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工业绿色转型的模式与路径研究——以四川几个工业基地改造升级的实践为例(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杨燕

出版社：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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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工业绿色转型的模式与路径研究——以四川几个工业基地改造升级的实践为例试读：

2007年以来，先是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后是希腊等欧盟国家发生债务危机。前者不仅使美国陷入了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还迅速波及全世界，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后者使欧元区经济陷入温和衰退，并进一步拖累全球经济复苏的步伐。新兴经济体则普遍面临外部需求萎缩、内生增长动力不足等挑战。绿色新政由此成为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以及不少新兴经济体在短期内拉动经济增长、在中长期内确立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以争夺新一轮全球竞争主导权的重要抓手（张梅，2013）。在中国，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党的十六大提出发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等建设生态文明的发展理念和战略措施，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新要求，党的十八大在报告中则首次单篇论述了生态文明。十八届五中全会更是将绿色发展与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一道确立为指导全国“十三五”时期甚至更为长远时期发展的理念和方式。“十三五”时期，工业发展仍将是支撑国家经济“稳中求进”的主动力。我国的能源消耗、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来自工业，其绿色转型升级是顺应新常态下发生了深刻变化的需求、供给、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等因素的必然之举，工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成效也将会对我国经济、社会产生重要影响（蓝庆新等，2012；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11）。这是提出本研究课题的大的现实背景。

从2013年起，工信部就要求在开展工业节能与综合利用工作时以推动工业绿色转型为目标。2014年，工信部制定了《2014年工业绿色发展专项行动》，并于6月份开始组织开展第一批区域工业绿色转型发展试点工作。四川攀枝花市是工信部统筹考虑各个地方工作基础和代表性、在各地申报的基础上选定的10个试点地级市之一。2014年11月，四川省德阳市成功入选国家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而成都早在2001年8月就启动了东郊老工业区的调整和改造，成效显著。同时，四川作为全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之一，三线建设时期国家在川布局建设项目的个数和投资总额均占全国1/3以上。按照2013年《国务院关于全国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规划（2013—2022年）的批复》（国函 〔2013〕46号），四川是中西部地区被纳入规划的城市最多的省份。成都市青白江区、攀枝花、德阳也在改造规划之列。攀枝花、德阳、成都同处四川，都是老牌的工业基地，且在改造升级和绿色转型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前期实践经验积累。它们的模式和路径选择已经表现出了一定的差异。那么，具体的差异在哪里？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差异？未来的提升方向在哪里？对四川及其他省市的工业绿色转型尤其是老工业基地的转型升级，有怎样的启示？这是提出本研究课题的具体的现实背景。

分别以“工业绿色转型”“工业+绿色转型”为核心词在国内的学术数据库CNKI（中国知网）中进行搜索，出现的词条分别有1 529和1 885条。对其中的文献进行进一步的学习和筛选，发现：目前国内有关区域工业绿色转型发展的研究还相对有限，有关区域工业绿色转型模式与路径的研究更是匮乏，理论基础也较为薄弱（苏利阳等，2013）。此外，区域工业绿色转型是以绿色创新为核心的，而已有研究缺少创新过程视角下对区域工业绿色转型模式和路径选择的研究。已有研究也很少从绿色创新视角对省内外大量存在的区域工业绿色转型发展实践进行理论抽象和总结。相应地，通过质性研究对区域工业绿色转型模式和路径选择的动态过程进行刻画、分析的研究也是亟待丰富的。在国际上，在绿色（生态）创新研究领域，创新过程视角的研究、基于新兴经济体绿色转型的研究也是缺乏的（Kemp et al.,2011）。这是提出本研究课题的理论背景。1.2国内外研究综述

笔者首先归纳整理了学界对工业绿色转型概念的理解与界定、已经开展的工业绿色转型研究的内容，然后梳理了国内外对区域工业绿色转型路径和模式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最后对区域工业绿色转型和老工业基地改造升级的内在逻辑联系进行了辨析。1.2.1 工业绿色转型的概念界定

作为绿色经济和绿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业绿色转型”在国内是最近五六年出现并在2013年以后被政府、媒体所广泛使用的概念。从当前掌握到的材料看，该概念最先是由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在《中国工业经济》（2011年4月）上以“中国工业绿色转型研究”为题提出的。在文章中，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分析了工业绿色转型的内涵、体制机制障碍、技术路线图、成本收益，同时构建了中国工业绿色转型的机制创新体系。随后，北京师范大学韩晶教授在《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2011年第8期）以《中国工业绿色转型的障碍与发展战略研究》为题，分析了中国工业绿色转型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和技术障碍、成本收益以及转型路径。

已有文献对工业绿色转型的概念理解和界定主要是从目标入手的。其表述各有不同，总结起来主要涉及的有“降低能源资源的消耗”“减少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三个方面。前面两个目标比较具体，可以归属于环境收益维度。“可持续发展能力”则是一个比较有包容性的概念，涵盖了经济、环境、社会三个维度。在已有文献里，社会维度的收益主要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2011）、苏利阳等（2013）的研究中有所强调，而更多的文献只是强调了工业绿色发展转型的经济收益和环境收益。此外，有些文献在概念界定中明确地谈到了实现工业绿色转型的路径。卢强等（2013）、韩晶（2011）指出了“绿色创新-生产过程”“创新驱动”等路径。苏利阳等（2013）则更细致地将其中的路径划分为绿色生产、绿色产品和绿色产业三个层次——这点在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11）的概念内涵图中也有所体现。叶敏弦（2013）从城市产业绿色转型的视角强调了绿色生产、绿色产品、绿色服务、绿色管理几条路径。这虽然不是专门针对工业绿色转型提出的，但从逻辑上讲对工业也是适用的。孙凌宇（2013）从工业绿色转型的重要微观主体——资源型企业的视角出发，认为企业绿色转型是企业发展战略的一个重大转向和调整，需要企业通过与组织外的利益相关主体不断互动来持续提升自身可持续成长的能力。1.2.2 国内工业绿色转型的研究现状

分别以“工业绿色转型”“工业+绿色转型”为核心词在CNKI中搜索，出现的词条分别有1 529条和1 885条。其中的文献进行初步筛选，发现目前国内有关（区域）工业绿色转型的研究还相对有限，对工业绿色转型的模式和路径的专项研究更是不足。为了提高效率和保证文献质量，对搜索到的上千词条首先分别按照“中文核心期刊来源”和“CSSCI期刊来源”进行了第一轮的筛选，重复的文献自动剔除。实证研究中攀枝花属于典型的资源开发型城市，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的主题也涵盖在第一轮筛选出的文献中。在第二轮筛选中进一步剔除了没有或较少涉及工业或第二产业的文献。以下有关工业绿色转型研究内容的整理与归纳就主要基于对最后筛选出来的22篇文献的分析与提炼，外加少量聚焦于“工业绿色转型模式与路径研究”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国内“工业绿色转型”重点研究文献的筛选情况见表1-1。表1-1 国内“工业绿色转型”重点研究文献的筛选情况（单位：篇）数据来源：以“工业绿色转型”“工业+绿色转型”在CNKI数据库的“核心期刊”“CSSCI”期刊中搜索，根据搜索结果整理得出

对这些文献进行分类可以发现：已有研究以概念性和定量性研究为主（见表1-2）。表1-2 国内“工业绿色转型”重点研究文献的分类数据来源：根据搜索结果整理得出

经过分析后发现，国内“工业绿色转型”重点研究文献的研究内容和方向主要为：战略研究、绿色转型评价和影响因素研究、绿色转型概念模型构建。（1）战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11）从工业绿色转型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基准情景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情境下主要工业行业的技术路线图、成本收益分析、机制创新与政策支撑体系等几个方面对中国工业绿色转型战略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构建的“中国工业绿色转型的机制创新体系”强调了政府指导下的市场化推进、产业与企业的积极响应、公众的参与以及环境规制、节能减排机制、技术与管理创新机制、国际协调机制的配套和完善。在政策措施上，该课题组建议以绿色转型为中国工业“由大转强”的指导思想，统一规划，确立中国工业绿色转型的战略框架、路线图、目标、战略布局和主要任务。同时，加快工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引进先进的绿色技术和关键设备，着力推进产业梯度转移，形成工业发展的绿色布局，改革政绩考核体系，深化资源能源体制改革，等等。蓝庆新、韩晶（2012）则主要从工业绿色转型的紧迫性、体制机制和技术障碍、发达国家的经验和路径等几方面对中国工业绿色转型的发展战略进行了研究。在体制机制和技术障碍分析部分，他们的观点和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的观点没有太大差异。他们指出的绿色转型路径主要有：积极发展现代制造技术，运用信息化改造传统产业，通过基地建设获取集聚经济效益，重视清洁生产及相关技术的研发与推广。在政策体系上，建议完善绿色考评体系，实施绿色税制，健全政府绿色采购制度，支持绿色金融。

陈妍（2013）主要从我国工业绿色低碳节能发展的成就、问题、形势、主要方向与重点任务、相关政策和制度保障的完善等几个方面说明了我国工业绿色转型的发展战略。其中，主要方向和重点任务为：大力推进工业节能减排，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大力发展循环经济，鼓励节能环保相关服务业发展，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制度和政策方面的重点为：完善节能减排等相关法律法规，加大并创新财税支持力度和机制，加强对工业企业污染治理的监督和监察，加快建立完善节能环保标准体系，构建工业绿色低碳发展畅销机制，等等。李君安（2014）认为中国工业绿色化的重点为：以创新驱动传统产业的改造和升级，以创新驱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培育和发展，以创新驱动绿色产业的培育和发展。具体的政府举措包括：强化制度激励，推进绿色科技创新，加强绿色科技人才的培育，深化国际合作。胡山鹰（2014）基于对国内外重点化学工业发展和先进国家经验的分析，对我国化学工业的绿色发展趋势、峰值和拐点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我国化学工业的绿色发展目标、战略和重大创新工程。

这些研究以概念性的分析为主。虽没有直接讨论中国工业绿色转型的模式与路径，但它们仍然通过技术路线图、绿色转型机制创新体系、方向和重点任务、政策建议等内容，给出了国家战略层面在工业企业（群、产业）以及政府政策体系这两方面的工业绿色转型模式与路径参考。（2）绿色转型评价和影响因素研究。这个主题是目前工业绿色转型研究中学者关注最多的。研究方法以构建模型、使用大数据的定量研究为主。研究的视角和出发点主要集中在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评和影响因素的分析。应用到的定量分析工具和模型主要有：数据包络分析法（韩晶 等，2012；何小钢 等，2012；周五七，2014）、Tobit回归模型（韩晶 等，2012）、面板技术（何小钢 等， 2012）、工业增长与资源环境脱钩模型（卢强等，2013）、基于SBM方向性距离函数的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模型（万伦来 等，2013）、综合指数法（苏利阳等，2013）、共同前沿分析框架的Metafrontier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何小钢 等，2012；周五七，2014）、Super-SBM模型（韩晶 等，2014）、双重差分模型（韩晶 等， 2014）、面板门槛模型（韩晶等，2014）。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年鉴》《中国能源年鉴》《中国环境年鉴》《中国科技年鉴》等。这些研究的结论主要有：中国工业经济增长实现绿色转型还有较大空间（何小钢 等，2012；万伦来 等，2013）；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TFP）指数呈现出明显的地区性差异和行业异质性，需要因地制宜地推进绿色低碳转型（韩晶 等，2012；何小钢等，2012；韩晶等，2014；卢强等，2013；苏利阳等，2013；周五七，2014）；行业平均企业规模、行业企业集中度、技术进步、结构升级、经济开放都会对工业绿色化程度产生积极的效应（韩晶 等， 2012；何小钢 等，2012；周五七，2014），制度约束、能源消费结构、R&D（研究与开发）投入和技术引进会对工业绿色化程度产生影响（韩晶等，2014；卢强 等，2013；万伦来 等，2013；周五七， 2014）。（3）绿色转型概念模型构建。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11）和孙凌宇（2013）分别从中国工业和资源型企业两个视角和宏观、微观层面构建了绿色转型模型。二者都同时强调了政府、市场（企业、产业）和社会（公众）的参与。不同的是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11）对这些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互动和联系没有进行关注，而孙凌宇（2013）相对细化了其中的联系。刘纯彬、张晨（2009）从“原因”“方法”“效果”三个维度构建了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模型，在“方法”维度上强调了企业、产业、政府三大主体的绿色转型。叶敏弦（2013）从时间、空间和共生三个维度分析了城市产业绿色转型的机理和动态过程。从时间维度上看，绿色理念的产业嵌入受城市经济发展阶段、科技发展水平、参与主体等因素影响，城市产业绿色发展的策略、模式、路径也处于不断地调整变化中。刘纯彬、张晨（2009）和孙毅、景普秋（2012）对资源型城市（区域）绿色转型的成本、时机、路径与模式分析也印证了叶敏弦（2013）的这一论点。在空间维度上，叶敏弦（2013）强调了工业企业、政府和社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复杂互动、协作与博弈。最后的共生，本质上反映了绿色转型中的实现经济收益和环境收益的诉求。（4）其他。聚焦于区域工业绿色转型实践的研究性文献还不多，更多见诸非研究型报纸、杂志的通讯类报道。聚焦于区域工业绿色转型模式与路径的研究目前也比较少。刘师嘉（2012）是其中之一。孙毅、景普秋（2012）虽然关注了绿色转型的模式和路径，对本研究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但他们的研究还是缺少针对性。1.2.3 区域工业绿色转型路径选择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

模式是解决某一类问题的方法论，是解决问题过程中所形成的经验的高度归纳和总结。路径是指向某个目标的道路，是相对具体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或方法集。从这个意义上讲，本研究一方面要总结归纳出四川几个老工业基地绿色转型的经验性方法论，另一方面要描述出四川几个老工业基地在一定的经验性方法论的指导下进行绿色转型所采用的具体的方法或方法集。

关于区域工业绿色转型的模式与路径，国内针对性的研究还非常少。刘师嘉（2012）基于经济效率和生态效率两个维度提出了低消耗+低污染（A）、高消耗+低污染（B）、低消耗+高污染（C）、高消耗+高污染（D）四种模式。相应地，区域工业绿色转型的路径就有A→A、B→A、C→A、D→B→A、D→C→A、D→A几种。孙毅、景普秋（2012）先从发展目标、经济特征、发展动力、制度环境、人文与自然关系五个维度去描述、刻画资源型区域绿色转型模式，然后分别从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承载力两个维度绘制了资源型区域绿色转型的发展路径。根据产业生命周期理论和资源开采情况，资源型区域的转型可以分为产业成长期的主动转型和资源枯竭期的被动转型两类。区域绿色转型是一个渐进、持续的“寻优”而非“择优”的过程，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

在实践层面上，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关于区域工业绿色转型实践的学术研究还比较少。更多的是见诸非研究型报纸、杂志的通讯类报道、各级政府有关创新驱动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文件。这些资料将区域工业绿色转型的路径指向了以下几个方向：加快科技创新步伐，推进技术进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改造传统产业；合理选择主导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产业内部的重组融合；产业间的延伸融合；等等。1.2.4 老工业基地改造升级与区域工业绿色转型

根据《全国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规划（2013—2020年）》可知，老工业基地是指“一五”“二五”和“三线”建设时期国家布局建设、以重工业骨干企业为依托聚集形成的工业基地，其基本单元是老工业城市。这些老工业基地集中了我国航空航天、国防军工、重大装备、冶金、石化等重工业领域的众多骨干企业，是我国工业的根基和命脉，为我国工业化现代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人才、产业体系基础，曾经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增长极”的作用，甚至当前也一样发挥作用。四川省被纳入规划的有“8市1区”，其中就有作为此次课题案例研究的攀枝花市、德阳市和成都市（青白江区）三个老工业基地。

老工业基地改造涉及国有企业改革、产业结构调整、经济体制的转轨、政府职能转变、城市功能完善等诸多方面，远远超出工业企业本身甚至工业本身的改造范畴，是一个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系统的整体重塑，不能孤立地就改造论改造（王梦奎，1992；高伯文， 2008）。2013年以前，我国老工业基地改造的战略思路经历了三次战略思路的转换，而这三次转换所针对的问题和涉及的老工业基地范围也有一定的变化。具体如下：

第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老工业基地出现了明显的诸如经济增速放缓、技术进步缓慢、设备及工艺陈旧、工业优势地位逐渐丧失等衰退现象，中共中央确立了以加快技术改造为核心的老工业基地振兴思路（丁宝山，1992；王梦奎，1992；郭振英 等，1993；高伯文，2008）。

第二次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市场化改革目标的逐渐明朗化，构成老工业基地主体的国有企业缺乏活力，中共中央形成了以搞活、搞好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为核心的老工业基地振兴思路（高伯文，2008）。

第三次是200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中发〔2003〕11号），将老工业基地的改造上升到了国家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产业结构优化的战略层面。改造的核心不再局限于一般意义上的技术改造或国有企业改革。和前面两个阶段的改造对象以新中国成立以前及成立初期所形成的对工业化起步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地区和城市为主不同，第三次改造的重点对象是东北老工业基地。《全国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规划（2013—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是中央针对老工业基地改造的第四次战略思路调整。规划涉及的老工业基地更加广泛。从《规划》内容看，主要针对的问题之一就是产业层次低、发展方式粗放，在改造目标中更是对绿色低碳发展水平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也因此，本研究中“老工业基地改造”和“区域工业绿色转型”有了交叉和重合。具体而言是指：都以区域内工业提质升级为基本出发点，而不局限于工业本身；改造、转型的微观主体首先都是区域内的工业企业，尤其是重化工业企业；都要首先依托于区域内的工业企业科技创新，同时离不开区域创新体制、机制、资源、文化的支撑，是一个复杂的区域创新系统；都具有路径依赖性和发展阶段性。

和“区域工业绿色转型”这一研究主题不同，国内对“老工业基地改造”的研究已经非常多。在CNKI中输入“老工业基地改造”，可搜索出376 384条结果，其中核心期刊上有31 832条， CSSCI上有11 002条。然后在核心期刊的词条中，首先筛选出154篇文献。对这些文献进行简单的梳理，发现国内对“老工业基地改造”的研究在1991—1996年和2002—2007年间出现了两次高峰（见图1-1）；近五年则有减少趋势。将“老工业基地改造”放在“区域工业绿色转型”视角下的研究目前还不多。图1-1 国内老工业基地已有研究情况（CNKI，核心期刊）1.3研究涉及的问题及主要研究内容

区域工业绿色转型是在应对能源、环境、气候变化、金融危机和经济转型挑战的背景下提出的。推动区域工业绿色转型不仅是为了应对挑战，更是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转型和产业革命的新动力。区域工业绿色转型不是为了绿色而绿色，更不是为了转型而转型，而是要在低消耗、低排放、低污染、高效率、高循环、高碳汇的约束下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个过程也是通过绿色创新、生态创新发展绿色经济的过程。

目前，国内对区域工业绿色转型的模式与路径的研究还非常有限，理论基础还比较薄弱，对已经推进和正在推进中的区域绿色转型实践进行的理论抽象和总结还有所不足。中国环境问题、生态问题的暴露在当前呈现出结构型、复合型、压缩型的特点，和发达工业化国家分阶段地暴露有很大不同。那么，中国情境下，区域工业绿色转型的模式和路径有哪些？这些模式和路径的选择有阶段性的变化和调整吗？如果有，是怎样的变化和调整？为什么会有所变化和调整？这些模式和路径的选择具有区域性差异吗？如果有，为什么会具有区域性差异？

本研究围绕上述问题展开，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基于已有理论基础、研究基础和实践，构建分析区域工业绿色转型路径和模式的理论框架；以成都、德阳、攀枝花三市四个老工业基地的绿色转型实践为例，整理归纳出在同一省级行政区域内、不同地级行政区域内工业绿色转型的模式和路径，并进一步进行对比分析；从创新三螺旋（大学-产业-政府）的视角和地理空间要素、历史工业发展基础和模式等方面刻画、解释区域工业绿色转型模式和路径选择的动态选择过程；等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研究并未预先将“模式”和“路径”设定为一成不变的事物，而是为可能发生的“阶段性变化”“情境性变化”保持了开放性。1.4研究方法和思路

案例研究方法侧重于“理解特定环境下的动态变化过程”（Eisenhardt,1989）。根据Yin（2009）的研究，以下几种情况比较适合案例研究方法：研究问题是“怎样的（how）”和“为什么（why）”；研究人员不能控制研究的现象和事件；研究聚焦于当代的现实中发生的事件。尤其是，有些学者强调从案例中构建理论的重要性（Eisenhardt,1989; Eisenhardt et al.,2007; Siggelkow, 2007）。本研究选取了案例研究方法，因为研究问题主要是“怎样的”和“为什么”，且聚焦于四川几个老工业基地过去和现在正在发生的升级改造和绿色转型实践，其中的情境和事件也是研究人员无法控制、改变的。

在研究设计上，将研究对象聚焦于四川的几个老工业基地。这主要出于以下几点考虑：首先，四川是西部老工业基地的重要集聚地之一。它在发展基础、地理区位、发展历程等方面有别于东北、上海等传统老工业基地，也不同于珠三角、长三角等改革开放后才逐渐兴起的新兴工业基地（任佩瑜 等，2004）。对四川老工业基地改造升级、绿色转型的研究可以提供一个窥探西部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实践的窗口。其次，所选取的四川三个老工业基地中，成都和德阳都是制造业型老工业基地。不过，成都是省会城市，2014年虽然工业仍然是地区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但服务业对城市生产总值的贡献已经占据了半壁江山。而德阳生产总值总额中的近60%还来源于工业发展，传统优势产业诸如装备制造、化工因为全球市场的不景气和全省产业布局的优化调整面临转型升级“破局”之困。攀枝花则是典型的资源型老工业基地，是我国西部重要的钒钛、钢铁、能源基地。近年来，由于中国钢铁业、煤炭业产能过剩和不景气，作为攀枝花龙头企业的攀钢集团和攀煤集团连续几年亏损，加之城市产业结构单一，攀枝花这座重工业城市“被迫”走上了“百里钢城”到“钒钛之都”的产业升级之路、“工矿基地”到“阳光花城”的转型之路。绿色化是三个城市工业转型升级的必然方向之一，但它们各自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工业发展历程、优势产业、产业发展规模以及面临的困局都不尽相同。最后，在实践中，三个城市的四个老工业基地绿色转型的模式和路径已呈现出一定的差异。这构成了研究的丰富性。

本研究的范围主要包括成都老工业基地、德阳老工业基地和攀枝花老工业基地三部分。其中，成都老工业基地又涉及东郊和青白江两部分。2011—2015年，围绕着“产业转型升级和生态创新”这一研究主题，课题组曾先后5次对成都、德阳、攀枝花相关政府部门、企业集团、科研院所、工业园区等进行走访调研或听取汇报。这些单位和园区主要包括：德阳市经信委、德阳市科知局相关的11个职能处室、攀枝花市政府研究室等政府部门，东方电气集团公司、东方汽轮机（东汽）、东方电机（东电）、四川宏华石油、蓝剑饮品、龙蟒集团、宏达股份、攀钢、攀煤、钢城等大企业大集团，日本日立（总部）、耐特阀门、科新机电、英杰电气等10多家与大企业大集团协作配套的典型大中型企业，申安照明、26℃果园等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中小企业，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等科研院所，广汉不锈钢产业园、攀枝花高新区等工业园区。共进行了52次访谈，每次访谈在45～60分钟。这些企事业单位的官方网站、专题报道、企业年报等是实地调研、访谈之外的数据收集的重要渠道，为对数据进行三方检验（Triangulation of Data）提供了可能性，尽可能地保证了数据的可靠性和有效性（Yin,2009）。

考虑到研究需要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因此本研究的数据分析主要采用演绎的路径（Gilgun,2011; Marshall et al.,2006; Patton, 2002）。整个数据分析过程是一个伴随着数据补充、澄清的不断反复的过程。首先，访谈录音被转录为文字。然后，转录的文字和通过公共渠道收集到的数据文档被仔细地划分为多段句子，并按照分析框架归类。最后，这些被归类的原始句段又进一步被压缩为较为精简的形式并被连成一个故事。在这个过程中，存在“歧义的”或者“被遗漏的”数据就会被发现，进而进入下一轮的数据补充、澄清及编码，如此反复。

在研究思路上，本研究主要围绕研究涉及的问题展开。第1章交代了研究背景、研究涉及的问题、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思路、创新点及局限性等。第2章主要通过对几个相关理论的介绍和梳理，进一步明确本研究的聚焦点和构建适合的研究情境、有利于回答研究所涉问题的理论分析框架。基于构建的理论分析框架，第3章、第4章、第5章对四川几个老工业基地的改造升级实践进行实证分析。基于对四川几个老工业基地实证分析的对比，第6章给出了研究结论，并从四川进一步加快推进区域工业绿色转型的视角给出了政策建议。1.5研究意义

实践上，回答本研究涉及的问题，是对中国情境下区域工业绿色转型“内里”的深入分析、总结和探索，有利于充分认识工业绿色转型发展中的复杂性和情境差异性，有利于在政策制定中有效定位“问题”和“症结”，进而提高效率。所谓“内里”，就是地理区位、交通区位、资源禀赋、工业产业发展基础和模式，以及政府、大学和科研院所、行业中介及协会等的参与对区域工业绿色转型模式和路径选择的影响。考虑到四川是西部经济发展高地，成都、德阳、攀枝花三市几个老工业基地在全国众多老工业基地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研究在总结四川工业绿色转型实践经验的同时，也可为其他省份和地市提供参考。

理论上，本研究对国内有限的聚焦于区域工业绿色转型的模式与路径的研究是一次有益补充。本研究构建的理论分析框架以及基于四川几个老工业基地绿色转型实践的抽象归纳，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当前薄弱的有关区域工业绿色转型路径和模式选择的理论基础研究有所贡献。本研究也丰富了关于新兴经济体工业绿色转型实践和生态创新动态过程的研究。1.6创新点与局限性

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是：基于已有理论背景和相关研究，分别从时空维度和横纵产业划分视角构建了区域工业绿色转型路径和模式分析的理论模型。其中，时空维度的分析框架被用来呈现区域工业绿色转型的全貌，包括区域内的企业、企业群解决环境问题的思路、战略和创新活动，及其动态调整、扩散路径和模式、背后的驱动因素。和已有研究不同的是，这个理论分析框架没有预先设定“基于市场内在驱动”这样的研究情境，而是对其他影响因素保持了开放性。主要包括：政府、高校院所、社会组织等其他重要创新主体和利益相关主体的参与和互动；地理空间、区域工业历史发展路径和模式等区域工业绿色转型的要素禀赋结构等影响因素。横纵产业划分视角的理论分析框架则主要被用来进一步刻画区域工业企业、企业群绿色创新活动的路径和路径特征。对四川成都、德阳、攀枝花几个老工业基地绿色转型实践的实证分析，验证了两个理论分析框架对刻画区域工业绿色转型路径和模式的动态变化、揭示动态变化背后的影响因素是具有较强解释力和拓展性的。

本研究的局限性——也是未来研究中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主要是：①考虑到几个老工业基地在历史发展中具有较强的龙头企业带动产业集群发展的取向，本研究主要选取了各个老工业基地内的主导性大企业集团做重点观测企业，并在企业群层面给出了区域工业绿色转型的“群体画像”。这样的处理办法虽然有利于抓大放小、突出重点，但也因此忽略了一部分可能在绿色转型路径和模式方面不同于大企业集团的中小企业。②在未来的研究中，研究样本的筛选需要进一步突出绿色转型，同时，也要加入更多的省内外研究样本，进一步提高研究的丰富性。③对地方政府、高校院所与地方政府、高校院所与地方企业、地方企业-地方政府-高校院所以及行业协会、产业联盟等社会组织的互动与参与的刻画略显粗糙，还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细化。④虽然在理论部分对“模式”和“路径”有相对明晰的界定，但是在实证分析部分对二者的区分不够，尤其是对“模式”的概括总结还有待加强。困难主要是：一方面，样本量比较小，难以进行抽象概括；另一方面，模式本身是形成于一定的时空之中、不断发展变化的，在国外的许多文献中，“模式”也常被作为“路径”的同义词使用（孙超英等，2010）。第2章理论背景及分析框架构建2.1区域创新系统与创新三螺旋

区域创新系统的一概念由英国卡迪夫大学Cooke教授于1992年首次提出。它强调区域内政府、企业、大学及研究机构等创新主体的积极互动会推动区域内机制、体制的快速调整，如此反复，最终促进区域内企业和经济的和谐发展（Cooke,1992）。这一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末被引入国内，并被广泛地用来揭示、解释区域竞争力的层次、结构、形成机理等。区域创新系统理论是学界将区域经济理论和创新理论相结合的产物，用于研究特定时间、空间内不同创新主体和创新要素通过复杂的互动实现充分、自由的流动，推进以市场为基础的新知识的产生、扩散和应用等创新过程，有效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问题（黄鲁成，2000；张晓旭，2009）。因此，区域创新系统的核心包括“区域创新主体”和“创新主体间的相互联系”两个层面。学界构建的各种区域创新系统结构图也说明了这一点。区域创新系统的建设具有一定社会性、地域性和路径依赖性。

围绕典型的三阶段式创新过程，一个区域创新系统中要包括进行知识创造的大学及科研机构，进行知识应用和扩散的企业群，服务、约束知识创造、知识应用及扩散的政府机构、金融机构、中介机构、社会组织等三组区域创新主体。这些主体之间的联系围绕区域内信息流、资金流、人才流、物流的复杂交换和配置展开。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企业、产业开展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制度创新等活动。目标是区域创新规模的不断扩大、资源配置效率的不断提高、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社会的不断进步（黄鲁成，2000）。从创新主体的地位及不同主体间相互联系的空间层面看，当前国内外区域创新系统的发展模式主要有“科技主导-地方型”“企业主导-地方型”“企业主导-外向型”“企业主导-多层面型”“研企结合-外向型”“研企结合-多层面型”几种（任胜钢等， 2007）。

创新三螺旋（Triple Helix of Innovation）是由美国斯坦福大学Henry Etzkowitz教授和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Loet Leydesdorff教授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的一个概念性的理论模型（Leydesdorff, 2011）。三螺旋理论用以解释大学、企业和政府三者在知识经济时代的新关系，揭示了知识走向经济以及大学第三使命发展的过程。经过10多年的发展，创新三螺旋受到了学界的诸多关注（有追随者，也有反对者），已经经历了对第四个螺旋存在性的争议（2003年）到创新双螺旋的出现（2006年），再到近年四螺旋（2009年）和N螺旋的提出（2011年）的几轮演化（Yang et al.,2012）。创新三螺旋模型的不断演化反映了：在快速变化的社会中创新过程也变得日益复杂；创新主体的参与和联系也变得日趋多元化。

区别于二战后人们长期使用线性创新模型解释技术创新活动的Mode1和Mode2模型，三螺旋用一个螺旋形的创新模型将创新主体聚焦于大学、工业组织、政府，同时强调了三者之间的多重动态互反关系。在三螺旋创新模型中，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不再仅仅是教育学生和从事科学研究。将知识通过产业化应用服务于经济发展成为它们的第三使命。而这个新使命使得学界和工业之间的边界逐渐变得模糊，也改变了大学-工业-政府之间的关系。在三螺旋中，制度层面的大学、工业组织和政府功能没有预设，相反，它们的角色和功能可以根据研究情境来界定或重新界定（Etzkowitz et al.,2000）。比如：“大学在暂时缺乏政府治理机构时也可以充当‘区域创新组织者’”（Leydesdorff et al.,1998）。大学-工业业-政府的关系和联系机制主要有国家主义、自由放任主义和三螺旋三种模式（Etzkowitz et al.,2000）。

从三螺旋的视角看，一个区域创新系统包含三组主要创新主体：大学、产业组织和政府。区域创新系统中另外还有两组重要的参与主体——国立科研机构和科技服务组织。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可以将这两组创新主体纳入到大学或者产业组织中进行讨论。如中科院相关院所可以归入大学的范畴，而另外一些转制的科研院所、行业协会等中介机构和金融组织等服务机构则可归入企业和工业组织的范畴进行讨论。和区域创新系统不同的是，三螺旋模型一方面没有给大学、工业组织、政府三组创新主体预设角色，同时将分析更加聚焦于三组创新主体在创新活动中的参与以及它们之间的多重动态互反关系；另一方面三螺旋模型的应用并不局限于某个层面（国家的、区域的、跨国的层面等）。2.2生态创新与绿色技术创新

生态创新这一概念首次出现在Claude Fussler和Peter James的专著《Eco-innovation:a breakthrough discipline for innovation & sustain ability》中（Fussler et al.,1996）。经过10多年的发展，生态创新的概念内涵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和丰富（见表2-1）。对生态创新概念的界定尽管还不完全一致，但整体上反映了以下几点：①生态创新的出发点和目标是在保证经济收益的同时相对地减少或者减缓工业活动对环境的危害；②生态创新的活动和一般意义上的创新并无实质上差异，包含有产品/服务创新、生产过程创新、组织管理创新、市场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③生态创新可能会打破传统的组织边界，社会创新和制度创新会愈发重要。如果工业组织在开展一般意义上的创新活动的过程中无意识地产生了环境收益，是否应被纳入生态创新的研究范畴？目前学界还存在争议。此外，相较于一般意义上的创新，生态创新具有双重外部性问题和强调环境政策与规制的重要性两个特性（Rennings,2000; Beise et al.,2005）。在这两个特性的基础上，杨燕（2013）指出生态创新还具有“生态创新中社会创新、制度创新愈发重要”和“对环境收益的明确诉求”两个特性。表2-1 生态创新概念界定的汇总

生态创新研究一直以来由新古典经济学主导，关注点为政府环境政策和规制、技术、市场、企业自我规制等因素对企业投入环境技术的积极性及环境表现的影响（杨燕 等，2011）。从主流创新研究视角切入，关注生态创新动态过程中不同创新主体、利益主体之间复杂互动与联系的研究不多（Yang et al.,2012）。从目前较少的聚焦于生态创新动态过程的研究来看，研究视角集中在“组织学习”“创新网络”和“创新三螺旋”（杨燕等，2013）。在生态创新主体上，考虑到生态创新的特性，有学者建议在创新三螺旋三组主体的基础上加入社会组织作为第四组创新主体（Yang et al.,2012；杨燕， 2013）。

绿色技术是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工艺或产品（吴晓波等， 1996）。绿色技术创新是绿色技术由研发到生产到商业化应用并获得经济收益和环境收益的全过程活动（蔡宁等，2000），是生态创新研究的重要内容。也可以将其理解为狭义上的生态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态创新的特性、目标诉求、动力机制等也是适用于绿色技术创新的。国内有关绿色技术创新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不过和国外研究相比，国内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研究首先强调了绿色技术（生态创新）和一般技术（一般意义上的创新）的差异性（张颖 等，2007；朱永跃 等， 2010；陈艳春等，2014）。

末端治理技术、清洁工艺和绿色产品是企业进行绿色转型和绿色技术创新的三个不同的方向和层次（杨发明 等，1998；蔡宁 等， 2000）。这三个绿色技术创新层次对应的技术特征、技术创新的成本收益、企业绿色转型的思路有一些差异，对经济发展程度、产业协作和社会环境教育等的要求也有所不同（见表2-2）。表2-2 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属性与环境匹配资料来源：杨发明、许庆瑞《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研究》，笔者对内容做了一定调整

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动力可划分为外部动力和内部动力（吕燕等，1994；王伟强 等，1995; Rennings,2000）。外部动力主要有政府的环境政策、法令与规制的拉动力与推动力，公众舆论的压力，市场的拉动，新兴绿色技术的推动，等等；内部动力主要有生产经营成本经济性的需要、员工劳动保护的要求、企业社会责任形象的树立、企业技术基础、新的特色产品线开拓等。这些内、外部动力构成了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环境。张颖、段维平（2007）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扩散的视角将企业所处的绿色转型环境分为绿色法制环境、绿色经济环境、绿色金融环境、绿色人文环境四类，并构建了四级评价指标体系。

绿色技术创新的扩散在国内是研究热点，研究视角的选取也主要受生态创新研究由新古典经济学主导的局面的影响，研究方法以定量研究为主。相关研究结论主要有：当前绿色技术成果缺少根本性创新，不具有明显的效率优势，由此造成新旧技术之间的互补性比较高，企业不会马上或者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会采纳新技术（陈艳莹等，2009）——解释了国内外大量存在的绿色技术创新扩散中存在的低效率现象；在政府和市场之外，社会资本是促进绿色技术扩散的另一重要因素（张群，2014）；绿色技术在企业群落间的扩散主要通过供应链和横向耦合生态链两种路径以及企业间“共生博弈”的利益协调机制，不是简单的“创新-采纳”扩散模式，其中，地理集群为企业群的共生协作提供了可能，终端产品的需求是最终推动力，而在终端产品需求的背后是目标市场环境规制标准的收紧（童昕等，2007；李昆等，2007；李昆等，2010；史进等，2010）；波特关于政府环境规制的“双赢假说”的成立具有条件性（童昕等，2007；王炳成等，2009；李婉红等，2013）。2.3区域工业转型升级

在本研究中，“区域”一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它是指“特定时空范围内社会资源、技术资源和自然资源的集合”，是建立在行政区域基础之上的（黄鲁成，2000）。工业发展是一个区域经济快速腾飞或保持稳中求进的重要抓手。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我国工业化进入了中后期阶段，工业企业“三高一低”的粗放型生产模式难以为继。市场和经营成本的变化倒逼中国工业朝着绿色化、可持续化的方向进行转型和升级。

转型（Transformation）和升级（Upgrading）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分别代表了产业发展的两个大方向（郑健壮，2013；毛蕴诗 等， 2015）。产业“转型”是以纵向产业结构调整为主的，而“升级”是在保持纵向产业结构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某个具体产业在产业链上的横向移动。产业转型不等于产业升级。判断一个国家或区域产业级别高低的尺度不是产品类别，而是产业在全球产业价值链分工中知识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的高低。但是，产业升级的同时也可能进行产业转型，称为跨产业升级，比如近年IT、房地产业大佬跨界经营进入农业产业、文化产业。

从产业层面来看，工业发展的横向提升主要指工业由产业链的生产环节向研发环节或营销服务环节转变，是工业产业内的升级，如日本三菱公司在中国重型燃机市场上，于2000年初将加工制造委托给中国本土制造商转而专门从事相关运行维护服务和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工业发展的纵向提升主要指由工业的制造环节转向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或在工业产业内部的制造环节提升制造能力、降低投入和消耗从而降低成本、提高附加值，实现微笑曲线的整体上移（毛蕴诗等，2012）。

从企业层面上讲，升级是工业企业通过创新提高技术和市场竞争力、占据价值链更高位置的活动和过程，是企业面临生存危机或寻求突破时的一种手段（Gereffi,1999; Humphrey et al.,2000;Poon,2004；毛蕴诗等，2015）。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跨产业升级是企业升级的四种基本路径（Humphrey et al.,2000）。其中，功能升级是企业实现向产业价值链更高端跨越的过程，比如企业从生产制造环节向研发设计、营销、整体方案供给等价值空间更高的环节转型，实现从“微笑曲线”的低端向两边的跨越。在四种基本升级路径中，功能升级是企业保持稳定、持久竞争力的根本所在（Giulian et al.,2005）。

一般情况下，企业升级会呈现“工艺、过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跨产业升级”阶梯式发展的规律（Kaplinsky et al., 2001）。不过，根据权变理论和资源基础观，企业升级是没有固定的模式可循的，企业升级的路径选择要依据企业自身不同的创新基础、可整合调动的内外部资源、动态能力、企业发展战略远景、所处行业的发展状况、所处区域的产业发展政策和导向等来决定。2.4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

基于对前面相关理论的介绍和辨析，本研究对区域工业绿色转型以及区域工业绿色转型的模式与路径选择有以下几点基本认识：

一是区域工业绿色转型是一个经济区域内工业企业、政府、大学及研究机构、社会组织等创新主体间通过复杂互动，使得区域内自然资源、人才、资金、技术等创新要素实现更高效配置和利用，同时实现经济收益和环境收益的生态（绿色）创新过程。它是一个区域的产业转型和升级的重要方向与内容。

二是以工业企业为创新主体的绿色技术创新，尤其是突破性的生产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是区域实现工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根本内容和路径。工业企业内部的组织管理创新（调整），市场及商业模式的创新（调整），区域从体制、机制、文化等方面搭建的创新环境和平台是必不可少的支撑性要素。

三是区域工业绿色转型的最终诉求不在于个体工业企业的绿色转型而在于区域内工业企业群的整体性调整和升级。也即区域工业绿色转型研究中仅仅关注到工业企业层面还不够，还要进一步将区域工业企业群体层面的实践纳入到研究视野之中，比如绿色技术、绿色理念等通过纵向产业链或横向耦合生态链在企业群间的扩散等（见图2-1）。依照叶敏弦（2013）的研究，本研究将企业、企业群落理解为区域工业绿色转型模式和路径选择中的两个空间维度。

四是区域内工业企业和工业企业群的绿色转型和升级是没有固定的模式和路径可循的。一方面，工业企业、企业群自身的发展基础，可整合调动的内外部资源，发展愿景，所处行业发展情况，所处区域的产业政策、环境规制强度，所处区域的地理空间要素特征，等等，都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根据刘清春、王铮（2009）的研究可知：区域地理空间要素特征主要由自然地理环境、交通和区位、人力资本和研发水平等几个要素构成；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三类地理要素的重要性也会有差异；在国内现代经济中，交通便利性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最大的要素，人力资本和研发水平正在成为重要推动力量。另一方面，工业企业解决环境问题的思路、绿色转型战略及所开展的创新活动，以及这些思路、战略、活动在企业群间的扩散，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呈现出变化。它们构成了区域工业绿色转型模式和路径选择中的三个时间维度。

五是区域工业绿色转型是一个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系统的整体重塑，是一个渐进、持续的“寻优”而非“择优”的过程，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其最终诉求不是转型，而是产业发展的提质、升级和环境压力的有效改善。在更宽广的意义上，区域工业绿色转型远远超出了工业企业以及工业本身的绿色改造和升级范畴。城市功能的提升、社会的稳定和谐也是区域工业绿色转型的重要目标。不能孤立地就绿色转型论绿色转型。这也是区域工业绿色转型和老工业基地改造升级的基本重合点之一。

针对“模式和路径有哪些？”“是否有阶段性变化调整？”“怎样的变化调整”等问题，对区域工业绿色转型模式和路径的分析包含了对企业和企业群两个层面的动态刻画。其中，企业层面的绿色转型模式路径又由两条线来刻画。一是重点观测企业在“解决环境问题的思路”“绿色转型战略”“绿色创新活动”三个方面随着时间的推进而进行的调整（见图2-1）；二是重点观测企业“绿色创新活动”在横向产业链和纵向产业链两个维度随着时间的推进而进行的调整（见图2-2）。企业群层面的绿色转型模式和路径主要关注重点观测企业的绿色转型思路、战略和活动通过纵向供应链和横向耦合生态链的传导与扩散情况；同时，对其他可能性保持开放，比如政府通过产业政策、环境规制等措施，绕过产业链和横向耦合链，直接对区域内工业企业绿色转型思路、战略和活动产生诱导性拉动（见图2-1）。考虑到每个区域的产业发展规模和所处阶段的不同，本研究采用了企业群（群落）这个概念，而非“产业集群”，以泛指企业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内进行有序或无序、松散联系或紧密联系的集聚的状态，提高普适性。

针对“为什么会有调整、差异？”的问题：分析框架综合了已有的一般意义上创新、生态创新、区域创新系统的相关研究，着重从创新三螺旋视角和地理空间要素、产业历史发展模式与路径等方面切入去解释。其中，区域空间地理要素和区域产业历史发展与路径构成了一个区域工业的绿色转型的基本要素，反映了一个区域特有的自然资源构成、地理区位、可能在不断变化中的交通区位、经济发展阶段、产业发展的文化及制度环境、产业结构等方面的状况。本研究将二者的复杂构成和联系称为“区域工业绿色转型的要素禀赋结构”。在区域工业绿色转型中，工业企业、工业企业群是核心主体，但也离不开政府、大学及研究机构、社会组织等利益相关主体的推动、拉动和支撑。这些推力和拉力又主要通过政府的产业政策、环境规制，高校及科研院所的前沿研究产生的行业新技术、社会组织对企业施加的公众压力等形式发生作用。对工业企业-政府-大学及研究机构-社会组织之间多重动态互反关系的刻画，有利于从创新主体参与行为的视角揭示区域工业绿色转型中路径和模式选择的原因，更贴近于政府政策制定时对多组相关利益主体博弈行为的考量。图2-1 区域工业绿色转型路径分析框架一时、空维度资料来源：基于李昆等（2007）、童昕（2007）、叶敏弦（2013）的研究图2-2 区域工业绿色转型路径分析框架——横、纵产业划分视角资料来源：郑健壮《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及其路径选择》，笔者做了一定调整

图2-2分别用深色和浅色线条示范了两组企业（同样适用于产业）的转型升级路径。

深色线条路径为：（2m→1M）+（2m→2r→2R→2M）。表示：企业一方面从工业界的生产制造环节转向第一产业的制造环节，另一方面从工业界的生产制造环节转向研发环节（2m→2r），继而转向更高端的研发和生产制造环节（2m→2r→2R+2M）。企业实现了生产工艺升级、产品升级（2m→2M）、功能升级（2m→2r→2R）以及跨产业转型（2m→1M）。但这其中的跨产业转型并不一定意味着企业实现了升级，最终的判断还在于企业进入第一产业的制造环节时是否实现了价值提升。

浅色线条的路径为：（2m→2M→2R）+（2m→2M→2S）+（2m→2M→2OSS）。表示：企业从工业界的一个制造环节转向了另外一个相对高端的制造及研发设计环节，同时向产业链的后端环节——营销和整体解决方案供给（Overall Solutions Supply，简称OSS）延伸，实现全产业链的布局。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同样实现了生产工艺升级、产品升级（2m→2M）和功能升级（2m→... →2R,2m→...→3S,2m→... →2OSS），不存在跨产业转型和升级。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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