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嘉
出版社：中国纺织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国粹解人生：传统文化中的生命智慧试读：
前言
中国人凡事讲究一脉相承。山川谓“龙脉”，河流即“水脉”，华夏文明的发祥与流传则被称作——文脉。
文脉之始，乃文字。世界四大文明中，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留下了粗糙、零散的文明碎片，惊鸿一瞥却匆忙离世；古印度文明玄奥、神奇，但曲高和寡的特点让世人望而却步；同样古老的埃及文明，它们有卢克索神庙上的象形文字，却只有少数能被破译，没有更多的文学意义。
与此同时，中国文学则开始在《诗经》这座文字密林里渐露枝芽。那里有鸟语花香，有山清水秀，有耕织稼穑，更难能可贵的是，有纯真无邪的爱情。隔着时光的巷道，那些音韵和谐、质朴无华的句子汇成心间的清泉，流进我们的想象，凝聚成诗。
没有古巴比伦的繁华绚烂，没有古印度的玄奥繁复，没有卢克索的壮丽雄伟，《诗经》流露的，是中国人非凡的生命哲学：古雅而朴实，温润而敦厚。就像黄土地里拔地而起的华夏文明，也曾被踩踏，也曾卑微过，但它仍旧活着，且生生不息。
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老庄的智慧，顺应天地，无为而治。
现代工业文明中，这种智慧依旧散发光芒，熠熠生辉。在许多人眼中，苹果创始人乔布斯既是一个商业神话，也是一个能将技术与艺术完美结合的奇才。他将人的感官感受融入精巧的设计中，创造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触觉记忆。那种消费者与技术的肌肤之亲大抵如同成语中所说的“耳鬓厮磨”，时间长了就像身体的一部分，难以割舍。在苹果新产品的发布会上，乔布斯不修边幅、趿着拖鞋的样子，常被指为“美国的庄子”，那种逍遥与自在难免有点庄子身上“放浪形骸”的意味。他这种超然物外的洒脱与产品的设计研发相互渗透，与今天苹果产品独一无二的舒适感之间存在一种微妙的联系。
古人云，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枯荣是美，精巧是美，质朴也是一种美。如若，我们用那些五彩缤纷的美去比照千姿百态的中华国粹，就会发现，无论琴棋书画诗酒茶，还是篆隶行楷草，抑或亭台楼阁、民间艺术，朴素之美都永远存于“文脉”之中。
如今，中华传统文化之精髓已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注入血液。他们仰望星空，不再左顾右盼，让自己从纷扰、浮躁的信息碎片中逃出，静滤心胸、洗净尘埃，遨游于典籍诗文、琴棋书画、民间艺术之中，让心灵于传统文化的星空下腾空而起。编著者2014年11月 第一篇字里乾坤：典籍诗文篇第一章 叹古吟今赋藻辞，一曲诉情思想象给生活带来色彩——神话
相传，远古时代，天山上住着一个叫夸父族的巨人氏族，他们的首领叫夸父，他身材高大，力大无穷。那时候，世界上毒蛇猛兽横行，人们生活凄苦。为了让人们能够活下去，夸父每天都率领众人跟毒蛇猛兽搏斗。他常将捉到的凶恶的黄蛇挂在自己的耳朵上作为装饰，引以为荣。有一年，天大旱。火一样的太阳烤焦了庄稼，晒干了河流。人们热得难受，实在无法生活。夸父见状，就立下誓言，一定要把太阳捉住，让它听从人们的吩咐，更好地为大家服务。
一天，太阳刚刚从海上升起，夸父就从东海边上开始了他逐日的征程。太阳在空中飞快地转，夸父在地上疾风一样地追。饿了，摘个野果充饥；渴了，捧口河水解渴。他一直在鼓励自己：“快了，就要追上了，人们的生活就会幸福了。”他追了九天九夜，离太阳越来越近，红彤彤、热辣辣的太阳就在他的头上了。他心里兴奋极了。可就在他伸手要捉住太阳的时候，他突然感到头晕眼花，晕过去了。他醒来时，太阳早已不见了。
后来，夸父不气馁，他使出全身的力气，又出发了。可是离太阳越近，太阳光就越强烈，夸父越来越感到焦躁难耐，觉得浑身的水分都被蒸干了，当务之急，他需要喝大量的水。于是，夸父走到东南方的黄河边，俯下身子，猛喝一气，黄河水被他喝干了，他又去喝渭河里的水。谁知道，他喝干了渭河水，还是不解渴。于是，他打算向北走，去喝更多的水。可是，夸父实在太累、太渴了，当他走到中途时，身体就再也支持不住了。
夸父死后，他的身体变成了一座大山，就是“夸父山”，据说位于现在河南省灵湖峪和池峪中间。夸父死时扔下的手杖，也变成了一片五彩云霞一样的桃林。桃林的地势险要，后人把这里叫作“桃林寨”。
夸父死了，可是他的精神感动了天帝，天帝惩罚了太阳。从此，人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夸父追日”是我国古老的神话之一。神话是人类最早的幻想性口头散文作品，人类童年时期的产物，文学的先河。神话中充满了神奇的幻想，它把原始劳动者的愿望和世界万物的生长变化都蒙上了一层奇异的色彩。神话中神的形象大多具有超人的力量，是原始人类把认知和愿望理想化的产物。笔间波澜
神话贯穿于我国古代人们的生活，体现了人们对于生活的美好愿望。人们的思想就好像是一个舞者，总是在一定的节奏和规律的限度内自由跳跃。积极的思想，就好像是一支欢快的舞曲，振奋着人们的精神，激励着人们前进；消极的思想，就好像是低沉的乐曲，让人觉得悲凉，连生命也失去了原有的激情。所以我们要时刻调整好自己的情绪，不要因为一时的悲观，影响整个人生前进的脚步。对事件做出准确的判断——叙事诗
唐代大诗人杜甫，生长在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从小就很用功，也游历了许多名山大川，写下了很多千古传唱的诗歌。30多岁的时候，他在洛阳遇见了李白。虽然两个人的性格不同，但是，共同的志趣和爱好使他们成为亲密的好友。
后来，他参加了进士考试，那时正是宰相李林甫掌权之际。李林甫最嫉恨读书人，怕这些来自下层的读书人当了官，议论起朝政来，对他不利，于是勾结考官，欺骗玄宗说这次应考的人考得很糟，没有一个够格的。唐玄宗很奇怪，于是李林甫上了一道祝贺的奏章，说这件事正说明皇帝圣明，有才能的人都已经得到任用，民间再没有遗留的贤才了。
那时候，读书人想要谋出路，只有科举一条路，很多人都把希望寄托于此。杜甫受到这样的挫折，懊丧的心情就不用说了。他在长安过着贫穷愁苦的生活，亲眼看到富贵人家的豪华奢侈和百姓受冻挨饿的凄惨情景，按捺不住心里的愤慨，就用诗歌控诉这种不平的现象。“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是他写下的不朽诗句。
杜甫在长安待了10年，刚刚被授封一个官职，“安史之乱”爆发了。长安一带的百姓纷纷逃难。杜甫的一家也加入了难民的行列，历尽了千辛万苦。杜甫好容易找到一个村子，把家安顿下来。这时，他听到唐肃宗在灵武即位的消息，就离开家投奔肃宗，在半路上碰到叛军，被抓到长安。
此时，长安已经陷落，叛军到处烧杀抢掠，宫殿和民房在大火中熊熊燃烧。唐王朝的官员，或者投降，或者被抓，所剩无几。杜甫被抓到长安以后，叛军的头目看他不像什么大官，就把他放了。
亲眼目睹了封建统治的阴暗和腐朽，杜甫深感愤慨和悲哀，但是他的心事却无处诉说，只能付诸笔端，那一首首叙事诗就是他情感的最好发泄地。叙事诗用诗的形式刻画人物，有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它通过写人叙事来抒发情感，与小说戏剧相比，它的情节一般较为简单。这种体裁，有诗的形式和体裁，又有故事、人物等小说的内容，而且情景交融，兼有抒情诗和小说的特点。笔间波澜
叙事诗多是诗人在目睹了社会现状之后，有感而发，所以叙事诗的现实性很强。但是很多诗人虽然看到了社会的现状，却不能审时度势，找到正确的出路，所以叙事诗人多郁郁而终。现实生活中，审时度势很重要，明白自己目前的状态和处境，才能够准确做出判断，找到正确的出路，所以“识时务者”，方可为“俊杰”。用诗意装点生活——抒情诗
青年时期，李商隐得到令狐楚的赏识，跟随他学习“四六文”（骈体文），从而自然而然地成为令狐楚的幕僚。但也正是由于这一段经历，使他一生都被卷入牛李党争的政治旋涡中。
牛李党争源于一次科举考试。时任宰相的李吉甫因为应试举子牛僧孺、李宗闵在试卷中严厉地批评了他而对他们进行了打击。由此，李吉甫与牛僧孺、李宗闵等人结怨，这笔恩怨后来被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继承下来。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领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领袖的“李党”在数十年中互相攻讦，斗争不断，成为晚唐政治的一大矛盾。
李商隐最初的府主令狐楚属于“牛党”，在他的帮助下，李商隐步入政坛。令狐楚之子令狐绹还协助李商隐中了进士。令狐楚去世后，李商隐成为“李党”成员王茂元的幕僚并受到其赏识，娶了他的女儿为妻。这桩婚姻使他被牛党排挤。但李商隐本人可能原想置身事外，他的交往有牛有李，诗文中对两方都有所肯定，也都有所批评。但是，在政治斗争中想保持中立显然是一相情愿。结果李商隐两边不讨好，令狐绹尤其厌恶他，认为他忘恩负义。李商隐曾多次尝试补救，包括写了一些诗给令狐绹（如《寄令狐郎中》），希望他顾念旧情，但令狐绹始终不理睬他。
在这种情况下，李商隐的仕途显然很不顺，他曾于唐文宗开成四年、唐武宗会昌五年两入秘书省，但只是短期地担任过低级官职。李商隐也在基层政府做过小官，同样短暂和坎坷。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一些外派官员的幕下供职。事实上，无论是“牛党”还是“李党”得势，李商隐从来没有机会得到晋升。唐宣宗大中十二年，他回到家乡，不久即病故。
李商隐一生惆怅，所以留下的诗作大多是抒情诗。抒情诗是诗歌的一种，这种诗以集中抒发诗人在生活中激发起来的思想感情为特征，主要通过抒发诗人的思想感情来反映生活，因此不去详细叙述生活事件的过程，一般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不具体描写人物和事件。抒情诗的特点是侧重直抒胸臆，借景抒情，优秀的抒情诗则往往激荡着时代的旋律。笔间波澜
抒情诗是我们情感最真实的表达。诗如其人，几千年前，无数的诗人已用自己的行动和诗句为生活做出了完美的诠释。
那里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恬静，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雄心，也有“古道西风瘦马”的寂寥。幸福时，他们用广博的情怀体会天地间的大美，落寞时，他们也能将自己置身于广袤的宇宙间，静静感悟。这样的情怀与通达，没有人不向往。
我们不是诗人，我们有太多的责任需要承担，但这与我们诗意地生活并不矛盾。在自由面前，我们快乐地生活便是诗意；在梦想面前，我们敢于攀登便是诗意；在成功面前，我们不失品格便是诗意。诗意地生活，从诗中来，往生活中去。少一点功利与麻木，多一点真情与感悟，便也能在生活中收获一份清明与淡定。悲天悯人，含蓄也是一种美——词（婉约派）
婉约，即婉转含蓄。婉约词派的特点主要是内容侧重儿女风情，结构深细缜密，音律婉转和谐，语言圆润清丽，有一种柔婉之美。代表人物有李清照、柳永、秦观等。
李清照出身于书香门第，她的父亲李格非擅长写散文，精通经史，母亲王氏也知书能文。在家庭的熏陶下，她很小的时候便文采出众。李清照对诗、词、书法、绘画无不通晓，而以词的成就最高。她的词委婉、清新，感情真挚。前期的词，主要描写少女、少妇的生活，多写闺中情感，流露了她对爱情生活的向往和别离相思的痛苦。她后期的词，多是悲叹身世，有时也流露出对中原的怀念，表达了她浓郁的爱国情思。李清照的文学创作具有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居婉约派之首，对后世影响较大，在词坛中独树一帜，被称为“易安体”。
李清照18岁时，在汴京与太学生、丞相赵挺之之子赵明诚结婚。婚后，夫妻感情深厚，常常以诗词来传递对彼此的感情。一年重阳，李清照作了那首著名的《醉花阴》，寄给远在千里之外的丈夫：“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秋闺的寂寞与闺人的惆怅跃然纸上。根据《琅嬛记》的记载，赵明诚接到后，叹赏不已，又不甘下风，就废寝忘食三日三夜，写出了五十阕词。他把李清照的这首词也混入其中，请他的一位叫陆德夫的朋友品评，陆德夫把玩再三，说：“只三句绝佳。”赵明诚问是哪三句，陆德夫答：“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公元1127年，金兵攻破汴京城池，徽宗、钦宗父子被俘，高宗仓皇南逃。
李清照夫妇也先后渡江南去，第二年，赵明诚死于建康（今南京）。李清照从此独身漂泊江南，在孤苦凄凉中度过了晚年。连遭国破、家亡、夫死之痛，从此以后，李清照所作辞章更为深沉感人。笔间波澜
虽然同属于词类，但是婉约词派和豪放词派有着很大的区别。豪放词派气势宏大，个性粗犷，收放自如；而婉约派婉转含蓄，没有过激的言辞，也不会大开大合。品读婉约词，与人生相系，也深感婉约做人的难能可贵。做事情需要激情，需要调动自己的情绪，使自己一直处于最佳状态，但是做人就没有必要特别高亢，特别直接。婉约含蓄的为人处世方法，更从容不迫，也更有诗意。随心流转，诗酒趁年华——词（豪放派）
刘过，南宋时期著名词人、诗人。他的诗词多抒发抗金的伟大抱负，所以他深得一般爱国志士的敬重。当时，辛弃疾任浙东安抚使，而刘过则是一个怀才不遇、流落江湖的落魄文人。刘过十分敬佩辛弃疾，想尽一切办法要结识辛弃疾。
一天，衣衫褴褛的刘过来到辛府，几次请见都被门吏拒之门外。于是他故意大吵大闹，惊动了正在酣饮的辛弃疾。辛弃疾忙出来迎接，见刘过虽然衣衫破旧，却仍旧挡不住英气四射，不愧是一位爱国文人。于是请他入席饮宴，刘过也不卑不亢地坐着喝酒。
酒过三巡，旁边有位宾客对刘过说：“听说先生不仅善于辞赋，而且作诗也相当了得。”刘过很有分寸地说：“诗词之道，略知一二。”当时席上正好有一大碗羊腰肾羹，辛弃疾就让他以此为题，赋诗一首。刘过豪爽地说：“天气特别的冷，我应该先饮酒后作诗。”辛弃疾马上命人为他斟了满满一碗酒。由于刘过双手已经冻僵，接碗在手，颤抖不止，碗中的酒很多都顺势流到了他胸前的衣襟上，辛弃疾就请他以“流”字为韵。刘过沉吟片刻，马上吟出了一首既切题又符合当时情景的绝句：拔毫已付管城子，烂首曾封关内侯。死后不知身外物，也随樽酒伴风流。“拔毫”指拔羊毛，“管城子”指毛笔。煮羊必先拔羊毛，用羊毛制成毛笔，可供文人使用。“烂首”指煮烂羊头，来自于东汉时流传的一首歌谣：烂羊头，关内侯，讽刺小人得封诸侯，专权误国。羊死后，当然不知身外物，但可作为佳肴和樽酒一起陪伴风流人物，当然风流人物就是指辛弃疾等人。众人当即对刘过的精彩诗句表示赞赏。
豪放词派的特点大体是创作视野较为广阔，气势恢弘雄放，喜用诗文的手法、句法写词，语词宏博，用典较多，不拘守音律，然而有时失之平直，甚至涉于狂怪叫嚣。代表词人为苏轼、辛弃疾等。笔间波澜
有一个小和尚，每天早起，负责清扫寺院里的落叶。这是一件苦差事，尤其是在深秋，每天一起风，满地都是树叶。每天都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清扫完，而且，过不了半天，树叶又飘落满地。这让小和尚头疼不已，他冥思苦想，一直想要找个好办法让自己轻松些。有人告诉他，打扫之前用力摇树，把要落的叶子统统摇下来，一次性扫干净，就可以了。小和尚觉得可行，就照做了。可是第二天，院子里还同往常一样，依旧是落叶满地。这时，老和尚走了过来，对他说：“傻孩子，无论你今天怎样用力，明天的落叶还会飘落下来的。”世界上的很多事情是无法提前完成的，唯有认真地活在当下，顺其自然，才是最真实的人生。所以豪放派的词人总是不拘小节，他们豪放、自由，凡事看得开，一切顺其自然，不刻意追求，也不奢求，就活在当下，活在最真实的生活里。我们也不妨效仿他们，卸下心里的包袱，随性地生活，做最真实的自己。以乐观心态面对生活——歌
歌，本是古代歌曲的一种形式，后成为古代诗歌的一种体裁。其音节、格律一般比较自由，形式采用五言、七言、杂言的古体，富于变化。代表作品有白居易的《长恨歌》等。
相传，唐代大诗人白居易3岁时就开始念诗，5岁时已经可以写出许多首诗了。至9岁，他已经掌握了诗歌的韵律，且善于对句了。10岁生日那天，亲朋好友都来祝贺。饭后，其舅父把白居易叫到堂上对句，他给出上句“曹子建七步成诗”。
白居易稍一思索，便有了腹稿，但他故意不作声。舅父以为他对不上来，就开始取笑他说：“神童神童，今日如虫。”白居易笑着说：“其实我早就对上来了，只是未说出而已。”众人催白居易快说，白居易便说道：“白居易一时无对。”舅父听了颇为高兴。
白居易长大以后，舅父带他到长安向当时的名诗人顾况求教。白居易见到顾况说：“顾大人，我来向您请教，特写了一卷诗，请大人指点！”
顾况见是从乡下来的，很不耐烦。当他看到诗卷上的名字写着“白居易”时，更觉得可笑，说：“长安米贵，‘白居’不‘易’啊！你还是快回乡下去吧！”“我是在乡下居住，很快就要回去了。只是听说您是很有学识的人，想请您帮忙看看，指点一下。要是您要务在身，来不及看，我可先读一首，请您听一听。”说罢，白居易翻出一首诗，读了起来：“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顾况听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以后，竟然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他伸过手去，把诗卷接了过来，并表示愿意收白居易为弟子。顾况对白居易说：“你能写出这么好的诗，‘居’天下何难！”笔间波澜
通常，人们都是在心情好的时候才开始唱歌，因为唱歌可以抒发感情，反过来说歌本身又象征欢乐，所以唱歌也代表了我们对快乐的追求，有了对快乐的执着追求，人的内心就很自然地拒绝了怨恨，拒绝了悲伤，拒绝了痛苦，一些小的矛盾、小的摩擦，也开始不以为意。我们的成长历程，总是或多或少地掺杂了挫折与苦痛，特别是一些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日后经历的事情可能还要更多，但是只要一直坚持把快乐作为生活的方向，以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自然不会专注于太多伤痛，也不会在精神上备受打击。形散神聚，不乱方寸——散文
我国古代，为区别于韵文、骈文，凡不押韵、不重排偶的散体文章，包括经、传、史书在内，一律称之为散文。
开始有文字，也就有了记史的散文。周朝时，各诸侯国的史官进一步以朴素的语言、简洁的文字记录了列国间的史实，如《春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时代需求的增大，日渐产生了描述现实的历史文学，这就有了《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著作。《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的史官左丘明所著，记载了春秋240年间列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活动和言论以及鬼神、灾祥、占卜之事。这部书叙事富于戏剧性，情节紧凑，战事描写尤为出色，语言精练。《国语》是一种国别体史书，分别记载了周王朝及各诸侯国之间发生的事情，记言多于记事，所记大多为当时较有远见的开明贵族的话。《战国策》的作者为西汉刘向。它同《国语》一样，也是分国记事，记载了西、东周及秦、齐、楚、赵等诸国之事，记载内容是谋臣策士的种种活动及辞说。《战国策》内文章的特点是长于说事，善于使用比喻，人物形象塑造得极为生动。
先秦历史散文为中国以后的文学发展奠定了基础，对后世历史学家和古文家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是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各种学术流派纷纷立说，争论不休，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些思想流派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记载他们言论的书流传到现在的有《论语》、《孟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不同阶级或阶层的思想家的著作，促进了说理散文的发展。笔间波澜
与诗词不同，散文追求的是“形散而神不散”，这就好比一头弄乱的头发，再怎么乱，它依然长在头上。它有根可依，而不是随处飘零。同时它的凌乱又给多情的人一点震动。生活就是如此，你可以疯狂，可以婉约，可以根据自己的性格变换各种风格，活出自我、活出本真，但是有一条，那就是对得起自己，不妨碍别人，这大概是人生里的“形散神聚”吧。方圆之内创造绚烂——骈文
骈文是与散文相对而言的。其主要特点是以四六句式为主，讲究对仗，因句式两两相对，犹如两马并驾齐驱，故被称为骈体。在声韵上，则讲究运用平仄，韵律和谐；在修辞上，注重藻饰和用典。由于骈文注重形式技巧，故内容的表达往往受到束缚，但运用得当，也能增强文章的艺术效果。代表作有庾信的《哀江南赋》等。
庾信，梁武帝天监十二年出生在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其家族世代业儒，鸿名重誉，“七世举秀才，五代有文集”，所以对庾信的思想和文学修养影响很大。少年时的庾信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博览群书。15岁入宫为皇太子的伴读，20岁开始仕途生涯，是梁武帝重用的文武全才。梁武帝太清二年，侯景造反，打破了“五十年来江表无事”的局面，使庾信面临国破家亡的境地，这对他后半生的影响和震动是巨大的。承圣三年，庾信仕魏，在北朝度过了他的后半生，历经两朝五帝二十八个春秋，官任抚军将军、右金紫光禄大夫、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等。庾信的晚年是凄苦的，他一直背负着沉重的精神负担。在白首之年，家庭又遭不幸。晚年老病交加，景况凄凉，67岁因病去职，两年后的暮秋便与世长辞了。
庾信的文学创作生涯，以42岁为界，分为前后两个不同时期，在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上有很大的不同。他的前期创作多为咏物抒情小赋，艺术成就较高，影响也比较大，显露出年轻诗人的才华和文学修养，在赋的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庾信仕魏后，由于生活环境和北地民歌的影响，他摆脱了前期的“绮艳”，代之以清新、悲慨、苍凉的艺术风格，抒写“乡关之思”成了贯穿其许多作品的重要主题。庾信后期诗赋传世之作甚多，《哀江南赋》和《拟咏怀》二十七首，是他创作成果中的双璧。他的作品在声律方面宫商抑扬；文采方面绣错绮交；用典方面灵活自然；语言方面对偶匀称妥帖，骈散结合，不呆板，有错综变化之美。这些作品是骈赋的划时代的杰作，具有史诗的规模和气魄，在赋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笔间波澜
与散文广泛的取材不同，骈文的内容表达要受到制约，文体格式也要讲究严格的对仗。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正是这种文体与内容的制约，才使得骈文有别于散文，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人们的生活同样需要规矩的制约。有红绿灯的路口，虽然可能因为等待汽车排起了长龙，但是绿灯亮起，车还是能按照顺序一辆辆驶过去。有时候，如果哪个路口的红绿灯出了故障，而恰巧那儿没有警察，我们不难发现，南来北往的车交叉在一起，不一会儿，路口就会被完全堵死。等交通警察到来后，执行人工红绿灯的功能，费很久的时间，才能把交通疏导开。仔细算下来，等一个红绿灯的时间需要几分钟，大家都闯红绿灯后的代价则可能变成几个小时。所以，尽管我们总是抱怨规矩太多，但是没有规矩是万万不行的。应时而生，趁势而上——散曲
散曲是一种同音乐结合的长短句歌词，经过长期酝酿，到宋金时期又吸收了一些民间流行的曲词，尤其是少数民族乐曲的传入并与中原正乐融合，导致传统的词和词曲不能再适应新的音乐形式，于是逐步形成了一种新的诗歌形式。可以说散曲的兴起和词的衰退几乎是同时的。因其金元时在北方起源，故散曲又称北曲。它包括小令、套数和介于两者之间的带过曲等几种主要形式。代表人物有马致远等。
马致远原名视远，元初在家乡就以好学、聪明而小有名气。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他想要离家远行。临行前，他到县城铁佛寺参拜铁佛。东光的铁佛远近闻名，香火兴盛，寺里僧众甚多，长老学问很高。
拜罢铁佛后，他求见长老，说：“吾名视远，有心求学，求长老赐名，促学业！”长老见他气宇不凡，便与他长谈起来，并教诲说：“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你志在千里，来日定成大器，但须牢记，才为民所有，不图富贵。”从此，他改名为致远，号东篱。不料时运不济，马致远奔波数载却壮志难酬，但是他创作的杂剧、散曲却声名日盛。更让他始料不及的是因他的文学成就，使自己的家乡躲过了一场劫难。
明初，燕王朱棣发动了历史上有名的“靖难之役”，使河北、河南等地的百姓惨遭杀戮，逃亡殆尽。“靖难之役”后，冀鲁豫广大地区的人民饱受战乱和自然灾害的侵袭，中原大地，满目荒凉。
据说，燕王曾读过马致远的杂剧和散曲，对马致远非常崇敬。他北征来到东光，得知东光是马致远的故乡后，便下令说：“逢马不杀！”谁知他手下的兵将听错了，将王命宣成了：“冯马一家，一个不杀！”于是马氏宗族躲过了这场劫难，冯姓也跟着沾了光，躲过了一劫，其他不姓马的也纷纷说姓马，因此保全了一家老小的性命。笔间波澜
别的文学形式都是在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形成和广泛流传的，而散曲更加贴近时代的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散曲应时而生，并顺应时代的需求，趁势而起，在文化发展长河中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在人的一生中，机遇很重要，如果自己不懂得把握，错过了一次，就很可能再也等不来第二次了。成功存在太多的偶然性，就好像比尔·盖茨，如果他没有把握时机的魄力，还在留恋大学的美好时光，那么他很可能会错过成功的机会，抱憾终生。话浅理不浅，智慧藏民间——谚语
据传，一次兵荒马乱过后，在清理战场时，漳州府为了减少负担，将一批受伤的战马拉到南门外圩市上拍卖。许多人看伤马的价钱要比好马便宜得多，就纷纷购买回去杀了吃马肉。
有一天，一位城郊农夫到圩市卖菜，听说伤马很便宜，也去买了一匹，拉回家去。由于回家时天色已暗，他就先把马绑在猪圈里，等待明天天明再把它杀掉。
这天半夜，有一个毛贼到村里偷东西，听见农夫家的猪圈里有大猪号叫的声音，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只大肥猪。他高兴极了，偷偷地把猪圈门撬开。他刚钻进猪圈，一不小心摸到了那只伤马的尾巴。马最怕有人揪尾巴，觉得尾巴被抓住了，急忙伸腿一踢，正好踢中毛贼。毛贼痛得哇哇大叫。农夫一家人听到了，马上冲到猪圈。毛贼一看到有人来，就开始苦苦哀求：“放我走吧，我以后不敢来偷东西了！”
第二天，这件事情就被传开了，村里的人都说：“莫看这是一只歹马，歹马也有一步踢。”农夫也舍不得把马杀掉，于是精心喂养，结果这只伤马成了一匹壮马。后来，“歹马也有一步踢”这句谚语就传开了。
谚语是民间集体创作、广为口传、言简意赅并较为定型的艺术语句，是民众丰富智慧和普遍经验的规律性总结。它用简单通俗的话来反映深刻的道理，恰当地运用谚语能够让语言显得活泼风趣，增强文章的表现力。谚语多半在民间口语中广泛流传，表达人们丰富的社会生活经验，闪耀着人民智慧的光芒，像“知识是智慧的火炬”“宝剑不磨要生锈，人不学习要落后”，等等。笔间波澜“冬天已经到来，春天还会远吗”，“过去属于死神，未来属于你自己”，是对人生未来的追求和向往，体现了人们乐观的心态；“生活就是战斗”，“人生的价值，并不是用时间，而是用深度去衡量的”，是人们经历波折而不屈不挠的人生态度；“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是人们对生活的远大抱负，是对人生理想的信仰。谚语涉及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人们日常生活的总结。谚语能够深入人心，教人各种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智慧。生活总是在平淡中向前延伸的，平淡中也有大智慧，就看我们有没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大道至简，言精意深——对联
对联，又叫楹联，俗称对子，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汉语言文学艺术形式，为社会各阶层人士所喜闻乐见。
清代有名的大学士纪晓岚自幼聪颖好学。他的私塾老师石先生是个非常古板的人，纪晓岚对他十分反感。有一段时间，纪晓岚喂养家雀，他将砖墙挖一个很深的小洞，喂饱家雀后便将它送回洞内，堵上砖头，防止它飞走。这件事情被石先生发现了，他趁纪晓岚不在，偷偷把家雀摔死，仍旧送回洞内堵好，并在墙上戏书一联：“细羽家禽砖后死。”当纪晓岚再去喂家雀时，发现它已经死了。心里正在疑惑，见墙上有一上联，他断定这是石先生所为，于是续写了下联：“粗毛野兽石先生。”
石先生见了大为恼火，认为纪晓岚不该辱骂老师，于是手持教鞭责问。纪晓岚一脸从容地解释说：“我是按照先生的上联套写的。有‘细’必有‘粗’，有‘羽’必有‘毛’，有‘家’必有‘野’，有‘禽’必有‘兽’，有‘砖’必有‘石’，有‘后’必有‘先’，有‘死’必有‘生’。所以，我便写了这副对联，如果不是这样写，还请先生改写。”
石先生捻着胡子想了半天，也没有想出满意的下联。他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扔下教鞭，拂袖而去。
对联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一天傍晚，苏东坡和好友佛印和尚泛舟长江。他忽然用手指向左岸，笑而不语。佛印顺势望去，只见一条黄狗在啃骨头，顿时有所领悟，随即将自己手中题有苏东坡诗句的折扇抛入水中。两人相视片刻，不禁大笑起来。
原来，这是一副哑联。苏东坡上联的意思是：“狗啃河上（和尚）骨。”
佛印下联的意思：“水流东坡尸（东坡诗）。”笔间波澜
每到春节，人们就会在门窗上贴上对联，红色的纸，营造了过节的喜庆气氛，同时也表现了人们对于生活的美好祝愿。岁月悠悠，人生的漫长往往泯灭了人们兴奋的激情，但是，总会有那么一个或几个点，刺激人们的思维，给人一种幸福的感觉。其实，快乐远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遥不可及。快乐就是一种感觉，比如贴上一副好看的对联，看见一篇好的文章，遇到一个久违了的朋友，收到一条有趣的短信，这种快乐即使短暂，也是自己心灵对于生活的感悟和回报。所以，维系心灵的敏感，向生活敞开心扉，快乐随时都会来到我们身边。第二章 书卷多情似故人，词解心中意温故知新，从经典中汲取营养——《论语》
春秋时期，鲁国为了兴国强邦，特意制定了一项策略，如果遇到鲁国人在外为奴，可以拿钱为他赎身，为之赎身的花费可由国家报销。因为这样的举措，使数以千计的鲁国人得到了自由，返回乡里重新开始耕作。孔子有一个弟子叫子贡，他在帮一奴隶赎身以后，当众撕毁了赎身票据，表示不愿增加国家负担。子贡本以为孔子会因此表扬他的道德高尚，没想到反而遭到了孔子的斥责。孔子说：子贡的这种做法看似道德高尚，实际上却是将国家制定的让国人返乡的仁政逼入了死角。因为你擅自提高了道德的标准，让想为别人赎身的人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既难以承担赎买费用，又要以去报销为辱，于是只有干脆不去赎买奴隶了。
这是《论语》中的一个故事，它将道德与仁政的关系说得非常明白，即拔高道德标准，会使得道德被边缘化。这种睿智的故事在《论语》里比比皆是。其中有很多，即便放到今天依然是集思想性与艺术性于一身的好故事，对今人有着非常深刻的启发和影响。《论语》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纂而成。通行本《论语》共二十篇。它首创语录之体，事实上汉语文章的典范性也发源于此。在这本书里，作者们以生动简洁的笔触，忠实记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因此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是儒家经典智慧的集大成者。笔间波澜
同一本书，不同的人解读，会产生不同的想法。从《论语》里有人看见了政治思想，也有人看出了道德观念，还有人看出了交友原则。这也是《论语》之所以具有无穷魅力的原因。事实上，《论语》里最出彩的，应该是其中的为人处世的智慧。作为一部涉及人类生活诸多方面的儒家经典著作，许多篇章谈到了为人处世的问题，这对当代人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告诉人们要正直磊落；“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其中的孝悌、谨信、爱众、亲仁不正好是我们如今很多人缺乏的吗？“吾日三省吾身”又体现了儒家追求完美，注重自身全面发展的思想；等等。这些以“仁”为本的做人品格和处世态度，在今天看来，恰好是人与人之间互助合作的基础。所以重温《论语》经典，意义非凡。角色互换，将心比心——《孟子》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游说之风非常盛行。很多游说之士，不但有高深的学问、丰富的知识，而且善于运用深刻生动的比喻，来讽劝执政者。孟子也是当时的一个著名辩士。
一次，孟子对宋国句践说：“你喜欢游说各国君主吗？我告诉你怎样游说：别人理解也安详自得，别人不理解也安详自得。”句践问：“怎样才能安详自得呢？”孟子答道：“尊崇道德，喜爱仁义，就可以安详自得了。所以士人困穷失意时不离开仁宅义路，显达得意时不背离道德。穷困时不失仁义，士人就能安详自得；显达时不背离王道，民众就不会失其所望。古代的士人，得志时把恩惠施与百姓，不得志时修养自身以显现于世。穷困就独善其身，显达就兼济天下。”
以辩论的形式来反映治国修身的道理，是《孟子》惯用的手法。《孟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儒家经典。书中主要反映了孟子的思想。该书主要探讨了个体、社会、天人问题，分别回答了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人与天的关系。孟子追求的个体人格的完善、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以及个体、社会、天人三者之间的和谐，它们是《孟子》一书的主要内容。笔间波澜
与《论语》不同，《孟子》在提出“修齐治平”的观点后，进一步提升了“仁爱”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体现了君民之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爱……这种仁爱，不仅拉紧了彼此的情感纽带，也大大减少了各种利益之间的纠纷和摩擦。日常生活中，很多人都喊着人际关系难处理，其实是我们对别人关心太少，缺少真诚。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如果人人都能在自己的内心中体会角色的互换，在做事情时尝试从别人的角度出发，就不会整天只想着自己，处处计较个人的得失。敞开心扉，摘掉人心的面具——《诗经》《诗经·卫风·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这可能是“投桃报李”这个成语最早的出处了。一个长途跋涉的行者，在饥渴难耐之时，受到别人的惠赠，可能是赠予他木瓜或者桃李之类的鲜果以解渴或者止饥。但受惠之人并非就此忘记了这滴水之恩，而是以涌泉报之——拿出随身携带的贵重的美玉相赠。
成语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很多成语都来源于《诗经》。《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诗歌305篇，所以又称“诗三百”。它开创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诗经》“六义”指的是风、雅、颂、赋、比、兴，前三个说的是内容，后三个说的是手法。《风》、《雅》、《颂》三部分，是依据音乐的不同而划分的。笔间波澜《诗经》与以往民间流传的诗歌有所不同，它很少幻想和虚构，而是采用现实主义的手法，直接反映人们生活中最真实的一面，自然，淳朴。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尚且可以做到如此真实，我们的生活也未尝不能做到。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自我保护心理，觉得社会过于复杂，害怕受到伤害，不愿意将自己最真实的一面展示给人看，可是这并不妨碍我们拒绝虚假。当我们尝试着敞开心扉，将那层把别人隔于千里之外的面具拿掉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生活本身并没有过多的负担，一直以来都是我们自己在折磨自己，把自己弄得疲惫不堪。为达梦想须努力至极——《楚辞》
战国时期，楚国和秦国争夺霸权。楚怀王很器重屈原，但是屈原的主张却屡屡遭到以上官大夫靳尚为首的守旧派的反对，他们不断在楚怀王面前诋毁屈原，使楚怀王渐渐疏远了屈原。
公元前229年，秦国攻占了楚国八座城池，后又派使臣请楚怀王去秦国议和。屈原看破了秦王的阴谋，冒着生命危险进王宫陈述利害，楚怀王不但不听，反而将屈原逐出郢都。
楚怀王遵守与秦王的约定，如期赴会，但是一到秦国，他就被囚禁起来。楚怀王悔恨交加，忧郁成疾，三年后客死于秦国。楚顷襄王即位不久，秦王又派兵攻打楚国，顷襄王仓皇撤离京城，秦军攻占郢城。屈原在流放途中，接连听到楚怀王客死异乡和郢城被秦军攻破的噩耗后，悲痛万分，仰天长叹一声，投入了激流滚滚的汨罗江。
屈原的尸体淹没在了汨罗江的滔滔江水之中，可是他的精神却永远流传了下来。今天我们依然可以从《楚辞》中读出诗人当时的情怀。楚辞是屈原创造的一种诗体。它运用楚地（今两湖一带）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汉代时，刘向把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承袭屈赋”的作品编辑成集，名为《楚辞》。笔间波澜
现今社会，很多人把屈原看作“愚忠”的代名词，认为他直言进谏，就是不懂得怎样迎合上司，不会处理人际关系，他的投江，也是因为顽固不化，不懂得变通。这样的观点无疑是错误的。我们学习屈原，是因为他的爱国主义情怀、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意识和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尤其侧重于后者。尽管历经波折，精神上忍受了巨大的痛苦，可是他却能一直坚定自己的信念不动摇，坚持对真理的追求和探索不放弃，并用自己的一生写下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千古绝唱，这是屈原精神中最难能可贵的。生活在太平盛世的我们，也许早已远离了颠沛流离，也无法切身感受国破家亡的苦痛，但是对于真理的追求，坚持对真理的信念，却是我们应该永远铭记于心的。回首往事，不过红尘一梦——《红楼梦》
曹雪芹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他的曾祖曹玺曾经得到康熙帝的宠信，被派到南方当江宁织造。江宁是南方富裕的地方，织造是专替皇族办服装的，是个赚钱的差使。曹玺死后，曹雪芹的祖父和父亲先后接任了这个差使，一家三代前后做了六七十年织造官，所以家产越来越多，成了豪门望族。
雍正帝登基以后，皇室内部的纠纷牵连到曹家。雍正帝认为曹家反对过他，因此不但将曹雪芹的父亲革职免官，还下令查抄了曹家。那时候，曹雪芹已经十岁，开始懂事了，看到家里遭到这样大的灾难，他幼小的心灵受到极大的打击。
父亲丢了官，在江宁待不下去，只好回到老家北京。家庭的灾难又接二连三发生，生活也越来越穷。到后来，曹雪芹的父亲也死了。曹雪芹的生活更加困难，只好搬到北京西郊，在几间简陋的屋子里读书。有时候，粮食不够吃，只好喝点薄粥充饥。
曹雪芹住在郊外，生活的环境变了，接触了一些穷苦百姓，再想起小时候家里的豪华生活，免不了产生许多伤情和感触。后来，他决心根据他的亲身体验写出一部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小说，这就是《红楼梦》。《红楼梦》是成书于清代乾隆年间的一部章回体古典长篇小说，曾用名《石头记》、《情僧录》、《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作者曹雪芹，清代小说家。该书以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线，通过对贾、史、王、薛四大家族荣衰的描写，展示了广阔的社会生活视野，包罗万象，囊括了多姿多彩的世俗人情。人们称《红楼梦》容纳了一个时代，是封建末世的百科全书。笔间波澜
虽然研究“红学”的人越来越多，可是《红楼梦》依然像是一个谜吸引着我们。有人认为曹雪芹写《红楼梦》，就是借贾家的兴衰荣辱慨叹自己家庭的变故，这也不无可能性。俗话说：富不过三代。事事都没有定数，人生更是如此。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一生平坦，大起大落是人生的插曲，挫折也是成长的必修课程。所以在经历挫折时，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要调整自己的心态，坦然面对。在差异间寻求平衡——《三国演义》
建安十三年七月，曹操败袁绍、破乌桓后，挥师南下，想要一举歼灭刘表、孙权，从而统一天下。
曹军进兵新野，当时荆州刘表已死，他的儿子刘琮不敢应战，弃城投降。曹操收编刘表部众，号称“八十万大军”向长江推进。刘备得知此事，忙派诸葛亮赴柴桑会见孙权，共谋抗曹。吴国的大将周瑜、鲁肃与诸葛亮等精辟分析局势，指出曹军兵力虽多，但有后方不稳、远道劳师、不服水土、短于水战等弱点，从而坚定了孙权与刘备联合抗曹的决心。孙权命周瑜为主将，率3万精锐水军，联合刘备的驻军，共约5万人沿长江西进，迎击曹军。曹军不善水战，又赶上疾疫流行，被孙刘大军逼至赤壁，隔江与联军对峙，战斗力大减。曹操听了庞统的献计，下令将战船首尾相连，结为一体，以利于形成强大的水军，伺机攻击敌军死穴。
黄盖献火攻计，周瑜命令他写信给曹操，假装投降，以等待时机出其不意发兵。曹操自信稳操胜券，戒备松懈。黄盖看准时机，派船逼近曹军，下令同时点燃船只，火船乘风闯入曹军船阵。曹军船阵顿时成为一片火海，延及岸上曹营，曹军死伤惨重。周瑜等率军乘势冲杀，曹军溃败。曹操率残部从华容道出逃，兵力损伤大半，无力再战，退却而走。
联军乘胜扩张领土，周瑜率军沿江进攻江陵，孙权统领大军东征合肥。刘备率兵沿汉水向北进发，以迂回到曹操军队的后方，并分兵抢占荆州要地。从此，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形成。
三国鼎立的局面一直维持了很久，这其中也不乏很多历史故事的诞生。以三国的历史和杂记为背景，在广泛吸取民间传说和民间艺人创作成果的基础上，明代小说家罗贯中加工、再创作了长篇章回体小说《三国演义》。《三国演义》全称《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我国古代历史演义小说的代表作。作品写的是汉末到晋初这一历史时期曹魏、蜀汉、孙吴三个封建统治集团间政治、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复杂斗争。通过这些描写，揭露了社会的黑暗与腐朽，谴责了统治阶级的残暴与奸诈，反映了人民在动乱时代的苦难和对明君施仁政的愿望。笔间波澜
三国鼎立是一个相对的势力平衡，对于其中任何两家而言，另外一家的过度强大都是相当危险的。曹操南下，孙权联合刘备；关羽北上，孙权联合曹操。所有这些，不过是为了维持三家之间的一种大致的平衡而已。人与人之间也在努力维持着一种平衡。比如友谊，朋友在一起，相互鼓励，相互安慰，相互促进，总是一件好事。可是如果不经常在一起交流，心里就失去了安全感，互相的信任度也会降低；如果太近了，就失去了神秘感，也会让人觉得失去了自己的空间。俗话说“舌头哪有碰不到牙齿的”，毕竟是不同的人，总会有一些是你接受不了的东西，所以，掌握好分寸，维持一种平衡是非常重要的。历经磨难，实现人生抱负——《史记》
公元前99年夏天，汉武帝派宠妃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别将李陵随从李广利押运辎重。李陵带领步卒5000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不幸与匈奴单于相遇。匈奴以8万骑兵围攻李陵。经过八昼夜的奋战，李陵斩杀了10000多匈奴兵，但终因孤军奋战，弹尽粮绝而不幸被俘。
消息传到长安以后，汉武帝本希望李陵能战死沙场，却听说他投降了，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见风使舵，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现在却迎合汉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当汉武帝询问司马迁的看法时，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另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不辨是非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他认为李陵平时对母亲孝顺，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风范。他对汉武帝说：“李陵只率领5000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10000多匈奴兵，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敌军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回来报答汉室。”
司马迁真实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认为是将军李广利没有尽到责任，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讽刺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李广利，于是将司马迁打入了大牢。
虽然历经磨难，可是司马迁一直坚定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信念，终于写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全书共130篇，分为本纪、书、表、世家、列传五大部分。该书记事始于传说中的黄帝时期，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中国古代3000年左右的历史。生活的不幸使作者满怀悲愤，他将这种浓郁的感情融入《史记》的创作中，因而其笔下的人物刻画和论赞中都饱含着太史公诗人般的激情。如《屈原列传》是屈原伟大人格的赞歌，《项羽本纪》是一首充满悲壮叹惋之情的英雄史诗，《伯夷列传》是一首喷发出愤激不平之情的怨刺诗。笔间波澜
任何伟业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任何人在人生中取得的成就，都是不畏艰险，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远大的理想与眼光，再加上点滴的积累和百折不挠的精神，为他们的成功奠定了基石。
人生皆有苦难，苦难成就人生。面对人生苦难，我们唯一能做的是微笑面对。这需要一种宽容、博大的心胸，一种坦然、顶天立地的从容。昂起高贵的头，扬起意志的风帆，迎着风雨远航。哪怕风儿报以残枝败叶的萧瑟，雨儿报以举步维艰的迷茫，皆愿以一种强者的风范，一种藐视万难的气度面对人生苦难。任何逆境和困厄都能锻炼人们的意志力，能使人的心性更趋坚强与完美。以史为鉴知得失——《资治通鉴》
据《资治通鉴·梁纪》记载：梁武帝很注重孝道，待人仁慈宽厚，知识渊博，知书达理。他勤于政务，冬季四更起床处理政务，因天气寒冷，握笔的手都冻出了口子。他生活也异常节俭。
梁武帝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前后三次舍身佛寺，朝中大臣用重金将其赎回。正是因为梁武帝太过宽厚仁慈，地方官员有恃无恐，肆无忌惮地剥削老百姓。官员以权谋私，行贿受贿公开得如同集市一样。冤枉好人，滥施酷刑的事例数不胜数。即使谋反之罪被发现，他也不忍严惩而含着眼泪原谅了事。犯了重罪的逃犯，一旦躲在王公贵族家里，执法人员便不敢去搜查。梁武帝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但由于他笃信佛教，以佛教慈悲为怀为理论，所以没有采取措施去禁止。
梁武帝一生好学，勤奋节俭，可谓“励精图治”，可是他并没有使国家走向繁荣富强；相反的，官吏横行，民不聊生，最终导致了“侯景之乱”，自己也沦为阶下囚。这说明了理论对于实践的重要性。以史实为主体，通过历史事件来阐述道理，是《资治通鉴》采用的方法。《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著名历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和他的助手编纂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书中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警示后人。笔间波澜《资治通鉴》以史实警示后人，让人们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它就好像是一面镜子，折射着行为的真相。站在历史的镜子面前，我们能够看清楚自己：成功的人能够客观地审视自己，不至于因为成功而产生骄傲的情绪；失败者也可以从中学习，找到错误的原因，积极寻找补救的方法。站在历史的镜子面前，我们也可以发现镜子的污点和光芒。是污点，我们要避免，不要犯相同的错误；是光芒，我们就要照亮黑暗，发挥更多的优点，让它发散更多的光芒。但是事情也不是绝对的。以史为鉴，虽然可以从中学到很多的经验和教训，但是毕竟年代久远，有些事情已经失去实用性了。所以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要善于抓住精髓，不要过于局限于前人的思想和经验，要学会在吸取中创新。德行修养源自启蒙教育——《三字经》
孟子是战国时期的大学问家。他小的时候非常调皮，为了让他受好的教育，他的母亲费尽了心思！开始时，他家住在墓地旁边。孟子就和邻居家的小孩一起玩办理丧事的游戏，学大人跪拜、哭叫的样子。孟母看到了，就皱起眉头，觉得那个地方不适合孩子居住，于是就带着孟子搬到市集旁边去住。到了市集，孟子又和邻居家的小孩学起商人做生意的样子，一会儿鞠躬欢迎客人，一会儿和客人讨价还价，学得像极了！孟母知道了，又皱皱眉头：“这个地方也不适合我的孩子居住！”于是，他们又搬家了。这一次，他们搬到了学校附近。孟子开始喜欢读书，变得守秩序、懂礼貌。这时候，孟母才满意地点头说：“这才是适合孩子居住的地方啊！”“孟母三迁”是中国古代教育的典范，人们习惯于用它来说明环境对人的影响，表示人应该接近好的人、事、物，才能学到好的习惯。在《三字经》中，有很多都是教育思想的启蒙。《三字经》自南宋以来，已有七百多年历史，是学习中华传统文化不可多得的儿童启蒙读物，共一千多字。三字一句的韵文极易成诵，内容包括了中国传统的教育、历史、天文、地理、伦理和道德以及一些民间传说，广泛、生动而又言简意赅。现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儿童道德教育丛书”。笔间波澜
玉石不经过雕琢，就不能用来做器物。人不学习，就不明事理。因此，历朝历代都把教育当作首要的事情。《三字经》作为儿童启蒙读物，更加重视传统教育。“苟不教，性乃迁”指出了教育的迫切性，“教之道，贵以专”对教育提出了要求……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教育源自书本，“书是人类最好的朋友”，读书可以使人明心、清脑、益智、养气。明心指读书可以开阔人的心胸，涤荡人的灵魂；清脑指读书可以拓宽人的思路，开阔人的视野；益智指读书可以增长人的智力和才干；养气指读书可以陶冶人的情操，提高人的自身修养和气质。
很多人抱怨说自己想看书却没有时间，其实无须考虑太久远，只要在朝夕之间去争取时间就好。教育要寓教于乐，而不在于逼迫。让读书变成生活中的一种习惯，每天读一点，日积月累就会积淀出博大的学识与修养。贫贱不能移，富贵不忘本——《百家姓》《百家姓》为什么从“赵”姓开始？
据说，这是由于《百家姓》是在宋朝所编，而宋朝是赵家的天下，为了表示对皇帝的尊敬，“赵”成了众姓之首。
根据《姓纂》记载，最初以赵为姓的人，是颛顼帝的子孙造父。他善于驾车，于周穆王的时候，得到了赵城这个地方为封地，就以封地的名称作为自己家族之姓，而世代相传下来。当时的赵城，现在的位置大致是在山西省赵城县西南。后来，这个家族曾繁衍到今甘肃、河南、江苏一带。这是赵姓的由来。而这个家族，从一开始便十分显赫，在春秋时代，自从赵衰辅佐晋文公称霸，赵氏子孙就世代为晋国的大夫，权倾当朝。
到了春秋末期，也就是周威烈王的时候，赵家的权势更大。历史上有名的“三家分晋”，就是赵家与同为大夫的韩家和魏家瓜分了晋国，而分别自立为诸侯。
后来，赵国的国势越来越强，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其都城设在晋阳，大概在现在山西省太原县的北面。可见，现在所有姓赵的人，最早都是山西人，后来才逐渐移居他处，同姓“五百年前是一家”，以赵姓人来说，如果认真地推溯，又岂止是500年呢？
不同的姓氏有着不同的故事，不同的故事结集成了《百家姓》。《百家姓》是我国流传时间最长、流传最广的一种蒙学教材。它的成书和普及要早于《三字经》。据南宋学者王明清考证，该书前几个姓氏的排列是有讲究的：赵是指赵宋，既然是国君的姓，理应为首；其次是钱姓，钱是五代十国中吴越国王的姓氏；孙为当时国王钱俶的正妃之姓；李为南唐国王李氏。《百家姓》采用四言体例，句句押韵，虽然它的内容没有文理，但读来顺口，易学好记，与《三字经》、《千字文》相配合，成为我国古代蒙学中的固定教材。该书颇具实用性，熟悉它，于古于今都是有裨益的。笔间波澜《百家姓》把日常生活中人们不以为意的姓氏集合在一起，追溯其根源，传授知识的同时维持了对知识探寻的趣味性。人为什么要重视姓氏？皆因一个人没有了姓氏，就好像无安家之所一般，终日恍惚，不知自己到底是谁家的人。姓体现人的来源，名代表人的个性，缺一不可，对于人本身来说是再重要不过的了。怀揣对梦想最初的热忱——《梦溪笔谈》
沈括十分重视兴修水利和发展农业生产。早在他24岁任沭阳县主簿的时候，他就曾组织几万民工修筑了渠堰。这不仅解除了当地人民的水灾威胁，还改变了沭阳人民的生活面貌，开垦出良田7000顷。在任宁国县令的时候，他写了《圩田五说》、《万春圩图书》等关于圩田方面的著作，积极倡导并且主持在今安徽芜湖地区修筑规模宏大的坚固的万春圩，开辟出能排能灌、旱涝保收的良田1270顷。
公元1072年，沈括主持了汴河的水利建设。他亲自测量了汴河下游从开封到泗州淮河岸共840多里河段的地势，采用分层筑堰法，测得开封和泗州之间地势高度相差十九丈四尺八寸六分。这种地形测量法，是把汴渠分成许多段，分层筑成台阶形的堤堰，引水灌注入内，然后逐级测量各段水面，累计各段水面的差，总和就是开封和泗州间“地势高下之实”。这在世界水利史上是一个创举。在对地势高度计算时，其单位竟细到了寸、分，由此可见，沈括的治学态度是极其认真的。
正是这种严谨治学的态度，促使沈括一生注重科学实践，并将自己在实践中获得的心得结集成册，写下了《梦溪笔谈》。《梦溪笔谈》包括《笔谈》、《补笔谈》、《续笔谈》三部分。全书内容涉及天文、历法、气象、地质、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农业、水利、建筑、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