，各处的挽唁函电如雪片而来，许多地方不约而同地开会追悼。胡适这样评价他，在近代中国史上张謇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30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
张謇在晚年的一篇自叙中写道：“张謇农家而寒士也，自少不喜见富贵人，然兴实业则必与富人为缘，反复推究，乃决定捐弃所持，舍身喂虎。认定吾为中国大计而贬，不为个人私利而贬，庶愿可达而守不丧。自计既决，遂无反顾。”他曾言：“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却不与草木同腐。故踊跃从公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1953年12月政协会议期间，工商联代表张敬礼（张謇的侄子）恰与毛泽东、周恩来同坐一桌。毛泽东说：“谈到中国民族工业，不要忘记张謇。”第四节 民族资本家首户荣氏兄弟
荣氏兄弟的显赫有目共睹。毛泽东曾说：“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荣宗敬（1873—1938）与荣德生（1875—1952）两兄弟于清末白手起家，创立家族产业，致力于实业救国，成就中国近代第一大民营企业集团，成为早期苏商中的风云人物。
一半中国人穿我的吃我的
荣宗敬7岁入私塾读书，荣德生9岁入私塾。由于家境贫寒，荣宗敬在14岁时不得不离开学堂，效仿父亲荣熙泰当年，拿着一个包袱去上海，在一家铁锚工厂开始了学徒生涯。3年后，15岁的荣德生乘着小木船从闭塞的无锡郊区到了上海。在兄长的引荐下，荣德生进入上海通顺钱庄做学徒，此时荣宗敬在另一家钱庄做学徒。
中日甲午战争后，因所在钱庄在战争中损失巨大而倒闭，荣宗敬失业，其后他的父亲和弟弟也因相似的原因回家了。最后三人商议利用在金融业的共同经验自办一个钱庄。1896年，父子三人集资3000两银子，自备1500两，在上海办起了广生钱庄。荣宗敬当经理，荣德生管账，此为荣氏发家的开始。3个月后在无锡设立了分庄。半年未到，荣熙泰病故，时年48岁。
第二年，上海的金融业经历了一场风波。广生钱庄的几位合伙人惟恐赔去本钱，急急忙忙要抽回股本。荣氏兄弟只得将别人的股金全数退回，独资接办了广生钱庄。不久清政府改发行新银元，广生钱庄利用洋厘行市的涨落获取盈利。他们开始利用钱庄资金经营收蚕业务，由于经营稳妥，不搞投机，两年后盈利就将近万两白银，当初撤股的合伙人后悔不迭。取得第一个成功后，兄弟两人不分红利，全部用于再投资。
当时，从外国进口的物资中以面粉最为大宗，即便战乱时销路也不受影响。荣宗敬在钱庄的业务中发现，用来买棉花和麦子的钱款数量最多。另外，清廷当时给予面粉免税的待遇，因为据说面粉是“洋人的食粮”。兄弟俩一商量，觉得面粉行业是一个可以投资的行业。
当时中国境内的面粉厂只有4家：天津贻来牟、芜湖益新、上海阜丰以及英商在上海经营的增裕。为了节省资金，荣氏兄弟托瑞生洋行代买了四台法国石磨，再配上英国的机器，采用60匹马力引擎，作为一个性价比最佳组合的选择。荣氏兄弟的姑夫朱仲甫早年在广东担任税务官，由他帮助集资3.9万元，并由他出面向两江总督府申报，同时申请10年的专利权。1901年3月，荣氏的面粉厂在无锡西门外的太保墩破土动工，此处三面环水，原料可以从水路直接运进工厂，成品也可以顺利运出。一开始，保兴面粉厂的销售在江浙并不理想。一则江南主食大米，对面粉需求有限；二则当地乡绅们散布谣言，说保兴的面粉里有毒。后来荣氏兄弟找人专门在北方负责销售，终于打开销路。办厂两年后，当初的发起人之一朱仲甫决定抽出股金。荣氏兄弟于是一方面追加自己的股金，同时接受了怡和洋行的买办祝兰舫的部分新股，企业资本由此扩大。为了表示这是一个新的开端，他们将厂名改为茂新面粉厂。
真正的契机从战争开始。1904年初，日俄战争爆发，俄国人在东北开设的面粉厂纷纷停产，而交战的日、俄两国以及东北各地对面粉的需求量直线上升，面粉的价格也随之不断上涨。荣氏兄弟一改过去的谨慎作风，以最快的方式，不惜借款分期付款，订购了6部英国钢磨。1905年8月，新厂投产出粉，不但日产量由300包增加到800包，面粉质量也有明显提高，当年利润高达6.6万两白银。这是荣氏兄弟自开设广生钱庄以来获利最多的一年，让荣氏兄弟第一次体会到了规模化经营的妙处。为迅速达到规模，荣氏兄弟不惜高额借款。荣宗敬甚至说，如果我不再借钱，那便是我真正有问题了。在此后很多年中，荣氏兄弟采取少发股息、不分红利的办法，把利润尽可能多地用于再投资。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欧洲工业停滞，面粉军需却暴增。中国面粉以价格低廉、产量可观而一跃成为全球新出现的采购市场，荣家的“兵船”牌面粉远销到欧洲和南洋各国，因质量稳定，它成了中国面粉的“标准面”。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国民族资本带来的黄金时代后，1921年荣家的工厂从1家增加到12家，产量占到本国面粉厂产能的31.4%。即便算上外商的面粉厂，市场占有率也达到了23.4%。荣氏兄弟被誉为“面粉大王”。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民族工业来说是一个春天。荣氏兄弟见棉纱利润丰厚，向这个行业大举进军。1915年后，荣氏面粉已经执全国之牛耳，荣氏兄弟集资30万银元在上海创办申新纺织无限公司，建立申新纺织第一厂，荣氏兄弟占股60%，由荣宗敬任总经理。当初办面粉厂是一鼓作气，迅速增量，占据规模上的优势。棉纱厂延续了同样的风格，从1915年到1931年的16年间，接连从申新一厂办到申新九厂。进入20世纪30年代，荣氏第一代的企业集团逐渐成形。至1931年，荣氏集团拥有21个工厂，即茂新面粉一至四厂、福新面粉一至八厂和申新纺织一至九厂，成为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民族资本企业集团。1932年，荣家企业的日产面粉能力达10万包，约占当时除东北地区之外的全国民族面粉工业总产能的1/3；拥有52万余枚纱锭和5300多台布机，分别占全国民族棉纱业设备总数的1/5和1/4以上。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荣宗敬做成了两件很有利于民族产业的大事。从1919年的夏天开始，荣宗敬四处奔走，联络面粉业人士，自行组织面粉交易所。当时在上海，日本商人开设了面粉取引所（交易所），经营面、麦的期货交易，基本控制了上海市场的原料和成品的价格，华人企业多年仰其鼻息而无可奈何。荣宗敬乘群情激奋之际，提出自办交易所，摆脱日本人的控制，此议得到同业的一致响应。1920年1月，中国机制面粉上海贸易所（后改名为上海面粉交易所）宣告成立，筹集股本50万元，荣宗敬、王一亭等沪上面业大亨均为理事。同时，荣宗敬积极筹建纱布交易所。作为上海最重要也是那些年盈利最强的民族产业，棉纱的原料期货交易也被日商开办的交易所掌控。每年的棉花和纱布交易量非常大，各棉纱厂虽有心挣脱日商控制，但很担心操作不当，重蹈当年胡雪岩的覆辙。所以荣宗敬提出，必须协同一心，断流开源。在他的召集下，华商纱厂联合会的所有会员齐聚一堂，通过了两条跟日商决裂的原则：一是各厂不从日商的交易所采购棉花，必坚持到底；二是凡在交易所买卖棉花和纱布的行号或掮客，各厂与之断绝往来，并登报宣布此旨。与会厂商被要求一一举手，以示慎重通过。1921年7月，纱布交易所正式开幕，筹集股本200万元，荣宗敬、穆藕初等人为发起股东。
1933年，荣宗敬在自己60大寿时说：“如今中国人，有一半是穿我的、吃我的。”
快新哲学
荣宗敬的哲学是，凡事必争做到第一。他被称为一个疯狂的扩张主义者。他办厂有两大手段，一是求多，一是求新：“造厂力求其快，设备力求其新，开工力求其足，扩展力求其多。因之无月不添新机，无时不在运转。人弃我取，将旧变新，以一文钱做三文钱的事，薄利多做，竞胜于市场，庶必其能成功。”
荣宗敬大胆扩张，见到机会就上，他的理念是“只要有人肯借钱，我就敢要，只要有人肯卖厂，我就敢买”。在进口美制面粉机时，需12万两白银，茂新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荣宗敬力主向洋行借款，先付两成，其余两年还清。荣德生有点迟疑，他则认定，“只有欠入，赚下还钱，方有发达之日”。1905年，就在面粉厂刚上正轨之后，荣宗敬当即提出“吃着两头，再做一局”，再办一家棉纺厂。为了顺利得到借款，荣氏积极入股金融界，成为中国银行和上海银行的大股东，另外还在许多钱庄搭股。据1932年的统计，申新公司的借贷资金是自有资本的2.5倍。
1912年，荣宗敬在上海新闸桥开出第二家面粉厂，起名福新。他在股东会上提出，为了扩大再生产，3年内不提红利，所有的钱全部拿出来“滚雪球”。从1912年到1917年，荣家兄弟一口气开出了9家工厂。
荣氏兄弟十分重视对新技术、设备的投入。1905年，他们得知英国的制面设备比法国的要好，马上决定购进6部英制钢磨机器，生产能力顿时翻了一番。不久后，他们得悉美国研制出了新的面粉机，性能更加优良，于是又下决心举债采购。购买后，又根据中国小麦的特点，对打麦机、荞子机和圆筛等设备进行了技术改进，使得面粉的质量和产量都高于同期的外国工厂。
荣家事业的迅猛发展靠的是疯狂的举债扩张战略，这也带来了后患。1934年3月，上海所有银行已无一家肯对荣家放款，连荣氏参股的16家钱庄也关上了大门。荣宗敬一度急得要自杀。1934年7月4日，中国最大的民族纺织企业上海申新总公司公开登报，宣告“搁浅”。经2年煎熬，申新重回正轨。
我是事业家，不是资本家
作为当时最大的民族企业掌舵者，荣氏兄弟有着强烈的实业精神。荣氏兄弟为什么会走上实业之路？荣宗敬说自己年轻时崇拜张謇，认为只有多办工厂，发展工业，才能“杜侵略”、“抵外货”。《茂福申新卅周纪念册》中有一篇《总经理自述》说到他的创业动机，主要是受到洋粉、洋纱倾销中国的刺激，认为衣、食是人生基本需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好就是多办面粉厂、纺织厂。
晚期的国民政府十分腐败，由特务参与的绑票暗杀猖狂一时。1946年4月25日，荣德生被绑架。面对绑匪，荣德生从容应答：“我是一个事业家，不是一个资本家，我所有的钱全在事业上面，经常要养活数十万人，如果事业一日停止，数十万人的生活就要发生影响。所谓资本家，是将金钱放在家里，绝对不想做事业……诸位这次把我弄来，实在是找错了人，不信你们去调查。”他作了最坏打算，向绑匪要来纸笔立下遗嘱，要求他们无论如何送到荣家，内容共四点：一是叙述兄弟创业的艰难经过；二是绑匪要50万美金，这笔钱照他的事业而论，本来无所谓，但企业流动资金不多，如果拿了这笔钱将影响整个生产，使大批工人失业，所以他宁可牺牲个人保全事业；三是告诫子弟要绝对重视先人所创事业；四是嘱咐家庭琐事。这个遗嘱对绑匪震撼很大，有一个看守竟在最后关头知难而退，借故脱逃。
荣家不敢报告警方，如数给了50万美金，荣德生重获自由。他在脱险后说，国人说他是大实业家，他说自己不敢当，如果能再尽力10年，将理想一一实现，或许可以言大。
实业精神也言传身教给后人。1946年，荣德生的儿子荣鸿任及孙子荣智明去美国留学，荣德生“再三训迪叮咛，在外不必以学位为目标，只要在事业上学会实用本领”，“留学归来致力于实业者多有成就，走入政治者多学非所用，一入此途，与猾吏无异，不但无益社会国家，且亦自误，至为可惜，反之若做一农工，有裨于生产也”。
实业救国精神与爱国精神一体。1937年冬，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江南国土相继沦陷。荣氏企业，有的被日军炸毁，有的被日军占据，只有租界内的工厂维持生产。1941年，日商觊觎荣氏纱厂，由汪伪实业部派员与荣德生商谈，要他将申新一、八厂卖与日本丰田纱厂，当即遭到严词拒绝。汪伪外交部长褚民谊只得亲自来沪邀请荣德生面谈。由荣德生子荣尔仁代往，说明其父不变初衷，不出卖工厂和人格。褚民谊厚颜无耻地说：“中国的半壁江山都给日本人，何患小小申新两个厂。”并威胁说：“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荣德生闻言，凛然言道：“我宁可玉碎，不为瓦全。”随后，在日军抢掠之下，除去“申二”、“申九”两厂虎口余生外，荣氏兄弟很多企业被抢被毁，但荣德生本人拒绝与日本人合作。
1949年全国解放后，荣德生选择留在大陆，“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他称“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爱我的国家……我想我还是留在祖国的土地上，等着瞧罢”。
造桥荣老板报销
荣家不仅在实业界用力，在慈善方面亦十分热心。荣德生曾告诉家人，在江南水乡，修桥比铺路更重要，没有桥，村民出门是寸步难行。2001年，有关部门对荣氏家族所造之桥进行普查，发现有登记的为102座，仍在使用的为40多座。据《无锡市志》载：“民国17年起，荣德生、陆培之、薛南溟、祝兰舫等组成‘千桥会’(后称‘百桥公司’)集资建造大公桥等。至民国26年，共建成大小桥梁88座，因日军侵占无锡而中止。”
荣家兄弟不仅在无锡造桥，还将这一善举扩散到常州、丹阳和宜兴一带。当时无锡有句俏皮话“造桥荣老板报销”。
荣氏家族热心办学也是举国闻名——荣德生曾感叹自己“仆少而服贾，志学未能，廿年来世味饱尝，更抱不读十年之恨”。早在1904年，荣氏兄弟的事业刚刚起步时，就已经办起家族的私塾。到1906年，荣家把私塾扩建成公益小学，建设新校舍，让附近孩子都能上学。随着实业的发展，荣氏家族的办学规模也越来越大，到1915年，共建设公益小学4所，竞业女子小学3所，另外一个族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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