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原理（第二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张国良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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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原理（第二版）试读：

什么是传播学？顾名思义，即研究“传播”的学问。

那么，什么是“传播”？从汉语看，我国的权威辞书《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的词目中并没有“传播”，只有“传布”，但有趣的是，对“传布”的解释就是：“传播”。可见，这两个词的意思是等同的。与它们近似的词还有“传”、“传达”、“传送”、“传递”等。

据方汉奇教授考证，该词在1400年前就出现了。即，可能始见(1)于《北史·突厥传》中的“传播中外，咸使知闻”一语。在今人的日常生活中，它出现的频率也不太低，可算是一个次常用词。如“小道消息的传播”、“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传播疾病”等，是几个典型的用例。

由此可知，中国民众对“传播”这个词非但不陌生，而且相当熟悉。其主要用以表达：某种事物（多指消息、意识等精神内容）的“传播”。虽然，一般人不会想到，它指称的这种传布精神内容的“传播”行为，与“饮食”、“劳动”等物质行为一样重要，是人类所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性活动之一。但无论如何，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传播”，这总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那么，它有哪些特性？它的本质又是什么？略作说明如下。1．形态多样性

事实上，传播是我们最熟悉的现象之一。例如，师生们在教室里上课，就是传播；集体生活中少不了的开会，也是传播；同学之间的交谈（包括打固定电话或手机在内）当然也是传播，凡此种种，通常称口语传播，即用口头语言进行的传播。又如写信、作文、发传真或手机短信等，凡是用书面语言进行的传播，可称文字传播。再如绘画、拍照、拍录像等，这些用图像语言进行的传播，可称图像传播。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根据使用符号的不同，传播有各种形态或类型——口语传播、文字传播、图像传播。这可称为传播的形态多样性。2．时空遍布性

由此，我们不难同时体会到传播所具有的广泛性、普遍性。事实上，传播是一种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现象。从时间上看，传播从古到今，纵贯了整个人类历史；从空间上看，传播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横跨着整个人类社会。这是传播的另一个特性——时空遍布性。换言之，什么是传播？答案只需加一个字，即什么“都”是传播。3．行为伴随性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种说法是否太绝对了？上课、开会、写作、绘画等精神行为，固然是传播；难道吃饭、穿衣、住房、走路等物质行为，也是传播？不错，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衣食住行”也是“传播”。这里有两层意思：其一，这些行为的进行和完成，都离不开传播。例如我们到餐厅吃饭，至少要了解饭菜的品种、价格，然后向服务员“点菜”，否则就不能完成吃饭行为。其二，这些行为本身就是传播，即总是携带、发散（也就是传播）着某种信息。仍以吃饭为例，有的人狼吞虎咽、有的人慢条斯理、有的人津津有味、有的人茶饭无心……这些莫不是信息（传播）。这是传播的又一个特性，即行为伴随性或贯穿性（实际上，“传播”在此和“认知”连接起来了。下面，在讨论“信息”概念时，再展开分析）。

如果从符号角度看，这可称为实物传播。它是与上述口语、文字、图像等三种传播并列的第四种类型。这种传播的作用，有时也十分重要，如很多人爱看时装模特儿的表演，就是一例；又如国旗和国徽，非但重要，而且在特定场合是不可替代的。

需要指出，口语、文字、图像这三类传播，一般来说是“有意”的，实物传播却有“无意”和“有意”的区分。从上述实例看，吃饭的各种样子属“无意”传播（传者无意而受者有心）；时装模特儿的衣着和国旗、国徽，则是“有意”传播。日常生活中，人们容易关注后者而忽视前者，结果带来负面影响。例如，有人在恋爱过程中不注意仪表，导致了失败。又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身教重于言教”等古老的格言，说的也是同一意思。了解这一点，有助于大家建立一种泛传播观，从而更有效地进行传播。4．极端重要性

如此，我们不仅可以进一步理解传播的普遍性，也可以理解传播的极端重要性了。这既是传播的特性之一，同时又是传播的本质。即，从本质上看，传播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行为之一。为什么？因为如上所述，人类的一切（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基本的和非基本的）行为都离不开传播。由此可知，“传”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衣食住行”。而“衣食住行”这句中国人用以概括人类基本行为的俗语，若改成“衣食住行传”，就更加全面了。二、传播与COMMUNICATION

尽管“传播”现象如此普遍，至关重要，但把“传播”与“学”(2)相连接，对30年前的中国大众而言，确实闻所未闻。因此，当海外学者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把“传播学”引入中国时，难怪被误听为“船舶学”而闹了一场笑话。换言之，这门学科是道道地地的西方“舶来品”。所谓“传播”，原译自英语。

在英语里，与“传播”对应的，是一个可能更为常用的词——“communication”。它的含义很多，主要有通信、传达、交流、交往、传染、交通等。试比较“传播”与“communication”两词的异同如下（参见表1-1）。表1-1　“传播”与“communication”的词义之比较

相同：两者均含“传达”（消息、意识等）及“传染”（疾病）之意。

相异：后者含“运输”（货物与人）及（双向）“交流”之意，而前者不含。

由此可见，“communication”的含义比“传播”更为丰富。这是否意味着，翻译得不贴切？倒也未必。因为，从传播学意义（而非一般意义）看，它们的差别其实并不大。即传播学中的“communication”，从一开始就排除了“传染”、“交通”的意思。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原本只限于“精神内容”的流动，而与“物质内容”的转移无涉。因此，将“communication”译成“传播”，还算是确切的。不过，对此仍有不同意见，如有人提出应译为“交流”、“沟通”等，这是否妥当？留待下面再作分析。

综上所述，作为传播学的最基本概念的“传播”，亦即“communication”，其主要含义是：精神内容的传布。

但这只是一种初步的理解，因其过于笼统，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定义。究竟什么是“精神内容”？它又是如何“传布”的？对此，尚需进一步展开讨论。三、传播的定义

对于“传播”一词的定义，众说纷纭。据统计，迄今国内外研究者们给“传播”下的各种定义数以百计。但略作分析，就可以知道，其中大多数是重复他人或大同小异之见。概括地说，有以下几种类型。1．“共享”说

强调“传播”是传者与受者对信息的分享。例如，美国著名传播学家W·施拉姆认为：“我们在传播的时候，是努力想同谁确立‘共(3)同’的东西，即我们努力想‘共享’信息、思想或态度。”

持这类主张的研究者，往往追溯英语“communication”的词源，即拉丁语“communis”（其含义为“共有的”、“共同的”、“共用的”和“公共的”等），以支持自己的观点。确实，翻开任何一部英汉词典，都可发现，有很多以“commun”打头的单词，如大家熟知的“commune”（公社）、“communism”（共产主义）等，皆包含这层意思。“communication”也不例外，但需要区别的是：它在传播学中专指“心”的共有，而不涉及“物”的共有。

不可否认，在传播实践中，施拉姆等人强调的这种“共享”，不但是主观愿望，在很多情况下，也是客观结果。即它既是传播的出发点，又是其归宿。这并不难理解——甲向乙传递某个信息之后，该信息就自然而然地由甲的“独享”变成了甲和乙的“共享”。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这“通”就是指“共享”。进一步说，这正是“心”之交流（不同于“物”之运输）的特征。

据此，有人提出：将“communication”译成“传播”是错误的。因为“传播”的含义中，没有“共享”的意思。所以，应译成“沟通”或“交流”，或根据不同的场合选用不同的译法（例如居延安在《信息·沟通·传播》一书中所言。他的译法是：人的内向交流、人(4)际沟通、组织传播、大众传播）。

如前述及，这一观点似乎不无道理，但仔细推敲，却是欠妥的。理由是：

第一，在汉语里，原本没有完全与“communication”对应的词语。非但“传播”，即便是“交流”和“沟通”，也不完全等同于“communication”。实际上，任何外来语的翻译，都无法尽善尽美。不妨再举一例：所谓“大众传播”中的“大众”，源自英语里的mass，兼含“大量”、“大规模”等意思。如果我们因此而一会儿说“大量传播”，一会儿又说“大规模传播”，岂不是自找麻烦？同样，如果把传播学今天称“交流学”，明天又称“沟通学”，也只能徒增混乱。

第二，既然如此，就只有通过比较，选一个最合适的译名。结果，仍以“传播”为佳。因为，无论“交流”还是“沟通”，凡强调“共享”的用语，都有一个很大的缺陷：不能适用于一切传播现象。诚然，传播能实现“共享”的情况似乎是多数，但同时，还存在着相反的情况，而且也不在少数。试列举如下：

●拒斥。甲发出的信息，乙拒绝接受。如敌对双方，对来自对方(5)的宣传充耳不闻。

●不通。因符号体系不相同等理由，乙无法“读解”（破译）甲传达的信息。如异民族、异文化之间的初次接触，尤为典型。

●误解。乙没有领会甲的真意。如童安格所唱：“其实我用不在乎掩藏真心……”

●独处。甲和乙、传者和受者是同一人，即自言自语（包括出声和不出声的全部心理活动）。

显然，这几种场合都实现不了“共享”（也做不到“交流”和“沟通”）。由此可知，“共享”说，包括与之类似的“交流”说、“沟通”说，虽然指出了传播的一部分规律，但作为定义，是不全面的。2．“影响（劝服）说”

强调“传播”是传者欲对受者（通过劝服）施加影响的行为。例如，美国学者J·露西和G·彼得森认为：“传播这一概念，包括了人与(6)人之间相互影响的全部过程。”

此说的优缺点，同上述“共享”说相似。即既正确地指出了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大量带有功利性、目的性的传播活动，又不正确地将其当成了一切传播活动的特征。3．“符号（信息）说”

强调“传播”是符号（或信息）的流动。例如，美国学者B·贝雷尔森认为：“所谓传播，即通过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主要媒介……(7)所进行的符号的传送。”

传者和受者之间，传送的到底是什么？换言之，所谓“精神内容”到底是什么？上面几个定义的表述为信息、思想、态度等。实际上，它们可集合成一个概念，即信息。广义地看，“思想”也好，“态度”也好，无非都是“信息”。将它们并列的原因，可能是狭义地理解了“信息”。这里，如果用“符号”意思也差不多（因其与“信息”的关系是外壳和内核），但相对来说，用“信息”更贴切一些。

另外，“传播”总要通过一定的“媒介”，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媒介”的种类极多，不胜枚举，定义中与其“挂一漏万”，倒不如略去为宜。

叙述至此，结论就呼之欲出了。所谓“传播”，即传受信息的行为（或过程）。

这个定义的优点是：简单、明白，具有高度概括性和普遍适用性，可视之为对上述各类定义取长补短的结果。当然，它也并非完美无缺，至少还不乏意犹未尽、可深入探讨之处。一个明显的问题是：“谁”传受信息？或“传播”的主体究竟是什么？对此，上述各类定义或直接或间接地一致答曰：人——这就否定了人类社会以外的自然界也存在“传播”。这是否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怎样理解“信息”，怎样理解“信息”与“传播”的关系。四、“信息”视野中的“传播”

首先，有必要探讨一下，究竟什么是信息？

不妨套用前面解释传播的那句话：什么“都”是信息。用信息科学的规范语言来说，所谓信息，即事物（物质和能量）的存在方式（运动状态）以及对这种方式（状态）的直接或间接的表述。这是一个被普遍认同的定义。例如，时装模特儿身上的漂亮衣服，这本身就是信息，即实物信息；如果人们用语言加以表述：“这衣服真漂亮！”则成为口语信息；写下来，是文字信息；拍下来，就是图像信息。

对此，美国传播学者G·格伯纳有一个传播总模式，解说得很明(8)快（见图1-1）。图1-1　格伯纳的传播总模式

这里的例子是“下雨了”（即M把自己对天气状况的感知传送给M2）。根据需要，我们完全可换成“（模特儿的衣服）真漂亮”或其他任何例子。也就是说，对“事物的存在方式和运动状态”的感知、认知，可以看作是传播，即信息传受的第一个层次；接下来的表述，则是第二个层次。

信息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定义（实际上是对其本质的表述）：与(9)物质和能量并列，从而构成世界的三大要素之一。它和上述定义可以相互对照、补充。前者侧重表明信息的作用和特点，后者侧重表明信息的意义和地位。信息为什么能成为世界的构成要素之一？原因就在于，它作为“事物”（即“物质和能量”）的表征，使人类能借此而认识世界。不言而喻，只有在此前提下，人类才谈得上立足世界（生存）进而改造世界（发展）。

这样，我们仿佛绕了一个圈子，又回到了传播的本质——人类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行为之一。从逻辑上说，正应如此。信息和传播的关系既然是密不可分的“两位一体”，它们在本质上就理应是相通的，否则就不可思议了。如果说，授受“物质和能量”的行为可概括为“衣食住行”等，则授受“信息”的行为就称“传播”。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传播”和“认知”、“有意传播”与“无意传播”之间，虽有差异，但作为信息行为，它们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实际上，将“传播”定义为“信息”传受行为，就已经隐约地说明了它们的关系。即：“传播”＝“信息”的运动；“信息”＝“传播”的材料。世界上既没有不“传播”的“信息”，也没有无“信息”的“传播”。简言之，一为形式，一为内容，两者密不可分。

如果承认了这一点，也就得承认：凡有“信息”处，必有“传播”；反之亦然。那么，“信息”是否只见诸人类社会中？信息科学的回答是十分明确的：否！如上所述，所谓“信息”，即“事物的存在方式和运动状态及其表述”。也就是说，信息是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它普遍存在于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整个自然界之中。说得通俗一点，鸟语、花香、电闪、雷鸣……无一不是“信息”。只不过，按信息科学的观点，可将其分为“物理信息”（电闪、雷鸣等）、“生物信息”（鸟语、花香等）和“人类信息”。于是，可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与“信息”形影相随的“传播”，同样遍布整个自然界。

第二，“传播”同样可分为“物理传播”、“生物传播”和“人类传播”。

第三，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并不是这种广义的“传播”，而只是其中一部分，即“人类传播”。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传播学，就是人类传播学。

第四，如此看来，“传播”的定义应作两个层面的理解：广义(10)——系统（自身及相互之间）传受信息的行为；狭义——人（自身及相互之间）传受信息的行为（即人类传播）。

应该说，只有从这一理论高度看待传播现象，才算达到了比较透彻的科学境界。随之，以往人们将“传播”视野局限于人类社会的狭隘性，也就被突破了。为此，不能不感谢来自信息科学的启示。概言之，传播学首先应当承认“传播”的广义性，然后在这个前提下，声明自己的研究对象即“人类传播”的狭义性。

但如果进一步分析，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其实也不是“人类传播”的全部，而只是其中被称作“社会传播”的部分（见图1-2）。换言之，人类传播≠社会传播。与其说传播学是“人类传播学”，不如说它是“社会传播学”更为确切。图1-2

为什么？下面，在进一步考察“人类传播”的各种类型后，这个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了。第2节　传播的类型一、两种分类方法

分类，即类型的划分，是深入研究的前提。那么，传播有多少类型？根据角度或侧重点的不同，传播有各种分类方法，可分成许多种类型。

例如，为了说明传播的形态多样性，就可以从使用符号的角度出发，把传播分成口语、文字、图像、实物等类型。而它们又可进一步概括为两种，即语言传播（包括口语、文字）和非语言传播（包括图像、实物）。这种分类，有助于考察传播的内容，我们将在第6章作详加讨论。又如，从性质的角度出发，传播可分为人类、非人类、社会、非社会等类型。

如上所述，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传播”。由于人类是一种社会存在，因此，其似乎等同于“社会传播”。但细究起来，两者还是有区别的。因为，在“人类传播”的各种类型中，有一种“自我传播”不能算“社会传播”，而属于“非社会传播”（即没有直接加入社会过程的活动）。

那么，究竟如何划分“人类传播”的类型？较有代表性的，为以下两种。1．二分法

即分为亲身传播和大众传播。这里的着眼点是：传播的技术、手段。亲身传播指的是：以人体自身为媒介，尤以语言为主要手段，而以表情和动作等为辅助手段的传播方式。大众传播指的是：以机械化、电子化的大众媒介即报刊、广播电视等为手段的传播方式。这样的分类，自然是可以成立的。其优点是简明扼要，缺点是过于笼统。2．四分法

即分为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团体）传播和大众传播。这里变换了视角，以传播的范围、规模（即参加者的多少、空间的大小）为着眼点。其排列自左至右，由小到大，呈现“＜”的趋向。以下分别略作说明。二、自我传播

从规模看，这是最小的一种。人们往往意识不到这也是传播。但无疑，它也是一种“传受信息的行为或过程”，只不过传者和受者的角色由一个人扮演了。事实上，每个正常人都可以说是一架集传送、接受、贮存、加工等机能于一身的、精巧无比的“信息处理器”。不幸的哈姆雷特问自己：“生还是死？”矛盾的贾宝玉问自己：“爱林妹妹还是爱薛姐姐？”平时，我们也常说：“头脑里好像有两个小人在打架……”这就是所谓I和me、主我和宾我的对话，包括出声和不出声的全部心理活动。这种以思考为核心的内向型自我传播，构成一切外向型（人际、组织、大众）传播的前提和基础。其对于人类的生存和成长的极端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如前所述，由于它是非社会传播，也由于它早已成为心理学及思维科学的研究对象，因此（至少在形式上）被划出了传播学的研究领域。

也就是说，传播学的三大分支学科，正是按以上分类确定的，即：人际传播学、组织传播学、大众传播学，其中，并没有自我传播学的位置。

但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两者互不相干。恰恰相反，心理学，特别是社会心理学和传播学的关系极为密切，后者正是从前者那里获取了大量的“养分”才得以成长、成熟起来。对此，后面的论述中还会涉及。这里只举一个事例：著名美国社会心理学家G·米德精彩地指出：人的社会化过程，就是不断站在他人的立场上，以客我（me）的身份打量、校正主我（I）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符号互动理论”的中心论点（可参见第6章），给传播学界以极大启示（注意：I和me的意义在此已不限于主语、宾语的关系，而是超越了语法范畴）。

例如，在中国的改革实践中，为了解决部分职工“下岗”难题，各级政府大力开展“再就业工程”，提供了很多的新工作、新机会。但有些人却宁肯待在家里而不愿“上岗”，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感到没面子——如果去扫大街、卖大饼，“别人会怎么看我？”这种社会心理的形成机制——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大众传媒的作用，就值得认真研究。从这一角度看，对一些优秀的“小人物”，特别是环境、建筑、修理等所谓“低层次”职业中的优秀人物的报道，确有其重要的社会意义。三、人际传播

顾名思义，人际传播即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传播活动。如美国社会学者C·库利所言，它作为人际关系的基础，把社会“黏合”成形，其使用的材料即信息。

它的规模扩大为至少二人以上，但下限明确，上限模糊。也就是说，只要没有正式的组织参与其中，参加者再多也还是人际传播。如街上看热闹的人群、体育场里看球的观众，七嘴八舌，议论纷纷，有时人数成百上千甚至上万。为此，有人主张再增加一类“群体传播”。但以社会学的眼光看，这些在偶然性因素作用下聚集到一起的人们，还算不上“群体”，只能叫“群集”。所谓群体，指的是具有共同价值观念和情感、持续地相互影响并共同活动的个人有机集合体，如：家庭、友人、邻里（首属全体，也称基本群体）；社团、学校、单位（次属群体）；民族、阶级、国家（隶属群体）。就是说，群体的伸缩性也非常大，不但不能使上限变得更清楚，而且会与组织交叉（主要是次属和隶属群体）。因此，这里姑且还是用人际传播的概念。

不过，有启发意义的是，同样是人际传播，又有两人间传播、小群体传播、公众传播等种种差异。如此，才能使相关研究得到细化和深化。

关于人际传播，有许多研究成果。这里仅介绍一种，即“约哈里（系用两位学者——约瑟夫·勒夫特和哈里·英厄姆的名字合成）窗(11)口”学说。参见图1-3。其大意是，指出人际传播过程中常见的有关自我信息管理的四种情况。第一种A很好理解，如一个人的相貌、身材、年龄、职业等，属于完全可公开资料；第二种B的典型，即所谓“隐私”，当然，事实上也有不少非“隐私”内容（如思想观念、兴趣爱好等）；第三种C显然就是不能正确认识、评价自己，缺乏自知之明，由此可造成两种正相反但都是消极的结果，即自以为是和盲目自卑；第四种D则可理解为一个人的潜质、潜能。据此，人们应如何改善自己的人际传播状况？一般来说，宜积极扩大开放区域（亦即强化公关意识）；适当调整秘密区域（该扩大者扩大、该缩小者缩小）；尽量缩小盲目区域；注意开发未知区域。图1-3　“约哈里窗口”四、组织传播

不难理解，我们每一个人都从属于一定的组织，或称团体，大大小小的无数个组织，构成了我们的社会。所谓“组织”，通常指正式的组织（非正式的组织如俱乐部等，仍称群体），即为达成特定目标而建立明确程序、发生协调行动的群体。例如，政党、政府、军队（政治组织）；工厂、商店、银行（经济组织）；学校、医院、剧团（公益组织）；学会、工会、妇女会（互利组织）等。由此应能体会，组织实为社会之必需。它与一般群体的主要不同点，一是“目标”，二是“管理”（即程序的设计、行动的指挥等）。

很多人同意这样一种观点——“管理即传播”，就是说，任何组织的有效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传播）系统的状况（灵敏度、信息量、公正性、回馈能力、消化能力等）如何。有调查表明，美国的企业管理人员将50％—90％的时间，用于信息（传播）工作，足见其重要性之突出。

从总体上说，组织传播不外乎纵式（包括上向下式、下向上式）和横式（包括斜式，即不同层级之间）的传播。具体地说，又有多种情况。受篇幅所限，这里只简单介绍一下A·巴维拉斯等人有关“五种(12)网络”的见解（图1-4）。图1-4　五种传播网络

如图1-4所示，这几种网络各有长短。在实际传播过程中，又总是交叉、重叠在一起的。差别在于以何种类型为主（表1-2对五种传播网络进行了比较）。显然，这样的梳理和思考，不仅有助于改进组织传播，对于人际传播也不无参考价值。即使就大众传播来说，也能提供参照系，起码可促使它重视来自受众的反馈。那么，大众传播究竟是一种什么传播？表1-2　五种网络的比较五、大众传播

与以上类型相比，这是规模最大的一种。当然，这也是相对而言。既有覆盖全球的卫星通信网、电视网、互联网，一瞬间将信息传遍全世界，也有偏于一隅、只发行数百册的出版物。正是前一种局面的出现，使著名加拿大传播学者M·麦克卢汉关于“地球村”的预言日益(13)成为现实。就是说，整个地球变得像一个小村庄了。这不但指世界级、地区级的重大事件（如伊拉克战争、“9·11”事件、四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等），马上会被几十亿人同时知晓，就是各国的一些凡人小事、珍闻趣事，乃至丑闻隐私（如某些名人、明星的“性爱光碟”、“艳照门”等），也会迅速成为“地球大家庭”的共同话题。这种奇异的现象，无疑是由大众传播造成的。

具体地说，所谓大众传播，从受者看，无非是这样一些大家习以为常的行为：读报纸、杂志、书籍；听广播；看电视、电影；上网（注意：这一项的添加，仅仅是最近10多年来的变化）等。这些传播媒体，既是信息的物理载体，又是接受行为的对象，通称大众传播媒介、大众媒介、传媒。但这个概念还有一层意思，即指传者、传播机构，相应地包括：报社、杂志社、出版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电影制片厂，以及网站等。可见，行为、载体、机构这三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差别。

顺便说一下，我们过去（20世纪80年代以前）使用的是另外一个概念：新闻事业。它和大众传播（事业）是什么关系？有什么异同？这可通过图1-5获得清楚的了解。即，只要从大众和非大众传播、新闻和非新闻活动这两个视角出发，就一目了然了：A＝新闻事业。由此，传播学、大众传播学和新闻学这三门学科的关系，特别是它们各自的研究对象，也就大体明朗了。就是说，传播学→ABCD，大众传播学→AB，新闻学→AC（以A为主）。图1-5　大众传播与新闻事业的关系

关于大众传播的定义，有一个传统的表述为：职业化的传播机构利用机械化、电子化的技术手段向不特定的多数人传送信息的行为或过程。可是，自互联网兴起后，这一定义遭到质疑，因为纵使是非职业化的个人，通过上网，居然也拥有了“利用机械化、电子化的技术手段向不特定的多数人传送信息”的可能性。

有关大众传播的种种特性、功能、利弊得失等，将详细论述于后，这里就不展开了，只简单地提一下它的长处和短处。其主要优点为：快——传播的速度快；广——传播的范围广；多——传播的信息数量多；好——传播的信息质量（清晰度、保真度）好。主要缺点则是：反馈不及时、不直接、不充分。为什么会这样？就因为在信息传、受的过程中，插入了上述定义中所说的“机械化、电子化”媒介。这同时成为传播分类的又一视角：技术、手段。

需要指出，这同样是就传统的大众媒介而言，新兴的网络媒介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这一“常识”。当然，传统媒介与网络媒介的“博弈”仍在进行中，对此，人们持续地在观察、在实践、在思考、在总结，目前要下定论，为时尚早。

与“二分法”相比，“四分法”更为细致。但事实上，规模与手段的关系其实是密不可分、互为因果的。试想，没有先进的传播媒介，怎么可能实行大规模的大众传播？反过来，进行小范围的人际传播，通常可以不依赖机械化、电子化的媒介，但同时，如上所述，由于网络媒介的崛起，又出现了跨越各种传播类型的现象。因此，如果将这两种方法连接起来，理解就可望更加全面、完整了（见图1-6）。图1-6　传播的类型

这里有几层意思：

首先，从传播的手段看，不言自明，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都频繁地使用亲身传播手段（谈话、表情、动作等，包括语言、非语言的各种方式）；但组织传播还往往部分地使用大众传播手段（如团体刊物、企业报纸、单位有线广播电视等）；最令人瞩目的变化是，过去一般只使用亲身传播手段的人际传播，也越来越多地使用起大众传播技术（网络、手机等）来。当然，迄今为止，最全面依赖大众传播媒介的，仍是大众传播。

其次，从传播的规模和性质看，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属“社会传播”，而自我传播属“非社会传播”；它们之和，即“人类传播”。

再次，传播学的研究对象，理应是“社会传播”。因为，自我传播其实一贯被当作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看待。这样，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就构成了传播学的三大研究领域和相应的三大分支学科：人际传播学、组织传播学、大众传播学。六、各类传播的特点

以上，考察了各类传播在手段、规模方面的差异。实际上，在其他方面，它们也各有特点。试比较如下。1．周期

即传播的节奏、频率如何？三类传播的情况分别为：人际传播为偶发、最没有规律，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组织传播有一定规律，如每隔多少时间开一次会、上一次课。大众传播最有规律，凡媒介都必须定期发送信息，并严守规律，如报纸有日刊、周刊、旬刊、月刊，广播电视也有早、中、晚的规定播出时间。但由于网络的出现，某种混合体已诞生，例如“博客”，就是介乎于人际传播、大众传播之间，或者说，模糊了两者界限的“人际/大众传播”。2．角色

即在传播过程中扮演的是“传者”，还是“受者”？人际传播的传者和受者可随时交替，如亲友谈心，无拘无束。一般来说，传受的机会是均等的，当然，兴趣、能力未必相同。至于组织传播，其传者和受者有所限定，机会往往不均等，如上下级之间的差别很大，特别是实行“一言堂”的专制团体，则更明显。总之，角色被组织的结构所限定。传统的大众传播，其传者和受者大体固定。机会完全不均等，通常，媒介是专职的传者，而大众是固定的受者。诚然，大众有时也能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但那只是例外。不过，新兴的网络在此同样带来了一种“传者”与“受者”角色能随时替换的可谓革命性的变化。3．反馈

即信息的流动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这与角色密切相关。人际传播的反馈很容易，可随时作出灵活反应。最典型的莫过于口角，唇枪舌剑，反馈的速度无与伦比。组织传播的反馈比较困难，所谓“上面开大会，下面开小会”，就是一种“反馈受阻”状况的生动描写，虽貌似在进行“传播”，但彼此都听不见对方在说什么。大众传播的反馈就更加困难了，如电视机前的观众，纵使对节目一百个不满意，除非特地用电话或信件告知，否则电视台就无从知晓。这正是媒介工作的最大难点。幸运的是，在这方面，由于网络技术具有双向交流的特点，也已开始突破传统的僵硬格局。4．信息

即表达规范不规范？人际传播的信息表达最不规范，只要双方领会就行。一个眼神、一种手势、一句“老地方、老时间”，就足矣。组织传播的表达则有所规范，因为必须使本团体、本组织成员都能了解。典型的例子，如军事行动中的暗号、黑社会组织里的“切口”等。大众传播的表达最为规范，因为面向大众，非如此不可。但媒介作为一种“规范转换器”，在一定条件下，将“非规范符号”转化为“规范符号”的情形，是屡见不鲜的。这在略语、流行语的形成和普及过程中，最为明显，如“发烧友”、“不要太……”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网络把这种“转换”效应空前地扩张了、放大了，如“：）”（代表微笑）、“雷人”（意为“惊人”）、“俯卧撑”（意为“信息模糊状态”）等，一经网络流传，就迅速地被全社会所接受。

最后，试将上述内容归纳于表1-3。表1-3　各类“社会传播”的特点之比较第3节　传播学的诞生和发展一、传播研究的起源

以上，我们对“传播”这一概念获得了初步了解。接下来，对“传播学”这一学科的历史和现状作一番简略考察。

什么是传播学？最简单地说，就是研究“传播”的学问。再具体一点，则如前所述，它是一门以“人类传播”或“社会传播”为研究对象的学科。这里的“人类传播”或“社会传播”，是与人类历史同步的、极为古老的现象，但作为研究这一现象的学科——传播学本身却非常年轻。借用艾宾浩斯叙述心理学的名言，它也是一门“虽有漫长过去、但仅有短暂历史”的新兴学科。它究竟诞生于何时？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有必要先说明：传播学不等于传播研究，这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

广义地说，凡是对传播现象的关注和探索，都可称作“传播研究”。这种研究早已有之，可以说是源远流长。从这个意义上说，传播研究的历史应相当于或只稍短于传播的历史。

正因为传播与人类的生存、发展密不可分，始终贯穿于各项活动中，我们的祖先早就注意到传播的存在和作用，并对此展开了长期不懈的研究。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从语言、文字到鼓笛、号角、烽火，再到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这一切有关传播符号、传播媒介的改进和革新，都可以看作是传播技术（硬件）研究的成果；另一方面，探索人与人之间的传播规范、技巧（软件）的智慧火花，也层出不穷，散见于中外大量的民谚俗语和汗牛充栋的各种文献（如中国孔子的《论语》、希腊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等），其中，有许多涉及传播问题的精辟见解，至今仍令人叹服。

可是，狭义地说，如果把“传播研究”理解为“传播学”，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传播学，问世迄今不过半个世纪多。对此，也可以这样理解：在广义的传播研究中，包含着两个部分，一是比较不成熟的部分（≠传播学），另一是比较成熟的部分（＝传播学）。

那么，所谓成熟的标准，即构成独立学科的必要条件是什么？至少有这样几条：自觉性、一般性、系统性、科学性。换言之，古代传播研究的缺陷就在于：不具有明确的传播研究意识；与此相联系，始终局限于某些具体（如语言传播、政治传播等）领域，没能完成从“特殊”到“一般”的飞跃；失之于零散；夹杂着许多不科学的成分。无疑，不解决这些问题，研究就无法上升为学。

造成上述缺陷的主要原因则在于：

第一，从主观因素看，人类的认识能力还十分低下，因此，难以对传播现象作出全面、科学的观察和分析。

第二，从客观因素看，传播对人类的作用虽极端重要，但还不是很明显，因此，远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这里又有两个理由：一是早期的传播活动比较简单，无论方式（手段）、内容，都不复杂；二是如前所述，传播具有行为伴随性的特点——总是贯穿于各种行为之中，故通常被人们看作是各种行为的组成部分。特别重要的是，由于早期的传播活动尚未相对独立化、职业化，即未出现专门的传播机构，因此，也就不可能引起整个社会的格外注意。

总之，从古代初始的传播研究，到现代成型的传播学，其间经历了一个差不多相当于人类从古到今全部历史的漫长发展过程。直到20世纪40年代，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传播学才“瓜熟蒂落”，应运而生。其原因则无非是，直到此时，上述状况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观，从而为传播学的诞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二、传播学诞生的条件

具体而言，从主观方面看，人类的认识能力空前提高。伴随着封建专制时代的消亡，无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皆面目一新，并日趋“整体化”（相互关联、相互启发），人类对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了解越来越正确，各种新理论、新学说大量涌现。在此背景下，对传播现象的全面把握和系统、科学的认识，终于成为可能。

从客观方面看，传播行为的作用和影响极端凸显。工业化使整个世界连成一片，其必然结果之一是传播活动的日益频繁化和复杂化。特别是传播活动的相对独立化、职业化（即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登台），给人类带来了一种全新的、重大的冲击，这种冲击终于唤起全社会对传播现象的高度重视。

换言之，可能（学科背景）与需要（媒介背景）一旦结合，就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地产出了19—20世纪众多新兴学科“群星”之一的传播学。

传播学的诞生地，则是美国。那么，美国成为先驱者的理由何在？

近代以来，西方先进而东方落后。西方各国中，又数美国最为发达，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号强国，在许多领域都处于领先地位。在传播实践和传播研究的领域，也不例外。为什么传播学偏偏发源于美国？理由很简单，就因为它在上述条件（大众传媒的发达程度、科学认识的水准）方面，最为先进、完备，于是，理所当然地成了传播学的先驱者、诞生地。

简述当时美国的状况如下。1．媒介背景

前面说过，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传播活动与其他活动分离而相对独立化、职业化的过程，很晚才开始。对此需作一点解释。即传播依（信息）内容的不同，可分成两类：实用性（信息）传播和娱乐性（信息）传播。前者又可细分为新闻性、宣传性和教育性传播。相对而言，除了新闻性传播之外，其他几种传播活动的独立化、职业化（即作家、艺人、牧师、教师等的出现）都开始得相当早。但是，所有这些职业，细究起来，都是单一型而非复合型的传播，因此，无论在人们的通常观念里，还是就其实际功能看，它们都确实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传播机构或媒介。事实上，这种所谓的传播机构或媒介，最初是以报纸（也称新闻事业）的面目出现的，由此实现了新闻性传播活动的独立化、职业化。但更为重要的是，报纸并不满足于此，而是很快地从单一型传播机构发展成复合型传播媒介，从新闻事业转化为大众传播事业，从而扰动了整个世界。

这一变化究竟始于何时？新闻史教科书告诉我们：报纸诞生于17世纪初的西欧（德、英、法诸国）。直到17世纪末，美国才出现报纸。但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后起之秀”，它快速追上并超过了先行者。伴随着工业化、都市化的巨大成功，到19世纪中叶，美国率先孕育出世界上最早、最成功的大众化报纸（这甚至成了大众传播时代开幕的标志，详见第3章）；进入20世纪后，又创立了最早的广播电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发展更为迅猛，在雄厚的经济和科技基础上，建成了全世界最发达的大众传播事业。从大部分相关指标（如报纸的发行数、电视机的普及率等）看，美国皆名列前茅。它还拥有美联社、合众社、《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时代周刊》、三大广播电视网等一批全球闻名的媒介。这种状况，对美国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和影响。于是，对大众传播的利用和研究，就成为美国社会各界的急迫而重大的课题。

从政治角度看，诚如美国第三届总统杰弗逊所说，政治家甚至“宁要报纸而不要政府”。从建国前后起，报纸，后来又加上广播和电视等，就被纳入美国的政治机制中，一贯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其具体表现为：平时，每个政治家都不能不依赖媒介引导舆论，争取民心，以获得选票或维持已有权力。正因如此，有关议员竞选尤其是总统大选的报道及其研究，构成了美国政治及媒介文化的一大特色；战时，则更离不开媒介对群众的发动、对士气的鼓舞。尤其是在此期间，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相继爆发，使这种紧迫性、重要性变得更加突出。事实上，这方面课题在早期传播学的经典研究中占据了十分显著的位置，如拉斯韦尔等人有关战争宣传的研究、霍夫兰等人有关军队士气的实验等，都是直接配合政府的工作（参见后述有关传播学奠基人的内容）；另外，政治家还发现，无论平时、战时，欲向国内外大众宣扬自身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媒介都是十分合适、有用的工具。

从经济角度看，媒介主要有两个方面的作用：第一，以其传播的大量经济信息特别是广告，构成社会化大生产（制造—流通—信息—消费）过程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美国的广告业，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其中的大多数业务由媒介承担。从这个意义上说，称媒介为资本主义大厦的支柱之一，可谓恰如其分。第二，为各种企业服务（传播信息）的媒介本身也成为一种企业，为媒介资本家（主要通过广告收入）创造出丰厚的利润。如果说，市场经济离不开媒介的协作，反过来，媒介也离不开市场经济的滋养。由此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传播学在美国不仅被政界看重，也一贯受到商界（包括媒介企业自身）的青睐。有代表性的事例，可举出洛克菲勒财团对“耶鲁劝服研究”的资助、鲁斯（时代出版公司创始人）对“媒介自由现状和前景调查分析”的倡议和支持等。也因此，美国传播学通常被认为具有明显的商业主义色彩。

从社会角度看，媒介给大众带来的利与弊，都十分显著。就好处而言，大量实用信息的快速传播，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各种娱乐信息的提供，充实了人们的余暇。就坏处而言，暴力、低俗、色情和煽情信息的泛滥，污染了人们尤其是未成年人的心灵；不真实、不恰当信息的流传，造成了社会的混乱（其典型例子为1938年的“火星人侵略”事件）。这就形成了一种强大的舆论压力，迫使学界给出正确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方案。

概而言之，美国人最早、最强烈地感受到“传播”的莫大威力，因此，最先萌生了对其追根究底的愿望。这可以说是自然而然的逻辑起点。2．学科背景

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中叶的美国，在多种因素（诸如相对和平的社会环境、相对自由的学术氛围以及雄厚的物质、技术力量等）作用下，逐渐成为当时世界上最适宜开展科学研究的一方“沃土”。各国、各地区的优秀人才，纷至沓来。颇有讽刺意味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正是在法西斯德国暴政的驱赶下，欧洲各国知识界的大批精英被迫流亡美国，为营造这一得天独厚的繁荣局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当中，既有以爱因斯坦为杰出代表的自然科学家，也有弗洛姆、阿德勒等著名的社会科学家，仅就传播学领域而言，早期的四位奠基人中就有两位——即卢因（勒温）和拉扎斯费尔德来自欧洲，足以证明其影响不可低估。

于是，人类几千年智慧的积淀和碰撞，在这里孕育出一大批新思想、新科学之硕果。特别需要指出，其中许多成果，与传播现象有天然的密切联系，如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新闻学、符号学、语义学、三论（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由此奠定了传播学的学科基础。换言之，如果人类（以美、欧学者为代表）未取得这些成果，即认识能力尚未到达这个高度，那么，毫无疑问，上述（彻底、深入地探究传播现象的）愿望再美好、再迫切，也难以实现。在这种学科背景下诞生的传播学，还因此而具有了一种“边缘性”或称“交叉性”、“多科性”的特色。以下，具体考察传播学的形成过程，从中可清楚地看到这一特色。三、传播学的形成

作为新兴学科之一的传播学，在很多方面都不同于传统学科。例如，从学科分类看，它虽被列为社会科学，但明显受到自然科学的渗透；从学科结构（原理、方法）看，它虽有独特个性，但又随处可见交叉和边缘性；它固然有一个“形成过程”，却难以确定一个“诞生日”（因为既不能以先后借鉴的哪一个相关学科的起源为准，也无法以陆续成形的哪一种传播学说的出现为准）。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上述学科背景所造成的传播学的跨学科性质，亦即其边缘性、多学科性。

关于传播学的“出生期”（而非“诞生日”）有各种观点。诸如：19世纪末（新闻学取向）、20世纪初至20年代（社会学、心理学取向）、20世纪40年代（综合取向）等，各有长短。较为确切地说，传播学是19世纪末以来逐步形成的，初具规模，则是20世纪40年代。这个说法，包含着以下两层意思。1．新闻学可视作传播学的前身

如前所述，新闻事业的昌盛，是引起人类社会对“传播”高度重视的契机。因此，在20世纪末的美国，首先兴起的是以新闻性传播为研究对象的新闻学。有人认为，这就是传播学的源头。但事实上，新闻只是传播的内容之一，如同教育、宣传、文艺一样。如果说，教育学、宣传学、文学≠传播学，则新闻学也不例外。然而，新闻事业不久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即转化为大众传播事业。在此背景下，新闻学也就演变成大众传播学。接着，大众传播学又演化成传播学。这个过程可图示为：新闻学→大众传播学→传播学。就是说，新闻学与传播学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前者只是后者的背景学科之一。但事实上，研究者们正是在探索“大众传播”的特殊规律的过程中，触发了寻求一般“传播”的普遍规律的兴趣，从而将大众传播学提升为传播学的。这样，视新闻学为传播学的前身，也就可以自圆其说了。

无疑，在传播学的三大分支（大众传播学、人际传播学、组织传播学）中，比重最大的是大众传播学。其原因可能就在于，大众媒介在现代生活中的作用最为突出。也正因如此，各分支中大众传播学最早形成，并且为构建传播学“大厦”提供了最多的材料（知识、观点、方法等）。这种状况，从开始一直延续至今。换言之，就大众传播学的原理和方法而言，与传播学基本相同（以至于人们往往混用这两个概念）。不同的是，前者更多地关注大众传播领域，并总结出一些带有一定特殊性的规律，用以说明和指导大众传播实践。2．传播学的理论基础是由众多相关学科奠定的

对一门学科的建设来说，最重要的工作便是奠定理论基础，其重要性恰如地基对楼房而言。这个任务，新闻学没能也不可能独立完成。一是由于新闻学一贯重术（业务）而轻理（理论），二是由于其研究视野被局限于新闻事业所致。实际情况是，在众多相关学科的“参与”下，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经过大约半个世纪的努力，总算完成了这一任务——为传播学打下了一个看似杂乱、但还算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众多“兄弟”学科中，与传播学关系比较亲近、构成其学术渊源的学科主要有——

行为科学（群）。包括：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宣传学、新闻学、语言学、符号学等。

信息科学（群）。包括：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数学、统计学等。

再列举一批最具代表性、经典性的研究成果如下：

●从C·库利到G·米德的象征（符号）互动理论（社会学、社会心理学）；

●W·李普曼的《與论学》（新闻学）；

●H·拉斯韦尔对战争宣传的分析（政治学、宣传学）；

●K·卢因的“场论”和“群体动力学”（社会心理学）；

●G·盖洛普对舆论调查方法的改进（社会学）；

●C·霍夫兰的“劝服和态度改变”研究（实验社会心理学）；

●P·拉扎斯费尔德对选举投票行为的调查（社会学）；

●C·申农和W·维纳对创建信息理论的贡献（信息科学）。

所有这些成果，如后面括号内所示，均来自相关学科。正是它们，构成了传播学的理论、模式、方法的源流，或者说，为传播学的诞生提供了最低限度的“养分”。它们先后出现于20世纪20—40年代，因此，传播学初具规模也就在这段时期的末尾。此外，还有必要提及以下几件兼有实质和象征意义的事实：

194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宪章第1条，在国际范围内首次使用了“大众传播”这一字眼；

1946年，拉斯韦尔等人编著的《宣传·传播·舆论》一书，首次明确地使用了“大众传播学”的概念；

1948年，拉斯韦尔在《社会传播的结构和功能》一文中，首次完整地提出传播的“5W”模式，确定了传播学的研究范围；

1949年，施拉姆编辑出版的《大众传播学》，首次以学科眼光整理、总结了此前有关传播（主要是大众传播）研究的主要成果。

至此，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新兴学科的传播学，就初步形成了。

综上所述，在传播学的形成过程中，众多学科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分别作出了彼此不可替代的贡献。借用施拉姆的妙喻，传播研究领域好比是一块未经开垦的“绿洲”，吸引了各个学科的众多学者来此辛勤耕耘。在此过程中，出现了一批优秀人物，特别是以下学者——拉斯韦尔、卢因、拉扎斯费尔德、霍夫兰、施拉姆，被公认为传播学的奠基人。四、奠基人的生平和贡献1．H·拉斯韦尔

H·拉斯韦尔（1902—1977），美国政治学家，芝加哥大学毕业。曾赴伦敦大学、日内瓦大学、巴黎大学和柏林大学攻读研究生。后返回母校执教。

由于政治和传播的密切关系，古往今来，从政治学或实际政治的角度研究传播（即“政治传播”）的人，可以说是不计其数。拉斯韦尔也加入了这个行列。他的特点在于：一是对政治传播尤其是战争宣传进行了比较系统、详尽的分析，为前人所不及；二是不单对政治传播，进而对整个人类传播也发生了浓厚兴趣，并深入钻研，取得重大成就，为传播学的创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主要体现为：①提出传播的“5W”模式，不仅首次较为科学地分析了传播的结构和过程，还首次较为完整地划分了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为传播学的形成和发展，确立了总体构架，开辟了广阔道路；②提出“社会传播”的概念，从宏观上初步探讨了传播的社会功能等课题；③倡导并亲身实践（作为传播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之一的）内容分析法，以其精确定量的特色，为使传播学成为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而立下又一功勋。

拉斯韦尔一生勤奋，留下约600万字的著述。其代表作有：《世界大战时期的宣传技巧》（博士学位论文），《社会传播的结构和功能》等。2．K·卢因

K·卢因，又译勒温（1890—1947），原籍德国的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毕业于柏林大学。因不堪忍受纳粹的统治而移居美国。先在斯坦福大学、康乃尔大学、衣阿华大学等校任教，后赴麻省理工学院，创立了著名的“群体动力学研究中心”。

他是一位杰出的心理学者，属“格式塔”（也称完形心理学）学派。该学派强调人的经验、行为的整体性，主张整体先于部分并制约部分（这与系统论的思想不谋而合）。从这一基本立场出发，卢因首创了“场论”和“群体动力学”，从而名声大噪。其核心观点是，强调“群体”对“个体”的影响和作用，将社会因素引入心理学研究。这样，他的学说就成为“格式塔”学派中一个独树一帜的支派，他本人则事实上转入了社会心理学的领域。

诞生于本世纪初的社会心理学，与传播学的关系特别密切。因为很明显，“社会心理”的变动往往与“社会传播”有关。当卢因将目光投向传播现象时，便给了传播学一个极为重要的启示：媒介欲对“个体”施加影响，必须考虑到其身后的“群体”的强大制约机能。尤为可贵的是，卢因不满足于仅仅在书斋里著书立说，而是积极地投身于实践，深入到工人、学生、主妇中，开展研究，检验和完善理论。并且，在此过程中，培养了费斯廷格、卡特莱特、怀特等一批出色的、横跨传播和社会心理研究领域的弟子，这也是其对传播学的重要贡献。此外，他还提出传播过程中的“把关人”等概念，有力地促进了传播学的科学研究。

其代表作有：《解决社会矛盾》等。3．P·拉扎斯费尔德

P·拉扎斯费尔德（1901—1976），原籍奥地利的美国社会学家。毕业于维也纳大学。与卢因一样，为躲避纳粹的迫害而迁居美国。以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学研究所为基地，潜心于传播研究达30年之久，形成传播学的“哥伦比亚学派”。

其主要贡献是：（一）创建“两级传播”理论，破除“魔弹论”，使深入探讨传播的效果和机制成为可能；（二）倡导并确立“实地调查法”作为传播学又一基本研究方法的地位，其影响重大而深远。如果说，“两级传播论”与卢因的“群体动力学”给人以殊途同归之感，则“实地调查法”与拉斯韦尔的“内容分析法”就可以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代表作有：《人民的选择》、《人际影响》等。4．C·霍夫兰

C·霍夫兰（1912—1961），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毕业于西北大学。穷其短暂的一生研究人的心理对人的行为的影响，成就卓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应聘为美军进行作战心理研究。战后，一直在耶鲁大学主持“劝服传播与态度改变”的研究课题，形成传播学的“耶鲁学派”。

与卢因相同，霍夫兰也是从心理学角度“切入”传播学领域，但自有其特色，即着眼于微观（而非宏观）层次，对传播的具体技巧（而非过程原理）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总结。其采用的主要方法，是“控制实验法”——正是由于霍夫兰的身体力行，使之成为传播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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