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雾：一部演变史(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克里斯蒂娜·科顿,张春晓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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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雾：一部演变史试读：

献给

理查德（Richard）、马修（Matthew）、

尼古拉斯（Nicholas）和塔彭斯（Tuppence）第一章伦敦雾的起源一

伦敦常常被笼罩于或浓或淡的雾中（mist and murk）。真正的伦[1]敦雾（London fog），那种厚重、发黄、包裹一切的雾，起源于19世纪40年代。当时正值工业革命早期，这座首都城市在快速扩张，家用煤火使用量成倍增加，工厂烟囱和车间机器向大气排放了有毒气体，煤火与烟尘混合，构成了浓烟（smoke）。这种情况在19世纪80年代达到了顶峰：可怕的天气在冬季屡屡造访，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忧虑，让人们开始紧张于犯罪和失序，更激发了作家们的灵感——将其视为一种若隐若现的、活生生的邪恶的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伦敦雾就开始进入一个很长的衰退期。立法委员们意识到了它对健康的危害，也开始考虑去治理，因此它爆发的频率和浓度都有所减弱。1962年，伦敦雾被彻底终结，终结于几年前国会颁布的《清洁空气法》（Clean Air Act，1956）。

在世界大多数地方，雾（fog）不过是一种自然现象，是在适当的气候条件下，带有微小水滴的空气的聚集。英国首都几个世纪以来的情况也确实如此。伦敦从未有过特别干净的空气。被低矮的群山夹道护送的整个泰晤士河流域，总是浸润在潮气和水雾中。在中世纪和都铎（Tudor）王朝期间，城市发展迟缓，人们日益对空气污染怨声载道。这些污染一方面来自木柴燃烧，特别是用于提取石灰，另一方面来自从纽卡斯尔（Newcastle）用船运至伦敦的海煤（sea-coal），它被广泛用于家庭生活和工商业。“海煤”最初是关于某一种煤的术语，它是从海底开裂的地缝中被冲刷到海岸上的煤矿石，所以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在海岸进行采集。但是渐渐地，它变成了泛指一切从沿海[2]地区被运到伦敦的煤。彼得·布林布尔科姆指出，早在1228年，伦敦就有一条“海煤巷”（Sacoles Lane）。他写道：“这表明伦敦的煤[3]进口确实可以追溯到一个非常久远的开端。”在有关煤的抱怨中，我敢说伊丽莎白女王绝对是最有名的一位：“她对海煤的气味和烟尘[4]恼火万分。”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终于，在她的继任者詹姆斯一世（James I）统治期间，人们试图立法去对抗烟尘空气。1623年，上议院（House of Lords）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伦敦的酿酒厂使用海煤；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纸空文，任何改变都没有发生。

抱怨仍在继续。1676年，科学家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骑着马游历到这座城市附近的时候，估测伦敦的烟尘有半英里高，20英里长；而在更早之前，1652年，荷兰人洛德韦克·惠更斯（Lodewijk Huygens）从相似的观测点［可能是汉普特斯西斯公园（Hampstead Heath）或者高门山（Highgate Hill）］瞭望这座首都，发现中世纪的圣保罗大教堂“烟雾深锁”，已经无法看清。人们本能地意识到，这种天气会危害城市居民的健康。分析过1676年伦敦死亡数字的学者约翰·格朗特（John Graunt）认为“伦敦的烟尘会引起窒息，非常危险”；而撰写过《健康之道》（The Way to Health）——这本书让本杰明·富兰克林转变为素食者——的商人托马斯·特赖恩（Thomas Tryon）在1700年写道：“伦敦不健康的空气催生了这种[5]恶臭的、肮脏的、硫黄味的烟尘，简直是人类的杀手。”

然而，在17世纪及其后很长时间里，对伦敦烟尘天气最有名的控诉要数一位日记体作家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1620—1706）。1661年，他发表了《驱逐烟气，或伦敦弥漫的烟气的不便》（Fumifugium;or,The Inconvenience of the Aer and Smoake of London Dissipated）。而早在10年前，也就是1651年，伊夫林就抱怨：“伦敦深陷于海煤的‘云’中，有如尘世间的地狱，处于雾天的火山口里[6]——这致命的浓烟。”到了1661年，他更是高声谴责“满是恶臭黑[7]暗的烟尘和硫黄的聚集体”裹住了这“荣耀而古老的城市”。科学家凯内尔姆·迪格比（Kenelm Digby，1603—1665）用原子理论分析[8]空气污染，认为煤烟的原子十分“尖利”。伊夫林也参考了这种理论：“这种含硫有毒气体的富有进犯性的尖刻灵魂，使她［指伦敦］的所有荣光变得黯淡。灯火披上了一层漆黑的外壳或皮毛，车水马龙因此阻滞，碗碟、金器和家具失去了光彩，钢铁和最坚硬的石头也被蚀刻斑斑。国家在这种环境中暴露一年，比在清洁空气里几百年还要[9]糟糕。”

伊夫林提出过一些减轻烟尘危害的建议，譬如将作为污染源头的工业项目迁出伦敦，在伦敦周围种上芬芳的植物和树篱，这样一来它们的清香就可以飘进市区，驱走邪气。根据伊夫林自己的日记，他曾向国王查理二世（King Charles II）进谏：“国王高兴地觉得应该下一[10]道特别命令让我出版这些文字，他的确非常欣赏我的提议。”不久，他又在日记中提到了彼得·鲍尔爵士（Sir Peter Ball）关于烟尘污[11]染的提案，但没有对此谈论太多。尽管有一些像伊夫林这样的人在关注污染问题，但实际上，没人真正准备好采取行动。

伊夫林并不认为伦敦本身的地理环境那么不可救药。他说伦敦“建立在一片甜美宜人的‘卓越之地’上”。他辩解说：“南部的水系和低地产生的气体（fumes），总是一出来就被太阳吸引，驱散，升[12]腾了。”伊夫林认为这些气体都是最不健康的，声称它们会“引发痨病、结核，让肺部不适——这不仅是因为人们在大量烟尘中总得屏住呼吸，还因为它本身的毒性，因为所有地下矿物燃料都会散发出[13]含砷的剧毒的气体”。他大力控诉：“伦敦居民呼吸的都是浓厚不[14]洁的雾气（mist），混合着黑乎乎的污浊的蒸汽（vapour）。”伊夫林坚定不移地认为烟尘问题的根源在工业上。他写道，这些令人讨厌的烟“可不是从家庭厨房里排放出来的；厨房的火是微弱的，而且并非时时燃烧，它生成的烟也很容易飘走，驱散于高空，这种烟几乎可[15]以忽略不计”。而最坏的是石灰窑，它“产生的乌黑浓重的雾污染[16]了空气”。

1772年，《驱逐烟气，或伦敦弥漫的烟气的不便》再版，编辑老塞缪尔·佩吉（Samuel Pegge the elder，1704—1796）要借此来警示他自己所在的时代环境恶化到何种程度。他发现，新增的“玻璃厂、铸造厂、制糖厂也加入了污染的黑名单”，还指出一些特殊的污染源，[17]诸如“伦敦桥和约克大厦上的水泵所需的火力马达”。他继续阐述，伊夫林那种把所有烟尘污染源迁出城市的设想是不可能的，但他仍希望法律可以约束大多数污染源，将诸如酿酒厂、玻璃厂、制糖厂隔离在城镇之外。他进一步建议，这些厂房应该与城镇保持一定距离。没有人采纳佩吉的建议。但他所感知到的城市大气状况的恶化，却得到了很多在18世纪造访伦敦的异国旅人的共鸣。1748年，瑞典旅行家佩尔·卡尔姆（Pehr Kalm，1716—1779）从圣保罗大教堂上观测到“浓重的煤烟从四面八方盖住了城市，把眼前的景观分割成一块一[18]块”。在18世纪60年代，法国旅行家和书信体作家皮埃尔–让·格罗斯里（Pierre-Jean Grosley，1718—1785）写道：“烟尘聚成的云朵像帐幔一样笼罩着伦敦，这些烟混合着持续不散的雾气，覆盖了伦敦，把这座城市整个包裹起来。”旅居伦敦的一年让他确信情况还在越变越糟：“烟尘一天天地侵蚀着大地：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伦敦市民终有一天将彻底告别阳光。”不过，格罗斯里也抒发了他对英国式散步文化——即使在雾天——的仰慕，这多多少少缓和了他对伦敦空气的尖锐批评。特别是在4月26日圣詹姆斯公园（St.James’s Park），四步之外已不辨牛马，但公园还是聚满了散步的人，格罗斯里承认“在这一整天里，他们对我来说着实是一种有趣的、令人欣赏[19]的对象”。可见，他似乎是个英国式勇气的法国崇拜者。

德意志的科学家乔治·克里斯托夫·利希滕贝格（Georg Christoph Lichtenberg）在18世纪70年代来到伦敦，雾天给他的印象实在太深了，他发现自己“借着烛火写作（那可是在上午十点半）”。普鲁士牧师卡尔·菲利普·莫里茨（Karl Philipp Moritz）在1782年写道：“街道上的所有东西看上去都是暗暗的，近乎黑色。”作曲家约瑟夫·海顿（Joseph Haydn）首次开始他踌躇满志的英格兰音乐之旅时，就住在普尔特尼街（Great Pulteney Street）。1791年11月5日，他写道：“雾是如此浓重，似乎可以被涂抹在面包上。为了写作，我不得不点[20]起蜡烛，尽管这只是上午11点。”在59岁的海顿看来，一次严重风湿病的侵袭也要归罪于雾——他愤愤地把这次生病说成是“英国式[21]的”。

几年后的1809年，瑞典历史学家、后来的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ersity）校长埃里克·古斯塔夫·耶耶尔（Eric Gustaf Geijer，1783—1847）也来到英格兰，担任斯德哥尔摩某富商之子的家庭教师。他抱怨：“伦敦的毒气，是上帝要灭绝这一世界之都的先兆……无边无际的人群在煤烟的微暝中缓缓涌动，任何人都会在其中[22]越陷越深。”他说伦敦的天空是“煤烟做成的”——“伦敦就是个[23]烟熏火燎的洞穴。”次年，法国人路易·西蒙德（Louis Simond，1767—1831）抱怨道：“很难找到一种概念界定伦敦的冬天，煤烟形[24]成的空气在几英里之外都能感受得到。”西蒙德在1810—1811年游历英国，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就移民成为美国人。

如何把伦敦的空气从这种令人绝望的处境中拯救出来呢？佩吉在重编伊夫林著作时提供了这样的建议：将海煤进一步炭化可以减少浓烟；以及“把烟囱建得更高，这样就能把烟排放到一般建筑物之上，很大程度上也可以使其飘散到更远的地方，不让烟尘落在房屋上”。[25]在19世纪早期，威廉·弗伦德（William Frend，1757—1841）在他名目冗长的小册子——《当烟尘和有毒气体分分钟在侵袭，难道就没可能彻底挽救伦敦的空气？》（Is it Impossible to Free the Atmosphere of London in a Very Considerable Degree,from the Smoke and Deleterious Vapours with Which It Is Hourly Impregnated?1819）——中同样支持加高烟囱的办法，然而也没有产生实际作用。与此同时，伊夫林在19世纪早期依然持续发挥着影响，1822年在《科学文学艺术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Science,Literature,and the Arts）上出现的一篇文章就是受了伊夫林著作的影响。这篇文章再次强调了伊夫林的在下议院（House of Commons）设立特别委员会的建议，这个委员会旨在“调研有多大可行性为蒸汽机使用者们建立一[26]项制度，以缓解对公共环境和公众健康的危害”。文章对比了“160年前伦敦的面积还不到现在的1/6时引发的民怨和今时今日烟尘引发的民怨”，文章还建议调查“在过去和现在，这种污染之恶到底[27]有多少可能被减轻，甚至消除”。作者质疑了国会处理问题的效率，因为“只要国会一休会，排烟者们又会故态复萌，我们就又跌回乌烟瘴气中；河边那些听话的烟囱似乎一度忘记了它们的工作，此时也又[28]变回了它们习惯的身份，一根根黑漆漆的烟柱子”。作者悲观地总结道，伦敦的烟“总是令人沮丧，如今已经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地[29]步”。实际上，正如作者已经提到的，1819年以来，特别委员会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除了稍稍强化了一些有关公共危害的法律：“原告需对妨害行为承担举证责任以获得救济，而非让被告首先避免[30]从事加害行为。”

直到19世纪20年代，这一环境问题依然被称作“烟”而不是“雾”。实际上，伦敦长期以来就以“烟”或“浓烟”而闻名，特别是在乡下人看来。修订版的《俚语词典》（Slang Dictionary）首次正式解释了这种说法，它由伦敦书商和藏书家约翰·霍顿（John Hotten，1832—1873）策划，在他过世一年后才出版。之前版本的《俚语词典》并没有收录“烟”的词条，而霍顿提出了这个早就存在、随处可见的惯用语：“乡下人要去伦敦时，经常会说他们要到烟（smoke）[31]里去；而伦敦人要去往乡村，也会说自己从烟里出来了。”约翰·伊夫林过于关注烟尘及其对伦敦空气的影响，却没提到被污染的空气的另一特征，即黄颜色。所以，他所描述的并不是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真正的“伦敦雾”。然而，他的文献为后来几个世纪有关烟尘问题的[32]争论打下了基础。正反方都在激烈辩论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伊夫林责难工业的论点受到了后人强力的挑战。1822年的一篇分析文章指出：“把伦敦大量煤烟的恶劣影响归咎于几个蒸汽机烟囱是愚蠢[33]的，其实每一间房子都在忙着制造污染。”这种争论贯穿了整个19世纪，然而实际行动却依然裹足不前。原因之一是，对于污染的根源更多在于工业还是家庭，人们始终无法达成一致；双方都拒绝用新的立法改变现状，而是宁可呼吁法律机关去制裁对方。

在更早的时候，人们就尝试过禁止燃煤，但这显然不切实际，因为英国的森林已经被砍伐用来支持海军以及作为燃料，此外替代性能源十分匮乏。立法的尝试首先拿工厂和汽轮船开刀了，它们都是通过燃煤来产生能量的。19世纪20年代早期，达勒姆（Durham）的国会议员迈克尔·安杰洛·泰勒（Michael Angelo Taylor，1757—1834）推[34]动了一项法案，要求蒸汽机的锅炉自行处理它产生的煤烟。这项法案基于对锅炉的改良设计，这也证明了减少煤烟是有可能做到的。但该法案缺乏罚款或其他惩罚性措施，所以并没有真正的约束力，也没有带来太多改变。显然，工业从业者很不情愿地背起了烟尘污染的黑锅。他们也指责家庭的烟囱同样是污染源，但是很难干预普通居民用煤取暖和做饭的权利，也实在没有令人满意的替代能源。这次改革也与之前一样，又一次不了了之。图1.1　《窗口：伦敦烟尘中的和声》（Window Studies:A Harmony in London Smut）直接表现了煤炭与伦敦空气的关联。作者乔治·杜穆里埃（George Du Maurier）后来著有《软帽子》（Trilby，Punch,16 February 1889,p.78）。Courtesy of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Wolfson College,Cambridge.

伊夫林、弗伦德、泰勒等人的文字的再版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伦敦有害的烟尘开始与另一种新现象混合起来——伦敦雾。当然，有些作者指出：伦敦坐落在群山之中，它们包围着泰晤士河流域，从北部和东部的汉普特斯西斯公园、高门山、埃平森林（Epping Forest）的碎石滩，到南部唐斯丘陵（Downs）和西部的奇尔特恩（Chilterns），所以众所周知，在冬季出现温度逆转的气象状况时，伦敦就特别容易出现水汽；当暖空气的锋面遭遇低层的冷空气时，被阻挡了的污染物就无法从地面升上高空，甚至用几小时、几天都无法从[35]烟囱口升到再高一点儿的空气层里。在19世纪早期，的确有些作家认为是自然条件造成了污染，这种判断造成了一种悲观的论调：“也许只有等待气候的改善了，即便没有外加的毒气，我们的地理位[36]置和气候总是使城市雾气腾腾。”但没过多久，这种观点就越来越难以服众。

早在17世纪初，首都偶尔会迎来“奇臭大雾”（Great Stinking Fogs），而到了19世纪初，伦敦雾愈发频繁，并且出现了新的特征：浓厚，覆盖范围广，持续时间长。据史料记载，1805年11月5日有一[37]场“超级大雾”，并在次年同一天再次爆发。《泰晤士报》记载，在1812年1月10日的雾天，“白天大多数时间，不依靠照明都无法在[38]窗边阅读或写作”。气象专家卢克·霍华德（Luke Howard，1772—1864）——他命名了不同类型的云并划分系统，并以此闻名——指出，正午时分的伦敦陷入黑暗，商铺也要点起灯火。他总结道：“要不是因为空气的可流动性，这如同千百个火山口一样的城市，冬季根[39]本无法居住。”雾持续得越来越长，有一次从1813年12月27或28[40]日，持续到1814年1月3日。这长久的阴郁，蔓延10多英里直达城市的最东边，为职业小偷提供了大把的发财机会。有资料记载了外交大臣要乘车离开伦敦的场面：“当卡斯尔雷（Castlereagh）爵爷夫妇和随从在周一晚上到‘白教堂’区（Whitechapel）时，不得不把箱子捆在车上，又让人坐在行李上，用尽各种办法阻止盗窃。他们本来打算在切姆斯福德（Chelmsford）休息一晚，但由于大雾，他们在火[41]炬的支持下勉强赶到拉姆福德（Rumford）。”

正如德意志律师和旅行家约翰·乔治·科尔（Johann Georg Kohl，1808—1878）评论的：“这对于扒手和流氓来说可是个好天气，他们[42]不容易被发现。”伦敦雾制造了混乱和恐惧。英国漫画家乔治·克鲁克香克（Georg Cruikshank，1792—1878）1819年的一幅画揭示了这种影响。雾天的街道上，手推车、马车和人撞成一团。“灯倌”原本是雇来帮助行人穿过街道的，却因为他们挥舞火把碰到人造成更多危险。画面中间，小偷趁机扒窃一个小商贩的口袋，而商贩正忙着应对他手推车撞倒的妇女。一个衣冠楚楚的男人又踩在了妇女的脖子上。灯倌往往与犯罪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这一主题甚至延伸到20世纪。忙着自己生意的男人，却扛着一架闯祸的梯子。克鲁克香克的画是对伦敦街道大雾影响的喜剧性阐释，然而随着雾越来越厚重和频繁，人们无法再保持幽默了，更多是对于这种混乱的忧虑和恐惧。还有一些人也意识到了它对健康的危害。从肯萨尔绿野公墓（Kensal Green Cemetery）的一块墓碑可见，那时人们已经意识到雾会要人[43]命。碑文这样写道：“L.R./死于伦敦大雾引发的窒息/1814。”

另一次漫长的雾是在1817年，从12月22日持续至次年1月2日。[44]《泰晤士报》同样描述雾的浓厚以至于“室内不得不点灯读书”。在19世纪20年代，雾越来越频繁，1820年、1821年、1822年、1826[45]年、1828年和1829年均有记载，尽管每一次持续的时间都不长。文学家开始注意到这种现象。1822年，诗人拜伦勋爵（Lord Byron，1788—1824）被伦敦雾所吸引，在《唐·璜》（Don Juan）中写道：“无尽的塔楼/跷着脚，从煤烟的华盖窥出去，/还有一个庞大的、暗褐[46]色圆顶/如小丑的帽子——这就是伦敦城！”这里出现了一个被污染的自然的意象：伦敦布满黑烟的空气就像森林成片的树盖，尖塔则是更高些的、刺破天际线的大树；但森林的颜色却不是自然的绿，而是脏兮兮的褐。“海煤”造成了这一切。空气又像是一座圆塔或拱屋顶，由立柱支撑着，覆盖于墓碑之上，而伦敦人就长埋在这大雾底下。[47]有些作家则认为雾是黑色，是死亡的颜色。1824年，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从苏格兰来到伦敦时，给他的兄弟写信：“啊，父亲说可以从雾中看到霍尔本（Holborn）！它被黑色的雾气围[48]绕着，就像一片墨水……浓烟覆盖了30平方英里。”

卢克·霍华德和其他人一样都发现了19世纪20年代日益频繁的雾天，他记录下了1826年1月浓雾带来的阴沉压抑：“所有的商店和办[49]公室整天亮着灯火。”在其1833年的著作《伦敦的气候》（The Climate of London）修订版中，霍华德记录了1828年11月11日到12日的雾：“天气令人抑郁得不行，不得不擦亮眼睛，人走在街上备感窒[50]息，特别是哮喘患者。”20年代末，雾达到前所未有的频率。1829年11月，《泰晤士报》评论道：在正午时分，“伦敦皇家交易所（Royal Exchange）周围几乎是午夜的黑暗”，有些不用出门的人干[51]脆当它是夜晚，这样倒可以接受失去白天的事实。不到一个月，报纸上又报道了另一次伦敦雾：“白天的商店如同夜晚一样灯火通[52]明。”

19世纪30年代，雾气还在持续增长。单就1830年12月一个月来说，8日、15日、25—26日都出现了浓雾；除了1831—1832年和1836年（也许是资料散佚），30年代每一年的雾天都有记载。伦敦的乐器制造商威廉·卡里（William Cary）为《绅士杂志》（Gentleman’s Magazine）提供了一份天气记录表，显示了19世纪前几十年雾天的[53]逐步增长。美国作家纳撒尼尔·帕克·威利斯（Nathaniel Parker Willis，1806—1867）在1834年造访伦敦，描述了从射手山（Shooter’s Hill）顶瞭望圣保罗大教堂的样子：“教堂有一半都被包[54]裹在幽暗骇人的浓烟中。”夏尔·弗朗索瓦·多比尼（Charles-François Daubigny，1817—1878）的画作《从萨里看圣保罗教堂》（St.Paul’s from the Surrey Side，1873）描绘的也与威利斯的文字相似，尽管时间要稍晚一些。画面再现了被烟雾深锁的圣保罗教堂——这成了当时的文学和艺术中反复出现的意象。它也支持了这样的观念：雾中的伦敦，乃是一座无神的、不虔诚的城市。多比尼在普法战争期间来到伦敦，并在这里遇到了克劳德·莫奈（Claude Monet）。多比尼对伦敦空气的态度当然也代表了许多伦敦人的看法。他在1870年10月写道：“现在是上午11点。这要命的雾！视野都[55]超不出两步。”他的画反映了伦敦空气问题的原因——画面下方是杂乱停泊的运煤船，左边可以看到烟囱林立。烟囱中飘出的浓烟升上天空，把天空染成黄灰色。圣保罗教堂在烟尘中开始变得模糊不清，天上的云彩也显得污黄而凝重。这些现代性的标志物，譬如轮船、正穿过大桥的蒸汽机火车、前景中喷烟的烟囱，也都昭示着伦敦雾的根源。左边黄绿色的空气已经让我们感到，这就是豌豆汤雾的雏形。右边衰败的码头为这幅黑衣修士桥（Blackfriars Bridge）的阴郁图景加上了一个更黑暗的边框。到了19世纪40年代，伦敦不可避免地更多和雾联系起来，而不仅仅是烟，这成了一种广泛流传的说法。《泰晤士报》记录了1840年11月底的浓雾；1841年，报纸开始发布事故清单——昏暗中的船只总是互相碰撞；1842年的年初和年末分别有四次大雾；1843年又多了两次，据说是“看得见的黑暗”，交通也为之彻底瘫痪；在下一年的11月和12月又多了三次，“一种埃及[56]式的黑暗遮蔽了全城”。报纸记者开始搜寻各种隐喻来丰富对此现象的描述，不管是约翰·弥尔顿的《失乐园》（Paradise Lost）中专门描写地狱的“看得见的黑暗”（darkness visible），还是《圣经》中对埃及瘟疫的描写。1840年，诗人彼得·斯泰尔斯（Peter Styles）把伦敦雾表述成一种非自然的现象。他写道，乡村的雾是“优雅之物”，但“伦敦雾都是由/陌生和怪异之物所造，/这些大自然所不屑接收的/[57]又掷还给城市的怪物”。在此后的若干年，蒸汽混合着煤烟的雾每年都要爆发几次，这已然成为城市冬季的惯常特征。

伦敦雾增加的原因主要不在气候的变化，而在于快速增长的污染源数量——总的来说都是煤火；污染物结合了气温变化时自然生成的水汽，就变成了伦敦雾，黄颜色来自被冷空气封闭在城市上空、散不出去的硫化物。空气中的烟尘颗粒越多，雾就越容易形成，持续的时间也越长。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煤火释放的烟尘颗粒一步步地侵蚀着天空，与之相伴的是城市在工业革命推动下一步步扩展着自己的版图。1800年，伦敦人口大约有100万，20年后就增长到150[58]万，到30年代已超过200万。交通工具也在配套增长——运河、碎石马路，到30年代铁路也出现了——伦敦变成了经济中心，拥有现代都市应有的典型工业——造纸、印刷出版、机械制造、能源、化工、皮革、奢侈品，再考虑到人口增长、行政管理、法律、各种各样[59]的专业服务，这座城市变得越发重要。成千上万的人涌入城市，谋生或冒险，城郊住宅区的边界在不断刷新，房屋向四面八方延展；每幢房子都有一个煤炉，在冬日里向空气中排放大量含硫的煤烟。[60]

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在这几十年中也发展很快，其他的工业中心也饱受空气污染的困扰：西米德兰兹郡（West Midlands）的“黑乡”（Black Country）就是以它当时被烟熏火燎的样子而得名；爱丁堡（Edinburgh）有许多年都被冠以“老烟城”（Auld Reekie）的绰号。但是，这些都不像伦敦雾。真正的伦敦雾是浓厚的、持久的——必要但不充分的——黄颜色的。作家爱德华·弗雷德里克·本森（Edward Frederic Benson，1867—1940）在小说集《沙上图景》（Image in the Sand，1905）中写道，在纯正的伦敦雾中，“橘色水汽的旋涡瞬间与黑暗混合”并且“从最深的橘色到黎明的灰白，一层层[61]暗影彼此相继”。随后，科学家为了探索雾的根源，也研究过它的颜色。不同的烟尘颗粒状况可以使雾一小片一小片地表现为从黄色到褐色。1853年，伦敦雾被描述为“灰—黄色、深橘色，甚至黑色”。[62]一家报纸在1901年评论道，在乡村本应是白色的薄雾“变成了一种褐色的、有时黑色的大都市变种”：“我们大量的烟囱在排放浓烟——或者说是无数的未燃烧的碳颗粒——又在水汽中形成了这种污[63]浊的效果。”约瑟夫·阿什比–斯特里（Joseph Ashby-Sterry，1838—1917）在他的诗歌《11月》（“November”）中简洁明了地写道：[64]“时而黄，时而褐，这就是伦敦雾！”图1.2　《好吧，我活到现在难得见到这样的大雾》（Well,If Ever I See Such a Fog as This in All My Born Days）刻画了一个类似查尔斯·狄更斯笔下甘普太太的形象，她拿着标志性的雨伞，使劲儿想把这片黑暗看穿。背景中，一名警察和灯柱合二为一。(Punch,8 November 1856,p.189).Courtesy of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Wolfson College,Cambridge.

雾中高含量的硫化物导致了黄颜色。1896年，一项有关城市的雾的科学研究表明：“城市的雾是一种水汽，大自然赋予它原本的纯白，而人类又为它染上从黄到黑的色彩；它本是含有纯净透明小水滴的空气，但被人们用各种可以想到的丑恶污染了。这就是城市的雾。”[65]对于伦敦人来说，典型的11月的雾首先是黄的，源于这座城市日益增长的家庭用火。威廉·梅克皮斯·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在1850年的小说《潘丹尼斯》（Pendennis）中写道：“当市长回到伦敦——及时赶上11月的雾，仆人正为他准备伦敦雾般[66]深黄的礼服。”在有些区域，雾可能呈黑色，特别是烟尘颗粒含量非常高的时候，但总的来说，真正的伦敦雾主要是黄色，19世纪40年代以来，一个又一个观察者都如此记载。1853年，有这样一则关于伦敦雾的对话：“今天的雾多可怕啊！”“太太，您说这话可不对。今天有点儿云，有点儿潮湿，也许还有点儿水蒸气；但是雾——不，太太，今天这个情况可不叫雾。雾是黄色和黑色的；在雾中，车辆和行人互相碰撞。雾会伤害您的眼睛，剥夺您的呼吸；它把人困在室内。但今天的天气并不是伦敦人所说的[67]雾。”

伦敦雾产生了；现在，它有了自己的名字。二

要找到合适的定义来描述泰勒所说的“11月的帐幔”，可不是件容易的事。17世纪和18世纪伦敦居民和异乡访客所抱怨的都是烟而非雾。在19世纪之前，“雾”经常与“水汽”相提并论。约翰·克西（John Kersey）1702年的《英语词典》（English Dictionary）令人遗憾地用同义反复把“雾”定义成“一种雾或水汽”，而把“水汽”描述成“一种水汽或雾”。同样在这部词典中，烟与雾和水汽都没有任何交集，仅仅被定义为“烟，或冒烟”。这些词义说明，当时的伦敦[68]人并没有以某种成规合并烟、雾二者。雾是自然的，烟是非自然的。在1785年的《本地语词典》（Dictionary of the Vulgar Tongue）中，弗朗西斯·格罗斯（Francis Grose，1731?—1791）将雾和烟画了等号，但在“烟”的词条下，他一点儿也没有借“雾”作为同义解释。[69]渐渐地，在汉弗莱·波特（Humphrey Potter，1747—1790）的《新编术语大全词典》（A New Dictionary of All the Cant，1795）中，[70]“雾”也被定义为“烟”。

或许这两部俗语俚语词典都记录了这些词汇的特殊用法。而1819年，威廉·弗伦德在其关于伦敦“有毒蒸汽”的文章中，将“烟”和“雾”作为同义词：“我相信，如果能用更纯净的空气取代这座大[71]都市的烟尘，没有哪个居民或游人还会对黑雾恋恋不舍。”与此同时，有些观察者早就意识到，伦敦的雾不单单是水汽或烟尘，而是二者的混合体。1819年，住在苏活广场（Soho Square）的医生乔治·莱曼·塔特希尔（George Leman Tuthill）向负责蒸汽机和锅炉问题的下议院特别委员会陈情：他“发现伦敦特有的雾，完全不同于乡村各种雾可以感知的属性，伦敦的雾依托于大城市的烟尘，会导致许多肺部[72]疾病”。如果伦敦的雾不像其他的雾，如果它是这个大都市所特有的，那么它应该叫什么？

19世纪40年代末，出现了也许是所有伦敦雾诨名中最流行的一个：豌豆汤。它没有被收录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任何主流词典中，这说明真正深黄色的伦敦雾那时还没有引人注意，或者还没有频繁到足以影响公众的意识。现代的《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将这一说法追溯到1849年，首次出现于美国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笔下——他以那部庞大、松[73]散、标志性的小说《白鲸》（Moby Dick，1851）而闻名。1850年，梅尔维尔在他的《伦敦及欧洲大陆游记》（Journal of a Visit to London and the Continent）中写道：“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迎面遇上了老式的豌豆汤般的伦敦雾——是那种藤黄色的。它从地面升[74]起，然而只能飘浮在中层的空气中。越往低处，情况越糟。”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第一次到访伦敦时，大白天也总[75]想上床睡觉，只因“皮卡迪利大街（Piccadilly）的豌豆汤空气”。另一个有关这条短语的解释出现在1871年的《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上：“特别是在伦敦，人们时不时就会浸没在豌豆汤一[76]样浓稠的雾里。”1889年，《纽约时报》还在重复这个隐喻作为故事的标题——“伦敦的豌豆汤雾”，还加上一句“纽约最糟的雾也糟[77]不过它”。“豌豆汤”的确成为关于伦敦雾的一个流行的隐喻性再现，这种用法甚至一直延续到20世纪后期。《牛津英语词典》引用了1883年[78]《良言》中的例句：“‘豌豆汤’如此特色鲜明，而它所标示的那个[79]降临在我们城市中的东西是如此可怕。”1887年，《南澳大利亚广告》（South Australian Advertiser）中提到了一两个月前在伦敦经历[80]的“一连几天的‘豌豆汤’雾”。当然，美国和澳大利亚都与英格兰渊源不浅。英国是两国大批移民的母国，所以可能是去过或来自伦敦的旅人把这种说法带入了美国和澳大利亚。“豌豆汤”是一种经久不衰的委婉语。直到1937年，托马斯·库克（Thomas Cook）旅游公司还在用这个词促进冬季海外邮轮游。广告敦促人们“当冬天又带着[81]经典的‘豌豆汤’降临伦敦时”，就赶紧出国吧。《泰晤士报》对“豌豆汤”的引用最近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中期。1950年，有一则报道记载了国民除烟协会21周年庆，声称“真正的老式豌豆汤”已大大

[82]减轻——而就在两年后，伦敦将遭受一场最致命的雾袭，这篇报道真是相当乐观的宣言。虽然文章承认“革命尚未成功”，但显然它已经把“豌豆汤”当作过去的事物。

梅尔维尔把雾的颜色说成“藤黄”（gamboge），点明了它的黄色属性。［藤黄是一种提取自藤黄树树脂的深黄色色素，通常用于给佛教僧侣的长袍染色，特别是在柬埔寨（Cambodia）——这两个词同源。］《牛津英语词典》也指出，豌豆汤“主要指雾的暗黄色以及[83]浓厚的质感”。虽然我们经常觉得豌豆汤是绿色而非黄色；事实上，今天的豌豆汤也的确像它的原材料——那些绿色豆子——的颜色。甚至在19世纪20年代，一本菜谱里也提到豌豆汤应该是绿色，但它[84]警告说汤不能煮，“否则绿色就会褪掉，变成黄褐色”。但传统意义上的豌豆汤确实偏黄，因为它是用晒干、剥开、发黄的豌豆做的。还没有冰箱的时候，在伦敦这样的超大城市中央，新鲜蔬菜很难保存，价格昂贵，而豌豆汤就成了城市穷苦阶层的主打菜品。豌豆汤是一道简单、富含蛋白质又廉价的菜。它总是与贫穷相关。1845年爱尔兰“马铃薯瘟疫”（potato blight）的次年，一本名为“如何供应廉价食物”（Means of Providing Cheap Food）的小册子在都柏林出版，它为饥寒交迫的爱尔兰人列出了许多菜谱，都是豌豆汤的各种演变。[85]这种联系甚至进入了文学。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在《德伯家的苔丝》（Tess of the d’Urbervilles，1891）中描述了落魄贵族的生活，以一只古老的、刻有家族族徽的银勺隐喻苔丝的身世，“不[86]过这把勺子都磨损了，我母亲老用它搅豌豆汤”。

厚重、黏稠、浑浊、不可穿透，在有些人眼中，只有这种最浓的伦敦雾才配得上叫豌豆汤。詹姆斯·佩恩（James Payn，1830—1898）是老伊顿的小说家和诗人，也是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创办《家常话》（Household Words）时的资助人。1890年，他记录道：“今年我们的雾有点儿太过于——怎么说，可能因为它们仅仅是第一拨儿；对于某位著名却难懂的诗人，只要你努力去读总还能看出点儿什么来；但是对于真正的豌豆汤雾，你可真的什么也看不到。”[87]最浓的伦敦雾经常被说成像豌豆汤，这是一种可以维生，但人们能避则避的食物。1833年，移居伦敦已经两年的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恶狠狠地抱怨“这斯巴达黑肉汤（Spartan black-broth）一样可怕的大洪水，每个伦敦人不得不大口大口吞下它”。[88]也许这种食物的意象还提醒着他曾经节衣缩食的岁月——他在苏格兰低地的安南（Annan）的学校度过了一段不愉快的日子，离他家乡埃克里费亨（Ecclefechan）村不远。1850年，维多利亚时代的幽[89]默杂志《潘趣酒》（Punch）运用了一个更常见的意象：“3月经常被说成来时如雄狮，走时如绵羊；但是对于11月，考虑到它的大雾，人们可能会说，它到来时像一盆豌豆汤，走的时候像一盘豌豆布[90]丁。”这布丁也是一种用剥开的黄色豌豆做的菜，主要是穷人吃的，又叫作“豌豆浓汁”。当罪犯被押送着穿过整个南英格兰、最终流放到澳大利亚的监狱时，这就是他们路上的食物。

几年之后，一位自己就常常饿肚子的作家托马斯·米勒（Thomas Miller，1807—1874）写出了更加“重口味”的版本：“这雾就像黄豌豆布丁浓汁中裹着的那些东西，它的浓稠刚好可以让你勉强咽下而不被噎死。你可以看清楚那雾的区域，但下一步，你就不得不吞下它，[91]就是这样。”它的浓厚、持久以及炭一样的味道赋予了它食物一样可感的品质——但总是与贫穷有关的食物——豌豆汤、豌豆布丁或者黑肉汤。事实上，人们更多地把雾与首都的贫民区联系在一起。伦敦主要的风向是自西向东的，这就意味着东边较为贫穷的街区更容易受到西边富人区制造的烟尘的侵害；1662年年初，经济学家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爵士指出，较富裕的居民迁往城市西部，以躲避“东下的风带来的臭味和蒸汽，且东边海煤的燃烧量本身就更大”。几十年后，文官兼小说家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夸奖伊灵（Ealing）西部居民区“以距离阻隔了伦敦的浓烟和恶[92]臭”。到了19世纪，大量的烟尘污染来自伦敦东部的工业地带。伦敦东区（The East End）有着最密集的工厂烟囱，家庭住宅鳞次栉比，家用烟囱也在不停地排放煤烟。雪上加霜的是，这片区域地势较低又临近河边，相较于高地，烟尘更难以散去。当然，烟尘也会影响伦敦其他地区，没有哪里可以幸免，尽管许多报纸文章还讨论过，可否把雾集中在一小块地方而让其他地区保持干净。事实恰恰相反，最厉害的雾可以横扫整个城市，覆盖200平方英里甚至更广阔的区域。

因此，雾不再是穷人专属的食物。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早期和中期，有关疾病和传染的理论倾向于把致病原归结为有毒气体。1832年，英国首次爆发了极度危险且迄今原因不明的霍乱传染病，它打破了那种传染病是以人传人的观念。在这场瘟疫后，医学权威们认为热病和传染病原是从地面升起、通过腐蚀物质来毒化空气的。霍乱降临伦敦的时候，雾也正在越发频繁和浓重；二者似乎都可归结为污物和污染，[93]都主要影响穷人，只不过一个在夏季肆虐，一个在冬季泛滥。雾也是一种可见的毒气，其明显程度正如更早一些的烟尘，它必然会危害健康，特别是肺部，尤其是对那些体弱易感的人——孩子、老人、哮喘病和气管炎患者。

到19世纪末，观察者们开始注意到死亡率的突然增高和雾天频率间的关系，就像约翰·格朗特和托马斯·特赖恩曾把烟尘污染和健康问题联系在一起一样。但令人吃惊的是，许多作者并没有讨论雾的危害，而是讨论它令人欣慰的营养价值。加拿大作家萨拉·珍妮特·邓肯（Sara Jeannette Duncan，1861—1922）在其小说《美国女孩在伦敦》（An American Girl in London，1891）中就强调了这些方面：“它并不是可辨识的一种特殊气味或一系列气味——毋宁说它很吸引人——它赋予空气一种稳定感和营养，让你实实在在地感到肺正在消[94]化空气。这种气味让你舒适，给你支持感，令你心满意足。”大西洋彼岸的其他作家则嘲讽雾的质感：美国女权主义者和战地记者伊内兹·海恩斯·欧文（Inez Haynes Irwin，1873—1970）——也是许多法国印象派画家的朋友——在她1919年的文章《加州迷》（“The [95]Californiacs”）中赞美了加州雾的清新品质；她说加州的雾“不像伦敦雾那种豌豆汤一样的蒸馏物，而是湿润的空气的薄纱，有珍珠般[96]的触感，微微闪着光泽”。然而另一方面，伦敦出生的美国著名喜剧演员鲍勃·霍普（Bob Hope）认为加利福尼亚的轻烟是“失去了维[97]生素的雾”。无论是富含营养还是使人衰弱，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雾就是一种厚重的空气，浓密得快要化成水，黏稠得近乎是固体。三“豌豆汤”或许是经典伦敦雾的最普遍的诨名，但不是唯一的名字。在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1852—1853年创作的小说《荒凉山庄》（Bleak House）中，他又推广了另一个词语——“伦敦常春藤”（London ivy）。在佩弗（Peffer）和斯纳斯比（Snagsby）合伙的法律文具店的招牌上，落满了烟尘颗粒，“常春藤”就是形容这个。商店的创始人佩弗已经过世，留下斯纳斯比作为唯一的所有者：“因为浓雾——伦敦的常春藤早已把佩弗的名字缭绕起来，缠着他这个住[98]处。到了后来，这种痴情的寄生植物，竟然压倒了它的母树。”狄更斯的隐喻具有他典型的复杂暧昧的风格。烟可以是“痴情的”，但在狄更斯的句子里，它还隐喻着紧追不舍、令人窒息的死亡。动词“缠”启发读者去想象一个由常春藤编织的葬礼花环。但狄更斯远不是唯一这样遣词的作者。不管他是否把这种用法全部归功于己，实际上在19世纪80年代，这已经十分常见了。有其他作者将烟尘和雾气比作“伦敦常春藤”来表示威胁。1889年，《运动生活》（Sporting Life）中就提到了“一次被伦敦常春藤缠绕了9个小时的严寒天气”。[99]这个说法让我们看到雾与寒冷又联系在一起，而不像狄更斯隐喻所指代的烟尘。根据《劳特利奇历史俚语词典》（The Routledge Dictionary of Historical Slang）中，“伦敦常春藤”也与灰尘，特别是伦敦东区有关联，可见这不是一般的灰尘，而是水雾和煤烟颗粒带来

[100]的。

更加广为接受的说法是“伦敦特色”（London particular）。狄更斯在他主编的刊物《家常话》里首次使用了这个词。这篇与W.H.威尔斯（W.H.Wills）合写的文章主要介绍斯皮塔佛德（Spitalfields），那是伦敦东部的服装工业重镇。1851年，一位纺织工在访谈中向作者抱怨伦敦雾的影响以及他的产品上落满的颗粒：“尽管工人们已经百般预防，这些黑东西（指伦敦纯正的特色）还是钻进白色的缎子里，把白布变得丑陋，变成褐色，半死不活的样子根本没法儿卖了，[101]先生。”几个月后，狄更斯又在《荒凉山庄》里再次使用这个词。主要人物之一艾瑟·萨默森（Esther Summerson）刚到伦敦时，发现“大街上笼罩着褐色的浓烟，几乎什么东西都看不见了”，就像“有什么地方失了火”。而本地人格皮（Guppy）则回答说这只不过是“伦敦特色”。艾瑟把这种现象看作烟，而格皮把它说成是雾；应该[102]说在19世纪50年代早期，它其实是两者的混合。“伦敦特色”的内涵还在不断增殖。它传递出一种令人熟悉的亲密感。约翰·S.法默（John S.Farmer）和W.E.亨利（W.E.Henley）首次编撰出一套系统性的词典《俚语及其同义语》（Slang and Its Analogues），于1890—1904年陆续出版了七大卷，他们将“伦敦特色”（或“伦敦的常春藤”）列为一种常见俗语，意思是“浓黄或黑[103]色的雾，是碳结合一定天气条件的产物，曾是伦敦的专利”。法默和亨利还认为“特色”的另一含义是“情妇”的别称，这或许暗示着伦敦人对雾的暧昧态度就像已婚男人对婚外情的态度一样。而更重要的是，“伦敦特色”有一种马德拉（Madeira）葡萄酒特有的褐色，这种酒只出口伦敦市场。早在18世纪90年代，我们就可以发现“伦敦特色”酒的说法，这个词以类比的方式扩展到形容黄褐色的伦敦

[104]雾。“伦敦特色”体现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属性，一种首都之城令人艳羡的优越感，但也包含着反讽意味。任何其他地方都找不到这种颜色和浓度的雾，即便是在中部地区和北部工业区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图1.3　《一个地道的11月&伦敦特色》（A Thoroughbred November&London Particular），迈克尔·易格顿（Michael Egerton）绘制，乔治·亨特（George Hunt）刻版，托马斯·麦克利恩（Thomas Mclean）出版，1827年伦敦（彩色石版），英语学校（English School，19世纪）。作为雾的代名词，“伦敦特色”似乎就是在1827年——即此画刻版的时间——之后才广为人们所接受的。Private Collection/The Stapleton Collection/Bridgeman Images.“伦敦特色”是继“豌豆汤”后关于伦敦雾最常见的别称。譬如，它出现在1827年业余艺术家和社会讽刺作家迈克尔·埃杰顿（Michael Egerton）的卡通画标题上。画面背景是挤成一团的人在各个灯倌的引领下穿过浓雾，灯倌都是老老少少的男性，举着火把为行人提供照明，靠这个来赚钱。其中一人将火把指向地面，好让客人躲开水池边的台阶。前景中有个绅士用黄色手绢捂住口鼻，以求在这乌烟瘴气的环境中保护自己的健康。他穿着英国摄政时期风格（Regency-style）的高档服装，却没有注意到直冲他而来的马车和推车，显然有即将被撞倒的危险——或许他在雾中真的看不到吧。这幅画一方面表现了当时时尚的图景，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污秽、肮脏、烟雾弥漫的城市，通过将两者并置达到了一种讽刺的效果。

广为流传的“伦敦特色”实际上是指烟尘和水雾的混合体，但与豌豆汤相似，这种说法在19世纪下半叶也逐渐变为某种程度的怀旧。在1855年年初，《纽约时报》在形容美国本土的雾，说它“除了[105]浓密之外，与我们‘老伦敦特色’再没有丝毫相似之处”。这种对伦敦雾的正面表述透露出作者应该是个思乡心切的伦敦人。1884年，维多利亚时代著名的艺术评论家和历史学家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发表了一场有关暴风雨云和瘟疫空气的演讲，他对听众们说：“你们都非常熟悉一系列辨识度超高的雾气——伦敦特色；但是这种都市社会的特殊礼物只是水蒸气的过度发展和凝集的状态。这些[106]水蒸气广泛分布于大气的上空，就像云朵。”20世纪，一本名为“伦敦特色”的菜谱将“伦敦特色”和“豌豆汤”放在了一起——不用大惊小怪，实际上菜谱要说的就是一种传统的豌豆汤。菜谱的配图[107]是一本打开的书，正是《荒凉山庄》。翻开的那一页是讲格皮和[108]贾布林（Jobling）发现克罗克（Krook）被焚烧过的遗骸。

关于伦敦雾成分和成因的科学调研还在继续，而此时又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发明者是科学家亨利·安托万·德辅（Henry Antoine Des Voeux）。他是“清除煤烟同盟”（Coal Smoke Abatement League）的得力干将。1904年，他准确地定义了“伦敦特色”：“我认为必须深刻认识到我们讨论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一种本质上是水汽，另一种本质上是烟……而今天，这种席卷伦敦的真实的‘雾’，这种让我们叫苦不迭的东西，这种被称作‘伦敦特色’的东西，我认为应该把它命名为‘烟雾’（smog），这个名字意味着它的成分更多是烟而[109]不是真正的‘雾’。”“烟雾”随之进入人们的语汇。然而，它多指汽车排放物引起的光化学空气污染，而非煤烟和蒸汽混合的含硫毒气。在汽车污染更为严重的美国，这个词更加流行。在艾利森·卢里（Alison Lurie）的小[110]说《无地之城》（Nowhere City，1965）中，洛杉矶的烟雾是一个重要意象，诠释着在洛杉矶，人们的生活无处停靠的原因；这部小[111]说探索了烟雾和普遍的社会失序、边界崩溃的关联。再晚近一些，“烟雾”一词指森林大火引发的空气污染，尤其是印度尼西亚焚林开垦的做法。无论这个词引申成什么，它从未远离伦敦雾。1953年《泰晤士报》上的一系列信件表明，这一语言现象一直是个持续的争议话题，尽管“烟雾”（smog）——“烟”（smoke）与“雾”（fog）的结合——概念的推出原本是想终结这些争议。有人以五行打油诗（Limerick）向编辑提出：“为何我们的空气问题叫‘烟雾’？水汽是小水滴的聚集，再加上煤烟就是雾。所以，为何要给这种物理上的不[112]适现象加上如此冗余的名字？”而国民除烟协会总秘书长阿诺德·马什辩解道：“‘水汽’和‘雾’都是空气中气态水或小水滴的聚集，只是能见度不同，但是，航海的人都知道，这两个概念与烟毫无[113]瓜葛。”J·B·桑德森（J.B.Sanderson）注意到一个重要现象，在1953年，“烟雾”的说法越发常见：“对于烟尘治理者来说，这个词为政治语汇增加了宝贵的砝码；‘雾’侧重于指称自然现象，‘烟雾’[114]则是一种必须被消除的邪恶。”然而，他的文章一直写到伦敦雾寿命的尽头，除了回顾的部分，其他篇幅很少使用“烟雾”这个词。图1.4　《12月》（December）这幅画把“科学”形象化为一个戴着近视眼镜的男人，面对大雾的他只能无力地挥舞雨伞。雾则化身为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对着“科学”擤鼻子。（Punch’s Almanack for 1889,6 December 1888。）Courtesy of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Wolfson College,Cambridge.四“豌豆汤”、“伦敦常春藤”、“伦敦特色”、“雾”或“烟雾”：所有名字都指向相同的问题。1837年，几乎与维多利亚女皇登基同时，伦敦反复被厚重、发黄、含硫的雾气折磨，它将街道拖入黑暗，把人们的肺捏紧，让白天变成夜晚。当时的人开始想办法对付这个恶魔。然而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工业时代严重依赖煤炭作为热和能量的主要来源，照明也需要煤气。立法重点关注净化空气，要求确保燃料的充分燃烧，这样就少一些颗粒和毒气通过烟囱逸出来。对于工厂主来说，充分利用燃料也是经济有效的措施。人们早就意识到，单单从环保角度苛求清洁健康的空气是行不通的。在伊丽莎白·盖斯凯尔（Elizabeth Gaskell）的《南方与北方》（North and South，1854—1855）中，故事发生的主要地点工业城镇米尔顿（Milton），一眼[115]望去，“喷出‘议会所不准许的’黑烟”。这反映了1844年曼彻斯特为强化治理而通过的法案，要求“每座工厂的锅炉必须自行处理好[116]排烟”。小说中的主人公、工业家桑顿（Thornton）声称他已经改良烟囱，因为可以更有效率地利用燃料，而不是迫于国会的法案。不幸的是，其他工业家并没有追随他的做法。工厂主们尤其反对任何立法，因为他们不想花费成本去改造已有的锅炉或安装新的、少烟的炉子。若想情况有所改善，就必须拿出更严厉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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