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学仲,孙列,孙锐
出版社：中华书局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墨海生涯记——跟大师学书法试读：
一、书风世厮守
决定我毕生从事于书画一道，并非偶然，这与我的家世有关。在追述我的墨海生涯时，我就从我的家庭谈起。
我家世居鲁南平原乡间，远邻狐山，近傍漷水。当我还未出生时，我的名字早已刻在曾祖父墓前碑面的左下角。我所处的一代以“学”字为班辈，我在堂兄弟中排行“老九”，正轮上一个“仲”字，因此以“学仲”为名。“仲”即指孔仲尼，有师法孔圣人之意。待我出生后，父亲履安公，又从《诗经·小雅·十月之交》中“黾勉从事，不敢告劳”中取其“黾”字做了我的“字”。这个字却成了我入世的先兆，即我生来无才，全靠勤勉努力，勤以补拙的。我自童稚之年所领受的书画教育，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也是很有代表性的。
据《滕阳王氏宗谱》所载，我家是西晋琅玡王氏望族之后，作为地名，“琅玡”有多处，我的祖先则籍山东临沂的琅玡。王羲之一支渡江南迁之后，另一支则散居山东、山西。我家先祖自元代迁至滕县漷河店后，一仍琅玡王氏注重书道的遗风，以书法作验证是否琅玡真传的一大标志。如果子弟不擅写字，会觉得有辱先祖的风范，而面无光彩。滕县紧靠着孔孟之邑的邹县，尊崇儒风。二三十年代的王氏青年人尽管都入了新学堂，但不少家长还是对子弟辅以五经之教。我的曾祖父启方公，是个秀才，一生专攻虞世南的《夫子庙堂碑》，当地留存其书写的碑刻甚多。祖父王振岐经营酒坊，没有多少时间修习书法，把精力用在培养我父亲的成才上。我父王长祥，字履安，受过塾学和师范学校的双重教育，能诗、善书。康有为在政治上的变法失败，其变法思想在书法上倒取得一些成功。以我们王氏家族来说，在书法上一向是尊王、虞二家为正传，康氏“尊魏卑唐”说影响所及，连曲阜孔氏后代也望风披靡，都由馆阁书体改习六朝碑版，我们王家学书的人也重视起北碑来了。这种书法上的复古运动，实际上是书法史上鄙薄八股试帖字体的一股新学风潮。《宋本右军后裔将相名家画像敕牒宗谱》题签（王学仲自藏，后于1987年无偿捐献于山东滕州王学仲艺术馆）
父亲自师范学校毕业后，也改习魏碑墓志。他为地方人士所写的碑石，主要也是用魏体。邹、滕一带，为祖先立碑的风气很盛，有功名的人物在碑石前列题名，在碑阴刻传记，一般处士平民但题记姓名淑配。幼时，我在节假日中，父亲常携带我骑上毛驴到深山坳谷石料场中，让我帮他磨墨界格，然后看他书丹上石。这真是我的节日，因为我既可以看父亲如何写字，又可受主人之邀，享受一顿上好的宴席。《王氏名家肖像》汪应辰题赞《王氏族谱叙》方逢辰撰
二、少年习画沙
我五岁开始习字，习字与识字差不多是同时进行。父亲对我的启蒙教育不是让我临摹碑帖，而是为我写下二十五个楷体字的范本：“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大小如胡桃，应该说是中楷，我学得很起劲。说起来，我萌生写字的欲望还是在戴兜肚的时候，光着屁股蛋子坐在打谷场上，用柴棍在地上自由地画沙，是我的一大乐趣。那些幼稚的字，有时也画到了墙上。有一次邻居的墙壁新刷了石灰，这刺激了我的表现欲，遂拿起一块有尖角的瓦片便在粉墙上就自己身高所及，涂写了个满满当当。事情被祖叔发现，遭到一顿斥骂。还有一次，我拿了小刀在父亲坐的太师椅的椅背上刻了字，同样遭到训斥。两次受辱，对自己的童心刺激很大，所以至今还深有记忆。村里要修关帝庙了，请来工匠塑神像画壁画，这也忙坏了作为幼童的我，吃过饭便去关帝庙看工匠们如何塑像，如何着彩，如何在粉壁上描绘，写字。大概父亲看我对涂涂画画有兴趣，“上大人”写得有所进步，便让我写笔画较繁的范本：“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楼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所用的纸是较粗的仿稿纸，笔则按照大人的要求用羊毫软笔，说这样才能练出笔力。
父亲为考验我将来能否成为书家，曾仿效王羲之考验少年王献之的办法，在我潜心临池的时候从背后抽冷子抽拔我手中的笔。笔未曾掣飞，但我却受惊而离开座位。父亲开始向我传授实指的要领，渐次我学会了拨镫法执笔，运笔方面则学习李阳冰的运笔二十四法，李溥光的变化三十二势。开头用米字格，后来用空白方格。六岁入小学后，则正式专攻小楷。教师、家长对学生的小楷字很重视，一来学生做笔记、答试卷、写作业都用小楷，只有写信才可以用行书。小楷字写得好，将来到社会上谋职，也有极大的方便。二来通过写端严的小字，可以培养儿童从小养成姿势端正，平心静气，不潦草从事的好习惯，进而得到品格上的修养。另外，清代那位拥护阮元书论的学者——钱泳，曾说过一段话，这常为我的书法老师包括我的父亲所津津乐道，这就是“工书者，不精小楷不能称书家”。东晋·王羲之《黄庭经》东晋·王羲之《乐毅论》
中国书史一向重视小楷，历代推崇锺元常、王羲之的小楷书。影响所及，日本天平年间的光明皇后也临得一手王羲之《乐毅论》娟雅的小楷书。清代书法理论家王澍认为，习小楷应以《乐毅论》为正宗，提出“正书以《乐毅》为主，《黄庭内景》、《洛神》佐之”的主张。我幼时在家长、老师的督导下，苦练《乐毅》、《黄庭》、《洛神》三帖，从而打下了我攻书的根基。我所用的《黄庭经》字帖，因系辗转摹刻，不精，如何得到一本精拓、传神的《黄庭经》，成为我念兹在兹、朝思暮想的大事。八岁那年，因摘食庭院中的一枚石榴而突患恶性肠炎，辗转匝月，几度昏迷。一天，父亲拿来一本精拓的《黄庭经》给我看，说是偶然在城里发现，而为我购得的。我在病榻上翻阅着这本梦中冀求的好字帖，是被它的美感所传导吧，精神为之一爽，病恹恹的我竟然像脱蜕的蝉一样，立即恢复了健康。事后老人们说：“这是我家小黾儿虔敬黄庭，感化了神仙天尊所致。”在我来说，父亲给我的这本《黄庭经》简直成了我的命根子，临习、展玩，整个身心几乎都溶化在了里边。父亲看我的小楷写得有所长进，便让我抄录他的诗文，抄录古籍。他说，抄书也是练字，苏东坡就是通过抄书练成一笔好字的。这种训练可谓一石二鸟，既练了字，又学了古诗文辞，二十岁以前这种抄书活动，是我每日的常课。溽暑挥汗，冰冻呵砚，乐此不疲，月积年累，数量可观。可惜人事沧桑，那青少年时代的手抄物早被岁月沉埋了。
我到滕县县城读高小、初中时，书法由美术教师兼任，所学的东西不多，美术老师看我的字写得可以，对我的教育也就放松。有时我为其他课业牵扯，书法作业上便想出偷懒之法：把老师上次在大仿上用铅笔签署的月日擦掉，重新上交充数，老师并不见责。但我的父亲并不因我进城读书而放松了对我的书法进修的严格督教，每逢星期日回家，总得先向老人家交验临池或抄书的劳作成果，没有达到预定好的数量、质量，他是不放我过门的。王学仲书《临沂访王羲之旧居》小楷
滕县著名书法家黄以元先生，是我的校长，他曾教我们班同学书法，讲授欧阳询结字三十六法，黄自元间架结构三十二法，李淳的大字结构八十四法。我的习字作业常被他“留成绩”，张挂在教室内以向同学们示范，这愈发增长了我习字的兴趣。校园内堆积了很多新出土的画像石，我在课余常拿了纸、墨去拓画像石上的车马人物，也拓一些碑刻文字。自己赏玩之外，还检了印得好的拓片送给黄以元先生。
1937年日寇侵入山东，我们一家逃难迁至峄县山区。此间无处买纸习字，技痒无聊便到村外闲步。村边有一大河，绕村而下，无意间发现河滩上的淤沙所结成的板块，靠河岸处则裂成片状。因系层层淤积，异常容易地就可以揭下来。
我突发奇想，在上面是否可以写字呢？我捧了好多片沙板回到住处，溶墨书写，手感很好。于是我在逃难时也找到上好的书写材料了。以后，我经常到河滩挖取沙板练字，顺便拿了竹棒在河滩上找那成片的泥沙龙飞凤舞地书写一通，以体会古人画沙练字的意趣。父亲对我的发现与发明颇为赞赏，帮我削制竹笔到河滩上画沙，他自己也饱蘸浓墨在沙板上题写。于是，在我们暂时避难的农家房舍内，窗台上层层叠叠地展示起“沙板书”。父亲对画沙、写“泥板字”也有了体会，在言谈中常启发我对画沙、写“泥板字”妙理的体会。黄以元先生
颜真卿在他的书法理论中主张点针行笔法，这一行笔法要求在运笔时将笔锋点点入纸，力透纸背而后行。在农村中，妇女做布鞋都是先纳鞋底，尖锥、针线运作，在“千层底”上留下用点纳成的线。我想，颜真卿当年是否由此而受到启发，而创造了他的点针行笔理论呢？当我第一次看到了缝纫机的运作，这一呆想又活了起来。于是在行笔中，有意地摹仿缝纫机点针运行，使意念与笔力都透过纸背。离乱中，便在随身带的书籍的天地空白做了笔墨运行的疆场，碑帖上片断载录的晋唐人写经，也使我饶有兴趣。唐·颜真卿《东方先生画赞碑》
我的表兄苗君实长我二十来岁，擅画兰竹，书法专学黄山谷。黄山谷的书法自古以来就评价不一。姜白石认为“山谷胸次高，故遒健而不俗”。清代书论家钱泳则认为“山谷之诗与书，皆不可沾染一点”，否则“一入笔端，便九牛拔不出”。我父亲也认为黄庭坚的字并非书法正传，可看而不可习。君实表兄是画家，认为黄书与其画法天然一致，习山谷体者沈石田、文徵明、郑板桥，在书画两方面都有大成就，这就是因为黄书有枯藤槎枒之势，妙关画理，与画法暗合。在他的影响之下，我也学着画兰竹。我的另一位老表兄张寄庵，擅诗词文赋，在县里设帐教馆，我一边在学校读“洋学”，一边跑到学馆听他讲国学、古典诗词。我少时性格内向，在诗词习作中除了写愁苦就是写哀伤，寄庵表兄劝诫我说：“愁苦之词伤身，像李贺、王勃一些大家，很快死去，李贺只活了二十七岁。”以后就有意识地多写雄扬欢快的诗词。对于改变我少年多愁善感的秉性来说，他是影响最大的一位。
中学时代同学们的课业爱好有了分野，与我同样爱好书法、绘画、诗词的，还有陈礼堂和刘合峰，我们三人相处十分融洽，论书，谈艺，笑傲田野，也效仿起李白、孔巢父等的竹溪六逸来。刘合峰当时曾建议我主习《张猛龙》，说此碑为唐楷中的欧阳询，可以矫正体格之失。父亲为我立的阶段性的课题是：行书学《兰亭序》，大字攻《龙门二十品》。对以上要求，我都照单全收，照办不误。北宋·黄庭坚《惟清道人帖》
一年寒假，我和父亲在屋后掘一地窨，可容三人读书写字。它可避严寒，可抗干扰，我，间或还有哥哥们便在地窨里背诗文、诗韵，临池染翰，不分昼夜。父亲有时下到地窨来巡视，今日出个上联，明日就得交给他下联。大概老人家对我将来有多方面的考虑，还要求我学好珠算。在我看来习《兰亭序》同打算盘是不搭界的两回事，因此，在晚间写了两通《兰亭序》后便困乏欲睡，遇到姐姐来地窨送热水，便请她在父亲面前讲情，放松对我珠算的要求。暑假里，地窨是攻读、临写的好地方，但讨厌的蚊蚋却无孔不入，我只好用被单裹身，在抵御中攻习书画诗词。
汉隶书家边秋水先生在山东很有名气，那时他在滕县城里富商黄旭斋家作幕宾，通过长辈人的介绍，我常去向他请益。他的隶书，规摹邓石如，是阮元“北碑南帖”论者，强调古阙贞石、丰碑大碣都是用隶体书写，因此隶书在诸种书体中至为重要。他根据阮元见解，认为书家不管长于何种书体，而以能否在隶书上有真功夫为衡量书家水平之正则。他曾教导我说：“唯有习隶书才可以上通下达。上通即打开掌握金文、甲骨、秦篆的通道，下达则指对正书、行草的熟稔。一个书家不管兼长多少书体，隶书永远是正工。”根据他的要求，我在中学后期主攻《张迁碑》、《礼器碑》、《华山庙碑》。通过对这些碑版的临习掌握，以确立自己书体的形质。他不准我随意挥笔——他说这是对我“敲冷鞭”，“阅之在多，临之在专”，他允许我旁观博览，但不许尽临。一种碑帖选定，他要求我至少临习百通以上。东晋·王羲之《兰亭序》《龙门二十品》之《郑长猷造像题记》东汉《礼器碑》东汉《张迁碑》
他严苛约束我先求形质，后求萧散，再求雄肆。这对年轻人的我好高骛远，急于事功，实在是一副对症的良药。我在隶书上能下过一点功夫，并终身受用，实在应该归功于这位严师的苛教。
在那动乱的年月中，我已经习惯于橐笔簪墨的生活，行囊中裹着笔墨，装着碑帖，行则心识默写，住则心摹手追。逢到春节或村里有红白喜事，街坊、邻里，亲戚、故旧便携来大批的红白纸张、幛幔，求我父亲题写。父亲感到压力太大时，也会烦怨地说：“巧者劳，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有时还赘上一句：“巧者为拙者之奴隶。”为帮助父亲偿还“书债”，我有时为他老人家代笔。父亲看我笔力不弱，并不阻止。每当求字者拿了我代笔的字而称扬父亲的“好笔墨”时，我私下的欢愉是难以形容的。
回顾少年时代的墨海生涯，主要是通过了三个方面的基础练习，一是小楷，一是魏碑，一是汉隶。而这三方面实与康有为的“尊魏”说，钱泳的“重小楷”说，阮元的“善隶”说紧密关联。当年教导我的这些老师，有的名不出乡里，有的在国内没有多大声望，随着他们的相继谢世，时代的烟云已将他们的名字冲得渐为后人所淡漠。但这些书艺前辈对我来说，却时时浮现在眼前，那容颜、那謦欬仍然在督导我在艺术的征途上不断进取、探求。我永远感念着他们。
三、家乡古善国
滕县这氤氲着儒雅古风的家乡，每每回忆起来都给我温馨的慰藉。春秋时代的滕国，是周文王的儿子叔绣的封地，据《左传》记载，“郜、雍、曹、滕、毕、原、丰、郇——文之昭也。”《春秋》鲁隐公七年始见于经，至到战国时代，才为宋所灭。我记得幼时城墙的四门门额上，各嵌以二字刻石：东门为“宗鲁”，南门为“迎薰”，西门为“怀古”，北门为“望阙”。字体近乎颜体与柳体之间，不落款识。从由北门的“望阙”来看，写字者为明代人。现在城墙已平，刻石已佚，也难以考索书者为何人了。但在当年我每看到这几个字，便产生一种中正平和之感。
滕国国君的驻地并不在现在的滕州市垣，而是距滕州城西南七公里的地方，距我的老家很近。相传滕文公是战国时代的贤君，他接受孟子的建议，打算在滕国实行古代井田制。孟子有一句称赞滕文公施行善政的话：滕国虽小，“可以为善国”。家乡的父老对此津津乐道，我幼时还看到过保留在城门上的“善国门”三个石刻大字，也瞻仰过建在荆河边上的滕文公祠。那时，祠堂的建筑和碑碣都还十分完整，我在这里拓过不少明代人写的碑文。城东龙泉塔下的碑文，相传为滕县才子郭印瑚的手笔，文章词彩瑰丽，我也曾把它椎拓下来，揣摩他的书法和文采。
孟子所在的邹国是滕国的近邻，他多次到滕国游说。滕文公延为上宾，特为他建了一所宾馆——上宫。后人为纪念孟子，在其遗址上扩建为“上宫新馆”，但这个古迹早已无存。墨子——我认定他是与文圣孔子、武圣孙子、书圣王羲之并列的科学圣人，也是滕国人。而成语“毛遂自荐”中的毛遂，也出在滕地，听说家乡人民如今已修好了他的墓。家乡的漷河，初见于《左传》哀公十九年。漷河之南的薛城，是孟尝君田文的封邑，田文的食客冯谖收债于薛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滕文公台
我的老家漷河店村附近，当年是田文经营“三窟”的地方。西汉初年功臣夏侯婴封为滕公。距滕州城四十公里的平邑汉石阙，至今还完整地保存着，它和河南嵩山下的汉石阙一样，是中国罕见的石建筑之宝。北关的黄氏铁铸大牌坊，西门里横跨街道的两座大石牌坊，都附丽着那么多纹饰和文字，读中小学时到西门内周荣魁毛笔店购买笔墨，每经过这里，我都要驻足仰头观赏。
在南门大街和西门大街的交接处，有一个“易石园”。这里原是徐家祠堂的庭院，老辈子闹灾荒，徐氏以粮易石，灾民从山区运来石头，按照形状、质量，换取一份粮食，易石园内假山起伏雄伟，池塘水波潋滟，花木扶疏，是县城里的文化人游憩之所，常有名人字画在此展示。清代曲阜学者桂馥的隶书字，我就是第一次在这里看到的。大舅父与表兄苗君实父子开设的中药店离此不远，他们两人坐堂行医，我来看他们时，如果店务不忙，表兄苗君实便带了我到易石园去观花品景，欣赏字画。而表兄精心布置的书斋“静雅堂”，在中药店的药香之中又散发着翰墨之香：堂内居中悬有他的老师鲁景奚先生的大幅墨竹，两旁配着他的书法老师唐旭谷先生的对联。那对联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是：“芭蕉听夜雨，修竹引薰风。”为了跟这位老表兄学画习字，我常住进他的书斋。每日作业：临兰竹五张，习字三张，老表兄总是热心、严格地帮我批改。后院就是他营置的竹园。他栽竹与众不同，并不求竹篁成林成片，而是一石之旁，傍竹三五竿，自成一组动人的小品，移上纸素，竟是一幅完美画面。他常常引导我仔细观察研究竹子的生态，风晴雨雪给竹竿、竹叶、竹笋带来的变化。他店门、房门不贴春联，而是他对称地画了兰竹的丹朱纸斗方。这颇引逗过往行人驻足观赏。
滕县县城也和当时的名城一样，也有八景，龙泉塔影、荆河逝波、莲池四面……都是上了滕城八景的。所谓“莲池四面”系指沿城四围的护城河里的茂密荷花。我幼时，因屡经兵燹，城壕淤塞，早已看不到这一景了。古代李长蘅曾为它留下“谷城山好青如黛，滕县花开白似银”的诗句，很为清代大诗人王渔洋赞赏。但是待到王渔洋到滕县时，未能看到荷花，极为扫兴，曾作诗一首以表遗憾：
薛北城南屡问津，远看山色黛痕新。
惟馀一事堪惆怅，不见花开白似银。
那时滕县护城河里的水应该还是充盈的，大概他没有赶上荷花开放的季节。
滕县作为古善国的故地，传统文化的气息很浓，地方名士的雅集或诗酒聚会，父亲有时也带上我参加。看到长辈人吟诗唱和，韵斗丫叉，我私下也暗暗打成腹稿，事后交给父亲评正。他对我的要求很严，在那种场合，只许我耳濡目染，虚心领悟，不许我逞能使性。父亲青年时代曾一度从戎，随军驻过北京的南口，登过赵武灵王的丛台，访问过邯郸的回车巷、吕祖祠的“黄粱梦”旧地，屣痕留在北半个中国的他，耳热酒酣之时常引经据典，为我讲述他半生的游踪，这对我这个未见过外面世界的娃娃来说，无疑是种诱惑。他刻有一方闲章——“照影王郎忆旧容”，另有一颗竹根印是李白的诗句——“一生好入名山游”。作为先人的手泽，我至今还保存着，有时钤在我的画品上。自书诗《思故乡》
在对我的书画启蒙教育中，先父履安公和老表兄苗君实给我的恩惠最多，最难忘怀，因此我在《师承一首》中是这样写的：
髫龄绘事学苗家，亲炙表兄九畹花。文侍退翁习左史，诗随寄叟赋怀沙。名虚三绝风尘老，读破五经宿愿赊。董巨规模师外祖，锺王消息愧阿爷。自书诗《师承一首》
四、曲阜岱宗行
十五六岁时为我的古文字学打基础的是中学校长黄支田先生。他年轻时是济南齐鲁大学的高材生，曾从国学大师章太炎学过“小学”。他要求学生自幼年就得打好文字学基础，因此他教学极其认真。同学们年纪小，对写字还有些兴趣，但对声韵、训诂、通假都感到枯燥。考虑到我们好动的特点，在上课中间他又穿插教我们一段健身操—八段锦。学校的校训和学生守则，也是由他亲笔书写，他为我们编的课外讲义《字说》，可看出他的古文字学渊源有自，可惜当时我理解、接受得太少。我是拓碑的热心家，曾帮他拓下滕县不少新出土的汉画像石。老校长托滕县膏药店的主人，带到天津请著名古文字学家王襄先生鉴定，受到他的重视。为此王襄先生写成一篇《滕县汉画像石记》，发表在燕京大学的学报上。这位第一代甲骨文专家当时并不知道这批拓片的椎拓者，是个十五六岁的孩子。1954年我在天津认识了他的儿子王巨儒，继而拜识了王襄老前辈，谈起这件事，不胜今昔之感。滕县的汉画像石之古拙趣味，对我以后的书法和绘画，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滕县传世的石碑很多。滕文公祠、龙泉塔且不说，东门荆河岸上的“皇恩浩荡”四字大石碑，县衙谯楼上嵌的四块刻石，分别刻着“气吞山河”四个大字，这都是极耐人品味的好字。还有一通传为李白手迹的石碑，因不见于文献著录，远不如天津蓟县的“观音之阁”、山东济宁的“北观”刻石著名，可能是伪托之作，但读其笔意，仍能引逗我的遐思。我家村口新建了一座高氏节孝碑，我幼时曾亲眼看石工镌刻字迹，碑阴是黎元洪写的“节劲松筠”四个大字，颇有气势。我的历史课本上印有岳飞的草字“还我河山”，当时感到比《兰亭序》上的字更美。
滕县富商秦旭斋那年新建了一所园林，我的隶书老师边秋水先生既为他府上的幕宾，自然少不得要题写楹联榜额，并征集名人字画。初生牛犊小辈的我，也送上一副对联，内含戏谑：
不爱钱原非易事，太要好亦是私心。
两句话正反进退都可解，心胸褊狭的人很可能认为是对他的大不敬。想不到秦旭斋老先生—他是我三伯父的朋友，自是我的父执一辈—很开明，居然允许边秋水把它装裱后挂了出来。三伯父看到这副字联，认为我太调皮、孟浪，把我狠狠训斥了一通。
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李复堂，曾在滕县做过县令，因此自号“滕薛大夫”。他同黄校长的先祖是莫逆之交，黄家藏有他的书画精品极多，因为黄校长对我特别垂爱，所以有幸能看到李复堂的许多精品。三伯父的客厅里，挂有李复堂的《九老图》—一株老树上画有八只老乌鸦。题有长诗，风神隽逸。李复堂的字颜筋柳骨，不拘绳墨，我多次摹仿，但父亲说，这是画家随意戏墨，练这种字不是书家的正途。清末最后一任滕县县令名叫姚诗志，我的外祖父为他做过幕宾，姚善行书，也有些李复堂体的意味，其字在滕县流传很多。我对这一路书体很喜欢，所以当时自己题画作跋，常带出些李复堂的影响。姚诗志的名字与作品都未见于著录，这是令人遗憾的。清·李《行书五言联》
十四岁那年，父亲开始正式让我练习草书。他教我的方法是先识记草字，临《右军将军王羲之草诀百韵歌》。临过之后，还得让我把草字的笔意默写出来。这一课题完成后，才是临孙过庭《书谱》。他认为《书谱》没有狂怪习气，并且文长字多，字字有法度可守，是草书的好范本。历史上也有人反对孙过庭，说他的草字“千人一面，万字雷同”。我临了几遍，受益匪浅。此后，换写《十七帖》，草书的步序才逐渐分明起来。明清以降，画家与书家的字有了一些区别，吴昌硕的海派，也影响到我们这个小小的县城。我和挚友陈礼堂又学习他的题画用笔，但我们没有吴昌硕石鼓文的篆字功夫，只学些皮毛，自己也很不满意。我三伯父厅堂中悬有“名能寿世，道不阿时”大对联，却是鲁南一带的摩崖经体，初初看起来既丑且怪，看得久了，总觉得里面有些难以言传的古拙趣味，很值得学习。父亲知道我的感受后，说黄小松、邓石如这些大书家都有访碑、考碑、学碑的功夫，有些法书，不能光看字帖，而是要看实物，要到碑碣摩崖现场去体味。我家收藏有黄小松的著作，其中一本就是《岱岩访碑记》，我读了以后，联想起师长们所津津乐道的《曲阜碣考》、《济宁金石志》、《济南金石志》等等，觉得黄小松能千里访碑，万里寻章，我家乡附近有那么多碑崖名刻，岂能置之不理！同我做着寻碑、访碑梦的，还有我的同学陈礼堂。东晋·王羲之《十七帖》
1940年初秋，我和陈礼堂备好了铺盖、干粮，精神抖擞地踏上了征程。田野上豆花夹道，高粱摇红，踏着蝈蝈的此起彼伏的鸣叫声，一路北行。第二天，我们寻到邹县城东的小铁山，找到了安道一所写的摩崖《匡哲刻经颂》，我们坐在草地上、站在山石上仔细领略刻石的气韵，从行囊里取出纸张与椎拓工具，便操作起来。事后，到邹县县城乘火车到兖州以北的一个小站上车，步行二十里才到达曲阜。
孔庙，如此雄伟、开阔的古建筑群，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我们沿中轴线进入棂星门、圣时门，再跨过泮池石桥进入同文门，就可以看到木栏杆所环护的众多石碑了，我们所熟悉的汉碑十三种，就竖立在里面。我们想拓一些汉碑拓片，但被管理人员所阻，只好在院子里找些明清时代碑刻拓了一些。孔庙里的汉碑拓片，在孔庙外的地摊上都有，但拓工不精，只好有选择地买了几种。孔林是孔子以来七八十代孔氏的墓葬地，在新造的墓地石坊上，镌有孔子七十七世孙孔德成的楹联，凭吊了孔子墓后，我们特意寻找到孔尚任的墓。孔尚任是大文学家，我们朝着他的墓碑行了参拜之礼。在曲阜，我们兴奋地观览了好几天，晚上就借宿在师范学校的教室中。当时秋氛蒸人，我们只怕逢上秋雨，旅资又有限，便仓促地带着下次再来的余兴返回滕县。民国时期金声玉振坊民国时期泰山栈道民国时期岱宗坊民国时期孔庙碑林
1941年春，学校有春假，允许学生远足。我和陈礼堂再次相约，到泰山和济民国时期孔庙碑林宁访碑。我的姐夫彭德言资助我一些旅费，因此这次出发可以免除随带铺盖之劳，而拓碑用的工具、材料倒是带了不少。日本侵略者对泰安火车站的弹压很严厉，当我们跳下火车之后，在铁路警察盘查我们的行李时，认为可疑，便把我们拘留起来。他们对我们十六岁的人，带了奇奇怪怪的工具、材料远行几百里来“拓碑”很不理解，好不容易才得放行。为免除一些人的猜疑，我们买了一些香烛纸帛，随着朝山进香的老太太，走进了设有关卡的岱宗坊。登山蹬道两边的石壁上刻满了名人的摩崖题刻，与景物配合起来看，非常动人。走到斗姆宫，我们踅过溪流，攀了一里路程，终于找到经石峪的《金刚经》巨型摩崖刻石。其实这片摩崖是一有斜坡的大石坪，字逾斗大，我们在石坪上跑着，跳着，欢叫着，兴奋欲狂，对这书法艺术的伟大杰作，远观、近觑，赏玩半日，可惜因为字型过大，我们根本无法椎拓。唐玄宗的《纪泰山铭》刻在山顶碧霞宫后的山壁上。它可称是中国最大的石碑，也无法椎拓，我们只得仰着脖子久久地观赏。泰山经石峪金刚经拓片
我们知道泰山西麓，泰山的后山也有许多名刻，但考虑到日伪的便衣很可能像在泰安火车站那样把我们抓起来，便只好选择泰山主要干道附近的，未被黄小松注意到的小石刻拓印了一些。在山上山下的小店里、地摊上，也出售碑帖，多是岳飞的行书，乾隆的御笔，成亲王的大字等等，刻印都有些粗糙，不堪入目。来泰山一趟，如不见李斯的秦代泰山刻石，岂不是一件憾事？几经询问，经过一位道士的指引，我们在山下的岱庙中终于看到了它。经过两千多年的风风雨雨，当时可辨清的字迹已寥寥无几。我们本来还想到泰山东北的徂徕山访碑，怕家里担心我们的安全才作罢论。
我的中学时代，是处在战乱时期，学校经常关闭，我忽而当学生，忽又回乡做农民，有时又去机关做誊录生，以换取购买纸墨的费用。在偃蹇的生活中，父亲、哥哥和我三人，苦中作乐，仿效宋代王氏先人“三槐堂”的故实，在家庭院内各植槐树一株。我的小书斋取名“苦歌斋”，窗棂上就印着槐树枝叶的影子。“苦歌斋”的木匾，由我自书自刻。斗室之内挂满了自拓的以及他拓的名碑拓片，另外又拉着几根绳子，挂上许多书画观赏——有自己画的，也有高手画的，古人画的。我吟哦于此，傲啸于此，挥染于此，不以清贫的物质生活为苦，而以饱览欣赏名迹为乐。泰山刻石（安国北宋拓本）
张洪明、黄明远在我的墨海生涯中是不能遗忘的人物，虽然他们都不是书画家。张洪明在滕县开了一家洪明碑帖社，与我姐夫开设的全盛百货店正是对门。他经常往返于西安、河南、北京等地，购进或交换碑帖，因此他店里碑帖的品种最多、最全。我经常到他店里翻看碑帖，自然就成了朋友。由他的介绍，我认识了善国门外的黄明远，县商会会长，是碑帖收藏极富的人，他是“在理”的人。所谓“在理”就是在一位同是“在理”的“师父”的严格监督之下，禁绝烟酒、赌博等恶习。这一风俗也是鲁南一奇。我那时下过决心，严戒恶习的沾染，便拜黄明远为师父，并由此到他家里翻看市面上见不到的古碑古帖。这位黄明远也是洪明碑帖社的常客。我常把自己所爱而买不起的碑帖提出，让黄明远师父购买，然后借回家中，双钩一遍。他送我的碑帖很多，我最喜欢的是去北平考大学赠别给我的一本明拓《云麾将军碑》。
我当时临摹古碑帖几达痴迷程度，像《张迁碑》、《礼器碑》，不知已临了多少遍。自己未有的好碑帖，便借回家中，用小红毛笔铺上薄绵纸勾勒，用完之后再物归原主。这样的红线双钩，在我的苦歌斋中积累了很多。唐·李邕《云麾将军碑》
我的鲁南故乡，可称得汉碑之乡。除了曲阜孔庙碑林之外，济宁也有著名的小碑林。《张迁碑》的出土处即在鲁南的东平县。四大摩崖奇书的徂徕山、经石峪，小铁山、尖山摩崖，都分布在鲁南的山峦之上。学书法的人，固然应该感谢口传身授的老师们，但我又怎会忘记我抚摸过、临摹过的碑碣和拓片，它们是不开口的良师。王学仲临《石门颂》
五、卧碑在阙里
青少年时期在家乡，我有两次到曲阜访碑，现在将孔庙、孔林、孔府之所见，再详细叙述一下。“三孔”规模宏大，气势非凡，开阔的建筑、巍峨的殿堂、苍郁的古柏、森严而重叠的府第，让人惊叹。历代帝王到这里来巡礼致祭的有汉高祖、汉明帝、汉章帝、汉安帝、魏文帝、唐高宗、唐玄宗、周太祖、宋真宗、清圣祖、清高宗11人，瞻拜达19次。孔庙建于公元前478年，孔府则建于宋仁宗景祐五年即公元1038年。
孔庙占地200多亩，厅、堂、殿、庑有466间。沿中轴线循序而进，计有九进院落，其中包括三大主殿，一阁一坛、三祠、两堂、两庑、两斋，54个门坊和17个亭子。穿过棂星门进入第一进院落时，有两个相对的门坊，分明刻着“道冠古今”、“德侔天地”。正对着圣时门，也有两个石坊，上写“太和元气”、“至圣庙”，都是为尊崇孔子的道德而建。在圣时门内，有孔子手植的桧树，已有两千多岁，那时还呈现着苍郁的生姿。
进入圣时门，跨过玉带桥便可以看到两个石翁仲，右边为“汉故乐安太守鹿君亭长”，右为“府门之卒”，显示了汉代圆雕技艺之高妙。穿过弘道门、大中门，便可见到奇伟的奎文阁。阁内庋藏有历代帝王所赐之珍贵文物、墨迹，还有一些记录孔子事迹的专书等等，是我国著名的十大藏书楼之一。出奎文阁，又有一个东西贯穿的横道与中轴线十字交叉。道旁林立着13个碑亭，藏护着唐代至清代13通巨碑，每个石碑都有一个石雕赑屃驮负着。过大成门，即见孔庙的主体：奉祀孔子的大成殿。殿前有一金瓦雕甍的“杏坛”，是在孔子当年讲学旧址上建立起来的。这里有金代书法家党怀英的篆书和乾隆《杏坛赞》刻石。大成殿的气势，规模与故宫的太和殿相似，三面环绕玉石栏杆，双层飞檐下有10根蟠龙柱，纠结着的两龙之上，有一颗灵珠，为镂空雕刻，乍一看，群龙似欲腾空而起。殿堂的中央有雕木髹金大神龛，中祀孔子塑像，龛前排列有古代祭祀乐器。总体看来，其层次、布局有如故宫，只是缺少个御花园。这要比滕县的孔庙、邹县的孟庙不知要大多少倍，因而在我少年的心目中留下永远难以消磨的印象。
在孔庙的寝殿内，像佛教寺院的壁画一样，装饰着根据孔子的生前故事所绘的《圣迹图》，约二百来幅，似为宋人所绘，由明代章草增线刻于石上，如“宋人伐木”、“苛政猛于虎”等等，这是我平生所看到的第一件大型壁画。我所留意、用心的是同文门里两侧寮房里用木栅围起的珍贵名刻。计有汉碑13种，魏碑1种，北魏碑1种，隋碑1种，唐碑1种，宋碑3种，年代不明碑1种，共计21种，其中有《豫州从事孔褒碑》、《熹平残碑》、《孔庙礼器碑》、《百石卒史碑》、《孔谦碑》、《祝其卿坟坛刻石》、《上谷府卿坟坛刻石》、《孔宙碑》、《史晨前碑》、《史晨后碑》、《孔彪碑》、《鲁相谒孔庙残碑》、《五凤二年刻石》13种最为重要。它们同其他碑碣2000多块，构成中国书法刻石最集中的宝库。东汉《史晨碑》东汉蔡邕《熹平石经》
在这些碑碣名品面前，我的眼睛看得都花了，只恨自己没有照相机，只得在笔记本上录下一些碑刻的题目，和个人读碑的印象摘要。想到欧阳询因读一碑而卧在碑前三天，我真想卧在同文门的木栅栏之下，将名碑的笔意都吞食到自己的肚子里，化成自己的东西。
孔府里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孔德成所写的一副对联：“铁肩担道脉，辣手著文章。”笔法师承宋代陈抟的“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是他中年时期的作品，用笔怪诞纵逸，有似颓法。其姊孔德懋，也有相当的修养。他们的父亲孔令贻，书学颜真卿，但缺少个人特色。
曲阜访碑的最大收获是看到了从篆书初转到隶意的《五凤二年刻石》，印证了边秋水先生对我的“重隶”的教导，使我更加沉醉于隶书。西汉《五凤二年刻石》
六、负笈向京华
1942年，我的书画好友陈礼堂在济南爱美中学毕业，他约我同去投考北平的京华美术学院，便把京华美术学院的招生简章寄给了我。简章上列有任课教师的姓名，如花鸟画教师齐白石、汪慎生、邱石冥、赵孟朱，山水画教师吴镜汀、黄宾虹、胡蔚乔，人物画教师吴光宇，金石文字学教师容庚……皆一时艺坛巨子，于是心生仰慕向往之情，决心束装北上。行前，我把书画作品预先寄给院长邱石冥先生审阅，他让教务处的一位姓马的先生答复我，希望我去应试，这使我的决心之外又增加了信心。
正是暮春时节，我背着书籍、行李和心爱的字帖、画谱，作人生第一次的远行。路过省会济南，我向同我作伴的陈礼堂提出要在这里观光，因为我读过刘鹗所写的《老残游记》，我陶醉过书中所写的泉城风光人物。陈礼堂领我同住在他的爱美中学学生宿舍，吃自己随身携带的煎饼和红辣椒炒豆腐丝，以尽量节约有限的川资。那时我们家还没有暖水瓶，离家时随身带的瓷壶，在火车上被日伪铁路警察打得粉碎。爱美中学是山东全省唯一的一所美术专门学校。校长周爱周是山水画家，书画都有些吴昌硕的影子，经陈礼堂引荐，我拜访了他。周校长送我一本画集和一幅山水画作品，他在画上题两句唐诗：“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晚上，陈礼堂陪我逛济南的旧书店、碑帖店、文具店和字画店。字画店中有汪亚尘、黑伯龙等画家的作品陈列出售。文具店中有本省出产的鲁砚。鲁砚在唐宋时期已十分出名，唐代的颜真卿、柳公权都曾品评过。后因端砚和歙砚为一般文人所提倡，鲁砚反不被人注意了。文具店所出售的“鲁砚”砚材计有红丝石、紫金石、淄石、砣矶石、徐公石、温石、田横石、尼山石、金星石等。我买了一块秋叶形的金星石砚。
济南素有“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盛誉。城里一带的街头巷尾的石板路下，就传出汩汩的泉水之声。陈礼堂领我到趵突泉观景访碑，远处就听到突突的水声，走近泉池只看见三股水头喷薄而涌。泉池正北面是一座吕祖殿，附近都是为人算命的卦摊。这里有很多刻石和古碑，但与曲阜和济宁相比，自是逊色。附近还有金线泉、卧牛泉、皇华泉等等。距趵突泉北半里又是一片泉群，最著名的叫五龙潭，由陈礼堂做向导，我在众泉之间流连，并畅谈被这泉水滋养过的历史上著名的诗人词客辛弃疾、李清照、王渔洋、张养浩。
我们来到大明湖，正是绿柳初舒，泥藕未芽的时候。在铁公祠，我们寻到了那副脍炙人口的著名楹联，清人铁保所书：“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趵突泉大明湖北极阁
仔细观赏，这对联的书法并不精美。左近的联对、匾额都是名家笔墨，我都一一抄录。沿湖北岸徘徊，可登济南最古老的建筑——北极阁，据传为纪念一太子上山修道而建，这个传说与我后来在日本京都修学院所听到的一个日本故事颇相似。
从北岸乘船渡到湖中的一个岛子上，上有著名的历下亭。为唐代李白、杜甫两大诗人与诗友雅集、遨游之所。亭柱上的楹联，写的是杜甫诗句“历下此亭古，济南名士多”，为何绍基所书，稳重、平和、沉着，比立在近处的由乾隆皇帝题写的石碑，不知要好多少倍。乾隆所写的赵（子昂）体，万字雷同，到处滥写。以后，我游杭州苏堤又见到他的御笔，写的年代相距很长，笔迹竟完全一致。
与历下亭相配置，岛上还有几处亭榭，这里是写《老残游记》的刘鹗当年多次游览的地方。他曾参与黄河治理，同王懿荣一道向学界介绍甲骨文，在济南留有他的一些手迹。亭榭内外挂有名人的题诗和楹联，我们一一评品讨论。我们早出晚归，寻访名人字画，又饱览了千佛山的石雕造像。
到北平后，我们在西城区刑部街的复兴公寓内合租了一间小房，与同住公寓的大学生们合用一个小煤球炉烧饭。这里邻近西单商场，逛旧书摊很方便，距我们报考的京华美院也不甚远。经过一番考试，我们都被国画系录取。
京华美院在宣武门外下斜街路东，对门是土地庙。要进美院得先通过一个上悬“畿辅先哲祠”匾额的门楼，这五个苏（东坡）体大字是光绪年间军机大臣、著名考古学家张之洞所书。祠堂只占中间的一个院落，其余几个院落则是美院所用。跨过巨石假山，有人工掘成的水池，上筑水榭，通过中院的院长室和教务处，有松林和花厅，北面一所古建筑，为两层楼房，楼上也悬一大匾，为张之洞的榜书大字“遥集楼”，我所投考的国画系就设在楼下。遥集楼的后面，木牌髹漆书写姚华所题“京华美术学院”六个大字。字为颜体，朴茂遒劲。
这所学校的创建人早年毕业于日本的法政大学，曾在故宫博物院任职，是书画兼考古家。他效法国外美术院校的体制，在“中南海”里创办了一所新型的美术专门学院，自任院长，聘请北平名流任教。后来几经迁徙，才移到了下斜街。第二任院长邱稚，字石冥，是姚华的同乡，向姚华学花卉、书法，是其得意弟子。邱石冥的花卉重写生。校园内有一个“寂园”，种有许多花草，这是他经常写生的题材。他同齐白石是好朋友，“寂园”的题额即为齐白石的手笔，差不多他的作品上都有齐氏的题诗或跋语。这位院长性耽沉寂，独身不娶，由校工李昆为他烧饭、研墨，照顾生活。论起自己的书法，自诩不写晋人以下，临写晋人写经，古趣盎然。齐白石对此，有高度评价。他的眼睛高度近视，许多学生乘着向他请教的机会，把他的画品偷走。在沦陷的故都，他的名气很大。抗战胜利后弃画从文，专门于美术理论研究，辗转任教于西安、内蒙的艺术院校。直到临死，仍是孑然一身。后来，齐白石的艺术声望日隆，而这位院长，几乎被人遗忘。这是后话。
当时的艺术院校上课松弛，在课堂上学不到多少东西，我和陈礼堂经常结伴到容庚、吴镜汀、黄宾虹等老师的寓所，登门求教。容庚先生住宣武门外广东东莞会馆内。他是金石学家，喜欢搜集丛帖。直到七十年代末，他还让我帮他物色一部《傲徕山房丛帖》。他的室中，书架林立，缥缃卷帙重叠，真使我们惊叹不已。那时他正在编《雍睦堂法帖》，整理金石文字，我们也常助他抄录手稿，拓金器的铭文。容先生热情健谈，声音洪亮，那时他还兼任燕京大学教授。我每星期至少到容先生的“雍睦堂”来一次。否则，彼此间似乎暌隔了很长时间似的。
我的另一位恩师吴镜汀先生，山水画泛学各家，有当代“石谷子”之称。他擅小楷，专工王献之的《洛神赋》，他的小楷题在山水画上，跌宕生姿，秀而不媚。他还收藏有旧拓本王羲之的《洛神赋》，另有王献之玉烟堂本和赵子昂秋碧堂本《洛神赋》，可惜他没有看到现存于天津艺术博物馆的赵书《洛神赋》原迹，似比玉烟堂本更为精到。对此，我曾在《书法丛刊》上撰文评述。吴先生是个“小王”迷，他和书法家沈尹默一样，认为小王书存风神，光彩照人。沈尹默在《二王书法管窥》中的见解和吴先生的看法非常一致。我和吴先生相交好，比别的同学又多了一层关系，这就是对小楷的爱好上情趣相投，共同语言很多。他住在西单花枝胡同，居室陈设雅洁，廊檐下养着一只鹦鹉，在老师的调教下，它会学人语。吴先生有阿芙蓉之好，常常是在过足了烟瘾之后才作画。他的山水画南宗北宗都能来得。书斋内张挂了许多吴印咸拍摄的黄山风景照，云烟缭绕。他的教学方法是：让学生们观摩他的作画过程，每周发给学生一张山水画稿，临摹后连同习作上交以换取新的画稿。我同吴先生的师生情谊同容庚先生一样，维系得很久，一直到老人去世。东晋·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
参与我们访师活动的还有一位山东同乡甘明庚，有“济南才子”之称。他的书画根底比我们两人都好，篆隶写赵之谦而富有变化，山水画学文徵明、沈石田和蓝瑛，长于诗文题跋，许多老师都放不在他的眼下。经过他的活动、组织，我们山东同学在中山公园水榭办了一次“山东同学旅京展览会”，我的《睥睨》等三幅作品参展。当时的《北新日报》对这次展出作了报道。抗战胜利后，甘明庚还作过宣传画。50年代，听说他划成了“右派分子”，消沉潦倒。至今音息杳然，不知他是否还活在世上。
邱石冥院长还为国画系聘请了原段祺瑞时期任湖南省省长的周养庵。他政途失意，涉足艺坛，担任起北平画学研究会的会长。他是书画家、鉴赏家，又擅诗古文辞。他书学二王，但少独特面目，山水属文人画派，近乎李流芳，所作画跋很多。他和吴镜汀、徐燕荪（擅长人物）三人自认为是北方画派的正统，而视上海的吴昌硕、任伯年等为“海派”。抗战前，他出版《艺林杂志》（旬刊）与金北楼的《湖社月刊》相对垒。
七、校外访名师
私立京华美院学生既有苦学青年，也有浮浪子弟。那些有钱人家的花花公子是为拿大学毕业文凭而来，平时不是去看电影、听京剧，就是跑舞场，追求明星演员。逢年过节，校工和职员拿着四折红纸请学生出节礼，他们出得多，自然得到许多照顾，比如上课点名吧，教务处的职员到课堂上随便走一趟，他们的缺课也就变成了到课。老师们见学生越来越少，上课的情绪自然越来越低。我和陈礼堂为真正学到知识与技巧，便动了校外访师之念。
那时齐白石先生已七八十岁了，在沦陷的北平，他隐居遁世，门上贴着“画不卖与官家”的字条，为了有些日常收入才出任了我们学校的教授，因为学生缺课太多，他来上课也就越来越少。他住在西单劈柴胡同，陈礼堂为拜访他带了山东的土特产，很快和齐白石的儿子齐良己交上了朋友；我是阮囊羞涩，没有什么东西送给齐老师。他住在北厅，临窗有个画案，案上的笔池内养着活虾，水经常更换，很清洁，笔筒内插着各式长锋羊毫笔，居室的入门处横着一个长柜台，似乎是防止闲人入内。他身上系着一串钥匙，走起路来叮叮作响。书画，印章，财务都由他亲自管理。
我有时也随同邱石冥一道去齐家。邱院长每次去都是为了请他给自己的画品作题跋。记得有一次老人在题跋中称赞邱先生的花卉能和山水环境结合。我注意到他治印的特点——擅用冲刀法，一刀下去，一侧较为平齐，另一侧则任其残缺。他自述：印学赵之谦，字学金冬心、李北海，画学八大，而融会贯通。我当时的体味：他早期的字全是模仿金冬心，而后来有了变化。行书实际上是受了樊增祥（樊樊山）的影响。他同诗人樊增祥交往很久，樊认为齐的诗很像玉溪生，齐本人则承认诗学陆放翁。我觉得，齐老师能就身边琐事入诗，写得真挚自然。他的诗集即由樊增祥作序。那时，他的篆印已负有盛名，因此他常自称为“京华治印者”。他所刻的篆文，始终未脱“大三公”（《祀三公山碑》）的造型，书法又从治印手法脱出，健劲锋利。他虽精于治印，但于文字学并不十分执着，所以有时也把从“爪”的字误作从“火”。他的冲刀治印与吴昌硕的钝刀内含迥异其趣。
齐白石初到北京时，其画在画店标价是一、二元一幅。陈师曾以一百元买下他的画，并折节往访，成为知音与莫逆，其后又把他的画介绍到日本。齐白石对此十分感念，赠诗中有“君无我不进，我无君则退”之句。老人在西欧享有盛名，则是由于徐悲鸿的鼓吹和介绍，齐白石也有诗赠给徐悲鸿，其中两句是：“我法何辞万口骂，江南倾胆唯徐公。”东汉《祀三公山碑》
1950年我作为北平艺专的学生，随山水画家李可染老师和李芸生同学（现居香港）再去拜访老人时，李先生作为他的得意门生特意买了活虾作为礼物。九十高龄的齐老人这天特别高兴，单是送给我的就有两幅画，一幅是菊，一幅是虾。他说，为了画虾，直到现在还在观察虾，“为万虫写照，惟鳞属之龙，未尝亲见，不敢大胆妄为也”。白石老人所画动物不是追忆少年时代所见，便是北上之后所见，不曾见到的东西是决不画的。他重独创、重实践的精神，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只因他年事已高，不便打扰，所以没向他学到更多的知识，追忆起来是深感遗憾的。齐白石赠王学仲画作
黄宾虹先生那时住在宣武门内石驸马大街的一个小巷里。庭院内养一白鹅，最让人难忘。据黄先生说，这只鹅有两大作用，一、生人进门，它哦哦而叫，可起到家犬作用，二、王羲之爱鹅，书法家从鹅颈的屈伸转动悟到运笔的神理。
黄宾虹的画作，并不被北方的画家、收藏家所理解。他很寂寞，只同西画系系主任郭柏川相交好。郭先生是台湾人，早年在日本上野美术学院攻读西洋美术，是日本著名油画家冈田三郎助的得意门生、名画家梅原龙三郎的好友。黄先生画山水，向郭学习西洋画的方法，特别是后期印象派的画风，郭先生也吸收黄老的许多用墨变化在他的风景画中。后来郭先生干脆用宣纸画油画风景。黄、郭两位前辈在艺术上互作中西交流的佳话，应该为我们所记取。
黄宾虹名质，字朴存，安徽歙县人。他既不从属于上海的“海派”，也不是北京的“京派”，两派圈内的画家都不怎么承认他。这位被我私称为“徽派”的艺术家以教书、著书自安。他在23岁时学习篆刻，多方搜集古印玺达2000多纽，编为《宾虹草堂集古印谱》。他的篆刻与篆书受古印玺的影响很大。他的篆字追求柔中有刚，反对剑拔弩张，因此指出齐白石的治印有刻露之处。他是位极勤奋的书画家，每到他的寓所，未进书斋先闻到腐墨的臭味，走进书斋则见画稿到处堆积。回想我同黄、郭二位先生的接触，对我启发最大的是怎样融合中西艺术，以后我也作了不少尝试，其一便是用漆墨调和的方法来作画。
我还和同学司宁春访问过当时有名而现在几乎被人遗忘的画家王青芳。他的书画都学齐白石，在北京的刊物上发表过大量的“三国”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