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宝义,刘春增,邹桂兰
出版社：台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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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毛泽东学读书试读：
壹 一生攻读，谁与比肩
为买报纸被父亲骂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怀着强烈的爱国心，时刻关注中国和世界局势的发展和变化，他主要依靠报刊了解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第一师范学生自习室的西头，有一间可以容纳几十个人的阅览室，那里有湖南、上海、北京等地出版的报刊。毛泽东天天去看，一看就是一两个钟头。他看报特别认真，常常带着地图、字典和笔记本。凡属重要材料，不论篇幅多长，他总是认真阅读，做出摘记，还把报纸上见到的中外城市、港口、山脉、江河等地理名字，一个个记到笔记本上，然后对照地图，查看清楚，再查出英文名称。
后来，毛泽东对斯诺说：“我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几年，总共只用了一百六十块钱——里面包括我许多次的报名费，在这笔钱里，想必有三分之一花在报纸上，因为订阅费是每月一元。我常常在报摊买书、买杂志。我父亲责骂我浪费。他说这是把钱挥霍在废纸上。可是，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1911～1927年我上井冈山为止，我从来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毛泽东在长沙报名参加了革命军，被编入湖南新军二十五混成协（旅）五十标第一营左队。那时，每个士兵每月可得薪饷银元七块，毛泽东除了伙食所用二三元之外，其余的全部用来订报纸，一有空闲就认真阅读，养成了从报纸上研究政治问题和观察社会问题的学习习惯。从《湘汉新闻》上，他第一次看到“社会主义”这个名词，还读了一些讨论“社会主义”的报刊文章，这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唤起了他追求真理的热望。
1911年4月，毛泽东在为“问题研究会”起草的《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提出：“问题的研究，有须实地调查者，须实地调查之；无须实地调查，及一时不能实地调查者，则从书册、杂志、新闻报纸三项着手研究。”
1921年，新民学会在长沙的会员们讨论个人学习计划时，毛泽东提出，在人类知识积累的历史发展中，最先成为科学的是自然科学，然后社会科学才成为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因此，他尽可能挤出时间，从书籍、报纸中了解一点世界自然科学学术思想的“大概”。他深有体会地说：“两年中求学方面，拟从译本及报纸了解世界学术思想的大概。唯做事则不能兼读书，去年下半年，竟完全牺牲了（这是最痛苦的牺牲）。以后想办到每天看一点钟书，一点钟报。”可见其对报纸的钟爱。
长征到陕北后，毛泽东利用统一战线的关系，通过东北军获得一些图书报刊资料。他曾向张学良借过书籍及地图。1936年3月，在同东北军王以哲商谈停战协定时，王除了掩护红军采购人员到西安买了两批物资外，还收集到一批南京、上海、北平出版的报刊杂志，连同山西、河北、绥远、察哈尔各省的军用地图，一起赠送给红军。由于彭德怀的工作，东北军高福源曾用飞机投下大批报纸刊物。
1941年3月1日，毛泽东给国统区南方局周恩来、董必武写信说：“自3月1日起，请代订下列日报各一份：中央日报、扫荡报、新蜀报、新民报、时事报、新中国日报、华光日报、国家社会报及云南各种报纸。”
抗日战争时期，虽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了，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有所放松，但是通过正常渠道购买图书报刊资料仍很困难。为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亲自开辟各种渠道，他请在国统区工作的同志，通过合法的手段订购大量图书报刊。他曾多次给在重庆的周恩来、董必武发电报，请他们为边区的中央机关和学校订购报刊资料。1942年1月23日，毛泽东、任弼时电告周恩来、董必武，请他们暂订全国各地日报两份，购买各种书籍刊物，“不论普通的、专门的，各买三份”，并指定将这些刊物寄新华书店转胡乔木或者李富春、王首道收。
毛泽东青睐报纸，几十年如一日。1948年4月27日，在邀请蓝公武（察哈尔省政府教育厅厅长，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的信中说：“三十年前，拜读先生在《晨报》及《国民公报》上的崇论宏议，现闻先生居所距此不远，甚思一晤，借聆教益。兹派车迎候，倘蒙拨冗枉驾，无任欢迎。”足见毛泽东读报印象极深，三十年后仍记忆犹新。
挑粪不忘读书
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帮父亲干农活，天天都把书带到田地边，得空便坐到一座古坟后的一棵老树下看书，看得心醉神迷。父亲毛贻昌发现儿子经常溜号，不由得着急起来。一天，他终于当场“捉”住了毛泽东。当时，毛泽东正看书看得津津有味，两只空粪桶安安稳稳地放在他身边。父亲不由得火冒三丈，两人便争吵起来。风波过后，父子俩回家吃午饭，到下午五点钟左右，毛泽东又不见了。这一次，父亲轻而易举地找到了他，两人又争吵起来：“你真的鬼迷心窍，中了这破书的魔了？我要你一门心思扑在田里，规规矩矩地干活，别再看这些闲书。”“我会规规矩矩干活的，但我也要看书。我保证先干活后看书。你要我挑的十五担肥我都完成了，要是不信，自己到田地数数去。搞清楚了你再来。现在你还是让我清静一点吧，我要看书了。”毛泽东平静地答道。
毛贻昌慢慢踱到田里，数了数，足足十五担，他目瞪口呆。半天挑十五担粪可真够辛苦了。
生活在书的海洋中
走进丰泽园毛泽东故居，你会因里面那简单的陈设而惊讶。作为一个泱泱大国的最高领导人的住所，这里既没有富丽堂皇的宫殿，也无任何名贵的古玩字画，除了一些朴实无华的生活必需品，就是到处摆放的大量书籍。书架上、桌子上、茶几上，就连睡觉的木床上也有一半码放着一二尺高的书。毛泽东完全生活在书的海洋中。
其实毛泽东的书还远远不止这些。“菊香书屋”的西房，南边过厅的五个书架，是专为毛泽东个人藏书的地方。这里藏书达几万册，是解放后逐渐建成的一个门类比较齐全，又适合毛泽东需要的个人藏书室。毛泽东的藏书，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鲁迅的全集以外，还有一些著名大部头书，如《二十四史》、《四部备要》、《万有文库》、《古今图书集成》，以及各种世界名著，等等，基本上都配齐了。▲ 毛泽东读过的传忠书局版《曾文正公家书》
这样的藏书室对毛泽东来讲，仍不能满足他那读书的欲望。他还经常让管理图书的同志到一些图书馆替他借书。北京图书馆第一号借书证就是毛泽东的。就是在外地也还要借书，杭州、武汉、长沙、上海、庐山等地都有毛泽东借书的记载。
毛泽东酷爱读书，他生活在书的海洋里，这种起居格局，搬到游泳池后依然保持着，给每一位亲眼目睹的人们，特别是到过这里的外国朋友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对此有过细致的描述。他说：“这是一间中等大小的房间，四周墙边的书架上摆满了文稿，桌上、地下也堆着书。这房间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像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国领导人的会客室。”
毛泽东读书的范围十分广泛。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马列主义著作到西方资产阶级著作，从古代的到近代的，从中国的到外国的，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军事、文学、历史、地理、自然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书籍，以及报纸、杂志、字帖，还有各种各样的杂书，像小人书、笑林广集、古今滑稽联，等等。只要是书，毛泽东没有不看的。毛泽东看书的速度也是惊人的，且记忆力过人，有时五六百页的书他用不了一天的工夫就能看完。
毛泽东认为了解一个人物，认识一个问题，不要匆忙下结论，而应广泛地阅读有关方面的书籍后再作结论。他曾对工作人员周福明讲：“一个人的知识面一定要宽一些，这样看问题就不会停留在一个方面，能够从多角度、多侧面观察问题。”
毛泽东一生不仅读书广泛，喜爱的书籍也不少，像《二十四史》就是毛泽东最喜爱的书籍之一。这套浩瀚的历史典籍从《史记》到《明史》一共八百二十八册，三千零一十九卷，毛泽东从头到尾通读过几遍。这套书平时就摆放在主席饭厅的书架上，毛泽东外出视察工作，有时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把它们全部带上，有时只带其中的一部分。大概是1973年，毛泽东相对地集中了一段时间，把《二十四史》从头至尾通读了一遍，足见毛泽东对它的偏爱。
还有一些书毛泽东是形影不离的，这就是在他的床上摆着的三排书里紧挨毛泽东睡觉这边的一排。其他两排书过段时间毛泽东就让秘书换一换，唯独这排书他是不让替换的。外出去任何一个地方，无论路程远近，不管时间长短，不用开书单，周福明必须专门用个小箱子单独把它们全部随身带上，每到一个地方首先把它们摊开，像在家一样摆在毛泽东睡觉的床铺上。就连外出坐火车的这段时间，周福明也要把这些书按次序在卧铺上摆好。
这排书从毛泽东睡觉的枕头旁到脚底的顺序大致是这样的：枕头旁是摞地图，毛泽东阅读古今中外的书籍时涉及地名的，他都要搞清楚地名的方位。《中国地图集》、《世界地图集》、《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分省新地图》就是供他随时查找的；接下来是诗词方面的，像《诗韵》、《诗韵释要》、《词综》、《杨万里七绝钞》、《唐诗别裁》、《宋诗别裁》、《元诗别裁》、《明诗别裁》、《清诗别裁》、《清诗评注读本》等；然后是鲁迅的书籍，像《朝花夕拾》、《两地书》、《野草》、《书信》、《故事新编》、《且介亭杂文末编》；最后就是马、恩、列、斯的书和他自己的书，有《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国家与革命》、《怎么办》、《论反对派》、《毛泽东选集》、《毛主席的四篇哲学著作》、《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毛主席诗词三十九首》，等等。
在这里特别要介绍一下的是，紧挨地图集的里面有一个用松紧带勒着的卷宗，里面存放着毛泽东自己的全部诗词手稿。毛泽东一首诗词写完后，他总是要逐字逐句地反复推敲、斟酌，诗词手稿放在床边，就是使他感觉方便，随时随手都能够拿到。
卧室床上的书全部算起来大概有几百册，三排一摞一摞地摆放着，有的足有一二尺高。看书的时候毛泽东又把它们有的摊开，有的堆放，表面看起来似乎显得非常凌乱，其实在毛泽东的头脑里书是怎么码放的，从哪拿这本，从哪拿那本，全都清清楚楚，井然有序。卫士在换床单时要特别仔细，这些书籍一定要按着毛泽东码放的样子，一本不差地恢复原样。否则毛泽东就认为打乱了他看书的程序，引起他的不快。
周福明刚参加卫士值班时就遇到过这么一次。他看见毛泽东的床单该换了，便换了条干净的，但疏忽了把书恢复到原来的位置。毛泽东一上床就感觉到不对劲，对周福明发了火：“谁让你动我的书，打乱我的秩序。多此一举！”周福明有了这次教训，以后就十分留意卧室床上码放的书籍，为了跟上毛泽东读书的需要，对紧挨毛泽东身旁的这一排书，他更是牢牢地印在脑子里。毛泽东每到一个地方，周福明都能迅速而准确地把书按原样码放在他睡觉的床上。毛泽东不仅有与他形影不离的书，还有与他形影不离的字帖。毛泽东是中国当代一流书法家，他爱好书法，尤其擅长草书。他喜欢读字帖，特别是草书字帖，这是他的重要娱乐活动，也是最好的休息。在草书中，毛泽东最喜欢怀素的草书，怀素体的《千字文》他老人家爱不释手，天天都要翻一翻。这本怀素体的《千字文》还是田家英为他收集来的，起先它是折子式的，并且破旧不成样子。田家英用精工裱起来，变成现在书的样式。
周福明看着手捧怀素体《千字文》的毛泽东问：“主席，您为什么这么喜欢这本书？”
毛泽东显出一种神秘的样子：“你不知道哇，这是个和尚写的，这个和尚和我还是老乡呢，他写了一手的好字。”
古人常用“学富五车”来形容一个人的博学，毛泽东所读的书应用多少车来衡量，又怎样来衡量他的博学呢？
毛泽东多次到杭州出差。工作之余，也常从当地借书读，有地方志、当地古人的诗文集。如宋朝林和靖、明朝林谦等的传记、诗文集等，毛泽东都借阅过。诗人林和靖一生不做官，不婚娶，隐居西湖孤山，他爱梅和鹤，被称作“梅妻鹤子”。毛泽东喜爱梅花，也是一位诗人，他曾用自己龙飞凤舞的草书，书写过林和靖《山园小梅》中的诗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是毛泽东对千古诗人感情上的沟通和艺术上的欣赏！
毛泽东有两个长方形的大木头箱子，约2尺高，3尺长，1尺多宽，木质粗糙，外面刷了一层清漆，十分笨重，这是他外出时装书用的。每次离京外出，毛泽东都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一定要开列一份长长的要携带的书目，装箱带走。他在飞机上、火车上、轮船上总是手不释卷。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绝大部分的业余时间是用在读书上。当人们在业余时间闲谈、游逛、娱乐的时候，当人们在节假日休息，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当人们在工作一天之后酣然入睡的时候，毛泽东却在繁重工作的间隙，争分夺秒，孜孜不倦地读书学习。即使因公外出、生病休养、出国访问等特殊情况，也无例外。毛泽东外出休养时，在海边湖畔就着水声涛声读书；在山上林间，伴着鸟鸣风啸读书；登上火车、飞机就拿起书本；就连紧张的会议和接见外宾的间隙，他也要翻几页书，看几行字。
毛泽东读起书来那种不顾吃饭睡觉、不顾健康休息的“拼命三郎”作风，使他身边的警卫人员、医务人员、服务人员都为不能保证他有足够的睡眠休息时间、担心他的健康而十分苦恼。毛泽东读书入了迷，每次吃饭，都要催了又催，饭菜热了凉，凉了再热的事是常有的。有时他还一面端着饭碗，一面看报、看小人书。毛泽东睡觉也是这样，再三动员他上床休息，关灯之后，工作人员刚出门不久，他又拉开了灯，捧起了书本，和工作人员们打起了“游击战”。有一次夏天，他在工作人员劝说下，来到院中老槐树下，坐在藤椅上乘凉休息，手中捧着一本书看出了神，当医生过来问候他的健康时，他答非所问地说：“郭沫若是很能写书的！”弄得医生摸不着头脑。
为保证他的健康，医生建议他注意休息，并劝他看电影、下棋、打扑克，等等，毛泽东一概没兴趣。医生搬出他在《矛盾论》中提出的“一张一弛”这一辩证法的大道理来说服。毛泽东笑了，说医生“那点辩证法不全面”。毛泽东自有毛泽东的道理，他认为“脑力换体力是休息”，“这种脑力换那种脑力也是休息。看文件累了看报纸，看正书累了看闲书。看大人书累了看小人书，看政治书累了看文艺书”，这都是休息。
毛泽东有一副单腿眼镜。他原来的视力极好，晚年却患有老年性白内障，视力变差，读书吃力。虽然他爱读的一些书不断印出大字本，但也解决不了他这一严重问题。医生不得不禁止他读书。这对读书成癖的毛泽东无疑是最痛苦的“惩罚”。很多人都了解，他的生活信条是：“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一日不读”呀。他倔犟地不接受这种医嘱，医生们只得为他设计了一副独特的眼镜，当他左侧卧看书时，戴有右腿的眼镜；右侧卧看书时，戴有左腿的眼镜。
当他视力极度下降时，就只能请人来读书给他听了。这个任务落到当时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身上。从1975年5月29日开始，到同年9月的四个月中，芦荻为毛泽东读《二十四史》、《昭明文选》、诗词曲赋、散文、鲁迅文章及其他一些古典文学作品。毛泽东借助别人的眼睛和声音，沉浸在读书的快乐之中，他随着所读内容的进程，有时发出爽朗的笑声，连声赞好；有时侃侃而谈，畅述对作者、作品的评价和感想；有时纠正读者的发音和提出对读者的要求。
毛泽东的晚年，尽管体弱多病，视力极差，但他仍千方百计，争分夺秒，攻读不辍，他一遍又一遍地读史、读诗、读笔记小说、读鲁迅著作、读科学杂志，等等。为毛泽东治病的医学专家姜泗长说：“我看到毛主席在病中依旧日日夜夜地工作和学习，常常持续十几个小时，有时竟达二十几个小时，就连吃饭或量血压时也要抓紧时间做些事。我每次给毛主席治疗，他老人家靠在沙发或躺在床上，总是手不释卷，他那全神贯注的神态，仿佛不是同病魔周旋，而是沉思着怎样指挥一场重大的斗争……”“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毛泽东逝世后，当年书房里映照他读书的灯光熄灭了，那张他常年伏案攻读的书桌空闲了，那些他经常用来圈点批注的笔墨干涸了。可是毛泽东勤奋读书的高大形象，却永驻在人民心中。正像杨振宁说的，他不仅是一位政治家，也是一位杰出的学者。
外婆家的“小小陪读郎”
在唐家圫外婆家，毛泽东的八舅文正莹，颇有文才，他在家里办了一个蒙馆。这是一种旧式的学堂，是专门给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场所。一般只有一位老师，招收一二十名七八岁至十岁左右的孩子。
那时，蒙馆里教的，不用说四书、五经，就是最初的启蒙书，如《三字经》等也都是古文，言简意深，七八岁的儿童是懂不了的。所以，老师上课只教学生识字、读书、背书，布置的作业是“描红”写字。
当时，毛泽东只有几岁，还不到上学的年纪。每天，当表哥们去上学后，他就常常独自一人跑到门前的小溪里玩水，到屋后的田里去捉蚱蜢。外婆怕心爱的小外孙出什么意外，便让文正莹的三子，比毛泽东大三岁的文南松，把毛泽东带到文正莹的学堂里去玩耍。可是，谁也没料到，这个稚童竟能安然地坐下来听八舅讲课，跟着学生们一起念书。久而久之，耳濡目染，他居然也能把《三字经》、《百家姓》等课文背下来。看到毛泽东读书这样有天赋，文正莹心里特别高兴，充满爱意地称外甥为“小小陪读郎”。
文正莹自幼饱读诗书，精通史籍，深知历代的“神童”都是从小就开始接受教育的，更懂得早期的智力培养对整个人生的重大影响。因此，他有意对聪慧的外甥进行精心培养。就这样，毛泽东这个小小陪读郎，在唐家圫私塾度过了正式延师入学前的那段时光，接受了最初的启蒙教育——拿现在的话说，也就是学前教育。
这期间，文正莹除了在课堂教毛泽东读书识字外，还抽空给外甥教读一些适合幼儿趣味的古诗，像曹植的《七步诗》，骆宾王的《咏鹅》，李白的《静夜思》和李绅的《悯农》等脍炙人口的诗歌名篇，都是他最初教会毛泽东背诵的。后来，文正莹见毛泽东接受能力特别强，就把他在学堂里给学生们讲授的文章也教给小外甥。
数十年后，当年每天带毛泽东上学的文南松，对从师家父门下的这段启迪童蒙生活仍记忆犹新。老先生曾对后辈回忆说，那时父亲对毛泽东的期望值很高，望子成龙之心也太切，有时甚至忘了表弟还是个小孩，常常教一些超出幼儿年龄范围的东西。如教毛泽东和他读难度较高的童蒙诗书《千字文》和《六言杂字》，还讲授过被鲁迅先生称为“夸着读书人光荣”的《神童诗》。据文南松讲，他的父亲很欣赏这部诗作，诗的作者汪洙为宋代神童，九岁善诗，官至观文殿大学士。在这首诗中，汪洙全部用的是五言绝句，篇幅短小而诗味浓郁，音韵和谐而对仗工整，宣扬的是“学而优则仕”的封建正统思想，故而被父亲列为私塾学童习作诗词的教材之一，不仅在课堂里要求学生认真加以研习，还在闲暇时间把它教给“陪读郎”毛泽东。
文南松记得，当时他和表弟毛泽东都还小，不懂诗中的含义，只朦朦胧胧地记得父亲文正莹说过，这是宣讲读书好处的书，就跟着他囫囵吞枣地背诵，由于该诗朗朗上口，易于记忆，竟学会了不少。这首诗中的不少句子，如“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和“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到老都铭记于心，很难忘掉。
文正莹虽然是一个没有求得任何功名的“布衣”，但却有着远大的抱负。他常自叹命运不济，此生壮志未酬，故而把满腔的热望寄托在下一代的身上，常教导子侄外甥们从小要树雄心，立大志，学得真才实学，将来建功立业。
文正莹对天资聪颖的小外甥所抱的希望尤大，在教毛泽东读书学字的同时，还经常给他讲述古今中外英雄的故事，像“韩信智胜楚霸王”、“梁红玉击鼓退金兵”、“岳飞大破金兀术”、“林则徐虎门烧鸦片”等名篇，不知讲了多少遍。因此，韩信、梁红玉、岳飞、林则徐等英雄豪杰的高大形象，深深地铭刻在毛泽东幼小的心田里。
文正莹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他对当时满清政府腐败无能、投降卖国的行径十分不满，常在课堂向学生讲述国家遭受外侮的事，以激发学生的爱国报国之志。文正莹还教导小外甥毛泽东要好好读书，将来如能考得功名，一定要做个好官，像历代民族英雄那样扬我国威，振兴家邦。
文正莹是一位为人正直，注重节操的乡中儒士，他虽知识不薄，资财不菲，但平素最看不惯那些仗势欺压穷苦百姓的人。有一年，当地一个为富不仁的财东要送自己的儿子到文正莹手下读书，被他以面试不合格为由拒绝。当时，年幼的毛泽东对八舅的这一举动大惑不解：为什么唐家圫好多佃户的伢子都可以免费到八舅的学馆里读书，而却把这个家大业大的富家子弟拒之门外呢？
文正莹事后告诉外甥，这个人先前也通些文墨，后来利用知识挣了不少钱，回过头来又去专门欺侮四乡八村里那些没文化、没钱财的种田人，赚他们的昧心钱。他由此告诫毛泽东：文化知识是帮助人干正事，走正道，成大器的，如若不然，有文化的人变坏则比没文化的坏人更坏。
为了教育毛泽东等子侄们学着“干正事，走正道，成大器”，他曾手抄《家范箴言》一卷，以课学生。《家范箴言》主要内容为文氏家戒和家训，“家戒”有六条，即“一戒游荡，二戒赌博，三戒争论，四戒攘窃，五戒符法，六戒酗酒”。“家训”共有十则，内容颇为细密，其形式和作用与今天的乡规民约有些相似，故照录如下：一、培植心田。一生吃着不尽，只是半点心田。摸摸此处实无愆，到处有人称羡。不看欺瞒等辈，将来堕海沉渊，吃斋念佛也徒然，心好便膺帝眷。二、品行端正。从来人有三品，持身端正为良，弄文法有何长，但见天良尽丧。居心无少邪曲，行事没些乖张。光明俊伟子孙昌，莫作蛇神伎俩。三、孝养父母。终身报答不尽，惟尔父母之恩。亲意欣欣子色温，便见一家孝顺。鸟雏尚知报本，人子应念逮存。四、友爱兄弟。兄弟分形连气，天生羽翼是他。只因娶妇便参差，弄出许多古怪。酒饭交结异姓，无端骨肉喧哗。莫为些小竟分家，百忍千秋佳话。五、和睦乡邻。风俗何以近古？总在和族睦邻。三家五户要相亲，缓急大家帮衬。是非与他拆散，结好不啻朱陈。莫恃豪富莫欺贫，有事常相问讯。六、教训子孙。子孙何为贤知，父兄教训有方。朴归陇亩秀归痒，不许闲游放荡。雕琢方成美器，姑息未为慈祥。教子须如窦十郎，舐犊养成无状。七、矜怜孤寡。天下穷民有四，孤寡最宜周全。儿雏母苦最堪怜，况复加之贫贱。寒则予以旧絮，饥则授之余膳。积些阴德福无边，劝你行些方便。八、婚姻随宜。儿女前生之债，也宜随分还他。一时逞兴骛繁华，曾见繁华品谢。韩侯方歌百两，齐姜始咏六珈。大家从俭莫从奢，彼此永称姻娅。九、奋志芸窗。坐我明窗讲习，几曾挥汗荷锄。驱蚊呵练志无休，诵读不分夜昼。任他三伏数九，我只索典披图。桂花不上懒人头，刻苦便居人右。十、勤劳本业。天下有本有末，还须务本为高。百般做作尽糠糟，纵有便宜休讨。有田且勤尔业，一艺亦足自豪。栉风沐雨莫乱劳，安用许多技巧。
据文正莹之子文运昌回忆，父亲结合课堂教学，始是教弟弟文南松和毛泽东等学童诵读《家范箴言》，继而要求他们熟记，并引以为为人处世的行动准则。文老先生认为：可以毫不过分地说，在一定意义上，《家范箴言》规范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文氏后嗣们的思想、伦理、道德、行为及人生追求。特别是悟性极高的毛泽东，自打幼年时期熟读了八舅文正莹编撰的《家范箴言》起，一个人应当“干正事，走正道，成大器”，“做一个像八舅一样的好人”等朦胧的思想意识，便已经开始在他的大脑中萌生。
自然，最令毛泽东难忘的，还是在八舅身边度过的那段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童年时光。从两岁多寄养唐家圫起，“根基不稳”的毛泽东，便得到了外婆外公和舅父舅母的格外看待。特别是文正莹，更是对妹妹文七妹的这个“命根子”视若掌上明珠，疼爱有加。在每天的学习之余，他都要让儿女们带着毛泽东到秀美的山冲里去尽情玩耍。闲暇的时候，他还常常带着毛泽东登上唐家圫对面的龙头山，春采蘑菇，夏摘甜苞，秋打毛栗，然后舅甥二人坐在山顶的大青石上，一边品味着野果，一边远眺着山南麓的韶山冲。有时，在皓月当空的夜晚，舅甥二人在家门前的打谷场上铺一领竹凉席，惬意地躺在上面，一边数天上的星星，一边听文正莹讲述奇妙的天文地理和牛郎织女七夕相会的动人故事……
农家田园生活的浪漫气息和四世同堂大家庭的无穷乐趣，深深地吸引了毛泽东，以致每每父母从韶山来到唐家圫探望外公外婆，他总是避而不见，生怕把自己带回去。
恰在此时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来到唐家圫，文正莹对毛贻昌说道：“石三虽然年幼，尚未入馆就读，但每日到我的学堂里玩耍，也学得了不少的诗文。不过，老是这样也非长久之事，他已到延师的年龄，你这次就把石三带回去吧！”
眼看就要离开生活了五六年的外婆家，就要离开对自己视若亲生的八舅文正莹，毛泽东不由难过得哭了起来。
文正莹也舍不得这个聪明可爱的外甥走。几年来，他经常与毛泽东食同桌、寝同床，手把手地教毛泽东读书写字，可谓倾注了比自家孩子还要多的父辈之爱、蒙师之情。眼下外甥这一走，便再也不能天天见面了。但他明白，要使外甥成大器，自应让他早些上学堂读书。于是，文正莹一边替毛泽东揩干眼泪，一边含着眼泪劝他跟父亲一道回去。
下午，毛泽东就要上路了。临行前，父亲带着他向外公外婆、七舅八舅和舅妈及表兄弟们辞行。八舅文正莹牵着毛泽东的手嘱咐道：回去后要用心读书，要多识字。他还把自己那本心爱的《康熙字典》送给了外甥，告诉外甥只有多认字，才能读好多的书，懂好多的道理。
就这样，毛泽东告别了唐家圫，离开了八舅文正莹，回到了韶山，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幼学童蒙生活。但是，舅父文正莹的这份珍贵的童年馈赠，毛泽东一辈子都未曾忘却。1951年，他在北京同文正莹之子、表兄文运昌见面时，还饶有兴味地谈起童年时在唐家圫当“小小陪读郎”的趣事，称道八舅文正莹“他才是我真正的启蒙老师哩”！
天资聪颖的私塾生
1902年春，毛泽东刚满8岁，开始在韶山南岸读私塾。启蒙老师是邹春培。▲ 南岸私塾旧址
毛泽东也是从读《三字经》开始，继而点读《论语》、《孟子》和《诗经》等。据毛泽东的弟媳王淑兰（毛泽民元配）回忆：邹春培对我母亲说：三伢子有些特别，他读书从不读出声来，我给他点书，他就说：春培阿公，你老人家不要点，省得费累。邹先生就说，你特来读书，不点书何理要得？他就讲，你不要点，我都背得。原来先生没有点的书，他也能认得、懂得，因为他开始学会翻《康熙字典》。还有填红蒙字，他就不填，要自己放手写。他写的比一般学生照着填的还要好些。大家就给他起了个浑名，叫“省先生”。他在家里，除了劳动，就是看书。热天，晚上蚊子多，他就在床头放一条凳，凳上放一盏灯，头伸到帐子外面看书；冷天，就干脆不放帐子，困在床上看。▲ 毛泽东小时候的座位
毛泽东小时候很调皮，但很诚实。他的族兄毛宇居回忆说，毛泽东在南岸读书时，一次，他和一些小朋友同到一个农民菜园里去摘黄瓜吃，主人发现了，别的小孩一个个跑了，他却不走，忙给主人赔不是。主人倒很赞赏他，说他是个“好诚实的孩子”。还有一次，邹春培的母亲晒盐姜，小朋友好玩，喜欢拿点吃。她就把盐姜放到屋上晒，然后把梯子搬走，并生气地说，看你们哪个还能吃到。毛泽东轻声地笑着说，我们不吃多的啰。他叫同学们拿来一根竹竿和一根长线，自己捉来一只螳螂，把它系到线上，又把线扎在竹竿上，手举着竹竿一抛，螳螂被抛到姜盘里，再轻轻地一拉，螳螂锯齿般的脚即将片片盐姜带了下来。春培的母亲怀疑从哪里来的“天兵天将”，吃了她的盐姜。
毛泽东从小酷爱游泳。有一次，邹先生因事外出，嘱咐学生温书。当书读熟后，毛泽东和几个同学到校前的池塘戏水。先生回校后，见此情景，非常生气，要学生对对子，对不出就用楠竹板打手心。对子出的是“濯足”，毛泽东不假思索，对以“修身”。先生不禁连连点头。
1904年秋，毛泽东转学到韶山关公桥私塾。塾师是毛咏生。
1905年春至1906年夏，他在韶山桥头湾、钟家湾私塾读书。塾师是周少希。
据当年同学贺福祥回忆，毛泽东读书很认真，不仅能背，还能默写出来。学习时从不到别人桌上去看，不东逛西走。放了学，在回家的路上，有的同学喜欢抢头，他却一步一步地慢慢地走，显得文质彬彬，10多岁就有大人风度。这时，他开始致力于书法，初习欧阳询字，后习钱南园体，这为他后来兼采各家笔法，尤得力于怀素狂草，打下了基础。
1906年秋，毛泽东转学韶山井湾里私塾，塾师是毛宇居。因离家较远，就读寄宿。据同学刘授洪、郭梓材回忆，毛泽东读书时，“记忆力特强，过目不忘”。“老师出‘破题文章’要大家作，他作得快，总是交头卷，还常常帮别人作”。他对人很有礼貌，但对无聊捣蛋的人，则力主制伏。他常对人说：“逢恶就莫怕，逢善就莫欺。”
毛宇居回忆：毛泽东在这里读的是《公羊春秋》、《左传》等经史书籍。他最喜欢看的是《精忠传》、《水浒传》、《隋唐嘉话》、《三国志》和《西游记》等中国古典小说。“当时私塾的规矩，认为小说是杂书，不准学生看，因此，他总是偷着看，见我来了，就把正书放在上面。后来我发觉了，就故意多点书，叫他背，但他都背得出来。”毛泽东自己回忆说：“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喜欢看的是中国的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许多故事，我们几乎背得出，而且反复讨论了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常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
毛泽东是尊师的。对他的私塾老师邹春培等都很怀念。1959年他回到韶山时，曾用自己的稿费备餐，邀请毛宇居等老人在一起吃饭。席间，他举杯一一敬酒。当敬到毛宇居时，毛宇居立即起立，说：“主席敬酒，岂敢岂敢。”毛泽东即席对答：“敬老尊贤，应该应该。”
1906年秋至1909年夏，毛泽东停学在家。除白天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晚上帮父亲记账外，还坚持自学，经常在小油灯下读书至深夜。据王淑兰回忆，凡是在韶山冲能够借到的书，他都借来读了，连和尚的经书也读。他不仅刻苦攻读，博览群书，而且善于思考。
他在读中国旧小说时，发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为什么这些书里的主人公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而没有种田的农民？为什么种田的农民当不了书中的主人公？他带着这个问题，询问了很多人，有同学、有老师，有少者、也有长辈，大家都回答不出来，觉得这是一个从来没有人提出过的怪问题。▲ 毛泽东致塾师李漱清信手迹
对于这个问题，他纳闷了两年，后来他分析小说的内容，发现颂扬的全部是文官、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让农民替他们耕种。种田的农民终年劳累，吃不饱，穿不暖，哪有条件和机会读书识字？就是识了几个字的农民，又哪能写书立说？所以写书的一定不是农民。他自己解答了这个问题，并从中得到启示和力量，立志发奋读书。他常对小朋友们说，我们长大了也要写书，写农民的书。
1909年秋至1910年夏，在停学两三年后，他说服了父亲，复学于韶山乌龟井、东茅塘私塾。塾师是毛岱钟和毛麓钟。前者毕业于法政学堂，以讼笔著称于韶山远近；后者是韶山唯一的秀才，又曾在云南蔡锷部下供过职，见多识广。这期间，毛泽东在其门下读了《汉书》、《通鉴纲目》等古籍，也读了许多时论和新书。
对这六年的读书生活，毛泽东后来概括为“六年孔夫子”。1964年8月18日，他在北戴河《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说：“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
六年私塾为毛泽东打下了较为深厚的古文功底。周恩来在《学习毛泽东》一文中说：“读古书看你会读不会读。毛主席开始很喜欢读古书，现在毛主席做文章、讲话，常常运用历史经验教训，运用得最熟练。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
就读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
毛泽东的表兄文运昌，名士荇，字运昌，亦作润昌、咏昌，排行十六，是毛泽东的八舅文玉钦（名正莹）之次子，毛泽东称他为“十六哥”。
文运昌早年毕业于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和湘乡县立师范学校，任过小学老师和中学庶务。他比毛泽东长九岁，生平赋性刚直，自幼与毛泽东交往亲密，情同手足。1910年，毛泽东辍学在家务农，他的父亲毛贻昌决定送他到湘潭一家与父亲有往来的米店去当学徒。起初，毛泽东并不反对，觉得这也许是有意思的。可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说湘乡外婆家那边有一个“非常新式的学堂”，便不顾父亲的反对，要求到那里去读书。
此时，毛泽东的表兄文运昌正在那所学堂上学。文运昌向他介绍了这个学堂的情况及其“新法教育”的改革，说那里不那么注重经学，西方“新学”教得比较多，教学方法也是比较“激进”的，并极力赞成毛泽东到该校读书。这更坚定了毛泽东去那里读书的决心。他与母亲商定，邀了舅父文玉瑞、文玉钦，还有表兄王季范、塾师毛麓钟等人，劝父亲毛贻昌送他去读书，最后终于得到父亲的同意。于是，毛泽东便随文运昌到了那所学堂。文运昌替他办好了入校注册手续，并做了他的入学担保人。表嫂刘氏还将毛泽东从韶山带去的青色蚊帐换成白色蚊帐。▲ 毛泽东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过的《新民丛报》目录（局部）
这所学堂，便是毛泽东离开闭塞的韶山冲以后，走进的第一个新式学堂——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当时，它是远近闻名的一所学校。1905年前称“东山精舍”、“东山书院”，是地主豪绅培养自己子弟的地方，学费和膳费都有相当可观的津贴。可是毛泽东既不是湘乡人，又没有特殊的“背景”，因此，有人不同意录取他。然而他在入学试题中，作了一首《言志》诗：“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抒发了自己求学以救国救民的宏大志向。校长李元圃阅后，大感惊异，兴奋地说：“今天我们学堂里取了一名建国材！”后来，毛泽东回忆这段极有意义的生活时说：“我随表兄到那所学堂报了名，我说我是湘乡人，以为这所学堂只招湘乡人。后来我发现这所学堂招收各地学生，我就改用湘潭的真籍贯了。我缴纳了一千四百个铜元，作为五个月的膳宿费和学杂费。……这是我第一次到离家五十里以外的地方去。那时我十六岁。”
在东山小学堂，毛泽东学到了很多中外文学、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知识，能写一手好古文。他写的《救国图存论》、《宋襄公论》等作文，国文老师阅后批道：“视似君身有仙骨，寰观气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
当时，流传到该校的新书报很少，毛泽东经常向表兄文运昌借书。文运昌说：“相公借书，老虎借猪，所以还是要先打条子后拿书啊！”因而毛泽东借书有借条，还书有便条。毛泽东常常把卷了角的书放在凳子上，或用手小心地压平，或用屁股坐平，然后“完璧归赵”。
文运昌也多方为他寻找书报，向毛泽东推荐，以满足他的求知欲。在文运昌推荐的书中，令毛泽东爱不释手的有两种，一是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二是梁启超的《新民丛报》。毛泽东说：“我在这个学堂里有了不少进步。……但是我无心读古文。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本书，讲的是康有为的变法运动。一本是《新民丛报》，是梁启超编的。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也非常感谢我的表兄……”▲ 毛泽东“还书便笺”手迹
1915年寒假，毛泽东回家过春节，来到外祖母家，向八舅父、舅母拜年，顺便向文运昌归还了《盛世危言》和《新民丛报》。并留下了一张还书便条：咏昌先生：书十一本，内《盛世危言》失布匣，《新民丛报》损去首叶（页）。抱歉之至，尚希原谅！泽东敬白正月十一日（即1915年2月24日）又“国文教科”两本，信一封。
毛泽东在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了半年书，这年期考，成绩优异。校长李元圃和国文老师贺岚纲应聘到长沙湘乡驻省中学堂任教，推荐毛泽东去那里读书。此事受到父亲的阻挠，毛泽东又请八舅父、表兄文运昌及老师们，劝说父亲让他去长沙读书。父亲最终同意了他的要求。临行前，毛泽东抄了一首诗，包上一张相片，夹在一本书内，交给表兄文运昌，请他转交给父亲。诗云：“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这首诗抄自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青年政治家西乡隆盛，又略作改动，以示少年毛泽东求学的愿望和志在四方的决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运昌把这首珍藏了四十余年的诗，连同一本毛泽东亲笔签名的书和一张照片，一起上交了人民政府，成为研究毛泽东早期生平的宝贵资料。
文运昌既是毛泽东的表兄，又是他启蒙时代的先生，他们之间有着深厚的感情，一生中有过多次接触和书信往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运昌被选为湘乡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后又担任了湖南省文史馆馆员。他经常通过书信向毛泽东反映乡间情况，并先后多次进京与毛泽东会晤。毛泽东对这一位表兄十分尊重和关心，开国大典之后，他就向从家乡进京来的堂兄弟毛泽连详细询问外婆家人，尤其是表兄文运昌的情况，并请毛泽连捎去信件和礼物，转达对外婆家人的问候。1950年4月19日，他又给文运昌写信：运昌仁兄如晤：接到你的许多信，感谢你的好意，因忙迟复为歉。吾兄健存，儿孙众多，可为庆贺。地方工作缺点甚多，应予纠正。如有所见，尚望随时见告。泽民、泽覃均已殉难，知注并闻。顺颂安吉毛泽东
信发出后，毛泽东仍不放心，担心文运昌收不到，1950年5月7日他在致表兄文涧泉的信中询问道：“运昌兄连来数信，已复一信寄白蚌口，不知他接到否？”1950年5月12日在致表兄文南松的信中又一次询问道：“运昌兄给我多次信，我回了一信，寄南县白蚌口，不知他收到没有？”事后，直到文运昌给他复信，才算放下心来。
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为社会出一些力，是把我十分敬爱的外婆家及我家乡一切穷苦人包括在内的。我十分眷念我外婆家诸兄弟子侄，及一切穷苦同乡……”
作为一位伟人，毛泽东的思想和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受他生长的社会环境所影响。他从小就常在外婆家生活，在那里，他有过欢乐的童年，外婆家的成员对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也有着较大的影响。后来，他能走出韶山冲，走出湖南，走向全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与外婆家有着直接的关系，特别是文运昌表兄，对他更有深远的影响。
府学秀才教“国学”
▲ 毛氏族谱东茅塘私塾是一座中西合璧式的私塾，塾师毛麓钟派名毛贻训，学名绍芳，字麓钟，号云阁，生于清同治五年（1866年）农历十月二十四日。祖居韶山冲茅塘屋场。祖父毛兰芳与毛泽东的曾祖父毛祖人系嫡堂兄弟，是以诗书而振家声的著名士绅，在清朝曾任过几县的县丞，既有文才，又善于辞令诉讼，乡间遇有重大纠纷无不请其到场得以调解。父亲毛鼎臣有五个儿子，毛福深居长，毛麓钟排行老二，还有寿生、喜生、全生。毛麓钟就是生长在这个三世同堂的大家庭里。他从小在祖父的严格教育和影响下，生活节俭朴素，学习勤奋刻苦，终于在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应考经柯学使甄拔补入郡庠”。科举时代称府学为“郡庠”，也就是说毛麓钟是长沙府学秀才，据毛宇居撰《毛麓钟公传》载：“毛麓钟对于各经史无不揣摩纯熟，诗赋尤极典丽，每试辄冠其首。”据传，他的诗赋，有人抄去背熟，然后去赶考，往往深受考官赞赏，考生多被录取。青年时代的毛麓钟，为了干一番大事业，视国家为家园，四处漂流，“初应江南提督沈茂胜之聘，以其文才襄办军务；继走武陵，为参军何梅岭之书记。”甲午战争后，因不满清朝政府丧权辱国，腐败无能，愤然辞职回乡，不问政事，闭门隐居，并自诩“韶山小隐人”。
毛麓钟与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是五服内堂兄弟，并且家庭关系十分密切。毛泽东的父母，对毛麓钟这位有府学秀才功名的族兄，素来十分敬重。毛泽东初发蒙时，偶有调皮捣蛋，学习不肯用功，他们就常拿这位堂伯做榜样，来教训儿子，指望他能像堂伯那样专心攻读，将来学有所成。由于受父母的影响，毛泽东自幼便格外敬畏毛麓钟。每逢年关，在官衙做幕僚、谋士的毛麓钟回乡，父亲总是带着他去拜见这位堂伯，小泽东总是躲在爹爹的身后，用好奇的眼光打量这个穿将校军服，颇有威严的长辈。在他那幼小的心灵里，最初的目标就是学堂伯的样子，长大以后做一个文武兼备而又受人敬重的人。
毛麓钟辞去军职，回到桑梓之地兴办学堂后，主张废科举，兴学堂，开办新学，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用坚船利炮来富国强兵，表现出一股强烈的爱国思想。毛麓钟办学本不为衣食之虞，而是图培养人才，报效国家，因此所取的学生大多是品学兼优的人才。
毛麓钟的家坐落在韶峰脚下。这里树木葱茂，楠竹青翠，在一片绿荫的掩映下，有一栋不小的瓦房，环境清幽。
毛麓钟是个非常认真的人，他恪守塾师授徒的原则，认为“少则工夫有余，精神足用，自然训诲周详，课程无缺；多则师之精力既疲，而工夫亦有所不及，一切皆苟且简率矣。故生徒以少为贵也”。所以他只收了十来个学生，以精为旨。
正月一过，学生们陆续来到经馆，毛麓钟给他们上了别开生面的第一课：“人为何而活着？”
毛麓钟直接切入主题，像是自问又像是问学生：“我常常思忖：人，为什么活着呢？”先生提出的问题，学生们意想未到一时都没明白过来。
毛麓钟解释说：“我的意思是说，一个人活在世上，到底要做些什么？”“人，为什么活着？”这是一个人生观上的大题目！同学们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才好，只好面面相觑。毛麓钟没等学生们回答，接着讲：“我总在想，一个人来到世界上走一遭决不能做行尸走肉，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就是为了‘吃穿’二字？就是为了成家立业？为了妻儿老小？”他顿了顿继续说：“是呀，‘人在世上走，为了身和口’，许多人都这么说，而且也是这样做的。可是，吾辈莘莘学子也能像如此生活着吗？我已年近五旬，多年戎马征战，四处漂泊，一不求高官厚禄，二不为荣华富贵，生平最大的嗜好是置书、读书。这些年来，我每天襄办军务，总要读书至更深人静。这些书本，引起了我许多的感慨！你们看，史书上、小说里，那些忠臣义士、英雄豪杰，都是十分了不起的风流人物！他们或公正廉明，解民倒悬；或血洒疆场，为国立功；或立一家之言，成百世圣哲。因此，他们名垂青史，辉同日月，为后世的人们所钦佩、所纪念，并且一代又一代地流传着他们的英雄事迹，生命力极强，成为永垂不朽的人物。你们都是家乡孔门弟子中的佼佼者，是韶山的骄子，当你们在书本中和历代英雄豪杰、圣人先哲会晤时，你们的对话将是什么呢？”
毛麓钟激动了，他向在座的学生们扫了一眼，讲堂里鸦雀无声，学生们正聚精会神地听着。只见他面色绯红，胸脯起伏，拿起粉笔“刷刷”地在黑板上写下：“旷观宇宙，竖画天地，前因后果，无一可恃；而可恃者唯在我横画山川。古往今来，一无可恋；而可恋者，唯在目前。目前之事为何？即美雨欧风向我神州冲激，唯有迎头赶上，才能自树立于世界之林。”
毛麓钟接着又讲道：“如今，国家多难，外贼逞凶，中华民族处于危亡之时，黎民百姓沦陷水深火热之中，像尔等七尺男儿，一介书生，正在有为之年，理当为国尽忠，为民造福，岂能株守家园，无所作为？古人云：‘大丈夫当雄飞，安能雌伏？’依为师所见，雄飞的翅膀就是知识，知识犹如农民的土地，渔夫的网罟，骑手的骏马，勇士的刀剑。望你们趁大有作为的年纪，认认真真读书，扎扎实实求知识，练出一身真本事来！”
毛麓钟教导说：“志向，乃人之灵魂。人不知道为什么而活，为什么而学，就没有目标，没有动力，好比盲人骑瞎马。志向与理想即主义。人无高尚之主义，即无生活之意义；事无高尚之主义，即无存在之价值；团体无高尚之主义，即无发展之能力。至于勤奋刻苦，则是读书求知的根本。今朝大学问家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采撷宋词三首中的各一句，用来形容读书做学问的三种境界，窃以为极是生动贴切，恰当好处。王国维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须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王国维选择三首词的三句话集在一起，选得很巧，集得很妙，给三句古词注入了新的生命，道出了读书的真谛。古往今来，‘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为了读书求知，谁开始没经历‘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的艰苦探索，最后才能到达‘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佳境呢？这种求得真知灼见的愉悦，豁然开朗的欢乐，不亲身经历由淡到苦，由苦到甜的全过程，是无法真正体会到的。”
毛麓钟认为，学习还要不耻相师、不耻下问：“韩愈的《师说》大家读过吗？韩吏部说得好：‘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拿平常的话说就是，生在我前面的人，他懂得的道理比我早，我就向他学习；生在我后面的人，他懂得的道理要是比我早，我也要向他学习。我要学习的是道理，哪管他是生在我前或是生在我后呢？所以不论尊卑贵贱，不论年长年幼，谁懂得道理，谁就是我学习的老师。韩愈的见解相当精辟，大凡是有学问的人都不以拜师求学为耻。你们都在蒙馆读了《论语》，可否记得书中记载着这样的一件事：孔子刚刚做了鲁国小吏的时候，到太庙去助祭。进了太庙，他每件事都向别人请教。祭祀的礼节他在书本上不是没学过，但是因为没有实际演习过，他还是样样都要问个明白。旁边有人看到他这样，就讥笑说：入了太庙每事问，谁说他是知礼的呢？孔子听了说：每事问才正是知礼呢！这个故事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求知要诚心诚意，不耻下问，如果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度量，是学不到真正的知识的。试想昂首向天，除了几片浮云之外还能看到什么呢？……”
这堂课毛麓钟从早饭后一直讲到正午。对于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来说，开学第一课给他们的启示太大了。不少道理是他们过去从未听到过的。这一课虽然在形式和内容上是“务虚”的，但它足以使学生们认识了自己的先生，大家深为能选择到这样一位思想、学识、品格都在上乘的先生而感到荣幸，一股对明师的崇敬之情在他们稚嫩的心田里涌动着。
毫无疑问，这一课对毛泽东的启迪，远比其他同学们要深刻得多。当时他已到了懂事的年龄，老师提出的“人，为什么要活着”的问题，强烈地撞击着他的心扉。他曾长期思考过但未得到结论。今天堂伯父终于把答案给了自己。人，并非仅仅是为自己而活着，也不是为他人活着，是为国家民族和黎民百姓这个“大我”而活着。毛泽东思考，既然此身并非一己之私，那么就应该将它奉献给公众，去奋斗，去创造，像历代英雄豪杰那样去追求人生的最高价值。他在心里暗自发誓：为了在此生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为了像毛麓钟先生所言的那样，使祖国不再因国力羸弱而受到列强欺侮，中华民族能够真正“自立于世界之林”，从今往后一定要树立远大志向，勤奋刻苦学习，掌握过硬本领，以图日后效力于国家，服务于民众。这次讲课给毛泽东留下了终生不忘的记忆，1959年当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曾深情地回忆这段往事：“那时我能读书，可能是不好好读，后来在家种了两年田，到了东茅塘麓钟二伯父手下读书，才晓得用功了。我二伯不愧是韶山的秀才，教书育人很有办法哩！”
毛麓钟自从给学生们讲了第一课后，逐渐发现在众弟子中，毛泽东禀性最聪明，记忆力最强，诗文也作得最好，因此自然格外关注这位学生，他以特定的眼光认定：自己的这个学生加侄儿极有发展前途，将来在自己所教的学生中，最有出息的当非他莫属，就是毛氏家族中兴的希望，恐怕也要寄托在他身上。从这个时候开始，毛麓钟就抱定了一个心愿：精心培育毛泽东，用自己的全部心血去浇灌这棵幼苗，使他长成参天大树。用全部知识与智慧去开启这块价值连城的美玉。
毛麓钟除经常向毛泽东讲述古人立志成才，以图报效国家民族的大道理外，还以他特有的思维定式，把“大道理”与“小道理”结合起来，不时地向毛泽东讲述毛氏家族的兴衰史。
毛泽东饶有兴趣地阅读着由毛麓钟保存的那部本房的《毛氏家谱》，从这部编修于乾隆二年的族谱中，他了解了毛氏的渊源。
知道了毛氏家族的历史后，毛泽东这才明白，老师为什么让自己看那昏黄的族谱。他恍然大悟：家庭和宗室同是人生的两个支撑点，有家才有族，有族才有民族和国家。只有全家团结和睦，家庭才能兴旺；只有全体族人的齐心协力，家族才能昌隆，像毛姓这样华夏最古老的氏族才能经千百年而不绝；只有全民族人民的共同奋斗，国家才能够繁荣富强！懂得这些道理之后，毛泽东正像老师所希望的那样，学习热情更加旺盛了，读书也更加自觉了。
当然，毛麓钟花费心血最多的，还是毛泽东的学习和进步。他除了在课堂上传道授业解惑外，还十分注意指点他在课外如何读书，悉心引导毛泽东阅读了大量古籍。
我国古代常把图书分成经、史、子、集四个大类：经部，包括历代儒家的经典著作，如《诗经》、《论语》、《孟子》等，以及研究文字音韵的书；史部，包括各种历史、地理、传记等书；子部，包括古代诸子百家学说和科技著作，像农家、医学、天文、历法、算法、艺术等；集部，包括文学的总集和专集等。为了指导毛泽东系统地读书，毛麓钟按照传统的图书分类办法，有计划、有步骤地给他点读了历代名家的传世之作。《史记》是毛麓钟先生给毛泽东点读的第一本史学著作。毛麓钟告诉他：在中国古代史学上，可与太史公司马迁相提并论的只有二人，一是与他时代较近的班固，史称“马班”，二是跟他时代较远的司马光，史称“两司马”。历来人们都认为，司马迁的《史记》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班固的《汉书》，是史学界呈鼎立之势的三部大书，故而有读史必读《史记》之说。受老师的熏陶，毛泽东花了很大工夫读《史记》。这本书使他对中国历朝历代之事有所了解，并从中懂得一些兴衰与得失的道理。与此同时他还按老师要求，阅读《纲鉴类纂》和《日知录》等书。《纲鉴类纂》是明人王世贞依据朱熹的《通鉴纲目》而编写的一种通俗历史课本，《日知录》则是顾炎武精著之书。毛麓钟点读这些书，大大开阔了毛泽东的视野，丰富了他的精神食粮，使他收益颇丰，对他正在形成的世界观有了质的变化。
毛麓钟酷爱历代著名诗词辞赋，尤其喜爱宋词元曲，往往一时兴起，以手击节，低头吟咏，不能自已。他的这一爱好自然而然地感染了学生们。毛麓钟见毛泽东对诗词辞赋也有极大的兴趣，便专心教他朗读、背诵，习诗作赋。
毛麓钟让毛泽东认真地背诵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仔细体味其中的意境和缭绕的余音。
毛麓钟又点读唐代大诗人杜甫的《赠卫八处士》，他认为它反映了古人珍视友情的主题，很适合青少年学习和模仿。他要毛泽东学习这首诗：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问答乃未已，驱儿罗酒浆。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毛麓钟又将白居易的《长恨歌》抄录给毛泽东：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由于毛麓钟的严格训练，毛泽东对诗词辞赋的兴趣越来越浓，他不仅能熟读几百首古诗，即使是冷僻的诗句也能熟稔于心，倒背如流。从南宋“将军诗人”辛弃疾的“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到陈亮的“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再到庾信的“此树婆娑，生意尽矣。至如白鹿贞松，青牛文梓。根抵盘魄，山崖表里。桂何事而销亡，桐何为而半死？……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他都能即兴吟唱，信口诵读毫无差错。他的这种熟读古诗的兴味和超常的记忆力至老不衰，恐怕与这时的基础分不开。
毛麓钟不但精心给毛泽东点读诗书，而且还教给他怎样去读书求学。老先生是见过大世面，有一定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不大搞读死书和满堂灌那一套教育方法，而主张让学生们独立思考，清静无为。平时他经常带领学生们走出课堂，来到私塾后面的龙头山上游览踏青，让学生们领略大自然的美妙奇观，省悟人生的真谛。在那块被儿时毛泽东叩拜为“干娘”的观音岩下，毛麓钟把自己在外谋职的曲折经历和所见所闻尽情告诉毛泽东，并向他和同学们介绍祖国的大好河山，教导他们热爱名山大川，在美丽的大自然中陶冶性情，养成高尚的情操、广博的胸襟。
为了启发学生把课堂学习与社会联结起来，也为了使自己不至于培养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毛麓钟结合课堂教学，常向学生讲述古人读千卷书、行万里路，探寻世上万事万物奥秘的事例，灌输学以致用，“读书所以明理，明理所以适用”，若不适用“与未尝读书同”的道理。他在给毛泽东点读《史记》和《日知录》时，就曾讲过司马迁和顾炎武的治学精神，认为他们不仅学识渊博，而且提倡实地考察研究，遇事穷源探本，其治学态度堪称一代文人之楷模。毛麓钟对太史公司马迁尤其推崇，要毛泽东多读《史记》，说是“司马迁将其游览四方所得山川浩瀚之气，一以发为文章，故气势奔放，雄视百世”。受老师的影响，毛泽东“迷”上了《史记》和其他典籍，司马迁的文章及其行谊，都使他深为折服、感佩。他在《讲堂录》中写道：“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这大概是毛泽东当时读书的心得吧。
在东茅塘私塾，由于毛泽东学习刻苦认真，又聪明过人，且有超常的理解力，课堂授课已不能满足他的知识需求量，毛麓钟先生只好经常给他“开小灶”单独授课。
单独授课讲什么内容呢？一般的诗书，课堂上已讲过许多篇章，毛泽东在课余时间也自学了不少，毛麓钟不愿再在这方面花费很多工夫，像天下的为人师者都有自己的“绝活”一样，他也想把人世间最深奥的道理讲述给毛泽东，把书海中的精华采撷下来传授给高足。
这期间，毛麓钟根据自己对毛泽东的期望值，辅导毛泽东认真阅读了《资治通鉴》、《孙子兵法》和《贞观政要》等书，并进行了耐心的讲解。
这3本书在中国古代被称为“治乱兴衰之书”，是仕人必读之书。毛麓钟以此授之，足见其良苦用心。毛泽东这一时期所受的教育，不啻是“中国治乱兴衰之学”的启蒙教育。
毛先生多年从军，没有积攒多少家资，却置下为数可观的书籍，其中有不少还是书中珍品。不过嗜书如命的他从不轻易拿出这些书示人。
可是有一天，毛麓钟却破例把毛泽东带进了他的书房。
跨进老师宽敞的书房，看着四周依墙而立的书橱，毛泽东惊异地赞叹道：“唉呀，二伯，你这里书可真多呀！”“嗯！”毛麓钟点了点头说，“石三，坐吧！上次你读了《纲鉴类纂》有什么心得呀？”“二伯，读了这本书，我以为对中国历朝之事有了些了解，也懂得了些兴衰与得失的道理。只是觉得简要了些，更深的知识不知道。”“嗯，是的！这是一本根据《通鉴纲目》编写的通俗历史读本，自然写得肤浅了些。今天我准备让你再看一本书。”说着他从一个书橱里抽出一本线装书，递给他的学生。
毛泽东看了看书名，欣喜地问：“《资治通鉴》？”“是的，这是一部很有名的史书。凡二九四卷，另有《目录》、《考异》各三十卷，所记千余年史事，以政治、军事、民族关系等为主，兼及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和重要历史人物，而以历代统治的盛衰得失之故为中心。你拿去好好读一读，或许有所裨益。看完后我还想同你探讨一番呢。”“好的，二伯！”毛泽东高兴地从先生手中接过这本书，恭恭敬敬地向毛麓钟鞠了一躬，告辞了。
三个多月以后，毛泽东把《资治通鉴》通读完毕，当他把书送还给毛麓钟时，他感到自己多有受益。他心中暗想如果再同老师谈起历史，自己不至于一无所知了。
这以后不久，毛麓钟又教毛泽东阅读了堪称“成功宝典”的《贞观政要》。《贞观政要》是盛唐开创者李世民逝去几十年之后，一个叫吴兢的唐朝史官，以生动真实简洁明了的文风，运用对话夹逸事的形式，追记了这位一代天骄的非凡政绩与生平经验，以及他与他的聪明多谋的大臣们讨论的种种问题，所进行的多番争议与论辩，从而提出了一整套关于如何治理国家、控制权力、调度人事、平衡利害、驾驭臣僚、考察人心、防备腐败、消除隐患等的“统治谋略大全”，并将其命名为《贞观政要》，遂使该书成为“中国兴衰治靡之学”的第一经典。自其问世以来，未有哪一个后世中国皇帝敢不用心拜读之！作为“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经验之集成，该书亦系“朝野上下必备”、“入世为人必读”的教材。历代从官僚阶层到草野人士，该书的哲理、教义、格言、名句，俱被反复研讨广泛援用。
毛泽东怀着捧读《圣经》的虔诚心情，阅读着《贞观政要》，很快他就完全被这本书所吸引。
他发觉《贞观政要》十分奇特，它极为朴素平白，却又丰富博大，作为一部忠实的历史文献，它不加修饰地辑录了唐太宗的所说、所为、所想、所感，以及所犯的错误。同样也不带忌讳地记述了一代名臣长孙无忌、房玄龄、魏征等人对唐太宗的规劝，批评甚至指责，以及唐太宗与众大臣之间坦率的讨论与争执。而作为一部政论性的历史读物，它又一反历史传记中通用的编年式的烦琐写法，而对唐太宗的治国经验与思想进行分门别类，共立四十个篇目，多以故事、逸闻等实例为引子，生动有趣，概括集中，清晰明了地进行记叙与评介。这40个篇目，涉及了权力、体制、政策、人事、品德、欲望、名分、淫乐、竞争、奖惩、灾祥等内容，十分广泛。其间涉及的众多唐代名流，俱是富有个性，处处形象鲜明，时时妙语横生，每每机智过人。其取譬之机警，举例之巧妙，诘问之尖锐，立论之精辟，尤其令人叹为观止。
毛泽东反复研读了这部传世千载的实用名著，引起他许多联想，唐太宗李世民不愧为古代历史上少有的圣明之君；太宗时的教化粲然可观，是自古以来未有过的圣明之治。吴兢一区区史官，披览史籍，将太宗垂范后世的典章制度，以及诏诰、谏言、奏疏等文献，详加甄录，按照成规制成体例，写成《贞观政要》，希望执掌国家政权者，能够遵循前代的历史经验择善而从。这样就可以使传之历代的帝业更加光辉昭著，使已取得的丰功伟绩更加发展壮大。当年唐太宗的子孙凭它而获得统治术的精华，继“贞观之治”之后又创造了“开元之治”，把唐朝的繁荣昌盛推向顶峰。由此看来，《贞观政要》真可谓古今治理国家的第一教科书。这时毛泽东又想到《史记·陈涉世家》中陈胜吴广起义时说过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来，如果“学而优则仕”这条人生之路走得通的话，自己将来要称雄，要治国，要创业，要守成，依然离不开《贞观政要》这本古今通用的治乱兴衰之学的大全。
这部书的确给毛泽东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诸如“明君与昏君之别”、“草创与守成孰难”、“居安思危”、“反对‘一言堂’”、“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治国犹如栽树”、“人主严明，臣下畏法”、“知心者智，自知者明”、“防微杜渐”等，都能熟记于心，恒久运用。大唐皇帝和文臣武将“治国平天下”的韬晦、谋略、策略，成了他以后处理党内斗争，对待“反对派”的一个“法宝”。这就是几千年中国封建文化的沉淀，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社会管理学。
毛麓钟给毛泽东单独讲授的第三本书，是我国最古老并有极高科学价值的一部兵书鼻祖《孙子兵法》。《孙子兵法》诞生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是中外军事学术史上久负盛名的一部兵书。它总结了我国古代战争的经验，揭示了许多具有普遍意义的战争规律，包含着丰富的唯物论思想和辩证观点，是伟大祖国优秀文化宝库中一份珍贵的遗产。早在毛泽东出生前的一百多年前，日、法、英、俄、越等国就有译本问世，在世界兵坛上被誉为“兵经”、“第一部战略著作”。
中国素称文武合一之国，自古以来就把孙子、吴子、六韬、三略等兵法，视为“以武治国，以文修德之枢要”，并将“兵法”与武艺加以区别。历代兵法不论是太平或战时，都是属于仕人所必习的。《论语》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道德经》也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孙子也说：“令之以文，齐之以武。”这些都是主张文武兼备的，可惜人总难免偏向一边，偏于文则弱，偏于武则暴，唯有文武合一方能如车之双轮，又如手足之左右，临机应变而发挥表里为用的效果。
鉴于这些，毛麓钟认为文武双全的人，必然是钻研学问，备具教养，掌握原理，并经修炼而穷极奥义，臻于无我之境界的。总之，必定是向着人格之形成与人之完成这一目标努力不歇的。因此他要求毛泽东在熟读经史的同时，必须精通兵书，努力做一个文武兼备、智勇双全的人。
毛麓钟本人饱读诗书，又出身行武，对《孙子兵法》自然是喜好，他多年攻读、揣摩，已深谙书中要义，在许多方面已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见解。这时在向弟子传授时也是轻车熟路，得心应手，十分精辟。于是在布置毛泽东通读完兵法十三篇之后，他专门花了十多个晚上分“概说”、“孙子其人其事”、“十三篇详解”、“战法与计谋”等几个专题，进行了系统而详尽的讲解。在讲解中毛麓钟结合自己十多年的行军作战的亲身经历和战斗实例，向毛泽东阐明了《孙子兵法》中的许多著名观点。比如：“兵者，诡道也”和“未战而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的计策观；“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的战争观；“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侦察观；“三军之亲，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宝”的用间观，等等。还有“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本待之”的作战原则；“避实击虚”、“守其所必攻”、“攻其所不守”、“攻其所必救”、“形人而无形”的指挥艺术；“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的战争策略；“以治待乱，以静待哗”、“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的军事辩证法。其中不少军事要述，毛泽东都遵照老师的要求，将它们当作格言和口诀背诵并烂熟于心。
古老的兵法赋予了毛泽东一种尚武精神，从此研习《孙子兵法》，聆听老师传授治军为将之道，后来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名言，可说是这种尚武精神的延续。
毛泽东专心采撷品尝了《孙子兵法》中的奇葩硕果，汲取了丰富的军事知识营养，为日后打碎旧世界，开创新天地准备了无与伦比的身手！读“治乱兴衰”之书，毛泽东果未负老师的一片苦心，终于创立了远比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这些古代封建帝王要大得多的文功武治。
杨昌济先生的高材生
杨昌济，字华生，又名怀中，1871年4月21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清泰都隐储山下的板仓冲。因世居板仓，所以杨昌济后来被人称为“板仓先生”、“板仓杨”。
板仓杨家，可谓是书香门第。杨昌济的高、曾祖父都是“太学生”，祖父杨万英是“邑庠生”，但没有做过官，一生在家乡以教书为业。父亲杨书样，字书椎；母亲向氏，平江县石洞人，其父出身进士，做过前清国子监学录，乃诗书世家。向家与杨家世代联姻，对杨家子弟影响甚深。
1912年夏，杨昌济结束了在勒伯丁大学三年的学习生活获得文学学士学位。
归国后，其先后应省立第四师范、第一师范等学校之邀，在长沙任教5年之久。
在此期间，杨昌济与后来成为历史巨人的毛泽东相识了，并建立起亲密的师生情谊。以后，随着时光的流逝，他们之间的情谊日渐加深。杨先生不仅以他的哲学和伦理学思想，熏陶了毛泽东这个农家出身的青年学子，尤以他高尚的人格、廉洁的节操和严谨的治学精神，赢得了毛泽东的衷心敬佩与爱戴。毛泽东日后称他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师”，“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杨昌济归国之初，应聘在湖南省第四师范学校任教。这时，结束了定王台半年自学生活的毛泽东，也刚好考入该校。不久后四师与一师合并，杨昌济便到一师任修身教师，毛泽东也转入合并后的一师继续学习。
在第一师范教书期间，杨昌济的学生数以千百计，但却对毛泽东尤其欣赏。在1915年4月的日记中，他对毛泽东的出身、经历，专门作过一段详尽的记载：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纯朴。烟赌甚稀。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才，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
杨昌济写下这样一篇日记实非偶然，他的确十分器重毛泽东。在两年多的教学活动中，杨昌济以他的慧眼，通过对毛泽东深入的观察和了解，发现这个性格潜沉冷静、行为洒脱不羁的湘中青年，却原来是个出类拔萃的学生。毛泽东探求“宇宙、人生、社会”大本大源的执著精神，顽强的意志，非凡的胆识，特殊的领导和组织才能，等等，都令他刮目相看。身为一个以教书育人为己任的老师，杨昌济尤其赞赏毛泽东那独特的为学之道——他在不断的摸索和借鉴中，选定自己的学习目的是探索“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之真谛；他认识到学问在于勤学积累，因此严格要求自己刻苦攻读，持之以恒，成为一个“苦读生”；他拜师访友，求学问道，广泛而虚心地向他人求教，探讨问题，交流学习心得；他不动笔墨不看书，自觉养成独立思索的精神，在新学与旧学、中学与西学、博与专的相互关系上，均已形成自己独到的看法；更为可贵的是，他不读死书，而是不断地面向实践，立志读通社会这本“无字之书”……▲ 毛泽东和青年时代的老师符定一交谈
杨昌济知道，在第一师范还有许多老师和学生对“资质俊秀”的毛泽东甚为器重和钦佩。虽然毛泽东偏重社会科学，不愿意学数学，但数学教师王立庵仍十分喜欢他，常利用节假日让他到家中补课，阅读家里的藏书，还为他提供食宿。国文老师袁仲谦也很赏识他的文学才华，对他精心培养。毛泽东的同班同学彭道良曾由衷地说，“我与二十八画生（毛泽东同志曾经用过的笔名）同班同学，颇知其为人品学兼优，且具独立特行之性格。他常语人：‘丈夫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著奇文、创奇迹、做个奇男子’……今而观之，此君可谓奇特之士，因此同学中戏称毛奇，且语意双关。”同学陈赞周亦曾称赞道：“润之气质沉雄，确为我校一奇士，但择友甚严，居恒骛高远而卑流俗，有九天仰视之慨……”透过毛泽东个性中显示出来的许多极富特色的品质，杨昌济认定：毛泽东是个特殊的学生，堪称海内人才，能充栋梁之任，如多加点化，定会前途无量。故鼓励毛泽东以梁启超等湖南的杰出人物为榜样，努力学习，将来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
此后不久，在毛泽东所在的第八班教室的墙壁正中央，杨昌济亲笔书写了一副对联——“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以此抒发他决心以教书育人为天职，培养经国济世之才的激越情怀。
毛泽东后来给已赴京任职的原一师历史教师黎锦熙的信中曾写道：“弟观杨先生之涵宏盛大，以为不可及。”杨先生“弘通广大，最为佩服”。
在当时一师的教师当中，论口才，杨昌济并不很好，但他既博学多才，又注重实际，所以授课仍受到广大学生的欢迎。加之他与一师的一些资深教师，如徐特立、方维夏、黎锦熙、王季范、易培基等人过从甚密，这样自然而然地就吸引了一批“尖子”学生聚集在他身边。大家对他心悦诚服，听讲非常用心，并常常利用课余时间到杨昌济家中请教。
尤其是毛泽东，把到“板仓杨寓”聆教看作是比课堂听讲还要重要的一种学习机会。在这里，他或请教治学做人方法，或求解疑难问题，或纵谈天下大事，只要所学，必多裨益。
杨昌济深感这些好学上进的学生十分可爱，很乐意和他们交往。他从毛泽东、蔡和森这批胸怀大志、朝气蓬勃的优秀青年身上，看到了人才脱颖而出的希望，感到无限慰藉，便竭尽心力，加以培养。他除了在课堂讲授“修身”、“教育学”两门课程外，还动手自编了《论语类钞》等教学参考书，还翻译了一部《西洋伦理学史》，将这些书籍和讲义送给前来求教的学生，供大家学习和传抄。如毛泽东就曾手抄《西洋伦理学史》七大本，十余万字。
为了使学生不囿于课堂知识，把学生从“小课堂”引入“大社会”，杨昌济在浏阳正街李氏芋园还组织了一个哲学研究小组，成员有黎锦熙、方维夏、徐特立和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从1914年冬到1915年秋，每逢星期日，这些人都要到杨先生家中来讨论有关哲学问题。哲学研究小组，主要是介绍读物，讨论读书心得。大家每次碰到一起，就把自己一个星期来读书的心得拿来自由地进行讨论，有时也随手拿起旁边一个人的日记看看。
1915年暑假，毛泽东、陈昌等人没有回家，就住在李氏芋园，由杨昌济和王立庵二先生辅导哲学和数学。通过杨先生悉心而又系统地指导，毛泽东很快“接触到中国知识界的主流”，从他那里“受到融合中西方思想为一体的教育”。
杨昌济的儿子杨开智，也有一段有关毛泽东不辞辛劳到他家拜访请教父亲的回忆：
1916年暑假，怀中先生在板仓家中度假，暑假期间的一天，毛泽东从长沙城出发，步行了一百二十华里，来到我们家中。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来板仓。毛泽东在板仓期间，曾以很大的兴趣浏览了我父亲的藏书，特别是新订的书报刊，和我父亲讨论了一些学术问题……
在一师时，给毛泽东以教诲和影响的老师很多，如徐特立、黎锦熙、袁仲谦、王立庵、方维夏、王季范，等等。但是，对他影响最为直接、关系最为紧密的，当首推杨昌济老师。杨昌济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双重的——既是文化知识的，又是思想人格的。对于毛泽东来说，杨先生诚如他后来赞叹的那样，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是他的道德楷模。
对于毛泽东而言，他从杨昌济那里最大的获益，莫过于理想、志向和抱负的初步确立。
杨昌济常对毛泽东讲，“破坏习惯我，实现理想我”是人生的高境界，要臻此完美地步，就必须“立志”，必须经受住意志的磨炼。他在解释孔子“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时，对学生这样讲道：“人有强固之意志，始能实现高尚之理想，养成善良之习惯，造就纯正之品性。”“意志之强者，对于己身，则能抑制情欲之横恣；对于社会，则能抵抗权势之压迫。道德者克己之连续，人生者不断竞争。有不可夺之志，则无不成矣。”因此，他要求学生树立奋发向上的人生观，经常劝告学生要有远大理想，要精通一门学问艺业服务于社会，不要谋官，不要混世，不要光为个人打算，真正做一个公正、有道德、有益于社会的人。他认为，为人一定要有理想，要研究哲学，“没有哲学思想的人便很庸俗”。他强调个人应该为社会牺牲自己的利益，但绝不能牺牲自己信仰的主义。他说：“近世教育学者之说曰，人属于一社会，则当为其社会谋利益。若己身之利益与社会之利益有冲突之时，则当以己身之利益为社会之牺牲。虽然，牺牲己之利益可也，牺牲己之主义不可也。不肯抛弃自己之主义，即匹夫不可夺志之说也。”
杨昌济的这些见解，给毛泽东以很大影响。他在听课笔记里写下了自己的感想：“理想者，事实之母也”，“高尚其理想”；“毒蛇蜇手，壮士断腕。非不爱手，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事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唯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这表明毛泽东开始懂得“高尚理想”对于人生的重要意义，并已经做好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不惜奋勇献身的精神准备。他在1917年8月给老师黎锦熙的书信中，进一步抒发了他确立探索“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这些大本大源作为自己奋斗目标的宏图大志：“志者，吾有见夫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之谓也。”“此志也容易立哉？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从此直至终年，毛泽东一生为追求真理而不懈奋斗——他信仰过孔孟之道、宋明理学，崇拜过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也受过胡适、托尔斯泰影响，他还信仰过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空想社会主义，等等。然而，当他把这些人物、思想和主义放在改造中国和世界的这个伟大理想的天平上加以衡量之后，如发现违背了自己的初衷，便毅然摒弃，继续探求新的真理。正是这种追求真理的执著精神，支撑他在经过一条崎岖不平的探索道路之后，最终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杨昌济极为注重个人的人格修养和修身，并将仁、义、礼、智、信、恕、诚、忠、敬、静等作为自己的道德行为准则。他认为，待人以诚，律己以严，是修身之本。他在日记中将这种人生态度概括为：“余生平待人有五字：一曰恕，犯而不校，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二曰介，不尽人之忠，不竭人之观；三曰敬，无众寡，无小大，无简慢；四曰浑（亦可曰下），沉默寡言，不议论人长短，不轻发意见；五曰诚，言而有信，无宿诺，久要不忘平生之意。此五字可配仁、义、礼、智、信五字。”以此为基点，在生活作风上，他主张严谨刻苦；在言行方面，他坚持静坐默思，不说谎话，不涉狎邪等；在生活磨炼方面，他做事勤勉，崇尚劳动，衣食菲薄，珍惜时间，废止朝食，冷水沐浴，长途步行，以及反对无谓应酬，等等。这些在学生中间产生了积极影响，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争相效仿。
据毛泽东在第一师范的同窗好友周世钊回忆：当时有的同学喜欢在寝室里谈论个人和家庭生活琐事，有的同学喜欢谈论男女之间的事，还有的同学在言谈中羡慕升官发财的人。针对这种现象，毛泽东和同学订下“君子协定”，相约做到“三不谈”，即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间的事，不谈家务琐事，否则就不能做朋友。有一次毛泽东到一个朋友家里做客，原来约定是要讨论社会问题的，不料这个朋友却侈谈生活琐事，并当着毛泽东的面把佣人叫来，为买一点肉的小事仔细吩咐了半天。毛泽东对这件事很生气，认为这样的人不配做他的朋友，以后便不同这个人往来了。在他看来，国家民族的危急是如此严重，青年肩上的责任是如此重大，求学求知的需要又是如此迫切，哪有闲情逸致谈论那些呢？他说：“我的朋友和我只乐意谈论大事——人的性质，人类社会的性质，中国的性质，世界，宇宙！”一师学生罗学瓒在一首诗中，描述了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的这种高尚情趣：开怀天下事，不谈家与身。登高翘首望，万物杂然存。光芒垂万丈，何长鬼妖精。奋我匣中剑，斩此妖孽根。立志在匡时，欲为国之英。“格物致用，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古代读书人奉行的一条出仕入世之道，杨昌济自然也跳不出这个儒家政治文化的框架。所不同的是，他不把修身本身当目的，也不为步入仕途而修身，目的在于实践于社会。这种实践于社会的“力行”，表现在躬行实践的杨昌济身上，便是积极投身于改造社会的潮流之中。正因为如此，他才发出“江山孰主持”的济世感叹。不惜远涉重洋去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也正因为如此，他才积极倡导“改革思想，提倡真理”，“不当迎合恶社会，当创造新社会”，并为此而奔走呼号。当他的政治抱负在腐朽的社会制度下难以施展时，他最后选择的人生之路则是以修身为本，以教育为天职，通过培育长天之才，达到治国的目的。杨昌济的这种榜样，对毛泽东科学世界观的形成，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后来成为伟人的毛泽东，就像他的老师一样，力求知行统一，言行一致，躬行实践。
在治学上，杨昌济注重于博与精两个方面，可以用“贯通今古，融合中西”八个字来加以概括。毛泽东读书之博之勤，以及专心研究问题的执著精神，在读书中旁征博引，食必求化的方法，都是师法于杨先生的。杨昌济虽然出洋留学近十载，但他十分重视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强调学习外国要结合中国的民情国情。基于这一指导思想，他虽然倡导学习西方的各种思想和制度，借鉴西方的科学和技术，但又要求学生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遗产。杨昌济超越时空界限，提出正确处理中西学关系问题的真知灼见，是难能可贵的。他所“心赏”的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不仅接受了老师的这些思想观点，而且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在学习精神上，杨昌济鼓励学生树立刻苦勤勉的学风，作日积月累的知识储蓄，做到久积成学，以久制胜。他自己率先在这方面给学生做出了样板。在一师执教时，尽管教学任务十分繁重，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勤奋读书、写作。即使是学生来家请教学问，待解答完各种难题送走学生之后，他仍要挑灯夜战，读写一阵子方才罢休。就是靠这股钻劲和挤劲，他编写出版了《论语类钞》、《教育学讲义》和《儿童侦探》等著述。此外，还翻译出版了《伦理学之根本问题》和《西洋伦理学史讲义》。
向老师学习，毛泽东也成为刻苦治学的范例。他在一师读书的几年中，写了几网篮的读书札记。在一本不很厚的《伦理学原理》的书上，他写了一万二千多字的评语。在他最喜欢读的《韩昌黎全集》中，圈点、考订、批评和称赞，朱墨纷呈，琳琅满目。因此，他是老师和同学公认的“苦读生”。
此外，杨昌济还非常重视自学。他当时同时兼任三四所学校的课程，教学任务十分繁忙，但仍抓紧时间刻苦自学，并能坚持不懈。他天天写日记或读书笔记，几十年如一日，身体力行，为学生做出了表率。以老师为榜样，毛泽东订立了严格的自修计划，大量古今中外的名著，几乎都是用自习时间阅读的……杨昌济在教学当中，一贯主张德智体“三育并举”、“身心并完”。他认为，一个好学生不仅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丰富的文化知识，还要有强健的体魄，这样才能在将来担负起改造国家和社会的责任。也就是说，只有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生，才能担当重任。因而，他非常重视对学生进行加强体格和意志锤炼的教育，要求学生“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刻苦顽强地坚持体育锻炼，不断增强体质。
杨昌济不但是体育运动的热心倡导者，而且是一位体育活动的实践者。他长期以来坚持静坐、冷水浴、长途步行等体育锻炼方法，并收到健身养生的功效。他把这些方法传授给学生，积极指导实行，以此推进学校体育活动的开展。
杨昌济关于“三育并举”、“身心并完”的教育思想以及大力提倡体育活动的做法，很对毛泽东的心路，因之深受他的欢迎和赞同。
毛泽东在十二岁那年，害了一场大病，人变得十分瘦弱。后来辍学在家，从事两年多的体力劳动，身体反倒日见强壮起来。这种亲身体验使他明白一个道理：人的身体全在于锻炼。以后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和知识的日渐丰富，熟读文书的他，看到历代名贤都很看重身体的锻炼和意志的磨砺。孔子重视体育，“射于矍相之圃”；孟子奉行皮肤哲学；李刚提倡“主文而兼武”；颜习斋推崇“文武缺一岂道乎”；顾炎武力行“以动养生”，年迈而漫游天下。而颜回、贾谊、王勃、卢照邻诸人，虽有才华，却都短命，皆因身体不健之故。出于对前贤的效法，他对身体锻炼也日益重视。进入一师后，由于良师的熏陶，已开始确立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毛泽东，受强烈使命感的驱动，对体育的作用看得更清，在认识上又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感到如果一个人身体不好，则学问、道德的进修都有困难，一旦身体不存，德智则随之而隳，不把身体锻炼结实，就不配谈救国救民。所以，他认为体育的目的在于使身体平均发达，不仅要强筋骨，还要强意志；不仅在于养生，还在于卫国。为了能够实现生平的抱负和志向，将来承担挽救中华民族危亡，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历史重任，一定要像杨昌济要求的那样，努力学习、刻苦锻炼，把自己培养成为一个具有远大理想、高深学问和健壮体魄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
师法杨昌济先生，毛泽东成为一名体育活动的爱好者和全校最顽强的锻炼者。毛泽东参加的锻炼项目很多，根据他的回忆，主要有远足，爬山，冷水浴及雨浴、日光浴、风浴，露宿，游泳，六段操运动，等等。
经过数年的锻炼，毛泽东感到自己受益不浅——他正朝着“身心并完”的方向发展。但是，正在探求宇宙之大本大源的毛泽东，精神上并不觉得轻松和心安理得，他以其敏锐的眼光看到了另一种现状：整个教育制度存在着德智体三育脱节、“偏于智而略于体”的弊病和“精神身体不能并完”的谬误，学校教育把体育当作“杂科之末”，极不重视体育锻炼。
于是，他产生了从事体育理论研究和著述的念头，以阐明自己通过多年实践总结出来的教育思想。他将这一想法告诉了老师杨昌济，受到杨先生的赞成。杨昌济还和他一起专门讨论了文章的体裁、结构和选材等技巧方面的问题，指导他拓宽思路，放开手脚，结合所学过的修身、教育学、心理学、生理学等方面的知识，以及古今中外名人名言和历史掌故，写好这篇文章。在老师的鼓励和支持下，毛泽东花了几天时间，写就了一篇长达7000余字、题为《体育之研究》的文章，经杨昌济加工润色后，推荐给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陈独秀，于1917年4月1日以“廿八画生”的笔名，发表在《新青年》第3卷第2号上。《体育之研究》是一篇十分出色的文章，它是毛泽东学生时代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它的历史价值不独是学术上的，还在于思想观念上的。
然而，值得提请人们注意的是，当年作为青年学生的毛泽东上述这一切思想框架的构造和产生，是绝非偶然的。在他的身后，有一位比较高明的导师——杨昌济先生。
十年树林，百年树人。从1913年在四师与杨昌济相识至1920年先生谢世，毛泽东承蒙老师长达8年的教诲之恩，良师的谆谆教导如春风化雨，催他成才；再到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经过28年风风雨雨的磨炼，他终如老师所愿，长成了一株拄天大木——成为中华民族这泱泱大国的主席和数万万中国人民拥戴推崇的伟大领袖！
前人栽树后人歇荫。成功越是巨大，好念旧情的毛泽东越是忘不了杨昌济老师的再造之恩。怀念之情夹杂着些许忧愁和感伤，常常啃噬着他那颗永不安逸的心——杨先生走了，开慧也走了，他们未能等到这一天就都永远地走了！不会也不能同毛泽东一起分享这成功的喜悦，胜利的滋味……每逢思虑到此，杨先生那清瘦的面容，伏案辛劳的情景，便一一浮现在毛泽东眼前。他想，老师毕生事教，为教育事业献出了自己的全部心血，可他积劳成疾，不到50岁就与世长辞了！他就像春蚕一样，取天地万物之精华，经几番生死之蜕变，最后从腹中吐出那晶莹剔透的银丝，来造福于人，而自己却劳累困顿而死……这是一种多么高尚的品格，多么可贵的奉献精神！
毛泽东由杨昌济先生联想到其他许多老师——邹春培、毛宇居、谭咏春、贺岚岗、符定一、袁仲谦、王立庵，还有徐特立、黎锦熙、王季范，等等，再通过这些老师联想到全中国千千万万的教育工作者，他觉得这些人也和杨昌济先生一样，具有高尚的品格和可贵的奉献精神！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新中国成立前后一直是在从事冷冷清清的教育工作，一直是在为教书育人“吃粉笔灰”，这些人今天的生活怎么样了？是否都健康地生活着？看来有必要制定一些政策，要保护这些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文化人，切实保障他们的生活、工作条件，照顾好他们的家属子女，让他们全心全意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服务……毛泽东的思绪从国事上又回到家事上来。他想杨昌济先生不愧为一代杰出教育家，他的家属既是毛泽东的至亲，也是人民中的一分子，于公于私他都责无旁贷，当尽心尽意、尽心尽孝地关心照顾他们。
从此以后，毛泽东把对老师杨昌济和妻子杨开慧的怀念和挚爱之情转嫁到他们的亲人身上。
为了保证向振熙老太太安度幸福晚年，毛泽东一直十分关心她的生活，并供给足够的生活费用。全国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以后，毛泽东就用自己的稿费按月给老人寄生活费，哪怕工作再忙，也要亲自过问这件事，有时检查发现秘书忘寄了，他便叮嘱要补寄。就这样一直赡养到老人去世。
1962年11月15日，惊悉老岳母逝世，毛泽东心情十分哀痛。他亲自起草电文，让秘书火速给杨开智致电，表示哀悼。唁电说：“得电惊悉杨老夫人逝世，十分哀痛。望你及你的夫人节哀。寄上500元，以为悼仪。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我们两家同是一家，不分彼此。望你节哀顺变。”字里行间，情真意切，感人肺腑。
毛泽东对岳母杨老太太的一片孝心，寄托了他对夫人杨开慧的满腔炽情，也体现了他对老师杨昌济无比崇敬和不尽的思念之情！
“敬老尊贤”
师承关系，是成才必不可少的条件。毛泽东与他的几位老师有着深厚的感情。
1906年，毛泽东到离家七八里的井湾里私塾读书。这是一个阔人家开的“经馆”，条件比较好，毛宇居在这里当塾师，给学生们讲授《春秋》、《春秋左氏传》等经书。在私塾里，学生应叫老师为“先生”，可毛泽东按辈分叫毛宇居为“大哥”。这使毛宇居非常生气，还动手打了他。
1952年下学期，毛宇居到北京，将韶山小学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请他题写校名。毛泽东欣然命笔，写下了“韶山学校”4个刚劲有力的大字。毛宇居问他：“怎么不写韶山小学呢？”毛泽东笑着说：“学校不是还要发展吗？可以办小学，也可以办中学，将来还可以办大学哩！”毛宇居听了，深深敬佩毛泽东的深思熟虑，连连称赞：“好！好！”▲ 毛泽东和家乡启蒙老师毛宇居携手而行
1958年8月，毛宇居再次赴京，向党中央、毛泽东汇报湘潭大学的创办情况，并请他题写校名。毛泽东说：“我的字写得并不好。我小时候读书的那个东山学校几次来信要我写校牌，我都未写。假如我给你们写了，那他们就会有意见啦！”毛宇居说：“这个问题好办，你写两张，湘乡东山学校的那张由我替你送去，两县人民不就都满意了吗！”毛泽东笑了。
1959年6月26日下午，毛泽东到韶源一带视察，同毛宇居老人亲切地手拉着手，不时询问稻田管理措施、产量。晚上，毛泽东请毛宇居和韶山的老地下党员、赤卫队员、革命烈士家属及主要亲友来到他的住所座谈、共进晚餐。毛泽东举杯首先给毛宇居敬酒，毛宇居急忙端杯起身，对毛泽东说：“主席敬酒，岂敢岂敢！”毛泽东即答：“敬老尊贤，应该应该！”
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时，杨昌济先生，即杨开慧同志的父亲，是毛泽东的老师。教伦理学和哲学。中国的宋明理学和德国的康德哲学，是他最为熟悉的。后来杨先生又到北京大学教伦理学。在一师期间，杨先生对毛泽东很器重，杨先生向章士钊举荐时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毛泽东、蔡和森）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吾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毛泽东也极为尊重杨先生：“弟观杨先生之涵宏盛大，以为不可及”，“杨先生弘通广大，最为佩服”。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时，正处在世界观逐步形成的阶段，杨昌济对他的影响之大可想而知。后来，毛泽东在回忆一师生活时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有很深的影响。”无论是在毛泽东的思想观点，还是在他的人格磨炼中，我们都可看到杨昌济的痕迹。
袁吉六先生，是湖南宝靖的一位进士，在第一师范教书多年，写得一手好字，做得一手好古文。毛泽东在学生时代练就了一手好文章，他后来回忆说：“我能写古文，颇得力于袁吉六先生。”
符定一先生，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委员。后来文史馆成立，他任第一任馆长。当时，在符先生看来，文史馆员不过文、老、贫而已，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毛泽东对此则补上一句曰：“还要才、德、望。”意即还要有才干、有道德、有威望。这对符老是一种安慰，也足证毛泽东始终尊敬老师。符老至诚拥护共产党，还以一人之力，著出一部三十六卷的大书《联绵字典》。此外，还有方维夏、黎锦熙、王季范等道德高尚、学术渊博、思想开明的老师，都曾对毛泽东有过较大影响。
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已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领袖，知识渊博举世闻名，但他仍重视向有专长的人学习。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离别32年的故园——韶山，深有所感地写了《七律·到韶山》，原稿中首句是“别梦依稀哭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完稿后，他虚心请教身边的工作人员梅白，梅白建议将其中的“哭”字改为“咒”字。虽是一字之变，但整篇诗的诗意较前深刻，气势亦更宏大，毛泽东连连称赞道：“改得好，改得好！”马上定稿为“别梦依稀咒逝川”。为此，毛泽东称梅白为“半字之师”。从这里可见，毛泽东虚心求学、坦诚待人的博大胸怀和尊师重学的高尚品德。
“一师是个好学校”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坐落在长沙城南门外妙高峰下。它面临湖南最大的河流湘江，与岳麓山隔江相望，东面紧靠京广铁路，东南丘陵参差环列，北边楼房鳞次栉比。那里风景优美，黉舍壮观，滔滔湘江，百舸争流，铁路线上，车来车往，使整个校园充满了强烈的时代气息。学校学术研究之风高涨，教育内容不断创新，学校有丰富的藏书和阅报室，更重要的还有一批道德高尚、思想开明、诲人不倦的教师和志同道合的朋友。这对走出闭塞的韶山小村，迈向广大社会的毛泽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在这个学校里，毛泽东获得了不少知识，发展了他的某些特长。他的文学功底很好，因此许多国文老师都喜欢他。有一位国文老师还主动借给他一部《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使他大大受益。后来，毛泽东做了一篇《商鞅徙木立信论》，虽然仅有六百字，却受到了国文教员柳潜（字钧湄，湖南湘阴人，前清秀才）的赞誉“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给该文记了一百分，并在文题上方写了“传观”二字，除通篇多处串圈外，还作了七条眉批和文末总评，共计一百五十字。批语认为，文章“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骎骎入古”。“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又盛赞文章“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
在第一师范求学期间，毛泽东自觉地经受了各方面的锻炼。他充分利用有利的学习环境，刻苦学习，探索为学之道，专心打好学问的基础；密切联系社会实际，探求人生的价值与救国的根本道路；积极从事社会实践，开展广泛的社会活动；组织同学反对旧的教学制度，驱逐校长张干，领导学生反对窃国大盗袁世凯，率领同学智缴北洋军阀一混成旅部分败兵的枪支，主办学友会和工人夜校，团结一批志同道合的人，组织新民学会；刻苦顽强地进行各种形式的体格锻炼，磨炼坚忍不拔的斗争意志。以后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在一师的经历，为他后来从事革命活动打下了全面而又坚实的基础。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与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曾说道：“我在这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度过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1949年，毛泽东在北京与当年的老同学谈话时，又说：“我没有正式进过大学，也没有到国外留过学，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打下了基础。一师是个好学校。”
毛泽东非常怀念在一师的那段岁月，1925年，当他回想起自己在一师那丰富多彩的学生时代时，曾满怀激情地写下了《沁园春·长沙》一词。
这首词上半阕着重写景。“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一开始，作者便把自己置于秋水长天的广阔背景之中，同时也把读者带进了一个高远的深秋境界里。远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作者不仅看到了眼前岳麓山中由绿变红的乌柏、水杉、槭树、木解树、黄连木……那一重重山，一层层树，让自然之神彩笔一抹，晕染得一片嫣红，比二月怒放的春花还要艳丽，比六月飘舞的彩霞更加瑰奇。近观：“漫江碧透，百舸争流。”秋水澄澈，秋江碧波，脚下的湘江，在秋天更加清澈晶莹，如碧绿的翡翠，如透明的水晶。江面上，千帆竞发，百舸争渡，静中有动，生气勃勃。仰视：“鹰击长空。”万里无云的秋空，雄鹰奋振健羽，自由飞翔。俯瞰：“鱼翔浅底。”因透明而清浅见底的江里，鱼群摆动鳍尾，任意遨游。作者以短短四句诗，描绘出一幅立体的寥廓万里、绚丽多彩的江南秋景，宛如当代著名的岭南画派大家关山月浓墨重彩的彩墨山水图，不愧为“驱山走海置眼前”、“咫尺应须论万里”的大手笔。
这首词的下半阕着重抒情。通过回忆“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联想到当年作者与同学朋友，在橘子洲头散步、游泳，畅论天下大事的情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在峥嵘岁月里，作者和同学蔡和森、何叔衡、张昆弟等立志救国的知识青年，正值青春年少，神采飞扬，才华横溢，意气风发，情怀奔放。“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面对“万山红遍”的美景，他们既赞叹锦绣河山的壮美，又悲愤大好河山的沉沦。于是，发表激浊扬清的文章，抨击黑暗，宣扬真理，鄙视当时的“万户侯”——军阀如粪土。“携来百侣曾游”到“粪土当年万户侯”，直抒胸臆，尽情倾吐，如长江大河，滔滔而下，气势磅礴，痛快淋漓。一直到“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形象地表达了一代革命青年的凌云壮志。这首词对了解当年毛泽东在一师学习的峥嵘岁月有很大帮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还特地为一师题写了校名，并写了“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的题词。
“在北京遇到了一个大好人”
毛泽东与李大钊神交已久。
他最初知道李大钊的名字，是在1916年的9月。那时，李大钊刚从日本留学回国，担任《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和撰稿人。
当时，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是《新青年》在湖南最早的读者和支持者，他鼓励一师学生阅读这本杂志，还自己掏钱买了一些分送给他最喜欢的学生，希望他们能够从中受到教益和得到启发。
毛泽东记得，他第一次从杨先生那里看到的那期杂志上，登载有李大钊撰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叫《青春》。文章指出，“青年之自觉，一在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文章号召青年“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造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毛泽东对上述宏论极为赞赏，精神为之振奋。他说：“是的，要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行，皆期合此理想。”
于是，毛泽东成了《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之一。
毛泽东不仅爱读《新青年》，还积极给它投稿。1917年春，毛泽东在登过岳麓山之后，激情勃发，写下了《体育之研究》一文，寄给了《新青年》编辑部。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介绍了他自己在生活实践中摸索出的一套体育锻炼方法，提出了把“武勇”作为体育之“主旨”的见解，文中不少惊人之语，如“力拔山兮气盖世，猛烈而已！不斩楼兰誓不还，不畏而已！八年于外，三过家门而不入，忍耐而已！”《新青年》编辑李大钊慧眼识珠，很快将此文发表在4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3卷2号上。
对于景仰已久的《新青年》编辑——李大钊，毛泽东早就希望能到北京一趟，登门拜访和结识，聆听教诲，并亲睹他那令人倾倒的风采。现在，终于可以如愿以偿了！
就这样，在北大图书馆所在地——红楼东南角的一间办公室里，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了李大钊。
极富意味的是，正是由于毛泽东和李大钊这两位巨人在这里相识、握手、工作，使得当年的北大旧址“红楼”，在数十年后被国家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辟有纪念性的陈列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先生曾在《咏红楼》一诗中写道：星火燎大原，滥觞成瀛海。红楼弦歌处，毛李笔砚在。力量看方生，勋勤垂后代。寿与人民齐，春风永不改。
图书馆的助理员，是一个暂时安插性的职务，每月工资8块钱。毛泽东的工作室紧靠着李大钊的办公室。房子的中间是长方的会议桌和许多凳子，他自己就坐在窗下的一张三屉桌前办公。他的具体工作，是登记来馆看报纸的人们的姓名。这虽然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被人瞧不起的职位，但是通过每天管理和阅读报纸，他从中吸取了许多新鲜的有益的知识；同时，也给他提供了结识名流学者的便利条件。从那些来阅读书报的人当中，他知道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他对这些著名学者怀有浓厚的兴趣，试图与他们就政治和文化问题开展交谈，但他们都是大忙人，无暇去听一个图书助理员说南方话。即使在大学的其他场所，毛泽东也只有在缄口不言时才能去听。在一次旁听教授讲课时，他斗胆向胡适提了一个问题，胡适问提问题的是哪一个，当得知他只是一位没有注册的学生时，竟拒绝回答他的提问。从这些冷遇中他感觉到：即使是高等学府，也是专制的世袭领地。它就像一座耸立云端的金字塔，名流学者高高在上，“下等人”是无法和他们平起平坐的。这也触发了他决心打破旧的传统习惯、变革社会的强烈意念。▲ 李大钊像
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遇上了知音，这就是李大钊。虽然，李大钊也是很有名气的教授，但毛泽东蓬勃的工作热情、认真踏实的办事态度，首先就博得了他的好感。尤其是毛泽东那远大的抱负、横溢的才华、敏捷的思维和锋芒毕露的锐气，更深得他的赏识。平时工作之余，或在他前来阅览室检查工作、翻阅书刊杂志的时候，他们经常在一起畅谈。李大钊以极大的关注，倾听毛泽东讲述他对社会、人生和学术问题的见解，回答对方提出的一个个疑难问题，有时谈话长达四五个小时，而每次交谈总是十分投机，都有新的论题和新的收获。
李大钊感觉到：毛泽东的学识才具、革命气质和思想方向，所树立的世界观、人生观，尤其是知行结合的实践精神，已经具备了干大事业的良好素质——他不是单枪匹马孤军奋斗，而是结合了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组成了一个进步的团体，共同追求真理，共同从事战斗，已经体现出“领袖”的风姿。
毛泽东表现出来的不凡的抱负、理想和才干，深得李大钊的赞扬，认为他是“湖南学生青年的杰出的领袖”。和毛泽东在一起，李大钊更为深切地看到“新青年的创造”，仿佛展望到20世纪人类“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
1918年11月15日，北京大学在天安门西侧的中央公园举办演讲会，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陶孟和等社会名流出席了这次大会。当李大钊身穿棉布长袍、裹着灰色毛线长围巾，气宇轩昂地登上讲台时，台下数千听众发出阵阵掌声。会上，他作了《庶民的胜利》的著名演说。不久，又发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李大钊这几篇具有崭新观点的战斗檄文，不仅标志着他本人已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
从此，在李大钊的带动下，北京大学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活动蓬勃开展。李大钊在北大图书馆收集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包括许多英文、法文、德文本的马克思主义原著。许多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都到这里来寻求真理，他们或者孜孜钻研、刻苦阅读，或者共同研究、交流探讨，或者径直向李大钊质疑、请教。
由于在图书馆工作的关系，更由于李大钊对他的倚重，毛泽东获得了直接向李大钊请教马克思主义的良好条件。这期间，他不仅专程到中央公园聆听李大钊那激动人心的讲演，还及时阅读了李大钊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文章，透过那惊世骇俗的时代强音，他仿佛看到了中国希望的曙光。在李大钊的帮助下，他“对政治越来越感兴趣，思想也越来越激进”，开始“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为了让毛泽东进一步吸收先进思想，学习新的知识，经受全面锻炼，以增长社会活动的能力与才干，李大钊引导毛泽东参加了大量的学术活动和广泛的社会活动。经李大钊准许，毛泽东抽出一定工作时间，经常在北大旁听他感兴趣的文化课，如哲学、伦理学、文学、新闻学等。在李大钊的帮助下，毛泽东参加了北京大学的多种学术组织。1918年冬，他参加了新闻学研究会；1919年1月28日，参加了蔡元培、李大钊、杨昌济组织的北大哲学研究会成立大会；2月19日，又出席了新闻学研究会改造大会；3月10日，在理科第16班教室聆听了李大钊对哲学和新闻学两个研究会会员所作的关于俄国革命的演说；还因李大钊的介绍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和邓中夏发起的“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活动……在参加这些学会的过程中，毛泽东认识了许多名人学士，像陈公博、谭平山、邵飘萍、张国焘、康白情、段锡朋等。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毛泽东还在这时结识了北大的许多进步学生，像邓中夏等人，并成为他们的亲密朋友。参加这些学术团体和结识这样多的朋友，使毛泽东开阔了眼界，吸收了大量新鲜、有益的知识。与此同时，经李大钊引荐，毛泽东还拜访过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陈独秀、蔡元培、胡适等人，同他们讨论新思潮的各种问题。如：他以新民学会在京会友的名义请蔡元培、胡适、陶孟和作讲演或解答问题；他单独造访了胡适，征询了胡适对是否出洋一事的意见，并试图争取他对湖南学生运动的支持；还多次拜会蔡元培、李石岑，接洽、商讨赴法勤工俭学事宜；他还前往陈独秀的寓所，聆听了这位北大文学院院长对社会问题的精辟见解；他还经常到原一师的老师杨昌济、黎锦熙家中，同他们畅谈世界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和会中的中国地位问题，还有办报的事情……通过拜访这些名流学者，他广泛地了解各种思想及学说，满足了自己强烈的求知欲望，使知识迅速地增长起来。▲ 北京大学红楼，1918年8月到1919年3月毛泽东在北京期间，曾在这里担任过图书助理员
在北京，毛泽东虽然只待了六七个月的时间，但他有两个大的收获，对他后来的发展，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或者说是一个决定性的开端，奠定了他事业成功的基础。一是结识了他认为是第一楷模的李大钊先生，并通过李大钊接触了许多思想激进的人物，交结了许多思想进步的青年朋友，参加了许多有意义的活动，使自己的知识和才干有了长足的进步；二是吸收了许多新的思想，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粗线条知识，脑中装满了许多社会实际问题。其间最让他震动的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他看到新的曙光，感到古老的中国会有新的出路。正如他后来对自己这个时期思想历程所叙述的：“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20多年后，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讲话中，曾回忆谈到李大钊向他推荐“三本书”的情况：“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
1920年2月，毛泽东在给友人陶毅的信中说：“我一己的计划，一星期外将赴上海。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预计一年或二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做出洋考察的工具。然后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至于女子赴俄，并无障碍，逆料俄罗斯的女同志，必会特别欢迎……这桩事，我正和李大钊君等商量。……我为这件事，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后来，他果真在长沙发起成立了“留俄勤工俭学团”，认为“俄国学术精神不可不研究”。这时的毛泽东，已感到赴俄学习要比赴法学习迫切得多了。他和李大钊都希望有更多的青年到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学习，以改造和拯救腐败无能的中国。
1920年4月，毛泽东在北京工作、学习了六七个月，即将离京赴沪。临行前，李大钊对毛泽东说，你不妨再找一下陈独秀先生，他现在上海。他对马克思主义、对俄国革命颇有研究，对中国的现状和前途有独到的见解。5月5日，毛泽东到达上海后，遵照李大钊的嘱咐，多次会晤陈独秀，同他讨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问题，研究如何在湖南开展革命，通过陈独秀的进一步影响，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路上，大大向前跨进了一步。
岁月流逝，毛泽东对李大钊的怀念之情却丝毫未减。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保安的土窑洞里，曾多次饱含感情向埃德加·斯诺谈起李大钊。当回忆起第一次到北京的情景时，他说：“我到京后不得不立即找工作，我在师范学校的伦理学教师杨昌济，这时已成了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我找一份工作，他就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主任。这人就是李大钊，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后来被张作霖杀害了。李大钊给了我一份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月薪8元钱。”他又说：“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二人都是最卓越的中国知识界领袖。我在李大钊手下当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时，就迅速地朝马克思主义发展……”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和党中央机关从河北省西柏坡迁入北平。将抵达北平时，毛泽东无限感慨地对工作人员说：“30年了！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京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可惜呀，他已经为革命献出了生命。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一生攻读马列主义
毛泽东从1920年读第一本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共产党宣言》起，始终坚持不懈、孜孜不倦地阅读和研究马、恩、列、斯的著作。马、恩、列、斯的基本著作和重要文章，他读了很多，有的不知读过多少遍。他读马列著作的特点，是有重点地读，认真地反复地读，密切联系中国实际地读。
1920年毛泽东读了《共产党宣言》等两三本书，知道人类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找到了认识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方法。然后，他就老老实实地去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在大革命时期，马列著作翻译到中国来的还很少。毛泽东在1926年已经直接或间接从别人的引述那里，读过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的部分内容。但是问题还不在于读了这本书，可贵的是，毛泽东用《国家与革命》的理论来说明中国的革命问题，指导中国的革命。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被国民党反动政府封锁的革命根据地内，要读马列著作十分困难。那个时候，打下一些城市后，才好不容易弄到一点马列主义的书。1932年4月，红军打下当时福建的第二大城市漳州，没收了一批军事、政治、科学的书送到总政治部，其中有一些马列著作。根据彭德怀和吴黎平的回忆，其中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后来，毛泽东在回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时说，那个时候能读到马列著作很不容易。
长征路上，在毛泽东患病的时候躺在担架上还读马列的书。1964年3月，他对一个外国代表团说，他“是在马背上学的马列主义”。当年在长征路上同毛泽东一起行军的刘英曾亲眼目睹毛泽东读马列著作的感人情景。她说，毛泽东在长征路上读马列书很起劲。看书的时候，别人不能打扰他，他也不说话，专心阅读，还不停地在书上画杠杠，有时甚至通宵地读。红军到了毛儿盖，没有东西吃，肚子饿，但他读马列的书仍不间断，有《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有一次，毛泽东对刘英说：“刘英，实在饿，炒点麦粒吃吧！”毛泽东就一边躺着看书，一边从口袋里抓麦粒吃。
为了寻找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民主革命，以及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理论，毛泽东喜欢读列宁的著作，特别是革命时期的著作。“他说理，他心交给人，讲真话，不吞吞吐吐，即使和敌人斗争，也是如此。”毛泽东自己曾说过，他是先学列宁的东西，后读马克思、恩格斯的书。在列宁的著作中，《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以及后来出版的《哲学笔记》等，又是毛泽东读得遍数最多的。根据延安时期给毛泽东管过图书的史敬棠回忆，毛泽东在延安经常读《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他这两本书还是经过万里长征从中央苏区带来的，虽然破旧了，仍爱不释手。毛泽东在这两本书中写了一些批语，有几种不同颜色的笔画的圈、点和杠杠，写有某年某月“初读”，某年某月“二读”，某年某月“三读”的字样。
我们从彭德怀的回忆里，也可以看到毛泽东当时是如何重视这两本书以及对这两本书的看法。彭德怀说：“1933年，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个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此书要是在大革命时读到，就不会犯错误。在这以后不久，他又寄给我一本《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他在书上面写着：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不知其二；你看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前一本我在当时还不易看懂，后一本比较容易看懂些。这两本书，一直带到陕北吴起镇（现为吴旗镇），我随主席先去甘泉十五军团处，某同志清文件时把它烧了，我当时真痛惜不已。”
到了延安以后，毛泽东广泛地收集马列主义的书籍。他集中精力，攻读马列主义的书，包括马、恩、列、斯的原著和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的著作。当时毛泽东阅读、圈画并作了批注的马列著作，主要有《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选集》、《国家与革命》、《理论与策略》、《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等几篇斯大林的重要著作和《马、恩、列、斯论艺术》。▲ 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课用的《辩证法唯物论》、《矛盾论》、《实践论》，此即其中的一部分
解放战争时期，经毛泽东批阅的马列著作有两本，一本是《国家与革命》，一本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在《国家与革命》的封面上，毛泽东亲笔写上“毛泽东1946”，在扉页上注明：“1946年4月22日在延安起读。”翻开书，在《阶级社会与国家》这一章，几乎每句话的旁边都画着杠杠，讲暴力革命的地方画的杠杠特别引人注目。例如革命才能消灭资产阶级国家这一句，关于暴力革命的观点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这一段，杠杠画得最粗，圈圈画得最多，“革命”、“消灭”、“全部学说的基础”这些词和词组的旁边画了两条粗杠。毛泽东读这本书的时候，国民党正在积极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国内革命战争已不可避免，用革命的暴力推翻、消灭反动统治的国家机器，已是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头等大事。1948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正在乘胜前进，为了克服革命队伍内部存在的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保证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毛泽东重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布尔塞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并在书的封面上写了一个批语：“请同志们看此书的第二章，使同志们懂得，必须消灭现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毛泽东1948年4月21日。”中宣部于当年6月1日转发毛泽东这一指示，要求全党学习《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 毛泽东读西罗科夫、爱森堡等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书的批语
全国解放后，在党的工作重心转到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候，1954年，毛泽东又一次阅读《资本论》，以后又多次读《政治经济学批判》、列宁有关政治经济学论文十三篇等经济学经典著作。
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出现了一种否定商品生产的极“左”观点。毛泽东下工夫研究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小册子，毛泽东读了许多遍，经他批注的就有四个本子。他还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作了长篇评论。毛泽东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批注和评论，紧密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着重阐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商品生产的必然性。对该书中斯大林概括的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5条，毛泽东在批语中指出：“列宁是要以全力发展商品，问题还是一个农民问题，必须谨慎小心。”在斯大林批评那种认为商品生产在任何条件下都要引导到资本主义的观点的地方，毛泽东写道：“不要怕资本主义，因为不会再有资本主义。”在斯大林讲到商品生产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的地方，毛泽东写道：“限于个人消费品吗？不。”这些批注反映了，当时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商品生产的一些基本观点。毛泽东在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的讲话中说：现在有不少人向往共产主义，想立即进入，不要商品了，看了商品就发愁，以为这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为什么社会主义社会要搞商品生产？他就没有区别资本主义商品和社会主义商品在性质上的差别。在社会主义阶段，应该充分发展和利用商品生产。为了团结几亿农民，为了换取农民的产品，就要跟他们做买卖，商品生产不是缩小，而是要发展。废除商品，对农民的产品实行统一调拨，就是对农民的剥夺。中国是商品生产最不发达的一个国家。我们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服务，不要怕资本主义。毛泽东为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而研究马克思主义，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一个典型例子。
一直到晚年毛泽东都在钻研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著。坚持用马列主义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在他的藏书中，马列主义著作占了相当大一部分。
留在嘴里的半块芋头
1957年1月那是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的前夕。根据周恩来指示，卫士组提前开了每周一次的碰头会。“这么说，主席两天没睡觉，只吃了一顿正经饭？”卫士长李银桥皱着眉头问田云玉。“还喝过两缸麦片粥。”张仙朋补充。
李银桥的目光从几名卫士脸上划过，落在封耀松身上：“小封，下一班是你吧？”“嗯。”封耀松愁眉苦脸，压力不小。▲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提纲的手迹“想想办法，要想想办法。”李银桥嘟囔半天，也没说出办法是什么，总不能强迫毛泽东吃饭睡觉，那样毛泽东会发脾气。“你要机灵些，要抓机会，随机应变……反正就看你的了。”
卫士值班分正班副班，正班24小时不能离开毛泽东。封耀松面露难色地上了正班，在埋头写作的毛泽东身边侍立七八个小时，除了换茶水，没敢多一句嘴。只是下工夫观察着，寻找着……
凌晨两点，毛泽东忽然扔笔，将头向上仰去。以手按额，揉着、捏着。张开嘴，深深地、深深地呼吸。封耀松抓住机会，上前两步，小声劝：“主席，您已经十几个钟头没吃饭了，给您搞点来吧？”
毛泽东拼命伸着懒腰，然后放下手，布满红丝的眼睛望着封耀松，倦容已无法掩饰。刚张嘴，已经接连两个哈欠。他沉重地叹口气，摇摇头又点点头，勉强说：“不要搞了，你给我烤几个芋头就行。”
封耀松还想劝，毛泽东已经将手一挥，便低头抓起笔。封耀松不敢言声了，这个时候多一句话也会惹得毛泽东发脾气。
封耀松来到厨房，自己动手烤芋头。在陕北时就是这样，毛泽东怕影响炊事员休息，夜里只让卫士烤馒头片或窝头来吃，不许惊动炊事员。
可是，侯师傅被惊醒了。他眨着两只蒙眬的眼睛嚷嚷：“你胡闹！主席一天没吃饭了，你怎么就烤几个芋头？”封耀松摇头苦笑：“主席说让烤两个芋头嘛，你不胡闹，你做饭你送。”侯师傅便闭口无言。“交代了的就去办”，这是毛泽东的原则，侯师傅也懂，不照办才是“胡闹”。
封耀松烤熟了6个小芋头，放在一个碟子里端去。一进门，听到鼾声响亮。毛泽东睡觉打呼噜很响。他斜靠床栏上的毛毯，左手拿文件，右手抓笔，就那么睡着了。这种情况不少见，不能叫醒毛泽东。毛泽东睡觉极少极轻，一旦入睡不容惊醒，惊醒了必定发脾气。封耀松把碟子放在暖气上，便退到门口坐等。刚坐下眼皮就发沉，忙又站到门外，冷风吹着可以不打瞌睡。
毛泽东精力超人，他从不遵循大自然的规律办事，所以无法计算他一天睡多少小时，值班日志只计算他一周睡多少小时。李银桥回忆，毛泽东一周睡眠不超过30小时，有时睡了35小时，大家还喝酒庆贺。中央首长里，几乎没有人能与毛泽东比。以精力过人著称的罗瑞卿曾多次感叹：“哎呀，这几天累坏了，我陪主席来着。”他也对卫士讲过：“你们很辛苦，我知道，陪主席是很辛苦的。他精力超人，我们都比不了。”
封耀松在门外站了十几分钟，听到毛泽东咳嗽一声，忙轻手轻脚进屋，捧起碟子小声说：“主席，芋头烤好了。”
毛泽东放下笔和文件，双手搓搓脸说：“噢，想吃了。拿来吧。”
封耀松将碟子放在办公桌上，毛泽东走过来坐好。拿起一个芋头认真剥皮。轻轻摇晃着身子，吟诵过去作的一首诗词：“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
封耀松朝窗外望望，可不是吗？天快亮了。毛泽东剥出半个芋头，便咬下一口，边咀嚼边继续剥皮，嘴里嘟嘟嚷囔还在吟。封耀松见毛泽东自得其乐，便悄悄退出屋，继续吹凉风以驱走疲劳。
大约又过了十几分钟，屋里的呼噜声隐隐又起。封耀松轻手轻脚进屋，碟子里只剩一个芋头了。毛泽东头歪在右肩一侧已然入睡。
封耀松踮脚过去，端起碟子准备退出。忽然感觉呼噜声与往常有异。探过头去仔细打量，接着又揉一揉眼……
天哪！毛泽东嘴里嵌着半个完整的芋头！另外半个还抓在手里。嘴里那个芋头随着呼噜声战栗着。封耀松鼻子一酸，眼前立刻模糊，忙将手再揉揉眼，放下碟子，轻轻地、轻轻地去抠毛泽东嘴里的芋头。
芋头抠出来了，毛泽东也惊醒了。“哪个？”毛泽东一双熬得通红的眼睛迷茫而又愠怒地盯着封耀松，气冲冲大声问，“怎么回事？”“主席！”封耀松叫喊一声，噎住了，泪如泉涌。他双手捧着那抠出来的半个芋头，嘴唇只是抖，再说不出一句话。“唉。”毛泽东叹了一口气，“我不该跟你发火。”“不，不是的。主席，不是因为您……这芋头是从您嘴里抠出来的。您必须睡觉，必须休息了，我求求您，求求您了……”
毛泽东勉强笑笑，抬起右手，手指在头顶上画两个圈：“天翻地覆，天翻地覆啰。”他望住封耀松：“好吧，小封，莫哭了，我听你的，我休息吧。”
毛泽东就是这样读书写作的。“废寝忘食”这4个字用在他的身上，是最恰当不过了。
看正书累了看闲书
毛泽东嗜书成癖，晚年尤其如此。在运动量减少，整日读书不止的情况下，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很着急。他的保健医生徐涛想把他从书海中拉出来，劝他休息，他不听。后来，徐涛发现毛泽东喜欢聊天，就找机会拉毛泽东到户外散步聊天，以暂停他的读书，使他得到一点休息。
两人出去散步。毛泽东说：“我在湖南读师范的时候，喜欢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的书读得不多，还得补课。”徐涛说：“我正好相反，自然科学的书读得多些，社会科学的书读得太少，现在也得补课。”毛泽东兴致来了：“我们以后多聊点自然科学嘛。”后来，他问徐涛：“石油怎么开采？怎么炼？有哪些用途？”徐涛回答不了，就去查书，查完书再聊。这样一来，毛泽东常常向他提出新的问题，徐涛只得一次次地去查书。
后来徐涛发现，他读的书，毛泽东也在看，因而问题也越来越深，他被难住的时候就更多了。徐涛问：“主席，您是有意考我吧？”“哪里是考你哟，你在帮助我读书，帮助我增长知识。”
一听这话，徐涛茫然了：本想劝他少读书，其结果倒逼他多读书了。于是他趁势说：“主席，您读书很多但方法不科学。”毛泽东让他明说。他就说：“您这么整天读，不休息，太疲劳，违背辩证法嘛。”又说：“主席，您电影不看，对打扑克、下棋没兴趣，体力活动不搞，长时间进行一种劳动，最易疲劳。”
毛泽东却摇头了：“叫我看，你那点辩证法不全面，你对事物的理解也有局限。你说脑力换体力是休息。看文件累了看报纸，看正书累了看闲书，看大人书累了看小人书，看政治书累了看文艺书，我这也是一种休息，你不承认？”
毛泽东就是这样执著地从书中吸取知识，并有他的一套独特的读书方法。
一字一句啃英文
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群体中，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他们在早期革命生涯中都曾驻足于国外，或留学，或寻求革命真理。他们都或多或少懂得一点外文。尤其是周恩来，他在同外宾谈话时还能够当场纠正翻译的误译。然而，唯独毛泽东，直到年近花甲，外国语言对他仍是一个神秘的王国。“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都非常罕见的伟大挑战者。他在其一生的实践中不断地寻求值得他挑战的对象。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及党内假马克思主义者开战；在和平建设年代，他带头并号召人们向大自然开战，向科学开战，向一切胆敢阻挡中国前进的东西开战。他说，我就是不信邪。
当他意识到“外国话”是横亘在他和世界交流中的一大障碍时，毛泽东毫不犹豫地向这个神秘王国发起挑战。就像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经济建设遇到了诸多麻烦和问题时，他带头并号召领导干部啃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样。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美国医生马海德到达“红色世界”延安。毛泽东在村子里散步第一次路遇斯诺时，便伸出那宽厚有力的大手握住斯诺的手使劲地摇了摇：“美国朋友，欢迎你们，一路辛苦了！”
斯诺听不懂毛泽东的湖南腔普通话，也不知道眼前这位披着一头浓密长发，身材高大，穿着朴素得有点简陋的人就是他心仪已久的毛泽东，因而只是望着毛泽东发愣，直到翻译赶来。▲ 毛泽东学英语用过的单词卡片
然而，当周恩来见到斯诺时，周恩来用流利的英语和斯诺打招呼，并用英语与斯诺交谈。
生性爱挥洒自己个性的毛泽东对要通过翻译才能与外国人对话感到很不习惯。
也许从那时起，毛泽东就萌生出要自学外语的念头，且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确实自学过英语。
但是，由于当时严酷的战争环境，毛泽东自学英语受到很大限制。1970年毛泽东在接见金日成谈到学习外语问题时说：“我们这些人呢，主要还是自己不学。那时（指革命战争年月）工作也是紧张了一点，你打仗嘛，哪还有谁去注意学习外国话啊。”
全国解放后，年逾花甲的毛泽东再次提出要自学英语。
1954年，毛泽东提出，要找一个懂英语并熟悉国际问题的人，既教他学英语，又兼做他外事方面的秘书。中共中央组织部通过新华社物色人选。这样，林克就来到了毛泽东身边，工作了12个春秋。除秘书工作外，林克的大部分时间是帮助毛泽东学英语。
与普通人开始学英语一样，毛泽东学英语先是学习基本的英语单词和短语。他像一个小学生一样，学得很认真。毛泽东湖南口音重，有些英语单词发音不准，他就让林克领读，他自己跟着读，然后自己再练习几遍，请林克在旁边听他的发音是否准确，不准的地方，就请林克纠正。在阅读课文时，遇有生疏的单词和短语，在林克领读、解释完字义和语法结构后，毛泽东用削得非常尖细的铅笔在单词上方注明音标，并在书页的空白处用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注明每个单词和短语的不同含义。其神态，那股认真劲，对于一个年逾花甲的共和国领袖来说，真是难得。
但毛泽东学英语也反映了他作为一个政治领袖的本色。他的英语教材或者说课文的重点放在政论文章方面。他最先是从阅读英文版《人民中国》、《北京周报》、新华社的英文新闻稿和英文参考中的新闻、时事评论等入手，以后又阅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英译本如《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其他一些英文原版哲学著作。另外，他自己所著的《矛盾论》、《实践论》、《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英译本和经他审改过的当时和苏共论战的“九评”英译本，他都曾阅读过。这些材料中，最好读的还是他自己所写的著作；最难啃的就要算那些马列经典著作的英译本了。这些著作的文字比一般的政论文章要艰深得多，生词、短语也多些。但毛泽东借助词典及其他工具书，硬是一句一句地啃。有时，林克为了节省毛泽东学习的时间，事先帮他查好未学习过的单词。但毛泽东还是要亲自查看词典上的音标和释文。他说，这样印象深。
1959年1月，毛泽东在接见巴西外宾时有一段对话反映了他当时学英语的艰难情景。
毛泽东说：“我学问太少，除了中国话，别的国家的话我都不会讲。”
外宾问：“马罗金的报道说，你在学英文？”
毛泽东笑了笑说：“在一字一字地学。若问我问题，我勉强答得上几个字。”
毛泽东抽了一口烟，继续说：“我要订个五年计划，再学五年英文。那时可以看点政治、经济、哲学方面的文章。现在学了一半，看书不容易，好像走路一样，到处碰石头。”
毛泽东还说：“我们国家文化太低。在十五年至二十年内，每人都要学习一种外国语言，英、法、俄、德、日，这些主要的文字都得学。现在初中没有外文，将来也要搞一点外文。”
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是毛泽东学英语兴趣最浓厚的时候。毛泽东作为一大国之主，日理万机。他学习英语往往是在工作之余，心情轻松之时，大概他这时的记忆力也最旺盛。在北京不要说，就是巡视大江南北和在外地开会，毛泽东总要叮嘱工作人员带上英语书和词典，一旦有空，便坐下来学英语。有时在火车上、飞机上，他都挤时间学习英语。
1957年3月19日11时至12时，毛泽东在由徐州飞往南京的途中，书写了元人萨都剌的《徐州怀古》词后，即学英语。
1959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登南高峰、北高峰、玉皇顶、莫干山时，常常在攀登途中停下来歇息时，背诵刚学过的一些英语单词和短语。
毛泽东学英语还有一种独特的方式，就是利用会见外宾的机会学习英语。
1968年11月，毛泽东接见巴基斯坦武装部队代表团叶海亚·汗上将一行。谈到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的情况时，毛泽东说：“高尔（印军的一名军长）是个中将。”接着，毛泽东又问旁边的翻译冀朝铸：“中将的英文怎么说？”
“Lieutenant general．”
冀朝铸回答后，又分别把构成的字母拼写了一遍。毛泽东认真地复诵了一遍。
谈话结束时，毛泽东逐一与巴基斯坦客人握别。当轮到贾恩朱瓦中校时，毛泽东见他一身戎装，便问：“打仗的？”
贾恩朱瓦回答说：“是的。”
毛泽东侧过身来问冀朝铸：“打仗的英文怎么说？”“Fight．”冀朝铸回答后又照例拼写了一遍。
巴基斯坦外宾对毛泽东的这种好学精神非常感动。类似这种情况，在毛泽东接见外宾时屡见不鲜。
毛泽东还多次提倡领导干部学习外语。1958年1月，在他主持制定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他建议在自愿的原则下，中央和省市的负责同志学一种外文，争取在五年到十年的时间内达到中等程度。1959年庐山会议初期，他又重申了这一建议。在20世纪70年代，他还提倡六十岁以下的同志要学习英语。▲ 毛泽东学习过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上的一页
毛泽东学英语的另一位“老师”是当时还非常年轻的章含之女士。
196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七十寿辰。
这天，毛泽东邀请了四位湖南老人程潜、叶恭绰、王季范、章士钊来家做客。邀请时，毛泽东特作说明：很抱歉不请夫人但可以带一名子女。
于是，章士钊就带了女儿章含之到毛泽东家赴宴。那时，章含之27岁，是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的一名青年教师。
宴毕，毛泽东与大家坐在客厅谈笑风生。
毛泽东见章含之孤零零地在一边不说话，便笑着问：“含之同志已经当老师了？你教英语有多长时间了？”
章含之恭恭敬敬地回答说：“我1957年本科毕业，下放农村一年，又读了两年研究生，1960年正式开始教书，三年了。”
毛泽东又问：“教什么啊？”“低年级的英语口笔语实践课，还准备高年级的英国文学史讲座。”
毛泽东说：“你喜欢文学？”“很喜欢。”
这时，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吸了吸，笑着问：“章老师，你愿不愿意当我的老师啊？我跟你学英语。”
毛泽东的这一声“章老师”，把章含之闹了个大红脸。章含之完全缺乏思想准备，以为毛泽东是在开玩笑，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寻思了好一阵，才期期艾艾地说：“主席，我哪里敢当您的老师！您是我们大家的老师。”
毛泽东却显得很认真：“教英语，我就当不了老师了，还要拜你为师啊！”
章含之益发窘迫，她真是不知所措。
章士钊在一旁赶紧打圆场：“主席什么时候要含之来，告诉她就是了。”
毛泽东高兴地说：“好，那就一言为定喽！”
1964年元旦节刚过，毛泽东便吩咐林克：“我同北京外国语学院的章含之同志讲好了，她教我英语。你打个电话去问问她，是否可以就从这个星期日开始。”
随着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扩大，外事工作也日趋繁重。毛泽东也是想给林克减轻一点负担。
林克赶紧把电话打到了北外校务办公室，把毛泽东的吩咐转达给了章含之。
电话的那一头，寂静了好一会，才传来支支吾吾的声音：“我以为主席不过说说而已，没想到是真的。我一点准备都没有，万一教不好怎么办？”
林克劝慰说：“你不要紧张，主席很和蔼，他想读点英文也是作为一种休息。你来吧，从中南海西门进来，我先给西门的警卫打好招呼放行。”章含之不好再说什么，只好从命。
不知是紧张还是激动，章含之一天心都在咚咚地跳。回到家里，急忙告诉父亲。
章士钊说：“大可不必这样紧张。我同主席是世交。过去我称主席‘润之’，现在当了领袖了，见面称‘主席’，但主席仍尊我为长，称我为‘行老’。”
章士钊字行严，“行老”是对他的尊称。
元旦过后的第一个星期日，章含之开始到毛泽东处教他英语。教材是毛泽东自己选定的，就是当时发表的批判修正主义的“九评”文章的英译本。这些文章的中文稿都经过毛泽东自己审改，内容非常熟悉。毛泽东要章含之做的，就是告诉他那些政治词汇的中英对照、英语发音及一些句子的语法结构。每次一个多小时。
毛泽东对老师的讲解听得非常认真，他说：“这个英语还蛮科学的。修正主义这个词从动词‘修正’来的，加上‘ist’就变人，修正主义者。这个很好记，比汉语有规律。”“L”和“N”，这两个英语辅音，南方人在读音上很难分得清楚。但毛泽东不服，坚持要分辨清楚。他一遍又一遍地练习。望着毛泽东那一丝不苟的神态，章含之忍俊不禁。
几次接触之后，章含之发现自己原先的紧张真是“大可不必”。毛泽东很和蔼，也很风趣、幽默。
毛泽东说：“我请你当老师，不要搞特殊化。你一般骑自行车来，天气不好时，我派车接送。”▲ 毛泽东在飞机上学英语
因此，章含之一般都下午4点骑车赶到毛泽东那里。教完英语后，毛泽东总是留章含之吃完晚饭再走。毛泽东的饭菜很简单，每次总是由一位服务人员用提盒送来。偶尔有一个大火锅。毛泽东爱吃肥肉。他把切成大方块的肥肉放在火锅里，然后，蘸着放有辣椒末的佐料大口地吃。
饭桌上，毛泽东天南海北，边吃边谈，风趣、幽默中充满教益。
一次，毛泽东问章含之：“你和你的父亲，我的老朋友章行老关系怎么样啊？”
章含之说：“生活上我们是一家人，我平时住在学校，周末回家。不过政治上，我们是两条路，他是旧官僚，代表剥削阶级，我是共产党员，我同他划清界限。”
毛泽东惊呼：“啊呀！这么严重啊！还划清界限！你什么时候入的党啊？”“1957年1月。”“了不得啊！我这个主席还不知道，我的章老师硬是我党的老党员呢！”毛泽东微笑着故作惊奇，接着又问，“你说要同行老划清界限，可不可以讲给我听划清什么界限啊？”“父亲当过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教育总长，反对学生运动。鲁迅在很多文章里都骂过他。我在中学上语文课时，老师在讲台上讲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都点父亲的名，同学们都偷偷拿眼光扫我。我在课堂里如坐针毡。”
毛泽东笑了：“就为这个？你知不知道行老的历史？他对共产党有帮助。”章含之摇了摇头。毛泽东说：“你要批判你的父亲，可是你连他的历史都没搞清楚，怎么批判？”接着，毛泽东讲了章士钊的历史，说他虽然做过几件错事，但他还有革命的一面，做过很多好事，他不是反动派，是共产党的朋友。
毛泽东还说：“1946年我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蒋介石态度暧昧，对谈判缺乏诚意。当时我和你父亲谈了对时局的看法，行老当场在一张纸上写了一个‘走’字，然后对我说，老蒋对和平不会有诚意，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重庆不可久留。行老的意见很中肯啊。”
这些，章含之是第一次听说。
毛泽东继续说：“这难道还不说明行老是共产党的朋友吗？你参加了共产党，就是背叛了你父亲的阶级，但你要团结他，替共产党照顾好他才对。”
毛泽东与章含之还有一段关于外语教学中文学与政治题材比例的“争论”。
一次，学完英语后，毛泽东与章含之在户外散步。毛泽东问：“你教学生用什么教材啊？”
章含之说：“大部分是文学性的题材，也有新闻、政治等方面的内容。”
毛泽东说：“我看应该以政治题材为主。”“我认为还是应当以文学题材为主。”章含之跟毛泽东相处的日子多了，说话也毫无顾虑，并且还列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她的观点，“主席对中国文学如此渊博，写了那么多好诗、好文章，外文也是一样啊……”“你这个文学派好顽固哟！”毛泽东戏称章含之为“文学派”，“好，那我们妥协。七分政治，三分文学，可不可以，我的章老师？”“不，我们把三和七倒过来，七分文学，三分政治。”章含之毫不让步。
毛泽东笑着说：“这个章老师好厉害，不让步，还蛮讲策略。我看我们可以休战，实践一段再看。你可以告诉学校领导，我认为要增加点政治题材，对学生将来工作有好处。你也不能老是钻在你那文学里面，政治还是很重要的。”
眨眼间，章含之已当了毛泽东一年的英语老师了。1965年的春节又即将来临。
一次学完英语之后，毛泽东对章含之说：“过完春节，我打算离开北京一段时间。在外面时间更自由，我可以多一点时间学英语。你向学校请个假，同我一道去。不过，我不好剥削你，我们交换，你教我英语，我教你读《史记》。你到书店去买一本精装版的《史记》带上。不要用行老的，他的书都是好版本，可惜了。”
章含之高兴极了，回家作好准备。
不料，正月初三下午，毛泽东告诉章含之：“我暂时离不开北京，旅行只好推迟。”毛泽东说话时神情不如往日那样轻松。
大概又过了几个月，到了春末夏初。一天，毛泽东对章含之说：“我的老师啊，有件事要同你商量，我的英语课恐怕要暂停了。党内出了点大事，我最近要处理很多事，很忙，顾不得学英语了。等忙完了再接着学，好不好？”“主席事情多就不要学了。”章含之也不知道党内发生了什么大事，也不好问。只是从最近的接触中感觉到，毛泽东的情绪越来越沉闷。章含之哪里想得到，此时在毛泽东的心中，一场大的政治风暴已开始酝酿。这就是后来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自己也没有想到，他这次与他的“章老师”一别，竟是5年。但毛泽东没有忘记他的“章老师”。1970年6月14日，毛泽东办公室的电话打到了正在北京针织总厂“劳动改造”的章含之那里，要她立即到中南海见毛泽东。
毛泽东此时已搬到游泳池。“哎呀！我的章老师，好多年不见，你好吗？这些年，你经风雨，见世面了没有啊？”章含之一进屋，毛泽东便高兴地笑，拍拍床沿叫章含之坐下。
章含之说：“主席，这些年我经了点风雨，见了点世面，不过很多事情还是不明白。”
毛泽东说：“不明白不要紧，慢慢地会明白的。”
章含之还告诉毛泽东：“您戏称我为‘文学派’，我为此还挨了不少批斗。”
交谈中，章含之感到毛泽东仍不忘往日学英语时的交情。
读《暴风骤雨》入迷
毛泽东酷爱读书，一生手不释卷，这尽人皆知。然而，毛泽东读当代文艺书籍，特别是读当代小说并读之入迷，却很少见。
1952年内卫张木奇随毛泽东去山东、河南，看黄河，观孔庙。专列中央有个公务车，车厢半截是会客室，半截是卧室。同行的有位民主人士李烛尘先生，他们在会客室谈得很投机，天下大事，日常生活无所不谈。看那谈话的架势，这一路毛泽东是不会在车上干别的事了。
可是，晚上他躺到床上休息时，照习惯随手拿起一本书，翻看过两页便入迷了。他把枕头垫高，一页一页看下去，很久才变换一下姿势，甚至变换姿势时眼睛也不离开书。看到深夜一点，卫士端来一碗面条请他吃。
毛泽东坐起了身，却仍在看书。卫士把面碗摆在他面前，又将筷子插入他右手，他目光盯着书，筷子机械地插入面碗便不动了，右手按着书还在读。卫士不敢打搅，直到毛泽东翻书页时才提醒：“主席，吃完再看吧！面条要凉了。”
毛泽东像根本没听见，抓着那一页书翻过去翻过来，反复四五遍。他看的什么书呢？“主席，要不……我再给您热热去？”卫士试探着伸手去捧碗。“嗯，不要。”毛泽东嘴朝碗沿靠近，动作很慢，因为他的眼睛还盯着书。呼噜一声，一筷子面条进了嘴。偏这时有几个靠近书缝的字看不到，他的一只左手又要握书又要将书展开一些，便有些力不从心。张木奇借机过去帮忙，发现原来那本书是周立波写的《暴风骤雨》。
毛泽东吃过面条，躺下又看，他看书如饥似渴竟到了这种地步，直到天亮。早晨，他到会客室又见了李烛尘，谈过几句话便说：“我在看一本书，还没看完，有些放不下呢。”李烛尘一听说看书，马上明白了，便起身告辞说：“主席，你快去看书吧，看完书我们再谈话。”
专列经德州往西南，入兰封县境。毛泽东习惯躺在床上看书，随行的罗瑞卿和滕代远希望毛泽东看一会书能入睡，怕车晃得厉害，便命令停车。毛泽东并没意识到，他完全沉浸入书中，把最后几页读完，才像刚从水中探出头一般长吁一声，揉着太阳穴走到车窗前。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也曾记述过：“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斯诺惊叹地说：“不可否认，你觉得他的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
毛泽东读书入迷，使斯诺想到了，“书能通神”。
为看报纸攻打大军阀
井冈山上消息闭塞，中央的指示、文件，通过党的秘密交通转送，来得不及时。要了解国内外的大事和形势，只能通过敌人的报纸。
毛泽东能够通过敌人报纸上那些不知夸大了多少倍，掺了多少水分的假象报道，准确地分析和判断出敌人的动向和意图，当前所面临的形势和发展趋势，并由此决定红军的战略和策略。
1928年，他从敌人报纸上分析出进军湖南的大部队的情况。此后，他更把报纸看得像空气、水和食物一样重要。
1928年11月25日，在代表井冈山前委给中央写的报告中，毛泽东写道：“我们已能随时得到报纸，高兴多了，唯仍望你们随时将政治情况分析见告。”
1929年4月5日，毛泽东在代表红四军前委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写道：“在湘赣边界时，因敌人封锁，曾二三个月看不到报纸。去年9月以来，可以到吉安、长沙买报了，然得到亦很难。到赣南闽西以来，因邮路极便，天天可以看到南京、上海、福州、厦门、漳州、南昌、赣州的报纸，到瑞金县可看到何键的机关报，长沙民国日报，真是拨云雾见青天，快乐真不可名状……”
后来，在起草古田会议决议的同时，毛泽东又给中央写信，“请中央将党内出版物（布报，《红旗》、《列宁主义概论》、《俄国革命运动史》等，我们一点都未得到）寄来”。他在信中说道：“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同时，他又写信给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李立三说：“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请你时常寄书报给我。”1929年，傅连璋利用合法身份，在汀州订了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广东的《工商日报》、《超然报》，派人定期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特别高兴。
在井冈山，要搞到敌人的报纸，很不容易。因为敌人实行封锁，报纸不许过封锁线。红军每次下山打土豪、筹款时，都要加上一个任务：到国民党机关或邮局里搜罗一批报纸，带上山来。
每当部队打进一个县城或集镇，毛泽东时常派人去或亲自带着警卫员先去敌人的县（镇）政府，找敌人的档案文件，再去当地的邮局买报纸和杂志。往往是空着手跟毛泽东出去，转一圈回来，每个人都背着一大捆书报。当天晚上，毛泽东就用红笔画出记号，警卫员便照着剪下保存起来。
有一次，又有一阵子没看到报纸了，毛泽东索性专门派了三十一团的一个营，去打大军阀谭延闿的家乡高陇，收罗了一批报纸上山。土豪不可能天天打，红军也不可能天天下山，报纸只能时断时续地看。为此，毛泽东很苦恼。后来发现，有些小商小贩为了牟利，常常偷越敌人封锁线，带一些食盐、布匹和工业品进根据地。这就为搞到报纸找到了渠道。为了通过封锁线，躲敌人的耳目，小商贩把报纸当包装纸用。结果揉得皱皱巴巴的，像废纸一样。几经周折带上山的报纸，都是过期的旧报，而且日期也连不起来。尽管如此，每当拿到从山下送来的报纸，毛泽东脸上常常显露出异样的光彩，他总是急切地把报纸接过去，迅速打开阅读。只要看到有用的东西，毛泽东总是高兴地一边看一边自言自语地说：“真是拨开云雾见青天，天下大事尽收眼底呀！”这些报纸，都被当成宝贝一样，在红军的领导人中传阅。▲ 转战陕北时期的毛泽东（看报纸）
毛泽东看报看得很细。对有参考价值的资料，他都在上面画个记号。等山上的同志传阅完了，他就让贺子珍把做记号的剪下来，贴到本子上，分类收藏，以备查用。对于井冈山上的毛泽东来说，报纸是一大资源，那是要多层次开发利用的。首先是信息的摄取，阅读了还剪资料，接着再裁下报边，作为写字纸，最后剩下的废报，还要把它“吃掉”——作为卷烟纸卷烟抽，因为那时纸张是稀缺的东西。
1929年1月，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军主力下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急须判明尾追敌人和瑞金城内敌人的动向，以制订下一步的作战计划。毛泽东当即派宋裕和带一个连到瑞金县城抢报纸。结果弄到一批《国民日报》、《中央日报》，和广东、上海、福建、江西的地方报纸。毛泽东兴奋地说：“抢来这么多报纸，收获不小哇！”他据报纸分析，印证了关于敌人的实力、动向和企图的情报，和朱德、陈毅商量后，决定利用大柏地的有利地形，攻打尾追之敌刘士毅部。这就是著名的大柏地之战。有毛泽东的《菩萨蛮》为证：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遇空袭也读书不止
从井冈山时期算起，到二万五千里长征，到延安，毛泽东经常处于飞机轰炸之下，他的妻子贺子珍就是被飞机炸成重伤的。撤离延安前，炸弹爆炸的气浪有两次震碎了窑洞的门窗。
1947年，毛泽东、彭德怀率两万人马同胡宗南的二十多万部队在陕北转战对抗。一次，一颗炸弹在他的院子里爆炸，烟尘散去，工作人员惊讶地发现，毛泽东左手仍然端着茶杯，地上没有一星点茶水洒出。笔仍然在地图上画，那条调兵行进路线没打一点折扣！人们递给他一块弹片，他掂掂说：“能打两把菜刀呢。”毛泽东就是这样，在紧急的空袭中，泰然处之，指挥战斗，这是他的一种特殊的读书应用。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还受过一次轰炸。1958年1月18日凌晨，毛泽东在南宁冬泳邕江，夜里继续办公。凌晨一点来钟，空军雷达部队发现国民党飞机向南宁飞来。莫非国民党察知毛泽东正在南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随行的空军副司令员何庭一大为紧张。须知，南宁没有军用机场和战斗机啊！他用电话紧急联系柳州军用机场，命令空军部队紧急起飞，无论如何要将国民党飞机拦截住！
那天，南宁全城灯火管制。李银桥等涌进毛泽东卧室，请他去防空洞。他把手一挥：“我不去。要去你们去。”“主席，我们要对您的安全负责。”“蒋介石请我去重庆，我去了，怎么样？我又回来了，他还能怎么样？现在还不如那时安全吗？”毛泽东指住李银桥的鼻子，“你去，把蜡烛给我点着。”
李银桥说：“不行，主席，还是防备万一好……”“去！”毛泽东不耐烦了，“把蜡烛点着，国民党的炸弹扔我脚底下，扔我脚底下它就不敢响！我什么时候怕过他们？”
蜡烛点燃了，毛泽东继续看书，他看的是《楚辞》，看得聚精会神，津津有味，实在令人敬佩。
读书逸事
马背上作诗1955年法国总理富尔访问中国时，毛泽东接见他并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后来富尔在《毛泽东会见记》一书中回忆说：“我们在离开以前，和主席谈起他的诗。‘这是以前的事了。我的确曾经写诗，那时我过着戎马生活，骑在马背上有了时间，就可以思索，推敲诗的押韵。马背上的生活，真有意思。有时我回想那些日子，还觉得留恋’。”马背上的生活使毛泽东回想起在艰苦的年月里，他在马背上创作诗词的情景。也使我们了解到毛泽东那种锲而不舍，见缝插针，刻苦读书的精神是多么可贵。为毛泽东搬书
庐山镇下有一幢编号为“180”的旧式院落，这是毛泽东在1961年庐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下榻处。
黄际华和另外8名公安干部的任务，就是轮流守护这个院落的三道门：前门、后门和侧门。
7月17日晚10时左右，黄际华和公安干部们正准备休息，忽然听到有人呼唤：“大家快去，帮主席卸书。”“毛主席来了！”大家都抑止不住心中的喜悦。
他们的住处和毛泽东的住处相距不远，约30米。当他们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时，一看，嗬，门口停着一辆卡车，整整一车书！
毛泽东出席会议还带这么多书，难怪他老人家学识这么渊博。黄际华心里涌起一阵感慨。
大家小心翼翼地把一摞摞书轻轻搬到毛泽东的书房，又井然有序地按照毛泽东秘书的指点，把书叠好。没有说笑，大家知道，毛泽东这么晚来，不能惊扰毛泽东休息。
回到警卫人员住处，大伙兴奋得久久难以入眠。这是一次特殊的劳动。王安娜印象
在延安时友好人士王安娜对毛泽东的印象很深，她说：“毛泽东是夜里工作的人。他很晚才起来，用二三小时在延安的小街上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到接近傍晚的时候才开始工作。”“第二天傍晚，我去看望他时，只见宽阔的房间里，桌子上点着几支蜡烛，烛光照在圆形的屋顶和四周白色的墙壁上，形成奇形怪状的投影。在另一张桌子和木箱上，放着书籍、杂志和文件夹。毛素有博览群书之称，看来是有根据的。他让我看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和罗素著作的译本。据他说，碰到特别有兴趣的书，会连续三四个晚上不停地把它看完。深夜两点乃至三点以前他是不睡的，每天工作的时间实在够长。”砚 铁
1943年，国民党反动派又一次掀起反共高潮。7月间，胡宗南匪帮在邠州、淳化、洛川一带集结了两个军的兵力，准备进犯边区。毛泽东密切注视局势的发展。为了及时揭露国民党积极反共，破坏抗战的阴谋，毛泽东在枣园的窑洞里为《解放日报》撰写了《质问国民党》的社论。在这段时间，电报、文件不断送到毛泽东跟前，毛泽东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着。警卫副班长王保成记得，就在胡宗南匪帮挑起事端的紧要关头，毛泽东整整两天两夜俯在桌子上，批阅文件、看地图、等消息、作指示。接着，朱德总司令、叶剑英参谋长和贺龙同志来了。毛泽东又不辞辛苦和他们一块开会。晚饭后，朱总司令、叶参谋长和贺龙同志走了。王保成想，毛泽东现在该歇一会儿了。于是，王保成提着热水桶走进窑洞，请毛泽东休息。毛泽东从桌旁直了直腰，说：“小王，你先放下，等一会儿我洗。”说罢，又俯视着铺展在桌子上的地图，用红蓝铅笔画了这里又画那里。这天深夜，王保成起来查哨时，毛泽东窑洞里还亮着灯光。这时，王保成的眼眶里盈满了泪水，他多么想轻轻呼唤一声：夜深了，毛主席呵，您该休息了。
毛泽东为革命日夜操劳的感人肺腑的事迹，枣园的那棵老槐树可以作证，窑洞里那盏油灯可以作证，毛泽东办公桌上那块砚铁也可以作证。这是一块只有巴掌大小的椭圆平底的生铁，一直摆在笔筒旁边。毛泽东看书、写文章，每当手掌心出汗时，为了节省擦洗时间，就握着这块生铁，用它落汗、清凉。经年累月，这块生铁被毛泽东磨得油光铮亮。这块小小的生铁，真实地记载了毛泽东为革命不辞艰辛的读书形象。手 表
保健医生王鹤滨说：“毛主席为着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为着国家和民族的兴旺，废寝忘食，不知疲倦地工作和学习着，常常忘记了钟点。”
毛泽东有块手表，但它并没有起到提示他几点钟的作用，所以毛泽东很少看它，总是忘记上发条。王鹤滨多次看到，当毛泽东要出去开会，或会见外宾时，才问一下身边工作的同志。“是什么时间啦？”
听到回答后，对上表，把表把拧几下，上了发条，手表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对毛泽东有了用处，才看上它一眼。“床上地下、地下床上”
1956年年初，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正处于高潮，第一个五年计划进入第四个年头，毛泽东为了了解实际情况，直接听取了34个部委的汇报。
在听汇报的那些日子里，毛泽东十分疲劳。有次听完汇报，他带着疲乏的神情，说他现在每天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起床就听汇报，穿插着处理日常工作，听完汇报就上床休息。情况确实是这样。现举2月15日这一天为例。这天早晨9时40分开始，听取电力工业部的工作汇报，13时左右结束；17时20分，毛泽东去勤政殿，会见以西哈努克为首的柬埔寨王国政府代表团；19时10分，会见结束，回到颐年堂，继续听汇报，一直到22时10分才结束。听汇报劳累，除了时间紧凑，“连续作战”以外，还因为我们一些经济部门整理的汇报材料很不理想，只有干巴巴的条条或数字，没有事例，使他听起来非常吃力。有一次，听一位部长同志汇报，他紧皱眉头，忽而抬起头来说，听这样的汇报，“是使我强迫受训，比坐牢还厉害。坐牢脑子还有自由，现在脑子也不自由，受你们指挥。”“你们这些条条，一定是从许多具体材料中得出来的，应把具体问题写清楚。”“要请我的客，又不给我肉吃，是不是自己要留一手！”“半个月来的汇报都存在这个问题”。这是对我们经济部门的文风又一次尖锐的批评。
听各部委汇报时，毛泽东有许多生动的插话。这些讲话、插话无疑是他后来构思十大关系的思想火花。
在听取重工业各部汇报时，毛泽东指出：一切国家的先进经验都要学。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不论英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去嘛！学习苏联也不要迷信。对的就学，不对的就不学。苏联内务部不受党领导，军队和企业实行“一长制”，我们就不学。“一长制”这个名词有些独裁。过去苏联有电影部，没有文化部，只有文化局；我们相反，有文化部，没有电影部，只有电影局。有人就说我们同苏联不一样，犯了原则错误。后来，苏联也改了，改成跟我们一样：设文化部、电影局，取消电影部。苏联原来讲男女分校，讲起利益之多，不得了，可是现在又要男女同校。所以，学习苏联也得具体分析。我们搞土改和工商业改造，就不学苏联那一套。陈云同志管财经工作，苏联的有些东西，他也不学。总之，“要打破迷信，不管中国迷信还是外国迷信。我们的后代也要打破对我们的迷信”。
当小学生向人民群众学习
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说，我这个人也是犯错误不少，错误路线时期给我的打击，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赶出红军等，记得起来的有20次。井冈山时期一个误传消息来了，说中央开除了我的党籍，这就不能过党的生活了，开支部会我也不能去。后头又说这是谣传，是开除出政治局，不是开除党籍。哎呀，我这才松了一口气！那个时候，给我安了一个名字叫“枪杆子主义”，因为我说了一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们说政权哪里是枪杆子里头出来的呢？马克思没有讲过，书上没有那么一句现成的话，因此就说我犯了错误，就封我一个“枪杆子主义”。的确，马克思没有这么讲过，但是马克思讲过“武装夺取政权”，我那个意思也就是武装夺取政权。对我最有益处的，就是封我为“狭隘经验论”。我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那本书中就学鲁迅的办法，“报复”了一笔，批评那些骂“狭隘经验论”的人是错误的。那个时候他们认为山里头没有马克思主义，因为我们在山里头。似乎马克思主义只有一家，别无分店，是不是分店也可以搞一点马克思主义呢？我又不懂外国文，外国也没有去过，只是看了一些翻译的书。我总是跟一些同志讲，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可以学到的，即便学不到那么多，多少总可以学到一点。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说，一个人为什么只能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的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为《国语》；孙子膑足，《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一般地说，这种错误处理，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的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而且可以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许多新知识。毛泽东还在和吴冷西的一次谈话中，就受排斥打击时如何正确对待时说，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的处分，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屈原被流放而后有《离骚》，司马迁受腐刑乃发愤著《史记》。毛泽东自己也有体会。他说到，他讲打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时，并没有看过《孙子兵法》。后来王明“左”倾错误领导讥讽说十六字诀来自过时的《孙子兵法》，而反“围剿”打的是现代战争。这时才找到《孙子兵法》来看。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也是这时看的。那时毛泽东被解除指挥中央红军的职务，就利用空闲看了不少从红军走过的县城里弄来的书籍。
正因为毛泽东在受排斥打击时没有颓废消极下去，而是重振精神，在困境中发愤读书，去搞调查研究，因此他的体会很深。他在《农村调查》序言中总结这方面的经验说：“要做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第二是开调查会，道听途说，决然得不到什么完全的知识。我用开调查会的方法得来的材料，湖南的几个，井冈山的几个，都失掉了。这里印的，主要的是一个《兴国调查》，一个《长冈乡调查》和一个《才溪乡调查》。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我用这个方法得了很大的益处，这是比较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到会的人，应是真正有经验的中级和下级的干部，或老百姓。我在湖南五县调查和井冈山两县调查，找的是各县中级负责干部；寻乌调查找的是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他们都给了我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使我第一次懂得中国监狱全部腐败情形的，是在湖南衡山县做调查时该县的一个小狱吏。兴国调查和长冈、才溪两乡调查，找的是乡级工作同志和普通农民。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开调查会每次人不必多，三五个七八个即够。必须给予时间，必须有调查纲目，还必须自己口问手写，并同到会人展开讨论。因此，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我现在还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的必要，这是和我自己对于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依然还只是一知半解这种事实相关联的，并非说我是什么都懂得了，只是人家不懂得。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
毛泽东受错误路线打击排斥，却抓紧向人民群众学习，甘当小学生，结果获得了大量有实用价值的知识，走出了一条在困境中读书学习的新路子。
孟锦云陪读诗书
孟锦云来到毛泽东身边时，毛泽东早已患了白内障，很多人劝他做个手术，但他总是不愿意。这就像劝他吃药一样。他常说：“医生的话不能听，最多只能听一半。”
一天上午，小孟对毛泽东说：“您做个手术吧，很简单，手术之后，您就能看清楚我了。”
不知为什么，这次他没有表示反对，但也没有当时点头答应。毛泽东的习惯就是这样，同意做的事不一定立刻答应，要做的事马上就去做。
就在这天下午，毛泽东对小孟说：“我要做手术。”小孟听了，立刻打电话通知主席的医务人员。半个小时就一切准备就绪。
原来，虽很多人多次劝他动手术，而他都没同意。今天要做手术，眼科医生们早在几个月前就作好了准备。
周恩来、邓小平、张春桥、汪东兴等人得知毛泽东要做手术，很快都来了。
接近午夜的时候，张玉凤和唐由之一起搀着毛泽东走进手术室。毛泽东问：“音乐准备好了吗？”噢，音乐！张玉凤赶忙取来了弹词《满江红》的录音带，这大概是毛泽东最爱听的曲目吧！
这首曲子是上海昆曲剧院演员岳美缇演唱的。她演唱的《满江红》高亢、有力，充分表达了一个爱国志士的宽广胸怀和伟大抱负。毛泽东特别喜欢这首词，他听着铿锵乐曲，迈着蹒跚的步子来到手术室外坐下。“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此时此刻毛泽东神情镇定，从容乐观。他在想些什么？是对事业的未竟而抒发豪情，还是对医生的手术的美好期望。看来他正以伟大革命家的胸怀和气魄对待疾病、对待现实。乐曲表达了他乐观的情绪和无所畏惧的精神，也驱散了医护人员给伟大领袖实施手术的紧张气氛。他边听乐曲，医生边给他做手术。满身披挂的唐大夫从容不迫地为毛泽东做了白内障针拨手术。手术虽然只有七八分钟，但这把小手术刀的分量，却重似千斤。
在术前准备的日子里，唐由之他们已知道毛泽东的脾气比较固执。在开会研究术后护理时，大家商定，手术后头两次换药时，不给他试眼镜，生怕他试了眼镜一看视力有这么好，就不肯再把眼睛包上。但术后必须至少包3天，否则容易感染。
手术24小时之后，唐大夫等来给毛泽东换药。打开纱布一看，眼睛只有轻微的充血，角膜清清亮亮情况很好。不知怎么搞的，一位大夫一高兴，从兜里掏出一个深度远视镜片来放到毛泽东眼前，问：“主席，您看得清楚吗？”毛泽东看了，连说清楚，高兴极了。然而，麻烦也就来了，当医生给他换完药准备重新给他包上的时候，已经长时间不能自己看书看文件的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让包了，说：“这不是好了吗？还包什么？”唐由之答：“一定要包。”“包3天。”毛泽东说：“手术那天是1天，昨天是1天，到现在不已经是3天了吗？”说得唐由之哭笑不得，只好耐心地解释说：“医学上所说的3天是3个24小时，一共72小时，这还差得多呢。”毛泽东听了板起了脸，做手势让人们都走开。大家知道他生气了，都悄悄地退出了房间。唐由之没有走，此时不知从哪儿来的勇气，他说：“主席，平时您是主席，我们应该听您的。可现在您是病人，我是医生，您应该听我的。”经过一番争执，一番“讨价还价”，毛泽东允许唐由之给他戴上一个透明的塑料眼罩。
在外屋心焦地挨过了4个小时之后，见张玉凤来叫他进去。一见面，毛泽东伸出右手的食指和中指，比出一个“V”字，说：“唐大夫，你胜利了。”唐由之问：“为什么？”毛泽东答：“我的眼睛疼了，还是包上吧！”唐由之细心地查看了他的眼睛，重新消毒、点药，取出消毒纱布来给他包上了。一边包一边对毛泽东说：“您也胜利了。”毛泽东问：“为什么？”唐由之说：“您一贯提倡发展中医，提倡中西医结合，您手术的成功，正是中西医结合的果实呀！”毛泽东点点头，笑了。
自从毛泽东眼病好了之后，用于读书学习的时间更多了。患白内障时，他的视力极弱，只能用放大镜看书，或者由工作人员读给他听。一旦视力有所恢复，他又开始大量读书，他每天除了睡觉休息，批阅文件，接见外宾之外，剩下的时间，几乎都在看书。有时竟然一天读上十几个小时，读书成了他的最大乐趣，成了他的嗜好，毛泽东简直是读书成癖。
毛泽东读书别有一番情趣，他的许多嗜好让人费解。比如说他读书，晚年几乎都是在床上躺着读的。他有两副奇特的眼镜：单腿，一副无左腿，另一副无右腿。这两副镶着金边的花镜，向右时就戴无右腿的眼镜。一次，他戴上单腿眼镜，捧着书贪婪地阅读。医务人员看见了，不忍心他再受读书之累，只好把书拿走了，并劝告，“主席，为了您的健康，您不要再读了。”在这种时候，毛泽东茫然了。几十年来，谁曾能阻止过他的行动呢？他的意志和毅力是坚强的，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没有阻止住他，美国的现代化装备也没有阻止住他……细想想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他的行动。如今医生竟敢连书也不准他读了，他伤心地哭了：“我一辈子就是爱读书，可现在……”由此可见，读书已成为毛泽东生命的第一需要。
躺着看书已是毛泽东晚年形成的读书习惯。有一次护士孟锦云说：“您老是躺着读书，十几年如一日，真是练出硬功夫来了。”
毛泽东说：“你说得对，硬功夫都需要去练，你也可以练出来嘛。”
小孟说：“我可不愿躺着看书，听医生讲，这种姿势对眼睛不好。”
毛泽东说：“医生的话就都那么对？你们这些人哪，动不动就是医生怎么说。”
毛泽东不仅躺着看书，有时边吃饭边看书，60年代上卫生间时，也习惯拿着本书看。毛泽东跟书籍简直是形影不离。在他的卧室里、办公室里、游泳池的休息室里、卫生间、澡间……都堆放着书。他外出时，首先考虑的是要带些什么书。他经常是亲自拉个书单，交给工作人员，把书带上。在火车上、轮船上、飞机上，毛泽东不间断地读书学习。毛泽东躺着读书，常常是把书卷起来，用手托着转着看，会顺手拿起铅笔在书本上画些只有他自己懂的符号。他的床头小桌上总是放着削得很细的铅笔。他在书上画了许多符号，这些符号，他在自己的一个小本子上都有注解。这些符号，往往反映了他在读书中的某种意图和倾向，直接反映了他对某个观点的怀疑或赞成，深思与不解。
毛泽东在书上画的问号已被他用短线划去，这表示他后来已理解或肯定了书上的说法。毛泽东在书上还常常写些批语。翻开他看过的书，常常看到书上很多地方，是圈点细密，画杠不断，字句连绵，圈旁有圈，外加框，字上叠字，铅笔上叠写毛笔字。毛泽东的这些符号、批语，足以证明他读书的认真仔细，刻苦精神。
孟锦云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日子里，看到他经常读的书有：《二十四史》、《鲁迅全集》、《笑林广记》、《容斋随笔》、《全唐诗》、《智囊》、《考古学报》、《自然辩证法》……阅读的范围十分广泛。
80多岁的毛泽东，读书竟然使他有忘掉一切的时候，这正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他向着知识的宝库勇往直前，吸取着智慧的力量。他既不是像学生填知识以应付考试，也不是为了满足某种对未知的好奇。他是一位对知识的热情追求者。也许在他看来，他从书本中所获得的每一点新知识，所吸收的每一种新学说，所冒犯的每一个旧观念，都是一次胜利，一种喜悦。他发问、选择、排斥、否定、判断，把他所读到的一切都做深刻的分析。他秉性不受权威的蒙蔽和震慑。
毛泽东在学问上是诚实的，同时也是勇敢的，他能冷静地思考，对真理有一份特殊的厚爱。他常常深入到书的头部，仔细地咀嚼，认真地品味，直到那本书的所有纤维和筋肉成为他的一部分，用它的力量来补养他，然后才告一段落。
老年时候的毛泽东仍然可以看出他青年时代不屈不挠的奋斗气概。尽管此时他的身体已经很衰弱，生活上自理困难，但当他读起书来的时候，却如痴如醉。什么时候翻身，该活动，该吃药，该打针，该喝水，该吃饭，他通通认为是多余的，他都可以完全忘掉。
有一次，孟锦云看见毛泽东已连续读了5个多小时的书，还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默默地读着，小孟怕他过分劳累，便走过去轻声提醒：“主席，您该休息会儿了。”
但毛泽东仿佛一点也没有听见，依旧在那里读他的书。于是，小孟便稍稍把声音提高了些，又说了一遍。毛泽东回过头来，大声一吼：“滚！”这声吼真把小孟吓呆了，她只得悄悄走开。事后，毛泽东自感做得不妥，又主动向小孟道歉，小孟心里是理解的，这可能是聚精会神的人是不愿别人打扰的。
当然，有时候又与此相反。当小孟提醒他休息时，80多岁的毛泽东在年轻姑娘面前，变成了听话的孩童。小孟觉得他有时更像一个有着大人身体的孩童。小孟的提醒会使他乖乖地把书放在一边，眼睛微闭，静静地躺在那里，闭目养神，平心静气地休息。
有一天，小孟见毛泽东手里托着书，似乎在看，但走近一看，他的眼睛已经闭上了。小孟轻轻地关上壁灯，蹑手蹑脚地走到他的床前，把他手中的书轻轻抽出来，放在小桌上，又把他的眼镜慢慢摘下来，让他好好睡觉。但等刚刚摘掉他的眼镜，毛泽东马上又清醒了。一醒过来，又顺手去找桌子上的书。这时，小孟只得又给他戴上眼镜，打开床头灯，让他接着读下去。这样的读书，有时会达七八小时之久。
毛泽东的卧室就是书房，因为他的读书活动，几乎都是在卧室里进行的。他有一张特制的带双床头的木制床，放在卧室的中间。床的一侧是两个又高又宽的大书柜，他经常看的书大部分放在这里。他还有一个藏着数万册书的图书室。他的床另一侧有一张小桌，小桌的外边又有一张大方桌，上面摆放着他阅过和待阅的各种文件。
毛泽东除了紧张的工作之外，就是畅游在书的海洋里，享受那书海中发出的波涛，冲击着脑海，推动着思维活动的进展。
毛泽东喜欢唐诗，在他卧室里的那张桌子上，常常放着各种唐诗本。仅《唐诗三百首》就有好几种版本，而且有一部《全唐诗》。他对唐代诗人的三李，即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尤其酷爱推崇。他常常被诗中神奇的想象力和高超的艺术魅力所吸引。他有时自己边看边读，自言自语地赞叹：写得好！写得好！
孟锦云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亲眼目睹了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十分丰富。有一次，他让小孟给他读唐诗，小孟大声朗读：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小孟刚读完这首诗的最后一句，毛泽东便一下子笑出声来，随即说：“你再读一遍最后那句我听听。”
小孟不明白毛泽东笑她什么，又大声读了一遍“遍插茱萸少一人”。
毛泽东听完之后，坐起来顺手拿了一张纸，写了两个字：“茱萸”。让小孟过来，指着“萸”字说：“你去查查字典看，这个字的读音是什么？”
小孟抱着本大字典，翻了好一会儿，才找到了这个字，一看字上的拼音，才知道自己读错了。她忙对主席说：“这个字应该读yú（鱼）。”
毛泽东点点头，慢慢地说：“这茱萸是落叶乔木，还是一种药材呢，插上茱萸，可以避邪。小时候，在我的家乡，我就看见过插茱萸的。”
毛泽东常常给小孟纠正错音，有时遇到生僻字，小孟读不下去了，毛泽东很快给她接上。一次，小孟读杜甫的《进艇》：南京久客耕南亩，北望伤神坐北窗。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俱飞蛱蝶元相逐，并蒂芙蓉本自双。茗饮蔗浆携所有，瓷罂无谢玉为缸。
当小孟读到第五句“俱飞蛱蝶元相逐”时，不认识“蛱”字，在这里卡住了，小孟读不下去了，毛泽东马上接下来，把后面四句一下子就念了出来。对于这样一首并不是很出名的唐诗，毛泽东竟然能熟稔于心，小孟不得不佩服地说：“主席，您都这么熟，自己背诵算了，别让我给您念了。”
毛泽东听了，并不介意地说：“听你念是一回事，我自己吟诵又是一回事嘛。”
孟锦云是湖北人，说话快，而且声音高，每次读书念诗，毛泽东总要提醒她几次：“慢点嘛，声音也太高，简直像唱黑头的。”
小孟听了毛泽东的话便马上放低声音，放慢速度，但读着读着，不知不觉地又变快变高了。
这时，毛泽东会开玩笑地说：“孟夫子，我这个听的，比你这个读的还要紧张，你是不是在跟我吵嘴哟？”
小孟也笑了，她抱歉地说：“我觉得我已经读得很慢了，怎么回事？老是太快。”“只缘身在此山中，你忘了苏老先生的话啦？”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毛泽东依旧在读着他所喜爱的书。几天来，只要毛泽东自己看书，小孟便也拿本唐诗读起来，她怕毛泽东让她读时老读不好，她也像应试的学生一样，在认真地准备着。
一天，毛泽东听京剧唱片，刚听了没几分钟，就对小孟说：“别听了，还是请你再给我读几首唐诗吧。”
小孟见毛泽东又要让她读唐诗，她倒挺高兴，她心里觉得有底。她把留声机关上，顺手从毛泽东床头的小桌子上拿起了一本《唐诗三百首》，边翻边说：“我每次读诗都读得不好，还老让您纠正，这次我得选一首好读的，保证让您挑不出错来。”
毛泽东听了笑着说：“读诗就是学习嘛，要知难而上，你这个孟夫子却是择易而谈。可以嘛，你随便读一首我听听，读好读的。”
小孟一翻，正好翻到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她对这首诗读过好几遍，差不多都快背下来了。于是她便很有把握地放高声音，放慢速度，郑重其事地朗诵起来：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毛泽东听了，连声称赞：“孟夫子选得好嘛！这首诗虽短，可内容是情深意长噢！孟夫子，这次你读得也好，看来你不用纠正三次嘛。”
原来，这首诗过去小孟也曾给毛泽东读过，总是把“怆”读错。毛泽东已经给她纠正过两次。
小孟听了毛泽东的夸奖，也很高兴，并说：“就这么一个‘怆’字，我再记不住，那我也太笨了，我的记性还不至于那么差。”
毛泽东听了小孟的话，便接着说：“我可不敢说孟夫子笨噢，孟夫子可是个聪明的姑娘。怎么样？再读一首听听。”
毛泽东的话音刚落，小孟便是早有准备似的读起杜甫的《赠卫八处士》：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问答乃未已，驱儿罗酒浆。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这首诗小孟多次给毛泽东读过，之所以是多次，是因为小孟觉得这首诗读着特别顺口。全诗以口语为心中事，毫无雕琢之工。而毛泽东也特别喜欢听这首诗。每次小孟读完之后，他自己还要再吟诵一遍。这样，小孟就在这本诗集里夹上一张小纸条，做个记号，一翻就能找到。只要毛泽东让她读唐诗时，她便很快找到这首诗，顺畅地读起来。
读完这首诗后，小孟自己也感到满意，她又问毛泽东：“您还想听读哪首诗呢？”
毛泽东稍稍沉思了一会儿，他没有马上回答，正当小孟准备把书放下，安排他休息时，毛泽东突然又发话了：“孟夫子，读读白居易的《长恨歌》吧！”
毛泽东把《长恨歌》这句话说得特别重，语调里有一种惆怅，又有一种近似恳求。
小孟可从来没有给他读过这首诗，但她有一次倒是听毛泽东吟诵过其中的诗句：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
当时听毛泽东吟诵这些诗句时，小孟便跟他开玩笑地说：“您会那么多诗，出口成章，老是文绉绉的，我可听不懂。您是个大主席，又是个大诗人，真了不起啊。”
小孟开始翻目录，但找来找去，也没找到，嘴里还不住地念叨：“《长恨歌》，白居易……”
毛泽东看小孟找得怪着急的，便打趣地说：“孟夫子，还是让我来找，你是视而不见哟。”
小孟还是不服气，便说：“您先别着急，我肯定能找到。”“如何查目录？孟夫子，这是有规律的嘛，这首诗是七言古诗，你应该从这个项目里去找才是。”
小孟连“七言古诗”这项也找不到，越着急越找不到，她便不情愿地把书递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拿过书，翻了两下就找到了，马上递给小孟：“孟夫子，有眼不识泰山。这不是嘛！”
小孟接过书来，开始朗读起来，她读得很慢，总觉得不太顺当，好不容易才读到最后几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小孟读完最后一句时，毛泽东已闭着眼睛，似乎是陷入了沉思。毛泽东从这首叙事诗中到底感受到了什么？是赞赏诗中哀艳动人的故事，悠扬婉转的诗句？还是对诗中所提出的告诫表示慨叹，令小孟不解。
有一天，毛泽东吃过午饭，坐在大厅里的沙发上，神态悠闲。大概他今天不准备读书了吧。他微笑着看着孟锦云，然后，指着他桌子上放着的那部《资治通鉴》问道：“孟夫子，你知道这部书我读了多少遍？”
小孟看着这部不少地方用透明胶粘住的《资治通鉴》，不等说话，毛泽东便又接着说：“一十七遍，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一部难得的好书噢。恐怕现在是最后一遍了，不是不想读，而是没那个时间啰。”语调里充满了惋惜和遗憾，但却没有丝毫的消沉与感伤。他接着问小孟：“孟夫子，关于这部书你知道多少啊？”
小孟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就知道这是一部写历史的书。听老师说是司马光写的。”
毛泽东认真地追问了一句：“还有呢？”
小孟羞怯地摇摇头。
毛泽东看出了小孟不好意思，又接着说：“当然，这不能怪你，这部书要是从头到尾，认真读上一遍，得好几年的时间哪。不过，我还是劝你读一读，不能全读，读读某些部分也好。读与不读可大不一样噢。你还年轻，有没有这个决心啊？”
小孟回答：“试试看吧，我怕没那个毅力。”
毛泽东像老师辅导学生一样，十分认真地说：“孟夫子，你有个词可用错了，还是个挺关键的词呢，不改不行。不是毅力，而是兴趣。因为有了兴趣，人就不会感到累了。咬着牙看书，你那个毅力再大，也还是看不下去的。有了兴趣，越看越有味道，还会越看越轻松，像休息一样。”
小孟说：“我看您就是对看书有兴趣，一天老看书也不嫌腻，还老看历史书，对历史书我就是读不进去。”
毛泽东听了小孟的话，并无责怪，接着说：“中国古代的历史，学问大得很哪，有人觉得中国古代的历史全是糟粕，不值一看。还有一种人，觉得历史上的东西全是精华，包医百病，我看这两种人都有片面性。我的观点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既是继承，又要批判分析，对不对？”
小孟连连点头。毛泽东又问了一句：“为什么对呀？”“主席说的还能不对？”小孟不假思索地回答。
毛泽东笑了笑说：“我说的就都对呀？那可不见得，金口玉言，那我不成了圣人啦。历史上没有什么圣人，现在没有，以后也不会有，什么都对的圣人永远也不会有。我说的有一半对，我就心满意足啰。是书上说的，也有不少屁话，不能相信。”
小孟说：“我看书时，总觉得书上写的还能不对吗？所以特别信，百分之百地相信。”
毛泽东听了小孟的话，不紧不慢地向她解释：“用这种态度读书，还不如不读。读书，一要读，二要怀疑，三要提出反对的意见。不读不行，不读你不知道呀。凡人都是学而知之，谁也不是生而知之啊。但光读不行，读了书而不敢怀疑，不能提出不同看法，这本书算你白读了。”“我读书可从来没有提出过不同看法。”小孟天真地向毛泽东谈自己的情况。
毛泽东接着说：“孟夫子，不要认为书上篇篇是事实，句句是真理。我们现代人写书，对事实都有自己的选择，古人就那么客观？代代相传就不会走样？比如，写一个人，他的臣下往往说好话，甚至吹捧，他的敌人往往攻击。这一代人这样写，那一代人又往往那样写，言过其实的东西不少。都是白纸黑字，你信哪一个？所以需要怀疑。你怀疑，你就去找别的史料，对照一下，这是一种常用的方法。”“您读书能怀疑，我可是连读都不一定能读得懂呢，还谈得上什么怀疑？书上写的能胡编？这我可想都没想过。”“你这个孟夫子，就是头脑简单得很哩，要多思嘛。比如，有些史书里把个武则天写得一塌糊涂，荒淫得很，不理朝政，这样她能统治得下去？我就不信。”
毛泽东说得不紧不慢，真是慢慢道来，但却是那样肯定与自信。说到这里，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很薄的书递给小孟：“这是一本写《资治通鉴》的书，写得不错，好读得很，有时间的时候看看，我还想同你探讨一番呢。”
十几天之后，小孟把那本小册子送还给毛泽东。通过读这本书，小孟觉得对《资治通鉴》多少有了一些了解。所以，当她把这本书送还给毛泽东的时候，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既有对毛泽东的敬佩，真没想到那样一部大书，他竟然能读17遍，真是了不起。同时，她也感到这十几天很有收获。她觉得，不管怎么说，如果毛泽东再向她问起《通鉴》，自己总不至于一无所知了。
当小孟把书还给毛泽东时，他微笑着对小孟说：“书看完了，可不能白看噢，要发表点见解，不吝赐教才对啊！”
毛泽东的玩笑话中透出一股子认真劲儿。小孟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对《资治通鉴》，只能说有了一点点了解。我还有许多地方不知道呢，让我说，也只能提问题。”
毛泽东笑着说：“了解一点点也好嘛。看来是略知一二了，光提问题也可以嘛，能提问题就是一种提高。”
于是，在毛泽东那宽敞的大厅里，一场像是朋友间的交谈，或者说是像师生间的讨论开始了。
作为学生的小孟首先发问：“这部书叫《资治通鉴》，是让统治者把历史当作一面镜子，照照自己，可为什么不从有史以来就写，而是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呢？”
听到这个提问，毛泽东的眼睛一亮，显出异常高兴的神情，笑着对小孟说：“这个问题提得好，孟夫子真是动了脑筋。看来，你是嫌这面镜子还不够大，怕照得不够全面。其实，这面镜子已经不小了，统治者如果真是认真照一下的话，恐怕不会一点益处都没有。如书里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清朝的雍正皇帝看了很赞赏，并据此得出了结论，治国就是治吏。如果臣下个个寡廉鲜耻，贪得无厌，而国家还无法治他们，那非天下大乱不可。”
小孟说：“主席，您讲的这个意思我明白，历史确实是一面镜子，可我还不明白为什么不从头写起？从头写不是更完整吗？”
毛泽东说：“司马光之所以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是因为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或者说主要是司马光认为发生了一件大事情噢。”
小孟说：“这一年有什么大事？我学过的历史书上怎么没有讲到？”
毛泽东说：“你上学时，读过的历史课本太简单，怎么能讲那么细？这年，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这一承认不要紧，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的啰，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弱的关键。‘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也。’选择这一年，这件事为‘通鉴’的首篇，真是开宗明义，与《资治通鉴》的书名完全切题。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没有原则，没有是非。当然非乱不可。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你上面的敢胡来，下面凭什么老老实实，这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小孟说：“为什么从这年开头我明白了，可为什么只写到五代就停止了呢？”
毛泽东说：“有人说，这是由于宋代自有国史，不依据国史，另编一本有困难。我看这不是主要的，本朝人编本朝史，有些事不好说，也可以叫做不敢说，不好说的事，大抵是不敢说的事。所以历史上的书，本朝写本朝的大抵不实，往往要由后一代人去写。”
小孟越听越觉得有意思。她心里想，我们这段历史还不知谁去写？怎么去写呢？但愿能写得真实点儿。她记得毛泽东说过这样的话：“我们今天的事儿，也要由后代人去评论。‘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自己说的不算数，当时人怕你的权势，恐怕也只有说好话，说假话，这当然不能统统算数，得大大打个折扣。”
稍稍停了一会儿，毛泽东便又接着说：“孟夫子，你看《通鉴》最后一段写了赵匡胤，也只是说太祖皇帝如何如何勇敢，如何如何英明，如何如何了不得，简直白璧无瑕，十全十美，全信行吗？”
小孟说：“当然不行，看来，历史书里也有不少不可信的东西。《通鉴》里写了不少皇帝，有些皇帝糊涂得很，可他当皇帝，真让人不可思议。”
毛泽东说：“中国的皇帝很有意思，有的皇帝简直就是个糊涂虫，可那是没有办法的事。皇帝是世袭啊，只要老子是皇帝，儿子再糊涂也得当皇帝。这也怪不得他，生下来就是皇帝嘛，还有两三岁就当皇帝，当然要闹笑话。他那个皇帝好当得很，什么事都有人替他办噢。”
小孟说：“这种皇帝当然好当。谁都能当，3岁就当皇帝，真是荒唐。”
毛泽东说：“中国历史上有3岁的皇帝，但没见过3岁的娃娃拉着车满街跑，6岁也不行。你说当皇帝与拉车哪个更难啊？皇帝糊涂，当然大臣们都胡来，就拼命地搜刮老百姓。老百姓不服就要镇压，那方法残酷得很，‘通鉴’上就有这样的记载。当时有一种刑罚，把人的肚子拉开，拖着犯人的肠子走。暴政到了这种程度，老百姓忍无可忍，就造反，镇压不下去，就完蛋。”
小孟说：“您快别说了，真是吓死人。您今天讲了这么多，真使我长见识。今天您真是越说话越多，该休息了。”
毛泽东说：“今天就到此休会，听你的，孟夫子。”
又过了几天，毛泽东在卧室里休息，他刚刚睡过觉，显得很有精神，坐在床上，习惯地又把头靠在了床头。他招招手，示意让小孟过来。
当小孟走过来之后，毛泽东抬起那双并不明亮的眼睛，看了看走近来的小孟，然后用手指了指床边的软椅，让小孟坐下。毛泽东看小孟坐下来之后，才慢慢地说：“我们的讨论会什么时候开幕啊？”“开幕闭幕还不是由您决定。”“现在开幕！”毛泽东有意把声音抬高了说。
小孟笑着说：“您的记性还不错，没办完的事还得接着办。您等一下，我去拿我的笔记本，我的问题都在本子上记着呢。”
小孟去她休息的房间，不一会儿，就回来了，她翻着她的小本子，开始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王安石与司马光既是对手，又是朋友，是怎么回事儿？”
小孟低头看着小本子，她坐得直直的，就像一个毕恭毕敬的小学生一样。
毛泽东说：“这两个人在政治上是对手。王安石要变法，而司马光反对，但在学问上，他俩还是好朋友，是互相尊重的。他们尊重的是对方的学问，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不能因政见不同，连人家的学问也不认账了。”
小孟说：“做到这点不容易，我们文工团‘文化大革命’分成两大派之后原来的朋友因不是一派，就变成了仇人，攻击起来，简直不择手段，哪里还谈得上尊重。”
毛泽东说：“政治上的对手，我不同意他们的主张，但对这些人的学问还是尊重的，至少还得承认吧。”
小孟说：“您也有对手？那是过去，现在哪里还有。”
毛泽东说：“怎么会没有对手？孟夫子，你有时就是我的对手呢！你非让我吃药，我不要吃，这不就成了对手？不是政治对手，是生活对手噢。”
小孟说：“我可不敢和您作对，您那么固执，谁说服得了您呢。”
毛泽东说：“说到固执，司马光这个人就很固执，认准的事一定要办，并且办到底。固执不一定是好事，但做学问却需要这种精神，总比那些动摇不定的人好。对的，当然要坚持，错了，当时没认识到，为什么不坚持？当然，对与错，有时也转化，当时对，多少年后未必还对；当时错的，多少年后也未必错。多少年后看看还是错的，再过多少年后看看，也许又另当别论了。所以，不要对事情轻易下结论，历史自有公论嘛。”
小孟又提出新的问题：“以前总认为《资治通鉴》是司马光一人编写的，现在才知道是几个人合编的，几个人合作很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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