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钟为谁而鸣(海明威文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海明威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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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钟为谁而鸣(海明威文集)试读：

Digital Lab是上海译文出版社数字业务的实验部门，成立于2014年3月。我们致力于将优质的资源送到读者手中。我们会不断努力，做体验更好、设计更好的电子书，加油！上海译文出版社|Digital Lab本书献给(1)玛莎·盖尔霍恩(1)玛莎·盖尔霍恩（1908—1989），美国作家，1937年马德里保卫战前夕，她和海明威都以记者身份到西班牙采访，共同的志向使他们走到一起，终于在1940年结婚，成为他的第三任夫人。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欧洲大陆的一小块，那本土的一部分；如果一块泥巴被海浪冲掉，欧洲就小了一点，如果一座海岬，如果你朋友或你自己的庄园被冲掉，也是如此；任何人的死亡使我有所缺损，因为我与人类难解难分；所以千万不必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1)约翰·堂恩(1)引自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堂恩（1571或1572—1631）于1623年写的《祈祷文集》第17篇。译本序

一九三六年初秋到一九三九年春的西班牙内战早已成为历史陈迹，今天已不大为人们所提及。然而它实际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线的序幕，是全世界进步力量和德意法西斯政权之间的第一次较量。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进步力量在这场斗争中失败了。以文学形式来反映这一页历史的作品为数不多，而今天尚被人推崇、广泛阅读的恐怕就只有这一部《丧钟为谁而鸣》了。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当时的历史：

一九二九年席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大恐慌，对经济落后的西班牙打击极为沉重。在强大的群众运动的推动下，共和党、社会党和一些资产阶级政党于一九三一年四月组成联合政府，建立了共和体制。当时工人阶级处于分裂状态，其中以推行温和的改良主义的社会党势力为最大，而无政府—工团主义也吸引了不少群众。年轻的共产党不得不在对这两股势力作不断斗争的情况下逐渐成长起来。

共和国初期，执政的社会党人和共和党人不能坚决贯彻最起码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反而逐渐被右派政党组织占了上风。一九三三年秋，右派政党在大选中获胜，新政府倒行逆施，工人以大规模的罢工和示威游行来回答，农民也展开了夺地运动。西班牙共产党纯洁了队伍，建立了以伊芭露丽等为首的战斗的领导班子，迅速壮大起来，在第二年十月各地工人总罢工及武装起义中起了骨干作用，但结果被政府的优势兵力所镇压，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一九三五年，人民阵线在法国大选中获胜，在这种形势的鼓舞之下，西班牙进步势力各派克服了分歧，团结起来组成人民阵线。共产党又转为公开活动，积极参加人民阵线的工作。一九三六年二月国会选举中，人民阵线获胜，在四百七十三席中得到了二百六十席，着手组成联合政府。共产党只得了十四席，因此总理和各部部长基本上由左派共和党人及社会党人担任，成分复杂，矛盾不少，这是导致最后失败的原因之一。

这时国内的反动势力不甘心于失败，阴谋叛乱。西班牙的军队一向掌握在贵族地主资本家的子弟之手，共和国成立后，仅仅要求他们宣誓对之效忠，没有改组。因此，佛朗哥将军于那年八月十四日在西属摩洛哥发动叛乱，立刻得到各地驻军及法西斯组织长枪党等右派集团的响应，很快就占领了西北部及西南部，使位于全国中央的首都马德里处于三面受敌的境地中。一开始形势就对共和政府不利。

西班牙的法西斯分子早就和纳粹德国和墨索里尼独裁政权勾勾搭搭，这时德意两国公然以飞机、大炮、坦克等军用物资源源不绝地支援佛朗哥，并派教官及军队参战，残酷地屠杀西班牙人民，激起了进步人类的公愤。但英法等国却对希特勒采取所谓的“绥靖”政策，害怕西班牙人民阵线的胜利会影响自己国内的政局，在“不干涉”政策的幌子下对西班牙实行可耻的封锁。以各国共产党人为中坚的工人阶级以及知识分子中的先进分子，纷纷以实际行动来声援西班牙人民，把共和政府的事业看作全体进步人类的事业。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工作，有的志愿参加医疗队，抢救伤员，有的直接参加作战，如著名的国际纵队，在第一年冬季马德里保卫战中，和英雄的首都军民并肩作战，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有不少人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例如英国年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拉尔夫·福克斯及克里斯托弗·考得威尔。其他在内战期间亲赴西班牙的知名人士有白求恩大夫、荷兰电影大师伊文斯、智利诗人聂鲁达、苏联作家爱伦堡等，而本书作者海明威也是非常活跃的一个。

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在意大利北部前线经受战火洗礼并受了重伤的海明威，对西方文明的传统价值观念感到幻灭。战后，于二十年代初在巴黎从通讯记者成为专业作家，在第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1926）中，形象地刻画了一些在精神和肉体上受到战争创伤的英美青年男女，浪迹巴黎、西班牙等地，在酒吧间、斗牛场等等场合寻找刺激及解脱。海明威就此被公认为这“迷惘的一代”的代言人。一九二九年出版的著名作品《永别了，武器》写主人公不堪忍受战争的残酷，毅然向武器告别，做了逃兵，和爱人逃到风光旖旎的瑞士，过着田园诗式的生活，但好景不长，爱人在难产中死亡，使主人公不得不向爱人的怀抱告别。作者表达了强烈的反战立场及对人生命运的绝望态度。

但是时代在前进。经济大恐慌激化了阶级矛盾。三十年代美国出现了无产阶级文学的高潮。不少有良心的作家通过思考，开始向左转。这时海明威早已回国，因不喜欢跟纽约等大都市的文艺界人士来往，定居在美国东南端佛罗里达州南端的基韦斯特岛，和古巴首都哈瓦那仅一水之隔。他出入于那一带海滨小酒店、码头等场所，经常和渔民打交道，观察社会众生相。他笔下的人物开始起变化，觉悟到“一个人单枪匹马是……什么也干不成的”（以基韦斯特岛和哈瓦那为背景的小说《有钱人和没钱人》中主人公亨利·摩根语），这反映了他本人当时的思想。

这时西班牙正面临着一场生死搏斗。海明威二十年代初任驻欧通讯记者时，就和西班牙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爱上了这片浪漫的土地和热情的人民，尤其爱上了斗牛赛。他在作品中歌颂这种在死亡面前无所畏惧的斗牛士，充分体现了他提倡的“硬汉子”精神：人终有一死，但不能死得窝囊，在紧急关头要保持尊严和体面。他精通西班牙语，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于一九三二年发表了关于斗牛和斗牛士的长篇专著《死在午后》。当法西斯魔爪企图扼杀西班牙人民的革命成果时，海明威挺身而出，写文章，作讲演，挞伐法西斯主义。他以记者身份于一九三七年初来到被围困中的马德里，借了钱买救护车支援共和国政府。他出入百花旅馆和盖洛德饭店，广泛接触政府军人士、国际纵队的军官、各国记者和普通的西班牙士兵。第二年，为影片《西班牙大地》撰写脚本并发表了他唯一的剧本，以马德里为背景的《第五纵队》。由于缺乏武器和粮食，加上内部敌对分子的破坏，政府军的防线于那年年底被叛军突破，一九三九年一月下旬不得不放弃东北部滨地中海的大城市巴塞罗那，二月底，英法即迫不及待地承认了佛朗哥政权，英雄城市马德里终于在三月底陷于敌手，人民阵线的政府就此被葬送了。

海明威这时在哈瓦那郊区“观景庄”别墅里开始埋头写作《丧钟为谁而鸣》。该书于第二年问世，得到批评界和读书界的一致好评。

这是海明威篇幅最大的一部小说，但全书情节局限于三天之内（一九三七年五月底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到星期二上午），写得紧凑非凡。那时候，由于三月中政府军在首都东北瓜达拉哈拉城附近大败意大利侵略军，首都已转危为安。戈尔兹将军这时正准备在首都西北向瓜达拉马山区叛军山上防线发动进攻，为了切断敌人的增援路线，派美国志愿人员罗伯特·乔丹到敌后深山中和游击队接上关系，等战斗一打响，炸毁一座铁桥。本书即从老向导安塞尔莫带乔丹到桥头哨所侦察写起，接着两人就向游击队的营地进发。老人唤来了小组头头巴勃罗，乔丹和他立刻进行了交锋，矛盾就一步步展开了。巴勃罗当年原是马贩子，给部队和斗牛场供应马匹，后来在斗牛场做帮手时结识了和斗牛士菲尼托同居的比拉尔，菲尼托被牛挑伤死去后，她跟巴勃罗待在一起。革命爆发时，巴勃罗率众在家乡小镇包围了民防军的兵营，逮捕了所有的法西斯分子，把他们都处死了。三天后，遭到反动军队的反攻倒算，撤至深山中打游击，一年来，袭击了几次敌人的据点，炸了一次火车，弄到了几匹马，开始酗酒，意气消沉，只求能在这山区混下去。他得悉了乔丹的来意，当场提出他所谓的狐狸的原则：要在一个地区待得下去，就只能到别的地区去活动，不然会被敌人赶走。比拉尔是个直爽热情的妇人，和几个苦出身的斗牛士生活过来，多少尝到了些人间的欢乐，因巴勃罗当初富有男人气概而倾心于他，但如今年近半百，看他堕落成个鼠目寸光的酒鬼和胆小鬼，心里非常懊恼，和那些苦大仇深的游击战士一样，正苦于无法为他们所热爱的共和国作出贡献。在这节骨眼上，共和国派来了爆破手。当晚大家聚集在山洞里，比拉尔带头反对巴勃罗，赞成炸桥，大家一致表态支持她，她豁出去说：“这儿我作主。”在这剑拔弩张的关头，乔丹不由得伸手按在手枪上。巴勃罗屈服了，但后来出尔反尔，处处只从他个人的安危出发，乔丹不得不在比拉尔和大家的帮助下，克服了他的破坏活动以及敌机敌骑兵的干扰所带来的困难，于星期二早晨及时完成了炸桥任务，但不幸以身殉职。

海明威发挥他独特的叙事艺术，以细致入微的动作描写及丰富多彩的对白，紧紧环绕着罗伯特·乔丹的行动，一气呵成地把这故事讲到底，同时，插入了大段大段的内心独白及回忆，使这个主人公的形象非常丰满。这位美国蒙大拿大学西班牙语系的青年讲师，十二年来，常常到西班牙度假，寻访名胜古迹，走遍了全国，对西班牙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痛恨法西斯主义，一九三六年夏，向校方请了一年假，志愿赴西班牙，怀着“为全世界被压迫的人们鞠躬尽瘁的感情”，“反对所有的暴政，为你所信仰的一切，为你理想的新世界而斗争”。他投入了马德里保卫战，后来转到西部敌后搞爆破，炸火车和铁桥。他从小受他祖父，南北战争中的北军骑兵军官的熏陶，爱好军事，自以为在西班牙干得不错，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星期一清晨突然出现敌骑兵巡逻队时，他能沉着应付，领导大家布置阵地，排除险情。雷管和引爆器被巴勃罗偷走后，他想出用手榴弹引爆来解决问题。但他毕竟入世未深，不脱书生本色，因此对革命队伍里的一些落后现象的态度有时不免有些偏激。当深夜得悉引爆装置被盗后，回到睡袋里，跟自己大发脾气，怨天尤人，把巴勃罗和所有的西班牙人都骂到了，活像个任性的孩子。作者还特意在书中加上一段爱情插曲。乔丹头天下午到达营地，小姑娘玛丽亚端来饭食时，两人彼此就产生了好感。这苦命姑娘亲眼看到父母亲被民防军枪杀，自己随后被长枪党匪徒们铰掉了头发，然后被糟蹋了。后来被解往南方，半道上火车被炸，比拉尔吩咐把她带回营地，做了她的保护人。老于世故的比拉尔知道只有真挚的爱情才能治疗玛丽亚心灵和肉体上的创伤。她成全了他们俩。乔丹那年轻的心灵渴望着爱情，想不到在这奇突的环境中找到了。他明知道这次任务艰险，而且认为“只要炸掉桥，送命不送命关系不大”，然而这一来使问题复杂化了。他憧憬着和玛丽亚一起到马德里度假，甚至战后带她回蒙大拿，做他的妻子。作者通过乔丹的内心独白，淋漓尽致地探讨了生与死的问题、爱情与职责的问题、个人幸福与人类命运的问题。凭着坚强的政治信念，乔丹胜利地解决了这些问题。当炸桥后撤离现场时，他不幸受伤，大腿骨折断了。他不愿带累同志们，决意独自留下，想起和玛丽亚两情缱绻时，感到心灵沟通，合二为一，这时就坚决劝姑娘跟大家一起撤走，因为这是她的责任，她走就等于他们俩一起走。乔丹一心以集体利益为重，要求最后走的游击队员把那支子弹剩下不多的机枪留下，因为其他那两支能弄得到子弹。他独自等待敌人前来。当屠杀另一个游击小组的刽子手，骑兵军官贝仑多中尉终于露面时，他激动地感到心脏抵在松针地上怦怦地跳。乔丹以他最后的一些行动深刻地体现了本书的题旨：人们的命运息息相关，因为每个人都与人类难解难分。

作者在本书中还塑造了一系列活生生的西班牙人的形象，其中着墨最多的为比拉尔和巴勃罗。比拉尔热爱生活，热爱共和国。她爽朗泼辣，嫉恶如仇，眼看巴勃罗一天天沉沦下去，恨铁不成钢，冲着他就骂“醉鬼！”乔丹长得壮实，生气勃勃，她一见就打心眼里喜欢。她看出玛丽亚对乔丹的爱意，就要求他爱护这姑娘，炸桥后把她带到共和国去。她全力成全他们，但看到他们相亲相爱，不禁有些妒忌。她缅怀自己过去的好时光。她自称曾和西班牙三个收入最少的斗牛士生活过九年。当年轻的游击队员轻蔑地说菲尼托没什么了不起，患着肺病，长得矮小，本来就不该做斗牛士时，她沉不住气了，满怀激情地讲述菲尼托这苦孩子如何为了出人头地，发愤苦学，好歹当上斗牛士的经过。她当他孩子似的疼他，一直侍候到他悲惨地死去。她巴不得到共和国去，为此和乔丹争吵。多亏她的帮助，乔丹完成了任务。

巴勃罗当初拿下了民防军的兵营，亲手枪杀四个俘虏，后来组织群众，在广场和镇公所内把逮住的二十多个法西斯分子都活活打死，做得未免太过分。但内战期间法西斯分子干下的暴行罄竹难书，令人发指。例如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六日，纳粹飞机疯狂地屠杀了西班牙北部滨海小城格尔尼卡的几千手无寸铁的平民，毕加索为此创作了巨幅油画，向全世界控诉敌人对他祖国的暴行。出于对剥削阶级的深仇大恨，巴勃罗当年的作为似乎还情有可原，但当他在山中待了一年，滋生了苟安保命的思想，他竟拿了乔丹的爆破装置出走，但又舍不得自己的人马，才到别的小组去招了五个弟兄和五匹马，及时赶回来。乔丹炸桥后，巴勃罗带那五人拿下了公路下段的哨所，但在向断桥靠拢的半途，他返身一梭子杀了那五人，为了把那五匹马给自己人骑着撤走。小私有者的思想使他干出了伤天害理、背叛革命的行为。

另一游击小组的领导人，聋子圣地亚哥，和巴勃罗构成鲜明的对比。他对革命忠心耿耿，乔丹找他谈时，他语简心长，实事求是地摆了情况。当他知道事后撤走时马匹不够，就二话不说，主动连夜去搞马，哪知偏偏雪停了，敌骑兵巡逻队追踪他的脚迹，把他和四个部下逼到一个山头上。他们据险固守，聋子机智地诱敌暴露自己，杀了一个军官，但最后被敌机炸死在山头上，被敌人割下脑袋回去报功。老向导安塞尔莫心地善良，杀了敌人也感到内疚，想不出战后该怎样来赎这份罪，因为对天主的信仰已经被否定了。作者在小说中不止一次地写到天主教对西班牙人根深蒂固的影响，但对安塞尔莫来说，与其说这是宗教思想的烙印无法磨灭，还不如说是这无邪的心灵在被最基本的道德问题所折磨。最后炸桥时，他伏在白色的石路标后面，被碎铁片击中，默默地死了，手腕上仍然挽着那圈引爆的电线。乔丹痛心地想，如果用引爆器的话，这个好人是不致牺牲生命的。除了比拉尔，全书中只写了一个女人：玛丽亚。她生性温柔，天真无邪，和比拉尔适得其反。身心受到了粗暴的摧残，她遇到了乔丹这样的好人，毫无保留地以身相许。听到了聋子手下的青年哨兵华金的悲惨家史，她搂着他说，“我把你当哥哥，……你有家啦。我们都是一家人。”乔丹感动地也搂着他说，“我们都是兄弟。”她告诉乔丹，她父亲喊着“共和国万岁”被枪杀，她母亲接着高呼“我丈夫，本村村长万岁”而从容就义。想到此事，乔丹吻着熟睡中的玛丽亚，小声说，“我为你的家庭感到非常自豪。”在斗争中，乔丹和这些普通的西班牙人民打成了一片，心甘情愿地为他们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海明威用这一系列感人肺腑的小故事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同仇敌忾地抗击法西斯匪帮的历史画面，奏出了一支人类兄弟情谊的赞歌。

海明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先后到我国和欧洲当战地记者，在欧洲时屡次亲身参加战斗。一九四六年初回到“观景庄”，声称正在写一部关于“陆地、海洋和天空”的长篇小说，但直到一九六一年七月自杀身亡，没来得及定稿。在他晚年发表的两部小说及由他妻子发表的两部遗作中，只有中篇小说《老人与海》（1952）博得了一致的好评，并使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奖金（1954）。从海明威所有作品的主人公身上，或多或少地可以看到作者本人的影子。罗伯特·乔丹说自己不是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反法西斯主义者，这实际上正表达了作者本人的立场。但是，从《永别了，武器》中在不正义战争中幻灭的美国青年军官弗瑞德里克·亨利，到《丧钟为谁而鸣》中为人民的事业献出自己的青春的美国志愿人员罗伯特·乔丹，再到《老人与海》中在墨西哥湾一叶扁舟上单身和大自然搏斗的古巴老渔民圣地亚哥，“海明威的主人公”似乎经历了一个从小我到大我再回到小我的心灵探索过程，而《丧钟为谁而鸣》作为作者本人投身有关人类前途的大搏斗的见证，可被看作他的代表作而无愧。吴劳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八日第一章

他匍匐在树林里积着一层松针的褐色地面上，交叉的手臂支着下巴；高高的上空，风在松树树梢间刮着。他俯卧着的山坡不太陡，但往下却很陡峭，他能看到那条柏油路黑黑的，蜿蜒穿过山口。沿路有条小河，他看到山口远处的这条小河边有家锯木厂，拦水坝的泄水在夏天的阳光下白花花的。“那就是锯木厂？”他问。“是的。”“我不记得了。”“那是你离开这儿以后造的。老锯木厂在再过去一段路的地方，往下离山口很远。”

他在林地上摊开影印的军用地图，仔细端详。老头儿从他肩后看着。他是个结实的矮老头儿，身穿农民穿的黑罩衣和铁硬的灰色裤子，脚上穿着双绳底鞋。他刚爬了山，在沉重地喘气，一手搁在他们带着的两只沉重的背包的一只上面。“这么说从这儿没法望到那座桥了。”“是的，”老头儿说。“山口的这一带地势平坦，水流不急。下面，公路拐进林子就不见了，那儿地势突然低下去，有道挺深的峡谷——”“我记得。”“峡谷上面就是那座桥。”“敌人的哨所在哪儿？”“你看到的锯木厂那边有一个。”

这个正在仔细察看地形的年轻人，从他褪了色的黄褐色法兰绒衬衫口袋里掏出望远镜，用手帕擦擦镜片，转动目镜，直到锯木厂的板壁突然显得清晰，他看到门边的一条长板凳，还有安放圆锯的敞篷后面堆起的一大堆木屑和小河对岸山坡上把木材运下的滑槽的一段。小河在望远镜里显得清澈而平静，流水从拦水坝急转直下，下面的水花在风中飞溅。“没有岗哨。”“锯木房在冒烟，”老头儿说。“还有晾衣绳上挂着衣服。”“我见到这些，但不见岗哨。”“说不定他在背阴处，”老头儿解释说。“那儿现在挺热。他也许在我们看不到的背阴那头。”“可能。另一个哨所在哪儿？”“桥下方。在养路工的小屋边，离山口最高处五公里的里程碑那儿。”“这儿有多少兵？”他指指锯木厂。“也许有四个，加上一个班长。”“下面呢？”“要多些。我可以去打听。”“那么桥头呢？”“总是两个。每边一个。”“我们需要一批人手，”他说。“你能搞到多少？”“你要多少我就能带来多少，”老头儿说。“这一带山里现在有不少人。”“多少？”“有一百多。不过他们分成了小股。你需要多少人？”“等我们察看了桥以后再跟你说。”“你想现在就去察看一下？”“不。现在想去找个地方，可以把这炸药藏到要用的时候。我希望把它藏在绝对安全的地方，可能的话，离桥不能超过半小时的路程。”“这简单，”老头儿说。“从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到桥头全都是下坡路。但现在要去那儿得认真地爬一会儿山。你饿吗？”“是的，”年轻人说。“但我们以后吃。你叫什么？我忘了。”连名字都忘了，这对他来说是个不祥之兆。“安塞尔莫，”老头儿说。“我叫安塞尔莫，老家在阿维拉省巴尔科城。我来帮你拿那只背包。”

这年轻人是瘦高个儿，长着被太阳晒得深深淡淡的金发和一张饱经风吹日炙的脸，他穿着一件被太阳晒得褪了色的法兰绒衬衫、一条农民裤和一双绳底鞋。他弯下腰，一条胳臂伸进背包的一条皮带圈，把沉重的背包甩上背部。他把另一条胳臂伸进另一条皮带圈，让背包的重量压在背上。他衬衫上原先被背包压住的地方还是汗湿的。“我把它背上啦，”他说。“我们怎么走？”“爬山，”安塞尔莫说。

他们被背包压得弯了腰，出着汗，在遍布山坡的松树林里稳健地爬坡。年轻人发现林中没有路径，但他们继续攀登，绕到前坡，这时跨过一条小溪，老头儿踩着山石河床的边缘稳健地走在前面。他们爬着爬着，这时山路更陡峭，更难爬，直到最后溪水似乎从他们头顶上方一个平滑的花岗石悬崖的边缘上突然直泻而下，这时老头儿正在悬崖下等着年轻人赶上来。“你怎么及时到得了？”“没问题，”年轻人说。他正大汗淋漓，因为爬的山坡陡，大腿肌肉在抽搐。“现在在这儿等我。我先走一步去通知他们。你带了这玩意儿，不希望人家朝你开枪吧。”“哪怕开开玩笑也不希望，”年轻人说。“路远吗？”“很近。怎么称呼你？”(1)“罗伯托，”年轻人回答。他已卸下背包，轻轻地放在河床边两块大圆石之间。“那么在这儿等着，罗伯托，我就回来接你。”“好，”年轻人说。“难道你打算回头走这条路去下面的桥头？”“不。我们去桥头得走另一条路。要近些，也容易走些。”“我不想把这东西藏得离桥太远。”“你瞧着办吧。要是不满意，我们另找地方。”“我们就瞧着办，”年轻人说。

他坐在背包旁，看老头儿攀登悬崖。悬崖不难攀登，年轻人发现，从老头儿不用摸索就找到攀手地方的样子看来，这地方他以前爬过好多次了。然而凡是爬到上面的人都一向很小心，不留一丝痕迹。

这年轻人名叫罗伯特·乔丹，正饿极了，并且在发愁。他常挨饿，但不常发愁，因为对自己碰到的事根本不在意，并且凭经验知道，在敌后整个这一带活动是多么简单。在敌后活动跟在他们防线中间穿插一样简单，如果有个好向导的话。关系重大的只在于如果被抓住你会有什么遭遇，这才不好办；此外就是判断可以信任谁的问题。你要么完全信任和你一起工作的人，要么丝毫也别信任，在这方面你必须作出决定。这些都不使他发愁。但是还有别的问题呢。

这个安塞尔莫一直是个好向导，他在山区赶路本领特别棒。罗伯特·乔丹自己也挺能走，但是从天亮前一直陪他走着的情形看，他知道这老家伙准能叫他走得垮下。到目前为止，除了判断力以外，罗伯特·乔丹事事都信得过这个安塞尔莫。他还没机会考验这老头儿的判断力，不过不管怎么说，应该由他自己来负责作出判断。不，他不愁安塞尔莫，而炸桥的事也不见得比许多别的事要难办。他会炸你叫得出名称的任何种类的桥，而且炸过各种大小和结构的桥。这两只背包里有足够的炸药和一切装置能恰当地炸掉这座桥，即使它比安塞尔莫所报告的大两倍，因为他记得一九三三年徒步旅行到拉格兰哈去的时(2)候曾一路走过这座桥，而且戈尔兹前晚在埃斯科里亚尔城外一幢房子的楼上曾给他念过有关这座桥的资料。“炸这座桥没什么了不起，”戈尔兹当时说，用铅笔在一张大地图上指着。灯光照在他那有伤疤的光头上。“你懂吗？”“是，我懂。”“根本没什么了不起。仅仅把桥炸掉只能算是一种失败。”“是，将军同志。”“应该采用的办法是根据发动进攻的时间，在指定的时刻炸桥。你当然明白这一点。这就是你的权利和应该采用的办法。”

戈尔兹看看铅笔，然后用它轻轻地敲敲牙齿。

罗伯特·乔丹没说什么。“你明白，这就是你的权利和应该采用的办法，”戈尔兹继续说，望着他，并点点头。他接着用铅笔敲敲地图。“这就是我应该采用的办法。这也正是我们无法做到的。”“为什么，将军同志？”“为什么？”戈尔兹气愤地说。“你经历过多少次进攻，还问我为什么？有什么能保证我的命令不被变动？有什么能保证这次进攻不被取消？有什么能保证这次进攻不被推迟？有什么能保证在六小时内发动进攻，按时行动吗？有过一次按计划进行的进攻吗？”“如果指挥进攻的是你，就会准时发动，”罗伯特·乔丹说。“我从来也指挥不了，”戈尔兹说。“我只是发动而已。但我就是指挥不了。炮队不是我的。我必须提出申请。我从没得到过所要求的，即使他们有东西可以给。这还是最小的事情。还有别的。你知道这些人的作风。这一切没必要详谈了。总是出问题。总是会有人来干扰。所以你现在一定要放明白。”“那么该什么时候炸桥？”罗伯特·乔丹曾问。“进攻开始之后。进攻一开始就炸，不能提前。这样，敌人的增援部队就不能从这条公路开来。”他用铅笔指着。“我必须肯定敌军不能从这条公路上开来。”“那么什么时候进攻呢？”“我会告诉你的。但是你只能把日期和时间当作一种可能性的参考。你必须为那个时机作好准备。进攻开始后你就炸桥。明白吗？”他用铅笔指着。“这是他们能够将援兵开赴前线的唯一公路。这是他们能够调动坦克、大炮或甚至一辆卡车到我们所攻击的山口的唯一公路。我必须肯定桥要炸掉。不能提前，不然，如果进攻推迟，他们就可以把桥修好。那可不行。进攻一开始就必须炸掉桥，我必须肯定它给炸了。岗哨只有两个。要跟你一起去的那人刚从那儿来。据说他是个非常可靠的人。你就会明白的。他在山里有人。你需要多少人，就要多少。尽可能少用人，但要够用。我不必对你说这些事情啦。”“那我怎样断定进攻已经开始了呢？”“进攻将由一整师兵力发动。先有飞机轰炸作为准备。你耳朵不聋吧？”“那么我可以这样理解：当飞机扔炸弹的时候，进攻就开始了？”“你不能老是这样理解，”戈尔兹说，还摇摇头。“但是这一次，你可以这样理解。这是我布置的进攻。”“这个我懂，”罗伯特·乔丹说。“老实说，我不十分喜欢这个任务。”“我也不十分喜欢。你要是不愿承担，现在就说。要是你认为自己干不了，现在就说。”“我干，”罗伯特·乔丹说。“我去干，没问题。”“我要知道的就是这一点，”戈尔兹说，“那就是那桥上不能有敌军开来。这一点是绝对的。”“我懂。”“我不想央求人做这种事，并且用这种方式做，”戈尔兹接着说。“我不能命令你干这种事。我明白，由于我提出这样的条件，你也许将被迫去干些什么事。我解释得很仔细，以便使你明白，明白种种可能遇到的困难和这任务的重要性。”“如果桥炸了，你们怎样向拉格兰哈推进？”“等我们突袭了山口，就着手把桥修起来。这是一次十分复杂而漂亮的军事行动。像以往一切军事行动那样复杂而漂亮。计划是马德里制订的。这是维森特·罗霍，那位失意的教授的又一杰作。我布置这次进攻，像历来那样是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布置的。尽管如此，这是一次大有可为的军事行动。对于这次行动，我感到比往常乐观得多。把桥毁掉了，这一仗是可能打胜的。我们能拿下塞哥维亚。看，我给你看这是怎么回事。看到吗？我们的目标并不是我们进攻的山口最高处。我们要守住它。我们的目标在远远的那边。看——在这儿——像这样——”“我宁愿不知道，”罗伯特·乔丹说。“好，”戈尔兹说。“这样，你到了那边就可以少一点思想负担，是吗？”“我宁愿永远不知道。那样，不管发生什么事，走漏口风的不会是我。”“是不知道比较好，”戈尔兹用铅笔敲敲前额。“有好多次我也希望自己不知道。但是你必须知道有关桥的这件事，你确实知道吗？”“是。这我知道。”“我相信你是这样，”戈尔兹说。“我不想向你多发表议论。我们现在来喝点酒吧。话说得不少，使我很渴，霍丹同志。你的姓氏用西班牙语念起来成了‘霍丹’，很有趣，霍丹同志。”“‘戈尔兹’，用西班牙语怎么念，将军同志？”“‘霍茨’，”戈尔兹露齿笑笑说，从喉咙深处发出这声音，就像患了重感冒在咯痰。“‘霍茨’，”他声音嘶哑地说。“‘霍茨将军同志’。如果早知道用西班牙语这样念‘戈尔兹’，我来这儿打仗之前就会给自己取个好一点的名字了。我明知道要来指挥一个师，随我喜欢取哪个名字都可以，可偏偏取了个‘霍茨’。‘霍茨将军’。现在要改已太迟了。你觉得partizan工作怎么样？”这是个俄语中的专门名词，意思是在敌后打游击。“很喜欢，”罗伯特·乔丹说。他露齿笑笑。“露天活动非常有益健康。”“我在你那样年纪，也很喜欢这个，”戈尔兹说。“人家对我说，你炸桥很拿手。很有一套办法。只不过是听说。从没亲眼见你干过。也许实际上不会出什么事。你真的炸桥吗？”这时他在逗人。“把这喝了，”他递给罗伯特·乔丹一杯西班牙白兰地。“你真的炸桥吗？”“有时候。”“你炸这座桥最好别说‘有时候’。得，我们别再谈这桥了。你现在相当清楚这桥的情况。我们非常审慎，所以才能开些很过分的玩笑。听着，你在火线另一边有很多妞儿吗？”“不，没时间理会妞儿。”“我不同意。任务越不正规，生活也就越不正规。你的任务非常不正规。还有，你得把头发理一理了。”“我的头发理得很合乎需要，”罗伯特·乔丹说。要他像戈尔兹那样把头发剃个光才见鬼呢。“没有妞儿，我该思考的事情已经够多啦，”他阴郁地说。“我该穿什么样的制服？”罗伯特·乔丹问。“什么制服都不用穿，”戈尔兹说。“你的头发理得很不错。我逗你。你跟我很不一样，”戈尔兹说着又把酒杯都斟满。“你思考的决不仅仅是妞儿。我是根本不思考的。干吗要思考？我是苏联的将军。我决不思考。别打算引诱我去思考。”

他的一个同僚正坐在椅子上仔细研究制图板上的一张地图，用一种罗伯特·乔丹听不懂的语言对戈尔兹发牢骚。“闭嘴，”戈尔兹用英语说。“我想开玩笑就开。因为我很审慎，才能开玩笑。快把酒喝了就走吧。你懂了，呃？”“是，”罗伯特·乔丹说。“懂了。”

那时他们握了手，他敬了礼，来到外面，上了军官座车，老头儿正等在车内，已经睡着了。他们就乘这辆车一路经过瓜达拉马镇，老头儿仍然在睡，他们再顺着上纳瓦塞拉达的公路，来到登山俱乐部的小屋。罗伯特·乔丹在那里睡了三小时才出发。

那是他最后一次会见戈尔兹的情景，戈尔兹长着一张永远晒不黑的白得出奇的脸，鹰眼，大鼻子，薄嘴唇，剃光的头上有一条条皱纹和伤疤。明天晚上，部队将摸黑集中在埃斯科里亚尔区外的公路上；长行长行的卡车在黑夜中装载着步兵；重装的士兵爬上卡车；机枪排把他们的枪支抬上卡车；坦克顺着垫木开上装坦克的长车身平板车；把这一师兵力拉出去，在夜间调动，准备进攻山口。他不愿想这些事。这不是他的事。这是戈尔兹的事。他只有一件事要做，那才是他应该考虑的，而且必须把它清楚地理出一个头绪来，然后听任情况怎样发展来处理每一件事，不能发愁。发愁和恐惧一样糟糕。只会使事情更难办。

现在他坐在小河边，望着山石间清澈的水流，发现小河对面有一簇稠密的水田芥。他涉过小河，一把拔了两撮，在水流中把泥根洗净，然后返身坐在背包旁，吃着那干净而凉爽的绿叶和发脆而带有辣味的茎梗。他在小河边跪下，把系在腰带上的自动手枪挪到背后，免得弄潮。他两手各撑一块大圆石，俯身去喝河水。河水冷得彻骨。

他双手撑起身子，转过头来，看见老头儿正从悬崖上爬下来。和他一起的还有一人，也穿着这地区几乎成为制服的农民穿的黑罩衣和深灰色裤子，还穿着一双绳底鞋，背着一支卡宾枪。这人光着脑袋。他们二人从悬崖上爬下来，像山羊一样。

他们来到罗伯特·乔丹跟前，他就站起身。“你好，同志，”他对背卡宾枪的人说，并且笑了笑。“你好，”对方勉强地说。罗伯特·乔丹望着这人满是胡子茬的大脸。这脸差不多是圆的，脑袋也是圆的，长得贴近双肩。两眼小小的，相距极宽，双耳小小的，紧贴脑袋。他身体粗壮，身高五英尺十英寸左右，手大脚大。他鼻子裂过，嘴角一边被刀砍过，那道横过上唇和下颌的刀疤在满脸的胡子中露出来。

老头儿对这人点点头，笑了笑。“他是这儿的头儿，”他露齿笑着说，然后屈曲双臂，仿佛要使肌肉鼓起来似的，并以一种半带嘲弄的钦佩神情望着这个背卡宾枪的人。“很棒的大汉呢。”“我看得出，”罗伯特·乔丹说，又笑了笑。他不喜欢这人的外表，内心毫无笑意。“你有什么可以证明你的身份？”背卡宾枪的人问。

罗伯特·乔丹把别住衣袋盖的安全别针解开，从法兰绒衬衫的左胸袋里掏出一张折好的纸，交给这人，这人摊开纸来，怀疑地看看，并在手里翻弄。

原来他不识字，罗伯特·乔丹注意到。“瞧这印记，”他说。

老头儿指指印记，背卡宾枪的人把这纸夹在手指间翻来翻去地仔细察看。“这是什么印记？”“你从没见过？”“没有。”“有两个，”罗伯特·乔丹说。“一个是S.I.M.——军事情报部。另一个是总参谋部的。”“是的，我以前见过这印记。但在这儿要我说了才算数，”对方阴郁地说。“你包里藏的什么？”“炸药，”老头儿神气地说。“昨晚我们摸黑越过了火线，而且又一整天背着这炸药翻山。”“我用得着炸药，”背卡宾枪的人说。他把那张纸还给罗伯特·乔丹，上下打量着他。“对。我用得着炸药。你给我带来了多少？”“我没有给你带来炸药，”罗伯特·乔丹对他说，声音不紧不慢。“炸药另有用处。你叫什么名字？”“这跟你有什么相干？”“他叫巴勃罗，”老头儿说。背卡宾枪的人阴郁地望着他们俩。“好。我听到过很多夸你的话，”罗伯特·乔丹说。“你听到过关于我的什么话？”巴勃罗问。“我听到过你是个了不起的游击队长，你忠于共和国，并用行动证实了你的忠诚，你这人既严肃又勇敢。我给你带来了总参谋部的问候。”“你这些话都从哪儿听来的？”巴勃罗问。罗伯特·乔丹意识到这人一点也不吃马屁。“我从布伊特拉戈到埃斯科里亚尔都听说过，”他说，提到了火线另一边的整个地区。“我在布伊特拉戈或埃斯科里亚尔都没熟人，”巴勃罗对他说。(3)“山脉的另一边有很多人从前都不住在那儿。你是哪儿人？”“阿维拉省人。你打算用这炸药干什么？”“炸毁一座桥。”“什么桥？”“这是我的事。”“如果桥在这地区，就是我的事。你不能在紧挨你住的地方炸桥。你在一个地方住，就只能在另一个地方活动。我知道我的事。在这儿待了一年现在还活着的人了解自己的事。”“这是我的事，”罗伯特·乔丹说。“我们可以一起商量。你愿意帮我们拿背包吗？”“不，”巴勃罗说着，摇摇头。

老头儿突然转身对着他，用一种罗伯特·乔丹勉强能听懂的土话，急速而愤怒地说话。仿佛是在朗诵克维多的诗篇。安塞尔莫正在用古(4)卡斯蒂尔语说话，大意是这样的：“你是野兽吗？是的。是畜生吗？对，经常是。你有头脑吗？不。一点也没有。我们现在来干一件重要透顶的事，可你呢，只求不惊动你的住处，把你的狐狸洞看得比人类的利益还重。比你的同胞的利益还重。我操你老子的那个。我操你的这个。把那只背包提起来。”

巴勃罗望着地面。“人人都得根据实际应该怎么干，干他力所能及的事，”他说。“我在这儿住，就到塞哥维亚以外去活动。你要是在这儿闹乱子，我们就会被赶出这山区。我们只有在这一带山里不活动才能活下去。这是狐狸的原则。”“是呀，”安塞尔莫怨恨地说。“这是狐狸的原则，可是我们需要狼。”“我比你更像狼，”巴勃罗说，罗伯特·乔丹看出他会拿起那背包了。“嗨。嗬……”安塞尔莫望着他说。“你比我更像狼，可我都六十八啦。”

他往地上唾了一口，摇摇头。“你有那么一把年纪？”罗伯特·乔丹问，看到眼下暂时不会闹翻了，就试着使气氛轻松些。“到七月份满六十八岁。”“我们能活到这一月份就好，”巴勃罗说。“我来替你背这只包，”他对罗伯特·乔丹说。“另一只让老头子背。”他这时的口气不是阴郁，而几乎是忧伤的。“这老头子力气大着呢。”“我来背一只，”罗伯特·乔丹说。“不，”老头儿说。“让这另一个力气大的家伙背。”“我来背，”巴勃罗对他说，在他的阴郁神情中有着一份忧伤，使罗伯特·乔丹忐忑不安。他知道这种忧伤，在这里看到使他发愁。“那么把卡宾枪给我，”他说，等巴勃罗递给了他，就把它背在背上。两人在他前面攀登，他们艰难地攀着，爬着，登上花岗石悬崖，翻过山脊，来到树林中一片绿茵茵的空地。

他们沿着这片小草地的边缘走去，罗伯特·乔丹这时不带背包，轻松地迈着大步；卸下了沉甸甸的、使人出汗的重荷，肩上换上了卡宾枪，硬邦邦的倒令人愉快。他注意到有几处的草被牲口啃掉了，地上还有钉过系马桩的痕迹。他看得出草地上有一条把马匹牵到小河边去饮水踩出来的小径，和几匹马新拉的粪便。他们晚上把马儿拴在这里吃草，白天把它们隐蔽在树林里，他想。不知道这个巴勃罗有多少马儿？

他现在想起了无意间看到过巴勃罗的裤子在膝盖和大腿处被磨得像抹了肥皂似的亮光光的。不知道他是否有马靴，还是就穿那种麻鞋骑马的，他想。他一定有一大套装备。可是我不喜欢他那分忧伤，他想。那分忧伤不好。那是人们在撒手不干或者背叛前所有的忧伤。那是一种在出卖别人之前滋生的忧伤。

在他们前面的树林里，有匹马嘶叫了一声，那时只有些许阳光从稠密得几乎令人不见天日的树梢间照下来，他透过松林褐色的树干，看到用绳子绕在树干上围成的马栏。他们走近去，马儿都把脑袋朝着他们，那些马鞍就堆放在马栏外一棵树下，用油布盖着。

他们走上前去，背包的两人就停了步，罗伯特·乔丹知道该由他来夸一夸马儿了。“不错，”他说，“它们很漂亮。”他转向巴勃罗。“你还有一支配备齐全的骑兵队哪。”

绳栏里有五匹马儿：三匹枣红马，一匹栗色马和一匹鹿皮色马。罗伯特·乔丹开头对它们通盘扫了一眼之后就留神仔细鉴别，然后一匹匹的察看。巴勃罗和安塞尔莫都知道它们有多好。巴勃罗这时骄傲地站着，脸上的忧伤消失了几分，亲切地注视着马儿，而老头儿的神态仿佛表示，这些马儿都是他亲手突然创造出来的了不得的奇迹。“你看它们怎么样？”他问。“这些马儿全是我搞来的，”巴勃罗说，罗伯特·乔丹听到他的得意的口气，很是高兴。“那一匹，”罗伯特·乔丹说，指着其中的一匹枣红马，那前额上有块白斑、一只左前脚是白色的大种马，“是很带劲的马儿。”(5)

那匹马很漂亮，就像眼前出现了一匹委拉斯开兹油画上的马儿。“都是好马呀，”巴勃罗说。“你识马？”“是的。”“那不坏，”巴勃罗说。“你看得出其中有一匹有个毛病吗？”

罗伯特·乔丹明白，他的证件现在正在被这个不识字的人认真检查啦。

马儿仍旧都抬头望着这个人。罗伯特·乔丹从马栏的双道绳子之间闪身钻进去，拍拍鹿皮色马的屁股。他朝后靠在绳栏上，注视着马儿在里面兜圈子，然后挺直了身子对它们又打量了一会儿，等它们站停了，就弯下腰，从绳子之间钻出来。“栗色马另一边的那只后脚瘸了，”他对巴勃罗说，并不望他。“有只蹄裂了，蹄铁如果钉得合适，不会马上恶化，可是在硬地上多跑路，就要垮掉。”“我们搞到它的时候，马蹄就是这样的，”巴勃罗说。“你最好的马儿，那匹白脸枣红马，炮骨上部有个肿块，我可不喜欢。”“那没关系，”巴勃罗说。“是在三天前撞出来的。要是有什么关系，早就出毛病了。”

他揭开油布，亮出马鞍。有两副是普通的牧人马鞍，类似美国的牛仔马鞍，一副十分华丽的牧人马鞍，皮面上有手工精印的花纹，配着一副厚实的有脚背盖的马镫，还有两副是军用的黑皮马鞍。“我们干掉了两个民防军，”他解说军用马鞍的来历，说。“这是次大收获。”“那时，他们在塞哥维亚到圣玛丽亚德尔雷亚尔的那段公路上下马。他们下马来查看一个赶车人的身份证。我们有办法把他们干掉，没有伤着马儿。”“你们干掉了很多民防军？”罗伯特·乔丹问。“有几个，”巴勃罗说。“但不伤马儿的只有这两个。”“在阿雷瓦洛炸掉火车的就是巴勃罗，”安塞尔莫说。“那是巴勃罗干的。”“有个外国人跟我们一起，是他动手炸的，”巴勃罗说。“你认识他？”“他叫什么名字？”“我记不得了。那个名字很怪。”“他外貌是怎样的？”“金头发白皮肤，像你一样，但个子没你高，大手，断鼻梁。”“卡希金，”罗伯特·乔丹说。“也许是卡希金。”“就是，”巴勃罗说。“那个名字很怪。大概是这么叫的。他后来怎么了？”“四月里就死了。”“这是人人都会碰上的，”巴勃罗阴沉沉地说。“我们大家的收场都会是这样。”“大家的结局都是这样，”安塞尔莫说。“人的结局历来都是这样。你这是怎么啦，伙计？你心里有什么想法？”“敌人十分强大，”巴勃罗说。他好像在自言自语。他阴沉沉地望着那些马儿。“你们认识不到他们有多强大。我发现他们越来越强大啦，装备越来越好。物资越来越多。我这儿却只有这些马儿。我能盼个什么？被人追捕，死去。没别的啦。”“人家追捕你，可你也追捕人家啊，”安塞尔莫说。“不，”巴勃罗说。“再也不是这样了。如果现在离开这山区，我们又能去哪儿？回答我这个问题。现在去哪儿？”(6)“西班牙有的是山。离开了这儿还有格雷多斯山。”“可不是我的去处，”巴勃罗说。“我被人追捕得厌倦了。我们在这儿是没问题的。如果你在这儿炸桥，我们就要被人追捕。如果他们知道我们在这儿，用飞机来搜索，就会发现我们。如果他们派摩尔人(7)来仔细搜索，就会找到我们，我们就得走。这一切叫我厌倦了。听见了吗？”他转向罗伯特·乔丹。“你，一个外国人，有什么权利到我这儿来命令我得做什么？”“我没有命令你非做什么不可，”罗伯特·乔丹对他说。“可你以后会，”巴勃罗说。“瞧那儿。那就是祸根子。”

他指指他们刚才观看马儿时卸在地上的那两只沉重的背包。看到了马儿，似乎勾起了他满腹的这份心事，而看到罗伯特·乔丹识马，似乎使他健谈了。他们三人这时站在绳栏边，斑斑阳光落在那匹枣红色种马的毛皮上。巴勃罗望望它，接着用脚碰碰那只沉重的背包。“这就是祸根子。”“我只是来执行任务，”罗伯特·乔丹对他说。“我是奉那些正在指挥战争的人的命令前来的。如果我要求你帮助我，你可以拒绝，我就去找愿意帮我忙的人。其实我还没开口请你帮忙呢。我必须按照我奉行的命令办事，但我可以向你断言这件任务的重要性。我是外国人可不是我的过错。我宁愿是个本地人。”“对我来说，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在这儿不受打扰，”巴勃罗说。“对我来说，我现在要对跟随我的人和我自己负责。”“对你自己。是的，”安塞尔莫说。“你早就对你自己负责了。你自己和你的马儿。在有马之前，你和我们是一伙。现在你却也成了资本家啦。”“这话不公平，”巴勃罗说。“为了我们的事业，我一直把马儿亮出去。”“很少这样做吧，”安塞尔莫轻蔑地说。“我看很少。用来偷，是的。为了吃得好，是的。用来谋杀，是的。用来打仗，不。”“你这个老头贫嘴贫舌，要自找苦吃了。”“我这个老头不怕谁，”安塞尔莫对他说。“还有，我这个老头没马儿。”“你这个老头看来活不长。”“我这个老头会活到老死的，”安塞尔莫说。“而且不怕狐狸。”

巴勃罗没说什么，但拿起了背包。“也不怕狼，”安塞尔莫说，拿起了另一只。“如果你是狼的话。”“闭嘴，”巴勃罗对他说。“你这个老头老是话太多。”“可是他能说到做到，”安塞尔莫说，在背包的重压下弯了腰。“这个老头现在饿啦。渴啦。走吧，哭丧着脸的游击队长。带我们去找吃的吧。”

事情一开头就够糟的，罗伯特·乔丹想。但是安塞尔莫是条汉子。西班牙人好的时候真了不起，他想。他们好的时候谁也比不上他们，但变坏的时候可谁都不如他们坏。安塞尔莫把我们带到这里来的时候，一定明白自己在干什么。可是我不喜欢这情形。我一点也不喜欢这情形。

唯一的好迹象是巴勃罗在背背包，还把卡宾枪给了他。他也许一向就是这副德性，罗伯特·乔丹想。他也许正是那种悲观的人。

不，他对自己说，别骗自己。你不知道他以往的为人；可是你确实知道他正在迅速变坏，而且毫不掩饰。当他开始掩饰的时候，准是已经拿定主意了。记住这一点，他对自己说。当他作出第一个友好表示时，准是已经拿定主意了。然而这些马儿真不赖，他想，真漂亮。我不知道有什么能使我也产生那些马儿使巴勃罗产生的那种感情。老头儿说得对。马儿让他发了财，他一发财就想享受生活。我看，他的心情马上就会变坏，因为他不能参加赛马俱乐部，他想。可怜的巴勃罗。轮不上他当赛马骑手了。

这个想法使他的心情好了些。他望着他前面那两人弯着腰、背着大大的背包在树林中穿行，露齿笑笑。他整天没和自己开过玩笑，而现在开了一个，觉得痛快多了。你要变得和其他所有的这些人都一样了，他对自己说。你也要变得悲观了。他对戈尔兹的态度肯定是严肃而悲观的。这任务使他有点儿手足无措。略为手足无措，他想。极其手足无措呢。戈尔兹是快快活活的，他希望罗伯特·乔丹出发之前也快快活活，但是罗伯特·乔丹一直并不。

所有的杰出人物，你仔细想想就知道，都是快快活活的。快快活活的情绪要好得多，而且这也是一种吉兆。仿佛你还活着的时候就得到了永生。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不过这种人剩下不多了。是呀，这种快快活活的人剩下不多了。剩下的这种人少得可怜。但要是你继续这样想，老弟，你也不会给剩下。现在别去想它了，老伙计，老同志。你现在是个炸桥的人。不是思想家。好家伙，我饿啦，他想。我希望巴勃罗是个好吃喝的人。(1)这是本书主人公罗伯特·乔丹的名字的西班牙语读法的音译。(2)西班牙于1931年4月14日推翻君主制，成立共和国。1936年2月16日的国会选举中，以共产党、社会党、共和党左派等为中坚力量的人民阵线取得了压倒多数，成立联合政府。在德国和意大利的公开武装支持下，佛朗哥将军于7月18日在西属摩洛哥发动叛乱，西班牙法西斯组织长枪党等右派集团及各地驻军纷起响应，很快就占领了西班牙西北及西南部。8月14日，叛军攻陷西部边境重镇巴达霍斯，南北部队在此会师，整个西部都落入叛军之手，就集中兵力进攻首都马德里。11月初，四支纵队兵临城下。这时形势非常危急，共和国政府被迫于11月9日迁东部地中海边的巴伦西亚。内战爆发后，德意源源不绝地提供飞机、大炮、坦克等军需及武装人员直接介入，英法却在“不干涉政策”的名义下对西班牙实行封锁。国际进步力量在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支援西班牙政府，在法国成立由志愿人员组成的国际纵队，于10正式在西班牙参战，和英勇的首都人民一起，在马德里保卫战中起了积极的作用，马德里岿然不动。本书故事发生在第二年5月，地点是马德里西北的瓜达拉马山区，该山脉为西南—东北向，叛军占领着各山口，并在山顶有一道防线，但防线后深山中有几个游击小组在展开敌后活动。这时政府军司令戈尔兹将军正计划向该山区发动强攻，目的在突破敌人防线，收复山后重镇塞哥维亚。本书主人公美国志愿军罗伯特·乔丹奉命进山，和游击队取得联系，配合这次进攻，完成炸桥任务。(3)由于国内战争，很多拥护共和国政府的人从敌占区投奔到瓜达拉马山脉东南政府军控制的地区去。(4)克维多（1580—1645），西班牙古典作家，著有讽刺文、流浪汉小说及诗歌等。阿维拉省及塞哥维亚省属古卡斯蒂尔地区，其方言至今带有古风。(5)委拉斯开兹（1599—1660），西班牙名画家，作有不少肖像画及历史画。(6)格雷多斯山脉在瓜达拉马山脉西南，与之差不多联成一直线，一起构成斜贯西班牙中西部的中央山脉。(7)摩尔人为北非古老民族柏柏尔人的后裔。佛朗哥在当时属于西班牙的摩洛哥招募了大批摩尔人，运到西班牙充当叛军。第二章

他们穿过密林，来到这小山谷的形似茶杯的上端，他看到前面树林里隆起的悬崖，下面一定就是营地了。

那里果真是营地，而且是个好营地。不走近根本看不见，罗伯特·乔丹知道，从空中发现不了它。从上面看什么也不暴露。营地隐蔽得很好，像熊窝。可是看来也不比熊窝防卫得更好。他们走上前去的时候，他仔细地望着它。

悬崖岩层上有个大山洞，洞口坐着一人，背靠石壁，伸着两腿，搁在地上，他的卡宾枪靠在石壁上。他正用刀在削一根木棍，他们走来时，他盯了他们一眼，然后继续削木棍。“喂，”坐着的人说。“来的是什么人？”“老头子和一名爆破手，”巴勃罗告诉他，在洞口内部卸下背包。安塞尔莫也卸下了背包，罗伯特·乔丹解下步枪，把它靠在石壁上。“别把背包搁得离洞口这么近，”削木棍的人说。在他黝黑、漂亮、无精打采的吉卜赛型的脸上长着一双蓝眼睛，那脸色像经过烟熏处理的皮革。“里面生着火。”“你自己起来把它放好，”巴勃罗说。“把它搁在那棵树旁。”

吉卜赛人没动弹，但说了句不能形诸笔墨的话，接着无精打采地说，“让它搁在那儿。炸死你自己吧。这样会治好你的那些毛病。”“你在做什么东西？”罗伯特·乔丹在吉卜赛人身边坐下。吉卜赛人亮给他看。那是一只“4”字形的捕兽器，他正在削上面的横档。“逮狐狸的，”他说。“配段木头做击兽器。它能砸断狐狸的背脊。”他朝罗伯特·乔丹露齿笑笑。“像这样，懂吗？”他做了个捕兽架倒塌、木头砸下的样子，然后摇摇头，缩回一手，然后张开双臂，装出断了背脊的狐狸的模样。“挺管用，”他解释说。“他逮兔子，”安塞尔莫说。“他是吉卜赛人。所以逮了兔子说是狐狸。逮了狐狸就说是象。”“那么逮了象呢？”吉卜赛人问，又露出一口白牙，并对罗伯特·乔丹眨眨眼睛。“说是坦克，”安塞尔莫对他说。“我要搞到一辆坦克，”吉卜赛人对他说。“我要搞到一辆坦克。那时候随你说我逮的是什么吧。”“吉卜赛人说得多，杀敌少，”安塞尔莫对他说。

吉卜赛人对罗伯特·乔丹眨眨眼睛，继续削木棍。

巴勃罗早进了山洞，不见了。罗伯特·乔丹希望他是去找吃的。他在吉卜赛人身边的地上坐下来，午后的阳光透过树梢射下，温暖地照在他伸直的两腿上。这时他能闻到山洞里饭菜的香味，那是食油、洋葱和煎肉的香味，于是饥饿感在他胃里折腾。“我们能搞到一辆坦克，”他对吉卜赛人说。“并不太难。”“用这个？”吉卜赛人指指那两只背包。“是的，”罗伯特·乔丹对他说。“我会教你。你做个陷阱。这不太难。”“你和我？”“当然，”罗伯特·乔丹说。“干吗不？”“嗨，”吉卜赛人对安塞尔莫说。“把这两只背包搬到安全的地方去，行吗？东西很宝贵。”

安塞尔莫咕哝了一声。“我去拿酒来，”他对罗伯特·乔丹说。罗伯特·乔丹站起身把背包提离洞口，在一棵树的树身两边各放一只。他知道里面是什么，决不愿眼看背包紧靠在一起。“给我来一杯，”吉卜赛人对他说。“有酒？”罗伯特·乔丹问，又在吉卜赛人身边坐下。“酒？干吗没有？满满的一皮酒袋。反正总有半袋吧。”“那么有什么吃的？”“什么都有，伙计，”吉卜赛人说。“我们像将军那样吃喝。”“那么吉卜赛人在战争中干些什么？”罗伯特·乔丹问他。“还是当他们的吉卜赛人。”“这个行当不赖。”“顶刮刮的，”吉卜赛人说。“人家叫你什么名字？”“罗伯托。你呢？”“拉斐尔。坦克的事可当真？”“当然。干吗不？”

安塞尔莫从洞口出来，捧着一只很深的粗陶缸，盛满了红葡萄酒，手指钩着三只杯子的柄。“瞧，”他说。“杯子呀什么的，他们全有。”巴勃罗在他们背后出现了。“吃的马上就来，”他说。“你有烟？”

罗伯特·乔丹走到背包边，打开一只，摸了摸里面的内口袋，掏出扁扁的一盒在戈尔兹司令部弄到的俄国烟卷。他用拇指指甲划开烟盒边，揭开盒盖，把烟卷递给巴勃罗，巴勃罗拿了半打。他用一只大手握住烟卷，拣了一支对光看着。烟卷细长，有一截硬纸卷成的咬嘴。“空空的，没多少烟丝，”他说。“我知道这烟。那个怪名字的人有这种烟。”“卡希金，”罗伯特·乔丹说，把烟盒递给吉卜赛人和安塞尔莫，他们每人拿了一支。“多拿几支，”他说，于是他们又各拿了一支。他再给了他们每人四支，他们手拿烟卷，连连点头，因此烟卷末端也上下摆动，就像持剑行礼那样，向他致谢。“对，”巴勃罗说。“真是个怪名字。”“酒来了。”安塞尔莫从缸内舀了一杯，递给罗伯特·乔丹，然后舀给自己和吉卜赛人。“没我的？”巴勃罗问。他们全都一起坐在洞口。

安塞尔莫把自己的那杯递给他，进洞去再拿一只杯子。他返身走出洞来，俯身从缸里满满舀了一杯，他们大家相互碰杯。

酒很好，带点儿皮酒袋的松脂味，但好极了，他舌头上觉得酒味淡而清纯。罗伯特·乔丹慢慢地喝着，觉得它在疲乏的身子中热呼呼地扩散开去。“吃的马上就来，”巴勃罗说。“这个怪名字的外国人怎么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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