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名人传奇丛书——中国古代圣人传(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蔡景仙

出版社：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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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名人传奇丛书——中国古代圣人传试读：

前言

中华文明史上曾产生过许多杰出的圣贤哲人，其作为、其思想、其成就一直对后世有着重大影响，不仅为华夏各民族所尊崇，而且在世界文明史上亦有重要地位。组编《中国古代圣人传》一书，旨在为进一步传播、交流、弘扬华夏文明做贡献。

同时也规定了编写原则，略为：

每篇传记必须突出主题和人物特点，历史背景要交代清楚，重大事件、活动及著述不遗漏。可夹叙夹议，但评述一定要客观、中肯，不刻意标新立异。涉及历史上有争议的问题，除确有史据的外，一般从公认的说法。

此外，对写作体例也作了具体规定。可谓详细周洽，一丝不苟。

中国哲学向有“循名责实”的优良传统。本书既定名为《中国古代圣人传》，则其入选者必当具有圣、贤之称。古人对“圣”的释义有多种。《尚书·洪范》云：“聪作谋，睿作圣。”孔《传》曰：“于事无不通谓之圣。”《孟子·尽心下》云：“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赵歧注曰：“大行其道，使天下化之，是为圣人；有圣知之明，其道不可得知，是为神人。”古代谥法中又有“扬善赋简曰圣”或“敬宾厚礼曰圣”（《史记正义·谥法解》）的说法。“圣人”一词亦出现得较早。《老子》：“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易·乾·文言》：“圣人作而万物睹。”《论语·述而》：“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荀子·性恶》：“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也。”综观前引诸义，一言以蔽之，“圣”为美称，而“圣人”系指道德、智能极高的人，司马光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资治通鉴》卷一），是为得之。

事实上，在有的古人看来，“圣”还算不上对人的最高称誉，最高的称誉应该是“天”，其次为“圣”，再次为“仁”，再次为“义”。春秋时期，周灵王的太子晋在回答晋师旷的“由舜而下，其孰有广德”的问题时说：

如舜者天。舜居其所，以利天下，奉翼远人，皆得已仁。此之谓天。如禹者圣。劳而不分居，以利天下，好取不好与，必度其正。是之谓圣。如文王者，其大道仁，其小道惠。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敬人无方，服事于商。既有其众，而返失其身。此之谓仁。如武王者义。杀一人而以利天下，异姓同姓，各得其所，是之谓义。（《逸周书·太子晋解》）

当然，太子晋所说，也只能算一家之言。

一般读者的心目中，可能把

孔子

后世对“圣”的解释更宽泛一些，凡精通一事，有绝技者即可称“圣”。如晋葛洪《抱朴子·内篇·辩问》云：

世人以人所尤长，众所不及者，便谓之圣。故善围棋之无比者，则谓之棋圣。如严子卿、马缓明于今有棋圣之名焉。善史书之绝时者，则谓之书圣。故卫协、张墨于令有书圣之名焉。刻削之尤巧者，则谓之木圣。故张卫、马忠于今有木圣之名焉。故

孟子

如按葛洪的标准，中国历史上可称为“圣者”的人就太多了。而此书仅选了古代16名人物为之作传，其余未被入选者，或为材料所限，或因不够典型，而更重要的是因篇幅所限，不得不忍痛割爱。就已被选入本书的各位人物来说，其德，其功，其言，揆之中国古代文献，誉之为“圣”，均当之无愧。

至于“贤者”就更多了。“贤”的本意为多财。《庄子·徐无鬼》说：“分人以财谓之贤。”后指有德、有才，仅次于圣人的那种人。《论语·子张》篇说：“贤者识其大声，不贤者识其小者。”即贤人是能认识事物根本道理的人。孔子称赞其得意门生颜渊为“贤者”，号召“见贤思齐”，提倡以“仁”的标准举贤任贤。圣、贤在人们的观念中，并为万世师表。《中国古代圣人传》选取了周公等38位人物，其风节均足以垂范后世。

参加本书编写的作者，均学有专长，且工作多年，科研成果累累。赖他们竭智尽力，奋笔疾书，方使这近二百万字的书稿如期完成。各人文风或有不同，但其学识、功力，读者自会有公允的评价。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广泛地参考了前哲与时贤的研究成果，并尽量择善而从。凡引用他人成说，均在文中注明出处，以示不敢掠美。因受其启发而有所发挥者，虽未注明出处，亦属受惠良多，谨在此表示谢意。

书稿今已全部杀青，即将付梓。总的来说，基本上达到了出版社出书的目的和要求。然限于水平，仍不敢自是，挂一漏万处实所难免，敬请海内外方家与读者诸君批评指正。孔子

孔子春秋时代鲁国人（今山东曲阜），殷人的后代。孔子的远祖是宋国贵族。孔子的先人中较为著名。

十世祖弗父何：——弗父何的父亲就是宋湣公。湣公有两个儿子，长子弗父何，次子鲋祀。湣公死时君位不传子而传弟熙，就是宋场公。鲋祀不服，杀了场公，让国于兄，弗父何不受，让位于弟鲋祀，即宋厉公。弗父何因能让国而名声大振，他的后代则世为宋大夫。

七世祖正考父——是弗父何的曾孙，孔子的第七代祖先。他是宋戴公、成公、宣公三朝住命大臣，非但不傲慢奢侈，反而以执事有格和谦逊俭朴著称。他在家庙中的鼎上作铭文称自己是：“一命而偻，再命而怄，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悔。亶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左传》昭公七年）意思是：一命低头，二命躬身，三命弯腰。沿着墙边走路，没有人会欺压我。我用这鼎煮稠粥，也煮稀粥，能够充饥就满足了。他又是一位熟悉古代文献的学者。据传《诗经》中的《商颂》就是由他向周大师请教后校订的。

六世祖孔父嘉——是正考父的儿子，孔子的第六代祖先。他历任宋穆公、殇公两朝大司马，地位相当高。他的夫人长得很美，楚楚动人。有一次在路上被宋太宰华父督遇见了，华父督为其美貌所动，两眼直勾勾地盯着这位华贵的夫人，看她走过来，又目送她走过去，口里不断念叨着：“既漂亮，又艳丽。”于是心生邪念，想方设法要把她弄到手。当时正遇宋国对外战争频繁，百姓不能忍受，华父督认为夺妻的机会到了，就趁机散布说：“这都是那个掌管军事的司马干的好事！”以此为借口杀了孔父嘉，霸占了他的妻子。

曾祖防叔——是孔父嘉的曾孙，孔子的曾祖父，为华氏所逼，逃到鲁国，做了鲁国贵族臧孙氏的家臣，为防大夫（一说防邑宰）。防是臧孙氏的采邑，所以人们就称呼他为防叔。父亲叔梁纥——是防叔的孙子，孔子的父亲，任鲁国的陬邑大夫（一说陬邑宰）。叔梁纥在鲁国曾一度“以勇力闻于诸侯”（胡仔：《孔子编年》）。《左传》记载了他立下的两次战功。一次在偪（同逼）阳之战中。鲁襄公十年（公元前563年），晋国率领诸侯联军攻打一个叫偪阳（今山东枣庄市南50里）的小国，叔梁纥作为鲁军战士也参加了攻城的战斗。诸侯联军包围了偪阳，却难以攻克。正当双方僵持不下时，偪阳城上的守军故意打开城门，联军的将士乘机蜂拥而入，刚冲进去一半人马，内城把闸门突然放了下来，想把攻城队伍拦腰斩断，先消灭进城部分。正在这紧急关头，叔梁纥眼明手快，一步抢上前去，用双手托起了正在落下的闸门，使先入城的将士及时撤了出来，避免了伤亡。二次在夜突齐国救臧纥之战中。鲁襄公十七年（公元前556年），齐军侵入鲁国，把鲁大夫臧纥及其弟臧畴、臧贾围困在防邑里。叔梁纥当时在邑内作守卫。鲁国派援军前去救臧纥等人，因慑于齐军强大，队伍开到防邑附近的旅松这个地方便停下不敢前进了。叔梁纥带着臧畴、臧贾和甲士300人保护着臧纥夜间突围，将臧纥安全地送到了援军营地。然后又返回冲进防邑，继续守城。齐军见有叔梁纥这样骁勇善战的人守城，一时难以攻下，只好撤兵。防邑突围之战胜利后，叔梁纥仍任他的陬邑大夫。

传说叔梁纥一生有3位妻子。嫡夫人施氏，生了9个女儿，没有儿子。后又纳妾，生了个儿子名孟皮（伯尼），是个足有毛病的残疾人。叔梁纥认为没有一个像样的儿子来继承自己的事业是个遗憾，于是便向颜家求婚。颜家有3个女儿。老大老二都不愿意嫁给一个年纪比自己大得多的人，只有不满20岁的小女儿颜征在表示愿意嫁给这位上了年纪的勇士——叔梁纥。

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夏历八月二十七日生下孔子。《史记·孔子世家》说：“祷于尼丘得孔子。”据曲阜当地传说，颜征在有妊时，夫妇因望儿心切，按照当时的风俗习惯，两人去曲阜城东南的尼山亦名尼丘山（在叔梁纥家乡昌平乡陬邑境内）“祈祷山神”。“祈祷”后便到附近一个山洞中休息。结果就在山洞中生下了孔子。据《史记·孔子世家》和《孔子家语》说，由于孔子的出生与尼丘有关，且排行第二，所以起名为丘，取字为仲尼。

孔子出生后仅三年，叔梁纥就去世了。于是颜征在带着尚在襁褓的孔丘，孤儿寡母，离开了叔梁纥家，迁居到鲁国国都曲阜城内的阙里她娘家。在娘家安家落户，又得到同族亲友的关照，过着一般平民的清贫生活。鲁国是西周初年周公旦的封地。周公的长子伯禽赴鲁就国时，周王赐给他许多典章文物。到了春秋末年，幼小的孔子，帮助母亲做过许多家务劳动和田间劳动。在他十六七岁时，他的母亲去世。

孔子处理母亲的丧事：要把母亲与父亲合葬在一处，却不知道父亲叔梁纥的墓在哪里。为了打听父墓以便将父母合葬，聪明的孔子便把母亲的棺柩，殡于“五父之衢”，即停放在一个名叫五父的四通八达的道口旁，以引起人们注意，以便好打听父亲的墓处。恰巧有一位名叫曼父的陬邑车夫（輓夫）的母亲知道了这件事，因为她和颜征曾是要好的邻居，知道叔梁纥的墓所，便告诉了孔子。孔子便把母亲的灵柩移往防山，与父合葬。殡母访父墓，反映了少年时代的孔子在处理大事时沉着、机智，少年时代的不幸遭遇与磨炼促使它在以后的独立谋生、学习和奋斗中获得成功。

孔子从15岁开始立志于学。所学的主要内容包括礼、乐、射、御、书、数等。礼，是当时流行的礼仪制度，大体上有五个方面的内容：即吉（祭祀）、凶（丧葬）、军（军旅）、宾（朝觐盟会）、嘉（婚冠喜庆）五礼。配合这些典礼仪式，还要具备与之相应的舞乐，这就是乐。乐主要是附于《诗》而奏的乐曲。射指射箭，御指赶车，这是当时作为一个士所必须具备的实际本领。书指书写，包括文字水平、文学修养以及写字的基本功，数指计算。

孔子17岁那年，鲁国贵族季孙氏举行招待士一级的贵族（贵族中最低的一级）宴会。孔子听到这个消息，就兴冲冲地赶去赴会。因为这件事发生在孔母去世不久，孔子仍在服丧期，腰间还系着麻带。他满以为自己是已故陬邑大夫叔梁纥之子，又学得了一些土应该具备的知识和本领，便有资格参加，于是随同来宾走了过去。万万没有想到，当他走到季氏府大门前时，却被早已待在那里的季氏家臣阳虎拦住，并大声呵斥说：“季氏宴请的是士，没有请您！”阳虎的这一当头棒喝，对涉世未深的少年孔子来说，无疑是一次重大打击，他默默地退了回来。孔子并没有因此事而灰心，更激励了奋发学习的信心，决心在未来人生的旅途中，跻身士林，向远大的目标奋进。从下列实例作以分析。孔子每事问

鲁国的太庙是祭祀鲁的始祖周公旦的宗庙，庙内陈列着许多文物古器，孔子利用参加在太庙中举行礼仪活动的机会，遇事便问这问那。有些人对他的这一举动，看不惯，讽刺说：“谁说那个陬大夫的儿子懂得礼？一进太庙就事事都要问。”孔子听了这些风凉话，并不在乎，坦然地回答说：“这样做就是合乎礼的嘛！”（见《论语·八佾》）孔子请教郯子

孔子27岁那年，鲁国东南方有一个名郯的小国，国君郯子到鲁国访问。在一次宴会上，鲁国大夫昭子（名叔孙诺）向郯子问起少吴时以鸟名官的情况。少吴是古代的一个部族的名，郯子是这个部族的后裔，自然熟悉其祖先的历史，便作了详细的回答。孔子听到这个消息，十分佩服郯子的渊博知识，便马上去向他请教。郯子向他讲述了许多以前从没听说过的知识，对他的启发很大。会见回来以后，他对别人说：“我听说，‘天子那里没有主管这类事的人了，这类学问却还保存在四方蛮夷那里。’这话我倒相信。”（见《左传》昭公十七年）从此，孔子对搜集散失到四方小国的文化遗产产生了兴趣。孔子适周问礼“每事问”和“请教郯子”使孔子的学业大有长进，在鲁国是数得着懂礼的人。鲁国有个大夫孟僖子，他在陪同国君鲁昭公出访楚国归来时，因为不熟悉礼仪而吃了苦头。事隔多年，想起来仍觉遗憾。为了不使自己的儿子们步他的后尘，他在临终前，嘱托管家把两个儿子孟懿子（仲忌）和南宫敬叔（仲孙阅）送到孔子那里拜师学礼，还特地叮嘱说：“礼是做人的根本。不学礼，就无法立身处世。听说我们鲁国出了个通晓礼仪而又博学的人，这人就是孔丘。我知道，这个人是圣人（商汤）的后代。他的祖先弗父何有功于宋国。弗父何的曾孙正考父曾辅佐过宋戴公、武公、宣公三个国君。他们虽然地位很高，权力很大，但却谦虚谨慎，可见孔丘的祖先有谦恭的美德。当年我们鲁国的先大夫臧孙纥就说过：、祖先有美德，其后世必定出现聪明通达的人。现在孔丘年纪轻轻，就比别人知道好多事情，懂得好多礼节，大概前人说的圣人指的就是他这样的人吧。我马上要死了，我死后，你们一定要拜他为师，老老实实地向他学习礼仪。”（见《左传》昭公七年）儿子听了父亲的话，在孟僖子死后不久，便做了孔子的学生。

孔子有一天对南宫敬叔说：“我听说在京师洛邑（今洛阳市）当守藏史（相当国家博物馆和图书馆的负责人）的老聃博古知今、精通礼制。他这样有学问的人，正是我要求教的老师。”但要从千里之外的曲阜去到洛邑，路途艰难，谈何容易，况且孔子当时还很清贫，缺乏充足的路费。南宫敬叔理解老师的心思，就找了一个机会，向鲁君透露了孔子想去周天子的京都访师学礼的打算，鲁昭公认为这是件好事，于是慨然应允，赐给孔子一辆车、两匹马和一个童仆。

洛邑是西周初年以来周王在东方营建的一个统治中心。自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后，这里便成了周王朝的国都。当时的洛邑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保存着丰富的文化典籍和完备的礼仪制度。还有一大批精通礼乐、才思敏捷的王室官员，如老聃、苌弘等人，也集中居住在这个周代文化荟萃之地。老聃，即道家的鼻祖老子。他是一位年高德劭、博学多闻的长者，又是一位阅历丰富、思想深沉的智者。他所掌管的文物典籍，都是些宝贵的资料，一般人是难以见到的。孔子专程前来虚心求教，老子十分高兴，令童仆将道路打扫干净，套上车，亲自到郊外去迎接孔子。

孔子向老子学习的内容很多，大都是关于周代的礼节，仅《礼记·曾子问》就记有三处。有的是关于天子或诸侯去世的礼仪，有的是关于为父母服丧期间的礼仪，有的是关于小孩死后下葬的礼仪。有时，孔子还与老子一起参加礼仪活动，在实践中向老子请教。例如，有一次，孔子跟随老子帮助乡党里一户人家料理丧事。送葬途中遇到日食，老子就命令把灵柩停下来，等日食过去后再走。葬事结束后，孔子认为中途停灵是不对的，因为不知道日食要延续多长时间，如果耽误久了，就会影响顺利安葬灵柩，还是不停下的好。老子解释说：“诸侯赶赴京都朝见天子，一路上早晨日出后便出发，傍晚不等日落就休息，还要祭奠装在车上的祖宗牌位。大夫出国访问，也是在这个时间赶路。送葬同样如此，不可在天未亮时就出殡，也不可在天黑以后止宿。夜间赶路，大概只有逃犯和奔丧的人才这样做。当出现日食的时候送灵柩，那不同夜间走路一样吗？有教养的人是不应该把别人才去世的父母置于这种不吉利的时候的。”孔子在洛邑期间，一有空就去参观明堂，亲自跑到厉王和穆王的庙里考察文物典籍和礼制，而更多的时间是泡在国家档案馆里，饱览其丰富的藏书。孔子问乐于苌弘

京师洛邑人才济济，除了以礼见长的老聃外，还有一位以音乐著称的周大夫苌弘。孔子在学习礼制的同时，也不失时机地去拜访了苌弘，向这位音乐大师请教乐理方面的问题。苌弘与老子一样，愉快地接见了这位年轻好学的晚辈。孔子肯定向苌弘请教了许多关于音乐知识方面的问题，内容十分广泛。

——《大武》是周人的大型古典乐舞，相传为周公旦所作，内容是表演武王伐纣、经营南国和周公、召公分陕而治的历史系列。在向苌弘学习包括《大武》在内的一些音乐知识和理论的同时，孔子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和理解，他的一些关于《大武》等音乐篇章的真知灼见，受到了苌弘的高度称赞，说他“谦虚好学，博闻强记”（《孔丛子·嘉言篇》）。在苌弘那里学到了丰富的音乐知识和高深的音乐理论之后，孔子准备启程回国，临行前，他特意去向老子告辞。老子意味深长地对他说：“我听说，有钱的人为朋友送行时，送给钱财；有仁德的人为朋友送行时，送几句有益的话。我不是个有钱的人，就冒充有仁德的人，送给您几句话吧：‘会做买卖的人，往往把自己的货物囤积起来，好像什么都没有似的。有学问有德行的人，往往不随时流露出来。聪明深察的人往往会招来横祸，因为他喜欢议论是非；雄辩博学的人往往会危害自身，因为他喜欢大谈别人的短处。你应该注意做事不要过了头，不要任性。你虽然有了学问，但是千万不要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见《史记·孔子世家》和《老子韩非列传》）这一番谆谆教诲，使孔子深受教益，心里非常佩服老子那深沉、玄妙的人生哲理。返回鲁国以后，还时常回忆起与老子相处的那段美好充实的时光，一有机会，就在弟子及别人面前夸赞老子说：“鸟，我知道它能在天上飞；鱼，我知道它能在水中游；兽，我知道它能在地上跑。在地上跑的，可以用网将它罩住；在水中游的，可以用线把它钓出；在天上飞的，可以用箭把它射下来。至于说到龙，我不知道它如何乘风驾云上青天。我见到的这位老子，大概和龙一样吧！”

给孔子留下深刻的印象，适周观礼孔子以无限向往的心情赞美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意思是：周代的制度是借鉴夏、商两代的制度而建立的，它的文化是多么丰富美好啊！我拥护这种制度。在那时，孔子所称道的周文化，同夏、商两代的古典文化相比，属于现代文化；同落后的四夷文化相比，是先进文化。孔子对周文化的肯定和向往，说明它是一个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的人。尽管孔子对已达到高度文明的周文化十分崇拜，他对以往历史上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有益的东西，都主张要很好地继承。适周向老聃问礼、向苌弘问乐，丰富了孔子的知识。孔子学琴于师襄子

孔子热心于音乐理论的学习，刻苦练习各种乐器，直到熟练掌握手法技巧、领悟乐典的丰富内涵时方肯罢休。当他听说鲁国的乐官师襄子的琴弹得特别好，就前去拜师学艺。师襄子在谈话中了解到孔子已掌握了丰富的音乐知识，就教他弹了一支名曲，孔子很快就学会了。孔子一连十多天，总是反复弹这支曲子，也不要求学习新曲。师襄子劝他说：“这支曲子你已经学会了，可以学弹新曲了。”孔子回答说：“我虽然能熟练地弹奏这支曲子，还没有完全掌握演奏技巧。”过了些时候，师襄子说：“技巧已经掌握了，可以学习新曲了。”孔子说：“我还没有领悟这支曲子的神韵。”又过了些时候，师襄子说：“已经领悟该曲的神韵了，可以学新曲了。”孔子说：“我还没有揣摩到这支曲子的作者是谁，也想像不出他的为人风貌。”又过了些时候，孔子昂头远眺，若有所思地说：“我可能揣摩到这支曲子的作者的为人风貌了。作者身材高大，肤色黝黑，眼望远方，心环统一天下的大志。除了周文王还有谁能作得出来呢！”师襄子听了这番宏论，连忙站起来作揖说：“我的老师在传授此曲时，告诉过我，曲子的名就叫《文王操》啊！”

孔子不仅会弹琴奏乐，还非常喜欢唱歌。他和别人一起唱歌时，只要人家的歌唱得好，他就请求人家再唱一遍，然后再和人家一同唱。孔子观者如堵墙

孔子的箭法非常好，是他勤学苦练的结果。春秋时期，盛行一种叫做“乡射”的礼仪活动。每逢春秋两季，都要在州序（州的学校）举行射箭比赛，地方官员利用这个机会会合百姓，表示与民同乐。孔子为了能在比赛中夺魁，经常与弟子们在曲阜城西郊区一个当时叫矍相的场园空地练习射箭，由于孔子具有精湛的射箭技艺，每次演习时都吸引大量围观的人，把靶场围得水泄不通。孔子自己说过：“射箭要一听到命令就应声而发，而且每箭都要射中靶心，这才是真正善射的人。”孔子善御知马力

孔子精通御马之术，并说：“善御马，正衔勒（横在马口中备抽勒的铁），齐辔策（驾驭牲口的缰绳和鞭子），均马力，和马心，故口无声而马应辔，策不举而极千里。”又说：“善御马者，正身以总辔，均马力，齐马心，回旋曲折，惟其所之，故可以取长道，可赴急疾。”大意是，一个会使用马驾驶车的人，首先要身子坐正了，正确地使用缰绳和马鞭子，平均使用马力，了解马的脾气，这样做，或进或退，或左或右，马都会自觉地听人指挥，即使一日千里，疾驰奔急，也不会疲劳。可见，孔子熟练地掌握了驾车这一技术，对驾车的理论很有研究。孔子学无常师

孔子是一位没有师承关系的大学问家，他的渊博知识都是靠自学和随时向一切有识之士和有一技之长的人求教得来的。卫国大夫公孙有一次朝问孔子的学生子贡说：“仲尼的知识到底是谁传授的？”子贡回答他说：“我的老师何处不学？为什么一定要有专人传授？”（见《论语·子张》）。孔子常说：“三人一同行路，其中就一定有我可以求教的老师。”（见《论语·述而）“遇见有本领的人，我就要想法赶上他。”（见《论语·里仁》）。孔子言行一致，好学精神，使他成为一个博古知今的饱学之士。

孔子在描述自己学习和成长过程中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说明，他在一生学习的道路上，从15岁立志于学，到了30岁的时候，已经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以后各个时期所取得的成就，都是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结果。孔子30岁左右不但精通了当时士这一阶层所应掌握的“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这六项基本功，也通晓了后人所说“六艺”，也称作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门经典古代文献，从以下小实例从中说明孔子的博学。

例一“商羊起舞”齐国发现有一群单足鸟，飞落在宫廷殿前，扑拍着双翼而跳跃。齐国国君见此景大吃一惊，急忙派使者到鲁国去向孔子请教。孔子说：“这种鸟名叫商羊。赶快发布告通知齐国人民，立刻动手挖掘沟渠，准备排水，天就要下大雨了。”果然没隔多久，大雨倾盆，其他国家都遭了水灾，唯有齐国听了孔子的话，早有准备，没有遭灾。弟子们不知道其中奥妙，纷纷请教孔子。孔子说：“我在早先看到一群儿童在玩耍，一对对的都屈一条腿，单脚跳着玩，一面唱着童谣：‘天将大雨，商羊起舞。’今天就应在齐国这件事上了。”例四“土之怪曰羵羊”

鲁国贵族季桓子家里打井，挖出一只土罐，里面装着一只羊，便派人去对孔子说：“我家打井时挖得一条狗，这是怎么回事？”孔子说：“恐怕不对吧？就我所知，应该是只羊。我听说，木石中出现的怪物叫夔蝄蛃，水中的怪物叫龙罔象，土中的怪物叫羵羊（雌雄不分的羊）。”季桓子一听没有骗住孔子，更加佩服孔子知识的渊博。（见《国语·鲁语》和《说苑·辨物》）这故事出自《国语》，说明早在战国以前，孔子在人们的心目中就是一位无所不知的博物专家。

例五“防风氏其骨节专车”吴国在征伐越国的战争中，打下了会稽城，缴获一节巨骨，需用专车方可装下。吴王便派使者访问鲁国，以向孔子请教。使者临行时，吴王嘱咐说：“不要告诉孔子是我让你问他的。”使者到了鲁国，聘问了鲁君之后，举行了招待会，孔子也应邀参加了宴会。席间，使者请教孔子说：“什么骨骼竟如此之大？”孔子回答：“我听说，很早很早以前，大禹招集各部落酋长到会稽山上集会，防风氏部落酋长迟到了，大禹便按军法处置，杀死了他，他的一节骨头便得专车装载。”使者又问：“防风氏是干什么的？”孔子答道：“防风氏是汪芒氏的首领，驻守在封嵎之山，为漆姓。在虞、商、夏时期称为江芒氏，在周朝时称长翟，现在叫做大人。”使者又问：“最高的人有多高？”孔子答道：“焦侥氏身高仅三尺，是世上最矮的人种。最高的不超过焦侥氏的十倍，三丈就是最高的了。”（见《国语·鲁语》）材料说明，孔子对古代的历史沿革很熟悉，讲起来头头是道。例三“肃慎氏之矢”

孔子周游陈国时，陈国国君惠公待他如上宾，住在国宾馆里。有一天，有只隼鸟落在陈侯朝堂的院内死了，身体让楛木为箭杆、石头为箭头的箭穿透了，这支箭约有一尺八寸长。陈侯不知这支箭的来历，就派人带上死隼到宾馆向孔子请教。孔子说：“这只隼是从遥远的地方飞到此地的。这支箭是居住在北方的肃慎氏造的。当年周武王灭亡了商朝，开通道路，与九夷百蛮等边疆民族交往，让他们各自以地方特产进贡给周王朝，使其世世代代不忘所从事的职业。于是住在北方的肃慎氏就进贡了楛矢石砮，长一尺八寸。周王想树立威德以影响远方之人和让后人知道这件事，永远不忘这段光荣的历史，就在所铸的铜器上刻上‘肃慎氏之贡矢’几个字，并把这件铜器赐给了女儿大姬，让她嫁给陈国始封国君胡公。古代天子分封同姓时赐给珍玉，表示亲近。分封异姓为诸侯时赐给远方进贡来的物品，让他们不要忘记服从周朝管辖。所以分给陈国的是肃慎氏的贡品。如果现在派人到陈国的旧府库去找一下，就可以找到这种贡品。”使者立即派人去府库中查找，在一个金匣子里找到了，与孔子说的一模一样。（见《国语·鲁语》）

例二“萍实大如斗”楚昭王在乘船渡江时，有一个像斗一样大的红红的圆东西直向船身漂来，正好停在船身中间。昭王感到很奇怪，遍问船中众大臣，竟无一人知晓这是个什么东西。于是便派使者到鲁国请教孔子。孔子说：“此物名叫萍实，请楚王把它割开吃了。这是个吉祥物，只有有资格做霸主的人才有机会得到它。”弟子们从来没有听说有这么一说，待楚使走后，便好奇地向老师询问：“老师怎么会知道这东西就是萍实？”孔子说：“当初我到郑国去的时候，路过陈国的田野，路上听到一首童谣唱道：‘楚王渡江得萍实，大如斗，赤如日，剖面食之甜如蜜。’这首童谣正应在楚昭王身上。我是从孩子们的口中知道的。”（见《说苑·辨物》和《孔子家语·致思》）

从上述故事说明孔子不放弃每一个学习的机会，他认为有用的知识，便牢牢地记在心中。掌握知识就会为他人排忧解难，从中了解孔子的好学博闻。

春秋以前，“学在官府”，就是说学校是专为贵族子弟而设的，平民没有受教育的机会。随着经济政治形势的发展和西周后期王室衰微，便出现了“天子失宫，学在四夷”的现象，原来由贵族垄断了教育权的“学在官府”开始逐渐“学移民间”了。一些有一定文化教养的没落贵族，特别是士一级的贵族，便开始收徒讲学，这就是私学。兴办私学，并不是孔子的创举，早在孔子之前，郑国就有一位名叫邓析的办过专门学习打官司的讲习班，据说人数还不少。仅在鲁国，约略与孔子同时收徒设教的就有王骆、少正卯等人。而且据《庄子·德充符》说王骆在鲁国的学生与孔门弟子数量相等。《论衡·讲瑞》称少正卯同孔子竞争时造成孔门“三盈三虚”（学生三次满堂而又三次走光）。说明当时兴办私学已蔚然成风，各学派之间有过竞争或对立。

由于孔子的声望，他的办学方针的明确、教学内容的丰富、教学方法的灵活多样，他所办的私学不断发展壮大。孔子聚徒讲学，兴办私学，广收弟子，传播文化知识，培养人才。孔子先后招收的学生总数达3000人，仅身通“六艺”的就有72人。这些学生有很多成为政绩斐然、闻名遐迩的人。思想和治学态度。孔子的教育主要突出方面：孔子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

孔子在他所办的私学中，率先提出了“有教无类”（见《论语·卫灵公》）的口号，这是他办学的基本方针。关于“类”字，就是不分宗族贵贱，不分阶级，都可以入学受教育。在“有教无类”这一教育思想的指导下，他又提出了具体的招生方法，即“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卫灵公》）。就是说，只要交“十条干肉”或相当“十条干肉”的一定数量的学费，他就一律收留教诲。这种规定标准很低的学费，是当时一般平民都交得起的。这就取消了贵族平民的严格界限，使很多出身于平民的人受到教育。这一措施不但扩大了教育对象，同时促进了文化下移的发展。这种不分贵贱、贫富、老幼、国籍等条件的办学方针，使得孔子所办的私学生源充足。孔子先后所招收的学生中，除了少数是富有的贵族子弟，如南宫敬叔等，大多数都是出身于贫贱之家。例如：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仲弓：其父为“贱人”，家“无置锥之地”。原宪：住在茅草盖顶的狭窄的小屋里。门户是蓬蒿编成的，还不完整。户枢是桑树条做的，窗口是用破瓮做成的，并以粗布隔为两间。屋顶漏雨，地下潮湿，他却端坐而弦歌。曾参：穷居卫国，絮衣破烂，面色虚肿。因为干粗活，手足生出老茧。往往是三天不煮饭，十年不添制新衣。闵子骞：冬天没有御寒的衣服，“以芦花衣之”，以芦苇花当棉絮用。在孔子一生所招收的学生中，年龄参差不一，老幼悬殊，有的仅少孔子几岁，如秦商少孔子4岁，颜无繇少孔子6岁，冉耕少孔子7岁；而子贡少孔子31岁，子游少孔子45岁，子夏少孔子44岁。曾点、曾参父子两代人都是孔子的学生。这在中国教育史上，乃至世界教育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孔子不仅招收鲁国人，也招收鲁国以外的人做学生，例如子羔、子夏等是卫国人，公皙哀、梁亶等是齐人，巫马期、颛孙张等都是陈人，任不齐、公孙龙等是楚人，子游是吴人，秦祖是秦人。孔子所办私学的大门总是对所有愿意学习的青年们敞开的，不分年龄上的老幼、身份上的贵贱、家庭的贫富、国籍的不同，不分文化程度的高低、个人性格的迥异，只要肯拜师入学，他都是热烈欢迎。例如子路入学前，是一名粗野、缺乏教养的青年。他初见孔子时，自恃力大无穷，出言不逊。孔子并不怪罪他，反而以礼相待，这使他很受感动。孔子问他喜欢什么，他说喜欢舞弄长剑。孔子说：“以你的本领，加上努力学习，一定会取得事业上的成功。”子路有点不相信便问道：“学习果真像您说的那样有好处吗？”孔子立即开导他说，学习对一个人的重要性，就好像人君离不开谏臣，土离不开教友，驭马离不开马鞭，调弓离不开正弓之器一样。子路仍不以为然，辩驳说：“南山有竹，人不去管他，照样长得挺直。砍下当箭射，照样能穿透犀牛皮。”孔子因势利导说：“如果把砍下的竹子刮光，尾巴装上羽毛，装在前头的箭头再磨锋利，不就射得更深了吗？”子路听了孔子深入浅出的解释，便哑口无言，心里十分佩服孔子的博学。事后便请孔子的学生介绍他拜孔子为师学艺，孔子也就愉快地答应了。

孔子形形色色的人物都可以入学求教，这种不拘一格的招生办法，南郭惠子大惑不解。问孔子弟子子贡说：“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回答：君子端正品行以等待四方之士，而且一定要做到来者不拒，正如良医之门多病人一样。所以夫子门下的人品十分复杂，各种各样的人物都有。子贡的回答，确切地说明了孔子“有教无类”办学方针的实质。孔子虽然不是第一个创办私学的人，但他却是第一个自觉地提出“有教无类”的口号，树起“来者不拒”的旗帜的人。人们把孔子看作是首开打破“学在官府”之风，创平民学校新局面的先行者。

孔子全面发展的教学内容：春秋时期处于王室式微，周天子的威信扫地；诸侯坐大，大国相继称霸，天下大乱局势。孔子是一位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他的政治主张是恢复“大一统”的天下，就是要尊重周天子，反对分裂局面，使得人民免受战火的涂炭，能够安居乐业。他办学的目的十分明确，即为实现仁政德治而培养人才。为了实现这一培养目标，他坚持教学内容中不仅要重视知识教育，更要加强道德教育；不但要重文，也要兼顾音、体、美。《论语·述而》所说的“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只是这一全面发展的教学内容的简单概括，不是全部内容。《述而》中所说的“文”，即文化教育；“行、忠、信”即行为教育。学以致用，这就是“行”。实行时，遵守所学的原则，持之以恒，坚持到底，这就是“忠信”。学而不行，或所行而不遵其所学，这都是不合乎“四教”原则。孔子教学的具体内容主要突出在：道德修养《周礼》中明确地记载着“言师，教人以道者”。《礼记》中对教师的解释也是“师也者，教人以事而喻诸德者也”。《周礼·天官·太宰》说：“师，以贤得民。”德行，春秋时期有着具体的规定。六德为智、仁、圣、义、忠、和，六行为孝、友、睦、姻、任、恤。孔子在教学内容中继承和发展了这一以“德教”的优良传统，并把它放在首位。孔子的道德观念用一个字来表达就是“仁”。一部《论语》中“仁”字就出现过一百多次，出自孔子之口即有七、八十次。他对“仁”有过许多解释，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因地而异。如说“仁”就是“爱人”，“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仁者人也”（《礼记·中庸》），“仁者安仁”（《论语·里仁》）等等。为了使弟子们准确地把握仁，理解仁，孔子曾多次详尽地回答过弟子们提出的问题，例如：“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意思是指刚强正直、果断朴实、言语谨慎，都可说是接近于仁的。他还更具体地提出了孝、悌、忠、信、勤；义、勇、敬、诚、恕；温、良、恭、俭、让；谦、和、宽、敏、惠等一系列具体的概念，丰富发展了品德修养的内容。

孝悌《论语》第一篇《学而》中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里把孝悌看成了仁的本源和基础，可见孔子对这种道德的重视。孝指尊敬顺从父母，悌指尊重兄长。即孔子所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以下引《论语》，只注篇名。）在孝悌两者之间，孔子更重视孝。那么，怎样做才算是孝呢？首先要做到“事父母能竭其力”（《学而》）。为了能随时侍奉父母，还要“父母在不远游”（《里仁》）。但这还不够，当子游问孝时，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为政》）子夏问孝时，孔子说：“色难”（《为政》）。这就是说，赡养父母要抱着敬重的心情，要有愉悦而又谨慎的表情。没有这些，即使形式上做到了“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也不能看作是孝。另外，在父母活着的时候敬顺还不够，死后也要如此。这就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政》）。所以当弟子宰我想改变“三年之丧”时，孔子就斥责他说：“矛（宰我）之不仁也。”（《阳货》）服从和继承父亲的志向和事业也是孝的表现，这就是“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学而》）。不仅父母的言行合乎情理时要遵从，而且当其言行不合情理时，也要做到“事父母几谏（婉转劝止），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无怨”（《里仁》），就是说，当父母不听劝告时，自己也不要有什么怨气。孔子重视孝悌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孝悌对社会的稳定有着重要价值，如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学而》）“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泰伯》）“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学而》）另一方面，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孔子在批评宰我想改变“三年之丧”时说：“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阳货》）就是说，儿女在襁褓中三年间，父母曾施以爱心，关怀备至，所以才能长大成人。因此，父母死后，也要服丧三年，作为父母之爱的回报。这是亲子之间情感的交流。尽管在孔子关于一些孝悌的论述中，存在着在当时或在今天看来都有点儿过分的言论，如当父亲偷了人家的东西，为儿子的要做到“子为父隐”（《子路》），甚至在父死后也要求儿子“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等，这些都是糟粕，应该抛弃。但是他在孝的观念中注入亲子之爱这个因素，却是个创见。几千年来在中华民族的世世代代的众多家庭中，都坚持做到了少有所长，老有所养，形成中华民族所特有的父慈子孝的美好习俗和道德风尚。

忠信孔子的忠是指对人，就是诚心尽力，认真负责的态度。在孔子看来，在人与人的交际中，虽然大家应当相互尽忠，经常检查自己对朋友和同事是否有“为人谋而不忠”（《论语·学而》）的地方，但主要还是指臣下对国君的忠诚，如说：“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孔子的忠君与后世儒家的忠君是有本质曲别的。后儒为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需要，把忠君解释为臣对君的绝对服从。孔子的“臣事君以忠”，是以君“有道”为前提的，即荀子所说的“从道不从君”。荀子在讲到这个问题时，就曾以孔子的见解为例。有一次，鲁哀公问孔子说：“子从父命，孝乎？臣从君命，贞（忠）乎？”一连问了三次，孔子都不作回答。孔子出来后，就对子贡说：“乡者君问丘曰：‘子从父命，孝乎？臣从君命，贞乎？’三问而丘不对，赐以为如何？”子贡回答说：“子从父命，孝矣。臣从君命，贞矣。夫子有奚对焉？”孔子批评子贡说：“小人哉，赐也不识也。昔万乘之国，有争臣四人，则封疆不削。千乘之国，有争臣三人，则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争臣二人，则宗庙不毁。父有争子，不行无礼，士有争友，不为不义。故子从父，奚子孝？臣从君，奚臣贞？审其所以从之之谓孝之谓贞也。”（《荀子·子道》）可见后期儒家的“从”是盲从，而孔子的“从”是理性的服从。不仅如此，孔子的“臣事君以忠”，还要以“君使臣以礼”为等价条件。君如果无礼，臣也就无忠，可以离去不干。孔子主张的忠，在一定意义上含有平等的成分，即“忠”字并不是臣下对君主忠诚的专用概念，而且上级诚恳地对待下级和老百姓也叫“忠”。

信即诚实无欺。“信”字在《论语》中出现过几十次，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意思。作为一种信实不欺和讲信用的道德观念，就出现过24次，可见孔子的重视程度。孔子认为，作为一个君子，一个有道德的正派人，必须“主忠信”，“敬事而信”，“谨而信”，“言而有信”《学而》。他指出，只有具备信这一品德的人，才能得到别人的信用——“信则人任焉”（《阳货》）；执政者诚信，才能使民众诚信——“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子路》）。因此信不仅是普通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友之道，也是仕进和治国之道。一个人如果不具有这品德而整天撒谎欺骗就寸步难行——“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哉！”（《为政》）信固然重要，不过在孔子看来，还有比信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他说的“君子以义为上”。与朋友的信约合乎义才履行，这就是他说的“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学而》）。如果离开“义”，单纯地去追求信，就没有这个必要了。所以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子路》）就是说，单纯地为信而信，就成了不问是非黑白的“小人”。“义”的意思是合理。也就是说，不合理的言就不应该兑现，凡是合理的言才是应该兑现的。

宽惠宽即宽厚，惠即恩惠。孔子对这两种品德也极为推崇。如说：“居上不宽，为礼不敬，吾何以观之哉。”（《八佾》）又说郑国执政子产是“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公冶长》）。一般说来，宽、惠是上级对下级、为政者对平民百姓的一种言行准则，只有这样做，才能得到下级的爱戴，百姓的拥护。

恭敬孔子多次谈到“恭”这种品德。如他曾说郑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公冶长》）；又说“君子有九思……貌思恭”（《季氏》）。当弟子樊迟问仁时，他说“居处恭”（《子路》）。恭在对己要庄重严肃，对人要谦虚和顺。恭是做一个君子的必要条件。但谦虚和顺不等于嬉皮笑脸、花言巧语，这种轻佻的动作绝不是恭，他指出：“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公冶长》）这种过分的做作的恭顺令人感到可耻。“敬”是孔子屡次提到的一种优秀品德。如他要求弟子们“执事敬”（《子路》），“事思敬”（《季氏》）。敬就是对事业严肃认真，对人真诚，以礼相待。在对人方面，孔子主张敬父母，认为只养不敬就是不孝；敬上级，赞扬子产“事上也敬”（《公冶长》）；敬朋友，赞扬晏子“善与人交，久而敬之”（同上）。晏子因为他首先尊敬别人所以受别人尊敬。

爱人孔子要求他的弟子们要有“爱人”（《颜渊》）、“泛爱众”这种德性，可见他很重视“爱人”这一品格。“爱”就是爱护，一般是指上对下，这是孔子给君主和各级当政者在对待臣下和庶民时规定的一条道德准则。“爱人”就是君爱民、上爱下。如他说治理国家要“节用而爱人”（《学而》）；又说“君子学道则爱人”（《阳货》）。他要求从最高一级的统治者到最低一级的统治者，都要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施行“爱人”这一原则，即“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其境，大夫爱其官职，士爱其家”（《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尽管历代统治者都很难做到这一点，但孔子所倡导的这一“泛爱众”的道德规范，毕竟是有一定约束力。

智勇《礼记·中庸》把孔子所提倡的“智、仁、勇”三种品德称之为“天下之达德也”，后世称为“三达德”，即三种常行的美德。孔子说：“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并称之为“君之道者三”（《宪问》）。孔子把知（智）勇和仁一样看作是君子之道的一个重要方面。智就是智慧，主要指道德认识、道德实践上的智慧和才能。如说“知者利仁”（《里仁》）。这是说，智者由于他们的智慧，认识到行仁有利，他便行仁。智者能知人、知言，所以能通权达变。要成为仁人，只有仁没有智是不行的。勇即果敢，主要指道德实践方面的勇气。孔子说：“见义不为，无勇也。”（《为政》）这要求人们应该见义勇为，包括勇于做一切正义的事业。孔子反对一味蛮干的勇，说“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阳货》），不在义指导下的逞勇，只会导致混乱，不是美德，而是很坏的毛病了。

礼让孔子说：“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里仁》）就是说，能够用礼让的精神治理国家，有什么困难呢？如果不讲礼让，只搞些繁缛的礼节仪式又有什么意思呢！孔子把礼让这种品德当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不可缺少的东西。孔子所说的礼让，含有谦让礼貌虚心待人的意思，具有品德的意义，属于道德范畴。在处理人际关系中，做到礼让，可以减少许多不必要的纷争，对稳定社会秩序，是十分重要的，孔子倡导礼让有着现实意义。

孔子倡导的道德规范还有慈，即慈爱。当鲁国贵族季康子问到怎样才能使老百姓对上司尽心竭力时，孔子回答说：“孝慈，则忠。”就是说，在上位者提倡孝顺父母和慈爱子女的道德，老百姓就尽力地为你做事了。孔子重视孝，也提倡父母对子女的慈爱，他主张用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道理来处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使其和睦相处。孔子多次提到敏说“敏则有功”（《阳货》），“敏于事而慎于言”（《学而》），“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公冶长》）等等。敏就是对待工作和学习要勤奋，不要赖散。所以当他的学生宰我白天睡觉时，他严厉地批评说：“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公冶长》）此外还有：俭，节俭；直，正直；温，温和；良，善良；知耻，有羞耻心；周而不比，讲团结而不搞宗派活动；和而不同，敢于提出批评意见而不无原则地屈从上级；以及三戒，即戒色、戒斗、戒得（贪得无厌）；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等等。

孔子提出的众多道德条目，仁是其总纲。孔子道德规范，多是在回答仁时谈出来的。如“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孝悌与仁有密切关系。樊迟问仁时，有一次他回答是“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子路》）；另一次就回答说：“爱人。”（《颜渊》）子张问仁时，回答说：“恭、宽、信、敏、惠。”（《阳货》）等等。总之，这些具体道德条目是仁的一部分，是仁的分论，仁则是整体或总论。仁和条目的关系就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能做到某一部分虽然值得肯定和赞扬，但还不能说已经达到了整体的仁的地步。如孔子在听弟子子张介绍了楚国令尹子文的一些优秀品德之后评价说：“忠矣！”当子张又问子文可称得上“仁矣乎？”孔子说：“未知，焉得仁？”子张又谈到齐国的陈文子时，孔子称赞说：“清矣。”又问：“仁矣乎？”孔子仍说：“未知，焉得仁。”（《公冶长》）当弟子宪问向孔子求教时说：“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乎？”他回答说：“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宪问》）等等。应该怎样把握“仁”呢？孔子所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还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孔子所提倡的以仁为其总纲的道德，就是要求人与人之间，既要相互克制、原谅、妥协，又要相互亲善、关怀和照顾，以达到社会的协调和安定。孔子在弟子们进行道德教育时，对道德规范的具体内容做了详尽的阐述，明确地向他们指出了达到最高道德境界“仁”的必由之路：一，仁德是以礼为其基本依据，要想养成仁的各种品德，就要学习和了解礼。孔子一再强调礼的重要性，如说：“兴于诗，立于礼。”（《泰伯》）“不学礼，无以立。”（《季氏》）不知礼，无以立也。”（《尧曰》）二，强调自我自觉修养。如说：“我欲仁，斯仁至矣。”（《述两》）“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宪问》）“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公冶长》）等。孔子非常注重自我检点和修养，他的学生曾子便提出“吾日三省吾身”（《学而》）的修养方法。三，乐于接受批评，勇于改正错误。孔子经常对弟子们的不规范的言行进行批评，如批评宰我白天睡觉，批评子路粗野。同时他自己也乐于接受别人的批评，如说“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述两》）。他教育弟子要正确对待批评，要“过则无惮改”（《学而》），就是说不要怕改正错误。四，择友而交。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个人很容易受他周围人的影响。孔子很明白这个道理，当子贡问到怎样才能养成自己的好品德时，他回答说：“工欲成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卫灵公》）又说：“择不处仁，焉得知。”（《里仁》）“乐多贤者，益矣。”（《季氏》）孔子在谈到交友之道时说：“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Z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季氏》）意思是：有益的朋友三种，有害的朋友三种。同正直的人交友，同信实的人交友，同见闻广博的人交友，便会有益。同谄媚奉承的人交友，同当面恭维背面毁谤的人交友，同夸夸其谈的人交友，便会有害。五，中庸。孔子说：“中庸之为道也，其至矣，民鲜久矣。”（《雍也》）孔子把中庸思想看得最高，认为中庸是人处身行事的最高道德标准。《后汉书·胡广列传》称引当时的谚语已有“天下中庸有胡公”，即把中庸看成是调和。宋代朱熹作《皇极辨》，指责当时诸儒把中庸说成“只是含糊苟且，不分是非，不辨黑白，遇当做的事，只略做些，不要做尽”。朱把中庸看成是调和折中是错误的。当子贡问孔子，他的两个弟子师与商“孰贤”时，孔子回答说：“师也过，商也不及。”子贡又问：“然则师愈与？”孔子说：“过犹不及。”孔子反对过和不及，正表明孔子所提倡的中庸，既不要过，也不要不及。用烹调作比喻，过是过火，不及是欠火。过火不好，欠火当然也不好，最好是既不过火，也不欠火，恰到好处。这个恰到好处，就是中庸。在孔子教学中，十分重视文化知识，他还特别强调《诗》的多种社会作用，使他成为学生们必修的一门独立课程。

春秋时期，各种礼仪活动很多。在举行对神的祭祀活动和大型宴会时，人们往往以《诗》来配合礼节的进行，增加悲伤或欢乐的程度和气氛。讽谏的诗大多是陈述人民的困苦与不满，统治者派人搜集起来以观民风，作为借鉴。赋诗则是作为一种交际手段，尤其是在诸侯会盟或聘问时，往往以诗明志，借以表达各自的心思和意图。《左传》上记载各国君臣赋诗引诗共达251次之多。当时的士大夫如果不能赋诗，就要被人瞧不起。例如有一次，宋国的大夫华定被派出使鲁国聘问，为新立的宋元公通好。鲁国设享礼招待他，为他赋《蓼萧》（《诗叫。雅》中的一章），他不知道，又不赋诗回答。昭子（鲁大夫叔孙姥）说：“他必然会逃亡。诗中所说宴会的笑语不怀念，宠信和光耀不宣扬，美好的德行不知道，共同的福禄不接受，他将怎么能终于其位？”（见《左传》昭公十二年）华定因为不能赋《诗》回答，受到鲁人的嘲笑，丢尽了面子。由此可见学《诗》的重要性。孔子强调学《诗》，目的也是为了从政：“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这是说，学了《诗》，就要能灵活地应用，如果只会死记硬背，而不能利用它来处理政事，办外交时又不能据以应对，那么，《诗》背诵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处呢？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季氏》）。这是说学《诗》可以锻炼语言表达能力。孔门弟子中善于外交活动的子贡，能言善辩，就是得益于《诗》的学习，并因此受到孔子的称赞。孔子特别看重诗教。他对弟子们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这可以说是对《诗》教重要意义的最精辟的论述。可以兴，是说诗运用形象帮助人们认识事理、陶冶感情、振奋精神；可以观，是说从诗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中考察政教得失；可以群，是说诗能交流思想感情，促进人们团结；可以怨，是说人们借助于诗可以批评时政，讽谏国君。诗的这些功能可以达到“事父”、“事君”即齐家治国的目的。此外，在学《诗》过程中，还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即从中了解更多的自然知识。孔子的这种诗学观，充分肯定了《诗》反映并影响生活的价值，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书》是孔子的历史课和政治课的教材。当时的《书》还没有统一的本子，仅以时代分编而散存于世，如《夏书》、《商书》、《周书》等。其内容主要是春秋以前的历代政治文献和社会传说。春秋时期，一些贵族人士在评论时事或讲述自己的意见时，多称引《夏书》、《商书》、《周书》的词句，作为言论的理论根据。这说明当时的有识之士已开始注意从这些历史文献中吸取政治经验和思想营养。据《左传》昭公十四年记载，晋国有桩关于争田的官司多年没有结案，后来叔向引用了《夏书》中关于“皋陶之刑”的法律依据，才了结了这桩官司。孔子以《书》设教，正是适应了这种社会要求。他的《书》教原则是“疏通致远”，即通过对历史的深刻了解，以探知古往今来。他和他的弟子们经常祖述尧、舜，称道文、武，就是要从历史中寻找借鉴。《论语》一书中记录了孔子三次引《书》，都是以古喻今，讲解如何从政、做人的道理。《礼》孔子用以为教材的《礼》，主要是指周礼。周人的礼则、礼仪特别丰富，据说具有“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礼记·礼器》）的规模。孔子认为礼的作用十分重大，他说：“丘闻之，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礼记·哀公问》）这就是说，礼是社会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没有礼，就无法敬礼天地之神；没有礼，就不能把人分为君臣上下的不同阶级；没有礼，就不能分别家族、亲戚的亲疏远近。孔子所讲的礼，是以仁为其思想基础的。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广（《八佾》）意思是说，不仁的人是谈不上什么礼和乐的。又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就是说，没有仁的思想内容，光有玉帛、钟鼓等礼的形式，是不能叫作礼的。孔子讲礼，并不计较于细节，着重要求弟子们掌握礼的本质精神。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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