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巴经济走廊的政治经济学分析(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高柏 甄志宏 等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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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巴经济走廊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试读：

中巴经济走廊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开山之作。之所以说它是开山之作是因为它是中国在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对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第一项大规模投资、全方位地帮助他国发展经济的国家级项目。由于中巴经济走廊是中国在海外的第一个大规模投资项目，中国政府和企业在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环境截然不同的邻国帮助推进经济发展时，必然要经历与投资受入国各种运作逻辑差别巨大的制度和机制之间的磨合。分析中巴之间在推进这个项目的过程中经历的磨合，对后续的“一带一路”项目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建设中巴经济走廊涉及的五个问题对“一带一路”而言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建设中巴经济走廊。这个问题的实质在国际层面是中国的国家利益与帮助邻国经济建设到底有什么关系，在国内层面是巴基斯坦发展经济与其政治与社会稳定以及国家安全到底是什么关系。第二个问题是：帮助巴基斯坦这样的伊斯兰国家发展经济是否能够消除宗教极端势力支持的恐怖主义。在当前，宗教极端主义驱动的恐怖主义活动成为许多国家的国家安全的重要课题，在国际上已经引起极为广泛的关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在21世纪对公共政策有直接影响的、最重要的学术问题之一。第三个问题是：建设中巴经济走廊会不会导致穆斯林移民蜂拥而至，对中国的国家安全产生重大威胁。近来随着西方国家在逆全球化的浪潮中在移民问题上出现民粹主义立场，中国的互联网上也有人撰文担心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特别是中巴之间公路和铁路的建设，会导致巴基斯坦人大批涌入中国，进一步改变穆斯林人口的比例，对中国的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第四个问题是：中国在推进中巴经济走廊的过程中如何处理与投资受入国各种制度和机制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如果单纯依靠投资受入国国内的制度和机制，中国的对外投资运作出现与投资初衷相反的结果时，中国应该通过何种方式进行调节。第五个问题是：在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和其他“一带一路”项目时，是否应该以投资者的身份推动在投资受入国实现经济发展利益由社会各阶层的共享。

当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开始对外进行大量投资，这种投资开始在发展中国家推动经济发展时，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严肃的问题：完全不问投资在受入国产生的社会后果的投资模式是否会影响这种投资的正当性。从目前发达国家正在出现的逆全球化趋势的背后成因来看，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利益共享和分配中的公平正义是决定全球化在政治上具有可持续性的重要因素。如果继续实行那种只问短期政治效应，不问长期社会后果的投资模式，从长期的视角来看很有可能引起投资受入国的政治反弹，从而产生与建设“一带一路”初衷相反的结果。中国在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和其他“一带一路”项目，以此对抗正在出现的逆全球化趋势，并塑造未来的国际经济秩序时，必须大力推动社会公平和发展成果共享的原则。

在这个引言中，我集中讨论这五个问题。

第一，我们为什么要建设中巴经济走廊。

反对中巴经济走廊有很多理由：巴基斯坦地质条件恶劣，无论是建设铁路还是建设公路，地震与泥石流都是很大的威胁。由于这些原因，中巴经济走廊的公路、铁路以及油气管道，无论是建设，还是建成后的维护和保养，成本都不会低，而且它们的运行与海运相比都很没有效率。有些人也许还会指出，国内还有大量的落后地区等待发展，还有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健全，为什么不在国内投资而要去别的国家大笔投资。

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中巴经济走廊和“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的价值显然远远要超过这些关于经济成本和其他国内因素的考虑。

讨论为什么建设中巴经济走廊要从为什么建设“一带一路”开始。在“一带一路”成为国家倡议前的早期讨论中，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出发点有两个：一个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发达国家造成较大冲击，传统的出口市场无法再吸纳足够的中国产品，中国在过去30年里以依靠向西方国家出口来支撑国内经济发展的蓝海战略难以为继；另一个是中国的一些邻国利用美国重返亚太的机会强化与中国的领土领海之争，一时间中国在亚太地区面临的巨大战略压力随时可能激发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正是在这样一种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向西开放，推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就成为中国继续推动自由贸易和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选择。换言之，我们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质是以对冲的手段在世界经济进入困境的条件下，以开拓国际新市场寻找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的方式来捍卫自由贸易原则，以及在亚太地区出现国际紧张局势的条件下尽量避免直接的冲突，继续寻找维持世界和平的新路。

传统的地缘政治以零和博弈的观点看待国际关系，重视国与国之间利益的冲突，强调他们之间的竞争；而地缘经济则以双赢的观点看待国际关系，重视国与国之间利益的重合，强调他们之间的合作。从地缘经济的观点来看，只要各国合作把市场做得更大，每个国家在其中的机会就会更多。“一带一路”的实质在于对冲。对冲不是友好外交，更不是对抗，而是在面临美国与其盟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压力面前展现中国的另外选项，以使对方看到这个另外选项对自己的不利之处，吸引他们回到合作的轨道。

中国的地理位置具有十分优越的战略优势。她既有漫长的海岸线，又有广阔的陆地纵深。中国的西部与中亚和南亚相连，与中东的陆上距离也不远，那里是世界上石油、天然气，以及其他多种矿物的主要产地。铁路和公路等交通基础设施经过欧亚大陆的能源、资源、人口、资本和技术大国，就会使这些生产要素开始具有高度的流动性。这将改变这些沿线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而这些国家地位的改变最终有可能导致整个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改变。“利用建设高铁来推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将帮助中国用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建立一个与环太平洋经济整合之间的对冲，这将使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的大格局中处于一个十分有利的地位。对中国而言，21世纪既可以是一个太平洋世纪，也可以是一个欧亚大陆的世纪，更可以是二者并存的世纪。如果环太平洋国家对中国有敌意，中国就西进，致力于欧亚大陆的经济整合；如果欧亚大陆国家对中国有敌意，中国就东进，致力于环太平洋的经济整合。如果两边都对中国展现善意，中国可以同时推动两边的发展。”

我们可以看出中国选择中巴经济走廊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开山之作有两个理由。

其一，与其他邻国相比，巴基斯坦有别国不具备的支持中巴经济走廊的政治条件。首先，中国与巴基斯坦是全天候的战略合作伙伴，与中国的合作在巴基斯坦国内有强烈的政治上的支持。巴基斯坦与中国友好是该国跨党派一致拥护的国策，巴基斯坦政府与军方都同中国有长期的合作关系。其次，巴基斯坦与其他主要大国的关系都没有她与中国的关系紧密，因此巴基斯坦在推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时受其他国家影响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同时巴基斯坦国内普遍认为中巴经济走廊是该国经济发展千载难逢的机遇。“一带一路”建设从欧亚大陆桥的南线开始，无论是从国际政治的角度，还是从巴基斯坦国内政治的角度而言，在巴基斯坦都可以获得足够的政治支持。

其二，巴基斯坦的地理位置对中国十分重要。中国推行“一带一路”倡议成功与否和中国与相邻国家是否能够建立并维持良好的关系，取得他们的支持有直接的关系。“地理位置”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无论是地缘政治还是地缘经济，都以地理位置为前提。之所以要在“给定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进行讨论，是因为离开具体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无论是通道，还是与其他大国的关系都无从谈起。举例而言，如果在一个中美关系平稳的国际环境里，无论是巴基斯坦作为中国进入印度洋的通道，还是哈萨克斯坦作为中国在欧亚大陆上的陆上通道的意义都会大幅度下降。这是因为当中国不需要花费力气去保证海上通道时，中国既没有必要在巴基斯坦找一条印度洋的入海口，也没有必要去打造一条陆上通道。同样的道理，如果中国与俄罗斯结成战略同盟，这些通道的意义也会大幅度下降，因为有了俄罗斯的陆上通道通往欧洲市场对中国而言足矣。

中国之所以把周边外交视为重中之重，就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此，在讨论对这些国家投资时的标准不应该使用单纯的经济标准，而是应该以全局上的综合得失为判断标准，单独地看在具体项目上是否赔钱则无法理解这些邻国的价值。从地理的意义上而言，优先在邻国投资除了有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上的意义，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当中国的投资受到威胁时，要容易保护得多。

巴基斯坦的地理位置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有独特的意义。巴基斯坦位于南亚，处在喜马拉雅山的另一端，它既是中国通往印度洋的重要出海口，也是连接南亚与中亚以及南亚与西亚的重要陆上通道。瓜达尔港离波斯湾只有400公里左右的距离，这个港口与中东和非洲近在咫尺。这条物流通道可以大大缩短将中国货物运往南亚、西亚、中东和非洲市场，以及将从这些市场进口的能源和原材料运回中国的距离。当中巴经济走廊建成，中巴两国的经济联系进一步加强后，瓜达尔港对中国经济的意义就类似于中国“在西部的上海港或者宁波港”。如果巴基斯坦与中国的经济联系达到越南与中国，甚至是韩国与中国经济联系的程度，中国就可以在巴基斯坦的支持下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印度洋国家，加强与该地区各国的合作。这对中国经济实现东西部双极驱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巴经济走廊不仅为新疆和西部地区，而且也为全国的制造业扩大海外需求。这些需求将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从外需驱动向内需驱动的转变赢得一定的时间缓冲。

巴基斯坦作为欧亚大陆桥的南线通道，对俄罗斯代表的北线和哈萨克斯坦代表的中线潜在的风险有明显的对冲作用。虽然中国与欧洲之间的欧亚大陆桥有多条通道，但是每一条的沿线国家都有其各自的风险。要减少这些风险，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保持各条线路的畅通，使它们处于相互竞争、相互制衡的状态。在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被西方经济制裁，哈萨克斯坦受到很大冲击。在生存的压力下，哈萨克斯坦以更大的努力为中欧班列的通过提供各种方便。目前中国经哈萨克斯坦、里海通往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经黑海再通往乌克兰的水陆联运线，以及中国经哈萨克斯坦通往土库曼斯坦再到伊朗的班列都已通车，中国经哈萨克斯坦，再经里海到阿塞拜疆，再到土耳其的班列正在试运行。在这种情况下，中巴经济走廊代表的南部陆上通道的价值相对下降。但是它同时也从反面显示，如果哈萨克斯坦出现障碍，保证中巴经济走廊的畅通，经巴基斯坦再进伊朗将是中国在南线仍然可以从陆路去中东和欧洲的一个选项。与此同时，中巴经济走廊既可以成为对印度企图联合日本和越南在印度洋杯葛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的有效对冲，也为中国与印度的利益进行捆绑提供一个平台。中巴铁路修通后，可以向西连接伊朗、土耳其和欧洲，向南连接印度和东南亚，向北为印度与中亚提供陆上通道。

巴基斯坦可以成为中国与伊斯兰世界沟通的重要渠道。中国要在欧亚大陆建设丝绸之路不可回避两个地缘板块，一个是前苏联势力范围，另一个就是伊斯兰世界，尽管两者在中亚重叠。在中东地区，巴基斯坦与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长期以来有着极为紧密的关系。巴基斯坦在这两国有大量移民。目前沙特阿拉伯经济面临的一个挑战是，本国产业结构如何在里海和美国成为新能源产地的竞争环境中生存下来，并保证本国的社会稳定。阿联酋是巴基斯坦重要的援助提供国，沙特阿拉伯雇佣军的主要来源地之一就是巴基斯坦。如果中国修通瓜达尔港—喀什铁路，就有可能把铁路向西延伸进伊朗。如果沙特和阿联酋能投资建设伊朗与安曼之间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隧道，在也门与吉布提之间架设一座大桥，中巴铁路就能经伊朗，通往阿拉伯半岛，直达非洲大陆。如果这些铁路都建成，将成为重要的亚非大陆陆上通道。

既然中巴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开山之作，其成败对其他国家有重要的启示。如果中国通过大笔投资成功地推动巴基斯坦的经济发展，其他印度洋地区的国家，如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和缅甸与中国合作的信心也会大幅度增加。正因为如此，中巴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项目一个国家级别的试验场所。中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像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这样的大规模地深度卷入国际事务的经验。虽然中国有很长的对外援助的历史，但是那些项目很少超越一个国家的视野。迄今为止，中巴经济走廊是中国第一个在经济上大幅度支持另一个国家，在各领域全面投资的国家级项目。深入分析这个项目可以为中国提供很多的经验。

第二，帮助巴基斯坦这样的伊斯兰国家发展经济能否根除恐怖主义。

中巴经济走廊引起的一个争议点是中国带去的460亿美元的投资是否能减少甚至根除恐怖主义。这个问题在学术界内部和媒体以及政策制定者中间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在宗教极端主义驱动的恐怖主义活动成为对许多国家的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时，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国际上的广泛注意，是一个在21世纪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社会科学研究课题。一方面，在英语文献中有很多记者基于深入调查撰写的研究报告，他们聚焦贫困与恐怖主义之间的关系。各国政府都在积极反恐的同时也都注重在恐怖主义多发地区发展经济或者是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以铲除孕育恐怖主义的温床。美国政府在“9·11”事件之后的反恐战争中也在强调对这些国家的援助。部分学术研究也认为恐怖主义活动与经济发展有相关性。另一方面，在学术文献中有很多研究采用定量分析方法来检验贫困与恐怖主义的相关性，许多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经济发展水平与恐怖主义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是很强。从英语的学术文献导出对“一带一路”倡议，或者是中巴经济走廊的怀疑，并不困难。

然而，我们面对以上二者的巨大反差必须要问，为什么学术文献得出的结论与每天在现实生活中做第一线报道的记者们的感觉和每天面对现实中挑战的政府决策者采取的公共政策有这么大的鸿沟。是这些第一线的人们的直觉和制定政策的逻辑出了问题，还是学者们的研究出了问题？

根据学术界已有的反思，学术界得出的经济发展与根除恐怖主义没有关系的结论可能有几个潜在的问题。首先，这些跨国的定量分析经常整合从不同渠道获得的二手数据，并不是通过一个事先设计好的研究而统一采集的完整数据。这些从各种渠道找到的、互相并不匹配的数据凑在一起做成的数据库，虽然与没有相比有其价值，但其准确性是一个问题。其次，这些定量研究常见的做法是计算恐怖主义活动和一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水平，或者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的相关性，这样一种假设本身就有问题。恐怖主义活动无论是在人数还是在地域的分布方面，都只涉及社会中很小的群体。把这种小群体的行为与通常测量更大的分析单位（民族、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混在一起推导，理论的逻辑就会出问题。再次，像维克多奥夫（Victoroff）质疑的那样，虽然这些定量研究显示经济发展水平本身与恐怖主义的相关性并不紧密，但是它们却仍然无法回答以下问题：如果在财富的占有上，一国内部或者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急剧减少，我们是否还会看到同等数量的恐怖主义活动？换句话说，如果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平均收入和对未来收入的预期相似，恐怖主义活动是否还能吸收和动员那么多愿意献身的巴勒斯坦人？

皮亚扎（Piazza）进一步指出这些跨国的定量分析严重忽略了社会学、人类学和犯罪学的主流文献使用的，用个人经历的族群、种族和阶级歧视来预测他们富于侵略性的行为和未来的暴力犯罪的基本理论。从20世纪80年代起，一批以定性分析手段深入一国或单个恐怖主义运动内部进行调查的文献早已指出了这一点，但是这些发现在目前的定量跨国分析中则被完全忽视，这些使用跨国样本的定量分析不去检验少数群体在经济方面受到的歧视与恐怖主义的关系。皮亚扎认为被社会边缘化的群体困境是恐怖主义的重要根源，恐怖主义正是利用群体困境去招募参与者。他特别把群体困境操作化为少数群体面临的经济社会方面的歧视，通常包括就业、教育、医疗和社会服务方面的歧视，正式的和非正式的隔离居住，与社会其他群体相比缺少经济机会。这些不平等成为少数群体反对政府、经济现状、主流社会和多数群体的群体困境心态的催化剂。恐怖主义组织正是利用了这些群体困境去动员和吸收成员的。总之，经济发展与恐怖主义之间的关系比这些跨国定量分析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经济发展可能从来就不是消灭恐怖主义的充要条件，但它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必要条件。“一带一路”倡议首先要解决的是国与国之间，或者是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其次是一国内部或者一个地区内部的经济发展不平衡。

建设中巴经济走廊也等于是在加强中国西部边疆的国家安全屏障。恐怖主义一直是过去这10年困扰巴基斯坦的难题，过去巴基斯坦一直反恐不力。中国通过帮助巴基斯坦发展经济就等于是在换取巴基斯坦在反恐方面的全面合作。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巴基斯坦局面的改善不仅仅为中国在阿富汗和中亚国家采取同样的策略提供经验，更从源头上制衡宗教激进主义和恐怖主义活动在中国周边国家的蔓延。建设中巴经济走廊是一种积极地走出去把恐怖主义控制甚至消灭在源头的策略，它与过去守在家里被动地反恐相比是一个重大的改变。中国学者最新的调研表明，中巴经济走廊开始建设的4年以来，巴基斯坦的政局再未发生过大的动荡，出现了18年以来少有的稳定局面。中国大笔投资巴基斯坦，使中国的利益与巴基斯坦的安全绑在一起。巴基斯坦打击恐怖主义更为积极，巴基斯坦军方意在剿灭恐怖势力的“利剑行动”大大降低了恐怖袭击的次数、频率和伤亡人数。本书极力主张的一个观点是中国作为出资方应该，而且必须同时实现两个目标：促进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大力推动这些国家解决发展不平衡和收入不平等的问题。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经济发展通过成果共享减少极端势力的号召力这一因果机制，抑制或者减少恐怖主义活动。

第三，建设中巴经济走廊是否会导致大量的穆斯林人口来华，对中国国家安全形成重大威胁。

最近在互联网上广泛流传的一篇文章力陈建设中巴铁路将会导致大量的穆斯林人口来华，多达数亿的穆斯林人口将与中国穆斯林人口结成同盟，对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这种民粹主义观点表面看好像有点道理，但是它经不起用社会科学的基本常识进行推敲。

交通的互联互通固然为人口的流动提供便利条件，但是和经济增长与恐怖主义之间的关系一样，交通条件便利是大规模移民的必要条件，但是并不是充要条件。换言之，便利的交通条件并不一定会导致大规模移民，大规模移民即使没有便利的交通条件仍然能够实现。即使修建中巴铁路，也仍然是以货运为主。中欧班列已经运行上千列，从来没有听说中国人利用货运列车作为偷渡欧洲的手段。

在现实生活中大量移民进入一国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合法入境，合法居留；另一种是非法入境，非法滞留；还有一种是合法入境后逾期非法滞留。非法入境、非法滞留和合法入境、逾期非法滞留都不是合法移民。无论是合法入境、合法居留，还是合法入境、非法滞留或者非法入境、非法滞留，都是一个国家的移民政策和边境管理要处理的问题，而不是交通便利条件要处理的问题。换言之，导致大规模移民的不是交通便利条件，而是政府的移民政策。

首先看外国人的进入。人口的跨国境流动必然涉及边境管理。外国人合法入境需要有效护照和签证，而签证的发放各国都有严格的标准。很难想象，中国会给任何一个国家的人不计标准地发放大量签证。除非中国的边境彻底失控，那种大群穆斯林人口坐着火车或汽车蜂拥而至的情景只是一种想象而已，没有任何现实可能性。中国今天虽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高达7000～8000美元，中国人成为各国旅游业争相吸引的重点对象，中国的普通护照持有者至今也仍然没有获得大多数国家的免签待遇，更谈不上移民。当然，严格控制进入国境并不能保证不出现外国人合法入境后逾期不归和非法进入。这与一国政府以何种政策对待非法居民有关，但是与两国之间是否有铁路和公路相连没有直接关系。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与欧洲早已经通了火车，欧洲各地并没有出现被中国人占领的局面。中国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公路早已经修通40多年，如果上述担忧成立，应该早已经有大量的巴基斯坦人来到中国。同样的道理，中美之间隔着太平洋也没能阻挡跳船的非法移民，中国与非洲远隔千里，根本没有陆上交通，但是广州仍然聚集着大量逾期不归者。

其次，移民，即允许外国人在本国合法永久居住，必须要有一国政府相应的政策支持。目前欧洲出现的令许多人担心的穆斯林人口急剧增长的现象，并不是由于交通，而是欧洲各国政府移民政策支持的结果。以法国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应对经济重建过程中的劳动力短缺，法国政府大力从前殖民地招收移民。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来自非欧盟国家的劳动力移民完全被叫停，但是仍然保留家庭团聚这一移民通道。在2005年，70%进入法国的移民是因家庭团聚，只有7%的人是工作移民。同时，大约70%进入法国的移民来自其在北非和西非的前殖民地，其中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又是这些移民的最大来源国。这才是穆斯林人口增加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法国自身政策的原因，穆斯林人口不断增加，已经在法国人口总数占了7%，成为欧盟成员国中穆斯林人口比例最大的国家。

如果以法国为参照系的话，中国应该采取一个正好相反的政策。法国是在移民问题上比较开放，引进非洲的穆斯林移民时比较宽松。然而在帮助移民融入主流社会时又比较保守，所做的远远不够，使得穆斯林移民的二代和三代的积怨越来越深。中国应该在移民问题上持保守立场，控制紧一些，但是与此同时应该积极帮助邻国的经济发展，把问题消灭或者控制在国境之外。通过积极推进交通的互联互通，积极帮助巴基斯坦发展经济，消解不平等，让巴基斯坦人民安居乐业，就不会有很多人非要移民中国。

第四，在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时如何处理与巴基斯坦国内体制与机制的关系。

本书各章对中巴经济走廊的研究均呈现了一个共性的结论：如果让“一带一路”的项目完全任凭投资受入国内部的政治经济原理运作，其产生的政治后果很有可能与中国推进“一带一路”的初衷相左。本书各章均分析巴基斯坦内部各种制度和机制自身运行的逻辑，以及如果完全按这种逻辑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的项目可能产生的政治后果。从政治上看，在巴基斯坦的各省中，旁遮普族是巴基斯坦第一大族群，旁遮普省是人口第一大省。巴基斯坦的选举制度按人口比例分配国会议员的名额，人口第一大省旁遮普省自然在巴基斯坦政治中有最重要的影响力。加上旁遮普人自古重视习武，他们是巴基斯坦陆军的中坚力量。同时，家族政治在巴基斯坦政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无论是人口的因素，还是家族政治的因素，都会影响在国家层面的资源分配上向东部倾斜。从经济上看，信德省是巴基斯坦国内生产总值第一大省，它濒临印度洋，有巴基斯坦第一大港口城市卡拉奇。凭借濒临印度洋的优势，卡拉奇也是巴基斯坦最主要的商业中心。从地理上看，巴基斯坦的东部是平原，宜于人居和建设各种交通基础设施；而西部是山脉，虽然矿藏丰富，却不宜于人居和建设各种交通基础设施。综合以上各种因素，巴基斯坦的东部远比西部发展。因此，无论是中央政府在决定分配财政资源的时候，还是私人企业依靠市场的力量决定其发展战略的时候，只要中巴经济走廊的推进依靠这些巴基斯坦国内运作的基本逻辑，中巴经济走廊会很自然地向东部集中。单纯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看，在东部的旁遮普省和信德省进行投资比在西部的开伯尔-普什图省（又称西北边境省）和俾路支省投资要有效率得多。因为无论是从生产要素的配置，还是从交通物流体系的发达程度看，东部都是巴基斯坦最发达地区。

然而，本书的各个章节也显示，一旦中巴经济走廊的项目集中向东部的旁遮普省和信德省倾斜，在巴基斯坦内部可能产生与建设中巴经济走廊的初衷完全相反的后果。建设中巴经济走廊和中国在巴基斯坦投资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宗教极端主义和俾路支分离主义驱动的恐怖主义袭击。宗教极端主义和俾路支分离主义的组织和活动集中在巴基斯坦的西部和西南部。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东部和东南部相比严重落后，因此给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和俾路支分离主义势力吸纳参与恐怖主义活动的成员提供了条件。这些地区急需进入经济发展过程，分享建设中巴经济走廊的成果。在这个过程中发展经济，同时解决不平等的问题，这些地区才能摆脱长期以来的困境。如果让巴基斯坦内部的政治经济自行按自身的逻辑运作，把中巴经济走廊的资源向东部倾斜，必然加剧巴基斯坦内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使本来就已经成为重大挑战的不平等，使中央与地方，以及族群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更加激烈。这只会进一步激化恐怖主义活动，对中巴经济走廊形成更大的威胁。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国内媒体的运作与中国国内有重大区别。巴基斯坦媒体受英语媒体的影响很大，在中国对外以英语发布信息能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基本上在巴基斯坦涉及中巴经济走廊的公共讨论中没有话语权。巴基斯坦的非政府组织受外国势力的影响也很深。一旦发生纠纷，中国无法指望像在本国内部一样将事态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第五，逆全球化趋势对建设“一带一路”与中巴经济走廊的启示。

2016年国际政治经济中逆全球化趋势的标志性事件之首当属英国脱欧与美国总统大选中特朗普一路击败共和党内的建制派成为总统候选人，而后又一鼓作气击败民主党的建制派主要代表克林顿，当选为美国总统。

在关于英国脱欧的辩论中，除了全球化引起的两极分化之外，反移民是重要的议题之一。在竞选过程中以及当选后，特朗普针对目前的国际贸易体制发表的一系列言论成为使世界陷入混乱的导火索。他不仅要退出TPP，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甚至威胁退出WTO，而且还要把中国定为货币操纵国，对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商品课以45%的关税。特朗普不仅支持英国脱欧，而且还认为欧盟是德国的工具，并预测还会有更多的国家退出欧盟。

如果说发达国家出现的逆全球化趋势是因为它们在全球化过程中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达到了一个爆发点，那么“一带一路”沿线的许多国家因为过去一直被全球化过程排除在外，由于打开本国经济大门而产生的社会矛盾则刚刚开始积累。正因为如此，逆全球化才不至于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普遍趋势，中国才得以依靠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在日益缩紧的国际经济困局面前有一个回旋余地。

发达国家出现逆全球化趋势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长期忽视使全球化产生的利益在社会各阶层之间共享，在开放本国后不仅产生工作机会流失的问题，而且还产生日益严重的收入不平等问题。中国经济本身近年来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是，资产收入增加的速度远远超过工资收入增加的速度。尤其是一线城市的房地产价格过热，在客观上大大加剧了有房阶层与无房阶层在财产上的鸿沟。这些教训提醒我们，中国不仅在建设中巴经济走廊时，而且在推进其他一切“一带一路”项目时，必须从一开始就未雨绸缪，避免各国已经走过的弯路。如果对发展中国家对外国投资开放后可能面临的社会矛盾视而不见，不加预防，不用长远的眼光看问题，中国的对外投资不仅不会发展投资受入国的利益，而且很有可能加剧投资受入国的社会矛盾导致的各种危机而损害这种利益。尽管中巴经济走廊在开始时获得了巴基斯坦国内各党派、各种利益集团的一致支持，被认为是巴基斯坦千古难逢的发展机遇，但是如果中国不注意防范中巴经济走廊的项目在巴基斯坦造成不平等的加剧，就无法减弱，甚至可能加剧其境内的恐怖主义威胁。

产能合作在短期内固然能够帮助缓解中国经济需求下滑引起的阵痛。然而，在与他国进行产能合作的时候，如果只顾投资的便利或者经济发展的一般测量指标，而不注意对分配问题和不平等问题的掌控，就会为日后留下危机的伏笔。这一点从欧美近来民粹主义的兴起中可以得到证明。按理说，发达国家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全球生产和外包为发达国家的资本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自由贸易也为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提供了廉价的消费品。但是全球化的利益在社会各阶层之间分配的不公平，由此产生的社会矛盾最后还是爆发出来，形成民粹主义反全球化的浪潮。发展中国家在缺少资本投资、经济停滞时会欢迎任何一种投资。然而如果投资者不注意长期的政治后果，一旦经济条件好转或者政权更替，原来隐含的问题就会爆发出来。“一带一路”项目本身由于涉及60余国，明显地已经超越简单的多边合作项目，由此衍生的各种制度性安排必将成为未来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塑造一个新型的国际秩序不能没有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则的指导。当中国在逆全球化趋势变得明显后引导建立后全球化时代的新型国际经济秩序时，身上肩负的责任已经远远超出以往的地区经济合作的范畴。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中，中国当然要捍卫自由贸易的原则，但是与此同时中国也应该旗帜鲜明地主张在国际经济合作中实现各国之间和一国内部各社会阶层之间经济发展的利益共享，重视分配中的公平正义。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为欧亚大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沿线国家提供经济发展急需的交通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但这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国与国之间经济发展机遇不平衡的问题。与此同时，中国也在沿线各国进行投资，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资金，中巴经济走廊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要想把“一带一路”作为一个在21世纪可持续发展的，并能塑造未来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大项目，中国必须积极主张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通过自己的投资给予的谈判筹码，推动投资受入国扩大该国内部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发展经济机会和利益的共享，依靠推动分配中的公平正义来增强“一带一路”项目在这些国家各社会阶层获得的政治支持。

总之，建设中巴经济走廊遭遇的挑战对中国以后推进其他“一带一路”倡议项目有两点重要的启示。其一，“一带一路”项目的建设不仅有一个经济发展的侧面，还有一个推动社会公平正义的侧面。如果以为经济发展可以自动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在投资受入国推动全球化和经济发展的同时不注意推动全球化成果和经济发展成果在社会各阶层之间共享，“一带一路”项目的建设肯定会在投资受入国遇到政治上的抵抗。中国有必要在“一带一路”的项目中明确地提出经济发展成果共享这一普适价值并以此为推动“一带一路”的原则。这一点在后全球化的时代尤为重要。其二，如果要在帮助他国参与全球化过程和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其成果在各阶层之间的共享，从而保证中国投资的长久利益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可持续性，中国应该准备好在投资受入国自身的国内体制无法实现成果共享的目标，或者遇到重大政治障碍时，以合适的方法施加自己的影响，而不应该推卸自己的政治责任。第一章影响中巴经济走廊的国际关系结构性因素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钱雪梅【内容提要】中巴经济走廊项目是中国和巴基斯坦友谊的表现，也是中巴友好的阶段性成果。巴国许多评论家称之能“扭转乾坤”。它能否顺利建成，首先取决于中巴两国的政治意志和能力。与此同时，在全球化时代，已经没有绝对的、不受第三方影响的国内政治和双边关系，国家的政治实践总是受到现实政治的制约。中巴经济走廊亦然，它降生在一个复杂的国际政治生态环境中。本文主要从地缘政治、能源政治、联通政治、认知评价政治等几个方面，分析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中需要注意的国际关系问题。本文的对策建议包括：①改变宣传的重点和焦点，让中巴经济走廊重新回到中巴双边友好合作的本色，使之与“一带一路”倡议脱钩。②加强与伊朗和阿富汗等相关国家的沟通，实现该地区能源管线和联通计划的整合，探索互利多赢、共同发展的切实道路，促进地区和平与繁荣。③除非印巴关系发生戏剧性改变，克什米尔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否则不要指望印度会支持中巴经济走廊。要做好思想准备应对印度各种形式的抗议和掣肘。④切实着手解决中巴之间对走廊的认知差距，关注走廊对巴基斯坦国内政治产生的影响。【关键词】中巴经济走廊 国际关系 地缘政治 认知政治 巴基斯坦

中巴经济走廊（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以下简称CPEC）的构想可追溯到1990年代末巴基斯坦军方的建设国内环形公路计划。21世纪初，穆沙拉夫总统向中国提出建设经济走廊的建议。但中巴经济走廊正式提上两国间议事日程，是在2013年5月李克强总理访问巴基斯坦期间。2013年7月5日中巴签署《中巴经济走廊谅解备忘录》。2015年4月习近平访问伊斯兰堡，双方签署了51项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据巴方测算，项目总投资金额约为460亿美元。

巴基斯坦许多人期待这条规划为3000公里长的走廊能扭转乾坤，称之为game changer乃至fate changer。但是，它是否真的能够或将在什么意义上“扭转乾坤”，是有待建成以后再行评估的问题。目前的现实问题是，中巴经济走廊是否会顺利成功？

很难用简单的“是”或“否”来回答这个问题。毫无疑问，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政府都有建成走廊的意志和决心，但中巴经济走廊不是建在真空中，项目的落实受内外诸多因素的影响，而且衡量成功的标准可能见仁见智。从目前已有的主要成果看，几乎没有讨论如何衡量走廊是否成功的文献，大多数研究都在讨论走廊建设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障碍，而且对内因的研究多于对外部因素的研究。所谓内因主要包括中巴两国的经济状况、政治局势、安全局势、社会文化环境等，以及恐怖主义、地方主义、社会团结的挑战等。外因理论上是走廊的国际关系环境，但现有讨论主要集中于个别国家，特别是印度、美国等国的作用。

中巴经济走廊的成功至少涉及三个方面。①相关项目如期顺利落实，不是停留在文本层面，也不是无疾而终。②相关项目能够帮助巴基斯坦突破当前的困境，改善其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带动巴基斯坦步入稳定和发展的快车道。③走廊建设及其运转最终有利于进一步巩固中巴双边友好关系，更高的标准是走廊能够促进和带动中南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因为主题和篇幅所限，本文对此不展开讨论。本文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已经和即将影响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国际关系结构性变量。一、影响中巴经济走廊的国际关系结构性变量

理解国际关系中的结构性力量对中巴经济走廊的影响，首先需要澄清三点。

第一，中巴经济走廊与国际关系结构之间的关系有两大维度：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互动关系。一方面，中巴经济走廊本身属于国家间关系的范畴，是中巴友好关系的产物和象征，从属于中国、巴基斯坦各自的对外关系。作为一个局部，它承载着国际关系结构的DNA，相关国家之间的合作、竞争和较量，伴随其始终。另一方面，中巴经济走廊也在参与塑造现有的国际关系体系。不过，本文只集中论述国际关系环境对中巴经济走廊的影响。至于中巴经济走廊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他日另文再述。

第二，变动不居的国际关系是否有一种相对稳定的结构？本文预设为“有”。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一般认为国际社会是无政府状态，但无政府状态不等于混乱无序状态，因而不等于无结构状态。实际上，无政府状态只意味着在国际社会不存在正式的国际政府和真正的全球掌控者。即便是无政府主义理论，也认为社会建立在自组织、志愿者协会和相互帮助的基础上。而这些组织、协会及其相互间关系，本身就是一种结构。

中巴经济走廊诞生在双重结构中。其一，在全球层面，中国兴起为第二大经济强国，对于中国的海外存在及其行为，世界各国给予不同程度的关注。其二，南亚地区自1947年以来便已形成以印巴敌对为基调的稳定的国际关系结构。南亚政治舞台上的其他国家行为体莫不在此框架内活动：或是选边站队巩固敌对格局，或是试图从中调和，或是尽力维持某种平衡。冷战时期美苏的对抗和博弈也不例外。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巴基斯坦加入美国组建的中央条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印度则亲近苏联。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美国通过巴基斯坦积极介入阿富汗抗苏战争。冷战结束和反恐战争依然没有改变这一基本结构。就此而言，无论人们如何畅想中巴经济走廊可能具有扭转乾坤的功效，但在可预见的将来，它将只能在南亚政治既有的框架内生存和发展。此外，无论在全球国际关系舞台还是在南亚政治经济舞台，中巴经济走廊都不是唯一剧目。这意味着它必然受相关国家间关系的影响。

从中巴双边友好关系的角度看，与此前数以百计的友好合作项目相比，中巴经济走廊的特殊之处在于，走廊将成为一个地理事实和经济通道长期存在下来，之前被巴基斯坦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喀喇昆仑公路，也将在中巴经济走廊框架内进一步改造和提升。作为中巴经济走廊重点建设项目的电力工程和工业园区，将可能重塑南亚地缘经济关系。地理事实的塑造本身是重大地缘政治事件。不过，在这方面，中巴经济走廊并非开创者，而是类似构想的后来者。印度、美国、俄罗斯和伊朗等国各有自己的中南亚能源管线和道路交通设施发展战略规划。不同之处在于，中巴经济走廊立足于双边合作，有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作为支撑，因而是类似构想中开始付诸实施的先行者，但它并不能超越和摆脱南亚地缘政治经济的既有结构和惯性。

更进一步来看，可把影响中巴经济走廊的结构性国际关系因素分为三类。一是历史因素，包括历史记忆、长期关系的友好或敌对等。二是主要行为体之间相对稳定的关系状态，包括双边、三边、多边等不同层面。三是若干功能性问题，比如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利益、大国关系框架、非传统安全等。其中，历史因素是后两类因素的底色和塑造力量，体现在后两者之中，并且通过后两者不断更新和延续。为此，本文主要讨论两类因素：国家间关系、功能性问题。具体有五大主要变量：国家间关系、地缘政治、能源政治、联通政治、认知政治。

第三，需要说明的是，非国家行为体在南亚也相当活跃，包括跨国公司、次国家层面的族群和地方武装，以及跨国恐怖主义力量等。对此本文暂时不予讨论，因为在某种程度上，非国家行为体对中巴经济走廊的影响还勉强可“包容”在国家之中。现有“包容”机制主要有以下两类。

·非国家行为体作为“内因”，从属于中国、巴基斯坦两国政府同其各自的反政府力量之间的关系。比如活跃在中巴经济走廊沿线地区的分裂主义、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力量。对它们来说，中巴经济走廊是它们同本国政府斗争的“新战场”，因而可能设法加以阻挠和破坏，但其原动力并不在走廊，而在它们同各自政府之间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不排除两国各类反政府力量联手的可能，出现以中巴政府为一方，以若干反政府力量联合为另一方的斗争。

·非国家行为体从属于国际关系范畴。有一些跨国激进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力量长期寄居在巴基斯坦，这些力量的构成和背景复杂。中巴经济走廊为它们谋利提供了新机遇，其中一些力量可能附着或从属于第三国，演变为第三国的战略工具或代理人。这一点在俾路支省已初露端倪。近来人们集中关注的达伊什（DAESH，IS）在巴阿地区的力量扩展，大体也属于这一类。根据笔者的观察，达伊什虽然在2014～2015年提出“呼罗珊省”和哈里发建国计划，但它目前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爪牙，更多是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当地武装分子主动投诚效忠的结果，而不是它有组织的规划和发展所致。投诚达伊什的当地武装分子以巴基斯坦塔利班（TTP）发言人阿布·穆罕默德·阿德南（Abu Muhammad al-Adnani）和指挥官哈菲兹·赛义德·汗（Hafiz Saeed Khan），以及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IMU）领导人吾斯曼·加齐（Usmon Ghazi）为代表；它们不是巴阿武装分子的主力。实际上，阿富汗塔利班和巴基斯坦塔利班的主流力量都反对达伊什在当地的扩张，为此已经同达伊什发生多次武装冲突。二、国家间关系

国家间关系的基本结构先于中巴经济走廊而存在，是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和运转的基本环境和框架。其主要有两类：中巴双边关系和由第三方加入所构成的若干三边关系。中巴双边关系

中巴友好关系是中巴经济走廊的核心推动力量，是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能否成功的决定性因素。这看似正确的废话，但近来的讨论更多集中于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各种挑战和风险，常常忽略了这个决定性的因素。时事观察家和评论家一般倾向于关注矛盾和风险，或者关注收益和成效。于是有不计其数的分析家或者强调中巴经济走廊将破解中国的马六甲困局、缩短中国联通波斯湾的距离、输出剩余产能、扩大海外市场、获得瓜达尔港等，或者强调中巴经济走廊将给长期停滞的巴基斯坦经济注入强心针、改变巴基斯坦经济状况、带动巴基斯坦经济起飞等。

脱离中巴双边友好的总体框架和目标，单纯讨论中巴经济走廊，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危险。其一，片面强调中巴经济走廊给中国或者巴基斯坦各自带来的政治经济收益，将中巴经济走廊视为各有所图的权宜之计的合作。其二，相应地，人们会把发展私人部门的关系置于维护和发展政府间关系之上，片面强调加强经济关系而忽视继续维护和巩固政治关系。虽然我们不能否认长期可持续的双边经济合作必须建立在现实可见的互利双赢的基础上，但是如果把中巴双边关系简化为普通的双边经济合作，那从长期看将会有害而非有利于双边友好关系，因为那样实际上把中巴特殊关系降格成了普通的双边关系。

所以有必要重申，中巴双边关系是决定中巴经济走廊的真正核心变量，它是对中巴经济走廊具有终极决定性影响的唯一变量。两国政府的政治意志和决心是中巴经济走廊的最终保障和必要条件，也是克服内部和外部各种困难继续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并完成建设的决定性因素。但在当今复杂的世界和地区局势中，中巴关系始终处于第三方的关注和影响之下，中巴双边友好关系并非自然而然、一劳永逸的，而是需要双方的自觉维护；中巴经济走廊本身有一个重要的目标，即进一步巩固双边友好。如果走廊建成，而中巴关系的属性和味道发生重大变化，那么不能说中巴经济走廊是成功的。第三方力量和三边关系

从经济地理学来看，中巴经济走廊的主干部分是建在南亚地区。南亚政治舞台上有许多重要国家存在，中国和巴基斯坦都与世界各国建立了亲疏不同的外交关系。就此而言，无论是总体的中巴关系，还是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和未来运转，都不能避免第三方力量的影响。

过去几十年，三角关系是南亚地区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景观，其内核是印巴关系。基于印度与巴基斯坦的长期敌对，次大陆其他国家很难在印巴之间保持真正的中立和平衡；进入南亚的域外国家则或多或少地进入包括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三边关系乃至三角关系中。加上区域外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当前的南亚舞台上，巴基斯坦、印度、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阿富汗、伊朗、沙特阿拉伯之间形成的三角关系，数量几乎等于数学排列组合公式计算出来的结果，其中大多与中巴经济走廊有现实或潜在的关联。

如果说中巴双边关系是中巴经济走廊的决定性力量，中巴友好是中巴经济走廊的保障和引擎，那么，第三方力量和三边或三角关系对中巴经济走廊的影响，则要复杂得多，也很难简单地称之为“积极”或者“消极”因素。

一方面，第三方的影响不是决定性的。除非选择发动战争来阻挠中巴经济走廊，否则任何第三方力量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进程。目前还看不到有国家打算为阻挠中巴经济走廊而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相关第三国可能通过多种方式影响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成本和代价。其主要方式至少有三种：一是通过双边外交分别对中国和巴基斯坦施加影响；二是在中巴两国内部寻找和培植其利益代表；三是与中国和巴基斯坦构成三角关系。此外，非南亚地区的国家也可能通过借力于某南亚国家（不包括巴基斯坦）来影响中巴经济走廊。

在诸多可能影响中巴经济走廊的第三方力量中，印度位居榜首。无论是基于地缘政治，还是基于其实际拥有的行动能力，印度施加影响的可能性都远远超过美国、伊朗、俄罗斯、日本等国。对于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域外大国而言，南亚只是其全球若干利益领域中的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在南亚地区多次重复进入—离开—再进入—再离开的舞步。地理距离遥远是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麦金德早就强调过自然地理对人类活动能力的强制局限，即便21世纪的交通、通信和运载技术已有重大进步，但太平洋和印度洋在未来一段时期还是“巨大的地理界限”，对人类活动还是有一定限制。迄今为止，美国主要是在亚洲东部地区“平衡”或者“再平衡”中国。但近两年印度和美国关系明显加深。种种迹象显示，今后美国将主要通过印度来影响南亚乃至全亚洲的力量对比。2015年印美两国首脑联合声明表示，两国决心加强全球伙伴关系，特别是加强双方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合作。虽然印度至今还没有公开放弃“不结盟”的外交立场，但印美关系的新进展已促使俄罗斯调整其对南亚尤其是对巴基斯坦的政策。

若干三角或三边关系中，对中巴经济走廊影响力最大的当数中国-巴基斯坦-印度关系。主要原因有三点。第一，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需要总体和平、至少总体可控的地区环境。在这方面印度和巴基斯坦缺一不可。第二，中巴经济走廊与孟中印缅走廊（以下简称BCIM）同属“一带一路”倡议的六大走廊，而且都是“先行项目”。虽然印度对参加和启动孟中印缅走廊和“一带一路”没有兴趣，但它对中巴经济走廊的密切关注和担心随处可见。第三，印度是南亚头号大国，随着其经济持续强劲增长，它在世界政治经济事务中的地位将进一步巩固，这也是美国和日本等地理上离南亚较远的世界大国近年来在地区事务中日益倚重印度的基本背景。

印度的影响力正在向全球扩展，是世界大国竞相交好的对象，是南亚舞台上多个三角关系的连接点，处理好中-印-巴三边关系无疑将极大地有利于中巴经济走廊。20世纪末以来，印度同中国的关系已经有了长足进展。但是，要处理好中印巴三边关系并不容易，受地缘政治的影响，中巴经济走廊必须承受印巴长期敌视和中印互不信任所滋养的诸多成见。三、地缘政治

地缘政治作为影响中巴经济走廊的结构性变量，至少包含三大内容：南亚本身的地缘战略价值、印巴对抗、克什米尔争端。在某种意义上，克什米尔问题是印巴对抗冲突的症结和集中体现，但它对中巴经济走廊的影响又超出了印巴关系的范畴，因为按照规划，中巴经济走廊将穿过有争议的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地区。南亚的地缘战略价值

南亚西北部地区与世界石油天然气资源宝库中东接壤，临近波斯湾，扼守阿拉伯海。次大陆南端是印度洋和太平洋交界，向东连接东南亚，这种地缘政治资源本身是中巴经济走廊的重要推动力。

但是，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同时也使得中巴经济走廊难以摆脱外部环境的压力，包括大国对中国战略意图的猜忌，以及大国力量在南亚的战略博弈。实际上，近代以来，大国对南亚的觊觎和明争暗斗几乎没有间断过。冷战期间，美国遏制苏联的中央条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在巴基斯坦交汇。穆沙拉夫当政时，美国政府施压阻止他把瓜达尔港交给中国运营。近几年美国尽心培育同印度的全球伙伴关系，视之为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支柱。在俄罗斯方面，自彼得大帝开始便意图南下。苏联一直与印度交好。当前俄罗斯一面保持同印度友好，一面加紧拓展同巴基斯坦的关系，2014年解除了对巴基斯坦的武器禁售令，双方经济合作明显加强。

理论上，世界大国在任何一个地区都可以和平共处。中国近年来也在大力推广“互利共赢”的外交理念。但今天所谓“冷战思维”其实并非起源于美苏争霸和对抗，而是根深蒂固的“零和”观念的延续。虽然经济全球化已经把世界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但中国提倡的“命运共同体”构想首先要克服大国间战略互疑的政治障碍。印巴对抗

南亚次大陆地缘政治的突出特点是，在地域、人口、经济实力和发展势头等方面，印度均为“老大”。与此同时，地区第二大国巴基斯坦坚决不承认印度的主导地位。双方敌视和对抗了半个多世纪，目前还看不到关系正常化的内在动力。过去几十年，印巴在对抗和彼此拆台方面可谓极尽所能，覆盖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巴经济走廊刚刚启动不久，有关印度在巴基斯坦俾路支省暗中破坏的报道便不绝于耳，巴基斯坦政府多次公开谴责印度的此类行为并加以警告。

过去几十年，印巴之间的这类口水战屡见不鲜。但这可能不完全是出于阴谋论的臆想和抹黑对方的需要。印度在处理中印关系时，目前还没有真正摆脱1962年战争的阴影，也没有罔顾巴基斯坦的敌视，因而对中巴友好关系一向心存戒备警惕。印度有一种战略定见，认为巴基斯坦总是设法通过同区外国家结盟的方式，平衡印巴力量差异，破坏南亚的“天然均势”。透过这个棱镜，中巴友好的基础被认为是对印度的共同仇视。1960年代后期“巴中轴心”（Pakistan-China Axis）论在印度流行，冷战结束后这种观念衍生出著名的“珍珠链”说，认为中国意图围困印度。中巴经济走廊问世后，印度舆论再次因“中巴轴心”而沸腾。

巴基斯坦对印度也心存戒备，并尽力在军事、经济和外交等方面与之竞争。近年来，巴基斯坦的经济困境和停顿，在印度经济高速增长的映照下格外醒目，政府面临巨大压力。1999年中巴两国把发展经济贸易合作作为双边关系的重点，2003年签订了《最惠贸易贸易协定》，2006年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双边贸易也迅速增长。2000～2014年，中巴贸易额从7.94亿美元增至160亿美元，增长超过19倍。同一时期，中印贸易额从29亿美元提升到716亿美元，增加了23.6倍，其主要原因是印度经济体量和实力更强大。但这依然在巴基斯坦媒体和学界引起一些担忧，他们强烈呼吁中巴关系应迅速改变重战略和政治、轻经济的状况，加强中巴经贸合作，缩小巴基斯坦同印度之间的经济差距。在一定意义上，中巴经济走廊是这一要求的反映和回应。460亿美元相当于巴国一年GDP的20%，是其2008年以来获得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两倍多，其中约370亿美元将用于巴基斯坦国内的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帮助巴基斯坦突破经济发展的资金和电力瓶颈。克什米尔争端“政治区划”是地缘政治的重要内容。按照麦金德所论边界的形成方式，南亚除了马尔达夫和斯里兰卡以外，其他国家的边界线都是“专断的”。由此形成各种地缘政治纠纷：领土主权纠纷、水资源分配矛盾、武装力量跨国活动、经济要素流动的边界障碍，等等。其中同中巴经济走廊关系最为密切的矛盾是克什米尔问题。

1947年独立以来，印巴便相互指责对方在克什米尔地区的“非法占领”，为此已发生两次大规模军事冲突。过去10多年，印度不停责怪巴基斯坦支持克什米尔恐怖主义活动，美国也介入其中，把克什米尔反印度的“纯洁军”（LeT）认定为外国恐怖主义组织（FTO）。目前印巴两国按1965年停火线分界而治。

中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保持中立，认为这属于印巴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希望两国通过协商方式和平解决。但按规划，中巴经济走廊从新疆红旗拉甫出境，经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Gilgit-Baltistan，GB）到达伊斯兰堡，之后往南连接瓜达尔港。在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地区，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规划包括扩建升级喀喇昆仑公路、铺设铁路、建设工业园区和水电能源设施等。对此，印度反应强烈。2014年，印度政府专门向中国提出正式外交抗议。2015年5月印度总理莫迪访华时，也表达了不安和担心。印度国内战略分析人士指出，这些建设项目意味着中国作为“更加直接的、有更大利益的第三方”正式介入克什米尔争端。

实际上，自1963年中巴签订边境协定后，“抗议中国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的行动”几乎成为印度政府宣示其对克什米尔主权的日常动作：先是反对中巴在克什米尔地区确定国界线，继而就喀喇昆仑公路建设“严正交涉”，之后多次抗议中国参与克什米尔地区的水坝和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未来几年印度政府抗议的重点将转移到中巴经济走廊。不能低估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意志和决心，莫迪在竞选期间对边界领土问题多次表达强硬立场。他在提到藏南（印度所谓“阿鲁纳恰尔邦”）问题和克什米尔问题时，抨击中国的“扩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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