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凌凌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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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到伦敦：一个金融白领的移民生活纪实试读：
自序
对小孩子吃饭时拿筷子的姿势，老一辈人很有说法：握住筷子下端的，以后会老老实实守在父母身边；握住筷子中段的，为人稳当，不会离家太远；握住筷子最上端的，将来会离家远远的。自小，看着我握筷子的样子，母亲就说我：“这是个以后不安分的，会像千里马一样越跑越远。”父亲就会很开心地大笑，并说道：“凌儿，凌儿，凌云壮志，我就希望她自由翱翔在天空！”
的确，我是一个不安分的人，有太多自己的想法，而且会坚定不移地去实践这些想法。失败了，伤心一阵；成功了，欣喜一场，然后又开始向下一个想法进发。
在剑桥读书是我诸多想法中最持久、最坚固的一个，称得上是梦想。2006年公派出国，没敢申请它，留着遗憾回来了。2011年我自费申请出国读书，终于梦想成真。
从我个人的事业发展上，剑桥经历并未带来多少直接“效益”，在很多人看来，反倒是在国内经济快速发展的大潮中，损失了一年半的个人发展与经济效益。然而，这段经历向我打开了另一扇窗，展现了一个不同的世界，并促使我决定，趁自己年轻要到这个世界去探游一番。
这个决定多少出乎亲人和大部分朋友的意料。别人移居国外是为了获得更好的工作，为了更好的生活，而我是放弃了令多少人艳羡的工作与家庭，从头开始。
可是，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的性格决定了我的人生就是在不断发掘新事物、向往新世界中变化。所以，我义无反顾地要来到英国。也许，这里也并不是我能长待或者说安定的地方，几年之后，不知我又会飘向哪里。
但是，既然现在安顿在这里了，就要把生活好好继续，用笑容迎接每一个清晨。这也是写本书的最初动机，用自己的笔，记录下生活中触动我心弦的点点滴滴。
我要在此真挚地感谢一个人，也是我最好的朋友——赵宏。他开启了我人生最重要的大门，因为在他的支持下，我才能走出迈向世界的第一步，才能毫无后顾之忧地做我想做的事。
在此也衷心感谢本书的策划姜伟先生及夫人崔含女士，从鼓励我开始创作这本书，到后期编排，无不凝聚了他们的心血。
学并快乐着——我的剑桥生活
我走在青石板和碎石子拼成的路上，昂首挺胸穿过剑桥的标志性建筑——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的礼拜堂，向着最古老的学院——彼得豪斯（Peterhouse）走去，不时用手抚一下笔挺的西装裙，心中的喜悦、激动和些许紧张，让我忘记了高跟鞋踩在小石子上给脚带来的疼痛感。是的，今天，2011年9月16日，我正式入学，成为剑桥大学MBA专业及耶稣学院（Jesus College）的学生。为我们MBA新生举行的招待会就在彼得豪斯的大厅里，在那里，我将见到来自全球41个国家和地区的150名同学，开始梦想已久的剑桥学习生涯。徐志摩旁听的国王学院的后花园里，刻着《再别康桥》的石头
我又一次穿行在剑桥的街道上，从我的学院出发，经过了圣约翰学院（St.John’s College）、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冈维尔与凯斯学院（Gonville and Caius College），来到国王学院旁边的议事大楼。这其实是我每天上课必经的道路，往常总是埋头匆匆而过，从不曾像今天这样左顾右盼。路上的行人对我们这群身着长黑袍子，带着不同绶带的学生指指点点，车辆在这条路上全部限行，因为，今天是我们参加毕业典礼的大日子。一会儿，在议事大楼里，我们将按照专业排列队伍，一个个走到身着红袍头戴冠冕的校长或副校长面前，跪下，并将双手放入他（她）的手中，聆听他（她）用拉丁文为我们送上的毕业祝福；我们的亲友将坐在大厅两侧及第二层，注视着、见证着这神圣的时刻。这一天，是2013年4月24日。2013年4月24日，耶稣学院大门前
时间，就这样匆匆流逝。当我们在课堂上挑战教授，当我们在小组讨论中争得面红耳赤，当我们凌晨1点从图书馆出来，当我们在康河里撑一支长篙，当我们在迪拜、圣保罗、北京、莫斯科做着不同的项目，当我们在五月舞会狂欢，当我们聆听“Time to say goodbye”，当我们参加完最后一个告别会而踏上下一个旅程，时间都在无情地流逝着。这段我生命中最璀璨的时光，终于在毕业典礼上画上了句号。康河泛舟是剑桥学生最喜爱的活动之一
在我进入剑桥学习之前，剑桥是一个梦，一个从《再别康桥》开始流传的梦；当我毕业时，剑桥依然是一个梦，一个流传了800年而创新精神不变的梦。在我近距离接触剑桥之前，它于我，是一个属于学霸的“努力学习”的世界；在我融入它的怀抱时，它于我，也是快乐的“尽情玩”的世界。MBA是什么
不同于美国，MBA课程在英国的历史极短，也许是和英国人相对保守，与对产生自美国的“新事物”带有天然的抵触感有关。尤其是在剑桥和牛津这两所古老优秀的大学，自然科学、文学、历史等是它们骄傲的传统，商学院就如同一个“暴发户”，闯入它们追求精神层次的世界里。
我的宿舍是一栋有200多年历史的典型英式小楼，六位同属耶稣学院但学习不同专业的学生，分住六个房间，共用两个卫生间和一个厨房。
和室友们初次见面时，大家自我介绍国籍、专业。有两位来自英国的博士分别学习物理学和自动化；其余三位来自英国、智利和墨西哥的硕士分别学习英国文学、医学和化学。当我介绍自己学习“MBA”时，大家交流着古怪的眼神，说着“太有意思了……”然后就散了。
后来我终于知道，很多古老的学院，是不愿意招收MBA学生的，因为它们的择生标准是“学习能为人类科学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学科，有潜力为本学院和剑桥大学贡献诺贝尔奖”。显然，在他们眼中，MBA的学生只会变成满身铜臭的商人。我的学院，为了保持学生多元化的特点，也是几年前才开始接受MBA学生的，每年也就接受不超过四个。所以，我在室友们眼中，是万万不能融入她们的精神世界的。
不管怎样，我们已经是剑桥第22届MBA学生，相比第1届的学生，待遇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曾听一位来自第1届的师兄说，当年他们面对的最多的问题就是：“MBA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甚至在他毕业面试时，也算见多识广的银行招聘人员问他：“我知道MA（Master of Art，在英国指文科类的研究生），但是中间那个B是什么玩意儿？”
不过在我持续不断的努力交流下，到毕业前，我那些高傲的室友已经很乐意和我探讨各类经济问题，甚至鼓励我自主创业了。从队友到朋友
MBA，自然少不了小组学习和案例分析，目的是除了学习知识，也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与解决矛盾的能力。同一组的组员，是伴随彼此时间最长的人，因为每一堂课、每一门课程都有小组功课，或是随堂演讲，或是计入考试成绩的项目。
我第一学期的组员是四位男同学。来自美国黑岩集团的凯文，温文尔雅，责任感极强，与金融有关的课堂作业自然是由他挑大梁。来自加拿大强生集团的莱恩，是设计制作演讲报告的一把好手，所有的大作业都是由他操刀设计形式并最终定稿。来自南非自己创业的戴文，表达能力在全班数一数二，很有领导风范，是整个小组绝对的组织者。来自以色列的伊奥，主意很多，也善于表达，可惜执行力不够强，与其他三人关系不太融洽。
第一学期，我的英语实在难以跟上这几位英语为母语的队友，讨论时基本保持沉默。但我生性不愿偷懒，于是就尽可能接下需要回宿舍完成的作业，例如公司财务中的各个案例，在下次小组讨论时把完美的方案提交给大家。这样一来，大家对我的态度，从初期的不屑，慢慢变成了友好与尊重。
第一学期末，我们承担了为一家德国网购公司开拓新市场的大项目。五个人经常在图书馆熬到凌晨一两点，除了睡觉，一天倒有十五六个小时在一起。项目结束进入第二学期，所有的同学都被重新分组。大家都有些依依不舍，队友们送了我一大盒巧克力表示感谢。
后来，我和凯文、戴文还一起到俄罗斯做了暑期项目。虽然现在已毕业三年，大家在不同的国家工作，但我们还是时常联系，如果有机会到彼此工作的城市，总会见面聊天怀旧。学习不是唯一
一年的MBA，我们要学习23门课程，参加剑桥创业项目、全球咨询项目、成就项目、暑期活动（从写论文、做项目和实习中选择）。很多同学还自发参加各种竞赛，如全球商学院项目竞赛，欧洲商学院竞赛；也有同学自发组织重要的活动，如泰德（Ted）在剑桥演讲。
看起来满得不能再满的学习日程，可是，那绝对不是唯一。
即使我们有再多做不完的功课，我们依然会在晚上7：30穿上黑色长袍，去各个学院吃一顿为时两个小时的三道菜的正餐（formal dinner），然后回到宿舍继续挑战功课。虽然书桌上摆着读不完的读书清单，我们还是会到Egal等酒吧去参加同学的生日聚会，然后回到图书馆挑灯夜读。即使明天就是交小论文的截止日期了，但我们还是不肯错过学院组织的品酒会，然后回去继续修改论文到凌晨五点。
至于到了毕业季，毕业论文或实习项目、学生自发组织的形形色色的毕业狂欢和各个学院传统的五月舞会（实际在六月举行），贯穿了我们离开校园前的这段日子。每年报纸杂志上都会报道“在毕业季疯狂的剑桥学生”。
很多人不解，什么学霸，分明是离经叛道的学生嘛，不集中精力学习，参加那么多无用的活动干吗！
可是不要忘了，我们会读完教授推荐的每一本书、每一个案例，会按时上交每一份作业、每一个论文，会投入地参加每一次小组讨论、每一个项目；但我们要的，是比学习更多那么一点点的东西。这一点点东西，也许看上去只是哈利波特式的正餐，可是它让我们有机会接触到其他专业的学生，甚至其他学科的教授，与他们的每一次交谈，也许都会开阔我们禁锢在自己小小世界中的头脑；这一点点东西，表面上只是一次同学的生日聚会，但是它让我们在学习之余可以和朋友们聊聊未来，没准儿你就从他的想法中得出了自己的创业目标；这一点点东西，也绝不仅仅是品不同的酒、掌握葡萄酒知识，而是可以让我们透过葡萄酒了解各国庄园的运作管理方式。
很多媒体曾采访校方，为什么对学生在毕业季的疯狂不管不问，他们的回答是“只要学生没有违反法律和校规，我们愿意看到他们的创新精神，这是剑桥延续800年的生命动力”。
其实在第一学期，我也不愿意参加各种活动。第一，浪费我睡觉的时间；第二，有什么用处吗？我又不想管理葡萄酒庄园，而且毕业后我和那将回到南美或非洲的同学估计一辈子都见不上，现在聊天有何用？
我的实用主义不能说有错，但当我迈出第一步时，突然发现，有一个广阔的世界在我面前！南美人没有时间观念，但热情开朗爱帮助人，以后去哥伦比亚可以不用太把日程安排当真。卢旺达不只是那场残酷的大屠杀的代名词，更多的是美丽的山川河流，且英语普及程度不低，那么到了当地一定要和当地人打成一片。北极光在斯德哥尔摩是看不到的，同学会在冰岛等着我，带我们去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观赏北极光的好地方。毕业后想创业，洛杉矶和伦敦当然是好地方，但头三年只能依靠资本金，从银行融资艰难。那么不如到西班牙，政策性银行会贷款鼓励一定类型的创业公司。
这所有的所有，都是在“尽情玩”的过程中得到的。当然，也许它们不能帮助我买房买车升职，但我的人生和经历将会多么丰富有趣啊！
一转眼毕业三年了。期间还常和一些同学见面，或是在不同的地方小范围聚会，或是参加在各地的婚礼。深感大家都还在秉承剑桥“努力学习，尽情玩”的精神，带着一岁大的孩子跨洋旅游的、推着婴儿车跑步锻炼的、只身到陌生的国度学语言的……各类故事层出不穷，精彩从未中断。
最近的一次小聚会，是参加英国同学在巴塞罗那举办的婚礼，有十来位同学从世界各地赶到婚礼现场。大家的事业和生活都有了很大变化，创业公司开始盈利的、荣升首席运营官的、辞去银行饭碗开始创业的、到叙利亚主持公司新项目的、为了兴趣读博士的……但不变的是每个人都还在不断学习着，还有那畅谈畅饮跳舞到凌晨五点的疯狂劲头。我想，即使当我们年华老去，这已根植在脑海中的“努力学习，尽情玩”是不会改变的。与剑桥MBA同学在西班牙聚会全球咨询项目小组在北京为客户做汇报前全球咨询项目小组成员在九寨沟
英式传统——社交礼仪与贵族精神
这几年有一部英剧从大西洋红到太平洋——《唐顿庄园》。据说其热播的原因之一是：让人们重新意识到在后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上层社会的生活和礼仪是多么高贵；即便是普通民众，穿着打扮也保留着一份优雅。该剧前两季一经播出，一股重拾传统之风在英美盛行起来。
重拾传统，当然不是指要恢复那种拥有管家、贴身男仆、贴身侍女、第一和第二男仆等众多仆从，整天除了喝茶换衣服参加晚宴就没有任何事可干的生活，即便如今的爵士们，也没有几个愿意过这样的生活。重拾传统，更多的是恢复人们对衣着打扮、社交礼仪的重视，以及对传统礼仪下那点贵族精神的认同。
第一次接触到英式的社交礼仪是在2007年1月。由于注册了“住当地人家”项目，我和一位中国男同学受邀到一户住在德比郡的人家度周末。这家人在德比美丽的城郊拥有一栋大别墅，应该属于典型的中产阶级。周六晚上，他们在家举办了一个小型晚宴派对，10个人的规模。
晚宴于8点开始，主人在邀请邮件中提到了餐前酒环节，所以宾客们在6点左右陆续到来，或者捧着一束花，或者带来一瓶葡萄酒，男士都是西装领带，女士裙裾飘飘。这两个小时，宾主在起居室品尝小点心和香槟，天南海北地聊着日常生活、时政新闻、体育。8点钟，宾客移到布置得非常精致的餐桌前就座，女主人开始上头盘。
一般来说，西式的家庭晚宴在菜式上并不特别复杂，头盘或汤、主菜、甜点是典型的三道菜家庭晚宴规格，餐后则是餐后酒和咖啡时间。如果特别隆重的，可以加头盘或主菜，变成四道菜或五道菜的规格，再上咖啡和茶之前安排的芝士拼盘与水果。相比中餐的七凉菜八热菜，的确不算什么，可是西式家庭晚宴复杂的是餐桌的布置、餐具酒杯的摆放、更换餐具以及持续的时间。
例如这一晚，主人按照三道菜规格准备菜式。头盘是蔬菜沙拉橄榄，主菜是烤整鸡配西兰花、胡萝卜、土豆等“经典”英国蔬菜，甜点是苹果派。就座后，我注意到每人面前摆放的精致烤花白瓷盘，都是放在同样精致的餐垫上；一式三套的刀叉餐具整齐地摆放在餐盘旁；餐巾布被卷在一个银圈里，主人所用的银圈还刻上了他们的名字；左手边是水杯，右手边是一字排开的三个水晶酒杯，最高的酒杯盛红葡萄酒，中等的盛白葡萄酒，最小的一个为餐后甜酒酒杯。
头盘结束后，主人换上另一套镶蓝色和金色边的瓷盘，开始上主菜。自然，每一道菜结束后，主人都要更换餐具，直到最后撤走所有餐具，摆上咖啡茶具。我粗粗一算，就是这最简单的三道菜规格，主人就得准备起码30个盘子、40个酒杯（包括餐前香槟）、30套刀叉以及形形色色的其他餐具。怪不得每家必备洗碗机！
席间宾主继续相谈甚欢。因为是老朋友，所以他们并没有遵循“不谈敏感话题，只泛泛交流”的聚会谈话规则，而是聊了很多关于宗教、政治的敏感话题。当时我的英语还不足以支撑这些话题，只能坐着默默地吃饭。善解人意的主人倒是时不时插入一些小话题，以便让我和同学也能参与。例如问我们喜不喜欢斯诺克，支不支持当时正在英国参赛的丁俊晖，又问我们学习之余喜欢参加些什么活动，等等。不得不说，虽然我不能参与他们的交流，但从他们的谈话中，我很是惊叹英国人的读书习惯和对各类文化活动的热爱。如果说他们聊宗教和政治，我是因为英语不够好而不能参与交流；那当他们聊起歌剧与国家自然科学博物馆的最新展出，我则是因为完全不懂而无法和他们交流。
这一顿家庭晚宴持续到晚上11点半。主人端上咖啡、茶和巧克力时，我的眼睛都快睁不开了。我帮助女主人把餐具放进洗碗机时，已经是晚上12点半。她告诉我，对于亲戚、要好的朋友和重要的商务伙伴，请到家里参加家庭晚宴，是非常重要的社交活动。现在年轻的一代喜欢搞露天烧烤派对，那当然也是社交的一种；但对于中年一代的英国人，他们更倾向传统一点的室内晚宴，即便是烧烤派对，也不能“像美国人一样用一次性餐具糊弄人”，而是一定要在餐桌礼仪上保持良好传统的。
这一次家庭晚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此后因为回国工作的原因，也没有机会接触到其他英式礼仪。只是偶尔在英国驻华大使官邸参加志奋领酒会活动时，感受一下餐前酒的氛围。
当《唐顿庄园》第一季在英国热播时，我正好在剑桥读书。要说对传统的重视与传承，估计剑桥与牛津无出其右。在那些建于几百年前的老学院里，在first court（类似于中国古建筑里的第一进院落）里有一块修剪得无比精致的草坪，一般的教职员工和学生是绝对不能走上这块草坪的，因为那是一种特殊的待遇，只有院士们才能穿着袍子走在这块草坪上。
虽然我对草坪没太大兴趣，但受“哈利·波特”的影响，对于穿着大黑袍子参加正餐还是非常有兴趣的。各个学院的正餐都从晚上七点半开始，持续两个小时左右。参加者男士必须着西装领带，女士也要精心打扮一番，如果是剑桥的学生则还必须穿上黑袍子。遇到特殊节日的正餐，如圣诞晚宴、感恩节晚宴、学期结束晚宴等，学院会将着装要求提升至“black tie”，即男士要打黑领结，最好穿燕尾服；女士要穿长过膝盖的晚礼服或代表自己国家的民族服装，如和服、旗袍、奥黛。
一般的参加人员围坐在正餐大厅正中的长条桌旁，大厅尽头是一张高桌，院士们和往届校友们有资格坐在那里。七点半，随着一声锣响，正餐开始。第一个环节可不是举杯，而是全体起立，听领诵者用拉丁文读诵词；特殊节日的正餐会有学院唱诗班的合唱。在大家齐声说“阿门”之后，可以坐下来，开始享用正餐。
日常的正餐也是三道菜规格，特殊节日的正餐，可以提升规格到七道菜，很有点米其林餐厅的讲究。有的学院会提供葡萄酒，如圣约翰学院、基督学院（Christ’s College），有的则需要自带酒，如耶稣学院；有的学院在正餐期间只用蜡烛照明，烘托出古老的气氛，如麦格达伦学院（Magdalene College）；有的学院会在正餐期间也提供唱诗班演唱，如唐宁学院（Downing College）。九点左右，高桌的宾客先行离去。当然在离场前，还要全体起立，再用拉丁文说一句祝福的话。高桌的客人离开后，学生们会放松许多，这时可以拍照、相互敬酒，说话声音也可以稍微大一点。
如果说正餐是传统的一日三餐，那么五月舞会就是一道传统盛宴。每到六月，各个学院开始组织五月舞会（5月是考试季，所以舞会改到6月举行，但这个古老的名称还是保留下来了）。舞会的着装要求起码是“black tie”。有的古老学院甚至会要求“white tie”，即男士要穿上《唐顿庄园》里那样的燕尾服、衬衫板和白领结；女士必须穿长过膝盖、最好是曳地的晚礼服，戴上长及上臂的丝质白手套，头上或以羽毛或以帽子装饰。在音乐中翩翩起舞，觥筹交错。
当然，社交礼仪只是形式。但我相信，随着形式传承下来的，更多是形式装饰的内涵，那就是英国或者说欧洲的贵族精神。这是一种光荣的责任感，是一种在国家危难时首当其冲的使命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贵族们是第一批加入军队开赴前线的，就像《唐顿庄园》里的大表哥Matthew一样。如果因为身体原因或其他原因不被获准回到军队，他们将其视作耻辱。《唐顿庄园》里的伯爵老爷Rober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我在参观谢菲尔德附近的著名庄园Chatsworth House（德文郡公爵的世袭庄园，也被俗称为达西庄园，因为2005年版的《傲慢与偏见》将这里作为达西庄园的拍摄地）时，在家族介绍中发现这样一段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该家族所有适龄男青年第一批奔赴战场，公爵的弟弟、长子、三子和公爵夫人的弟弟，在战争初期就全部战死前线；二子在结婚后不久，也牺牲在战场上。他们只是当时众多贵族家庭的一个缩影。
如今，我在英国定居已是第二个年头。我们也很愿意在家里举办派对，有时是放松的烧烤派对，有时是较正式的晚宴派对。我会不辞辛苦地提前一周发送邀请邮件、统计人数，提前两天拟定菜单，提前一天预订食材、酒水，当天忙活一天布置餐桌、烹饪菜肴及甜点。我很享受和朋友们围坐一起天南海北地聊天，和非常熟悉的朋友当然也会聊敏感话题，如俄罗斯危机、欧元危机，有时也会有小小争执。但更多地，我从朋友们那里不断地吸取新鲜知识，来自五湖四海、工作在各行各业的他们，能不断地丰富我的精神世界。相比于此，我很乐意奉上我的时间来劳动，当然，我是恪守英式社交礼仪的。
买房那点事儿
房子，安身之所，在中国人或者说亚洲人的观念中，更是家庭的象征。记得快离开家乡到北京参加工作时，父母殷殷叮嘱的除了保重身体、好好工作、继续学习外，就是不要乱花钱，要攒下钱来买房子。工作的第四个年头，趁着所在机关住房改革每月发放房补的大好政策，自己也一咬牙毅然投入到了买房大军中。虽然每月到手的工资几乎全部贡献给贷款银行，但心里分外满足，感觉自己终于在北京有“家”了。此后一度热播的电视剧《蜗居》，其实也深刻反映了国人这种一定要有属于自己的房子的心态。
出于对房子天然的“热爱”，我从2011年到英国学习就开始关注房地产。彼时英国刚走出经济危机，一度低迷的房市开始复苏，一套位于金丝雀码头（Canary Wharf）的90平方米两居新房，市值50万英镑，约合500万元人民币。考虑到区域价值和人均收入水平，这个价格比同时期的北京房价合理。英国的租售比也显然比北京更加有吸引力，租售比一般在3.5%~4%，北京金融街附近房产的租售比只有2%左右。
于是我得出结论，英国人一定也是非常爱攒钱买房的！恰恰相反，在英国买房的不是年长收入丰厚的就是外国人；英国年轻人更倾向于租房。刚定居伦敦时租住的一套维多利亚式公寓
当我于2014年在伦敦定居后，几乎在安定下来的那一刻，买房就成了首要任务。奈何M先生是典型的德国人德国思维，对于什么有自己的房子才叫有家的感觉完全不能理解，“难道租的这房子不是家吗？有人的地方就有家嘛”，他理直气壮地反驳我；对于每个月交2000英镑给房东他也不以为意，理由是租房灵活，没有负债压力感；德国人买一块地自己盖房的传统，也让他对英国房子的质量、外观深为忧虑，更不要说伦敦的高房价了，对他来说简直是抢劫，“肯定有泡沫！看看德国的房价，多么合理！”面对M先生，我明白必须逐一反驳他的论据，而且要道理充分，如果无法令严谨的德国人充分信服，后果将十分严重。
在经过一番调查研究之后，我与M先生展开了关于是否该在伦敦买房的辩论。我说：“先抛开买房、租房哪个才算家这种心理问题不谈，咱就聊聊在伦敦买房是否划算这回事。”“第一，你说租房灵活，买房负债有压迫感，我不同意。买了房虽然每月必须还房贷，但毕竟是我们拥有的一笔资产，如果某天还不了贷，至少房子的部分资产价值还属于我们。”
M先生说：“每月还贷会降低生活质量。”
我心里暗喜：小样儿，就跟这儿等着你呢。我打开显示各银行房贷利率的网页，以汇丰银行和哈里法克斯银行为例给他分析：“英国目前利率极低，如果我们对未来利率看涨，可以选择2~5年的固定利率，期满后随当时利率浮动，这样计算下来年利率为3.3%；如果我们首付比例高，每月还贷远低于现在支付的房租，不会影响生活质量。”“可是首付支付过多，用光所有积蓄，心里也不舒坦的……”“我们买房是首套自住，首付比例最低可以到10%；而且如果房产价值低于50万英镑，可以向政府申请‘帮助购买’（Help to buy）项目，首付只需5%。所以其实首付多少，我们是有很大自由度的，可以根据看中的房子的价值来决定。”
M先生估计没有料到我准备如此充分，有些接不上话来。我赶紧跟上一句：“不用担心贷款额度，你是德国人，信用状况优秀，所在公司名气响亮，这些在银行进行贷款评估时都是加分因素！”
M先生没有被我的马屁拍晕头脑，抛出撒手锏：“伦敦的房价已经这么高了，太不合理。你看看德国……”
我深吸一口气，垫起脚拍着他肩膀说：“你好歹也是剑桥的MBA，又是圣约翰学院的高才生，不同的市场不能简单横向比较这个道理你比我更懂。英国向来以服务业和金融业兴国，房地产是重要支柱之一；伦敦更是全世界的伦敦，刚需不断增长，而供给却有限。德国是制造业兴国，你们国家用很多政策来限制房地产投资，当然价格没有可比性啦。”
已经被有所打动的M先生低声说：“我是觉得如果不在一个地方呆足够长的时间，买房有些劳神劳力得不偿失。”“足够长是多长？此前我们说过在英国起码要待5年，5年应该够长了吧。”说到这里我有些伤感地说道：“想想我抛家舍业离开北京来到伦敦，所以家的感觉对我特别重要。”这张亲情牌还是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终于动摇了，表态说：“那我们就看房吧，要买就要挑合适的。”
幸福来得有些突然，我赶紧温情地补充：“我知道你梦想有一天修自己的房子，过几年等我们都稳定下来了，回德国也好，在伦敦也好，我们也修自己的房子，让孩子们可以在花园里玩儿，再给你建一个小桑拿房！”
此后的看房路自然也充满了艰辛，或者说充满了与这个德国人的“斗争”。其间他的想法反反复复，我也明白一下扭转他自幼形成的观念非一朝一夕之事，所以表现得极有耐心。不光对所看的每一个区域的房子做充分了解，还同时和多家银行、房产咨询公司取得联系，以便能随时提供各种让他信服的数据。
我先在西边区域看房，一是该区域在地铁中央线旁，交通方便；二是这一片区的公立和私立学校都是伦敦很有名气的，且公园绿地很多，环境不错。这里的房屋全是维多利亚式的，无论是单元房还是小别墅，都带有露台或花园。可是M先生不喜欢维多利亚式的房子，“屋子太老（大多建于100多年前维多利亚女王在位时），要花太多时间和费用去重新整修”。于是，我的搜索路径开始由西向东转移，搜索类型从小别墅转变为新型单元房。
幸运的是，在开始看房两个月后，在朋友的帮助下，我们一眼就相中了一套位于东二区的高层公寓。这套使用面积74平方米的两居室有一个大露台，面朝伦敦市中心；两个卧室朝向金丝雀码头，视野极好；与起居室相连的开放式厨房极大地节省了空间；一大一小两个卫生间非常实用。室内装修简洁大方，白色的一体化厨房与卫生间设备，深色的实木地板和乳白色的地毯，与我们白色系的家具搭配协调。
至此我才知道，英国的房产所标面积，几乎是使用面积的概念；如果购买的是新房，内部精装修是包括的，甚至包括了除电视机以外的一应日常家用电器，的确很让人省心。
现在我们的家成了朋友们聚会的好场所，冬天在阳台上煮德国热红酒（gluewine），夏天坐在阳台上小酌，欣赏着伦敦夜景，碎片大厦和伦敦眼在远处灯光闪烁；我在阳台上陆续种上了天竺葵、杜鹃花、蓝莓、西红柿和辣椒……于我，是终于在伦敦有自己的家了。M先生也开始关心起该区域的租房价格，有时念叨以后我们不住在这里时，该房能租个什么好价。从起居室阳台遥望市中心碎片大厦洒满阳光的起居室（入住前）充满中国元素的餐厅
当然，人的需求与欲望都是在随时变化的。搬进新居两年，当我们有了组建更大家庭的计划时，换大房子自然又提上了日程。这一次，M先生主动投入了很多精力，勘察周边环境，和开发商沟通修改设计图纸。我呢，则负责查学区、分析经济形势和央行利率走势，制定换房“策略”。看来，这买房记，又有了新的一出剧本了。
NHS
看过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的人一定都还记得英国人拼出的那个大大的“NHS”，即英国的免费国民医疗系统（National Health System），能拿到奥运会开幕式上宣传，可见英国人对此多么自豪。可以说，NHS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涵盖所有国民以及准国民（获得超过半年以上的长期签证的访英人员）的庞大的医疗体系，无论你失业还是在职，无论你祖籍何方，只要被纳入NHS，都能享受到免费医疗。“免费”的标准是你无须付任何出诊费、药费，只需在药房拿药时支付处方费。
听起来很不错吧，相比别国的医疗保险，难怪英国人是如此为之骄傲。且慢，让我们来看看NHS是怎么运转的。
我初到伦敦，住在西二区王后公园附近，按照区域管理要求，在离家不远的社区中心注册了NHS。注册分两步：第一天，前台登记人员审验了我的护照、签证及住址证明，给了我几张表格填写，填写完毕后为我预约了两周后正式注册……没错，注册也要预约到两周后！两周后的周三，带着尿液样本再次来到这家社区医院，终于注册成功。
早就听说社区医院的效率让人不敢恭维，所以我一般的感冒发烧等小病坚决不去麻烦社区医院。直到有一天，发炎实在厉害，不得不打电话预约。鉴于病情紧急，社区医院倒是给我安排了当天护士的出诊，想要医生看？等一个月！不管怎样这位护士小姐还是给了我适当的药，病是好了。
我在伦敦的一位日本好朋友加奈子不断和我念叨社区医院对待孕妇的检查是多么让她不放心，在她听说整个怀孕周期社区医院只给做2次B超时，她毅然决然放弃了这免费的医疗，转诊私人医院。
在她不断的絮叨下，也鉴于我属于高龄备产，我也决定到私人医院开始妇科检查，做怀孕准备。可是等等，不是你愿意去私人医院花钱就能花的，你必须要得到社区医院医生的转诊推荐！好吧，我又开始了漫长的社区医院预约路。
3月7日预约，因为必须约到医生（护士不能出具转诊推荐），所以得等到3月23日医生才有时间……我等！在了解完我的需求和基本情况后，优雅的西班牙籍女医生倒是很客气爽快地将我转诊到了最好的圣玛丽医院的Regen教授。稍等，当然我还得预约，要待与这位教授预约成功后再通知社区医院将我的资料转给圣玛丽医院。
也许是这位教授太忙，打他秘书的电话都是语音留言。终于在3月14日下午，我收到了他秘书的回电，态度倒是相当友好，只是与Regen教授见面得到4月29日了……那一刻，我好想扔下电话买张机票回中国看医生，北京的美中宜和私人医院虽然价格不菲，但协和的教授还是每周都能约上的。
我以为自费约上私人医生后，可以不用让我经历这些预约、等待两周到一个月的漫长折磨了。然而事与愿违，见医生虽然比在社区医院方便了一些，但做各种检查，尤其是超声器械检查依然很难。例如我需要做输卵管造影，必须在生理周期的某个阶段才能做，所以要在月经的当天预约；可是抱歉，两周内已全部约满，只能等到下一个月……于是整个检查过程就会因此而完全延后。我已暗下决心，如果下个月还是约不上，我真得回北京检查了！
难怪有朋友开玩笑说：“小病看啥社区医院，等你见到护士（注意，还不是医生），病自然都好了；得了癌症再去约社区医院吧，不过约手术又得等两个月。”也难怪NHS会成为英国大选中除了经济问题外最受关注、各政党争论最多的话题。
因为搬家到东二区，我还必须将社区医院转到邮编所属区域的社区医院，我知道，又要开始一个漫长的申请注册、等待、注册、预约、再等待的过程了。
东风与西风
近年来，被问得最多的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在海外会不会遇到歧视中国人的现象，遇到了怎么处理？
答案是当然会。如何处理嘛，如果歧视没达到报告警察或请律师的程度，比如持续骚扰啦，工作上有歧视条款啦等，对其他让中国人不舒服的歧视行为，全看自己是愿意小事化了、还是一定要给自己讨个公道了。
我们中国人一向秉承“退一步海阔天空”的东方传统理念，尤其是出门在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有时，欺软怕硬是有些人的本性；清楚表达自己的态度与立场，是西方的理念。因此，我倒觉得在西方，就应该用他们的理念来对付一些无理现象。
当然，这样的认知也是经过几进几出国门，在海外待的时间长了，才琢磨出来的。
2006年左右出门在外的中国留学生大多害羞，只爱与周围的中国小圈子抱团，遇事也不声张。一日，我和两个中国女同学抱着书本往图书馆走，一辆汽车迎面驶来，故意飞快碾过路基旁的积水，溅了我们一身。小车还故意停下，一个白人男子用难听的英国杜伦方言冲我们大喊：“中国人，滋味儿好吗？”这要换现在，早记下他车号打电话报警了。可当时不敢呀，心里都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互相劝慰着走回宿舍换衣服，只对着他的车背影骂了句脏话。
而今在海外的中国学生，虽然大多数还是只爱小圈子抱团，但要想随便欺负他们，那可打错主意了。2012年的夏天，我在雷丁小镇看望朋友，一个人走在广场上时，又是一个白人男子走过来，对着我大喊：“中国人，快滚回去，我们不欢迎你！”我笑嘻嘻地对他说：“那你要去向你们的首相抱怨了，是他邀请我们来的呀。你们政府还邀请我来了两次呢。”说完了觉得不解气，又补上一句：“我想可能是因为我们交的学费足够负担像您这样的人的很多福利吧，所以，您最好感谢我。”说完，头也不回地离开。
当然，这是两个极端的例子，并非西方人都那么不友好。大多数时候大多数人，还是很绅士的。而且，出门在外也不能太敏感。我曾为国内来的一个小团做培训课翻译，遇见一位特别敏感的女士。一会儿问我：“老师刚才举那个例子是什么意思，是歧视中国人吧。”其实那只是行为经济学中很普通的一个例子，适用于“人类”这个群体；一会儿又说：“吃饭时旁边那桌两个外国人怎么看着我们笑，是在说我们坏话吗？”其实人家是在看我们点的菜卖相不错，也想点同样的……几天下来，搞得我很累，我相信她自己更累，抱着这样敏感的态度，是不可能有一个愉快的旅程的。
朋友们爱问我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处理日常生活中的东西方文化差异，比方饮食、娱乐、家庭关系等。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毕竟这种差异体现在生活方方面面的各个细节上。中国南方人和北方人还有吃米饭还是吃面条的差别呢，何况一个是喝热水一日三餐吃热食长大的东方人，一个是喝凉水啃硬面包吃半生牛肉和沙拉长大的西方人。我的感受是：双方都要有愿意尝试新事物的心态，以及开阔的眼界与头脑，才能处理好无处不在的文化差异。饮食篇“下周想吃什么？”这是每个周日晚上我千篇一律的问话。我们一般周日在网上订购下一周所需食品原料，超市会于周一或周二送货上门。“宫保鸡丁、牛排、烤蔬菜、拌米线，其他的你看。”“看了天气预报，应该没雨，可以弄个烧烤。甜点呢？奶油蛋糕还是……”“你看着办吧。可以烤个麦芬，我带到办公室去，嘿嘿，要蓝莓的，嘿嘿。”
好不容易刚结束网购，那边又发话了“好久没吃饺子了，你怎么不给我包饺子吃了？”
我叹口气，这类问题每周都有，有时是饺子，有时是河粉，有时是火锅，总要让我除了网购外，还必须去一趟中国超市。
不过看看我们的菜单，的确是中西结合，充分体现家庭特色。
M先生走过很多地方，热爱各地美食，也乐意尝试新事物。我呢，就算半个月不吃中国菜，虽然会想念，但也不至于生病。所以我们在饮食上几乎没有冲突。再加上上班时间早餐和午餐都是各管各的，周末一般也就是一顿西式早午餐了事，这个问题就更简单了。
当然也有双方都不妥协的地方，比方M先生一定只喝凉水，我有时会需要热水。他坚决不吃内脏，也不爱吃带骨头的肉，每逢此时我乐得独享，亚洲人都知道骨头上的肉是最有弹性最好吃的。我坚决不吃外壳硬邦邦的面包，咬不动嘛！而那是他的最爱之一。在这种时候，我们就在内心鄙视对方不懂得生活。娱乐篇
旅游当然是我们共同的爱好，每年2~3次走出欧洲的大旅行，每个月一次的利用周末或公共假期在英国或欧洲大陆的小旅行，应该说我们充分践行了中国古训“行万里路”。
不旅行的日子，小小的问题就来了。在国内，我喜欢和朋友们吃吃饭、唱唱卡拉OK。英国没有像样的卡拉OK，我只能入乡随俗加入各种“酒吧之夜”。真是无聊啊，拿一杯酒站在酒吧各个角落，聊啊聊；天气好一点就喜欢站在外面，聊啊聊。没有夏天的英国，海风吹得我哆嗦，高跟鞋又站不稳，这样的酒吧之夜，我最多能待到10点钟。可是M先生却能玩到酒吧关门，还和一帮朋友恋恋不舍，相约接着去俱乐部，继续聊。
后来我们约定，各自按自己喜欢的方式来，不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对方。有时，他和朋友或同事在外面活动，我乐得在家看书或看肥皂剧。其实相比在学校时，M先生参加的派对已经是屈指可数了，想当年，他和另一位西班牙同学可是被评为当年的“派对大使”，据说从来没有缺席过任何一场MBA的派对。
去年圣诞，M先生送我一个卡拉OK机。我又多了一个在家娱乐的理由啦！家庭关系篇
刚接完家里电话，我情绪很不好。“你妈妈和姐姐又吵架了？”M先生已经见怪不怪了。“哎呀，两个人都好激动，我都没法劝。”我无比苦恼。“你不要介入嘛，妈妈和姐姐的事，为什么每次你都要介入？”他说的这个问题让我更苦恼。“说了一百遍你也不懂，我们是一家人啊！他们有矛盾，我自然要调节的。”
德国人耸耸肩：“随你啦，我只是觉得成年人应该自己解决问题，你隔那么远，也不清楚具体情况。”
他说的自然是西方人秉承的观点。人独立自主或成家立业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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