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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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名著名译文库·陀思妥耶夫斯基集(03):群魔(套装共2册)试读：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总序
柳鸣九我们面前的这个文库，其前身是“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或者说，现今的这个文库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前一个书系为基础的，对此，有必要略作说明。
原来的“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是明确以社会文化积累为目的的一个外国文学编选出版项目，该书系的每一种，皆以一位经典作家为对象，全面编选译介其主要的文学作品及相关的资料，再加上生平年表与带研究性的编选者序，力求展示出该作家的全部文学精华，成为该作家整体的一个最佳缩影，使读者一书在手，一个特定作家的整个精神风貌的方方面面尽收眼底。“书系”这种做法的明显特点，是讲究编选中的学术含量，因此呈现在一本书里，自然是多了一层全面性、总结性、综合性，比一般仅以某个具体作品为对象的译介上了一个台阶，是外国文学的译介进行到一定层次，社会需要所促成的一种境界，因为精选集是社会文化积累的最佳而又是最简便有效的一种形式，它可以同时满足阅读欣赏、文化教育以至学术研究等广泛的社会需要。
我之所以有创办精选书系的想法，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专业是搞文学史研究的，而搞研究工作的人对综合与总结总有一种癖好。另一方面，则是受法国伽利玛出版社“七星丛书”的直接启发，这套书其实就是一套规模宏大的精选集丛书，已经成为世界上文学编选与文化积累的具有经典示范意义的大型出版事业，标志着法国人文研究的令人仰视的高超水平。“书系”于1997年问世后，逐渐得到了外国文学界一些在各自领域里都享有声誉的学者、翻译家的支持与合作，多年坚持，惨淡经营，经过长达十五年的努力，总算做到了出版七十种，编选完成八十种的规模，在外国文学领域里成为一项举足轻重、令人瞩目的巨型工程。
这样一套大规模的书，首尾时间相距如此之远，前与后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平衡、不完全一致、不尽如人意是在所难免的，需要在再版重印中加以解决。事实上，作为一套以“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为特点的文化积累文库，在一个十几亿人口大国的社会文化需求面前，也的确存在着再版重印的必要。然而，这样一个数千万字的大文库要再版重印谈何容易，特别是在人文书籍市场萎缩的近几年，更是如此。几乎所有的出版家都会在这样一个大项目面前望而却步，裹足不前，尽管欣赏有加者、啧啧称道者皆颇多其人。出乎意料，正是在这种令人感慨的氛围中，北京凤凰壹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老总贺鹏飞先生却以当前罕见的人文热情，更以真正出版家才有的雄大气魄与坚定决心，将这个文库接手过去，准备加以承续、延伸、修缮与装潢，甚至一定程度的扩建……与此同时，上海三联书店得悉“文库”出版计划，则主动提出由其承担“文库”的出版任务，以期为优质文化的积累贡献一份力量。眼见又有这样一家有理想追求的知名出版社，积极参与“文库”的建设，颇呈现“珠联璧合”、“强强联手”之势，我倍感欣喜。
于是，这套“世界名著名译文库”就开始出现在读者的面前。
当然，人文图书市场已经大为萎缩的客观现实必须清醒应对。不论对此现实有哪些高妙的辩析与解释，其中的关键就是读经典高雅人文书籍的人已大为减少了，影视媒介大量传播的低俗文化、恶搞文化、打闹文化、看图识字文化已经大行其道，深入人心，而在大为缩减的外国文学阅读中，则是对故事性、对“好看好玩”的兴趣超过了对知性悟性的兴趣，对具体性内容的兴趣超过了对综合性、总体性内容的兴趣，对诉诸感官的内容的兴趣超出了对诉诸理性的内容的兴趣，读书的品位从上一个层次滑向下一个层次，对此，较之于原来的“精选书系”，“文库”不能不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与变通，最主要的是增加具体作品的分量，而减少总体性、综合性、概括性内容的分量，在这一点上，似乎是较前有了一定程度的后退，但是，列宁尚可“退一步进两步”，何况我等乎？至于增加作品的分量，就是突出一部部经典名著与读者青睐的佳作，只不过仍力求保持一定的系列性与综合性，把原来的一卷卷“精选集”，变通为一个个小的“系列”，每个“系列”在出版上，则保持自己的开放性，从这个意义上，文库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容与拓展。而且，有这么一个平台，把一个个经典作家作为一个个单元、一个个系列，集中展示其文化创作的精华，也不失为社会文化积累的一桩盛举，众人合力的盛举。
面对上述的客观现实，我们的文库会有什么样的前景？我想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一个自称继承了世界优秀文化遗产，并已在世界各地设立孔子学院的中华大国，一个城镇化正在大力发展的社会，一个中产阶级正在日益成长、发展、壮大的社会，是完全需要这样一个巨型的文化积累“文库”的。这是我真挚的信念。如果覆盖面极大的新闻媒介多宣传一些优秀文化、典雅情趣；如果政府从盈富的财库中略微多拨点儿款在全国各地修建更多的图书馆，多给它们增加一点儿购书经费；如果我们的中产阶级宽敞豪华的家宅里多几个人文书架（即使只是为了装饰）；如果我们国民每逢佳节不是提着“黄金月饼”与高档香烟走家串户，而是以人文经典名著馈赠亲友的话，那么，别说一个巨大的“文库”，哪怕有十个八个巨型的“文库”，也会洛阳纸贵、供不应求。这就是我的愿景，一个并不奢求的愿景。2013年元月译本序人的灵魂的伟大审问者彭甄《群魔》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品之一，最初发表于一八七一至一八七二年的《俄国导报》。在这部长篇小说中，作家一改以往的“人性与道德伦理”的主题，直接将“人性”与“社会”或“社会运动”联系起来，进而对俄国十九世纪下半叶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作出独特的评判。因此，《群魔》这部小说因其带有强烈的论战色彩而被称为“政治小说”。
一八四九年四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的其他成员一起被捕。作为主要案犯之一，作家因其散发传单和在集会上朗读别林斯基给果戈理的信，反对宗教、政府等罪名被判处死刑，后又改判为苦役和流放。近十年的流放生活，使得作家的身心遭受到严重摧残，在精神和肉体上留下了难以弥合的创伤。在流放期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发生了深刻变化。“我被控企图（仅限于此）反对政府；我罪有应得，长期沉重而痛苦的经验使我清醒并在许多方面改变了我的思想。可是我当时是盲从的，相信了理论和空想。”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作家重新审视和肯定了基督的理想。他在一八五四年的一封信中指出：基督是最完美的形象，如果真理与基督不能统一，他将选择基督而不惜抛弃真理。从宗教理想和东正教观念出发，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对农奴制改革以后迅猛发展的俄国资本主义，表现出深切的憎恶和恐惧。作家坚持认为，日益兴起的解放运动并不能使俄国摆脱资本主义奴役。因为，解放运动是非俄国所固有的、从西欧人为地搬来的东西，无神论和社会主义旨在“仅仅根据科学和理性的原则”来建立一个“没有上帝”的“理想社会”。这一主张同笃信宗教、天性温顺的俄罗斯民族是格格不入的。有鉴于此，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社会历史观：俄罗斯民族应该选择一条独特的历史发展道路。如果贵族阶层能够接受民众的道德标准和宗教观念，这两个对立的社会力量便能和睦相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便能迎刃而解，从而使俄国社会通过改造获得新生。
一八六九年莫斯科发生了“涅恰耶夫案件”。从一八七〇年年初开始，俄国及国外报刊大量刊载有关这一案件的详细经过。涅恰耶夫案遂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长篇小说《群魔》的契机。
涅恰耶夫是彼得堡大学的旁听生，曾积极参加一八六九年春季的学潮，后逃往国外，结识了巴枯宁，并逐步掌握了无政府主义的阴谋策略。一八六九年九月，涅恰耶夫随身携带由巴枯宁签署的“世界革命同盟俄国分部”的委托书回到莫斯科，计划建立反政府的秘密组织。在莫斯科，涅恰耶夫秘密建立了几个“五人小组”，并由它们组成“人民惩治会”。“五人小组”成员主要来自莫斯科彼得农学院。时隔不久，“人民惩治会”成员伊万诺夫拒绝服从涅恰耶夫，同时提出脱离这个秘密团体。一八六九年十一月，涅恰耶夫采取恶意诽谤、欺骗和恐吓等卑劣手段，胁迫“人民惩治会”成员在莫斯科近郊暗杀了伊万诺夫，其理由是后者可能向当局告密以出卖组织。警方发现了伊万诺夫的尸体，通过刑事侦察，搜捕了大部分秘密组织的成员，而涅恰耶夫则逃往国外。至此，“人民惩治会”彻底解体。
当时旅居德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涅恰耶夫案件”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以此为素材，构思完成了著名的长篇小说《群魔》。《群魔》的构思与创作反映了作家基于世界观的必然选择，同时也体现其对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的价值判断。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俄国的“社会主义者”脱离人民，不理解人民需要，与人民之间不存在任何共同语言；他们鼓吹唯物主义只是强调物质利益，摈弃了人的个性和道德。作家竭力否定“社会主义者”的无神论和暴力革命，认为这类观念和行为摈弃基督，企图“以剑和血来达到联合”，迫使人类相互残杀，趋于毁灭。值得注意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反对社会革命的同时，却热烈追求一个和谐美好的理想社会。作家认为，整个西欧社会到处弥漫着敌对情绪，已经不可能组成一个和谐整体。与之相比，俄罗斯民族还保持着善良的“本源”，所以在俄国存在建立理想社会的可能。这一“本源”，即笃信基督，崇尚爱与宽恕的宗教感情和顺从谦卑的精神。作家甚至认为，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民族是“人类美的理想”，基督精神必须依靠俄罗斯民族发扬光大，“世界将通过俄罗斯思想获得伟大的复苏”。
正是基于上述的社会历史观和基督教信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中揭示了第一个主题：反虚无主义。在这部长篇小说中，作家以涅恰耶夫为原型，塑造了彼得·韦尔霍文斯基这一形象，通过其领导秘密组织进行恐吓、讹诈、纵火、暗杀等恐怖活动及其本人道德沦丧、野心勃勃、挑拨离间、恬不知耻等个人品质，作家对社会解放运动从根本上予以否定和批判，主张俄国必须摆脱革命思想的影响，从基督教中寻找出路。必须指出，《群魔》一方面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世界观的局限，显示出其反历史的特质；另一方面，它通过对“俄罗斯思想”的溯源，对自由主义的空想、上流社会和行政当局的腐败无能的批判，对俄国革命运动负面的揭露以及对一系列社会问题——诸如六七十年代革命运动与四十年代的关系、社会主义与无神论之间的关系、革命暴力的道德论等的思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作家现实主义创作的力度。《群魔》的英译者戴维·马加沙克认为：“如果认真对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政治观点，那未免是荒唐的；但若由此忽略他那些才思横溢的篇章，忽略他令人惊叹的对人的洞察力，以及他对人的性格中那些对于人的思想行为有深刻影响的方面所作的毁灭性批判，那同样是荒唐的。”作为“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与在他的其他力作中所表现的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样对人性——人的灵魂及其外在表现进行严厉的审判。与其他小说中所揭示的“人性与道德伦理”关系不同的是，作家在《群魔》中更加突出了“人性与社会或社会发展”的必然联系，以及前者对后者毁灭性影响。作家同样基于其独特的社会历史观和基督教信仰展开了《群魔》的第二个主题：反社会、反人性和反宗教的个性对社会的挑战及其毁灭。须指出，作为思想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通过显示这部长篇小说深刻的哲理内涵，表现出他在“人的灵魂”探索和“社会理想”的探求等方面所进行的不懈努力。
长篇小说《群魔》的第二个主题直接来自于作家对主人公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斯塔夫罗金及其他主要人物的精神成长的追溯和思想构成的剖析，作家通过系列“对话”场面，逐步建构一部多声部的叙事篇章。《群魔》的创作以及主人公形象的选取，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八七〇年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写过的书中，唯独这一部特别令我感到棘手……可是后来我却被真正的热情攫住了，突然喜欢上了这部作品……今年夏天又发生了一次转折：出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新人物，大有要当真正主角之势；原先的主角（一个极其有趣的角色，但还称不上是主角）反倒退到背景里去了。在这位新主角的鼓舞下，我已经动笔把全书从头到尾重写了一遍……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只是在表面上重要，这篇小说真正写的并不是他；不过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跟全书主要情节关系太密切，所以我不得不拿他作全书的主线。”至此，作家重新确立主人公，肯定了斯塔夫罗金的主导地位，借以揭示其独特的人格精神的成长过程及其反社会、反人性、反宗教的实质，以及这一人格精神之于社会或社会运动的毁灭性，展现主人公基于自我意志选择的必然毁灭的逻辑。与此同时，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形象则是作为斯塔夫罗金性格渊源的诠释出现的，而沙托夫、基里洛夫和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则作为特定时期斯塔夫罗金的思想轨迹，发挥了主人公人格精神的“补白”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说，以斯塔夫罗金为轴心的，由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沙托夫、基里洛夫和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一系列形象组成的形象群则是《群魔》真正意义上的主人公形象。
表面看来，斯塔夫罗金是一个最为阴险、最为神秘的人物。他内心空虚、矛盾，没有任何道德原则，同时他脱离民众和民族精神，蔑视人类和社会，冷酷而富于理性。他在内在精神上充斥着两种互相对立的理念，却不认同任何一种。“我依然像素来那样：可以希望做好事，并由此感到高兴；与此同时，我也可以希望做坏事，也照样感到高兴。但是这两种感情像过去一样永远浅薄得很，从来不十分强烈。我的愿望太不足道了，它不足以支配我的行动。”蔑视和摈弃情感——本能的价值取向，必然将主人公推向“意志崇拜”或“意志迷信”，由此，斯塔夫罗金踏上了伴随着灵魂受煎的“苦难的历程”。在这一历程中，主人公面临的是对整个主流社会的挑战——“加甘诺夫事件”和“省长事件”，而这些挑战中则又包括些许妥协。而使得主人公精神逐步走向崩溃的与其说是对整个社会的反击，毋宁说是他自身面对社会舆论压迫的妥协。在这一历程中，回溯并展现了主人公与玛丽亚·季莫费耶夫娜、丽莎、达莎和玛丽亚·伊格纳季耶芙娜荒诞的感情纠葛和不可理喻的婚恋关系。同样，也是在这一历程中，主人公在人格精神层面与沙托夫、基里洛夫、彼得·斯捷潘洛维奇乃至列比亚德金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这表明了主人公对“旧的自我”的决裂以及对“往日理想”的背叛。而这一“旧的自我”同样也包含着分裂的过程。
须指出，作家在整部小说结束之前除了叙述或转述斯塔夫罗金所发生的各类事件以外，极少言及主人公内在的思想情感和价值观念以及他种种不可理喻的行为的动机，因而给这一人物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直至小说结尾，通过他给达里娅的那封长信，作家才对主人公的精神世界崩溃和肉体的毁灭给予了诠释。
斯塔夫罗金一方面申明，假如能够像数学般精确地向他证明，真理把耶稣排除在外，那么他宁肯相信耶稣，也不愿相信真理；而另一方面他却断言，从审美的观点看，他不知道一桩禽兽般的淫乱行径跟任何一种丰功伟绩，甚至是为人类献身的行动，有什么区别。英国评论家M.默里认为斯塔夫罗金的全部秘密在于“自己的心中有通情达理的本能，都要因为它是本能而蔑视它，把它看做是妨碍他发挥自觉意志的东西；要把所有的本能，所有的冲动，所有的情感，所有的爱心，所有的一切都牺牲给意志；要以自觉意志主宰一切，因为不自觉屈服则等于宣布自己是可憎可厌的生活的奴隶；要让自己的意志做一切事物的绝对主人”。然而，当主人公最终发现这种“无限的力量的试验”仅仅是“为了自己并且为了自我炫耀”，并且直至最后也未发现这种运用力量的目的何在时，他的精神支柱也就崩溃了。而随着他的意志大厦的坍塌，他的生命也即走到了尽头。“对于一切都可以无休止地争论下去，可从我心中流出的只有否定，谈不到任何舍己为人，也谈不到任何力量，甚至连否定也流不出来。一切永远是浅薄和萎靡不振的……我知道我应该自杀，把自己像个等而下之的虫豸那样从地球上消灭掉。”总之，陀思妥耶夫斯基将斯塔夫罗金视作一个时代的完全体现，认为他超乎常人，因为他拥有人类的全部勇气，然而他却走火入魔，生活或生命只能在无聊的毁灭中走向结束，但他又没有别的选择。
如果说斯塔夫罗金是整整一代人的思想旗帜或精神导师，那么，沙托夫、基里洛夫和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则是三个价值追求迥异，甚至是对立的三个旗手和仆从。他们从不同侧面展示了斯塔夫罗金的思想历程。
在《群魔》中，大学生沙托夫形象被描写为基督教宗教思想的体现者，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基于弥赛亚主义的社会历史观。作为“虚无主义者”，沙托夫属于理想主义的年轻一代。他对斯塔夫罗金灌输的思想终身痴迷不已。这种令其震惊的有力思想的实质又是他无法把握的。盲目的信仰使得他“仿佛被压在一块把他轧成两半的石头底下，一生都在临终前的痛苦挣扎中度过”。沙托夫崇尚宗教，并且把上帝同民族的普遍的本质属性等同起来。同时，他认为俄罗斯民族是地球上唯一“体现上帝旨意”的民族，他注定将以一个新上帝的名义来更新、拯救现存的世界，并且它也是唯一被赐予通向新生活钥匙的民族。而“真正伟大的民族永远不会甘心在人类中充当次要角色，甚至也不屑充当头等角色，而一定要独占鳌头”。沙托夫基于自己的理解提出了“寻神”的信仰之路。与此同时，从自身特定的宗教观点出发，沙托夫对理性和科学进行猛烈的抨击，他断言理性不仅不具备确定、分辨善与恶的功能，而且总是不免将善与恶加以混淆，而科学也总是借助强权以解决社会问题。沙托夫的“反虚无主义”立场，他的“理想主义”个性，使得他逐步背离社会运动。最后他决意脱离秘密组织，另谋他途，末了惨遭杀害。
基里洛夫形象是作为沙托夫的对立面出现的。这位富有哲理性的建筑工程师，代表了斯塔夫罗金这面精神旗帜的另一面。他毕生追求的最高理想即是没有上帝。“人为了能够活下去而不自杀，想来想去想出了个上帝，这就是迄今为止的整个世界史。”基里洛夫独特的推论是这样的：如果上帝存在，那么一切意志都是上帝的意志。他则不能违背上帝的意志。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一切意志都是他的意志，他可以为所欲为。他必须通过自杀实现自己意志的最高点，以证明自己是神。另外，基里洛夫通过自杀还欲证明自身的桀骜不驯和“新的可怕的自由”：“我的神性的标志就是能够为所欲为！这就是我可以在最重要的问题上用来表现我的桀骜不驯和我的新的可怕的自由的一切。”在小说的后半部，基里洛夫终于开枪自杀，以生命的代价完成了其“无神论”或“人神”探索的道路。
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是作家在《群魔》中塑造的又一关键形象。彼得·斯捷潘诺维奇这一形象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者”，而是一个野心勃勃的阴谋家和政客。他的目标是利用斯塔夫罗金作为神秘的“精神偶像”，通过神话的设置使得“全球将会响起一片呼号：‘现在实行的是新的公正的法律，大海将会汹涌澎湃，戏台将会倒塌，那时候我们就会考虑，最好兴建一座石头建筑。’”须指出，这座“石头建筑”只不过是扼杀人性、人的天赋的“平权专制”的国家，即一种新的君主专制政体。而他的行动纲领则是有计划地动摇社会基础，瓦解社会的一切原则，使全体国民丧失信心，“使整个国家及其道德全部瓦解”。当整个社会摇摇欲坠，病入膏肓，且一切公共价值、社会准则遭到怀疑，但又迫切渴望获得一种主导思想以巩固社会基础时，他们便发起暴动，夺取政权。为了实现其政治纲领，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以沙托夫可能告密为由背地怂恿“五人小组”的四名成员暗杀了沙托夫，其真正目的则在于把“流出的血当做一个扣，立刻把他们所有的人拴住，他们就会变成您的奴隶”。这个丧心病狂的野心家，“新君主制”的膜拜者，在追逐名利的过程中不择手段，为所欲为，不惜摈弃一切道德和良知。最后，他惟恐事情败露，逃往异地。
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自由主义的遗老。他曾于京城某大学任职，后被聘为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家的家庭教师，继而成为她家的食客。对《群魔》这部小说的各种评论，几乎都对该形象给予了肯定。“就描绘的艺术生动性、鲜明性和真实性而论，就艺术分析的深度而论，韦尔霍文斯这个典型接近于我们最优秀的作家们所塑造的那些典型。”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不仅是斯塔夫罗金的精神导师，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他的思想武库。这一形象是后者的个性发展的逻辑起点。通过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不切实际的空想、脱离民族文化传统、懦弱顺从的性格、自私褊狭的气度，作家再次展现俄国知识界“多余人”的人格缺陷。然而，作为独具艺术价值的人物形象，在其身上也不时迸发出思想的闪光。在最后一次诀别世俗社会的讲演中，在反对者喧嚣的叫喊声中，他毅然坚持陈述了自己的价值理想：“当代青年的热情就像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年一样纯洁而又光辉灿烂。只发生了一件事：目标转移了，一种美被另一种美所替代……而我要宣布，莎士比亚和拉斐尔高于农民解放，高于民族，高于社会主义，高于年轻一代，高于化学，高于几乎整个人类，因为他们已经是成果，全人类的真正成果，也许还是人类可能取得的最高成果……整个秘密就在这里，整个历史也就在这里！没有美，连科学本身也无法存在……”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在宣读完他的“美的宣言”之后，便走出既定的性格框架，踏上了与上流社会决裂通往真实生活的途程。然而，不久以后在这条漫无目标的途程中，他倒下了，并且再也没有站起来。作家试图通过这一人物的生命的结束，预示一代自由主义者的终结。
弥留之际，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回忆起《路加福音》中一个情节。他关于这段文字的悟解为我们把握《群魔》提供了一把钥匙。在此他对自己，对自己所属的那个社会提出了界定，并将他们自身的彻底否定或毁灭同俄罗斯的复兴联系起来。“现在我思绪万千，产生了很多很多想法：您知道吗，这情形就跟我们俄国一样。这些从病人身上出来、进入猪里的群魔——这就是积蓄在我们这个伟大而又可爱的病人体内，世世代代积蓄在我们俄国肌体内的一切溃疡，一切乌烟瘴气，一切污泥浊水，一切大大小小的魑魅魍魉、牛鬼蛇神……但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和伟大的意志将会从天上保佑它，就像保佑那个精神失常的鬼魂附体的人那样，所有这些魔鬼，所有这些污泥浊水，所有这些沉渣泛起、浮到表面上来的、开始腐烂发臭的卑鄙龌龊一定会走出来……主动要求进入猪里去。而且已经进去了也说不定！这就是我们，我们和他们……我们这些精神失常和发狂的人，就会从山崖跳入大海，统统淹死，这就是我们的下场，因为我们的结局也只能是这样。但是病人将会痊愈，‘坐到耶稣的脚前’。”
在艺术手法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长篇小说《群魔》中沿用了独特的心理描写和戏剧化冲突等手法，以实现小说“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在《群魔》中，作家以“刻画人的心灵深处的奥秘”为宗旨，将“群魔”置于激烈冲突的内心矛盾中，着力描写了这一过程中人物极度紧张的心理状态以及情绪的转换和变化。为揭示人物心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沿用了内心独白、错觉或幻觉来刻画病态或变态心理，或者再现之于人物重大心理影响的事件，或象征性地暗示人物未来的命运。同时，作家将注意力投向人物的潜意识，展示人物在极度紧张的矛盾冲突中失控的潜意识活动以及难以把握的思想情绪，以揭示人物的内在心理造成具有强烈冲击力的艺术效果。如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在开会归来的途中，与斯塔夫罗金的谈话，以及基里洛夫的自杀过程。其次，作家在特定的场景上，使得情节在时空上高度浓缩，通过高度集中的人群的对话和行动，使矛盾冲突跌宕起伏，瞬间多变，具有强烈的戏剧性。最典型的即是斯塔夫罗金经历的“耳光事件”。另外，作为一部独具特色的“政治小说”，《群魔》运用了讽刺性模拟手法，以这一特殊的艺术形式对社会、历史和美学等问题表明自身的立场。一般而言，这些立场表达对“原型话语”意义的思考和否定。如在叙述维尔金斯基妻子与列比亚德金的婚外纠葛时，引用了所谓的“古罗马格言”：“我的朋友，到目前为止我只爱你，现在我尊敬你。”实际上，这句话是对车尔尼雪夫斯基长篇小说《怎么办？》中对爱情、婚姻和嫉妒所阐述的见解进行模拟。与此类似的还有卡尔马津诺夫对屠格涅夫特写《处决罗普曼》的模拟——对作品中叙述者地位表达了质疑。同样，作为俄国伟大作家的卡尔马津诺夫在其《谢谢》一文中对屠格涅夫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部分作品——《够了》《幻影》《关于〈父与子〉》的内容、结构、体裁、风格以及风景描写手法均作出了逐一模拟。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俄国批评家对长篇小说《群魔》贬褒不一，各派评论从各自的社会历史观、宗教立场和美学观出发对《群魔》给予了不同的评价，有时这些评价可以说是相互对立的。例如，进步批评界通常以为作为《群魔》素材的“涅恰耶夫案件”在俄国解放运动中不具有典型性，所以不应由此推导出解放运动的共同性质，而这部作品充其量不过是“由病态的想像创造出来的荒诞不经的东西”。与此同时，保守的批判家则给《群魔》以高度评价，并以这部小说作为思想武器，同进步的社会思潮展开论战。百余年来，俄国、西方和中国的文学研究者，在《群魔》一书的评论上，一直观点分歧，争讼不已。应该说，这一现象的本身便说明了这部作品所表达的思想之艰深、内涵之丰厚和矛盾之繁复。那么，今日世界的读者，究竟如何来解读这部作品，把握这部作品思想精髓和价值指向呢？我们以为，英国评论家M.默里二十年代的评论足以借鉴：“他的世界是一个象征和潜象的世界，体现为无法生活的生活；因为艺术和创造性活动既然是逃避难以忍受的思想苦闷的唯一出路，就必须要同造成苦闷的诸多怀疑相称。因此他的艺术是形而上的，是与其他艺术完全不同的。他竭力要表达的感受确实是无法表达的，为此他不仅需要一种新的艺术，也需要一种新的哲学。”二〇〇〇年十二月于北京大学哪怕打死我，路也看不清，我们迷路了，我们怎么办？显然，魔鬼把我们领进旷野，使我们原地打转。……魔鬼有多少，把他们往哪儿赶，他们干吗这样凄苦地歌唱？为老妖送葬，还是妖女出嫁，难舍难分？——亚·普希金
那里有一大群猪，在山上吃食。鬼央求耶稣，准他们进入猪里去。耶稣准了他们。鬼就从那人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湖里淹死了。放猪的看见这事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出来要看是什么事，到了耶稣那里，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人，坐在耶稣脚前，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被鬼附着的人怎么得救，告诉他们。——《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三十二—三十六节第一部第一章 （代引言）
德高望重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韦尔霍文斯基
生平中的若干轶事一
鄙人志大才疏，所以在下笔描写不久前发生在敝城这个至今平淡无奇的城市里的咄咄怪事时，不得不从稍前的往事说起，即从才华横溢而又德高望重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韦尔霍文斯基的若干轶事说起。这些轶事仅是本记事的一个引子，我打算描写的故事本身，还在后头。
一言以蔽之：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经常在我们中间扮演一种有点特殊的，可以说是忧国忧民的志士仁人的角色，而且他也酷爱这一角色，我甚至觉得，不扮演这一角色他就活不下去。我丝毫无意把他比作戏台上的演员：上帝保佑，何况我本人对他一向尊敬。这一切很可能是习惯使然，或者不如说他从小就养成了一种孜孜以求的高尚的志趣，一向以志士仁人自诩，把这视同一种愉快的幻想。比如说，他非常喜爱他那“被迫害者”，以及可以说是“被贬谪者”的地位。在这两个称谓中别有一种令他始终感到心醉神迷的典雅的光辉，这光辉后来在如许年的漫长岁月中逐渐提高了他在自己心目中的地位，终于使他达到某种令他志得意满的极高声望。在上世纪的一部英国讽刺小说中，有个人名叫格利佛，他从小人国回来，小人国的人总共才有这么两俄寸高，他身居他们中间，已经养成了以巨人自居的习惯，以致他蹀躞伦敦街头，不由得向过往行人和来往马车大叫，让他们在他面前闪开，当心别让他无意中把他们踩死了，他总以为他还是巨人，而他们不过是些小不点。因此人家就笑话他，骂他，一些粗野的马车夫甚至用鞭子抽这巨人；但他们这样做对吗？习惯成自然，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习惯使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也几乎干出同样的事，不过更天真、更无恶意罢了，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因为他的确是一位非常好的人。
我甚至这么认为，到后来，大家都把他忘了，到处都没人提起他，但是决不能因此说，过去也根本不知道他。无可争议，他也曾一度跻身于我国上一辈灿若群星的某些名流之列，有一个时期（诚然，转瞬即逝，为时极短），他的大名在当时许多心急的人的口碑中，几乎与恰达耶夫、别林斯基、格拉诺夫斯基以及在国外刚刚崭露头角的赫尔岑的大名并列。但是，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活动，由于（可以说吧）“情势复杂，变幻莫测”几乎在锋芒初露的同时便夭折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后来查明，既没有所谓“变幻莫测”，甚至也根本没有什么“情势复杂”，起码在这件事上是如此。仅在前不久我才得知，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蛰居敝省，生活在我们中间，不仅不是贬谪（正如我们一贯认为的那样），甚至也从来没有受到过监视，这事使我感到非常惊奇，然而这消息却是绝对可靠的。由此可见，一个人的想象力竟会丰富到这种程度！他终其身都真心诚意地相信，在某些领域，总有人对他放心不下，他的一举一动都不断有人向上举报，并被记录在案，近二十年来，敝省已更换了三任省长，每位省长在首途履新，荣任省座之际，总会对他抱有某种特别的、感到麻烦的想法，这也是上峰委以省座时首先提醒这位省长注意的。倘若当时有人以颠扑不破的证据让刚正不阿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相信，他对此根本就无须担心，他一定会生气的。然而，他却是一位非常聪明和才华出众的人，甚至可以说是学界翘楚，虽然话又说回来，在学术上……嗯，总而言之，他在学术上成就不大，而且，似乎，一事无成。但是，要知道，在我们俄国，翘楚、耆宿云云，一向都虚有其名。
他从国外归来，昙花一现地在某大学执掌教席，那已是四十年代末了。他一共才讲了几堂课，好像讲的是有关阿拉伯人的历史；他还答辩并通过了一篇出色的学位论文，这篇论文研究的是在一四一三至一四二八年间，德国的一座小城汉瑙本来可能起到一种非军事的、汉萨同盟的作用，与此同时，还论述了这一作用根本未能实现的那些特殊的、至今弄不清的原因。这篇学位论文巧妙地刺痛了当时的斯拉夫派，在他们中间一下子招来了许多狂怒的敌人。
尔后（不过已在他丢掉教席之后），他在一家译介狄更斯和宣扬乔治·桑的进步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极其深刻的论文的开头部分（可以说吧，目的是为了报复，以示他们失去了怎样一个人）——似乎是谈某一时代的某些骑士何以有非常高尚的道德情操，或者这一类问题。起码其中提出了某种崇高的和非常高尚的思想。后来有人说，这篇论文的后续部分立即被禁，甚至这家进步刊物也因为发表了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而受到了警告。这是很可能发生的，因为当时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没有呢？但是就这件事来说，很可能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不过是作者自己偷懒，没有把这篇论文完稿罢了。至于他中止讲授有关阿拉伯人的课，乃是因为某某人（显然是他的诸多反动的仇敌之一）不知用什么办法截获了一封他致某某人的信，信中谈了一些“情况”，因此便有人要求他对此作出某种交代。我不知道是否真有其事，但是也有人断言，就在那时候，彼得堡破获了一个庞大而又反常的反国家集团，人数大约十三名，几乎动摇了我们的国家大厦。据说，他们似乎还准备翻译傅立叶本人的著作。无独有偶，与此同时，在莫斯科查获了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一部长诗，这还是他六年前十分年轻的时候在柏林写的，曾以手抄本行世，在两名文学爱好者中间流传，并为一名大学生所珍藏。这部长诗现在就放在我的书桌里；我得到这部长诗不会早于去年，由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亲自赠予，是一部最近的手抄本，由作者亲手誊写和亲笔题签，封皮是红色山羊皮，装帧十分精美。然而，这部长诗并不缺乏诗意，甚至也不乏一定的才气；但是写得很怪，但在当时（确切点说，即在三十年代）这类写法是十分平常的。可是要说出它的情节，我很为难，因为说实话，情节云云，我什么也没有看懂。这是一部以富有抒情性的戏剧形式写成的讽喻作品，颇像《浮士德》的第二部。全剧以女声合唱开始，其次是男声合唱，然后是某些精灵的合唱，最后则是一些虽然还不曾活过但却非常想活的灵魂的合唱。所有这些合唱，唱的都是一种十分含混不清的东西，大部分是唱某人的诅咒，但却带有一种高雅的幽默色彩。但是情景突然变换，某个“人生的节日”来临了，喜庆中，甚至昆虫也放声歌唱，出来了一只乌龟，满嘴是神圣的拉丁语，记得，甚至还有一块矿石，即一种根本是死的东西，也唱了一支什么歌。总之，万物都在不停地歌唱，即便说话，也是含混不清地互相谩骂，但依旧带有高雅的色彩。最后场景又变换了，出现了一片蛮荒之地，在悬崖峭壁间，有个文明的年轻人在来回彳亍，他一面揪着野草，吮吸着，一位仙女问他：他干吗要嘬这些草汁？他回答说，他感到活腻了，想忘却一切，结果在这些野草的汁液中找到了忘却之道；但是他的主要心愿还是尽快失去理智（这心愿说不定是多余的）。接着突然有一位非常英俊的美少年骑着一匹黑马登场了，他身后跟随着多得不可胜数的世界各族人民。这少年代表死神，而各族人民都渴望见到死神。最后，已是最后一场，突然出现了巴别塔，建造该塔的一些大力士们终于唱着新的希望之歌把这塔建成了，当他们已经建到塔顶的时候，有个神，比如说，俄林波斯圣山的统治者吧，却可笑地逃跑了，于是恍然大悟的人类便占领了他的位置，立刻以洞察万物的新见解来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嗬，就是这样一部长诗当时却认为是危险品。去年，我曾向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建议把它发表出来，因为在我们当代这是完全无罪的，但是他却带着明显的不满拒绝了我的建议。他不喜欢把他的诗剧看成是完全无罪的，我甚至认为，他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内对我十分冷淡，其因也盖出于此。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突然，几乎就在我建议他在这里发表它的同时——这部长诗却在那里，在国外被收在一本革命文集里发表了，而且事先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对此一无所知。起先他吓了一跳，立刻跑去找省长，并给彼得堡写了一封十分光明磊落的辩护信，他把这信给我念了两遍，但是没有发出，因为不知道应该寄给谁。总之，他焦躁不安地过了整整一个月；但是我深信，他的私心深处一定感到万分得意。他弄到了一本文集，差点没同这本书同起同睡，白天则把它藏在床垫底下，甚至不让女用人替他铺床，虽然他每天都在等什么地方给他发来贺电，可是表面上又装得满不在乎。结果是什么电报也没有来。于是他便与我立刻言归于好，由此可以证明他那颗温文尔雅而又不念旧恶的心是非常善良的。二
我倒不是断言他根本没有感到任何痛苦；现在我深信，他只要做些必要的解释，就可以继续讲他的阿拉伯人，而且爱讲多少都成。但当时他太自以为是了，同时也太匆忙了，急于使自己深信不疑，似乎他这辈子的前程已被“变幻莫测的事态”打得粉碎。其实说穿了，改变他前程的真正原因，乃是中将夫人即当地巨富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斯塔夫罗金娜早先就已向他提出过的、现在又旧事重提的一个极其微妙的建议，请他充当她的独生子的高级教师和朋友，负责对他进行教育和整个智育培养，且不说报酬从丰，束脩优渥了。头一回向他提出这一建议还是在柏林的时候，正值他初次丧偶鳏居之际。他的发妻是敝省的一个举止轻浮的姑娘，当他还十分年轻的时候就冒冒失失地跟她结了婚，由于囊中羞涩，养不起她，再加上其他一些多少微妙的原因，看来，他跟这个（话又说回来）长得十分妩媚动人的女人在一起吃了不少苦头。她死于巴黎，最后三年已跟他处于分居状态，但给他留下了一个五岁的儿子，正如不胜凄惶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有一回当着我的面脱口所说，这是他“欢乐的、尚未黯然失色的初恋的果实”。这只小鸟从一开始就被送回俄国，一直在某个偏僻的地方，交由几位远房的姑妈抚养。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拒绝了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那时提出的建议，甚至不满一年，又很快续弦了，娶了一个不爱说话的柏林姑娘为妻，主要是这次结婚毫无必要，没有特别的道理。但是，除了这个原因以外，还有一些其他原因，使他谢绝了西席之职：当时有一位名噪一时、令人难忘的教授，他的名声吸引了他，于是他便插翅飞上了他早就跃跃欲试的讲坛，想试一试他那雄鹰的翅膀。可是现在他已铩羽而归，因此他也就自然而然地想起了还在过去就曾动摇过他的决心的那一建议。第二位夫人跟他过了不到一年便溘然长逝，这就把一切彻底安排妥了。说穿了：一切迎刃而解，盖由于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的热情关怀，以及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对他那弥足珍贵的，可以说吧，尽善尽美的友谊，如果对于友谊也可以这样形容的话。他投身于这友谊的怀抱，于是这事便从此敲定而且一定就是二十余年。我使用了“投身于怀抱”这一说法，但愿上帝保佑，不要让有些人想过了头，作些无聊的猜测；这里的所谓怀抱，应当理解为高风亮节。最精巧和最最微妙的关系，从此把这两位如此杰出的人物永远联系在一起了。
西席这一教职所以被接受，还因为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发妻遗留下来的庄园很小，而且与斯塔夫罗金家在敝省的宏伟的城郊庄园斯克沃列什尼基左右毗邻。再说，在幽静的书斋里，从此可以不再为大学里庞杂的课程所分心，潜心于学术事业，用极其深刻的学术著作来丰富祖国的语文科学。学术著作并未面世，但是却可能以一种站在祖国面前的所谓“谴责的化身”的姿态昂首挺立，凡二十余载，了此余生，诚如一位人民诗人所说：作为谴责的化身……你站在祖国面前，自由主义的理想家。
但是，如果这位人民诗人所形容的那个人愿意这样做的话，也许，他就有权一辈子摆出这样一副姿态，虽然这样做未免乏味。说真格的，咱们这位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与这一类人相比，不过是个模仿者，再说老这么昂首站着也未免疲劳，因此常常侧身躺下，小憩片刻。但是，虽然侧身而卧，应当说句公道话，他在这卧姿中也依然保持着谴责的化身这一姿态，何况对于敝省上下这样也就足够了。在敝城俱乐部里，当他坐下来打牌的时候，您不妨瞧瞧他那副尊容。他的整个模样都似乎在说：“打牌！我坐下来跟你们打叶拉拉什！难道这可以并存吗？谁应该对此负责？谁粉碎了我的学术生涯，把它变成了叶拉拉什？唉，就让俄罗斯亡国灭种吧！”他说罢便威严地甩出一张红心王牌。
不过说真格的，他非常喜欢斗牌，就因为斗牌，尤其在最近，他经常与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发生不愉快的冲突，何况他又经常输钱。不过这是后话。现在我只想指出，他甚至是一个经常受到良心谴责的人（就是说，有时候），因此常常愁眉不展。在他同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长达二十年的友谊中，他每年有三四次常常陷入我们称之为“忧国忧民”的状态中，就是说不过是闷闷不乐罢了，但是深受人们尊敬的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却喜欢使用“忧国忧民”这词儿。后来，除了忧国忧民以外，他又开始陷入香槟酒之中；但是对他关怀备至的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一辈子都保护着他，没让他染上任何庸俗的嗜好。他也确实需要一位保姆，因为有时候他会变得十分古怪：当他处在最崇高的忧伤之中，会忽然像个最普通的黎民百姓一样开怀大笑。还有些时候，他甚至对自己也会幽默地讽刺几句。但是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最害怕的就是这种幽默的讽刺。她是一位正统的妇女，是一位赞助文学事业的女性，她的所作所为仅出于高尚的考虑。这位朝廷命妇对她的穷朋友的长达二十年的影响至为巨大。关于她应当另作交代，现在我就来谈她的情况。三
有这么一种奇怪的友谊：两朋友都恨不得把对方给吃了，一辈子就这么活着，可是彼此又分不开。要分手甚至根本办不到：如果当真发生了这种事，那个由着性子胡闹，跟对方中断关系的朋友，一定会首先病倒，甚至一命归天也说不定。我千真万确地知道，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有好几次，有时还是在和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面对面地倾心交谈、互诉衷肠之后，等她一走，他又从沙发上突然跳起来，开始用拳头捶打墙壁。
他这样做并没有丝毫难解之处，有一次他甚至还从墙上敲落了一块白灰。也许有人会问：这样微妙的事我怎么会知道呢？倘若我是目击者，亲眼目睹了这情景，又怎么样呢？倘若这是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趴在我的肩膀上不止一次地痛哭流涕，绘声绘色地向我描写他自己的全部底细，你们又会怎么说呢（他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话不说呢）？但是几乎在每次痛哭流涕之后都会发生这样的事：第二天他就因自己忘恩负义而甘愿把他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急匆匆地叫我去，要不就亲自跑到我房间里来，而他此来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告诉我，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是“人格高尚和温文尔雅的天使，而他自己则适得其反”。他不仅跑来找我，甚至还不止一次地用他的生花妙笔写信给她，向她本人描述这一切，并在工工整整地签上自己的尊姓大名后，向她坦白交代，昨天他曾向一个不相干的人叙述，她之所以要他充当她府上的西席，是出于虚荣和嫉妒他的学识和才能；她恨他但又不敢明说，怕他拂袖而去，从而有损于她在文坛上的声望；因此，他蔑视自己，拿定主意要自寻短见，现在就等她说最后一句话，从而决定一切，诸如此类，等等，等等。了解了这一切之后，就不难想象，这个年逾半百的、最天真的黄口小儿，一旦精神病发作，有时候会达到怎样的歇斯底里！有一回，我就亲自看到过这样一封信，这是在他们的某次争吵之后，就为不足挂齿的一点小事，但一吵起来就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我看后大惊失色，求他千万别把信寄出去。“那不行……这样做更光明磊落……我责无旁贷……我倘若不向她承认一切，一切，我会死的！”他差点像发热病似的回答道，还是把信发出去了。
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就从来不会寄给他这样的信，他俩的差别就在这里。诚然，他酷爱写信，甚至跟她住在同一座楼里，也常常给她写信，在歇斯底里发作的时候，甚至一天写两封。我清楚地知道，她阅读这些信时一向十分用心，甚至一天两封她也照读不误，看完后就标上日期，分门别类地放进一个特别的小匣子里；此外，她还把这些信珍藏在自己的心坎上。然后，便让她的朋友空等一整天，不予答复，遇到他时就像没事人似的，仿佛昨天什么特别的事也没有发生。她就这样慢慢、慢慢地把他调教过来了，连他自己都不敢提起昨天的事，只是注视着她的眼睛，窥视若干时候。但是她什么也没有忘记，倒是他有时候忘得太快了，看到她泰然自若就受到了鼓舞，倘有朋友前来，他甚至当天就嘻嘻哈哈，争着开香槟酒，像孩子般顽皮。想必，当时她恶狠狠地看着他，可是他竟毫无察觉！除非过了一周，过了一月，甚至于过了半年之后，在某时某刻，事有凑巧，他无意中想起在这样的信中有某一句话，接着又想起了全信，连同全部情况，他才忽然羞赧无地，而且常常痛苦得上吐下泻，仿佛害了霍乱病似的。这种特殊的、类似于亚霍乱的阵阵发作，在某种情况下，往往是他的神经受到剧烈震荡后的通常出路，也是他的体格的某种颇为有趣的怪事。
的确，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肯定恨死了他，而且十分经常地恨他；但是他在她身上只有一点直到最后都没有察觉，他终于成了她的儿子，她的创造物，甚至可以说，成了她的发明，成了与她血肉相连的某种东西，她之所以聘用他，供养他，绝不仅仅是出于“对他的才能的嫉妒”。如果这样揣测她，那就未免极大地侮辱了她！她身上除了对他抱有不断的憎恨、嫉妒和蔑视以外，还蕴藏着一种对他的让人受不了的爱。她保护他，使他纤尘不染，她百般照料他，照料了他二十二年，倘若事关他那诗人、学者和忧国忧民的志士仁人的声誉，她就会忧心忡忡地接连好几夜睡不着觉。她发明了他，她对自己的发明物自己头一个就深信不疑。他仿佛是她的某种幻想……但是她对他的要求也很高，有时候甚至要求他像奴隶一样对她百依百顺。她极爱记仇，爱记仇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既然谈到话头上，我就来谈两件趣事。四
有一天，当时，关于农民解放的传说还只是略有耳闻，整个俄罗斯都突然欢喜雀跃，准备全国复兴的时候，有一位从彼得堡来的男爵，路过敝地，顺道拜访了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这位男爵与最高当局关系密切，而且非常接近决策层。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非常重视这类拜访，因为自从她的夫君谢世以后，她与上流社会的关系便日益削弱，最后就完全中止了。男爵在她府邸坐了一小时，喝了点茶。当时没有任何宾客作陪，但是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却把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请了来，摆了摆场面。男爵过去对他也久闻大名，或者装作久闻大名的样子，可是在用茶的时候却很少同他说话。不用说，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是不会让自己丢人现眼的，再加他的风度极为高雅。虽然他的出身似乎并不十分高贵，但是恰逢际遇，从很小的时候起，他就在莫斯科的一个显贵人家抚养长大，因此具有良好的教养；他的法语说得就跟巴黎人一样。因此，男爵从第一眼起就应该明白，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虽然蛰居外省，但是围绕在她周围的都是何等样人。然而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当男爵颔首肯定，当时刚刚传开的有关这次大改革的传闻确有其事之后，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突然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乌拉”，甚至还用手做了一个表示欢天喜地的姿势。他喊的声音倒不大，甚至还十分优雅；甚至，说不定，他的欢天喜地也是事先安排好了的，而手势也是在喝茶前半小时对着镜子特意排练好的；但是，当时他想必有什么东西未能尽如人意，因此男爵只是略显不悦地微微一笑，虽然他立刻又特别客气地加了一句，谈到由于这件大事，所有俄国人的心一定理所当然地深受感动，云云。接着很快就走了，临走时也没有忘记向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伸出两个手指，以示握别。回到客厅后，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先是沉默了大约三分钟，好像在桌上寻找什么东西似的；但是突然向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转过身来，脸色苍白，两眼发光，慢吞吞地悄声道：“我永远也忘不了您干的这好事儿！”
第二天，她遇见自己的朋友又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从来不提那天发生的事。但是过了十三年，在一个充满悲剧气氛的时刻，她又旧事重提，并且指责了他，像十三年前她头一次指责他时那样，脸色苍白。她在整个一生中只有两次向他说过：“我永远也忘不了您干的这好事儿！”与男爵那事已经是第二次了，但是第一次也颇为典型，而且似乎对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命运影响至大，因此我也想谈谈那次的情况。
那是在一八五五年春，时当五月，即在斯克沃列什尼基得到斯塔夫罗金中将仙逝的消息之后。斯塔夫罗金中将是一位干事冒失的老人，他是在奔赴克里米亚现役部队履新的途中因胃部失调去世的。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成了寡妇，穿上了重孝。诚然，她不可能感到很伤心，因为最近四年来夫妻俩因为性格上合不来完全分居了，她只给他提供生活费（中将本人总共只有一百五十名农奴和一份俸禄，此外就只有显赫的身份和关系网了；而全部财富和斯克沃列什尼基是属于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的，她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包税商的独生女）。虽然如此，这个出人意料的消息还是使她十分震惊，于是她就离开社交界，过起了完全孤独的生活。不用说，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一直待在她身边，寸步不离。
五月，万物复苏，生机盎然，傍晚时分更是景色宜人。稠李已繁花满树。两位朋友每到傍晚都在花园里见面，在凉亭里一直坐到半夜，敞开心扉，互诉衷肠。这时光真是太富诗意了。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由于命运骤变说的话就比平时多了些。她仿佛偎依在自己朋友的身旁，贴近他的心窝，就这样继续了几个晚上。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突然萌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这个痛不欲生的未亡人是否对他存有什么指望呢，她是否在等待一年服丧完毕之后由他向她提出求婚呢？”这念头是无耻的，但是，要知道，一个人身心高雅有时反倒会促使他对无耻的念头产生癖好，因为人的发展往往是多方面的。他开始仔细琢磨，终于发现这事庶几近之。他寻思：“不错，家私巨富，但是……”的确，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不大像个大美人儿：高高的个儿、黄黄的皮肤，瘦骨嶙峋，一张显得太长的马脸。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越来越动摇不定，因怀疑而万分痛苦，甚至由于拿不定主意而哭了两次（他常常哭）。每到傍晚，就是说在凉亭里，他的脸不知怎么总是不由得流露出一种任性而又嘲弄，打情骂俏同时又傲慢的表情。他这样做是无意的，身不由己的，甚至一个人越高尚，这种表情就越看得出来。只有上帝知道这事的是非曲直，但是较有把握的是，足以完全证明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疑心是有道理的那种东西，在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的芳心里尚未萌生。再说她也不会易姓改嫁，将自己的斯塔夫罗金的姓氏换成他的姓氏，虽然他的姓氏也十分高贵。也许，从她那方面来说，这不过是女人的逢场作戏，是一种不自觉的女性需要的流露，在某些女人味十足的女人身上，这也是十分自然的。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也不敢担保；研究女人的芳心到底有多深，甚至至今尚未涉足！不过我还是接着说吧。
应当认为，她很快就在心中猜透了她那朋友脸上的那种古怪的表情；她很敏感，看事很细心，倒是他有时候显得太天真了。但是傍晚之约依然跟过去一样进行，他们彼此的谈话也同过去一样极富诗意而又兴味盎然。直到有一天，随着夜幕的降临，在极其活跃而又极富诗意的谈话结束之后，两人友好地分了手，在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居住的那座厢房的台阶旁彼此热烈地握了握手。每年夏天，他都要从斯克沃列什尼基供老爷们居住的庞大府邸里搬出来，搬到这座几乎坐落在花园里的小厢房居住。他刚回到自己的房间，思绪万千地拿起一根雪茄，还没来得及把烟点上，就疲倦地、一动不动站在敞开的窗户前，注意地看着在一轮明月旁滑过的轻如绒毛的朵朵白云，这时突然传来一阵轻轻的簌簌声，使他打了个寒噤，回过头来。四分钟前他刚离开的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又站到了他面前。她那张黄脸几乎变得铁青，嘴唇紧闭，嘴角在微微颤动。她一言不发地注视着他的眼睛足有十秒钟，眼神坚定而又铁面无情，她突然急促地悄声说道：“我永远也忘不了您干的这好事儿！”
十年之后，当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悄悄地把这一让人伤心的故事讲给我听的时候，他先把房门锁上，向我起誓，当时他在原地都愣住了，既没有听见，也没有看见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是怎么走开的。因为以后她从来没有，一次也没有向他暗示过那天发生的事，一切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似的照常进行，所以他毕生都倾向于认为，这一切不过是他病前的幻觉，再说当天夜里他还当真病了，而且一病就是整整两星期，因此，赶巧，也就中止了他俩在凉亭里的约会。
尽管他幻想那不过是他的幻觉罢了，但是他毕生中的每一天都似乎在等待着这件事的下文，或者可以说等待着这件事的结局。他不相信，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有时端详自己朋友的脸色就不免感到奇怪了。五
她甚至亲自为他设计服装，而他也就穿着她设计的服装度过自己的一生。衣服很雅致，也很有特色：长襟的黑色上衣，纽扣几乎一直扣到颈部，但穿着却十分潇洒、气派；一顶宽边软帽（夏天是草帽）；一条细麻纱的白色领带，打了个大领结，两端垂于胸前；一根装有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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