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珺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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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教育，相信未来：14位中外名家访谈录试读：
序一
王珺是《中国教育报·读书周刊》的主编，是一位文笔很好的记者、编辑，采写发表过不少教育界、文化界的人物报道，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现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拟把她采写的这些人物报道汇集出版，书名为《相信教育，相信未来》。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
教育是人类社会的重要活动，它担负着传承老一辈的生产经验和社会实践经验的任务，为当代社会和未来社会培养人才。今天在校的学生，几年以后走向社会，将成为社会发展的新生力量。年轻一代掌握着未来社会的命运，决定着未来社会的发展。正如毛泽东1957年在莫斯科对留学生讲的：“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到底是你们的。”因此，教育是未来的事业，是为未来社会培养人才。《相信教育，相信未来》这个书名选得好。相信未来，就要相信教育，没有教育，也就没有未来。但是我们的教育能够担负起使未来可持续发展的责任吗？什么样的教育才能真正为未来社会提供合格人才呢？这是教育界人士应该时刻思考的问题。
本书中大部分受访者是教育知名人物，作者报道了他们的教育理想和实践经验，展示了他们的风采，提高了我们对教育的信心。可以看到，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有一批有情怀的教育学者，他们追求教育的真谛，探索着教育未来之路。书中的受访人物，我大都熟悉，恕我因视力不佳，不能通读全书。作者要我写几句话，是为序。2017年3月31日
序二
某种意义上说，好的访谈文字承担的亦是心灵摆渡者的工作，它甚至毫无猎奇之意，也决不作简单粗略的记录与呈现，它是生命的摄像，细微而诚恳地把人带到被访问者丰富、复杂而精彩的灵魂深处。
王珺的写作一定也有这样的自觉，我在看文稿时最深的感受就是，读这些文字“既亲切而又有热烈的触动”，她写的都是“重要人物的重大事件”，也可以说这些人物构成中国教育“当代性”的一个重要侧面，他们中的很多人深深影响了今天教育的面貌，而且，他们也曾给我带来过不少的影响与启迪。
在14位人物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叶澜老师，我第一次读到她的《让课堂焕发出生命活力》时，产生了“中国基础教育即将被她改写”的震撼感，当然这也是我对教育变革一种天真的想象。1997年，叶老师到泉州讲学，我慕名前往听课与拜访。叶老师听说我与同行的余文森均毕业于华东师大，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一起来建华东师大教育学派吧”。说实话，叶老师的学术自觉与学派建设意识当时我并不能有更深的理解，但听她的讲座、读她的书从此成了我教育生命成长的一个重大事件。2002年，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之一：“叶澜”，是一个人的名字，但我们从字面上无从辨别其年龄和性别，一般地说，这问题不大，但当你要整体性地把握今天中国基础教育的时候，这个姓名就显出极为重要的意义：是问询与前行的路径，是精神启示，是一种鼓舞；不过，要成为“叶澜”的同路人，也不是容易的事。我想，实际上一切都是显而易见的。
之二：有位年轻的教师听完叶澜的报告，说自己的灵魂长高了。他可能太着急了，灵魂没有这么容易长高，叶澜的报告或许会使灵魂变得恍惚，这是偶然会遇到的事，像是一个奇迹。但灵魂终归属于自己的肉体，肉体的现实性很难有什么奇迹可言，却真的有种震撼使人无法自持，其实是博大的灵魂寻找着与自己相配称的追随者。
之三：叶澜教授说我们的课堂教学常常为一只无形的手所操纵，这只手就是教案、教参和标准答案：课堂教学漠视生命的存在，生命的价值，而沦为完成教案、教参和标准答案的课堂剧；其实，还有另一只手更为可怕，即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化的倾向，它无视一切丰富性、多样化、多元化、个性化的价值取向，唯我独尊，成为毋庸置疑的绝对真理，然后使所有的思想变得渺小，所有的学习者变得顺服，所有的教育目标变得整齐划一。最后的结果则是这样的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是根本不可能完成伟大事业的。
之四：在上海的叶澜教授不会想到她的《让课堂焕发出生命活力》在福建的传播如此广泛，她赢得了自己的“同志”，漳浦的林瑞聪给我挂电话，“我是流着泪读完的”。这是献给战士最好的奖品。
这位中国教育界稀有的浪漫主义者很多动人的思想，现在会时时划过我的脑海，仿佛因此我获得了一种新的空间结构：每一次都是重新相遇，每一次都是有意味的开启。就像一棵树超出了自己。
叶澜老师早有期许、用心营构的教育学派，今天已蔚成大树，在王珺笔下记录的诸多名家的评价也是恰当之词，在我看来，叶澜的教育学也是希望与相信的教育学，诗意荡漾，直扑人性。
朱永新老师亲切的眼神、爽朗的笑声、热情的话语方式确实是他魅力的一部分，我第一次在福州见到他时就深深被他吸引。他告诉我们他刚刚创办了“教育在线”，要做新教育实验。也可以说这十几年来我一直是新教育实验的关注者与阅读者，令人惊奇的是“教育在线”曾产生的巨大影响力，今天中国基础教育最有激情与创造力的中青年教师几乎都受过它的滋润与激荡，新教育实验更成为“现象级”的教育变革行动，朱老师事实上也成了为中国教育发声的最重要的官员与学者之一。当然朱老师也是个有些争议的人物，这关乎他的身份与学术，他的新教育实验规模与科学性，等等。朱老师面对各种质疑都心地坦荡，直言回应，他是真心希望教育变好的人，他也极其明晰自己的使命，某些限制与矛盾恰恰构成了他的自信与开阔。而这些，在王珺对他的两篇访谈中都有所展现。
柳斌先生、魏书生先生，都是对当代教育颇具影响的人物，王珺的笔触则帮助我们认识了在各种光环之下他们更为质朴与真实的一面。在中国特殊的语境中，矛盾与复杂是人性的常态，正是对教育、教师还有教学的真挚情感使他们生命的意义变得更为精彩。李吉林、蔡林森两位老师对教育事业的执著与奋斗不息的精神，也同样帮助他们成就了自己最动人的一格。
王珺还采访了全美最佳教师罗恩·克拉克。克拉克的“55条班规”曾经给我很深的震撼和启迪，后来我在佛山跟他有过面对面的对话。他的上课方式，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手舞足蹈，自由畅快，没有好的身体是很难像他那样上课的。那天，我跟他约好课后一起聊几句，到了约定时间，我去找他，发现他不在。翻译告诉我，克拉克正在隔壁房间跟一个孩子谈话。我很好奇，就向翻译打听到底怎么回事。翻译说，那个孩子在课堂上做小老师时只关注到跟他一起来的七位美国同学，而没有去关注其余20多位中国同学。
听到这里，我感到非常惊讶，在我看来，那个孩子上课自信流畅，极其精彩，他之所以不关注中国同学，是因为那些中国同学确实不在上课的状态。但罗恩·克拉克关注的却是更高层面的东西，作为一个教师，他要求“上课者”首先眼睛要看到每一个人，然后还要努力跟每一个人交流，去激发每一个人的学习情绪。
罗恩·克拉克既富有激情又极为严谨，这样的教学态度令我敬佩。他身上有一种属于教师的职业自觉，他非常清楚自己的使命与责任，绝不放过任何可能会对教育效果发生影响的细节。当我思考什么样的老师是好老师的时候，我首先会想到罗恩·克拉克的这份自觉。
从对14个采访对象的访谈中，我能感受到王珺作为采访者所经历的“在场”，尤其在百岁老人周有光先生的访谈文章中，我更是清晰地看到她的细致观察和细腻感受经由准确的叙述抵达时间的深处、人物的内心。
今天我们一谈到周有光，就会说他是“汉语拼音之父”，但我作为他的普通读者，最为他那堪称伟大的人格所感动。他诚恳素朴的待人方式，泰然自若的处世态度，以及他的亲切与幽默，都构成某种积极的、极富魅力的生命状态。周有光先生的一生也很好地向我们展示了何谓“仁者多寿”。
王珺是教育媒体的记者、编辑，她所采访的这14个人物，也都跟教育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可以说，她是在自己熟悉的领域访谈自己熟悉的人。在访谈中，她清晰地知道自己关心什么，要问些什么，但她也是一个善体人意的人，有时她会把问题问得很含蓄。同时，她又不是一个炫技的访谈者，而是一位忠实的记录者。她不多言，无意在访谈中展示自己的才华与学识，而是努力呈现访谈对象最真实的一面。可以说她一直放置信任与希望于自己的笔墨，看似素朴平易，细细品读却又会被她带动，对教育与人生的态度也明亮了许多。张文质2017年4月4日—— 上编 ——生命在歌唱 叶澜 让生命唱歌叶澜：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终身教授，首创并主持“新基础教育”研究与“生命·实践”教育学派建设30余年。出版专著《教育概论》《教育研究方法论初探》和《“新基础教育”论》等。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描述的当时大学里对教育学的揶揄，一直是许多做教育学研究的学者心头无奈的痛。但教育学者叶澜却以此身份为荣，出席会议签到时，特地突出“教育学教授”的身份。从进入大学，教育学就是她的“学术兴奋点”，并成为她终身奉献的事业。
在教育学面前，其他学科的学者更易摆出轻慢或救世主的姿态。这种处境下，叶澜既不像“教育学界内的一些伶俐秀慧者，跳出没有学术地位的教育学界”，当然更没有转身后对教育学界冷嘲热讽。她认识到，“世界上没有救世主，只有靠我们自己”。她在不同的场合说过同样的话：“我们要努力让教育学自尊起来，让其他学科感到教育学是有用的。”
生命哲学家齐美尔用“生命比生命更多”“生命超越生命”来说明生命的生生不息和创造性的超越。华南师范大学教授扈中平如此评价：“生命·实践”教育学派历经30年，不仅硕果累累，同时也是学派创始人叶澜自我生命的绵延，是她生命冲动、生命之流的生动呈现。
作为标志性成果，“基本理论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当代中国基础教育学校变革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合作校变革史”（福建教育出版社）三套“生命·实践教育学论著系列”丛书于2015年出版。从叶澜的著作和生成这些著作的实践中，不难发现，她与教育学的相遇是生命与生命的相遇，她领导的“新基础教育研究”呈现的气质与她个性中自信、自得、深情、率真、诗意、陶醉的生命特质不谋而合。扈中平教授认为，这种完美的契合，皆因二者建立在生命自觉这一共同的根基之上。教育学的原点是对生命的体悟
在“基本理论研究”丛书首卷《回归突破：“生命·实践”教育学论纲》一书中，叶澜以“教天地人事，育生命自觉”作出了“生命·实践”教育学派对“教育是什么”的中国式表达——
教育是基于生命、直面生命、通过生命所进行的人类生命事业。生命是教育的“魂”，实践是教育的“行”，学校（以及其他教育组织、机构）是教育的“体”。教育是一项充盈着人的生命的人类实践活动。
1997年发表的《让课堂焕发出生命活力》被认为是国内第一篇从生命的视角探讨教学活动的文章。叶澜坦言，这篇文章之所以会触动这么多学校和教师，可能是因为它触及了教育的基础性问题、原点问题，并且与教师们的教育体验和生命体验联系在了一起。
叶澜领衔的“新基础教育”研究始于20年前，在试行“新基础教育”的学校听课的时候，在与许多教师、学生交流的时候，叶澜深切地感受到“生命”对于教育的重要性。
面对当时颇为普遍的课堂“沙漠化”，叶澜意识到，对学生作为个体的特殊性以及个体生成方式的忽视，导致了教育和教学成为重复性的机械劳动，成为不需变革的一次次封闭的循环过程。与此同时，教师的生命价值也不同程度地被挤压、被遮蔽、被忽视了。
以“生命”为切入点研究教育，来自叶澜注重生命体验、关注个体生命的自觉。她常常从自己的成长经验出发，观照教育研究的对象。“我小时候很调皮的。”活泼的语调使她跳脱出学者给人的通常印象。她主张对儿童的认识既不要神化也不要矮化，教育不能简单地从一端到另一端。教育学不仅坐而论道，更应“起而行道”
叶澜对“实践”的认识，贯穿了对“生命”的思索。她说：“教育学不仅是‘生命’的学问，或‘实践’的学问，而是以‘生命·实践’为‘家园’与‘基石’的学问。做教育学的学问，不能只是坐而论道，而要起而行道，‘论’是为了更好地‘行’。”
一是“上天工程”，进行抽象的理论构建与研究；二是“入地工程”，到中小学课堂中做研究；三是关注人的生命价值，尤其是学生的主动性与能动性，通过唤醒学生的主体性来激发真正的人性。这是西北师范大学教授王鉴为“生命·实践”教育学总结的三个基本支柱，他将此命名为教育研究的“叶澜之路”。
西南师范大学张诗亚教授更是用“一脚一脚跑出来的”这样质朴的语言描述叶澜教育研究的实践路径。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在提出教育学需要有以提升理论水平和自我意识为目标的所谓“上天工程”的同时，叶澜就提出了“入地工程”，深入到实践中去研究教育问题。据叶澜曾经的学生、华东师大教授李政涛介绍，叶澜探索的第一步是和陈桂生教授一起在上海的十所学校开展大面积提高教育质量的综合调查，这个项目持续了近两年时间。这使叶澜深深体会到实践工作者所具有的独特实践智慧，对教育理论研究者来说，这些智慧弥足珍贵。
1991年在一所小学进行的“基础教育与学生自我教育能力的发展”课题研究是她的第二个“入地工程”。李政涛说，第二次“入地”，比第一次“入地”更为深入，这个研究的结题报告后来被评为全国教育科研成果二等奖。“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与一批有缘的中小学校长合作编写的一套丛书。”在“合作校变革史”丛书总序中，叶澜如此感慨，这套书是“写”出来的，也是“走”出来的。“叶老师去合作校，一去就是一天，听完课就评课，下午跟教研室的老师开座谈会。”叶澜的老伴钟老师从大学退休后也跟着她跑学校，钟老师很享受这种跟孩子们、老师们打成一片的教育研究生活，他自称是研究团队的志愿者。“新基础教育”研究真正体现了叶澜一以贯之的扎根意识和介入意识。20年来，她在中小学听了上千堂课，而且几乎对所有听过的课都有深入细致的互动式点评。李政涛说：“这种扎根式的投入，在教育学教授中是不多见的。”
作为合作校，上海市闵行区汽轮小学原来的基础比较薄弱，一度缺失骨干教师，本地生源流失，成为一所不自信的学校。校长王培颖说：“在叶澜教授及其团队的引领下，我们对教育理论的认识和教育价值的选择越来越清晰，而且努力将其‘化’到行动中，师生的精神面貌和实践能力一步步从消极走向积极。”在丛书的《校无贵贱》一书里，他们勇敢地喊出：不以贵贱论高低，要以自己的努力来改变学校的今天和明天！
东北师范大学柳海民教授评价叶澜的研究是充满人性关怀的，是有温度的教育研究。构建超越生命的“学术自我”
叶澜的学生王枬记得，在1998年元旦的学术例会上，叶澜老师在《我的学术自我》主题报告中动情地说：“人生是生命的流程，是每个人用自己的活动书写的一本书……我选择的职业与我的人生在多重意义上实现了高相关：追求高质量的职业生活和高质量的人生。”
从叶澜的发言和文章中，很容易感受到她生命和个性的独特，有人说，她的言说、思想和行动本身，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生命·实践”的产物。换个角度看，叶澜用自身经历诠释了“一个人的学术史就是生命史”的观点。
叶澜1941年出生于一个普通小学教师家庭，耳濡目染着父亲与学生们那种浓浓的师生情。“我是喜欢文学的，其次喜欢历史，第三是教育。但做老师就要懂教育，所以考大学时第一志愿选了教育。”从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毕业后，她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最初两年是实践锻炼，在华师大附小担任语文教师和班主任。两年的小学教师生活，让她对基础教育形成了最初的“情结”。
与叶澜聊天，能够感受到她思维的敏锐和直觉的丰富，她给人的感觉是热情真挚、充满诗意的。作为教育学者的叶澜，除了学术文章，也写抒情文字。老伴不无自豪地说：“她的散文写得很好的，你看看她在《人民教育》杂志的专栏，上期发表了她写的《感谢芦花》。”“人不是为了当作家才写，文学会给人启示，是读人的学问。我一直讲做教育的人要爱文学，要读懂人。”“很文艺”的叶澜这样理解教育与文学的关系。
叶澜喜爱读书，注重扎实的学术积累，广泛涉猎人文社会科学，尤为关注哲学。在《回归突破：“生命·实践”教育学论纲》一书的主要参考文献中所列出的155本著作，可以看作叶澜写作这本书时的阅读地图。
对不同学科的广泛涉猎，使叶澜将各种思想资源回流到“教育与教育学”这个阅读原点中。李政涛说：“多种路径的横向比较，使她能跳出既有的认识框架，站在更高的层面上，审视教育和教育学科的发展方向。而阅读原点的确立，则使她有了作为教育学研究者应该具有的强烈的学科自我意识，这种意识后来直接促使叶澜提出了有关‘教育学立场’的命题。与此同时，她将对教育的种种理解回到‘人的生命’这个思考原点上，这一原点贯穿于她整个的学术历程。”
叶澜鼓励学生多读书，尽可能地接触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她认为教育学专业的学生往往局限于本专业的书籍，视野不宽，这势必会阻碍专业发展。同时，她也提醒学生，并非书读得越多越好。“我的一些酷爱读书的研究生容易犯两个毛病：一是喜欢赶时髦，今天流行海德格尔，就读海德格尔，明天来了哈贝马斯，就读哈贝马斯，成了学术上的追星族；二是容易陷入哲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语境中不能自拔，忘了自己的专业身份。”针对这种情况，她建议，一方面，不要以阅读的广度取代思考的深度；另一方面，要牢牢扎根于教育学的“家园”，不要做学术上的浮萍和墙头草。
74岁的叶澜教授笑声爽朗，她拿出手机与我分享她在上海闵行体育公园拍的照片。“你看，这叶子美吧？”“你看，这些小野花，你不注意的话，是发现不了的。”她把这组照片命名为《留住春天》发到微信朋友圈，获得许多“赞”。“在哪里都能拍出好照片！”这位白发、花衣的老太太对自己善于发现瞬间之美的眼光不无得意。然后，她又回到专业的话题，“教育的问题是研究不完的，因为孩子天天在长。只要有发现问题的眼睛、有研究问题的心，样样皆可研究”。
刊于《中国教育报》2015年6月22日，原文标题为“教育学教授叶澜：让生命唱歌” 朱永新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言说方式朱永新：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常务委员会委员。新教育实验发起人。著有《朱永新教育作品》（16卷）等，著作被译为英、日、韩、阿拉伯、法、蒙等文字。《新教育之梦》《我的教育理想》……在朱永新的话语系统中，“理想”和“梦”是出现频率极高的两个词汇。在他对“理想的校长”的阐述中，他把强烈的成就动机排在了第一位。有人说，一个人的思维方式直接影响着他的话语方式。透过朱永新的言说方式，可以窥见他思想的路径。
朱永新的身份很有些复杂，他既是苏州市的副市长、全国政协常委，又是苏州大学教授、博导，同时，由于近两年积极投身基础教育实践，他作为新教育实验的主持者而备受中小学校长、老师们的“追捧”。他外显的个性使他具有了某种“明星”的特质，与人们心目中传统的学者形象和固有的政府官员形象都相去甚远。而他敢怒敢言的做派和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气质又使他既受拥戴也招致非议。星期天为理想打工
王珺：近两年您在教育界特别活跃，经常到各地学校演讲、调研，还主持着“教育在线”网站，并且不时有文章著述见诸报端，大家都想知道，您用什么时间当市长呢？
朱永新：我曾说过：“每周一到周五，我为苏州市打工。每周六、日我为自己的理想打工。”我绝大部分精力毫无疑问在政府，我分管的工作不能说最出色，但可以说是最出色的之一。无论是教育、文化、体育还是新闻出版，应该说做得都是很棒的，创造了很多经验，出台了很多在国内有影响的条例、法规。我做了7年副市长，自己觉得问心无愧，对我这个城市我是尽心尽力的。并不像有些人讲的，这个人不务正业，市长不好好做去做学问。
王珺：有这样的说法吗？
朱永新：当然有，因为我这些年文章写了不少。但他们不知道我每天早晨五点钟起来，到九点上班我有三四个小时的时间，别人可能睡懒觉、搓麻将、喝酒，而我在看书，在思考问题。我想这是别人不知道的。
王珺：听许多校长谈起您就像谈他们的老朋友。在您身上确实少见“官”气，倒是彰显出一种非常个性化的气质。您怎么评价这种个性？
朱永新：我承认自己比较张扬。但也得承认，任何个性都有两面性。外显的个性使很多人容易跟我一见如故，大多数人喜欢这种率性、率真的风格，跟我相处不需要考虑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比较容易坦诚相见。我在和很多校长接触时，常常单刀直入，直陈这个学校的缺点，他们一时可能比较难堪，但过后他们会理解。当然，也有人觉得我喜欢出风头，说我搞新教育实验就是标新立异，以此标榜自己。我倒不是很在乎，也很少考虑别人怎么说。我知道这种个性和中国传统的谦谦君子风格相去甚远。
王珺：但您的身份比较特殊，如果仅仅作为一个学者，您尽可以保持这种鲜明的个性；现在您还是个政府官员，有没有刻意地去改变什么？
朱永新：我从未想过改变，因为人改变自己的性格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所谓个性就是人的感情的自然流露，思想的自由表达，是一个人快乐的源泉。有人开玩笑说，你能够在中国的官场上存活下来是个奇迹。我想一个重要原因是我生存的这个环境比较宽松，我们的历任市委书记、市长和我的同事们，对我都很理解和宽容，大家知道我是从大学里来的。相对来说，大学里的人总是比较率真、耿直、敢讲话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有好的生态环境非常重要，我有幸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搞“上天入地”的教育科研
王珺：一说教育理论、教育研究，好多人就会觉得头痛，觉得高不可攀。我注意到，在新教育实验学校和“教育在线”网站都有一批热衷撰写教育随笔的校长和老师。而从新教育核心理念的表达和您的文风来看，短小、活泼、言之有物的话语风格就是新教育实验的切入点。据我所知，您号召教师写教育随笔的“朱永新成功保险公司”的“生意”非常红火。
朱永新：是这样的。我们原来的教育科研往往是专家关在书斋里搞的，因此与教育实际是脱节的。我们的教育需要什么样的教育科研？我概括为四个字：上天入地。“上天”就是影响决策；“入地”就是能影响一线教师和学生的行为，真真正正地贴近教育实际，从教育实际出发，为教育实际服务。
王珺：您是什么时候有了这样的觉悟的？尤其是对教育科研和教育实践的关系的认识。
朱永新：在大学里我主要做教育史、心理学史的理论研究，接触的还是理论形态的教育，是没有和社会联系在一起的教育，我相信现在大学中的绝大部分老师做的还是这样的教育研究。我大约在2000年初读过一本叫《管理大师德鲁克》的书，书中主人公的朋友熊比特在弥留之际对德鲁克说，我到现在才真正明白：研究多少理论写多少书都是无足轻重的，除非你的理论能改变生活。这段话对我心灵的震撼是前所未有的。我开始想我写那么多书为什么，开始思考究竟什么才是最有价值的学问。我自觉地想这些问题并试图改变自己的研究方式，这时我开始往学校去了，去中小学。我写的东西也不再是那些谁都看不懂的“大”文章，而是开始写活泼的小文章了。你看我现在很多文章都是千字文。没想到的是原来写的许多专著没人看，现在的小文章倒有很多读者，甚至不少人都能够背诵。
王珺：您觉得是您文章中的什么东西打动了他们？
朱永新：我想可能是最朴实平白的表述方式，无非是说出了他们想说却没有说出来的话。我似乎在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一个走近中小学老师的学者。
王珺：“上天入地”，您觉得自己做得怎么样？
朱永新：说到“上天”，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我可以通过提案的方式建言献策；而作为苏州市的副市长，使我有机会将自己的教育理想在苏州实践。至于“入地”，我把新教育实验当作我耕作的园地。新教育越发展，我就越惶恐
王珺：从2002年9月新教育首个实验基地在江苏省昆山玉峰实验学校挂牌至今，参与实验的学校已达到200多所，遍及全国20多个省市，可以说发展势头非常迅猛。但同时也有来自多方面的异议，您如何对待不同的声音？
朱永新：据我了解，大家的意见主要是：新教育实验不新，新教育实验没有什么理论体系。关于“新”的问题，我们知道，在欧洲历史上有新教育运动，后来影响到美洲。新教育本来就是教育历史上的财富，我们以此命名，是自觉地把我们做的东西和传统的具有人文精神的教育理念挂起钩来，力求成为新教育运动整个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我们对“新”的理解是，过去时代的“新”，对我们这个时代是久违的，因而具有新意；很多东西以前提得比较模糊，现在渐渐清晰了，那就是新的；很多东西可能过去有人说过，但没有人好好去实践，比如说读书，我们作了新的诠释，那就是新的。新教育的“新”不是推倒别人，而是继承。
关于理论体系问题，我不否认我们还没有或者说还没有完全形成非常严密的理论体系，因此与其说它是新教育的理论，还不如说它是新教育的行动。我们用的是行动研究的方法，名义上是实验，实际上是试图变革教育的尝试，所以我觉得把它作为实验也未尝不可。我们的教育缺少的不是理论体系，或者说不是拼凑起来的理论体系，而是行动，缺少能真正改变老师的行走方式，缺少让我们的老师和孩子更加快乐的原生态的行动的方式。我想恰恰是这种行动研究使新教育实验在没有政府推动、没有媒体广泛宣传的情况下，却能流传这么广的原因吧。
王珺：您认为新教育实验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
朱永新：简单、实用、可行，只要行动就有收获，我觉得这就是新教育实验最有特点的地方。我们从基本观点出发，鼓励学校去创造、去尝试，然后我们把大家做的加以总结和提炼，不断提升，相信理论会在实践过程中产生。我想，新教育走的是另外一条研究路径，而不是传统的教育研究方法。
王珺：有人对实验学校的老师、学生以及“教育在线”网站出书过多、过快等现象尖锐地提出：新教育实验或许会成为新的名利场。您觉得这是耸人听闻吗？
朱永新：首先，我认为无论是实验还是网站，都不存在出书过多过快的问题。从网站的情况来看，我们一共才出了20多本书，而且大部分是老师长期的个人积累，相对于我们网上200多万条帖子，是不多的。其次，说到名利心，其实，扪心自问，我们都是凡夫俗子，有一点名利心也是很自然的。有时候，适当的名利心，未尝不是人们进取的动力。所以，对这个问题，我的态度是不要太紧张，当然，也不能不警惕。我们的事业是开创性的，许多问题是一边探索一边前进，一边行动一边总结的。我们不能期望所有的结果都是完美的。
新教育发展到今天，越是发展，我越是心虚，我常常自问：你的实验能不能真正成为教师自觉的行动？而我的行政力量最多只能影响苏州的学校，外省的学校到底是真做还是假做，是全心全意地做还是形式主义地做，我心里并没有太大的底。所以我非常坦诚地希望大家来批评新教育。
王珺：理想和梦，在坚硬的现实面前难免显得飘渺和脆弱，作为高举教育理想大旗的理想主义者，您怎么看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冲突？
朱永新：我一向认为，理想主义本质上是人类本性和理性的斗争，人类在发展中不断需要一群理想主义者站出来，和本性的东西抗衡，人类就在这样的抗衡中调整自己的步伐，从而得以前进和发展。我想我们的探索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相信它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有生命力，因为我们倡导的教育理想和几千年来人类追求的人文主义之美是一脉相承的。
刊于《中国教育报》2004年6月29日，原文标题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言说方式” 朱永新 和教师一起书写生命传奇“在教育学者中，我不是最有学问的，但肯定是和一线教师贴得最近的人之一。”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以一贯的自信这样评价自己。
在新书《致教师》中，他以教师的朋友、同行者的身份跟教师对话。
作为新教育实验的发起者和主持者，他认为新教育对自己最大的影响，是让他“更注重民间立场，更抱有一种草根情怀来看待教育问题”。
从大学教授到主管教育的副市长，再到民进中央副主席，职务的变化没有阻断朱永新身上浓厚的教育情结，反而历久弥新，成为他从未放弃的追求。
诞生于苏州古城的新教育实验历经15年的发展，目前已有56个实验区，2700多所实验学校，成为推动我国教育改革的一支重要的民间力量。
新教育实验以促进教师成长为逻辑起点，将职业认同和专业发展作为教师成长的两翼。在《致教师》一书中，朱永新用老师们熟悉并喜欢的“朱氏文风”对中小学教师提出的“如何抵达教师职业的四重境界”“如何寻找生命原型”“教师如何关注窗外世界”等问题进行回应，这些回应既是对教师成长问题基于实践的阐述，也可看作激励教师寻找职业意义的生命密码。滴石斋的灯光和“朱氏文风”
王珺：在书中，有教师问，如何合理安排时间才能使教师释放自己的空间，从而得到更大的发展。我特别喜欢您关于控制心灵的艺术的说法。
朱永新：要使一个人专注，表面上看需要有驾驭时间的本领，其实更需要有控制心灵的艺术。在今天这个充满喧嚣、诱惑的时代，更需要修炼这种艺术。
我觉得教师特别需要合理利用自己的整块时间，比如寒暑假，可以集中整理自己的教学心得，记录自己的生命叙事。
王珺：您身兼数职，却总给人精力充沛的感觉。记得十多年前采访您时我就问过关于时间分配的问题，当时您是苏州市副市长，戏称自己“星期天为理想打工”，您也多次提到小时候父亲敦促早起练字使您养成了早起的习惯。
朱永新：是的，我觉得那是父亲给我的最好的礼物。晚上读书，早起写作，几十年来已经形成了我的生物钟。我的大部分文章都是利用别人休闲娱乐的时间完成的，所以我坚信，阅读、写作的时间挤挤总是有的。我的微博大多是早间写的，分“一言难忘”“教育闲思”“新父母晨诵”“书香中国”等几个主题。前年我当爷爷了，所以新开了“童书过眼录”版块，为父母们推荐童书。
王珺：您许多文章的末尾都标有“北京滴石斋”，这名字有什么特殊含义吗？
朱永新：那是我给自己书房的命名，取水滴石穿之意，我想强调一种坚持的精神。工作再忙也要坚持读书，坚持写作，坚持下学校，新教育实验这些年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坚持。
王珺：在各地学校采访，总能听到老师们对您的著作如数家珍，尤其是《我的教育理想》，很多教师说这本书点燃了他们沉睡已久的教育激情。从发行量看，这本书确实已经成为教育畅销书、长销书，您觉得原因何在？
朱永新：我想可能和我亲近教师的态度有关。也有人说，我独特的话语方式受到教师的欢迎。我的自我评价是，我不是最有学问的，但肯定是和教师贴得最近的。这些年我基本每年跑100所左右的学校，和一线的老师接触多了，和学校接触多了，能看到更真实的教育问题，也更了解教育关键点、矛盾点。
王珺：您的文风质朴而富有激情，《致教师》这本书的第四辑收录的6篇随笔是近几年为教师写的新年致辞。在岁末为什么会有话想对教师说？主题又是怎样确定的？
朱永新：以前过年的时候会给朋友写信，有人说我应该给老师们写信。于是，从2009年年底，我就开始每年新年前夕给教师写一封信。主题都是我认为对教师比较重要的问题，如理想、信念、爱。我希望老师们能在新的一年给自己一个期许，找到新的方向。其实无论是《我们正在涨潮的海上》《每朵乌云背后都有阳光》，还是《向没被污染的远方重新出发》《爱教育就是爱自己》，都是我想与老师们共勉的话题。教师专业发展的“吉祥三宝”
王珺：您一直致力于阅读推广，新教育也将阅读作为重要的活动基础。据您的观察，教师阅读状况在这十多年中发生了哪些变化？
朱永新：应该说，在中小学范围内，整个阅读的生态有了很大变化，全民阅读、书香校园这些理念越来越被大家接受。不谦虚地说，这与新教育十多年的深耕细作有很大关系。
新教育在学生、教师群体中对推动阅读起了很大作用。我们反复传递一个信息——没有教师的阅读就没有学生的阅读。教师怎么读？新教育提出教师专业地图的概念，倡导教师读那些最有价值的书，我们叫作根本书籍，这在中小学得到了很大认同。虽然从总体上说，中小学教师的阅读状况还没有像我们期待的发展那么快，但趋势是乐观的。
王珺：您这本书里多处提到阅读的问题：《站在大师的肩膀之上》谈的是如何进行专业阅读；《爱上阅读需要多管齐下》谈怎样让学生爱上阅读；等等。您认为阅读与教师的专业发展是什么关系？
朱永新：新教育实验的教师专业发展是以专业阅读、专业写作、专业发展共同体的“三专”理论为基础的，我们称为教师成长的“吉祥三宝”。我一直强调，没有教师的阅读，就没有教师真正意义上的成长与发展。教师专业阅读的根本任务，就是构造一个合宜的大脑。专业阅读的关键是必须回到对根本书籍即经典书籍的研读中来，换句话说，就是强调恢复原初思想的能力。
王珺：您认为经典阅读对教师意味着什么？
朱永新：我曾经对新教育的老师们说，在他们的教室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在别人的教室里早就发生过，在另外一些人的教室里还会继续发生。不善于读书学习的教师，总是拿着一张教育的旧船票每天重复昨天的故事，而通过阅读教育经典，与过去的教育家对话，教师才有可能站在大师的肩膀上，逐步形成自己的教育思想。
王珺：您自身的阅读经验是怎样的？最近读了哪些书？
朱永新：这几年我基本以系统阅读一个人的著作为主。刚刚把蒙台梭利的书通读了一遍，从去年到今年的4月份，把苏霍姆林斯基的书通读了一遍，前年读的是叶圣陶、陶行知。我是边读边做笔记，近两年出版的《陶行知教育箴言》《叶圣陶教育名篇》《大师教你做父母——对话苏霍姆林斯基》等都是阅读思考的产物。关注度比较高的大众读物也会读，否则就跟时代脱节了。让职业成为生命意义的寄托之所
王珺：在《致教师》中，您回应了教师提出的关于理想、幸福等形而上的问题。您认为这与教师职业认同有什么样的内在联系呢？
朱永新：职业认同更多的是与人的理想、激情、追求以及对职业的理解和认识有关。海德格尔说，以什么为职业，在根本的意义上，就是以什么为生命意义的寄托。新教育的职业认同，是指生命个体对于职业价值的发现和体认，进而产生的心理归属感。
王珺：据我所知，新教育将职业认同归纳为三个方面：关于生命原型，关于生命遭遇，关于语言密码。您觉得教师应该如何寻找生命原型呢？
朱永新：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个生命的叙事，这个叙事一定有其特定的生命原型，我们也把它称为自我镜像或人生榜样，以什么样的人为榜样，我们就会成为那样的人。生命原型，对缺乏理想的人，就是点燃理想的火种；对追寻理想的人，就是让理想之火燃烧得更旺的干柴。
王珺：我上一次写您的专访文章题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言说方式》，理想主义成为您鲜明的标签。这些年来，您对理想与现实的关系是否有新的认识？书中您提出做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是怎样的思考路径？
朱永新：教育与理想本来就是一对孪生兄弟，教育是培养人的事业，是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事业，所以教师职业肯定是最具理想情怀的职业。
当下，理想似乎成了一个贬义词，经常被用来形容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我年轻时就被称作“理想主义者”，但我从来没有讨厌过这个称谓，因为理想在我心中从来都是神圣的，而新教育这些年的发展壮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吸引了一群视教育为信仰的理想主义者。
之所以说“做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我的思考是，必须扎根于现实的土地，在坚守中成就理想；与真正的理想相伴的，应该是行动。新教育就是靠一群扎根在现实土壤里行动的理想主义者而进行的事业。所以，我现在更愿意把自己称为“行动的理想主义者”。
王珺：书中许多篇目都有“幸福”这个词语，《教师的幸福从哪里来》《在问题中收获成长的幸福》《幸福通过分享而愈发丰盈》《教室就是幸福之源》……新教育也以“引领教师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为宗旨。您认为，教师职业的幸福来自何处？怎样才能获得真实的、不虚空的幸福？
朱永新：关于幸福的名言妙论各不相同，但大体揭示了幸福的基本特征——幸福来源于创造。我更多强调教师的幸福来源于每天日常的教育生活。
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己的关系构成了幸福的三个来源。教育是复杂甚至繁重的工作，很多人认为这让教师丧失了幸福感。从新教育教师的感受看，却并非如此。因为他们在用心研究学生成长的案例、及时记录自己的生活、和同事共读共写中感受到成长的快乐，所以，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他们也能与幸福相伴。刊于《中国教育报》2015年9月7日 魏书生 过犹不及，万事适度魏书生：教过35年语文课，当过22年班主任，30年中学校长，13年教育局长兼党委书记，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曾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现任浙江省台州市书生中学校长，辽宁省盘锦市魏书生中学第一校长。
2004年，我所供职的中国教育报新创办了《校长周刊》，主任派我去采访时任盘锦市教育局长的魏书生。当时春节刚过，寒假还未结束，我辗转打通了魏局长的电话，他的声音很和气，让我跟他的办公室主任联系。
乘2549次列车到达盘锦时天还没亮，正月十五刚刚过完，偶尔还有稀疏的鞭炮声响起，打破了小城的静谧。那天是星期六，到处都很安静。采访在盘锦市教育局一间会议室进行。中午，魏局长说他习惯于在家吃午饭，喝小米粥，他让办公室张主任陪我吃饭。
那天我们聊得很过瘾，之后写这篇稿子时笔下如沐春风——我很少有这样的写作体验——仿佛这篇文字本来就“在那里”，被我轻易地便找到了。“为人家好”，朴素的管理箴言如何赢得师生信任？
王珺：当工人的时候为什么就特别执著地想做一名老师？当时好像还有好多别的选择。
魏书生：下乡的时候在农村当过老师，当时大人忙着搞阶级斗争，和孩子在一起更单纯。
这个经历也使我觉得自己当老师挺适合、挺快乐。1978年2月，我来到盘山县三中教语文，一开始就当班主任。
王珺：您好像说过：“我不会教书，是学生教会我教书。”为什么这么说呢？
魏书生：这是心里话，我没受过师范教育，19岁教书前是个种地的，你说怎么办。我只好跟学生商量着做。在这种商量中，我感受到的是与学生之间的和谐、默契，轻松感和愉快感。
王珺：在盘山三中任教半年后就被任命为教导处主任，1979年3月就开始了第一轮教改实验，您成长的速度令人吃惊，这速度靠的是什么呢？
魏书生：还是我带班带得好。我始终相信，老师是为学生服务的，不是为“婆婆”服务的。语文教学“婆婆”多，最外行的领导、文化水平很低的家长都可以指点语文教学，如果把各位“婆婆”的见解都拿来指导自己的话，那这课就彻底没法上了，而且肯定也就离开了学生的实际。我当时提出老师不能把学生当作容器，退一万步说，即使真把学生当容器，你还得研究各种容器口径的大小，也就是学生的接受能力。所以我一开始教书，想的就是学生的需要，学生的感悟，学生的喜怒哀乐，这使我和学生之间的矛盾减到最少，非常融洽。因为总想着人家的接受能力，就教得比较轻松，而一旦学生高高兴兴地学了，也就把“婆婆”们要求咱完成的任务完成了，所以我很快就取得了成绩。
至于当教导处主任，当时是白天知道点儿消息，连夜写辞职报告，天亮就到教育局长家，我说我不能干主任，我愿意教书，想当初是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教上书的。领导就劝我，说我们提拔一个人还是挺慎重的，是对你工作的肯定，还得干。我说你们要是不让我教书和带班我就回工厂了。领导同意我教语文课、当班主任，同时负责1500多名学生的思想教育、德育管理。
王珺：为学生服务的观念看上去非常朴素，那您当时对这事儿想得很多很深吗？
魏书生：没有，我就想咱读书的时候喜欢什么样的老师，感同身受，己所意欲尽施于人。很简单的生存感悟。
王珺：您“出名”后经常去各地讲学开会，频繁的社会活动却一点也没影响带班，不但从不请其他老师代课，而且班级秩序井然。于是就有人感到奇怪，觉得您真是挺“神”的，这种评价中多少还有点将信将疑的成分。
魏书生：其实不奇怪也不“神”。当了主任后，又教课又当班主任，使我管理班级的时间少了。我就研究让学生进行自我教育，发挥他们的作用，大家分头承包一些事情，我更多的是观察和指导。很多人觉得我这种管班的方式比较新鲜，似乎没费多少劲儿，就使班级井井有条，学生学得高高兴兴，于是就成了先进典型。别人挺奇怪：你刚教了一年多书，劲儿从哪儿来？我自己分析，还是在于我和学生像一家人，他们都帮着我出主意，我也帮学生出主意，合力大于分力之和。总也没有管学生这个心态，而是为了学生好。到后来当了校长，包括现在这个活儿，都坚持一条：不是管人家，而是为人家好。为人家好，人家就容易接受，大家共同把事情做得更好，让每个人活得更好。
王珺：“主人管理”这种策略是您当校长时最常用也是最见长的，这种策略是怎么形成的？
魏书生：实际是延续了班级管理的思路。人皆可以为尧舜，向真、向善、向美之心人皆有之，这是肯定的。咱们就是去发现这些，然后帮着人家壮大和发展人性中最美好的那部分。当老师、当校长就是干这事的。怎么帮着人家发展呢？还是一靠民主二靠科学，“民主”让自己获得这么一种观念：所有的活人都是一个世界，所以应该最大限度地去理解和包容，然后才能发现自己内心世界的广阔，自身潜能的巨大，才能增强自己的主人翁意识，增强自己生存的责任感，既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也是自己生存的这个单位、这个市、这个省、这个国家和这个地球的一分子。这种主人翁意识就能够激发自己生存、工作和学习的热情。“科学”则是将这种热情用制度、程序落实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上。有了民主和科学，很多事真的就好办了，做起来就比较省劲儿，用人家的劲儿，为了人家好，帮人家去办事。“不较劲儿”，怀抱平常之心追求卓越，如何把握二者关系？
王珺：有人评价您时说“平常快乐魏书生”，有人却说“你是一个神”。您怎样评价自己？
魏书生：我一直强调平常心。在学校时，总是强调大家用平常的心态去工作，守住宁静。教育局连续7年的“工作计划”，结束语都是号召大家用平常的心态，多做平常的事情。之后是句号而不是感叹号。我觉着人在平常里感觉快乐是最便宜的一件事，因为别人没有办法让你不平常。在平常中品尝人生的快乐，找到自己施展才能的舞台，发现自己学习研究的方向，那你不就是一个天天快乐的人吗？可能因为如此吧，我让人家觉得奇怪：那么小的事他却能做得快快乐乐，所以加了个“神”字。
王珺：可是，实际上您很成功，肯定有不甘平庸、追求卓越的理想和目标。您认为追求卓越和平常心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魏书生：我还是强调高高兴兴地活着。因为人很渺小、生命很短暂，所以才应该格外地珍惜，活得快乐一点、有效一点、对别人有用一点。我没怎么想过追求卓越，就愿意多做事，高高兴兴地做事，做了一件事又一件事，如此而已。我说人对着三个世界：外在的大世界、内在的自我世界和本职工作。我的观点是，这个地球上任何一份平凡的工作当你全身心去做的时候，它都是一个宏大的世界，都有无穷无尽的学问。关键在于你怎么看这份平凡的工作。工人做工，产零件，焊器物，农民种田，养鸡、养猪、养花，干进去，真的都是宏大的事情，关键在于你能不能全身心地投入。我说，人和工作之间有五种境界：一是无心无意；二是三心二意；三是半心半意；四是一心一意；五是舍身忘我。当你进入舍身忘我的境界，你做这份平凡的工作时才感到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一杯水一个世界，一滴水一个世界，一个水分子一个世界，这样你钻研起来当然有无穷无尽的乐趣。如果你不这么看，就容易瞧不起有些行业，就容易静不下心来，守不住宁静，你自然灵魂流浪、精神漂泊、思想浮躁。
王珺：您的观点很有哲学意味，这种人生哲学是怎样形成的？
魏书生：我小时候喜欢墨家，后来也读道家，所以出世的观念和入世的观念融在一起。曾经有一本书让我写名人名言，我写的是“处天外遥望，地球很小；居体内细察，心域极宽”。我用前半句话鞭策自己把大事看小，出得来，放得下，输得起。但如果这样就容易消极避世，所以我用后半句解决这个问题，不小看自己，自己是一个宏大的世界，宏观上极其渺小，微观上非常宏大，那么就要尽到生存的责任，自己都是世界，那眼前做的更是一个世界，拿过来，有滋有味地去做。那活得就便宜，尽到了责任，尝到了乐趣。
王珺：据说有两本书对您影响特别大。
魏书生：一本是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另一本是成人学院编的哲学通俗读物，我念初中时得到的，32开，书名记不得了。艾思奇那本被别人借走了没还，想想还挺心疼的。我的认识论、方法论就是那时奠定的。对唯物主义我发自内心地相信，我时常用辩证法告诫自己“过犹不及，万事适度”，这形成了我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王珺：在这种人生哲学的指导下，您活得特清楚，特明白。那您有没有困惑的时候、不知所措的时候？
魏书生：“文革”期间挨批判时曾经有过。但当时在很多人看来我也是很清醒的，挨完一天批判，晚上照样打拳、练武。因为尽管内心冲突、碰撞，但也觉得“罪有应得”（笑）：“批林批孔”，你要尊孔，“文化大革命”热火朝天，你非不理解。应该说我还是比较清醒，知道咱活在老百姓生活水平不太高的阶段，所以用不着出国转一圈回来埋怨国家落后。有了现实感就知道在自己活着的这段中国能达到什么水平，这样，面对政策和政策打架、制度和制度碰撞等现象就不至于愤懑、不平衡。
王珺：您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因为看清了也就不去着急，不发牢骚，那您的批判性体现在哪儿？
魏书生：我很少批判，我就是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我看一些人为这种那种我们目前还办不到的事着急，甚至发牢骚、说谎话，我就想他们是出于好心，但心里知道实现不了。所以我在全国各地讲课，上台总是先说一句话：活着不容易，好好活着。接下来我就讲马克思主义能使人好好活着，我们尽管不十分文明，但我们比上一辈文明多了，占的便宜多了，所以我们才更应该为发展生产力尽自己的绵薄之力。说起来都是大道理，但是和人们的身边事紧紧连在一起，大伙就爱听。
王珺：您从1981年开始就获得了好多称号，您的简历上都是荣誉，尽是光环。历史上也好，现实中也好，不少人在荣誉面前往往迷失自我。您怎么看待荣誉？
魏书生：我觉得自己比较幸运，说良心话，比我干得苦的、付出力气大的人有得是，人家都没我得到的荣誉多。为了缩小和荣誉之间的差距，就只有更勤奋地工作，更多地干事，才对得起大家的信任。我经常跟别人这么“宣传”自己：我一般不用个人时间干公家的事，下班时间我自己支配，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看书、锻炼、看电视，我爱看武侠连续剧。公家还给咱荣誉，这不是幸运吗？我发自内心地觉得自己做得不够，也就加重了多做事的心理，想更多地回报。“重在干事”，身为教育局长出任民办学校校长，如何应对外界说法？
王珺：成名多年，您的名字已经成了品牌，有些地方成立了魏书生教育思想研究会之类的机构，听说，在浙江有一所民办学校用您的名字命名。
魏书生：在台州市，叫书生中学，我出任校长。现在已经办了两所，另一所是我们书生中学派出一个副书记去当校长。两所学校都是股份制。
王珺：您作为教育局长同时兼任一所民办中学的校长，其他地方有没有什么说法？您怎么看自己这种多重身份？
魏书生：其他地方有异议毫无关系，关键取决于盘锦市怎么看。我是7年前在盘锦实验中学当校长的时候开始办那个学校的，当时也请示了市委书记等领导，他们说干这个挺好。一个人多干活，怎么不好？我知道大伙关心的就是你干完活要不要钱，咱不要钱就行啦。上个世纪我说我在本世纪内不要钱，后来当公务员了（做了教育局长），我说本人当公务员期间不要钱。有的中国人总是不研究干事的过程，而是研究结果的分配过程，把分配看得太重，反倒把干事的过程淡化了。我的观念是先研究这个人干了多少事，通过这个人干事的过程和创造的效益，来判断他的价值。但当大家的观念没有转变的时候，作为我个人，特别是一名共产党员，还是应该避开舆论，所以一分钱也不要。
王珺：里边也有您的股份吗？
魏书生：没有，原来是要给我算多少股，我说千万不能算，算了就不好干事了，只有这样赤条条，才能来去无牵挂，更有领导权，更有说服力，反倒省事了。
王珺：您又化繁为简了。是把那里作为试验田实现您的另一种追求吗？
魏书生：对，当时有的专家说这是全国第一家股份制学校，各地也认为这个体制挺有意思，不过开始还是众说纷纭。股份制？这不是胡闹吗？资本具有寻利性，而《教育法》上写得很清楚，不许以营利为目的——它俩水火不相容。于是就较劲儿，非得叫它俩斗。我呢，尽可能避开这个风险，我说我是为了干事，不是为了营利，我事先就说了，要是急于要回报的就别入股，而且大股东不要回报，在某种意义上含有捐资的意思。现在学校运行还是挺好的，在校生3300多人。
王珺：在这种试验中您对校长的职能和角色有什么新的认识？
魏书生：与公办学校比，老师们来自全国各地，没有归属感，我们争取当地领导的支持，把老师们的编制上在当地的人事局和教育局，经过两三年的努力，办到了；职称、养老保险也都解决了。当时是台州市椒江区区委书记、副书记、副区长、教育局长到我家来，谈办这所学校的意向，在某种意义上是当地政府出面办的，我呢，做个管理者的角色，相对来说就好办得多。
王珺：您对书生中学的管理主要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
魏书生：总的说来，一靠民主，二靠科学，招聘几十、上百号人，然后定程序、定计划、定制度，最初是教师的招聘，一个个都要看了，中层领导、校级领导的任命，包括常务副校长都是我选的。对学生我要求每天写日记、抄格言、读课外书、唱歌、跑步，对老师我要求都要在教室办公，因为我一直在教室办公，这都是一致的。基本上是这些细致的管理。“不慌不忙”，身兼数职，如何协调各种关系？
王珺：您好像一直是个多重身份的人，职位不断提升，却一直坚持教课。大家感兴趣的是，您作为教育局长在中学任教，如何处理与那个学校的校长的关系？人家怎么管理您？会不会感到不自在？
魏书生：我1997年到教育局，同时还在原来的市实验中学教语文，每天一节课，当了6年局长，教了6年语文。我还是强调做事情，把课教了就完了。实验中学的校长原来就是我的副校长，我们处了20多年，非常好，像一个人一样。实验中学我那个班的学生去年毕业了，因为搬家，现在我在职业技术学院师范系教两个班的语文教学法，一周四节课。1998年到2000年我在那儿当院长，现在我在那儿教课，职院院长也没什么想法呀，倒是找我商量工作更方便了。
王珺：身兼数职，看上去您却不紧不慢，很从容的样子。难道分身有术？
魏书生：我是提倡苦中求乐、忙中求闲、失中求得、闹中求静。也不能说我生存的环境不喧嚣，但我的内心可以说是比较宁静的。我这些工作加在一块，就外人来看，应该说比较忙，但是不管怎么忙，我真的是感觉很轻闲。因为即使有一万件事，也只能选择干一件，我只能是不慌不忙，乱没有用，急也没有用，所以好多人说我是慢性子。以1998年为例，我教一个班的语文；同时任浙江书生中学的校长，不是副校长，办校初期还是挺费事的；在刚建院的职业技术学院，我是院长，不是副院长；在教育局我是书记和局长，干的都是实实在在的活，没法逃避的活，但我仍然没有忙的感觉。处理书生中学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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