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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D·H·劳伦斯(D. H. Lawrence)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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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与情人试读：

译本序

在虚构的文学作品中，他既是诗人又是预言者。作为诗人，他直接用感受去写花、鸟、兽，以无比的深沉与力度去写感情的冲突。作为愤怒的预言者，他告诫人们：他和他们所处的时代毫无生气，极度贫乏；他鼓吹崭新的爱的方式与崭新的友情的方式。小说要有未来，就必须有“勇气”，“不用抽象概念解决新问题”，小说“必须向我们描写新的、真正新的感情和整个儿全新的情感轨道，从而使我们摆脱旧的感情套路”。《白孔雀》是这位有才华的年轻作家的处女作，初显他观察大自然之敏锐和叙述故事之兴味。第二部小说《越雷池者》（The Trespasser，1912）里，景物变化衬托人物的心情变化，是极为精彩的再创作，主题是人与人之间无法沟通，缺乏温暖。他在后来写的一些小说中又进一步探索这一主题。一般认为劳伦斯早期的主要小说中，以第三部颇多自传成分的《儿子与情人》写得最好。表面上，它类似传统的十九世纪英国小说，但“俄狄浦斯”这一“话题”使它摆脱了旧式小说的窠臼，扩展出了小说创作的新领域（或新天地）。

1912年到1913年是劳伦斯的极不平常的一年。在此期间，他与一德国贵族妇女弗雷达（Frieda von Richthofen，一教授之妻）相识，门不当户不对也阻拦不了二人相爱，且双双去了德国，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两人如胶似漆的关系曾构成劳伦斯多部小说里的“隐含”主题。在此期间，他完成《儿子与情人》（1913），并开始构思、酝酿、动笔写他后期的优秀长篇《虹》（1915）。1913年，二人回到伦敦，弗雷达跟她丈夫离婚；1914年她与劳伦斯结为夫妻。《儿子与情人》的许多内容均源于劳伦斯本人年轻时住在伊斯特伍德矿区小村的生活。小说里的莫雷尔夫妇其实就是劳伦斯本人的父母亲；男主人公保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劳伦斯本人。故事以莫雷尔和格特鲁德的婚姻开篇。父亲（既是劳伦斯的父亲也是保罗的父亲）总是犯傻，不说上司的好话。他把他们得罪遍了，可以说是有意的，这样的人怎么能指望别人提携？人家不喜欢他，他又要抱怨。母亲（同样，既是劳伦斯的母亲也是保罗的母亲）强多了。她是城里人，的确算得上小中产阶级。她说一口标准的英语，一点土音也没有。她一辈子也不学一句我父亲讲的方言，我们这些孩子在家也不说这种土话，只在外头才说。……她写一手漂亮的标准字体，……可她只是个工人的妻子而已，……她生性敏感、聪明，可能真的高人一等。可她却沦落在工人阶级之中与比她穷困的矿工之妻为伍。这显然是女方“低就”而男方“高攀”的婚姻。婚后倒也过得愉快，但好景不长，“低”、“高”之差导致二人关系紧张，纠葛与摩擦不断。丈夫使她的幻想破灭，她将爱一股脑儿转移到儿子们身上。保罗比哥哥威廉、姐姐、弟弟更重感情或者说感情更脆弱、更敏感，也比他们更亲近母亲。威廉夭亡，母亲悲痛欲绝；接着保罗病倒；母亲渐渐领悟，自己的责任应当是关爱活着的而非思念死去的。此后她便将她全部的爱倾注到保罗身上，要从保罗身上找寻她曾在威廉身上找到过的那种母子情。母亲去世，保罗孑然一身，无人爱他无人帮助他。绝望却也使他“绝路逢生”而改弦易辙，他毅然面对未可预知的未来。《儿子与情人》有多层面的丰富内容，粗略归纳，大概有四个“话题”：一，工业化和机器文明剥夺或扭曲了人性；二，人与人之间，尤其是夫妻间、母子间、男女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三，人对人的精神占有；四，主人公要有个性，要“有志竟成”（当艺术家）就必须获得精神解放。劳伦斯用的是传统技巧，小说的结构模式却取决于人际关系属于何种性质。涉及三种“爱”：保罗与母亲的“俄狄浦斯”之爱，保罗跟米丽亚姆的精神之恋（或心灵之恋），保罗跟克莱拉的占有之爱。这三种爱颇具破坏性，但其本身也“伤痕累累”，这大概跟保罗双亲的残缺婚姻不无关系，也跟双亲间的摩擦、斗争不无关系。生活中的这种斗争在“我们的曾祖母那里就开始了；到了祖母那一辈人斗争变激烈了；而到了我父母亲那一辈，这斗争成了生活中的主要因素。……我们现在明白了，我们的父辈被我们的母亲们斗败了，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母亲真知道什么是‘好’，而是因为我们的父亲们失去了本能中对生命之流和生命实体的控制”。劳伦斯为父辈（同样，既是劳伦斯的父辈也是保罗的父辈）的遭遇和失败而愤愤不平：“男人算是被撂倒了。一时间出现了繁荣，但是以他们的失败为代价的，接踵而来的就是灾难。灾难之根就是颓丧。男人颓丧了，英国男人，特别是矿工们颓丧。他们被出卖了，被打趴下了。”

研究者常以传统的“俄狄浦斯”学说解释《儿子与情人》里的母子之情，强调保罗“恋母”这一层面，却多少忽视了劳伦斯笔下一些人物的社会存在（或阶级属性）这另一层面。双亲间的冲突显然起因于“吞没了人与人最美的交流”的这条阶级“鸿沟”。保罗遇到感情困惑与难题（甚至包括他跟米丽亚姆和克莱拉的恋情纠葛），则起因于他归顺母亲的中产阶级道德价值和抱负而跟工人阶级分道扬镳。中产阶级（保罗的母亲在其中）“硬是让我（指劳伦斯，亦可转指保罗——引者）的某一部分停止转动”。而“我（指劳伦斯，亦可转指保罗——引者）无法从我自己的阶级摇身一变进入中产阶级。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为了中产阶级浅薄虚伪的精神自傲而抛弃我的激情、抛弃我与本阶级同胞之间、我与土地和生灵之间生就的血肉姻缘。……”威廉和保罗“靠母子间的互爱的驱策过日子”，到他们“成年时就不知怎么爱了，因为母亲在他们的生活中是最强有力的力量，把他们压制住了”。

不错，这位母亲爱子如命。儿子们似乎也成了她实现理想（如幸福、成功、社会的尊重……）的手段，长子威廉夭亡难道不是其苦果之一？保罗的命运丝毫也不比哥哥强。母亲的“爱”几乎成了他认识生活之意义何在的唯一依据，连恋爱都要受其左右。每当他对其他女人产生感情或动了春心，总会自责内疚，认为是自己对母亲大逆不道。儿子们的感情、志向乃至性格都渐渐沦为了这母子之“爱”的附属品。保罗在这条有“礁石”的“爱河”里扑腾，能不心劳日拙？

此序只是译者拉拉杂杂写一点所想到的，聊表一孔之见。就此打住。译者2006年9月下旬于武昌沙湖边

第一卷

第一章 莫雷尔夫妇的早年婚姻生活

大约在六十年前，情况骤变。小矿井纷纷被金融家们的大矿山挤垮。在诺丁汉郡和德比郡都发现了煤田和铁矿。卡斯顿威特公司开张。帕默斯顿勋爵兴高采烈地在舍伍德森林边的斯宾尼园，正式宣布该公司的第一个矿场开工。

在此前后，这条名声不好、因其年久过时早已臭名远扬的地狱街，被一场大火烧得精光，污物沉渣也多被清除。

卡斯顿威特公司发现他们可以大有作为，于是乎，在源自赛尔比河与纳塔尔河的河谷里开采新矿多处，不久便有六个矿井营运了。铁路从在森林中的矿岩高地的纳塔尔起，修到卡特尔教团小修道院遗址和罗宾汉泉，通到斯宾尼园，再通到位于麦田环绕的敏顿大矿；从敏顿横跨谷岸之一侧的农田通到本克山，在此岔开，北上则通到贝加里和地势高过克利奇和德比郡群山的赛尔比：六个煤矿散布乡间，像一个个黑色螺栓，由一条精制的链环——铁路——连贯起来。

应大群矿工住宿之需，卡斯顿威特公司在贝斯特伍德山坡上修建了几个四方块，亦即正正方方的住房；继而，他们又在地狱街原址的河谷里建起了河洼地。

河洼地的矿工住房分六个街区，成双排，一排有三个街区，活像六点骨牌上的点点，一个街区里住十二户。这成双排的住房盖在贝斯特伍德的山脚，山坡颇陡，向外望去，至少是从顶楼的窗口向外望去，向赛尔比延伸的地势渐高的河谷便出现在眼前。

房子本身倒很坚固，也看得过去。在周围遛遛看看，便看见在底下那个街区的阴凉下的屋前小园子，园子里种着报春花和虎耳草；在上面的那个向阳的街区里则种有美国石竹和石竹花；还看见洁净的前窗、小小的门廊、矮矮的树篱以及顶楼的天窗。但这只是外表；从所有矿工妻子的不住人的客厅看去所看到的就是这番景象。卧室在屋子的后部，厨房在屋子的后部，迎面就是另一个街区，正对着难看的屋后小园子，也正对着垃圾坑。在一排排屋子间，在一长溜一长溜的垃圾坑间，便是小巷，孩子们在此玩耍，女人们在此聊天，男人们在此抽烟。所以，河洼地的房子虽说盖得相当好，看上去也很漂亮，但是那里的生活条件其实是非常之差的，因为人们过日子少不了厨房，而厨房却通到那条满是垃圾坑的脏得怕人的小巷子。

河洼地建成已有十二个年头而且在走下坡路；当初莫雷尔太太并不想搬离贝斯特伍德住到这里来。不过，也只能勉为其难。况且，她家的房子是在上面那个街区的顶头，故而只有一家邻居；在其另一侧有一小块额外的园地。她住的房子是在顶头，每周付房租五先令六便士而不是五先令，所以她在别的那些住“两头夹”房子的女人中自当显得有几分贵族气派。然而这胜人一筹的位置对莫雷尔太太而言也算不上什么安慰。

她现年三十一岁，结婚已有八年。她小小的个子，十分贤淑，然而做事很有主见，第一次跟河洼地的女人们接触却有些畏首畏尾。她搬来此地是在七月，九月里该生第三个孩子了。

她的丈夫是矿工。他们在新居刚住了三个星期，适逢一年一度的假日，或者说庙会。她知道，莫雷尔准会好好过这个假期的。庙会那天是星期一，他一大早就出了门。两个孩子高兴得不得了。威廉，男孩，七岁，他吃完早饭就溜出去逛集市，撇下五岁的安妮，她也要去，又哭又叫闹腾了一上午。莫雷尔太太在干自己的活。她跟左邻右舍还不很熟，不知道该把小姑娘托付给谁，于是答应吃过午饭带她去集市玩。

十二点半钟，威廉回来了。这小家伙很活泼，金发，一脸雀斑，略带丹麦人或挪威人的气质特点。“我可以吃饭了吗，妈妈？”他嚷着冲进屋来，帽子也没脱。“因为，人家说，庙会在一点半钟开始。”“饭一做好，你就能吃，”母亲回答说。“还没做好？”他大声地说，那一对愤怒的蓝眼睛直瞪着她。“那我就赶不上了。”“你不会赶不上的。五分钟，饭就好。现在才十二点半呢。”“快开始啦，”这孩子哭哭嚷嚷地说。“开始了，也死不了人，”母亲说。“再说，现在才十二点半，还有整整一个钟头。”

小家伙赶紧摆好食具，母子三人立即坐下。他们吃的是奶油面糊布丁和果酱，这时小家伙从椅子上一跳而起，愣挺挺地站着。原来是旋转木马刚刚开动的细微的嘎吱声和吹号角的声音从远处传来。他看着他母亲时，脸都有点发颤。“我早就对你说了！”他说着跑向橱桌拿帽子。“你把布丁带上——才一点过五分，是你弄错了——你的两个便士还没拿呢，”母亲一口气地大声说。

孩子只好转身拿那两便士，大为扫兴，然后一声不吭就走了。“我要去，我要去，”安妮说着就哭了起来。“哎呀，要去就去吧，我的小傻瓜，哭啊，哭啊，真拿你没办法！”母亲说。午后稍晚时分，她带着孩子在围着高篱笆墙的小山上一路跋涉。田野里的干草已经收割，牛群已转而吃二茬草了。好不温暖宁静啊。

莫雷尔太太不喜欢庙会。那里有两台旋转木马，一台靠蒸汽压力转动，另一台由一匹小马拉着转；三架手摇风琴摇得正欢；时而传来零星的噼啪射击声；卖椰子的小贩的刺耳的吆喝声；摆“打彩”摊的人的吆喝声；做西洋镜生意的女人的吆喝声。母亲看见儿子在华莱士狮棚外面瞪着眼睛瞧这只著名狮子的图片，高兴得不亦乐乎，它曾咬死一个黑人并使两个白人终身成为残废。她没管他，去给安妮买了一块奶糖。不多一会儿，儿子站在她面前，激动得不得了。“你没说要来呀——玩意儿多不多？——那只狮子咬死过三个人——我的两便士都花了——瞧这儿。”

他从口袋里掏出两个蛋杯，上面还画着粉红色毛萼洋蔷薇。“是我从那个摊子上赢的，把弹子打进洞里就赢。我打进了两次就得到这两个蛋杯——一便士打一次——上面画着毛萼洋蔷薇呢，瞧。这东西我早就想要了。”

她知道，他要这东西，是为了她。“嗬！”她兴高采烈地说。“真漂亮啊！”“你拿着，好吗？我怕弄破了。”

她来了这儿，他兴奋得不得了，带她东看看西逛逛，不管看见什么都要指给她看。看西洋镜的时候，她给他讲解画片的内容，就像讲故事，他听得简直着了迷。他不愿离开她一步，始终寸步不离，心中充满小男孩对母亲的自豪。她头戴有带子的黑色小软帽，身穿外套，嫣然一淑女，哪个女人也比不了。她遇见认识的女人时总是微微一笑。她感到累了，对儿子说：“行了，你是现在回去还是待会儿再回去呢？”“你这就要回去啊？”他大声地说，一脸不高兴。“还这就呢？四点钟都过了，我知道。”“你这就要走，为什么呀？”他说，惋惜不已。“你不想走，可以不走啊，”她说。

她带着小女儿慢慢往回走，儿子站在那儿看着她离开；让母亲走，他心中好不难受，却又舍不得离开庙会。当她经过星月酒馆前面的空旷地时，她听到男人们的呼喊声，闻到啤酒的味道，她加快了步伐，觉得她丈夫可能也在里面。

六点半钟左右她的儿子回来，疲惫，脸色不好，有点垂头丧气。他让母亲自个儿回家，心里不是滋味，尽管他不懂这是怎么回事。母亲走后，他就无心逛庙会了。“我爸回来了吗？”他问道。“没有，”母亲说。“他在星月酒馆里打下手，我从窗户黑色马口铁上的窟窿里看见的，还卷起了袖子呢。”“唉！”母亲顿时大声说。“他没钱了。管人家给多给少，他能挣点钱补贴补贴也就满足了。”

天色渐晚，光线已暗，莫雷尔太太做针线活已看不清了，于是起身走到大门口。欢腾之声不绝于耳，节日气氛无休无止，这终于对她产生了影响。她走到屋边的园子里。女人们纷纷从庙会回来，孩子们抱在手里的玩具有绿腿小白羊也有木马。偶尔有个男人东倒西歪地走过，手里能拿多少东西就拿多少东西，几乎是满载而归。偶尔个别好丈夫跟全家一起和和美美地走过。但通常是只见女人带着孩子。黄昏时分，那些留在家里的妈妈们，腰上系着围裙，两臂抱拢，站在小巷的几个角落里聊天。

莫雷尔太太独自一人，不过她对此早已习惯。她的儿子和小女儿上楼去睡了；因此，她这个家就是她的寄托，日子过得倒也安稳。即将出世的孩子却使她感到怅然。这悲凉世界似乎使她没有什么盼头——至少是在威廉长大成人之前。但是对她自己本人而言，只有凄凉的忍耐——忍耐到孩子们长大。孩子们！这第三个孩子，她是无力抚养的。她没想要这个孩子。孩子他爸在酒馆打下手，常常贪杯而醉。她看不起他，但又离开不了他。这个即将出世的孩子使她犯难不已。她苦于对付贫困、丑恶和卑贱，若不是因为有威廉和安妮，她对此真是厌恶不已。

她走进屋前的园子，想出去，可就是迈不动脚，但又不愿待在屋里。天很热，憋得她透不过气。想想未来，她的生活前景使她觉得仿佛被活埋在了地里。

前院是一小方块园地，四周围着水蜡树篱。她就站在那里，想在花香和渐暗而美丽的黄昏中得到一丝安慰。小园子门的对面，在高高的篱笆下面是一溜梯磴通往山上，其两旁已收割过的草地红似火。天空霞光万道。晚霞瞬间消失于田野边；暮色降临，大地和篱笆墙都笼罩在一片缥缈之中。天色渐暗，山顶一片红光，庙会的喧腾之声已随之渐渐减小。

时不时，一些人从树篱下的小路那片黢黑的凹地一路蹒跚而归。一个年轻人在山末端的陡坡上乱跑，啪的一声摔在梯磴上。莫雷尔太太打了个寒战。他爬起来，虽口出恶言，但也怪可怜，他似乎觉得是这梯磴故意加害于他。

她进屋，心里想，天下的事怎么就不能变一变。现在总算明白，是变啦。她跟自己的少女时代相隔如此之遥，如今走进河洼地后院都步子沉重的女人，还是不是十年前轻捷自如地跑上希尔内斯防波堤的那个女人，她真说不上来。“这跟我有何相干呢？”她自言自语道。“这一切跟我又有何相干呢？就连我快要有的这个孩子也在内！我好像就无足轻重啊。”

生活常常摆布人，支配其肉身，填满其历程，但并不真实，任其为之仿佛生活是可有可无的。“我等，”莫雷尔太太自言自语地说——“我等，我等的决不会来。”

她收拾厨房，点灯，加火，把第二天要洗的衣服找出来泡在水里，然后坐下来做针线活，在布料上飞针走线，井井有条，一干就好几个钟头。偶尔她也叹叹气，活动活动，解手。她无时无刻不在想，为了孩子们，应如何尽量利用好已有的条件。

十一点半钟，丈夫回来，那黑胡子上端的脸红通通亮光光的，他点了点头。他扬扬自得。“哦，哦，在等我吧，老婆？我帮安东尼打工来着，猜他给了我多少钱？两个半先令，不少啊，每一个便士都——”“他还不是想，余下的钱，都让你喝酒给扣了呗，”她干脆说出来。“我没有——我没有。你相信我，我今天没多喝，就一点儿，”他的声音软了下来。“瞧，我给你带回来点儿白兰地姜饼，还有一个椰子是给孩子们的。”他把姜饼和椰子——毛乎乎的东西——放在桌上。“喂，我说，你一辈子难道就不兴说声谢谢？”

她拿起椰子摇一摇，看里面有没有椰汁。算是和解了。“这东西可好了，我敢打赌。我从比尔·赫金森那儿要来的。‘比尔，’我说，‘你总要不了三个吧？就不能给我家儿子、女儿一个？’‘行啊，瓦尔特老弟，’他说，‘你想拿哪个都行。’我就拿了一个，谢了他。我不好意思当着他的面摇摇试试，可他说，‘哪个好，你自己得看准啦，瓦尔特。’所以你瞧，我知道这个准好。他够朋友，这个比尔·赫金森，他真够朋友啊！”“他这个人只要有黄汤下肚，什么都可以卖掉，你却跟他一起灌黄汤。”“嗯，你这个贱女人真讨厌，谁喝醉啦，我倒要知道知道？”莫雷尔说。他扬扬自得，就是因为他在星月酒馆帮了一天工。他唠叨个没完。

莫雷尔太太累得很，对他唠唠叨叨早已烦透了，趁他用火钩压灭火的时候，她赶紧去睡。

莫雷尔太太出身于有教养的老式市民家庭，祖辈是著名的独立派教徒，跟赫琴森上校打过仗，始终是坚定的公理会教徒。诺丁汉的许多花边厂商纷纷倒闭时，她的祖父在花边市场也破了产。她的父亲乔治·科帕德是位工程师——身材高大，一表人才，性情高傲，以他的白皮肤和蓝眼睛自豪，更以他的正直自豪。格特鲁德像她的母亲，身材娇小。她那傲慢、坚强的性情都是从科帕德家族继承来的。

乔治·科帕德为其贫困苦恼不已。他在希尔内斯造船厂当过技师领班。莫雷尔太太——格特鲁德——是他的第二个女儿。她长得像母亲，也最爱母亲；她的眼睛清晰湛蓝而咄咄逼人；前额宽阔，这就像科帕德家的人了。她记得，她曾憎恨她的父亲对她那温柔、诙谐、心地善良的母亲专横无理。她记得，她曾跑上希尔内斯防波堤并且发现了小船。她记得，她去到造船厂，那里的人都宠爱她都夸奖她，因为这孩子乖巧伶俐又傲气十足。她记得，她的那位女教师已有一把年纪，十分有趣，她是女教师的帮手，在那家私立学校里她是很喜欢帮女教师的忙的。约翰·菲尔德送给她的《圣经》，她至今还留着。十九岁那年，她从教堂回家，常与约翰·菲尔德同行。他是一商人的儿子，在伦敦上过大学，有从商的打算。

她总铭记在心的是九月里一个星期日的下午，他们二人坐在她父亲家后面的葡萄树下。阳光射过葡萄叶间，映出种种美丽的图案，好似一件有花边的披巾，罩在她和他的身上。有些葡萄叶是纯黄色，宛如扁平的黄花。“坐着别动，”他大声说道。“你的头发，我真说不上像什么！像铜，像金一样闪亮，红得像烧透了的铜，阳光照在上面，金丝缕缕。都说是棕色。你母亲说是鼠灰色。奇怪。”

她看了看他闪烁的眼睛，但是她明净的脸上没有流露出内心的情意。“可你说你是不喜欢做生意的，”她追问道。“我不喜欢。我讨厌做生意！”他急躁地大声说。“不妨就当牧师吧，”她半哀求似的说。“我很想。我很想这样，如果我认为我能成为第一流的传教士。”“那你为什么不——为什么不呢？”她的声音充满不以为然的意味。“我如果是个男子汉，什么也阻止不了我。”

她扬着头。他在她面前显得有点羞怯。“可我父亲倔得很。他的意思是要我经商，我知道他做得到的。”“亏你是个男子汉呢？”她嚷道。“是男子汉，也强不了多少，”他回答说，皱着眉，无可奈何。

如今她住在河洼地，里里外外忙得她团团转，何谓男人，她也渐渐随之体验到了几分；她明白了，是强不到哪儿去。

二十岁时，因健康之故，她离开了希尔内斯。她的父亲退休后回了诺丁汉老家。约翰·菲尔德的父亲破产；做儿子的去诺伍德当了教师。她一直没有他的音信，过了两年之后，她才毅然打听。他已娶他的女房东为妻，四十岁，是位有产业的遗孀。

莫雷尔太太至今仍保存着约翰·菲尔德的《圣经》。她不相信他会——不说也罢，他会怎么着或者不会怎么着，她心里都一清二楚。为了她自己，她保存着他的《圣经》，而且把他完整无损地记在她心里。三十五年来，直至她寿终正寝，她从未提过他。

二十三岁那年，在圣诞节聚会上，她认识埃雷瓦许谷的一个年轻人。莫雷尔当时二十七岁。他体格健壮，身体长得直溜儿，十分漂亮，卷卷的黑发照旧是亮光光的，浓密的黑胡子从来不刮。他的脸庞彤红，嘴巴红润，引人注目，因为他总是放声大笑。他那朗朗笑声实为希罕。格特鲁德·科帕德注视着他，着了迷。他有声有色、朝气蓬勃，一开口总是妙语解颐，与人相处甚为随和。她的父亲也妙趣横生，但往往带有讥讽。这个人却不一样：和蔼，不带书卷气，热情，爱嬉戏。

她本人则相反。她生性好奇，十分敏悟，对别人的谈说总听得津津有味。她善于诱导别人谈天说地。她对各种见解都感兴趣，大家都认为她聪颖过人。她最喜欢同有教养的人争论宗教、哲学或政治问题。这种乐趣，她并不常有。所以她总让别人对她谈谈他们自己，从中找乐趣。

她身材娇小，前额很高，一头卷曲的棕色秀发。蓝色的眼睛十分坦挚，目光锐利。她的两只手十分纤柔，像科帕德家的人的手。衣着素淡。她身穿深蓝绸衣，戴一串银亮亮的银白贝壳装饰物，十分别致。这件东西，还有一枚大大的螺形金胸针，装饰品也仅此而已了。她依旧心虔志诚，胸怀坦荡。

瓦尔特·莫雷尔在她面前可谓心醉神迷。在这个矿工眼里，这位小姐，她又神秘又迷人。她跟他讲话时说的英语非常纯正而带南方口音，他听了感到紧张。她看着他。他跳舞跳得好，天生是跳舞的材料，而且是他的一大乐事。他的祖父是法国难民，娶了个英国酒吧女侍——如果说得上是娶的话。这个年轻的矿工跳舞时，格特鲁德·科帕德在一旁看着他，那般欢跃，那舞姿都同样微妙之至、出神入化；他的脸——他身上的精华部分——容光焕发，黑发蓬乱；不论是请什么舞伴跳舞他都同样笑呵呵地鞠一躬。像他这样的人，她从未见过，她认为他不同一般。在她心目中，父亲就是男人的典范。乔治·科帕德为人傲慢，英俊，也相当尖刻，以读神学书籍为乐，只赞成一个人，那就是使徒保罗；他治家简直近乎严而不讲情面，对亲属冷嘲热讽；一切感官上的乐趣他都不予理会：……他跟这个矿工大不一样。格特鲁德本人根本瞧不起跳舞；她对此道毫无兴趣，连罗杰·德·柯弗利舞都没学过。她像她父亲一样，是高风亮节的清教徒。因此，这个男人的引起美感的生命火焰之脉脉温情虚幻而珍奇——烛焰般地迸发出他的肉体，不像她的生命要激情奔放却受到思想和精神之阻挫——对她而言似乎有些奇妙也是她难以理解的。

他走上前向她鞠一躬，她顿时觉得浑身热乎乎的，像喝醉了一样。“这支舞，请你一定跟我跳，”他亲切地说。“很容易的，你知道。我很想看你跳舞。”

她曾经告诉他，她是不会跳舞的。她见他这般谦恭，不由露出微笑。她的笑容甚美。它感动得这个男人把一切都忘了。“不，我不跳舞，”她低声说。她的话直率而动听。

他并不知道自己之所为——他做事做得对是常凭直觉的——便在她旁边坐下，毕恭毕敬地低着头。“你可别错过这支舞啊，”她说，带有一点责怪的口气。“不，这支我不跳——我不喜欢这支。”“可你刚才还请我跳这支呢。”

他听了此话不禁大笑起来。“这一着我可没防到。你总算没说我把身子撅起来。”

这次轮到她顿然大笑了。“你那样子好像也没有不撅啊，”她说。“我像猪尾巴。撅着，也是因为没法子，”他哄然大笑。“这么说，你是矿工！”她惊异地大声说。“是啊，十岁就下矿了。”

她看着他，惊愕不已。“十岁！岂不很辛苦？”她问道。“很快就习惯了。像老鼠一样过日子，在夜里才出来看看。”“这话使我觉得难解，”她皱皱眉。“像个地老鼠！”他笑道。“是啊，有些家伙到处乱窜，真像地老鼠。”他把头向前一伸，没头没脑地直抽动鼻子，似在东闻西嗅辨方向，活像只田鼠。“他们就是这样！”他天真地断言道。“你没见过他们在井下的样子。哪天我带你亲眼看看。”

她望着他，感到震惊不已。她眼前突然展现出一种全新的生活。她对矿工的生活有了点了解，好几百名矿工在地底下干苦活，到夜晚才出来。她觉得他好高尚啊。他每天都冒着生命危险，却快快活活。她看着他，那纯朴的淑静之情充满魅力。“侬不愿去吗？”他轻言细语地问。“大概是不想去，会把侬身上弄脏的。”

以前从来没有谁这样侬来侬去地称呼她。

第二年圣诞节他们结了婚；婚后三个月里，她万分幸福；婚后六个月里，她十分幸福。

他在戒酒誓约上画押，带上绝对禁酒者的蓝徽章；他可会做做样子了。她以为，他们住的是他本人的房子。房子虽小倒也方便，布置得很好，家具坚固，是上等货色，跟她诚实善良的心灵甚为相配。她跟四邻的女人们不相往来，莫雷尔的母亲和姐姐对她那闺秀样子时常报以冷笑。不过，只要有丈夫亲近，她独来独往，也能过得十分自在。

有时，她自己对卿卿我我感到乏味，便恳切地向他倾吐衷情。她见他恭恭谨谨地听着，却不明其意，致使她要相亲相爱而更加亲昵无间的努力落空，不由心中有些不安。他有时在傍晚也不休息：她知道，他仅仅身边有她还嫌不够。当他找点零活干干时，她感到高兴。

他人很勤快手很巧——什么都会做什么都会修。于是她就会说：“我真喜欢你母亲的那个拨火棍——又小又灵巧！”“是吗，我的小妞儿？唔，是我做的，给你也做一个就是！”“什么？那可是钢的啊！”“那又怎么着！你也能有，不说是一模一样也差不离。”

到处弄得乱糟糟的她不在乎，锤声叮当她也不在乎。他忙啊，忙得心里高兴。

到第七个月，她给他刷节假日穿的外衣，摸到胸前口袋里有几张纸条，一时好奇便掏出来看了看。这件结婚时穿的长礼服，他是很少穿的：她根本就没想到会有纸条。是——家具账单，还没付钱。“看这儿，”她说，这时已是晚上，他刚洗过澡也吃过晚饭，“我在你的结婚礼服口袋里找到的。还没有付钱吗？”“没有。没机会。”“可你对我说过，都付清了。到星期六，我还是到诺丁汉去把钱付了吧。我不愿坐别人的椅子，也不愿用没有付钱的桌子吃饭。”

他没有回答。“把你的存折给我，可以吗？”“可以，只要你用得着。”“我本以为——”她说道。他曾对她说是攒了不少钱的。但她明白，问也是白问。她直挺挺地坐着，心里又烦又气。

第二天她去见他的母亲。“家具，是你给瓦尔特买的吧？”她问道。“对，是我买的，”老太太尖刻地回了一句。“他给了你多少钱买家具？”

老太太怒气冲冲。“既然你这么想知道，那就告诉你，八十镑，”她回答说。“八十镑！可还欠四十二镑呢！”“我也没法子。”“钱都花到哪儿去了呢？”“账单都在，你去看看就知道了——除了他欠我的十镑，在这儿办婚宴花了六镑。”“六镑！”莫雷尔太太应了一声。在她父亲为她的婚事花了一大笔钱之后，在瓦尔特父母家吃吃喝喝另外挥霍的六镑由他负担，她觉得这实在荒谬。“他的房子花了多少钱？”她问道。“他的房子——哪个房子？”

莫雷尔太太气得嘴唇发白。他曾对她说，他住的房子和隔壁的房子都是他的。“我原以为我们住的房子——”她说。“都是我的房子，两幢都是我的，”婆婆说。“钱还没付清呢。我能按时付抵押利息就算不错了。”

莫雷尔太太坐着，脸色苍白，一声不吭。如今，她成了她的父亲了。“这么说，我们还得付你房租了，”她冷冷地说。“瓦尔特在付，”婆婆回答道。“多少？”莫雷尔太太问。“一星期六先令六便士，”婆婆应道。

房子不值这个价。莫雷尔太太在婆婆面前把头一昂，直视前方。“你有这样的丈夫算你有福了，”老太太讥讽地说，“钱的事全由他操心，你百事不愁。”

年轻的妻子沉默不语。

她没对丈夫说什么，但对他的态度却变了。她那心灵之高洁已经晶化，心如铁石。

十月到来时她只想到了圣诞节。两年前的圣诞节，她遇到他。一年前的圣诞节，她嫁给了他。这个圣诞节，她将给他生个孩子。“你自己不跳舞吧，太太？”她最近的邻居问她。这是在十月里，大家都在大谈特谈在贝斯特伍德的砖瓦小旅馆开舞蹈班的事。“不——我一点儿也不想，”莫雷尔太太说。“怪啦！你居然嫁给你先生，真有意思。要说，他可是跳舞行家呀。”“我还不知道他是行家呢，”莫雷尔太太大笑。“没错，他是行家！唷，他在矿工纹章俱乐部开舞蹈班都有五年啦。”“是吗？”“那可不，”另一个女人不管三七二十一了。“每星期二都挤满了人，还有星期四、星期六——听大伙儿说，还出了好些丑事。”

这种事使莫雷尔太太生气也使她怨恨，而她对此也不无责任。那些人一开头就不想饶她；因为她高人一等，尽管她并不是有意的。

他开始很晚才回家。“他们现在干活干得很晚，是不是？”她对洗衣女工说。“不比平时晚，我看不比平时晚。可是他们下了工就去艾伦酒馆喝几杯，聊聊天，就是这么回事！饭都等凉了——也活该。”“但是莫雷尔先生是不喝酒的。”

洗衣女工放下手里的衣服，看着莫雷尔太太，然后又继续干活，什么也不说了。

孩子出生时，格特鲁德·莫雷尔病得很厉害。莫雷尔对她非常好。但是她感到非常孤单，因为身边没有她家的人。如今跟他在一起，她感到孤单；他在，反倒使这种感觉更加强烈。

起初，孩子又小又弱，不过长得很快。他是个漂亮的孩子，有金色的鬈发，有深蓝色的眼睛，后来渐渐变成了明净的灰色。他的母亲一往情深地爱他。他出世，正值她的幻想破灭、痛苦最难以忍受之时，正值她对生活的信念受到挫折、心如死灰之时。她对孩子悉心照顾，做父亲的妒忌了。

最终，莫雷尔太太鄙视她的丈夫了。她亲于孩子；她疏于孩子的父亲。他已经开始无视她；他家已无新颖可言。她痛苦地对自己说，他这个人没有胆气。他在此刻感觉到事情已成这样。他对什么都置若罔闻。他徒有其表。

夫妻间展开了一场斗争——可怕而残忍的斗争，二人中有一人死去方可结束。她奋力使他负起自己的责任履行自己的义务。但是他跟她相去甚远。他生来就是纯感官的天性，而她力求使他守德行信宗教。她力图迫使他面对现实。他对此不堪忍受——弄得他发狂。

孩子尚小，父亲的脾气却已狂暴得令人难以置信。孩子稍有吵闹父亲便发火。这还不算，这个矿工的有力的双手也不放过孩子。莫雷尔太太憎恶她的丈夫，一连憎恶好几天；于是他出去喝酒；他这行径，她倒不怎么在意。只不过，等他回来，她便狠狠地把他奚落一番。

二人日渐疏远，他便会有意或无意间对她恶言恶语、恶声恶气，可他以前不是这样的。

威廉刚一岁，他母亲便为他感到自豪，他实在逗人爱。此时她手头不宽裕，总有她的姐妹买衣服给孩子穿。头上戴个小白帽，帽子上盘着一根鸵鸟羽毛，一身白衣，满头鬈发，他真是她的最大的幸福。一个星期天早上，莫雷尔太太躺在床上，听见父子二人在楼下叽里咕噜说话。后来她打了打盹。她到楼下时，壁炉的炉火正旺，屋里很暖和，桌上撂着早餐，莫雷尔坐在扶手椅上，靠近壁炉架，胆怯怯的样子；孩子站在他的两腿之间——像绵羊剪了毛似的，露个古里古怪的圆脑袋——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莫名其妙地看着她；炉边地毯上铺着一张报纸，报纸上是一堆月牙形的鬈发，好似金盏花的花瓣散落在炉火的红光之中。

莫雷尔太太呆呆地站着。他是她的第一个孩子啊。她脸色苍白，说不出话来。“你看他怎么样？”莫雷尔颇为不安地笑笑。

她紧握拳头举起来，向他走去。莫雷尔赶紧往后退。“我杀了你，杀了你！”她说。她气得说不出话来，举着拳头。“你总不想让他像个女孩吧，”莫雷尔说，那口气充满惊惧，低下头避开她的目光。他本要听到笑声的想法烟消云散了。

母亲低头看看孩子的头，头发剪得很短，参差不齐。她用两手摸摸他的头发，抚摩、爱抚他的头。“啊——我的孩子！”她说，声音发颤。她的嘴唇颤抖，苦着脸，一把抱过孩子，脸贴在他肩上痛哭起来。她不是那种爱哭哭泣泣的女人；哭泣是她伤心所致，人皆如此。她那呜咽声，像从她身上撕裂开似的。

莫雷尔坐着，两肘撑在膝上，两手紧握，指关节握得发白。他盯着炉火发愣，仿佛喘不过气来。

过了片刻，她不哭了，哄哄孩子，把饭桌拾掇一下。铺在炉边地毯上的报纸，堆在报纸上的鬈发，她没管，就让它那样。最后她的丈夫把它收拾好放在壁炉后面。她无话可说，一声不吭，只顾干自己的活。莫雷尔服帖了。他蹑手蹑脚，一副可怜相，他那天吃饭简直是受罪。她跟他说话时总是客客气气，对他以前的行径绝口不提。但是，严重后果已造成，他感到不可挽回了。

后来她说她当然也有点傻，孩子的头发迟早是要剪的。最后她甚至对她丈夫说，他给孩子剪头发是当了一回理发师，这也没什么不好。然而她知道，莫雷尔知道，这件事给她的内心产生的影响非同小可。那情景她一辈子都记得，是使她最为痛苦的一件事。

这次男性的毛毛躁躁的行为，是刺穿她对莫雷尔的爱恋的矛。以前，她跟他苦争苦斗时也因他而操心费神，仿佛他跟她若即若离而误入歧途。如今，她不再为他的爱操心费神了；对她而言，他已是外人。这样一来，日子倒更好过了。

不过，她仍跟他抗争。她仍抱有清教徒代代相传的崇高道德观念。如今这已成了一种宗教本能，她在他面前几乎是个狂热的宗教徒，因为她爱他，或者说曾经爱过他。如果他有过错，她便拷问他。如果他喝酒，说谎，她便以恶言相讥，常说他是胆小鬼，有时说他是无赖。

他们二人相去甚远，可谓不幸。也许他平庸无为，对此她无法满意；她认为他应能有所作为。所以，她力求使他为人更高尚而他却做不到，这无异于毁了他。她也伤害、损害了自己，使自己的内心受到创伤，但她的价值丝毫未损。她还有孩子们呢。

他十分贪杯，但不比许多矿工更贪杯，往往是喝啤酒，健康受到影响，却于身体无损。周末是他痛饮大闹的好时机。每逢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晚上他都坐在矿工纹章酒馆里喝酒喝到酒馆关门。到星期一和星期二，他不得不起床，快到十点钟才不情愿地出门。有时在星期三和星期四晚上他待在家里，或者只出去一个钟头。事实上他从未因喝酒误过工。

虽说他从不旷工，工钱却减少了。他是个碎嘴子，舌头不饶人。他痛恨权力，也只能损一损矿井管理人。他在帕默斯顿酒馆说：“今天上午工头到我们矿井来过，他说，‘你知道，瓦尔特，这样可不成。这些坑木是怎么回事？’我对他说，‘喂，你说什么？坑木又怎么啦？’‘这样不成，这些坑木，’他说。‘顶板会塌下来，迟早总有一天的。’我说，‘那你最好站在硬化黏土上，用你的脑袋顶住它呗。’这一下把他惹火了，臭骂了一通，大伙儿都乐呵呵地大笑。”莫雷尔极善于模仿人。他把管理人那圆润、刺耳而且还想操一口标准好英语的嗓音模仿了一番。“‘别来这一套，瓦尔特。谁更懂，是我还是你？’于是我说，‘你懂多少，我就从来没见识过，阿弗雷德。还是回去睡在床上好好想想得啦。’”

莫雷尔就这样嘴巴不饶人，为他的酒友们取乐助兴。有些话倒也是真话。那个矿井管理人没有受过多少教育，跟他自幼就在一起，因而二人互不买账，但或多或少也能相互将就将就。阿弗雷德·查尔斯沃斯对他的这个同事在酒馆里的所言所谈没有予以原谅。其结果是，莫雷尔采矿虽然是把好手，结婚那阵子有时一星期能挣到五英镑，后来分给他开的矿坑就越来越差，煤层薄，开采难，所以挣不到多少钱。

再说，夏天是采矿淡季。常见男人们在晴朗上午的十点、十一点或十二点钟便成群结队回家了。没有空着的煤车停在矿井口。山坡上，女人们一面在篱笆上拍抖炉边地毯一面四下张望，数着火车头一路拉进山谷的矿车有多少节。孩子们放学回家吃午饭时，则看看山下的田野，看见吊杆轮子停了，便说：“敏顿矿停工了。我爸要回来了。”

女人、孩子、男人都忧心忡忡，因为到了周末就该缺钱花了。

莫雷尔每星期应给妻子三十先令包干——房租、伙食费、衣服费用、俱乐部会费、保险费、医疗费。如果他偶尔手头宽裕，便给她三十五先令。不过，这种次数远不及给她二十五先令的次数。冬天，矿坑地段情况相当好，他兴许能一星期挣五十先令或五十五先令。这时候他可乐啦。星期五夜晚，星期六，星期日，他花钱大手大脚，动不动就花一英镑左右。钱花了这么多，却不会为孩子们多花一便士或者给孩子们买一磅苹果。钱，都喝了酒。年景不好时，情况更叫人担心，好在他也不常喝酒，因而莫雷尔太太常说：“连我自己都说不上来，是不是情愿我手头紧点，因为他手头一宽裕，日子就过不安宁。”

如果他挣到四十先令，他留十先令；挣到三十五先令，他留五先令；挣到三十二先令，他留四先令；挣到二十八先令，他留三先令；挣到二十四先令，他留两先令；挣到二十先令，他留一先令六便士；挣到八先令，他留一先令；挣到十六便士，他就留六便士。他一个便士也不攒，也不给他妻子攒钱的机会；相反，她不时还得替他还债；不是酒债，因为酒债到不了女人手上，而是他买了一只金丝雀或是买了一根花哨的高价手杖欠下的债。

节假日快到时，莫雷尔干活就很马虎；莫雷尔太太则要设法攒点钱以备分娩时用。他出去花钱寻乐而她却待在家里犯愁，所以她一想到这情形就一肚子气。节日放假两天。星期二上午莫雷尔起得很早。他兴致勃勃。六点钟还不到，她便听见他在楼下吹着口哨。他很会吹口哨，活泼而动听。他几乎总是吹赞美诗。他的嗓子极好，曾是唱诗班里的男童，曾在索斯韦尔大教堂唱过独唱。仅此一大早的口哨声就已经把这表现出来了。

他的妻子躺在床上，听着他在园子里东修修西补补，那口哨声随着锤锤锯锯的声响悠扬传来。在明媚的清晨，她躺在床上，孩子们还没醒，听到他有这般男子汉的横生妙趣，她总有一种温暖、安宁的感受。

九点钟，孩子们光着腿坐在沙发上玩耍，母亲在梳洗，他干完活走了进来，袖子卷着，背心敞着。他仍然是个美貌的男人，卷卷的黑发，一把黑黑的大胡子。他的脸色或许过于红得像火，使他简直像个火爆性子。但是眼下他愉快得很。他径直走到妻子梳洗用的水槽边。“怎么，你在用！”他嘟囔着。“一边儿去，让我洗。”“你等我洗完，”他妻子说。“嗯，要我等？我要是不愿意等呢？”

这话是很冲，暗含的却是舒畅心情，把莫雷尔太太逗乐了。“你可以用水桶里的水洗啊。”“哈，还什么可以呢，你这个愣小妞真讨厌。”

他说罢，站着看了她一会，然后走开等着她。

只要他愿意，他仍然可以使自己再成为真正的对女人殷勤有礼的男人。他外出时通常喜欢在脖子上围条围巾。

这次，他却梳洗打扮了一番。他用手捧起水来把脸冲洗冲洗，还鼻子噗噗喷气，显得兴致勃勃，一闪身就进厨房照镜子，镜子太低，他只好弯下身，把湿淋淋的黑发一丝不苟地梳了个分头，这都使莫雷尔太太大为不快。他戴上翻叠的硬领，打上黑领结，穿上节日燕尾服。他果然十分潇洒，他的衣装是无法让他潇洒的，让他潇洒的是他充分展示其好相貌的天性。

九点半钟，杰利·珀迪前来找他的伙伴。杰利是莫雷尔的知交，莫雷尔太太不喜欢此人。他又瘦又高，一张狐狸似的脸，好像没有睫毛。他走路时挺着身子，架子十足，脑袋像是安在木头发条上似的。他天性冷漠、精明。想大方时也乐于大方一番，他似乎很喜欢莫雷尔，多少对他有些照应。

莫雷尔太太憎恶他。她认识他的妻子；到最后，这女人对她丈夫恨之入骨，他一进她的屋里她就会气得吐血；她死于肺病。凡此种种，杰利满不在乎。现在他的最大的女儿已经十五岁，帮他管那个不幸的家，照看两个年纪更小的孩子。“一毛不拔，没心肝的东西！”莫雷尔太太对他是这般评价。“我处世以来还没觉得杰利一毛不拔呢，”莫雷尔反驳道。“依我看，你上哪儿也找不到比他还大方比他还慷慨的人啦。”“对你倒是大方得很，”莫雷尔太太反击道。“他对他的几个孩子，可怜啦，可够一毛不拔的。”“可怜！他们怎么个可怜，我倒想知道知道。”

莫雷尔太太听到杰利的事就愤愤不平。

争论所涉及的这位对象，把他的细脖子伸过洗碗间的帘子时，被发现了。他跟莫雷尔太太的目光碰了个正着。“早上好，太太！先生在家吗？”“在——他在家。”

杰利不请自进，站在厨房门口。没人请他坐下，他就站着，不动声色地维护着男人们和丈夫们的权利。“天儿真好，”他对莫雷尔太太说。“是啊。”“今儿早上出去多带劲——散散步多带劲。”“你是说你们要出去散散步？”她问道。“是啊。我们打算散步到诺丁汉，”他回答。“哼！”

这两个男人互相打了打招呼，都很高兴：杰利自信不已，而莫雷尔有所抑制，怕在妻子面前高兴过了头。但他赶紧系好鞋带，带劲得很。他们要穿过田野走上十英里到诺丁汉去。他们从河洼地爬上山坡，在午前都是一路上行，好不痛快。到了星月酒馆，二人第一次停下来喝了杯酒，继而行至老来处酒馆。接着，忍着干渴又走了五英里之远的路程，到了布尔韦尔才好好喝了一品脱的苦啤酒。他们和几个翻晒干草的人一起在田里待了片刻，这几个人的酒瓶都灌得满，所以，当他们二人可以看见那城镇时，莫雷尔已经有几分醉意。在他们眼前，那城镇向高处延伸，在正午强烈炫目的阳光下烟雾弥漫，远处南边的山脊间，尖塔屋顶、工厂厂房和烟囱星罗棋布。行至最后一片田地，莫雷尔在一棵老橡树下一躺，酣睡了一个多钟头；起身往前走时还感到有些晕晕乎乎。

二人同杰利的姐姐一起在草原饭馆用过午饭后，又去大酒钵酒馆，他在那里兴奋不已地赌了一把。莫雷尔一辈子没玩过纸牌，觉得这玩意儿颇具玄妙、狠毒的力量——他称之为“魔鬼的图画”！但是，他玩九柱戏和骨牌可是高手。他接受纽瓦克的一个人的挑战，玩了一场九柱戏。在那家长长的老酒馆里，人人都押注，押两方的人都有。莫雷尔脱下外衣。杰利手里拿着装满钱的帽子。众人在桌旁观战。有的站着，手里拿着大酒杯。莫雷尔细心地掂一掂大木球，然后投了出去。他把九柱统统击倒，打了个满堂红，赢了两个半先令，这下有钱付酒账了。

到七点钟左右，二人好不轻松自在。他们乘七点半的火车回家。

下午的河洼地就叫人无法忍受了。待在家里的人都到屋外。女人们三五成群，没戴帽子，系着白围裙，聚在房屋间的巷子里饶舌。喝过酒后要歇口气然后再喝的男人们都蹲在那里聊天。这地方死气沉沉；石板屋顶在燥热中发出反光。

莫雷尔太太带着小女儿走到草地小溪边，离家不到两百码远。溪水从石头和破瓶破罐上面湍湍流过。母女在那座老牧羊桥上，凭栏远眺。莫雷尔太太能看到，在草地另一头的水潭处有几个光着身子的男孩子的人影时时出现在挺深的黄黄的水里，偶尔，有个机灵的人影在稍带黑色、死气沉沉的草地上一溜烟地一晃而过。她知道威廉在水潭处玩，她时刻都担心，怕他淹死。安妮在高高的树篱下面玩，捡杨树球果，她管它叫小葡萄干。这孩子需要好好关怀；苍蝇喧扰不停。

七点钟，安顿孩子们睡觉。她随后又干了一会活。

瓦尔特·莫雷尔和杰利·珀迪到达贝斯特伍德时，感到心里好像一块石头落了地；火车旅行总算结束，所以要在这得意的一天最后来个锦上添花。

他们怀着旅客们归来的满足走进纳尔逊酒馆。

第二天要上工，男人们一想到它，他们的好兴致便一扫而光。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钱已花光。有的已经灰溜溜地回家睡了，准备第二天上工。莫雷尔太太听见他们那哀痛的歌声，便走进屋里。九点钟已过，十点钟也过了，“那一对”还没回来。不知哪家门阶上有人大声慢慢吞吞地唱道：“给我指引，仁慈的荣光。”那些男人喝醉了酒，动不动就哭的时候总得唱这首赞美诗，她听了总是十分愤慨。“好像‘吉纳维夫’还不够味儿似的，”她说。

厨房里一股煮开了的香草和蛇麻草的香味。锅架上的一口大黑锅慢慢冒着热气。莫雷尔太太拿来一个用粘红土烧成的大钵子，倒入大量白糖，使出全身力气端起锅来，把锅里煎好了的酒汁倒进钵子里。

正在此时莫雷尔进了屋。他在纳尔逊酒馆里说有多快活就有多快活，但一到家就憋气。他热燥不已时曾睡在地上，过后，热燥和疼痛感觉还没有完全消退；他快到家时又觉心中有愧。他不知道自己憋着一肚子火。他开园子的门，门不开，他踢它一脚，踢断了门闩。他进屋时，莫雷尔太太正在倒香草汁。他摇摇晃晃地歪靠在桌边。滚热的酒汁溅了出来。莫雷尔太太吓得往后一退。“天啦，”她嚷道，“醉成这样才回来！”“醉成什么样才回来？”他吼道，帽子都耷拉在眼睛上了。

她身上突然血往上涌。“那就说你没有醉呀！”她脱口而出。

她已放下锅，在搅拌酒里的糖。他的两手重重地往桌上一搁，把脸凑到她跟前。“‘说你没有醉呀’，”他重复一遍。“唔，只有像这个讨厌的臭婆娘才会这样想。”

他把脸朝她再凑近些。“干什么都没钱，乱花就有钱。”“我今儿还没花到两先令，”他说。“你不花钱就不会这么烂醉如泥吧，”她回答道。“还有，”她大声说，顿时大怒，“你那个可爱的杰利对你这么可靠，好啊，那他就该好好照看他自己的孩子，因为孩子们需要照看。”“胡扯。胡扯。你别胡说了，婆娘。”

他们的争吵之箭已在弦上。各自把一切皆忘，只想着憎恨对方和这场争吵了。她跟他一样暴躁如雷。二人不停地争吵，直到他骂她撒谎都不打哽。“不对，”她大嚷一声，惊跳起来，几乎气都喘不出来。“别这么说我——你，你才是从谎大王里挑出来的最可鄙的谎大王。”她胸口憋得厉害，费了好大的劲才把最后几个字说出来。“你是个撒谎婆！”他大喝一声，用拳头直捶桌子。“你是撒谎婆，你是撒谎婆。”

她挺直身子，攥紧拳头。“你把家都玷污了，”她嚷道。“你走就是——是我的家。滚出去！”他大吼道。“钱是我挣的，不是你。这是我的家，不是你的。出去——滚出去！”“我要走的，”她嚷道，一时克制不住惊吓而流泪。“要走的，要走的，早就要走，可是就因为有孩子们。唉，我真后悔，几年前我只有一个孩子的时候就该走了”——突然破涕为怒。“你以为我留下来是为你——你以为我愿意在这儿为你多待一分钟？”“那就滚，”他大声吼道，像发狂似的。“滚！”“不！”她转过身去。“不，”她大声说道，“不能全都听你的；不能你想怎么就怎么。我得照料孩子们，”她大哭，“把孩子交给你，亏你想得出来。”“滚，”他吼道，声音沙哑，举起拳头，又有点怕她。“滚吧！”“那我就太高兴了。要是真能离开你，我的老爷，我真会高兴得大笑一场，”她回答说。

他走到她跟前，脸通红，两眼充血，向前一把抓住她的两只胳膊。她害怕得叫起来，竭力挣脱。他稍觉清醒时，直喘气，粗暴地把她拽到门边，往外一推，呯的一声关上门，插上门闩，把她关在外面。然后他回到厨房，往扶手椅里一倒，头耷拉在两膝之间，血往上冲，头都要炸了。他因精疲力竭又酒性未消，就这样渐渐昏昏然了。

八月之夜，月上树梢，月光明亮。莫雷尔太太气得心绪麻乱不清，见周围那一片皎洁的白光照在身上，颇有凉意，并且使她火急火燎的内心为之惊颤，不禁打了个寒战。她无可奈何，站了好一阵子，凝视着门附近亮闪闪的大黄的大叶子。然后她好好地吸吸气。她走到园子的小径，四肢发抖，腹中的孩子也动得很凶。一时间她控制不了自己的意识；她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刚才那一幕，想了又想，有些话，有些瞬间，想起来就像灼热的火印烙在她的心上；每当她让过去一小时的那一幕再现眼前一遍，那火印便在原处烙一下，直到印记烙牢、痛苦烙尽，最终清醒过来。她这般精神恍惚谅必持续了半个钟头。接着她便明白眼前是黑夜。她胆怯地看看四周。她信步走到侧面的园子，在小径上走来走去，这小径在醋栗丛旁边，醋栗丛在长长的院墙下面。园子狭长，与横穿房屋间的路相连，中间隔着一道茂密的荆棘树篱。

她急忙离开侧面的园子走到屋前，她在这汪洋一片的白光深渊中，仿佛能经受住高挂天空照着她的月亮似的；前面群山间如水的月华洒满蹲伏在河洼地的那个山谷，几乎使人眼花缭乱。她在那里觉得紧张无力，直喘气，似哭非哭地一遍又一遍喃喃自语：“真麻烦！真讨厌！”

她觉察到附近有什么东西。她竭力打起精神，看看是什么触动了她的知觉。高高的洁白的百合花在月光中摇曳，空气中花香阵阵，似乎有花仙子为伴。莫雷尔太太胆怯地微微喘口气。她摸摸这又大又苍白的花的花瓣，不禁哆嗦起来。它们好像在月光下伸懒腰。她把手伸到一朵白花上，月光下，那金色花粉在她的手指上几乎显不出颜色来。她弯腰看看黄色花粉，那颜色却十分暗淡。她深深吸饮一口花香。花香使她头晕。

莫雷尔太太靠在园门上，看看外面，霎时失去感觉。她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只知稍觉恶心，只知怀着孩子，她自己像一股花香消散于灰白而光亮的天空了。过了片刻，这孩子也跟她一起消散于这融合一切的月光穹苍，她跟群山、百合花、房子一起安息，仿佛一起都飘荡于昏昏沉沉之中。

她清醒过来，累得想睡觉。她疲倦地看看四周；一簇簇白福禄考好似铺着亚麻布的树丛；一只飞蛾从它们上面飞过，径直飞过园子。目光盯着它，人又清醒了。又一阵阵福禄考的纯净、馥郁的清香使她精神为之一振。她沿着小径走去，在白玫瑰花丛前停下。那气味芳香而纯朴。她摸摸玫瑰花的白色花瓣。它们的清新香味和清凉的叶子使她想到晨光和阳光。她非常喜爱它们。但她很累，想睡觉。在这神秘的户外，她感到形单影只。

四处寂静无声。显然，孩子们还没被叫醒，要不就是又睡着了。三英里以外，一列火车隆隆开过山谷。夜真是博大，真是奇妙，它无处不在、无时不在。银灰灰的夜雾中隐约传来刺耳的声音：不远处的秧鸡打鸣，火车叹息般的呼呼声，还有远处男人们的喊叫声。

她刚刚平静下来的心又跳快了，她赶紧穿过侧面的园子走到屋子后面。她轻轻地拉拉门闩；门仍是闩着的，严严实实地堵在她面前。她轻轻地拍拍门，等着，再拍拍。她可不能吵醒孩子们，也不能吵醒邻居。他一定是睡着了，不容易醒。她心急火燎要进屋。她抓住门把。天很冷；她会受伤的，还怀着身孕啦！

她将围裙往头和胳膊上一披，又急忙去侧面的园子，到了厨房的窗前。她靠在窗台上，从帘子底下正好能看见她丈夫的两只胳膊伸开耷拉在饭桌上，长着黑发的脑袋枕在桌上。他脸贴着桌子。他这样子使她对一切都感到厌恶。灯光颜色发黄，她一看就知道灯已点得冒烟。她敲窗子，越敲越响，连玻璃都快要敲破。他照样没有醒。

她白费劲，接着觉得发冷，一来因为身子靠在石头窗台上，二来因为疲乏。她总一直担心着未出世的孩子，一时不知怎样才能使自己暖和些。她走到放煤的小屋，屋里有一条炉边地毯，是她头一天拿出来准备给收破烂的人的。她把它搭在肩上。地毯虽脏，但很保暖。然后，她在园子的小径上来回走走，不时朝帘子底下瞄一瞄，敲敲窗子，心想象他这样歪扭着身子睡觉，最终总会醒的。

过了大约一个钟头，她敲窗子，轻轻地敲了好一阵子。这声音渐渐对他有些作用。她失望而不敲时，却见他动了一动，迷迷糊糊抬了抬头。他心劳过度而造成的伤痛使他有了知觉。她不顾一切地敲窗子。他惊醒过来。她当即就看见他握着拳头，瞪着两眼，看不出他有丝毫害怕的样子。就算来一群夜盗，他也会不管三七二十一，向他们扑过去。他瞪着眼看看四周，慌慌张张，但准备好开打了。“开门，瓦尔特，”她冷静地说。

他的手松开。他顿时明白他在此之前都干了什么。他垂下头，绷着脸，倔强得很。她看见他快步走到门前，她听见门闩响。他打开门闩。门开了——他一直待在昏暗的灯光下，开门看见这银灰灰的夜色，不禁有几分害怕。他赶紧往后退。

莫雷尔太太进屋时，见他几乎是跑出通向楼梯的门的。她进来之前，他已在忙乱中扯下硬领，把纽扣眼都扯破了。这使她很恼怒。

她暖暖身子，定定神。疲惫使她什么都不去想，动手做做没做完的杂活，摆好他的早饭，洗净他下井用的水瓶，把他的矿井工作服放在炉边烘烘干，把他下井穿的靴子放在工作服旁边，给他拿出一条干净围巾、背包、两个苹果，捅捅炉火，才去睡觉。他早已睡得酣熟，两道细长的黑眉紧皱，像憋着一股子怨气似的，脸向下伏着，嘴巴噘着，仿佛在说：“我不管你是谁你是干什么的，我要怎么着就怎么着。”

莫雷尔太太对他太了解了，哪还用得着看他一眼呢。她在镜前取下胸针，见自己脸上全是百合花的黄花粉，不禁淡然一笑。她擦去花粉，终于躺了下来。好一阵子，她依然心存芥蒂，但在她丈夫酒醉后一觉醒来之前，她已入睡了。

第二章 保罗出世，风波再起

经过上次争吵之后，瓦尔特·莫雷尔有好几天都羞愧满面，但不久又照样蛮横无理，照样冷心冷面。只不过那狂妄自信略有收敛。甚至从身体上看也变小了，焕发的雄姿也已衰微。他一向就长得不算粗壮，因此，机警、刚毅的风姿大为减色，他的体形似乎也跟着他的自尊与精神力量一起缩小了。

他如今总算明白妻子拖着身子干活该是何等艰辛，悔悟之心唤醒了他的同情心，促使他助以一臂之力。他从矿井直接回家，晚上不外出而待在家中，但星期五晚上总待不住的。不过他十点钟左右回家，而且不会喝醉。

他常常给自己做早饭。他起得早，时间充裕，不像一些矿工在清早六点钟就把妻子拽起床。五点钟，有时更早，他就醒来，起床下楼。她睡不着时往往躺在床上等待这一时刻，仿佛等待片刻的宁静。要等他出门之后似乎才能有真正的安睡。

他穿着衬衣下楼，挺费劲地把整夜放在炉边烘的工作裤穿上。炉子里总有火，因为莫雷尔太太捅过炉子。屋里第一个响声就是声，是拨火棍掏炉子的声，是莫雷尔打碎剩下的煤块把已经灌满放在炉架上的那壶水烧开。除了吃的以外，他要用的杯子、刀叉等等都已好好地摆在桌上的一张报纸上。他做好早饭，沏好茶，用炉边地毯的一角堵住门下边的缝以防风，把火添旺，坐下来高高兴兴地享受一个钟头。他用叉子叉起咸肉放在火上烤，用面包接住滴滴油脂；把咸肉片放在厚厚的面包上，用折叠小刀切成一大块一大块的，把茶倒进带茶碟的杯子里，心里真乐。和家里人一起吃饭可从来都不会这么开心的。他讨厌叉子；用此物很是时髦，但普通老百姓还很少用。莫雷尔喜欢用折叠小刀。他一个人吃着喝着，在天冷时常常坐在小凳上，背朝暖和的壁炉架，食物放在火炉围栏上，杯子摆在炉边。然后看看头天晚上的报纸——能看懂多少算多少——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可吃力费劲了。甚至在白天，他也喜欢拉下百叶窗，让蜡烛点着；这是在矿井里养成的习惯。

六点差一刻他站起身，切两块厚厚的黄油面包放进白布包里。他往白铁壶里灌满茶。他在矿井里最爱喝的是不放牛奶也不放糖的冷茶。然后他脱下衬衣，穿上在矿井里穿的背心，这是一种厚法兰绒马甲，领口开得很低，有短袖，很像女式衬衫。

然后他上楼，给妻子端去一杯茶，因为她身体不适也因为他想到了要这样。“我给你端来一杯茶，老婆，”他说。“啊，你用不着，你知道，我不爱喝茶，”她回答说。“喝了吧，喝了又能让你好好再睡一觉。”

她接过茶。见她接过茶啜了一口，他高兴得很。“我敢打赌，没放糖，”她说。“咦——放了一大块啊，”他说，有点委屈。“那就怪了，”她说，又啜了一口。

她披散着头发时，脸特别可爱。他爱看她这种喃喃抱怨的样子。他又看着她，然后扬长而去。他带到矿井吃的黄油面包从不超过两块，所以有个苹果或桔子对他乃是一大乐事。每次她给他放进一个时，他总是很欢喜的。他围上围巾，穿上又大又重的靴子，穿上外套，背上一个大袋子，袋子里放着装食物的小袋和茶壶，然后走进清新的晨曦，关上门，没锁。他喜欢这清晨，喜欢走过田野。他到达矿井口时，嘴里总咬着从树篱上摘下的一枝叶柄，下到井里整天嚼着叶柄保持嘴里湿润，感到像在田野里一样舒畅。

后来，孩子出世的日子迫近，他在上工之前便忙乎起来，掏炉灰，擦壁炉，打扫屋子，马虎了事。然后他自以为是地上了楼。“我替你都收拾干净了；今天你连一根指头也不用动，坐着看看书就得。”

这话让她笑了，尽管她还一肚子气。“饭呢，张嘴就有？”她回了一句。“呃，饭我不会做。”“没得吃，你就会做了。”“唉，兴许是吧，”他说完就走了。

她到楼下一看，屋子是收拾过，可没收拾干净。不彻底打扫一番，她是闲不住的；她拿着簸箕去倒垃圾。科克太太暗中注意着她，这时便煞有介事地向她自己家的堆煤屋走去。然后她朝木栅栏那一边咋呼：“哟，你还这么拖着身子忙呢？”“唉，”莫雷尔太太颇不以为然地回答，“不这么又能怎么。”“你看见霍斯了吗？”一个小个子女人在路对面喊道。那是安东尼太太，黑头发，个子小得出奇，老穿件紧身的棕色丝绒衣服。“没有，”莫雷尔太太说。“嗯，但愿他会来。我还有好些衣服要洗呢。我听见他的铃声了，没错。”“听！他就在巷子那头。”

这两个女人朝巷子那头望去。在河洼地尽头，有一辆像老式轻便马车式样的车，车里站着一个人，身子贴近好几捆淡黄色的织物；一群女人向那人伸着胳膊，有的手里拿着几捆。安东尼太太本人的一只胳膊上就搭着一堆没染过色的淡黄袜子。“这一个星期我织了十打，”她得意地对莫雷尔太太说。“啧啧啧！”对方说。“我不知道你哪有时间。”“嗯！”安东尼太太说。“找时间就能有时间。”“我不知道你怎么个找法，”莫雷尔太太说。“织这么多，能卖多少钱？”“两个半便士一打，”对方回答说。“唷，”莫雷尔太太说。“坐着织二十四只袜子，挣两个半便士，我情愿饿肚子。”“哦，我不知道，”安东尼太太说。“你可以捎带着织嘛。”

霍斯摇着铃过来了。女人们胳膊上搭着织好的袜子，在院子外等着。此人十分粗俗，总跟她们开玩笑，总想骗骗她们，欺欺她们。莫雷尔太太不屑于理睬，回到自家的院子。

这里有件事是不言自明的，如果哪个女人要邻居帮忙，就把拨火棍伸进壁炉里敲敲壁炉的后壁，因为相邻两家的壁炉是后壁靠后壁的，所以这声音就很大。一天早上，科克太太在和面做布丁，这时听见壁炉里砰砰直响，差点把她吓死。她两手沾满面粉就赶紧向栅栏跑去。“是你在敲吗，莫雷尔太太？”“请别在意，科克太太。”

科克太太爬上她家的煮衣服的铜锅，翻墙，翻到莫雷尔太太家这边，跑到这位邻居面前。“啊，亲爱的，感觉怎么样？”她关切地喊道。“你去把鲍尔太太找来，”莫雷尔太太说。

科克太太跑进院子，扯起又大又尖的嗓门喊道：“艾吉——艾吉！”

从河洼地这头到那头都能听到这喊声。艾吉终于跑了出来，被派去请鲍尔太太，科克太太则撂下布丁不管，陪着她的邻居。

莫雷尔太太躺上床。科克太太给安妮和威廉做了饭。鲍尔太太，胖胖的，走路一摇一摆，在屋里发号施令。“给我们家那口子的晚饭切点冷肉，再给他做个苹果奶油布丁，”莫雷尔太太说。“他今儿个没布丁吃也没啥，”鲍尔太太说。

莫雷尔不是那种早早等在矿井吊架下准备早点上去的那类人。四点钟还没到，有些矿工就在井底等吹哨下工；莫雷尔这时所在的很差的采煤段离井底大约还有一英里半，总得干到矿长的助手停工之后才能歇手。而这一天，这个矿工干着干着，感到心烦之至。两点钟时，他在绿蜡烛的烛光下看看表——他正在一安全段干活——到两点半钟又看了一次表。一块岩石挡住了第二天要挖的煤层的通路，他得把它劈开。他手拿铁镐，或蹲或跪，抡起铁镐一下一下使劲挖，“嘿哟——嘿哟！”他吆喝道。“抱歉，问问，快挖完了？”他的伙伴巴克喊道。“挖完？一辈子也挖不完！”莫雷尔吼着。

他继续挖。他累了。“这活真要命，”巴克说。

但是莫雷尔实在恼怒得忍无可忍，没有回答，他仍使劲地又挖又劈。“算了吧，瓦尔特，”巴克说。“明儿干也不迟，别把人累坏了。”“我明儿碰都不会碰它一下，伊斯瑞尔，”莫雷尔大声嚷道。“哦，得了，你不干，也有别人干的，”伊斯瑞尔说。

莫雷尔继续干着。“嘿，那边儿的人，收工啦！”旁边采煤段的矿工一边喊着一边离开。

莫雷尔还在不停地干。“你兴许能赶得上我，”巴克说着也走了。

他走后，只剩下莫雷尔一人，他火冒三丈。他没有干完活。他已经累散了架。他站起来，汗流浃背，扔下工具，穿上外套，吹灭蜡烛，拎着矿灯往外走。主巷道里，另一些矿工手里的矿灯晃晃闪闪。嘈杂的人声显得十分虚幻。这是一段漫长、艰险的地下跋涉。

他坐在井底，大滴的水珠啪啪地往下滴。许多矿工在那里排队等着上到地面去，话声骚然。莫雷尔心中不快，答话时只一语带过。“下雨了，老兄，”吉尔斯说，他是从井上听到这消息的。

总算有事让莫雷尔得到了安慰。矿灯小屋里放着他心爱的一把旧伞。他终于站在升降板上，不多久就到了地面。他交出矿灯，取了雨伞，这雨伞是他在一次拍卖会上买的，花了一先令六便士。他在矿井边上站了一会，眺望田野；蒙蒙细雨下个不停。无后盖的货车载满湿漉漉、亮闪闪的煤块。雨水顺着无盖货车两侧往下流，在“卡·威公司”这几个白字上面流过。矿工们向雨里走去，若无其事，鱼贯而行，沿着铁路走到田野上；这群人好不灰暗、阴郁啊。莫雷尔撑开雨伞，雨点打在伞上嗒嗒作响，他颇为欣然。

矿工们一路向贝斯特伍德跋涉，身上又湿又脏，灰溜溜的，但是他们的嘴血色极好，兴奋地说个不停。莫雷尔走在人群里，但不吭声。他走着时，恼怒地皱着眉头。很多人进了威尔士王子酒店或艾伦酒馆。莫雷尔遇此诱惑而抗拒之，真够为难他的；他一路在伸出圃囿墙头、正滴着水的一排树下走去，步子沉重，到了青山小巷的泥泞小道。

莫雷尔太太躺在床上，听着雨声，听着从敏顿回来的矿工的脚步声，听着他们的说话声，还有他们经过台阶之后的砰砰关门声。“食品间的门后面还有点药草啤酒，”她说。“我们家那口子要是一路回家，不在路上耽搁，回来是要喝上几口的。”

但是他回来晚了，她断定他去喝过酒，因为天下着雨。孩子和她，关他哪门子事啊？她每次生完孩子都要大病一场。“是男孩还是女孩？”她问道，觉得简直要死了。“男孩。”

这给了她安慰。想到做男孩的母亲，心里暖呼呼的。她看着孩子。蓝眼睛，一头金发，真可爱。疼爱之情油然而生，别的都在其次了。她把孩子抱到自己床上，睡在她身边。

莫雷尔什么也没想，拖着步子走上园子小径，又累又气。他收起伞，把伞竖在水槽里，然后把笨重的靴子往厨房里一扔。鲍尔太太来到里屋的门口。“哎呀，”她说，“她的情况说有多糟就有多糟。是个男孩。”

这矿工嘀咕一声，把空食品袋和白铁壶放在厨柜上，走进洗碗室挂好衣服，出来，往椅子上一坐。“有喝的没有？”他问道。

那女人走进食品室。只听见木塞子砰的一声响。她有些反感地把杯子放在莫雷尔面前的桌子上。他喝一口，喘口气，用围巾的一头擦擦他的大胡子，再喝一口，再喘口气，往椅子上一靠。那女人不再跟他说话。她给他摆好晚饭就上楼去了。“是那口子回来了吗？”莫雷尔太太问。“我把晚饭给他了，”鲍尔太太说。

他坐下，胳膊往桌上一搁——鲍尔太太没给他铺桌布，给他的是个小盘子而不是大号正餐盘子，他十分不满——开始吃了起来。他妻子的身体很差，他又有了个男孩，这些对他都算不了什么。他太累；他要吃晚饭；他要坐着，把胳膊放在桌上；他不想要鲍尔太太在这儿。炉火太不旺，使他不高兴。

他吃完饭又坐了二十分钟，把炉火拨旺。然后，他脚上穿着袜子，很不情愿地上楼去。此刻要去面对他的妻子真是个麻烦事，何况他累坏了。他脸上黑不溜秋的，浑身是汗。他的背心早已又干了，污迹都浸了进去。脖子上的羊毛围巾也脏了。所以他站在她的床尾。“唔，你怎么样？”他问。“会好的，”她回答。“噢！”

他站着不知再说什么好。他累了，觉得操这份儿心挺麻烦的，也不很知道该怎么好。“是个小子，他们说，”他结结巴巴地说。

她掀开被单，让他看看孩子。“上帝佑保他！”他喃喃地说。这让她发笑，因为他这话是死背出来的——装着有父亲感情，而他当时并无这种感情。“走吧，”她说。“这就走，老婆，”他说完转身而去。

被打发走了的他本想吻吻她，但又不敢。她也有些想他吻吻她，却怎么也拉不下脸示意一下。他走出房间，她才松了口气，房间里留下一股淡淡的煤尘气味。

公理会牧师每天前来看望莫雷尔太太。这位希顿先生年轻，很可怜。他的妻子生第一个孩子时死了，所以家中只剩他孤身一人。他是剑桥的文学士，十分腼腆，不善说教。莫雷尔太太很喜欢他，他也信赖她。她身体康复后，两人一谈就是几个钟头。他当了孩子的教父。

牧师偶尔也会留下跟莫雷尔太太一起喝喝茶。她总是早早地铺好桌布，拿出最好的带绿边的茶具，希望莫雷尔不要回来得太早；说真的，当天如果他在外面喝一品脱酒，她也不会在意。她总要做两次饭，因为她认为孩子们应当在正午吃顿正餐，而莫雷尔吃饭得到下午五点钟。所以，莫雷尔太太搅奶油糊做布丁或削土豆皮时，希顿先生便抱着婴儿在一旁看着她干活，还跟她讨论他下次的布道。他总有些异想天开。她，则明智而审慎地使他回到现实中来。讨论的是在卡纳的婚礼。“耶稣在卡纳把水变成酒时，”他说，“就象征着结成夫妻的人的日常生活，甚至血液，在此之前像水一样未受到感悟，这时像酒一样充满圣灵，因为当爱进入时，一个人的全部精神结构就改变了，充满圣灵，连外貌也都几乎变了。”

莫雷尔太太暗自思忖：“是啊，可怜的人啊，他年轻的妻子死了；所以他把爱倾注于圣灵身上。”

二人的第一杯茶刚喝到一半，忽闻扔矿靴的响声。“哎呀！”莫雷尔太太不禁惊呼。

牧师颇为慌张。莫雷尔走了进来。他正憋着一肚子气。牧师起身要跟他握手，他却点点头算是打了招呼。“免了吧，”莫雷尔说着伸出手，“你看看它！这样的手，你是不会握的吧？手上全是挖煤铲煤留下的煤尘。”

牧师的脸一红，十分尴尬，又坐下。莫雷尔太太站起来，把冒着热气的长把锅端走。莫雷尔脱下外套，把扶手椅拉到桌边，重重坐下。“你很累吧？”牧师问。“累？我是很累，”莫雷尔答道。“像我这么累是啥滋味，你哪儿知道。”“也是，”牧师回答说。“我说，瞧这儿，”这矿工说着指指背心的肩部。“这会儿算是干了一点儿，还是汗津津的，像块湿抹布。你摸摸。”“哎呀！”莫雷尔太太大喊道。“希顿先生可不想摸你那脏兮兮的背心。”

牧师小心翼翼地伸出手。“不错，他兴许是不想，”莫雷尔说；“管它呢，反正是从我身上流出来的。我的背心天天都湿得可以拧出水来。做男人的从矿井辛辛苦苦回来，你就没什么拿给他喝，太太。”“你明明知道你把啤酒都喝完了，”莫雷尔太太说着给他倒了杯茶。“一点儿也没剩？”他转而要牧师评评理——“人家浑身是尘土，你知道——尘土都堵到矿工的嗓子眼儿里了，回到家就该有酒喝。”“那是当然的，”牧师说。“可是，十回有九回没喝的，”莫雷尔说。“有水啊——还有茶，”莫雷尔太太说。“水！水清不了嗓子眼儿。”

他倒了一杯茶，吹了吹，从胡子拉碴的嘴里喝下，叹口气。他再倒了一杯，把茶杯放在桌上。“我的桌布呀！”莫雷尔太太说着，把茶杯放在盘子上。“人家累成这样回来，还管你桌布不桌布，”莫雷尔说。“好可怜哟！”他妻子大声挖苦说。

屋里一股肉和青菜味，还有矿井工作服的气味。

他向牧师探过身去，大胡子随着向前一凑，脸上黑不溜秋，嘴巴显得很红。“希顿先生，”他说，“成天在黑洞里，老在采煤工作面上挖，那玩意儿比墙还要硬——”“你就别诉委屈了，”莫雷尔太太插嘴说。

她恨她的丈夫是因为，只要有别人在，他就诉苦，争取同情。坐在一旁照看着婴儿的威廉恨他，那是一种男孩的恨，恨他虚情假意，恨他对待母亲漠不关心。安妮一向不喜欢他；只能见他就躲。

牧师走后，莫雷尔太太看看她的桌布。“弄脏啦！”她说。“你有牧师陪你喝茶，我就该干坐着？”他大声嚷起来。

两人都怒气冲冲了，但她没吭声。婴儿哭了起来，莫雷尔太太把长把锅从炉子上端起来，无意间碰着安妮的头，她也哇哇哭起来，莫雷尔冲她直嚷嚷。正大吵大闹时，威廉抬头望着壁炉台上方那一行发亮的大字，清清楚楚地念了出来：“上帝保佑我家！”

正要去哄哄婴儿的莫雷尔太太，听威廉这一念，便向他扑去打了他一耳光，说：“要你瞎搀和什么？”

尔后她又坐下来大笑，眼泪都笑出来了，这时威廉用脚踢他一直坐的凳子，莫雷尔则吼起来：“笑得这么起劲，有啥笑头。”

一天傍晚牧师刚走，她心里想，她丈夫要是再夸耀一回，她就再也受不了啦，于是带着安妮抱着婴儿出去。莫雷尔曾经踢过威廉，做母亲的永远也不会原谅他。

她走过牧羊桥，穿过草场一角，到了板球场。时至黄昏，那一片片草地仍像晚霞一样金灿灿的，推动水车的水流声潺潺不断。她坐在板球场上一棵杨树下的座位上，面对着这黄昏。绿茵茵的板球场展现在她眼前，显得平平整整，好似一汪闪光的大海。孩子们在看台的淡蓝阴影中玩耍。乌鸦成群掠过云淡的天空飞回来，呱呱叫着。它们弯斜着身子排成弯曲状的一长排，出现在金色的落日余晖中，全神贯注，呱呱叫着，盘旋着，好似乘着缓缓旋风的点点黑色火花，掠过一处树丛，那树丛俨然是牧草丛间的黑色台柱。

几位绅士在练球，莫雷尔太太能听到击球声和人们突然间发出的惊呼声；能看到白色人影在绿茵地上寂然走动，那里已渐暮色茫茫。在远处的庄园，一些干草堆的一侧仍有亮光，另外几侧已呈蓝灰色。在渐渐消失的夕晖中，一辆大车堆满捆捆干草谷物轻声地蹒跚而过。

太阳西下。每当广漠的傍晚，德比郡的群山在红红的夕阳下都映得熠熠生辉。莫雷尔太太望着太阳从天空西沉，当空只留下淡淡的花冠似的蓝色，而西边的天空已红色一片，仿佛所有的火都在那里燃烧，只留下这花冠蓝得洁净无瑕。一时之间，田野那一边隐秘的叶丛中的山楸浆果像火似的特别显眼。休耕地角落的几堆小麦秆仿佛还活生生地立着；她想象，它们是在向她点头致意；她的儿子或许会成为约瑟那样的人的。东边在夕阳的反照下粉红一片，西边一片鲜红，遥遥相映。山坡上被晒得闪闪耀耀的大堆干草现已冷清了。

在莫雷尔太太想来，无谓的烦恼烟消云散、美好的事物纷纷浮现才是幽静无为的好时刻，她才能心静如水而且有力量审视自己。一只燕子不时飞过她身边。安妮不时捡来一把杨树果。婴儿在他母亲的膝上不肯安静，动个不停，小手朝着阳光直摇摇。

莫雷尔太太低头看看他。她对丈夫有恶感，故而把这孩子视若灾祸。如今她对这孩子总有种怪怪的感觉。她的心绪因这孩子而沉重，简直就像这孩子不健康或是畸形似的。但是，他看上去挺健康。不过她注意到这孩子皱着眉头，眼神抑郁，这都很特异，仿佛要探明痛苦为何物。她看着孩子沉思的黑瞳孔时，感到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他像在想心事呢——挺伤心的，”科克太太说过。

她看着他时，做母亲的沉重感觉顿时化为了剧烈的悲伤。她贴近他，泪水从她心底一涌而出。小宝宝伸出几个小手指。“我的小心肝！”她轻声喊道。

那一刻，她从内心深处感到她和她的丈夫都有罪。

小宝宝抬眼看着她。那蓝眼睛跟她一模一样，不过眼神抑郁沉着，他仿佛意识到了打击过他内心某处的一些事。

柔弱的婴儿躺在她的怀里。他那深蓝色的眼睛时时一下都不眨地看着他的母亲，仿佛要诱使她说出她内心深处的想法。她不再爱她的丈夫；她本来就不想要这个孩子，可现在他躺在她怀里，牵动了她的心。她感到，把这个弱小身躯和她自己连在一起的脐带仿佛还没有断。一股疼爱这婴儿的热浪涌过她全身。她抱着孩子，紧贴着她的脸和胸。她要全心地、竭尽全力地补回对他的爱，因为他是没有得到爱而来到这世上的。他出世了，她就应当格外爱他；以她的爱来带他。孩子那明亮懂事的眼睛使她痛苦使她害怕。她的心事，他全都知道？怀在娘胎里他就在听？他的眼神是否带责备之意？她觉得浑身发软，痛苦，害怕。

她又一次意识到了太阳在对面的山边渐渐落下，红彤彤的。她突然举起孩子。“看！”她说。“看啦，我的小宝贝！”

她把孩子朝绯红、搏动着的太阳一举，心里宽慰了许多。她看见他举起了小拳头。她再把他抱回怀里，几乎羞愧不已，因为她一时情不自禁想到要孩子回到他来的地方去。“要是长大，”她暗自思忖，“他会怎样——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她真是忧心忡忡。“我要叫他保罗，”她脱口就说；她不知道为什么。

过了一会，她回家去。深绿色的草场上空一时之间阴暗下来，使一切都在黑暗中了。

不出她所料，家里没有人。十点钟左右，莫雷尔回家来，至少这一天安然度过。

这段时间，瓦尔特·莫雷尔特别好动气。矿上的活似乎使他筋疲力尽。回到家里跟谁说话都没好声好气过。炉子烧得不旺，他横眉竖眼；饭菜不好，他满口怨言；孩子们你一句我一句说说话，他就吼他们，吼得孩子们的母亲气得不得了，孩子们也恨他。

星期五，到十一点钟他还没回家。婴儿生病，不安神，不抱他他就哭。莫雷尔太太累得要死，身体又虚弱，几乎自顾不暇。“那冤家快回来就好，”她疲倦地自言自语。

孩子总算在她怀里渐渐入睡。她已累得没有力气把孩子抱到摇篮里去。“不过，随他什么时候回来我都不会说什么，”她说。“那只会惹我生气；我什么也不会说。可我知道，要是他有点儿出格，我是要发脾气的，”她自言自语地又说了几句。

她一听见他回来就叹息一声，仿佛她已忍无可忍。他醉醺醺，这是在报复她。他进屋时，她埋头看着孩子，不愿看他一眼。她正憋着一肚子火，他倒好，歪歪倒倒地靠着橱柜，弄得瓶罐丁零当郎直响，又去抓住壶的白色圆柄好让自己站稳。他挂好帽子和外套，转身回来，站得老远，怒视着她，而她坐着，埋头看着婴儿。“这家里就没什么吃的？”他问道，霸气十足，像是对仆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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