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群星闪耀时：时代风云中大文人的命运流转(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编著,李鸿谷主编

出版社：现代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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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群星闪耀时：时代风云中大文人的命运流转试读：

中国群星闪耀时

20世纪初，一场知识界的新文化运动及之后的“五四运动”，成为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发端。

这一年，新思潮不断涌现，大师成群而来。从本土饱学之士，到留学归来者，思想活跃、交相辉映。他们锐意革新，思想自由、才华横溢，每个人物恰似一颗耀眼的星辰，共同照亮了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天空。

现在回过头来看，不禁让人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大师何以成为大师？回答这个问题，需要重新回溯他们的生命历程，回望那个波澜壮阔、吐故纳新的大时代。《三联生活周刊》自复刊以来，陆续推出了多期关于民国历史与人物的封面报道，记者们翻阅史料，采访后人，行走故土，取得了大量一手资料和独家观点，得到了读者们的热烈反馈。

本书中，我们选取了各个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十位人物。在思想文化上，新文化运动的革新者蔡元培、胡适、梁漱溟，他们参与了“新北大”的缔造，在动乱时局里，开辟了一块思想知识的净土；在考古、文物收藏、文学领域，也诞生了许多出类拔萃的人物，比如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李济，著名翻译家傅雷，文物研究者、大收藏家张伯驹，文学大家钱锺书；在那个乱世里，也催生出了许多才华横溢的作家，比如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的沈从文、漂泊中写尽人生悲苦的萧红、细腻描摹人间世情百态的传奇女子张爱玲，他们的存在，给那个时代增添了一份细腻的关照。在那个动荡、资源并不丰厚的时代环境中，这些一流人才聚集在一起，开创了文化上的新气象。

回望历史，1917—1919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蔡元培接过北京大学校长的身份，于北大确立“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新文化运动才真正有了实在的阵地，中国近代文化最活跃的争论、变革和复兴局面徐徐展开。蔡元培在北大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先后邀请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梁漱溟等人来校任职或任教。新旧政体交替的年代中，许多学人都未受过系统的教育，也未必获得正式的学位，如何衡量其学术能力及价值，很大程度上都依赖蔡元培的眼光、判断与执行力。

当时，26岁的胡适和24岁的梁漱溟都在受邀之列。1917年6月9日，参加完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口试不久的胡适，匆匆踏上归国之旅。在外求学7年，26岁的胡适肯定想不到，初拟“以农报国”的自己，已经以一篇发表在当年1月《新青年》2卷5号上的《文学改良刍议》，闻名国内。

等待他的，还有北京大学教授一职。当时蔡元培已经邀请《新青年》的创办者陈独秀从上海来北京，一同加入北大。之后，陈独秀通过与胡适的两三次通信，邀请其回国。自此，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胡适为北大文科教授。

那时，蔡元培麾下的北大文科系初成气候。但罗致人才依然在继续，蔡元培接着邀请了当时在国民政府司法部担任机要秘书的梁漱溟，加入北大哲学系任教，梁漱溟后来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研究人生和社会问题上，成为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

除此之外，在其他学科领域，也诞生了赫赫有名的人物——

在考古学领域，考古学家李济被称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在学界是当之无愧的一座高山。他是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博士，1929至1937年，主持了十余次殷墟发掘，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现实，将中国的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殷墟发掘被视为人类文明史上最重大的发掘之一。

在文学研究上，钱锺书先生是低调为人、高调治学的典范。他苦心孤诣，著书立说，撰写了《谈艺录》《宋诗选注》《七缀集》等重要的学术著作。倾注多年心血写作而成的百余万字作品《管锥编》，更是一部贯通文史哲、融会中西方文化的古文笔记体巨著。

作为豪门贵公子，张伯驹似乎是为收藏而生的人。他一生的经历也颇具传奇色彩，他雅好琴棋书画，凭借独到的眼光和经济实力，购藏了大量名画、名帖等稀世之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将自己的收藏捐献给国家，古往今来，以私为公者，屈指可数，张伯驹便是这少有的一人。

著名学者、翻译家傅雷先生，以《傅雷家书》为大众所熟知。他的一生并不长，却倾注了半生心血在翻译上，几十年如一日。作为一名翻译家，他译著丰富，坚持翻译完了《巴尔扎克全集》、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等著作，这些作品深深地影响打动了许多人，丰富了一代人的文学世界。

在文学创作上，有我们熟知的作家沈从文，他的一篇《边城》，描绘了湘西的风土人情和人性的善良美好，其别具一格的美学艺术，赋予了《边城》这部小说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特殊的地位。之外，还涌现出了两位具有代表性的优秀女作家——萧红和张爱玲，她们二人都被后人列入“民国四大才女”，以其独特的创作风格和审美表达在文坛上独树一帜。

萧红以女性独特的视角和笔触，留下了很多打动人心的作品。她的写作呈现出一种赫然独立的状态，自传体小说《呼兰河传》，写尽了故乡小城里的悲苦和人生百态。在经年漂泊中，她对自由和爱情义无反顾的追求，浑然天成的写作才华，在当时的女性作家群体中相当令人瞩目。

张爱玲，一位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上少见的，唯一兼具显赫家世、天才写作和传奇人生的人。她是谜，是符号，永久横亘在争论两端。在不同的时代，她的作品连着她的人生都在被不断复写、补白和重构。不管怎样，在现代文学史上，张爱玲是一个独特的存在。

这些传奇人物，让那个时代熠熠生辉。他们倾其全部的生命能量，投入对人生追索中，饱含着一种奋不顾身的孤勇和对生命极大的热情，在对于时代、家国的责任和关照中，完成了个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依然会被他们的精神所打动。他们的学识和思想，延续至今，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处世方式。我们在怀念之外，更希望在阅读的过程当中，获得灵感和启示，在这个纷繁复杂的时代里，如何更好地去面对我们当下的生活和困境。

对于生命意义的感知，对于人生边界的拓展，或许，你会因此而多一重理解、多一份开阔。（撰文：尤帆）蔡元培：新北大缔造者

蔡元培是怎样彻底改造了北大？

他为教育救国还做了哪些实践？

有得有失的后半生……一、由旧学入新知

说起教育家蔡元培，你可知道他除了北大老校长的身份外，还经历了怎样的一生？民国时期，政治局势风起云涌，仁人志士怀抱着救国的拳拳之心，在旧学与新知之间求索。蔡元培也是其中一位，在他看来，教育是一国长久发展的根本。秉持着这样的信念，他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以宏阔的胸襟和视野，开拓了教育的崭新格局。

蔡元培兴办教育可谓是开风气之先。那时，中国还没有完全洗尽科举制度的遗风，教育仍然被当作谋取官职的捷径。蔡元培吐故纳新，以学术思想而非政治地位来选用人才，将陈独秀、梁漱溟、胡适等人请到北大开课教学。在此，新旧思想得以碰撞激荡，如同星火擦亮茫茫黑夜。

那么，如此具有革新意识的蔡元培，是不是出自书香门第、自幼接受新式教育呢？事实并非如此，蔡元培生长于一个小县城里的经商之家，他饱览群经、高中科举，还曾做过不折不扣的翰林学士。他的一生由旧学开始，逐渐融入新知，如静水深流的长河，包容吐纳万千差异。有人戏称他的治学办法是“古今中外派”，或看成折中派的做法。周作人却不这样认为，他推崇蔡元培为“真正的儒家”，解释说他“只是收容近世的西欧学问，使儒家本有的常识更益增强”。那就让我们回到同治末年偏僻县城的现场，追踪他一生辗转奔波的轨迹，探求蔡元培“教育救国”的真挚与坚决。

1868年，蔡元培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城。蔡家世代经商，蔡元培的祖父蔡廷桢早年在典当商行做学徒，颇为踏实能干，又有远大志向，渐渐升做经理，用积蓄购置了蔡家的宅院和田地。蔡家虽然是经商之家，但对读书这件事从不马虎，每一代都有读书人。蔡元培的六叔蔡铭恩对诗词古文颇有研究，藏书也十分丰富，在蔡元培十几岁时就指导他翻阅《史记》《汉书》《文史通义》等，打磨出他的旧学功底。蔡元培14岁时转入王懋修的私塾馆，专心学习制艺八股。这位王秀才精于科举的应试技艺，不过他在讲授时并不拘于“四书五经”，而是服膺于宋明理学。正是受这位老师的影响，青年蔡元培尤其推崇宋儒风范。青少年时期的蔡元培

蔡元培的父亲蔡光普是当地钱庄的经理，他待人宽厚，对拖欠贷款的人往往不忍索还。然而，令人惋惜的是，他在蔡元培11岁那年夏天与世长辞。父亲的病逝使得蔡元培一家经济日渐拮据，好在母亲周氏是一位坚强宽厚的女性。蔡元培回忆他的母亲，在与人打交道的前后，都要仔细思量言语行为是否得体，对不道德的人或事，心中自有衡量，但仍能做到以礼相待。她对孩子的错误也从不怒骂，而是说明理由，让他们自行改过，注重培育孩子们的品格。在教育这件事上，母亲的态度十分坚决，她常常在吃饭、理发时指出孩子们的缺点，又督促孩子们用功读书。这样一位慈母独自抚养三个儿子，积劳成疾，蔡元培笃信孝道，曾依照古法割臂和药来侍奉母亲，但无济于事，在他18岁时，母亲溘然长逝。蔡元培与父母双亲的缘分令人叹惋，不过，他为人宽厚和顺，被称为长者，尤其是得益于父母家教的仁慈恳切。

蔡元培的科举之路较为顺利，他17岁中秀才，此后一路参加乡试、会试，直至1892年春，蔡元培赴京参加殿试，考取了第二甲第三十四名进士。他未及而立之年，已达到科举道路的巅峰，这是多少儒林士人求之不得的际遇。但时代风云变幻，一个大契机让他转而接触西学新知。

1894年，蔡元培被正式授予翰林院编修的官职，似乎可以预见到一辈子读书治学的生活。然而，战火硝烟在渤海湾点燃，甲午战争的惨败不仅击碎了大清“天朝上国”的幻梦，更是给蔡元培等人带来强烈的思想冲击。一时之间，人人竞相谈论西学，期望强国富民。蔡元培也开始阅读大量译本书，还学习了日文，作为了解西方学说的途径。他曾回顾自己的治学经历，感慨道“未尝不痛恨于前二十年之迷惑而闻道之晚”，他身为旧制度的受益者，能以如此胸襟接纳并认同西学新知，可见视野之广阔。

戊戌年间，“康梁维新变法”搅动了时局风云。蔡元培内心认同变法的主张，他本来与梁启超是乡试同年的关系，但他素来清高自持，不愿意在维新派炙手可热之际主动攀附。这一保持距离的选择，反倒使他可以理性地观察时势，寻找清王朝衰败的症结。戊戌变法以六君子的惨死而告终，仁人志士以血为墨，书写了革新中国的重要篇章。变法的流产，让蔡元培在悲愤之余，深切地反省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他看来，如果不培育出一批有革新意识的人才，根深势大的顽旧势力就难以被清除，国家的革新也就无法完成。自此，教育成为他思索救亡图存的出口。

1898年的深秋时节，蔡元培在遍览四年皇城风雨后，决意放弃在北京的官职，举家南归。维新党人的失败让他颇有些心灰沮丧，但他从“教育救国”的路上又看到了几分光亮，正是受此指引，这位曾经的翰林儒者走向了更为开阔的教育革命实践之中。

蔡元培回到故乡绍兴后，接受邀请出任中西学堂的校长。中西学堂由当地官府与乡绅共同捐资建成，学堂内既讲授经史子集，也开设物理、算数、外文，显露出新教育的雏形。蔡元培管理校务期间，聘请了日本教师来校任教，购进一批理科教具仪器，还鼓励学生多多阅读新潮的课外读物，比如《强学报》《时务报》等。此后的另一位北大校长蒋梦麟曾是中西学堂的一名低年级学生，他撰写回忆文章时将这段求学经历视作“了解一点科学的开端”。以此反观，蔡校长培育革新人才的志愿，产生了实效。

1900年，蔡元培离开绍兴中西学堂，同年8月，应邀进入南洋公学教授西学。他采用传统书院的形式，将学科分为政法、财经、哲学、文史、外交、自然科学等类，由学生自行选择一至两类，定期上交读书笔记，再由他亲自与学生交流指导，将民权思想、自由平等意识、怀抱世界的格局一并传授给学生。在南洋公学中，受他影响的学生有谢无量、李叔同、黄炎培等人，他们为此后中国的变革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

蔡元培担任中西学堂校长时，妻子王氏病逝，他撰写了悼念亡妻的一篇文字，情意悲怆，缠绵悱恻。不久，媒人纷纷上门，于是，蔡元培提出了择偶的五条标准，在当时可以称得上前卫而有胆识。这五条标准是：第一，女子须不缠足者；第二，须识字者；第三，男子不娶妾；第四，男死后，女可再嫁；第五，夫妇如不相合，可以离婚。这五条要求令媒人望而却步，时隔一年，蔡元培与擅长书画的黄世振女士结为伉俪。他们的婚礼摒弃了闹洞房的传统习俗，而是用开演说会来替代，开风气之先。

蔡元培与黄世振女士成婚后，寓居上海。蒋智由、林白水等人常常携女眷前去一同讨论问题，他们都认为教育的根本在于女学。1902年9月，爱国女学正式创办，起初只是共同办学的十余人将妻子、女儿送去读书，1903年后，学校规模逐渐扩大，在反清革命中亦发挥了独特作用。爱国女学并不是虚占“爱国”的名义，这所学校的特别之处在于，不讲授贤妻良母主义。除了普通知识外，老师还向高年级的女生讲授法国革命史、俄国虚无主义党派和化学知识，为革命活动做准备。

蔡元培是近代中国最早主张性别平权的人之一，他的一生也致力于推动教育领域的男女平等，此后，他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开创了男女同校的先例。有人曾质疑他，为什么不先请教育部批准再收女生入学？他回答道：“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从前女生不来要求，所以没有女生；现在女生来要求，而程度又够得上，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由此开始，中国的各所大学开始招收女生入校。在彼时的动荡年代，具有性别平等意识已属难得，能以身作则并尽力扭转落后现状的人则更为稀少，如此可见蔡元培的魄力非同一般。

1902年末，南洋公学的一场校政管理风波引发了全校学生的退学风潮，蔡元培同情学生，组织部分退学的学生，向中国教育会筹款创办了爱国学社。这一学社兼具讲授与宣传革命的双重功能，学生们自发进行军事操练，不断发起反俄、反日的政治运动，警醒国人救亡图存。爱国学社由此在社会上声名大振，几乎成为“国内唯一之革命机关”，它同时也标志着蔡元培的人生轨迹发生了一定的转变，他从一心办学的教育实践走向了变化莫测的革命旋涡。

随着爱国学社的势力日益扩大，清朝当局将蔡元培、章太炎等人列入缉拿的名单。时局渐渐紧张，此时，爱国学社的内部又出现了分歧，章太炎、吴稚晖两人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这使得蔡元培有些心灰意冷。在家人的极力规劝之下，蔡元培辞去在上海的各项职务，前往青岛学习德语，准备留学德国。同年6月，章太炎、邹容受《苏报》案牵连被捕入狱，爱国学社就此也偃旗息鼓，蔡元培因为出走青岛免遭一劫。

不过，蔡元培并未如愿立即赴德国留学，亲友先前答应集资助留学，是为了让他尽快离开上海，保全自身，等到风波过去之后，此事又被耽搁下来。于是，蔡元培再度投身革命，联合革命人士创办《俄事警闻》报刊，宣传拒俄的爱国主张。1904年11月，蔡元培发起组织光复会，被推举为会长。第二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委任蔡元培为上海分会主持人。此后，他在上海积极发展革命力量，为此奔波操劳。

然而，革命之路漫漫，纷扰争论颇多，蔡元培自述“在上海所图皆不成，意颇倦”。或许，蔡元培已经意识到，纠葛复杂的革命并非他心中所愿。所以，当他再次得到赴德留学的机会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出走西方，去见一见书本之外的宽广世界。

四十岁出国留学，即使在今天，也称得上是一项壮举，又何况在一百多年前。蔡元培赴德之后，先在柏林居住一年，修习德语，之后进入莱比锡大学开始了真正的留学生涯。他没有选定某一专业攻读，而是任由兴趣听课，凡是时间不冲突的，他都去听课学习。他在莱比锡大学六个学期，选听了四十门课，包括哲学、文学、人类学、教育学、心理学种种。在课余时，他携同好友在周边游历，欧洲的环境、艺术之美令他震撼，在不知不觉间，他思考的重心也转向美学。20世纪初，欧洲思想领域新旧交替，蔡元培沉浸其间，自由地读书治学，也思索着大学教育、美育在近代中国如何开展。

1911年10月，正在德国一所新式中学参观的蔡元培从报纸上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远在欧洲的他激动不已。不久，陈英士发来电报，邀请他回国参与建设新生的共和政权。时值寒冬，蔡元培匆忙结束四年的留德生活，经由皑皑白雪覆盖的西伯利亚回国，重返上海，开始为筹建“中华民国”四处奔走。

彼时的中国，武装推翻封建帝制已属不易，筹建一个稳固统一的国家政权更是难上加难。孙中山归国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后，委任蔡元培为教育总长。当时的新生政权遇到怎样的困难呢？以蔡元培所在的教育部为例，蔡元培赴南京见到孙中山后问道：“教育部何处办公？”孙中山答道：“须总长自己寻觅。”足以想见民国初期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局面。

幸好蔡元培的故交马相伯先生借了他几间屋子，作为教育部的办公之地。蔡元培上任后，不改书生本色，他不设冗余官职，而是力邀有才之士，如许寿裳、鲁迅、钟观光等人到教育部就职。教育部共三十几人，数量上不足其他部门的三分之一。而且，除总长、次长外，不设官职等级，总长也与部内职员领同等俸禄。说到底，蔡元培接受教育总长的重大使命，为的还是他的心：他思索了数十年的“教育救国”，终有一朝落地生根。

任教育总长期间，蔡元培推出了一系列的革新措施。他撰写了《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开宗明义地将教育区别为“隶属于政治”与“超轶于政治”两种类别，他认为，封建时代的教育都隶属于政治，进入共和时代后，教育才有超轶于政治的可能。他明确提出了新的教育方针，即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前三个方针较为明晰，是为了富国强兵和提高国民素质，而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则受现象学和美学的影响。他后来在另一篇文章中补充道：“提出世界观教育，就是哲学的课程，意在兼采周秦诸子、印度哲学，以打破二千年来墨守孔学的旧习。提出美育，因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见；美感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顾忌。”

虽然教育可能超轶于政治，但从事教育革新的蔡元培却无法真正远离政治。袁世凯就任总统后，革命党人被高压集权限制，眼见着革命成果即将付诸东流。宋教仁遇刺，成为“二次革命”的导火索，和平解决南北之争随即陷入困局，蔡元培亦积极参与反袁斗争，四处奔走游说。在袁世凯的镇压下，各省武装起义相继失败，孙中山、黄兴等人被迫流亡海外，革命再度陷入低谷。又是一年秋风萧瑟，蔡元培也只好携带家眷，与吴稚晖一家再赴欧洲。

这一次，蔡元培来到了法国，他与当地中国留学生交往，发表演讲，创办《学风》杂志，积极从事社会活动。1914年，“一战”在欧洲打响，蔡元培辗转流离、频繁迁徙，在此期间，完成了《哲学大纲》的编译。旷日持久的战争导致法国亟须劳动力，有招募华工赴法工作的意向。蔡元培与法国教育界人士联络，试图筹建华法教育会，来开展华工教育，吸收知识青年赴法，鼓励他们勤工俭学，学习实业知识。由于社会活动繁多，蔡元培留法三年，治学不如在莱比锡大学时专注，但他的思索更为深入，意识到学习西方文明需要持有审慎的态度，而非全盘接受。《少年中国晨报》创刊于美国旧金山（右十为蔡元培）

1916年6月，袁世凯在京离世，国内政局出现转机，革命势力再度兴起。时任教育总长的范源濂致电蔡元培，电文内容为：“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师表群伦。海内人士，咸深景仰。用特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早日归国，以慰瞻望。”又是一年初冬，启程离开法国的蔡元培万不曾料想，他彻底改变了北京大学，“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自此确立传承。直至今日，在未名湖边的一条幽径尽头，仍矗立着蔡元培的雕像，他亦成为永恒的北大老校长……二、将“衙门”改造为“学府”

1917年，景山附近落成了一座新的西洋式建筑，这便是新的北大校舍“沙滩红楼”。在汉花园、银闸、北池子之间的这个街区，并没有一粒沙子，却成了汇聚万千求知青年的“中国拉丁区”。此前，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坐落在马神庙街的和嘉公主府。从马神庙到红楼，新旧北大的差别不仅发生在时空上，还在于精神传统的悄然改变。北大，从一所培育封建官僚的职能机构，逐渐转变为一个治学求知的场所。这种转变并非一朝一夕得以达成，蔡元培接手北大是校史中极为重要的时刻，他以“兼容并包”的教育理念奠定了北大的全新精神。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委任状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到北大校园履行校长职务。见识过几任校长的学生顾颉刚看到了让大家惊讶的一幕：过去，北大校长是大总统直接任命的要员，进门时校役都需行礼，校长大人自然是对他们视而不见；然而，蔡元培到校第一天，见到在校门口排得整整齐齐、恭敬行礼的校役，却脱下礼帽鞠躬回礼。这一下，便开了北大新风。五天后，在1月9日的开学典礼上，蔡元培发表就职演说。他为1917年的北大拟定了三条原则：“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这三条之中，首要的便是“抱定宗旨”，正是由于这一宗旨的独特，北大始得以开风气之先。

所谓“宗旨”，指的是要将北大真正变成治学的场所，而非做官发财的捷径。他认为，大学是纯粹研究学问的地方，而不是贩卖知识或者为升官发财做准备的场所，因此，大学校园必须培养学生研究学问的兴趣与独立求真的人格。蔡元培认识到，想要治理北大的风气，关键是招兵买马，引进真正有学问的学者，方能焕发大学校园的活力。

陈独秀是蔡元培请来的第一位大将。1916年底，蔡元培向北大医专校长汤尔和询问北大的情形。当时，前任北大文科学长夏锡祺早已辞职，新人选未定，汤尔和拿了十几本《新青年》杂志给蔡元培看，推荐《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蔡元培此前对陈独秀并非一无所知。1904年，革命党人在上海密谋暗杀慈禧一事时，二人曾有一面之缘。此后，蔡元培与刘师培在《警钟日报》共事，刘师培曾多次向蔡元培谈及陈独秀，盛赞陈独秀以一人之力独立支撑白话报纸的精神，刘师培说：“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此事给蔡元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16年底的陈独秀，开办《新青年》杂志已经一年有余，在青年中号召力很强，称得上是一呼百应。这种影响力正是刚上任的蔡元培所需要的。说来也巧，本来常居上海的陈独秀，为了给书局招股，与亚东图书馆主任汪孟邹一同上京活动。蔡元培听说陈独秀住在前门外的一间旅馆，决定马上登门拜访。据汪孟邹日记中记载，蔡、陈二人在北京第一次见面是在1916年12月26日。这一天对于蔡元培来说还另有重大意义：正是在这一天，黎元洪正式签发了蔡元培的北大校长任命书。“四先生”合影（蒋梦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

北京深冬的上午9点，还是叫人冻得喘不过气的钟点。蔡元培从东城东堂子胡同的住所早早赶到前门外，可惜陈独秀并不领情。此后，蔡元培多次登门拜访，有时来得太早，陈独秀还没起床，年近五旬的蔡元培便叫人不要打扰，自己搬只板凳坐在房门口等候，颇有“三顾茅庐”的风范。这几次会面的内容没有具体文字记载，不过，可以推测他们至少谈了三件事：一是请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二是蔡元培为打消陈独秀的顾虑，提出将《新青年》编辑部迁到北京；三是蔡元培同意陈独秀的推荐，聘请准备回国的胡适。蔡元培的诚意打动了陈独秀，在蔡元培任职北大校长的第九天，陈独秀接受聘请来到北大。

陈独秀的到任，宣告了北大改革的新文化方向。在1917年这短短一年中，蔡元培先后邀请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人来校任职，这些人高扬新文化运动的旗帜，协力推动了北大学风之变。当时还是哲学门学生的冯友兰说：“蔡先生到北大首先发表的是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就明显地支持了这个方向，确定了这个主流。这个布告一发表，学生和社会上都明白了，有些话就不必说了，都不言而喻了。”北京大学中国哲学门师生

在新旧政体交替的动荡年代中，许多学人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也未必获得正式的学位，这意味着，当时的社会缺乏客观标准去衡量他们的学术能力，因此，聘用人才很大程度上都依赖蔡元培的眼光、判断和执行力。陈独秀进入北大做文科学长，正是蔡元培识人能力的体现。坊间有蔡元培替陈独秀“伪造学历”一说。据说，陈独秀虽然在日本留学多年，但从未取得过正式学位。蔡元培在写给教育部的函件中，却直接给他安上了个日本东京大学的学位，提案因此顺利通过。这件事让陈独秀自己都吓了一跳，直言：“我从来没有在大学教过书，又没有什么学位头衔，能否胜任，不得而知。”

梁漱溟也是蔡元培看重的人才，他没有大学学历，却能够在北大哲学门讲授印度哲学。蔡元培看过梁漱溟发表在《东方杂志》的《究元决疑论》一文后，坚持请他来校任教，并这么劝说他：“我这次办大学，就是要将这些朋友，乃至在未知中的朋友，都引在一起，共同研究，彼此切磋……你不要当是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研究来学习好了！”此前，梁漱溟曾反复推辞教职，甚至还动了出家的念头，但最终接受蔡元培的邀请，于1917年底加入北大。

蔡元培要将北大与政治脱钩，改造成为完全的学术研究场所。他尤其看重学问，不因身份立场而对人产生偏见。蔡元培在私下和公开场合都会表达自己的观点，他自身偏向于革新的观念，但同时，蔡元培更是包容的。梁漱溟曾评价蔡先生说：“有意地兼容并包是可学的，出于性情之自然是不可学的。有意兼容并包，不一定兼容并包得了；唯出于真爱好，而后人家乃乐于为他所包容，而后尽管复杂却维系得住。这方是真器局、真度量。”因此，除了邀请新文化人士，蔡元培也聘用或留任了不少“旧人物”，比如着长袍、留辫子的怪人辜鸿铭。此外，国学大师刘师培也接到蔡元培的邀请，被聘为文科教授，主讲中国文学史。蔡元培认为大学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府，因此，改革时期的北大，各门各派同时并存。

北大的旧派主力与新派互相对垒，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在当时的北大，一些新派学生不听劝告，一味攻击旧派的辜鸿铭、刘师培等人。蔡元培亲自出面劝导，他说：“我希望你们学辜先生的英文和刘先生的国学，并不要你们也去拥护复辟或君主立宪。”正如陈独秀所言：“一般地说来，蔡先生乃是一位无可无不可的老好人；然有时有关大节的事或是他已下定决心的事，都很倔强地坚持着，不肯通融，虽然态度还很温和；这是他老先生可令人佩服的第一点。”可见，蔡元培虽为人温和，但绝非没有自己的立场。

为了彻底整治教师队伍，上任两个月后，蔡元培先后辞退了几位“学问未必好”的外籍教师。这几位“洋大人”离校时十分恼火，说蔡元培违反合约，要将他告上法庭。英国公使馆和挪威使馆相继出面交涉，英国公使朱尔典甚至亲自施压，但蔡元培不为所动。

如今看来，蔡元培意图将北大从“衙门”改造为一所真正“学府”，让新旧知识分子得以在学术场域中平等较量。他的宏愿绝非一日或者一年之功就能实现，不过，在蔡元培1917年上任之初，这一系列大开大合的人事任免，不仅搅动了北大这潭陈水，还滤过层层沉渣，注入活水，为此后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腾出了足够的空间。

蔡元培建设大学教育的另一重要理念是“以美育代宗教”，鼓励学生对美育的兴趣。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他聘请年轻的军校教官白雄远来到北大执教。1917年5月，北大校园里出现了第一位体育教师。蔡元培听从白雄远的建议，将体格考察列入北大招生的条件之一，体育课也成为预科的必修课。这一年，北大还举行了第一届运动会，成立体育会，不久又成立技击会。在白雄远的孙辈白里熙的记忆中，家里一直保存着祖父1917年出任北大体育主任时佩戴的三角形证章。

1917年7月，蔡元培在北京神州学会发表了至关重要的演讲《以美育代宗教说》。这篇讲话刊登在当年8月1日的《新青年》第3卷第6期上，成为蔡元培大学教育理念体系中极其重要的一环。美学是蔡元培主持北大期间亲自开设的唯一课程，一两百人的大教室挤满了上课的学生，连讲台上都站满了人，可见重视美育的理念被学生所认可接纳。蔡元培为了培养学生对美育的兴趣，鼓励学生参与社团活动。1917年到1918年，北大成立的学生社团说得上是五花八门——从辩论学问和增长见识的哲学会、学术讲演会、雄辩会、新闻研究会，到陶冶情操的音乐研究会、画法研究会，再到强身健体的体育会、技击会，基本都直接由蔡元培发起，或者得到他的鼎力支持。这些社团并非学生单纯的自娱自乐，蔡元培常动用自己的人脉请来业界知名人士为学生做指导。比如，音乐研究会请来作曲家萧友梅担当导师，1920年音乐研究会首次在中国演奏贝多芬的交响曲；画法研究会先后请来陈师曾、徐悲鸿等人为导师；著名记者邵飘萍则应邀每周来北大为新闻研究会的学生做讲座。

当时北大规模最大的团体，首推进德会。蔡元培主政北大第二年，将老友李石曾早年在上海发起的进德会移植到了北大，要求入会者戒除嫖赌等恶习，修身养性。该会规定有甲、乙、丙三种会员，北大师生入会者近500人，占了当时全校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左右。如此看来，蔡元培建设北大，不仅注重培育学生做学问的能力，更注重品格与气质的陶冶。

蔡元培治理北大的另一大改革，在于将民主的理念贯彻到大学教育的方方面面。他在《大学令》中设想，成立教授评议会，实现教授治校。蔡元培将这一理念落实到了北大的改革之中。1917年秋，北京大学评议会成立，成为全校最高立法机构与最高权力机构，由各院系的教授、学生共同选举代表，参与治校。

蔡元培理想中的大学，是“人人都可以进去的”。蔡元培不仅改革了原有的招生制度，还向社会开放大学之门，鼓励非北大学生前来旁听。当年沙滩红楼附近分布着许多小四合院，住满了北大学生与不知名的学人。无论是不是北大学生，都可自由自在地走进红楼的课堂、研讨会、图书馆，绝不会有人来查证身份或收取费用。

提倡平民教育的蔡元培认为，凡是有求学之心的人，便应当获得同等的机会。1918年4月，在蔡元培的倡议下，北大开办了校役夜班。按照蔡元培的意思，“为贫而役，本非可耻”，同在校园中工作的职员仆役，在学问面前并没有贵贱之别，这大约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工人夜校了。4月14日下午，北大全体共230名校役齐聚文科第一教室，全员身穿长衫，胸前戴花一朵，举办了开学典礼。

蔡元培治理北大十年有余，“五四运动”是其中十分重要的时期。1919年，“一战”结束后，巴黎和会召开，列强不顾中国的战胜国身份，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这一消息传回中国，学生群情激愤。以北大学生为首，学生们自发组织游行，相继发生了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等事件，导致数十名学生被捕。蔡元培知道后，联合各大学的校长，要求政府释放被捕学生。政府方面则要求各校校长于5月7日命令全体学生复课，然后才肯释放被捕学生。于是，蔡元培等校长以生命人格担保，劝说学生复课，来保释被捕学生。蔡先生虽不曾参与学生的游行运动，但他是站在学生一边的。在他的坚持与保护下，被捕学生得以安全返校。

然而，在“五四”游行示威之后，据顾颉刚先生的描述，段祺瑞的得力助手、陆军次长徐树铮命令他的部队把大炮架在景山上，炮口对准北大示威。学生方面，同学们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与同情，也抱有再接再厉的决心。蔡元培自己也听说，政府将下令免除他北大校长的职位。他恐怕此事再掀起学生对政府的反抗情绪，于是5月9日，他坐上了火车，离开北京，校务由当时的秘书长蒋梦麟维持。

数月之间，北大因校长辞职又生出许多纠纷，各方面都要求蔡元培复职，重新主持校务。蔡元培回校前，先发表一文，告北大学生及全国学生联合会，他写道：“学生救国，重在专研学术，不可常为救国运动而牺牲。”重回北大后，他又仿照德国大学，组成教授会，以实现“教授治校”“使学生决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

1923年，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彭允彝下令逮捕北京大学进步教授，酿成惨案。蔡元培因不满其行为而请辞。政府保留了他的校长职位。1927年，张作霖取消北大，改为京师大学校，蔡元培的校长名义才正式取消。

晚年蔡元培在回忆整顿北大的经历时指出，他在北大主要做了几件事：第一是设立研究所，第二是开放女禁，第三是倡导新文化运动。当我们回溯历史会发现，这三件事对于北大乃至当时的中国而言，都真正做到了开风气之先。不过，蔡元培仍是无奈于军阀相争的时代，他的教育理念和改革措施仍未得到彻底的落实和推行。他晚年写道：“只可惜上述这些理想，总没有完全实现。可见个人或少数人的力量，终是有限。”其中的抱负与不甘，令人叹息。此后，他离开北大，又继续投身到国家的教育建设实践之中。

美国学者杜威这样评价蔡元培：“以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三、有得有失的后半生

离开北大之后的蔡元培，是以一段失败甚至被称为“失足”的时光开始的。后世评价蔡元培时往往称其为“完人”，而20世纪20年代末这段时间被视作“插曲”，有意无意地被忽略，但它们同样是蔡元培人生中重要的一部分，值得做一番审视。

1927年，蔡元培已经脱离北大的管理工作，正值北伐战争，他在南方多地辗转。2月20日，北伐军攻下杭州的第二天，他由厦门前往杭州。因为交通困难，他是坐渔船去的，这段路程足足走了6天。每到一地，他都忙于工作，例如在杭州就担任浙江临时政治会议主席，来拜访他的年轻人络绎不绝，他也乐意为他们介绍工作。一天，一位年轻画家求见，当时已经晚上十点多了，蔡元培身边的人本想让他明日再来，但蔡元培仍见了这位画家，得知对方可以画宣传品，当场就写信介绍给了白崇禧的东路军指挥部。

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由蔡元培作为代表授印。担任南京国民党政府职务期间，蔡元培开始试行其酝酿许久的大学院制度，意图从全国层面革新教育制度。这段尝试最终未能成功，也没有得到后世过多的重视，但对蔡元培自己而言，这是他非常重要的理想。这位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永远的校长”，从清朝科举体系中成长又对世界各国教育体系有着深入了解的教育家，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教育实践之后，他提出来的所谓“大学院”制度究竟是怎样一种构思？又为何失败？大学院替代了此前的教育部，且管辖范围更大，除履行教育行政职能外，也是全国最高学术机关。全国分为若干大学区，每区办一大学，由这所大学统领全区中小学及社会教育事务，大学校长兼管区内各级教育。虽然蔡元培凭借其威望与政治地位，一度推行大学院与教育区制，并于1927年6月成为中华民国首任大学院院长，但这样的变化触动了原有格局，遭到了极为猛烈的反对。中央大学区（即江苏大学区）的中等学校教职员联合会首先发难，认为大学区制有不重视中等教育之嫌，提案反对。北平大学区制试行前后，也受到北平各大学学生反对。被任命为北平大学校长的李石曾，甚至企图武装接收原北京大学，引发了激烈的学生抗议。

1928年8月，因人事纠纷以及得不到足够支持，蔡元培不得不辞去大学院院长职务，10月大学院再度改为教育部。而此前试点的北平大学区、浙江大学区、江苏中央大学区也于1929年相继完全停止。此次实验宣告失败，前后不到一年。蔡元培之所以要模仿法国的大学院和大学区制度，根本原因在于希望使教育免受政治的干扰而独立，让教育家而非政治家统管教育。他创办大学院时，曾如此批评以前的教育部制度：“顾十余年来，教育部处于北京腐败空气之中，受其他各部之熏染，长部者又时有不知学术教育为何物。”当时《申报》上曾有人问蔡元培，为何大学院的全称为“中华民国大学院”而非“国民政府大学院”？这恰是蔡元培用意所在，他希望大学院成为独立机构，而不同于旧时教育部完全隶属政府。这样的理想，当然不易实现。独立的而非党化的教育，是不为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所允许的。

不过蔡元培还是利用大学院的平台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尤其是为重要的知识分子和有潜力的年轻人提供支持。其时，鲁迅正从广州到上海，但已不愿继续在大学内教书，鲁迅的朋友、蔡元培秘书许寿裳无意中提起此事，蔡元培当即聘任鲁迅为“大学院特约著作员”，每月发放月薪300元而不要求其完成任何特定工作，以保障他在自由创作时能免除后顾之忧。鲁迅为此表示“实深感激”。

刘海粟也曾得到大学院支持。早在1921年，蔡元培就曾邀请刘海粟到北大画法研究会演讲，当时还是一位青年画家的刘海粟十分忐忑，蔡元培这样鼓励他：“要大胆，镇定自若。你的画笔会说话的……不过，不能以导师自居。以平等的身份对待青年学子，他们一定会拥护你。”又过几年，刘海粟表示想去欧洲研习艺术，蔡元培主动和他说：“你去好了，大学院给你一个特约撰述员的挂名差事，每月给你160元，在巴黎可以维持两个人的清贫生活。”刘海粟当时便说：“您的决定对我今后的历史来说，将是个重要的转折。我将没齿难忘。”日后大学院裁撤，蔡元培也尽量使这些资助维系了尽可能长的时间。

改变整个教育风气一时无望，蔡元培将注意力放在了促进科学事业的发展上，这也是他后半生最大的功绩之一。原本计划在大学院之下设立中央研究院，大学院取消后，国立中央研究院独立建制，成为民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也是后来的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1928年8月17日，蔡元培辞去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大学院院长、代理司法部长等职，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直到1940年去世。长达13年的心血倾注，这是他在科教领域担任过时间最长的职务。可以说，以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为转折点，他人生此前的主要精力在教育，此后的主要精力在科学。科学与教育，成了他人生事业的两大支柱。

创始之初，自然科学是中央研究院的重点，短短几年之中，研究工作就取得了实质性成果。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建设完备，成为国内天文学研究的中心，李四光参与的地质研究所摸清了我国各地地层结构及矿物分布的初步情况，李济、傅斯年等人参与的历史语言所主持了河南安阳殷墟发掘，将我国历史提前至距今3700年前的商代晚期，获得举世关注，社会科学所也结合中国农村经济、租界、犯罪等现实问题，进行了许多调查和研究。这些科研成绩本身就很不凡，更为重要的是，为现代中国的学术发展打下了基础。

在蔡元培20世纪20年代末统管中研院时，中国仅有极少一部分了解西方学术的人才，系统的科研体系还无从谈起，整体社会环境更是十分滞后，时局动荡，有许多今日难以想象的困难。仅举一例，中研院主持发掘安阳殷墟时，时任中华民国考试院院长的戴季陶竟带头反对，他认为发掘文化遗址尤其是古墓葬是对民族历史的不尊重和破坏。1934年，戴季陶分别致函蒋介石、汪精卫、王世杰和蔡元培，要求对相关活动加以禁止。蔡元培只好专门作文，向这位读佛经讲孝道的民国元老解释，为什么现代考古学的发掘和研究不仅不是对历史的破坏，反而增加了古史的可信部分，让中国人更好认识自身来处。蔡元培写道，“又如殷墟所发现，使吾人惊异古代中原文化之高大，详知当时戎祀之大事，校正《史记》之误字……将中国信史向上恢复千年”“学术事件……不宜泛之以禁止。恢复千年古史，其用大矣”。1934年1月，南京青年学生包围国民党中央党部，蔡元培（左二）出面安抚请愿抗日爱国学生的情绪

与新文化运动时期一样，蔡元培再次扮演起了学界领袖的角色，不过在北大重心是革新文化，在中央研究院则是建设新科学。虽然他本人的学术成果并非最突出的，但他对不同学术领域有着通盘的了解，在各路知识分子中均享有极大威望，加之以管理协调的才能和兼容并包的胸怀，他以“庇护人”和大家长的身份，率领学界同人开创了现代中国学术的新局面。蔡元培一生主张“教育救国”“学术救国”，他认为这是改变中国的最根本方式。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就不希望学生为了运动而耽误学业，此后更是语出惊人。他说：“因爱国运动而牺牲学业，则损失的重大，几乎与丧失国土相等。”但时局日益恶化，蔡元培也无法在真空中推行他的教育与学术事业。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蔡元培主张积极抗日，领衔全国大学校长、知名学者等，通电全国及国际社会，控诉日本侵略者暴行以及对我国文化机关和教育机构的破坏。此前两年，蔡元培有一次到南京，他的老朋友、时任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部长的汪精卫请他吃饭。席间蔡元培苦劝汪精卫改变亲日态度，他说：“我们应该坚定，应该以大无畏精神去抵抗，我们的后辈也抵抗。中国一定有出路。”说这段话时，这位一向不轻易流露情感的七十岁老人落下两行热泪。泪水滴进汤盘，蔡元培就和着泪水与汤一起喝了下去。在场人无不动容，而汪精卫则坐立不安。

人生中的最后几年，蔡元培还参与创办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这也是他一生在政治上的一项重要成绩。1932年，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正式成立，总会主席为宋庆龄，蔡元培任副主席，杨杏佛任总干事，胡适为北平分会主席，鲁迅为上海分会执行委员。这一组织的宗旨，根据其成立宣言，在于“保障人类生命与社会进化所必需之思想自由与社会自由”。这一组织做了方方面面的工作，以促进自由与人权的发展，例如1933年，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被禁，蔡元培连发两电要求国民党中央解禁。不过更引人瞩目的，是营救政治犯的工作。

蔡元培是国民党元老，但在对待政治犯方面，蔡元培并无党派成见，他多次强调，人权、法治是更高的原则。1931年，第三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牛兰在租界被捕，并引渡给南京国民政府，蔡元培当即与同盟同人致电国民党中央，要求公开审判，如证据不足则应释放。同一时期陈独秀也被捕，蔡元培多方奔走，于1933年亲赴监狱探望，并为《独秀文存》写序，以示对国民党无视法律、政治凌驾于人权之上的抗议。廖承志、陈赓等人被捕时，民权同盟发表宣言，写道：“若据空言可定人以罪，则吾国民之前途，尚堪过问耶？……即使被告为共产党员……苟无特别活动，应即刻释放。盖信仰自由，屡载约法，为吾民所必争权力。”

这些正义活动，换来的是当局的忌恨与报复。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早已收到了许多国民党特务的恐吓信，直到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携其子杨小佛，从同盟的活动据点中央研究院国际品交换处外出时，车子刚开出大门，突遭四人持枪射击，杨杏佛以身护子，中弹身亡。杨杏佛的死震惊了所有人，大家没想到当局丧心病狂至此。鲁迅为杨杏佛送殡时，留下绝命诗，家中钥匙都没带。蔡元培则悲痛地说：“元培老矣，焉知不追随先生以去。”此话双关，既说自己年老多病，时日恐怕不多，也暗示做好了被害的精神准备。

1937年，蔡元培前往香港养病，但不见好转。1940年3月3日晨，蔡元培起身如厕时，头晕摔倒，口吐鲜血，被送往医院。5日早晨，进入昏迷状态，当天上午逝世，享年74岁。蔡元培去世后，各界人士悲痛不已，民国政府为其举行国葬。直至今日，蔡元培墓地仍在香港。

回首蔡元培的一生，毛泽东的悼词或许是最好的总结：“学界泰斗，人世楷模”。（撰文：刘周岩　刘馨遥）梁漱溟：最后的儒家

从佛门到儒家“我不单纯是思想家，我是一个实践者。”“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一、从佛门到儒者

2018年是梁漱溟逝世30周年。很多人知道他的名讳，但并不了解他的人生与主张。他既是美国学者口中“最后的儒家”，也是北大当年知名的青年哲学教授。他既是探索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的思想家，又是轰轰烈烈开展乡村建设的实践者。

梁漱溟与毛泽东是北大时期的朋友，抗战时，他曾在延安以政治中间派的身份与毛泽东几次彻夜长谈，而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为批评农民政策，遭到了这位最高领袖的公开责备。他因为坚持儒家观点屡遭批判，却能以自省的方式泰然处之，以95岁的高龄善终。这位兼济天下又独善其身的民国名士，在近百年的人生实践中，一直思考的问题就是如何在逆境中保持一份儒者的乐观与尊严。

1918年农历十月初七那天，北京发生了一件轰动的事：一人穿戴整齐，留下一封遗书，在积水潭附近投湖自尽。那个投湖的人，便是梁漱溟的父亲梁济。父亲离世后没多久，一心向佛的梁漱溟正式宣布，自己将从佛学研究转向儒学研究，其中多多少少是受了父亲辞世的影响。在梁漱溟的成长中，父亲梁济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无论是离经叛道的西学教育，还是忧国忧民的君子之风，父亲的影响在梁漱溟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梁家的祖籍是广西桂林，梁漱溟的祖父赴京会试，中进士后就定居北京。父亲梁济，字巨川，27岁中举，直到40岁才当上内阁中书的四品官，他还做过清朝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梁漱溟评价父亲不是一个天资高明的人，但“秉性笃实”，且有一腔热肠，一身侠骨，不肯随波逐流。梁济一辈子关心国事，赞成“维新”。民国成立后，他也一度对国家步入坦途抱有希望，但这些都落空了。1918年农历十月初十是梁济60岁生日，他以准备祝寿，家中须大扫除为由，到积水潭旁朋友家小住。就在生日前3天，他按计划从容投了积水潭。他在遗书里说“梁济之死，系殉清朝而死”，又说，如果能唤起国人“尚正义而贱诡谋”，则他的死“可以谓之殉清，亦可以谓之殉中国”。很多人把他的行为视为“遗老殉国”，但新派人物陈独秀、徐志摩、胡适等人，也都写文章评论他的自尽，他们并没有把此事仅仅理解为殉清而死，反倒由此来反思整个社会精神力量的缺失。

1893年10月18日，梁漱溟出生在这个忧国忧民的儒士家庭。作为家中幼子，梁漱溟享受着全家的宠溺。他曾形容自己幼年时“既呆笨又执拗”，直到6岁，自己还不会穿裤子。有一天早上，祖母隔屋喊他，问他为什么还不起床，他气愤地大声回答：“妹妹不给我穿裤子呀！”被全家引为笑谈。同时，他的老成性格也在少年时期初见端倪。梁漱溟少年时爱静思，不喜运动，体质弱。读书时，经常看同学打球踢球而不敢加入，只有等人家都玩罢，才敢一个人去试一下。因好沉思，神色完全不像少年，因此同学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小老哥”。他在中学堂读书时，和班上三位同学是好友，有一天几个人谈到兴头上，提议不再“大哥、二哥”相称，而是根据每人的短处拣出一个字来，以警示策勉。于是，有人因稍显懦弱被取名为“懦”，有人因脾气暴躁被取名为“暴”，还有一人自谦为“惰”，而梁漱溟则被取名为“傲”，从中也可看出他当年性格中的一些端倪。

梁漱溟生性温和，这种性格的养成与父亲对他的态度有很大关系。梁济是一个仁慈的父亲。梁漱溟9岁那年，有一次，他存的一小串钱忽然不见了，怎么找也找不到，气得跟家人大发了脾气。第二天，父亲在院子里的桃树枝上，发现了那串钱，他知道是梁漱溟自己马虎，但并不斥责，而是在纸上写下一段文字，大致内容是讲，一个小孩把钱挂在树上，自己忘了，怎么都找不到，还要去跟家人吵闹，第二天父亲打扫庭院时发现，小孩这才知道原来是自己犯了糊涂。梁济不动声色，把这段文字拿给儿子看，梁漱溟红着脸跑到树下找到了钱串，自觉非常惭愧。

很多人以为梁漱溟幼年时就饱读“四书五经”，可事实上，这位民国时期最杰出的儒家学者，竟然从小到大都从未背诵和研习过儒家经典。这同样是出于父亲梁济的影响。因梁济赞成维新，在子女教育方面，他极其地反传统，并不主张读经。1903年，京师译学馆成立，梁济将长子送去学习，三年后，又将其送到东京学习商业，这在当时是很受旧学界蔑视的。他还把两个寄养在家中的外甥送到英国攻读法律学位，两个女儿也毕业于京师女子师范学堂。作为小儿子的梁漱溟，他的早期教育可以说是最为彻底的反传统。虽然6岁时开始在私塾读书，但梁漱溟学的不是“四书五经”，而是一本名叫《地球韵言》的启蒙读物，这是一本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的书，里面的内容多是介绍欧罗巴、亚细亚、太平洋和大西洋的。这在当时实属一件很不寻常的事。7岁，梁漱溟被父亲送去中西小学堂，这是当时北京的第一所西式小学。在那里，他学的是英文入门读本，念的是ABC，而不是《论语》。青年梁漱溟

不料，梁漱溟入学后的第二年便赶上“庚子之变”，那些英文书只好烧毁。此后，他又入过几所小学。1906年，他考进顺天中学堂，后来学术界的著名人士张申府、汤用彤等都是他的同学。而当他从顺天中学堂毕业后，他所受的正规教育至此为止，其后皆自学。

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的梁漱溟，却成为北大哲学系的知名教授。他进入北大任教时，年仅24岁，不用说他的教授同事，就是他的学生，也有些比他年纪还大。梁漱溟究竟有什么样的超凡才华，能够让北大校长蔡元培如此青睐有加呢？这得从他的厌世思想和自我拯救开始说起。

梁漱溟和父亲一样，很早便对人生和社会问题有了深入思考。由于父亲对报纸很感兴趣，他很早就养成了读报的习惯，并且非常关注时事。在他离开学校后，很多知识都是通过读报获得的。当时革命派在天津办了一张《民国报》，19岁的梁漱溟到报社做编辑，还做过外勤记者。那时他向往议会政治，每逢资政院开会，一定会想方设法去旁听。作为记者，他还目睹袁世凯在北京举行的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梁漱溟这个名字，也是他在报社工作时取的。他原名焕鼎，有一次，报社总编辑孙炳文在为他题写扇面时，顺手写下“漱溟”二字，梁漱溟很喜欢，从此这名字就伴随他一生。而他本人的出世思想也在青年阶段持续滋生。1913年，梁漱溟离开《民国报》后，曾经两次试图自杀，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政府的道德沦丧和社会的困苦常常让他紧张和痛苦。

那时，他深陷于人生烦闷，不愿在世俗趣味中混过一生，认为人生即是苦，思求出家为僧。通过佛学的自我治疗，他最终消除了灵魂的紧张，他理解到，人们所看到的大千世界不过只是些现象而已。人自己的欲望，自然和人类的不幸、善恶标准、道德责任感和宿命论，这一切对于绝对不变的实在来说都只是相对的。

1916年，梁漱溟再一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那时他终于克服了自己的精神困惑。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穷元决疑论》，总结了自己在哲学探索中的体验和痛苦。当时正值袁世凯称帝的尾声阶段，原有的规范和信念都崩溃了，社会出现了信仰危机，梁漱溟的文章正是要为当今世界提供一种精神拯救。在这篇文章中，他宣布了自己重新入世的打算，文章体现出的敏锐思想、渊博知识、创造精神，以及融汇中西的哲学见解，给知识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树立了他作为一个重要知识分子的形象。由此，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向梁漱溟发出邀请，希望他能来北大开设印度哲学课。1918年6月，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毕业合影（前排左起第五人是北大校长蔡元培，第六人是文科学长陈独秀，第七人是梁漱溟）

对此，今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丁耘分析道，梁漱溟的文章，既展现了他对中文佛教典籍的熟练掌握，又显示出他阅读英文西学文献，运用西学理论来谈论佛学的深湛功底，而且他的分析相当精到，这在当时国内接受高等教育的年青一代里，可以算得上是中西学俱佳了。梁漱溟出身于新学堂，从小学习英文，同时也是一个极有悟性的佛学研究者，而且并不守旧，这些条件对于蔡元培来说，都是非常珍贵的。

第二年年底，梁漱溟进入北大讲席。一年后，他便出版了《印度哲学概论》一书，在这本书中，他对佛学做了哲学上的系统阐述，这本书奠定了他作为一个佛学家的学术地位。但令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作为佛学家的梁漱溟似乎走向了终点，他很快找到了新的研究方向，那就是儒学。北大任教的几年，对梁漱溟个人而言，也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梁漱溟后来回忆自己由“佛”向“儒”的转变，说自己在读《论语》时，发现开篇便是“悦”——“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直看下去，全书不见一个“苦”字，这引起他很多思考。《论语》中与“乐”相对的是“忧”，然而又说“仁者不忧”，孔子自言“乐而忘忧”，其充满乐观的人生态度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对儒家的看法。于是在北大任教期间，他开始由“出世”转为“入世”。

1921年，根据梁漱溟演讲整理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出版，书中倡导世界文化是多元的观点，认为东西方文化各有其价值；而作为东方文化的中国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代表，自有其对人类生活不可磨灭的价值，并预期世界最近的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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