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渭源
出版社：东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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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帝国：洪熙宣德帝卷(下)试读：
第5章 三权分合 明制定型
近世以降，传统中国社会君主专制主义走向登峰造极，其始作俑者为朱元璋、朱棣“父子”，而真正玩转中央最高层面“三权”和地方“分立三权”的则为明仁宗和明宣宗父子，因此说明朝专制主义的强化是几代集权专制嗜好者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经过仁宣两代皇帝的精心改造与巧妙架构，大明帝国政治体制为之一变，极权君主专制底下的官僚机器运转自如，出现了历史上不多有的“致治”之兆。不过话得说回来，这样的政治体制却也隐含了越来越僵化的巨大隐患，并深刻影响了未来中国社会的走向。
平定朱高煦谋反，根治藩乱，在解决好宣德朝第一等政治大事的同时，朱瞻基又开启了具有深远影响的政治工程——玩转“三权”，君操威柄。
一、君控“三权” “民主集中”
这里所说的中央“三权”不是近代西方意义上的立法、司法与行政三权分立的“三权”，而是具有东方特色的民主集中制下的“三权”，即最高议政决策权、批准权和执行权，直接套用明代的术语，就是票拟权、批红权和执行权。见此，有人可能要问：明代不是自朱元璋起实行高度的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怎么会弄出个三权“分立”来？也有人可能要这样问：明初“两祖”都是精力充沛又常常事必躬亲的专制集权嗜好者与历史上少有的强势“雄主”，他们几乎一天到晚都在忙于处理公务或批答奏章，可为什么到了后代子孙尤其明中后期嘉靖、万历当政时可以一二十年不理朝政，而大明国家机器照常运行？这岂不是前后矛盾？
要想说明清楚上述这些问题，我们势必要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废除宰相制说起。从唐宋元到明初中央三省制变为一省制之示意图
门下省——（唐宋设立，元朝废弃不设）（详细解释见笔者的《朱元璋卷》）《明史》说：“自洪武十三年罷丞相不設，析中書省之政歸六部，以尚書任天下事，侍郎貳之。而殿閣大學士只備顧問，帝方自操威柄，學士鮮所參決。其糾劾則責之都察院，章奏則達之通政司，平反則參之大理寺，是亦漢九卿之遺意也。分大都督府為五，而徵調隸於兵部。”（《明史·職官志序》卷72）
宰相制被废除后，皇帝朱元璋一人所要应对的中央主要权力机构约有十四、五个，那么他的一天工作量为多少？据《明太祖实录》记载，从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这8天的时间里，朱元璋一共收阅内外各个衙门的奏札共1660件，合计事务3391件。（《明太祖实录》卷165）我们给它平均算一下，即朱元璋每天要处理事务400多件，批阅奏札多达200多件。若按照每件奏札最少500字来计算（否则什么问题也没讲明），那么朱元璋每天光阅读或听取报告的文字数量就要达10万。
每天都要处理这么多大的工作量，即使铁打的人也要被拖垮，所以皇帝朱元璋很快就想到了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能辅佐自己处理一些公文事务，又不让其揽权，那就是“置四輔官……以王本、杜祐、襲學為春官，杜學、趙民望、吳源為夏官，兼太子賓客。秋、冬官缺，以本等攝之。一月內分司上中下三旬。位列公、侯、都督之次。尋亦罷。十五年，倣宋制，置華蓋殿、武英殿、文淵閤、東閤諸大學士，禮部尚書邵質為華蓋，檢討吳伯宗為武英，翰林學士宋訥為文淵，典籍吳沈為東閤。又置文華殿大學士，徵耆儒鮑恂、餘詮、張長年等為之，以輔導太子，秩皆正五品。二十八年敕諭群臣：「國家罷丞相，設府、部、院、寺以分理庶務，立法至為詳善。以後嗣君，其毋得議置丞相。臣下有奏請設立者，論以極刑。」當是時，以翰林、春坊詳看諸司奏啟，兼司平駁。大學士特侍左右，備顧問而已。建文中，改大學士為學士。悉罷諸大學士，各設學士一人。又改謹身殿為正心殿，設正心殿學士。”（《明史·職官一》卷72，笔者在《朱棣卷》上册中有相应的译文，读者朋友可参考阅读）
从洪武时期设立殿阁大学士的功能来看，其主要是“特侍左右，備顧問而已”，根本没有参政议政的权力。可到了建文时期情况就有了变化，原为翰林院侍講后改为文學博士的方孝孺等不仅参政、议政，而且还直接处置了许多建文朝的政事要务。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建文朝的（大）学士还不具备后世内阁大学士的意义，他们之所以能参与国家政事的决策与处理，完全是由于与皇帝的信任与特别指定有关，加上建文朝时间不长，并没有形成制度化。
（一）内阁渐趋完善 诸权最贵票拟
朱棣篡位后，打着“一遵祖制”的旗号，倒行逆施，全盘否定建文“新政”。那么篡位后当了皇帝，朱棣的工作量几何？我们来看看史书是怎么记载的：永乐四年正月丙辰日，“上（指朱棣）御右顺门晚朝，百官奏事毕皆趋出，上召六部尚书及近臣，……曰：‘朕每旦四鼓以兴，衣冠静坐。是时，神清气爽，则思四方之事，缓急之宜，必得其当，然后出付所司行之。朝退未尝輙入宫中，闲取四方奏牍，一一省览。其有边报及水旱等事，即付所司施行。宫中事亦多须俟外朝事毕，方与处置。闲暇则取经史览阅，未尝敢自暇逸。诚虑天下之大，庶务之殷，岂可须臾怠惰？一怠惰即百废弛矣。卿等宜体朕此意，相与勤励，无厌斁也。自今凡有事当商略者，皆于晚朝来，庶得尽委曲。’”（《明太宗实录》卷50；余继登：《皇明典故纪闻》卷7，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P362-363）
尽管上述记载中不无自我溢美之处，但基本上也能反映出永乐时代皇帝的工作量还是相当之大的。更有朱棣精神常常出问题，屁颠屁颠地老往外跑，那大明皇帝之工作庶务怎么处理呢？由皇太子朱高炽监国代理！《明史》说：“成祖數北征，命之（指朱高炽）監國，裁決庶政。”（《明史·仁宗本纪》卷8，本紀第8）
即使这样，本身身体又不是很好的朱棣还是忙不过来，于是“成祖卽位，特簡解縉、胡廣、楊榮等直文淵閤，參預機務。閤臣之預務自此始。然其時，入內閤者皆編、檢、講讀之官，不置官屬，不得專制諸司。諸司奏事，亦不得相關白。”（《明史·職官一》卷72）
有人说《明史》是清代人编撰的，明内阁阁臣在永乐时期到底有着怎么的权力，应该要看看当时的官书或当事人是如何记载的。永乐初年入阁的阁臣金幼孜在宣德六年十二月去世了，《明宣宗实录》中记载说：“太宗皇帝初临御，简求文学之臣，（金幼）孜，翰林院检讨，又简寘内阁治密务。”（《明宣宗实录》卷85）内阁同僚杨荣在给金幼孜墓的神道碑铭中说：“太宗皇帝即位……七人同値内阁，参机密。”（【明】杨荣：《杨文敏集·金幼孜神道碑铭》卷17）另一个内阁同僚杨士奇也记载说：“太宗皇帝初正大统，故翰林之臣不及十数人，诏吏部及翰林举文学行谊才识之士，授职其中。士奇首膺简擢，赐五品服，肇建内阁，简七人专典密务。”（【明】杨士奇《三朝圣谕录·序》）当事人杨士奇在《御书阁颂有序》曾这样描述 ：“臣士奇自布衣被召。太宗皇帝入继大统，首擢翰林编修，初建内阁于奉天门内，简任翰林之臣七人其中，所职代言，属时更新，凡制、诏、命、令、诫、敕之文日夥，而礼典庶政之议及事之关机密者，咸属焉。车驾屡赐临幸。七人恒早朝，退即趋阁治职事，莫（暮）乃出，七人者，士奇与焉。”“又明年，册仁宗皇帝为皇太子，简内阁六人兼春坊官，士奇与兼左坊中允。”（【明】陈子龙：《皇明经世文编》卷15，P117）
以上史料至少透露了四个关键的信息：第一，内阁首创于永乐登基之初；第二，内阁最初设在南京明皇宫奉天门内（阁臣入直文渊阁那是永乐迁都后的事），其距离更近皇帝逍遥处——内廷，方便参与办理皇帝的机密要务，故其名为内阁；第三，永乐时内阁大学士品秩不高，“赐五品服”，与知府大致相当；第四，尽管官品不高，但内阁大学士却“参与机务”，即我们平常讲的参与国家大事与机密要务的讨论，也就是后世人们公认的内阁拥有的一项重要权力——最高层面的参政议政。因此说，明清以来人们将篡位登基之初朱棣任命解缙与杨士奇等人入直内閤“參預機務”，视作为明代中央职官制度一大变之开端，那是十分有见地的。“（洪武）虽尝设殿阁大学士，祇备顾问，并不以为与闻国论之官。至成祖简儒臣直文渊阁（初应为明皇宫奉天门内之内阁，本书作者注），令其参预机务，于是有内阁之名，洪武之制至永乐而又一变。”（【清】纪昀：《历代职官表·内阁下》卷4，P27）
不过永乐时期的内阁还不完善，不仅内阁大学士參預機務权完全取决于皇帝朱棣的特殊恩允，而且还没有形成常规化与制度化。因此，将永乐时代的内阁视作为皇帝顾问班子翰林院的一个延伸机构也不为过——“（翰林）學士，掌制誥、史冊、文翰之事，以考議制度，詳正文書，備天子顧問。”（《明史·職官二》卷73）可这一切到了仁宣时代就有了实质性的变化。
永乐时代内阁大学士尽管有参政议政权，但很有限，一方面永乐皇帝十分独裁，一般不允许别人有异议，加上常常北巡，带上杨荣、胡广和金幼孜等，组成了实际上的“新内阁班子”，密议机务，这样就使得与蹇义、夏原吉等一起辅佐皇太子朱高炽留守监国的杨士奇等阁臣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失去了参议权；另一方面永乐时代内阁大学士的品秩都不高，以朱棣最初任命的7个阁臣而言，品秩最高的就是当时“大明第一才子”解缙，入阁前他是六品，入阁后升了点，但也不过五品，大约相当于一个知府（地级市市长）的行政级别。7人中位居末位的胡俨入阁前是从七品，连一个县太爷的级别还不到。他们直接为皇帝办事，介于皇帝与六部尚书之间，而他们的行政级别反而不如六部长官（朱棣恢复“祖制”：尚书与侍郎一般是正二品或从二品官）。对此《明史》说得极为到位：“虽居内阁，官必以尚书为尊。”（《明史·职官一》卷72，志第48）这样的格局显然不利于朝廷有效行政。
朱棣死后，已经看出问题症结所在的皇太子朱高炽，自登基起就开始不断地提升阁臣的品秩、地位与权力。在即位后的第三天即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己未日，洪熙帝朱高炽下令恢复正一品武官“三公”即太師、太傅、太保和从一品文官“三孤”即少師、少傅、少保，“命（蹇）義為少保，仍兼吏部尚書，二俸俱給”，同日他还将文淵閣大學士兼翰林院學士楊榮升為大常寺卿（正三品），将文淵閣大學士金幼孜升为户部右侍郎（正三品），将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升為禮部左侍郎（正三品），兼任華蓋殿大學士，将前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侍讀黃淮升為通政使司通政使（正三品），兼武英殿大學士。当时还特别指示：上述四人只执掌内阁，参与决策机务，不理新升官职内的事务，也就是说，这四人所升的职务是虚衔。（《明仁宗實錄》卷1下）
大约一个月后，明仁宗又将少保兼吏部尚書蹇義升为少傅（从一品），将礼部左侍郎兼華盖殿大學士楊士奇升為少保（从一品），将太常寺卿兼文淵閣大學士翰林院學士楊榮升為太子少傅（正二品），兼謹身殿大學士，将戶部右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翰林院學士金幼孜升為太子少保（正二品），兼武英殿大學士。（《明仁宗實錄》卷2下）
这样一来，永乐时期一直是五、六品官秩的内阁阁臣在明仁宗当政后的40天内迅速地赶上与超过了六部尚书。金幼孜、杨荣的品秩与正二品的六部尚书相当，而杨士奇的品秩竟然有了超过，甚至与文官品秩最高的从一品吏部尚书蹇义相同。至此为止可以说，内阁阁臣的品秩与地位已经有了大大的提高。
不过话得说回来，杨士奇、杨荣和金幼孜等内阁阁臣所升的少保、太子少傅、太子少保之类的官衔都是虚职，对于朝廷行政还是有着很大的不便，为此明仁宗朱高炽在永乐二十二年十二月首先将杨荣任命为工部尚书，（《明仁宗實錄》卷5下）洪熙元年正月又“陞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黃淮為少保、戶部尚書，仍兼武英殿大學士；加少傅兼華盖殿大學士楊士奇兵部尚書；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金幼孜禮部尚書。俱三俸並支，仍掌內制。”（《明仁宗實錄》卷6上）
杨溥原本为东宫属僚，永乐年间因为皇太子朱高炽不合父皇之意而被牵连，打入大牢，直到朱高炽即位后才被放出。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己未日，与杨溥有着深厚感情的明仁宗“陞前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編修楊溥為翰林院學士，前司經局正字金問為翰林院修撰。”（《明仁宗實錄》卷1下）洪熙元年正月，洪熙帝朱高炽又“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作印章，命翰林學士楊溥掌閣事，（翰林侍講王）進佐之。上（指明仁宗）親舉印授溥，曰：‘朕用卿等於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為理道之助。卿等如有建白，即以此封識進來。’未幾，（蘇州儒士陳）継至，授翰林院五經博士，吏部尚書蹇義言：‘學錄楊敬、訓導何澄皆敦實。’即授敬翰林院編修，澄禮科給事中，命三人皆於弘文閣，與進同事云。”（《明仁宗實錄》卷6上）
这就是说，洪熙朝除了杨士奇等人组成的内阁外，曾经为皇太子朱高炽坐了十几年冤枉监狱的东宫老师杨溥，在明仁宗朱高炽的特别关照下于明皇宫的思善门边建起了弘文阁，有人将其视作为洪熙朝的另一个内阁机构，而弘文阁之首杨溥却由此一下子取得了与杨士奇等阁臣相当的密封言事权与隆遇的地位。大约两个月后的洪熙元年三月丁酉日，明仁宗又“陞翰林院學士楊溥為太常寺卿，仍兼學士。”（《明仁宗皇帝實錄》卷8下）
内阁阁臣杨荣升为工部尚书，杨士奇升为兵部尚书，金幼孜为升礼部尚书，黄淮为升户部尚书，楊溥升為太常寺卿，原本大明中央官僚机构中最有地位与权势的官衔即为六部尚书，也就是六部的长官，现在让内阁阁臣给兼任了。这不仅表明明仁宗对内阁阁臣越来越信任与重用，而且也意味着内阁的地位与权势已开始渐渐地超过了六部，更有一个很大的潜在影响，那就是内阁阁臣兼任六部长官，在不设内阁官属即在不破坏“祖制”的前提下，内阁取得了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权即参政议政的合法权力，换言之，内阁参政权或言决策权日趋常规化与制度化。
明仁宗隆升内阁阁臣的地位与权力，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对永乐时代因为自身缘故而被无辜关押和惩治的杨士奇、杨溥等阁臣怀有特殊的情感，当然也不排除这样的因素，那就是明仁宗要让这些久经考验的忠诚阁臣为君“减负”，为国分忧。
对于皇祖、皇考的这番机构与权力设计，从小就在大明皇宫里长大的朱瞻基还是颇为心领神会的。继位登基之后，在承袭了父皇朱高炽时代内阁构建的基础上，明宣宗稍作部分调整。洪熙元年闰七月，根据杨溥的建议，他撤销弘文阁，命侍讲王进、编修杨敬、五经博士陈继、给事中何澄四人回翰林院，杨溥调入内阁，与杨士奇等人共事。（《明宣宗实录》卷6）
宣德二年二月，明宣宗又将原本自己的东宫老师陈山、张瑛调入内阁，“升行在户部左侍郎陈山为本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行在礼部左侍郎张瑛为本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明宣宗实录》卷25）
这样一来宣德初年的内阁阁臣共有七人，即杨士奇、杨荣、杨溥、金幼孜、黄淮、陈山、张瑛。宣德二年八月甲子日，“少保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黄淮以疾求退。”（《明宣宗实录》卷30）宣德四年十月庚寅日，朱瞻基“改行在礼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张瑛为南京礼部尚书，兼职如故；命行在户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陈山专授小内使书。”（《明宣宗实录》卷59）宣德六年十二月丁未日，“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金幼孜卒。”（《明宣宗实录》卷85）
因此说到了宣德中期时，大明内阁就剩下“三楊”了，即杨士奇、杨荣与杨溥，而明宣宗与他的父亲明仁宗一样，对阁臣“三楊”尤为器重，“迨仁、宣朝，大學士以太子經師恩，累加至三孤，望益尊。而宣宗內柄無大小，悉下大學士楊士奇等參可否。雖吏部蹇義、戶部夏原吉時召見，得預各部事，然希闊不敵士奇等親。自是內閣權日重，卽有一二吏、兵之長與執持是非，輒以敗。”（《明史·職官志·序》卷72）
综合起来看，仁宣时期起，日渐隆升的大明内阁拥有如下之权力：
1.内阁票拟诸权的获得
虽说极度专制底下皇帝对国家政务要事拥有绝对的决策权，但在决策过程中，如果皇帝突然即位，不娴朝廷政治（如靖难后的朱棣），如果皇帝本身温文尔雅而相对刚毅不够（如明仁宗），如果皇帝比较年经而政治经验与阅历相对不足（如明宣宗），那么内阁阁臣就有着很大的参与国家政务要事的决策权。
第一.决策权或言参与决策权
朱棣死后，接到密报的朱高炽就“命尚書蹇義、大學士楊榮、楊士奇議，一應合行事宜，及同禮部尚書呂震議喪禮，嚴京城守衛。”（《明仁宗实录》卷1上）明仁宗生病时，曾“召尚書蹇義、大學士楊士奇、黃淮、楊榮至思善門，命士奇書勑，遣中官海壽馳召皇太子。”（《明仁宗實錄》卷10）等等。
再说宣德时凡是国家大事要事，都由杨士奇、杨荣等阁臣参与决策，譬如宣德元年平定汉王之乱、宣德二年削夺赵王护卫和从安南撤兵、宣德三年改立皇后和明宣宗首次巡边，等等。在这些大事要务的决策中，有的时候阁臣的意见还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譬如宣德二年削夺赵王护卫，原本宣德皇帝采纳了陈山、杨荣的建议，即乘着平定汉王之乱的声势将赵王府也给端了，但阁臣杨士奇却予以坚决抵制，最终宣德皇帝还是采纳了杨士奇的合理建议。
除了国家的大事要事之外，大明的一些重大政务如：恤刑慎罚、减灾济民、罢歇不急之务、南北取士份额定制……杨士奇等内阁阁臣都曾参与其决策，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明史·杨士奇》卷148）
第二.议政权
与决策权密切相关的是议政权，议政是明代内阁的日常工作之一，按照议政的级别与层次来划分，大致有三类：第一类是内阁会议讨论政务，最终的决定权交由皇帝定夺；第二类是廷议，有些很重要的事情内阁不能决定，皇帝一时也拿不准主意的，就让内阁阁臣主持，召集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与大理寺以及六科给事中等朝廷中枢机构的行政长官共同讨论，有点类似于现代的国务扩大会议，廷议的最终结果要上报给皇帝圣裁。第三类就是面议，某些事情极度机密、皇帝仅仅有个个人意向但又吃不准该怎么做，于是他就召集自己极度信任的内阁阁臣面议。譬如洪熙元年十一月壬戌日，朱瞻基召杨士奇、杨荣等密议——打算从交阯撤兵，即为宣德朝君臣面议的一个典型例子，当时明宣宗反复强调“朕有一言，怀之久矣，今独与卿二人说，未可轻泄也。”（《明宣宗实录》卷11）
第三.人事推荐与任免以及考试选拔权
以参与决策权和议政权引申出来的内阁逐渐拥有的权力还有人事权或言人事推荐权与任免权，以及考试权。永樂二十二年十月丁卯日，“礼部引郡縣歲貢生，奏送翰林院考試。上（指明仁宗）召大學士楊士奇等諭曰：‘朝廷所重安百姓，而百姓不得蒙福者，率由牧守匪人，率由學校失教，故歲貢中愚不肖者十率七八，古事不通，道理不明，此豈可授安民之寄？自今宜戒因循之獘，嚴考之以本經四書義，不在文詞之工拙，但取有理致者，如或難得，即数百人中得一人，亦可盖取之嚴，則無學者不復萌僥倖之望，而有嚮進之志矣。’”（《明仁宗實錄》卷3下）在授予阁臣杨士奇考试录用权时，皇帝朱高炽一再强调：从严把关，宁缺毋滥，因为被录取者日后要被委任为地方牧守，即出任地方父母官。可见明仁宗时内阁阁臣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考试权与部分的人事权。
到了明宣宗时这种权力有了扩展，宣德八年十一月己酉日，朱瞻基跟行在（洪熙帝临终前宣布还都南京，北京改名为行在）礼部尚书郭琎等人说：“在外地方上的官员中一定会有些不错的文官，朕想要重用他们。郭爱卿，你为朕挑选一些！”第二天，郭琎就一下子上奏推荐了68人给了明宣宗。朱瞻基当即下令，让内阁阁臣杨士奇、杨荣出题，在朝堂上举行考试，择优录取。知县孔友谅、进士胡端祯、廖庄、宋琏、教谕黄纯、徐惟超、训导娄昇等七人因为考得比较优秀而被“两杨”录取并上报给了宣德皇帝，朱瞻基随后又命令吏部长官将进士胡端祯、廖庄、宋琏等3人委任为翰林院庶吉士，知县孔友谅和教谕黄纯、徐惟超和训导娄昇等到相关衙门去实习锻炼，以备后用。（《明宣宗实禄》卷107）
再从宣德朝一些重要的人事任免来看，几乎都有杨士奇等阁臣的影响。宣德三年罢黜都察院一把手大贪官刘观，推荐通政使顾佐为右都御使，主管大明都察院；宣德四年将年老怠惰与昏庸无能的陈山、张瑛调出内阁，以及宣德中期任命周忱、况钟、于谦等一批正直廉明之士出任地方行政长官或巡抚，等等。虽说最终的人事决定权在皇帝那儿，但这些重要人事的任免基本上都由杨士奇等阁臣首先奏请并获批准的，由此可见当时的内阁阁臣已有一定的人事推荐权与任免权。
第四.一定的司法权
内阁拥有一定的司法权是从明仁宗当政后开始的。永樂二十二年十月丁巳日，也就是明仁宗登基即位后的第三个月，大理寺官员按照规制将重大案件的审判结果上报了上来，让皇帝陛下做出最后的裁决。明仁宗接奏后这样说道：“人命甚重，帝王以愛人為德，卿等理刑，宜贊輔德政，罔俾無辜含冤地下，傷國家之和氣。昔法吏有于死獄求生道者，天有顯報不在其身在其後人。卿等勉之。”说完他就命令五府、六部、通政司、六科等中央要害权力部门的长官上明皇宫承天门去，会同大理寺、刑部、都察院等三法司官员一起审理那些重大案件。随后他又突然想到，这样做还是显得不够谨慎。刚好那天明仁宗身体不适，于是他就特地下诏，将内阁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等召到自己的卧榻前，当面关照说：“比年法司之濫，朕未嘗不知，其所擬大逆不道，往往出于羅織煆煉，先帝数切戒之，故死刑至四五覆奏，而法司略不留意，甘為酷吏而無愧。自今凡決審重囚，卿三人往同審，有冤抑者，雖細故必以聞。’为此朱高炽还专门下发了敕谕，规定：“三法司今後審決重囚，必须要會同内阁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等阁臣一起审理。” （《明仁宗实录》卷3下）
对此，《明史》也载：朱高炽即位不久就“命（金）幼孜、（楊）榮、（楊）士奇會錄罪囚於承天門外。詔法司，錄重囚必會三學士，委寄益隆。”（《明史·金幼孜传》卷147）
当然内阁阁臣拥有一定的司法权，并不是讲内阁可以领导三法司，这同宰相制下宰相领导三法司不可同日而语。
第五.诏令起草权
大凡老皇帝遗诏、新皇帝即位诏、大赦天下令等一般都由内阁起草，并得到皇帝的认可，再以其名义颁发诸司衙门和全国各地。仁宣时期起草诏令最多的可能就要数阁臣杨士奇了，这或许是由于仁、宣两帝与杨士奇等阁臣有着非同寻常关系之缘故吧。明宣宗朱瞻基时不时地驾临内阁办公地文渊阁，或与“少傅杨士奇、太子少傅杨荣论经史，遂咨政务”， （《明宣宗实录》卷56）或“从容顾问所治职业，遂共论古帝王及祖宗时事，并亲书御制诗一章以赐”（《明宣宗实录》卷59），宣德以后为皇帝起草诏令之类的工作更成为内阁的分内事。
第六.封驳权
封驳权一般来说是指皇帝的命令或指示交由内阁转发给诸司衙门，要是内阁认为皇帝的命令有所不妥，可以不执行或需要更改，往往会将皇帝的诏旨封好后退还给皇帝，这实际上可视作为唐宋时代谏君之遗韵。
与此有些相近的还有规谏权，明代内阁大学士原本来自翰林院，而翰林院有个十分重要的职责，那就是为皇帝上课、讲述经史，不过公开的称呼可不这样，皇帝是天下第一人，他老人家可是无事不晓、无所不通，要是说了皇帝还要现买现卖，多丢脸啊！于是我们中国人就发明了一些美妙的词语，一类叫经筵，经筵就是皇帝到文渊阁或文华殿向内阁阁臣和翰林院学士学习、讨论与研究经史，美其名曰经筵；另一类叫日讲，日讲是指内阁阁臣和翰林院学士在经筵的次日为皇帝讲述经史。譬如：宣德四年七月己未日，“车驾临文渊阁，少傅杨士奇、太子少傅杨荣论经史，遂咨政务。”（《明宣宗实录》卷56）宣德四年十月戊子日，“早朝罢，上（指朱瞻基）复临视文渊阁，儒臣叩头，毕列侍左右。上从容顾问所治职业，遂共论古帝王及祖宗时事，上甚悦，命中官出内帑钞，遍赐儒臣，又亲书御制诗一章以赐。明日，少傅杨士奇、太子少傅杨荣等上表谢恩。”（《明宣宗实录》卷59）
内阁阁臣和翰林院学士时不时地利用经筵与日讲的机会，向皇帝讲述儒家经典精义、历代帝王之得失与皇家“祖训”等，以此来规谏和教育皇帝。“時有上書頌太平者，（洪熙）帝以示諸大臣，皆以為然。（楊）士奇獨曰：「陛下雖澤被天下，然流徙尚未歸，瘡痍尚未復，民尚艱食。更休息數年，庶幾太平可期。」帝曰：「然。」因顧蹇義等曰：「朕待卿等以至誠，望匡弼。惟士奇曾五上章，卿等皆無一言。豈果朝無闕政，天下太平耶？」諸臣慚謝。”（《明史·杨士奇传》卷148）
前章讲过的宣德初年杨士奇力谏，反对武力解决赵王问题也可视为内阁阁臣规谏皇帝的典型案例。不过仁宣时期内阁的封驳权还不明显，这事要到宣德以后了。
票拟权的获得
在明代内阁所有的权力与职责中最为重要也最为常见的就要数票拟权。票拟又称为拟票、票旨、调旨、条旨。凡是要请皇帝批示的奏章，先送交内阁，由内阁阁臣拿个处理意见，用墨笔将其写在小纸上，再贴在各奏章前面，然后一并上报给皇帝，由皇帝最终定夺。
因此说，从操作流程来看，票拟是在丞相制废除下皇帝与臣下合作运行帝国最高政务的一种有效方式，不仅解决了丞相制废除后中央朝廷权力真空所带来的政务堵集御廷殿陛的窘迫问题，而且还加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提高大明帝国国家机器的运行效能。
那么，具有如此功效的票拟制究竟开始于何时？
票拟起始于洪熙朝，明人黄佐记载说：“（明仁宗）每退朝还宫，遇有机务须计议者，必亲御翰墨，书（杨）荣等姓名，识以御宝，或用御押封出，使之规划。荣等条对，用文渊阁印封入，人不可得闻”。（【明】黄佐：《翰林记·参予机务》卷2）可能有人要说，黄佐是仁宣以后的人了，他对内阁票拟起源的记载不一定很精确，那我们来看看最初亲历票拟过程的当事人是如何记载的？“（明仁宗）遇有急务，赐手敕访公（指夏原吉）。凡内外诸司所进章疏，多命公先条进其旨，而后从中批出。”（【明】夏原吉：《夏忠靖公集》，《夏忠靖公遗事》）但明代大史学家王世贞却说：“宣德中，诏少师吏部尚书蹇义、少保太傅户部尚书夏原吉辍部事，朝夕侍左右顾问，赐珊瑚等，格玉砚条旨，然不与閣职”。（【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45）
由此看来，票拟在明仁宗时已经出现。但上述文献的记载者夏原吉等不是阁臣，大明内阁票拟权的正式形成应该是在明宣宗时期。“至宣德时，始令内阁杨士奇辈，于凡中外章奏，许用小票墨书，贴各疏面以进，谓之条旨。中易红书批出，御笔亲书。至遇大事，则必面议。议定传旨处分，不待批答。”（马祯峨：《策科》卷3）明代中期大儒黄佐更是明确指出：“永乐、洪熙二朝，每召内阁造膝密议，人不得予闻。虽倚毗之意甚专，然批答出自御笔，未尝委之他人也。宣德时，始令内阁杨士奇辈，及尚书蹇义、夏原吉，于凡中外章奏，许用小票墨书，贴各疏面以进，谓之条旨。中易红书批出。”（【明】黄佐：《翰林记·参予机务》卷2？）到了明英宗正统年间就逐渐形成制度化了：“英宗以九岁登极，凡事启太后。太后避专，令内阁议行，此内阁票旨之所由始也。”（【清】孙承泽：《天府广记》卷10，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1月版，上册，P108）
综观上述，票拟最早出现于洪熙时代，明宣宗时内阁为主的票拟已在运行，当时有所谓的“天下建言奏章，皆三楊主之。”明宣宗对三楊的信任，逐渐形成政策制定的内阁基本模式，即为票拟制的形成。正统年间票拟逐渐进入程序化与制度化。《明史》有论：“至仁宗而後，諸大學士歷晉尚書、保、傅，品位尊崇，地居近密，而綸言批答，裁決機宜，悉由票擬，閣權之重偃然漢、唐宰輔，特不居丞相名耳。諸輔之中，尤以首揆為重。”（《明史·宰輔年表一》卷109，表第10）
2. 忽隐忽现的内阁首辅制
说内阁阁臣“品位尊崇，地居近密”，“綸言批答，裁決機宜，悉由票擬”，这大致道出了明代内阁制的一大显著特征。但要说“閣權之重偃然漢、唐宰輔，特不居丞相名耳”，这话就大有言过其实了，虽然仁宣以后内阁阁权很重，但他们绝没有汉唐时代的宰相所拥有的那般权力（万历朝首辅张居正除外）。无论是决策权或言参与决策权、议政权、人事权或言人事推荐权与任免权，以及考试权，还是司法权、诏敕起草权、封驳权，甚至是票拟权，它们都是专制皇权的衍生品，最终还是取决于专制皇帝的意志。不过上述《明史》论述中倒是点到了明代内阁制的另一个关键问题，“諸輔之中，尤以首揆為重”，即人们常说的首辅制。
首辅也称为首揆，即内阁第一辅臣，或言内阁阁臣中的首领。明代国史《明实录》正式出现首辅字样的是在明嘉靖八年九月，“刑部尚书许赞等会官议：‘大学士杨一清官居内阁，秩首辅臣，起自废闲，受国厚宠，正宜清白持身，忠诚奉职，乃晚节昧知，止之几衰年忘在得之戒，大肆纳贿，不畏人言，殊失大臣之体。’”（《明世宗实录》卷105）而《明史》则认为，明英宗天顺年间就已确定李贤为内阁首辅：“终天顺之世，（李）贤为首辅，吕原、彭时佐之，然贤委任最专”。（《明史·李贤传》卷176）查《明英宗实录》“天顺五年八月癸未条”所载：“加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李贤太子少保。”（《明英宗实录》卷331）李贤至终也就是这个官衔，从未有过首辅的正式官称，因此说《明史》的上述记载似为不妥。
综合起来看，明代内阁首辅制的形成应该说是个渐进的过程。它开启于仁宣时代，永樂二十二年九月戊戌日，即位才一月之余的洪熙皇帝朱高炽给少傅兼吏部尚書蹇義、少保兼華盖殿大學士楊士奇、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榮、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金幼孜等四人各赐银章一枚，并嘱咐他们：“凡是朝廷政事有所缺失，或者群臣进言不被采纳，或者你们四位大臣进谏不为接受，你们都可以用书面的形式再向本皇帝进呈，但一定要密封好，用银章加盖印记，密疏上进，以防泄漏。你们不要觉得那些事已经讲过了，是不是再讲了就变得唠叨，不要怕。只要我们君臣之间精诚相待，同舟共济，要不了多久就能朝無闕政，民無失所，这样朕与诸位爱卿就都不会辜负了祖宗的重托！”（《明仁宗實錄》卷2下）
从朱高炽这次赐予银章的对象来看，原本大明朝廷六部高官就只有蹇义一人（后有夏原吉）受此特殊待遇，这无疑表明，吏部尚书蹇义已被视为六部之首，而内阁阁臣虽有三人同时受赐银章，但唯杨士奇位居第一：“（洪熙）初，上（指明仁宗）嘗諭士奇曰：「自今朝廷事，仗蹇義與汝。」（【清】谷应泰：《明史记事本末·仁宣致治》卷28）而由洪熙朝政治实际来看，明仁宗每每遇上大事也几乎都要找杨士奇商议，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杨士奇可被视作为洪熙朝内阁之首。
进入宣德朝后，虽然内阁初为7人，但后来经历一系列的变故后，最终内阁稳定下来的还是杨士奇、杨荣与杨溥三人。而从宣德初年大明朝廷重大政务实际运作来讲，明宣宗最信任的是“三楊”中的杨荣。
这一方面是由于杨荣自身的优势：机警敏捷，料事如神。这样好的“参谋”人才对于皇帝决策国家大事来说是再需要不过了。永乐初年有一天夜里，皇帝朱棣突然接到北疆宁夏发来的加紧警报，说宁夏城被北虏重兵所围，情势十分危急。朱棣看完奏报后一下子没了主意，火急火燎地派人去召解缙、杨荣等7位内阁阁臣速往宫中商议对策。不料那晚解缙等6人都已离开，只有杨荣一人在，他就跟皇使来到明皇宫中。皇帝朱棣一见到杨荣，就赶紧将宁夏奏报交给他。杨荣拿到手里，稍稍瞄了一眼，便跟皇帝说：“没事，陛下不用操心，宁夏城之围已经解了！”朱棣眨巴着眼睛望着杨荣，一脸的茫然，口中不由自主地发出：“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杨荣赶紧解释说：“陛下，臣听说过，宁夏城坚固得很，当地人又十分勇敢能战。这个奏报从当地发出到达皇宫里来，前后已经有10多天了，宁夏城现在应该解围了，北虏已被打退。”听了杨荣的这般分析，皇帝朱棣还是不怎么相信。当天半夜时分，忽然又有人从宁夏来报，说当地的北虏之围被解除了！”这下可把永乐皇帝给折服了：“杨爱卿，你真是料事如神啊！” （《明史·杨荣传》卷148）
另一方面明宣宗信任杨荣可能是受了皇祖朱棣的影响。永乐年间，有一次江西发生了地方叛乱，朝廷接报后随即派出了特使前去招抚，但考虑到可能招抚不一定会有效果，过了些时间又命令都督韩观领兵前往去镇压。可韩观军队开拔没过多久，江西当地就传来了捷报，说叛乱平定了。皇帝朱棣十分高兴，亲自书写敕谕，要奖赏都督韩观。内阁大学士杨荣听说后赶紧出来劝阻，他说：“陛下，江西之事朝廷前后派了两批特使，从当地奏报上署下的日期来看，很可能是都督韩观的军队还没有到达，那里的叛乱就已经平定了，因此说陛下就不应该将这个功劳记在韩都督的头上。”听到这里，皇帝朱棣开始不停地夸赞杨荣。 （《明史·杨荣传》卷148）
通过前后这样好几件事情，永乐皇帝朱棣就对杨荣十分器重与信任，直至他的生命尽头。而从小就在皇爷爷朱棣身边长大并由其一手调教出来的朱瞻基免不了有先入为主的影响，于是在他上台之初就极为信任杨荣。譬如宣德元年是否出兵亲征赵王一事，朱瞻基首先找杨荣商议，等轮上杨士奇起草檄文时，宣德皇帝已定调亲征，“两楊”之间的地位悬殊一目了然。当杨士奇打算让六部高官蹇义与夏原吉義一同去规劝宣德皇帝改变主意时，蹇、夏来了个实话实说：“公言固當，然上特信楊榮言，不係吾二人可否也。”（【清】谷应泰：《明史记事本末·高煦之叛》卷27）
由此看来宣德初期位居内阁之首的应该是“三楊”中的杨荣，但内阁首辅制形成的初期有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首辅”忽隐忽现与皇帝的信任程度和阁臣入阁先后及资历等大相关联，并不是一成不变。宣德中期起，朱瞻基对杨士奇的信任程度超过了杨荣，“（宣德）帝嘗微行，夜幸士奇宅”；当耳闻杨荣收受别人礼物而不知如何处置他时，朱瞻基还曾咨询过杨士奇，并接受了他的建议。（《明史·杨士奇传》卷148）
杨士奇自宣德中期起实际位居内阁之首的格局一直延续到了明英宗正统初年。“宣宗崩，英宗即位，方九齡，軍國大政關白太皇太后。太后推心任士奇、榮、溥三人，有事遣中使詣閣諮議，然後裁決。三人者亦自信，侃侃行意。士奇首請練士卒，嚴邊防，設南京參贊機務大臣，分遣文武鎮撫江西、湖廣、河南、山東，罷偵事校尉。又請以次蠲租稅，慎刑獄，嚴覈百司。皆允行。正統之初，朝政清明，士奇等之力也。”（《明史·杨士奇传》卷148）
到了天顺元年二月，明英宗“命吏部右侍郎李贤兼翰林院学士于内阁参与机务”（《明英宗实录》卷275），自此而始，明英宗朱祁镇几乎每遇到大事都要首先找李贤来商议。李贤的实际首辅地位已经确立，但首辅之名却并没载于当时的官史，后经宪宗、孝宗和武宗三朝，直到明世宗嘉靖年间才正式在大明官史《明实录》上留下了存在已久的内阁首辅之记载，而此时的大明内阁首辅制已趋成熟。（《明世宗实录》卷105）
3.内阁制的相对完善与基本定型
内阁首辅制渐趋成型也罢，票拟等七八个层面的权力意义也罢，大明内阁制所具有的权力、职责和最为本质的特征在仁宣时期已经进入了实际开启、操作阶段，由此说来，自明成祖永乐年间开创起，内阁制在仁宣时代进入了相对完善与基本定型阶段。
不过我们千万不能如《明史》所述的那般，就此过高地看待那时的内阁。《明史》曾说“沿及仁、宣，而閣權日重，實行丞相事。”（《明史·解縉、黃淮、胡廣、金幼孜、胡儼传·赞》卷147）
仁宣时期阁臣品秩日显、内阁閣權日重，阁臣地位日隆，这一切基本上都可以归结于朱高炽、朱瞻基父子与“三楊”等阁臣的特殊关系，也表明内阁从此在大明帝国中枢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其决策影响也越来越大，但它始终没有发展到“行丞相事”的地步。
首先内阁阁臣兼任六部中某部长官，确实拥有了行使某部的部分行政权力，但并不意味着整个内阁拥有行使某部或六部的行政权力；同样内阁阁臣兼任六部中某部长官，但也并不意味着整个内阁可以领导六部，更不用说去领导其并没有兼任长官的其他中央机构了，这同丞相制下丞相有权统领中央权力机构有着迥然的不同。
至于前面所讲的内阁阁臣所拥有的部分人事权、司法权等，那就取决于皇帝信任了，并没有绝对的制度化，而诏令、敕文的起草权只是秉承皇帝的意志罢了，绝没有丞相制下丞相手中所拥有的很大自主起草权；封驳权实际上可视作为唐宋时代谏君权之遗韵，但并没有像唐宋时代那样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皇帝的意志。至于议政权与参与决策权，明代阁臣并没有像皇帝或丞相那样拥有最终的决定权，而仅仅是部分之权力，他们的议政与决策是否被采纳、实施，最后还得取决于皇帝。明代史学家王世贞指出：“宣皇帝右文遏杀，内柄无大小，悉下大学士士奇等报行。而吏部蹇义、户部夏原吉以不时召，得迭入省可六尚书事，与士奇均。而大学士陈山等，或鲜所关预，岂非颛职，由上轻重裁耶！”（【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内阁辅臣年表》卷45）
还有就是内阁最为重要也最为常见的票拟权，有人认为：“面奏请旨，则其权常在朝廷；票之内阁，则其权属之内阁”，“何者？以票本之权在彼，虽英明圣断，一出于渊衷，而见形疑影，固群臣之所缩颈而不敢与抗也。”（骆问礼：《喉论》，《明经世文编》卷470）《大明会典》说：“阁臣之职同于古之相者，以其主票拟也。”（《大明会典》卷29《职官》卷1）这种看法就大大地夸大了内阁票拟权的影响与作用。对此，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黄宗羲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不然。入阁办事者，职在批答，犹开府之书记也。其事既轻，而批答之意又必自内授之而后拟之，可谓之其实乎？”（【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置相》）
黄宗羲说：内阁票拟之责就在于帮助皇帝批答章疏——先拿个倾向性的处理意见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就好比是皇帝的书记员或言秘书。因此说，内阁票拟是根据皇帝授意而行的，没有阁臣的绝对独立之意志；即使事先没有皇帝之授意，内阁票拟好了，还要呈交皇帝定夺，这就是明代政治制度中的批红权。
（二）批红权被异化 奴才替代主子
批红原本是指皇帝在臣下上呈的奏疏上用红墨批写如何执行的最高指示，具有绝对的权威与最高的法律效率，因此说批红本是皇帝的“天职”。前面讲过的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最为勤政，每天至少要批红200多件奏札，这样的工作量比起皇帝老爷耕耘后宫“妹妹”的“自留地”可能还要大。但即使如此，明初四帝即朱元璋、朱允炆、朱棣和朱高炽还是坚持亲自御批，可到了明代第五帝朱瞻基时，这位年轻的风流天子想到了一个处理政务的便捷途径——由司礼监太监来代替他批红。
宦官不是不能干预政事？！这是大明高皇帝定下的“天条”，怎么到了第五代少爷天子朱瞻基时代就变了？要想说明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还得要从明初严禁宦官干政说起。
洪武时期，“（明）太祖嘗謂侍臣曰：‘朕觀周禮，奄寺不及百人。後世至踰數千，因用階亂。此曹止可供灑掃，給使令，非別有委任，毋令過多。’又言：‘此曹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惡者常千百。若用為耳目，卽耳目蔽；用為心腹，卽心腹病。馭之之道，在使之畏法，不可使有功。畏法則檢束，有功則驕恣。’有內侍事帝最久，微言及政事，立斥之，終其身不召。因定制，內侍毋許識字。”（《明史·職官三》卷74）
从历史的经验教训出发，朱元璋规定不让宦官们有机会接触到政事与兵权，仅让他们洒扫庭院或干些跑腿的活儿。只有做到这样，那些阉竖们即使想作乱也找不到机会了。他还认为，宦官中好的仅为千百中一二个，因此说，如果要用宦官作自己的耳目，那么君主的耳朵就成了聋子的耳朵，眼睛就成了瞎子的眼睛；如果用他们作为心腹，那么君主的心腹就会害病。为此，洪武后期朱元璋在制定《祖训》时专门定制：“內侍毋許識字”（《明史·職官三》卷74），“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得御外臣冠服，官无过四品，月米一石，衣食于内庭。尝镌铁牌置宫门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明史·宦官一》卷304）并“又敕諸司毋得與內官監文移往來。”（《明史·職官三》卷74）
由此我们不能不佩服一代雄主朱元璋眼光之深邃与独特，可是大明开国君主的如等严格规制到了第三位君主即自称为高皇帝“好儿子”的朱棣当政时就开始破坏了。
1.朱元璋的“好儿子”朱棣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第一，从政治隶属关系上朱棣给宦官松绑，使宦官系统独立。
明初朱元璋创设了内监二十四衙门，在行政管理上归口于专门管理官員人士关系的吏部（相当于后世的人事部与组织部）管理。明人沈德符曾这样说：“本朝内臣俱为吏部所领，盖周礼冢宰统阉人之例，至永乐始归其事于内，而史讳之。”（【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内官定制》卷1）也就是说永乐朝起宦官们不再归属于吏部管辖，而是独立成系统，直接听命于内廷宦官首脑机构司礼监，即司礼监取得了宦官人事权与升降奖惩权。
第二，重用宦官，派遣他们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察。《明史·职官志》说：“顧中官四出，實始永樂時。元年，李興等齎敕勞暹羅國王，此奉使外國之始也。三年，命鄭和等率兵二萬，行賞西洋古里、滿剌諸國，此將兵之始也。八年，敕王安等監都督譚青等軍，馬靖巡視甘肅，此監軍、巡視之始也。”（《明史·職官三》卷74）而《明史·宦官传》说得更为精到：“盖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明史·宦官一》卷304）
第三，建起无恶不作的宦官特务机构东厂。“永乐十八年八月……置东厂于北京。初，上（指朱棣）命中官刺事，皇太子监国，稍稍禁之。至是以北京初建，尤锐意防奸，广布锦衣官校，专司缉访，复虑外官瞻徇，乃设东厂于东安门北，以内监掌之。自是中官益专横，不可复制。”（【清】夏燮：《明通鉴》卷17）
第四，首开宦官读书识字之禁，为明代宦官干政铺平道路
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将宣德元年明宣宗设立内书堂作为宦官断文识字的标志。“初，太祖制，内臣不许读书识字。后宣宗设内书堂，选小内侍，令大学士陈山教习之，遂为定制。用是多通文墨，晓古今，逞其智巧，逢君作奸。”（《明史·宦官一》卷304）
究实，这种说法不够正确，明代宦官识字实际上是从永乐时代就开始了。清人夏燮在《明通鉴》中这样记载说：“（永乐时期）听选教官入内教习之”。（【清】夏燮：《明通鉴》卷19）《明史·宦官传》说：永乐中期，英国公张辅（张玉之子）出征交趾，俘虏了一批交趾人，其中有一些长得很俊美的男童，张辅将他们挑选出来，给阉割了，然后再送到明皇宫中作服役的小宦官。而这些小宦官中以范弘、王瑾、阮安、阮浪四人长得最为俊秀，加上他们聪明、伶俐，很得永乐帝的喜爱。朱棣一高兴就给他们找来了先生，在宫中教他们识字。数年后，这几个俊美的小宦官通文墨，熟经史，朱棣就让他们干些文案工作。（《明史·宦官一》卷304；【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赐内官宫人》卷6）
对于自己最先破坏“祖制”的行为，朱棣曾巧舌如簧地辩解道：“朕一遵太祖訓，無御寶文書，卽一軍一民，中官不得擅調發。”（《明史·職官三》卷74）
由此看来，孔乙己的理论，读书人偷书不算偷之逻辑在500多年前早已有“开山祖”了，只不过这个“开山祖”乾纲独断，就像他对待给自己带来极度快感的宫中妹妹那般，用之作工具而已，宦官在雄才大略的永乐皇帝那里至多也是可以充分把控和使用的工具吧。
殊不知永乐皇帝的如此作为却为以后的宦官干政、害政扫清了道路上的障碍以及提供了制度层面的必备条件。
2.朱瞻基为什么要公然违抗“內侍毋許識字”的“祖制”而设立内书堂？
宦官干政有个很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宦官要识字、要有文化。想当年高皇帝朱元璋定制：“內侍毋許識字”（《明史·職官三》卷74），不识字没文化就等于睁眼瞎，对国家大事、行政与军事要务都不易插手。可这一切到了宣德时代都变了，明宣宗公然在内廷设立内书堂，为宦官们扫盲或言提高“在职干部”的文化水平。那么人称治平之主的朱瞻基难道真的犯浑了吗？如是，他还是“一代明主”？或言之，朱瞻基为什么要公然违抗“內侍毋許識字”的“祖制”？
第一，从永乐时期皇爷爷重用宦官的实际来看，这些无儿无女且没有人间情欲麻烦的“使唤工具”十分好使，“忠心可靠”，且常常带来意想不到的成效。“当成祖时，锐意通四夷，奉使多用中贵。西洋则和、景弘，西域则李达，迤北则海童，而西番则率使侯显。”（《明史·宦官一》卷304）
永乐时期四面八方的宦官出使，大明主动频频“出击”，招徕远夷，打造“万国来朝”的繁荣局面，炫耀中华之富强，向世人昭示：我大明君主才是世界上真正的“天下共主”。对于从小就在皇爷爷朱棣身边长大的朱瞻基来说，使用宦官“工具”所能带来的“美妙效果”是再清楚不过了，不过美中不足的是宦官大多不识字，要是他们识字了，效果会更好。
第二，从皇爷爷时代内廷教出的童年小玩伴王瑾、范弘、阮安、院浪等人身上，朱瞻基看到了内监读书的好处是大大的。“永乐中，英国公张辅以交童之美秀者还，选为奄，（范）弘及王瑾、阮安、院浪等与焉。占对娴雅，成祖爱之，教令读书，涉经史，善笔札，侍仁宗东宫。”（《明史·宦官一·范弘传》卷304）
范弘为人谨慎，忠勤守法，又有较强的处理问题的能力，他为洪熙与宣德两朝做了好多的事情，很为朱瞻基喜欢，“宣德初，为更名（范弘），累迁司礼太监。”（《明史·宦官一·范弘传》卷304）“阮安有巧思，奉成祖命营北京城池宫殿及百司府廨，目量意营，悉中规制，工部奉行而已。”（《明史·宦官一·阮安传》卷304）一个宦官因为识字有文化，最终成为了大明新都北京城的设计师，谁能说宦官读书了就不好呢？！
更有王瑾，他是朱瞻基从小就一起玩的“小兄弟”，“宣宗为皇太孙时，朝夕给事”，两人感情极深，朱瞻基登基后将玩伴的名字由原来的陈芜改为王瑾。亲征乐安汉王高煦之乱时，明宣宗还带上王瑾，回朝后让他参与帝国军事要务讨论，颇得朱瞻基之欢心，故而“赏赉累巨万，数赐银记曰‘忠肝义胆’，曰‘金貂贵客’，曰‘忠诚自励’，曰‘心迹双清。’”皇帝朱瞻基甚至还将给自己带来无比快乐的宫中美女，送了两个给“小兄弟”王瑾乐乐。（《明史·宦官一·王瑾传》卷304）
这事惹得人们不得不展开无限的遐想，有个姓李的校尉实在想不通，当今皇上喜欢儿时的玩伴，这并没有什么过错，但将宫中妹妹送给一个被阉割的人，这岂不是糟蹋人家美人吗？李校尉乘着宣德皇帝下诏求直言之际，就来了个口头上奏：“皇帝陛下，宦官是没法消受女人带来的快乐……”“谁说不能！”没等李校尉说完，宣德皇帝就怒不可遏了，这叫哪壶不开提哪壶？他当即下令，给胡说八道的李校尉割舌头！皇帝金口开了，哪有不尊之理！行刑者赶紧按住李校尉施刑。可这李校尉平时很会做人，同僚们都十分喜欢他，也同情他今天的遭遇，于是行刑者在施刑时手下留情，只是象征性地削了李校尉的舌尖，没大伤舌头。可即使这样，李校尉还是满口鲜血直流。宣德皇帝似乎也看不下去了，叫人将李校尉拖下，关到大牢里去，饿他七天七夜。
再说李校尉入狱后，同僚们都偷偷地到狱中去看望，并送上大鱼大肉给他吃。七天后，有人向宣德皇帝报告说：“那个胡说八道的李校尉已经被‘饿’了七天七夜了，但人还是好好的，陛下，您看怎么办？”宣德皇帝说：“再饿他七天七夜！”众校尉依然厚待李校尉，一晃七天七夜又过去了，李校尉好着呐，有人就此上报。宣德皇帝惊讶道：“这么长时间都没把他给饿死，这人岂不是神仙吗？！算了，就放了他吧！”由此，出狱后的李校尉被人呼为“李神仙”。 （【明】吕毖：《明朝小史·宣德纪·李神仙》卷6）
尽管上述故事不一定属实，但明宣宗送宫女给儿时起就是好朋友的王瑾，这事可得记载于正史的，因为宣德皇帝发现，读书识字后的老朋友这样中看，这样讨人欢心，其（指王瑾，笔者注）受宠眷，（金）英、（范）弘莫逮也。（《明史·宦官一·王瑾传》卷304）既然如此，那么宣德皇帝为什么就不会为宦官办学堂，进行文化知识教育？！更何况还有一个“正当的理由”，即：
第三，明宣宗特设内书堂是遵照“祖制”而行。“祖制”是什么？是谁立的“祖制”？这在明仁宗以前应该是不成为问题的。明仁宗十分喜爱自己的皇爷爷朱元璋，时不时就来一段童年与皇爷爷在一起的美好回忆。可到了宣德时代情况就变了，明宣宗的皇爷爷是朱棣，朱元璋是明宣宗朱瞻基的太爷爷，尽管人们常常会谈论起太爷爷时代的那些事，但对于朱瞻基来说，太爷爷远没有自己的皇爷爷来得那么亲近、亲热和管用，要说当今大明帝国朝廷上下几乎所有的，都是皇爷爷没脸没皮地抢夺皇权后重新建构起来的。魔鬼已经逝去，但其淫威尚在，从小就在皇爷爷调教下长大的朱瞻基深娴自己祖上的政治权术之道，打着“一遵祖制”的旗号，挂羊头卖狗肉。既然皇爷爷在宫中开创了给内监教书识字的先例，本皇帝有何不可呐！于是在即位后的一周年之际，朱瞻基就公然在内廷办起了内书堂，“专授小内使书。”（《明宣宗实录》卷19）
第四，设立内书堂，培养一批批有文化的走狗宦官，帮助自己处理事务，尤其是批红。
前面讲过，明初由于废除丞相制，统揽一切大权于皇帝，这是整体而言的。具体地说，明代开始由于皇帝过分地集权，即使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有时也会惊动皇帝大老爷的。洪熙元年十月前后，南京附近的金坛县有人告讦，说某某人有不轨，县衙派人去搜捕，被告讦者可能是被逼急了，也可能是被冤枉了，他就是不肯出来就范。朝廷闻讯后下令地方巡检司出面搜捕，被告讦者还是不肯投降，最后让地方知府派人去搜捕，被告讦者拿了兵器聚众对抗，并要挟说：谁要硬来，他们就开始杀人！最后花了很大的力气才算平息了这场突发危机。人犯被抓获后，明宣宗就让大明都察院审理此案，都察院认为：人犯对抗大明官军，按律应该以谋叛罪论处，即不论首犯还是从犯皆处斩，其妻子发配为奴婢，家产没收，因为这事发生在皇帝大赦之前，不知道要不要以皇帝大赦令的精神予以相关的赦免？
一个在今天看来是110或公安刑警处理的突发案件最终弄到了皇帝那里，皇帝要处理的事情还能少吗？（《明宣宗实录》卷10）
还有一件事就更小了，宣德元年正月己酉，行在前军都督府都督韩僖上奏说：“守卫西华门千户路旺擅自离岗回家，请求皇帝陛下让法司部门给他治罪。”（《明宣宗实录》卷13）一件在今天看来只不过是无组织无纪律或言偶尔擅离职守的事情也要请求皇帝批示，皇帝成了北京皇城护卫治安办公室主任？
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问题是年轻天子明宣宗可不一般，他精力充沛、爱好广泛，文武双全，琴棋书画，无所不能，还有宫中一大堆美人，不仅有国产货，还有从高丽引进的洋妞，想起来就让人有种飘飘欲仙欲罢不能的感觉，青春好年华，怎么能虚度？再忙也不能“闲”中宫中“自留地”啊！朱瞻基是个聪明的人，也是个精明透顶的政客，皇爷爷的政治之道、皇父朱高炽的厚积薄发之学，他都一一学到了，琴棋书画展示的是一代圣主的文化底蕴与知识修养，别人不能替代，朱瞻基时不时地要露一手，后宫妹妹“自留地”更是不能让人偷种的……只有大明帝国政务之批红可以偷偷懒，让最为亲近的司礼监掌印太监等近侍来代劳一些，反正也没人来检查天子工作。
3.培育内廷领导干部“文化太监”的摇篮——大明内书堂之奇景
由看得中眼的司礼监大腕太监范弘等到自己儿时的玩伴、绝对哥儿们王瑾，朱瞻基越发觉得给太监扫盲和接受文化教育实在是好处多多，于是他就在宣德元年七月特設內書堂，任命行在刑部陕西清吏司主事刘翀为行在翰林院修撰，专门教授小宦官们读书识字。（《明宣宗实录》卷19，笔者注，《明史》说宣德四年设立内书堂是错误的，据《明实录》所载应该是宣德元年七月）
一晃就是三年过去了，从宣德四年开始，明宣宗朱瞻基几乎每年都要增加内书堂的教书先生，用今天话来讲就是增强师资力量。宣德四年十月，他将教过自己的东宫老师、当时行在户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陈山调入内书堂，“专授小内使书。”（《明宣宗实录》卷59）宣德五年三月朱瞻基将大明官场任满考绩得了优秀的官员、行在行人司副郑雍言升为河南按察司佥，并留他在内书堂教授小内使读书。（《明宣宗实录》卷64）同年十二月，他又从新科进士中挑选出一个叫王一宁的，挂了吏部稽勋司主事的头衔，即领那份俸禄或言工资，但其真正从事的工作却是在内府教授小内使读书。（《明宣宗实录》卷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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