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百年：从袁大头到互联网金融(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习辉

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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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百年：从袁大头到互联网金融试读：

内容简介

编者按

原材料生产是一分钱一分钱积累财富，制造业是一毛钱一毛钱积累财富，而资本运营则是一块钱一块钱地积累财富。正是认识到金融资本的重要性，中国现代银行业从无到有，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小金融”到现在的“大宏控”，资本市场逐渐规范、发展成为经济的“晴雨表”。货币战争的背后是国力比拼，在所难免；国家竞争的高端领域将集中于金融市场的角逐。认识到金融的重要作用和利害关系，我们更要回顾过去，学习、弄懂游戏规则，从而参与、制定游戏规则，制定国家的金融战略，立足区域，放眼全球……

与此同时，金融作为社会生产中的服务环节，是资金流通的核心，其本身并不创造价值。金融资本只有与实体经济紧密结合，认清环境，跨出金融发展的舒适区，拥抱互联网，拥抱蓬勃发展的中小企业，服务实体经济，参与社会生产再扩张，才能真正持续获得高额的回报……“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衰，以人为鉴可知得失”，研究中国的金融发展史可以明辨是非，可以更好地服务社会。

知道从哪里来，更要知道到哪里去，方能走得更好、更远……

推荐序一

透过百年金融发展看未来

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前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教授、博士导师

现代金融与传统金融相比，经过百年的演进特别是近20年的快速发展和沧桑巨变，无论是金融的内涵与外延、金融的功能，还是金融与经济的关系都发生了深刻变革。可以说，在许多方面几乎已经完全不同，其中基础性的变迁就是经济金融化和金融全球化进程日益加深，而伴随金融与科技的融合以及金融深化改革，正呈现金融产品科技化、金融运营的综合化和一定程度上的虚拟化化趋势。

所谓经济金融化是指经济与金融日益相互渗透融合及社会财富或资产日益金融资产化，并由此带来了经济关系的金融化。具体来说就是包括银行、证券、保险等广义的金融业在一个经济体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并对该经济体的经济、政治等产生深刻影响。这种经济的金融化导致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庞大金融体系的一个分子和微观影响因素，其利害关系也和金融体系的波动息息相关。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经济金融相互渗透，金融全球化成为必然，也是经济全球化的深刻表现。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发展实践表明，全球化与经济金融化的后果具有相互依存、促进共同发展的正效应，同时也具有萧条、波动与危机联动、互动的负效应。后者对国家和全球的震荡与影响有时还非常强烈，甚至是惊心动魄的。例如东南亚金融危机使马来西亚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倒退了十年，泰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倒退了12年，全球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下降 1/3，印尼盾对美元贬值 82%，其他相关国家的货币贬值30%—40%，有关经济体股票市值下跌1/2至2/3，金融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与政治危机。

随着金融与科技的深度融合，现代金融在金融商品和金融工具上，与传统金融相比也越来越多样和复杂。伴随金融深化，各种金融商品和工具层出不穷，针对不同风险偏好者、不同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者，推出了各种类型的金融产品，使金融深入渗透到社会每个领域、各个阶层、不同收入人群、不同投资额度，这在很大程度上分散和降低了金融风险，但在微观层面上风险降低的同时，宏观层面上，由于金融风险的累积效应，而且这种积累是隐蔽的，其爆发又具有偶然性，冲击力大，波及范围广，这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伴随持续的金融创新以及金融细分领域的相互渗透，目前，我们可以观察到全球范围内的金融业跨界综合经营已成为趋势。对我国而言，严格的分业经营可以追溯到计划经济时期以及改革开放初期的专业银行时代，例如工商企业短期流动资金和长期基本建设投资来自不同的金融机构贷款。专业银行的划分带来了市场人为分割和行政垄断，形成了低效率和高成本。最初的金融改革实际上秉承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理念精髓。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入，银行从垄断转向竞争，服务从单一化转向多样化，产品从信用中介转向资产管理，可以说是势在必行。抓住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理解一对看似矛盾的现象——为什么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确立了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但是金融业的跨业融合创新从来没有停顿？究其原因，是因为更为根本的金融改革目标是确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即“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发展”，以及“安全性、效益性、流动性”。上述“四自三性”实际上决定了金融机构必须降低交易成本、开展服务竞争以赢得生存和发展。

另外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金融的一定程度的和日益明显的虚拟化与独立化倾向。诚然，没有一定程度的虚拟，就没有现代经济，也就没有现代金融。随着经济金融化的日益加深，以及资产证券化进程的加速，社会财富的存在形态发生了结构性的重要变化，财富的物质形态日趋淡化，财富或资产的虚拟化倾向日趋明显，各种金融资产和财富与实质经济依然保持着高度的对口性，但是他们之间的关联度却在一天天的弱化。现代金融的相当程度的虚拟化或独立化倾向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这一发展趋势或倾向，对于人类来讲到底意味着什么？作者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金融发展脱离实体经济，或者与实体经济背离，如同肿瘤细胞对于人体，原本是人体正常细胞变异后，过度掠夺人体能量的结果就是使原本滋养其生存的身体走向灭亡。”不把握好这个虚拟化的度，就很难说它究竟是在推动、便利与加速经济的发展、结构的调整与分化、重组和升级，从而将现代经济金融推向更高的发展阶段，还是从根本上腐蚀、弱化、空壳化现代经济，甚至于是摧毁现代经济？

掌握金融规则的国际话语权将获得国际金融主导权，而科技将持续推动金融创新发展，金融科技深度融合创新发展必将重塑国际金融格局、创造新的国际金融规则。《金融百年：从袁大头到互联网金融》梳理了近百年中国金融体系发展变革的脉络，作者纵观历史，透过金融百年变迁看到了未来金融数字化、普惠绿色发展的趋势，提出科技创新金融、金融发展强国的理念。全书从历史巨人的视角，将中国金融业的百年风云娓娓道来，既有重要金融事件记录，又不乏作者的独到见解与研判，读来令人耳目一新，颇受启发。中国经过近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初具伟大复兴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如何在金融领域进一步把握历史机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者提出，促进科技创新，提升科技在金融基础设施中的应用范围，是实现中国金融服务质量和效率快速提升、甚至在国际金融服务领域崭露头角的重要举措！不论是经济还是金融，长远发展的动力都源自创新，良好的体制机制都立足于鼓励创新。在设计合理的政策环境下，借助科技创新，我国金融机构必将藉此实现由大到强的转变，成为全球金融体系中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流砥柱！我们每一个金融从业者都任重而道远！

推荐序二

数字金融的未来

互联网金融理论的首创者，《互联网金融手册》作者，前中央汇金副总，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教授、博士导师

未来需要想象力，尤其在互联网金融领域。经过几年的自由发展，互联网金融行业迎来了更多的理性思考，同时也暴露出自身发展初期所存在的一些问题。想象照进现实，概念终需落地，究竟是图穷匕见还是拨云见日，现在下结论对互联网金融来说依然太早。但不可否认，互联网扁平分布、海纳百川、高速寻找、边际成本趋向零等特点，使得互联网目前在各行业仍是最可观的效率提升之道。

随着虚拟现实、人工智能、3D 打印等技术的发展，未来互联网金融的本质将在这些技术中逐步涌现成长。互联网金融并非只是一种技术手段，我们看中的不是互联网的渠道、工具作用，走的也不是争规模用户流量的道路，互联网带来的本质改变是理念与方法的革新，核心恰恰是自由、开放、平等、共享、民主、大众化、民主化、去中心化，将原本有钱人享受的权利传播给大众，使得信用好的个人可以拿到与大企业利率一致的贷款，普通民众可以像专业金融机构一样参与放贷，实现自己的金融权利，并享有更多的信息、知识、教育等，此时的互联网就是一个以人为中心，以关系为纽带，囊括信息、交易的自组织市场。

未来二十年，随着互联网一代儿童成长起来，互联网参与人群将不断增加，世界各地都能实现免费上网，这种追求效率、平等、共享的互联网理念将不断深入人心，虚拟现实和人工智能领域将构建起连接一切的全球互联网生态系统，支撑这一切的互联网会有更大的格局。具体对互联网金融来说，将是一条资源高效配置、风险有效定价的道路，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下，金融风险辨别能力的提升可以预期，金融行业本质终归要回归风险管理。

对金融企业来说，求新、求快从来不是追求的目标，金融不管搭上怎样的顺风车，本质依然是资金的跨时间空间配置，风险管理始终是第一要务，金融稳定性是最重要的。对互联网金融本质的理解还需要放在更长的历史背景中去体会，读史以晓今，《金融百年：从袁大头到互联网金融》叙述了中国金融业的前世今生，系统地梳理了1897年至今，百余年来中国金融体系发展变化，使读者可以深入了解中国金融百年间发展历程以及发展方向。作者作为青年学者，结合其在中央银行近二十年工作学习的经验，分析展望了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普惠、智慧发展的重要趋势，洋溢着青年经济学者对中国金融的思考和洞见，寄托着对未来金融发展的情怀，提出了互联网金融时代向数字金融时代跨越的构想。中国的数字金融革命刚刚开始，数字金融时代的金融将更加普惠化、智能化、高效化、生态化，未来早已到来，只是还未普及。《金融百年：从袁大头到互联网金融》梳理了现代中国金融的发展，见证了数字金融的未来。

原书序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伴随着共和国的成长，中国金融业也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60年前，西方人士对刚刚起步的中国金融事业曾这样断言：缺少现代金融管理经验的中国，将不可能建立起有效的金融体系和货币制度。然而60年之后，中国不但创建起完备的金融体系和货币制度，而且凭借不断增长的综合国力、稳健的金融体系和金融调控能力，在国际金融舞台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统一了全国金融机构，统一了全国流通货币，结束了近百年来中国货币制度混乱的历史。与此同时，我国开始建立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大一统的金融体制，这种体制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发挥了重要的稳定作用。但它在经济进入正常发展的阶段后并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与历经十年浩劫的中国经济一样，我国金融业亟须改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济体制改革成为不可改变的历史潮流。与之相伴的是中国金融业的变革。“银行应该抓经济，现在只是算账、当会计，没有起到银行的作用。”“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邓小平同志的讲话拉开了金融事业改革的序幕，我国金融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1983年9月17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这个文件不只涉及中央银行，还涉及几家当时的专业银行、保险公司，这是对银行机制的全面改革。”改革开放初期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吕培俭回忆说。现在看来，中国金融业改革最关键之处是建立了中央银行制度，把货币创造、货币调控等宏观职能与金融市场的微观融资活动在体制上作了区分。

列宁曾指出“大银行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国家机关”。“没有大银行，社会主义是不能实现的。” 列宁的话强调了大银行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重大作用。与之对应的是我国大一统金融体制下商业银行发展的不健全。1997年美国《商业周刊》上刊载的一篇文章指出，中资银行的呆账已经累积如山，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技术上已经破产。12 年之后，被这篇文章点名的四家银行中，有三家银行已位居全球市值最大银行之列。这种戏剧性的变化，来自金融机构的改革和开放，特别是来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金融机构的股份制改革。2003年之后，我国启动了以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为代表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初步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几大银行先后上市。

在当前全球金融动荡的背景下回头再看，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确实抓住了一个难得的改革时间窗口。如果错过了这一窗口，后果难以预料。

新中国金融事业刚起步时期，被认为是资本主义领域所独有的金融市场，一直是我国金融事业发展的雷区。不过，这种禁锢在改革开放之初被打破了。1984年5月，在安徽合肥的一次金融会议上，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发表文章，大胆提出了开放金融市场的建议。如今，我国已建立起票据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期货市场、保险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等金融市场，逐步形成多功能、全方位的金融市场体系，市场深度与广度不断扩展。

从中央银行的建立，到商业银行的分设；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出现，到证券市场的运营；从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革，到银行业的上市；从拆借市场的兴起，到期货市场的发育；从贷款规模的取消，到公开市场业务操作……60年来，我国逐步形成了市场化金融资源配置体制，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外汇储备居全球首位，金融机构实力快速提升，金融市场在全球的影响力日渐扩大。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本《新中国金融60年风云》从我国金融体系建立之前的金融原生态状态写起，以中国人民银行的成立、发展为主线，详细记载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金融体系发展的历史脉络，以他们独特的视角将波澜壮阔的新中国金融发展历程娓娓道来，使这本书更有参考价值也更有可读性。我相信，这本《新中国金融60年风云》一定能够引起亲身经历过这段风云变幻历史的老一辈金融工作者的强烈共鸣，也一定能够在有志于投身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年轻人中间产生强烈反响，启发和引导他们为中国金融业的发展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吴晓灵2009年9月2日

再版前言

信息经济时代，信息技术与最能体现资本主力本性的金融行业碰撞、融合、创新发展，激发出从业者们无尽的遐想。2015年初，信息化金融的典型形态——互联网金融、移动金融和移动支付创新发展如火如荼，信息化金融新概念已渐入人心，移动互联成为未来金融发展的大势所趋。

六年前，我的小书《新中国金融60年风云》出版，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3000册书迅速售罄。后根据读者要求，于2014年初与央行观察书友会的朋友们交流，共同回顾我国金融改革发展的历史并在央行观察公共微信平台上连载此书主要内容，获得很好的评价，不少网络媒体转载了此书。

2016 年，我在所热爱的金融领域辛勤耕耘整 20 年了，随着研究范围的拓展、供职岗位的变更，横跨金融的不同领域，特别是自2012年以来在金融发展的最前沿、创新最集中的信息化金融领域参与并组织相关跨专业、跨行业的课题研究工作，深刻地体会到互联网金融在我国发展的必然性和广泛性，深入研究其内在动因、运作逻辑和未来发展方向，深感有必要将其内容补充完善到我的金融普及作品中。应工信部电子化工业出版社孙编辑的邀请，我对旧书进行了梳理，将近年来的研究感悟和重要事件编纂入书，于是有了这本《金融百年：从袁大头到互联网金融》。

新书将时间线延长到2015年，从中国通商银行设立开始至今百余年时间，从中国纷乱羸弱的旧金融体系到今天金融深化发展的新金融时代，人民币在国际上逐步树立强势货币地位，互联网等新金融业态蓬勃发展，赶超国际潮流。《金融百年：从袁大头到互联网金融》延续原版一贯风格，以点带面，增补了国际视角作为同步发展的参照系，更立体地看待中国金融百年来改革发展演变历程。

本书的读者群体

本书力图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对相关金融背景知识和术语，有知识链接环节进行解释。帮助大众了解金融知识，从而关注金融政策，理解金融百年，有助于改善货币政策传导的微观主体；同时也有助于民众分析经济走向，把握现实经济社会的脉动，管理自己的财富人生，早日实现财富自由。

本书也适用于金融行业的从业者，了解我国金融体制的变迁，知道自己机构在行业中的位置，从而合理规划自己的金融生涯，获取事业的成功。本书同样适用于企业人士阅读，作为背景资料，分析经济动态，把握货币政策走向的脉络，运筹于帷幄。

此外，编者在本书撰写过程中查阅了大量的文献和资料，具有较强的文献资料价值。在校学生可选择本书为《金融史》课程的补充教材或参考阅读资料。

本书结构《金融百年：从袁大头到互联网金融》从鸦片战争后的中国金融状况开始写起，以中国人民银行的成立、发展为明线，以货币的发展演变为暗线，按时间顺序详细记载了1897年至今百余年来中国金融体系发展变化、重要政策、重要机构变动和重要事件。全书共分为八篇，总计五十余万字，文字精练，选题精当，以点带面地介绍了我国宏观经济、金融调控政策、金融监管措施、金融市场发展、金融机构演变以及对外开放与交流，涵盖银行、证券、保险、外汇等主要金融业务领域的制度安排、政策措施和业务创新等内容。新书增加了两篇共七章内容，结合金融近年来发展现状对原书第六篇进行了调整，形成新的三篇内容。

第一篇介绍了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之前的金融原生态。该篇的两章内容清晰地向读者展示了我国解放前的金融状况，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的初始萌芽和发展；国民党时期、抗战期间的金融事件，为近代中国金融剪影。

第二篇介绍新中国成立初大一统的金融体系。这三章详细介绍了中国人民银行的成立，解放初中国大一统的金融框架以及第一套人民币的发行和流通管理，中国人民银行在解放初的通货膨胀环境下推行保值储蓄、建立分支机构、团结改造民族资本、试办农村信用社、理顺了外汇市场，建立新的国际清算关系，一统金融江湖。

第三篇阐述了中国银行体系框架的形成和探索。这五章分别介绍了关于成立什么样的中央银行的争论和建立我国的中央银行制度，金融改革第一波：工农中建的分设、建立政策性银行并组建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改革。

第四篇阐述了中国金融体系的转型，证监会、保监会分设，中国人民银行成为独立的中央银行。这三章介绍了中央银行的主要职能，证券市场的初创和证监会分设、保险业的蓬勃发展和保监会分设的情况，分业经营分业监管雏形初具。

第五篇介绍了中国金融新格局，一行三会。这个部分阐述了中央银行的第三次转型，分设银监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确立货币政策、金融稳定和金融服务为核心职能，开始专注于宏观经济调控。同时还用了一章的篇幅专门介绍我国金融体制的深化改革：国有商业银行上市、人民币走出国门、汇率体制的改革等。

第六篇调整为金融调控，从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金融生态优化发展、利率市场化、宏观经济新度量工具——社会融资总规模等不同角度，梳理我国金融宏观调控的脉络并尝试分析其内在逻辑。

第七篇介绍信息经济时代，互联网金融异兵突起，信息化金融的典型形式及新业态的蓬勃发展，货币数字化、金融机构数字化、多元化发展，金融市场网络化发展，金融监管复杂化趋势。

第八篇沿袭旧书体例，介绍中国金融业的最新发展，分析未来的机遇和挑战，结合作者的研究，提出对金融变革、转型发展的趋势研判。作为趋势展望篇，作者站在历史巨人的肩膀上，分析研判未来金融智慧普惠发展的趋势。同时，分析金融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转型发展趋势，提出关于综合经营和监管趋势的讨论。展望未来，预研全球化趋势中中国的金融战略。

本书的编写说明

原书的框架设计、编写和统稿由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习辉老师完成，2005级硕士研究生张军、刘亚飞、孙海燕、邓彬彬、詹武和金晶磊参与课题的讨论并收集、整理撰写了初稿的相关资料。吴晓灵教授审阅全书框架，赵海宽教授为本书特约顾问，审阅全书。新书由习辉老师修订完成，增补部分得到了对外经贸大学研究生刘曼、摆艳茹、吴震、高雯露、袁凡茜、毕翠云、杨思勤的支持，参与课题研讨并整理撰写了初稿资料。

历史事件繁芜复杂，本书尽可能根据原始资料甄选主要事件，根据选题进行剪裁，点面结合，加以评述。为体现事件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对于同属一件事或紧密相关的几件事，在同一主题下集中叙述。为增加全书的知识性和信息量，对于文中出现的专业术语、特定用语或相关背景，用知识链接补充介绍。

为使行文简便，文中频繁出现的机构名称使用统一简称：“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简称“财政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银监会”；法规、通知的名称，在条目中第一次出现用全称，以后出现均用简称“该法规”、“该通知”。文中各种计数除由于习惯使用汉字外，均用阿拉伯数字。在表示金额以亿或万为单位时，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在表示倍数和百分数，只保留小数点后一位。对含金量、外汇牌价等数字表述，按惯例保留小数点后的位数。由于本书资料来源较为广泛，为避免繁缛，多数未注明出处，在全文结束，附录全部参考文献。

原书前言

2006年，我进入金融领域学习工作整十年的时间。一个偶然机会，接触到出版社关于编写金融知识通俗读本的选题，觉得很有意义，同时，也了解到中国民众金融知识的匮乏，感慨于大家对我国的金融机构和体系缺乏了解，更谈不上理解国家的金融政策、指导自己的金融生活了。

如同政治民主进程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大众民主意识的提高，社会经济和金融的进一步发展，也有赖于更多的具备经济和金融意识的头脑，亦可说这有赖于经济和金融知识的普及和解读。考虑至此，加之对金融知识的兴趣和对金融工作的热爱，我应中国金融出版社吕楠编辑的邀请策划编写了《新中国金融60年风云》一书，历时三载，终于可以展现给大家。希望本书能为大家了解新中国金融业的前世今生尽绵薄之力。

在过去的60年里，世界经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经济的迅猛增长和持续繁荣，区域化和全球化的趋势势不可当。资本国际流动便利，工业技术和信息传播的异常发达，金融市场的全面自由化和交易成本的降低，特别是2007年美国次贷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这一切让金融行业风头尽显。金融业充满着极大的商机和利润，同时也蕴藏着巨大的风险。

在这60年里，中国的金融业更是风起云涌，应时通变。我国金融业从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高度集中的单一国家银行体制，发展成为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多元化的银行、证券、保险业共同发展的金融体制。无论是“前30年”大一统的国家银行体制，还是“后30年”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时期，国家一直重视发挥金融业在促进经济良好运行中的作用。从新中国成立时期的打击投机倒把和加强金融管理，到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治理通货膨胀的三大战役，从体制转轨时期金融体制改革，到新时期应对复杂国内外形势的政策较量，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金融工作重点。金融业立足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优化社会资金配置、支持经济发展，更为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起到了护航的作用。01开篇：中国金融原生态（1948年之前）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货币的国家之一，使用货币的历史长达五千年之久。统一、稳定、成熟的货币制度和体系大幅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商贸发展，为中国数次强盛于世界民族之林做出了杰出贡献。但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国门，西方国家在用商品输出的手段掠夺中国财富的同时，在中国开设银行，加紧了对中国经济的掠夺。正是在这种恶劣的背景下，中国的银行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艰难发展历程。第一章金融最小细胞——从实物货币到纸币

货币是一般等价物，是用做交易媒介、价值储藏和记账单位的工具，是专门在物资与服务交换中充当等价物的特殊商品，是人们的商品价值观的物质附属物和符号附属物。

从公元前 3000-1122 年，贝壳从装饰品发展成为支付手段起，中国古代货币先后经历了实物货币、金属货币到纯信用货币纸币三大阶段，期间，货币从自然形态到人工铸造，形状从杂乱到统一，铸币机构从由地方到中央，逐渐形成了较为稳定的货币制度和体系，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第一节 以物易物的实物货币

货币起源于人类私有制度的产生。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没有过多的物品用于交换，只能通过互相合作，分享劳动成果。随着生产力的提升，人类逐渐有了一些剩余产品，开始使用以物易物的方式，交换自己所需要的物资，例如以一只羊换一把石斧。

随着剩余产品的逐步增多，人类对于交换有了越来越广泛的需求，而受限于交换物资种类的限制，很难一次交换就获得自己需要的物品，不得不经过多次交换以寻求自己需求的满足。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发现被广泛共同需要的物品，例如牛、羊等牲畜，能够为交换双方普遍接受，或者比较稀缺、不易大量获取的物品，例如宝石、盐等，这些物品就是最原始的以物易物时代的货币。

在古代，牲畜、盐、稀有的贝壳、珍稀鸟类羽毛、宝石、沙金、石头等不容易大量获取的物品都曾经作为货币使用过。在现代社会中，一些特定社群亦会出现以物易物，如监狱中就常以酒、烟草、咖啡、茶叶、槟榔作为货币，某些以孩童为主的社会，如孤儿院、育幼院，甚至可以用饼干与糖果、口香糖等作为货币。

以物易物时代的实物货币，已经具备了一般等价物的典型特征，一定程度上成为交易媒介，但在价值储藏等方面功能上还不一而足。实物货币本身即具有使用价值，在商品交易过程中，大众普遍接受的商品又承载了交换等价物的功能，成为商品经济初期的新宠。第二节 价值载体：金属货币

经过长年的自然淘汰，金属货币以其可大量人工生产、易储存等诸多优点，在绝大多数社会里，逐渐取代实物商品货币。数量稀少的金、银和冶炼困难的铜，逐渐成为主要的货币铸造金属。

西汉时期的《史记》及《盐铁论》中均有夏代使用贝币的记载。而一些夏代的墓葬、遗址出土的文物中，贝币的出现则佐证了夏代使用贝币的说法，如1975年在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出土了 12 枚天然海贝和仿制的骨贝与石贝。商代中后期，随着商品交换规模的扩大，因海贝数量相对不足，仿制贝币开始出现，有石贝、珧贝、陶贝、骨贝、蚌贝、铜贝、银贝及包金贝等。在河南、山西等地的多个商代晚期墓葬中有大量仿贝和真贝同时出土。金属贝币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货币由实物货币向金属货币过渡。

早期的金属货币是块状的，使用时需要先用试金石测试其成色，同时还要秤量重量。从春秋时期进入金属铸币阶段，随着商业的发展，金属铸币在贸易活动中日益显示出其优越性，逐一取代西周时期广泛使用的贝币和各种实用货币，并开始形成几个具有明显特征的货币体系和流通区域。到战国时期确立布币、刀币、蚁鼻钱、环钱四大货币体系。赵、韩、魏三国和周王室等地，主要流行布币。齐国和北方的燕国主要使用刀币，分“燕明刀”和“齐刀化”两大类型。战国时期，社会经济空前繁荣，商品生产需求加大，货币流通量激增，货币流通区域突破国家界限，刀币与布币在许多国家并行。

公元前 211 年，秦始皇统一全国币制，推行半两，黄金以“镒”为单位。秦国独用环币，其形制取象于纺轮或玉璧演化而来。环币分圆孔和方孔两种，俗称“秦半两”。汉武帝于公元前 118 年下令废除汉初郡国制币权，改由中央统一铸币。中央铸币机构负责铸造的五铢钱“汉五铢”，改变了货币混乱现象，从汉武帝起历西汉、新莽、东汉、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共七百多年长期为历朝法定货币。因轻重合宜，质量高，以“五铢”为主要形制的方孔圆钱还影响日本、安南、朝鲜等国。

唐高祖武德年间开始铸行“开元通宝”钱，结束了秦汉以来以重量铢两定名的钱币体系，开创了唐宋以后以“文”为单位的宝文体系，其中“通宝”即流通的宝货。“开元通宝”开创十进位制，每枚重二铢四，为一文钱，积十文钱重一两，即十钱一两，“以钱代铢”。开元通宝在唐代铸行二百多年而使币制长期稳定。唐以“文”计数，以钱两为重量单位的宝文钱体系一直沿袭到清朝，历时千年。

各种种类繁杂的金属货币，虽不一定具有具体的使用价值，但其本身多为贵重金属，仍具有较高的价值。第三节 “一文不名”的信用货币：纸币

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金属货币同样出现使用上的不便。在大额交易中需要使用大量的金属硬币，其重量和体积都令人烦恼。而且金属货币在使用中还会出现磨损的问题，据不完全统计，自从人类使用黄金作为货币以来，已经有超过两万吨的黄金在铸币厂里，或者在人们的手中、钱袋中和衣物口袋中磨损掉。于是作为金属货币替代品的纸币出现了。

纸币是指以柔软的物料（通常是棉）造成的货币，由国家（或某些地区）发行并强制使用的价值符号。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是宋朝年间于中国四川地区出现的交子。北宋的纸币主要有交子，南宋有会子、关子。在元代纸币被称为钞，为主要流通货币，纸钞发行量有严格限制，但元末政治腐败，政府靠滥发纸币来弥补经济衰退，引起物价飞涨。到明朝初朱元璋推行纸币政策，发行“大明宝钞”，与铜钱并用，但大明宝钞不定发行限额，也没准备金，很快就导致通货膨胀，所以到明中叶嘉靖年后，宝钞已不能通行，民间主要用白银和铜钱。清代发行的纸币品种复杂，有官钞和私钞之分，官钞即由官府金融机构发行，私钞由民间金融机构发行，纸钞又可分铜钱票（可兑换方孔铜钱）、铜元票（可兑换铜元）、银两票（可兑换白银）、银元票（可兑换银元）四种。发行纸币开始有库银准备金、钞本来做凭证。

纸币刚开始发行时，一般有一定的金银兑换比例，或者有一定储备，还是具备一定的价值基础的。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逐渐发现纸币可以依靠政府信用强制流通，一如贵金属铸币时期货币金银含量逐渐减少、成色不断降低的发展趋势，纸币最终发展为纯信用货币，依靠政府信用成为法定货币强制流通，其本身不具备任何价值。【知识链接】 货币与货币制度

马克思说“金银天然不是货币，货币天然是金银”[1]。货币是用于交易媒介、储藏价值和记账单位的一种工具，是专门在物资与服务交换中充当等价物的特殊商品，是人们的商品价值观的物质附属物和符号附属物，包括流通货币、储蓄存款等。

在现代经济领域，货币的领域只有很小的部分以实体通货方式显示，即实际应用中的纸币或硬币，大部分交易都使用支票或电子货币。

只流通并使用某一种单一货币的国家或地区成为货币区。不同货币区之间在互相兑换货币时所发生的比率称为汇率。

货币制度（monetary system）是国家法律规定的货币流通的规则、结构和组织机构体系的总称。货币制度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逐步产生和发展的，到近代形成比较规范的制度。依据货币制度作用的范围不同，货币制度包括国家货币制度、国际货币制度和区域性货币制度；而根据货币的不同特性，货币制度分为金属货币制度和不兑现的信用货币制度。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逐渐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更加复杂而先进的货币制度。欧洲各国的主币为金币和银币，辅币以铜、铜合金制造。古代希腊、罗马和波斯的人们，由官府铸造重量、成色统一的硬币，这些硬币上面带有国家元首，如国王、皇帝等君主的头像、复杂的纹章和印玺图案，以免伪造。【国际视角】 国际铸币发展与国际货币体系

国际铸币发展远远滞后于中国。公元前1500-1122年，中国开始铸造铜贝。而西方铸币始于公元前700-600，小亚细亚和希腊铸造金银币。公元前521年，波斯铸造金银币。公元前290-200年，罗马铸重阿斯铜币。公元前248年，安息铸银铜币。公元前190年，罗马铸德纳留斯银币。227 年，波斯珊王朝铸金银币。312 年，君士坦丁改革罗马帝国币制。491-518年，拜占庭铸币开始。695年，阿拉伯正式制定币制。708年，日本铸和铜开；755-768年，法国铸德涅银币，为欧洲中世纪铸币之始。970年，越南丁部领铸太平兴宝。996年，朝鲜铸乾元重宝铁钱和铜钱。1180 年，英国铸银便士。1252 年，佛洛伦斯铸洛林金币。1266年，法国路易第九仿阿拉伯的迪尔亨姆铸格罗银币。1285年威尼斯铸杜卡特金币。1294年，波斯伊尔汗国仿行中国钞法。1295年，日本行钞；1518年，日耳曼帝国铸塔勒大银圆。1663年，英国铸尼金币。1794 年，美国开铸银元。[2]1816 年，英国采行金本位制。1832 年，墨西哥开铸鹰洋，欧文发行劳动券。1870年，日本铸造龙洋。1873年，美国铸造贸易银元。

国际货币体系（International Currency System）是各国政府为适应国际贸易与国际支付的需要，对货币在国际范围内发挥世界货币职能所确定的原则、采取的措施，以及建立的组织形式的总称，包括国际支付规则、国际收支平衡调节方式，以及国际货币和储备资产的确定。

具体包括：

● 确定世界及各国货币的汇率制度。

● 确定国际货币金融事务的协调机制或建立有关协调和监督机构。

● 确定资金融通机制。

● 确定主导货币或国际储备货币。

● 确定国际货币发行国的国际收支及履约束机制。

国际货币体系对于保障国家贸易和世界经济的稳定、有序地发展，使各国的资源得到有效地开发利用有重要作用，有助于建立汇率协调机制，防止循环的恶性贬值；能够为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调节提供有利手段和解决途径；促进各国的经济政策协调。

国际货币体系分类：从货币本位看，国际货币体系可以分为纯粹商品本位（如金本位）、纯粹信用本位（如不兑换纸币本位）、混合本位（如金汇兑本位）。从汇率制度看，国际货币体系可分为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

国际货币体系演变：1816年，英国制定了《金本位制度法案》，率先采用金本位制度，被欧洲各国及美国纷纷效仿，到 19 世纪 80 年代，金本位制度发展成为世界性货币制度。1880年至1914年，国际金本位制度的盛行阶段；1918年至1939年，国际金本位制度的恢复时期；1944 年至 1973 年，布雷顿森林体系；1973 年至 1976 年，向浮动汇率制度过渡的时期；1976年至今，牙买加体系。

[1]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

[2]彭信威，《中国货币史》，大事年表，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二章资本逐利场——中国最初的银行、股票和交易所“资本逃避动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胆怯的。这是真的，但还不是全部真理。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 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托·约·登宁《评论家季刊》

尽管资本具备追逐利润的属性，马克思说的“资本来到这个世界，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足以证明这一点，然而资本作为经济发展的三要素之一，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手。西方银行是经营资本的核心机构，通过银行将民间散钱收集起来再融通给资金需求方，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中国人认识到西方银行的巨大威力，有志之士纷纷呼吁设立中国人自己的银行。现代银行业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翻开中国金融史上新的一页。第一节 初始的商业银行

一、中国通商银行——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

1897 年 5 月 27 日，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成立了，这在当时可谓是惊天动地的大事！然而，其成立却非易事。

早在1896年，盛宣怀就向朝廷请示，要求效仿外国银行的建立办法，设立银行以挽回利权。很快，朝廷允许了他的请求，银行进入筹备阶段。但是在银行的筹备过程中，受到洋人和总理衙门中反对者的百般阻挠，盛宣怀只得继续上奏本，重申银行的重要性——“商务枢机所系，现又举办铁路，造端宏大，非急设中国银行，无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1]。此时，盛宣怀的主张得到了一大批朝廷重臣和封疆大吏的支持，设立银行的阻力变小，银行呼之欲出。

但是在赔累责任、总行所在地、报效国家之款、发钞准备金、政府监督和政府借款等问题上，总理衙门提出了比较苛刻的要求，后经过努力，终得谅解。然而，在银行即将正式成立的时候，御史管廷献上奏《银行官设流弊宜防》一折，对银行章程提出了五条修改意见：银行名称不冠以“中国”字样；户部拨存的官款必须指定担保品和担保人；汇兑官款，须交实银；设立商会公所，止议商务，不得干涉金矿等务；银行设有拖欠，与国家无涉。光绪皇帝见到此折，又犹豫起来。

1897年6月16日，王文韶、张之洞、盛宣怀联名上奏，历数创办银行的前后经过，重申创办银行的重要性，并着重对管廷献的五条修改意见进行一一答复，其要点是：银行名称必须冠以“中国”字样；官款拨存毋庸另觅殷商担保；汇兑官款须交实银；设立商会公所不会干预金矿等；银行若有拖欠不会连累国家。此时光绪皇帝才最终同意开办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大楼的图片可见图2-1。图2-1 中国通商银行大楼资料来源：www.xbmu.edu.cn/kjxz/NCourse/jxds/ke/ke04/shehui-pic/qingmo-gongshang.htm。

1897年5月27日，中国通商银行终于成立。银行开创之初，参照汇丰银行的管理办法，在行内实行两班制，聘请英国人美德伦为洋班经理、咸康钱庄陈笙郊为华班经理。当时清廷还给予了特别优待的政策，特权有三：（1）存官款，由户部拨存官款一百万两，周息五厘，前五年只还利息，第六年起，每年拨还二十万两，五年还清。（2）发行纸币，铸造银洋。（3）经理国家证券。有了以上特权的中国通商银行，名义上虽是商办的私立银行，其权力却等于国家银行。图2-2 中国通商银行发行的纸币资料来源：www.chinagoldcoin.net/jibibaike/minguoshiqihuobi/page/syyh.htm。

二、户部银行

1905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户部银行，这是我国最早由官方开办的国家银行。户部银行的准备资本为库平银 400万两，分为 4 万股，户部认购一半，其余的由官员民众购买。该行设总办和副总办各一人，总行设在北京，在天津、上海、汉口、济南、张家口、奉天、营口、库伦、重庆9处设有分行。

除经营收存出放款项、买卖金银、折收期票、汇兑划拨公私款项、代人收存财物等一般银行业务外，户部银行还享有铸造铜币、发行纸币、代理部库等特权。发行的纸币，分库平银100两、50两、10两、1两四种银两票和面额类似的银元票；此外，还可发行市面通行平色及百两以上的银票以及各种票据。

1908年2月，经度支部（即官制改革前的户部）奏准，户部银行改称为大清银行。同时制定《大清银行则例》，进一步确定该行的国家银行性质。

大清银行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1 000万两白银，分为10万股，分别由国家和私人各认购 5 万股。总办改称监督，并由度支部奏派监理官两人，监理一切行务，总行的其他管理官员还有理事四人，监事三人；各分行则设置总办、经理、协理、司账等官员。同时，度支部还赋予该行代理国家发行纸币、经理国库事务和公家一切款项收付以及代公家经理公债票和各种证券等各项权责。后来，大清银行在南昌、杭州、开封、太原、长春、福州、广州、芜湖、长沙、西安、昆明、江宁等地增设分行。

大清银行存款业务发展很快，1906年的存款为1 056万两，1907年就达到2 208万两，1908年更上升为3 526万两，1909年进一步增加到4 381万两，1910年更是达到5 401万两。大清银行的放款也很严格，贷款主要是抵押贷款和担保贷款，即使各省的借款，也需要巡抚同银行订立合同，报支部立案，制定某项收入作为抵押，分期归还本息。

按规定，大清银行发行的纸币应有五成的现金准备金，但是历年发行都大多超过其法定准备，截至1911年上半年，该行共发行银两票5 438 910两，银元票12 459 907元。对此，有识之士深感不安，1911 年，出任该行正督监的叶景葵就主张大清银行应该以“维持币制，活动金融”为己任，试图使它向中央银行方向发展，但是没有成功。图2-3 大清银行资料来源：www.hsefz.com/xxsy/7/4.0.HTM （7）。

转眼到了 1911 年 10 月，武昌起义爆发，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因为新政府迫切需要整顿经济，加上大清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主动申请，所以1912年1月24日由孙中山总统下令，批准成立中国银行。1912年2月5日，中国银行在上海汉口路三号大清银行旧址开始营业，继续担负中央银行职责。图2-4 大清银行发行的兑换券资料来源：www.hsefz.com/xxsy/7/4.1.htm （7）。

三、交通银行

交通银行是邮传部奏准于 1908 年在北京成立的商业银行。邮传部请设交通银行的理由是，由这家银行办理轮、路、电、邮的款项收付，以集中资金，灵活调度；同时利用银行经办股票、债券筹集资金，避免举外债受制于外国人。资本额500万两，官4商6，邮传部认购官股2万股200万两，另外，商股3万股300万两由官民认购。

由于邮传部是最大股东，所以虽然强调交通银行“纯商业银行性质”，“均照商律办理”，但管理大权实际却在邮传部。第一任总经理是李鸿章的侄子李经楚，协理是浚川源银行的创办人周可昌，帮办是邮传部参议、五路提调的梁士诒。梁士诒在辛亥革命以后成为袁世凯总统府的秘书长，且一度任北洋政府的国务总理，长期操纵交通银行的大权。图2-5 交通银行资料来源：www.waternc.com/bbs/printpage.asp？BoardID=7&ID=173。

交通银行除了在北京设立总行外，还在上海、天津、汉口等地设立23个分行。业务除了经营轮、路、电、邮四政所属各局、所款项的存汇银、保管等业务外，还发行兑换券。存款1909年为1 384万两，1910年为2 370万两，1911年为1 798万两。存款来源主要是四政的营业收入，1911 年占存款总额的 65.5%；放款中，包括铁路在内的对政府机关放款只占25.5%，而对私人放款的比重较大，以上海分行为例，除了房地产抵押和股票占有较多比例外，对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放款通常占10%～20%，规模较大的工业企业借款金额多达5万两至10万两，最大的超过20万两。

四、南三行北四行

尽管时局混乱，但是中国的民营商业银行却顽强地生存下来，并且发展壮大，南三行和北四行就是其中的翘首。南三行是上海商业储蓄、浙江兴业、浙江实业三家私营银行的通称，而北四行则是盐业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和中南银行的通称。

浙江兴业银行 成立于 1907 年，由浙江铁路公司创议设立。1914 年浙江铁路公司收归国有，股份出让，承购者多为工商业者，而以杭州丝绸商蒋海筹、蒋抑卮（1875—1940）父子为最大受让者。辛亥革命后，业务发展迅速，1915年，总行由杭州移至上海。1927年前存款总额常为私营银行的第一、第二位，1927—1937年退居第五、第六位。董事长长期由叶揆初 （1874—1949） 担任，总经理先后为徐新六（1890—1938）、项叔翔。

浙江实业银行 成立于1909年，原名浙江银行，由浙江地方政府和商人合资设立，1915年改名为浙江地方实业银行。由于官股擅权，商股深感不满，要求分开经营，1923年达成协议，官股称浙江地方银行，在杭州设总行，商股称浙江实业银行，设总管理处于上海，由李铭（馥荪）（1887—1966）担任总经理，业务日渐发展。该行着重于外汇业务和兜揽外商在华企业的存汇款，机构少，职工亦少，而存款甚多，拥有外汇资产亦多。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成立于 1915 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工商业进一步发展中的产物。创办时资本仅10万元，总经理陈光甫。由于经营精明，管理严密，业务发展迅速，赢利较多，资本积累亦较快。到1926年，资产总额已超过4 700万元，存款超过3 200万元，资本也增加到250万元。

盐业银行 北洋政府时期，盐款为财政收入大宗，为了维持盐业、调剂金融，在国务卿徐世昌、财政部参政张镇芳的筹备下，盐业银行于1915年3月26日正式开办，总管理处设于北京，下设分行、支行及办事处。该行创立时为官商合办，资本额 500 万元，其中官股200万元。开业时实收股本64万元，而官股只有10万元。1917年，张镇芳因参与张勋复辟而入狱，由吴鼎昌任总经理，遂改该行为商办。1923 年改定资本额为 1 000 万元，实收 700万元，成为全国商业银行之冠。1928年8月，盐业银行总行呈准迁往天津，原址改为北平分行。除京、津、沪、汉，该行还在全国许多重要城市设立分支机构。

金城银行 由王郅隆、倪嗣冲、徐树铮、任振采、吴鼎昌、胡笔江、周作民等人发起，于1917年在天津创办。王郅隆担任董事长，周作民任总经理，并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设立分行。该行的股本资金主要来自北洋军阀和官僚，开办时原定资本 200 万元，实收 50 万元，到1919年收足。后来增资到500万元，其中倪嗣冲、王郅隆两家入股共约120万元，其他军阀官僚股份共 110 余万元，工商业者与一般散户共约 260 余万元。1923 年再次增资为1 000 万元，后来再次增资。北洋政府垮台后，北京分行接受政府机关的存款减少了，于是积极开展储蓄业务，大力吸收教会、团体、教育界、医药界的存款，以及社会中立阶级的闲散资金。1936年1月，总经理处迁移到上海，银行重心南移。

大陆银行 由谈荔孙、张公权联合冯国璋、张勋等出资设立。1918 年 9 月开始筹建，1919年4月开业，总行设在天津。谈荔孙任总经理兼董事长，资本初定200万元，实收100万元。1926年扩充为1 000万元，实收750万元。该行自开办以来以中国银行为蓝本，各项业务以稳健发展为主旨。1919年秋，大陆银行成立北京分行，同年在京、津、沪三分行设立保管、信托专部，为市民保管贵重物品，开展买卖股票和有价证券等业务。1922年夏又于各分行内部设立储蓄专部，北京分行除在各大学设立支行外，还在城内外工商业繁盛地区及靠近居民集中点设立支行。1930 年增资收足 1 000 万元股本。这个时期为大陆银行鼎盛时期，开办了许多附属机构。1935 年大陆银行总经理处正式迁往上海，抗战开始后，大陆银行业务一蹶不振。

中南银行 由南洋侨商黄奕柱于1921年6月在上海创办，7月5日正式开张。总行设在上海，1922年7月成立天津分行，并在北京设办事处，后改设支行。初建时银行资本额定为2 000万银元，先收500万银元。其中以黄奕柱占股最多。该行最高权力机构是董事会，第一任董事会有黄奕柱等 9 人。董事会下设经理部，总经理胡笔江全权处理一切业务，并向董事会负责。1921年，中南银行相继与盐业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组成四行联营。1922年成立四行联合准备库，并发行钞票。四行准备库成立一年后，为了吸收社会上的游资，扩大其业务，1923 年 6 月又联合设立四行储蓄会。1935 年国民党政府改革币制，收回中南银行钞票，四行准备库遂告结束。1936年成立四行信托部，改做商业银行的业务。第二节 狂热的资本市场

旧中国经济落后，资本市场没有实体经济的支撑而投机盛行，每一次繁荣都隐藏着危机。

一、橡皮股票风潮

中国股市的第一个泡沫发生在1910年，史称“橡皮股票风潮”[2]。

20世纪初，新兴汽车工业迅速发展，国际市场上对于橡胶的需求量急剧增加，橡胶价格迅速上涨。这深深触动了各国在上海的洋行，从1909年开始，到上海来招募股份发售股票的外国橡胶公司络绎不绝。随着外国洋行的大力宣传和国际市场上橡胶价格的不断上涨，上海的橡胶股票交易逐渐疯狂起来。不但一般商人，就是普通市民、地主以及一些完全没有股票交易经验和完全不懂橡胶知识的人，也争先恐后地加入到购买橡胶股票的行列中。

为了争购橡胶股票，有人“投出多年的积蓄尚且不以为足，进而变卖家人的衣装、首饰等物，竞相购买橡胶股票”。上海市面上还推出“南洋一百二十二橡皮公司中西名目股份原值表说”和“定价每本大洋二元的《上海橡树公司一览表》等书”。

1909 年 4 月 4 日，上海成立最早的橡胶公司兰格志在市场上的价格是每盘（每盘为 10股）780两，时隔一个多月就已涨到1 160两。1910年4月9日更高达1 475两。地傍橡树公司的股票价格1910年2月19日为25两，同样时隔一个多月，4月6日即上涨一倍达到 50两。柯罗麻公司的股票价也同样如此，1910年2月16日时为17.5两，经过一个月，到3月17 日时就已上涨到 36 两。这种橡胶股票价格在市场上猛涨的状况，又诱使更多认为购买橡胶股票有暴利可得的人参与进来，种种因素彼此作用，相互推进，使得上海橡胶股票市场更加升温。

在这场橡胶股票的大投机中，中外金融机构纷纷参与，推波助澜。在华外商银行除允许橡胶股票可按票面额押借现款外，还向中国的钱庄和个人发放了大量用于购买橡胶股票的贷款。同时，允许中国钱庄用庄票作为购买橡胶股票的支付手段。这些做法使得上海的钱庄主十分活跃，利用外国银行的贷款进行橡胶股票投机。这样一来的直接后果是“中国银行（钱庄）里的商业资本，几乎完全被投入橡胶股票的交易中去了，可用于正常商业活动的资金，却差不多完全陷于枯竭状态”。

但是，好景不长，泡沫终归会破灭。

从1910年7月初开始，伦敦市场上橡胶行情急剧下落，由4月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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