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主义批评：《外婆的日用家当》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荣庆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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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历史主义批评：《外婆的日用家当》研究试读：

新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实践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只是最近一些年文学研究中出现的新情况。随着20世纪末以来新历史主义批评理论线索的不断清晰，将新历史主义的批评方法和理念运用于实际的文学批评当中去逐渐成为一种可能。这项研究的若干成果虽然不能被完全认为是采取了新历史主义方法的研究结果，但是不断跳出文学文本，探讨其语境，打通文学文本和它所依托的语境间的隔阂却是本作者进行研究和写作时采取的态度。换言之，这项《外婆的日用家当》[1]（Everyday Use for Your grandmamma）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新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实践。

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批评领域先后有形式主义、结构主义、[2]新批评等学术流派各领风骚。 这些学术流派接受和传承了西方从柏拉图以来文艺批评思想，尤其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理性与现代性和科学思想的成果，使文学研究成为一门章法严密的学科。人们普遍认为，文学作品与现实世界之间存在着一种文本—语境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可以用诸如反映、再现和表现来加以说明。为了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含义，很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探讨文学作品所产生的历史背景。这种探讨文学作品与历史背景关系的方法逐渐演变[3]为文本—语境（历史）二元对立旧历史主义的方法。 在其中历史被视为文学文本的参照物。在几乎所有文学批评流派中，这个参照物并不十分重要，它仅仅起到了解释文本的作用，而重要的是文本本身，因为它包含着作者倾注的内容和含义。不过在对文学文本进行内部探讨时，一旦绕不过去，就需要利用历史背景对文本进行印证。旧历史主义对待历史背景这个语境自有一套认识。它声称文字历史是历史学家对过去的事件的准确记录。历史学家能够客观地记录下任何给定的历史时期的真实情况。通过各种历史分析手段，历史学家似乎可以发[4]现任何人的思维倾向、世界观和信仰。

20世纪末的最后几十年，西方文学批评理论见证了一场新历史主义批评异军突起的嬗变。它改变了以往人们对文学文本的阅读和诠释方式，改变了对文本—语境二元模式的看法，为探索文学作品的含义提供了新途径。新历史主义的出现源于20世纪末西方思想界的深刻革命，它与引领这场思想革命的核心人物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和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等一些哲学家有着密切的学术渊源。首先，对现代社会历史概念提出质疑的是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其重要历史理论著作《语词与事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Les mots et les choses：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1966）和《知识考古学》（L'archéologie du savoir，1969）反复地对以时间为主要维度的线性历史观、历史目的论和历史的总体性叙事提出质疑。相应地，他提出历史存在不同的倾向、断裂和非连续性，以及空间的离散性。这些散乱在福柯各种著作中的历史观形成了福柯的整体权利话语的历史理论。其次，法国哲学家德里达以解构主义为核心对现代哲学进行了全面的颠覆，提出消解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的主张，打破了诸种二元对立的西方基本哲学基础。在文本的本质上则认为文本是永远开放的，本文总是未完成的、不确定的。又自创“分延”或“延迟”（la différence）这一概念，揭示“能指”和“所指”的区分的任意性，动摇了结构主义理论的基础，从而暗示文本与语境之间的互文关系。福柯和德里达以及与其同时代的其他理论巨擘虽然未能在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思想、方法上取得一个完整而清晰的共识，但是他们开创的对西方传统哲学思想的挑战，为新历史主义的产生注入了无限的活力。

公认的新历史主义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是美国加州大学斯蒂芬•葛[5]林伯雷（Stephen Greenblatt）教授。 在1979—1980年间，他和其他若干志同道合的学者如刘易斯•孟酬士（Louis Montrose）、乔纳森•多利莫尔（Jonathan Dollimore）发表了若干作品之后，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批评实践，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1982年，葛林伯雷在《文类》（Genre）杂志的文艺复兴论文专辑中第一次提出新历史主义这个概念，不过他相信文化诗学（cultural poetics）这个词能够比新历史主义更恰当地描述他们文本分析的方式。葛林伯雷认为从17世[6]纪中期到20世纪那套旧历史主义文学分析方法是错误的。 1984年9月，葛林伯雷在一篇题为“通向一种文化诗学”的演讲中对新历史主义视野下的研究对象——文学文本作了一个解释。他说：

艺术作品本身是一系列人为操纵的产物，其中有一些是我们自己的操纵，许多则是原作形成过程中受到的操纵。这就是说，艺术作品是一番谈判以后的产物，谈判的一方是一个人或一个创作群，他们掌握了一套复杂的、人们所公认的创作成规；另一方则是社会机制和实践。为使谈判达成协议，艺术家需要创造出一种有意义的、在互利的[7]交易中得到承认的通货。

这个定义可以反映出葛林伯雷的最基本的文本观，即文学文本是各种知识和权利交织的平衡结果，这个平衡就是大家都能接受和承认的硬通货。这种文本观是和福柯的社会话语理论相互吻合的。

然而把文学文本—语境以及文化诗学讲得明白晓畅的当为前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著名学者海登•怀特（Hayden White，1928— ）教授。怀特广泛吸取社会科学各种学科的研究成果，从语言学角度构建了一套比喻理论，用来分析文学文本—语境（历史）关系。他的分析解释了为什么严肃的历史文本其实是一种文化诗学，从而打通了文学文本和语境（历史）之间的隔阂，为新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肃清了理论上的障碍。怀特主导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历史、哲学领域中的语言学转向，并将更清晰的新历史主义思想带入文学批评领域，成为跨学科研究的典范。

在“评新历史主义”一文中，怀特对新历史主义中的文学文本—语境关系有一种直截了当的说明。在怀特看来语境（历史）是一种“文化系统”，包括政治在内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实践，都是这个系统的功能。由于在怀特的理解中语境也是一种文本，则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文本—语境关系在本质上应被看成是一种“互文”（intertextuality）关系，或者说是两种“文本”之间的关系。“文学”[8]文本是其中一个方面，而“文化”文本则是另外一个方面。

怀特在文学文本—语境的关系研究中的重点是语境（历史）。在旧历史主义的视角中，文学和语境（历史）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一种作者的文学虚构，而后者则是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客观记录。怀特研究的目的则是破除这种传统看法。他赞成已故历史学家R. G. 柯林伍德（Collingwood，1889—1943）的历史学观点，即一个历史学家首先是一个讲故事者。历史学家的敏感性在于从一连串的“事实”中制造出一个可信的故事的能力，这些“事实”在处于未经筛选的形式中毫无意义。历史学家在努力使支离破碎和不完整历史材料产生意义时，必须借用柯林伍德所说的“构建的想象力”（construction [9]imagination）。

怀特认为历史语言的虚构形式同文学上语言的虚构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他主张历史事件变成历史故事是人为选择的结果。通过压制和贬低事件中的一些因素，以及抬高和重视别的因素，通过使用小说或戏剧中的情节编织的技巧，事件才变成了故事。历史事件在价值判断中是中立的（value-neutral），而历史故事究竟是悲剧、喜剧、传奇或讽喻则完全取决于历史学家把历史事件按照自己的意愿组合起来的[10]做法。

怀特曾用例子说明他的观点：米歇利特（Michelet）把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描写成浪漫主义超验论的一个喜剧，而他的同时代人托奎维利（Tocqueville）却把法国大革命描写成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悲剧。以此为例，怀特告诉我们，历史学家不是简单地记录客观历史，而是制造历史。文本的语境本身就是历史学家研究这些语境时所制造的虚构产品，而历史学家在对事件进行科学分析或施加情节之前必须使用语言来形容事件。按照怀特的说法：

坚持主张所有的历史叙事中都存有虚构成分的做法一定会使某些历史学家感到不安，他们相信自己的工作与小说家的工作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因为历史学家所处理的是“事实”，而小说家所对待的则是“想象”的事件。但是叙事模式和阐释力量不是从内容中衍生出来的。事实上，历史——随着时间而进展的真正的世界——是按照诗人或小说家所描写的那样使人理解的，历史把原来看起来似乎是成问[11]题和神秘的东西变得可以理解和令人熟悉的模式。

为了使数据（事件）产生意义、把陌生转化为熟悉、把神秘的过去变为易于让人理解的现在，怀特认为历史学家在叙事时使用的唯一语言工具就是比喻语言技巧。

在一篇题为“历史主义，历史与修辞想象”的文章中，怀特细致地分析了历史学家怎样使用修辞手段使一个事件成为包含了评论含义的历史话语的。对于怀特来说修辞因素在理解历史话语构成的内涵时比逻辑因素更为重要。这就是说，修辞手段达到的对历史的批评比直[12]接的因果关系评论更能够影响读者。 怀特的文化语境研究的语言转向曾受意大利早期哲学家吉姆巴蒂斯塔•维柯（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的影响。就修辞而言，诗歌是各种文学作品类型中想象成分最多、修辞方法最为丰富的种类。维柯曾断言所有诗歌智能的逻辑在于语言本身所提供的比喻表达法的四种主要模式：隐喻、转喻、提喻和反喻。怀特的历史观也受到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1896—1982）关于诗歌批评的启示。雅各布森区别了浪漫主义诗歌和19世纪现实主义散文的各种形式之间的差异，认为前者本质上是隐喻，而后者本质上是转喻。虽然怀特对这样的区别不太赞同，但是他特别赞赏雅各布森对诗歌、散文以及一般叙事（其中包括历史编纂[13]学）的意义关系进行的比喻分类。

最终怀特从两个方面令人信服地确定了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在历史书写时怎样混入了文本。在逻辑层面上，历史学家使用一系列技术手段将自己的意识融入文本。这些手段包括，“精简”手中材料，保留一些事件而排斥另一些事件；将一些事实“排挤”至边缘或背景的地位，同时将其余的移近中心位置；把一些事实看成是原因而其余的为结果；聚拢一些事实而拆散其余事实；建立另一个话语，即“第二手详述”，对读者直接讲述。而在语言修辞层面上，怀特则揭示了历史学家使用比喻语言的四种类型，即：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从[14]而使历史文本成为与诗歌一样的文化诗学。 这样，在历史学家的双重操纵下，语境和各种历史文本的真实性及客观性荡然无存。

怀特对历史的透析扯平了文本与语境的关系，使这种二元对立的文本与语境关系变成了一种文本与文本的互文关系。这种关系从一个角度与德里达消解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主张有异曲同工之处。怀特的研究对新历史主义的确立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也使新历史主义蒙上了一层浓郁的后现代主义的色彩。

新历史主义批评的形成是众多的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相比过去，新历史主义批评有如下若干特色：首先，新历史主义使文学研究拓宽[15]了领域，变成一种多元化的跨学科的研究或跨学科的文化分析。 新历史主义跨越了学科间的藩篱，在文学、历史、文学批评、人类学、艺术科学和其他一些学科之间游弋。新历史主义的批评在方法上不拘泥于文本语境的严格界限，或以语境证文本，或以文本释语境。其中语境又不仅局限于创作时的语境，还包括写作的语境、接受的语境和[16]批评的语境。 其次，新历史主义主张对话性的文本阐释。新历史主义批评认为文本是作者和作品及作品和所反映的历史之间“协商”的结果，是谈判后形成的协议性产物，对它的阐释必须是一种多声部、社会性和对话性的文本阐释。而且，文本的阐释是一种实践性的过程，[17]文本的意义是不确定的和未完成的。 此外，根据新批评的观点，文本的意义产生于对文本的细读中。这种细读能够产生一种不带任何偏见的客观的有关文本意义的阐释。而新历史主义认为，文本是文化和历史的产物，对文本的阅读与阐释必须联系文本产生的文化与历史因素。因而，相对新批评努力在从文本内部的细读中得到文本意义的[18]阐释而言，新历史主义经常采取外求手段。 正是由于新历史主义的批评方法的上述特点，过去话已说尽的某些文学文本研究，在新历史主义批评的视野下可以获得新的诠释的机会。

20世纪末，西方文学批评中新历史主义的概念随着各种后现代主义著作的译介开始在中国传播。人们发现新历史主义的主张和中国若干固有的文史观念不谋而合，这使得中国人接受新历史主义的批评方法相比任何其他的西方后现代主义观念都容易得多。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从中国传统的文史领域找到古已有之的与西方新历史主义的相通之处。以下是两点简单的类比：

第一，新历史主义破除了西方现代科学基础上的文学与历史的对立，强调历史中存在着文学叙事，因而历史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均不可信。而中国自古就承认文史内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性，视文史同出一源。以《左传》和《史记》为例，这两种著作无疑是中国早期的史学名著。就编写体裁而言，一为编年体，一为纪传体，分别为我国早期史学著作的两种基本体裁的代表。但这两部史书的编撰方法却是文学的叙事方法。《左传》叙事长于描述战争和人物刻画，又重视记录辞令。其记录人物言辞婉转抒情，既有声律之谐，兼有诗歌之美。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称《左传》“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19]群，纵横而自得”。《史记》则长于编织栩栩如生的动人故事，其叙事充满传奇色彩和浪漫情调，其人物描写或面目活现，或神情毕露，为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中国传统认为史学离不开优美的文辞。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史德》中说：“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他在《论课蒙学文法》中又说：“文章以叙事为最难，文章至叙事而能事始尽，而叙事之文，莫备于左、史。”在此，章学诚告诉我们，中国传统中编写历史并不要求历史学家采取客观中立立场，而是采取正义立场。正义是通过历史学家编写的故事取得的，而编写故事所依靠的就是文采。那么，中国历史所崇尚的正义是什么呢？其实这个正义就是史学家浸染其中而不自知的统治阶级的政治道德规范。在我们主流学术术语中，正义就是立场问题，而西方文论则称之为主体意识偏见。《左传》、《史记》之后中国历史编撰更派生出《纪事本末》历史著作，专以叙事为宗，与编年、纪传并列，亦占据中国史籍正统地位。

第二，新历史主义在西方学者那里最有意义的研究成果便是发现了历史书写中所充满的修辞手段，所谓客观历史实际上是一种文化诗学。而中国史学家则把“春秋笔法”作为自己分内的责任，他们并不避讳修辞，因而中国的历史书籍也充满着诗情画意。孔子作《春秋》，通过修辞手段暗寓褒贬于笔端，人们称为“春秋笔法”。如《春秋》中记晋文公召天子而使诸侯来朝一事为“天王狩于河阳”。孔子解释说，“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其率诸侯事天子而已”（《孔子家语》），即把这件事情记录下来，但在文辞上却用一个“狩”字，维护天子的地位，暗中贬斥晋文公为非法。中国修史传统又提倡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即尊者、亲者、贤者即便有错也不应该直接写下，而应有所回护，因而又产生了委婉与曲笔的修辞方法。《左传》作者左丘明最先对这种笔法作了恰当的概括：“《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贤人谁能修[20]之？” 以上“文史同源”和“春秋笔法”只是中国文史传统与西方新历史主义相类似的一部分，他者如“六经皆史”等文本观皆与新历史主义有相通之处。

应该强调的是，中国文史传统并不等于从西方学术体系中成长发展而来的新历史主义。毕竟新历史主义有着不同于中国文史传统的语境和话语。新历史主义中所涉及的语言、概念、范畴、范式、关系以及学术体系与中国文史传统相去绝远，只是两者在意念上存在着相通之处而已。对于把文学和历史判然分为两个学科的现代学科体系而言，新历史主义批评实质上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对文史合一的回归。

作为一种指导文学批评的理论和实践，新历史主义的批评方法是有效的。由于它能将批评视野穿梭于文本和更广阔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之中，因而能够从文本中读出意想不到的含义。不过，新历史主义批评并不是完美的，至少就某些理论和实践环节，新历史主义批评的理论并不尽如人意。比如，新历史主义批评夸大其与传统历史主义之间的界限，对传统历史主义避之唯恐不及，使人有一种它是站在传统历史的对立面的感觉。这种做法除了标榜新异以外，对于文学批评实践并没有真正的意义。其实，在笔者看来，新、旧历史主义存在着的共性最为重要，即它们都重视历史与文本之间的关系。在过去，当批评者研究文本的时代背景或作者生平时，他们心目中文本与语境的联系只是一种模糊的、若隐若现的关联。而现在，文本与语境之间的联系则由于破除了历史真实性（不是历史事件的客观性）的神话而得到了贯通。

注释

[1]Everyday Use for Your grandmamma这个小说名的翻译，过去曾出现过不同译法。比较多见的是《外婆的日用家当》，简称《日用家当》，本书采用这样的译法。其他译法有《日常家用》、《日常用品》、《家常用法》和《日常使用》等。

[2][英]拉曼赛尔登：《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刘象愚、陈用国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8页。

[3]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和王一川：《批评理论与实践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中关于旧历史主义的论述。

[4]Charles E. Bressler：《文学批评》（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80页。

[5]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页。

[6]Charles E．Bressler：《文学批评》（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184页。

[7]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8]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5-108页。

[9]同上，第160-179页。

[10]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0-179页。

[11]同上。

[12]同上，第180-200页。

[13]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0-179页；又见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41-49页。

[14]同上，第180-200页。

[15][英]拉曼赛尔登：《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刘象愚、陈用国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

[16]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

[17]王一川：《批评理论与实践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81页。

[18]同上。

[19]（唐）刘知几：《史通•杂说上》；见《史通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43页。

[20]左丘明：《左传•成公十四年》；见《左传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89页。 第一章姹紫嫣红的《外婆的日用家当》批评

我们曾一直深信，欧洲人和美国白人的文化成就不仅代表着迄今为止世界上最高的文明，而且也是人类从胜利走向胜利而最终要实现的完美目标。我们当前精神的崩毁，无名的恐惧和绝望，都源于面对这个荒唐的理念。[1]——W. E. B. 杜波依斯

艾丽斯•沃克（Alice Walker）1944年出生在美国佐治亚州一个佃户的家庭里，是家里的第八个孩子。在她成长阶段的20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南方还实行着种族隔离制度，对于南方黑人来说经济和社会改进从法律上讲毫无指望。幸运的是，沃克赶上了五六十年代的政治运动。在她的姐妹中，只有她和另外一名稍长的姐姐茉莉（Molly）可以幻想一下过上比自己父母更好一些的日子。民权运动为艾丽斯•沃克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沃克有机会进入大学读书。她先是在亚特兰大美国黑人女子学院斯贝尔曼（Spelman College）就读，然后又进入纽约市附近的萨拉•劳伦斯女子学院（Sarah Lawrence College）。可以这样说，没有20世纪六七十年代黑人和妇女运动导致的变化，沃克以其微贱的出身不可能成为一位著名的黑人女性作家。1968年，从她出版第一部诗集《曾经》（Once）开始，沃克一直活跃在美国文坛。她创作的诗歌集、散文集和长短篇小说多达数十种。其小说《紫色》（1983）曾获普利策文学奖，这使艾丽斯•沃克成为公众人物。作为民权运动活跃分子和社会活动家，沃克曾提出“妇女主义”这一概念，在女权运动史上颇具影响。沃克新近的作品有散文集《我们等待的就是自己》（We Are the Ones We Have Been Waiting for，2006）和小说《魔鬼是我的敌人》（Devil's My Enemy，2008）。

虽然艾丽斯•沃克的《外婆的日用家当》是其发表在1973年的早期短篇小说，但在她丰富而多样的写作中，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这篇小说不但在很多国外文学课程中成为必读作品，在中国也拥有众多读者。对《外婆的日用家当》作品的批评自其问世以来就从来没有中断过。几十年来，《外婆的日用家当》这篇小说的含义也因读者和批评者的存在而得到不同的解析。本章旨在对国内外《外婆的日用家当》的批评与研究进行梳理和综述，提出进一步研究《外婆的日用家当》的理论和内容框架。一、国外批评述要

艾丽斯•沃克的小说《外婆的日用家当》（1973）问世后，相当一个时期没有引起批评界的特别关注。直到1983年，沃克的小说《紫色》获得美国普利策文学奖，她的诸多作品在国内外才开始受到广泛的关注和评论。《日用家当》开始出现在美国各高等院校和高中文学课的课堂里，成为必读的现代黑人妇女作家作品的代表作。在中国，《日用家当》也因为被选入《高级英语》（张汉熙主编）这本教材而拥有广大的读者。目前国内外对《日用家当》的研究都以论文的形式散见在各种文学类专业期刊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西文研究有十几篇，多发表于20世纪的最后10年当中。以下按这些论文的发表先后顺序分述。

对《日用家当》较早进行研究的有东卡罗来纳大学（East Carolina University）的玛格丽特•保娥（Margaret D. Bauer）。她在[2]《短篇小说研究》上撰文，对《日用家当》进行了结构上的分析。 保娥认为《日用家当》在结构上与美国另外一位南方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1925—1964）的作品相似：一个傲气的孩子低看了母亲的简单，以及母亲遗产的简单。这种模型、情节、线索和人物类型在弗兰纳里•奥康纳的几篇短篇小说中都可以找到。例如《乡下好人》（Good Country People）、《物极必反》（Everything That Rises Must Converge）和《持久的寒冷》（The Enduring Chill）在结尾都有高傲的孩子最终认识到自己的肤浅，从而使父母得到更正面的形象。按照保娥的理解，沃克在故事的开始，把母亲描绘成比居高临下的女儿更值得同情的角色，虽然女儿在结尾并没有经历自我觉悟，但沃克还是把最后的叙事权给予了母亲。这样做会给读者一个清楚的印象，正是母亲真正懂得她的遗产及其传承。

人们在日常交往中，语言的掌握和沟通能力往往决定人际交往的成败。南卡罗来纳哥伦比亚学院（Columbia College）的学者南希•图坦（Nancy Tuten）在解释《日用家当》中母女关系时分析了母亲和[3]女儿相处中对语言和表达方式的掌握。 图坦指出，在小说开始，迪伊非常伶俐的口齿和语言能力是她能够凌驾在母亲和妹妹之上的原因。同时，迪伊错误地使用语言也是她自己与家人产生距离的原因。图坦提醒读者，按照妈妈的话说，迪伊善于用语言来表达。例如，当迪伊为妈妈和麦姬读书时，她的语言在妈妈的感受中如同在“洗刷我们，燃烧我们，压榨我们和推搡我们”。相比之下，妈妈则更多地使用身体动作来表达自己的意思。例如，妈妈搂抱麦姬，把麦姬拉入房间，夺过迪伊的被子，将被子塞进麦姬怀里。妈妈是用肢体语言最终迫使迪伊闭口无言的。图坦在文章中还强调了麦姬对迪伊的厌恶。从语言结构上看，图坦注意到，沃克在《日用家当》的行文中，上半部分使用一般现在时态，后半部分使用过去时态。图坦认为沃克这样做是使妈妈开始少一些叙事权威，而在后半部分加强妈妈的声音，给妈妈更强的控制力。

已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杰出黑人女性文学评论家、教授芭芭拉•克里斯蒂安（Barbara T. Christian，1943—2000）对艾丽斯•沃克有深入的研究，她曾发表多种对沃克作品的评论。1994年她专门为《日用家当》编辑了一个评论集，收入5篇与《日用家当》相关的评[4]论文章和其他材料。 克里斯蒂安借用引言的篇幅对《日用家当》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克里斯蒂安指出，被子并不仅仅是《日用家当》一篇小说的主题，在沃克早期的作品中，被子也占据很突出的位子。在《日用家当》和沃克的散文集《寻找母亲的花园》中，沃克开始用母系传承下来的被子缝制来比喻美国黑人的创作遗产。而在沃克的其他小说中，如《格兰奇•柯普兰的第三次生命》（1970）、《紫色》（1982）和《拥有欢乐的秘密》（1992）都有被子这个核心。据克里斯蒂安的说法，早在20世纪80年代，为沃克作品所驱动，包括文化女权主义批评家伊莱恩•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在内的很多研究都探讨了被子的象征含义和美国文学及文化的关系。在《姐妹们的选择》一书中，肖瓦尔特调查了被子的历史及其和美国文化的关系，内容涵盖了从19世纪妇女文学中的被子到为艾滋病人捐献的慈善被子，认为在当代文化中被子的象征意义十分重要。依照克里斯蒂安的理解《日用家当》从某种程度上是沃克对20世纪60年代黑人运动提出的遗产概念的反映。在那个时期，出于对黑人内部团结状况的失望，很多美国黑人被文化民族主义的哲学吸引。黑人权利运动强调过去的非洲文化是美国黑人真正的遗产，承认和欣赏这份经常被黑人自己或白人糟蹋的遗产，是那个时期革命运动的主要原则。很多美国黑人为确定其非洲的根，而更改了他们的奴隶的名字，而去使用非洲名字，蓄非洲爆炸发式和穿非洲服装。这个时期的理想对老一代美国黑人也给予了冲击。这些老一代男女被称为汤姆大叔和大婶，他们没有一点自己的文化觉悟。由于奴隶制的过去，他们接受了白人对黑人的看法。在克里斯蒂安那里，妈妈从迪伊那里突然拽过被子，塞给麦姬，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迪伊受过教育，政治成熟，而麦姬保守，只会把这被子当作日用。妈妈这样做只是出于自己对被子的意义和精神的理解。

克里斯蒂安在引言中回顾了作者和小说的社会背景。沃克出生在典型的南方贫困的佃农家庭里，家里孩子众多。美国的奴隶制度虽然早已取消，但在她成长的20世纪四五十年代，南方还实行着种族隔离制度。因此对于南方黑人来说经济和社会改进是非常艰难的事。但是幸运的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运动，给美国南方带来了变化，使沃克得到受教育的机会，沃克写作天分才从不同的写作文体中表现出来。她创作诗歌、短篇小说、散文和长篇小说。她发表的第一部作品是诗集《曾经》（1968）。这本诗集批评了非洲制造的黑人权利运动。具有讥讽意味的是沃克把她去非洲旅行时土著人给她的名字万杰罗（Wangero）用在了《日用家当》里的迪伊（Dee）身上。

克里斯蒂安在文章中还关注着另外一件事，即沃克不满意黑人权利运动理论家们热衷于对美国黑人过去成就的庆祝，而创造这些成就的人却往往被忽视。这个主题在短篇小说集《爱和烦恼》中反复体现出来，而在《日用家当》中这个主题也得到明确的表现。沃克在以后的作品中仍不断地表现这个主题。此外，克里斯蒂安对教育引起的文化观念变化也有所讨论。在《日用家当》里，姐姐有机会上大学，而妹妹却待在家里，形成对照与文化冲突。在沃克其他作品里也存在着同样的话题。如在《献给我50多岁的姐姐茉莉》（For My Sister Molly Who in the Fifties）中，沃克探讨了由于教育使茉莉与自己的文化根源断离而引发冲突的例子。像茉莉一样，迪伊在经过教育后，也变得与自己社区的亲人难以相处。迪伊去过北方，蓄着爆炸发式，懂得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辞令，但是她对创造出文化遗产的乡亲们却有所忽视。她不知道如何缝制被子，她只打算把被子挂在墙上向他人炫耀。但是，麦姬一直待在南方，没受过教育，她热爱自己的家庭，珍惜家庭历史，知道怎样缝制被子，她会将宝贵的被子用于日常生活，这正是沃克对待遗产的主张，其中暗示沃克对黑人在美国发达的大学里接受教育的意义产生怀疑。

克里斯蒂安对与《日用家当》相关的20世纪末的女性写作也有所评论。这一时期不少美国女性作家利用女性创造的物件来发扬不同的美国文化。同时，更多的美国作品开始关注女性声音、女性主体，并强调美国黑人女性不同的声音和权利。从1970年到1980年美国女性作家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活跃，她们不断把自己塑造成世界舞台的主要活动者。克里斯蒂安评论说，沃克的文学作品和在展示美国黑人女性被子文化遗产时表现出的智慧有助于美国文学的积极发展。

对被子遗产的态度是国外学者研究的中心之一。1996年，南卡罗来纳大学的学者大卫•科瓦特（David Cowart）撰文“遗产与隔[5]断”，对《日用家当》中的被子进行了重点评论。 科瓦特对迪伊采取责备态度，认为迪伊只是认识到被子是一种易碎的遗产，但是她对被子遗产有所辱慢。科瓦特进一步认为迪伊责备他人无视遗产，而自己却几乎完全与自己生活的传统割断。被子在小说中代表着一种个人的直接遗产，代表着迪伊已经丢弃的遗产，因为她自己不会缝制被子。如果麦姬不去传承，这种艺术会消失。所以对妈妈和麦姬来说遗产这个概念永远要服从生活传统这个事实。这个传统就是一代人通过女红技巧和缝制被子保持与上辈的联系。科瓦特对妈妈持赞赏的评价，认为妈妈是个真正的非洲人，而对于非洲来说唯艺术是不存在的，所有的物件都有实用价值。而迪伊却采取了一个西方人对艺术和物质价值的态度。科瓦特又把被子看成是美国乡村生活的文本，其中存在着明显的文本互换，因为在被子中包含着过去生活的碎片。

姐姐迪伊真的不懂得她的遗产吗？1998年，查理斯顿学院（College of Charleston）苏珊•法拉尔（Susan Farrell）在《短篇小说[6]研究》上著文，为姐姐迪伊进行了翻案。 美国多数读者都同意《日用家当》的核心表现了大女儿迪伊的肤浅，小女儿麦姬对自己遗产的深厚理解，以及母亲对两位女儿认识上的觉醒。可是在法拉尔看来，虽然迪伊在某种程度上有些自私，可正是迪伊提出了遗产的问题，并且提出了当代美国黑人对付社会压迫的一种战略，而这种战略比妈妈和麦姬的策略更有效。法拉尔也讨论了迪伊的名字更改。此前一些读者指出更名是故事的转折点。更名这个场景，表达了迪伊和自己的家庭遗产和身份的决断。但是法拉尔认为妈妈和迪伊都没有错。妈妈对名字的家庭历史的回忆是准确的。但是批评者忘记了迪伊声称她的名字来源于那些压迫者也是正确的。以前多数读者把妈妈和麦姬对遗产的看法视为是真实的，而迪伊的看法则是肤浅的。法拉尔则说其实妈妈和迪伊对遗产的看法都有偏颇之处。迪伊要学会尊重其个体的特殊的家庭历史，而妈妈则要学会美国黑人的整个历史，以及向压迫者反抗。虽然两个人都固执，但也都向对方进行了让步。迪伊告诉妈妈如果她不喜欢可以不用迪伊的新名，而妈妈则表示她愿意学习和使用这个名字。在此法拉尔赞扬了迪伊为了某个事业进行奋斗的意愿，也批评了妈妈和妹妹只愿意停留在过去习惯的生活方式上而不思改变的倾向。

就被子遗产问题，2000年珊姆•韦兹特（Sam Whitsitt）在《美国[7]黑人评论》发表文章，对《日用家当》做了相当有分量的研究。 该文肯定了沃克把被子作为妇女书写场所这一象征手法的贡献。文章回顾了黑人被子作为艺术品在20世纪60年代所经历的再评估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黑人被子从家庭妇女家长里短的边缘象征地位，转变为70年代的美国文化身份的核心象征。韦兹特引用芭芭拉的见解强调，《日用家当》和《寻找母亲花园》第一次把被子作为母系祖先的遗产，这代表着美国黑人的创造性的象征。按照韦兹特的理解，被子代表民族的历史，这个历史传统把男人、女人、过去和现在联系在一起，为妇女作家提供了一个场所。精确地说，由于女性小说写作一般还是被看成在男人的阴影下做的事，因此，被子的象征及其世界把女性作家带出了这个阴影，把她们带到了属于自己的一个公开场所。在文章中，韦兹特不同意一些批评者对迪伊表示出的刻薄：比如，南希•图坦认为在小说结尾迪伊的声音没有了，她从妈妈的叙事中消失了。又如，贝克甚至认为迪伊是邪恶的，是妈妈宁静牧场里的毒蛇，她不真实，是叛徒。韦兹特提倡对差异的尊重，认为迪伊不应该受到压抑，迪伊不能离场。迪伊必须在画面中，因为是迪伊提出了被子的价值问题、经济问题和象征性问题。

迪伊的名字更改一直是研究者评论的焦点之一。挪威特隆赫姆教会学校的教师海尔加•候尔（Helga Hoel）1999年对迪伊的更名进行[8]了细致的考证。 候尔声称“Wangero Leewanika Kemanjo”对于一般的读者可能是一个非洲名字，但其实并不是一个非洲的名字。这个名字，与基库尤语（Kikuyu）中的名字相关。但是，至少其中两处有拼写错误。“Wangero”不是基库尤语名字，正确的基库尤语名字应为“Wanjiru”。这个名字是基库尤族九个部落名字之一。最后一个名字“Kemanjo”也被扭曲了，正确的基库尤语名字应为“Kamenju”。而当中的“Leewanika”根本不是基库尤语名字。候尔有一个基库尤族的语言朋友，这位朋友知道有个马拉维妇女叫做“Leewanika”，所以候尔称迪伊的名字至少应该是混合了几个部落名字。迪伊的名字代表了整个东部非洲，或者换句更接近事实的话来说，迪伊对非洲知之甚少，她根本不明白其中的意义。候尔还列举了她在西雅图安蒂奥克（Antioch）大学读书时的见闻，用以说明20世纪60年代末和20世纪70年代美国黑人学生对非洲语言崇拜的情况。候尔介绍说1969年美国黑人学生在安蒂奥克学习斯瓦西里语。他们为他们的“团结宿舍”以斯瓦西里语命名为“Nyambi Umoja”。但是其中“Nyambi”是“nyumba”的误拼。候尔以此证实，20世纪70年代，黑人学生关于非洲语言的概念是混乱的。候尔的文章还引述了1973年玛丽•华盛顿（Mary Helen Washington）与艾丽斯•沃克的一次访谈。在这次访谈中，沃克谈到了《日用家当》中的三位女性人物的创作。按照沃克的说法，小说中的三位女性其实就是她本人的三个部分。沃克说：“我真的把这三个人当做一个人。老妇女和她的两个女儿是一体的。那个生存并活着的老妇人有一个女儿和她自己一样，活着、忍受着、爱着，不过却也愿意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变化，经历变化。”海伦评论说，大女儿和小女儿的冲突表现了沃克内心的冲突。候尔还引述沃克的话说：“我的确有一个非洲人给我的名字，我爱这个名字，并且一有机会就用它。我喜欢我的肯尼亚长袍、乌干达长袍，所有这些都是我的组成部分。但是另一方面，我父母、我祖父母也是属于这个文化的，他们先我而至。”在没有见到1973年访谈的原文时，候尔的引述对于我们理解《日用家当》的某些情节很有助益。候尔还引述海伦的观点：三个女人都是艺术家，妈妈是讲述她的故事的叙事者；麦姬是被子艺术家，她是《日用家当》中的艺术品的创造者；迪伊是摄影师和艺术品收藏家，她自觉地、有目的地设计了自己的首饰、服装、发式，是一个自我塑造者，她也创造了自己的名字和身份。

对《日用家当》还有一些短小而见解独到的研究。比如2003年美国新泽西州肯恩大学（Kean University）的约翰•格鲁瑟（John Gruesser）在《诠释》（Explicator）期刊上发表了一篇短文，对《日[9]用家当》中的动物名词出现的高频率给予了关注。 比如妈妈、迪伊和麦姬都明里暗里地和某种动物联系在一起。妹妹麦姬的记忆力和大象联系在一起，她走路的样子与瘸狗联系在一起，而姐姐迪伊的声音则跟鸟鸣联系起来，妈妈的行为和奶牛相联系。此外，小说使用了很多动物名：蜥蜴、骡子、马、羊、牛等。格鲁瑟认为沃克在《日用家当》中利用动物加强故事的主题线索是一个特色。

注释

[1]DuBois，W.E.B. The World andAfrica. New York，NY：InternationalPublishers Co.，INC. 1965，reprinted in Canada 2003，p.1.

[2]auer，Margaret D. Alice Walker：Another Southern Writer. Criticizing Codes Not Put toEveryday Use.Studies in Short Fiction，1992，29：143-151.

[3]Tuten，Nancy. AliceWalker's Everyday Use，Explicator，1993，51：125-128.

[4]Christian，Barbara，T.Everyday Use by Alice Walker. NewBrunswick，NJ：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94，pp.3-19.

[5]Cowart，David. Heritage and Deracination in Walker's Everyday Use.Studies in ShortFiction，1996，33：171-184.

[6] Farrell，Susan. Fight vs. Flight：A Re-evaluation of Dee in Alice Walker'sEveryday Use.Studies in Short Fiction，1998，35（2）：179-186.

[7]Whitsitt，Sam. In Spite of It All：AReading of Alice Walker's Everyday Use，AfricanAmerican Review，2000，34（3）：443-459.

[8]Hoel，Helga. Personal Names and Heritage：Alice Walker's Everyday Use，AmericanStudies in Scandinavia，1999，31：34-42.

[9]Gruesser，John. Walker's Everyday Use. Explicator，2003，61：183-185.二、国内批评述要

在国内，对《外婆的日用家当》的研究始于21世纪初，近10年来，各专业期刊上发表的有关学术论文不下40篇，其中不乏见解独到之作。这些论文大致从（1）女性主义批评视角，（2）文化身份认同分析视角，（3）人物塑造和遗产继承分析视角，（4）创作心理分析视角，（5）文本修辞手法分析视角等方面对《日用家当》进行了解读和研究。（一）女性主义批评视角

艾丽斯•沃克是美国女权主义的旗手，她提出“妇女主义”，不同于其他女性主义主张。她的作品在伸张女权的文学思潮中独树一帜，因而对《日用家当》的研究有从女性主义批评着手的。黄炳瑜（2003）著文指出妇女作家和评论家是寻求自我意识的先驱者，她们[1]强烈渴求用自己的声音说话，不再受制于“男性话语”。 《日用家当》的作者沃克的意图在于探讨如何以正面的方式构建黑人女性主体性。而女性寻找自我个性的过程是长期而痛苦的，她们面临艰难的取舍。如何能既保持传统美德又获得自我价值的承认，如何在白人女权主义话语、黑人男性传统话语的遮蔽中突显黑人女性话语，这是黑人女性文学和整个黑人文学理论要探究的课题。黄晓燕（2007）则认为在《日用家当》中沃克凭借有限的篇幅，最大限度地诠释了美国黑人女性在新的历史和文化环境下对自我身份的追寻、对自强自立主体[2]意识的渴求，从而强烈地表现了当代美国黑人女性意识的觉醒。《日用家当》故事的结尾，迪伊和麦姬告别时，麦姬曾经有一个意义不明确的笑。对于这个笑，黄晓燕从女权主义的视角解释为：玛吉（麦姬）是在毫无怨言地接受姐姐对她的教训，这一笑似乎在告诉黑人姐妹们，她一定会从自我封闭中走出来。女性主义批评还有温军超（2008）的“《外婆的日用家当》中的女性主义视角”一文。文中讨论了女人是被放逐的这个主题。小说的题目、小说中男性人物的几近缺失，以及人物角色中的女性主义倾向都在为作者的无奈“放逐”设置铺垫。黑人被放逐，黑人女性被放逐，他们只能无奈地接受；而作为这些女性色彩气氛操控者的作者（沃克），也为自己捏了一把汗，或许她自己也正在被放逐着呢。此外，王雅丽和丁礼明（2007）、赵晓囡（2008）等都在其各自的研究中涉及女性主义和妇女主义论题。（二）文化身份认同分析视角

身份认同分析在已有的研究中所占比例相当大。其中不少论文都从《日用家当》的字里行间读出了美国黑人的民族文化身份具有二重性的特征，并且认为承认美国黑人文化的美国性和非洲性的统一，应是黑人对自己的文化身份采取的适当态度。张峰与赵静（2003）较[3]早地提出《日用家当》反映的美国民族文化的二重性问题。 他们在讨论完“百衲被”为美国文化身份的中心隐喻，是妇女团结友爱的象征，更是民族文化遗产的标志之后，更明确地表示迪伊等青年人忽略了非常重要的问题：他们是文化融合的产物，他们既是黑人又是美国人，要传承的应该至少是两份遗产：非洲的和美国的。因而否认其美国遗产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祖先的不敬，并会由此导致其自我身份的残缺。蔡奂（2008）比较多地从理论上转述了杜波伊斯的“双重意识”理论：“两个灵魂，两种思想，两种彼此不能调和的斗争；两种并存于一个黑色身躯内的敌对意识，这个身躯只是靠了它的百折不挠[4]的毅力，才没有分裂。” 蔡奂认为，“双重意识”形象地反映了美国黑人的双重身份——既是美国人，又是黑人——所引发的内在冲突。《日用家当》以一个普通的黑人家庭中母女三人的平凡经历，尤其是通过备受争议的大女儿迪伊的形象塑造，生动体现了沃克对“双重意识”融合的必要性及可能性的深层思考。在此前后，黄先进（2005）、管淑红（2006）、王雅丽和丁礼明（2007）、徐继明（2007）、赵月（2007）、赵艺红（2008）、颜文娥（2008）和刘俊娜（2008）等都在各自的研究中涉及美国黑人的民族文化身份二重性的问题。

身份认同理论驱动下的研究牵涉到《日用家当》中具体人物的身份认同问题。钟馨和杨敏（2008）在“谁是他者”一文中分析了《日用家当》中三位黑人女性对待白人主流社会和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态度，并把她们作了如下划分：母亲是传统文化的捍卫者; 麦基（姬）[5]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迪伊是传统文化的背离者。 在对待白人主流文化上，三人的内心都存在着深刻的矛盾性，这种矛盾性导致了迪伊与母亲和麦基互为“他者”。因此当她们在寻觅自身的文化身份时，都有着无法祛除的茫然与无奈。所以，在种族歧视盛行的美国，相对于白人主流社会而言，小说中母女三位黑人女性皆为“他者”。张建惠（2008）在“南辕北辙的迷途”一文中专门对迪伊的性格进行了分析，指出迪伊使用混杂的语言、不一致的装束，不肯放弃汽车，使用拍立得和戴墨镜等行为都表达了她对黑人文化的追求，但这些行为[6]无一不表现她深层身份认同的混乱。 她无法割舍从小向往、认同的白人主流文化，又缺少对黑人文化核心价值的深刻了解，也就不可能从真正意义上亲近黑人的价值观。她的寻根之旅是一条虽有正确终点、却没有正确方向的南辕北辙之路。温军超（2008）也从人物的[7]身份认同上对《日用家当》进行了分析。 其中母亲的身份认同被划定在性别上，迪伊的身份认同被界定在民族和种族上，而麦姬则有着混杂的身份认同。温军超认为，小说中人物的身份认同问题反映出作者的身份认同问题，因而《日用家当》是沃克关于自己民族种族身份认同的一个作品。（三）人物塑造和遗产继承分析视角

黑人在美国的文化发展上曾经有过辉煌的贡献。美国爵士乐、布鲁斯、体育、街舞、黑人说唱，都曾经让美国黑人自豪，而黑人的拼花被子也在20世纪末成为一种文化遗产。拼花被子在《日用家当》中作为黑人的一份遗产得到多数读者认可，而其中母女三人对待这份遗产的各自态度则成为衡量人物的标准。在分析小说人物和遗产关系问题上，不少研究都持有赞扬妹妹麦姬，贬抑姐姐迪伊的态度。较早从对被子遗产的态度臧否人物的研究有张晔（2002）“黑人文化与白[8]人强势文化的撞击”一文。 在分析作品的人物时，迪伊的地位受到贬抑，因为她觊觎那两条被子仅是出自对被子的价值及美学意义的考虑，根本没有透过被子的拼图看到值得黑人们骄傲的历史和他们祖先的文化。迪伊要把被子作为装饰品远远欣赏，恰好说明她要阻断、割裂与祖先的联系以及与历史的联系。迪伊忽视被子作为家族遗产的历史文化意义，而只注重欣赏其美学价值。相反在缝制被子这一鲜活的过程中，麦姬继承了黑人的历史与传统。在张晔看来，毫无疑问麦姬就是这个家族文化与传统的最理想的继承人，这也正是为什么沃克在小说的结尾让母亲从迪伊怀中夺过被子，塞给小女儿麦姬的原因。这是母亲的选择，这更是作者沃克的选择。管淑红（2006）在“寻找失落的美国黑人文化遗产”一文中认为，通过母亲的艰难抉择，谁是被子最理想的继承人以及该如何使用它们应该是清楚的，即文化和遗产既不是迪伊热衷的名字的改变，也不是发型的变换，更不是说一[9]口外国腔，它们不是因时尚而接纳的东西。 文化遗产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不是突然发现而获得的，拥有真正文化遗产的人应该像麦姬那样在日常生活中每天使用它。管淑红认为，这也是沃克通过《日用家当》想要表达的一种关于黑人遗产的思索。因对被子的态度而形成的贬抑迪伊、同情麦姬的看法非常普遍。张延军和武雪莉（2003）、杜荣芳和胡庆洪（2006），以及韩艳萍、裴志权和孙金莲（2007）等人发表的论文都清晰地表达了对迪伊的贬抑和对麦姬赞扬的看法。

但是，2007年李洁平和杜寅寅分别发表评论文章对《日用家当》[10]的核心人物迪伊表示了不同的看法。 李洁平认为：沃克始终对黑人文化与白人主流文化之间存在的那种相互对立排斥、补充融合的错综复杂关系感兴趣。沃克向读者传达了一个隐含主题：与黑人传统紧紧相连是个美德，但如果只死守着传统而拒绝任何变通，那么传统就有可能成为一种束缚，使得人们在思维、行动上受到限制。母亲身上是有局限性的，作家对迪伊所代表的拥护“融合”的开明行为表示了赞扬。通过母亲的顿悟，沃克想传达的是：迪伊这样的黑人女性给那些逆来顺受、忍辱负重的黑人树立了榜样，为非裔美国人注入了一种反抗精神，没有这种反抗精神，大谈特谈尊重黑人传统文化或《日用家当》中的民族艺术就是一句空话。杜寅寅对母亲和迪伊的性格作了比较，认为母亲在行为举止上与那个不向命运屈服，意志坚强和无所畏惧的大女儿蒂（迪伊）有极大的相似之处。恰恰是在故事的结尾处，迪伊教会了母亲如何反抗和表达个人的意愿。从另一个角度看，读者从母亲的身上可以看到迪伊所继承下来的倔强、顽强和意志坚决的品质。因此，在阅读《日用家当》的故事过程中，认为只有母亲和小女儿麦琪（姬）才真正了解美国黑人的家族文化遗产，而迪伊的认识却[11]是肤浅和错误的看法是太过于简单化了。

母亲在《日用家当》中是个叙事者，一般在人物评论中都顺便带过。有专章讨论母亲的三篇论文都对母亲采取了讴歌的基调。甘文平和彭爱民（2006）在《武汉理工大学学报》发表文章，从三个方面对母亲的多重性格给予了评论，称母亲是一位具有多重性格的黑人母

[12]亲。 她的多重性格表现在面对白人的种族压迫和男权文化的统治所显示出的自立自强、宁静平和以及怡然知足的态度和品行。赵晓囡（2008）的文章也以讴歌的形式评论了母亲，认为沃克笔下的母亲一方面在文化的传承和创造方面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又是独立自主的黑[13]人妇女的代表。 她热爱黑人女性文化，热爱亲人，充满了坚忍不拔的女性力量和深厚的女性情感，这正是沃克所大力倡导的“妇女主义”的集中体现。蔡奂（2008）则分析了沃克对黑人母亲内心世界的描写，认为作者沃克从黑人妇女的特殊经历和视角出发，展示了黑人妇女的生存境况和意识状态，塑造了一位虽深受种族歧视之害，生活极度困窘，却仍然保持勤劳乐观、宽容平和、睿智幽默的黑人母亲[14]的形象； 并认为沃克充分肯定了作为黑人文化传承者和黑人艺术创造者的黑人母亲，称赞了被誉为“人间之骡”的黑人母亲，在逆境中保持旺盛生命力和艺术创造力的优秀传统和可贵精神。目前为止，母亲的局限性尚未有专文讨论，不过一些文章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看法，即母亲并不是完美的。如杜可富（2003）认为《日用家当》中的三位黑人女性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其实她们都有意识偏差，都[15]存在着自我认知的误区。 张瑛（2008）、胡忠青和蔡圣勤（2007）等则称母亲为美国黑人妇女的普通代表，暗示母亲身上存在着某种落[16]后因素。（四）创作心理分析视角

在众多的批评文章中有两篇文章可以归入心理批评类。杜可富（2003）从《日用家当》的行文中读出了作者沃克的一种称为焦虑心[17]理的情绪，从而对沃克的创作心理有所评论。 杜可富认为，这种焦虑正是沃克生活在痛苦和担心之中的忧族忧民情绪，而沃克也正是通过她的创作来宣泄自己的焦虑情绪的。综观《日用家当》中三个人物所思、所想、所为，在杜可富看来，母女三人都沉浸在各自不同的自我意识之中。她们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其实她们都有意识偏差，都存在着自我认知的误区。她们所持的自我和认知态度都是美国黑人不可取的。面对这种现状，作为一位有着强烈的黑人种族意识和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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