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奥)弗洛伊德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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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10：达·芬奇的童年回忆试读：
《弗洛伊德文集》编委会
主 编 车文博
副 主 编 杨韶刚 高申春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于鉴夫 马欣川 车文博 王 丽
王小英 王天成 王极盛 王金丽
王剑辉 方晓义 申荷永 乐国安
叶浩生 白学军 许 波 许 燕
孙庆民 伍 麟 吕 俊 刘翔平
宋广文 汪凤炎 李晓东 吴跃平
杨丽珠 杨韶刚 张 明 张旭东
张爱卿 邵迎生 金星明 金盛华
庞 微 郑希付 吕明臣 郑荣双
周晓虹 胡竹菁 赵国复 赵国祥
姚大志 贺岭峰 贾林祥 郭永玉
郭本禹 郭金山 钱铭怡 高申春
高峰强 秦金亮 梁宝勇 常若松
黄冬梅 麻彦坤 彭运石 汪新建
葛鲁嘉 廖凤林 熊哲宏 霍涌泉
新版编译说明
一、版本出处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是奥地利著名的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20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之一，西方现代弗洛伊德主义哲学学派的巨擘，被誉为“与牛顿、达尔文、马克思、爱因斯坦一样的世界伟人”。他身前留下丰富的精神分析著作，不断再版加印，并被译为各国文字，流传全世界。1956～1974年，英国伦敦霍格思出版社（The Hogarth Press）出版了《标准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这套书由英国精神分析学家詹姆斯·斯特雷奇（James Strachey，1887～1967）和奥地利心理学家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1895～1982，弗洛伊德最小的女儿）共同主编，共24卷，是当今世界最权威最完整的弗洛伊德作品集，也是世界广泛流行的最佳版本。这套英文版由德国Gesammelte Werke公司出版的德文版翻译而来，但增加了关键的脚注（标准版编者在德文版的基础上所添加的内容一律用[]标识以示区分）。
本套中文版《弗洛伊德文集》即由英文版《标准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以下简称“标准版”）翻译而来，是中国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关于弗洛伊德文萃性的经典恢宏译著。我们将标准版中凡是带重点符号的弗洛伊德代表著作全部译出，还把无重点符号但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潜意识论、性欲论、梦论三大理论支柱和七大基本理论（潜意识学说、人格结构学说、本能学说、性欲学说、释梦学说、焦虑与自我防御机制学说和社会文化学说）有关的心理玄学的论著也一并译出。
为了便于广大读者学习和研究，我们将标准版中有关弗洛伊德论著的一些编者导言、弗洛伊德生前为其著作出版所作的序言（精选部分版次）及部分注释一并译出。在翻译过程中，我们保留了标准版的[]体例，保留了英文文献中年份后的字母顺序标注，书内页码也按标准版的页码显示。我们在标准版的基础上又做了一些注释，此部分以“—中译者”为标识。中文版编者还根据内文增加了插图，来帮助读者理解弗洛伊德的著作。此外，在弗洛伊德的每部（篇）著作之前，中文版主编车文博亲自撰写了“按语”，扼要介绍该著作的要点及其在弗洛伊德理论体系中的地位。
二、编译分工《弗洛伊德文集》是我国建国以来翻译弗洛伊德的第一部经典性的世界名著，是国家教委七五重点教材规划和吉林省九五重点图书规划的项目，也是中文版主编车文博主持的心理学、哲学、精神医学界学术共同体40年来协作科学研究的成果。
参加本书译校的学者共有吉林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江西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等12所院校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副教授、博士等40余人。
1.车文博，中文版主编，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学术界公认的弗洛伊德研究权威，我国为弗洛伊德“平反”的人。主要工作：（1）选定翻译版本。20世纪70年代选定标准版24卷为底本进行复印，并选定翻译弗洛伊德的论著。（2）组成翻译团队。聘请老一辈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哲学家为领衔，中青年教授、副教授、博士为主体的学术共同体。（3）提出编译原则。包括精粹性原则，代表性原则，信、达、雅原则，历史性与专题性统一原则。（4）编辑小词典。特请著名精神病学家贾谊诚教授主编《精神分析小辞典》，由车文博教授审订，以保证全书中翻译的人名、术语的统一。（5）全书终审定稿。车文博主编除亲自编制《弗洛伊德生平活动一览表》、撰著《导论》和《弗洛伊德略传》外，还对全书做了通读、审订和定稿。
2.杨韶刚，中文版副主编，本书主要译、校者，原为吉林大学社会心理学系主任，现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论著有《超越快乐原则》、《自我与本我》、《一个幻觉的未来》、《文明及其缺憾》、《摩西与一神教》、《为什么有战争？》、《抑制、症状与焦虑》（合译）、《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合译）。此外，校审、修改了诸多篇章。
3.高申春，中文版副主编，吉林大学社会心理学系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除翻译《释梦》（下卷）、《论梦》、《释梦》（上卷，部分）、《抑制、症状与焦虑》（合译）外，还校审并修改《论释梦的理论与实践》、《释梦》（上卷）、《超越快乐原则》、《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自我与本我》。此外，还协助主编编审了《〈标准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目录》、《英汉人名对照表》、《英汉专业术语对照表》。
4.邵迎生，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博士，除翻译《图腾与禁忌》外，还参加校订《精神分析新论》，修订《非专业者的分析问题》、《
戏剧中的变态人物
》、《詹森的〈格拉迪沃〉中的幻觉与梦》、《作家与白日梦》、《达·芬奇的童年回忆》、《米开朗基罗的摩西》、《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等。5.宋广文，曲阜师范大学教科院教授、博士，翻译并修订《性学三论》、《儿童性理论》、《“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神经症》、《爱情心理学》、《论自恋：导论》、《本能及其变化》、《压抑》、《力比多类型》，并校《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精神分析纲要》。
6.吕俊，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除翻译大部分《释梦》（上卷）外，还参加修订《释梦》（下卷）、《论梦》、《释梦在精神分析中的运用》、《论释梦的理论与实践》。
7.郭本禹，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精神分析新论》（合译），并修订《精神分析五讲》。
8.汪凤炎，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精神分析新论》（合译）。
9.郑希付，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并修订《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
10.张爱卿，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并修订《精神分析导论》。
11.葛鲁嘉，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并修订《精神分析纲要》。
12.彭运石，湖南师范大学教科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合译），并校审《抑制、症状与焦虑》、《一个幻觉的未来》。
13.高峰强，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并修订《精神分析中潜意识的注释》、《论潜意识》（合译）。
13.贺岭峰，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军事心理学系主任、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释梦在精神分析中的运用》、《论梦的理论与实践》。
14.熊哲宏，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并修订《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
15.金星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翻译《癔症研究》。
16.赵国复，吉林大学出版社编审，参加修订《癔症研究》，并对《弗洛伊德文集》全卷德、英、法文译注做了译校。
三、卷次划分
早在20世纪80年代，车文博主编教育部高等学校文科教学参考书《弗洛伊德主义原著选集》（上、下卷），辽宁人民出版社于1988～1989年出版，后经长春出版社先后出版中文版《弗洛伊德文集》5卷本（1998）和8卷本（2004），台湾知书房又将此书11卷精装本出版（2000）。现在由九州出版社出版最新修订版。本版的主要特点：（1）由原8卷本改为12卷本。（2）新增《弗洛伊德自传》（1925）和《补记》（1935）两部分，以凸显弗洛伊德的伟大贡献和精神分析运动的国际化。（3）对赵国复先生译校的德、英、法等几种语言的注释，又做了审订和补漏。（4）增补了车文博教授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09FZX004）《弗洛伊德主义新论》撰著的《导论》、《弗洛伊德略传》，作为学习和研究弗洛伊德文集的导引。
本套《弗洛伊德文集》分为12卷，各卷内容如下：
卷1《癔症研究》。此卷包括中文版主编车文博所著的《导论》和《弗洛伊德略传》，以及由弗洛伊德与约瑟夫·布洛伊尔合著的《癔症研究》三部分。《癔症研究》最初于1895年在德国出版，书中对癔症的症状、病因做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说，开始提出癔症创伤理论。这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形成时期的重要著作，是其精神分析的理论奠基和正式起点的标志。
卷2《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此卷仅收录《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一部著作，此作于1901年被发表在杂志上，1904年出版了单行本，是弗洛伊德用动力心理学观点解释日常生活事件的一部重要著作。
卷3《释梦（上）》。此卷收录《释梦》的前五章内容。《释梦》最初于1900年在莱比锡和维也纳出版，是弗洛伊德一生中最得意和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也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体系形成的一个主要标志。他在广泛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自己对病人的梦的临床研究和有关梦的自我分析，深入探讨了梦的实质、释梦的方法、梦的伪装、梦的材料和来源、梦的工作以及梦的过程的心理等有关的重要理论问题。
卷4《释梦（下）》。此卷收录《释梦》第六、七章内容，以及《论梦》、《释梦在精神分析中的运用》、《论释梦的理论与实践》。《论梦》是弗洛伊德于1901年应德国一位编辑之约而撰写的，它以简洁的形式概述了《释梦》一书的基本观点和内容。《释梦在精神分析中的运用》是在《释梦》出版11年后发表的，它不是探讨有关释梦的技术性问题，而是专门研究在精神分析治疗中如何运用释梦的艺术问题。《论释梦的理论与实践》发表于1923年，此文不是对《释梦》一书的修正，而是弗洛伊德对该书问世20多年来一些想法的评论。
卷5《爱情心理学》。此卷收录八篇论文。1.《性学三论》于1905年发表，内容涉及“性变态”、“幼儿性欲”及“青春期的变化”三部分。2.《儿童性理论》于1908年发表，该文对儿童期的性表现，以及与其他心理活动、神经症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揭示了一些常见的但缺乏研究的儿童期性现象。3.《“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神经症》于1908年发表，文中论述了现代社会的性道德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强调了性的因素是现代社会文化危机、人的焦虑与神经症的主要根源，抨击了现代社会的性道德观，提出了改善文明与发展文艺的性本能升华作用说。4.《爱情心理学》共包括三篇文章：（1）《男人对象选择的一个特殊类型》（1910），主要分析了男人的性变态（或性倒错）问题；（2）《论性爱领域最普遍的衰退趋势》（1912），专门探讨了男人的“心理性阳痿”问题；（3）《处女的禁忌》（1918），从历史与文化的视角分析了女性的“贞洁”问题。5.《论自恋：导论》发表于1914年，该文对自恋的起源、本质、表现形式及其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分别做了说明。6.《本能及其变化》发表于1915年，该文从不同角度分析本能这一基本概念所涵盖的内容，使用这一概念所涉及的问题，如本能的原动力、目的、对象和来源，以及描述性本能的一般性质所采用的方法等。7.《压抑》发表于1915年，该文对压抑的本质、原因、结果及其与神经症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8.《力比多类型》发表于1931年，该文从身体特征与心理特征相结合的观点出发，以力比多为基础，将人分为性欲型、自恋型和强迫型等三种，并认为混合型远多于纯粹型。
卷6《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此卷包括三篇论文。1.《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发表于1905年，该文分别就诙谐的技巧、目的、动机、心理起因及诙谐与梦、潜意识的关系做了深入的探讨。2.《精神分析中潜意识的注释》发表于1912年，该文简明扼要地揭示了潜意识的含义及其在精神分析中的地位和意义。3.《论潜意识》发表于1915年，是弗洛伊德关于潜意识的一篇重要论文，也是他论述心理学基本理论方面的代表性文章之一。
卷7《精神分析导论》。此卷仅收录《精神分析导论》一部著作，内容由弗洛伊德1915～1917年两个冬季在维也纳大学讲授精神分析的讲稿组成。全书包括失误动作、梦和神经症等三篇，共分28讲。该书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引导听众领会精神分析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卷8《精神分析新论》。此卷收录四部分内容。1.《精神分析新论》完成于1933年，虽然是弗洛伊德在他1932年所做的演讲基础上成书的，但却是他在《精神分析导论》发表后经过15年研究实践和反思的成果。2.《精神分析五讲》于1910年首次刊出，是由弗洛伊德1909年应邀为美国克拉克大学20周年校庆所做的五次演讲稿汇集而成，它从叙述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合作研究癔症开始，通过大量的临床实践和观察事例，比较系统地介绍了精神分析关于宣泄法、压抑、梦、失误、性欲和移情等重要思想和概念的形成与发展过程。3.《精神分析运动史》发表于1914年，该文是对精神分析产生、发展和分裂过程的历史总结。4.《精神分析纲要》发表于1940年，它既是向读者介绍精神分析基本原理的指南，又是弗洛伊德对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精神分析理论全面而精辟的总结。
卷9《自我与本我》。此卷收录四部分内容。1.《超越快乐原则》完成于1920年，弗洛伊德在这部著作中，修正了他早期的本能学说，第一次提出人存在着死的本能与生的本能，并把这两种作用相反、同时并存的力量的斗争视为整个生命运动历程的决定者。2.《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完成于1921年，系统论述了关于“群体的本质就在于它自身存在的力比多联系”的理论。3.《自我与本我》1923年出版，书中谈及意识、前意识、潜意识，阐述了自我从本我、超我从自我分化的过程。4.《抑制、症状与焦虑》出版于1926年，是弗洛伊德对压抑与焦虑及心理防御机制关系理论进行修正与补充的主要论著。
卷10《达·芬奇的童年回忆》。此卷包含七部分内容。1.《戏剧中的变态人物》1942年面世，是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观点对戏剧活动所作的解释。2.《詹森的〈格拉迪沃〉中的幻觉与梦》1907年出版，它紧紧围绕《格拉迪沃》一书中幻觉与梦的关系，揭示了压抑、幻觉与精神错乱的起因、梦的形成与解释、性欲生活的作用、治疗心理疾患的方法等一系列理论问题。3.《作家与白日梦》发表于1908年，弗洛伊德在对创作与白日梦的关系作出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特殊的幻想活动，其目的是在幻想中实现其未能满足的愿望。4.《达·芬奇的童年回忆》1910年面世，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的观点和传记研究的方法，详尽介绍了达·芬奇童年以来的感情生活，深刻分析了他的性心理历史的发展过程，着重阐释了他的艺术与科学活动的心理起源。5.《米开朗基罗的摩西》发表于1914年，该文是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的观点对米开朗基罗所创造的摩西这一艺术作品的解释。6.《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1928年面世，该文是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的观点和方法阐释俄国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文艺创作的一篇心理美学的论文。7.《非专业者的分析问题》发表于1926年，弗洛伊德在该文中指出，精神分析技术既不是神秘的、难以捉摸和掌握的，更不是医生的专利。
卷11《图腾与禁忌》。此卷包含两部作品。1.《图腾与禁忌》1913年出版，该书由四篇论文组成，通过蒙昧人与强迫神经症患者的比较，推断了图腾崇拜的本原意义。2.《摩西与一神教》1939年出版，是弗洛伊德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著作，它由三篇论文组成，深入浅出地剖析了一神教的本质和起源，揭示了上帝不是神，而是被后人神化了的人；它说明宗教问题并非神秘不可测，揭开宗教欺骗人的虚幻面纱，人们不难发现其真实本质。
卷12《文明及其缺憾》。此卷主要包含四部分内容。1.《一个幻觉的未来》出版于1927年，主要讲了两个问题：文明的内涵及其同本能的关系；宗教的本质、演化及其作用。2.《文明及其缺憾》出版于1930年，书中弗洛伊德从文明发展与人性的本能之间的联系和对抗这个基本观点出发，对文明社会的本质、起源、作用和弊端等问题做了集中的阐述。3.《为什么有战争？》是1932年9月弗洛伊德就战争问题答复爱因斯坦的一封信，他依据精神分析理论，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4.《弗洛伊德自传》1925年面世，这不是描述个人家庭、生活和工作的一般性自传，而是一部精辟地总结精神分析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学术性经典，主要阐述了弗洛伊德本人在精神分析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此卷还附录了《〈标准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目录》、《弗洛伊德生平活动一览表》、《英汉人名对照表》、《英汉专业术语对照表》等。《弗洛伊德文集》编委会2014年4月1日戏剧中的变态人物（1942[1905或1906]）
孙庆民 译
索宇环 校
邵迎生 修订
按语
本文是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观点对戏剧活动所作的解释。主要内容：（1）戏剧的目的在于挖掘深层的情感渠道，获得某种满足快乐。（2）戏剧的特点总是把“英雄”置于斗争乃至失败之中，并与痛苦、灾难等联系在一起。宗教剧、社会剧和人物剧的区别，在于导致痛苦的行为表现的领域不同。（3）心理剧的痛苦斗争是在心理冲动中进行的。一方面只有观众是一个神经症者，才能从戏剧的昭示中和从被压抑的冲动的或多或少的意识中获取快乐；另一方面唯有神经症者的大脑才会发生这种斗争，并成为戏剧表现的主题。当一个意识到的冲动与一个受压抑的冲动之间产生冲突时，心理剧就变成心理变态剧了。众所周知的神经症的不稳定性与剧作家回避抵抗、提供“前期快乐”的技巧，决定其在戏剧中使用变态人物的范围。本文对研究精神分析戏剧心理美学有学术价值。
从亚里士多德时代开始，人们就一直认为，戏剧（drama）的目的是“唤起恐惧和同情”，从而净化情感。如果是这样说，我们还可以把这一目的更详细地描述成“是一个开发人们情感生活中的快乐或享受源泉的问题”，就如同在开玩笑（joking）或幽默（fun）等智力活动中开发相似的源泉一样。但实际上这些活动很多是难以达到目的的。在里面，关键问题无疑是人们通过“发泄”（blowing off steam）而摆脱自己感情的过程，由此而产生的愉快，一方面是彻底地发泄而带来的放松，另一方面是伴之而来的性兴奋（sexual excitation）。我们可以认为，性兴奋是作为情感唤起时的副产品而出现的，它让人们感觉到他们的心理潜能提高了，而这正是他们所渴望的一种感觉。作为一个兴趣盎然的观众去看戏剧或者表演，给成年人带来的感觉就如同游戏（play）给儿童带来的感觉，他们那潜在的想做成年人所做的事的愿望在游戏中得以实现。观众一般是这样一种人，他阅历不多，经验甚少，感觉自己是个“大事不会降临其身的小人物”。他长期以来被迫压抑或转移其雄踞世界风云浪尖的雄心大志。他渴望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感觉、去行动、去安排事情。——简言之，他渴望成为一个英雄（hero）。剧作家和演员能够让他以英雄的身份被认同（多年以后在《超越快乐原则》（1920）一书第二章又论述了这个问题）。因而帮助他实现了这一愿望，同时又可以给他省去许多麻烦。观众也十分清楚，在现实中，如果他不经受痛苦、磨难和恐惧，他就不可能完成他所渴望的那些英雄行为，但若要他真的去经历那些痛苦、磨难和恐惧，那是毫无乐趣可言的。他还懂得他只有一次生命，也许在这样一次与逆境抗争中就有可能夭折。所以，他的欢乐是基于幻觉之上的，也就是说，当他清楚地知道在舞台上行动和受苦的不是他自己而是别人时，当他知道这只不过是一场游戏而不会实际威胁到他的个人安全时，他的痛苦就被淡化了。在这样的情景中，他可以尽情享受当“伟人”的乐趣，可以心安理得地放纵自己平时在宗教、政治、社会和性的方面压抑着的冲动，在舞台上表现的生活中的各个重大场景里任意地“发泄”。
同样，其他几种形式的创作也仰仗该前提条件产生。抒情诗（lyric）比其他任何形式都更能实现发泄多种强烈情感的目的——就像跳舞也能发泄情感一样。史诗主要是能让人感觉到英雄人物胜利时的喜悦。而戏剧则是试图挖掘更加深层的情感渠道，并使不幸的先兆也能释放快感。正因为如此，戏剧一般总是把英雄置身于斗争甚至（带着受虐狂式的满足）失败中来加以刻画。戏剧这种与痛苦、灾难的联系或许可以看成是戏剧的特点，不管它是像在严肃剧中那样，只唤起观众的关注，然后又将它平息，还是像在悲剧（tragedy）中那样，痛苦真的发生。戏剧起源于古代对诸神祭祀的仪式（参见关于羊和替罪羊的论述），这一事实与戏剧的特征不无相关。它容许人们对天宇神控的日益不满，这种控制导致了痛苦英雄是最早最强烈地反对上帝或其他神圣的东西的反叛者。快乐似乎来自一个弱者面对神圣力量时的苦痛——这是一种受虐狂满足的快乐，也是一种直接欣赏一个历经千辛万苦不改英雄本色的人物所产生的快乐。这里，我们的心情和普罗米修斯的心情一样，不过多了点用暂时的满足获得自己片刻安慰的愿望。
因此，各种类型的痛苦便成为戏剧的题材，它通过这种痛苦给观众带来快乐。这样，我们就获得了戏剧这一艺术形式的首要先决条件：戏剧不应该给观众招致痛苦，戏剧应该懂得如何通过创造可能的满足对它给观众带来的同情之苦进行补偿（当代作家常常做到这一点）。但是，舞台上表现出来的这种痛苦很快就被局限于心灵的痛苦，没有人想要肉体的痛苦，因为人们懂得肉体的痛苦所引起的躯体感觉（somatic feeling）的变化，将很快淹没所有心灵的快乐。如果我们得了病，唯一的愿望就是：恢复健康，摆脱我们现在的状况。为此，我们去看医生，吃药，破例求助于“幻想游戏”，这种游戏能够使我们获得快乐。如果一个观众把自己置身于躯体疾病（physica lill）的处境，他会发现自己无力享受快乐或无力从事精神活动。因而，一个有躯体疾病的人只能作为戏剧中的一件道具活跃于舞台上，而不是一个英雄，除非他的躯体疾病的特殊方面使他能够进行精神活动。例如，在《菲罗克忒忒斯》（Philoctetes）中病人处于绝望状态，在有关结核病人的剧中，患者失去希望。
人们主要是通过需要有精神痛苦的环境来认识精神痛苦的，因此，表现精神痛苦的戏剧需要某个会导致躯体疾病的事件，并以表现这个事件开始剧情。至于有一些戏剧如《阿贾克斯》和《菲罗克忒忒斯》，介绍以为观众熟悉了的心理疾病，纯属例外。在希腊悲剧中，由于人们对素材的熟悉，一出剧，有人也这么说，是从中间部分开始演出的。要想对控制那些悬而未决事件的先决条件给予充分的解释是很容易的。这些事件一定包含某种冲突，包含意志力与抵抗力。这一先决条件是在反对神的斗争中完成其首要和崇高的使命的。我已说过，这种悲剧是一种反抗剧，剧作家和观众都站在反抗者的立场上。人们对神的信仰越少，人在控制事物中的作用就变得越重要。人们越来越相信，恰恰是这种对神的反抗导致了心灵的痛苦。因此，英雄的下一次反抗便是指向人类社会。这样我们就拥有了一批社会悲剧。然而，另一个先决条件的实现将出现在个体间的冲突中。这类悲剧是人物的悲剧，它向观众展示了一场“冲突”中所有令人激动的场面。剧情是在杰出人物之间展开的，他们从人类制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事实上，这种悲剧中得有两个主角。在以上这两类戏剧中，有一个主角同代表某些制度的强大人物进行斗争，如果将这两类剧进行融合，无疑是可能的。纯粹的人物悲剧缺乏令人满意的反叛性，但是这种悲剧在社会戏剧（例如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中的再现，其生命力并不亚于希腊古典悲剧作家笔下的历史剧。
因此，宗教剧、社会剧和人物剧其本质的区别，在于导致痛苦的行为得以表现的领域不同。现在，我们可以沿着戏剧的线索进入到另外一个领域，这便是心理剧（psychological drama）的领域。在心理剧中，引起痛苦的斗争是在人物自己的头脑中进行的——这种斗争是在不同的心理冲动之间进行的。只有当一种冲动，而不是主人公消亡之时，斗争才告结束。就是说，斗争必须在人物的“否定”中结束。这个心理剧的先决条件与前所述的几个类型先决条件的结合都是可能的。所以，如制度之类的因素其本身也可以成为内心冲突的根源。正因如此，我们便拥有了爱情悲剧。因为社会文化、人类习俗对爱情的压抑和“爱与义务”之间的斗争——对此我们在歌剧中早已熟知，它构成了几乎无数的冲突情境的根源，事实上，也如同人们的“情欲白日梦”一样亘古不绝。
但是，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变得愈来愈多。当我们身临其境并打算从中获取快乐的痛苦根源，不再是两个同样可以意识到的冲动之间的冲突，而是一个意识到的冲动与一个受到压抑的冲动之间的冲突时，心理剧就转变成了心理变态剧了。这里，快乐的前提条件是观众本人须是一个神经症者，因为只有这种人才能从戏剧的昭示中和从被压抑的冲动的或多或少的意识中获取快乐，而不是反感。对那些非神经症者来说，这种意识所招致的仅仅是反感，而且是可能唤起观众一种重复压抑行为的倾向，该压抑行为以前曾成功地影响过他的冲动。对于这一类人来说，一个简单的压抑行为就足以完全控制被压抑的冲动。但是对神经症者来说，这种压抑无一例外会处于失败的境地。神经症者的压抑是不稳定的，需要反复不断地释放。如果这种冲动被清晰地意识到了，那么这种努力就无效了。所以唯有在神经症者的头脑里才会发生这种斗争，并成为戏剧表现的主题。即使是在这样一群人身上，剧作家所能唤起的，除了一种得到解脱的快乐之外，同时还有对解脱的抵抗。
第一个现代戏剧是《哈姆雷特》。该戏剧主要揭示的是，一名男子先前是正常的，由于他所承受的一项使命的特殊性质，而使他变得神经质。他体会一种压抑许久的冲动现在越来越活跃，眼看就要爆发成为行动了。《哈姆雷特》有三个特点与众不同，它们与我们眼下讨论的问题有较重要的关系：（1）剧中主人公本身并不是心理变态者，而是随着剧情的发展而变成心理变态者。（2）剧中所表现的被压抑的冲动，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在压抑的冲动之一，而这种冲动的压抑过程构成我们个人发展的重要基础。随着剧情的发展，这种压抑被打破了。由于上述两个特点，我们这些观众便很容易在主人公身上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和剧中主人公一样很容易对这类冲突变得敏感起来，因为“一个在某一特定情境中不失去理智的人没有理由失去理智”。（3）这种艺术形式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似乎是，一个努力进入意识状态的冲动，不论它多么容易识别，从未得到过一个确定的名称，结果这一过程在观众眼里出现时也没引起注意，他完全被他的情绪所控制，对剧中发生的事没有留心观察。在这种情形下，自然少了那么点抵抗成分，我们发现由于抵抗软弱，进入意识的不是被压抑材料本身，而是它们的衍生物。毕竟，《哈姆雷特》中的冲突隐匿得如此巧妙莫测，只好由我来将它们挖掘出来。
或许是由于忽视了上述戏剧艺术三个前提条件的缘故，众多其他的心理变态人物在舞台上的表现与在实际生活中一样未起到什么作用。神经症者的内心冲突，如果我们第一次是在一个完全既定的状态下与其相遇，那么我们是根本无法洞悉的。可是反过来，如果我们认识到了这一冲突，我们便会忘记他是一个病人；如果他本人也认识到这一冲突的话，他就不再患病。看来似乎是剧作家们在诱发观众产生相同的疾患。如果能够让观众随着受害者的疾病一同发展的话，那么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当观众原来并不存在压抑，现在首先需要建立这种压抑时，上述做法就尤其必要了。这种心理变态剧比《哈姆雷特》更进一步表现了神经症在舞台上的作用。如果我们遇到的是一种陌生的和极端严重的神经症，我们将去请教医生（像在生活中一样），并宣布该患者不适合登台表演。
这最后一个错误似乎在巴尔的戏剧《亲爱的安德列》中出现过。当然，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在戏剧中表现得含糊不清，即我们很难相信会有那个特殊人物，拥有一种合法权利，能够给予那个姑娘完全的满足。因此，她的问题不可能变成我们的问题。此外，还有一个错误，即认为没有什么内容可供我们挖掘的了，认为我们全部的抵抗只是为了反对我们无法接受的爱的既定的条件。在我上述讨论过的戏剧艺术的三个有效前提条件中，最重要的似乎是注意力转移（diversion ofattention）那一条。
总而言之，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单凭众所周知的神经症的不稳定性和剧作家回避抵抗、提供前期快乐的技巧，就能决定在戏剧中运用变态人物的范围。
詹森的《格拉迪沃》中的幻觉与梦
（1907）孙庆民 译
索宇环 校
邵迎生 修订
按语
本书是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观点阐释文学作品的一部心理美学代表作。该书紧紧围绕《格拉迪沃》一书中幻觉与梦的关系，揭示了压抑、幻觉与精神错乱的起因、梦的形成与解释、性欲生活的作用、治疗心理疾患的方法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它不仅沟通了心理学与文学的联系，而且还开拓了精神分析美学研究的新领域。
第一章
有些人想当然地认为，本书作者已经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了梦的本质问题，可是却在某一天对梦的种类问题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而这些又是他们从未做过的梦——一些由想象丰富的作家创造并用来在一个故事中塑造人物。如果有人想对梦的种类问题进行研究，这似乎是在浪费精力且不可思议。但是，如果换个角度来看，这种想法可能也有几分道理。认为梦具有某种意义并且可以做出解释的人寥若晨星。如果让科学家或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对一个梦做出解释的话，他们会对此付之一笑。相反，那些偏于迷信和因循守旧的普通人却坚信梦是可以解释的。《释梦》的作者在正统科学的责难面前，甘冒风险充当迷信和复古者的同党。的确，长期以来人们就一直在冲破种种禁忌，试图揭开梦的面纱，只是一无所获。《释梦》的作者并不相信梦境能够预测未来，但他也不完全否定梦境与未来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因为通过千辛万苦对梦做了一番分解之后，他发现梦本身原是做梦人的某种愿望的反映，而谁能否认人为的愿望不是针对未来的呢？
我刚才讲过梦是愿望的实现。任何一个有胆量来读这本深奥难懂的书的人，任何一个不因贪图省事而把一个简单明了的问题硬说成是深奥复杂，甚至为此目的而不惜牺牲自己的诚实品格和扭曲真理本来面目的人，都能从我提到的这本书中找出阐述这一论题的详细证据。同时，他也可能在读书的过程中形成一套反对意见，否认梦就是愿望的实现的说法。
可是这么说，那就把话题扯得太远了。现在的问题不是要弄清梦的意义是否能解释成愿望的实现，也不是要澄清梦的意义是否常常代表着一种渴求、一种意愿或反映等。相反，我们首先要来研究的问题是梦究竟是否具有意义，是否可以把梦看成是意识活动。科学的回答是否定的。科学将梦看作是一种纯粹的生理过程，因此，也就根本没有必要去寻什么梦的意义或目的。科学还认为，生理刺激在睡眠的过程中作用于脑的某个部位，因此也就使脑内浮现出这个或那个意念，没有任何精神性的内容，也就是说好比是大脑的抽搐，根本算不上什么有意义的活动。
在这场关于如何评价梦的争论中，富有想象力的作家似乎是站在了古人、笃信迷信的大众和《释梦》的作者一边。因为当一个作家通过他的想象的梦来塑造他的人物时，他所遵循的是一条日常经验，即人们的思想感情会一直延续到睡梦中去。此时作家的目标仅仅是通过主人公的梦来描述他们的心理状态。不过富有创造力的作家都是些可贵的盟友，他们所提供的证据应该得到高度的肯定，因为他们知道发生在人与天之间的众多事情，这些事情是单凭传统哲学无法梦想到的。他们对人类意识的了解远远超过了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因为他们的素材来源是正统科学尚未得到的。我们希望承认梦具有某种意义的作家们所提供的这一证据再明确一点。如果读者是一个态度严谨挑剔的人，那么他很可能认为作家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特定的梦具有某种心理意义的观点，他们只是想说明沉睡的大脑是如何在清醒意识的残余因素的刺激作用下作抽搐运动的。
当然，即使是这一保守冷静的观点，也不能降低我们对作家们拿梦做文章的兴趣。即使这一探究不能给我们提供有关梦的本质的内容，我们也许能够从这一角度对创作本质有更进一步的认识。真正的梦已经被人们认为具有自由的和无规则的结构，而现在我们又面对着对梦的大胆模拟。然而，精神活动远不像我们所猜想的那样自由和随意，甚至有可能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自由和随意性。我们在客观世界中称之为机会的东西可能用精神活动分析成规则。同样，精神生活中的随意也遵循一定的规则，只不过我们现在才开始隐约感觉到。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自己能发现什么！
我们进行这次探究可以采取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深入到一个作家在他的一部作品中创造的梦当中去；另一种方法是把不同作家的作品中使用梦的例子搜集在一起加以比较对照。后一种方法或许是更加有效和唯一可行的，因为它一下子把我们从困境中解脱出来，使我们不必为难于使用作为一个群体的“作家们”这个人造概念。在考察过程中，这一群体将分化为具有不同特色的个体，其中有一些作家我们一贯敬仰为人类内心世界的最深刻的观察家。然而，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拿出一些篇幅来用于第一种方法的研究。最初想到这种研究方法的人中有一个人回忆说，在他刚刚读过的一部小说中，有好几个非常相似的梦，他不禁想用《释梦》介绍的方法去解释。他承认这部小说的题材以及背景在给他带来愉快方面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庞贝古城，讲述的是一个年轻的考古学家把自己的兴趣从现世生活转移到经典古迹上来。他沿着一条奇怪的，但却合乎逻辑的路线走，结果又回到了现实生活中来。在阅读这一充满诗意的故事时，读者头脑中会产生各种各样与小说情节相关的念头。这部作品就是威廉·詹森写的短篇小说《格拉迪沃》关于“庞贝的幻想”。
现在，我应该要求读者们先把这篇文章置于一边，花点时间来熟悉一下《格拉迪沃》这部作品（它最早摆进书店是在1903年）。这样，我在后面再提及该作品的内容时，读者可以知道我在说什么。考虑到有些读者已经读过《格拉迪沃》这部作品了，因此我将只简要介绍一下故事的核心内容。同时，我希望借助读者的记忆力能恢复该作品因被我抽象分析而失去的魅力。
诺伯特·汉诺德是一位年轻的考古学家。他在罗马一家文物博物馆里发现了一件浮雕。他深深地被这件浮雕所吸引，当他终于弄到了一件该浮雕的石膏模型时，他非常高兴，因为这样他就可以把它带回到他在德国一所大学里的书房中，悬挂在墙上，每天进行观赏。这件雕塑表现的是一位发育成熟的姑娘正在迈步前行，她的裙服随风飘起，露出她的一双穿着凉鞋的脚。一只脚稳稳地踏在地上，另外一只脚从地上抬起正欲前移，只有脚趾头轻触地面，鞋心与脚后跟几乎与地面垂直。或许，正是这个不寻常的有独特魅力的优美步态，引起了雕塑师的兴趣，并在几百年后引起了一位欣赏它的考古学家的注目。
小说叙述的一个基本心理事实是主人公对浮雕发生的兴趣。这一点开始肯定不能为读者接受。“诺伯特·汉诺德博士，一位考古学讲师，从他所研究的学科角度来看，事实上他在这件雕塑身上并未找到任何可以引起他特殊兴趣的东西。”（3）“他自己也无法解释，究竟是什么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只知道有某种东西在吸引着他，而且那种作用仍在持续。”但是，他的头脑中却不断地展开对那件雕塑品的想象，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他发现雕塑具有某种“现代”的气息，仿佛艺术家在过去的某一时刻只朝大街瞥了一眼，便从“生活中”抓住了并雕刻出了它。他给那位以这种姿态走路的姑娘取名“格拉迪沃”——向前走去的姑娘。他编造了一个关于她的故事，她肯定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或许她父亲是古罗马一位市政官员，在谷物女神色列斯手下效忠，而这位姑娘正走在去神庙的路上。稍后，他发现这姑娘平静、沉着的天性与一个都市的喧嚣和繁忙格格不入。他觉得她更像旅行到了庞贝城。在那里她沿着挖掘出来的古老的石阶前行，所以她在下雨的天气里从街道的一边走到另一边，而脚却未被打湿，旁边还有四轮马车驶过。她的那张脸让他觉得这姑娘像希腊人，他进而推断她该是海伦的后裔。年轻的考古学家把他所学到的考古学知识，一点一点地运用到对这件浮雕的原型的想象中去。
现在他却发现自己遇到了一个看似科学的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他要做出判断，“格拉迪沃的步态究竟是不是雕塑师依据生活原型复制出来的。”他觉得他自己是无力再现那种步态的。为了验证这种步态的“真实性”，他“亲自在生活中观察，以求清除谜团。”然而，这却使得他进入了一个他从未有过的行为过程。“到目前为止，女性这个概念对于他来说与大理石或青铜之类无甚大异。他还从未认真地留心过在现实生活中的形象代表。”对于他来说，社会义务这个概念一直是一件令人讨厌而又无法逃避的事情。在社会中，当他遇到一些年轻的女士时，他从来不认真地看她们一眼，以至于下次再与她们相遇，他会无动于衷地与她们擦肩而过。他这样做当然不会给女士们留下什么好印象。然而现在，他所承担的科学任务却促使他在晴朗（更多的是在阴雨）的天气里，热忱地观望走在街上的少妇或少女们的脚。这项活动有时会使得那些被他观望的妇人感到生气，当然，有时她们也向他投来严厉的目光，“但他对这两种反应都没注意到。”经过仔细的研究，最后他不得不得出一项结论：格拉迪沃的步态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这一结论令他十分遗憾和苦恼。
此后不久，他做了一个可怕的梦，在梦中他发现自己置身于古代的庞贝城，那一天正值维苏威火山爆发，他目睹了这座城市的毁灭。“他正站在靠近丘比特神庙的广场边缘上，突然看到格拉迪沃就站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她的出现出乎他的意料，但是这一切都在一瞬间发生了，并且是那么自然，因为她是庞贝城人，自然是住在自己的家乡了，且与他属同时代人，对此他未曾怀疑过。”（12）他对眼前即将降临的灾难惊恐万分，不由得想提醒她一声。但她还是沉着地向前迈步，并扭头面对他，然后她头也不回地一直走到阿波罗神庙的门廊。她在一个台阶上坐下来，然后又慢慢地躺下来，头靠在石阶上。她脸色变得愈来愈苍白，像大理石的颜色一般。他赶紧跟过去，发现她平躺在宽阔的石阶上，表情安详，像睡着了似的，任由倾泻下来的火山灰将其身体掩埋。
他醒来时，庞贝城居民求救的嘈杂声仿佛还在耳边回荡，被搅动了的海水发出低沉的呜咽声。随着意识的不断苏醒，他知道他听到的嘈杂声是大城市繁忙、热闹的生活，却仍旧有相当一段时间深信梦中所见确有其事。
最后他终于放弃了认为自己亲临大约2000年前的庞贝城毁灭的现场的念头，却仍然深信格拉迪沃就住在庞贝城并且在公元79年与其他人一起被火山灰埋葬在那里。这场梦对他发生的影响是，每逢在幻想中再次出现格拉迪沃时，他就会为失去她而感悲痛，就像失去了一位亲人。
他把身子探出窗外，大脑仍旧陷入沉思。街对面一所房子的窗子是敞开的，一只金丝雀在笼子里婉转歌唱，歌声引起了他的注意。突然，年轻人的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此时他好像尚未完全从睡梦中苏醒过来。他觉得，他看见街上有一个很像格拉迪沃的女人，甚至认为他认出了她那很有个性的步态。他没有多想，迅速地跑到街上去追赶她，结果只招来过往行人对他身着睡衣跑到街上之举的嘲笑，这才把他又赶回到屋里。进屋后，那只关在笼子里的金丝雀的鸣唱又引起了他的注意，让他觉得自己与那只鸟的处境有些相似。他仿佛感觉自己也像被关在笼子里，只不过他更容易逃离这个笼子，似乎是受了那个梦的影响，或许是春天温暖气候的缘故，他逐渐产生了一个念头：到意大利去做一个春季旅游。表面的理由是去做一次科学考察，但实际上他是“在一种难以名状的感情冲动驱使下做出这个决定的”。（24）
现在让我们停顿一下，暂且不去管这次为着实在难以令人相信的理由而做的旅行，而是先来认真考察一下此君的人格与行为。在我们看来，他这个人还是那么不可思议和愚蠢。我们难以理解他的这种古怪的傻念头与人类情感有什么相关，如何能唤起我们对他的同情。当然，作者有权不给我们提供更多的线索，而让我们摸不着头脑。但是作者的语言是优美的，小说的创意别出心裁，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种奖赏了，使我们能够对作者产生信任，同时对他所创造的人物表示格外的同情。关于这个人物，作者还告诉我们他从事考古学研究，是在承袭他家族的传统。后来，他将自己封闭起来，与世隔绝，把全部身心投入到他的研究中去，以至于完全远离了生活，放弃了人生的乐趣。对于他来说，大理石和青铜就足以焕发生命力，光凭这两样东西，就足以表达人类生活的目的和价值。可是，大自然也许带着种种善意，向他的血液里注入了一种与科学无关的矫正药物——一种极其生动的想象，不仅出现在其睡梦中，而且也出现在其清醒时。想象与理智之间的这种差别，使他注定不是成为一名艺术家，就是一名神经症患者。他是属于那种其理想王国远离尘嚣的人。他对一件表现一个姑娘以特殊姿态行走的浮雕作品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接着便展开了对这位姑娘的丰富的幻想，猜测她的名字和她的身份，想象她可能是生活在1800年前遭到毁灭的庞贝城。最后，在经历了一场奇特的焦虑梦（anxiety-dream）之后，他对这位名字叫格拉迪沃的姑娘的生死想象演变成为一种病态的幻想，以致影响到了他的行为。此种想象的后果，我们也许会感到吃惊，而且如果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了这种人，我们会认为他不可理喻。由于我们谈论的诺伯特·汉诺德是一个小说中虚构的人物，所以我们也许敢怯生生地向作者提一个问题：这位年轻人的想象是否由某种有机可缘的因素所致？
刚才，我们谈到故事的主人公在听到金丝雀的鸣唱之后决定到意大利去旅行。其实，他对于这次旅行的目的并不十分清楚。我们还知道他没有制定旅行的明确计划和目标。一种内心的不安和不满足感驱使他从罗马出发前往那不勒斯，再从那不勒斯赶往下一个目的地。他发现他周围都是一群群做蜜月旅行的情侣，他不自觉地留心起“埃德温”和“安吉莉娜”的两对情侣，但是实在不能理解他们的行为举止。他得出结论：“人类所有的愚蠢行为中当首推结婚一事，结婚是最不可思议的事情，而到意大利做蜜月旅行是毫无意义的，是人类荒谬的集中体现。”（27）在罗马，一次睡觉被一对热烈亲昵的情侣吵醒，便急忙逃到了那不勒斯，结果在那里又遇到了其他的情侣，从那些成双作对的情侣交谈中，他了解到他们大多数人无意到庞贝城的废墟上逗留，而是要前往卡布里岛。于是，他决定背道而驰，到庞贝古城去。可仅仅几天工夫，他就发现自己在庞贝城的收获“与当初的愿望和意图恰恰相反”。
他在那里没有得到他所追寻的安宁，相反，以前是些情侣们破坏他的情绪，扰乱他的思想，现在是屋子里的苍蝇来捣乱，而且他把苍蝇看作是邪恶和无价值的化身。这两种不同类型的精神折磨殊途同归：一些苍蝇出双入对使他想起了那些形影不离的情侣们。而且他怀疑苍蝇们之间相互亲昵用的是同一种语言，如“亲爱的埃德温”和“安吉莉娜，我的心肝”之类的词语。最后，他不得不承认“他的不满情绪并不仅仅是由环境引起的，部分原因根源于他自身”，他感觉到“他总也不满足，原因是他好像缺少点什么东西，可他又不清楚那缺少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第二天上午，他通过“英格莱索”进入庞贝，甩掉了导游，径自漫无目的地在城里逛游。奇怪的是他竟然记不起不久前他在梦中还来过的庞贝城。到了“炎热而又神圣”的中午时光，也就是古人看作是幽灵显现的时分，其他的游人都已无影无踪，小山一样的废墟躺在他面前，暴露在阳光下，荒凉而又凄惨。这时，他发现自己能够想象到早已被埋葬的生活中——并非借助科学的力量。“它教会我用无生命的考古学方式观察事物，它所发出的是一种早已废弃了的语言。这一切对于用精神、用情感、用心完成的认识没有任何帮助。谁若渴望认识它，那他就一定要独自一人站在这儿，作为这儿的唯一生命，静听着中午时分的宁静，感受这份炎热，处在一片往日的废墟中，细细地看，但不是用白眼；细细地听，但不是用耳朵。你会发现，死去的人又苏醒了，庞贝城又复活了。”（55）
当他用丰富的想象力唤醒历史的时候，突然看见那浮雕的原型格拉迪沃从一所屋子里走出来。一点儿没错，就是她。她步履轻快地走上一段熔岩铺成的石阶，走到街道的另一边，就像那晚他在梦中见到的一样。在那晚的梦中，她躺在阿波罗神庙前的石阶上，似乎是要睡觉。“当他记起这些时，另一种东西第一次浮现在他的意识中：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体内有某种冲动就已经来到了意大利，来到了庞贝城，在罗马和那不勒斯，未作太多的停留，以便寻找她的踪迹。是严格意义上的‘踪迹’，因为她既有那种特殊的姿态，那么她一定会在火山灰上留下了一个与众不同可以辨认的脚趾印。”（58）
到此为止，作者抓住读者的那种张力，已经变成了一种茫然不解的痛苦感觉。不仅仅是故事中的主人公失去了平衡，就连我们读者也无法再保持清醒，因为格拉迪沃这个形象太神奇了，她先是作为一个大理石雕像，后来成为想象中的一个人物。她难道是考古学家误入歧途后产生的幻觉吗？她到底是一种“真实”的幽灵呢，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这么说并不是因为我们在提出上述问题时需要相信幽灵的存在。作者把他的故事称作“幻想”，但他迄今为止并没有找到恰当的机会告诉我们他是否也让我们停留在这个被指责的平淡无奇、被科学的规律统治得呆板不堪的另外一个想象的世界中去，在那里精神和幽灵获得了生命。从《哈姆雷特》和《麦克白》的例子中可以知道，我们很可能会沿着作者的思路进入那个世界的。假如是这样的话，这位想象丰富的考古学家的幻想就得用另外一个尺度来衡量了。的确，当我们考虑到一个活生生的人的长相与一个古代的浮雕上的形象一模一样，这该有多么难以置信时，我们提出的几种猜测就会缩减为两个：要么她是一个幻觉形象，要么她是光天化日之下的一个幽灵。故事中的一个小细节可以排除第一种可能性。一只巨大的蜥蜴在阳光下摊开身体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格拉迪沃的走近惊动了这只蜥蜴，它迅速地沿着熔岩石铺成的台阶逃走了。所以，这一切不可能是幻觉，而是发生在梦幻者大脑之外的事情。难道是幽灵的出现惊动了蜥蜴？
格拉迪沃在麦利戈宫前面消失了。当我们看到诺伯特·汉诺德在他的幻觉驱使下，认为在幽灵现身的正午时分庞贝城又复活了，格拉迪沃复活了，并走进了公元79年8月厄运降临日之前她一直居住的房子里时，我们不会感到惊讶。他在内心里认真审视房间主人的性格，审视格拉迪沃与他之间的关系，这就表明他的科学知识现在是服务于他的想象。他走进房间，突然他又一次发现了格拉迪沃，她就坐在两根黄色柱子之间的低矮石阶上面。“在她的膝上放着一个白色的东西，他无法认出那是什么，似乎是一张莎草纸……”他根据自己近来对她出身的判断，用希腊语跟她打招呼。他内心激动地在等待，看着以幽灵面目出现的她，是否具有语言能力。她没做回答，他又用拉丁语向她问候。这时，她露出微笑，开启芳唇：“如果你想跟我说话，”她说，“你该用德语。”
对于我的读者来说，这是个多大的羞辱啊！看来作者是在拿我们寻开心。他利用庞贝城的阳光，诱骗我们一步步走入一种幻觉，使我们对这个可怜的小人的评价不至于太苛刻。现在我们已不再迷，我们知道格拉迪沃是一个德国姑娘，有血有肉——这是我们认为最不可能的一种结局。现在，让我们深怀自信，拭目以待，来看看这位姑娘与那件大理石雕像究竟是什么关系，我们这位年轻的考古学家是如何产生幻想，虚构出这位姑娘的离奇人格的。
可是，我们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并没有像我们这样迅速地从幻想中摆脱出来。正如作者所说：“虽然他的信念使他感到快乐，但他不得不接受许许多多的神秘的现象。”（140）或许，这种幻觉的内在根源在他身上，而不在我们身上，因而我们对它一无所知。对他这种情况，若要使他回到现实中来，积极的治疗无疑是必需的。同时，他所要做的就是将他的幻觉与他刚刚经历的美好体验统一起来。格拉迪沃早已随着庞贝城的毁灭和其他东西一起死亡了，她只能是幽灵，在正午魔鬼出现的时刻重返生活。可是，在听到她要求用德语讲话的回答后，为何他说：“我原来就知道你说话的声音是这样的。”不仅是我们，就连那姑娘，恐怕也要提出这样的疑问。汉诺德必须承认他从未听到过那姑娘的声音，虽然在他的梦中她躺在神庙的石阶上睡去时，他向她呼喊后期望听到她的声音。他恳求她再做一遍她以前做过的那个姿势，可是这回她站了起来，用一种奇怪的目光看了他一眼，然后几步就消失在庭院的圆柱之间。在此之前，曾有一只漂亮的蝴蝶围绕着她拍翅振翼，飞了一会儿。他把这解释为是一只来自冥府的信使，提醒这死去的姑娘应该返回去了，因为正午幽灵出现的时间快要结束了。在姑娘消失之前，汉诺德抓紧时间朝她喊道：“明天中午你还来这里吗？”我们现在可以尝试对这一情景做出更加清醒的解释，因为这姑娘似乎感到汉诺德对她讲的话有些不妥，她好像觉得受到了侮辱，故离他而去。她毕竟不知道他做过的梦。难道她没有觉察到在他的请求中隐含有色情意向吗？汉诺德的眼神中流露出来的动机与他的梦境有关。
格拉迪沃消失之后，小说主人公先是赶到狄俄墨得斯德饭店，仔细观察所有去吃午饭的客人；接着他又来到瑞士饭店进行了观察。于是，他确信在庞贝城里他所知道的这两家店里，没有一个人长得与格拉迪沃哪怕是有一点点相似。当然，类似于可能在这两个饭店中实际遇到格拉迪沃这样不现实的念头，他还是有可能放弃的。此时，喝着维苏威火山灰土壤上酿造出来的葡萄美酒，他感到头昏目眩，白天的感觉又回来了。
第二天，汉诺德唯一的一项计划好的事情，就是在午间时刻再次赶到麦利戈宫去。在等待那一刻到来的过程中，他没有沿着常规的路线走，而是翻越过古城墙到达庞贝。一枝常春花悬空而吊，花瓣呈白色的喇叭状，在他看来这种发现似有玄机，这朵阴间之花在等着他摘下带走。在他等待的时候，他似乎觉得整个考古科学是世界上最无趣、最无聊的东西。因为另外一种兴趣已经占据了他的心灵，他在思考：“像格拉迪沃这种人，她既是死的，又是活的，虽然只在中午时分，那么她具体的出现其本质是什么呢？”（80）同时他也有些担心，担心哪天见不到她，因为或许她返回去以后需要过很长时间才能再次被允许到阳间来。所以当他再次看见她出现在两根柱子之间时，他还以为又是他的幻觉。于是他痛苦地喊道：“噢！如果你真的存在且还活着该有多好啊！”这一次他显然是过于认真了，那姑娘开口说话了，她问他是否愿意为她摘来一朵白花。接着他俩又前言不搭后语地做了一次长谈。
格拉迪沃已经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了，也开始逐渐表现出对他的兴趣。对此，作者解释说，在前一天她向他投来的讨厌和拒绝的目光，如今已变成了一种探索和好奇的表情。现在，她真的开始询问他了。她让他解释前一天他的问话是什么意思，问他：当她躺下要睡觉时他站在她身旁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这么一问，她知道了他做的那个梦，在梦中她随着她的家乡城市一同被毁灭；她还了解到有关那件大理石雕像和那种步态的事，还知道这一切是多么强烈地吸引着考古学家。现在她又表示乐意表演一遍她的步态，与雕像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是雕像上她穿的是凉鞋，今天穿的是一双浅黄色的精制皮鞋。她解释说这是为了符合今日之时代特色。显然，她在逐渐进入他的幻觉之中，她从他嘴里把所有的细节都一点点地套出来，丝毫不做辩驳。只有一次，当他说他第一眼看见她就认出她就是雕像上的人时，她似乎是出于自身的心绪缘故，显得有点不安。他们谈话到了这个地步，她对那件雕像还一无所知，因此她很自然会误解他的话。可是，很快她便调整好自己的心理，恢复常态。我们可以看出在她的话语中似乎还有另外一种意味，除了在幻觉背景下的意义之外，似乎还有某种现实和现代的意义。例如，当她得知他在大街上的实验中没有能够成功地证实格拉迪沃的姿态时，感叹道：“太可惜了！不然的话，你就不必长途旅行到这儿来了！”（89）她还得知他给雕像上的她取了个名字叫“格拉迪沃”。她告诉他她的真实名字叫“佐伊”。“这名字配你很合适，可是在我看来它像是一种苦涩的嘲讽，因为佐伊（Zoe）意指生命。”她答道：“一个人必须屈从于不可抗拒的事情，长期以来我已经逐渐习惯了死亡。”她答应他第二天中午还在老地方见面，在与他告别时，她又一次要求他为她摘一枝常春花。她说：“对于那些幸运的人，在春天里应送给他们玫瑰花，但对我这样一个人来说，送一束代表遗忘的花是最恰当的。”无疑，对于一个死亡了这么久又重返生活仅几个小时的人来说，忧郁是很自然的。
我们现在开始明白，并且感觉到有点希望。如果那位年轻小姐使格拉迪沃得以重获生命，而且她又完全相信了汉诺德的幻想，她这么做很可能是为了让他从幻觉中解脱出来。要达到这一目的没有其他途径，如果反驳他，那就连一点解脱他的希望都没有了。即使是对这类真实病例的严肃治疗，也只能让病人来到产生幻觉的原地并尽可能详尽地研究它，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如果佐伊是从事这一治疗工作的合适人选的话，我们很快就会知道治疗一个像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这样的病人应该如何进行。我们也很高兴明白了这种幻觉是如何产生的。如果对这种幻觉的治疗与我们的分析相一致，如果在对这个病例进行剖析的过程中，我们能够对其病因进行准确的解释，那么，这的确是一个奇怪的巧合，然而我们确实拥有此等实例。当然，我们也有理由认为，这个病例以这种方法治愈不过是一个“司空见惯”的爱情故事罢了。不过，作为消除幻觉的爱情这一治愈力量也不应被忽视。我们这位主人公对格拉迪沃塑像痴迷的爱恋，不就是一个坠入情网难以自拔的完整例子吗？只不过他所热恋的是过去的和没有生命的东西。
格拉迪沃消失之后，只有一个发自远方的声音，像是一只飞过城市废墟上空的鸟在大笑。这个年轻人现在成了孤零零的一个人，他从地上拾起格拉迪沃丢下的一件白色的东西，那不是一张莎草纸，而是一个速描本，上面用铅笔画满了庞贝的各种景色。我们应该把她将速描本落在那里这件事理解成她还要回来的一种誓约，因为我们相信一个人如果不是出于某种秘密的原因或是隐含的动机，是不会忘记东西的。
这一天剩下的时间里，汉诺德遇到了各种各样奇怪的发现和证据，但他却不能把它们理出头绪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今天，他看到门廊的墙上格拉迪沃消失的地方有一个窄缝，足够一个身体特别纤细的人钻过去。他认为佐伊·格拉迪沃无须从这里遁入地下——这个念头让他感到十分荒唐，他嘲笑自己曾信以为真。她极有可能利用这个缺口作为返回墓穴的一条途径。他仿佛看到一个淡淡的影子消失在墓园街尽头，这街就位于今天的狄俄墨得斯德别墅前。
带着与前一天相同的问题处在同样的感情旋涡之中，他开始绕着庞贝城郊区徘徊。他弄不懂，佐伊·格拉迪沃的身体性质究竟是什么？如果触摸一下她的手会有什么感觉？一种奇怪的冲动驱使他下决心要做一下试验。然而，另外一种同样强烈的相反的抵制心理却使他放弃了这种想法。
在洒满阳光的山坡上，他遇到了一位年长的绅士，从他的服饰可以看出他肯定是位动物学家或植物学家。他似乎在专注于捕猎。他转向汉诺德说道：“你也对法拉格兰尼西斯感兴趣吗？我几乎没有怀疑过，或许它并不仅仅出现在卡布里岛那边的法拉格兰尼群岛上，可能也在大陆上寄生。我的同事艾玛所设计的方法的确不错，我已经使用过多次了，效果很好。请保持安静……”（96）他不再往下说了，把一个用草编成的圈套放在一个岩石缝前面，那里面有一只蜥蜴露出闪亮的蓝色小脑袋在窥视。汉诺德带着一种责备的心情离开蜥蜴狩猎者。他想象不出是什么愚蠢和不可思议的目的引导人们长途跋涉来到庞贝城。当然，这些人中并不包括他本人，他并不责备自己来到庞贝城的灰烬中追寻格拉迪沃的足迹，也不管目的是否荒唐可笑。他感到那位绅士的面孔有些熟悉，似乎在两家旅馆中的一家瞥过一眼这张面孔。他那谈吐的方式也好像是在与一位老相识说话。
他继续向前走，经一条便道来到了一所房子前面。这所房子他以前没来过，再细看原来是第三家旅馆，叫“太阳旅馆”。店老板闲来无事，趁机向客人炫耀他的客房，展示他收藏的古董。他告诉客人，有一天他目睹考古学家们在广场旁边发现了一对相爱的恋人，他们知道难以逃脱厄运，彼此紧紧相拥等待死亡。汉诺德以前听说过这个故事，并且一直认为它不过是一些想象力丰富且喜欢编造故事者的无稽之谈，所以耸了耸肩以示不屑。但是，今天店主的话使他开始有点相信，尤其是当店主拿出一个金属饰针（metal clasp），上面生有绿锈，说这是从姑娘遗体旁边的灰堆中发掘出来的，他就更加相信这是真的了。汉诺德毫不犹豫地买下了这枚金属饰针。当他离开这家旅店时，他看到一扇敞开的窗户里，一枝开满了白色花朵的常春花在向他摇曳点头。望着这枝祭祀用的花，他更加深信刚才买到的这件物品真实无疑。
可是有了这枚饰针之后，新的幻想又占据了他的大脑，或者说是原有的幻想又有了新的延续——似乎这对于已经开始的治疗并不是一个好兆头。在阿波罗神庙附近距广场不远的地方，一对相拥的年轻恋人的遗体被挖掘出来。在他的梦中，格拉迪沃就是在阿波罗神庙附近躺下睡去的。事实上，她有没有可能又往前走了几步，经过广场遇到了某个人，后来她们一起死在那里？我们或许可以感受到，他的心头由这种猜疑而生出一种类似忌妒的痛苦之情。他通过反思这件事情的非确定性成分，慢慢缓和了这种心情，让自己恢复平静，以便能心平气和地在狄俄墨得斯德旅馆吃晚餐。在那里，他的注意力被两位新到的游客所吸引，他们是一男一女。尽管他们的头发颜色不同，但他们的外貌有某种相似，他判断他们多半是兄妹俩。他们是汉诺德踏上旅途以来首次给他留下好感的人。姑娘身上带着一朵红色的苏伦多玫瑰，引起了他的某种回忆，但他想不起来那到底是什么。后来，他上床睡觉，又做了一个梦。梦的内容并无什么意义，但显然是来自白天经历的思想波动。“在某个地方，格拉迪沃坐在阳光底下，用草编制的圈套捉住了一只蜥蜴，她说道：‘请保持安静。我们的女同事是对的，这个方法的确不错，她用这个方法效果很好。’”他摆脱梦境，但还是睡意蒙眬。他在寻思，这简直是疯了。这时，一只看不见的鸟发出了一声短促的笑一般的鸣叫，用嘴啄住了那只蜥蜴，飞走了，这才帮他从睡梦中彻底摆脱出来。
尽管有这些混乱，他还是带着一种清新、平和的心情醒过来了。一根玫瑰树枝上开满了玫瑰花，与他前一天在那位年轻姑娘的胸前看到的那朵玫瑰花同属一类。这样他想起好像夜里有人说过人们在春天赠送玫瑰。他不假思索地摘下了几朵玫瑰。这花一定有什么特殊意义，使他心理上产生了放松效果。他感到以往那种孤僻的心情不见了，他捧着玫瑰花，带着金属饰针和速描本，脑子里想着与格拉迪沃有关的问题，沿着常规路径朝庞贝城走去。这时，原先的幻觉开始破裂：他开始怀疑格拉迪沃是否真的在庞贝，她是否不仅在正午时间出现，而且在其他时间也出现。这时，他的思考重点已经转移到新近获得的新意识上，由此而产生的忌妒感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折磨着他。他甚至希望幽灵能够只让他的眼睛看见，而别人则视而不见。这样，他就可以不顾一切，把她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他四处徘徊，等待着中午时光的到来，这时他看见了他所不希望看见的场面：只见墙角有两个人，他们一定以为没人看见他们，因为他们彼此相拥，嘴唇紧紧地贴在一起。他很惊讶地认出，他们就是前天晚上曾经给他留下好感的那一对男女。可是，他们现在的行为似乎与兄妹不相符：在他看来，他们拥抱和接吻的时间似乎是太长了点。这么说，他们是一对恋人，或许是正在度蜜月的年轻夫妇——另一对爱德温和安吉莉娜。然而，奇怪的是，这次见到他们却让他感到满足。他感到有些诚惶诚恐，似乎他打扰了某种表现忠诚的秘密行为。他退了回来，不再观察。他心中油然升起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他已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现在似乎又找回来了。
当他来到麦利戈宫时，心里又一次被一种强烈的恐惧所笼罩，他怕看见格拉迪沃有另外一个人陪伴。当她出现时，他所能够想出的唯一的问候语便是：“你是独自一人吗？”他好不容易才从她的反应中觉察到自己还为她带来了一朵玫瑰花。他向她坦白了自己刚刚经历的幻觉——在广场上，与恋人相拥，他刚买回来的那枚金属饰针就是她的。她不无嘲讽地问他那件东西是不是在阳光下发现的：阳光（她使用了意大利语“sole”一词）产生了各种各样类似那件物品的东西。他承认他有些头昏脑胀。她提议他应与她一起吃一顿野餐，这样有助于让他大脑放松。她递给他半个用薄纸包着的面包卷，自己吃另外一半。她看上去胃口很好。当她在嚼面包皮的时候，那口漂亮的牙齿闪烁于朱唇之间，并发出轻微的“嘎吱嘎吱”的声音。“我觉得好像我们以前曾经一起共进过这样一顿美餐，是在两千年前，难道你记不起来了吗？”（118）她说道。他想不出如何回答。可是，吃了食物以后大脑有些轻松，再加上她所发出的表明她实际存在的许多信息不可能对他没有影响，他开始慢慢恢复理智，并开始怀疑把格拉迪沃当成是白天的一个幽灵只不过是一个幻觉——当然啦，她说两千年前与他共同用过餐也未必可信。他想出一个试验来解决这一问题：这一次他重鼓勇气，小心谨慎地去实施。她的左手放在膝上，手指柔美纤细。屋里有一只苍蝇飞来飞去，莽撞无礼不合时宜，惹得汉诺德很是恼怒。突然，他举起手掌，用力打在苍蝇身上，同时也打在格拉迪沃的手上。
这个大胆的试验产生了两个效果：首先，他得到一个愉快的发现，那就是他的确碰到了一只实实在在的、活生生的、温暖的人手。可是，接着从格拉迪沃嘴里发出的责怪却使他惊恐地从石阶上跳起来。她先是吃了一惊，待恢复常态后，便冒出这么一句：“你肯定是疯了，诺伯特·汉诺德！”众所周知，叫醒一个沉睡者或梦游者，最好的办法就是喊他的名字。可是，不幸的是当格拉迪沃叫他名字的时候，我们没有机会看到他是如何反应的（他在庞贝没有将名字告诉任何人）。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汉诺德曾经遇到的那一对讨人喜欢的恋人出现了。那位年轻的太太用惊喜的腔调喊道：“佐伊！你也在这里呀？和我们一样在度蜜月吗？你给我写信时可只字未提呀！”面对证明格拉迪沃确实存在的新证据，汉诺德溜之大吉。
对于这次不期而遇，佐伊·格拉迪沃也感到意外的不快。显然，她正在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被打扰。可是，她还是尽快调整好自己，流利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她向她的朋友——甚至也向我们——解释了她为什么会在那里出现，以便能够使她摆脱这一对年轻夫妇。她向他们表示祝贺，但她本人并不是在度蜜月。“刚才走开的那个年轻人，精神有些失常，他好像认为他脑袋里有一只苍蝇在嗡嗡作响。呃，我想每个人的脑袋里都有某种昆虫，我该研究研究昆虫学，以便在遇到类似的情况时我可以提供点帮助。我父亲和我住在太阳旅店，他的头脑里也进去了某种东西，于是便产生了这个好主意。父亲带我一起来到庞贝，条件是我玩得开心，不向他提出任何要求。我告诫自己，我一定要靠自己的能力在这里挖出个好玩的东西。当然，我并没想到今天在这里有如此发现，我指的是我有幸遇到了你，吉莎。”她继续说，她现在得走了，去陪伴她父亲在太阳旅馆吃午饭。说完，她就离开了。经过她的介绍，现在我们知道了她就是那位捕捉蜥蜴的动物学家的女儿。她还用她那闪烁其词的话向我们透露了她的治疗意图和其他秘密想法。
然而，她走的方向却并不是朝向她父亲在那里等她吃饭的太阳旅馆，她似乎也看见一个影子一般的东西在狄俄墨得斯德别墅附近寻找它的坟墓，后来便消失在一块墓碑的后面。于是，她朝着墓园街走去，每走一步，脚几乎都是垂直抬起。汉诺德在害羞和慌乱中已逃往这里了。他在花园的门廊里来回不停地踱着步，正在用理智整理他头脑中的遗留问题。有一件事现在变得异常明朗起来。他曾完全丧失理智，竟然相信他在结交一位年轻的庞贝妇女，她重获生命，以一种类似的物质的生理形态出现。毋庸置疑，这一幻觉清晰的认识，是他在返回健康认识的路上跨出的关键性一步。可是，另一方面，这个活生生的妇女在与其他人交往时，似乎她也与他们一样是真实存在着的，她叫格拉迪沃，并且，她知道他的名字。他尚未彻底清醒的理智还不足以解开这个谜。他的情绪也不够平静，感到无力面对如此艰巨的工作。他希望自己在两千年前与庞贝城里的那些人一起被埋葬在狄俄墨得斯德别墅，这样，他肯定就不会再遇到佐伊·格拉迪沃了。
然而，一种强烈的想要再见到她的愿望又产生了，抵制着他头脑中残余的想要逃跑的念头。
当他转过柱廊四个转角中的一个时，他突然退了回来。在一块断石壁上，坐着一个当年死在狄俄墨得斯德别墅里一批姑娘们中的一个。他又一次企图逃入幻想王国中去，但很快又抑制了这一冲动。不，这是格拉迪沃，她是来给他进行最后一次治疗的。她准确地判断出，他本能地试图要逃离这座建筑物，她向他解释要想离开是不可能，因为外面已经下起了倾盆大雨。她非常冷静，开始询问他想把她手上的苍蝇怎么样。他没有胆量使用某个具体的代词，但他却有勇气做一件更为重要的事情——问她一个决定性的问题：“正如人们所说的，我的头脑里相当混乱，我为打你的手向你道歉……我不明白我何至于如此疯狂……我也不明白那只手的主人为何能叫着我的名字指出我的失态。”（134）“这么说，你还是不能明白这一点，诺伯特·汉诺德。可是，我不能说我对这一点会感到惊讶，你已经让我习惯了。其实，我无须来到庞贝才知道这一点，你也可以少跑一百里的路在离家近一点的地方证实这一点。”“在离更近一百里的地方，”她解释说，因为他还是不明白，“与你住的房间隔街斜线相对的拐角处有一所房子。在我的窗户里挂着一个鸟笼子，里面关着一只金丝雀。”
当他听到这最后几个字的时候，仿佛唤起了遥远的记忆：一定是这一只鸟的歌声使她产生了到意大利来旅行的念头。“我父亲理查德·伯特冈，一个动物学教授，就住在那所房子里。”
原来如此，她是他的邻居，她看到过他并且知道他的名字。我们感到似乎是被浇了一盆冷水：问题的结局平淡无奇，并不值得我们如此期待。
诺伯特·汉诺德好像还没有反应过来，他说道：“那么，你是……你是佐伊·伯特冈小姐？可是她长得另外一副模样啊……”
伯特冈小姐的回答表明，他们两人之间除了单纯的邻居关系之外，似乎还有其他的关系。她可以使用熟悉的第二人称单数讲话，他中午时分与幽灵讲话时也很自然地使用过这一人称形式，但后来与这个活生生的姑娘讲话时却一直回避不用。她为自己辩护道：如果你觉得使用正式的称呼更合适，我也可以使用这种称呼。可是，我觉得换种方式讲话会更自然。我不知道我看上去跟以前是否有所不同，那时候我们常常在一起跑来跑去友好地玩，有时还变着法地玩，你撞我一下，我打你一下。可是，如果你最近这些年来曾经注意观察过我的话，你就会明白我变成现在这个模样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了。
如此看来，在他们俩之间还有过一段童年的友谊——或许是童年的恋情——这说明她使用第二人称是有道理的。这一结局或许正像我们起初怀疑的那样平淡无奇。然而，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童年的关系意想不到地解释了大量发生于他们现在接触中的细节时，我们的理解就进入了一个更深刻的层次。以汉诺德击打佐伊·格拉迪沃的手为例，为了用试验证实幽灵的身体是否存在的问题，他找了一个十分有说服力的理由，难道这不是正像佐伊所说的他们童年时期经常玩的“打闹”游戏的重现吗？请再想一下，格拉迪沃问考古学家是否记得曾在两千年前共同吃过一顿饭。如果我们再次考察一下他们的童年历史——姑娘还记忆犹新，而小伙子却似乎已经淡忘，那么这个莫名其妙的问题似乎突然具有了某种意义。这一发现让我们有所顿悟，年轻的考古学家有关格拉迪沃的幻想，可能是他忘却了的童年记忆的回光返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的幻觉就不是想象的随意性产品了，而是受他已经忘却但事实上还发生作用的童年印象所决定的，只是他本人没有意识到罢了。我们应能详细地揭示他产生幻想的根源，虽然我们还只能推测，例如，他想象格拉迪沃一定是希腊血统，或许是某个受人尊敬的名士——比如谷神祭司的女儿。这似乎与他知道她有一个希腊名字佐伊以及来自一个动物教授的家庭这两个事实相吻合。如果汉诺德的幻想是记忆的变体的话，从佐伊·伯特冈提供的情况，我们有望找到那些幻想的根源。让我们来听一听她怎么说吧。她已告诉我们，他们早已在童年时代就有亲密的友好关系，现在我们接着倾听他们这种童年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吧。“那时，事实上直到人们开始把我们称作‘少女’时，我开始习惯于极度地依赖于你，并相信在世上除你之外我再也找不到更加默契的朋友了。我没有母亲，也没有兄弟姐妹，我父亲只对蜥蜴感兴趣，而对我则漠不关心。每个人（包括我以及其他姑娘）都会有所牵挂并与之相伴人生。那时，你就是我的唯一牵挂。可是当我发现你被考古学迷住心窍时——请原谅我这么说，不过在我看来你这文雅的选择实在太荒唐可笑了，而且，这也不是我想要说的——你开始变成了一个令人难以容忍的人（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脑袋上没长眼睛，嘴巴里没有了舌头，也不再有记忆，而我的记忆却还固着于孩童时期我们的友谊。显然这就是我看上去与以往不同的原因。每当我在街上遇到你时，——最近一次发生在去年冬天——你总是对我视而不见，更少听到你说任何话，你并不是只对我一个人这样，你对待其他人也是这样。我在你眼里就像一缕清风，而你——长着一头稀疏的黄发，过去常常是我给你弄乱的——就像一只制成标本的白鹦一样迟钝、干枯，同时又像只始祖鸟一样自以为是。是的，人们对挖掘出来的大洪水以前的鸟怪就是这样称呼的。只有一件事我没有怀疑到，那就是在你的头脑中同样也潜藏着一个关于我的自以为是的幻想。幻想我住在庞贝，是被挖掘出来的一件文物重又获得了生命。当你出乎意料地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时，我一下子不知所措，好不容易才断定你头脑中竟想象出这么一团乱糟糟的东西。后来，我倒觉得有趣和高兴，尽管这事有点近乎疯癫，因为我曾告诉过你，在这一点上我从未怀疑过你。”
这样，她十分坦率地告诉我们，他们童年时期的友谊已变成什么样子了。在她那里，这种友谊逐步发展最终使她完全坠入爱河，因为一个姑娘必须有一个能够寄托情思的地方。佐伊小姐，既聪明又清纯，已经把她的思想清澈地暴露给了我们。虽然，对于一个人格健全的姑娘来说，第一次示爱都总是向着她的父亲，佐伊，她的家庭里除了父亲之外别无他人，就更容易这么做了。可是，她的父亲却没有给她留下任何情感财富，他将其全部兴趣都投入到他的科学事业上。因此，她不得不将其视线投向周围的其他人身上，尤其依恋于她的年轻伙伴。当他停止对她的关注后，她的爱并未因此而动摇，反而在不断加强，因为他开始变得像她的父亲，专注于他的科学事业并因此而远离生活，远离佐伊。这样，她在她的恋人身上再次发现了她父亲的身影，在两者身上倾注同一种感情，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在她的感情中将二者认同。这就使得她可以做到于不忠之中保持忠实。我们在这里所做的心理分析听起来很有点信口开河，那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作者向我们提供了某种极具代表性的证据。当佐伊形容她的昔日伙伴感情嬗变令她伤心时，骂他是一只始祖鸟，这是动物考古学中的一个术语。仅用这一个具体词汇她就把两个人的身份给概括了。她用相同的措辞来抱怨她所爱的人和她的父亲。我们可以说，始祖鸟是一个折中观念或中介观念。在这一观念中，包含着她认为她所爱的男子愚钝的想法，而这又恰与她对父亲的类似看法巧合了。
对手这个年轻人来说，事情的发展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考古学占据了他的整个身心，留给他的仅仅是对用大理石和青铜塑成的女像感兴趣。他童年时期的友谊没有加深演化成为激情，反而被稀释了，他的记忆变成了深沉的遗忘，以致当他再次见他的童年伙伴时，却未能认出她，也没有注意到她。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我们的主人公，我们会怀疑，对于这位年轻的考古学家的记忆缺失，也许“健忘”并非是准确的心理学解释。有一种类型的遗忘，其特点是比较难以唤醒，似乎患者内心深处有一种抵抗，在抗拒记忆的复活，即使遇到强大的外来刺激时也难以苏醒。这种类型的遗忘在心理病理学中被称作“压抑”，作者给我们提供的这个病例好像就是这种压抑。现在，我们在总体上并不知道印象的忘却是否与脑中的记忆痕迹的消失有关，但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地断言，“压抑”与记忆的消失或消退并非同时出现。事实上，被压抑的内容通常很难轻易地进入记忆中，除非它获得了更多的帮助，但是它却能够引起有效行为的发生，并且在某个外部事件的影响下，有一天它可能带来某种心理后果，这可以被看作是对遗忘记忆被修正或派生的结果。如果我们不是持有这种观点的话，那么这一切将是不可思议的。我们似乎已经看出，诺伯特·汉诺德有关格拉迪沃的幻想，源自他与佐伊·伯特冈之间的童年友谊的被压抑了的记忆。当一个人的艳情系于某种压抑的印象时，即当他的性生活受到压抑的破坏时，被压抑的印象有希望在某个特殊时候得到恢复。有一句古老的拉丁谚语对类似这种情况很适用，虽然它最初可能是用来指外部影响的排斥而不是指内心冲突。这句谚语就是：“你可以用草叉消除自然，但她会不断地复归。”当然，这句谚语也不能包罗万象，它只是告诉我们被压抑的本能还会恢复这一事实，却未准确地描述恢复的方式。这种恢复类似一种蓄意的背叛行为。被选作压抑的工具的东西——就像拉丁谚语中的草叉一样——又变成了恢复的工具：隐藏在压抑力量的内部或背后，被压抑的东西最终竟变成了胜利者。这一事实很少引人注意却很值得思考。费利西安·罗普斯所做的一幅著名蚀刻画（etching）比许多其他例证更加生动地阐释了这个事实，这种阐释是通过圣人和忏悔者的生活中一个受压抑的典型案例进行的。一个禁欲的和尚在外界的诱惑下，逃到了受难的救世主的塑像前。而这时，十字架像影子一样掉了下来，一个妖艳赤裸的女人像升到那个明亮的位置，同样做着受难的姿势。另外一些缺乏心理学知识的艺术家在表现类似的诱惑时，在受难的救世主身旁并排安上一个目空一切、盛气凌人的“罪恶”。只有罗普斯把“罪恶”安置在十字架上救世主所在的地方。他似乎已经明白，当被压抑的东西复苏时，它就在压抑力量中诞生。
在此暂作停留很有必要，因为我们需要通过这些病理学的案例让自己相信，当人的精神处于压抑状态时，它对于被压抑的某种感觉的任何方式的接触有多么的敏感，相信仅凭少许相似性，被压抑的东西就可以复活于压抑力量之中，并借助它发生效果。在进行治疗时，我曾经为一个年轻患者治过病——他当时几乎还是个孩子——在他初次不自觉地知道了性事之后，便开始逃避体内所产生的每一次性冲动。他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达到压抑的目的。这一压抑，却激发了他的求知激情，增加了他对其母亲的依赖，培养了一种孩子气的性格。这里，我不想再进一步介绍这青年在与他母亲的交往中，他那受压抑的性冲动又如何再次爆发的。我要描述的是一种罕见而奇怪的现象，即在一般人认为很普通的一种情况下，他的另一道防线也崩溃了。数学历来有助人摆脱性纠缠的美誉。这就是当卢梭与一位妇人闹翻之后，他不得不接受来自她的一句劝告：“离开女人，去研究数学吧！”因此，我们的这位逃亡青年便把他的特殊热情投入到他学校里的数学和几何方面。然而，突然有一天他的理解能力在某些异常简单的问题面前丧失殆尽。
其中有两个问题是这样的：“两个物体正在互相接近，其中一个以……速度……”“有一个圆筒，横截面的直径是m，请描述一个圆锥……”换了别人肯定不会把这些问题看成是性的暗示，而他却感到连数字也在诱骗他，于是连数学也放弃了。如果在现实生活中真有个诺伯特·汉诺德的人，他也借助考古学摆脱爱情和其童年友谊的话，那么，恰恰是那尊古代雕塑唤醒了他对童年时热爱的姑娘的记忆，这才是符合逻辑，符合常规的。他爱上格拉迪沃的大理石塑像也是理所当然的。与此相似，他所忽视的活生生的佐伊也对他施加了某种影响。这种相似性暂时还难以解释清楚。
佐伊小姐本人似乎能够同意我们关于年轻的考古学家的幻觉的看法，因为在她结束她那“坦率、详细和具有教育意义”的批评性讲话时，她所表示出来的满意并不是基于别的什么，而是基于汉诺德对格拉迪沃的兴趣从一开始就与她有关这个发现。这一点，她并没有料想到，但是，尽管有许多幻想性的伪装，她还是领悟了其中的真谛。然而，她对他所实施的精神治疗现在产生了它的行善效果。他感到轻松了，因为他的幻想已经被新的东西所取代，这新的东西只不过是一件扭曲了的、不完整的复制品。他不再迟疑，他想起了她，承认她就是当年那个善良的、欢快的、聪明的女孩，而且承认她在本质上并未有多大变化。可是，他又发现了另外一些奇怪的事情。“你的意思是说，”姑娘说，“有人为了再生而不得不去死，可这人无疑是考古学家了。”（141）显然，她对于他没有沿着他们童年的友谊道路来发展他们之间的新关系，而是借助考古学迂回达到目标的做法不能原谅他。“不，我指的是你的名字……，因为伯特冈与格拉迪沃意思相同，都是描述某人步态优美。”（142）
我们大家都没料到事情会这样发展。我们的主人公开始放弃他的谦恭，改扮一个活跃的角色。显然，他的幻想症已完全治好了，开始掌握理智了，并通过亲自将自己幻觉之网的最后几根线扯断来证明这一点。这恰恰也是当一个病人在展示被压抑的东西而缓和了幻想的冲动之后的正常表现。一旦病人们醒悟过来，他们会用突然想到的种种说法解释他们幻觉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几道谜题，我们已经猜测到想象中的格拉迪沃的希腊血统，是希腊名字“佐伊”在他头脑中的模糊作用。但我们尚未触及到“格拉迪沃”这个名字的由来，而只把它作为诺伯特·汉诺德的不着边际的想象而放过去。不过，请注意！且慢！这个名字现在看来很可能是一个派生物——更确切地说是一个翻译——是那个他试图忘记的童年时他所热爱的姑娘的一直被压抑着的姓的派生或翻译。
现在，对幻觉的过程及其破译到此可以结束了。作者补充的这一段无疑是意在为他的故事安排一个和谐的结尾。这个年轻人一度那样可怜，扮演了一个急需治疗的精神病患者的角色，现在当我们听到他越来越康复并能够在她身上唤起曾经折磨过他的情感，我们对这年轻人的前途也就感到放心了。原来，当他提起他们在麦利戈宫谈话时那个曾经打断他们的讨人喜欢的青年女子，并承认那个女子是他第一个认真喜欢的女人时，佐伊产生了妒忌。于是，佐伊准备冷淡地离开他。她说，反正现在一切都恢复正常，她本人也十分理智。他可以再去看望古萨·哈特尔本（不管她现在叫什么名字）并在他来庞贝城的活动中给予他科学上的帮助。而她本人得赶回太阳旅馆去了，她的父亲正在那里等她回去一块吃午饭。他们也许还有机会见面，可能在德国的一个晚会上，也可能是在月球上。可他又故伎重演了。他以轰赶那只讨厌的苍蝇为借口，先是接触了她的脸蛋儿，后又接触她的嘴唇，直到尽一个男人在做爱时理所应当的主动义务。有一次一个阴影投在他们的幸福上，那是佐伊坚持说必须回到她父亲那儿去，否则他就会在旅馆里挨饿了。“你父亲？……会怎么样？……”（147）但是聪明的姑娘很快就打消了他的担忧。“或许不会出什么事，我不是他动物收藏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如果是的话，我也许就不会这么傻地把整个身心都献给了你。”然而，当她父亲与她观点一致时，有一个办法可以稳妥地解决。汉诺德只需到卡普里岛上，捕捉一只蝎虎（他可以在她的小手指上练习这种技术），拿到这里来放生，然后当着他父亲的面再把它捉住，让她的父亲在他的女儿和这只大陆上的蝎虎之间进行选择。显然，这一计谋是带有苦涩的嘲讽。它告诫她的未婚夫对她不要太接近她心目中的偶像。各种迹象，表现出他身上发生的巨大变化，从而又一次让我们对他安心。他提议他和他的佐伊应该到意大利和庞贝来度蜜月，就好像他从未对处于蜜月中的埃德温和安吉莱纳斯生过气一样。他从记忆中完全抹去了他对那些从德国远行数百里跑到这儿来进行不必要的旅游的幸福情侣们的不满情绪。作者在这里用记忆缺失作为汉诺德态度转变的一种可信的标志，显然是对的。对于“她这位似乎也是被挖掘出来的（150）童年伙伴”提出的蜜月计划，佐伊的反应是，她说她还未完全复活，不能做这种地理环境性的决定。
现在，幻想被美丽的现实所取代。但是，在这对恋人离开庞贝之前，这幻想还要再次演示一遍。他们走向赫拉克勒斯神庙大门，由此通向维亚·康苏列亚的入口处，街道由几块古代石板横向铺成，这时诺伯特·汉诺德停下脚步，他要求姑娘在他前面走。她心领神会，“她用左手把裙子提起一点，佐伊·伯特冈，或者说是格拉迪沃的再生，在他面前走过，他仿佛是在梦中一样注视她。她姿态轻盈，沿着石板道在阳光下走向街道的另一边。”在爱情战胜压抑之后，曾在幻觉中看到的美丽与高贵变成了现实。
然而在他最后的明喻中——把童年的伙伴比喻为从废墟中挖掘出来的文物——作者向我们提示了理解象征的关键，主人公的幻觉就是借助象征而掩饰他那压抑着的记忆的。事实没有比埋藏更适合与压抑做类比的了。压抑就是某种情感深藏于某人的心里却又无法接近。埋藏是庞贝城遭劫难的根源，借助于铁铲的帮助庞贝城又从埋藏中复出。因此，年轻的考古学家在其幻想的驱使下，不由自主地来到庞贝城，也就是雕像的发源地，而这使他回忆起了他年轻的恋人。作者以他那灵敏的感觉，捕捉到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孤立事件与个体特殊的心理过程之间所具有的某种珍贵的相似。在这一点上，作者的行为是合理的。
第二章
我们原本打算做的事情，仅仅是借助某种分析的方法，对《格拉迪沃》中随便出现的二三个梦进行研究。那么我们是怎么走到现在这种地步，竟至于分解了整个故事，并对两个主要人物的心理过程进行了分析与研究？其实，这并非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工作，它是一个必要的准备。当我们试图去理解现实生活中某人真实所做的梦时，我们必须像现在一样密切注意这个人的性格和职业，不仅必须了解他在做梦之前的经历，还要掌握他很久以前的经历。我甚至以为我们现在还不具备开始我们的中心工作的条件，我们应该在故事上再作停留，做进一步的准备工作。
读者们肯定会困惑地注意到，到目前为止，我从精神表现和精神活动的各方面来分析诺伯特·汉诺德和佐伊·伯特冈这两个人物，好像他们是现实中的真人，而不是作者在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好像作者的内心是透明的，而不是有折射力或挡光的。作者称其故事为“幻想”，从而否认了它的真实性，这样，我的做法似乎更令人疑惑不解。然而，我们却发现故事中的描述都非常忠实于现实。我们有理由怀疑《格拉迪沃》不是对幻觉的描述，而是一个精神病案例的研究。作者仅两次行使了他当作者的特权，设立了前提，而这些前提又似乎不符合现实规律。第一次是，他让年轻的考古学家遇到一件古代的雕塑，这件雕塑与一位距其创作年代很遥远的活人十分相似，不仅是在走路的姿势方面相似，而且在面部表情和身段的特征方面都很相似，以至于他把那个活人的出现当成是雕塑的复活。第二次是，作者安排年轻人在庞贝与生活中的女子会面，因为他想那死去的女子就埋葬在那里，于是到庞贝去旅行，事实上却使他远离了那位他在自己居住的小城的街上见到过的女子。当然，作者的第二次情节规定也并非绝对背离现实可能性，它只是在利用机遇这个在人类历史上无疑起到过作用的东西。再说作者是把机遇用于好的目的，这个机遇真实地反映了逃避恰是一种工具，它将一个人送到了他欲逃避的地方。第一个情节规定似乎更倾向于幻觉，好像完全产生于作者的任意安排——该情节成为以后其他情节的依据。雕塑与活人之间的极其相似性，若是作者严肃地选择的话，将仅仅局限于走路时姿态这一特征。这里，我们或许也想把我们的幻想与现实做某种联系。或许，“伯特冈”这个名字能提示这样一个事实，即该家族的妇女早在古代就由于其优雅的步态特征而与众不同。我们可以猜想德国的伯特冈家族是罗马家族的延续，其中一名女成员让一位艺术家以雕塑的方式把她的步态永久地保存了下来。然而，既然人类形体的变化彼此相关，既然事实上古代的形体也在我们自己身上重复出现（正如我们在艺术作品集中看到的一样），那么，现代的伯特冈完全有可能全面再现她的古代女祖先的身体结构和形态特征。不过，更明智的做法可能是，我们不在此胡思乱想，而是向作者本人探询这部分创作的源泉是什么。那样，我们将有可能再一次揭示其真相。表面上看来随心所欲的安排，其实建立在生活法则之上。但是，既然我们无法得知作者心中的有关创作素材的秘密，我们将允许他保留自己在不可能的前提之上建构完全真实的情节的权利——这种权利是莎士比亚在《李尔王》一剧中使用过的。
除此之外，要重申的是，作者向我们显示了一个完全正确的精神病学的研究。参照他的研究，我们可以检验我们对心理运作的理解——这个病例及其治疗方案可能是设计出来强化某些医疗心理学的基本理论的。奇怪的是，作者怎么会想到这一点？可是，如果我们向他提问，而他矢口否认有这种动机，那又该如何？把相关事物进行类比，并赋予其意义，这是很容易做到的。我们会不会也已经把一个背离作者个人意图的思想偷偷地塞进了这个诗一般迷人的故事里呢？有这种可能。
我们过会儿再来讨论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已经努力不完全用作者的语言讲述这个故事了，以免对该故事做出任何倾向性的解释。如果有人将我们的叙述与《格拉迪沃》的原文比较一下，他就会承认这一点。
也许，在大多数人眼里，我们称作者的作品系一精神病学研究，实在算不得是对作者的恭维。听人们说，一个作者应该避免提及精神病学，应把病理心理状态的描述留给医生去做。然而，事实是凡具有创造性的作家都不遵从这一忠告。对人类心理的描述也属于他们的领域。自古以来，他们就是科学的先驱，同时也是科学心理学的先驱。但是，正常心理与病态心理之间的界限既是确定的，又是不定的。我们每个人一天之中或许会多次跨越这个界限。另一方面，精神病学如果多次把自己的研究永远局限于由于精微的精神器官受到严重伤害而产生的严重疾病，那它就进入误区了。较轻的健康失衡可以自愈。今天我们对其病因的探查，仅能达到知道它是心理力量的交互作用发生紊乱而引起的，这也同样应该引起精神病学的关注。的确，只有通过这些手段才能够理解正常状态或严重疾病现象。因此，创造性的作家不能回避精神病学家，精神病学家也离不开创造性的作家。对精神病学的题材进行文学处理，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绝不损害它的美。
它的确是正确的——一篇对某病例及其治疗过程的富有想象力的描述。现在，故事讲完了，我们的悬念解开了，可以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了。我们将用我们这门学科的技术术语对故事复述一遍。我们不会觉得这么做与前面说过的要重复这个故事存在什么自相矛盾。
作者常把诺伯特·汉诺德的精神状态称为“幻想”，我们没有理由拒绝作者的这种观点。我们可以指出一种幻想的两个主要特征，这两种特征虽然不是对该幻想的全面描述，却可以把它与其他精神失常明显地区别开来。第一点，它是众多精神病态现象之一，这些病态现象不会直接对身体产生影响，而且通过心理迹象（mental indications）表现出来。第二点，它的特点是在幻想中“怪念头”占上风——意即获得某种信念并对行为产生影响。如果我们回忆一下，汉诺德的庞贝之旅其目的是为了获取格拉迪沃在废墟中留下的独特的脚印，我们就有了一个幻想影响行为的绝好例证。精神病学家或许会把诺伯特·汉诺德的幻想归到“妄想狂”系列，并可能会把它描述为恋物色情狂（fetishistic erotomania），因为其行为的突出表现就是对那件雕塑的狂恋，还因为在精神病学家看来，这位年轻的考古学家对脚及脚的姿态的兴趣必然让人想到“恋物癖”（fetishism）。当然，这些对不同种类的幻想根据其内容进行命名与分类的做法，总有些根据不足。
由于我们这位主人公是基于某种奇特的嗜好发生幻想的，所以，一位严肃的精神病学家立即会认定他的行为是一种身心“退化”，并会研究一下他的遗传素质，这可能是无情地导致他遭此命运的原因。然而，在这部作品里，作者并未按照一个精神病学家的思路去做，而是自有高见。他希望使这位年轻人更接近我们，以便更容易地激发读者“感情移入”。若诊断为退化，不管正确与否，就会立刻使这位年轻的考古学家与我们有了一定的距离，因为我们的读者是正常的人，是人性的衡量标准。作者也没有过分关注主人公的遗传特征和先天的生理条件，而是深入到社会的心理素质（mental makeup）中去，因为心理素质是他产生妄想的根源。
在一个重要方面，诺伯特·汉诺德的行为表现大异于正常人。他对活生生的女人没有兴趣，而变成了科学的奴仆。科学剥夺了他对女人的兴趣，却让他对用大理石或者铜造就的女人发生兴趣。这不应该被看作是微不足道的特殊癖好，相反，它是待描述的整个事件的基本前提。因为曾几何时那样一件特殊的雕塑引起了他强烈的兴趣，这种兴趣普通人只对活生生的女人才会有，他的幻觉也由此而产生。接着，我们便看到事情出现了转机，他的幻觉通过一次幸福的转机而被治愈，他对大理石塑像的兴趣重新被活生生的女人所取代。作者只是让我们跟踪导致这位年轻人远离女人的种种影响。他只是告诉我们，年轻人的态度不能由其先天素质来解释，相反，它包括一定程度的想象的（或许，我们可以加上“色情的”）需要。正如我们在故事后面的情节中所看到的，他在童年并未逃避过其他的孩子：他和一位小姑娘发生了友谊，她成为他难分难舍的伙伴。他们一起分享食品，他常常撞击她，也让她弄乱他的头发。童年未成熟的性冲动正是表现在这种互相依赖、互相爱慕又互相攻击的行为中。性冲动的结果只有在后来才表现出来，但这时自己变得无法抗拒了。童年时期的性冲动通常只有医生和创造性作家才识别得出来。我们的这位作家清楚地向我们表明，他也是持这种观点的，因为他让他的主人公突然对女人的脚及其走路的姿势发生了强烈的兴趣。这种兴趣使他在科学界以及他居住的小城镇的妇女中招致了恶劣的名声：一个恋足癖（亦译“恋脚狂”，foot-fetishist）。可是，我们难免要将这种兴趣追溯到他对童年伙伴的记忆，因为这位姑娘在她童年时无疑已表现出了这种特殊的优雅姿态。当她走路时，她的脚趾几乎抬成与地面垂直。正因为这件古代的大理石雕塑表现出了相同的走路姿态，所以对于诺伯特·汉诺德才显得如此重要。这里我们顺便加上一句，作者提出这一突出的恋物现象时，他是非常尊重科学的。自从比纳以来，事实上我们一直试图把恋物现象的起源追溯到童年时的性印象。
这种长期逃避女人的状态会导致一个人对妄想的易感性，或者我们习惯称之为“秉性”。精神紊乱发生在一个偶然印象唤起久被忘却的但又至少夹杂有色情成分的童年经历之时。如果我们想想随后发生的事，就会发现“唤起”一词使用不当。我们必须像作者那样使用正确的心理学专业术语，以精确描述。当诺伯特·汉诺德看见这件雕塑时，他并未记起在他童年伙伴那里曾见过相似的步态，他的记忆中一片空白，可是这件雕塑所带来的效果都源于他的童年经历所铸造的这一情结。所以，童年的经历便被搅动了，变得活跃起来，并开始生效。但它还并未进入意识状态，用一个目前心理病理学无法回避的概念来描述，它还处于“潜意识状态”。我们希望这一潜意识的概念不要卷入哲学家和自然哲学家的争辩之中，因为他们的争辩常常仅有词源意义而已。当目前我们还没有一个更恰当的词汇来描述当事人已经发生、但并未达到意识状态的心理活动过程时，我们姑且使用“潜意识”这一概念。如果某些思想家要对这种潜意识的存在进行质疑，理由是它无法被感知，那么，我们只能猜测他们从未见识过此等心理现象，他们的思想还僵化于常规经验，以为心理活动一旦活跃起来，一旦十分强烈，就一定是可以被意识到的。我们还猜测到，他们需要了解（我们的作者在这方面是十分了解的），肯定存在一些心理过程，它们尽管是激烈的，也能产生效果，然而却还是未被意识到。
我们在前面曾提到，诺伯特·汉诺德有关与佐伊童年关系的记忆处于一种“压抑”状态，在这里我们将它们称之为“潜意识”记忆。因此，我们现在得注意一下这两个术语之间的关系，它们在意义上似乎有些相似。要把这一点弄清楚并不困难。“潜意识”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压抑”则是意义狭窄的概念。凡是被压抑的，都是意识不到的。但我们不能断言，凡是意识不到的，都是被压抑的。如果当汉诺德看到雕塑时就忆起以前佐伊的步态，那么他先前潜意识的记忆就会立刻变得活跃起来，并被意识到。这就可以表明它先前的记忆并未被压抑。“潜意识”纯粹是一个描述性的术语，在某些方面是不确定的，或者说是静态的。“压抑”是一种动态的表述，它考虑到了心理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它暗示有一种力量，在试图造成各种心理效应，包括逐渐上升为意识状态的效应。但同时还有一种反对力量，它能阻碍这些心理效应，仍然包括上升为意识状态的效应的出现。某些东西被压抑了，某标志恰恰就使它不能够进入意识，虽然它很强烈。因此，在汉诺德的病例中，从雕塑出现之时起，我们所关注的就是某种被压抑的潜意识的东西，或者干脆点，就是被压抑的东西。
诺伯特·汉诺德关于童年时与那个走路姿势优美的姑娘的关系的记忆受到了压抑，但这还不是对这一心理情境的正确说法，那么我们就始终停留在问题的表面上。在心理生活中，唯一有价值的是感情。如果心理力量不具有唤起情感的特征，那么它们就没有意义。意念受到压抑，仅仅是由于它们与不应该发生的情感的释放有关联。说压抑作用于情感，似乎更正确一些，可是只有在情感与意念的联系中，我们才能认识到这一点。诺伯特·汉诺德的情欲受到了压抑，由于他的情欲除了童年时的佐伊·伯特冈之外别无其他对象，所以他有关她的记忆便被忘却。那件古代的雕塑唤起了他身上蛰伏的“性情感”（erotic feelings），使得他的童年记忆活跃起来。由于他身上存在一种对性欲（erotism）的抵制力量，因此这些记忆只能以潜意识的形式发生效力。现在，在他身上性欲的力量与压制它的力量之间正进行一场较量，其表现形式就成为妄想。
作者忘了对导致故事主人公性欲受到压抑的原因进行解释，汉诺德对科学的痴迷仅仅是压抑发生作用的工具。医生可能会在这一点上挖掘得更深一些，但也许不会想到原因问题。然而，我们的作者，正如我们一贯赞赏的那样，向我们展示了被压抑的性欲如何就在压抑手段中产生的过程。一件古董——一个女人的大理石雕像很可能就是阻止考古学家逃避爱情，并警告他偿还人类自出生时起就对生活所欠下的债的力量，这样推理是正确的。
雕塑在汉诺德身上引发的心理过程的第一点表现，就是围绕雕塑上的人像所产生的幻想。在他眼里，塑像似乎有点现代气息，给人的感觉似乎是艺术家正是在“现实生活”中，当姑娘走过街道时捕捉到这一形象的。他给古代雕塑中的姑娘取名“格拉迪沃”，这一想法来自驰入战场的战神的称号——“战神格拉迪沃”。他赋予她以愈来愈多的人格特征。她可能是一位负责神庙事务的名门贵族的女儿。依据她的特征，他猜测她具有希腊血统，最后，他觉得她不应生活在喧嚣的都市，所以就把她移到了平静的庞贝。在那里，他让她踏着熔岩形成的台阶从街道的这一边走向另一边（11）。他这些幻想的内容似乎有些随心所欲，但都是无可怀疑的。的确，当这些内容第一次诱发他的行为时——即当考古学家被她的脚步姿势是否与现实一致这一问题所困惑，开始在生活中观察现世存在的妇女和姑娘们时——就连这一行为也被蒙上了科学的有意识的动机，仿佛他对雕塑格拉迪沃的兴趣完全发源于他对考古学的职业性关注（12）。他选作研究对象的街上的妇女们，一定会以一种赤裸裸的性爱的眼光看待他的行为，我们只能认为她们是对的。汉诺德对其研究的动机一无所知，同样他对产生关于格拉迪沃的幻想的缘由也无从知晓，对于这一点我们丝毫不予怀疑。如我们后来所知，这些行为和幻想正是他对少年爱情记忆的反映，是那些记忆的派生物、变形和歪曲，因为它们不能以其本来面目进入他的意识领域。这件雕塑具有某些“现代”气息，这一表面的美学判断，使他意识不到那种变态是由一个他曾熟悉的姑娘“此时”走过街道时做出来的。雕塑品“源于生活”这一印象以及关于她的希腊血统的幻想，掩盖了他对佐伊这名字的记忆，因为“佐伊”在希腊文中意指“生存”。在故事的结尾处，当主人公的幻想症被治好之后，我们从主人公口中得知“格拉迪沃”就是“伯特冈”这个姓的准确翻译，意指“某人优雅而漂亮地走路”[第37页]。幻想中有关格拉迪沃父亲的细节，来源于汉诺德的记忆：佐伊·伯特冈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大学教授的女儿，这里大学可以用古典术语“神庙事务”加以类比。最后，他在妄想中把她送到了庞贝城，这并非“因为她那恬静、稳重的性格适合这个环境”，而是因为在他的学科里没有其他或更好的情景表现他当时那种特殊的精神状态了。在这一状态中他通过模糊的信息渠道想起了童年的友谊。他一旦把自己的童年与历史的过去放到了一起（他要做到这一点很容易），在庞贝的埋葬——过去连同它的收藏一起消失了——与他通过被称之为“灵魂感知”的手段所觉察到的压抑之间，就存在了一种极其的相似。这里，他使用的是作者在故事接近尾声时让那位姑娘有意识地使用的那种象征手法：“我告诉过我自己，我会独自在这里挖掘出有趣的东西来。当然，我并没有想到会出现……”（124[第28页]）在故事的结尾她答应汉诺德的蜜月计划时，也提到“从某种意义上说，她的童年朋友也被从废墟中挖掘出来了”。（150[第39页]）
因此，在汉诺德虚妄性幻想和潜意识行为的第一组结果中，我们已经发现了两类不同来源的决定因素。
汉诺德本人已十分清楚，其中一类是我们在考察他的心理过程时发现的，是从汉诺德的角度来看，是他意识到了的。另一类则是未意识到的。一类是来源于考古学的科学概念范围，另一类是滋生于其受压抑但已开始活跃的童年记忆及附着其上的情绪本能。我们可以把一类决定因素描绘成浮于表面，掩盖着另一类的决定因素，所以，第二类藏于第一类之后。科学的动机可以认为是为无意识的色情因素提供了借口，而科学也将自己完全置身于为幻觉服务之中。然而，不应忘记无意识的决定因素并不能产生任何不能满足意识的科学的因素的效果。妄想症状——幻觉及其潜意识行为——事实上是两股“意识流”（mental currents）之间妥协的产物。在这一妥协中，双方都有要求，但是每一方又必须要放弃它要求的一部分。在妥协达成之前肯定有斗争——在故事里，它是我们假设的受到压制的性欲与压抑它的力量之间的冲突。在幻想的形成过程中，事实上这种斗争是无休止的。每一次妥协建立以后，新的攻击与抵抗又产生，如此说来，永远没有完全满足的时候。我们的作者也深谙此道，所以他安排某种特殊的骚动统治这一时期故事主人公的心理失调，并把这种骚动作为故事进一步展开的前提和保证。
这些有价值的特征——幻觉与决定的双重动机和以被压抑内容为主要动机的行为的有意识的借口——在故事的进一步发展中我们还会经常遇到，或许会表现得更加清晰一些。这样安排很合理，因为这样一来就抓住并表现了精神疾病心理过程的真正的主要特征。
诺伯特·汉诺德的幻想是随着一个梦展开的。这个梦并非由任何新的事件引起，好像完全产生于他那个充满矛盾的大脑。在我们弄清楚作者在构思汉诺德的梦的时候，是否真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对主人公有着深刻的理解。让我们暂停一下。我们先来探讨一下，有关对幻想起因的假设，心理病理学是如何解释的；对压抑和无意识所扮演的角色，对冲突和妥协的形成，精神病学又采取什么态度。简言之，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这篇关于幻想起因的富于想象力的描述，在科学的判断面前能否站得住脚。
这里，我们不得不给出一个很可能出人意料的答案。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倒是科学在作者所取得的成就面前出现了破绽。是科学允许在幻想的遗传与素质的前提条件和其创造物之间横亘一条沟壑，这沟壑似乎是早已准备好的，等待着作者将其填平。科学并不怀疑压抑的重要性，也未意识到为了解释心理病理现象，无意识概念是非用不可的，它不在心理冲突中寻找幻想的基础，也不把幻想的症状看作是妥协的表现。面对统一的科学，我们的作者是孤立的吗？不，事实并不是这样（如果我可以把我的作品算作科学的一部分）。多年以来——直到最近，基本上是独自一人——我本人一直支持我从詹森的《格拉迪沃》提炼的全部观点，并用专业的术语将它们表述出来。在涉及到癔病的强迫症时，我曾详细地指出，这些心理失常的个体决定因素是本能生活部分的被克制，以及表现被抑制的本能的观念的被压抑。之后不久，在谈到妄想型的形成时，我又重复了相同的观点。因果关系中所涉及的本能是总是构成性本能，还是属于别的什么类别，这个问题在分析《格拉迪沃》这个特殊病例时，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因素，因为在我们的作者所选择的这一情境中，有争议的问题就是性感被压制的问题。心理冲突的前提以及以互相冲突的两股心理流间的妥协为手段形成的症状的合理性，我在实际观察和治疗病人的过程中已经予以证实，正如我在关于诺伯特·汉诺德这个想象的病例中所证实的那样。甚至在我之前，皮埃尔·让内——伟大的精神病学家沙可的学生，和约瑟夫·布洛伊尔及我本人一起合作，已经探索到神经症，尤其是癔症所带来的后果。
从1893年开始，当我投身于对心理障碍的起因的研究时，我的确从未想到过在想象题材的作品中来证实我的新发现。因此，当我发现出版于1903年的《格拉迪沃》的作者的创作依据竟是我最近在医疗实践中发现的东西，我真有点吃惊了。一位作者是如何获得只有医生才可能拥有的知识——或者至少他表现得似乎已掌握了这一知识？
如我前面所言，诺伯特·汉诺德的幻想由于一个梦的出现而进一步发展，该梦发生于他试图在他居住的小城市的街道上寻找像格拉迪沃那样的走路姿态的过程中。简要地叙述这个梦是很容易的。做梦者发现他自己在不幸的庞贝城被毁灭的那一天来到了这座城市。他自己并未遭遇危险，却体验到了那种灾难的恐怖。他突然看到格拉迪沃在那边走着。他立刻明白了一切。好像一切都很自然，她是个庞贝城人，她当时正住在她家乡，“他与她生活在同一个年代里。”（12）。他为她而感到恐怖并发出了一声警告。她听到呼叫，把脸转向他张望片刻。但她并未注意他，继续前行，躺倒在阿波罗神庙前的台阶上。她的脸色失去红润，似乎是在变成白色的大理石，直至最后变成一件雕塑，被埋葬在倾泻下来的火山灰之中。当他醒过来时，他把传入到他卧室里的大城市的噪音看作绝望的庞贝居民的求救声和波涛翻滚的波浪声。就在他醒来后，还一直相信他梦中所见是他亲身经历。他相信格拉迪沃曾经生活在庞贝城，就死在那个灾难的日子。一场梦留给他的信念成为他幻想的又一新起点。
我们不敢妄言作者描写此梦并将妄想的展开与一个梦联系在一起有其特殊的用意。事实上，已有热心的研究者搜集了大量的病例，来说明心理的障碍与梦境有关并产生于梦境。也有情况表明，在一些杰出人物的生活中，采取某些重要行动和做出重大决定的冲动也产生于梦境。但是，这些类比对于我们的认识并无多大帮助，因此让我们还是回到眼前的这个病例中来，即作者考古学家诺伯特·汉诺德想象出的这个病例。如果此梦不仅仅是故事的一个不必要的装饰，我们该从哪入手认识这个梦，才能把它与整个故事统一起来？
我可以想象得出，读者中定会有人对此斗胆直言：“这个梦太容易解释了——这是个由城市的噪音引起的简单的焦虑梦：由于考古学家满脑子全是那个庞贝姑娘，因此错将噪音当成庞贝城的毁灭。”多数人对梦的过程的轻视，一般对梦的解释都是肯定有某种外部刺激与梦的内容大体吻合。导致主人公做梦的这一外部刺激，就是吵醒睡眠者的噪音。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我们对梦的兴趣也就所剩无几了。我们真想假设，那天早晨城市的噪音比平时更大一些！我们也真希望作者告诉我们那天晚上汉诺德一反常态，开着窗户睡觉！可是很遗憾，作者没有多动些笔墨告诉我们。要是焦虑梦果真这么简单就好了！可它们不是，所以这个梦激发的兴趣远不止于此。
梦的形成与外部感官刺激并无必然联系。睡眠者可以无视这类来自外部世界的刺激，也可以无视被这类刺激吵醒而根本不做梦，或者像故事里发生的一样，由于这种刺激在其他方面满足了他的需要，他就把它插入在梦中。有大量的梦，外部刺激对睡眠者的感官作用不能决定梦的内容。这个观点讲不通，我们必须另辟蹊径。
或许，我们可以在梦对汉诺德醒来以后的生活产生的效果中找到切入点。在那之前，他就有一种幻想，认为格拉迪沃是庞贝人。这一假设现在被他所肯定，接着另一个假设也被肯定——她与其他人一起于公元79年被埋葬了。忧郁的情绪伴随着妄想的展开而弥漫开来，有点像充斥于梦境的焦虑的回声。源于格拉迪沃的这一新生痛苦，我们似乎难以理解。格拉迪沃即使是在公元79年的那次毁灭中幸存下来，到现在也已死去许多世纪了。我们应不应以这种方式与诺伯特·汉诺德或作者争论？这样，我们又一次陷入困境，似乎已理解无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因梦而生起的幻想的扩张是与一种极其痛苦的情绪同时发生的。
然而，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与先前一样一筹莫展。这个梦不会不解自明，我们只好从我的《释梦》中借用几条规则，来解释眼前的这个梦。
规则这一大意是说一个梦的内容与做梦的前一天所发生的事件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关系。我们的作者似乎想表明他遵循了这一条原则，因此他把梦与汉诺德的“步行者研究”联系起来。现在这些研究的唯一意义就是他在寻找格拉迪沃，试图认出她那富有特色的姿态。因此，这梦里应含有一个暗示，指点他在哪儿能找到格拉迪沃。的确梦里她出现在庞贝，但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新鲜。
另一条规则讲，如果梦者对梦的意象的真实性信念经久未变，以致自己难以从梦中解脱出来，这说明该信念不是由梦的意象的生动性引起的错觉，而是一种心理行为：它是与梦的内容相关的一种确认，确认某事果如梦中所见，这时梦者应该相信这些保证。如果我们坚持这两条原则，我们肯定会得到结论，梦提供了他要寻找的格拉迪沃的去向的一些信息，而且这些信息与实际情况相一致。我们了解了汉诺德的梦，那么，把这两条原则应用于其中，能够得出合情合理的解释吗？
说来也怪，确有此效，只不过这种意义以某种特殊的方式伪装了起来，不易被全部认出来。汉诺德从梦中获悉，他曾寻找的姑娘与他生活在同一时代，居于一城。这与佐伊·伯特冈来的情况吻合，只是梦中的城市不是德国的大学城，而是庞贝城。时间也不是现在，而是公元79年。看得出来这是由位移而导致的一种扭曲：我们所看到的不是现在的格拉迪沃，而是迁移到过去的梦者。不过，基本的和新的事实已经提供了：他要寻找的姑娘与他生活在同一时间和地点。可是，这却欺骗了我们也欺骗了梦者，掩盖了梦的事实含义和内容的位移和伪装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已经有办法给这一问题一个满意的答案。让我们来回忆一下作为幻想先兆的各种幻觉的起因和本质（44、55）。它们是被压抑的记忆的替代和衍生，除非被压抑的记忆变形，否则它将受阻无法进入人的意识领域。但它又可以通过变化和歪曲抵抗稽查者的许可，有可能进入意识领域。当这种妥协（机制）一经建立，记忆便转为幻想。这很容易被意识所误解，即难以与占主要地位的心理流汇合。现在，我们可以假设，梦的形象是人们的生理，而非病理幻想的产物——是被压抑成分与占优势的成分之间斗争妥协的产物。这种斗争可能每个人都有，就连那些在白天看来头脑完全正常的人也会有。于是我们就明白了，须将梦的意象看作是某种被扭曲的事物，应该去寻找其背后隐藏的别的东西，某种被歪曲的事物。但这种事物是不易找到的，像汉诺德幻想背后被压抑的记忆。我们可以把我们用这种办法发现的正反两方面表现出来，办法是把梦者初醒时的记忆，即梦的显性内容与欺骗稽查者歪曲前梦的基础，即隐性梦念区别开来。因此，释梦包括将梦的显性内容解译成隐性梦念，包括把梦念歪曲为从屈从于抵抗稽查者下解脱出来。如果我们将这些想法应用于解释目前的这个梦，会发现其隐性梦念只能是：“你要寻找的那位具有优雅步态的姑娘的确与你同居一城。”但是这一思想在隐性梦念阶段是不能进入意识领域的。它为一个稽查者所阻，这个稽查者就是幻想已经规定格拉迪沃是庞贝人，这一规定是在此之前的心理妥协的结果。如果要确认她与诺伯特于同一时期住在同一地方这一事实，那便别无选择只能接受歪曲的信念：“你与格拉迪沃在同一时期住在庞贝。”这便是为梦的变性内容所传达的信息，并被表现为一个实际经历着的事件。
一个梦一般很少仅表现或者说表演一种思想，而通常都是表现了一系列的思想，一个思想的网络。汉诺德梦境中的另一构成要素可以被分离的，它的歪曲状态可以很容易被反正，因此它所表现的潜在意念是可以被识别的。这个构成要素就出现在梦的结尾处，它又一次将梦的现实的可能性拓展开来。在梦中，步行中的格拉迪沃被变成了大理石塑像。这只不过是对现实事件具有独创性和富有深意的表现，事实上，汉诺德已经将他对活生生的姑娘的兴趣转移到了雕塑的身上：对于他来说，他所热爱的姑娘已经变成了大理石塑像。处于潜意识状态的梦念，在努力把雕塑变成活生生的姑娘，它们似乎在对他说：“你只是对格拉迪沃的塑像感兴趣，因为它使你想起了佐伊，而她此时此刻还活着，就在此地。”可是，如果这一发现进入意识状态的话，那就意味着幻想要结束了。
我们是否有必要像现在这样用潜在意念替换梦的显性内容的每一个片断呢？严格地讲，是的，如果我们在解释一个确实做过的梦，我们是不能逃避这一义务的。即使是那样，梦者也必须向我们做最详尽的解释。显然，我们是不能在作者创作的故事中实现这一要求的。不过，我们也不能忽视，我们在解释或破译梦的过程中尚未分析梦的主要内容。
汉诺德的梦是个焦虑梦，它的内容是恐怖的，梦者睡眠时感到了焦虑，之后便产生了痛苦的感觉，这于我们解释梦多有不便，我们又不得不求助于释梦的理论。该理论告诫我们不要误入这样的歧途：误把梦中感觉到的焦虑归属于梦的内容，把梦的内容当作是清醒时的意念内容。它还指出，人们会经常在没有感到焦虑的情况下梦见可怕的事情。而我们却发现真实的情况完全不同，不易猜测到，却可以证实。焦虑梦中的焦虑像一般情况下的神经性焦虑一样，属性情感和性感觉，都来源于被压抑的力比多。因此，当我们释梦时，我们须用性兴奋来取代焦虑。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焦虑——并非一成不变，却很频繁地对梦的内容产生有选择的影响并导入意念性因素。这些意念性因素当我们从意识的角度和错误的观点来考察时，似乎与焦虑的情感相适宜。我已讲过，这并非一成不变，因为许许多多的焦虑梦之内容一点儿也不恐怖，因而也不可能对感受到的焦虑从意识的层次进行解释。
我知道对梦中焦虑的这种解释听起来很有些怪，也很难让人相信，但我只能奉劝读者姑且接受它。再说，如果诺伯特·汉诺德的梦能与这种有关焦虑的观点相协调，并通过这一方式加以解释的话，那将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基于此，我们说梦者的性渴望在那天夜里被激发起来了，而且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使他对所热爱的姑娘的记忆形成意识，以便使他脱离幻想。可是，这些渴望遭遇到了新的拒绝并转化为焦虑，把学生时代的记忆中一些情景带入梦中。于是，梦中真正潜意识的内容，即他对他曾经熟悉的佐伊的强烈的渴望，都转变成为庞贝的毁灭和格拉迪沃消失这样的显性内容。
我想这理论听起来是很有道理的。不过应该坚持一点，即如果性渴望寄予梦的未被歪曲的内容，那么至少应该能够发现这种渴望的某个可识别的残片隐藏在变了形的梦的某处。借助于故事后半部分提供的线索，这一点也是可能做到的。当汉诺德第一次遇见想象中的格拉迪沃时，他回忆起了他的梦，祈求幽灵向他梦中见到的那样躺下。然而，年轻的女士听了这话愤怒地起身，离开了这个怪人，因为她已觉察出他在幻觉的支配下所说的话背后藏有失常的性渴望。我认为，我们应该接受格拉迪沃的解释，那便是在真实的梦中，我们也不一定总能找到一个有关性冲动的更为恰当的解释。
这几条释梦原则在汉诺德第一个梦中的应用，使我们对故事的重要特征有了认识，并把这些主要特征在故事情节中各就各位，那么，作者在创作故事时肯定也运用了这些原则吗？我们还可以再提一个问题：作者为什么要用一个梦把幻想推向纵深？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有创见性的构想，而且符合实际。我们已经听说过[第55页]，在现实的疾病中，妄想的产生常常与梦想联系。一旦我们知道了梦的实质以后，就没有必要再去解另外一个谜了。梦与幻想同出一源——产生于被压抑的情感。正如某些人所说的，梦是正常人的生理性幻觉[参照第58页]。在被压抑的情感强烈到足以冲破阻碍，以幻觉的形式进入现实生活之前，它很可能已经在睡眠这一更有利的环境下以梦这种具有长期效果的形式，取得了第一个表现的机会。因为在睡眠过程中，随着大脑活动能力的降低，占主导地位的心理力量抵抗被压抑的心理力量的斗争有所缓和。正是这种缓和使得做梦成为可能，这也就是为什么梦能为我们提供解释大脑潜意识部分的最佳途径——除非随着欲力精神能量再度贯注清醒生活，梦再次消失，潜意识将占领的心理领地重又让出来。
第三章
随着故事的进一步展开，又出现了一个梦，这个梦可能比前一个梦更有吸引力，让我们将其译释出来并嵌入汉诺德大脑中事件发展的链条中去。可是，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撇开作者的叙述而马上转入这第二个梦本身，因为当人们想要分析他人的梦时，不可避免地要把大量的注意力花在梦者的全部经历上，包括内部的和外部的。因此，我们最好还是紧跟故事的线索，一边阅读，一边点评。
有关格拉迪沃死于公元79年庞贝城毁灭时期的新幻觉的形成，并非是第一个梦的唯一结果，这一点我们已经分析过了。出现这个幻觉之后，汉诺德立即决定去意大利旅行，很快他来到了庞贝。但是在此之前，他遇到了另外一件事。当他把身子探出窗外时，他觉得他看到街上有一个人步态和体形很像格拉迪沃。他来不及换衣服，赶紧去追，但没有追上，却被过往行人的嘲笑赶回屋里。当他回到房间时，他听见从街对面房子的窗口挂着的鸟笼子里传出金丝雀的鸣叫声。他心底泛起一丝愁绪，感到他也像是一个渴求自由的囚犯，所以他的春日旅游计划刚决定就实施了。
作者已经把汉诺德的这次旅行解释得十分清楚了，并让他对自己的心理活动有所了解。汉诺德自然为自己的这次旅行寻找了个科学借口，但这个借口很快就不成立了。毕竟，他明白，“他做这次旅行的冲动来源于一种莫以名状的感觉。”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安使得他对遇见的一切人和事都不满，并把他从罗马驱使到那不勒斯，又从那不勒斯赶往庞贝。但是即使在这旅行的最后一站，他的情绪也还是躁动不安。他对蜜月新人的轻浮行为感到恼火，又对庞贝旅馆里的无礼的苍蝇感到愤怒。可是他后来无法再欺骗自己，“他的不快不会仅仅是由他周围的事物所引发，他自身也有些不对头”。他觉得他有点过于激动了，感到“之所以不高兴是因为他缺少点什么，可是他说不清到底缺什么。这种恶劣情绪始终跟随着他”。处在这种精神状态下他甚至对他的情妇——科学都有怒气。在正午时分的阳光之下，他第一次漫步信游庞贝城，“他的全部科学不仅抛弃了他，而且没有一丝复归的意思。想起她时，只觉得她很遥远，他感到她已变成一个老朽的、干瘪的和枯燥无味的老大妈，一个世上最愚蠢的、最令人讨厌的尤物。”[第55页]
接着，正当他处于这种不满和混乱的心理状态时，他第一次看到走在庞贝城里的格拉迪沃。旅途中一直萦绕着他的一个问题被解决了——有某种东西“第一次进入他的意识：他不知不觉中已来到意大利，旅行至庞贝，在罗马和那不勒斯都不曾多停留，目的是要寻找她的足迹，而且是字面意义上的‘足迹’。因为她走路时既有此特殊姿态，一定在灰烬中留下了能够辨认的脚印。”（58[第16页以下]）
既然作者不惜重墨来描述这次旅行，那么它与汉诺德幻觉的关系以及在整个事件中的地位也一定值得探讨。这次旅行的实施是有原因的，只是旅行者起初没意识到，后来才予以承认。作者用大量词汇将这一原因描述成是“潜意识的”，这一点肯定是取自生活。一个人不必为了表现出这样的行为而去忍受妄想带来的痛苦。相反，对于一个人——甚至一个健康的人来说，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情：隐瞒自己行为的动机，事过之后才意识到，只要有一个多种情绪之间的冲突为这种行为提供必要的条件。因此，汉诺德的旅行从一开始就在为他的幻觉服务，并意在把他带到庞贝，在那里他可以继续寻找格拉迪沃。他将会回忆起来，在那次梦前和梦后他的脑子里想的都是有关寻找的事，而那次梦本身就是对格拉迪沃在哪里这一问题的简单回答，尽管答案后来被他的意识所窒息。然而，某种我们尚未鉴别出来的力量也在抑制他对幻觉意图的觉知。结果，他对旅行的有意识的原因找不出足够的借口，而且还得从一地到另一地不断更新。作者又进一步给我们制造迷局，先是描述了这个梦，接着又描述在街上发现想象中的格拉迪沃，再往后又写主人公由于听到金丝雀鸣唱而决定去旅行，这一系列事件无缘无故一个接一个地发生，彼此没有内在联系。
对于故事的这一晦涩部分，我们是通过后来佐伊·伯特冈的话才得以理解的。事实上，格拉迪沃的原型就是佐伊小姐本人，汉诺德从他的窗户看见过她在街上走[第89页]，并且几乎追上她。如果那天他真的追上了她，由梦提供给他的信息——她与他生活在同一时间的同一城市——将会由于一次幸运的巧遇而获得有力的证实，进而平息他的心理斗争。可是，那只用歌声将汉诺德送上长途旅行的金丝雀是属于佐伊的，它的笼子就挂在街对面与汉诺德房子斜对面的她的窗户里。（135[第30页]）姑娘责怪汉诺德天生会“假幻觉”（negative hallucination），目视活人而不见、遇熟人而不识的本领。他肯定从一开始就在潜意识中得到了我们后来才获得的信息。佐伊就在附近的信息（她在街上出现以及她的鸟在距他窗口很近的地方鸣唱）强化了梦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她威胁着他对自身性感的抵制，于是他逃之夭夭。他的旅行是他的情欲在梦中加强之后又获得了新的抵制力量的表现，这是一种试图逃避他所爱的姑娘的物质存在的行为。在实际意义上，这意味着压抑获得了胜利，正如他先前对妇女和姑娘进行的“步行研究”行为意味着欲望占上风一样。但是，在这一矛盾波动的每一处都保留着结果的妥协性特征：前往庞贝旅行的本意是让他远离活着的佐伊，却使他接近了她的替身格拉迪沃。这次旅行本是对梦中潜在的思想的挑战，但旅行路线却沿着梦的显性内容所指示的方向到了庞贝城。因此，在情欲与抵制力之间每一次新的冲突中，我们却发现幻觉总是胜利。
汉诺德旅行的意图是要逃避他对自己所热爱的且距他如此近的姑娘的不断觉醒的情欲，唯有这种理解才与他在意大利逗留期间的情绪状态相吻合。拒绝情欲这一主导心理流表现为他对度蜜月的新婚夫妇的厌恶。他在罗马住的旅店里做的一个短梦是受了那里巧遇的一对德国情侣——埃德温和安吉琳娜的亲密的刺激。那天晚上他无意中透过薄薄的隔墙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开始对他在第一个梦里的情欲有所醒悟。在新梦中，他又一次来到庞贝，维苏威火山再次喷发，这便与其早期的那个效果一直延续到旅行期间的梦联结起来。然而，这一次在遭遇危险的人中——不像前一次只有他本人和格拉迪沃——而且还有阿波罗·贝尔维迪（Appollo Belvedere）和卡匹托尔山的维纳斯（the CapitolineVenus），这无疑是对隔壁房间的情侣形象的嘲讽性提高。阿波罗将维纳斯举起，举出庞贝城，将她放在黑暗中的某个物体上，好像是马车上，因为它发出了“吱吱嘎嘎的响声”。除此之外，对这个梦的解释无须特殊技术。（31）
我早已看出，作者从不将一个无关紧要的特征随意介绍进故事中来。现在，他又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无性别意识流的证据，这一无性别意识流控制着整个旅行中的汉诺德。当他在庞贝城里长达数小时漫步时，“奇怪的是，他的记忆中从未再现不久前他梦到的公元79年火山爆发、庞贝城毁灭的情景。”（47）只有当他看到格拉迪沃时，才突然回忆起那个梦，并同时意识到他的这次谜一般旅行的幻觉原因。除非我们假设，旅行不是在梦的直接激发下进行的，而是对梦的抵制，是一股拒绝了解梦的神秘意义的心理力量的释放，还有什么办法能解释这种对梦的遗忘，这个把梦与主人公在旅行中的心理状态分隔开来的压抑呢？
可是，另一方面汉诺德并未从战胜情欲的成功中得到喜悦。被压制的心理冲动拥有巨大的能量，足以用不满和抵制对压制者进行报复。他的渴望转变为不安和失望，使他的旅行变得毫无意义。他对服从幻想的意志而进行旅行的原因的认识受到了限制，他与科学的关系，本应在这里激发起他浓厚的兴趣，却受到了干扰。因此，作者向我们展示的是他的主人公在逃避爱情之后遇到的危机、精神错乱和心理烦躁，一种我们通常在发病至巅峰状态时遇到的骚动不安，每逢这时，两种矛盾的力量谁也不能绝对压倒谁，不能在中间地带建立起一个活跃的精神王国。可是，在这里作者及时而有效地介入，澄清了混乱，他让格拉迪沃在这个关键时刻出现并承担起治疗汉诺德幻想的任务。作者借助他拥有的控制他创造的人物的权利，使之走向幸福的归宿。尽管他也让他们遵守必要的法律，但他巧妙安排，使汉诺德为逃避那个姑娘来到庞贝，又安排姑娘也来到这个地方。通过这种方式，他修正了那年轻人在幻觉引导下做出的愚蠢行为——用他所热爱的活着的姑娘的家交换想象中的她的替身的家。
佐伊·伯特冈以格拉迪沃的面目出现，标志着故事的紧张气氛也达到高峰，我们的兴趣也随之很快转向新的目标。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关注着一个幻想的发展，现在我们将目睹它的治愈。或许我们要问，作者向我们提供的这一治愈过程是否是一个纯粹想象的叙述，抑或他是否是依据现实的可能性创作了这个故事。佐伊在与她的新婚朋友的谈话中使我们相信她有治疗汉诺德幻想症的意图。（124[第27页]）可是，她是如何着手进行的？汉诺德建议她像“那天”一样躺下睡觉，惹得她十分恼怒。待她怒气消散后，她于第二天中午的同一时间，又来到同一地点，开始诱使他说出所有的隐情。正是由于她不了解那些隐情，所以才在前一天对他的行为不理解。她知道了他的梦，格拉迪沃的塑像以及与她本人也能表演的那种步态。她暂时接受了复活的幽灵的角色，她感到这一角色是他在幻觉中为她设计的。她接受了他无意中带来的死者的花，她为他没有送她玫瑰花而表示遗憾。通过这些举动，她用含蓄的语言向他暗示他有可能进入一个新的角色（90[第21页]）。
这个聪明非凡的姑娘在得知那年轻人对她的爱情是他幻觉背后的动力时，便决定赢得她童年时的伙伴作为自己的丈夫。然而，我们对她行为的兴趣，这时或许会让位于我们对幻想本身的惊讶。幻想的最后一幕，是死于公元79年的格拉迪沃，现在却能够以正午幽灵的姿态与他进行长达一小时的交谈，谈完后她必须遁入地下或又寻找她的墓穴去。这一心理情节现在要被他的新发现撕破了，这个新发现就是，幽灵穿的是现代社会的鞋子，她不会古希腊文，却懂德文，而公元79年还没有德文呢。如此说来，作者把他的故事称之为“庞贝幻想”是有道理的，但同时似乎也排除了用医学标准进行分析的可能性。
然而，进一步考察汉诺德的幻觉，我觉得它大部分是可能的。其实幻想的一部分是作者制造的，因为他给故事设计的前提是佐伊在每一个细小之处都与雕塑极为相似。因此，我们要避免把这一前提不可能性转移到它的结果——汉诺德把那姑娘当成格拉迪沃的再生。作者未给我们提供任何理性线索，可见他是十分重视幻想中的解释的。另外，作者还借助一系列推动和缓和的环境来表现主人公的失常行为，如荒原烈日的照射和维苏威火山上酿出的葡萄酒的醉人魅力。可是，在所有的解释性的和开脱性的因素中，最主要的还是安心，我们的理智就是在它们的状态下才接受某种荒唐的东西的。假如它能满足某些强烈的感情冲动的话，一个令人震惊、同时也经常被人忽视的事实是，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即使是最有理智的人也会容易而频繁地表现出弱智。稍有自知之明的人都可以发现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他自己身上。如果某种心理过程与某些潜意识的或被压抑的动机相联系的话，这种情况就更常见了。写到这儿，我很想引用一位哲学家写给我的几句话：“我一直在记录我本人经历过的一些严重的错误和未加思考的行为，这些错误行为的动机只在事后才发现（这事非常不合逻辑）。你发现自己犯了很多错误，你自己都觉得吃惊，但这事却又十分典型。”还须记住，相信神灵、鬼魂，在我们信仰的各种宗教中都是天经地义的，至少在我们小时候是这样的。这种信念在受过教育的人中仍可见到，就连那些在其他方面很有理智的人，也相信可以把灵性与理智结合起来。一个申明理性和学会怀疑的人，也可能惭愧地发现自己在强烈情感和理念混乱的冲击下，会在一段时间内很容易地返回到唯灵主义的老路上去。我认识一个医生，有一次他失去了一位患有格雷夫斯氏病的女病人。他怀疑可能是自己某次配方不慎，才导致了这位患者的不幸后果。几年后的一天，一个姑娘走进了他的诊室。尽管他努力克制自己，但还是忍不住把她认做已经死去的那个人。他的理论只有一个：“死去的人能够复生，这毕竟是事实。”他对自己的判断不觉得羞愧，而是恐怖，直到姑娘介绍说她是那个死于该疾病的人的妹妹，她本人也患上了这种疾病。临床观察发现，格雷夫斯氏病的患者面部特征十分相似，而同姓同族更使得这两位女患者酷似一人。遇到上述情况的那个医生不是别人，就是我本人。因此，对于诺伯特·汉诺德有关格拉迪沃复生的幻觉，我凭切身感受怀疑其真实性。最后，每一位精神病学家都熟知，在慢性幻想（妄想狂）的严重病例中，最极端的情况是出现了编制精巧、证据充分的荒谬情节和情景。
在与格拉迪沃第一次会面之后，诺伯特·汉诺德先后在他知道的庞贝两家餐馆中喝了酒，而其他旅游者都在忙于吃主餐。他这么做是为了搞清楚格拉迪沃在哪个旅馆里吃住用餐，“当然他自己从未意识到自己竟有此怪念头”。但是，也很难说清他的行为还会有别的动机。他们在麦利戈宫第二次会面后的那一天，他经历了各种奇特的、彼此无关联的事件。他在门廊的墙上发现了一条窄缝，格拉迪沃就是从那里消失的。他遇到了一个呆头呆脑的捕蜥蜴者，那人把他当熟人问候。他在一个偏僻的地方发现了第三家旅馆“太阳旅馆”，旅馆的主人硬卖给他一个上面长满了绿锈的金属饰针，说是从一个庞贝姑娘的遗骸边发现的。后来，在他住的旅馆里他注意到一对刚住进来的青年男女，他以为他们是兄妹并对他们产生了好感。所有这些印象都融入了他后来的“毫无意义”的梦中，情节如下：“在阳光下，格拉迪沃坐在那里。她用草叶编织了个圈套要用它捕捉蜥蜴。她说道：请保持安静。我们的女同事是对的，这真是个好方法，她用它捕到了很多蜥蜴。”[第25页]
他还在睡眠中就赶走了这个梦，他冷静地想：“这太疯狂了”，并朝各个方向去想以便摆脱这个梦。他做到了，凭借的是一只隐形鸟，“这鸟发出一声笑一般的鸣叫，用嘴衔着蜥蜴飞走了”。
接下来，我们还要不要把这个梦也解释一番呢？也就是说，我们要不要用其歪曲形态引发该梦的潜在意念来替代梦本身呢？这样做同梦本身一样无意义。梦的这种荒诞性构成了一个观点的主要之处，该观点是，否认梦是完全合理的心理行为，坚持认为梦来源于对大脑成分的无目的刺激。
我们能够将被认为是释梦的常规程序的技术应用于对该梦的解释。这个技术包括对显梦的显性联系不予注意，而是对每一部分内容分别给予重视，从梦者的印象、记忆及自由联想中寻根溯源。可是，既然我们不可能去询问汉诺德本人，我们只好满足于对其印象的考察，并尝试性地站在他的立场上发挥我们自己的联想。“格拉迪沃坐在阳光下，一边捕捉蜥蜴，一边在说话。”在这一段梦境中，前一天的印象有何表现呢？无疑，汉诺德遇见的捕捉蜥蜴的老先生，在梦中被格拉迪沃所取代。他坐或躺在“洒满阳光的山坡上”，并跟汉诺德讲了话。而且，梦中格拉迪沃的话就是这位老先生讲话的翻版。“我们的同事艾莫（Eimer）建议的方法真是好，我已经使用过多次并且效果很好。请保持安静。”[第23页]格拉迪沃在梦中使用的词汇大体与之相同，只是“我们的同事艾莫”被无名的“女同事”所取代；另外，动物学家话中的“多次”在梦中被漏掉，句子的顺序也有些变化。因此，前一天的经历经少许变化和歪曲后进入梦中。为何进入梦中的是这一特殊经历？所发生的变化——老先生被格拉迪沃所取代以及令人迷惑的“女同事”的介入是什么意思？
在释梦过程中有一个原则，是这样的“在梦中听到的一句话，肯定是梦者在清醒时听到或说过的”。这条规则似乎在此得到了运用：格拉迪沃说的话是汉诺德前一天听到的老动物学家说话的近似的翻版。释梦过程中的另一条原则告诉我们，当一个人被另一个人所取代时，或当两个人合而为一时（例如，在某一情境中出现其中的一个人却表现出了另一个人的特征），这表明两个人是相等的，他们之间有相似性。如果我们将这一原则也运用于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个梦，我们就会得到如下的译文：“格拉迪沃像那位老人一样捕捉蜥蜴，她捕捉蜥蜴的技术像他一样熟练。”很难马上断定这个结果有说服力，可是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谜要解开。在梦中取代那著名的动物学家艾莫的“女同事”，我们该把她与前一天的什么印象相联系呢？幸运的是，我们没有多少选择余地。一个“女同事”只能指另外一个姑娘——即汉诺德误认为是陪她哥哥一道旅行的那个令人同情的年轻女子。“她在裙子上别了一朵索兰托玫瑰花，这使他想起了在餐厅里他从自己所在的那个角落看见的一样东西，但他记不起是什么东西了。”[第24页以下]作者的这一段话，让我们有理由把她当作梦中的“女同事”。汉诺德回忆不起来的内容肯定就是被他当成格拉迪沃的姑娘说的话。她在向他要死者的白花时曾对他说，在春季里人们给幸福的姑娘送玫瑰花。[第21页]可是在这些话的背后隐藏着求爱的信息。那么，这位幸福的“女同事”在成功地进行着一种什么样的蜥蜴捕捉活动呢？
第二天，汉诺德遇到了想象中的兄妹在热烈拥抱，于是修正了他原先的误会。他们事实上是一对恋人，并且在度蜜月，这一点在他们意外出现并打断了汉诺德与佐伊的第三次谈话时，我们也看出来了。如果我们现在愿意假设，尽管汉诺德在清醒时将他们当成兄妹，但无意识中很快就识别出他们的真正关系（第二天就被明确更正），那么，格拉迪沃在梦中说的话其意义也就不言自明。红色的玫瑰花已经变成了爱的象征。汉诺德知道，那对青年男女已经变成了他与格拉迪沃将要成为的那种关系。捕捉蜥蜴意味着捕捉男人。格拉迪沃说的话大意是说：“别管我，我和其他姑娘一样，懂得如何赢得男人。”
但是佐伊的这一深层次意图在梦中为何一定要以老动物学家的话的形式出现？为什么佐伊获取男人的技巧要以老先生捕捉蜥蜴的技术来表示？这个问题我们不难回答。我们已经猜测到，蜥蜴捕捉者不是别人，正是伯特冈——佐伊的父亲，那个动物学教授。他也一定认识汉诺德——这才可以解释他为何把他当作熟人向他问候。让我们再来假设，汉诺德潜意识中一下子就认出了教授。“他有个模糊的印象，他好像在两家旅馆中的一家看到了捕捉蜥蜴者的脸。”这便可以解释佐伊的深层动机赖以表现的奇怪假象：“她是捕捉蜥蜴者的女儿，她的手艺是从他那儿学得的。”
在梦中，格拉迪沃取代了蜥蜴捕获者，这代表着汉诺德潜意识中所熟悉的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女同事”取代了“我们的共同艾莫”，使梦表达了汉诺德希望她在追求男人的愿望。这样看来，该梦将前一天的两种经历联结（“凝缩”）成一个情境，使得两个难以进入意识状态的发现得以表现（当然是以一种十分晦涩的方式）。然而，我们还可以把分析推进一步，可以进一步削减梦的奇特性，可以揭示主人公前一天的其他经历对他的梦的显性内容的影响。
我们可以声称，自己对作者迄今为止所做的解释并不满意，即为什么偏偏是捕蜥蜴那一幕成了梦的核心部分。我们有理由怀疑，梦的其他成分也在发挥它们的作用，就像是显梦中的“蜥蜴”那样。的确，我们本可轻易地做到这一点。我们还记得，汉诺德曾在墙上格拉迪沃消失的地方发现一条裂缝——一条“宽得足以让一个十分苗条的人”通过的裂缝。得到这一发现后，他便在大白天开始修改自己的幻想——修改后的幻想是这样的：格拉迪沃从他的视野中消失时，并不是沉入地下，而是将缝隙作为逃往墓穴的通道。在他的潜意识意念中，他也许告诉了自己他已经找到了关于那姑娘奇怪地消失的自然解释。可是，通过窄缝遁入其中的想法，难道不会让人想起蜥蜴的行为吗？格拉迪沃本人的行为不正像一个灵活的小蜥蜴？我们认为，在墙上发现一个缝隙，决定了为什么会在显梦的内容中出现一只蜥蜴。梦中关于蜥蜴的情景反映了梦者前一天看见蜥蜴的印象，以及与佐伊的父亲——那个动物学家相遇的印象。
如果我们再大胆一些，试着来寻找一个迄今尚未被发现的前一天的经历被反映到梦中的象征——发现第三家旅馆，反映前一天经历中尚未被作者利用的情节。作者以大量的笔墨描写这一片段，把许多事情与它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发现它与梦的形成没有关系，定然吃惊非小。汉诺德走向这家旅店，由于它地处偏僻又距火车站较远，所以他对其并不熟悉。他买了一瓶苏打水来冷却他沸腾的热血。店主人不失时机地向他展示他的古玩。他向他出示了一个饰针，谎称是在广场旁边的一个庞贝姑娘身边发现的，那姑娘当时正被她的恋人紧紧地拥抱着。汉诺德以往从来不相信这类老掉牙的故事，现在他却在一种无名的力量的驱使下相信这一感人故事的真实性和这件小物品出土的可靠性。他买下了这件饰针（brooch），带着它离开了旅店。正当他向外走的时候，他看到在一扇窗户里的一杯水中，一枝白色的常春花在微微摇曳。这一情景使他确认他刚得到的东西是真实的。他现在开始确信，那只长满绿锈的饰针是属于格拉迪沃的，而且她就是那个躺在她恋人的怀里死去的姑娘。他心生一丝妒意，但很快又把它按压下去。他决定第二天把饰针给格拉迪沃本人看一下，以验证他的猜测。无可否认，这是一段新的奇特的幻想，可我们能相信在那天晚上他的梦中没留下一丝踪影吗？
解释一下这段妄想新插曲的根源并寻找被新的幻觉所取代的新的潜意识发现，肯定是有必要的。这一幻觉是在“太阳旅馆”老板的影响下出现的。汉诺德在他面前表现得非常轻信，仿佛受到了对方的催眠性暗示一般。老板给他看了一枚别在衣服上的金属饰针，说它是真品，属于那个在恋人怀中死去的姑娘。汉诺德完全有能力怀疑故事的可信性和饰针的真实性，但他却立刻被说服，买下了这件很值得怀疑的古文物。他的这种行为令人费解，也没有迹象表明老板的人格能够向我们提供答案。另外，关于这件事还有一个谜，这两个谜之间相互可以解答。就在离开旅店的时候，他看见一扇窗户里的一杯水中插着一枝常春花，便把它看作是对金属饰针真实性的确认。这是怎么回事？幸运的是，这最后一点很容易解释。无疑，白色的花是他中午送给格拉迪沃的，显然，透过旅馆的窗户看到白花便证实了某件事。这被证实的事情不是金属饰针，而是别的什么事情，这件事在他发现太阳旅馆后已经不言自明了。早在前一天他就到处走动，好像是在庞贝的两家旅馆中寻找那个被他当成格拉迪沃的人。现在，既然他无意中遇见了第三家旅馆，他一定在潜意识中对自己说：“这一定就是她住的地方了！”并且，边往外走边说：“是的，肯定是这样！那就是我送给她的常春花！那一定是她的窗户了！”这便是被新幻觉所替代的新发现，它不能进入意识，因为它的潜在前提——格拉迪沃是他曾经熟悉的，现在仍活着的人不能进入意识。
可是，新幻觉对新发现的替代是如何发生的呢？我认为，替代的原理是与发现相随的信任感，这是能够持续和保留的，发现本身却不允许进入意识，而被通过联想与之相联的另外一种意念内容所替代。这样，信任感便与事实上和它无关的内容相联系了，并以妄想的形式赢得了并不适合于它的认可。汉诺德确信格拉迪沃住在这所房子里，他将这种感觉移植到他在这所房子所获得的其他印象上去。这导致他轻信旅店店主的话，轻信金属饰针的来源可靠，轻信发现一对情侣拥抱在一起死去的故事的真实性——只是通过他把在旅店里听到的与格拉迪沃相联系。早已潜伏在他心里的忌妒被这一材料牵动了，结果产生了格拉迪沃就是那个死在她情侣怀中的姑娘，他买的那枚饰针属于她的幻觉（虽然这与他的第一个梦相矛盾）。
我们会看到，他与格拉迪沃的谈话及她向他求爱的暗示（她用花进行表达），已经在汉诺德身上引起了重要的变化。男性欲望的特征——力比多的构成要素——在他身上被唤醒。虽然它们并没有摈弃意识借口的伪装，可是，格拉迪沃“身体的本质”问题，整整纠缠了他一天[第22、23页]。这不能不说是年轻男人对女人身体充满性的好奇，尽管它被有关格拉迪沃是生是死的科学问题所伪装。汉诺德的忌妒更是他不断强化的爱的迹象。在第二天他们谈话的一开始，他便表示了这种忌妒，并借助某种新的借口，进而触摸了姑娘的身体，就像很久以前拍打她那样。
可是，现在我们要问，像作者那样构造幻觉的方法是否可以从其他渠道获得？或者这种方法是否可能？根据已知的医学知识，我们只能说这的确是正确的方法，而且可能是唯一的方法。借助这种方法，幻觉可以得到明确无疑的判断，这是幻想的临床表现之一。如果一个病人对他的幻觉深信不疑，这并不是因为他丧失了判断力，也不是由幻觉中的假象所致。相反，在每一个幻觉中都隐含着一点真事，有值得相信的东西，这才是病人执著于幻想的真正根源。由此可见，病人的自信是有道理的。然而，这一真实的因素长期以来一直被压抑着。如果最后它能进入意识的话，那时它已被扭曲，与之伴随的信任感也被过分强化。好像是为了补偿一样，这时它依附的是被压抑着的真相歪曲后的替代物，让人无从对它再做任何评判。这时，信念被从潜意识的事实移到有意识的失误上面并作为转移的结果固定在那里。汉诺德因第一个梦而产生的幻觉也是这类转移的相似的例子，尽管不完全一致。的确，这里所描述的从幻想中寻找定论的方法，与在正常情况下，即压抑不成图像时信念产生的方法并无根本的不同。我们能让我们的信念执著于某种真理与谬误混杂的思想内容，并让这种信念从前者延伸至后者。结果，它从事实延伸到谬误，并保护后者免受应得的批评，虽然不像在妄想中那样不可逆转。在正常心理状态下，联系牢固——也可以说是“会发生影响”——也能替代真正的价值。
现在，我将回到这个梦上来，并指出其中一个小的但并非枯燥的特征，它在两个异常活跃的原因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格拉迪沃曾经在白色的常春花和红色的玫瑰花之间进行了一种比较。在太阳旅馆的窗户里又一次看见常春花成为支持汉诺德潜意识发现的一条重要证据，并在新的幻觉中表现出来。与此相关的一个事实是，那个令人同情的姑娘衣服上的红玫瑰帮助汉诺德在潜意识中对她与她伙伴的关系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因此，他能够让她作为“女同事”出现在梦中。
可是，有人会问，在梦的显性内容中，我们是否找到某种迹象显示和替代汉诺德的新发现？我们已经知道，汉诺德的新幻觉取代了这一新发现，即发现格拉迪沃与她父亲一起住在庞贝城中较隐蔽的第三家旅店——太阳旅店。然而，这一切都在梦里，并且没有太多的歪曲。我迟迟不愿意指出这一点，因为我知道连那些耐着性子随我分析到此者也会开始强烈反对我试图做任何解释。我再重复一遍，汉诺德的发现在梦中已全部显示出来了，但是都被精明地隐藏起来，以致肯定会被忽略。它被隐藏在模棱两可的文字游戏后面。“格拉迪沃坐在阳光下的某个地方。”我们已经准确地将这一地点与汉诺德遇到她父亲——那个动物学家的地方联系起来。可是，它难道不可能也是指在“太阳”里——即格拉迪沃住在太阳旅馆里（旅馆的全名为：Albergodel sole）？“某个地方”，这与跟她父亲相遇并无关系，听起来似乎有些躲躲闪闪，难道不正是因为它提供了有关格拉迪沃所在地点的准确信息吗？依我自己在别处做梦的真实体验来看，我完全可以肯定应该这样理解这模棱两可的文字。可是，如果不是作者在此为我提供了强有力的援助的话，我是不敢真的把这一解释性文字呈现在我的读者面前的。第二天，当那姑娘看见金属饰针时，作者让她嘴里说出了同样的文字游戏：“你是在阳光下发现它的吗？或许那地方专门制作这类东西。”[第26页]由于汉诺德没有理解她所说的话，她便解释说她指的是太阳旅馆（他们管它叫“sole”），在那里她已经看到过这件假古董。
现在，让我们大胆地将汉诺德的“极度无意义”的梦用它背后的截然相反的潜意识思想来替代。这些思想大概是这样的：“她和她父亲一起住在‘太阳旅馆’里。她为何要与我玩这个游戏？她是想要取笑我吗？或者，她是否可能爱上了我，想让我做她的丈夫？”无疑，当他还睡梦未醒之时，脑子里出现了一个答案，把这最后一种可能性贬斥为“纯属疯话”。这一否定显然是与显梦相违背的。
细心的读者现在要问，在此插入格拉迪沃嘲笑汉诺德这一情节到底出于什么目的（到目前为止我尚未提供根据）？这一问题的答案在《释梦》中已经给出了。它解释说如果在梦中发生了嘲笑、讥讽或恶魔的顶撞，它在显梦中表现为无意义的形式和无意义的梦。因此，这种无意义并非意指心理活动的停顿，它是梦的形成所运用的一种方法。正如以往多次遇到困难时那样，作者又一次来帮助我们了。这个无意义的梦有一个简短的尾声，其中描写了一只鸟发出了一声笑一般的鸣叫，并用它的嘴把蜥蜴衔走了。可是，当格拉迪沃消失之后，汉诺德也听到过一声相似的笑声样的喊叫[第22页]。实际上，它来自佐伊，她用这笑声来驱赶她地狱角色的无望和悲惨。格拉迪沃的确曾经嘲笑过他，但是衔走蜥蜴的梦的意象可能是早期梦的重现。在那个梦中，阿波罗·贝尔维迪带走了卡匹托尔·维纳斯。
或许，仍有一些读者会认为用求爱的含义来解释捕捉蜥蜴的情景理由不够充分。佐伊在与她的新婚朋友的谈话中为这种解释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她承认汉诺德对她的怀疑，并对她的朋友说自己在庞贝一定会“挖掘”出一些有趣的东西。这里，她介入了考古学的领地，正像他用捕捉蜥蜴的比喻渗入了动物学的领域一样。他们好像彼此都在努力接近对方，每一方都试着表现对方的特征。
这样，我们似乎也完成了对第二个梦的解释工作。这两次解释都依赖如下这个前提：梦者在潜意识思维中知道他在意识中所遗忘的内容。在潜意识中他判断准确，而在幻觉状态下，他却理解错误。在论述的过程中，无疑我们不得不做出几个论断，读者由于对它们不熟悉也许会感到有些不解。或许我们经常会引起读者的疑虑，怀疑我们佯称是作者的意见，事实上却是我们自己的。我很想尽我所能消除这一疑虑，而且为了这个缘故，我很愿意更详细地深入到一个最棘手的问题里——我指的是模棱两可措辞的使用，诸如：“格拉迪沃坐在阳光下的某个地方。”
凡读《格拉迪沃》的人都会注意到，作者多次让他的两个主人公的嘴里吐出一些模棱两可的话。在汉诺德嘴里，这些含糊的本质并非迷惑人，只是女主人公格拉迪沃对它们的第二个意义心领神会。例如，在回答她的第一个问题时，他说道：“我知道你的声音听起来是这样的。”[第19页]佐伊还是不解，只好再问是怎么回事，因为他以前从未听过她的声音。在第二次谈话时，当他告诉她一下子就认出她时[第21页]，她一时对他起了疑心，她不禁把这些话理解为（就汉诺德的无意识而言是正确的）他们的相识始于他们的童年，然而，他对自己说的这句话的弦外之音全然不知，只是根据他的幻觉来加以解释。另一方面，与汉诺德的妄想相比，姑娘所说的话表现出她的大脑十分清醒，她说的话反映出她有意在制造含糊。其中的一个意义与汉诺德的幻觉是相一致的，所以能够进入他的意识领域，但是其他的意义都超出了妄想之外，通常只让我们得到代表幻觉的潜意识事实。这是机智精巧地安排的结果，它能用相同的词汇同时表达幻觉和事实。
佐伊在向她的朋友解释自己庞贝之行的话的同时，也成功地摆脱了对方的打扰[第27页以下]，这番话就充满了这类模棱两可的词语。实际上，这是由作者编造出来的一番讲话，更多的是针对读者而不是佐伊的新婚“同事”。在她与汉诺德的谈话中使用的模棱两可的技巧通常是佐伊对汉诺德的第一个梦中出现的象征手法的借用——压抑与埋葬，庞贝与童年之间的对等。因此，一方面她能够在她的谈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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