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骆正林(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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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舆论与教育发展试读：
总序
在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教育的历史上，有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1964年，创办新闻学专业；1995年，创建新闻与传播学院。2014年，我们欣喜地和全国各地的百余位专家学者一起，庆贺新闻传播教育50周年；2015年，我们又迎来了建院20周年的华诞。
在这样的时间节点上，我们首先要向悠久的历史传统致敬。51年前的今天，一群富有新闻理想的青年学子，就是在这一方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开始他们追逐梦想的历程的。他们的拓荒之旅，至少在这样一些方面持续地影响着晚生后辈：第一，对事实真相持续不断的寻找。今天我们念念不忘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是可以从那代新闻人与城乡大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老旧照片中得到印证的。第二，对民生百态的精准描述表达。翻看老新闻，我们也许无法寻获关于民生新闻的概念，但激扬的文字背后，确实是民生、社会的鲜活呈现。第三，对传统文化的由衷敬重。也许我们所处的百年随园有太多的文化积淀，具体地说，也许是清代才子袁枚创作《随园诗话》时，他的探索遗风犹在，这代新闻人在言谈举止和字里行间体现出来的传统文化底蕴，让我们既骄傲也惭愧，而所有的这些因素，自此以后一直在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人的血脉中流淌。此刻，我们理应向这段历史以及开拓了这一段历史的人们致敬！
但是，我们并不厚古薄今，因为前行的历史，总会给那些胸怀抱负的人们以施展身手的舞台。致敬传统，为的是更好地激荡现实。20年前的今天，中文系的新闻学专业与电教系合并组建新闻与传播学院，开创了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教育的新格局。我们的事业发展，也迎来了最辉煌的发展时期。经过20年的发展，学院现有新闻系、广播电视系、广告系、新闻摄影系、网络与新媒体系五个系六个专业。拥有新闻学、传播学、戏剧与影视学三个学术型硕士点及新闻与传播、广播电视两个专业学位硕士点。2006年获批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权点。在“十五”“十一五”期间，新闻学科连续被评为江苏省普通高校唯一的新闻学省重点学科，“十二五”期间，新闻传播学科被评为江苏省一级学科重点培育学科。新闻学专业先后被遴选为江苏省品牌专业及国家首批特色专业，新闻传播学（类）被批准为江苏省“十二五”重点专业。同时，学院拥有“中央和地方共建学校特色优势学科实验室”及江苏省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江苏省新闻人才培训中心”和“江苏省党委政府新闻发言人培训基地”也挂靠在本院。这些概况和数字背后，是我们对新闻传播教育理念进行实践的印记。
首先，在学科建设中，既关照传统，更前瞻未来。在打实本科六个专业的基础上，围绕新闻学博士点及新闻学、传播学等五个硕士点，横向协力、纵向推进。结合省级重点学科建设和学校“211工程”项目建设，不断强化和充实学科内涵。在媒介融合的大背景下，我们通过完善专业结构，不断用时代要素激活传统学科的活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关注新闻史论等传统学科，也关注新闻法治与网络舆情等新兴领域，形成了自身的特色与优势。
其次，在人才培养上，以国际化视野、专业主义精神、社会责任意识和创新思维能力为核心要素。通过关口前移选好生源、团队培育补足养分、论文写作融合项目等方式，致力于培养有文化责任和社会担当的人才。我们的毕业生中，既有像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唐绪军教授、新华网络电视台总编辑兼中国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陆小华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陈昌凤教授、副院长崔保国教授、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苏宏元教授、南京社会科学院院长叶南客研究员等这样一批学养深厚、极富思想创见的理论精英，也有像江苏省政府副秘书长和省政府新闻发言人肖泉先生、江苏省记协主席周世康先生、新华日报社社长周跃敏先生、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总经理周斌先生等这样一批目光敏锐、极富开拓精神的传媒精英。他们和一大批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劳作辛勤奉献的毕业生一起，成为我们这个学院最好的新闻发言人。
最后，在科学研究中，我们致力于在传统基础理论体系中的添砖加瓦，更致力于现实理论研究的差异化发展。在多年的研究中，我们在历史背景下拓展了新闻法制史、民国新闻史研究；在现实维度中拓展了媒介与农村、新闻法治与舆情研究，并逐渐形成了自身的学术高点。正是个性鲜明的研究理念，让我们每年都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项资助，并先后获得国家重点和重大招标项目立项。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收获和荣誉。
当然，支撑所有这一切的，是我们以14位教授为核心的67人的教师团队。团结、和谐、协作是这一支队伍长期的标签。有学者说这是一支最团结的队伍，确实，我一直以此为荣。同时，进取心以及与此相对应的创新能力是这支队伍的另一个标签。团队成员用睿智的思考和自由的表达，形塑着学院的精神样貌。
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我还要向来自社会各方的推动力量致谢。在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体系中，我们的整体实力虽然处于“全国新闻教育的第一方阵”（方汉奇语），但还属于发展中阶段，基于这种处境，我们就愈加感受到各种推进力量对我们事业发展的重大价值。作为基层的一个学院，我们也始终感受着各级政府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在致力于建设“有国际影响的高水平大学”的进程中，学校长期把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发展放在重要的位置上，这是我们得以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在学院事业发展的每个关节点上，兄弟院校专家同仁善意的点拨、有力的支持，或让我们茅塞顿开，或让我们信心倍增。对此，我们心存感念并铭记在心。
在所有的社会关系中，学生和老师、校友和母校的关系是一种最真挚纯洁的关系。因为我们共同的母体时常让我们有心心相印之感：我们有共同的记忆，相同的感怀；我们更有共同的祝福和相同的愿景。感谢历届校友对新闻与传播学院持之以恒、不遗余力的支持！也感谢所有在这所学院执教过的老师以及历届党政领导！一代代人的共同努力与汗水，成就了我们今天的格局，我们将传承并光大我们共同的事业。
在建院20周年之际，我们组织出版这套系列丛书，希望能为院庆留下一点有价值的印记，也以此求教于各位方家。关于未来发展，我们无意宏大叙事般宣示更多高大上的目标，但是，我们有信心，在绚丽多彩的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画卷上，通过全体师生的“求真善学”，留下个性鲜明的鲜亮一笔。
我们一直在努力。顾理平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2015年5月 第一章社会舆论的内涵及其对教育发展的诉求
在过去相当长时间内，我国教育事业主要由政府、学校和精英主导，普通公民缺乏参与教育决策的渠道和机会。随着传媒技术的不断发展，市民社会的渐趋形成，公民参与教育改革的热情持续增加，社会舆论对教育发展的影响正在加大。社会舆论可以成为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正能量”，为教育改革提供智力支持，指引教育发展的方向；同时，社会舆论也具有情绪化、非理性的特征，如果教育部门不能够对其进行有效引导，社会舆论也会产生强大的负面效应，耗散教育发展的能量，扰乱教育教学秩序，让教育改革在无谓的争论中流产。教育部门要想发挥社会舆论对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正面支持作用，首先应该了解社会舆论的内涵及其对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主要作用。一 社会舆论、媒体舆论与社情民意
社会舆论并非单一的舆论，它是各种舆论所组成的复合体。社会舆论指的是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下各种舆论相互作用所组成的舆论集合体。按照舆论主体的不同，可以将社会舆论划分为公共舆论、公众舆论和媒体舆论三种类型。公共舆论常被称为舆论、民意、民心、公论、公意，狭义上的舆论指的就是公共舆论。公共舆论是公众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内对特定的公共事务所持的基本一致的看法。公共舆论体现人民改变现状、维护自身利益的历史要求，它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性力量。公众舆论也称公众意见、众意，公众舆论是不同社会阶层或阶级的意见表达，是多元社会意见所组成的混合结构。众意包含阶级舆论、阶层舆论、宗教舆论、团体舆论、群体舆论等类型。众意是丰富多彩的个人意见向意见集中的公共舆论过渡的中间状态，它的主体是社会上众多的利益群体。公共舆论考虑的是公共利益，公众舆论考虑的是个人利益、集团利益。“公意只包括人们相同的意志，而众意则是人们相同的与不同的意志的总和，公意是众意的最大公约数。”[1]
很多学者认为媒体言论不等于舆论，因为媒体内容是层层把关后的产品，它体现的是集团利益或意识形态。但是，媒体具有广泛的社会覆盖面，它的内容能够影响公众的意见表达，进而影响公共舆论的形成；随着媒体向都市化、社交化方向发展，媒体意见与公共舆论的重合度也在提高。因此，从舆论研究的方便性和实用性出发，将媒体意见称为“媒体舆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媒体舆论可以指媒体在信息传播活动中所形成的一种社会舆论，它包括主流媒体、都市媒体和社交媒体上所传播的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各种意见。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有关部门提到的“舆论”，往往没有具体的准确的含义；相关部门通常把“在社会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意见”统称为“舆论”。
媒体舆论不等于社会舆论、公共舆论（狭义舆论），但我国党委和政府重视的主要是媒体舆论，舆论引导主要利用的也是各类媒体。因此，我们探讨社会舆论对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支持，也主要研究媒体舆论对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支持。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这样的研究视角有一定的合理性。首先，公共舆论具有理性和非理性之分；而媒体活动是一种职业化的活动，它可以摆脱道听途说信息的困扰，因此媒体舆论一定程度上可以摒弃公共舆论的“非理性”。其次，随着都市媒体、社交媒体的不断繁荣，媒体舆论和公共舆论的重合度越来越高，尤其是社交媒体已经成为观察民意的重要窗口。最后，媒体在市场竞争中通过对公众的争夺，逐渐形成了一个公共领域的雏形。今天的媒体是公共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公民个体凝聚成公众的中介因素。在公共领域内，“围绕媒体报道的事实，公众展开自由讨论和批[2]判，以影响有关的公共政策，实施对国家公共事务的监督”。事实上，党和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教育教学机构越来越重视媒体舆论。
与舆论相近的概念还有民情（moeur）和舆情。民情指的是一个民族的整体道德状况和社会精神面貌。舆情是各种舆论的具体运动和变化状态，它包括社会环境中多元舆论的结构、舆论的产生和演变过程以及舆论和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社会舆论是公众意见的集合状态，它更多从“静态”意义上考察公众意见；舆情更加侧重于从动态性、系统性角度考察舆论，它是社会客观环境与民众主观意见的总和，有时可以统称为“社情民意”。二 媒体主要通过议程设置影响社会舆论
各国统治者对舆论的态度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重言主义的舆论观，认为人民有权通过代议机关表达他们的舆论，国家应当保障公民的言论和思想自由，注重对民心、民意进行疏导。美国前总统杰斐逊认为，如果一个政府在批评面前站不起来，那它就该垮台。另一种是轻言主义的舆论观，认为要维护君主的统治和国家的稳定，必须对言论进行控制，有些统治阶级因此选择漠视、敌视民心、民意。现代各国管理者不太会走向极端，而是注重对疏导和禁言两种方式的辩证使用，禁言更多地通过法律规范来完成，疏导则成为管理舆论的主要方式。通常我国将“民意的疏导”称为“舆论引导”。所谓舆论引导是指社会主导者通过传播特定的评价性信息规范人们的意识，引导人们的意向，控制人们的行为的传播活动。舆论引导的工具是媒体，舆论引导的对象是公众，舆论引导的目标是对民心、民意的驾驭。舆论引导是一种驾驭民心、民意的艺术。“正确的舆论引导则顺应民心、民意，能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错误的舆论引导则能蛊惑人心、强奸民意、[3]扭曲民意。”
社会舆论不是天然生成的，它是社会环境的产物，也是社会培养的结果。任何舆论都是特定时空环境下公众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行为方式的反映；也就是说，人们只有了解了自身生存的环境，才能更好地对生存环境发表意见、形成看法。然而，在全球化背景下人类的生活环境、工作环境无限放大，个体只能亲身体验时空环境中的“一小部分”，我们只能通过媒体了解更多的“环境变动的信息”。因为我们需要对很多“没有体验过的事件”发表意见，需要依靠媒体传播的信息和意见去形成自己的观点，所以媒体“具有了左右公众思维[4]的巨大力量”。传播学研究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媒体在改变人们既有观点方面作用有限，媒体的“巨大力量”主要体现在议程设置（agenda-setting）方面。正如伯纳达·科恩（Bernard Cohen）指出的那样：“新闻媒介在使人们怎样想（what to think）方面很难奏效，但[5]在使人们想什么（what to think about）方面却惊人地成功。”公众的信息接收能力是有限的，虽然很多议题能够引起公众的兴趣，但只有很少部分最终成为公众议题。世界上每天发生很多事情，媒体的报道能够帮助公众确定“当天最重要的议题”，帮助公众对当天议题的重要性进行排序。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在认知层面，媒体报道的议题容易被公众感知，即公众意识到某个议题的存在；在次序层面，媒体对议题的排序一般会影响公众对议题的排序，即对媒体大量报道的议题公众思考的多，对媒体报道少的议题公众一般思考的少；在显著性层面，媒体赋予议题的意义一般会影响公众对[6]这个议题重要性的认识。
议程设置牵涉到三种不同性质的议程，即政策议程、媒体议程和公众议程。政策议程是各国政府关心的行政管理方面的议题，或者是统治者期望公众关心的议题。媒体议程是媒体通过信息报道所设定的社会议程。公众议程是公众关注、议论的社会问题，公众议程是公共舆论形成的前提，公众对某一议题的讨论、辩论就会形成公共舆论。舆论引导就是社会主导者采用政治、经济、法律、传播等手段控制、影响媒体舆论、社会舆论的过程。舆论引导的最终目的是追求政策议程与媒体议程、公众议程的重合度，让政策议程能够进入公众议程讨论的范围，最终影响公共舆论向社会管理者设定的方向发展。教育部门要想发挥社会舆论的正向支持作用，必须有策略地发挥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三 当前我国社会舆论传播的主要载体
社会舆论是一个复合的概念，它可以包括公众舆论、组织舆论、公共舆论、媒体舆论等二级类别。因为媒体是社会舆论传播的主要渠道，所以当下人们提到的舆论主要指的是媒体舆论，通常所说的舆论引导也主要指的是对媒体舆论进行调控与引导。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媒体主要是以党报为主的主流媒体独领风骚，党报和广播、电视一道成为党和政府的喉舌。改革开放以后，报纸不断探索市场化的路径，广播、电视、网络先后繁荣或崛起，我国媒体领域快速裂变和重新整合，主流媒体在媒体领域所占的份额不断缩小。为了考察社会舆论对教育的作用和影响，我们将媒体简单地划分为主流媒体、都市媒体和社交媒体三大类（见表1-1）表1-1 主流媒体、都市媒体和社交媒体的基本内涵
表1-1没有将网络简单看成一种媒体，而是将网络看成一种技术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寄生着很多媒体，如传统媒体建的网站、BBS、邮件、博客、微博、微信等，都分别能被看成一种媒体。按照各种网络媒体的性质不同，可以分别将它们归入主流媒体、都市媒体和社交媒体等类别，如政府网站、人民网、新华网都能被看成主流媒体。不同媒体因为媒体特征和传播规律不同，媒体中的舆论对教育发展的支持程度和支持模式也不同。四 社会舆论对教育改革的主要诉求
在网络媒体快速发展的时代，社会舆论更多通过社交媒体传播，公众自觉参与教育讨论的热情不断增加。通过媒体报道、公众评论，教育舆论场中逐渐形成了多种弥散式的教育景观，这些景观包含了公众物态的价值观，并成为公众视觉和意识的焦点。社会舆论是国家和制度的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教育景观负载的舆论是教育改革的巨大推动力。当代教育景观生产具有公共性、草根性倾向，教育舆论具有监督性、批判性的特点，当前社会舆论中包含了很多公众对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美好诉求。1.公众渴望教育参与权得到尊重
社会舆论是公众意见的最大公约数，它最初是杂乱无章、飘忽不定的，一旦经过碰撞和交流形成集体意志，就会变成一种“神秘莫测的力量”。启蒙学者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等人认为，舆论是政府合法性的来源。表达观点是舆论形成的前提，表达权也是一切人权的基础。在公众权利意识普遍觉醒的今天，尊重公众的表达权已经成为各国政治生活的普遍规则。我国改革开放之初的教育改革是行政主导的改革，政府和精英掌握着教育改革的主导权。这种“关门模式”的改革曾在拨乱反正方面做出过巨大贡献，奠定了新时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坚实基础。然而，关门改革也导致了公共权力对教育资源的控制，教育主管部门的权力不断在改革中自我膨胀，每一次改革都成了对教育部门权力的维护和强化。在“良好愿望”的前提下，管理部门剥夺了公众的教育参与权，也干预了教学机构的日常工作，让教育改革和发展缺少了活力和动力。“按照民主理论，政府是接受人民委托而成立的管理机构。政府要扮演好受托者的角色，就必须维持与人民的密[7]切互动，才能充分掌握民意。”政府主导的改革导致教育部门管的事越来越多，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却越来越低。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教育改革牵涉到政府、学校和社会，但“在政府与学校和社会的关系上，一种情况是政府主导比较明显，学校和社会参与比较薄弱。在比较重大的教育改革问题上，基本上是由政府来[8]组织推进的，学校和社会处于被动地位”。如基础教育分级办学、高校合并扩招等。“另一种情况是在学校和社会主导的情况下，政府[9]支持有时比较及时和有力，而有的却不是十分及时和到位。”如在私人办学方面政府支持的力度一直不够。社会公众是教育权力的监督者，也是教育成绩的检验者。“目前公开透明正成为各级执政者的基本理念。这是权力观的悄然革命，是国家治理能力不断走向现代化的[10]标志。”在热点事件、焦点事件中，社会舆论普遍质疑现有的教育管理模式，期望教育改革从“关门模式”向“开放模式”转变。教育系统只有发扬人民民主，广开言路、问计于民，才能倾听公众的心声，才能吸纳民间智慧，才能为教育改革和发展寻求动力，才能分散政府教育决策的风险。近年，各地教育部门都建立起了舆情收集与研判制度，在校车事件、高考改革等问题中注重分析、回应网络民意，在教育制度的建设上做出了可喜的探索。2.社会舆论呼吁教育去行政化
景观是现存体制的正当性理由，是现代社会关系的中心纽带，更是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模式。在综合景观主导的当代社会，弥散景观冲淡了集中景观的影响力，社会管理部门需要寻找新的合法性基础。在纷繁复杂的大量教育景观中包含很多真假难辨的信息，但是教育景观的核心和灵魂依然是公众对教育发展的强烈诉求。社会舆论是公众的集体意识，它具有浅表性、情绪化的特征，但社会舆论是公权力的批判和监督力量。民主管理不可能跟随舆论亦步亦趋，但民主管理需要重视社会舆论，需要在反思的过程中不断调整管理制度和管理行为。对于教育系统来说，教育部门应该加强对教育景观、教育舆情的研究，认真反思教育教学政策和教育管理行为，尤其是在“弱化行政力量”方面有所推进。
美国的教育不是由政府控制和管理的，联邦政府曾经长期没有教育部，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主导力量来自社会，主要包括具有公民理想的知识精英、启蒙者和教育家。美国教育政策的制定是在国会进行的，各种社会力量在国会博弈之后的合力，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主导力量。19世纪初，各州“自由、自治、自理”的社会力量，推动美国教育出现了快速的发展。1979年美国政府成立教育部，但教育部不管考试、升学和评估，不管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日常教学活动，教育部的主要功能是实施联邦资助项目，制定保障公民权利的相关法规。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共和党总统竞选的一个主要诉求就是“取消教育部”，他们的理由是联邦政府无权干涉社会教育事务。1980年里根竞选时许诺取消教育部，后因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反对未遂。1996年的戈尔、2000年的小布什在参选时均喊出“取消教育部”的口号。小布什当选后并没有兑现竞选承诺，理由是美国社会已经认同了教育部在“维护公民权利和社会公正”方面的作用。2009年9月8日，民主党总统奥巴马向全国学生发表了一次讲话，美国教育部部长邓肯致信全国中小学校长，建议各校组织收看总统讲话，“办一些课堂活动”，让学生“谈心得，说体会”。邓肯的行为立即遭到美国媒体的抨击，教育部最终在舆论压力下取消了“建议”并向全国公众道歉。
美国教育模式是在美国社会土壤中生长的，它同样存在一大堆难以解决的困境和问题。美国与中国的政治体制完全不同，教育的根本目的也具有本质的差别，中国教育不可能复制美国的模式。但美国教育小心使用“公共权力”的做法，却值得中国教育系统批判地学习和借鉴。如美国注重宪法教育、公民教育，巧妙地在历史课中完成爱国教育；尊重制度和程序，教育公民学会说理、宽容不同意见，在社会生活、家庭生活中不忘做谦谦君子等。热点教育景观包含了公众对教育的很多看法，在诸如校园性侵、考试舞弊、学术腐败等事件中，社会舆论呈现表象性和情绪化特征，但众多景观的汇聚至少反映出我国教育领域已显病态，甚至病得不轻。近年高校校长屡屡成为舆论焦点，如四川大学副校长、浙江大学校长、辽宁大学校长、厦门大学校长、四川中医药大学校长、南昌大学校长、上海理工大学校长等。再加上高校招生腐败、考试腐败、学术腐败、院士评选腐败等种种事件，公众对高等教育的信任度严重下滑，高等教育的形象已经灰头土脸。当前众多的教育景观浓缩了社会舆论对教育的看法，这些看法相当多数是鞭策教育改革的动力。教育的问题需要通过反思来认真梳理，需要通过改革来彻底纠正，而“教育过度行政化”是社会舆论抨击的重要目标。公众的信仰系统具有“一贯性原则”，即他们总是按照自己对教育的直观感受、良好期待去看待教育。因此，教育系统要更加谨慎小心，通过对教育的反思、改革，不断提高公众对教育的信任度和满意度。3.社会舆论期待社会的整体改革
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国家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GDP，但奶粉、空气、水源等问题一直困扰着整个民族。“Made in China”风靡全球，但我们仅仅是个组装工厂，并不掌握生产销售的关键要素，如核心技术、核心原件、制造工艺、商品品牌和销售渠道等。在国际商业竞争和全球经济周期中，我国行政主导的产业结构调整代价太大；国际资本和国内资本建构的商业力量正在向社会加速渗透，政府需要重新协调公共权力和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社会舆论环境日趋复杂，各种思潮轮番登场，从十六大开始党中央就加强了执政能力建设，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提出了对中国社会进行全面改革的口号。
改革不是在旧楼旁边盖新楼，否则当新旧交叉时不知拆谁；改革不是向下挥手、切分资源，否则只会强化部门权力，最终为改革添堵。改革要拆旧楼、盖新楼，要打破现有权力格局，切断利益的链条，加强制度的顶层设计。首先，党内民主应该与人民民主一道发展，争取用党内民主带动促进人民民主。政党是有价值、有利益的组织，党内民主不是原始的民主，它仅借用了民主的部分内容和手段。在中国国情下，中国共产党可以通过自身示范、依法治党、分权监督，为人民民主提供样板。其次，要尊重宪法和法律，严格制约部门权力，杜绝任何阶层游离于法律之外，将运动式、选择性反腐逐步转变为制度性、司法化反腐。在日常行政中逐渐淡化政治逻辑，在公权与私权的冲突中学会说理，淡化非理性、感情化的色彩等。
教育问题显然不仅是教育本身的问题，它和许多体制性问题交织在一起。“高校去行政化”这个口号，舆论喊了多年，但政府和高校的改革动力都不足，主管部门认为国家放权后高等教育会出问题，高校担心没有行政级别学校没法向政府争取教育资源。因此，教育改革和发展必须有行政改革作为支撑。任何拥有远大抱负的教育改革首先要思考教育的核心价值，没有价值指导的教育必将成为没有灵魂的躯壳。教育的本质不是为权力意志服务，它需要培养有智慧、有道德、有意志的公民，为社会发展造就高素质的劳动者。儒家文化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东亚、东南亚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比较重视儒家文化教育，但我国的国民教育体系很不健全。儒家思想固然有它的历史局限性，但在培养人的道德情操方面有其价值。我国的教育改革首先应该加强公民教育、人文教育，将民主、法治、责任、说理、道德、爱国等公民素养植入人心，让公民对社会形成相对精致、复杂的认识，而不是简单、粗糙的感觉。教育管理部门、教育教学单位要依法办教育，教育系统不能居高临下、自说自话，而应该俯下身段与公众平等对话，在教育政策制定和教育事件处理中让公众建立起制度性记忆，尊重法制，明白道理。在农民工子弟入学、异地高考等教育问题解决方面，尊重社会公平、正义，给公众合乎逻辑的解释，建立教育系统的诚信。任何舆论都不是漫无目的、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现实社会存在和社会生活的直接反映。相信随着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工作的推进，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必将出现一种新面貌。
[1] 刘建明.舆论传播［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105.
[2] 程世寿.公共舆论学［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3：63.
[3] 程世寿.公共舆论学［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3：319.
[4] 〔美〕仙托·艾英戈，唐纳德·R.金德.至关重要的新闻：电视与美国民意［M］.刘海龙，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4.
[5] 〔美〕马克韦斯尔·麦库姆斯，埃米·雷诺兹.新闻对我们认识世界的影响［C］//〔美〕简宁斯·布莱恩特，道尔夫·兹尔曼.媒介效果：理论与研究前沿.石义彬，彭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1.
[6] 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79.
[7] 宋承达.新媒体世代的舆情特色与政府因应建议研究［C］//林静伶.媒介生态变迁冲击下的创新、挑战与社会参与.台湾新北：天主教辅仁大学传播学院，2011：506.
[8] 孙锦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改革的规律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9.
[9] 孙锦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改革的规律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9.
[10] 张铁.新闻发布，推开现代化的一扇门［N］.人民日报，2013-11-14（5）. 第二章社会舆论的传播规律与社会价值
西方学者在法国大革命后就开始关注市民社会，他们把市民社会最早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的城邦时代。然而，从城邦共和国的“市民社会”到今天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重大变化。虽然在英文中“市民社会”“公民社会”“民间社会”对应的都是“civil society”，但是，一般认为自法国大革命后，“civil”的内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公民的含义更加明显和突出。到了20世纪后半期，随着物质手段的进步和交往环境的变化，公众有了更多的物质条件、技术手段去实现自己的权利，现代市民社会呈现与以往“市民社会”更加不同的特点。从现代意义上看，市民社会是所有民间组织和民间关系的总和，它是社会成员按照契约原则组织起来的，进行自主管理和政治参与的社会领域。市民社会运转的一个基本制度就是：公众自由地发表自己的看法，然后通过自由讨论和公开辩论，达成普遍共识。公众对公共事务所产生的共识就是舆论。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国家掌握着社会资源并对社会资源进行宏观调控。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公众参政议政的要求更加强烈，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正在逐渐形成，公共舆论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影响不断加深。一 市民社会从古典到现代的演变与发展
根据市民社会的发展历史，可以简单地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古典市民社会、近代市民社会和现代市民社会。现代西方市民社会是从城邦时代发展而来的，城邦时代市民社会是比较原始的、简单的共和社会，但是它蕴涵了现代市民社会的一些基本要素。现代市民社会与古典市民社会比较，具有更加复杂的社会结构，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民主社会。1.古典市民社会
在古希腊城邦时代，城邦共和国实行的是原始的“民主政体”。“城邦国家的观念意味着存在有某种公民们用以协商‘公共事务’（common affai-rs）的公共空间。这是一种人通过人际联合体来控制[1]自身生存条件的观念。”在城邦共和国，城邦市民可以制定自己的法律，可以选举自己的领导人，可以通过广场辩论，直接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然而，城邦“市民”并不包括所有人，较早时期的民主政体规定，市民必须拥有财产（土地是当时的财产），后来这个规定才有所放松。但是，市民不包括奴隶，解放的奴隶和异邦人也不包括在内，甚至那些在城内出生，父亲在城外（距城8～10英里，约合12.8～16.1公里）未开垦土地上的人也不是市民。在广场辩论中，具有合法市民身份的人，可以直接参与公共事务的争论，并在争论中达成一致意见。在辩论中，市民之间是平等的，每个人都力图表现自己。为了使自己的意见能够被其他人采纳，城邦市民都非常注重自己的演讲口才和辩论艺术的培养。因为在公共舆论场中，只有个体意见变成大多数人的意见，才能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哈贝马斯这样评价古希腊公共领域：“公民相互之间进行对谈，从而把事物表达出来，并使之形象化；彼此差不多的人通过争论，才能把最好的衬托出来，使之个性鲜明——这就是名誉的永恒性。因此，如果说生的欲望和生活必需品的获得发生在私人领域范围内，那么，公共领域则为个性提供了概括的表现空间；如果说前者还使人有些羞涩，那么后者则让人引[2]以为豪。”
在古典市民社会，农民虽然是“市民”，但是他们身份低微，住在城外，观念陈旧，因此他们的意见难以形成气候，所以，最终农民逐渐对广场会议失去了兴趣。而奴隶因为没有市民身份，更被排斥在市民社会之外。实际上，古希腊时期的广场辩论，后来逐渐成为贵族控制的，只有少数农民和市民参加的会议，希腊的政治成了“寡头政治”。如果一个人要想获得“市民”身份，必须得到法律的承认，并且还要找到一个市民为他辩解。2.近代市民社会
在欧洲中世纪，封建领主的“私人领域”将“私人所有权”和“公共所有权”融为一体，公有意味着领主占有，领主的家庭成了一切社会关系的核心。“封建领主所有权（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采邑所有权）作为一切统治权总和，也可以说是管辖权；私人占有和公共主[3]权这一对矛盾，封建制度并不具备。”公共领域是和私人领域相分离的特殊领域，所以，在中世纪中期的封建社会不存在公共领域。公共领域是市民社会的构成元素，公共领域的缺失也就是市民社会的缺失。从13世纪开始，资本主义开始在意大利北部城市向西欧和北欧蔓延，资本主义远程贸易产生了商品交换和信息交换。随着资本的不断扩张，企业需要强大的政治保障，于是现代民族国家（公共权力领域）产生了。公共权力表现为常设的管理机构和常备的军队，公共权力形成后，商品交换（通过交易所）和信息交流（通过出版物）就成了连续性的国家行为。信息交换促进了出版物的发展，而政府对出版物的控制和利用，在“有教养的阶层”中产生了最早的市民阶层，他们由政府官员、法官、医生、牧师、军官、教授和“学者”等构成，作为真正“市民”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在城市中却显得微不足道。其后，资本家、商人、银行家、出版商、制造商等也加入“市民”行列。
市民阶层是公众的中坚力量，他们是一个阅读群体，逐渐成为公共权力的对立面。在成熟的市民阶级中资产阶级先锋派在与君主政体和宫廷文化的斗争中，发展出了一个文学公共领域，具体体现为咖啡馆、茶室、沙龙、剧院、博物馆、音乐厅等场所，在这些场所人民共同阅读，自由讨论，通过公共舆论对国家和社会进行必要的调节。法国大革命后，“市民”的概念不断放大，逐渐取得了“公民”的含义，公共舆论的概念也逐渐清晰起来。“人们作为联合体、社团和等级的成员，在某些方面有权在协商程序当中表达政治上的异议，政府也有[4]责任认真听取团体的异议并做出有诚意的回答。”当具有一定素质和批判精神的公众加入市民阶层，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就发展成为政治公共领域，公共舆论也成了政治合法性的来源。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国家社会化”和“社会国家化”的现象，资本和权力相互渗透、勾结，它们控制着社会的公共资源，控制着公众的集会和结社的自由，控制着公众的私人生活。此时，个人空间被公共空间挤压到很小的家庭空间和空闲地带，“公共舆论”往往成了虚构的、虚假的公共舆论。在近代市民社会公众依附于垄断企业和公共机构，失去了独立对公共事务发表看法的机会和空间，因此资产阶级的民主对人民来说依然是乌托邦的幻想。但公众在争取公共权力的过程中，对自主、自律、自治的空间的向往，一定程度上能够对公共权力形成制衡和约束。3.现代市民社会
自20世纪后期以来，市民社会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情况。在现代社会，教育普及率不断提高，现代传媒给公众发表意见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平台。加拿大学者查尔斯·泰勒在研究公共领域的时候，提出了“主题性公共空间”的概念。在传统的公共领域内，人们往往围绕一个主题讨论，从而形成主题性公共空间。在传统主题性公共空间内，“参与者相互在场、相互可视，专注于共同的目的或目标，面对面地[5]进行意见的交流与论辩，最后达成一个被普遍认可的共识”。在全球性的新市民社会的背景下，在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在主权国家的不同地区、不同领域，存在很多亚公共领域。在这些亚公共领域内，人们为了寻求特定的公共利益，形成了许多主题性公共领域。多主题公共领域的并存使市民社会呈现多元化的格局，同时多个主题性公共空间通过现代传媒的作用可以相互联结，形成联合性的认同，进而超越价值观的对立，抽象出一些普遍性的公共舆论。例如，在民主、自由、法治、环保、教育等方面，不管人们处于什么位置，人们都愿意获得自由活动的权利和洁净清新的空气。正是由于抽象公共领域和多元公共领域的存在，现代市民社会呈现多元性和复杂性的局面。一方面，人们追求民主、自由、公平和正义这些基本的理想；另一方面，在共同追求后面，还存在各种利益博弈，社会在舆论交锋中只能寻找相对的稳定和平衡。泰勒正是从这个角度看到了现代市民社会的现实困境与隐忧。
和传统社会不同，现代社会的经济力量不断强大，市民社会与政府部门、经济部门具有不同的特点，它们保持一种微妙的距离。传统市民社会作为政治领域的对立面，会受到公共权力的挤压；而现代市民社会则要不断协调与公权和经济的关系。20世纪中后期以来，资本力量不断强大，国家权力快速扩张，个体已经完全被社会、组织所包容、绑架，没有组织支撑的意见表达越来越失去政治价值，公共舆论更加表现出世俗化现象，更加代表特定利益集团的意志。公共舆论已经难以成为理性、真理的来源，它只类似于资产阶级议会中的多数派，对公共政策的制定起到警醒和约束作用。二 现代市民社会的舆论主体与舆论环境
现代市民社会虽然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公共舆论也呈现多元性，但是，无论公共舆论怎样复杂，公共舆论依然是公共权力合法性的来源。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费孝通曾经将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变化概括为三个阶段、两大变化，即“三级两跳”。具体地说，“就是从农业社会跳跃到工业社会，再从工业社会跳跃到[6]信息社会”。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既肩负着工业化任务，也被迫开启了信息化征程，“当引进机器的工业化道路还没有完全完[7]成时，已经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信息时代”。社会转型带来了公众生活的变化。在计划经济年代人们都是单位人，一无所有，事事求人，难有尊严。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解放了社会劳动力，公众获得了作为“社会人”的流动自由；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拆除了市场壁垒，公众作为“经济人”能够自由创业；进入2000年后已经拥有一定财产，素质不断提高的公众，越来越向政府要求作为“公民人”的民主权利。当社会中间阶层不断壮大，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参政意识不断提高时，中国的市民社会逐渐发展起来。近年，全国人大制定《物权法》保护私有财产，制定《行政许可法》约束行政权力的扩张，从一定意义上看，这就是对市民社会的有效回应。在现代市民社会，舆论主体与舆论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1.具有现代公民素养的中产阶级队伍不断壮大
市民社会发育成熟有两个基本条件，即中产阶层队伍的形成和民间组织的强大。中产阶层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一定的个人财产，他们有较强的权力意识和批判意识。在社会生活中，他们期望活得有尊严，期望能够参政议政，期望影响公共权力保护自身利益。正是中产阶层的壮大，才形成了一个对公共权力具有监督和约束作用的市民社会，中产阶层的壮大会扩大市民社会的影响力。在2002年12月14日举行的“2002学术前沿论坛”上，当时的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贺铿就指出：“20年后，那些经济上比较殷实、思想文化素质比较高的[8]‘中产阶级’应该成为中国全面小康社会的主流公民。”中产阶层不断壮大、成熟，是我国市民社会形成的中坚力量。
非政府组织的发育程度，是衡量市民社会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准之一。人是社会性动物，但人的社会性必须通过组织表现出来。“当一个组织成功地吸纳到了成员，并且得到了他们的信赖，能富有效率地实现其目标，能被更大的社区所接受，它就通常能在相对稳定的结构[9]中、在一整套目标和价值观的指导下，形成有序的运作模式。”面对现代强大的公共权力，公民个人通常是孤立无助的，只有组织起来才有力量保证，才能增强公民与政府之间协商、沟通的砝码。政府性组织是公共权力主导下的官僚机构，组织的目标受到公共权力的限制。非政府组织是民间自发形成的，存在特定价值诉求的组织。非政府组织的成熟和壮大，可以将更多公民纳入组织内，通过组织的力量制衡公共权力，并可以保护公民自身的利益或价值。在我国非政府组织并非完全市场化、自由化的组织，它们都会直接或间接地接受政府的领导或指导，这也是我国市民社会不是国家的对立面，而是国家建设重要的辅助力量的原因。2.现代传媒高度发达，国家“疆域”变得更加模糊
市民社会需要公共领域和公共论坛。公共领域是公众交流意见、相互争辩的场所；公共论坛是公众向社会传播观点的平台。在公共领域和公共论坛内，公民可以自由交换思想，通过辩论维护自己的观点或接受别人的观点。议会、广场、媒体等是最主要的公共论坛。在传统社会中，公共论坛是零散的、局部的，传统民主一般也是直接参与和行使权利。而现代公共论坛通过媒体的放大，形成了一个无形的公共领域，现代民主更多通过舆论对权力进行间接的限制和监督。以前媒体往往受到政治、经济力量的左右，难以被公众用于自由发表意见的论坛。而现代传媒，尤其是新媒体的崛起，使公众放大了知情权和表达权，公众可以在没有谋面的情况下，通过媒体相互交流意见。目前，网络已经成为“社会舆论热点、焦点问题汇聚的场所，它具有强[10]大的传播力、影响力和全景覆盖作用”。
在传统社会，舆论环境往往限定在一国范围内。然而，全球化使国与国之间的距离消失，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经济、资金、信息和文化在国与国之间流动。国家虚拟疆域的毁坏，使一国公共权力必须面对“来自远方的效应”，契约自由、利益诉求、平等开放、民主参与、公平竞争等观念成为人类共识。而民族国家对社会控制力有式微的迹象。传统社会有中心和边缘之分，在现代社会，只要你掌握现代科技，无论你在国家的哪个角落，都能生活在世界的中心。这就是全球化时代“地方再兴起”的现象。地理疆域被打破，降低了社会动员的成本，增加了政府对社会运动管理的难度。“2011年9月17日美国‘宪法日’，纽约祖科蒂公园爆发‘占领华尔街’运动，在短短一个月时间里，运动从纽约华尔街上数十人的集会，迅速扩散到全美，又蔓[11]延至亚洲、欧洲、大洋洲等950多个城市。”“占领华尔街”运动由美国向全球蔓延，显示了当前媒体动员功能的增强和公共领域国际化的趋势。3.公众参政议政渠道拓宽，但公共领域内众声喧哗更加明显
在人类历史上，很多仁人志士曾经怀揣民主理想，不断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献身。启蒙运动确立了主权在民的思想，此后“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成为世界共识。今天在市民社会，虽然现实的民主和理想的民主还相差很远，但是公众参政议政的权利得到了保障，参政议政的渠道不断拓宽。人们参政议政既有制度性的参与，如选举、听政、辩论，也有制度外参与，如罢工、游行、群体事件等。通过民主参与，市民社会实现了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并使两者之间共生共强、合作互补。吴祚来认为我国目前是一个“准公民社会”，“在准公民社会时代，人们通过维护私权，来体现公民的价值，通过参与政治，来促进社会进步，通过自由表达，来拓宽言论空间，通过社会公益，来倡导博爱精神，通过公民组织，来平衡社会利益关系，通过文化创[12]新，重建人文生态”。
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霍布斯、洛克、卢梭、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哈贝马斯等思想家，都曾经探讨过公共舆论的社会地位，他们普遍认为公共舆论是政治权威合法性的来源。洛克认为，“政权的一切和平起源都等于人民的同意”。康德认为，政治首先必须向道德宣誓效忠，立法者要使自己的立法同理性的公共舆论相一致。黑格尔最早通过区分市民社会和国家来研究现代社会，他在《法哲学原理》中提出了系统的市民社会和国家理论。但黑格尔不相信公民在政治生活中有自我调节能力，认为公共舆论低于科学，它包含着一切种类的错误和真理，发现真理是大人物的事。因此，他主张让国家超越市民社会，将哲学凌驾于一切知识之上。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既是传统社会解体的产物，也是新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但资产阶级的市民社会使个人处于原子状态，并且整个社会陷入阶级对抗之中。与此相对应，资产阶级公共舆论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社会权力的不对称使公共舆论无法成为公正的理性判断。私人性与公共性的冲突和对立是现代性的基本问题。黑格尔看到了这种对立，并深信国家能够化解这一矛盾。马克思也看到了这一矛盾，但他抛弃了黑格尔式的幻想；马克思认为，只有取消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才能彻底解决私人性和公共性的矛盾。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通过“公有制”拔掉问题产生的“私有制”根源，但这不是解决而是回避“私人性与公共性的冲突”问题。在哈贝马斯看来，资本主义世界的物化、异化，生活世界的殖民化，都是金钱和权力的力量凌驾于共识之上的结果。于是，哈贝马斯引入了交往理性的概念，期望通过语言沟通寻找克服工具化的理性，并认为语言沟通是协调社会行为的重要机制。哈贝马斯期望通过理性交往形成公共舆论，进而对公共权力、社会行为进行监督和制约虽然具有乌托邦成分，但是，哈贝马斯的理论对我们理解市民社会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然而，进入20世纪后半期以来，在世界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也在被无情拉大。因为资本回报的增长远远超过GDP的发展速度，广大劳工阶层享受经济发展成果的空间被压缩，社会群体的分化变得更加严重。人们在利益光谱上所处的位置不同，他们的价值观也就不同。当大一统、同质化的社会越来越被多元化社会所取代时，公共领域就会呈现离散化的网络状态。人们信仰各异，价值观不同，公共舆论呈现多元化，公共舆论的批判力量明显增强。尤其是在媒体中，话语场中各种策动力，使媒体成为众声喧哗的舞台。泰勒认为，现代公共领域具有“极端世俗化”的特征，“公共领域的极端世俗化不仅体现于其公共机构的世俗化，也体现于时间的世俗化。现代的‘世俗化’能够被看作是对神圣时间的抛弃和对纯粹世俗时间的安置。在世俗时间内，发生于不同时间内的事件会因果联系相连在一起；空间距离相隔万里的事件，同一地点发生的事件，其间也许毫无任何因果联系，但却会由于它们在同一时间内发生而被联系在一起”[13]。因为现代媒体能够产生“远距离临场感”，所以人们会经常为相隔万里的事和人牵肠挂肚，甚至为了“和自己没有联系的事情”争吵不休。4.市民社会出现多元价值共存的现象，舆论领袖的影响力有所减弱
进入信息化时代以来，公民的权利意识不断觉醒，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全球的温饱问题进入解决时代，公民普遍有了自己的财产，他们期望过上更加体面的生活；其次，全球的教育已经得到普及，公民的主体化意识不断增强，他们有机会通过各种渠道表达自己的观点。面对公民权利意识觉醒的现实，各国政府不同程度地调整社会管理模式，公共权力更加重视市民社会崛起的现实。公民权利意识觉醒，要求政府减少国家干预，公共权力要有意识地从社会回撤，成为市民社会的保护者、监督者和调节者。近年，我国司法官司越来越多，公众法制意识越来越强，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公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在基层的维权活动中，一些群众经常举着宪法向有关部门申诉，体现了公民对依宪行政的强烈追求。在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运动中，更多公民的平等意识被唤醒，他们通过社交媒体广泛参与反腐运动，通过公共舆论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实现。与此同时，随着城市化进程和人口流动的加快，社会阶层的分化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也不断加快。经济基础的多样化，带来了价值观的多元化，传统神圣的一元价值的根基被动摇，世界观的非中心化和文化价值领域的分化是现代社会的标志。在价值多元化的社会，民主的复杂性不断增长，民主的规模不断放大，传统微观民主被放大成笨重的、大规模的民主。实际上，社会的进步正是体现在人们观念上的差异性、意见的多样性上，而不是取决于整齐划一的单一性的观念。
在传统社会中，舆论领袖在舆论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在现代社会，教育的覆盖面不断扩大，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公民的素质得到明显改善。当社会上大多数人都具有了足够的知识和能力时，舆论领袖的知识比较优势就丧失了，团体中舆论领袖的地位和影响力弱化。在日常生活中，稳定的、绝对的舆论领袖少了，而随机的、临时的舆论领袖占据多数。在一些具体事件或具体领域中，只要某人的观点得到大家的认同，此人就可能成为该群体中的临时舆论领袖；而一旦条件和场合发生改变，舆论领袖可能被其他人所取代。三 社会舆论的传播规律与社会价值
公共舆论活动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它像其他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一样，存在自身固有的产生、运动和发展规律。1949年我国走上了人民共和的道路，中华民族终于实现了政治上的独立。然而，我们在建立共和国的同时，也陷入保守、封闭和僵化的境地，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各个方面长期游离在国际社会之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走向国际化，逐渐融入国际社会，成为国际舆论场中的重要成员。因此，国际舆论场的很多规律，同样也会在我国市民社会中表现出来。1.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导致巨型舆论场的出现“二十世纪是个世界性的‘战国时代’，意思是说，在二十世纪里，国与国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有着明确的界限，这个界限是社会构成的关键。不同的政治、文化和区域实体依靠着这[14]些界限来维持内部的秩序，并形成它们之间的关系。”然而，进入21世纪，“二十世纪那种‘战国群雄’的面貌已经受到一个新的世界格局的冲击。民族国家及其文化的分化格局面临着如何在一个全球化[15]的世纪里更新自身的使命”。现代国家疆域的毁坏，地区边界的消失，使公众在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内交流意见，因此，社会上出现了更多的巨型舆论场，从而形成了大规模的、典型化的巨型民主。如代议制政治，就是通过大规模的竞争性、择优性的选举，创造了一个巨型行为舆论场。这种选举方式既体现了民主的权威性，又保留了人民的主权性，既体现了人民对统治权力的限制和监督，又避免了人民直接地行使统治权力。今天，中国已经深度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国的和平崛起让很多国家感觉到压力，因此在国际舆论场中“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甚嚣尘上。当各国眼光聚焦中国后，中国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这些国家就会快速在国际舆论场有所反应，国际问题也容易出现国际化的现象。2.主题性公共领域的联结产生出元主题公共领域
在分散的公共领域内，由于空间狭小，公共舆论的主题指向比较单一，因此这种公共领域内形成的是主题性公共领域，它们在总体上呈现多元性公共领域的特征。然而，现代社会借助于先进的传媒技术，主题性公共领域经常会相互联结，从而形成更大空间的公共领域。在这个公共领域内，参与讨论的人数众多，经过一定时间段的争论，最终人们可能抛弃分歧，在妥协的基础上达成一些具有共识性、基础性的元主题认识。元主题公共领域甚至可以跨越单一的政治边界，构成国际性的公共领域。“在主题性公共空间内，参与者较易于理解自己言行的意义，形成共同的理解，形成对联合的认同。而作为元主题性公共空间的公共领域，也必须要求有共同理解的形成，但是这种共同理解必须使参与者能够形成他们自己与其他人所共同构成的紧密相关[16]的联合的‘社会想像’。”转型期的中国处于矛盾多发期，各种舆论交锋不断出现，但社会舆论的碰撞最终产生的是对全面深化改革的呼唤。正如习总书记2012年12月在广东调研时所指出的那样：“我国发展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比如：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依然粗放，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困难，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等等。要破解发展中面临的难题、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17]除了深化改革，别无他途。”3.公民私人利益的硬核化与群体舆论、突发事件的形成
市民社会尊重个人的私有财产、宪法权利、价值追求和独立人格。然而，由于受到现代权力机构和经济组织的挤压，现代公民的私人利益有可能受到侵蚀。由于现代人的生活和生存空间相对拓宽，当在体制性范围内，公众无法通过体制性诉求获得权利救济的时候，他们往往转回身放弃自己的一些权利。但是，当人们放弃这些权利的时候，同时也使个体核心利益硬核化，即外部侵蚀不能让一个公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遭到损害，否则该公民将会义无反顾地与侵害者对抗。这就像火山一样，刚开始是积蓄能量，当能量积蓄到一定程度时，可能在某个最柔软的点上喷发出来。舆论可以是和风细雨的讨论，也可以是急风暴雨的街头运动。现代国家必须协调好公民之间的利益关系，维护公民依法应该享有的权利，并掌握应对社会危机和引导舆论的技巧，这样才能更好地避免群体事件、突发事件、危机事件的出现。
市民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市民能够参与政治生活。现代民主参与制度是在长期、反复的试错过程中不断完善起来的，从古代民主到现代民主，西方经历了基督教信仰、人文主义、宗教改革、天赋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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