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真明
出版社：华文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曾国藩：一个人的朝圣路试读：
前言
翻开波澜壮阔、风雨如晦的中国近代史，一个赫然入目、声名显赫的重要人物便是曾国藩。在曾国藩所处的晚清历史中，处处可以看到曾国藩的影子。在曾国藩之后的时代，仍时时听到人们对他的评议。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曾国藩从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以并不出色的资质成为晚清“中兴第一名臣”，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中国近代文化的开创者、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创始人，后人推崇他为“官场楷模”“千古完人”，视之为中国封建王朝时代的最后一位“圣人”。
曾国藩二十八岁中进士、点翰林，在穆彰阿、唐鉴等师友的指点扶助下，十多年间先后从翰林院庶吉士累迁侍读、侍讲学士、文渊阁直阁事、内阁学士、稽查中书科事务、礼部侍郎及署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职，步步升迁到二品大员。
曾国藩学养深厚，于中国传统文化多有继承发展，始终以圣贤人格自励，为人处世卓然不群。曾国藩非常注重完善自己人格的修炼，促进事功的建立，可以说，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他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曾国藩虽然赢得如此众多的声誉，建立了他人无法企及的功勋，但他的征战历程和官场生涯却艰难曲折，充满险恶，他数历生死边缘，可谓九死一生。曾国藩的一生，不是同太平军和捻军厮杀，就是在险恶的官场中搏斗，他驰骋疆场，徘徊官场，而最终却能化险为夷，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原因在于他有着坚忍不拔的性格、深藏不露的智慧，总结他的成功秘诀，全在于一个“忍”字。
自湖南起兵，曾国藩的湘军屡战屡败，论挫折打击，当时无人能与曾国藩相比。然而，信奉“好汉打脱牙和血吞”的曾国藩，认准了一个“忍”字，凭借极度的自省和坚忍，挺到了太平军内讧的战局转折点。攻下南京后，曾国藩手握重兵，成了“天下臣民第一家”。此时曾国藩显赫至极又危险至极。曾国藩成功后便与一直支持他的朝中权贵肃顺断绝了交往，在肃顺政变失败后没有留下一点把柄；而打败太平天国的次月，曾国藩更主动上折要求裁撤湘军，这一“英雄自剪羽翼”之举，消除了皇帝对他的疑虑，成为史上既功高盖主又保全了自己的极少数人物之一。
树高易折，楼高易倒。身为晚清重臣，曾国藩游走于清朝官场风风雨雨几十年，始终屹立不倒，除了他的为官哲学让其稳如泰山外，曾国藩的处世之道也不可忽略。他始终认为，凡事要亲身入局；言行要谨慎；在日常的处事中，更要藏匿自己的锋芒，避免过于暴露自己。他的这些观点、做法，助其在宦海沉浮、险象环生的官场里游刃有余，终得善终。
曾国藩并非完人，他是特定历史时期中的特定人物。他的一生充满了矛盾，他对太平天国起义的镇压以及处理天津教案的态度，都是为后人所指责和非议的。我们在研究曾国藩时，应当摒弃他性格和思想中消极的一面，借鉴他修身持家、做人做事、用人理政的智慧和谋略为己所用。希望读者能够详加明察，细细品味，从本书中收到窥一斑见全豹之效，并受到些许启迪，著者心愿足矣。第一章崛起于草根之家的千古第一完人中兴名臣生于蛮荒之地
湖南省地处中国中南部，长江中游，地理上属于华中地区，省会为长沙，因鱼和大米产量很大，号称“鱼米之乡”，因地处洞庭湖以南得名“湖南”，又因湘江贯穿全境而简称“湘”。湖南历史悠久，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活动，古为苗人、越人和楚人的生活地区。西周时期为楚国南部。唐广德二年（764年）首置湖南观察使。至此，中国行政区划上开始出现湖南之名。湖南自古便是蛮荒之地，虽然以勤劳著称的湖南人世代耕耘于斯，但直到唐宋之际仍是朝廷流放犯罪官员的清绝地。大量贬谪官员给了湖湘大地以丰厚的养分，也造就了“先忧而后乐”的岳阳楼精神。三国时期，湖南曾是吴蜀长期争夺之地。吴国周瑜长年驻守岳阳，如今岳阳还留有其妻小乔之墓。蜀国诸葛亮也曾镇守零陵，并在此地物色到他的接班人蒋琬。蒋琬可谓湖湘人物见诸史册中的“破天荒”者。民间更有意思，当年黄忠守长沙，刘备大军到时，黄忠不战而降，然而，人们爱其忠，赞其勇，偏偏创作出一曲经典“关公战长沙”。
长沙乃四战之地，无险可守。素有“纸糊的长沙铁打的宝庆”一说。长沙北靠洞庭长江，南倚衡岳五岭，东西皆山，实乃一闭塞之地。故而即便是人文荟萃，也难以扬名立万。到唐代之时始有“破天荒”之说。
宋代文学家孙光宪的《北梦琐言》和学者邵博的《邵氏闻见后录》记载，唐代每逢大比之年，凡参加进士考试的举人，均由地方解送赴京应试，当时荆州“衣冠薮泽，每岁解送举人，多不成名，号为‘天荒解’”。
关于破天荒，其实是有一个典故的。“天荒”实为一讥讽之名，其意为原始混沌未开的状态。直到唐宣宗大中四年，长沙人刘蜕中了进士，破了“天荒解”，故称为“破天荒”。时任荆南节度使的魏国公崔铉特地赏给刘蜕七十万贯钱以示奖励，名之为“破天荒钱”，以建状元府第。刘蜕回信答谢，辞而不受：“五十年来，自是人废；一千里外，岂曰天荒。”这样，“破天荒”就流传至今。
此后，刘蜕以直言进谏不畏权贵名世，在文学成就上以散文著称，且自成一家。
一直以来，湖南人高中科举的人不多，直至宋代，依然如故。然而，由于当时的宋代实乃半壁江山，文化南移，著名书院岳麓书院在长沙设立，吸引了省外许多著名士人来此讲学，如福建的张栻、朱熹，自此开湖湘学派，一时蔚为大观。在外做官多年的永州人周敦颐也回乡讲学，此人开理学之先声，启迪了宋明时代几大著名学者，如朱熹、程颢程颐二兄弟、陆九渊等人，被尊为“理学鼻祖”。
明末之际，衡阳人王夫之崛起，船山之学盛行。曾国藩早年求学即在衡阳，深为船山学术所折服，后来在军事之余，竟亲自校阅《船山遗书》，刊印成书。
人们不禁要问：此前数百年，为何湖湘人物“罕见史传”？这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湖南的地理位置。长期以来，湖南与湖北一直是合二为一的。在清代设“湖广总督”，督署设在湖北，湖南士人考试要过洞庭，跨长江，去湖北投考。其间之艰难今人难以复知，多少人就葬身在八百里洞庭湖的疾风巨浪之中。当年曾国藩从湘乡一路步行到北京，就走了八十多天，更何况在此之前道路艰险的时代，赶考之艰难，非比一般。直到清代雍正皇帝听取官员的陈情，在湖南开设分闱，史称“南北分闱”，才解除了湖南士人读书成名之难。由于朝廷中长期缺少湖南人的声音，湖南士人即便中了科举，在那个注重血亲关系的帝国时代，也难以出人头地。但地理位置与湖南相似的江西就不一样。唐宋间，由于朝廷许多重要官员都是江西人，如王安石、欧阳修、曾巩，所以当时江西人才辈出。“朝中有人好做官”正是对这一现象最好的诠释。曾国藩在京城立稳脚跟之后，对湖南士人格外关照，无疑是有鉴于这样的历史教训。王侯将相本无种
清嘉庆十三年，岁次戊辰，公元1808年。湖南省湘乡县南一百三十里外一个名叫白杨坪的偏僻山村迁来一户人家。新迁来的人家姓曾，共有十几人，属中等人家，这家的长者被人称为竟希公。
曾孟学是曾家在清初最早迁到湖南湘乡的祖先。曾孟学六世孙曾应贞生了六个儿子，其中第二个儿子曾辅臣便是曾国藩的高祖。曾辅臣娶妻蒋氏，二十一岁得独子曾竟希（曾国藩曾祖），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五十五岁时故去。白杨坪即成为曾国藩的老家。曾竟希有两个儿子。曾国藩祖父曾玉屏（族中称其号为星冈公）是他的第二个儿子。
曾玉屏生有三子。长子即曾国藩之父曾麟书，次子早卒，三子曾骥云未曾生育。曾麟书生有四女五子。曾国藩为老二，上有一姐，下有四弟三妹，因最小的妹妹早夭，实际兄弟姐妹八人。
曾氏祖籍衡阳，世代都是农民，靠天吃饭，几百年来饥饱自然不会均衡，更别说摆脱贫困的生活了。到了曾竟希的祖父曾元吉时，经过夫妻俩一生的勤俭操劳，家业才日渐发达。曾家不仅在湘乡大界盖起了几处宅院，还在衡阳青定塘湾买了四十亩薄田。在农业社会里，置购房产自然是经济实力的主要体现。曾元吉年老时，将自己辛勤了一辈子所积累的家业，包括大界的宅院和土地，全部分给了子孙。为不拖累后代，曾元吉仅留下衡阳的四十亩地作为养老送终之用。
曾竟希是曾辅臣的独子。曾竟希在嘉庆十三年（1808年），自己六十六岁时，率全家十余口人离开与其他五房聚居的老家，搬到了湘乡县南百余里外的偏僻山村白杨坪，成为曾氏家族白杨坪始迁祖。白杨坪也成为绵延五世、曾国藩离家出仕后魂牵梦绕的老家。此后，他多次在诗文中追忆此地：
我家湘上高嵋山，茅屋修竹一万竿。最是故园难忘处，待莺亭畔路三叉。莽莽寒山匝四围，眼穿望不到庭闱。絮漂江浦无人管，草绿湖南有梦归。
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一般情况下，是不会随便离开故土的。曾竟希在六十六岁时能下决心离开祖居，搬到条件更为艰苦的偏远山村白杨坪，可推知他在原居地的生活不会十分安逸富有。有两种可能：一是他购买了白杨坪便宜的土地；一是他在原居地的生活发生了某种变故或日益艰难，方举家前往山区开荒谋生。
曾竟希次子、曾国藩祖父曾玉屏，号星冈，少时秉受家训，勤奋好学，但长大后由于家庭稍微宽裕，便沾染上不少坏习气。他有书不读，沉湎于嬉戏游玩，经常骑着马到湘潭街上，与那些纨绔子弟混在一起，常常是太阳升起一丈多高，他还没有起床。因此家族长辈都讥笑他轻浮浅薄，恐怕今后会把家财败掉。曾玉屏听到这些指责与预言，深感不安。
湘潭是湘中著名的都会，南宋以来一直是县城所在地。它地处湘江中游，舟楫所至，四季通航。早在明代，诗人周圣权在《题万楼》中歌咏湘潭：
岸花明媚接芳洲，三月江风送客愁。台阁初成延胜迹，山川有待识名流。野烟窈窕村中树，帆影参差槛外舟。清绝潇湘春唱和，竞将韵事一齐收。
清人张九镒在《昭山》中亦写道：
西风一片写清秋，两浆飞随贴水鸥。摇到湘头望湘尾，昭山断处白云浮。
湘潭的秀美山川可以从诗中想见。
从湘乡到湘潭不足百里路程，如果跃马扬鞭，就更为方便了。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一个人的名声比他所具有的各种“本事”重要得多。年长人的讥笑刺中了曾玉屏的心，他不希望曾氏家族多少代人的努力毁于自己的手中。于是反躬自省，他将马卖掉，徒步回到家中。从此以后，每天东方未晓时就起床来到农田，一生如此，再没有懒惰过。这就是曾门家训中的“早”字诀。
俗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自省”后的曾玉屏简直像变了个人。湘乡地处丘陵地带，全县一半以上的土地都是凹凸不平的山丘。在这块土地上，除了靠天吃饭外，还必须有勤劳的双手。曾玉屏像“愚公”一样，开始了在山丘上造梯田的尝试。曾国藩后来回忆说：三十五岁那年，他祖父在高嵋山下盖了一间简陋的小茅屋。他开山凿石，将十几块小田块连接成一片大田地。曾玉屏还种了半畦蔬菜，每天早晨亲自除草，傍晚又叫佣工施肥，走进屋内喂猪，出得屋来又养鱼，这样那样的事，从没有停过。
在辛勤的耕耘中，曾玉屏悟出这样一个道理：凡是自己亲手耕种收获的粮食、蔬菜，吃起来味道特别鲜美；凡是自己历尽辛苦得到的，享用起来也特别的心安。曾氏宗族领袖地位奠立
曾玉屏过着乡居地主兼自耕农的生活，家庭经济条件也逐渐改善，为子孙后代的耕读生活奠定了基础。
曾国藩世代务农的祖先，包括始迁湘乡、积聚数千金产业的曾国藩太高祖曾元吉在内，均未发现有关他们社会地位的记载。直到曾国藩为其祖父曾玉屏作的《大界墓表》中，才看出以曾玉屏为代表的曾家在社会上的地位。
曾玉屏在地方上属头面人物。勤劳磨炼了曾玉屏，曾玉屏也在勤劳中得到了大自然的回报。当曾玉屏把鳞甲一样的小山丘改造成相连的田地时，乡里人开始对他刮目相看了，一开始是怀疑，后来都竖起了大拇指，佩服他的精干，而村中乡邻有什么难为之事，也都找他来排忧解难。
曾玉屏之所以能具有这样的社会地位，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曾玉屏以筑宗祠置祀产之举成了曾氏宗族组织的领袖。曾玉屏是将曾氏族人组成宗族组织的倡导者。曾氏宗族历来没有祠堂。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曾元吉去世后，他的四十亩田被六房长孙均分来收取地租，后来改为曾家的祀产。
嘉庆年间，在曾元吉之曾孙曾玉屏（曾辅臣之孙、曾竟希之子、曾国藩之祖）的积极主张和活动下，曾氏族长曾尊三、曾以彰召集族人，定议拿出一年应分的四十亩田租，置田十亩作为供曾元吉清明祭祀的公产。翌年，曾氏宗族又将曾元吉留下的青定塘湾的四十亩田也作为祭祀的公产使用。也就是说，六房合置的十亩加上曾元吉身后的这四十亩，共五十亩公产，成为维系曾氏宗族祭祀助学等活动的经济基础。在这里，所谓“族长”只是指族中耆老、长辈，起积极推动乃至决定作用的是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特别是曾玉屏强调要“独隆于生我一本之祀”，“后世虽贫，礼不可隳，子孙虽愚，家祭不可简也”，更显示了他在宗族中的领袖地位。
其次，曾玉屏是当地有经济实力又有威望的人物。曾玉屏在地方能够随时随地修桥补路、恤孤济贫；在宗族能够首倡筑宗祠置祀产，说明他与其父曾元吉迁至白杨坪后经过一段艰苦的开山创业、勤俭积累，具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赢得了当地人的尊重。
难得的是，曾玉屏并不是为富不仁之人。他早年失学，未能读书博取功名，年既长而经济条件有所改善，遂“引为深耻”，令子孙出就名师读书，且喜好“宾接文士”，与“通材宿儒”密切往来，对“老成端士”乃至一应读书人均“敬礼不怠”。
曾玉屏又重视搞好亲缘、地缘关系，“旧姻穷乏，遇之唯恐不隆”；“乡党戚好，吉则贺，丧则吊，有疾则问”，帮财帮物助力。
这些都提高了他在地方上的威望。以此，曾玉屏凭曾氏宗族领袖、地方权威人士的身份成为湖南湘乡白杨坪的地方精英。换言之，曾国藩家自其祖父时起，即在湖南湘乡白杨坪拥有地方精英之家的社会地位。
曾国藩的祖先保持和传承着农民俭朴、忠厚的传统。
曾玉屏在曾国藩初点翰林步入仕途时，对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说：“吾家以农为业，虽富贵毋失其业。彼为翰林，事业方长。吾家中食用，无使关问，以累其心。”《曾文正公年谱》的作者写道：“自是以后，公居京城十余年，未尝知有家累也。”曾玉屏还一直坚持种菜、拾粪，不丢“勤俭”二字。曾国藩进京离家时，侍祖父于阶前，请求教训。曾玉屏“要言不繁”，只说了一句影响曾国藩一生的大白话：“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
曾玉屏此类警句式的大白话还有不少。如“晓得下河，须晓得上岸”，又如“怕临老打扫脚棍”。说的是做人处事要留有余地。这些话，后来都成为曾国藩为人处世的座右铭。
曾国藩从潜移默化到主动自觉地效法祖父乃至祖先，他说：“吾家代代皆有世德明训，唯星冈公之教尤应谨守牢记。”“余常细观星冈公仪表绝人，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颇重厚，盖取法于星冈公。”好家教成就好孩子
家庭对于后代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一个家庭的传统对后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好的家庭传统，能够使这个家庭兴盛不衰，人才辈出。大致而言，官宦人家的子弟多骄，多颐指气使，盛气凌人而不肯实干，因而很难有大的作为；商贾人家的子弟多奢，往往沉溺于享乐之中，乃至饱暖思淫欲，也很难振作精神，干一番事业；工农家庭的子弟由于社会地位低微，生活范围狭窄，虽多朴实却被限制了眼界；读书人家庭虽知书明理，眼界较宽，却往往缺少吃苦耐劳的品德。比较下来，似乎只有半耕半读或半工半读家庭的子弟，比较有出息。
曾门家教有良好的传统。有记录可查的能上溯七代，到曾国藩的父祖辈，事迹更多。他的父亲曾麟书承继家业，是曾国藩常常挂在嘴边的。
曾麟书，字竹亭，名毓济，是曾星冈的长子。曾玉屏悔恨自己少年时未努力读书，不惜代价，培养儿子读好书，高中功名。无奈曾麟书的天资较差，终日苦读，先后参加过十七次考试，耗去大半生精力和光阴，直至四十三岁才补上个县学生员。就在曾麟书荣登秀榜那年，儿子曾国藩也随父应考，得了个备取贡生，第二年便考取了秀才。曾麟书熬上个秀才，就算到顶了，心力皆已瘁尽，而儿子中秀才的第二年便中了举人。他明知自己远远赶不上儿子了，于是放弃再考，安心在家当了教书先生。
曾玉屏见到曾国藩比儿子要有出息，也应了死去父亲的“梦麟之兆”（即梦蟒），加倍培养孙子，终于把曾国藩送上了科举之途的顶端，中了进士，点了翰林。
据曾国藩回忆说，他从五岁起就在父亲执教的家塾里读书，直至二十岁那年才离开家乡，到衡阳唐氏家塾去求学，儿时父亲循循诱教的情景，他无时不牢记于脑海。曾麟书还反复告诫其子弟，给他们读书是为了光大曾家门第，是为了尽忠报国，是为了做一个明理君子的道理。他认为，读书要有收获，有长进，首先贵在有恒。他说：有志进取亦是圣贤；如果能有志，就能读好书，就能做到代圣贤之言，孝悌之心，仁义之理，皆能透彻。他特别嘱咐曾国藩兄弟，只管专心读书，其他事情一概不要去考虑。他曾分别给应考的曾国藩、曾国荃、曾国华去信，要他们临切揣摩墨卷，一心读书，切莫分心外务，因为心志不专则业不精，心驰于外，则业荒于内。此不可不知所戒也。他甚至要求已在京做官的曾国藩，祖父去世后不必回归，家中一切不必挂牵，嗣后尔写信，只教诸弟读书而已，不必别有议论也。
曾麟书虽然对于家事没有太大的热情，但是对于子弟们在学业上的点滴长进都看在眼里，无论是哪个孩子在学业上有所进步，他都会因势利导，给予鼓励。如曾国荃在其兄曾国华的帮助下，文章大有作为，他便立即写信给长子曾国藩表扬曾国荃。只要曾国藩兄弟专心于学，并且学有长进，他总是为他们多方创造条件，从不吝惜钱财。在当时，曾麟书兄弟俩虽继承了父亲曾星冈艰苦创业得来的较为富足的家产，但他要负担五个儿子读书的费用，经济上也并不十分充裕。但只要是儿辈读书所需，他都尽力支付。
曾麟书从自己多次应试的实践中认识到，要想光大门第，金榜题名，就得求读《四书》《五经》，就得讲究制艺字，就得讲究作八股文或时文。他在家书中反复训导曾国藩兄弟，一定要把这一层道理弄明白，铭记在心，否则就是不务正业，读书也就会白费心，徒劳无益。
对于曾麟书的苦心教导，曾国藩兄弟均是谨守不二。尤其是作为长子的曾国藩，在教育子孙读书做人上，总结了祖父和父亲所制定的一整套方法，而且加以继承和发展，在家教方面有突出的成就。
曾麟书在督教曾国藩兄弟读书的过程中，逐渐总结出了现实可行的经验，就是对受教育者须循循善诱，不重在求速成效，而在于教之有常，学之有心。教之有常，自然有效，学之有心，业必有成。在他的晚年，由于曾国藩兄弟大都取得了功名，他表示要把教导孙辈和管理农事的责任继续担当起来，仍然是杜门不出，课孙子，检点农事，守吾之拙而已。
中国有句古话：百善孝为先。无疑，曾麟书做到了这一点。他除了呕心沥血“积苦力学”、教子读书外，最大的特点是“孝”。曾国藩祖父曾玉屏治家极严，一家大小，包括大他七岁的妻子、曾国藩的祖母王氏在内，见了他莫不屏神敛气，毕恭毕敬。曾玉屏对曾国藩之父麟书、叔父骥云兄弟管教严厉，对长子曾麟书责求尤为苛刻，“往往稠人广坐，壮声呵斥，或有所不快于他人，亦痛绳长子，竟日嘀嘀，诘数愆尤，间作激宕之词”。而曾麟书对父亲总是“起敬起孝，屏气负墙，蹴腊徐进，愉色如初”。
常言道：久病无孝子。但曾麟书几年如一日，对病倒卧床的父亲服侍得周到细致。
曾玉屏晚年患了中风病，以致瘫痪，卧床不起。到了第二年冬天，病情加重，连话也不能说。需要什么东西时，只能用眼睛示意。即使非常痛苦时，也只能皱皱眉头而已。曾麟书从早到晚服侍其父，很能体会老人的意思。夜间陪在父亲房中服侍他睡觉。曾玉屏本来就不忍心频繁地将照顾他的人唤醒，而其他的仆人又不能尽心称意。所以，夜间照顾曾玉屏的事情就落在了曾麟书身上。
曾玉屏一夜要小解六七次，曾麟书常常在暗夜里聆听父亲的动静，适时将便器送上。寒冬时节，曾玉屏需要大解时，曾麟书即以身躯为父亲遮挡风寒，亲手替父亲洗净弄脏了的内衣内裤，换内衣内裤时，也尽量不将父亲翻动得太厉害。整个晚上，都屏声息气，轻手轻脚。第二天白天，曾麟书的弟弟接替照顾父亲，其侍奉恭敬周到也如同曾麟书一样。久而久之，那些孙子、孙媳妇们，无论内外长幼，都为曾麟书的精神所感动。大家争着为曾老爷洗涤弄脏了的衣物，不以为臭，反以为乐。有时还用竹椅将曾老爷抬到庭院中，大家做些游戏，每个人都使出自己的一套花样尽量使老人家快乐些。曾玉屏病了三年多，这期间，曾麟书没有睡过一夜安稳觉。时间越久照顾得越周到，态度越恭敬，而这时的曾麟书，也已是年及花甲的老人了。
曾麟书在晚年曾自撰一联，抒发其志：
粗茶淡饭布衣衫，这点福老夫享了；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些事儿曹当之。百方检饬照后人
曾国藩的母亲江氏，生于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年长丈夫五岁，逝于清咸丰二年（1852年），随其夫改葬本邑台州道士峡。江氏为湘乡处士江良济之女，系继配熊氏所生，乳名“怜妹子”。出嫁后因丈夫曾麟书排行老四，故人称麟四嫂，后称江夫人。
江氏容貌秀丽，很少有脂粉习气。少时跟她的母亲即曾国藩的外婆学会了纺花、加麻线，养成了勤劳、节俭的好习惯。至十多岁时，烧茶煮饭样样都能干，俨然一个男孩子。她没有进过学堂，却认得一些字。由于曾国藩的祖父曾星冈经常往返于湘乡与湘潭之间，而道常恬（中沙镇道常村）下瓦屋正是荷叶大界通往湘乡、湘潭的必经之路。曾星冈路过此地时，总要到江家看望一下江良济。有一次，曾星冈带着曾麟书去湘乡，还在江家住过一夜。因此，曾、江两家早有交情。嘉庆十一年（1806年），曾麟书已十六岁了，江家请人做媒，将女儿许配给曾家，十三年（1808年）正式完婚。
江氏家族尤其是曾国藩的外祖父江良济对曾家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江良济本是湘乡处士，号云峰。江氏迁到湘乡后的历史充满了传奇色彩。本来，江良济的祖父积蓄颇多，在当地是个有名的富人。江良济的父亲江宏辉本是国学生，颇有豪侠气概，加之家业丰厚，因此远村近邻都很敬重江氏一家。比起曾家来，显然要富裕得多。江宏辉的几个儿子靠着上两代人的积蓄，各分得一份不小的家业，“撑持门户，异官而居”。而江良济一心读书，立志考取功名，无奈与功名无缘，虽多次参加考试，但都名落孙山。经受多次科场失败的打击，江良济决心“弃场屋为族之领袖”，于是“轻财好义，家遂中落”。
江良济有着山里人铁一样的性格，“虽然贫困不遏，其志未少损”。将女儿许给曾家后，他对女婿曾麟书寄予厚望。他曾对女婿说：“吾人为学，苟能不以外物移其志，不以世不录用向迂其业，但优游渐渍，自能得乎？古人深造之义，吾知汝固能力学者，汝后嗣昌大有成，足以重为吾道之光，勉乎哉！当及她戚之也。”就是说，一个家族、一个人的发达不是猝然可成的，而要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像跑接力赛一样，不能停下来。这就是“深造之义”。
曾国藩的母亲江氏，可以说集中了中国传统女性的许多优秀品德。
她生长于寒微之家，入曾家后勤俭简朴，贤良淑惠；她的娘家人朴实无华，对曾国藩兄弟的影响不可低估。她与曾麟书结婚四十多年中，先后生有九个子女，除两个女儿夭折外，全家十多口人的衣食都由她一人操持。这么个大家庭，吃穿等事筹划极不容易，但她把这些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丈夫曾麟书不时为家中人口众多忧郁烦闷，江氏常以宽广的胸怀温言劝慰，这贤德性格都是在她娘家就已经形成了的。她的家境相对于曾麟书家来说要贫寒一些，其上有父母，前有两个哥哥，后有一个弟弟，这使得她在娘家就养成了一种勤劳俭朴的习惯，她将这种思想作风直接带到曾家，给予曾国藩兄弟极大的影响。曾麟书十分敬佩岳丈，常携妻儿造访江家。曾国藩十岁时，还曾到外祖父门下读书（江良济在家设馆课徒，招收了几百门生）。江良济家旁有一口水井，据说有一次，曾国藩跟外祖母去提水，与表弟相挤，掉进了井里，幸被江良济救了出来。江良济晚年信佛，认为这是江家与曾家的祖德相报，并从外孙掉进井里险些“浸死”二字的谐音预言：外孙将来一定会成为“进士”。后来曾国藩果真成了进士。
道光十四年（1834年），曾国藩考中举人，曾麟书又携妻儿拜望已经八十五岁的岳丈。曾麟书让儿子曾国藩将他中举的试文拿给外公看，江良济细细阅读，大加赞扬，对女婿说：吾过去就知汝后代力学有大成，足以为吾道之光，这无非是其发轫耳。
中举才仅仅是个开始。这既是肯定，又是鼓励和更高的期望。江良济的话给曾麟书、曾国藩父子留下了一生都无法忘怀的印象。
后来，曾麟书为岳丈刻写墓碑时，还满怀敬意地叙述这些事，并说：“享年已八十五矣，其志之不衰如此。”他的降生充满神话色彩
曾玉屏生有三子。曾麟书排行老大，老二早年夭折，老三曾骥云没有儿子，传宗接代的希望就寄托在曾麟书身上。已育有一女的长媳再次怀孕后，一向不信占卜的曾玉屏，迫不及待地请算命先生卜筮男女，不料卜了个女孩。他急得焚香告祖、求神许愿，只求生个男婴。
嘉庆十六年十月十一日（1811年），湖南省长沙府湘乡县荷叶塘（当时湖南地方俗称的行政区名，相当于乡、镇）白杨坪，一株苍老巨大的白果树覆盖着一处不大的院落。
清晨，一位须发皆白的古稀老人迟疑地推开房门，抬起头不解地看着天空。漫天雾气，喷薄欲出的朝日把她的微曦透入层层晨雾，秋木瑟瑟，红叶满地。老人习惯地拿起扫帚，慢慢地打扫落叶。猛抬头，看见一条巨蛇从房子上蜿蜒进入院落。老人不禁一惊，定神一看，原来是房后白果树旁的那株老藤，攀缘着白果树，将藤身盘过正房，进入了院落。一刹之间，老人想起醒前做的一梦：
云遮雾罩，阴霾满天。雾气之中，一条巨大的蟒蛇在空中盘旋，呼的一下降至院子上空，盘旋一周，慢慢将巨大的蛇头探入房门。大蟒双目闪光，浑身黝黑，嘴里吐出血红的信子，嘶嘶有声。老人吓得猛然醒来，却是一场惊梦，浑身冷汗，再无睡意。于是，披衣下床，听了听，金鸡唱晓。心里七上八下，打开房门，犹觉似梦非梦。适才藤影一晃，梦境与现实油然相连，更是心惊肉跳。
正在左右狐疑，西厢房里传出“哇——哇——”的婴儿哭声。随之，“呀”的一声，房门开处，老伴颤悠悠地走过来说：“孙子媳妇生了，是个胖崽！”
老人慌忙随老伴进入西屋。红烛光下，孙媳妇抱着初生的婴儿。婴儿头脸正大，双目似睡似醒，肤色光亮晶莹，在昏黄烛光里，犹似梦中的蟒身之光。老人浑身打个寒战：“这事怪了，此子莫非巨蟒转世！”
于是，老人把刚才的梦境讲给大家听。大家听得心里直发虚，不知是福是祸。
这位古稀老人是曾国藩的曾祖父曾竟希。此种梦兆生贵子之事，史不绝书，真假难辨。而彼时彼刻，毋宁说是曾氏家族对这一男孩无限希冀的幻化。这一男孩正是曾国藩。
老人见子孙们个个狐疑不定，便欢天喜地地说：“当年郭子仪出生时，他的爷爷也梦见大蟒临门，郭子仪还不是成了唐朝兵马大元帅，成了大富大贵的名臣名将。今天蟒蛇进入我曾家门，崽伢子正好降生，这不分明是又一个郭子仪降生吗！我们曾家的发达，要应在此子身上了！”
老头子如醉如痴，曾家子孙又是极孝顺的，老爷子既然说是蟒蛇转世、郭子仪再生，自然无人敢提反对意见。加上此子出世，曾家四世同堂，当年曾祖竟希公七十岁、祖父玉屏三十七岁、父亲麟书二十一岁，祖孙都还少壮。于是，全家欢天喜地，杀鸡炖米，热烈庆祝四世长孙的降生，盼望他为曾家耀祖光宗。
大家借着初升的秋阳，看着盘桓在大白果树上的那株古藤，躯盘枝曲，仿佛真是一条左右蠕动的怪蟒。
此后，巨蟒降生曾家的传说纷纷扬扬，流传在那古老神秘的高嵋山麓，流传于湘乡、衡阳偏僻的山村中。
转世之说，在古老封建的国家里，太一般了！帝王们都说自己是真龙天子，也就是金龙转世，受命于天。皇后、皇妃自然都说自己是凤凰转世了。文臣呢？都说是文曲星、太白星下界；武将就说是武曲星、白虎星下凡。梁山好汉一百零八将，是一百零八个星宿下界。连平常百姓，男的说是牛郎星、女的则是织女星、是七仙女。“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丁”，是人都是星，都是转世来的。这个虚幻的理论自然也适合曾国藩，一点也不奇怪。
曾国藩四岁那年，七十四岁的曾竟希没有看到吉梦成真便离开了人世。而他留下的梦却给曾国藩的一生罩上了神秘的色彩。有说，曾家后宅有株古树被一苍藤所缠已经枯槁，曾国藩出生后，树滋藤荣，又活了过来，垂荫竟致一亩。特别是苍藤形状矫若屈蟠，鳞片层层，与曾竟希梦中所见十分相像。其后，曾国藩得志顺遂时，此藤便枝繁叶茂；失意困厄时，此藤便枯槁凋零，这是由于曾国藩乃巨蟒投胎，与此灵藤相应。连曾国藩后半生所患的百医不治的牛皮癣，也被看作是巨蟒“鳞体”的根据。
曾国藩自幼即知这个蟒蛇的故事，但他只当作故事听，并没有把故事同自己连在一起；但他又朦胧觉得自己似乎不凡，将来能做大官，这多是从家里人和乡里人对他另眼相看的目光中悟得出来。
关于曾国藩是蟒蛇转世的传说，从别的故事中还可以得到印证。有一年，他入塾读书。整天埋在“子曰”“诗云”里，非常烦闷。正月十六到了，乡下出嫁的女儿要回娘家，母亲带他去外婆家。一大早舅舅就划船来接，如小鸟放出笼，他高兴极了！于是同母亲、妹妹上了小船，小船慢悠悠地在江上划行。天气好极了！初春的阳光照耀着湘东群山，竹树苍翠，山岩青黄斑驳。曾国藩时而看着远去的山峦，数着峰顶；时而伏在船边，数着游鱼。水草青青，散发着沁人心脾的香气。突然，母亲一声尖叫：“蛇！”小船随着母亲的叫声一个歪斜，专注着江水的曾国藩“扑通”一声掉进江水里。母亲和舅舅大惊失色，急得要跳水救人，却见孩子抱着一根木头稳稳地浮在水上。舅舅把船轻轻划过去，伸过船桨把曾国藩拉到船上。母亲睁大眼睛说：“刚才明明是一条大蟒蛇游过来的，怎么会是一个木棒！”
这件事传开，又成了曾国藩“巨蟒转世”的根据。
曾国藩长了一身的蛇皮癣也成为他是“蟒蛇转世”的根据。曾国藩的满身蛇皮癣疥，被人说成是蟒蛇的鳞片，初时尚无多大痛痒，三十五岁之后，癣疥一天天严重，奇痒无比。曾国藩或坐或卧，皆不断抓挠，煞像个猢狲。曾国藩终生有个围棋癖，他一边下棋，一边抓背挠腿，只见皮屑飞扬，一局下来，周围地上、棋盘桌案上到处是皮屑，像下了阵小雪。
再者，曾国藩最爱吃鸡，却莫名其妙地最怕鸡毛。当时的紧急公文，信封口处要粘上鸡毛，俗称鸡毛信、鸡毛令箭。曾国藩见了这种信，总是毛骨悚然，如见蛇蝎，要别人代为取掉鸡毛，才敢拆读。一次，他到上海阅兵，登上阅兵台，猛见台上有一把鸡毛掸子。他看了吓得直往后退，差一点摔下台去。急令人拿走掸子，他才胆战心惊地入座。旧时有云：“焚鸡毛，修蛇巨虺（huǐ）闻气即死，蛟蜃之类，亦畏此气。”曾国藩怕鸡毛，也被人理解为他是蟒蛇所变。
老人梦蟒和后园古藤二者可以联系，古藤盘桓如蟒，老人终日与古藤相伴，在古藤下休憩，古藤高大，覆盖了住房，梦到巨蟒入室，实则是古藤在老人脑里的影像。
有了“巨蟒转世”的流言之后，接下来的事更容易因循附会。癣疥之疾在旧中国很普遍，既难治好，又易传染，曾国藩的一身癣疥正好与“巨蟒转世”相附会，蛇皮癣便成了蟒鳞片。
怕鸡毛并非莫名其妙，有皮肤病的人见到毛皮、毛发，包括鸡鸭毛、兽毛等就害怕，科学称皮肤过敏症，也是一种恐怖病，如恐水症、广场恐惧症、高空恐惧症一样。实际上，蟒蛇类动物恰恰不惧鸡毛，蛇以鸟、鼠为主要食物，见了就会吞下去，并没有什么可怕的。
在江水上看见蟒蛇是曾母看走了眼，把一根水中的木头看成是蟒蛇，是因为曾母脑中充满了儿子是“蟒蛇转世”的神话，故容易误视。
从某种角度来说，“巨蟒转世”无论是真是假都是有必要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一般人眼里，高官显宦都不是凡人。曾国藩官做得大，地位十分显赫，这就需要通过典故来将其神话。拥护他的人要神化他，南方多蛇，神话蛇精，容易以蛇精比附；北方多虎，多以虎比附。附会者本可以说是龙转世，但龙是天子的专利，他们自不敢说是龙转世，那是犯皇帝的大忌。反对他的人也容易接受他是“巨蟒转世”之神话，巨蟒大蛇凶恶无状，曾国藩及其湘军杀人如麻，恰似恶蟒，甚于毒蛇，以巨蟒比附，恰如其分。而太平天国的起义也是以宗教面目出现，他们宣称自己是天帝、基督、天兵天将下凡，宣布自己是天主救世，要斩杀人间的妖精。清政府是“清妖”，皇帝是妖头，大臣们都是妖精，那么曾国藩是“蛇妖转世”，正好是他们斩杀的对象，自己承认了岂不更好！第二章齐家有道，平天下自齐家始光大祖传“八宝饭”
曾家是中国古代家庭的典型。曾国藩既承继了他祖父、母亲坚强刚毅的性格，又将他父亲拙诚、忠孝的品格发扬光大。曾家的崛起堪称典型。他们认为，耕是吃饭的本事，读是获取功名的根本，世代不忘耕读之本。曾家的家规至少到曾玉屏时已具雏形。他创立的家规，要求家人必须遵守。如“男子耕读，女必纺织”。男耕女织是旧时代典型的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读书是发展的阶梯，进可求取功名，退可凭借男耕女织维持生计。有的则是曾玉屏独特的创意，如，他要求家人谨行八件事：读书、种菜、饲鱼、养猪、早起、洒扫、祭祀、敦亲睦邻。
曾国藩为人处世、秉性风格与他的家庭根基和教育有着直接关系。
对祖父曾玉屏创立的家规，曾国藩归结为八个字，后人戏称为“八宝饭”：书、蔬、鱼、猪、早、扫、考、宝。
书：就是读书。旧时代的中国家庭，不管境况如何，都一定有一个祭奉祖宗的神龛，设于堂屋的正中。神龛两侧，大多张贴这样一副对联：
把祖宗一炷清香，必诚必敬；教子孙两条正路，宜读宜耕。
农业社会的真实反映就是耕读文化。按照儒家“天下之本在家”的解释，一个人的一切作为都始于家庭。而保持家庭兴旺的根本就是耕读。耕，代表生产基业；读，代表基本教育。在过去的家庭中，除极少数的例外，每个人总要读三年五年的书，即一般女子也至少要读一二年，俗称“三代不读书，一屋都是猪”。曾国藩的诗作中，也多以“耕”“薪”之句，如早年诗作“憾我不学山中人，少小从耕拾束薪”，“世事痴聋百不识，笑置诗书如埃尘”即是耕读生活的写照。
蔬：就是蔬菜。曾星冈说：凡蔬菜手植而手撷者，其味弥甘。这并不是为了安慰家人所说的冠冕堂皇的话，而是一个社会现实。在重农抑商的农业社会里，商品交换关系非常落后，更何况曾家处于山区，交通并不便利，因此自给自足十分重要。一个耕读之家，田有谷米，园有蔬菜，除盐以外，可谓无所求于他人。
鱼：鸢飞入天，鱼跃于渊，天机活泼，是兴旺气象。曾国藩说：“家中养鱼养猪种竹种蔬，皆不可忽，一则上接祖父相承以来之家风，二则望其外有一种生气，登其庭有一种旺气。”足见养鱼不仅供应口福，而且可以增加生气，生气勃勃，则家道兴旺。
猪：生猪至今仍占有重要的地位，更可想几百年前的农村了。早在清前期，即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而每年腊冬之月，宰牲祭祖，阖家相聚，享受劳动的果实，自有一番田园乐趣。
早：就是早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几乎与太阳同起落。提倡早起，就是奖励勤劳，增加生气，颇合养生之道。俗话说：天道酬勤，而勤字之本是早。在农业社会里，本来没有严格的时间概念，但早起却是勤劳的象征。
扫：实际是讲究卫生，减少疾病。在几乎没有医疗条件的早年农村，人的生命几乎是依赖于自然的。为了减少疾病，讲究清洁干净就很重要。扫，就是扫除，包括洒洗。这一工作大多由妇女为之。妇女早起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洒扫工作。庭阶秽物，桌几灰尘，要洒扫干净，虽至贫至苦人家，也不例外。年终的时候，屋前屋后，还要来一次大清扫，以示万象更始，一个新的年轮开始。
考：就是祭祀。曾国藩曾说，昔吾祖星冈公最讲求治家之法：第一早起；第二打扫清洁；第三修诚祭祀；第四善待亲族邻里。这其中，就有祭祀祖先的传统，对祖先的敬祀既是习惯，又是潜意识的一种心理行为。因为追念远祖，自然不敢为非作歹，民德自然归于淳厚，这与孝顺父母是一样的道理。
宝：就是善待亲族邻里。曾星冈曾说：“人待人，无价之宝。”这就是说，一个人不能独善其身，一个家庭也不能独善其家。人与人的关系息息相关，假若与亲族邻里不能和睦相处，这一家庭便成怨府，迟早是要毁败的。曾星冈一面操持家庭，一面善待亲戚邻里，这是居家的法宝。他还常教育子孙：“济人须济急时无”，“君子居下，则排一方之难；在上，则息万物之器”。他对周围一些“孤嫠衰疾无告者”，总是尽自己力量之所为，“随时图之，不无小补”。曾国藩曾说：“祖父平时积德累仁，救难救急，孙所知者，已难指数”。“凡他人所束手无策，计无复之者，得祖父善于调停，旋乾转坤，无不立即解危。”这虽有歌颂之嫌，但一个人威信的建立往往是由近及远的。
这八件事，家里无论老幼必须做到。同时要求家庭成员禁绝疏远六种人：算命的、看风水的、巫道、巫医、和尚、闲客。后来，曾国藩继承家教衣钵，为之编成顺口诀：“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常说常行，八者都好；地命医理，僧巫祈祷，留客久住，六者俱恼。”
曾氏的家庭教育、“八字家诀”，尤其是祖父曾玉屏的家教家规对曾国藩影响甚大。他终生没有忘怀祖父的遗训，时刻用祖父的家诀教育子孙，要求属下。直到自己的兄弟成了地方大吏，仍旧要求曾氏子弟媳侄勤俭持家，不许脱离生产劳动。他虽然有穿不尽的官服朝靴，但日常穿戴仍要求女儿、媳妇为他做衣、做鞋，以此要求子女、考查自家女儿和媳妇的女红。曾国藩点了翰林，全家欢庆。而祖父却向家庭成员宣布：我家虽出了翰林，但仍要以耕田、种菜为生，不能靠做官吃饭。到曾国藩做了两江总督时（曾国荃也成了浙江巡抚），给家里去信，说曾氏“极盛”之时，更不能忘祖宗家法，牢记不能靠做官吃饭的家教，不能丢“八字家诀”，要在“作田上用功夫”。
曾国藩在日记、家书中时常记述祖父组织的“耕织家庭”，认为那时家里虽贫苦些，但却充满了生气，充满了喜悦，充满了家庭成员间的友谊和敬爱。他说：这个家庭给他的是礼义廉耻，给他的是勤俭质朴，给他的是孝悌尊友，给他的是忠君爱国。
除“八宝”外，曾玉屏还给后人留下了“三不信”，即不信医药、僧巫、地仙。自古楚地多巫祝。在农村信巫术之风很盛，这些“把戏”大多是愚弄没有知识的人，混一口饭吃。但这个“职业”坑害了无数人家。因此，走南闯北的曾玉屏告诫家人不可信医药、僧巫和地仙。这里的“医药”主要指没有医术专治怪病的“游医”。僧巫即是巫婆、道士和尚之类。在曾玉屏看来，这些人“不劳而获”，不应受到礼遇与尊重。地仙即是风水先生之类。
曾氏数代都克勤克俭，因而对后代影响很大。不但曾国藩一生受此熏染，而且还常以此教育后辈。他说：“吾家累世以来，孝弟勤俭。辅臣公以上吾不及见，竟希公、星冈公皆未明即起，竟日无片刻暇逸。竟希公少时在陈氏宗祠读书，正月上学，辅臣公给钱一百，为零用之需。五月归时，仅用一文，尚余九十九文，其俭如此！星冈公当孙入翰林之后，尤亲自种菜、收粪。吾父竹亭公之勤俭，则尔等所及见也。”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曾国藩的叔父曾骥云为元吉公修置祠堂，寄信京师，命曾国藩记其原委。作为六世孙的曾国藩，对于祖上的元吉公“行事不尽悉”，只好把从祖父那里听来的“传闻”记述下来。在铭文中有这样几行字，确实道出了渐积渐累方才有成的道理：
昔日龟业，源远流长。服畴食德，寝炽而昌；蓰茏（xǐ lóng）郁积，有耀其光；千秋宰树，终焉允臧。
几年之后，过继给曾骥云的曾国华生有一子，对叔父喜得长孙，曾国藩说，“叔父近年于占公祠造屋办祭，极勤极敬，今年又造新屋，刚值落成之际，得此大喜，又足见我元吉太高祖庇佑后嗣，呼吸可通，洋洋如在也。”
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留下的家法并不多。大概是属于身教多于言传的一类。但正如我们以后还要述及的，每当曾国藩在面临大的抉择时，曾麟书都能及时督导，不但使曾国藩兄弟们受益良多，而且连左宗棠等人对曾国藩之父都敬佩不已。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咸丰帝的上谕中也几次提及曾麟书，并称赞曾氏“一门忠义”。
晚年的曾麟书命长子曾国藩书写的一句联语，颇能代表他的希望和寄托：
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
曾麟书在曾氏家族史上，堪称承上启下的一个关键人物。他把良好家风传承下来，他把自己乃至曾氏家族的抱负交付给了下一代。这是另一种传承。曾国藩兄弟们能接好这个传承吗？
总之，正是湖南湘乡秀美的山水，曾家勤俭而严正的教育，加之封建的国度，偏僻的山村，传统而落后的文化习俗，造就了曾国藩复杂的性格，造就了这个清朝的“中兴第一名臣”和屠杀农民起义的“曾屠户”，一个令世代评说、争议不休的历史人物。勤俭治家，树家风之先
作为晚清朝廷寄予厚望的重臣，曾国藩统领湘军，辅佐国政，发扬湖湘文化，有着多方面的成就，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之誉。曾国藩十分重视对后代的指导，虽然日理万机，但一有时间，就会给子女写信，为他们批改诗文，还常常与他们探讨学业和生活中的种种问题。
曾国藩十分清楚“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道理，虽然后来官越做越大，但一直要求家人生活俭朴，远离奢华。他自己常说：“余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盖子孙若贤，则不靠父辈，亦能自觅衣食；子孙若不贤，则多积一钱，必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以银钱予后人。”他在京城时，见到的世家子弟都一味奢侈腐化，挥霍无度，因此不愿意让自己的子女来北京居住。他让他们住在老家，门外也不能挂“相府”“侯府”的匾。
他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说：“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一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舆马仆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见乡人则嗤其朴陋，见雇工则颐指气使，此即日习于做矣……京师子弟子之坏，未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尔与诸弟其戒之，至嘱，至嘱。”
他对女儿的要求也同样严格。在家书中他告诫几个女儿：“衣服不宜多制，尤其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
他自己的生活也相当简朴。传说他在吃饭遇到饭里有谷子时，从来不把它吐掉，而是用牙齿把谷剥开，把谷子里的米吃了，再把谷壳吐掉。
据曾国藩的后代回忆，曾国藩的原配欧阳夫人带领子女住在乡下老家，生活俭朴，甚至有些贫窘。曾国藩要求自己“以廉率属，以俭持家，誓不以军中一钱寄家用”。欧阳夫人在家手无余钱，只能事事躬亲，下厨烧灶、纺纱织布，无所不为。
曾国藩幼女曾纪芬就曾经回忆说：“先公在军时，先母居乡，手中竟无零钱可用。拮据情形，为他人所不谅，以为督抚大帅之家不应窘乏若此。其时乡间有言，修善堂杀一猪之油，止能供三日之食；黄金堂杀一鸡之油，亦须作三日之用。修善堂者，先叔澄侯公所居，因办理乡团公事客多，常饭数桌。黄金堂则先母所居之宅也。即此可知先母节俭之情形矣。”
除了“俭”，曾国藩对子女家人的另一条要求是“勤”。他敦促家人坚持每日工作，并多次为全家人拟定严格的工作计划：“吾家男子于看、读、写、作四字缺一不可。女子于衣、食、粗、细四字缺一不可。家勤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
难能可贵的是，处于清末社会的曾国藩有很多超越时代的远见卓识。比如他就明明白白地对子女说：“余将来不积银钱留与儿孙”。他对他的学生李鸿章解释自己的苦心：“儿女有出息，给钱有何用？儿女没出息，给钱又有何用？”齐家是平天下第一要义
老祖宗说：家和万事兴。曾国藩深深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兄弟四个都从了军，而且九弟曾国荃还为破天京立了头功。试想，在一个不和睦的家庭里，能出现这样的状况吗？他写道：夫家和则福自生。若一家之中，兄有言弟无不从，弟有请兄无不应，和气蒸蒸而家不兴者，未之有也；反之而不败者，亦未之有也！
家庭和睦非常重要，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和”？曾国藩说：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之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吾早岁久宦京师，于存养之道多疏，后来辗转兵间，多获诸弟之助。而吾毫无裨益于诸弟。余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我身残之后，尔等事两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视堂兄弟如手足。凡事皆从省裔，独待者叔之家，则处处从厚待堂兄弟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期于彼此有成，为第一要义。其次则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常常以占祥善事代诸昆季默为祷祝，自当神人共钦。
在这段话中，曾国藩认为欲“和”则必“孝”“友”，并且将“孝”“友”这两个原则细化到日常的做事中。关于“孝”，曾国藩还讲道：凡子之孝父母，必做人有规矩，办事有条理。亲族犊之，远近服之，然后父母愈爱之，此孝之大者也。
能像曾国藩所说的这样去做的，家庭关系必然和睦，这是处理家庭事务的根本原则。当然，时代不同，“孝”“友”的具体内容必然有异，然而从整合的角度去看，要做到“和”，要达到“万事兴”的目的，必然要处理各种家庭关系，而“孝”“友”必是首选。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虽然有了“孝”“友”，但无更具体的治家之法，家仍不能兴。曾国藩在咸丰十年闰三月二十九日《致澄弟》的信中这样写道：余与沅弟论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冈公为法，大约有八字诀，前四字，即上年所称“书蔬鱼猪”也；又四字则曰“早扫考宝”。早者，起早也；扫者，扫屋也；考者，祖先祭祀，敬奉显考、王考、曾祖考，言考而妣可该也；宝者，亲族乡里，时进周旋，贺喜丧，问疾济急。星冈公尝曰：“人待人，无价之宝也。”星冈公生平于此数端，最为认真，故余戏为八字诀曰“书蔬鱼猪，早扫考宝”也。此言虽涉谐谑，而拟即写屏上，以祝贤弟夫妇寿辰，使后世子孙知吾兄弟家教，亦知吾兄弟风趣也。弟以为然否？
曾星冈，也就是曾国藩的祖父，字玉屏，中年改名星冈，对曾国藩治家有着深远的影响。
曾星冈性格暴烈，言行专横，连妻子王氏也难逃他的责斥。王氏“虔事夫子，卑诎已甚，时逢愠怒，则辣息减食，甘受折辱，以回眷睐”。曾星冈“对子孙诸侄，则严肃异常，遇佳时令节，尤为凛不可犯”。他的脾性虽然暴烈，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对子孙们的严厉却有助于他们的成长。道光十九年（1839年）十一月初一日，曾国藩动身进京散馆，在这之前的十月二十日早晨，他站在阶前向祖父说：“此次进京，求公教训。”曾星冈说：“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祖父的言传身教对曾国藩极有影响，他写道：“遗训不远，至今尚如耳提面命。”他有意重提此事，用以与诸弟共勉。
在另一处，曾国藩写道：“余尝细观星冈公仪表绝人，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颇重厚，盖取法于星冈公。”甚至对于祖父的那种粗暴、凛不可犯，曾国藩也理解为：“盖亦具有一种收啬之气，不使家中欢乐过节，流于放肆也。”曾国藩还写道：“吾家祖父教人，亦以‘儒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曾星冈的言行，对曾国藩性格的养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曾国藩对于祖父终身敬服。他获得高官厚禄以后，仍然说：“国藩与国荃遂以微功列封疆而膺高爵，而高年及见吾祖者，咸谓吾兄弟威重智略，不逮府君远甚也。”他甚至为祖父深抱委屈，认为“王考府君群威仪言论，实有雄伟非常之慨，而终老山林，曾无奇遇重事，一发其意”。
从以上可看出曾国藩对齐家的重视程度，其重要性在于齐家是“修齐治平”中不可缺少之一环，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战略大后方。孝而不愚乃德之本
每个人都有两面或多面，曾国藩也不例外。他有杰出的一面、狞厉的一面，但他毕竟是个凡人，也有普通的一面、狭隘的一面。他有超过一般人的反省气质，只要他有错，认识到了错，他就会反省自己，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曾国藩身上宝贵的品质。
咸丰七年（1857年），曾国藩为了一点小事，在家里与弟弟发生了争执。这事对曾国藩的震动很大，以至过了好久，他还表示深深的悔憾。即使身在外地，远隔千里，每当想起此事，曾国藩就郁郁寡欢，心里十分难受。并且，他以此事教诫儿子纪泽，希望他能体谅自己这番苦心。
这番心意大概有这么几层意思，一是自己以前在这方面做得不好，希望纪泽引以为戒；二是我有对不起弟弟的地方，你做儿子的应该代替父亲去弥补；三是你做下辈的在叔祖父和各位叔父面前应多尽一些敬爱之心。
如果一个人能够常存休戚一体、利害相关的想法，而不存有彼此歧视的念头，那么老一辈的人必定会很器重你、喜爱你，兄弟姐妹必定会以你为学习的榜样。这样，大家越处关系越密切，越处相互越尊重，其情切切，其乐融融。孟子说：“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
如果曾氏家族和乡亲们都说纪泽的度量比他父亲的度量还要大，那么曾国藩应当会感到非常欣喜。俗话说，望子成龙，曾国藩也不例外。他不仅教导儿子尽孝行道，而且也敢于以自己的失误去教导儿子，更是显得难能可贵。《孝经》云：“人之行，莫大于孝。”又云：“孝，德之本也，教之所以由生也。”意思是说，人的德行，没有比孝道更重要的。
孝是德行的根本。在这里，孝有两层意思，一是晚辈对长辈永远只能百依百顺，儿子对父亲只能言听计从；即使长辈犯了错误，晚辈也要对他的错误毕恭毕敬。另外一层意思是，如果长辈在晚辈面前犯了错误，晚辈应该规劝他，这才是孝。前者是愚孝，后者才是真孝。曾国藩之所以向儿子抖落自己的错误，显然是希望儿子引以为戒，切勿重蹈覆辙。《孝经》云：“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这就是说，假如父亲做了不义的事，儿子就应当规劝他，这时候还随顺父亲的意思，又哪里算得上孝子呢？兄不必敏于弟，弟不必贤于兄
人与人之间难免会发生矛盾，就算是手足兄弟之间，也不例外。龙生九子，子子不同。每个人对人对事都有自己的见解，弟不必贤达于兄，兄也不必敏于弟。兄弟之间产生一点矛盾、隔阂也是难免的事。要想让家庭和睦，应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
有一次，曾国荃与曾国藩谈心，谈话中大有不平之气。曾国荃一下子给曾国藩提了很多意见。最大的意见是说他在兄弟之间，不能造成一种生动活泼的气氛，不能使他们心情舒畅。曾国藩虽然稍稍劝止，但还是让曾国荃把话说完，一直说到夜至二更。在此期间，他还给曾国藩提了许多别的意见，这些意见大都切中事理，曾国藩在一边倾耳细听。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既然是人，就会有缺点，有错误，曾国藩也不例外。他最大的毛病或许还不是曾国荃说的那一条，而是喜欢教训人，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好为人师。这一点是曾国藩自己也承认的。
曾国藩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对兄弟子女要求也十分严格。要求一严，就难免提意见的时候多，表扬的时候少。
曾国藩还是一个责任心和道德感十分强的人，凡看不惯的，有违家法的，他都会直言不讳地给予批评。曾国荃给他提的意见，实际上是说哥哥太严肃了。
曾国藩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理论，也不辩解，而是让弟弟把话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