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一诺
出版社：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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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文化体的对视——中东欧与俄罗斯关系及其与中国的镜像研究试读：
前言
儒墨何妨共一堂，殊途未必不同行。蝶衔红蕊蜂衔粉。来助青春一月忙。——施蜇存《浮生杂咏》之六十四本书可以说是用国际文化的方式来阐释国际关系与现代性的一种新的尝试。其所考察的重点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专门史框架内的专业知识，而是将改革事件、和平转型、利益博弈、文化鉴取、交锋交融、心理认知、学术盲点、底层研究等作为主要切入口，跨时空地域考察小国与大国、大国与大国建构共生共息环境的可能性及其所需的必要理论支撑。书中既有国际政治的博弈，又有社会文化人类学的采掘，两者的延长线就在于改革事件与现代人命运的交叉上，特别是中国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心态、命运及其与俄罗斯在文化鉴取上的文化追问一目了然。
因此，本书所采取的上、下双联结构，实际上包含了三个不同的当代语境：中东欧国家、俄罗斯、中国。其中，上篇是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之间争自主、去帝国化，平等相处的国际关系框架内的历时叙事：主要阐述了中东欧国家的和平转型及其对俄罗斯的影响，并论述了双方在政治、经济、能源、安全等领域里的联系、合作与矛盾，指出俄罗斯因素对中东欧国家所具有的独特的重要作用。同时，以波兰与俄罗斯的关系作为个案研究，进一步展示了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关系的主基调和未来发展走向；下篇是中国与俄罗斯相互体认、去陌生化、必共生，同赴现代化的社会文化人类学框架内的共时叙事：主要将国际关系放到文化层面进行比较，尤其扩大了不同文化体间的民间对话与对视，分析了跨文化视野中的认知障碍，并触及中国底层民生问题，进而揭示中俄两国在文化鉴取与延展方面存在的广阔空间与深远意义。
本书将历史作为见证与历史作为布局相糅合，将文化作为超越时空的粘合剂来使用，书中的九个章节代表了进入现代化过程中各个国家依据国情走过的道路和各自不同选择的九个人口，力图描绘出一幅多重性的时间图像，特别是揭示了中国正处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并存的时间序列中，因而呈现出有别于其他国家的复杂情况。
现今，中国、中东欧国家、俄罗斯均已呈现出由外围向中心挤压的态势，同时三者在诸多领域又存在着不少交锋与交融的地方，尤其是文化领域。因此，期以用比较的方法扩展、缕析出学理层面的价值，通过相互比较、相互补充，成为反思现代中国自身劣势与盲点的一种借镜。同时，论著中也首次尝试了用跨学科的知识建构理论——把文本作为研究的原料，又把文本从对象的位置解放出来，进而成为对视的主体，即所有的文本（论著、报刊、摄影、电视、电影、雕塑、博览会、建筑、文学作品、民意调查等）既是对视的对象，又是研究的内容。之所以作出此番尝试，是避免在逻辑主线上陷入西方化的叙事窠臼，即中东欧向西靠拢，俄罗斯紧随其后，中国也亦步亦趋的三组常见的递进关系，而是尽量本着实事求是的学术探索精神，对各自的选择乃至目前还不甚清晰的选择，作出客观或贴近事实的描述。特别是，当代中国底层民众的命运，应该纳入学术研究视野，这样的学术研究才有生命力。
基于以上所述，本书可能具有如下意义：一是从建构的角度，缕梳中国学术自主性上的表征与缺陷，对中国文化影响力的得失进行批判性分析，同时对中国自身的场域问题进行客观的认识和评价，这有助于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进行目标校正与实践规导；二是通过与俄罗斯的文化比较与鉴取，有助于提炼和提升中国自身的文化资源与优势，激活其学术思想的创造力，建构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话语体系，使之成为能够提供思想公共产品的国家；三是上篇首次提出的“近邻延伸带”的新概念与下篇提倡的“共生共息”理论，均是学术领域内的一次大胆的理论探索与创新，为当今国际体系秩序的新构想提供某种程度前沿思考；四是小国与大国之间、大国与大国之间的互动融合模式，具有公共外交实践的应用意义，可以为从事对外传播第一线的工作者提供一定的理论工具与实务参考。作者2013年12月于北京上篇：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关系叙事——步入后转型的状态导论一、研究对象及其界定“中东欧”是欧洲的中部和东部的简称，其处于欧、亚、非三大洲的交会处，面积约占欧洲的2/3，人口约是欧洲人口的1/2。“有些人将这片土地叫作东欧；有些管它叫中欧；还有一些人按照更严格的地域划分，将其称为中东欧。但这些称呼无一例外地指代欧洲大陆的心脏地带，是存在于西欧和俄罗斯之间的多个国家的家园。”现在，学界经常出现并使用的“中东欧”概念，基本上是对纯地理意义概念的复原。但从地理位置上看，尽管德国、奥地利和希腊在地理上属于中欧，但因其较早融入了西欧组织，人们习惯上将其归人西欧。而“东欧”概念，则带有更多的地缘政治色彩，在冷战时期几乎成了苏联集团的同义词。同时，这也使中欧的概念逐渐被人淡忘。冷战结束后，人们（包括中东欧国家的民众）日益接受客观地理含义上的“中东欧”概念。
本篇的主要研究对象——中东欧，主要包括两大区域，共十三个国家：狭义的中欧国家，即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以及东南欧国家（亦称为巴尔干），即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波黑、马其顿、黑山和阿尔巴尼亚。
本篇将以中东欧的视角审视冷战时期和冷战后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关系的演化，主要侧重于冷战后。此外，因本篇涉及冷战时期和冷战后两个时段，因此在写作时将遵循学界比较认同的概念：冷战时期将这一地区称为“东欧”，冷战后将采用统称的“中东欧”概念。二、选题依据和意义
中东欧国家，从民族属性上看，可将其分为斯拉夫和非斯拉夫两部分，并且在民族分布与构成上，存在着被西方学者形象地称为“马赛克”式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跨境居住的现象；从宗教信仰上看，天主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在中东欧国家中各有所属，并呈现矛盾与冲突的状态；从政治转型上看，中东欧国家已经完成了由原来的共产党一党执政的议行合一的体制，向多党议会民主制的和平转型，虽然距西欧定型的政党政治格局还有些差距，但不会发生逆转；从经济模式上看，中东欧国家基本上确立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系，但中东欧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非常明显；从外交战略上看，中东欧国家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回归欧洲”和“倚西”的立场，这也导致其与俄罗斯的关系处于一种防范与疏离的状态。中东欧国家普遍认为，自己本来就是西方的组成部分，只是受到外力的驱使才脱离了西方的发展轨道，所以向北约和欧盟靠拢及其融入国际体系是理所当然的事。
像诸多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地区和国别课题一样，中东欧国家是审视小国与大国以及外部世界（大国制定的国际体系）关联互动的基础性课题。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中东欧国家走上自主选择的“西倾化”道路，其与昔日的领导者一俄罗斯，出现了政治上“渐行渐远”和经济上“若即若离”的局面。对中东欧国家来说，其与俄罗斯的关系，仍然是一个绕不过去的现实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尽管中东欧国家的转型，使中东欧研究在传统的斯拉夫研究框架内增添了欧洲研究的属性，但是一般意义上的欧洲研究又不能完全覆盖中东欧研究。因为，中东欧国家有着不同于其他欧洲国家的特性。国内研究中东欧的学者孔寒冰指出，东欧地区之所以能够被单列出来，它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自然地理和地缘政治位置特别重要；民族和宗教关系特别复杂；历史发展特别曲折；经验教训特别丰富。笔者深感赞同，并补充一点，就是当下外围向中心挤压的态势特别明显。也就是说，中东欧诸小国也力求在国际事务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笔者认为，中东欧地区历来都是最为多元、最难处理、争端最多的地区之一。这里曾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也曾被视为以反对西方为目标的“防疫线”，抑或称之为东、西方之间的“缓冲带”，而成为东、西方之间的“通道”或“桥梁”则是其现在及未来长期的塑造特征。澳大利亚迪金大学的克雷格.A.斯奈德对“地区”的定义是：“地理位置相互接近的一组国家”，而且“地区是考察有关维持国际秩序的各种问题最合适的分析层次”。从这个意义上讲，中东欧地区注定是过去和现在都应承载诸多使命，并富有诸多特性的一组国家，或可称为在大国夹缝中求生存和发展的弱小国家的综合体。
因此，在现行国际体系中的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生动展现了冷战后双方建立新型国家关系的发展历程，而中东欧国家为提升自身国家主体地位的积极作为，正是对沿袭已久的大国主宰思维的冲击和挑战。
冷战结束以来，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关系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一个缓慢而复杂的演化过程。双边关系已由原集团内部的同盟关系转变为在新原则基础上平等的独立国家之间的关系。中东欧国家也由此迎来了自身发展的“黄金时期”一政治民主、经济自由、外交自主。这种变化或重新定位带给中东欧国家的是：使其充满了在政治、经济和外交领域积极进取的新活力；拥有了与俄罗斯进行“历史清盘”和关系重启的新资源；开启了融入国际体系并发出自己声音的新憧憬。
可以说，冷战结束后，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是国际政治，尤其是欧洲国家关系中的重要内容。它事关中东欧国家的转型、欧洲大陆国家间的关系、欧洲一体化以及欧俄和俄美关系等诸多方面，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这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有助于人们更完整地理解中东欧国家的转型，尤其是外交转型及其对欧洲一体化、欧俄关系，甚至是欧盟关系的折射影响。因为冷战后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反映的是一组特殊的双边关系的演进：从以共同意识形态为基础的集团内部关系，到基于不同价值观和国家利益的平等的独立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这有助于人们更深入地探讨冷战后酝酿出现的新型国际关系理论。同时，由于以往相关研究较少，或者说还很薄弱，本项研究可作为对这一问题的重要补充，希望能为后续研究提供一个参考文本。
2.为深入和系统把握中东欧国家外交战略的生成逻辑提供新的视角。总体来看，中东欧国家仍是弱小国家的综合体，借助于北约和欧盟及其外交资源，才有可能与东方大国俄罗斯在事关国家利益问题上进行博弈与互动，但这也无形中促进了中东欧国家外交经验的积累，以及形成适当的小国外交战略，在外交实践上具有一定的样板作用。
3.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是俄罗斯检验自身对外战略得失的一把“尺子”，进而有助于深入了解21世纪俄罗斯外交战略的发展，以及冷战后国际格局，尤其是欧洲局势的演变。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对中东欧国家的政策由忽视到重新重视，反映了俄罗斯在外交优先发展方向上的次序调整。与此同时，欧洲大陆目前仍然是面临诸多变化和复杂关系的区域之一。欧洲大陆的安全与稳定也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与担忧。而欧、俄、美三边关系结构中的重大变化正可从欧洲大陆，尤其是中东欧地区窥见其征兆。三、主要任务和内容
本篇所关注的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关系的侧重点，既不是简单的断裂，也不是单纯的延续，而是辨明历史是如何发生作用的；俄罗斯何以成为中东欧国家双边关系中无法回避的特殊国家；中东欧国家又如何在融入西方社会的过程中，与东方邻国俄罗斯进行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领域的链接；在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中，断裂与延续、冲突与合作、戒备与开放、疏离与友好、抵制与融合、怨恨与谅解等关系如何进行互动与博弈；哪些因素是影响双边关系的重要变量及其通过什么方式产生影响；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会对欧俄关系、美俄关系产生什么影响，或者说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在什么程度上是欧俄关系和美俄关系的叠加复合。
如果能够理性而科学地回答上述问题，那么不仅可以找到研究路径，自然也可掲示和归结出本论文的一个基本观点：中东欧国家仍然是国际体系内东、西方力量“博弈”和“管理”的产物。俄罗斯因素仍然是影响中东欧国家外交战略的重要变量。但不容忽视的是，中东欧国家正是在大国博弈和竞争中得以历练，并不断成长起来。冷战结束以来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发展表明，彻底地“离东亲西”或“脱俄人西”不符合中东欧国家的战略利益。同时，中东欧国家希望借助北约和欧盟的力量来增加自身与俄罗斯打交道的底气，并力求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响壳之首。
简言之，本篇的主要任务是：以中东欧国家为研究视角，以冷战后中东欧国家转型，尤其是外交转型为客观历史背景，以冷战后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关系的演化为研究主线，并追溯冷战时期东欧国家与苏联关系的演变，以此展现冷战后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在政治、经济、外交和安全等领域的联系，强调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对彼此的重要意义，并对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关系的发展前景作出预测。
本篇包括七部分内容，具体如下：
导论部分主要说明研究对象、选题依据、主要内容和创新之处等内容。
第一章主要论述冷战时期苏联集团的形成及其面临的挑战，直至崩溃的整个历程，并分析和揭示中东欧国家义无反顾“回归欧洲”的历史线索与缘由。
第二章主要阐述中东欧国家的和平转型，尤其是外交转型，sr回归欧洲”外交定位的重要历史意义，及其对俄罗斯的影响。
第三章重点论述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在政治、经济、能源、安全等领域的联系、合作及其矛盾，以及双方寻求共同关切点的可能性及相关建议。
第四章主要分析俄罗斯因素对中东欧国家所具有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并指出双方在疏离与友好之间的互动与博弈，将是其主基调或常态。
第五章将单独研究冷战后波兰与俄罗斯的关系，以对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进行垂直深化，同时也为其提供个案研究的范本。
结论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并预测和分析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关系的未来发展走向。四、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鉴于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关系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本书力求在“大历史观”和辩证法的指导下，在运用大量俄文资料的基础上，借鉴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地缘政治学、地缘经济学、历史学等基本理论，并运用系统分析、逻辑推理、比较分析等方法对选题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论证。
本篇尝试在以下方面有所创新：
第一，将从中东欧国家的角度，对冷战后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关系的发展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它不仅涉及这一组双边关系的演化，同时顾及这组双边关系对欧洲一体化，以及对欧俄、美俄关系的直接或潜在影响。因以往的相关研究大多从俄罗斯的角度思考和阐释问题，并且目前该领域的相关研究也较少，因此本研究将是对这一问题的重要补充。
第二，通过分析和研究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关系中的历史渊源、文化因素、政治经济联系、能源依赖、安全困境、共同关切点等问题，以展现冷战后双边关系发展的基本脉络，阐明双边关系的主基调与常态，预测双边关系的未来发展趋势。本书不停留在对事实的描述上，而是侧重于有价值的分析与评判，以试图揭示中东欧国家发生制度变迁和外交转型的特定逻辑。
第三，提出了“近邻延伸带”的概念，旨在为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在其“共同邻居”问题上贯彻各自外交理念，提供一个可供参考和建设性的操作平台，并为地缘经济学在这一区域的运用找到切入点。
第四，以冷战后波兰与俄罗斯的关系为个案研究。这既是对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关系的深化研究，又体现了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关系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第一章历史语境：大国权力下的东方阵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关国际秩序的安排与此前有所不同，其“缔造和平”的过程不仅体现在大国权力与意志上，而且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和强制行为。正因为此，欧洲迅速地分裂为两大对立阵营，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而东欧国家的命运也再次地被操控在大国手中。随着苏联军队的人境驻扎，东欧国家均被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更确切地说，东欧国家已被深深地嵌入到苏联影响的轨道里。苏联在东欧国家通过扶植亲苏政党，掌控国家权力，运用组织工具等方式，以保证东欧国家成为苏联最可靠的盟友。东欧国家也由此开始了长达40多年的捆绑式的同盟关系。抗争和反抗争，遏阻与反遏阻，成为这一时期苏东关系的一条主线。第一节 建立同盟关系
战后初期，苏联的设想是处于军事控制之下的苏联西部邻国一东欧国家，其应该成为苏联的友好邻邦。因此，面对东欧国家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开展的追求民族复兴和社会进步的人民民主变革，苏联基于巩固自身边界安全和力求其能为己所用的考虑，对东欧国家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所谓东欧人民民主政权，其政治体制“既不同于西方的议会民主，也不同于苏联的苏维埃制度”，主要是组建多党联合政府，也就是说，东欧共产党若想参与和影响国家的政治生活，必须经过议会选举。当然，这离不开苏联的重要协助。其经济变革则主要限于土地改革、消灭大地产以及对重要工业与银行实行国有化。而苏联支持东欧国家联合政府的前提是其必须与苏联保持友好，并支持苏联的外交立场。可见，1944一1947年作为东欧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充分反映了处于过渡期的东欧社会体制的多元化，以及苏联在这一进程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1945年、1946年，以及1947年中期前，苏联领导层有关东欧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立场是：在某种程度上给予东欧国家一定的自由发展空间。1946年，斯大林在谈及波兰社会发展时曾表示“东欧国家的民主正在向社会主义靠拢，没必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①苏联体制”，“东欧国家的新民主建设完全可以有别于其他国家”。但是，时隔不久，东欧人民民主变革的自然发展进程就被人为打断。斯大林开始致力于将东欧国家转变为苏联控制下的卫星国。1947—1948年间，东欧国家被强加上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并开始走上“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也正是这时东欧国家开始被称为社会主义国家，尽管此时它还未能根本体现出东欧国家社会政治体制的本
②质。
此后，东欧国家被全面纳入苏联模式的发展轨道中，并严格受控于苏联。其中，成立于1947年9月的共产党情报局，以及爆发于1948年的苏南冲突对此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实，这两个重要事件的本质昭然若揭：苏联欲意加强对东欧国家的控制，但南斯拉夫独立自主的外交立场及其行为则与苏联的战略意图严重冲突。对此，俄罗斯学者认为：“1948年的苏南冲突在冷战初期强化了西方的反苏立场，而③削弱了苏联的影响，特别是在巴尔干地区。”
很明显，苏联需要的是对苏极度忠诚的盟友，而不是“对苏不友好”的“另类”分子。在苏共的领导下，批判南斯拉夫共产党也由此成为共产党情报局的主要活动内容。南斯拉夫最终在一些“莫须有”的罪名下被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这导致的后果是：加速了东欧国家由多党联合执政向单一共产党政权的转变过程，同时将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表面平等，“光明正大”地演变为苏联领导党与其他被领导党之间的关系，但这种“不平等的苏东国家关系却被苏联用党际关系和意识形态掩盖起来”，这也就为苏联强行扶植自己所信任的东欧国家的领导集团大开方便之门。正是从1948年起，在苏联的支持或施压下，东欧国家加速取缔政府中的反对党派以及亲西方人士的活动。其中，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被迫合并，其他政治党派被挤到政治生活的边缘，其活动也受到了压制，而一些右翼的自由民主党代表则受到排挤。在联合政府解体之际，东欧国家相继建立了共产党一党政权（各国表现形式虽有所不同，但实质一样），东欧共产党一党集权制正式确立。此外，苏联借讨伐南斯拉夫之名，在东欧各国的共产党内部开展了反“铁托主义”的大清洗，进而巩固苏联在东欧国家的领导地位，而“这个牵强附会的指控过程，其情形正如同20世纪30年代在①苏联发生的大清洗一样”。此后，苏联经验被坚定地套在东欧国家的头上。尽管这期间仍有一些东欧政治活动家致力于本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但最终他们所进行的这种如履薄冰的尝试都以悲剧收场，或被捕，或被长期监禁，或被冤判死刑。遭此迫害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有匈牙利的阿·萨卡希奇和拉斯洛·拉伊克，罗马尼亚的什·福里什和勒·帕特拉什卡努，捷克斯洛伐克的勒·诺沃梅斯基和勒·斯兰斯基，保加利亚的尼古拉·佩特科夫和特拉桥·科斯托夫，以及波兰的哥穆尔卡②等。
可见，1948年由于尖锐的政治冲突和苏联的外部干涉，东欧国家的政权已转移到了以“建设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共产党人手中。其中，苏联领导层的决策无疑具有决定性意义。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东欧国家共产党薄弱的思想理论基础，及其缺乏实践经验。他们在无力解决社会政治和经济改革所遇到的困难时，只能将苏联经验视为万能模板和普遍准则。
在经济方面，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东欧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东欧国家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恢复经济潜力和解决社会③问题。但在缺少资金、原料和技术的情况下，东欧国家进行战后恢复和建设国家经济的任务异常艰巨。而且，东欧国家迫于苏联压力拒绝了美国于1947年出台的旨在“扶植西欧、拉拢东欧”的“马歇尔计划”，代之以苏联的“莫洛托夫计划”。
很明显，从苏联角度来看，这既能安抚东欧国家，有助于其经济发展，又能加强苏联与东欧国家，以及东欧国家之间的政治联系，同时也能把原先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关系全部转向苏联和东欧国家之间，进而建成一个与西欧相抗衡的苏联东欧经济合作网络，并可为“进一步成立联系更密切、合作性更强的区域性经济组织”奠定基础。1949年1月25日，苏联与东欧国家代表正式签署并发表了《关于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的公报》。经济互助委员会（简称经互会）正式成立。此后，随着经互会组织机构及其职能的逐步发展和完善，经互会逐渐成为一个苏联领导下的“孤立于统一的世界经济之外的封闭型的经济集团”。现今，中东欧国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苏东经济关系一直存有争议（俄罗斯亦然），其争议点主要在于苏联“是提供援助，还是攫取利益”。对此，中东欧国家大多认为，苏联通过经互会对本国资源进行了剥削与掠夺。其与苏联间的经贸关系，不利于本国能源和材料的生产结构，并导致本国商品没有竞争力，更加深了自身对苏联的经济依赖。而苏联凭借东欧国家向其提供重要民用产品的优势，得以集中精力发展军事工业，增强军事实力，进而保持与美国的战略均势，维持社会主义超级大国的地位。显然，东欧国家只能被动地服务于苏联，并逐渐地被纳入到苏联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系中。
在军事上，战后初期苏联不断加强对东欧国家的控制。1947年后，苏联在东欧国家又增派了驻军，其所派驻的联合部队（由地面部队和战术支援飞机组成），其总兵力规模为近30个师，50余万人，相当于战时苏联的一个方面军，超出1947—1948年英、法、美三国驻在西欧军队的三倍以上。同时，“苏联的军队，以及秘密警察已成为苏联在东欧国家享有治外法权的工具，使其可以遏制该地区任何潜在的抗拒苏联的倾向”，以保证共产党政权在东欧国家的建立。而且，苏联通过与东欧国家签署《友好合作与互助条约》，实际上已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苏东同盟集体安全体系，这为苏联于“1949一1953年间开展军事复兴计划提供了又一理由”。此外，在这一体系形成过程中，苏联还对东欧国家的军队组织进行了改革（人事大清洗，培训东欧军队，提供数量可观的苏联武器等），以实现军事一体化。时任苏联北方集团军司令的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就曾担任过波兰的国防部长。可见，苏联通过以上措施进一步巩固了在东欧国家的绝对军事地位，这对稳定东欧国内局势，抗衡美国的冷战攻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总之，在1944一1953年间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已逐渐被纳入到苏联影响的轨道里。尤其在1949一1953年间，东欧国家与苏联之间不平等的同盟关系得以确立。而苏联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对东欧国家的内部生活进行了最为直接的、公开的干涉，从全面监控到直接支配，并要求东欧国家的民族国家利益必须严格服从于东方阵营（集团）的需要，接受苏联的最高统治。这最终导致东欧国家（除南斯拉夫外）快速斯大林化，在政治、军事上实行了共产党一党集权体制，经济上采取了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东欧国家无疑成为了苏联的卫星国，被迫接受和完成苏联的决议。而东欧国家自身的民族国家利益则往往被苏联所忽视。所有这一切均昭示着：东欧国家的命运又一次在没有东欧国家的参与下“被决定”。也就是说，在与自己命运相关的重大抉择之时，东欧国家没有发言权，只能被动地接受大国对战后势力范围的划分与安排：在1943年11月28日-12月1日的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三巨头就已将战后如何处置德国和波兰问题的账单开列出来了；1944年10月9一26日，丘吉尔和斯大林在莫斯科以一纸“百分比协定”就将巴尔干地区的归属问题解决了（罗马尼亚：俄国90%，其他国家10%；希腊：英美90%，俄国10%；南斯拉夫、匈牙利：各占一半；保加利亚：俄国75%，其他国家25%）。事后丘吉尔回忆说：“事情就这样解决了，比把它记录下来还要快。”东欧国家的命运就这样被大国玩弄于股掌之间，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西方国家视为的反对苏联的“防疫线”又彻底转变成受命于莫斯科，并以反对西方国家为目标的新的“防疫线”。
与此同时，苏联凭借自身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以及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超级大国的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立了对东欧国家的绝对统治，并以强制性的政治控制树立了苏联权威，形成了以苏联为盟主的东方阵营，采取了与西方相抗衡的“阵营对抗战略”。这无疑为斯大林以后的苏联领导者在对待和处理东欧问题上奠定了政策根基。尽管此后苏联的东欧政策有不同的说法或形式（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勃列日涅夫的“社会主义大家庭”、“有限主权论”），但苏联政策中的霸权实质和强权政治心态始终未变。而且，斯大林的继任者（如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更是将这一权力中的军事能量充分释放，以此显示苏联霸权的存在。而这势必会激发东欧国家的民族主义感情，引发东欧国家的奋起反抗。第二节 来自内部的挑战
1953年斯大林的逝世和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召开成为苏联与东欧国家关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两件大事，它使苏共的党内斗争与苏联对东欧政策的调整紧密联系起来。其中，苏联内部保守派与改革派的分歧主要在于后斯大林时期苏联对东欧国家政策的调整是否具有必要性和必然性。最终，斯大林的继任者赫鲁晓夫力压保守派，对苏联的内政、外交进行了一系列调整，主要措施有：否定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缓和与西方的关系，并在维持东方阵营内部团结的基础上，改善苏东关系，尤其是改善了与奉行自治和不结盟政策的南斯拉夫的关系（1953年苏南关系恢复正常化），同时也尝试对斯大林时期苏联对东欧的控制模式进行一定程度的改变，即给东欧国家一定的自主性，承认东欧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多样性。可以看出，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政策已显露出了些许松动迹象，东欧国家似乎也即将面临着一个“改革的年代”。尤其面对东欧国家内部存在的各种问题（僵化的政治体制、不堪的经济状况、强烈的反苏情绪等），东欧国家的亲苏派与改革派间的斗争也一直未断。而此后东欧国家所发生的事情也正印证了英国历史学家艾伦·帕尔默的观点。他认为，1956年的“这种意识形态上的修正必然对各华沙条约国产生深远影响：对其中某些国家则是一种危险的令人陶醉的酒”。
其实，斯大林逝世后没多久，东欧国家内部那些被长期掩盖起来的矛盾就已开始显露：东欧人民已不愿生活在斯大林体制下，他们对国家领导者的不信任感日益增强，并要求撤换领导者，以及彻底改变②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现状。可见，苏联模式在东欧国家的不适合及其弊端也已逐渐显现。虽然1953年匈牙利和民主德国的当权政府在苏联的支持和帮助下，进行了局部经济改革，以消除社会的不满情绪，并防止类似的情况在其他东欧国家发生，但这种在苏联体制及其容忍度内实行的被迫改革显然未能彻底改变东欧国家的现状。而且不容忽视的是，东欧人民自第一次公开反对国家制度起，就开始了国家爆发社会政治危机的连锁反应。同时，这也导致了东欧国家追求独立自主的国家发展道路与苏联纠正东欧国家偏离行为之间的较量。1956年的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以及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就是其最好的诠释。但最让东欧国家至今惊恐不已的是，苏联会以突然动用武力的方式迫其就范。虽然这只是苏联长期控制东欧国家中的一个惊险插曲，但曲调之高、之烈、之炫，令东欧国家上至政治精英、下至平民百姓至今仍愤愤不平，而且经久难忘。
总体来看，东欧国家内部的争议点主要在于是否以改革来改变不利现状，苏联关注的则是东欧国家的改革是否在自身可忍可控的范围内，及其内部的反苏情绪。由于东欧国家长期遭受苏联粗暴干涉内政及其对民族自主权的剥夺，其内部反苏情绪高涨；同时，东欧国家的一些有限改革也不断受到东欧内部亲苏派以及苏联的关注和干涉，这致使东欧人民要求改善待遇，有尊严地生活的要求始终得不到满足，而且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又屡遭镇压，甚至连思想也遭到严密禁锢，由此大规模求自由、争独立的民众运动（以学生、工人、农民为主力军）便应运而生。而这种民众运动又恰好可把东欧人民、执政党和苏联三者间的矛盾有机地结合起来。
其中，1956年的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以及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亦称“布拉格之春”）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这三大重要事件中的民众运动主要具有以下三个导向性作用：
首先，揭示了苏联模式的集权本质和极端不合理性。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事件表面上是人民群众的政治和经济诉求与当局政府改革不力之间的矛盾，实质上是东欧人民要求摆脱苏联模式和苏联控制的一种抗争。对此，苏联的回应则是军事镇压。尽管1956年的波兰事件以政治手段解决，逃过了苏联的军事干预，因为“克里姆林宫明白，①当时不可能同时在波兰和匈牙利两个国家动用军事干涉”。1956年10月23日发生的匈牙利事件，致使波兰问题退居次要位置。因为苏联领导层需要特别关注几近失控的匈牙利局势。也许正是这几天的匈牙利事件使波兰“十月事件”免遭苏联的军事镇压。而匈牙利事件在遭到苏联军事干涉后，则被定性为“旨在消灭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暴乱”。直到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才公开拒绝了这种带有偏见的评价，确认该事件是“人民起义”。1990年春，匈牙利议会用特别法重新审议了这个问题，将其恢复为起义时所用的名称——革命，并表明匈牙利事件的本质是人民反对②斯大林暴政，争取国家独立。但匈牙利事件后，有20余万人逃往西方。面对苏联的霸权行为，人心向背不言而明。虽然1956年3月赫鲁晓夫的“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是东欧人民愤怒情绪蔓延的一个外部动力，但不可否认的是，“苏联尽管实行了‘非斯大林化’，但并未停止实行帝国主义和侵略政策。‘匈牙利的教训’（12年后的‘捷克斯洛伐克教训’）即是鲜明例子，而这也成为共产主义在东欧国家多年合法化（一般情况下是保持东欧国家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情况③一直持续到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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