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蓝博洲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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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祖国三千里(奥德修斯归乡般的动人故事，写尽宝岛台湾一代年轻人的家国苦难。每个台湾人寻找祖国的经历，都是一首千万行的叙事诗。！)试读：
《寻找祖国三千里》序
汪毅夫认识蓝博洲的人莫不以识荆为幸，老朽亦常对人言说“我的朋友蓝博洲”云云。
台湾统派作家蓝博洲是一个忠诚、质朴、有能耐的汉子。他积三十余年之功夫，不畏艰辛、克服困难，在台湾史领域（包括台湾政治史、台湾民众史等）制作了众多精良的口述历史，如眼前的这本《寻找祖国三千里》。
他告诉我们很多，关于被湮没的历史、关于被遗忘的人物；他也教给我们很多，关于口述史制作的经验、关于口述史制作的伦理。
广义的口述史包括回忆录、访谈录等；狭义的口述史则是有采访人参与的，采访人与报告人互动合作的、共同追求历史真实性的作品，它不同于个人记忆（包括选择性记忆、错误记忆）的笔记，也不是采访人与报告人我问你答、你说我记的实录。
读了《寻找祖国三千里》，我想谈两个看法。
1.《寻找祖国三千里》引述的多是让蓝博洲有意搁置、晾了多年的口述史报告，有的甚至是报告人逝世多年以后才被披露的。
时间会证明一切。由于某些原因、出于某种动机，有报告人会做夸大其词的报告（统派学者、也是“我的朋友”的王晓波教授曾斥之为“黑白讲”）。此种报告经不起时间的证明，经过若干时日，连报告人也不敢如是说了。这是“晾了多年”的一个好处。在蓝博洲面前和笔下，失实的报告全然没有被采信的空间。另外，合于“不影响当事人生计和生活”的学术伦理，有些报告迟后发表才是正当、合理的。
2.《寻找祖国三千里》也引用了某些审讯记录。我曾在一次学术演讲里说：“在我看来，审讯记录简直是另类的口述史。其格式完全合于口述笔录：有访谈（审讯）时间、地点、访（审问者）谈（受审者）双方的问答（包括追问和补充问答）及签名；其解读原则也包括了‘硬伤’和‘硬道理’：尽可能不发生误读历史的‘硬伤’，尽可能发现近于历史真实的资讯。”我曾想，审讯记录里的受审人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包括严刑拷打、威胁恐吓以及关于组织、战友、亲人安危的考量），这是其“另类”的特点。读了《寻找祖国三千里》始知，台湾政治史的报告人也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包括对“祸从口出”和“历史悲剧重演”的担忧）。蓝博洲用什么赢得报告人的信任呢？是他恪守学术伦理的人格力量。
祝贺我的朋友蓝博洲又出了一本好书。2017年10月4日记于北京
我们一定要
刘醒龙此刻在由哈尔滨开往武汉的G1276次高铁上，车窗外初夏阳光灿烂，即便是舆论界一天到晚都在研究、片刻不曾断过呼吁、人人都会说的已经“经济沦陷”的东北三省，依然表现得欣欣向荣、生机勃勃。如果不是思想深处由于沿途出现的站名而引起一道道阴影，真的无法想象，从东北到华北再到中原，大半个中国曾经水深火热、灾难深重。昨天晚上还在沈阳，下榻的酒店位于皇姑区。作为行政区划的皇姑区，来源于皇姑屯。身在这个用国人之血写在近代中国史上的小地方，读着《
寻找祖国三千里
》的文稿，历史沉重得令人喘不过气来。博洲嘱我为简体字版《寻找祖国三千里》写序，既深感他的不易，也心知这文章写得不易，成文之后还有更多不易等在那里，却没有料到会用这种方式开篇。
认识博洲是在2012年4月英国伦敦的国际书展上，他不修边幅的模样，在那种地方颇有侠义剑客之风骨。某天，我们一起去剑桥转转。转到后来他人不见了，全车的人都在等他。那么多人就我事先要了他的手机号码，拨打过去，才知他是沿着剑桥走了一大圈，别人走的是相反方向，只需走一小圈。当时还开玩笑，说博洲是在宝岛台湾绕圈走惯了。博洲很严肃地笑一笑，说台湾就那么大，只要不走到海里，永远也走不丢。即便是说笑，这一句走不丢，也将他在宝岛台湾生活的不易体现无遗。
在伦敦的那一个星期里，博洲的神情让我总是记起几年前在巴黎书展上见到的另一位来自宝岛台湾的作家。那次书展期间，正逢台湾选举，中国国民党候选人连战，由于两颗阴谋的子弹以些微票数败给“台独”分子陈水扁。那天与两岸作家同台讲演，同样来自宝岛台湾且公开表明自己投票支持陈水扁的某女作家，脱离文学主题，就连战败选，对另一位来自宝岛台湾且支持连战的作家极尽挖苦嘲笑之词，并夹带一些亵渎历史的妄评。也是由于沮丧和痛苦，当然也是个人修养与品行，这位作家以沉默作为回应。倒是我自己，在随后的发言时间里，用中国文学的“汉奸”一词与法国文学中的“法奸”一词，在两国历史书写中的作用说了一番话。那场讲演中还有一个小插曲。讲演结束后，担任同声翻译的中国籍女翻译，从“玻璃屋”中冲出来，当众拦住我，眼眶湿润地说，这么多年，在担任同声翻译过程中，受够了国际上那些坏蛋恶棍的气，受职责所限，那些恶棍坏蛋在发言时所说的中伤中国的话，她不得不如实翻译，每次翻译那样的话时，就像自己往自己的心窝里捅刀子。这一次她太开心了，所以故意将“汉奸”这个词加重语气翻译出来。
2016年5月，在山西介休的一个文学活动上，与博洲再次相逢（那个女作家也来了）。几天相处，天天深谈到凌晨，说起那段旧话，博洲说，他们在台北，不仅白天挨刀子，就是夜里做梦时也会挨刀子，而且这刀子是各种各样的，除了对方的，有时还有所谓己方的。而最最令人痛心的话，是某个时刻，谈到台湾前途，谈到统一的可能时，博洲突然说了一句，只怕在统一之前，我们这些人会先被那些“台独”分子祭旗！自介休分手之后，在很长时间里，人正好好的突然记起博洲这句话，身上不由得立即打了个寒战。这寒战的起因，也有在介休彻夜长谈时，博洲泣血一般的言说，台湾一切问题的根源在于“反共”。他列举了一些重大事件的背景，让人想到，其实两岸这般人士，在演着双簧，目的都是用来掩盖“汉奸”之本质。那次见面，博洲提起自己有新作《寻找祖国三千里》，不久就通过互联网将电子文本发过来。通篇读毕，不能不感想，现时的博洲正是文中主人翁的生命重现。那个为了投身保卫国家的抗日战争，不惜无数次冒险，行程数千里，从日本殖民统治的宝岛台湾出发，经过朝鲜进入东北，再一路辗转来到抗战中心重庆的热血青年吴思汉，简直就是如今身居台北，以笔为旗的著名作家蓝博洲。
博洲笔下，见不到这些年受益于自由行政策的中国青年们所追捧的淡水河、阿里山、澎湖湾，不是那别致的咖啡屋不上眼，也不是对原始山水无情，更说不上那些海水沙滩不文艺。博洲的才华有如春江花月般华彩，骨子里透着“春花秋月何时了”的悲悯，品格却是“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般壮怀激烈。博洲以一己之力，从宛如花莲外海那种深度的历史中，打捞出台湾近现代史中讳莫如深、被刻意遗忘的那一部分。做这种事，需要将自己先燃烧起来，不如此不足以先照亮自己再照亮别人。写这样的作品，则需要自身如良医，能体会罹患顽疾绝症者最深的伤痛，并用这样的伤痛警示当今。
把我的尸身用火烧了，撒在我所热爱的这片土地上，也许可以对人们种空心菜有些帮助呢！——郭琇琮（1918—1950）
祖国啊，请你看我一眼，你的台湾儿子回来了！——吴思汉（1924—1950）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钟理和（1915—1960）
吴思汉们当年说过的话，没有哪一句没有意义，也没有哪一句失去了意义，博洲将其呈现出来，这些身披历史尘埃的先贤遗愿，更具现实震撼力。
小时候，曾有许多政治口号，其中最耳熟能详，也最深入人心的一句是：“我们一定要……”后面的四个字在后来的中国社会生活中省略不写了。这四个字不会因为没有写在书面上而彻底消失，相反，这四个字所承载的丰富理想早已溶进血液深潜在我们的躯体内，像森林之根早已深扎在莽莽山野之上。如今的祖国像高山一样，足以怀抱天下儿女。
博洲的新作中有部分文字曾发表在我主编的文学杂志《芳草》上，并被第五届汉语文学女评委奖的评委们一致评选为大奖，颁奖时的授奖辞是我亲自写的：
文学的伟大在于永远遵循从常识中发现伟大的基本规律。文学的伟大不是让人炫耀，而是潜入灵魂的激荡。一部大作品必须具有相应的胸怀和气韵，也要有般配的风骨与力量。蓝博洲的《寻找祖国三千里》体现了当下难得一见的此种文学常识，罕有的平静文笔，写尽宝岛台湾一代年轻人的家国苦难。不为文本凭空欢叫，文本的魅力才格外彰显。抛弃仅凭浮华辞藻流传的情感，现实的宿命虽然平淡无奇，更能贯穿时空。这些从历史中打捞出来的个人史，将深不见底的历史重新照亮，也重新见证了文学的光辉！
这世界总是由许多柔软的文字占着每一天的书刊报章版面，这样的流水日子过上几十年，到头来终将发现，占据一代人心灵，并塑造一代灵魂的唯有博洲这样的雄壮、阔大，深远的文品。2017年5月21日G1276沈阳至郑州寻找祖国三千里——殖民地台湾青年吴思汉的身份认同之旅
序曲
1945年12月19日起，一连七天，《台湾新生报》日文版刊载了一篇题为《思慕祖国不远千里：一台湾青年的归国记》的文章，作者署名吴思汉。
通过这篇报道，吴思汉报告自己为了参加祖国的抗日战争，不惜放弃京都帝大医学部学业，只身穿越朝鲜半岛，过鸭绿江，潜入东北、华北沦陷区，再突破前线封锁，深入内陆地区，最后终于抵达重庆的艰难而曲折的过程。
在光复不久、对祖国的热情犹未冷却的台湾，吴思汉的经历感动了无数的读者。尤其是在青年知识分子之间，他那寻找祖国三千里的故事随即成为人们口耳相传的一则时代传奇。吴思汉也成了当时的传奇人物。
然而，五年不到，1950年11月29日，“二二八”后改组易名的《新生报》却刊载了一则题为《不法叛逆危害党国十四匪谍枪决》的报道。这一次，吴思汉成为“匪党支部书记”，而于前一天的清晨六时，与同案郭琇琮、许强等医界精英，在马场町刑场“明正典刑”。1945年12月19日起一连七天，《台湾新生报》日文版刊载吴思汉的《思慕祖国不远千里：一台湾青年的归国记》。1950年11月29日，“二二八”后改组易名的《新生报》有关吴思汉等人枪决的报道。
第一章：还给我们祖国啊！
风俗习惯语言都不同
异族统治下的一视同仁
显然就是虚伪的语言
虚伪多了便会有苦闷向海叫喊：
还给我们祖国啊！
未曾见过的祖国
隔着海似近似远
梦见的，在书上看见的祖国
流过几千年在我血液里
住在我胸脯里的影子
在我心里反响——巫永福《祖国》（陈千武译）1992年，林书扬在台北马场町刑场旁的青年公园第一次春祭20世纪50年代牺牲者大会演讲。（台湾民众文化工作室收藏）
第一次听到吴思汉的名字及其传奇经历，是1987年3月参与《人间》杂志“二二八民众史”专题制作而采访台湾坐牢最久（三十四年七个月）的政治犯林书扬先生时偶然知道的。林书扬先生说，光复那年，本名吴调和的吴思汉在《台湾新生报》发表《思慕祖国不远千里》的报道文章，引起了轰动效应，也因此，他与同案牺牲的郭琇琮和许强医师，以及传说在鹿窟山区被蛇咬死的小说家吕赫若，在当时的台湾青年之间赢得“台湾四大才子”之名。
从此以后，我被吴思汉流星般灿烂而瞬间消逝的悲壮的生命传奇吸引了。为了理解像他那样的殖民地台湾青年的身份认同之旅，我开始寻访吴思汉生前的人生轨迹。
莲乡白河
台南县急水溪流域白河镇的莲花以及附近关子岭的温泉是有名的。每年花开的季节，南北各地的游客纷纷来到这里，赏莲、洗温泉。我不是风雅之人，更没有那份闲情逸致，可也来到这个莲花之乡。仅仅因为几个日据时期台南二中毕业的20世纪50年代白色恐怖政治受难人提供的信息——吴思汉的父亲当年好像在白河中山路开一家汉药店。我几次来到台南县白河镇，然而，因为没有认识的人介绍，我怕惊扰了唯一还住在那里的吴思汉的最小的弟弟，反而无法进行采访工作，于是几次在白河街上犹然挂着褪色的“匀和汉药房”招牌的对街徘徊，不敢贸然登门拜访。我只能走到不远处的白河国民学校。那里原是日据时期吴思汉曾经就读六年的白河公学校。我坐在小学操场的秋千上百无聊赖地荡着，在同样的天空下，想象着当年的殖民地孩子是怎么度过他的童年的。吴思汉白河老家中山路的街口。（蓝博洲摄于1993年12月23日）吴思汉曾经就读六年的白河公学校。（蓝博洲摄于1993年12月23日）
一直到1993年3月13日，借着出身台南麻豆的林书扬先生返乡探亲之便，我从台北驱车南下，与林先生会合，然后在太阳落入远方的地平线之前，赶往新营。当夜色降临的时候，我们终于在离新营火车站不远处的中山路上找到当年与吴思汉同案被捕、处刑十年的难友胡宝珍医师的那家小诊所。胡医师同时也是吴思汉在日据时期州立台南二中的学弟。当天晚上，我对胡医师做了初步的采访。第二天早上，我又通过胡医师的介绍，见到了1935年出生的吴思汉的二妹吴金莺女士，并做了有关吴思汉生命史的采访。
第二年的3月31日，我又通过吴金莺女士的介绍，在高雄市大港街的铁路局员工宿舍，采访到了1922年出生的吴思汉的大姐吴金雀女士。
这样，通过两姐妹的叙述，我终于初步了解了吴思汉的家庭背景。
现在，历经多年的寻访与材料搜集之后，这篇关于殖民地台湾青年吴思汉寻找祖国三千里的身份认同之旅的故事，就要从他的父亲吴匀的苦学出身谈起。1993年3月13日晚上，吴思汉同案被捕的难友胡宝珍医师（左）与林书扬先生，台南新营。（蓝博洲摄）1994年3月31日，吴思汉的大姐吴金雀，高雄市大港街铁路局员工宿舍。（蓝博洲摄）
苦学出身的父亲
吴金雀：民前14年（1898年），我爸爸生于日据时期台南厅新营郡白河街的贫穷家庭，自幼好学，可家里没法供他读书，就一边打工，一边苦学，考进台南师范。
叙事者：1915年，台湾人民前后长达二十年的武装抗日运动在血的洗礼下告一段落。1918年7月22日，明石元二郎担任台湾总督。此时，日本帝国把握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以台湾为侵略基地，乘机对中国及南洋扩张侵略势力。为了利用台湾人，因此对台湾人改采“怀柔”的统治政策，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各方面都采取了“改良主义”的殖民统治方式。
1919年1月4日，明石总督公布台湾教育令，确立“台湾教育分为普通教育、实业教育、专科教育、师范教育”四种，致力实业教育的普及，培养工商业下级干部，以便助长其对台湾的经济榨取与永久占领。与此同时，为了培养推行普通教育的师资，明文规定以师范学校作为师范教育的场所。3月31日，师范学校规则颁布。4月1日，台湾总督府师范学校官制公布，1896年设立的国语学校改设为台北师范学校，1918年设立的国语学校台南分校改设为台南师范学校。
对此，1919年《台湾总督府民政事务成绩提要》载称：“近年公学校教育突然旺盛，因教师之培养无法比照班级之增加，遂呈现不得不采用多数代用教师之现状。然因彻底普及公学校教育为极重要之事，故而一面续办去年各州厅所办之代用教师讲习会，一面假台北及台南师范开办公学校训导讲习科。”
根据台湾省立台南师范学校编《补报卅五年（1946）二月以前（台湾总督府台南师范学校）历年毕业生名册》所载，吴匀于1920年5月考进台南师范学校一年制讲习科。吴思汉的父亲吴匀的台南师范学籍资料。（台湾民众文化工作室收藏）
所谓一年制讲习科，是公学校准教员（训导）养成讲习科和临时公学校教员（训导）讲习科的简称，修业年限都是一年。公学校准教员养成讲习科的入学资格是公学校高等科二年毕业者；临时公学校教员讲习科的入学资格则是公学校六年毕业，曾做代用教员二三年者。
我们无法确知吴匀究竟是就读公学校准教员养成讲习科抑或临时公学校教员讲习科。但根据同一名册所载，可以确知的是，他于1921年3月毕业，随即分发白河公学校，担任乙种准教员（助教）。
吴金雀：我爸爸当了教员后，娶白河农家不识字的女子林秀为妻，并于第二年年尾生下我。两年后（1924年10月20日），再生长男调和仔。我爸爸妈妈前后一共生了八个小孩，四男四女。小时候，我们家很穷，日子过得实在很艰苦。我爸爸光靠教书的微薄薪资，要养活一家人就已经不容易了，更谈不上栽培这些小孩上学。因为这样，他后来就辞掉教职，出来做生意。我爸爸很努力，先后从事过保险、代理店、卖米等行业。他就这样一直做，一直转行，转到后来，终于在我九岁的时候开了一家匀和汉药店，家里的经济情况也才渐渐好转。那时候，我爸爸和我妈妈已经生了三个小孩；我九岁，调和仔六岁，大妹妹三岁。
吴金莺：我听我妈说，我爸爸的头脑很好，人很巧。当时，一般开汉药店的都是有汉药的药味牌可看、可研究的内行。我爸爸根本就是外行，没有药味牌，一直到去台南考药商牌照的前一晚，他才向人家借来看。结果，他看过的，刚好考题都出了，勉强及格。为了开业，我爸爸向信用组合借了三百块。还好，组合的组合长跟他认识，特别通融，让他借五百块。我爸爸于是用这五百块作为创业基金，经营匀和汉药店。当时，隔壁原就有一家汉药店。匀和汉药店是新开的，当然不可能拼得过人家，再加上本钱短，起初做得不怎么顺利。后来，我爸爸努力研究医书，医术就胜过隔壁老店，再加上收费公道，对人亲切，很快就成为白河地区出名的中医，匀和汉药店的生意也就越来越好了。正因为事业逐渐做大了，我爸爸后来才能够让大哥调和仔及包括我在内的几个弟弟妹妹都接受高等教育。吴匀全家在自家店号前合影。（台湾民众文化工作室收藏）1950年枪决后吴思汉家属的调查表。
白河公学校全校第一名毕业
叙事者：1931年4月，吴思汉入学白河公学校。同年9月，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展开侵华政策。在军事上，作为“皇国南方锁钥”的殖民地台湾，就变成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南亚的南进基地。
吴金雀：我记得调和仔是在我爸爸出来开汉药店的那年入学的。在我的印象中，调和仔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可他像我爸爸一样聪明，身体很好，只有三岁那年病过一次。他从小就文静乖巧，守规矩，很少挨大人骂。他和我年纪最近，我们小时候也从来不曾吵架。不过，他这个人正义感很强，很固执。若没有错，他绝对不愿向人屈服的。我记得，他在读公学校四年级还是几年级的时候，他的导师是一个当过兵的日本人，脾气很坏，很野蛮。有一次，他不知为什么骂我弟弟，我弟弟认为自己并没有犯错，就反驳说：我又没有做错什么，你怎么……这样，他就打我弟弟，打得好厉害。弟弟放学回来，我看他被打得那么厉害，心里实在很不甘，就说这个日本人实在可恶。但是，我爸爸不但没有安慰自己的儿子，反而责骂他说：你是学生，应（顶）老师，就是你不对。我爸爸是穷人家出身的，又当过老师，对子女的教育很严格。因为这样，我们这些兄弟姐妹规矩也都很好，不敢乱来。
叙事者：通过持续地寻访探听，1991年11月14日晚上，我在台北市公馆一栋四层的老旧公寓采访到了自称公学校时期与吴思汉交情最好的蔡水源老先生。蔡水源老先生一边追忆一边叙述他对公学校时期的吴思汉印象。当思绪偶尔中断时，他就拿起手上那支点燃的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再徐徐地吐出来。于是尘封许久的童年往事就在缭绕的烟雾中逐渐浮现。我也从另一个侧面了解了公学校时期吴思汉的表现。公学校毕业时吴思汉获得“北白川宫殿下赏”。（苏有鹏提供）
蔡水源：我是在嘉义出生的。后来，我父母搬到台南后壁乡卖鱼，我就在后壁乡青寮公学校上学；读完五年级后，我又转学白河公学校，和调和仔同班，并且就坐在他隔壁。在我的记忆中，调和仔的老爸对子女的管教很严。起初，我对他的印象是很乖，很聪明。他以前怎么样我不知道，可从我跟他认识以来，就不曾看他出来跟人玩。放学后，他一定马上回家读书。我跟他完全相反，不喜欢读书，爱玩；每天下了课不是到处偷摘人家的水果，就是赌博，乱来啦！我不但根本没在读书，而且经常因为触犯校规被叫到台上处罚。虽然我们两人走的路线不同，不知为什么，调和仔却一直对我很好。我们就这样成为最好的朋友。调和仔的成绩很好。从一年级到五年级，我没有和他一起，情况如何，我并不知道。六年级毕业时，老师说，因为调和仔从一年级到六年级都是全校第一名，所以可以获得“北白川宫殿下赏”。那年，调和仔也顺利考上台南二中。
战云密布的南二中生涯
叙事者：台南二中的正式名称是台南州立第二中学校，创设于1922年。就在这一年，台湾新教育令公布，中等以上学校实施日台共学制。表面上，一直都是分校就读的台湾学生与日本学生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但是，事实上，日本男学生仍然大部分集中就读台北一中（今建国中学）、台北三中（今师大附中）、台中二中和台南一中（今台南二中）等校。台湾男学生大多集中在台北二中（今成功中学）、台中一中、彰化中学校和台南二中（今台南一中）等校。
据统计，1937年，台湾全岛一共12所中学校；学生人数共计6859人，其中台湾学生2794人，日本学生4065人。
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日本学生的入学率高，台湾学生的入学率则相当低。
就在这种艰难的条件下，1937年4月，吴思汉考进台南州立第二中学校第十六届。
林书扬：台南州立第一中学校比台南州立第二中学校早成立四年，成立以后，它收的学生99%都是那些在台南地区当官或商社职员的日本人的子弟。后来，台南市的人口增加，只有一间州立的中学校，稍显不足，所以才设立二中。每年大概有三四百人报考台南一中，因为人口比例相差悬殊，录取率50%。二中是台湾人子弟念的学校，报考人当然比较多，大概十几个才能录取一个。能够进二中念书的，家庭环境大概最少是中等。当时，除了台南市以外，只要是台南州的学生都可以来投考台南二中。台南州大概有十几个郡，每个郡上成绩比较好的都会来投考。但是台南市的公学校水平比较高一点，占了便宜，所以就占了一半以上的录取名额。因为录取率很低，除了台南市内几所教学情况良好的公学校以外，台南州各乡镇的公学校为了学校的形象，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却都按照这样的规矩来做：班上成绩前十名的才能够投考台南二中。十名以后的，老师会叫你去考其他的职业学校。像我那一年（第十九届），一百五十个录取生当中，我们曾文郡的大概没有超过二十个；麻豆街一共有三十几个投考，也才考取两个。1937年4月，吴思汉考进台南州立第二中学校第十六届。图为该校礼堂与日籍校长。（台湾民众文化工作室收藏）日据台南二中的学生群像及校园一景。（台湾民众文化工作室收藏）
蔡水源：调和仔进了窄门，可他并没有就此忘记因为贪玩而落榜的我。读台南二中的时候，他老爸已经不再严格限制他的行动了。只要放假回来，他就会来找我玩。我实在不知道，当时他心里头究竟是怎么看待我这块料。“水源仔，你要继续上学”，每次见面，他都一直劝我，不可以毕业之后就整日玩牌、打弹珠。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嫌我这个朋友爱玩，所以才叫我要继续上学。我的成绩那样坏，我回答他说，叫我上学，我能考到哪里去？我自己也想不通。一直到暑假之前，我仍然终日玩耍。“水源仔，你要读书啦！”调和仔暑假回来时更加积极地鼓舞我，“你不可不读啦！人生就这样黑暗下去。”我各项都不知道，应付他说，现在即使要读，也只剩两学期了，你叫我要如何读？“没要紧！”调和仔安慰我，“我跟你说要如何读，要去买什么参考书来读。你就这样，照我讲的读读看嘛！如果考得上最好，若没中，就算了。”于是我就照调和仔所说的，开始准备第二年春天的考试。结果我也考上台南二中（第十七届）了。调和仔见到我就大大地称赞我说：“水源仔，你怎么那么巧（聪明）。”本来我和他是同级的，考上台南二中以后，却低他一级了。因为在同一所学校，虽然差一年，但我们还是经常在一起。我和他的关系也就更加密切起来了。我到现在还是想不通，台南二中优秀的人这么多，为什么他还是喜欢找我玩。1996年11月，林书扬在台南二中校门前接受作者的采访。台南二中时期的吴思汉与弟弟。（台湾民众文化工作室收藏）台南二中时期的吴思汉与父母及五个弟妹。（台湾民众文化工作室收藏）
叙事者：就在吴思汉入学台南二中的这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15日，台湾军司令部宣布台湾全岛进入战时体制，实施灯火管制。
在战云密布下，吴思汉的中学生涯（1937年4月—1941年3月）就在台湾学生与日本学生之间存在严重的民族矛盾的氛围中度过。
林书扬：因为台南二中90%都是台湾人子弟，为了要进行同化政策，殖民政府每年也会安排十个日本人子弟进去。那时候，日本的殖民地政策也有阶级之分。当时台湾已经有一些从日本来的木匠、手工业的技术性工人，虽然这些人是日本的劳动阶级，但还是会受到特别的照顾。他们安排这些人的子弟和一些日本中等家庭（像学校的教职员以及州厅的行政人员）的子弟进二中，一方面介绍一些日本人的生活习惯，进行同化，一方面也可能监视台湾学生的动态。他们虽然是不怎么成熟的中学生，回去也会讲同学在讲什么话，对老师的态度怎么样等。他们虽然也参加入学考试，但成绩却不怎么好，如果是公平竞争的话，他们是进不来的。但是政府每年政策性地挑选日本人的子弟进来，是变相的保送。进来以后，还会安排他们当每班的班长、副班长。这是日本人的特权。作为台湾人的子弟，吴思汉因为成绩很优秀，能够当上班长。我记得，只要班上要全体出去的时候，都是他排在最前面带队。
蔡水源：调和仔的脑筋实在非常好。我的印象中，他在学校的成绩非常好，差不多都在前五名。一般来说，有这种成绩的人，他的操行不是甲，也有甲下。可调和仔却始终在乙与乙下之间。为什么他的操行成绩会不好呢？我想那是因为他绝对不会说一些不实在的好话去拍老师的马屁。他不是不尊敬老师，但若是老师讲错了，他会不客气地质问。他做班长的时候，班上的同学若对老师有什么不满，他就代表他们不客气地直接向老师抗议。尽管他成绩很好，但是却因为操行不好不能做了……我们毕竟是热血的青年人，民族观念很强，要是在路上碰到一中的日本人，kimochi（気持ち）就歹了，就会骂他们说：“干你娘！你是狗仔！我们是中国人。”然后，拳头就捶了上去。
吴金莺：我听爸爸妈妈说，我大哥从小成绩就很好，很突出，而且很乖。我爸爸是生意人，比较没有民族意识。因此他一直纳闷：很奇怪！那么乖的小孩，怎么出去读中学都和日本人打架呢？
林书扬：当时，台南二中位于一个小山冈上，校门口旁边是日本人的宿舍。一年级到三年级的学生从前方的门进去，四、五年级就从右边的门进去。前方右侧的门，学生不能走，是教职员专用的。下课的时候，学生不能直接从大门走出去，得先面向挂有天皇玉照的校长室，脱帽，行九十度最敬礼，然后才能走出去。进来也是一样。没有敬礼会被处罚。没有人敢开玩笑，这是思想问题。学校有剑道部、棒球部、柔道部以及网球部等很多休闲活动，但是并没有什么思想性的社团组织。在那个年代，学校是清一色的军国主义教育。军国主义所重视的是精神教育，要让台湾人主动认同自己是日本人，要尽日本国民的义务，不能有所保留。除了精神教育以外，教育政策的重点就是军事教育。当时学校有军训课，军训教官的权力相当大，大概不会比国民党高压时代的军训教官的权力小。在这种情况之下，校内的思想控制在1931年东北事变之后就更严重了。台湾过去的反对运动，特别是左派的台湾共产党、农民组合、文化协会分裂后的赤色总工会等左翼团体的活动又已被瓦解了。所以到我们这一代，市面上的书局绝对看不到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书籍。学生还有这样认识的大概也不多，就算有也没有人敢公开讲。只有少数家里有人参加过当年文化协会或农民组合的反对运动的学生秘密在谈。虽然我们只是中学生，但是生长在殖民地，在学校里面，政治警觉性还是有的，家里的人也会告诉我们，思想问题很严重。所以我们虽然还没有成年，但也会有一定的警觉心。就我所知，吴思汉在学校里面并没有参加什么特殊的活动，只是成绩很好。
蔡水源：台南二中的学生主要以读书和运动为主，没什么政治活动。调和仔，我看，当时他对这方面大概也没什么探讨。台南二中的朝会情景。（台湾民众文化工作室收藏）台南二中的军事教练课。（台湾民众文化工作室收藏）台南二中的“神社参拜”活动。（台湾民众文化工作室收藏）
叙事者：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进一步深化，台湾殖民当局也加紧对殖民地台湾进行所谓“皇民化运动”。“皇民化运动”的第一步就是废止汉文。台湾总督府规定：1937年4月1日起，一切学校、商业机关都不准使用汉文，同时台湾各报章杂志的汉文版也一律撤废。与此同时，日本殖民当局更加积极地推行所谓的“国语普及运动”：台湾人民——不分男女老幼——都被迫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日语。
根据1939年《台湾的社会教育》统计，台湾总督府用来推行日语的机构——国语讲习所及简易国语讲习所，全岛合计达15126所，讲习生达891660人；本岛人能解日语者约有2568000人，达48.74％。
1940年2月11日，也就是日本“皇纪纪元2600年”纪念日，日本殖民当局又通过户口规则的修订，制定台湾人改换日本姓名的规则。台湾的“皇民化运动”也通过这样的“改姓名运动”进入最紧张的阶段。尽管坚持原本的姓名会有种种的不利，但是一直到半年后的8月11日止，只有168个“希望能够‘看起来更像日本人’”的台湾人改姓名而已。为了鼓励更多的台湾人改用日本姓名，11月25日，台湾精神动员本部公布了《台籍民改日姓名促进纲要》，同时制定了一种奖励方法，规定说日语的家庭为“国语家庭”，在诸如物资配给等实际生活上给予和日本人同等待遇。台南二中学生毕业纪念照。（台湾民众文化工作室收藏）
吴金莺：当时，我父亲的生意做得很大，在天津、大连等地都有好多分店，大部分时间都在大陆。因为要在那儿做生意，必须用日本人的名义才做得来，不改姓名的话，每样许可都出不来。我爸爸因为实在没法度，想要改了。但是他却遭到大哥的坚决反对。
戴白线帽的台北高校生
叙事者：1941年4月，修完台南二中四年课程的吴思汉跳级进入台北高等学校第十七届高等科理科乙类，戴上当时少女们崇拜的两条白线环绕蕉叶帽徽的“白线帽”。1941年4月，修完台南二中四年课程的吴思汉跨级考进台北高等学校。图为台北高等学校的吴思汉与弟弟。（台湾民众文化工作室收藏）
台北高等学校的全称是台湾总督府台北高等学校。1922年4月，作为大学预备教育机关而创立，设寻常科，修业年限四年。1925年，继设高等科，分文、理两类，修业年限三年（战时缩短为两年）；入学资格为该校寻常科毕业或中学校修业四年者；考试科目与日本本土的高等学校大致相同；每年只招考应收新生人数的一半，另外一半则由寻常科毕业生和各中学校长推荐保送。由于台北高等学校及各中学的校长都是日本人，所以日本学生进入台北高等学校的机会自然远远超过台湾学生。
1926年起，台北高等学校的学生正式于台北古亭町的校舍（今和平东路台湾师范大学）上课。
林书扬：按照当时的学制，中学校的修业年限是五年。然而，只要有足够的自信，修完四年课程的学生也可以报考台湾两所专门升大学的预备学校——台北帝国大学预科和台北高等学校。每年到了年初的时候，台南二中四、五年级教室入口处的墙壁上都会贴出投考台北帝国大学预科或台北高等学校的录取名单；二中的录取率在几所有名的中学校当中算是很高的。我记得，昭和十五年（1940年），全日本的所有中学校评鉴，台湾只有台北一中、台北二中和台南二中三所学校被评为优良。朝鲜还没有一家被评选进去。
邱奎壁：我是比吴思汉低一届的学弟邱奎壁。我进二中时，吴思汉读二年级。他长得高高的，平时很沉默，不爱出风头，做事稳妥。我印象最深的是，宿舍虽然很吵，但他仍然静静地读他的书。当时，考上台北高等学校是很困难的事情。全省只录取四十名，四十名中日本人又占了三十名，台湾人只能取十个而已，录取率可以说是1∶1000。一般说来，一所中学校，一届能有一个考上，就不简单了。考上的人当然是相当不得了。吴思汉四年念完就考得上，更可以说是天才中的天才。那一年，整个台南二中包括应届毕业生在内，也只有吴思汉一人考上而已。其实他在学校的功课并不是特别好，所以他考上的时候，大家都吓了一跳。我也是这个时候才真正注意到他这个人。就我所知，他读书是有他自己的一套的。他不在乎学校的成绩排名，因为那还要包括军事训练、体育等科目的成绩；他不去考虑那个排名而是重视充实自己，把握英文、数学、物理、化学等主要科目。他四年级的级任导师矢野，是个热心的教育者，对学生严格、大公无私；虽然平时特别疼爱吴思汉，可他事先也没想到吴思汉会考上台北高等学校。
吴金雀：从前要考上台北高等学校没有那么简单。啊！调和仔却读四年就考到了。人家应届毕业的都考不上，他却提前一年就考上了。当时全庄也只有我弟弟一个人考上而已。吓！大家都“罕”起来，说这个姻仔，头脑有够好。我一直因自己的大弟从小就成绩优异感到骄傲。后来，我要结婚的时候，曾经到过台北，去他住的地方找过他一次。现在，这么久了，那个地方叫什么我也忘记了。我记得，那时候他好像和别人一起住在学校的宿舍。1950年，“国防部”有关邱奎壁叛乱处刑的档案。
蔡水源：后来我虽然没考上高校，还是经常与吴思汉联系。作为殖民地人，在日本帝国主义民族歧视政策统治下的命运，注定是悲哀的。日本学生非常粗暴，经常不分青红皂白就痛殴台籍学生。面对这种台籍学生经常被日本学生欺负的悲哀的生活，那些心怀反感的台湾学生，总想找机会讨回受伤的民族自尊心。就我所知，民族意识强烈的调和仔就是那些敢于反抗的台湾学生之一。台北高等学校的学生。（台湾民众文化工作室收藏）
负笈京都帝大医学部
叙事者：1943年，修完台北高等学校两年课程的吴思汉再度跳级考上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就从这一年起，台湾总督府为了使台湾人民在“皇民化”下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顺民”，进一步实施六年制的所谓“义务教育”制度。据统计，1942年，台湾人的就学率为64.8%；“义务教育”制度强制实施后，台湾人的就学率在一年内激增至85%。因此可以说那个时代的台湾青少年都受过日本帝国主义的麻醉教育。而这种所谓“皇民意识之发扬”的教育，同时也会使台湾人民的民族解放意识消沉。到了1943年6月，改姓名的台湾人已达十万之多。台北高等学校学生上课情形。
林书扬：台南二中毕业生后来考上医学院的特别多。这大概也反映出当时日本总督府的教育政策鼓励你往这方面去。学社会科学没有什么前途，出来找不到工作，所以大家都往医学院、工学院、农学院方面去走。吴思汉也是从台北高等学校到京都帝大学医的佼佼者。
叙事者：然而，诚如殖民地诗人巫永福在彼时彼地所写的《祖国》一诗所反映的心声一般，恰恰就是这所谓“皇民意识之发扬”的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殖民地孩子吴思汉，却在时代气氛这样低迷沉闷的7月，怀抱着“大学毕业后，以技术者的身份回归祖国是唯一目的”的志愿，离开台湾，负笈日本。巫永福（右一）在1932年写下反映殖民地台湾人心声的《祖国》一诗。
当吴思汉来到东京时，日本正处于超国家主义者与军事法西斯互相勾结，用“八纮一宇”和“国体明征”制造了一个“黑暗的深渊”的历史时期。
自从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开始以来，日本近卫内阁对外打出“东亚新秩序”的口号，对内展开“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以此控制由于战时统制在人民生活领域引起的民心动摇，因此，它一点也没有放松思想镇压的黑手。例如：1937年12月，“自由派”的矢内原忠雄教授被逐出东京大学法学部；从1937年年底到1938年年初的所谓“人民阵线事件”，山川均、荒畑寒村等四百多名左派及一批“学者集团”相继入狱，日本无产党、日劳全国评议会等组织被勒令解散。从此以后，作为单纯学说的马克思主义课程，从学院讲坛上销声匿迹了，《岩波文库》里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三十几种著作都被迫绝版了，而全日本各书店有关这方面的经典文献也被全部拿掉了。
吴金莺：就我所知，大哥原本是要读东京帝大的。当他发现东京帝大学风比较保守，于是写信向父亲说要去读京都帝大。这样，他就在10月进入京都帝大医学部求学。
叙事者：与此同时，日本开始临时征召本国学生兵（学徒出阵）。许多如同吴思汉一样正处于精神形成期的日本青年，或相信“圣战”，或持怀疑态度，都被派到各个战场上去了。
在这样的形势下，许多“面临着不一定什么时候就要来到的入伍令和死亡的精神准备”的日本青年学生认为，以西田哲学的“当为即事实，事实即当为”为理论渊源，“用充满艰涩的文字和复杂的逻辑技巧装潢起来的”京都学派的“世界史哲学”，“可以解决被灌输的理念与他们自己思想之间的矛盾”，并且仿佛是于“黑暗的深渊”的暗处开放的一朵鲜花一般，成为他们“唯一爱读的”书了。虽然如此，从1943年起，京都学派的“世界史哲学”也遭到强调“绝对顺从”天皇和鼓吹“神国不败”的“皇道哲学”派的猛烈攻击，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在这样的时代气氛下，怀抱着“大学毕业后，以技术者的身份回归祖国”心愿的吴思汉，不但没有受京都学派的“世界史哲学”的影响，反而尽量寻找机会，接近祖国来的留学生，寻找回归祖国、为抗战贡献心力的途径。
吴思汉：当时，台湾子弟在京都求学的为数不少，并且大都按其毕业学校成立了同学会。虽然日本已在中国及太平洋地区的战场挣扎，但是日本人心态依旧傲慢，经常压迫欺凌异族。有志的台湾学子谈到此事，心中不禁悲愤慷慨不已，甚而梦萦回归祖国，竭尽心力，为自己的民族效劳。1943年10月，吴思汉进入京都帝大医学部就读。图为1993年的京都大学校门口与学生厕所墙上的反帝标语。（蓝博洲摄）
第二章：寻找祖国三千里
我想我们如果救不了祖国，台湾便会真正灭亡，我们的希望只系在祖国的复兴，祖国一亡，我们不但阻遏不了殖民化，连我们自己也会被新皇民消灭的！——张深切《里程碑》
在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当局看来，军人从来就是站在国防第一线而享有极高的荣誉，因此，向来规定只有日本本国臣民才有资格成为日本“皇军”之一员。作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台湾籍民”，在法律上既然不是日本国民，因而也就没有资格成为日本“皇军”；即便你有效忠天皇的赤诚，也只能被当作比军人地位低好几倍的军属或军夫来使唤。
1941年4月，负责殖民地台湾进行“皇民化运动”的中央机关“皇民奉公会”成立。为了把台湾人“同化”为有“日本精神”的“日本人”，它在全岛设立六十六个军事训练场，每年训练至少一万名以上的台湾青年；另外，每年还强迫三千名以上的台湾青年参加增产挺身队。与此同时，由于台湾青年能够习惯热带地方的生活，台湾总督府又在日本军部后援之下，设立了以培养侵略华南和南洋为目的的拓南工业战士训练所、拓南农业战士训练所和海洋训练所等。除此之外，在全岛还设立了五十所妇女训练所，每年征募六千名以上未婚的台籍女子，施以急救、看护等主要训练。1941年4月，殖民地台湾“皇民化运动”的中央机关“皇民奉公会”成立。图为该会的文宣之一。（台湾民众文化工作室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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