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林祖
出版社：三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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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名镇清城试读：
引子
清城，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是一个文化底蕴相当深厚、煤炭资源极其丰富的商贸集镇，自古以来就是盂县乃至山西的传统名镇。据清城村东五道庙于元至正五年（1345）所立石碑记载，早在春秋时期周灵王二十四年（前548），即有秦、潘、宋3姓5户聚居此地，定村名为“秦家屯”，迄今已2561年之久。又据历代《盂县志》所载，“仇犹国”建立于周灵王三年（前569），较“秦家屯”早21年。“原仇城”始建于周贞定王十二年（前457），比“秦家屯”晚91年。故民间传说“先有秦家屯，后有盂县城”。
一、镇史沿革
秦王嬴政二十六年庚辰（前221）统一中国，称始皇帝。始皇三年（前219）, “秦家屯”在沿用长达328年后第一次更名为“秦城”；秦朝灭亡之后，汉刘邦四年（前203）,“秦城” 只沿用了18年，再次更名为“倾城”；明代嘉靖（1522—1566）年间，县以下实行乡、都、堡、甲建制，全县划分了5个乡，即北乡祁邑；南乡铜颖；东乡延寿；西乡玉泉；西北乡游仙。“倾城”属南乡铜颖。清王朝建立后，顺治五年（1648）, “倾城”在沿用1850年之后，第三次更名为“清城镇”。清乾隆（1736—1795）年间，全县划为6乡、23都、68堡。“清城镇”属招贤乡第3都清城堡，下辖“9保18村”。“9保”即本清城村内设的秦家屯保、路家巷保、东头保、集场只保、丁字保、阁后头保、阁巷只保、西头保和崖边保。“18村”分别是西沟、杨家坪、周家沟、张家垴、付家垴、小沟（今属阳泉郊区）、火坡、赵家沟、桑树咀、牛圈咀、蔡家崖、南河湾、寨垴、南咀、炉子沟、下庄只、上庄只、后庄只等18个自然村。中华民国七年（1918）改区建制之后，清城隶属盂县一区，仍下辖原18个自然村，其时，因桑树咀和炉子沟均为1户村，分别仅有孙、王两家开焖铁炉，桑树咀并归赵家沟，炉子沟并归南咀子，清城镇的附村实际为16个。民国二十七年（1938）3月，为适应抗日战争形势，县抗日民主政府对编村政权进行全面整顿；建立了新的村政权。清城作为主村原所辖的16个自然村分治为6个行政村，即西沟，包含杨家坪、周家沟；滴水崖，包括火坡、赵家沟、牛圈咀、南河湾、蔡家崖；庄只村，包括上庄只、下庄只、后庄只、南咀；张家垴，包括付家垴；寨垴村；清城村。民国二十八年（1939）至民国三十年（1941），清城由盂县第13区划归盂县第8区；民国三十一年（1942）8月至民国三十二年（1943）1月，清城归属盂寿县第四区。抗战胜利后，1946年1月，撤销了盂阳、盂平、盂寿县建制，恢复盂县建制，清城归属盂县第三区。1949年2月，清城又划归阳泉市第五区管辖。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阳泉市第五区撤销，清城又划归盂县第三区。1953年4月，清城划归盂县第一区。1953年5—7月，盂县进行划乡工作，清城设乡政府。1956年3月，原青崖头乡并入清城乡。1958年3月原南沟乡也并归清城乡。1958年9月，全县实行人民公社建制，共组建“前进（城关）”、“宏伟（西烟）”、“先锋（苌池）”、“卫星（牛村）”、“英雄（上社）”、“红旗（仙人）”6个人民公社。清城管理区归属城关前进人民公社。1959年2月全县人民公社扩增至18个，清城成为人民公社所在地， 1959年6月，盂县与阳泉分开，撤销盂县郊区，恢复盂县建制，归属晋中地区。1961年，全县人民公社增至25个，清城公社仍是其中之一。1984年2月，实行政社分开，恢复乡建制，全县分为25个乡镇，清城乡为其中之一。20世纪末，即2000年12月，全县合并为14个乡镇，清城乡撤销并入路家村镇管辖。
二、煤铁之乡
清城矿藏资源丰富，尤以煤、铁为最，久有“煤铁之乡”的美誉。相传，早在战国时期，清城村就开始出现挖煤、冶铁业，距今已有2400多年的历史了。本地的煤铁业兴起于先秦，发达于唐宋，鼎盛于明清。
清城煤炭资源极为丰富。有关地质勘探报告表明，本地拥有煤田面积约2平方公 里，储量达1800万吨以上。煤田属山西沁水煤田北部边缘系列，煤层稳定，全部可采，有尺八煤（3#）、三尺煤（4#）、上四尺煤（9#上）、丈二煤（9#下）、两节煤（12#）、下四尺煤（13#）、丈八煤（15#）等，分为贫煤和无烟煤两大类。尤其是无烟煤，块大黑亮，性硬纹密。特别是其中的金丝焦八炭，具有神奇的特点：点着时由外向内剥皮式燃烧，无灰尘，无异味，能着24小时不熄，越烧越旺，且用手搬炭，黑不了手，所以至今仍有“温池的水，清城的炭，南沟的闺女最耐看”的谣谚。本地的无烟煤平均发热量在6000～7000大卡左右，是最佳动力燃料、民用燃料和化工原料，为本县优质无烟煤的主要产地。本地的煤炭开采利用，历史悠久。据北魏郦道元所著《水经注》中记载：“贲门之山（即太行山），其上多苍玉，其下分黄垩，多涅石（煤在古代称为涅石）。”说明我们的祖先在2000多年前就发现并利用煤炭资源为人类服务了。据《盂县志》载：自南北朝迄唐宋时期，在原仇山（高城山）、清城、磁窑坡等地兴办冶铁业和陶瓷业，就是利用煤炭作为还原剂和燃料的。从元代开始，盂县的采煤业就有了确切的文字记载。据《大元统一志》载：“盂邑有炭窑13处，去县南招贤（招贤即今清城、路家村、南娄等乡），岁办官课。”本村当时隶属招贤三都，已有煤矿开采。到明代，煤炭开采已不及前代盛行，据明洪武《太原志》载：盂县“有石炭窑3座。在盂县倾城村（清城）1座，去县东南20里；温池村1座，去县东20里；兰村（西兰村）1座，去县南5里”。当时全县仅有3座煤窑，清城就占有1座。可见当时清城已成为全县的主要煤炭产地了。又据《中华二千年史明代矿政》记述：“明代矿政不如前代之盛，洪武（1368）初亦设官督厂，以利官少损民多而止，以后屡采屡禁。民间所办，例有税课，或课税，或课实物。然惑于风水之说，或虑聚众肇乱，每加封禁。”清初，仍沿袭明代矿政，据《清史稿》载：“若有碍禁山风水，民田庐墓及聚众扰民，或岁歉谷踊，辄用封禁。”故而采煤仍受到极大限制，发展甚为缓慢。直到清咸丰三年（1853），由于“军饷浩繁，左藏支绌”，清政府才逐步放宽开采限制，允许“各督府务当权衡缓急，于矿苗兴旺之区，奏明试办”。于是出现了“晋商民零星开采，尤难悉数”的局面，盂县的采煤业方开始进入兴盛时期。清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力图瓜分中国，强行掠夺中国的矿产资源。光绪二十四年（1898），英国车福公司用白银200万两，强行购买平定、盂县、潞城、泽州等地的煤矿开采权，引起山西省全体民众的反对，后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由全省筹集2700万两白银，方向英国车福公司赎回矿权。矿权赎回后，由渠本翘等人在阳泉成立了山西保晋矿务公司，这是山西民族资本第一次大规模采煤的开始。清城镇的潘万钟、董书俊等人也积极参与了赎买矿权之事，后潘万钟曾任保晋矿务公司霍州矿总经理。
清末到民国初年，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工业用煤和民用煤需求量加大，民间私人合伙从事采煤者逐渐增多，小煤窑与日俱增，但开采方法和技术仍很落后，只局限于小型手工采掘，设备简陋，产量极低。据《山西矿务志略》载，民国五年（1916），盂县有牛村、清城、温池、郭村、拦掌等村私人开采的小煤窑13座，共有工人78名，年产原煤3660吨。当时清城镇有小型煤窑3座；共有工人20多名，年产原煤约850吨。又据民国二十二年（1933）《山西统计年鉴》载：是年全县有小煤窑13座，工人178名，年产原煤5411吨，销量5279吨，每吨价1.2元，销售总额9005元。当年清城镇有小煤窑7座，工人30余名，年产原煤1000余吨，因为煤质优良，供不应求，所以吨价高于全县水平，销售总额达1500余元。另据《中国实业志》载：民国二十三年（1934）,“盂县小煤窑11座，矿区面积2582公亩，开采面积227公亩，资本总额I410元，工 人总数59人，年产量3864吨，产量总值3864元”。
在全县煤窑数量锐减的情况下，当时清城镇仍有煤窑2座，占到全县煤窑总量的18%，共有矿工13人，年产原煤700余吨，年产值达750余元。又据《中国实业志·山西卷》载，民国二十六年（1937）前，由于生产发展需要，盂县东南乡一带的有煤乡村，大都开办了长年性或季节性的民间小煤窑。当时清城办有人工开采、竹筐挑运的季节性小煤窑10余座，每座用工3～5人，日产原煤4～6吨；规模较大的有2座，每座有采煤工约10余人，日产原煤15～18吨，全村年产原煤近万吨，占到全县原煤总产量的四分之一。民国二十七年（1938）1月，日本侵略军占据盂县城。从此，盂县人民雪上加霜，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由于日军封锁甚严，交通堵塞，销路不通，再加上日伪政府重利盘剥，勒索敲诈，多方限制，我县许多煤窑难以承受巨大灾难，纷纷倒闭关停。更令人愤恨的是日本鬼子大肆掠夺我县的煤炭，将大批优质煤炭以低价强购或无偿抢夺运回日本。抗战八年期间，全县只剩下六七座煤窑。特别是民国三十二年（1943）2月日军占据清城文昌山并设置据点后，更把当地的优质无烟煤作为主要猎物，清城人民对日军的强盗行径深恶痛绝，纷纷抵制，所有煤窑全部停办。抗战胜利后，党和政府在领导人民同蒋、阎军进行武装斗争的同时，积极医治战争创伤，发展生产，大力扶持私人开办煤窑，并在政策、税收等方面予以放宽，促进了全县的煤炭生产。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全县私营小煤窑达到39座，当年生产原煤28980吨。这一时期清城地区所有大小煤窑全部恢复生产，年产总量增加到8000余吨。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盂县的煤炭工业生产获得了新生。县政府为了加强对煤炭生产的领导，于1950年，在全县有煤炭资源的第一、二、三、六区均设立了煤炭生产管理委员会，同时为了贯彻煤炭开采政策，改善经营管理，调整劳资关系，还建立了“盂县煤业工会”，并制定了工会组织章程。1951年，全县煤窑发展至51座，其中清城建有规模较大的私营煤窑2座，一座名“德顺窑”，一座叫“聚和窑”，地址分别在村东北面的东葫芦咀和西葫芦咀，年总产量达到15000余吨。
1951—1956年间，随着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私营煤窑逐步向集体联合生产转变，1955年春，县里接收了清城的德顺窑、聚和窑及后杨家坪等村的私人小煤窑，在清城创办了全民所有制地方国营德和煤矿。1957年，德和煤矿迁往东坪，与原西兰煤矿、石店焦炭厂东坪作业组等合并，正式定名为国营东坪煤矿，职工人数增至259名，既采煤又炼焦。
从1963年开始，清城于村北口路南建起村办煤矿1座，拥有煤田面积0.3平方公里，储量达400万吨。共有矿工40余人．日产原煤20吨左右，年生产能力为6000～8000吨左右。该矿采丈八煤层，主井为竖井，斜井通风，辘轳提升，设备简陋。1975年该矿由村办煤矿该制为社队联办煤矿。1976年春，因阳石公路扩建，原建在村北口路南的清城煤矿迁至村西的死孩儿沟南侧，拥有煤田面积0. 35平方公里，储量达600万吨，共有矿工100余人，日产原煤100余吨，年生产能力为3～5万吨。
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乡镇企业迅猛发展，清城乡企业先后创办了青榆煤矿 一坑、二坑、三坑．滴水崖煤矿一坑、二坑，南沟煤矿一坑、二坑以及西沟煤矿，共有8个坑口。1984年，在“有水快流”的口号下，清城村在西坡新建起一座丈二煤矿——西坡矿，划定井田面积为0.45平方公里，资源储量为269万吨，年设计生产能力为7万吨，实际产量达3万吨以上1993年春，清城又在西北部秋树坡新建丈八矿一座，名为西坡煤矿二坑，划定井田面积为0.7955平方公里，资源储量为440万吨，批准开采8#、9#和15#煤，设计生产能力为9万吨，有矿工200余人，实际产量达5万吨以上。1995年清城丈二煤矿因资源逐渐枯竭，加之水患严重，实施关闭。1998年清城煤炭实际产量达4.5万吨以上，年产值300万元。2005年清城煤炭实际产量达6万吨以上，年产值破700万元。煤炭工业是清城第一大产业支柱，是集体经济和百姓收入的主要来源。2000年后，全县煤矿改制，清城村办煤矿已归属清城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经营。
清城的铁矿（俗称衮），天然储量不很多，主要分布在村西面的馒头山（亦名炮台梁）一带和村北面的骗子梁、北梁和东垴梁、大河坡（又称五金山）一线。其中蕴藏在馒头山一带的多为软衮，蕴藏在骗子梁一线的多为硬衮。西、北两处均为窝子衮。所谓窝子衮，就是在含铁矿的地层下面有的地方有，有的地方没有，很不均匀，一窝一窝的，所以不但不容易开采，而且产量十分有限。
据《山海经》载：盂县“白马之山，其阳多玉，其阴多铁，多赤铜。”说明早在春秋末至战国初期，盂人的祖先就已经发现和开始采掘铁矿了。《隋书·百官志》载，北齐时在原仇设置局丞，管理冶铁业。唐《元和郡县志》载：“原仇山在县北30里，出人参、铁矿。”而本村西、北两面均有铁矿蕴藏，且据村东五道庙碑文记载，本村铁矿的开采始于战国时期，距今已有2400余年之久了。
与原始的采煤一样，旧时铁矿的开采同样是靠手工操作。矿工首先要开挖一个倾斜的洞口，在斜坡上挖成一级一级的台阶，挖到有衮的地层，主要是用尖镢头刨，后来也有用火药炮打的。刨到矿石后，把它装在筐子里，由运工往坑口外背，一般一筐装60～70斤左右。一个衮窑有四、五个工人，1天最多也只能挖出1吨左右的矿石。据有关资料记载，明、清时期，清城镇的铁矿坑口共有12个，分布在本村及本镇的前杨家坪、张家垴、付家垴、火坡及赵家沟村附近，计有工人50多个，日产量不过10余吨，虽然产量不高，但基本能满足本村8个焖铁炉冶炼之用。一直到抗战时期焖铁炉倒闭后，铁矿的开采才被迫停止。
新中国成立初期，本地仍有少量的铁矿开采，不久即停业。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清城的焖铁炉又恢复了生产，与此同时也恢复了铁矿的开采。1960年以后，发展日新月异，南关铁厂、五五铁厂、桃园铁厂（晋盂钢铁厂）等厂的炼铁高炉逐步取代了焖铁炉生产，清城的铁矿开采也随着焖铁炉的淘汰而告终。
据《山海经》、《隋书·百官志》、《元和郡县志》、《山西省经济资料》等史籍记载，早在战国时期盂县就已有采矿冶铁业的出现，北齐时曾在原仇设置局丞，唐代的开采与冶炼已经初具规模，北宋政和元年（1111）又在原仇山、白马山等地设立冶铁所，管理冶铁业。据《盂县志》载，清城有宋政和年间炼铁遗址。明代嘉靖《盂县志》载，当时盂县东南乡一带，铁器生产已经很普遍，说明清城冶铁业相当发达。据清代光绪版《盂县志》载，光绪二十四年（1898），全县在牛村、白土坡、南流、赵家垴、清城等村，有焖铁炉60余座，年产生铁4500吨。当时，清城有焖铁炉8座，年产生铁600余吨，占全县生铁总量的13%。据《中国矿业志》载：“民国五年（1916），山西全省产铁7万吨……盂县5000吨，占到全省铁总量的14%。”当时清城的生铁年产量已上升到700吨以上，占到全省总产量的1%，全县总产量的14%。又据《山西矿物志略》载，当时盂县的生铁冶炼场地，主要集中在县境东南部，“盂县东南各村共有炉厂150余座，以清城镇为中心点”。证明清城的生铁冶炼当时在全县确实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民国中后期，内忧外患，战况连年，铁制产品的生产与交换直接受到限制封锁，冶铁业也随之出现了衰退的局面。民国二十一年（1932），全县采铁矿石13000吨，产生铁2500吨，比民国五年（1916）减少了一半，清城的生铁年产量也下降到300吨左右。据《中国实业志·山西省》载，民国二十五年（1936），盂县的铁矿开采者只剩下4家，产量仅有750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全县的冶铁业全部关闭，本村自然也不例外。
清城的冶炼铸造，其产品有生铁和熟铁两个品种。其中生铁的冶炼，方法古老，设备工艺甚为简单。即先在平地上挖出一个约1米深，2米宽，3米长的长方体土坑，作为炉坑，再将采回的坩子土，压碎，和成泥，用手工拍捏成约2尺高，直径6寸粗的圆筒型坩锅，待坩锅晾烤干后，再将锤碎成红枣大小的铁矿石及黑豆大小的煤屑混合在一起，装入坩锅。然后将装好料的坩锅一排排堆置于挖好的土坑内，1坑至少装150个坩锅；之后，在其四周和顶部密布煤块，开始点火焖烧，待燃烧5天左右，将坩锅内的铁矿石烧透熔化后，自然熄灭，冷却后即可出窑。这样的冶炼设备俗称焖铁炉。至今在本村的东头坡底和村南的灰渣坡沟底，仍有炉址遗迹和大量坩锅的残片。
明、清时期，清城村共有8座焖铁炉，每座焖铁炉大小不一，有的有5个窑坑，有的有10个窑坑，每5个坑称为1小把只，10个坑称为1大把只；每座焖铁炉约有工人30多个，8座焖铁炉共有工人240余名。当时，年产生铁700余吨。上述8座焖铁炉，分别分布在清城村四周，计有秦家屯的圪洞炉，东头街的拐角炉，村东南井沟有2座炉，村西二郎庙沟的南旮旯有4座炉。此外，当时清城镇所属的河坡、桑树咀、赵家沟、牛圈咀、蔡家崖、炉子沟、南咀子、下庄只、后庄只，以及小沟村（现属阳泉郊区管辖）等10个村庄．还有20余座焖铁炉和杂货炉。另外，清城镇北部的南沟、赵家垴，南部的榆林垴、青崖头、大黄沟；以及清城镇西12里，花山背后的刘家村、观沟、杨家沟；清城镇北15里的牛村、白土坡等村都有焖铁炉生产。原属盂县管辖现划归阳泉郊区的山底、红土堰、东村、南沟、大小河北、东村南沟、牵牛镇等10个村也都有焖铁炉生产。以上各地焖铁炉生产的生铁，当时都属于清城镇的产铁范围，必须统一集中回清城进行加工，统称为清城生铁。
当时清城独家从事熟铁生产，上述各地生产的生铁大都需运到清城再行加工。熟铁冶炼其实就是把生铁再加工1次（俗语叫做炒铁）。其工艺流程是：先在地下挖1个地火炕，将焖铁炉内炼出的生铁与小柴混合装入炒铁炉内，封好后，外面装上大风匣往炉内鼓风，经过高温熔炼，排除杂质，然后取出乘热锻打，即成团铁（熟铁）。团铁再经链锏炉烧红锻打，即成条铁。清城村当时建有3座炒铁炉，每座炒铁炉约有5个工人，计有15个工人，每日可加工熟铁20余吨，可供本村36座链锏炉，5座锄炉，5座锹炉，5盘小铁炉和3盘蹄掌炉使用。
清城的铸造业主要是生铁翻砂铸造。据《大中华山西地理志》载：“清城……为平定及本县铁货所萃。（输出）以锅为大宗。其大铁店七八家。”生铁翻砂铸造的方法是：先用木头做成各式各样的模具，再用河砂翻制成各式各样的模型，然后把生铁熔化成铁水，从模孔浇铸进去，待铁水冷却后即成。清城生铁铸造的产品主要是铁锅。其中工业用的有8梢（桶）锅、改锅等；民用的有洗衣锅、饮羊锅、做饭用的堂1锅至堂8锅，炒菜用的大、中、小把把锅，茶壶、折半壶、中壶，还有温罐、铁罐；炉灶县有大小火口，粗细燎支，大小炭锤，铁锤等；农具有犁铧、耧铧、耙齿等。当时清城的生铁铸造产品，不仅种类繁多，而且质量较高，铸造技术已达到相当水平。因此所生产的各类产品闻名遐迩，销路甚广，除本县及阳泉和平定、昔阳、和顺、寿阳等县使用外，还销往本省忻州、雁北，以及陕西、内蒙、归绥（今呼和浩特）、包头、河北、河南、山东、东北等地。清城的铁铸产品主要是大铁锅，其既是大宗产品，也是名牌产品，而且有相当数量的产品要经过沙漠地带远销到西北地区。由于交通条件局限，当时只能用驼队运输，所以清城镇就设有专供驼队来此住宿歇脚的骆驼。
大店6家，足见其生产和销售的规模之大。
除上述普通生产生活用具外，清城还用生铁铸造神像和祭器，计有寺庙的铁铸佛像，大小钟磬，大小香炉，高低蜡台．以及烬纸炉等等。如清城三官庙内唐代所铸的释迦牟尼铜铸鎏金像，各路菩萨，罗汉，四大天王、护法武士及侍从杂役等铁铸鎏金像，宋代所铸高约4米、基座1米见方、4层6角、每层都有明栏立柱、井饰以飞檐斗栱、垂角、风钟的玲珑铁塔，元代为藏山祠所铸88尊2尺高的大王爷神像，明代为五台山莲花寺铸的500尊鎏金铁罗汉等，皆为本村铸工师傅的杰作。这些神像祭器尊尊惟妙惟肖，形象逼真，件件玲珑精美，独具匠心，且历经千年光鲜如新，堪称稀世瑰宝。工艺之精湛，令人赞叹不已。足以证明本村铸造业历史久远，且具有较高技术水平。故清咸丰年间清廷曾在此地设立铸钱局，专铸铁币，现南咀子对面旧址仍存。除此之外，清政府还令清城为其铸造过名为“二人抬”的铁炮及铁炮弹等军用武器。清代以前，尚未发明火柴，人类取火主要靠火镰。火镰亦由生铁铸造而成，长约6寸许，1寸宽，1分厚，形似镰刀，故名火镰。取火时左手拿I块燧石（俗称火石），上面垫1层极易燃烧的棉绒，然后，右手拿火镰在燧石上敲击，溅出的火星把棉绒烧着冒烟后，放在引火物上用嘴轻轻一吹就产生了火焰。清代清城专建有火镰炉2座，这在山西省是独一无二的，其产品除了供本省用之外，还销往陕西、河南，河北、山东、内蒙、东北以及南方各省，甚至据传还出口到欧洲的瑞典等国家。
1937—1945年抗战期间，清城的铸铁业生产因连年战乱，铁货滞销，各铁店相继倒闭。1948年春．随着土改工作的结束，为适应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形势需求，清城又利用土改的胜利果实（其中团铁5万余斤，锄板5千张，铁锹250余张，链锏铁棒300余根）在村东头的狮子巷南口，办起了清城铁厂，内设有焖铁炉、链锎炉以及翻砂铸造等车间，约有工人百余名，主要生产煤炉、温罐、燎支、火圈、饭锅、炒瓢、锹、锄、镰刀、镢头等民用生熟铁器。1953年，清城村办铁厂被盂县手工业联社接收，更名为清城铁业生产合作社。1969年该社停办，所有工人被安置到跃进煤矿和五五铁厂，其设施设备由清城社办企业接管，重新组织生产，井再次恢复清城铁厂之名。
清城的熟铁锻造，主要产品是锹和锄。据清城二郎庙碑文记载，远在辽金时期，清城就有了铁匠炉，专门从事熟铁锻造，其产品主要是锹、镢、镰、斧、大锄、小锄等农具和刀，剪、铁勺、铁匙、火柱、泥铲等生活用具。而且技术较高，质量较好。据清代《盂县志》载：“本县的锄、锹，主要产地在清城……锄、锹样式根据各地使用习惯，各有不同……其特点是经久耐用，光滑利土，畅销山东，河北，绥远等地，声誉颇高。”
到了明、清时期，清城的制锹业和制锄业进入鼎盛阶段，由原来的小铁炉小打小闹发展到大规模的集约生产。不仅有本县本地的实业界人士在此投资兴办，而且还吸引了外县、外省的有识之士来本地投资发展。当时本村规模较大的制锹铁店有5家，字号分别是“公和庆”、“源隆永”、“源生永”、“永丰功”和“天源公”。这5家铁店就是由本省定襄县的商家投资兴办的，其工人则是从河北省的井陉、获鹿等地招聘来的，约100余人，以生产铁锹为主。当时的铁锹厂家对产品质量要求很高，每张铁锹的锻造，要经过5道严格的工序。第一道工序是先将链锏棒烧红后打成锹坯；第二道工序是给锹坯上镀1层软生铁水，使之光滑耐磨，不生锈，不粘土，好使用；第三道工序是冷加工，即是用手平锤在铁砧子上端压锹坯，使之坚实平滑，每张锹坯需锻打数百锤之多，直到锹面达到光滑平整、明洁如镜的标准为止；第四道工序叫沾锹淬火，就是用皮硝火沾，使之更加坚硬；最后一道工序是验质装把，把子用槐木车成，装上锹头再贯上铆钉，使之牢固，防止脱落，最后加盖各商号的毛印，每10张捆为1捆，入库待销。清城当时最有名的铁锹是“人和锹”，此外还有“进宜锹”、“大弯台”、“二九锹”等等，共计22个种类，年产量最高达15万张。
当时清城生产的铁锹，由于质量上乘，销路甚广，除在本县、本省大量批发和零售外，还在省内外许多地方设有专售店铺，计有永德3家，赤峰3家，平泉3家，张家口，11家，宣化7家，大同6家，牛镇13家，隆盛庄7家，归绥11家，东开集3家，阳高4家，繁峙2家，沙河1家，大堂3家，应州4家，忻州8家，代州4家，宁武2家，洪镇4家，京都5家，获鹿3家，总共有21处，107家专营店铺进行经销。
除制锹业外，就是制锄业。当时规模较大的厂家有6～7个，主要设在本村和清城镇的属村西沟，人们习惯称之为“锄炉子”。字号分别是德诚泰、德兴泰、德和泰、三和成、三和兴，“三和魁”、夏易恭等。上述各锄炉均为本地人兴办’，其工人大多来自河北的平山县和获鹿县，只有端锄片的技术工为本地人。每盘锄炉约有工人20～30人，总计有200余人。其生产工序与制锹基本相同，产品与锹炉生产的铁锹一样，都根据其形状特征有固定的品牌，如“三舌锄”、“二八锭”、“对方子”、“四尖子等10余种，平均年产5万余张。产品的运输主要靠“高脚”（当时未通火车、汽车，主要靠牲口驮运），先运往阳泉，再转运到河北省获鹿县的“崇信店”货栈收存，然后分别销往河北、河南和山东等地。
除了制锹业和制锄业外，清城的小铁匠炉还有5家，主要是锻造普通农具和日常生活用具。农具主要有铡草刀、铁车箍、辘轳把、宽镢头、尖镢头（刨煤、刨衮用）、镰刀、招镰、斧子、铁索等；生活用具主要有火柱、泥锹、泥铲、铁勺、铁匙、菜刀、剪子、铁钉等。每盘铁匠炉约用工5人，其中炉头1人，拉风箱工1人，抡大锤工3人。年生产各种农具和生活用具约3万余件。新中国成立后，这类小铁匠炉在村集体组织下仍坚持生产，对保障本地村民的生产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社会的发展，铸造工艺的改进和其他同类替代产品的出现，本地的小铁匠炉便逐渐停产消失。除此之外，还有蹄掌铺3家，主要是打制马蹄铁，给毛驴、骡、马挂掌（即钉马蹄铁），作用是保护牲口的蹄掌，使之不致磨损。蹄掌铺工人根据毛驴、骡、马蹄子的形状大小，用熟铁打成半圆形铁掌，并在周围打好钉眼。挂掌时，先把牲口蹄上的旧掌拔掉，把蹄骨面铲平，然后选好适当的铁掌钉在牲口蹄上。由于新中国成立前后本地交通运输主要靠牲口驮运，不少人家都有牲口，加之清城的铁掌质优耐磨，方圆10里以内的大小牲畜都来此地挂掌，所以蹄掌业非常发达。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交通运输业的快速发展，各种机动车辆逐步代替畜力运输，本地的蹄掌业逐渐消失。
清城冶炼铸造业的发达兴旺，既带动和促进了本地农、工、商各业的发展，也培养了一批这方面的技术人才。近代比较知名的有焖铁师傅秦万保、潘存双、高全保、高庆祯等，炒铁师傅高生福、王贞等，锻铸师傅刘庚亥、秦存海、秦联英等，蹄掌师傅潘德恭、潘永元、张喜明等。
三、“日进斗金”的商贸业
明、清时期，由于清城煤、铁工业十分发达，带动了商贸业的快速发展，到清代乾隆年间，达到极盛时期，成为晋东南名副其实的商埠和交通枢纽。当时在本村由东到西，再由南向北1里半长的主街道两旁，各种商店门市就多达100余家。规模有大有小，经营的货物品种有综合型的，也有专项型的。其中专项型的计有钱庄2家，钱局1家，当铺1家，参局2家，中药铺3家，绸缎店1家，土布店3家，洋货庄2家，粮店2家，肉铺2家，面铺3家，菜铺3家，豆腐坊4家，饴糖坊1家，醋铺4家，木器铺3家，铜器铺2家，麻绳铺1家，皮革铺2家，花草铺1家，玩具店1家。综合型的有各种百货小商铺、杂货店等20余家。据光绪十三年（1887）所立清城二郎庙功德碑记载，当时为该庙修缮施银的店铺就有重兴店、天盛店、恒兴堂、复恒店、福长店、东永诚、福蔚恒、景川店、三和庆、德兴泰、德成泰、三和公、广兴隆、源生永、德泰长、同和成、隆兴泉、永元长、万和德、义盛永、庆和涌、福巨成、重兴明、永吉成、隆盛店、永益升、天复成、恒顺公、恒庆成、永森源、德义成、天复盛、福隆昌、六必居、复隆泰、三友成、复盛成、生茂德、福兴隆、绩盛永等40家。
民国十九年（1930），由于军阀混战，山西晋钞贬值，1元晋钞只能折合5分银币，致使工商业遭受严重损失，清城镇的工商业随之逐渐萧条。到了民国二十三至二十四年（1934—1935）间，由于同蒲铁路通车，晋北各县喂养毛驴、骡子和骆驼的人家失去了脚运的货源，绝大部分商品由火车运输取代，因而盂县、平定所产的铁货便全部阳泉集中，不再往清城汇集，从此清城的8大铁店相继倒闭，随之大、小商铺也陆续停业，就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家杂货铺了。
民国二十六年（1937）抗战全面爆发。民国二十七年（1938），县抗日民主政府为解决军需及民用的生产生活物资供给问题，配合抗日战争，建立供销基层组织，在清城成立了村级供销社，发展社员3500人，吸收股金1225元，积极开展购销业务。民国三十二年（1943）2月，日寇占领清城文昌山，并设立了据点，实行“三光”政策，局势异常险恶，村供销社惨遭摧毁破坏被迫停业，其他工商店铺也所剩无几，村民的生产生活物资严重短缺。
新中国成立后，工商业逐步恢复。20世纪50年代初，实行公私合营，取消个体工商户后，1952年春，县营清城供销社建立，地址在村前街十字路口北侧。当时人民群众的生活物资主要从供销社购置。从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后，在1960至1962年3年困难时期，特别是“文革”十年期间，由于生产受到严重干扰破坏，各类生产生活物资非常短缺，不仅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就连棉花、布匹、肉食、糖类等生活必需品也实行票证制，加之村民经济困难，购买力很低，商贸业较为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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