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鸿涯
出版社：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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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时健新传试读：
前言
该怎么说才好
从了解褚时健开始到下笔，我曾经历过数次的犹豫。褚时健作为商界的风云人物，他的故事一直震撼着我的心灵。
以我的见识来评价褚时健，我觉得自己并没有那个资格，他在我面前就像是一座高山，有一种宏伟的气势。
我并不是一个企业家，看不懂他在企业发展上的辉煌成就，也看不懂他在企业发展中的雄韬伟略。翻阅着他的资料和书籍，他的经历仿佛在告诉我，我还很年轻，什么都不懂……
人人都向往美好的生活，或平凡，或优越。对于生在乱世的褚时健来说，过上太平安稳的生活是他儿时最大的愿望。战火让他失去了父亲、失去了兄弟，他毅然地选择了参加革命，为了亲人、为了祖国、为了民族继续斗争，平稳的生活对当时的褚时健来说是一种奢求。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满目疮痍，活着的人们努力建设自己的家乡，憧憬着美好的未来，他也顺应着时代的潮流，扛起了属于自己的责任，努力建设企业，奋发图强。
要认识一个成功的人，并不是要看他有多么光彩、多么辉煌，这些我们的眼睛都可以看到，而他那背后的心酸、坚持和努力，所有那些公众视线看不到的东西，才是我们真正要学习的内容。
无数的企业家、学者研究褚时健，并讨论褚时健。研究什么？讨论什么？是他当年入狱的因由？还是当年的对错？不，事情已经过去了，需要我们研究和学习的是他那股不屈不挠“触底反弹”的精神，这才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当今是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异常迅速，机会稍纵即逝。如何创业？如何看待市场？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如何解决？褚时健如果遇到了类似问题，他会怎么解决？这是我们要向他学习的。
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曾经写过一篇关于褚时健的文章，其中引用了两句话，第一句是肯尼迪在就职演说中说过的话，“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第二句是巴顿将军讲的，“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准，不是看这个人站在顶峰的时候，而是看这个人从顶峰上跌落低谷之后的反弹力”。这两句话在褚时健身上都体现得很深刻。
褚时健作为新中国第一批企业家，不仅给国家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同时也影响了一代企业家。他用17年的时间带领玉溪卷烟厂走到了世界的舞台上，使它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五的烟草集团，累计实现税利超过991亿元。他在74岁时回到哀牢山后再次创业，在山上种橙子，褚橙一度大卖，果园固定资产达数亿元，利润也上亿，为我国农产品的发展开创了一条新的道路。
哀牢山上的褚时健似乎只是一个平凡的普通老人，头戴一顶破草帽，衣服的领子已被磨破了边，黝黑的皮肤已经让人看不出他的真实年龄，不过他的身体看起来依然很结实。大部分时间他都在果园，站在橙树下仔细地研究它的生长情况……第一篇一切的开始
1927年，中国内忧外患，褚时健出生在玉溪华宁县南盘江畔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商人，母亲则在家中务农。童年是褚时健最幸福的时光。此后父亲意外早逝，褚时健被迫扛起了家中的担子。异常艰苦的生活条件让年少的褚时健体验到了生存的不易，或许就是这样的成长环境造就了他传奇的一生。第一章男儿当自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自古有句老话：“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褚时健的父亲去世早，让原本还算不错的家庭瞬间失去了生活的依靠。15岁的褚时健挑起了家庭的担子，帮助母亲照顾弟弟，一路走来充满了坎坷。第一节 起始的地方
矣则村位于云南省玉溪市华宁县，属于南盘江流域，是华宁县内一个很普通的小村庄。从村外一眼望去，村子背靠一座光秃秃的山，一条溪流从村中穿过，房屋稀稀拉拉地点缀在村里的平地上。
村后的那座山算得上是鹤立鸡群。山脊裸露，巨石堆积，南盘江从山脚流过，湍急的河水拍打着岸边的巨石，让这个平淡无奇的小山村透露出些许不为人知的力量。“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在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里，谁能想到会诞生出一位传奇人物——褚时健。
矣则村只有十几口人，大多数人家都属于贫困户，褚家当时算是村里的大户，家中的四合院在村中显得格外气派，家主褚发珍在当地当过乡长，曾捐过功名，被乡人们称为“褚监生”。根据褚时健的描述，他们的祖辈并不是玉溪地区的土著，而是清朝咸丰年间从河南地区迁移至此的。
褚发珍有三个儿子，或许是应了那个年代的风气，大儿子叫褚开学，二儿子叫褚开科，三儿子叫褚开运，还有一个女儿。
褚时健的父亲褚开运在家里排行老三，他是一个坐不住的人，常年在外奔波，靠着智慧在当地做起了木材买卖，每次回家都很少说话，不是一个善于表达感情的人。褚家门外有一条铁路，褚开运在各地收到的木材就靠这条铁路运输到各地。在当时那个交通和通讯都不发达的年代，做铁路运输行业非常辛苦。第二节 出世
矣则村里土地很少，也没有什么水利设施，村民们都是靠天吃饭，收成好了每年能有些余粮，遇上大灾大旱，那些缺乏劳力的家庭只能以借粮度日，生活过得很拮据。
1928年农历大年初一，在这么一个特殊的时间里，褚开运的妻子褚王氏临盆了。这是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前面的两个儿子都因为意外夭折了。或许是因为两个孩子早逝，褚开运夫妇有些迷信，听一个走访的风水先生说“死过人的屋子阴气重，对孕妇和新生儿不利”，褚王氏怀孕后搬到了江边的一处小院内暂住。
这一天好像格外漫长，褚开运在屋外焦急地等待着，似乎过了一年之久他才听到屋内传出小孩的啼哭声。这个正好在龙年头出生的孩子着实给褚家的新年增添了不少欢乐。按辈分，这个刚刚诞生的婴儿是“时”字辈，由于他两个哥哥的夭折，父母希望他能够健康长大，故取名为“时健”。
幼时的褚时健长得很像父亲，浓眉大眼，肤色黝黑，还有点活泼好动，爷爷奶奶给他取了个乳名叫“石柱”，褚时健跟石柱这个名字倒是像极了。褚家老屋后有一条铁路，名为“滇越铁路”，不时有火车通过。火车的鸣笛声和江水的哗哗声陪伴着褚时健走过了整个童年。
1931年，褚时健三岁，褚王氏给褚家又添一名男丁，名为褚时候。1934年，褚王氏再生一女儿，取名时英，一年后又产一子为时佐，此后一家六口人过得也还算幸福。
那个年代村里孩子的娱乐项目并没有太多，不是上山采果就是下河抓鱼。在石柱的记忆里，三四岁的时候他就跟村里的小伙伴结伴在江水里玩耍了。当时他还不会游泳，只能跟着伙伴们在较浅的河边玩，到了五六岁已经能在水中自由自在地游泳。石柱的水性越来越好，胆子也越来越大，后来还练出了一手抓鱼的绝活，在村中小有名气。
石柱抓鱼的本事没多少人能比得上，他抓鱼的手法有很多种，用手摸、用脚探或是用树枝做鱼叉等。成天在外玩耍的褚时健晒得又黑又亮，身上的皮晒掉了一层又一层，就这样一年一年地晒，褚时健变得越来越黑，在全村也是出了名的“黑”。
少年石柱是一个非常懂事的孩子，家里人口多，他作为家里最大的孩子从来没有让父母操心过，还经常抓鱼砍柴贴补家用。母亲也从不担心儿子在水中游玩，在她的印象中石柱是一个很可靠的孩子，很会为家里着想。这身抓鱼的本事陪伴了褚时健一生，后来他被发配到红光农场的时候，正是靠着下河抓鱼解决了难挨的饥荒。
石柱的青少年时期充满了美好和回忆，那些年的时光或许是他这辈子最幸福的日子。第三节 滇越铁路
童年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美好的，充满着无穷的回忆和向往，在褚时健童年的回忆里，印象最深的就是家门外的那条滇越铁路，那是让褚时健充满向往的地方。
每次看到父亲离去的身影，年幼的褚时健总会问母亲：父亲去哪了？
母亲指指外面的铁路告诉他，你父亲坐着火车离开了。褚时健也曾经顺着铁路向远方走过，走了很远都走不到父亲所在的地方。他登上村后的山顶，顺着铁道的轨迹向远方望去，依然望不到父亲。
铁路从家门前经过是少年褚时健生活中抹不去的记忆，蜿蜒的铁轨、飞快行驶过的火车让年少的褚时健对外面的世界更加向往，每次父亲回来，他总有一种想问问父亲外面世界的样子的冲动，但或许是因为他是个懂事的孩子，很多时候看着沉默的父亲他都忍住了。
1932年，这条货运铁路上驶来一列小型的豪华客车，这辆列车制作精美，外形坚固，车长20米，分主车和挂车，主车为客车，挂车为行李车，使用的是引擎发动机，功率达到1176千瓦，超过了蒸汽发动机，从昆明到海防港只需要一天的时间。这列与众不同的列车让铁路边的山村孩子们大开眼界，他们经常在车辆经过的时候聚集在铁路旁边静静地看它行驶，列车内的乘客似乎都充满着一股神秘的气息，他们对新奇的列车充满了向往。列车上的乘客偶尔会向窗外扔出一些饼干盒和各种各样奇怪的小盒，列车驶过后小伙伴们会一拥而上跑去捡，也算是褚时健小时候印象深刻的回忆了。
滇越铁路对褚时健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可以说是某种意义上的启蒙老师，它带给褚时健的并不只是单纯的历史背景和坊间传说，更多的是对工业产品的向往，激发着他对外面世界的憧憬。
在1937年的9月，褚时健在父亲的带领下进入当地的车站小学。学校要求住校，每周能回家一天。矣则村离车站大概有两三公里，当时没有从矣则村直达禄丰车站的公车。对孩子们来说，去学校最近的路就是沿着铁路一直走。由于学校所处的地理位置要比矣则村较高，每当火车爬坡的时候就会适当地减慢速度，这正是扒车的时机。
其实扒车这件事情对每个小孩子来说都是一件惊险刺激的事情。滇越铁路的轨道是米轨，机车相对现在的火车来说小一些。火车来时，等着扒车的孩子要小跑跟上，火车经过之时瞅准时机拉住火车尾部的把手，然后迅速地踩上去，就算扒车成功了。很多孩子都会这样做，关键是要胆子大、手快，褚时健一次都没有失误过。孩子们扒车的次数多了，和火车上的工人也都熟络了，有时工人们甚至会拉他们上车。
去学校的时候可以扒车，但回家的时候扒车就行不通了。由于地势的缘故，火车走下坡路时速度较快，到矣则村也不会减速，就算扒车上去到家时也下不来，孩子们只好老老实实地走路回家。
然而褚时健却不一样，他不想走路回家，就琢磨出了一个办法。他把衣服包好，顶在额头上，然后躺在江水里，让江水送他回家。盘江的水流很急，江内有很多暗礁，而且江边有很多大石头，漂流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一不小心就会被卷入暗涌中或撞在岸边的石头上，不论哪种情况都非常危险。
不过年少的褚时健对自己的水性非常自信，只要水温合适，他就会用这种办法回家。“没有把握的事情我不做”，这是他当时说的话。这个办法也只有褚时健一个人可以用，别的孩子都不敢效仿，毕竟太危险了。可见少年褚时健已经有着超出常人的勇气和判断力。
虽然生活艰苦，但褚时健依旧过得有滋有味，不仅生活中这样，在学习上也一样。上学期间，老师和学生们都住在学校，褚时健和老师的关系非常好，在学习上有不懂的问题都会主动地向老师发问。老师除了教孩子们基本的课程外，还教音乐，闲暇还会给孩子们讲一些人生道理。当时褚时健还听不懂老师的那些话，直到很多年以后他才深刻体会到老师说得很有道理。
有一天，褚时健发现自己的班主任老师不见了，有两名年轻老师也不知所踪。几天后他们才听说这几位老师都是地下党员，被特务察觉身份之后一起被转移了。对于这些新名词褚时健当时并不理解，只是觉得以后再也见不到那几位老师难免有些失落和感伤。第四节 意料之外的灾难
盘江地带生态环境很好，江内鱼虾很多，像磷鱼、马鱼这类现在已经绝种的鱼在江中有很多。当地的村民用麻线编织成网撒到江中，或将吊杆支在江边，四五十根吊杆一字排开，人不需在河边蹲点，只要定期过来捞鱼就可以了。这条江给褚时健带来的不仅仅是童年的欢乐，更多的是物质上的帮助。
虽然褚时健对自己的水性很有信心，但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一次经历让褚时健终身印象深刻。
那天午后风和日丽，水温也很舒适，正合适下水抓鱼，褚时健和小伙伴平常都在江边的一个叫花鱼潭的地方戏耍，潭中的水不是很深，里面的花鱼特别多，因此得名。褚时健和小伙伴一起来到潭边，试了试水温后便三下两下除去了身上的衣物，跳入水中嬉戏起来。
几个人在水中比赛憋气，比赛在水中翻滚的本事，褚时健的水性就是这么练出来的。没人刻意地去教他，水下的功夫全靠自己一点点摸索。
闹了半日，大家都累了，走到岸边休息。不远处的路上，出现了一队村中的成年人，他们也是来江中捕鱼的，褚时健看到自己的老表（同乡）也在那一队人里。
见到有大人来，小伙伴们都有些兴奋，在大人面前表现的心理逐渐战胜了理智。褚时健从小身体就很健壮，水性在小伙伴中也是最好的，为了向老表炫技，褚时健忘记了疲惫，想都没想地就跳入了江中，向深处游去。
要说这里的水，褚时健认为自己是再熟悉不过了，来了就算没有上百次也有几十次，他大着胆子向深处游去。其他的小伙伴们看到褚时健跳入了水中，也纷纷不甘落后。
褚时健的水性好，其他人根本追不上。褚时健回头看去，看到岸上的老表正在看他表演，心里得意起来。就在这时，褚时健觉得这里的水变得越来越重，游起来变得越来越费力，似乎水里有一股吸力将他笼罩在其中，不一会儿他就感觉到天旋地转，根本游不动。
褚时健反应很快，立刻想到这是漩涡，准备抽身往岸上游。但无情的江水哪里会放手，似乎要将褚时健拉回怀抱一般紧紧地吸着他。此刻褚时健的体力已经消耗殆尽，脑袋变得越来越沉，他奋力在水中挣扎，但不一会儿就沉入了两米深的水下。
其他小伙伴也知道这边的水特别深，平常只有褚时健自己敢游过去。他们抬头一看，褚时健已经不见了人影，心里顿时慌了起来，大叫道：“石柱！石柱！”
岸上的大人也感觉到了不对，褚时健的老表在岸上看得清楚，知道褚时健定是出了事，他赶紧从河边找来一条渡船，在村民的帮助下划到了潭中央，扑通一声跳入水中，把褚时健拉了上来。此刻的褚时健已经完全没有了呼吸，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脸上还有些浮肿。施救的大人们看到褚时健的样子都摇了摇头，觉得没救了。围在周围的小伙伴看着一动不动的褚时健吓得说不出话来，其中几个胆小的甚至哭了起来。
褚时健的老表看到这种状况心中也没了底，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老表将褚时健面朝下，扑在一块石头上控水。虽然没有太大的希望，但是这也是目前唯一能做的事情了。
褚时健的口鼻中不断有水流出来，十分钟过去了，褚时健身上的浮肿逐渐地消退，但依旧没有苏醒的迹象。伴随着几个小孩的哭声，所有人的心情都变得难受起来。
又过了几分钟，忽然一声咳嗽声打破了这股压抑。褚时健的老表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哽咽着想说什么却一下子没有说出来。周遭的大人们都啧啧称奇，感叹褚时健福缘深厚。
回到家中以后褚时健生了一场大病，在床上躺了几日。但他依旧没有对水产生畏惧，还是如往常一般经常去河里抓鱼，不过母亲会经常叮嘱他小心一点。
几十年以后，褚时健回忆道：“当年的那场水难是我人生中的第一难，那一次差一点就完了。”第五节 悲剧的开始
1940年对云南人民来说是沉痛的一年，对褚时健来说是不幸的开始。这一年是褚时健入学的第二个年头，日军侵入越南，为了切断滇越铁路这条运输线，日军的轰炸机在铁路沿线的上空不断地轰炸。铁路沿线不断的爆炸声将住在铁路附近的居民卷入了噩梦之中，不少村民因此丧命。对于生活在沿线的居民来说这简直如噩梦一般，但为了营生，他们每日还是要硬着头皮出去干农活。
滇越铁路是当时国民政府从国外运输物资的交通要道，很多物资都在海防港积压着运不到国民政府手中。为了拿到各国援华的物资，中方派人日夜抢修滇越铁路。为了能够早点疏通铁道，国民政府派宋子良亲自坐镇，保证施工的进度。同年6月，越南沦陷，日军宣布禁止滇越铁路运输中国货物。
越南的沦陷掐断了国民政府从外国购买、运输物资的一条道路，疏通这条生命线的想法也被迫中止。迫于交战形势，国民政府只得“断臂求生”，索性将两国交界的河口大桥炸掉。利用地形的优势，以大河为屏障阻止日军从越南进入云南。同时，国民政府将滇越铁路河口至闭塞寨177米的铁轨拆除，移铺到川滇铁路昆明至曲清段，尽最大力量保证国内的运输。
褚时健的父亲褚开运的木材生意和滇越铁路有很大的关系。褚开运收来的木头主要用作矿坑内的支柱，对木头的长度和粗细都有一定的要求，他经常让褚时健拿着尺子丈量收来的木头。十岁出头的褚时健也早早当了家。除了上课，其余的时间都在做家人的帮手。
这时的褚家不幸的事一件接着一件，生活逐渐开始走下坡路。褚时健的奶奶艰苦生活了大半辈子，终因常年劳苦得病去世了，爷爷则在山上伐木的时候受了重伤，随后一直卧病在床，身体慢慢垮了下来，一日不如一日，硬挨了两三年也走了。褚时健的二伯平日一直身体健壮，却也突然一病不起，没过多久也去世了。褚时健刚刚三岁的小弟弟也莫名其妙地夭折了，似乎有一股无形的魔咒笼罩着褚家。短短的几年里，褚时健就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亲人离去。
看着这样的形势褚家人都有些害怕，害怕厄运降临到自己身上，每个人都忧心忡忡。然而更大的变故又发生了，1942年的春天，运木材的褚开运在一个小车站附近撞上了日本飞机的轰炸，三架轰炸机在铁路沿线轮番投放炸弹，褚开运被炸弹的气浪炸飞了，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受了很重的伤。
半个月后褚开运才被抬回家里，当时褚王氏已经怀孕，看到受了重伤的丈夫，又想到孩子们还小，她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该如何支撑，眼泪不禁扑簌簌地流了下来。
褚开运回到家中一直在休养，下不了床，心情郁闷之极。每当想到平时自己平日里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并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就会想不通老天为什么要如此对待他。褚开运心里很着急，老婆有身孕，孩子们都还小，自己又下不了床，只好成天唉声叹气，嘴里不时骂着日本人。
怀着身孕的褚王氏每天不仅仅要照顾一家子人，为他们洗衣做饭，还得照顾躺在床上的丈夫，生活的担子完全压在她的身上，少年褚时健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这年秋天，褚王氏产下一子，取名为褚时佐。家里需要做的事情越来越多，可家里能做事情的人只有褚时健。第六节 挑起重担
刚生完孩子的褚王氏只休息了几日就围着头巾匆匆下地干活。褚开运看在眼里，心里懊恼至极，一肚子的怒火和不甘不知道该往哪儿发泄。
看着劳累的母亲整日不断地辛苦做事，褚时健心里很不是滋味。父亲躺在床上无法做生意，全家只能靠三亩水田过活。
褚时健一边上学一边帮家里做事，砍柴、烧火做饭、在地里帮母亲打下手。做这些仅用课余时间根本不够，褚时健开始逃课，上午听老师讲完课程之后下午就急忙赶回家。老师从其他学生口中得知了褚时健家中的情况，知道他是一个懂事的孩子，虽然心疼他但也帮不上什么忙，只有在精神上予以支持和鼓励。即使是这样，褚时健的学习成绩也没有退步，反而在每次考试中都名列前茅。
抗日战争时期，很多人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各地有小撮暴民占山为王，做起了打家劫舍的勾当。村民们为了防止山贼进犯纷纷买了一些土枪，以备不时之需。褚家的宅院在村中格外显眼，为了防止意外，每天晚上褚时健就抱着爷爷的步枪守护家院。
艰难无比的生活就这样战战兢兢地过了四年。这四年的生活和现在比起来真的是一个是地狱，一个是天堂。
对那个年代的人来说，能活着就已经很不错了，回想起当时的境况，褚时健总是深深地叹气。他说当时上学的时候他最怕的就是数学，因为数学要跟着课走的，缺了不行，当时他天天逃课，数学就落下了。落下的那些课程也没有时间学，所以褚时健最怕考数学。
从褚时健的言语中能看得出来，当年的他是一个很喜欢学习的孩子，逃课实在是被逼无奈。其实他并不愿意逃课，但家里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情。命运就是这样，你越是想做成某件事情的时候，命运就会伸出腿时刻准备着狠狠地绊你一跤。
褚家曾是村中的大户，家中算是有些财产的，褚时健爷爷走的时候留下了一家酒坊，由褚时健家和二伯家一起经营着，每家一半。父亲的身体可以下地但是不能干活，母亲便把烤酒的事情交给了褚时健。从这件事上，褚时健的商业才能渐渐有所展现。
褚时健的母亲告诉儿子，酒烤得好就可以多卖钱，就能够解决家人的日常开销。褚时健见过烤酒，以前家里比较宽裕的时候请过烤酒的师傅，褚时健跟在师傅旁边看了看也就学会了。只是烤酒前需要准备很多柴火，以前都是父亲和师傅去做，现在只能靠自己了。
母亲把烤酒的事情交给褚时健后就去忙田里的事情了。褚时健给家里的小毛驴架上木车，到二十里外的山里去砍柴。一去就是两三天，千把斤燃料的准备都是由这个十四岁的少年一个人来完成的。
轮到自己家烤酒的时候，褚时健就找一些树根搭灶。灶洞很小，需要把木柴砍成小块儿才能放进去。烤酒用的大甑子一次要蒸700斤苞谷，褚时健一个人把苞谷扛到灶边。母亲帮他把苞谷泡上，一直泡到晚饭前，把苞谷扔进甑子中，再把甑子支在大锅上蒸，一直蒸到苞谷开花。
烤酒的工艺并不复杂，只是必须要有耐心。蒸煮的时间需要十八九个小时，每两个小时加一次柴火，火势的大小要控制得非常好，火大了很容易烧干，火小了粮食又烧不透。每次添加完柴火以后，要把甑子里的粮食搅拌一次，让里面的苞谷受热均匀。
每当夜幕降临，四周一片静寂和漆黑，只有褚家的酒坊中点着油灯，灶内传出的火光仿佛照亮了整个山村。
伴随着柴火燃烧时候的啪啪声，褚时健一个人会在这里待一晚上。他并不觉得害怕，只是想这一夜怎么睡觉。人毕竟不是铁打的，身体再强壮也得休息。但是睡过头了可不行，锅如果烧干了一滴酒都酿不出来，那一家人只能喝西北风了。伴随着这样的日子，褚时健的生物钟开始发生了变化，每天晚上两个小时就会自动醒来一次。
褚时健的生物钟此后一直如此，这也是他能用同样的苞谷酿出比其他人更多的酒的关键。一开始，母亲把这份工作交给褚时健还是有些不放心，因此经常到酒坊看儿子。当看到儿子在睡觉时，她倒不着急叫醒儿子，而是在一旁静静地观察。她发现儿子似乎是定了闹钟一般，每隔两个小时就会自动醒来，加柴、搅拌，每道工序都做得井井有条，跟一个烧酒的老师傅没什么两样。此后褚王氏就放心了，再也没有来过。虽然褚王氏口上没有夸赞褚时健，但心里默默地说：孩子长大了，以后家里也有个依靠了。经过十八个小时的蒸煮，第二天太阳下山的时候，蒸好的粮食就要拿出来晒干。褚家的小酒坊并不大，每天只能出百斤粮食，但烧一次酒的劳动强度很大，18个小时的煎熬、700多斤苞谷、近千斤的柴火，一切操作流程全都靠一个十四岁的少年来完成。这样的工作，褚时健一直做到上高中。
少年时期的劳作对于褚时健以后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拿烤酒来说，一百斤的粮食出多少酒才是赚的，这些褚时健都有仔细地想过。工作要追求效率、讲技术、抓重点，从那时起，褚时健做事的态度开始发生了变化。
眼看着生活慢慢能够缓过来了，家里也变得宽裕起来的时候，命运女神又开始不安分起来。第七节 临终的嘱托
1943年的6月，在病痛中煎熬着的褚开运似乎感受到了死神的召唤，他将家人全部叫到身边，褚时健也被母亲从学校叫了回来。
当时褚时健正在教室听课，母亲在门外悄声叫他出来。他看着母亲那凝重的面容，心里隐隐感觉有一种不妙，母亲并没有说什么，只是拉着他往家里赶，一路上两人好像心照不宣一般默默地加快脚步。褚时健和母亲赶到家中的时候看到父亲的床边围了一圈人，舅舅王之义一家人也在。褚时健急忙跑到床边，望着脸色有些苍白的父亲有点哽咽，一时说不出话来。
褚开运当着两家人的面说了两件事：一个是希望褚时健能和表妹王兰芬结婚，儿子的婚姻保证着褚家的香火得以延续，然而他是看不到这一天了，他希望自己的老婆能帮助他看着两人结婚生子；第二件事是自己死了以后要追随父母和兄长，安葬在大黑者老憨坨的祖坟里。
气氛异常沉重，舅舅王之义轻轻拍了一下褚时健的肩膀以示安慰。褚开运点点头，看着自己的家人，心中充满不舍和留恋。
三天后，褚开运逝世，年仅42岁。
褚开运的第一个愿望始终没有实现，当时的褚时健只有十五岁，对于男女之情还一点想法都没有。在他眼中，表妹只是一个温柔可爱、有点漂亮的小姑娘，他一点也没有想过要和这个十一岁的小女孩成为夫妻。
不过褚开运的第二个愿望很快就实现了，褚家人将褚开运埋在了祖坟之中，和他的父母和兄弟团聚了。褚时健给父亲的墓碑磕了一个头，满怀伤痛。从此以后，褚时健知道自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他肩头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了，看着还小的弟弟妹妹，褚时健默默地在心中给自己打气。
站在老憨坨山上俯视四周的山川，褚时健的心胸也变得开阔起来，压抑、沉重的心情缓和了许多。山下的南盘江水如蛟龙一般在山川之间翻滚、喧闹，声势浩大、气势磅礴。父亲去世后，褚时健更加沉稳了。1943年，褚时健小学毕业，他不想再上中学了，毕竟学习需要长期投入，现在家里正是需要他的时候，于是他有了辍学的想法。家里的农事、酒坊的事务、照顾弟弟妹妹等这些事情都是他当时必须做的。做这么多的事情，褚时健有自己的原则：“要做就要比别人做得好。”那个年代，上不上学全看自己，没有人逼着你上学。母亲比较担心褚时健，她知道褚时健和自己一样，虽然沉默寡言，但心里有自己的主意。
后来，褚时健的堂哥褚时俊回来了，住在褚家的老屋里。褚时健非常高兴，他很久没有见到堂哥了。他领着堂哥上山打猎、下水抓鱼，感受一些乡村的生活。褚时健对这个堂哥有着特殊的感情，心中特别佩服他，他考西南联大的时候，一千个人中只录取一个，他也能考上。堂哥虽然不住在矣则，但每年会回老家一次，每次回来褚时健都会拉着他聊很多事情，算得上是褚时健的人生导师了。
有一天，褚时健和堂哥到南盘江边玩耍，带着他看自己新开辟的一片土地。褚时俊看了异常吃惊，他知道褚时健家里已经有三亩土地，都是他在忙着种，哪里还有多余的工夫在这儿新开辟出来一块地呢？
褚时健告诉堂哥，村里有一个从四川搬迁来的人，在坡地上种了几十颗黄果树，树上的果子长得又大又圆，而且酸酸甜甜的很好吃。褚时健觉得这个地方适合种黄果树，于是就自己动起手来。
看着满脸兴奋的堂弟，褚时俊心里颇有感触，两人差不了几岁，但生活却是天差地别。褚时俊觉得自己的堂弟天赋异禀，有很多常人没有的本事，并且做事稳重，想做什么事情就敢做，有目的性和计划性。他从心底里很佩服褚时健，觉得褚时健不应在这小小的矣则碌碌一生。
那天晚上，褚时健从江里抓上来七八条大鱼，兄弟两人在岸边支起了火堆，挂上一口铁锅就煮了起来。白天的热气渐渐地散去，不时有冷风袭来，看着忙着弄鱼的褚时健，褚时俊忍不住问道：“石柱，你不想读书了？”
褚时健愣了一下，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放下了手中的活，沉默了一会儿。不是他不想去上学，关于这个问题他自己不愿意去想，或者说是不敢去想。村里没有中学，得去县城去上学，家中的情况不允许他走，如果他走了，母亲一个人操劳家务是多么辛苦啊。其实他心底是很想去上学的，像堂哥一样能上大学。
褚时俊从堂弟的眼神中看到了答案，他也明白堂弟的苦衷，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于是他告诉褚时健，外面的世界很大，祖国的发展需要人才，只有通过读书，眼界才能打开，路子才能宽，才能干出一番事业来。现在国家面临危机，作为一名有血肉的青年，应该担负起自己的使命，为国家兴亡尽一份力。
褚时健看着锅中翻滚的开水，堂哥的话犹如点燃了他生命中的火药，让他浑身“难受”，一股莫名的兴奋油然而生。
褚时健后来回忆到，当时他差点就真的不读书了，听了堂哥的一番话后才下定决心一定要读书，走出山村，改变自己的命运，为国家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
两人回家以后，褚时俊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婶婶，他已经在路上想了很多说服婶婶的理由，没想到褚王氏听完后只说了一句：“再难都让他读完中学。”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褚时健就开始为上学做准备，他没日没夜地烤酒，每逢赶集就陪母亲到集市卖酒，积攒一年的学费。
母亲比褚时健想得更远一些，因为要去昆明上初中，褚王氏怕儿子到了那里人生地不熟。专门跑到禄丰车站找到了站长，褚开运做生意的时候跟站长打过交道，还算有些交情。
站长家就在昆明。见到站长后，褚王氏说：“我的大儿子就要来昆明上学了，他从来没有出过远门，到昆明以后能不能让他到你家落个脚？”站长爽快地答应了，给了褚王氏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他的住址和门牌号码，并告诉褚王氏，让褚时健到昆明当天晚上就到他家去。第二章求学才是唯一的出路
动乱年代，国难当头，社会很不稳定，想要出人头地必须有足够的本事，能文或者能武才行。原本想着在山坡上种下一片黄果树，把母亲和弟弟妹妹照顾好就心满意足的褚时健，受堂哥的影响踏上了外出求学的道路。看着母亲和弟弟妹妹逐渐变远的身影，褚时健在心中告诉自己，一定要努力学习。第一节 想起以前的事情
1944年8月，褚时健扛着行李只身来到了禄丰车站，登上了开往昆明的火车。这不是他第一次坐火车，以前上小学的时候也经常“坐”，只是这一次感觉有些特别。
坐在火车上，褚时健的脑海里一边回忆堂哥那晚在江边说的话，一边想象着在昆明富春中学读书的样子。车厢里的他说不清是激动、兴奋，还是惶恐、害怕，总觉得心中难以平静。
人类对于未知的事物永远存在恐惧的心理。这个在村中上山下河无所不能、无所不敢的孩子王，独自来到省城昆明心里也没了底。想到村民们说昆明非常大，马路一条接着一条，房子一栋连着一栋，连门面都是相同的，到时候自己真的迷路了怎么办……褚时健一边胡思乱想，一边把手伸进口袋里，摸了摸那张母亲交给自己的字条。
褚时健下火车后立即叫了一辆黄包车，黄包车把他拉到了站长家后，他的心才定了下来。
在站长家住了一夜后，褚时健心里渐渐安定了下来，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告别了站长，扛着自己的行李来到了昆明大西门外的龙翔街实习工厂报道，这是学校通知新生集合的地点。
褚时健到那里的时候还没有多少人，接待老师告诉褚时健先在这里等着，人到齐后一起去学校的食堂吃饭。褚时健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他看离吃饭还有一段时间就跟老师说了声：“我出去转转，一会就回来。”说完就走了出去。
走出工厂的褚时健沿着街道朝着一个方向边走边看，这样起码不会迷路，走到不想走的时候还可以倒着走回来。
尽管褚时健对大城市的陌生早有心理准备，但身在其中时还是很吃惊，没想到昆明这么大、这么繁华。褚时健沿着龙翔街左看右看，看见热闹的地方就凑过去。周遭的一切让褚时健眼花缭乱，不一会儿他还是迷路了。
褚时健只好站在原地等着老师们过来找他。如果在饭点之前他们找不到自己那肯定要饿肚子了。幸运的是学校里的校工找到了褚时健，经过这次教训，褚时健总结出来以后不管去哪一定要找到标志物，这样才不会走丢。
褚时健打听到龙翔街离西联大学并不远，出了中学校门往北走就能到，安排好宿舍后他就到联大找表哥褚时俊。
联大还没有开学，不过很多学生已经陆续来了。褚时俊把他带到了宿舍里，给舍友们介绍自己的表弟，他说：“我这个表弟的本事很大的，别看他这么小，他有的本事我都没有。”看到表哥在这么多大哥哥面前抬高自己，褚时健决定在他们面前露一手，给他们做一顿好饭。
当时大学里流行玩桥牌，谁输了就要拿钱出来给大家买东西吃，买点鸡腿、猪脚等熟食，再到学校外面别人家的菜地里偷摘几个小瓜、毛豆，就能凑成一顿饭。
褚时健做饭是很拿手的，以前在家母亲忙的时候都是他做饭。褚时健让堂哥他们打着牌，独自煮夜宵给他们吃。堂哥的同学有的来自北方，没有见过云南的乳饼，褚时健就把乳饼切成片煎了。北方的同学不知道这是什么，吃了一口后连说云南的萝卜太好吃了，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褚时健到昆明后感到一切都很新鲜，下课后经常出去转悠，以便熟悉新环境。堂哥有时间也带着他出去吃饭，给他补点营养，有时候还会给他买一些生活用品。堂哥的照顾给褚时健的生活带来了很大帮助，在成长中堂哥给了他很多指导。第二节 初到昆明
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了避免中华民族文化教育的种子遭受战火摧毁，众多华北及沿海城市高校、研究院所纷纷南迁、西迁。1938年4月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所学校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分三路到达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当时的昆明聚集了许多学者和教授。西南联大搬迁至昆明后开设了多个学院，共26个系，还有两个专修课和一个选修班。在联大工学院就读的褚时俊带着堂弟参观了自己的学校。虽然当时联大条件比较简陋，但是占地较大，宽阔宏伟，名人众多，给当时的褚时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入校一段时间后，褚时健听从堂哥的意见，转学到昆明很有名气的龙渊中学。龙渊中学在海源寺附近，环境优美僻静，教育质量上乘。褚时健经常跑去联大找堂哥，有一次去的时候堂哥正在上课。课堂上老师布置作业，让学生们用图纸组装一个火车头，一个星期后交作业，允许查阅资料，要求火车头的结构必须全部在图纸上表现出来。上千个零件先组成若干部分，如蒸汽部分、制动部分等，然后将每一个部分在图纸上表示并组合起来，最后组装成一个火车头。褚时健当时还在怀疑：这么大的工作量他一个星期能完成么？光制作火车零件可能就是厚厚的一摞。可褚时俊一个星期就完成了，他心里对这个表哥不由得更加佩服了。
在矣则村，想要什么东西就自己去抓、去做，在昆明可不一样，想吃什么、想用什么都得花钱去买。虽然褚时健上学前曾赚了一些钱，但大部分都交了学费，留下零花的钱少之又少。“屋漏又逢连夜雨”，小偷还光顾了他，一个月的生活费又被小偷偷走了，他气得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当时褚时健有一个很要好的同学，叫普在兴。他的生活费没有寄到，身上也很拮据。两人身上都没什么钱，那段时间赶上学校放假，不用上课，于是两个人早上不起床，一直睡到中午，走到正义路转华山西路的路口处去吃一顿午饭。那里有一家卖包饭的小饭铺，穷学生经常光顾。
在这家小饭铺吃一顿饭，虽然便宜，但只给一份菜，量也很少，唯一的好处是米饭管够。穷困的两人就想了一个办法，用辣椒面和盐巴拌白饭，先吃个四五碗，然后再用菜下饭，再吃个四五碗。不光是老板，旁边的顾客都看得目瞪口呆。这种吃法连褚时健自己也觉得很难为情，不过情况紧急，谁让他俩身上没钱了呢。他俩这样的吃法长期下去饭铺可得倒闭不可，两人也仅仅这么吃过几次而已。
在学校时，褚时健最喜欢的就是去参加一些体育运动，打篮球、羽毛球等。这些运动很耗费体力，那时身上没钱，饭都吃不起，更不敢耗费体力，所以他们只好和舍友躺在宿舍的床上聊天。
回忆那时，褚时健曾感叹道：“那段时间饿着肚子睡觉是非常难受的，没有电视机，电影也看不起，没有办法，只好聊天打发时间。等到第二天中午再去坑饭铺老板一回。”
抗战后期，昆明的物资匮乏，物价一度飞涨。褚时健清楚地记得，物价涨得最快的那段时间，货币贬值到上午还可以买一斤大米的钱，下午连半斤大米都买不起了。
像褚时健这样的穷学生本来生活费就不多，外面的物价还这么高。后来都不敢出去吃饭了，可这些学生当时都处在长身体的时候，吃不饱饭是最痛苦的事情。后来褚时健想了一个吃饭的方法：食堂开饭的时候大家要排着队进去，他就争取在人少的时候先进去，只要大半碗饭，别人打满一碗，还没吃到嘴里，他这半碗饭就已经两三下扒拉完了，然后再去打满满一碗，这样就等于每顿饭比其他人都多吃半碗饭。那个时候褚时健就养成了吃快饭的习惯，直到现在他吃饭的速度还是比别人快。
1944年的一个冬日，堂哥带着他到学校附近的小巷里去拜访闻一多先生。小屋里，闻先生在昏暗的灯下刻章。褚时健和堂哥听过闻一多先生讲课，先生一月的工资不够全家衣食开销，只能用自己金石篆刻的技能来赚一点生活费。要想在昆明物价这么高的城市活下去，光靠一份工作的收入是根本是不够的，学校里很多的教授、学者都在其他地方做兼职来补贴家用。
褚时健和堂哥见闻先生在认真地刻章就在旁边静静地等候。堂哥悄悄告诉褚时健：“你看见外面挂的‘闻一多治印’的招牌了么？闻先生是金石名家，之前他的刻章在外面是求都求不到的，但现在昆明物价这么高，闻先生只能用自己的金石篆刻之技来赚点生活费。”
褚时健心想，教授们都这样了，那我们这些年轻人有什么理由过不去这坎儿呢？
当时的龙渊中学不包饭食，吃饭需要的饭菜钱、米面钱都是交由伙食委员负责管理的，伙食委员是通过学生自主选举出来的。同学们的伙食费交给伙食委员后，日常买菜所需要的费用都是由他来安排。
同学们看到褚时健精于计划，行动能力又强，就推选他为伙食委员。褚时健有一点小得意，不过得意归得意，他还是认真的。他觉得，要想管好大家的伙食就得好好地计划，现在的物价这么高买菜必须择优选用，买到物美价廉的食物才划算。
搞伙食最关键的是买米，米买好了，伙食就能搞好。要想买好米就得做市场调查，摸清当下的行情。想到这里，褚时健马上跑到街上的米店里去查探，到了米店他发现，米店里的米“水分”很大。
有的米店在前一天晚上给米里加水，这种潮米称起来就比较重，但是煮饭的时候一点也不会涨；还有的米店里在米里掺石粉，加了石粉的大米看起来很白，但是淘米的时候白石粉洗掉之后做出来的饭就少了好多。褚时健从小干活的经验在买米时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米店老板的这些小招数都瞒不过他。他从店里的米袋中抓一把米，用手一搓就知道是不是潮米、有没有加石粉，放在嘴里一咬就知道有没有回过水。通过几天的调研，市区哪个地方的菜最便宜、哪个小店老板的秤准不准，褚时健的心里都有数了。
老师把钱给褚时健以后，他一路小跑来到车站，从那里进城去买米。为什么要小跑？因为去得慢了米就涨价了，老师给的伙食费就不够开销了。剩下的工作就是买菜，以前是把钱交给有一个炊事员买菜，但他不善于经营，伙食水平明显和花的钱不符。后来同学们自己去买菜，自己买的话心里就踏实多了，拿多少钱买多少，买得放心，吃着也放心。初中三年，褚时健当过很多次伙食委员，同学们也都认可他。第三节 不得不说的一些事
褚时健的学生时代还真是有很多不得不说的事情。学生时代学习最重要，初中时的褚时健学习还算可以，除了上课认真听讲之外还到图书馆去看书，到联大去旁听。昆明的冬天很冷，有时还下雪，褚时健就在雪地里背单词。
学校每星期六中午放假，周日有一整天的时间休息。一天半的时间也不能回家，褚时健和普在兴通常在学校打一下午篮球。两人打完球后没钱洗澡，就到学校外面的一条水沟里去洗。那时候菜田里的水非常干净，水沟有四五十厘米深，擦擦洗洗都很合适。
在学校里的褚时健是个运动健将，游泳、跑步、爬山一样也没落下。每次学校的运动会上他都会取得不错的成绩，还当上了校篮球队的前锋。
龙渊中学的篮球队和城里的南菁中学打过比赛。南菁中学当时是昆明数一数二的学校，不管是师资力量还是学生素质都很高，而篮球队更是昆明的所有中学中最厉害的，气势上压了龙渊中学一头。不过，褚时健他们并不怕对手，学校间的友谊赛比的是技术不是名气。不知道为什么，比到一半的时候双方发生了冲突。学生们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互不相让，眼看就要发生大的冲突了。褚时健所在班里有个同学是国民革命军领导的儿子，当时他父亲的军队正驻扎在附近。不知道他们怎么知道了球场上发生的纠纷，开着美式吉普车就来到球场，从车上跳下来一排士兵。对方眼看要吃亏只好言和，这事才算过去。
中学的时候，男生和女生基本上都很少说话。褚时健跟班上的女生似乎都没有说过一句话，不过有位非常特殊的女生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褚时健称那名女同学为“小洋姑娘”，因为他很好奇这个小洋人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她长得跟别的女孩子不一样。后来褚时健才知道这个女孩子叫高友良，是国民党空军英雄高志航的女儿。那时她的父亲已经为国捐躯，她的生活完全由政府照顾。后来大家都知道了她的父亲是英雄，因此对她格外尊重。
抗日战争期间，昆明虽然身处西南腹地，但也受到了波及。昆明市多次遭到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昆明的防空军务力量非常薄弱，三天两头跑警报，人们生活在恐慌和不安当中，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飞虎队驻扎后才得到好转。
飞虎队驻扎昆明后，防空作战力量得到强化，给原本一直轰炸昆明地区的日本飞机以沉痛打击。双方经过多次交战，日军飞机明显收敛了不少。美国对日本宣战以后，罗斯福总统宣布将飞虎队改组为美国空军第23大队。
离龙渊中学不远的地方就有个美国空军基地，美国空军的车经常从校门口的公路上经过。和当地的老百姓一样，学生们对美国大兵并不排斥。有的学生星期天进城，碰见空车就招手搭车。美国军车一般都乐意停车，载这些中国小伙子一段。当时学校的事务主任和美军基地的司务长认识，有时候会把褚时健他们带到基地去吃顿牛排，对褚时健来说那可算是新鲜的东西了。
或许这些战乱的年代给了褚时健很多难忘的经历和磨砺，才能让他在以后的70年当中变得那么坚强。在褚时健看来，一个人经历过的所有事情都会自己有用。经历的时候觉得很艰苦，但是谁知道以后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也许还不如现在。“经历对于人来说，有时候就是一种财富。”这是褚时健的座右铭。
抗战胜利以后，原本期待着美好生活的人们并没有如愿，饱受苦难的人们对国民政府产生了强烈的信任危机，随后爆发了一系列的学生运动。
当时的褚时健已经不再是那个刚刚来到昆明的农村小子了，此时他已经成为一名共产主义的追随者。在堂哥的影响下，褚时健和他的堂兄弟褚时仁都加入了“反独裁、要民主”的学生运动。
1945年11月25日晚上，昆明几所大学的学生自治会在西南联合大学举行讨论晚会。大学教授吴晗、周新民、闻一多等人也参加了讨论会，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等教授就和平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做了讲演。(腾讯文化．褚时健：人生的波澜都是趣闻乐事：2014-12-01．http://cul.qq.com/a/20141201/022024.htm．)
当时到会者达六千多人，褚时健兄弟也坐在会场中。讲演正在进行的时候突然传来了枪声，国民党昆明防守司令派第五军邱清泉包围了会场。军人们先用冲锋枪对空射击，以示警告，随后特务们冲进会场来捣乱，现场一片混乱。
1946年，西南联大开始分批迁回原址，堂哥褚时俊此时也要走了，他将去清华大学完成自己的学业。褚时健和二伯家的堂哥褚时仁一起，到车站为大哥送行。大哥虽然走了，但他已经把年轻的兄弟褚时健、褚时仁和褚时杰带上了一条追求光明的道路。
昆明并没有因联大的撤离而平静，反而更是在沉闷的环境下变得多事起来。恐怖袭击、特务暗杀的事情不断发生，仿佛让褚时健回到了童年时期，活在恐慌中。
7月11日，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在昆明惨遭暗杀。
7月15日，闻一多先生在李公朴先生的追悼会上，面对国民党特务，慷慨激昂地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讲演》。演讲完的当天下午，闻一多先生在回家途中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这两件暗杀事件就好像导火索一般，将褚时健这样的热血青年身体里的火种完全点燃。不过褚时健也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在争取民主的道路上可能需要付出血的代价。第三章艰苦的革命之旅
求学时光虽然艰苦，但也是褚时健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这段时间虽然短暂，却是他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个动乱时代，求学结束的褚时健并没有继续学业，而是义无反顾地参加了革命的队伍，为祖国安定、民族新生进行激烈斗争。第一节 革命生涯
褚时健参加了青年团，高喊着“要民主、要自由、不要独裁”的口号在大街上游行，闹学潮，闹革命。
1947年，褚时健考上了高中，不过当时他受到环境的影响，觉得这个阶段并不适合上学，干脆就没有去上。
1948年，在得知自己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国民党特务盯上后，褚时健离开了昆明。从此以后，他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转折。
褚时健回到了家乡的禄丰车站小学当老师，这里是他上小学的地方，大伯也住在这里，对这里可谓是再熟悉不过了。和褚时健一起来的还有自己的堂兄褚时仁、堂弟褚时杰以及他的学长、堂兄的好友周兆雄。
除了教学之外，褚时健还是共产党的秘密情报员。他将国民党部队在滇中、滇南的调动情况都如实地记录下来，一有兵源或者物资的调动，他就如实地将情报送到部队去。由于地理位置得天独厚，褚时健做事也胆大心细，他每次都能够出色地完成任务。组织给他取了一个响亮的绰号——“黑猫”。
1949年，共产党地下组织得到了一份情报，由于叛徒的出卖，敌人已经得到了一份禄丰车站一带的共产党员的名单，其中就有褚家三兄弟。
褚时健对这件事的印象非常深刻。那是春节前的一个晚上，他刚回到家中，周兆雄就急匆匆地来到他家告诉他，国民党13军的人马上就要到了，组织上让他立刻转移，和已经先期离开的褚时仁、褚时杰汇合，到西山找部队去。
褚时健匆匆地告别了母亲，从后花园翻墙而出，消失在山林之中。三兄弟一起到了部队，但并不能常见面。他最小的弟弟褚时候十八岁时也参加了地下工作，只是因为年龄比较小，没有暴露，暂时留在了家中。
褚时健从一个学生成为一名地下工作者，又从一个地下工作者进入了部队。
当时自救军的部队编制并不算完整，一些称呼也并不规范，自救队成员多数是一些青年或者是农民，大致来源分为四种：第一种是一直坚持革命斗争的老一辈游击队员；第二种是南盘江地区的受苦农民；第三种是投身革命的进步学生；第四种是起义的国民党士兵和收编的土匪。部队里面可谓是鱼龙混杂，素质不同，但是这些人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希望早日推翻旧世界，建立老百姓当家做主的新中国。
褚时健兄弟在这支成分复杂的部队中显得很不一般，他们都有文化，参加过学生运动，又有一定的斗争经验，又是农家子弟，能吃苦，不怕苦不怕累。兄弟三人职位各不相同，当时的褚时仁在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参加了共产党，来部队后被任命为二支队七连的指导员，褚时健在九连担任指导员，职位相当于代理排长，褚世杰当时在八连当战士。
说是主力部队，实际上自救军哪有主力部队，说到底还是游击队，实力无法跟国民党的正规部队抗衡。因此部队的主要训练战术也多于游击战术，一直在弥勒、陆良、师宗一带的大山里转战。
当时在部队的生活很艰苦，由于是打游击战，并没有固定的驻地和根据地，基本上隔一段时间就要转换位置，有些时候一天甚至要连续转移好几处。
在伙食上同样艰苦，自救军没有固定的粮食补给，基本上一粒米都吃不到，平常都是吃一些洋芋、刀豆之类的食物，有时候在深山中连饮水都成问题。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有不少人开始发牢骚，有的已经受不了了。
褚时健兄弟并没有开小差，就是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他们在军中扎下了根。部队要打仗，就要进行各项的整顿和训练、射击、排阵等等。对于这些褚时健并不陌生，从小就跟着大人上山打猎的他，用起枪来可以说是得心应手。
在射击训练的时候褚时健非常认真和刻苦，光是瞄准就练了半个月。正是这样的刻苦训练，褚时健的基本功非常扎实，后来成了连里的神枪手。从此，除了在水里的本事，褚时健又多了一项本领。
俗话说“技多不压身”。在后来被划为“右派”的日子里，在哀牢山上，褚时健一枪射杀了两只麂子；80岁时在玉溪靶场上较量，现役的团长都败给了他。
1949年5月，中共中央政府下达命令，将云南自救军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第二支队”，正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队序列。这时候，部队的装备条件和生活条件开始好转，连队里配发了轻机枪，褚时健终于有了一把属于自己的步枪。
褚时健在部队里的第一把枪是一支79式步枪，这把枪跟着褚时健不知道经过了多少风雨。自从有了这把枪，本就沉稳大胆的褚时健打起仗来更是如鱼得水。当时他只是一名青年团员，团员当指导员是那个特殊时期的产物。部队当时很需要干部，而褚时健虽然刚毕业就参加了革命工作，但根本不知道入党才能提干，所以他连入党申请书都没写。
褚时健打起仗来勇敢机智，不畏生死，又是团员出身，会做思想工作，为人处世都有模有样，当时有个姓李的连长就看上了褚时健的能力，向上级提出让褚时健去当他的指导员。
知道这个消息以后，褚时健经过询问才知道入党以后才能当指导员，心中也有些疑惑，自己连共产党员都不是，当指导员合适么？
李连长很爽快地告诉他：“你先当着，其他的问题交给我来办。”从这时起褚时健就成了他们连的指导员，后来开始打仗，大家也都没有时间管他是不是党员这回事，褚时健觉得入不入党也无所谓，只要专心干革命，问心无愧就好了。
11月的时候，边纵13、14团在路南县圭山区大水塘与国民党481团打了一仗。褚时健所在的3营担任警戒任务。双方严阵以待，但谁也不敢贸然行动，连长李国真安排战士们守在前线，轮流休息。
在整休期间，褚时健还是一有空闲就跟一个勤务兵去村后的小学里面打一会篮球放松放松。有一天中午他刚准备吃饭，不知道从哪里飞来一发迫击炮，带着声响地落在了他的身边。勤务兵是一个老兵，反应很快。在场的人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已飞起一脚将炮弹踢到一旁的土堆里，只听轰隆一声，土堆飞起，漫天的土伴随着干粮弥漫在天空当中。
这一脚可以说是救了在场很多人的性命，本来准备吃饭，现在干粮都炸飞了，也吃不成了，褚时健拍了拍身上的尘土，对勤务兵说道：“不吃了，走，上战场去。”
本来以为前线已经打作一团的褚时健来到才发现，一丝风吹草动都没有，这让他有点纳闷了。或许是与天俱来的直觉吧，褚时健去阵地后方视察。当时阵地后面有一条沟，沟里的水已经干涸。褚时健到这里一看，果然不出他所料，沟里面有一支齐整的军队正徐徐地前进，已经距离阵地不过四五十米。
褚时健心想，如果让敌人掏了屁股，那他们这一营的人就得全部完蛋。他立刻示意身边的战士，掏出身上所有的手榴弹，朝着沟里甩。
沟里的敌人本来以为只要从敌人后方捅进去，直接就能将这一营的人一锅端了，没想到忽然传来几声炮声。接着沟中的几声爆炸声让他们完全乱了阵脚，眼看已被发现，偷袭不成，敌人只好灰溜溜地撤走了。
战斗结束后，连长听身边的战士讲述了整个战斗过程，他对褚时健的看法又不一样了，不由得哈哈笑道：看来自己的眼光还是那么的毒辣。
对于老连长，褚时健心里也是十分佩服的，他觉得在这么艰苦的年代，能够组建这么一支部队非常不简单。在部队里，他跟着老连长学到了很多在学校里面学不到的东西。第二节 二哥牺牲
褚时健在部队里和战士们相处得很好，当时部队里还有很多彝族同胞。战士们大多都是穷苦出身，在部队相处的日子久了，感情也渐渐深厚，尤其是一起经历过出生入死的战友，情谊堪比金坚。当时的部队可不比现在的部队，不能说整日战火连天，但每隔一段时间必然会有一场战斗。李连长是一个老兵，常年在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为人十分豁达。他发现褚时健枪法好、能吃苦，而且身体素质也不错，还以为褚时健上过军校，一问才知道他只是个刚从学校出来的娃娃，不由得有些吃惊。
有一次褚时健的连队在陆良县马街镇和国民党的武装征税队打了一场仗。担任突击任务的是褚时仁所在的七连，七连从赵官坝突袭马街，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三营火速占领了马街，抓获了一批俘虏。
这次胜利让三营的将士们气势大振，同时也惊动了国民党481团。三营胜利后，当天晚上在马街上安营扎寨。就在三营庆祝胜利的时候，481团赶到马街把还在开群众大会的三营悄悄包围了起来，可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三营完全没有注意到敌人的行动。
第二天早上部队准备出发的时候，哨兵才发现道路已经被敌人封锁，三营的处境危在旦夕。敌人见已被发现了便在村口架设起重机枪，开始向三营扫射。被包围的三营像只待宰的羔羊，死亡只是时间的问题。
经验丰富的九连连长李国真立刻派人勘察地形，在村后发现了一条小路，那里敌人较少，他马上调来机枪开道，部队借着这个缺口冲出了重围。
这次突围惊险万分，一直打到深夜，士兵损失惨重。转移到安全地带后，部队才开始埋锅造饭，进行休整。此时在八连当战士的褚时杰急匆匆地找到堂哥褚时健，告诉了他一个不幸的消息，二哥褚时仁没有突围出来。
褚时健知道，二哥的身体一直都不好，这次七连担任突击任务，掩护部队撤离，连续作战，只怕是掉队走散了。褚时健的心中还抱着一丝希望，觉得二哥不一定是死了。
褚时健立刻叫了一个班的战士，跟褚时杰一起，沿着突围的路线一路寻找。找了一天一夜，第二天天亮的时候碰到七连最后撤出的战士，战士们告诉他，褚时仁在掩护撤退的时候中了敌人的机枪埋伏，已经身亡了。
在战乱年代，牺牲每天都在发生。二哥的牺牲对褚时健来说打击很大，虽然他从小经历过很多次亲人的离去，但褚时仁和他年纪相差不多，同时都在为了革命奋斗，心中的伤感可想而知。
1949年12月9日，昆明宣布解放，褚时健的战斗生涯才算结束。等待他的并不是平稳安逸的战后生活，而是更加艰苦卓绝的奋斗。第三节 晋升为区长
1952年土地改革时，褚时健被调到盘西区当区长。新中国刚成立的那几年，党和国家大力医治战争创伤，组织人民群众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
当时的政策是要地主交出浮财，交出多余的土地。但是在工作中褚时健有自己的想法，做工作不能太过分，地主同样也是人，要吃饭、要养家，他们也需要土地。
褚时健对工作的态度得到了上级的认可，他们觉得小褚能够及时地发现问题，敢说、肯动脑子，这样有能力的干部在当时的革命队伍中太少了。县里的人觉得褚时健是个好苗子，好好锻炼一番，将来肯定能派上大用场。这样，参加革命已经五个年头的褚时健此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3年，褚时健被组织送去云南省党校学习，重新进入了课堂。此时的褚时健心想，现在自己长大成人了，弟弟妹妹也不需要时刻照顾，在这里读书不用每天逃课了。
褚时健工作起来仿佛像一台机器，没日没夜地只知道工作，除了抽空看一看弟弟妹妹以外，其他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在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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