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启功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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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净居忆往试读：
往事丝缕
我的几位恩师
大约从十五岁到二十五岁，我有幸结识了一些当时知名的艺术家、诗人、学者，如贾羲民、吴镜汀、戴姜福、溥心畬、溥雪斋、齐白石等先生，并向其中的一些人正式拜过师。在他们的教诲下，我日后比较见长的那些知识、技艺才打下根基，得到培养。在我回忆成长过程时，不能不提及他们。我曾经写过《记我的几位恩师》《溥心畬先生南渡前的艺术生涯》及《记齐白石先生轶事》等文章，记载了他们的有关情况，现把和我相关的一些情况再概述并补充一下。
贾羲民和吴镜汀羲民先生名尔鲁，又名鲁，原以新民为字，后改为羲民，北京人。镜汀先生名熙曾，镜汀是他的号，长期客居北京。我虽然自幼喜爱绘画，也下过一些功夫，比如我家有一卷王石谷《临安山色图》的珂罗版照片，原画已流入日本，当时能得到它的照片已很不易，不像现在能见到那么多的王石谷真迹，所以我到现在还保留着这幅照片。我和我五叔祖曾一起用心临摹过它。又经热心人帮助，还找到1926年（丙寅）我画的一张菊花小册页。但这些仅是凭着小聪明，还不具备专业的素质。为了能登堂入室，大约升入中学后不久，我即正式磕头拜贾先生为师学习绘画。贾老师一家都是老塾师，他本人原也做过北洋政府部曹一类的小官。贾老师不但会画，而且博通经史，对书画鉴定也有很深的造诣。那时画坛有这样一个定义不太明确的概念和分法——“内行画”和“外行画”。所谓“内行画”是指那种注重画理、技巧的画，类似王石谷那样画什么像什么；所谓“外行画”是指那种不太注重画理、技巧的画，画的山不像山，水不像水，类似王原祁，有人说他画的房子像丙舍——坟中停灵的棚子。贾先生是文人，他不同意这种提法，认为这样的词汇不应是文人论画所使用的语言；而吴先生却喜欢用这种通俗的说法来区分这两派不同的画风。正由于贾先生是文人，所以他不太喜欢王石谷而喜欢王原祁，我现在还保留着他的一张小幅山水，很能看出他的特点。也正因如此，他在当时画界不太被看重，甚至有些受排挤。贾老师曾经参加过一个画会，它是由金绍城又名金城（号巩北、北楼）倡立的。金先生是王世襄先生的舅舅，为了提高这个画会的地位，他请来周肇祥做会长，因为周是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的学生，又做过东北葫芦岛开辟督办，有的是贪污来的钱。这个画会后来办了一个展览，金先生把贾先生的参展作品放在很不起眼的角落里。贾先生受到这个冷遇后，就主动写了一封信，声明退出画会。
贾先生对我的教益和影响主要在书画鉴定方面，由于他是文人，学问广博，又会画，所以书画史和书画鉴定是他的强项。他经常带我去看故宫的书画藏品。平时去故宫，门票要一块钱，这对一般人可不是小数目，而每月的一、二、三号，实行优惠价，只需三毛钱，而且这三天又是换展品的日子，大量的作品都要撤下来，换上新的，只有那些上等展品会继续保留一段时间，而有些精品，如董其昌题的范中立《溪山行旅图》、郭熙的《早春图》等会保留更长的时间。所以我对这类作品印象非常深，现在闭起眼睛，还能清楚地想象出它们当时挂在什么位置，每张画画的是什么，画面的具体布局如何。如《溪山行旅图》树丛的什么位置有“范宽”两个小字，《早春图》什么地方有一个“郭熙笔”的图章，什么地方有注明某年所画的题款，都清楚地印在我的脑中。由于有优惠，我们天天都盼着这三天，每当这三天看完展览，或平时在什么地方相遇，分手时总是说：“下月到时候见！”每看展览，贾先生就给我讲一些鉴定、鉴赏的知识，如远山和远水怎么画是属于北派的，怎么画是属于南派的，宋人的山水和元人的山水有什么不同等等。这些知识和眼力是非常抽象的，只靠看书是学不会的，必须有真正的行家当面指点。有一回我看到一张米元章的《捕蝗帖》，非常欣赏，可贾先生告诉我这是假的。我当时还很奇怪，心想这不是写得很好吗？后来我见得越来越多，特别是见了很多米元章真迹的影印本，再回过头来看这张《捕蝗帖》，才觉得它真的不行。又如，最初见到董其昌的很多画，难以理解：明明是董其昌的落款，上面还有吴荣光的题跋，如《秋兴八景》等，但里面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毛病？比如画面的结构不合比例，房子太大，人太小；或构图混乱，同一条河，这半是由左向右流，那半边又变成由右向左流；还有的画面很潦草，甚至只画了半截。开始，我认为这些都是假的，或代笔的画手太不高明。贾老师便告诉我，这并不全是假的，而是属于文人那种随意而为的“大爷高乐”的作品——“大爷高乐”是《艳阳楼》戏中“拿高登”的一句戏词：“大爷您在这儿高乐呢！”——画家也常有些不顾画理，信手涂抹的“高乐”之作，特别是文人画，并没什么画理可讲。还有些画，可能是自己起草几笔，然后让其他画手代为填补，所以画风就不统一了，因此不能把它们一概视为赝品。贾老师的这些教诲使我对文人画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真画假题、假画真题、半真半假的作品有了更深的理解。有时只我一个人到故宫看展览，这时最希望能遇到一些懂行的老先生，每当他们在议论指点时，我就凑上去，听他们说什么，有时还不失时机地向他们请教一下，哪怕得到的只是三言两语，但都极有针对性，都使我受益匪浅。
随着知识和鉴赏能力的提高，我鉴定作品真伪的能力也逐步提高。如前面提到的那两幅画：郭熙的《早春图》，有钤章，有题款，画法技巧纯属宋人的风格，非常难得，无疑是真品。而范中立的《溪山行旅图》仅凭画面树丛里有“范宽”两个题字，就能断定它是赝品。因为据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载：“（范宽）名中正，字中立（也作仲立），华原人，性温厚，故时人目之为范宽。”可见范宽是绰号，形容他度量大，不斤斤计较。试想他怎么能把别人给他起的外号当做落款写到画面里呢？比如有人给我起外号叫“马虎”，我能把它当落款题到画上吗？天津历史博物馆也有一张类似风格的作品，落款居然是“臣范宽画”，这更没谱了，难道他敢在皇帝面前大不敬地以外号自称？这又不像戏里可以随便编。有一出包公戏，写包公见太后时称“臣包黑见驾”，这在戏里行，但在正式场合绝对不行。这都是一些原来没落款的画，后人给它妄加上的。这些观点虽然不都是贾老师亲口传授，但和他平日点滴的“润物细无声”的培养是分不开的。
贾老师和吴老师的关系很好。贾老师有一块很珍贵的墨，送给了吴老师，吴老师把他的一幅类似粗笔的王石谷的画回赠给贾老师。贾老师把它挂在屋里，我还从他那里借来临摹过。实话实说，当初我虽投奔贾老师学画，但心里更喜欢所谓的“内行画”，也就是吴老师这派的画。后来我把这个意思和贾老师说了，他非常大度，在一次聚会上，主动把我介绍给吴老师，并主动拜托吴老师好好带我。这事大约发生在我投贾老师门下一年多之后。能够主动把自己的学生转投到别人门下，这种度量，这种胸襟，就令人肃然起敬，所以说跟老师不但要学做学问，更要学做人，贾老师永远是我心中的恩师。
吴老师的“内行画”确实非常高明，他能研究透每种风格、每个人用笔的技法，如王原祁和王石谷的画都是怎样下笔的，他可以当场表演，随便抻过一张纸来，这样画几笔，那样画几笔，画出的山石树木就是王原祁的风格，再那样画几笔，这样画几笔就是王石谷的味道，还能用同样的方法表现出其他人的特点与习惯。这等于把画理的基本构成都解剖透了，有点现代科学讲究实证的味道，真不愧“内行”中的“内行”。这不但提高了我用笔技法的能力，而且对日后书画鉴定有深远的影响，因为看得多了，又懂得“解剖学”的基本原理，便掌握了诀窍，一看画上的用笔，就知道这是不是那个人的风格，符合不符合那个人的习惯。我随吴老师学画，仍从临摹开始。有一回我借来吴老师赠给贾老师的那张画来临，临到最后，房子里的人物安排不下了，只好删去了。我母亲在一旁看到后，一语双关地戏称我临得“丢人”。后来就逐渐有了长进。
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权当画界当时的一个小掌故说一说吧。吴老师原有一位弟子，是无锡的周先生，当然就是我的师兄。有一回，有人告诉吴老师地安门的品古斋正在卖一张溥心畬家藏的沈士充的《桃源图》，吴老师就从品古斋借出来，亲自指导周先生临，临得似像似不像。临完后又把原作还给品古斋，我就和曹七先生（事迹见后）说了这张画的来历，他花了三百元买下来。他的太太会画画，曾得到吴穀祥的指导，后来年岁大了，就不怎么画了。曹七先生跟我说：“你也临一张，算是我太太临的。”于是我就临了一张题上他太太的名字，现在也不知这张画的下落。后来我又在绢上临了一张，拿去给吴老师看，他很高兴，夸奖我“画得好，是塌下心画出来的”。后来徐燕荪要办一个画展，准备把我这张和周师兄那张都拿去参展，并把我的摆在前面。这下吴老师不高兴了，甚至和徐先生吵了起来。我虽然很愿意把我排在前边，但一想师兄比我大五岁，又是先和吴老师学画，便和徐先生说：“还是把周先生的放在前面吧，这里面有吴老师的指导。”这件风波才就此平息。这幅画我现在还保留着。从这件事我明白，作为老师，他当然会看重亲自指导过的作品，但对真正下过功夫的人，他心里也是有数的。我的这位师兄最初善画芦塘，他自称“别人都管我叫周芦塘”；后来又画葡萄，有一张还作为礼品赠给美国总统，于是他又自称“他们都管我叫周葡萄”。后来我在一次聚会上和大家开玩笑说：“他画芦塘、葡萄，说人家管他叫周芦塘、周葡萄，以后我专画山药，你们就叫别人管我叫‘启山药’好了。”听的人无不大笑。他九十岁时，家人要为他办个画展，他夫人来找我，我写了四首诗，后来还收到我的诗词集中，但在展览会上并没拿出来。他们可能误认为有点“刺”，因为他们可能感觉到在他声名高了之后，其他几个师兄弟可能对他有些不满，也不愿和他多往来，觉得他有点看不起吴老师，以致和吴老师的关系闹僵。其实我的诗都是称赞他的，并坚持认为他的艺术成就和吴老师的培养是分不开的，正如其二所说：
弱冠从师受艺初，耕烟（王石谷）名迹几番摹。
灵怀（吴镜汀）法乳通今古，壮岁芦塘似六如（唐寅）。
吴老师后来精神就有点错乱。据说吴老师有一位女学生，他很爱她。后来这个女学生出国留学去了，吴老师精神上受到了刺激。其实这位女学生不出国，估计也不会嫁给吴老师，因为她属于新派人物。吴老师家原是开药店的，哥哥吴念贻又是有名的老中医，想尽办法给他治，最后不得不送到精神病院，后来终于治好了。解放后，提倡现实主义，吴老师响应号召，也到各地去写生，画的风格有所变化，不久因病故去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我花重金从海外收购回他一大卷山水，这是他平生最好的作品之一，此卷由我出资，由香港《名家翰墨》出版。我现在还常常对着它把玩不已，一方面欣赏他高超的画艺，一方面缅怀他对我的教诲。我还保留了他与我合作的一幅扇面，这更是永久的纪念。
戴姜福戴姜福先生字绥之，江苏人，别号“山枝”，其意是影射自己为戴南山的支派。戴南山名名世，明末人，著名学者，清初因“文字狱”被杀。可见戴先生的家学渊源。他自己也是一位功底深厚的学者，如前所述，他是我曾祖任江苏学政时选出的拔贡。所谓拔贡指各地科举考试中贡入国子监的生员，清乾隆以后每十二年才举行一次，由各府学从生员中挑选，名额很少，保送入京，经朝考合格后，可任京官、知县或教职。戴老师被我曾祖选为拔贡后，也照例入京参加考试。那一年参与阅卷的是著名学者李慈铭（越缦），他的《越缦堂日记》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著作，记载了很多读书的方法和心得。这些日记曾被人借阅，有一部分找不到了，后在琉璃厂发现了十一本，我买到了其中的前几本，后来古籍书店把这十一本全复印出版。李慈铭在当时享誉学林，连翁同龢去见他也要在帖子上恭恭敬敬地写上“越缦先生”。但他最初不是进士出身，官至御史后才反过来参加朝考，考前到处托人——不是托人帮助考中，他对考中充满信心，而是托人考中后千万别把他归入翰林一档，而要“归班”，继续任他的御史官，因为任翰林的那些官员，甚至他们的上级都是他的后辈，再向他们揖让敬礼，实在尴尬。也就是说，他参加考试并不是为了升迁，而为证明自己的实力。戴老师在他的门下考中举人，此事在《越缦堂日记》中有记载，可见他是一位资格很老的前辈学者。但他从没把举人的头衔看得太重，始终以拔贡为荣，逢人作自我介绍时，总说自己是某某年的江苏拔贡。
前清时，戴老师很早就从政界退下来，以教书为生。他曾做过赵尔丰的秘书。辛亥革命时，赵尔丰在四川被杀，戴老师一家便从成都逃了出来，由重庆坐船东下，在滟滪堆不幸翻船，戴师母遇难。后来戴老师娶了戴师母的一个丫环做小太太，照顾他的生活，她死于上世纪七十年代，距戴老师故去有很长时间，我们几个学生照例去吊唁过她。
戴老师到北京后，先在北洋政府下设的“评政院”任职，评政院本是挂名衙门，没什么实际事可做。北伐后，评政院被解散，戴老师只好去教家馆。定好星期几，他先到东单的赵家，再到礼士胡同的曹家教他们的孩子读书。赵家即赵尔丰的儿子赵叔彦，戴老师教的是赵叔彦的儿子赵守俨，后来他成为中华书局的栋梁之材。曹家也是大家族，世代都是中医国手。老先生叫曹夔一（君直），是西太后由苏州请到北京的名医，专门给西太后看病。他也是我曾祖做江苏学政时的门生，算是我家的世交，跟我的祖父交谊深厚，情如兄弟。他有几个儿子，七爷叫曹元森（就是我前边说过的曹七先生），也是数一数二的中医国手。他的夫人是当时有名的才女，能文、能诗、能画。戴老师就教他们的儿子曹岳峻。曹岳峻当时已经工作了，挂了很多职位，都是他父亲给当时的总统、军阀、达官贵人看好病后赏的挂名差事，他也用不着正式上班，有时间继续跟戴老师学习。我也在这里跟着戴老师念书，算是“附学”。那时我虽然已上了汇文中学，而且快毕业了，但更有兴趣的是下午四点跑到礼士胡同曹家随戴老师学古文，那时，曹岳峻已经下课，戴老师留下再单独教我一会儿。
戴老师既重视基础教育，又很善于因材施教，他对我说：“像你这样的年龄，从‘五经’念起，已经不行了，还是重点学‘四书’和古文吧。至于‘五经’，你可以看一遍，点一过，我给你讲讲大概就可以了。”于是我把《诗》《书》《礼》《易》《春秋》加上《左传》都点了一遍，有不对的地方就由老师改正。至于古文，老师让我准备了一套《古文辞类纂》，让我用朱笔从头点起，每天点一大摞，直到点完为止，一直点了好几个月。后来又用同样的办法读了一部《文选》。经过这番努力，我在较短的时间内，打好了古文基础。后来老师又让我买了一套浙江书局出的《二十二子》，即二十二种子书。为什么单买这套呢？这自有他的眼光和见识。二十二子的第一子是《老子》，浙江书局的《老子》用的是王弼的注，而不是河上公的注。读了王弼的注我才知道他的很多观点与《韩非子》的《解老》《喻老》一样，从而能把两家打通，懂得法家往往要从读《老子》、治老学开始，并明白《史记》把老子和韩非子放在同一传内是有内在原因的。这就是戴老师的高明之处，选择的教材都大有学问，入门的门径选得好，就能事半功倍。戴老师不赞成程朱理学那一套说教，我记得有一回他给我出的作文题目是“孔孟言道而不言理”，这题目本身就具有启发性。为了让我写好文章，老师从头给我讲孔孟的学说怎样，程朱的学说又怎样，又着重指出，程朱一派原来叫道学，后来才标举理学，为的是强调他们好像掌握了真理，我听了以后大受启发。后来，我一直对程朱理学持反对态度，前几年还写了几篇持这种观点的文章，这些见解都是从戴老师那里接受过来的。戴老师对《墨子》也不感兴趣。《墨子》中有《备城门》等篇，文辞十分艰深，老师说，这几篇点点就算了，其意是不主张我接受墨派的观点，他宁肯同意韩非，也不同意墨子，学术观点非常鲜明，而且颇具个性。众所周知，《韩非子》是法家思想，在传统思想中是受排斥的，但戴老师却有自己独立的观点。还有一个事例能够充分证明这一点。我在点《古文辞类纂》时，戴老师有意抽出柳宗元的《封建论》让我先行点读，当时我还体会不出这里面有什么学术思想。说来也巧，几十年后，“四人帮”在搞评法批儒时，也大举标榜这篇文章，说它代表了法家思想，好像只有他们才了解这篇文章的价值，殊不知戴老师很早以前就非常注重它，只不过戴老师强调的是学术，而“四人帮”玩弄的是阴谋。
戴老师学问非常全面，音韵学、地理学、文字学都很高明。晚年不再教书，有人把张惠言一部专讲音韵的书稿拿来，请他帮助整理，我们平时很少听他讲音韵学，但很快他就把这一大摞尚未成型的书稿用工整的毛笔字整理好。他还有一本《华字源》，专讲文字，把要讲的字按“六书”分类，置于行首，然后在下面讲解它的含义构成及来源。我现在还保留着当时听课用的红格笔记，有些讲解现在还记忆犹新。如“赢”字：“亡”代表无，“口”代表范围，“贝”代表钱财，“凡”代表用手执，“月”代表盈亏，即不停地用手把钱财填进已空的范围内，就是“赢”，通俗易懂，深入浅出。
就这样，我随戴老师一直读到他患肺病去世，那一年正值西安事变（一九三六年），戴老师享年六十余。他去世时，我们几个师兄弟都去帮助办丧事，曹岳峻亲手为老师穿上入殓的衣服，我写了一副挽联，可惜时间久远，没保留下来，我也记不清了。但戴老师为我打下的深厚的古文功底，帮我建立的独具个性的学术思想和善于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却一直指导着我，恩泽着我，灌溉着我，这是我永生也不能忘记的。我终身的职业是教师，而且主要教授的是古典文学，而教授这些课的基础恰是这些年随戴老师学习夯实的。
溥心畬溥心畬先生名溥儒，字心畬。按溥、毓、恒、启的排辈，他属于我曾祖辈，他家一直袭着王爵。心畬先生虽为侧室所生，但家资仍很富饶，所以在我眼中，他自然属于“贵亲”，不敢随便攀附。再说，他不但门第显赫，而且诗、书、画都有很高的造诣，在当时社会上享有盛誉，被公认为“王公艺术家”，我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后生晚辈，岂敢随便高攀人家为老师。但按姻亲关系论，他的母亲是我祖母的亲姐姐，他是我的表叔。这位大姨奶奶和我家一直有来往，她家原住在大连，每逢过年常给我们捎些礼物，其中包括给我的小玩具，有些我至今还保留着。
我十八九岁的时候渐渐在诗画方面有了些小名气，在一次聚会中遇到心畬先生，他是个爱才的人，便让我有时间到他那去，那时他住在恭王府后花园的萃锦园。但我的母亲早就教导我说，对于贵亲，要非请莫到，这条经验还是从袁枚的《随园笔记》中得来的：四任两江总督的尹继善，说袁子才就是“非请莫到”。但心畬先生却是真的爱才，在日后有见面机会时，他总是问我为什么不去，这样我才敢经常登门求教。
他对我的教授和影响是全面的。
他把诗歌修养看做艺术的灵魂，认为搞艺术，特别是书画艺术当以诗为先，诗作好了书画自然就好了。他高兴的时候，还把他的诗写在扇面上送给我，我至今还保留着他小行草的《天津杂诗》的扇面。我其实最想向他学画，但每次提起，他总是先问作诗了没有？后来我就索性向他请教作诗的方法。他论诗主“空灵”，但我问他什么是空灵，他从来没正面回答过，有一回甚至冒出一句“高皇子孙的笔墨没有一个不空灵的”，我听了差点要笑出来。为了让我体会什么是空灵，他让我去读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四家集。这是他心目中“空灵”的最高境界。但我读了之后，并没什么太多的收获。王维的作品原已读了很多，并没什么新体会；孟浩然的作品料太少，没什么味道；柳宗元的作品太冷峻，也不太合我的胃口；只有韦应物的作品确实古朴清新，给我一些新启发。溥心畬的诗作很符合他自己提倡的“空灵”说。他早年有一本手写石印的《西山集》，后来又出了一本《寒玉堂诗集》，其中虽保留《西山集》的名目，但比我最先看到的要少了一些，其中有《落叶》四首。我见到这四首是他写在一小张高丽笺上的，拿给我看，我非常喜爱，他就送给我。我把它夹在一本保存师友手札的册页中，放到一个箱子里，就没再动过，保留到现在。而《寒玉堂诗集》却没收这四首，不知是不是原稿已经遗失，但幸好，我当时一边吟赏，一边已把这四首背了下来，即使我的收藏也不在了，我仍然能把它们补上。我不妨背两首，也可看看他的“空灵体”到底是什么风格：
昔日千门万户开，愁闻落叶下金台。
寒生易水荆卿去，秋满江南庾信哀。
西苑花飞春已尽，上林树冷雁空来。
平明奉帚人头白，五柞宫前梦碧苔。
微霜昨夜蓟门过，玉树飘零恨若何。
楚客离骚吟木叶，越人清怨寄江波。
不须摇落愁风雨，谁实催伤假斧柯。
衰谢兰成应作赋，暮年丧乱入悲歌。
这种诗文辞优美，音调摇曳，外壳很像唐诗，但内在的感情却有些空泛，即使有所寄托，也过于朦胧。所以当时著名学者，溥仪的师傅陈宝琛说“儒二爷尽做‘空唐诗’”。这一评价挺准确，在当时就传开了。后来又有一位老先生，也是我汇文的老师，叫郑骞，把“空唐诗”误传为“充唐诗”，如果真的以此评价，又未免贬之过甚了。读他的“空唐诗”多了，我也会仿作。有一次我画了一个扇面，想让他指点，但他一向是一提画就先说诗，所以我特意在扇面上又作了一首题画诗：
八月江南岸，平林欲著黄。
清波凝暮霭，鸣籁入虚堂。
卷幔吟秋色，题书寄雁行。
一丘犹可卧，摇落漫神伤。
他接过扇面，果然先不看画，而看诗，仔细吟读了一会儿之后，突然问我：“这是你作的吗？”我忍着笑回答：“是。”他又反复看了一阵，又问：“真是你作的吗？”这回我忍不住笑了，答道：“您就说像不像您的诗吧？”他也高兴地笑了起来，这才对我的画作了一些评点。现在检点我年轻时的一些诗，在心畬先生的影响下，确实有几首类似他的风格，但那仅是仿作，之后就很少有这类作品了。
那时在心畬先生那儿学诗还有一个机会：每年当萃锦园的西府海棠盛开时，心畬先生必定邀请当时知名文人前来赏花。在临花圃的廊子上随便设些桌椅茶点，来的人先在素纸长卷上签名，然后从一个器皿中拈取一个小纸卷，上面只注一个字，即赋诗时所限的韵。来人有当场作的，也有回去补的。这是真正的文人雅集，类似这样的雅集，还有溥雪斋的松风草堂。溥雪斋先生是著名的书画家，而且精通音乐，他那里的集会多以书画、弹琴为主，每次集会，俨然就是一次小型的画会或古乐音乐会。有时还做“押诗条”（也称“诗谜”“敲诗”“打诗宝”）的游戏，这是当时文人的一种带有赌博性质的文字游戏。方法是把古人的一句诗写在一张长条纸上，但要隐去其中一字，而把它写在纸尾，另配四字，写在旁边。猜的人就五字中选择一字，选中为胜。游戏者可选择不同的赔率，如一赔三，即下注一元，出诗的赔三元。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和溥雪斋先生、王世襄先生还在张伯驹先生家玩过这种游戏。不过我们玩的比纯以赌博为目的的更复杂，不但出一句，而且出一首，每句都可押一字或一词。这种游戏对练习琢磨古人是如何用字遣词是很有帮助的。我的《启功韵语》中有几首“社课”之作，都是那种背景下写的，只不过有些作品已经超出当时的环境借题发挥了。如这首《社课咏福文襄故居牡丹限江韵》：
东栏斗韵秉银缸，尊酒花时集皓庞。
易主园林春几许，应图骨相世无双。
碧红色乱苍苔砌，楼阁香凝玉女窗。
莫问临芳当日事，寸根千载入危邦。
如果说前边的一些描写还有“空唐诗”的痕迹，那么结尾的“寸根千载入危邦”就别有用意了，因为那时溥仪刚刚离开天津，只身潜到东北，我对他的前途充满忧虑。这些作品交卷时，总会得到别人的一些指教。我记得经常出入心畬先生公馆和宴集的有一位福建人李宣倜，号释堪，行十三，“十三”的音，正好和“释堪”相近，大家就称他为“李十三”；还有一位叫李拔可，行八，大家根据谐音称他为“李八哥”。每当我拿着习作向他们请教时，他们能分析出某首诗先有的哪句，后凑的哪句，哪句好，哪句不好，为什么押了这个韵，分析得头头是道，令我很佩服，很受教益。李释堪的儿子和我是中学同学，所以关系更为密切，我称他为李老伯，还常到他家去。他特别喜欢梅兰芳，与梅兰芳关系很好。因为他曾在汪伪政府任过伪职，所以光复后被当做汉奸关押过一阵，释放后生活很潦倒，梅兰芳就让他的女儿梅葆玥跟他读书。其实，梅老板也没指望梅葆玥跟他学多少东西，而是找这样一个机会周济一下他的生活，这在当时也算是一件美谈。梅兰芳还和我说过：“他们（指自己的子女）都学别的了，我就留了一个小玖（指梅葆玖）学我这行。”他虽然没提梅葆玥，但她的老生唱得实在好。解放后，我受命到上海筹备成立中国画院的事，还在戏院里见到过李老伯，后来就失去了联系。我向心畬先生学画的想法始终没断，怎么入手呢？正在焦急的时候，突然天赐良机。有一回我在旧书摊上无意发现一套题为清素主人选编的《云林一家集》。所谓“云林一家”，并非指元代画家倪云林，而是指诗风全都讲“空灵”的唐人诗，书商不知“清素”是谁，卖得挺便宜，其实他就是心畬先生的父亲，看来他讲空灵是有家学渊源的。我曾听他说过，这书虽是他父亲选编的，但由于时间久远，出版得又少，他家里已找不到此书了。我赶紧把它买下，恭恭敬敬地送给他。他非常高兴，问我多少钱买的，要给我钱。我说这是孝敬您的，他就不断地念叨着：“这可怎么谢谢你呢？”我便乘机说：“您家那幅宋人的手卷（后来我发现只是元明人的作品）能不能借我临一临？”这是我早就看上的作品。他痛快地答应了。我拿回家后认真地临了两幅，所以花的时间比较长，到后来他不放心了，派听差的来问。我让他转告：“请老爷子放心，等我一临完，保证完璧归赵。”他才放心。我临的这两幅，一幅画在绢上，装裱过，后来送给陈垣老校长，他又转送他弟弟。另一幅画在纸上，至今还应在我手中。心畬先生的中堂外，挂着两个方形四面绢心的宫灯，每面绢上都是他自己画的山水，一个是临夏圭《溪山清远图》的，原图不设色，而临作是加色的，虽然是淡淡的，却别有风味；一个就是临我临的这幅无款山水卷，每次我到他家去，总要在灯前欣赏半天。贵族艺术家的气派和气质，就是不同凡响，还没进屋就能感受到艺术氛围扑面而来。
有一回最开眼界的经历令我终生难忘：心畬先生有很多艺术界、学术界的朋友，他们经常光顾萃锦园。一回，著名画家张大千先生也应约光临。当时有“南张北溥”之说，这两位泰斗聚在一起举行笔会，自然是难得的艺坛盛事，大家都前来观摩，二位也特别卖力气。只见大堂中间摆着一张大案子，二位面对面各坐一边，这边拿起画纸画两笔，即丢给对方，对方也同样。接过对方丢来的画稿，这方就根据原意再加几笔，然后再丢回去。没有事先的商定，也没有临时的交谈，完全根据对对方的理解，如此穿梭接力几回，一幅，不，应是一批精美的作品便产生了，而且张张都是神完气足，浑融一体，看不出有任何拼凑的痕迹，真让人领教了什么叫“心有灵犀一点通”，什么叫信手拈来，挥洒自如。不到三个小时就画了几十张，中间还给旁观的人画了几幅扇面，我还得了张大千先生的一幅。最后两人各分了一半，拿回去题款钤印，没画好的再补完。据我所知，曾在《人民日报》负责制版的张树蕴先生手中就有两开这次的作品，他的叔叔在《体育报》，善于摄影，我的全家合影就是他拍摄的。
最后再说说齐白石（萍翁）先生。我有一个远房的四叔祖，叫毓逖，他开棺材铺，曾给齐先生做过一口上等好寿材，因此和齐先生有些交情。他专喜欢齐先生的画，认为凡画齐先生那路画的就能赚钱，而我家当时很穷，他就让我向齐先生学画。齐先生最佩服金农（冬心），什么都学他，尤其是字。金农喜欢称自己的号“金吉金”，又进一步把两个“金”字改用外来语“苏伐罗”，于是变成“苏伐罗吉苏伐罗”。我常开玩笑说，齐先生如果连称自己的名字也学金农的话，他应该叫“齐—white—stone”。齐先生称自己是著名学者王闿运先生的学生。王闿运也是风云一时的人物。当年袁世凯请他进京，特别优待让他直接进新华门，他却指着新华门说这是“新莽门”，意在讽刺袁世凯是窃国大盗，就像西汉末年篡汉建立“新”朝的王莽。王闿运也自称手下有两个最得意的学生，一个木匠，一个铁匠，这木匠就是指齐白石。齐先生也有耿直的一面，沦陷时期，国立艺专聘他为教授，他在装聘书的信封上写下“齐白石死了”五个字，原信退回。有一个伪警察想借机索要他一张画，被齐先生严词拒绝。齐先生画的艺术成就不用我多说，我跟他也确实学到很多东西，开了不少眼界。比如他善于画虾，没见他亲笔画之前，我不知他那神采飞扬的虾须是怎么画的，及至亲眼所见，才知道他不是转动手，而是转动纸，把纸转向不同的方向，而手总朝着一个方向画，这样更容易掌握手的力量和感觉，这就是窍门，这就是经验。又如一次我看他治印，他是直接把反体的印文写到石料上，对着镜子稍微调整一下。在刻一竖时，他先用刀对着竖向我说：“别人都是这边一刀，那边再一刀，我不，我就这么一刀，这就是所谓的单刀法。”说完，一刀下去，果然效果极佳，一边光顺顺的，一边麻渣渣的，金石气跃然刀下，这就是刀力，这就是功力。
我最喜欢的是他那些充满童趣和乡土气息的作品。我的诗集里有这样一首诗：《齐萍翁画一妇人抱一小儿，儿执柏叶一枝，题首柏寿二字。又题云：“小乖乖，拜寿去。”》诗云：
小乖乖，拜寿去。
老乖乖，多妙趣。
此是山翁得意处，我亦相随有奇句。
我最欣赏的就是这类作品。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访问香港，某晚，友人出示齐先生画稿八开，我一口气为它们题写了八首诗，其中第二首说：
牧童归去纸鸢低（山翁句），牛背长绳景最奇。
处处农村俱入画，萍翁不断是乡思。
也是称赞这种风格。但他有些理论比较怪异，至今我都不太理解，比如有人问“画树的要领是什么”，他说“树干、树枝一定都要直，你看大涤子（石涛）的树画得多直”。怎么能“都”直呢？我现在也想不通，再说他自己和石涛画得也未必“都”直，所以有人让我鉴定齐白石和他欣赏的石涛的画时，我常开玩笑说：“这是假的，为什么呢？因为树画得不直。”
齐先生曾自称书优于画，诗优于书。在我看来他的诗确实不错，特别是小绝句和那些朴实无华、充满童趣的诗句很有意思，如上引的“牧童归去纸鸢低”以及“两崖含月欲吐珠”等，我曾有《齐萍翁画自识云：“人生一技故不易，知者尤难得也。”因广其意题此》一诗称赞道：
一生三绝画书诗，万里千年事可知。
何待汗青求史笔，自家腕底有铭辞。
但齐先生的长诗不如小诗，他曾把自己的诗稿交给著名学者黎锦熙先生，黎先生为他编了年谱及选集，集中选了若干长诗，我觉得还不如不选。齐先生在论诗和作诗时，有时会出现一些错误，如他说金农的诗虽然不好，但词好。我记忆中金农并没有什么好的词作，就问他为什么，他说：“他是博学鸿词啊。”其实博学鸿词是清朝科举考试的一种门类，和“诗词”的“词”毫无关系。他有一首写给女学生的诗，其中有一句为“乞余怜汝有私恩”，这有点不伦不类了。我这里虽然挑了他一些毛病，但并不妨碍我对他的尊敬，他也挺喜欢我，总管我叫“小孩儿”，常念叨：“那个小孩儿怎么老没来？”就凭这句话，我就应恭恭敬敬地叫他一声老师。选自《启功口述历史》第六十五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九年一月第一版
我和荣宝斋
荣宝斋这个商店的字号，近百年中，和文化、艺术、教育、出版事业几乎是牢不可分的。它所经营的，文具纸笔外，从价值千金的名人字画，到小孩描红的字模，无不尽有。
我尚在刚刚识字的时候，看见习字用的铜镇尺上两行刻字之下有“荣宝斋”字样，问我的祖父，得知是一个南纸店的名字。约在十四岁时，我自己第一次到琉璃厂买纸笔，看到荣宝斋墙壁上以及通道的较高处都挂满了名人字画。我虽不全懂得好在哪里，但那时的惊奇和喜爱的心情今天还记忆犹新。回来不时地向长辈夸说我这次的见闻，也提出我的问题，才知道琉璃厂一条街都是“文化用品”的商店。清代各地来京应科举考试的人，都从这里得到参考书和笔墨文具。南纸店所挂的字画，有一般书画家的作品，也有大官僚，老翰林的笔迹。后者这些人当然不是专为卖钱，实在因为他们和这些文化商店打的交道太久了，感情太深了，并且以自己的笔迹能在这里挂出为荣。“荣名为宝”的荣宝斋，就光荣地掌握着这样权威过了近百年！
我青年时从上学到辍学，年长后过着边教书边卖画的生涯时，直到今天，都从来没有和琉璃厂中断过联系。如果说书店是我的“开架图书馆”，那么荣宝斋便是我的“艺术博物馆”。我从它的墙壁上学到多少有关书画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又在它的座位间见到多少前辈名家，听到他们多少教导和鼓励。
从我开始到荣宝斋来，至今已五十四年了。这中间荣宝斋也经历了无限沧桑：社会动乱，民族灾难，纷至沓来，而它却屹然未垮。在旧社会固然有资本家为利润而努力经营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广大人民对文化艺术的客观要求，撑着它生存下来。
解放后，荣宝斋的事业也获得新的生命。由私营到合营再到国营，由三间门面到一大排陈列室和营业室。木版水印品，由小块花笺到长卷的《夜宴图》《簪花图》和巨幅挂轴《踏歌图》。书画用品，由每天售出无多的纸笔，到时常脱销和好宣纸供不应求。它的声望，由琉璃厂中的一家南纸店，到世界知名几乎和各地古迹相等的文化名胜。在这里不但可以看到国营企业的成就和气魄，也更可以听到拨乱反正以来文化事业发展的脉搏。
我自己，从当年在荣宝斋拿了几元钱卖画的所谓“润笔”，出门来又送进书店，抱着几本书回家去的情形，到今天亲眼见到我的笔迹赫然挂在中堂之上。这怎能不感谢人民给我的荣誉，怎能不感谢这个曾起过导师作用的“艺术博物馆”！
今当新生的荣宝斋三十周年纪念时，我对这有三十年新交谊，又曾有二十四年旧交谊的荣宝斋，岂可无一言为祝！因此写出回忆中的片段和说不尽的感受，聊当我的颂词。还想借此一寸的纸面，敬告爱好艺术的青年，今天的学习条件是多么的方便，又是多么的珍贵啊！一九八〇年六月十六日
“上大学”
提起上大学，无疑的都是指到大学读书，以至毕业取得学位。我这里所说的“上大学”则是双关语，含意是在大学里做工作，学到怎样教学、怎样治学。尤其重要的是怎样去思考学术上的问题。
我一周岁时失去父亲，十周岁时失去祖父，不到三十岁的寡母和一位没出嫁的姑姑抚养我这个孤儿。我的曾祖和祖父都是科举考试出身的，生平所做的官，绝大多数是主考、学政之类，因而并无财产遗留。我们母子的生活，只靠祖父的“门生”，特别是邵明叔、唐子秦两位先生为之募集经营，邵老伯还每一二周要看我的作业。如果一个月没去呈教，他老先生就自己到我家来了。唐老伯有一次看见我作的诗，意兴衰飒，竟流下眼泪，加以教导。
小学毕业考上了中学，这时已从贾羲民先生学画，从戴绥之先生读书，学“古文辞”之学。由于对算术、外语不用功，没兴趣，终至不及格，也无法再往下念了。生活用费是不等待人的，我原无“大志”，只想做个小职员，能够奉养母亲、姑姑，也就过得去了。原指望求一位企业家的老世交为我安置一个小位置而终不可得。
老世交傅沅叔先生把我介绍给恩师陈援庵先生。特别要说明，这个“恩”字，不是普通恩惠之恩，而是再造我的思想、知识的恩谊之恩！陈老师把我派在辅仁大学附属中学，教初中一年级的“国文”，我很满足了，总算有了一个职业，还可有暇念书学画，结果中学负责人说我没有大学文凭，就来教中学，不合格，终被停止续聘了。陈老师又把我调到辅仁大学美术系做助教，但还是在那位中学负责人统治之下，托故把我又刷了。陈老师最后派我教大学一年级的“普通国文”，这课是陈老师自己带头并掌握全部课程的。老师自己选课文，自己随时召集这课的教员指示教法，自己也教一班来示范。这项工作，延续好多年。我们这些“普通国文”班底中所有的教员，无论还教其他什么专门课程，而这门“普通国文”课，总是“必教课”，事实上是我们的“必修课”。因为教这课，就必须随时和老师见面，所指示的，并不总是课内的问题，上下纵横，无所不谈。从一篇文章的讲法，常常引到文派学派的问题，从一个字句的改法，也会引到文章的作法、文格的新旧问题。遇到一个可研究的问题，老师总是从多方面启发我们的兴趣，引导我们写文章。如果有篇草稿了，老师的喜悦表情，总是使我如同得了什么奖品。但过不了两天，“发落”这篇“作业”时，就不好受了。一个字眼的不合逻辑，一个意思雷同而表面两样的句子，常被严格挑出来，问得我哑口无言。哑口无言还不算，常常被问要怎么改。哎呀！我如果知道怎么改，岂不早就不那么写了吗？吃瘪之后，老师慢慢说出应该怎么改。这样耳提面命的基本训练，哪个大学里、哪个课程中、哪位教授的班上能够得到呢？试问我教书以来，对我教的学生，是否也这样费过心力呢？想起来，真如芒刺在背，不配算这位伟大教育家的门徒！如果我的一篇文章发表了，老师每每提醒旁人去看，如果有人夸奖几句，其实很明显是夸奖给老师听的，那时老师的得意笑容，我至今都可以蘸着眼泪画出来！
解放后，凡我参加什么书的编写，写了什么学术的讨论文章，领导上以为可鼓励处，都向老师去说。老师都向人表示“理所当然”似的说：“本来吗，他如何如何……（的好）。”这些事和话老师从来不告诉我，这是我从旁人得知的。一次一项有争论的学术问题，我勉强仓促地写了文章，幸而合格。领导去向老师夸奖，老师虽仍然表示了“理所当然”似的态度，但这次并未事先见到原稿。事后把我叫去说：“以后你们写文章，务必先给我看！”这时已是浩劫的前夕，老师已然有病了。对一个学生每走一步，还要如此关心。我还想，我的工作、文章，人家为什么都向老师去说，不言而喻，老师平日揄扬的深广，岂不可想、可知、可见了吗！
另一个场合，即是辅仁大学的教员休息室。当时一个大学的总人数，还不及今天一个系的人那么多。各系的教师，上课前、下课后都必到这里来。几位老学者，更是经常到这个休息室来。以文史这方面的先生说，像沈兼士先生、余嘉锡先生、于省吾先生、容庚先生、唐兰先生、郭家声先生、张效彬先生、戴君仁先生、缪金源先生，有专任的也有兼课的。陈老师虽有校长办公室，但仍然经常到这里来。这间大屋子里总是学术空气浓浓的。抗战了，大家讨论无不慷慨激昂。敌人反动高压加强后，这个屋中还潜流着天地正气。
这个屋子并不是“俱乐部”，而是个大讲堂。可以说，这里边有任何讲堂中学不到的东西。对当时社会上、学术中变节事敌的人的批评自不待言，学术上有某人的一篇文章在报纸杂志上刊出，一本著作，以至什么书籍的出版，都可以听到很重要的评论。那些评论，哪怕片语只词，往往有深重的意义。“顺藤摸瓜”，回去自己再找那文、那书来看，真收获“问一得三”之益，实际是“听一得三”的。
古书版本，哪家注释好，哪本错字多，哪家诗文如何，哪种“名著”“不值一看”。哪个字怎么讲，怎么写，是“木”旁、是“手”旁。诸如此类，从大到小，小到偏旁点画的问题，都总会使我有“虚往实归”之感。
一首诗、一张字，常见老先生们自己拿着图钉按在墙上展览，一件小古董、一张拓片、一本书，也常有人拿来共赏。摩尔根一本论古代社会的书，有人新译成中文，几位老先生互相传观赞叹。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老先生特别是陈、沈、余诸位都是纯读古书的，他们未曾接触西洋文化，即使接触过一些，也是间接的或科技的常识，但他们这时是如此的虚心，立刻联想到治中国古史的种种问题。解放初期，陈老师拿了许多马列主义的通俗宣传小册子，手持放大镜没日没夜地看。结果病倒了，护士把小册子给收起来，才去休息。这样如饥似渴地接受新鲜事物，在学术上无成见，不怕人说“你连摩尔根的书都没瞧过”？我觉得如果有说这样话的人，他才是真没知识的。
沈先生是文字音韵学的大家，一次有人问某一个字究竟应念什么音，先生说：“大家怎么念，就念什么。”我刚听了，不觉一愕。问者正是要得到最标准、最“正”的读音，怎么这位大权威却说出这个答案？后来逐渐懂了，语音本来是客观上各不相同的，陆法言“我辈数人定则定矣”的话，说明了多么大的问题。沈先生这句话是陆法言的一个“转语”（借用禅宗的术语）。一千几百年来，古今音韵学中，前后有这两句话，就都包括进去了。一位学者之通、之大，就在这里！“定”有功于语音统一；音从大众，实际音是来自大众，这句话是如何的尊重事实，是如何的透彻古今。
沈先生最重要的学术主张，是声训、意符。我不曾深入学过文字声韵之学，但每每听到先生的议论，使我得知学问不是死的。后来我每逢和人谈到我对许多问题的理解时，常用个比喻说，盘子不是永远向上盛东西的，立起来也可当小车轮子用。“学”与“思”相辅相成，体味诸老辈的言行，从中可以增加无穷的智力。
沈先生平生最慕朱筠，提拔寒畯，乐道后学之长，甚至于不避夸张。具体事例，这里来不及多举了。当时我这个学无一长的青年，也在先生揄扬、提拔、鼓励、鞭策之中，向旁人说到我时，语气总是那样肯定。我去年得到一副朱笥河先生的亲笔对联，每挂在墙上，必心酸一次。
我还曾“亲炙”余嘉锡先生。先生的学问深邃，人所共仰。而人品的方严，取予之不苟，若非亲受过教诲的人，是不易知道的。先生学问之博，用力之勤，治学态度的严肃，恐怕现在说给后学听，可能并不会相信。先生平生用力最大的是《四库提要辨证》，繁征博引，目的是“归于一是”。他的底稿都是自己用极其工整的小楷写成的，极少涂抹。可见起草过程也就是构思过程，也是誊清过程。我没有资格仰赞先生学问的涯涘，我只举一点体会。我们试翻一条提要辨证，即使不是专为看对某一古书的结论，只看这篇考辨过程，所得的收获，除这一古书的结论外，还会知道许多怎样探索、怎样分析判断的方法。一段段地引，一段段地阐述，好像很“笨”地专跟提要“过不去”。事实上，这时提要已成了先生学术总体的一个货架子，而这架子却没有档格，互相流通的。从这里认识到先生对古书、古学说，都在极扎实的根据上，驳倒前人那些率尔作出的误说。受到最深刻的教导，是懂得对古人的成说，不可盲从，不可轻信。
先生病重时，我去看望，那时已经患了“中风”，说话不太利落。见面后，从抽屉中拿出新写的提要辨证一些条，字迹虽然颤抖，但依然没有涂抹。虽不能知这几页是否是最后的绝笔，但我知道这时离先生逝世并不太远。我觉得应该把这些页遗墨珍重地影印出来，教后学得知什么是“死而后已”！
当我二十一岁初出茅庐时的第一个朋友是牟润孙先生，接着认识台静农、储皖峰、赵荫棠诸先生，都是在附中教书的时候。后来认识余逊、柴德赓几位先生。我比他们都年小，比台小十岁，比柴小四岁。周祖谟先生来了，才有比我小两岁的。这些朋友对我的“益”，又常有诸师长所起不到的作用。因为首先可以没有礼法可拘。我向他们任何人请教什么问题，绝没有吞吞吐吐考虑成熟才说的必要，都是单刀直入。他们的答案，有时是夹杂着开玩笑而说出的。这样声入心通，有哪个课堂上所讲的东西能够相比呢？
现在牟润孙先生在香港，前几年他初次来京，我们相对痛哭，后来虽有较多见面的机会，但究竟是难共晨夕的。台静农先生远在台北，今年已经八十四岁了。周祖谟先生虽在北京，但远隔重，我又牵于俗冗，见面还是很少的。
我近年常有最刺心的事，就是学术上每有疑问，或遇小小心得，总感到无处请益。有时刊出了一篇拙稿，印成了一本小册，明知是极不成熟的，但想到热切期望我有所成就的，坚定预言我可以造就的恩师们已看不见了。古人对亡亲“焚黄祭告”的心理，是何等痛苦，就不难明白了。
辅仁大学校友会要出一本书，教我写一篇我的经历和回忆。现在仓促写了这篇，姑且标题为“上大学”。这个题目，开始处已略交代，这里再补充几句：我上这个大学，没有年限，没有文凭。但也可以说有的，这张文凭，奇怪的是我自己用笔写出来的。
如要开列职务经历，真贫乏得很了，即是附中教员、大学助教、大学普通课教员、讲师、副教授。解放了，院系调整，成为新师大，一九五六年被评选为教授，次年取消，一九七六年以后重算教授了。
回忆这五十多年，我总是在“失”中获“得”，使我“得”的固然有恩；使我“失”的实起了促进、激励作用，其恩亦何可泯！陈老师去世后，我曾私撰一副挽联，那时浩劫未完，不敢写出。后来在一篇纪念老师的文章题为“夫子循循然善诱人”的文章中录出过，现在重写在这里：
依函丈卅九年，信有师生同父子；
刊习作二三册，痛余文字答陶甄！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五日
陈垣先生教我教书
陈垣先生在史学上的贡献，是国内国外久有定评的。我作为亲受业者，回忆一些当年受到的教导，谨自述一些侧面，对于今天教育工作者来说，仍会有所启发的。
我那时是一个中学生，同时从一位苏州的老学者戴姜福先生读书，学习“经史辞章”范畴的东西，作古典诗文的基本训练。因为生活困难，等不起逐步升学，一九三三年由我祖父辈的老世交傅增湘先生拿着我的作业介绍给陈垣先生，当然意在给我找一点谋生的机会。傅老先生回来告诉我说：“援庵说你写作俱佳，他的印象不错，可以去见他。无论能否得到工作安排，你总要勤向陈先生请教，学到做学问的门径，这比得到一个职业还重要，一生受用不尽的。”
我谨记着这个嘱咐，去见陈先生。初见他眉棱眼角肃穆威严，未免有些害怕。但他开口说：“我的叔父陈简墀和你祖父是同年翰林，我们还是世交呢！”其实陈先生早就参加资产阶级革命，对于封建的科举关系焉能那样讲求？但从我听了这句话，我和先生之间，像先拆了一堵生疏的墙壁。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每次见面，他都给我换去旧思想，灌注新营养。在今天如果说我对文化教育事业有一滴贡献，那就是这位老园丁辛勤灌溉时的汗珠。
我见了陈老师之后不久，老师推荐我在辅仁大学附属中学教一班“国文”。在交派我工作时，详细问我教过学生没有，多大年龄的，教什么，怎么教。我把教过家馆的情形述说了，老师在点点头之后，说了几条“注意事项”。过了两年，有人认为我不够中学教员的资格，把我解聘了。老师便派我在大学教一年级的“国文”。老师一贯的教学理论，多少年从来未间断地提醒着我。今天回想，记忆犹新，现在综合写在这里。老师说：（一）教一般中学生与在私塾屋里教几个小孩不同。一个人站在讲台上要有一个样子。人脸是对立的，但感情不可对立。（二）万不可有偏爱、偏恶，万不许讥诮学生。（三）以鼓励夸奖为主。不好的学生，包括淘气的或成绩不好的，都要尽力找他们一小点好处，加以夸奖。（四）不要发脾气。你发一次，即使有效，以后再有更坏的事件发生，又怎么发更大的脾气？万一发了脾气之后无效，又怎么下场？你还年轻，但在讲台上即是师表，要取得学生的佩服。（五）教一课书要把这一课的各方面都预备到，设想学生会问什么。陈老师还多次说过，自己研究几个月的一项结果，有时并不够一堂时间讲的。（六）批改作文，不要多改，多改了不如你替他作一篇。改多了他们也不看。要改关键之处。（七）要有教课日记。自己和学生有某些优缺点，都记下来，包括作文中的问题，记下以备比较。（八）发作文时，要举例讲解。缺点改好了，有所进步的，尽力在课堂上表扬。（九）要疏通课堂空气。你总在台上坐着，学生总在台下听着，成了套子。学生打呵欠，或者在抄别人的作业，或看小说，你讲得多么用力也是白费。不但作文课要在学生座位行间走走，讲课时，写了板书之后，也可下台看看。既回头看看板书的效果如何，也看看学生会不会记。有不会写或写错了字的，在他们座位上给他们指点，对于被指点的人，会有较深的印象，旁边的人也会感兴趣，不怕来问了。
这些“上课须知”，老师不止一次地向我反复说明，唯恐听不明，记不住。
老师又在楼道挂了许多玻璃框子，里边随时装入些各班学生的优秀作业。要求有顶批，有总批，有加圈的地方，有加点的地方，都是为了标志出优点所在。这固然是为了学生观摩的大检阅、大比赛，后来我才明白也是教师教学效果、批改水平的大检阅。
我知道老师并没搞过什么教学法、教育心理学，但他这原则和方法，实在符合许多教育理论，这是从多年的实践经验中辛勤总结得出来。（摘自《过去的教师》，商友敬主编，教育科学出版社）
我是怎样成为“右派”的
一九五七年北师大由陈垣校长亲自主持评议新增教授人选。我在辅仁和师大干了这么多年，又是陈校长亲自提拔上来的，现在又由陈校长亲自主持会议，大家看着陈校长的面子也会投我一票。那天散会后我在路上遇到了音乐系的钢琴教授老志诚先生，他主动和我打招呼：“祝贺你，百分之百地通过，赞成你任教授。”我当然很高兴，但好景不长，教授的位置还没坐热，就赶上反右斗争，我被划为“右派”，教授也被黜免，落一个降级使用，继续当我的副教授，工资也降了级。说起我这个“右派”，还有些特殊之处。我是一九五八年被补划为“右派”的，而且划定单位也不是我关系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而是中国画院。而且别的“右派”大都有“言论”现行，即响应党“大鸣大放”的号召，给党提意见，说了些什么。我是全没有。事情的经过和其中的原委是这样的：
我对绘画的爱好始终痴心不改，在解放前后，我的绘画水平达到了有生以来的最高水平，在国画界已经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解放后的前几年文化艺术还有一些发展的空间，我的绘画事业也在不断前进。比如在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二年期间，文化部还在北海公园的漪澜堂举办过中国画画展，我拿出了四幅我最得意的作品参展。展览后，这些画也没再发还作者，等于由文化部“收购”，据说后来“文化大革命”时，不知被什么人抄走都卖给了日本人。“文革”后，又不断被国人买回，有一张是我最用心的作品，被人买回后，还找到我，让我题词，看着这样一张最心爱的作品毫无代价地就成了别人的收藏品，我心里真有些惋惜，但我还是给他题了。在事业比较顺利的时候，心情自然愉快，我和当时的许多画界的朋友关系都很好。
后来绘画界准备成立全国性的专业组织——中国画院。要组织这样一个有权威、有影响的组织，必须由一个大家都认可的人物来出面，很多人想到了著名学者、书画家叶恭绰先生。此事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支持。当时叶恭绰先生住在香港，周总理亲自给他写信，邀请他回来主持此事。叶先生被周总理的信任所感动，慨然应允。回来后，自然成为画院院长的最热门人选。叶先生是陈校长的老朋友，我自然也和他很熟识，而且有些私交。如当我母亲去世时，我到南城的一家店去为母亲买装裹（入殓所穿之衣），路过荣宝斋，见到叶先生，他看我很伤心，问我怎么回事，我和他说起了我的不幸身世以及我们孤儿寡母的艰辛，他安慰我说：“我也是孤儿。”边说边流下热泪，令我至今都很感动。又如他向别人介绍我时曾夸奖说：“贵冑天潢之后常出一些聪明绝代人才。”所以承蒙他的信任，有些事就交给我办，比如到上海去考察上海画院的有关情况和经验，以便更好地筹办中国画院，为此我真的到上海一带做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取得了很多经验。这样，在别人眼里我自然成了叶先生的红人。但这种情况却引起了一些人的嫉恨。当时在美术界还有一位先生，他是党内的，握有一定的实权，他当然不希望叶先生回来主持画院，深知叶先生在美术界享有崇高的声望，他一回来，大家一定都会站在他那一边，自己的权势必定会受到很大的挑战；而要想保住自己的地位，就必须借这场反右运动把叶先生打倒。在这位先生眼中，我属于叶先生的死党，所以要打倒叶先生必须一并打倒我，而通过打倒叶先生周围的人也才能罗织罪名最终打倒他，于是我成了必然的牺牲品。但把一个人打成“右派”，总要找点理由和借口，但凡了解一点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不会在所谓给党提意见的会上提什么意见的，不用说给党提意见了，就是给朋友，我也不会提什么意见。但怎么找借口呢？正应了经过千锤百炼考验的那条古训：“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经过多方搜集挖掘，终于找到了这样一条罪状：我曾称赞过画家徐燕荪的画有个性风格，并引用了“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的诗句来形容称赞他代表的这一派画风在新时代中会有新希望。于是他们就根据这句话无限上纲，说我不满当时的大好形势，意欲脱离党的领导，大搞个人主义。当时的批判会是在朝阳门内文化部礼堂举行的，那次会后我被正式打成“右派”。叶恭绰先生，还有我称赞过的徐燕荪先生当然也都按既定方针打成“右派”，可谓一网打尽。至于他们二人打成“右派”的具体经过和理由我不太清楚，不好妄加说明，但我自己确是那位先生亲自过问、亲自操办的。
我也记不清是哪年，大约过了一两年，我的“右派”帽子又摘掉了，我之所以记不清，是因为没有一个很明确郑重的手续正式宣布这件事，而且当时是在画院戴的，在师大摘，师大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总之我稀里糊涂地被戴上“右派”帽子，又稀里糊涂地被摘掉帽子。当时政策规定，对有些摘帽的人不叫现行“右派”分子了，而叫“摘帽右派”——其实，还是另一种形式的“右派”。我虽然没有这个正式名称，但群众哪分得清谁属于正式的“摘帽右派”，谁不属于“摘帽右派”？当时对“摘帽右派”有这样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叫“帽子拿在群众手中”——不老实随时可以给你再戴上。我十分清楚这一点，日久天长就成了口头语。比如冬天出门找帽子戴，如发现是别人替我拿着，我会马上脱口而出：“帽子拿在群众手中。”如自己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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