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德）斯宾格勒-张兰平译
出版社：万卷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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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没落试读：
导读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是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他出生于德国哈茨山区的布兰肯堡，曾就读于哈雷大学、慕尼黑大学和柏林大学。青年时代除了研究历史和艺术之外，他还对数学和博物学有浓厚的兴趣，所有这些使他的作品具有一种奇特的风格。1904年，斯宾格勒在哈雷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成为了一名中学教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因健康原因未能被征召入伍。在这期间，他隐居在慕尼黑的一所贫民窟里，在烛光下完成了《西方的没落》一书。此书的出版给斯宾格勒带来了巨大的声誉，许多大学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邀请他执掌教席，可都被他拒绝。此后他一直过着一种近乎隐居的生活，以历史研究和政论写作自适。1936年5月8日凌晨，斯宾格勒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他的妹妹们将其埋葬，但未举行任何的吊唁形式。斯宾格勒一生写下大量著作，其中重要的有：《普鲁士人民和社会主义》《悲观主义》《德国青年的政治义务》《德国的重建》《人和技术》等。《西方的没落》是斯宾格勒最重要的著作，此书，尤其是第二卷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普遍欢迎，也引起了读者和学术界的激烈争论。它激烈的言辞、精辟的理论和独特的方法，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一直是一般公众或有关学者争论的热点。在《西方的没落》中，斯宾格勒以生物生长过程的观念进行历史研究，把世界历史分成八个完全发展的文化，细致考察其各个时期的不同现象，揭示其共同具有的产生、发展、衰亡及其毁灭的过程。斯宾格勒对文化的研究方法进行了革新，他对每一种文化的现象采取“观相式”的直觉把握，以某些基本象征来揭示这种文化的全貌，他称之为“文化的形态学”。《西方的没落》一书的主要目的不是复述已经过去的历史事件，而是要掌握事实的真相，以便更好地应付将来。斯宾格勒说，大多数文化都经历了一个生命的周期，西方文化也不例外。西方已经走过了文化的创造阶段，正通过反省物质享受而迈向无可挽回的没落。历史学家不仅要重建过去，更重要的是预言，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西方历史尚未完结的各阶段的思想方式、时间长短、节奏、意义和结果”。正因为如此，《西方的没落》也被很多人称为一部未来之书，而斯宾格勒也被称为“西方历史的先知”。《西方的没落》具有很大有魅力，这一方面来源于它思想的独特和深刻，另一方面则来源于其行文的丰富多彩。斯宾格勒文笔栩栩如生，他善于取譬设喻，善于描绘历史人物的性格，并以此衬托出某个时代的突出特征。其叙事、议论，都收放自如，缓急适度，而节奏适宜，具有很高的文学性。读《西方的没落》，即使不同意斯宾格勒的思想，也不得不折服于他的文体。《西方的没落》是一部深刻、丰富的书，它不仅包含着对历史深刻的洞见，而且在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思想上也做出了非常卓越的贡献，在现代西方产生了复杂、广泛的影响。第一章起源与景观（甲）宇宙和小宇宙一
每当黄昏的时候，你会看到花朵一朵接一朵地在夕阳的余晖中闭合起来。这时，你会产生一种奇异的感觉，这就是面对着茫茫大地上虚无缥缈般的生存有一种难以名状、不可思议的恐惧感。寂静的森林，孤独的田野，这里一丛矮树，那里一条细枝，它们自身无法摇摆，但却被微风不停地戏弄着。只有那些小小的蚊虫才是最自由自在的——它们在傍晚时的微光中舞蹈，心里想着要到哪里去，便可以自由地向着哪里移动。
一棵植物，如果就其本身来说，会显得无足轻重。它构成景色的一部分，会因某一机缘在这里落地生根。微光、寒风、每株花草的闭合——这些不是因或果，也不是危险或对危险的刻意回答。它们仅是一种单纯的自然过程，这个过程在植物周围，与植物一起，且在植物身上自我完成。个体植物本身无法进行期待、希冀或者是自由地选择什么。
与之相反，动物却能够进行选择。它已经从世界所有其他事物被奴役的命运中解脱出来。这一群小小的蚊虫在不断地飞舞，那一只离群的孤独的小鸟傍晚时分还在飞翔，狐狸鬼鬼祟祟地走近巢穴——这些全部都是另一个大世界中蕴涵的小世界。哪怕是一片叶子上面的一滴水珠中的微生物，它非常渺小，甚至不会被人类肉眼所看到，它的生命只会持续上数秒钟的时间，而且只占据水珠中的一个小角落，但它在宇宙面前却是自由且独立的。与之相比，悬挂着这片叶子的参天大树却如此的不自由。
奴役与自由，就其最终与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我们用来鉴别植物生活和动物生活的差异所在。然而，只有植物才完全是其本来面目的；在动物的本质中，它有某种双重的东西。植物只是植物，而动物除了包含植物的性质，还包括了其他的性质。面对着危险而颤抖着挤在一起的兽群，依偎在母亲怀里哭泣的婴儿，绝望地向上帝求救的成人——所有的这些，全部都是企图从自由生活重新回到植物性的受奴役的境地，而他们本来已经从奴役的境地中解放出来了，并获得了独立的存在。
一棵开花的植物的种子，将它们放在显微镜的下面，会显现出两只形成和保护着即将敞露于光亮的幼芽的子叶，并附有生命循环器官与生殖器官，此外还显现出第三只子叶，这个子叶含有未来的根，而且它告诉我们：这株植物注定无法避免地要再一次地变成景色的一部分。反过来，在高级动物中，我们会看到受胎的卵自其个体化的存在的最初时刻起便会形成一只外鞘，将循环与生殖部分的内部容器——也就是动物体内的植物因素一一封闭起来，并使之与母体以及世界上所有其他的事物隔离开来。这只外鞘象征着动物生存的基本特征，并将大地上出现的两种有生命的东西区别开来。
这两种有生命的东西有着高雅的名称，那是古典世界想出来并遗留下来的。植物是属于宇宙一类的东西，而动物则除此之外，还是与大宇宙关联着的自成一体的小宇宙。生物单位一直到如此境地——与“万有”分离且能规定它在万有中的地位，才会变成一个自成一体的小宇宙。就连处于大循环中的各行星也遭受到了奴役，和一个大世界相比，能够自由运动的只是这些小世界，在其意识中大世界便是它们的周围世界（环境）。只有通过小宇宙的这种个性，那种光所呈现于其眼前——我们的眼前——的事物才能获得“实体”的意义，而对于那些行星，我们也是出于某种原因才勉强承认它们具有实体的特性。
所有宇宙的东西都有其周期性的标志，或者称之为“节拍”（节奏，拍子）。所有小宇宙的东西都有其极性，或者称之为“紧张”。
我们谈到紧张的警惕与紧张的思维，但是所有醒觉的状态在其本质上都是紧张的。感觉与对象，我与你，原因与结果，事物与属性，在这些对立物中的任何一对之间都存在着一种张力，而在意味深远地被称作“松弛”的状态出现的时候，对立的双方也随之而松弛，代替了生命的小宇宙方面。一个睡着的人，解除了全部的紧张，只是过着一种植物性的生活。
另一方面，宇宙节奏是能够用方向、时间、节奏、命运、渴望一类的字眼来解释其意义的万事万物——从一队骏马的蹄声与傲然前进的士兵的沉重步伐，到一对情侣的默默无言的感情、让社交集会高雅起来的显在的机智和“知人论世者”的敏锐的、迅捷的判断，这种判断我曾称其为相术的机智。
虽然小宇宙在空间自由地运动，宇宙循环的这种节奏依然持续进行，并常常打破觉醒的个体存在的紧张，使其成为一种能被感觉到的彻底的和谐。假如我们曾经注意到小鸟在高空的飞翔——它是如何上升、旋转、滑翔、消失于远方——我们一定会在这所有的运动中感到“它”与“我们”的植物性的确实性，这是不用理性的桥梁将你对它的感觉与我对它的感觉联结在一起的。这便是人和动物界的战争舞蹈与爱情舞蹈的意义。一队突袭的骑兵会在炮火之下结成一体；普通大众会在某种群情激奋的场合下聚集起来，变成了一个团体，在顷刻之间，盲目地、令人难以理解地思考与行动，但马上重新分散开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小宇宙的壁垒被拆除了。它争夺、恫吓，它推进、拖拽，它逃跑、闪避且摇摆不定。肢体交错，呼啸而进，众口一呼，万众同运。众多单个小世界的聚合中突然产生了一个完全的整体。我们将对宇宙节奏的知觉称为“感觉”，将对小宇宙的张力的知觉称为“情感”。“感觉性”这个词的含义不清，它把生命的普遍的植物性的一面与动物的特殊的一面之间的清晰区别给混淆了。假如我们主张一个是种族生活或性生活，而另外一个是感觉生活的话，那么它们之间的深刻联系就显露出来了。前者的标记有始有终是周期性、节奏，甚至是和星辰的大循环有关的和谐、阴性与月亮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生命一般地同夜、春、温暖的关系。后者则存在于光和被照明的事物之间、认识与被认识的事物之间、创伤与致伤的武器之间的张力、极性中。在种属发展到较高级的阶段时，生命中这两方面的每一方面都形成了特殊的机体，而且其发展的程度越高，每一方面的意义便更加明显。我们有宇宙存在的两种循环器官，血液系统和性器官；还有小宇宙的可动性的两种区别器官——感官与神经。我们必须假定：我们的整个身体在初始状态时既是一种循环器官又是一种触觉器官。
血液对于我们而言是生存的象征。从我们出生到死亡，从母体输入子体再由子体输出，在觉醒和睡眠的状态中，血液不停地在流动，永无止息。祖先的血液流淌在后代子子孙孙的体内，将他们联结成由命运、节奏与时间构成的巨大的连锁之中。开始，这仅是由循环的区分、再区分和永远更新的区分过程来完成的，直到最后出现了一种性生殖的特殊器官，让刹那成为永恒的象征。这以后，生物怎样生殖和怀孕，它们体内的植物特性怎样驱使其为了在自己身后保持永恒的循环而自行进行生殖，一种伟大的脉搏跳动怎样通过一切分离的心灵发挥作用，充实着、推进着、抑制着却总是毁灭着——这是所有生命秘密中的最隐秘的秘密，是所有宗教与所有伟大诗篇都企图洞察的秘密，这种秘密的悲剧激发了歌德创作出《天福的向往》1与《亲和力》2，在这里，孩子必须死亡，由于从不调和的血液循环中出生的孩子乃是宇宙罪恶的产物中的一种。
这样的小宇宙，当它对大宇宙具有运动自由的时候，给这些宇宙器官增加了“感觉”器官，这种感觉开始时无非是触觉罢了。甚至今天在我们发展的高级阶段上，我们依然非常普遍地使用“触觉”一词去表示由眼、耳，甚至由理解而产生的接触，因为这是一种需要与周围世界经常建立联系的生物在运动性上的最简单的表现。但是，“建立”在这里意味着固定位置，所以所有感觉，不管它们看来是怎样地矫饰，但却和原始的感觉相差悬殊，其本质上都是积极的感觉；除此之外再也无别的感觉了。各式各样的感觉都区分出固有的事物与外来的事物。为了确定外来的事物相对于固有的事物的位置关系，猎狗的嗅觉与雄鹿的听觉以及飞鹰的视觉所起的作用都是相同的。颜色、光亮、音调、气味等所有能够想象得来的感觉方式全含有分离、距离、扩张的意义。
如血液的宇宙循环一样，感觉的区别活动原本是统一的。活泼的感觉自始至终也是一种理解的感觉。在这些简单的关系中，寻觅与发觉是一件事，也就是我们最适宜称它作“感触”的东西。但是到了后来，在对发展了的感觉提出一定的要求时，感觉与对感觉的理解才不再等同，于是后者开始越来越清楚地与前者分开。在外鞘中，鉴别的器官与感觉器官分开，就像性器官和血液循环的器官分开一样。可是我们所采用的“敏锐的”、“敏感的”、“洞察力”、“置喙”、“眼力”等字眼，更不用说逻辑术语，都是根据视觉世界而得来的，这充分说明，我们认为所有理解都是从感觉中得出的，甚至在人类中，二者依然是共同起作用的。
我们看见一只狗漫不经心地静静地趴着，随后它立刻紧张起来，它听着、嗅着，凡是它感觉到的，就企图去理解。另外，它也能反省——在这种状态中，几乎仅有理解在起着作用，并利用那些粗糙的感觉。古代的语言很明确地表达了感觉等级的这种区别，将每一等级鲜明地区别成一种特殊的活动，给以特殊的标记，也就是，听、倾听、谛听；嗅、嗅出、力嗅；看、察、观察。在这样的系列中，理性的内容变得越来越比感觉的内容重要了。
但是，在最后，有一种感觉从其他所有的感觉中发展出来，成为一种最高的感觉。在我们的理解意志永远难于接近的“万有”中，某种事物替自己唤起了一种肉体器官。眼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随之而出现的还有作为其对立的极、光。关于光的抽象思维能够导致（并且已经导致了）一种理想的光，表现为由光波和光线组成的一幅总图，但这种发展的意义实际上在于，从这之后生命便通过眼睛的光亮世界来加以把握和理解。这是最大的奇迹，它让人类的万事万物变成如今的样子。只是因为这种眼的光亮世界，远景才作为色彩与光亮而出现；只有在这种世界中，夜与日、事物与运动，才在被照明了的空间的广袤中成为能看见的，才有了在地球上空绕行的极端遥远的星辰所组成的宇宙，才有扩展至身体附近之外的个体生活的光的视野。
在这种光的世界中——并非科学借助于心理概念间接演绎出来的光，这些概念（希腊意义的“学说”）本身也是从视觉中得来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进行观察的人群在这小小的星球上漫游；光的环境，比方说，照耀埃及与墨西哥文化的强烈的南方光流、北方的灰暗，这些都有助于决定人群的所有生活。人类因为其眼睛才发展了其建筑的魔力，在其中，由触觉而产生的各种构造因素在光所产生的关系中重新被规定。宗教、艺术、思想都是因为光的缘故才产生的，所有区分都能够归结成一点：诉诸肉体的眼，还是诉诸精神的眼。
与此同时，还发生了另外一种非常明显的差别，但是由于使用“意识”这个含义模糊的词，这种明显通常都被弄模糊了。我将存在或“在那里”与醒觉的存在或醒觉的意识区别开来。存在具有节奏与方向，但醒觉的意识却是紧张与扩张。在存在中命运统治着，而醒觉的意识则将原因与结果区别开来。前者的根本问题是“什么时候与为什么”，后者的根本问题却是“何地与怎样”。
植物过的是一种无醒觉意识的生活。在睡眠中，所有生物，都变成了植物，对周围世界的极性的紧张消失了，可生活的节奏却仍继续存在。一棵植物仅知道对于什么时间及为什么如此的关系；刚刚萌发的幼芽从寒冷的大地中滋生出来，蓓蕾的饱满，百花怒放、香气馥郁、争奇斗妍及瓜熟蒂落的一切有力的过程——这全部都是实现一种命运的愿望，都是对于“何时”的经常的渴求。
另一方面，“何地”对于一棵植物的存在是毫无意义的。那是醒觉的人每天重新决定自己对世界采取的方向的问题。由于仅有存在的脉动才是世代传承的，而醒觉的意识对于任何一个小宇宙都是要重新开始的。在这当中，便存在着生殖与诞生之间的区别，前者是延续的保证，后者却是一个开端。因而，植物是繁殖起来的，而非诞生出来的。它“在那里”，既没有醒觉，也没有诞辰，它扩大一个围绕自己的感觉世界。二
人类的问题摆在了我们的眼前。在人类的醒觉意识中，现今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干扰眼的绝对统治地位。夜籁、风声，牲畜的嘶喘、花的芳香，所有的这一切都在他身上激发起两个问题：在光的世界中“向何处去”和“从何处来”的问题。哪怕是我们最亲近的伙伴——狗——还在嗅觉世界中调节它的各种视觉印象，但我们却对这个世界一点也不知道。我们对蝴蝶的世界毫不知情，因为它的晶体的眼球无法有综合图像的投影，我们对于这些盲视的动物一无所知，虽然它们并不缺乏感觉，但它们仍然是盲视的。而我们存在的空间也仅仅是视觉空间，在这个空间中，能够找到其他感觉世界（比如听觉、嗅觉、冷、热）的残余，作为光照事物的属性与效果而遗留下来。——温暖从看到的火光而来，芳香从在照明的空间中所看到的玫瑰而来，我们在谈到某一种音调时，指的也是小提琴的音调。至于星辰，我们对于其意识关系也仅限于看到它们——它们在我们的头上闪烁发光，我们描绘着它们运动的轨迹。可是，动物，甚至原始人都毫无疑问地还具有这些感觉世界的感觉，它们与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这些感觉当中的某一些我们可以借助于科学的假设间接地给予描绘，但是剩下的那些今天已彻底被我们忘记了。
不过，这种感觉的贫乏却蕴涵着无限深化的意思。人类的醒觉意识不再仅仅是身体与环境之间的一种紧张关系。它现今是一个包括自身的光的世界中的生命。身体在能被看见的空间中移动。深度经验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从一个光的中心——我们称其为“我”的点——伸入能看见的距离之中。“我”是一个光的概念。从这一点开始，“我”的生活本质上变成了一种日光中的生活，而夜晚却是近于死亡的。由这点，又产生出一种新的恐惧感，它将所有别的情感都吸收到自己的范围之中——在看不到的事物面前所产生的恐惧，即对于人们所听到、感到、猜到，或是有效地观测到但并未看见到的事物的恐惧。动物也可以在别的形式下体验到恐惧感，可人类却认为这些形式是奇妙的，甚至包括原始人和儿童在寂静面前很容易感到的局促不安，他们会企图用喧嚣与高声谈话去消除这种情绪，在高级人类中也在消失。人类信仰的本质与标记便是对于眼无法看见的事物的恐惧。神是人所揣测的、想象的、观察到的光的现实，关于“无形的”神的观念是人类的超越性的最高表现。光的世界的尽头的地方，便是来世所在之处；拯救便是让人们摆脱光的世界和事实的魔力。
音乐对我们人类具有的难以名状的魅力及真正解放的力量，就在这里。由于音乐是仅有的一种艺术，其手段是位于那久已与我们整个的世界并存的光的世界之外的，所以，只有音乐才能让我们与这个世界分离，粉碎光的无情的暴力，并让我们妄想我们就要接近心灵的最终秘密。这种幻觉是由于我们的醒觉意识目前只被一种感觉所控制的这一事实，完全适应于眼的世界，以致无法从它所得的印象中形成一个听觉的世界。
因而，人类的思维是视觉思维，其概念是来自视觉的，而且其逻辑的整个结构是一个想象中的光的世界。
这种感觉缩小的过程与随之产生的深入的过程，不但让我们的所有感觉印象都适应于视觉印象，并按视觉印象来整理，而且也使动物所知的无数的思想交流方法被单一的语言媒介所代替，这种语言媒介是光的世界中的一座桥梁，它将互相呈现在对方的肉眼或想象的眼睛之前的两个人沟通起来。还留有痕迹的别的说话方式，早就用模仿、手势或强调的形式被吸收进语言中去了。纯粹的人类的语言与一般的动物的发音之间的区别在于，词与词的连续构成了一个在眼睛统治下建立起来的内心的光的观念的领域。每一个词义都具有一种光的价值，哪怕是像“乐调”、“滋味”、“寒冷”等词汇，甚至是完全抽象的名称，也是如此。
即使是在高级动物中，通过感觉联系而互相了解的习惯也已经引起了单纯的感觉与理解的感觉的显著差异。假如我们这样去区别感觉印象与感觉判断（例如味觉判断、嗅觉判断或听觉判断），我们会发现，即使是在蚂蚁和蜜蜂中，更不用说是在猛禽、马和狗中，重心已经明显地在朝醒觉存在的判断方面移动。但只有在语言的影响下，感觉与理解之间的明确的对立才在醒觉的意识中树立起来，这种紧张关系在动物界中几乎是无法想象的，哪怕是在人类中，开始也只是一种非常难于实现的可能性罢了。之后，随着语言的不断发展，才带来了一种意义重大的决定——理解被从感觉的束缚下解放了出来。
对于构成总体各种感觉印象（它们在以前几乎从没有被这样注意过）的意义的理解，日益经常地代替对于全体感觉的简单理解。最后，这些印象本身也被抛弃，并被我们所熟知的字音的被感觉到的含义所代替了。词，原来只是一件能够看见的事物的名称，不知不觉地却变成了一件心理事物的标志，即“概念”。给这类名称规定确切的意义，远非我们的能力所能办到——我们只有对于全新的名称才能这样做。我们两次使用一个词，却永远不会具有同一的内涵，也从来没有一个人的理解与另外一个人是完全一致的。但是，虽然这样，相互的理解还是可能的，这是由于所使用的同一语言在二者的身上养成了相同的世界观的缘故；在二者的生活与活动所共有的环境中，单纯的字音便足以唤起性质相同的观念。就是这种借助于从实际目睹中所得来的和分离（抽象）出来的语音的理解方式，事实上明确地区分了一般动物类的醒觉意识与继起的纯粹的人类的醒觉意识，不管在原始阶段我们怎样难于找到有关这一点的确切证据。正是如此，在更早的阶段，这样的醒觉意识的出现确定了一般植物性存在与特殊的动物存在之间的界限。
从感觉中分离出来的理解被称为思想。思想在人类的醒觉意识中引起了一种永久的分裂。在早期，它便将理解和感觉定为“高级的”心灵力量和“低级的”心灵力量。其在眼的光亮世界与想象的世界之间引发了决定性的对立，前者被描写成一种虚构的事物及一种幻觉，而在后者中，概念和它暗淡的但无法抹去的光色存留了下来，发生着作用。从这之后，对人类而言，只要他在“思考”，想象的世界便是世界的本体，便是真实的世界。最开始，自我是如此的醒觉的存在（换言之，在它有视觉时，它觉得自己是光的世界的中心）现今，它变成了“精神”，就是说，变成了纯粹的悟性，它“认识到”自己是纯粹的悟性，马上不但将周围的世界看成在质的方面是低于自己的，而且将生活的别的组成部分，它自己的身体也看成如此。不但人类的直立姿势证明了这一点，人类头颅的完全智能化构造也证明了这点，在人类头上，眼睛、眉毛、鬓角越来越成为了表情的工具。
因此，非常明显，当思想取得独立时，它便给自己找到了一种新的活动方式。在实用的思维以外，新增加了一种理论的、精细的、深入的思维；前者是针对周围世界中的光照事物的结构的，具有这样或那样的实用目的，后者的目的在于建成这类事物的“自身”的，也就是事物的本质的结构。光被从所见的事物中抽象出来，通过一种宏大而精确的发展过程，眼睛的深度经验被强化为词义的有色领域中的深度经验。人类从此开始相信其内心的眼是能够直接看透事物的实际面目的。一个概念接着一个概念，最后，在内心的光亮下，明晰的结构便构成了一种巨大的思维模式。
人类醒觉意识中理论思维的发展引起了一种活动，让一种新的冲突——存在（生存）及醒觉存在（醒觉意识）之间的冲突——成为无法避免的。在动物的小宇宙身上，生存与意识结合成生命的不辨自明的统一体，它只知道意识是为生存服务的。动物只是在“生活着”，但它并不能思考生活。可是，因为眼睛的专断是没有任何条件可言的，生活被呈现成光亮照耀下的一种能看见的实体的生命；因而，当悟性与言语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悟性马上形成了一种关于思维的概念，且同时形成了一种关于生命的相反的概念，结果，它将实际的生命与可能的生命区别开。我们有的是“思想与行动”这一提法中的对立物，而非率直的、不复杂的生命。动物身上根本无法具有的东西在任何一个人身上不但变成了可能的，而且变成了事实，最后变成了交替物。成熟了的人类的所有历史及其所有的现象都是它所形成的，文化所采取的形式越高级，这个对立在它的有意识的存在中的重要时刻便越起着充分的支配作用。
植物性的宇宙，也就是富有宿命、血、性的存在，具有一种非常古老的优势，并且保持着这种优势。它们便是生命。其他一切东西都是替生命服务的。可是这些其他东西想要去统治而不愿去服务；并且，它相信它已经在统治了，因为人类精神所提出的最坚决的要求之一便是需要具有控制身体和控制“自然”的力量。可是问题在于：这种信念岂不就是对于生命的一种服务吗？为何我们的思想刚好恰是如此去想呢？也许是宇宙，是“彼物”让它这样去想的吧？当思维将身体称为一种概念，当它确认身体是可怜的并让血的声音归于沉寂时，思维便显示了其力量。但是，事实上，血还在统治，因为血在无言地控制思维活动的启动与终结。言语与生命之间也是有区别的——没有意识，没有知性的生命，但是，反过来却不是这样。总而言之，无论如何，思维只在“思维的领域”中进行着统治。三
不管我们说思维是人类所创造的，还是说高级人类是思维所创造的，那都仅是一种口头上的区别。但是思维执着地将自己在生命整体中的地位看得太高了，由于它漠视或不关心除了它自己以外还有其他的确定的事物的方式这件事实，它便失去了不带成见地去考察整体的机会。实际上，任何思维方面的大师——在任何一种文化中，他们都几乎成了唯一权威的代言人——都认为无须证明的是，冷酷的抽象的思维是接近“终极的事物”的途径。而且，他们还认为一样无须证明的是，他们沿着这条途径所获得的“真理”与他们用来当作自己的目标的真理是相同的，而并非像实际的情形一样，只是一种代替无法明了的、秘密的、想象的图景。
虽然人类是以一种思考的形式存在，但并不是说，人类存在就在于进行思考。这种区别是天生的穿凿附会者所无法理解的。思维的目标被称作“真理”，而“真理”是被“建立”的——换言之，它被从光的世界中的活生生的无法知觉的触性中取了出来，变成了概念的形式，并在一个体系中被赋予永久性的地位，这种体系意味着一种理智的空间。真理是绝对的、永恒的——也就是说，它们与生命再无关系了。
但是，对于一个动物说来，真理是不存在的，唯一存在的就是事实。这便是实际的悟性与理论的悟性之间的区别所在。事实与真理的区别，就和时间和空间、宿命和因果的区别是相同的。事实专心地侍候着整个醒觉意识，为存在服务，而并不侍候醒觉意识中妄想它能脱离存在的那一方面。现实的生命，历史，仅知道事实；人们的生活经验和知识仅与事实打交道。有意志、有行动、有斗争的积极的人物天天衡量着自己在事实的威力面前的力量，他将纯粹的真理看得并不重要。真正的政治家仅知道有政治的事实，而不知道有政治的真理。彼拉多3的有名的问句4就是任何一个重视事实的人的问句。
尼采的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他让科学与真理及知识的价值问题对质——虽然对天生的思想家和学者来说，这种办法是廉价的，甚至是不敬的。他们认为其整个存在的理由都受到了它的攻击。笛卡儿怀疑所有的一切，但是当然并不怀疑其怀疑本身的价值。
然而，提出问题是一回事，问题的解决则又是另外一回事。植物生活着，但它并不明白自己是在生活着；动物生活着，但它明白自己是在生活着。人类则被其生活所惊，并环绕着他们的生活提出种种问题。但是，人类也无法为他自己的问题找出解答，他只能相信其解答是正确的，在这个方面，亚里士多德与最卑贱的野人是毫无差别的。
然而，秘密为何要被揭穿，疑问为何要得到解答呢？这难道不正是因为那种从儿童的眼中表现出来的恐惧感所产生的吗？难道不正是因为人类醒觉意识的可怕的禀赋所致的吗？这种醒觉意识迫使现在已从感觉获得自由且正在孕育着心理的悟性极力寻求着解答，而这种解答就意味着解脱。在知识方面的坚定信念能否让我们从重大问题的梦魇之中获得解放呢？“凛然敬畏的心情是人类所具有的最高贵的方面”。被命运剥夺了这种禀赋的人必然要去发现秘密，要去研究、剖析与破坏那令人敬畏的事物，从中得到知识。追求体系的意志是一种想要扼杀活生生的事物、想要让它“建成”、稳定、僵化、想要让它束缚于逻辑秩序中的意志。才智如果完成了僵化的任务，才智便取胜了。
这种通常被视为“理性”与“悟性”之间的区别，实际是先见、眼力与悟性本身之间的区别；前者是我们的植物性方面的属性，它利用眼及词的语言；后者则是我们的动物性方面的属性，它是由语言演绎而来的。在这种意义下，“理性”是让观念进入生命的东西，“悟性”则是发现真理的东西。真理是无生命的，是能够灌输的观念属于创造它们的人的活生生的自我，是只能同情地被唤起的。悟性实质上是鉴别性的，“理性”实质上是创造性的。后者产生其活动中的对象，前者则是从对象出发的。事实上，悟性鉴别最开始是在日常的感觉中实行与发展起来的——儿童是从感觉与判断中学会理解与区分的。随后，鉴别由这种联系中被抽象出来，从此，它便独自活动，它需要一种替代来代替从前曾作为其对象的感觉活动。这种替代仅有既存的思维方式才能赋予它，现在，鉴别便是依照这种替代来进行的。如此，仅有如此，才是思想——并非随便建立在虚无之上的东西。
由于很早以前，在原始人类还未开始抽象地进行思考时，他便为自己形成了一幅宗教的世界图景，悟性开始鉴别性地进行工作的对象便是这个图景。科学往往是在一种宗教及其所有精神上的先入为主的见解的基础之上萌发出来的，其意义只在于对这类教义加以抽象的改良罢了，由于这类教条不够抽象，所以它被认为是错误的。它在所有原则、问题的提法与方法方面总是依据一种宗教的核心。悟性所发现的任何一件真理无非是对已有真理的一种鉴别性判断。新旧知识之间的极性所包含的后果是，在悟性的世界中只有相对正确的东西，也就是，总会有比其他的判断更具说服力的判断。鉴别性知识的基础是，相信今天的理解比昨天的理解好。让我们不得不怀抱这一信念的又是生命。
作为鉴别的鉴别能解决大问题呢，还是只能提出大问题呢？在知识之初，我们相信前者。但当我们所知道得越多，我们就越相信后者。我们只要怀有好奇心，我们便称秘密为问题。
因此，对于有意识的人类来说，有一个双重的问题，那就是醒觉存在的问题与存在的问题，或空间的问题与时间的问题，或作为自然的世界的问题与作为历史的世界的问题，或节奏的问题与紧张的问题。醒觉的意识不仅想理解它自己，而且还想理解与其类似的某些事物。虽然一种内心的呼声可能告诉人们说，在此，获得知识的全部可能性都不存在，但即便如此，恐惧心还是硬要说服——每一个人——并且继续探求下去，甚至宁可假装获得了解答，而不愿自认是徒劳无功。四
醒觉意识是由感觉与悟性所组成的，其共同的本质是让自己不断地适应大宇宙。在这个限度之内，无论我们是从鞭毛虫的触觉还是从最高级的人类的思维来考虑，醒觉意识与确定是等同的。醒觉意识在如此感到外界对它自己的接触时，它便第一次碰到了认识论的问题。我们所说的认知或认知的知识是什么意思呢？这类术语的原始意义与它们后来被制定的意思之间有什么关系呢？醒觉与睡眠之间的关系如同白昼与黑夜一样，按照星辰的运行而交替出现，认知与梦也是交替出现的。这二者有何不同呢？
可是，醒觉意识——无论是感觉的还是悟性的——与事物及属性、与认知及被认知的对象、与对象及事件等对立的存在的意义是相同的。这类对立的本质是什么呢？这便产生了第二个问题，也就是因果关系的问题。在我们将一对感性的因素称为“原因”与“结果”，或将一对智性的因素称为“前提”与“后果”时，我们便是在它们中间确立着一种力量与等级的关系——有其一便必有其二。需要注意的是，在这类关系中，时间是一点也不占重要地位的。我们所关心的并非命运的事实，而是因果性的真理，不是“何时？”而是法定的依存。毫无疑问，这便是悟性的最光明的活动路线。人类最幸福的时刻大概便是这类发现所带来的；因而，他便由这些直接打动他的、近在眼前的日常生活中的对立物出发，做出一系列的没有穷尽的结论，直到关于自然的结构的最早的与最终的原因，他称这种自然是上帝与世界的意义。他集中且整理可以检查其体系、其关于规律关系的教条，并在其中找到对于无法预见的事物的避难所。可以论证的人便不再有恐惧。但因果关系的本质到底在哪里呢？它是在于认识的过程，是在于被认识的事物，还是在于二者的结合呢？
张力的世界本身肯定是僵硬的、死板的，也就是“永恒的真理”，是超越时空的东西，是变成一种状态的东西。可是，醒觉意识的现实世界却是充满变化的。这种情形一点也没有惊动一只动物，但它却让思想家的思想变得一筹莫展，由于静止与运动、持续与改变、已成与方成等对立物表示一种本质上“完全无法理解”的，因此从悟性看来必然含有一个错误判断的事物。无法用真理的形式从感觉世界滤出来的东西，难道能算得上一件事实吗？反过来，世界虽然是作为没有时间的东西而被认知的，但是时间因素仍然依附在它的身上——紧张表现为节奏，方向与扩张相联系。因而，悟性意识中的所有存在问题的事物便归结为一个终极的、最严重的问题，也就是，运动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自由的和抽象的思考无以施技了，我们开始看出，说到底，小宇宙是依存于大宇宙的，就像单个的存在从一开始就并不是由身体所构成的，而是由身体的外壳所构成的一样。生活能够离开思维而存在，但思维仅是生命的一种方式。思维为自己定下的目标尽管非常高，但事实上却是生命利用思维为它自己的目的服务，给思维一个与解决抽象问题很不相同的活的目标。对思维来说，问题的解答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对生活来说，它们分为有价值的或无价值的，假如求知的意志在运动问题上失败了，那或许是因为生活的目标在那一点上达到了。即使这样，也恰好因为这样，运动问题依然是所有高级思维的重心。所有的神话和所有的自然科学都是起源于人类面对运动的秘密时所产生的惊奇之感。
运动问题立刻直接接触到了生存的秘密，这些秘密对醒觉意识既是陌生的，又是无情地压迫。当我们将运动当成一个问题提出来时，我们是在证实我们有一种意志，要去理解无法理解的事情，要去理解什么时候与为什么、宿命、血以及所有我们的直觉过程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所接触到的东西。我们生来有视觉，于是我们便想方设法要将它放在光中，放在我们的眼前，为的是在字面上理解它，将它弄明白，就跟弄明白一件能够触知的事物一样。
由于这是一件观察者所未意识到的具有决定性的事实——他倾尽全力寻求的目标，并非生命本身，而是要看到生命，并非死亡，而是要看到死亡。我们试图去理解宇宙，当它出现在大宇宙中的小宇宙时，当它显现为生与死、产生与消亡之间的光的世界中的实体生活时，并将身体与心灵区别开来，这种区别是因为我们有一种将心理上的固有的东西体验成感官上的外来的东西的能力所绝对必然地要引起的结果。
我们不但生活着，而且知道自己是“生活着”的原因，是由于我们的身体在光中存在的结果。但是禽兽只知道生活，而不知道死亡。假如我们纯粹只是一种植物性的存在，我们死时便不会意识到死，因为感到死和死是等同的。但是动物听到了死的呻吟声，能看到死的躯体，嗅到了死尸的味道，但却不懂得死这件事情。只有当悟性通过语言，脱离视觉的知晓，而变成纯悟性时，人类才将死看成周围光的世界中的大谜。
那时，也只有在那时，生命才变成生与死之间的一段短暂的时间，关于生的另一神秘也才在对死的关系之上出现。只有到了那个时候，动物对于所有事物的分散的恐惧才变成了人类对于死的明确的恐惧。这种情形让男女之爱、母子之爱、世系、家族、民族——因此最后尚有世界历史的本身成为宿命的无限深刻的事实及问题的现有样式。死是任何一个生在光中的人类的共同归宿，死被人们视作关于罪恶与惩罚的，生存被视作一种赎罪的观念，有这一光的世界以外的新生活的观念，有结束对死的恐惧的超度的观念。在有关死的知识中产生了我们作为人类而不是兽类的世界观。五
人分为天生宿命的人与因果的人。在纯粹生活着的人与那些是因为心理的能力，或者是因为血的特殊性而成为“才智之士”的人中间隔着整整一个世界。这些纯粹生活的人，比如说有农民与战士，政治家与将军，熟知世故的人与事务家，任何一个想获得成功、想执掌政权、想战斗、敢冒险的人，组织家或企业家，铤而走险的人或暴徒或赌棍；后者则是圣徒、僧侣、学者、理想家或理论家。节奏与紧张、存在与醒觉的存在、动因与观念、循环器官与触觉器官——在重要性的人身上，不是在这一方面，就是在那一方面显然占有支配地位。在所有喜欢批判、好沉思的人身上都无动因及冲动，没有了解人、了解事的明智，没有所有天生的行动家所具有的、完全异于相信自己的观点的正确性的、对自己的命星的信仰，没有在决定性时刻仗义执言的血气的声音，没有替一切目标和手段作辩护的坚定的、沉着的信心。哪怕是一个务实的人的脚步声也与一个思想家的脚步声不同，它更踏实，在思想家身上，纯粹的小宇宙与土地没有坚实的联系。
命运让人成为敏感的、逃避事实的人，或是成为活跃的、轻视思维的人。但是，活跃型的人是一个完全的人，而沉思型的人则有一个器官可以在不依靠（甚至违背）身体的情况下进行工作。当这个器官想要控制它自己的世界而同时又要控制现实时，情形便会变得更糟，因为那时我们所得到的一切关于伦理的、政治的、社会的改革计划全在不允许辩驳地指出事情应该成为何种样子和如何让其成为那个样子——所有的理论全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假定上，这个假定便是，人人都与理论家一样（或像他自认为的那样）眼高手低。这类理论即便上场时有一种宗教的全部权威或一个名人的声望做挡箭牌，它们也从未在任何事物中丝毫改变过生活。它们只不过让我们对于生活的想法与过去相比有所不同罢了。这正是一种文化的“晚期”，即写得多、读得多的时期的劫数，它们用关于生活的思维和关于思维的思维之间的对立，来永远混淆生活和思维之间的对立。所有的世界改良家、僧侣及哲学家都一致认为，生命是缜密的思维最适宜的对象，但是人世的生活则是自己走自己的路，丝毫不管别人说什么。甚至当一个团体成功地“按照规定”来生活时，其所有成就充其量也只是某一本未来世界史中的一个关于它自己的附注罢了——假如除了唯一具有重要意义的主题之外，还有篇幅谈到的话。
因为，归根结底，只有活跃的人、具有命运的人，才是生活在现实世界，生活在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决策的世界之中的，在那里，概念与体系并不重要，或并不算数。在那里，一次机敏的打击比一个睿智的结论更重要。所有时代的政治家与军人全都看不起那些自以为世界历史是为才智、科学，甚至艺术而存在的“卖稿家”或“书呆子”，这是有道理的。让我们明确地说吧：从感觉分离出来的悟性只是生活的一个方面，而非其具有决定性的一面。一部西方思想史能不包括拿破仑的姓名，但在一部现实史中，纵然阿基米德有许多科学发明，但却可能还不如侵略叙拉古时杀死他的一个士兵的影响大。
重理论的人的缺陷在于，他们相信他的地位是在重大事件之前而非在重大事件之中。例如，对于政治诡辩派在雅典或伏尔泰和卢梭在法国所起的作用，他们便完全弄错了。一个政治家对于自己正在做什么常常并不“明白”，但那却并不妨碍他满怀信心地沿着走向成功的唯一道路前进；反过来，政治空论家永远知道应该做什么，但是其活动一旦超出了书本的范围，便是历史上最不成功的，因而也就是最无价值的。在动乱的年代里，比如阿提卡5的启蒙时期、法国革命和德国革命时期，这类干预经常出现，那时，舞文弄墨的空论家渴望参加人民的实际历史，不再去忙于建构体系。他误解了自己的地位，他与自己的原则和计划只属于一种文献的历史，而非一切其他历史所属。真正的历史并非是通过反驳他而是通过放任他和他的思想，而去对他做出裁决的。一个柏拉图或卢梭——较次的才智之士更不用说了——可以建立抽象的政治结构，可是对亚历山大、西庇阿、恺撒、拿破仑以及他们的计划、战争与决策来说，这类抽象结构是毫无意义的。思想家倘若高兴或许也会谈论宿命；但有了这类人物代表的宿命便够了。
在小宇宙存在的多样性中，我们往往遇到一种群众单位的形成（通常是在鼓动下而形成的），这是一种高级的存在，不管它是逐渐发展起来的，还是顷刻之间出现的，它都具有个人所有的全部情感及激情，这种感情的本性是无法捉摸的，不是推理所能理解的——虽然行家能够了解、能够好好依靠它们所做出的反应。在此，我们也应将一般动物单位与纯粹的人类结合区别开来；前者是被感觉到的，是完全依照存在和宿命的，像翱翔高空的飞鹰或进攻的军队的行径一样；后者则是依赖悟性的，是在意见相同、知识相同，或者是目标相同的基础上结合起来的。人们无须有获得宇宙节奏相同的愿望便能够得到它；共同立场的相同却是在人们愿意时才获得的。一个人能够随意加入或退出一个学术团体，因为这涉及的仅是个人的醒觉意识。可对于一种宇宙性的一致，一个人完全为它所制约，并以其所有存在都受制于它。这一类一致中的群众容易为热情的激动或惊恐所掌握。他们在厄琉息斯（阿提卡的一个城市）或卢耳德6是叫嚣忘形的，或如同德摩比利会战的斯巴达勇士们与维苏威战争中的最后的哥特人一样，是英雄般的坚定的。他们将自己组织得就像是进行曲、合唱和舞蹈的音乐，像纯种的人与纯种的动物一样对明亮的色彩、装饰、服装和制服的印象非常敏感。
这类被刺激起来的人群是有生有死的。知识团体只是一种数学意义上的总和，因加减而发生变化，除非或者说直到（正如时常发生的）意见的完全一致是如此的感人，以致到了纯粹的程度，并且突然从总和中造出了一个存在。在所有政治转折点上，话语能够变成命运，意见能变成激情。一群偶然联合的人在街头上形成群体，他们具有相同意识，相同感觉，相同语言——直至那短命的心灵一闪而灭，各人又各奔东西为止。在1789年的巴黎，这类情形天天都在发生——每当听到“处死他”的喊声时。
这种心灵有其特殊的心理，懂得这种心理对于从事公共活动的人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单一的心灵是任意真正的等级或阶级的标志，无论它是十字军的武士和军人等级，是罗马的元老院或雅各宾俱乐部，是路易十四统治下的上流社会或普鲁士的乡“绅”，是农民或行会，是大城市的群众或深山僻谷的人们，是迁徙中的民族与部落或穆罕默德及一般新创立的宗教或教派的信徒，还是大革命时的法国人或解放战争时的德国人。我们知道，这类最强有力的存在便是高级文化，它们是在伟大的精神剧变中发生的，从千百年的生存中将所有低级的结合——民族、阶级、城镇、世代——融为一体。
历史上的大事全都是由宇宙级的存在，由民族、军队、阶级、党派来进行的，但才智的历史却是在松弛的会社和学派、团体、各种教育阶段、“倾向”和“主义”中进行的。在生死攸关的决定性时刻，这类人群有无一个领袖，或只是盲目地随波逐流；偶然出现的领袖是第一流的人物，或只是一些抬出来的无关痛痒的人物像罗伯斯庇尔或庞培之流——这又是一个命运问题。政治家的特征是，他对于在时代潮流中形成起来又消解下去的这些心灵，对于其力量与持续力，对于其方向与目标具有一种准确而透辟的洞察力。即便这样，究竟他是一个可以控制它们的人还是一个被它们所左右的人，这也是一个偶然问题。第二章起源与景观（乙）高级文化的类型一
但是，不管人来到世界上是为了生命还是为了思考，如果他在行动着或思考着，他便是醒觉的，因而也便是在焦点上，也就是跟他的光的世界与当时为他保持的那种意义相适应。任何人都知道，如果在做一次物理实验时，为了考虑当时发生的某种事情，实验突然中断，应该是非常痛苦的。我在前面已讲过，在人的醒觉意识中轮流出现的无数场面可以分为截然相反的两类：命运与节奏的世界、原因与紧张的世界。我将这两种图景叫作历史的世界和作为自然的世界。在第一种图景中，生命利用批判的理解力。它有眼力供它支配；被感觉到的节奏变成了内心所想象的波段，亲身经历的震动就变成想象中的时代顶峰。在第二种图景中，思想本身处于支配地位，其因果的鉴定将生活变成为一种死板的过程，将事实的活生生的内容变成为抽象的真理，将张力变成为公式。
这怎么可能呢？这两种图景中的任何一种都是一种视觉的图景，可是在前一种图景中观察者听任于永不重演的事实，而在后一种图景中观察者却力求替一种永远有效的体系发现真理。在历史图景中，知识仅是一种辅助手段，宇宙的事物利用小宇宙的事物。在被我们称为记忆和回忆的图景中，各种事物呈现在我们眼前，就像暴露于一种内心的光亮中并被我们自己的存在的节奏所察知。但是，年代学的因素告诉我们，历史一旦变为思维的历史，便再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所有醒觉意识的基本条件的影响。在自然（或科学）图景中，外加的与导致错觉的是那些始终存在的主观的东西，可在历史图景中，导致错误的却是那些同样无法排除的客观的东西，这就是数。
当我们在自然（科学）的领域中开展工作时，我们的安排与自我调节应该并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是和个人没有关系的——人们“忘掉自己”——可每个人、阶级、民族或家族却是按照对其本身的关系来审度历史的图景的。自然的特征是一种包罗万象的广大，在观察者看来，历史上承逝去的黑暗，下通未知的将来。观察者作为现在，始终是历史的中心，而且对他来说，假若想有意义地整理事实，而不问它的方向（生命固有的因素，而不是思想固有的因素），那将是根本办不到的。任何时代、任何国土、任何现存的集体都有其自己的历史视界，而真正的历史思想家的标志便是他能够展示出他的时代所要求的历史图景。
因而，自然与历史便像纯粹的与不纯粹的鉴定一样是能够辨别的。这是所说的“鉴定”的意义，是从生活经验的对立面来说的。自然科学只是鉴定罢了。可在历史中，鉴定所能做的，不外乎是以科学自命的历史学家的眼光所要探讨的范围。历史就是那来回的环视本身，不管它对准的是哪个方向。具有如此眼力的人，便能“历史地”理解任何一件事实与任何一种形势。自然是一种体系，而体系是可以学而知之的。
历史的自我调节的过程，对任何人来说，从幼年时代的最初的印象便开始了。儿童的眼睛是锐利的，最靠近身边的各类事物，家族的生活、家庭与大街，都是被十分彻底地知觉和感觉的，然后在很久之后，城市和它的居民进入他们的视界以前，而“民族”、“乡土”、“国家”等词汇对他们而言还全然缺乏实在意义。正是如此，而且完全如此，原始人将任何呈现于他的狭隘的视界中的事物当成历史，当成活生生的事物——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生命本身，生老病死的戏剧；还有其自身所体验到的或由其他人身上观察到的激烈的战争与热烈的爱情的历史；亲属、氏族、村落的命运，其行动与动机；长期仇恨、战争与复仇的故事。生活的眼界扩大了，并且展现在他们眼前的并非一种一种的生活，而是一种时生时灭的生活。壮观的景象非村落和氏族，而是遥远的种族和国家；并非许多年，而是许多世纪。人们实际经历的与参加的历史从没有超过由祖及孙的短暂时距——对古代的日耳曼人和今日的黑人来说是不可能的，对伯里克利7和华伦斯坦8来说也是不可能的。生活的眼界到此为止，一种新的视野开始了，其中的图景是把以传闻与历史传统为其基础的，在其中直接的交感是同那既明显又因为长期使用而稳定的记忆图景相适应的。这样展现的图景对不同文化的人们显示出非常一致的广度。对西方人而言，真正的历史是从这第二种图景开始的，因为我们生活在永恒的局面下；相反，对希腊人和罗马人而言，历史正好是在那时停止了。波斯战争对修昔底德（公元前460或前455~前400或前395年，古希腊历史学家，著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曾断言道：在他的时代之前，没有发生过任何重大事件）而言，布匿战争9对恺撒而言，已经不具有活生生的意义了。
在这种视野以外，又有一些历史单位的图景出现了，它们是植物世界与动物世界、景观与星辰的命运的图景，这些图景最终与自然科学的最后图景融合成为关于世界的起源与结论的神话的想象。
儿童与原始人的自然（科学）图景，是由日常的微小技术中发展而来的，这种技术迫使他们二者不断地摆脱对大自然的胆怯的注视，转到对其身边的事实和形势做出结论。与幼小的动物一样，儿童通过游戏来发现自然的最开始的真理。检查玩具、切开玩偶，将镜子翻转过来瞧瞧背面有什么，在确定了某种似乎是永久正确的事物时的胜利的情感——不管何种的自然研究都还没有超出这个范围。原始人将他这种得出结论的经验，应用于其武器与工具和衣、食、住所需用的生活资料上，也就是应用到那些无生命范围内的东西上。他也将这种经验用到动物的身上，当那些动物作为活的东西（其活动是他作为追逐者或被追逐者予以监视及揣测的）突然对其不再具有意义，且在它们是无生命地，是机械地被理解为对其有确定用途的肉及骨的集合物时——这正好像他对于一件事情的意识那样，起初还是作为一个魔鬼的动作，转眼之间便作为一种因果的连续了。文明时代的成熟的人，时刻调换位置，那完全是与这些一样。此外，也是一种“自然”视野，还有由我们关于雨、电和风、夏和冬、月的盈亏及星辰运行的印象而构成的第二种视野。但是在这种视野上，因敬而生畏的宗教信仰，迫使人们接受一种高级得多的鉴定标准。就好像在历史图景中，他宣扬生活的终极事实，在此他便企图确定自然的终极真理。在知识可以达到的界限之外的事物，他将其称为上帝，而一切在那个界限之内的事物，他都力图从因果关系上去理解，理解成上帝的行动、创造及启示。
因而，任何一组科学地确定下来的因素，全有双重的倾向，这是从原始时代至今便固有的而且未曾改变的。其中一种倾向是将技术知识的体系尽可能推进到最完善的程度。为了经济的、军事的、实际的目的服务，这种体系已经是被许多种动物发展到了高度完善的地步的，并且由它们开始，通过原始人和他们对火及金属的认识，直接产生出我们浮士德型文化的机械技术。另一种倾向只是借助语言将纯粹的人类思维自肉体的视觉中分开后才形成的，其努力的目标是形成一种同等完善的理论知识，这种知识我们在文化的早期阶段称其为宗教的知识，在文化的晚期阶段则称其为科学的知识。火对于战士而言是一种武器，对于工匠而言是其设备的一部分，对于教士而言是来自上帝的一种神迹，而对于科学家而言则是一个问题。但在所有这些方面，它全是醒觉意识的“自然的”、科学的方式所固有的。在作为历史的世界中，我们无法找到这样的火，而只看到迦太基的大火及堆积在约翰·胡司10与乔尔丹诺·布鲁诺11周围的薪柴的火焰。二
我再重复一遍：任何一个存在物仅是对其本身的关系来活生生地体验任何一个其他的存在物及其命运的。一群鸽子所落足的那块田野的主人对它的注视，与大街上的自然爱好者及空中的老鹰对它的注视是完全一样的。农民看待他的儿子是后嗣和继承人，但邻居则将他看作是一个农民，军官将他看作是一个士兵，游历者则将他看作是一个土著。作为皇帝的拿破仑与作为中尉的拿破仑，对人与事物的体验是完全不同的。将一个人放在一种新的局面之下，让革命家成为一个大臣，士兵变成一个将军，而后历史和历史上的关键人物对其来说马上便变成为某种与它们原来所不同的东西了。塔里兰12看透了他的时代的人物，因为他与他们有关系，但是假设他突然跳入克拉苏13、恺撒、喀提林14和西塞罗15的队伍中，他关于那些人的措施和见解的理解要么是无价值的，要么便是错误的。没有历史本身，一个家族的任何成员对该家族的历史各自有各自不同的理解，任何政党对一个国家的历史各有其不一样的理解。任何民族对当代的历史也各有不同的理解。德国人对于世界大战的看法与英国人不一样，工人对经济史的看法与雇主不一样，西方史学家眼中的世界史也和卓越的阿拉伯史学家与中国史学家的世界史完全不一样。一个时代的历史，只有当其在时间上是相隔非常远的，并且历史学家与它完全没有利害关系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客观的论述；我们还发现，我们优秀的史学家们哪怕是在评判或描述伯罗奔尼撒战争和亚克兴战役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当前的利害关系的影响。
评价者必定会通过自己的有色眼镜来看待事物，这和人类的深刻认识是并不矛盾的，反而是必需的。当然，这种认识正好便是我们看出在那些概括中所缺少的成分，那些概括将最重要的事实，即历史中的组成事件的独特性予以歪曲了或全然忽略了。这种概括的最差的例子便是“唯物”史观。关于这种史观，当我们将其称为相术的贫乏时，我们便已经差不多将话说尽了。但是，不顾这种概括而又因为这种概括，对于每个人来说，由于他属于一个阶级、一个时代、一个民族及一种文化，都有一幅应当按照与他自己的关系而出现的典型的历史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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