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P.W.辛格 (P.W.Singer)(作者), 逯璐(译者), 周亚楠(译者)
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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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战争21世纪机器人技术革命与反思试读：
谁在推荐 P. W. 辛格的《机器人战争》？
研究深入，写法巧妙，这本书是科技迷和研究战争的学生们的必读书。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评论》
对最近的军事机器人进行了细致的叙述……一本研究透彻的书，从流行文化中截取的例子又使它生动活泼。 —美联社
辛格最近这本书的写作精心而出色，既带我们探索了作为特种兵的、苍蝇大小的微型机器人，又探讨了关于机器人战争的伦理问题。若是科幻在真实的战场上演会有什么后果？辛格用文字带我们去到那里，去到更高远的未来。—美国合众国际新闻社
全面地审视了机器人是怎样变成现代军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 —《日本时报》
一本超凡的书……读了《机器人战争》，你就会了解在我们的新科技背后有哪些复杂性，这些机器人并未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简单，我一点也不这么认为；我认为，我们在创造一个更复杂的世界，这就是我从这本书中学到的。 —美国海军陆战队、北约盟军转型司令部司令、美国联合司令部司令詹姆斯·马蒂斯将军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做了选择之后就无法反悔。如果选择了蓝药丸，那么故事结束，你会在床上醒来，然后去过自己一直熟悉的那种生活；如果选择了红药丸，你就会留在这个爱丽丝仙境，然后我会给你看看兔子洞到底有多深。记住，我给你的只有事实而已，没有别的。 —拉娜·沃卓斯基和安迪·沃卓斯基，《黑客帝国》(The Matrix),1999年
为什么写一本有关机器人和战争的书？
那些自认为什么都懂的人对于我们这些确实什么都懂的人来说是一种极大的烦恼。 —艾萨克·阿西莫夫[1]
因为机器人“弗拉克”炫酷！
这简洁明了地回答了为什么有人愿花四年的时间研究和写作一本有关新技术和战争的书。而如果你想要一个更具体的答案，那就有些复杂了。
我的家人一定能证实，我曾经是个有些古怪的孩子。所有的孩子都会发展一些爱好和兴趣，或者是收集棒球卡，或者是收集芭比娃娃。的确，我从未见到过哪一个六岁男孩不对恐龙有着百科全书般的了解。而对我来说，我的成长离不开“战争”。我其实可以更委婉一些，把战争说成是军事历史，但是其本质就是战争，这一点无法掩盖。同样是描述自己的童年，伟大的历史学家约翰·基根写道：“（童年）这个阶段无法形诸笔端，也不能用任何自鸣得意的口吻来讲述。”这的确是真理。
也许我喜欢战争的原因在于，在我之前的几代人都曾参过军。他们留下了很多历经沧桑的小物件，它们就藏在屋子里的各个地方，等着我去偷偷拿出来玩。比如，我会把我爸爸的旧勋章和部队徽章拿出来别在我的足球衫上；我还拥有 F-4“鬼怪”（Phantom）喷气式战斗机的模型，我的叔叔曾驾驶这种战斗机在越南上空飞行，我会拿着它在楼梯上跑上跑下，执行炸毁乐高乐园的任务。
不过，我最大的宝藏在我祖父母的房子中。在我六岁时，我的祖父去世了。那时我还太小，只记得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我们经常去疗养院探望他。但是，我觉得在这方面，祖父对我的影响最大。
对我来说，我的祖父查尔默斯·兰金·卡尔永远只是小孩子口中的“爷爷”。他是一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服役的美国海军上尉。就像其他所有现在被我们称为“最伟大的一代人”一样，他也是拯救了世界的巨人之一。几乎在每次家庭聚会上，我们都会听他或者祖母（我们这些孙子孙女叫她“老妈妈”）讲述在战争中或在大后方的经历。
说出来似乎已是陈词滥调，但有关珍珠港的故事的确让人印象最深，尽管这个故事和我们家庭中发生的其他事情一样充满了曲折。在 1941年 12月 7日，我的祖父正在太平洋舰队的一艘海军运输船上效力。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的三个月时间内，家人们没有听到他的任何消息，我们很担心是不是发生了最糟糕的事情。当他的船终于回到港口时（事实上他的船恰好在珍珠港事件发生的两天前驶离了那里），他立即给家里打了电话，向他的妻子（我的祖母）和其他家人报平安。不过有个问题：他打的是对方付费的电话，而另一端的亲人是苏格兰 -爱尔兰裔人，没有人能付得起这个费用。我的祖父已经用一名水手特有的方式快把电话接线员的耳朵骂出茧子了，而在另一端，家人向接线员解释道，因为我的祖父在打电话，说明他一定还活着，因此没有必要把钱浪费在拨打一通长途电话这样奢侈的事情上。
祖父的书房里放满了一册又一册的经典书籍，内容无所不包，从美国海军的历史到内战将军的自传。我经常偷偷溜进这个房间，从众多书籍中抽出一本，陶醉于过去的故事中。这些书籍不仅在那时影响了我，并且直至现在仍与我相伴。其中我最珍视的一本是 1939年的原版《简氏战舰大全》（ Jane’s Fighting Ships），这是我的祖父从一名皇家海军军官那里得到的礼物，因为祖父曾是美国通过“租借法案”（Lend-Lease）向英国人提供的驱逐舰上的一名船员。在我打这些字的时候，这本书正从我电脑上方的书架上窥视着我。
我的阅读内容很快变得与麦耶尔斯帕克小学的其他孩子截然不同。我基本不会把一下午的阅读时间用来探索“百科全书”布朗和侦探小子是如何破解《丢失了的轮滑鞋案件》（The Case of the Missing Roller Skates）的，而会探索奥迪·墨菲，这名有史以来在获得荣誉勋章的士兵中最年轻的一位，是如何像他自传中说的那样《百战荣归》（To Hell and Back）的。战争很快变成了一个想象的世界，像一个气泡一样包围着所有的孩子。其他孩子畅游在纳尼亚，而我却前往诺曼底。虽然我的自行车看起来像一辆正常的“大名”（Diamondback）越野车，但它却是街坊邻居中唯一一辆在车把上装配了双0.50英寸口径机关枪的自行车，以击落那些每天早上在上学路上伏击我的日本零式战斗机。我仍然记得，在我十岁那年，妈妈因为[2]我在家中后院挖了一个5英尺深的散兵坑而对我咆哮。显然，她没有意识到设立一道合适的防线的重要性。
我当然不能自称为一个正常的孩子，但我要辩解的是，你得考虑当时的环境。在那个时代，如此地专注于战争反而是件更容易的事。那是里根时代，冷战备受推崇。苏联人不愿意来参加我们的奥运会，我们也不愿去参加他们的。军事局势又冷却了下来，我们从未问过自己我们是不是正义的一方。更重要的是，正如年轻的帕特里克·斯威兹和查理·辛在《赤色黎明》（ Red Dawn）中教我们的那样，不但会有共产党人准备空降到我们学校，而且很可能会由我们这些孩子来击退他们。
我发现的有趣之处是，一些取自科幻作品的物件构成了这些故事背景的一部分，它们与历史交织在一起，这也是好莱坞营销机器之强大的一个标志。比如，在我童年的卧室中，不仅有来自我祖父那个年代的军舰模型排成行地陈列在那里，也有卢克、莉亚公主、汉和楚巴卡，他们在我的《星球大战》（ Star War）床单上偷偷地瞄着我。
就像多数的科幻作品会涉及某些好人与一些坏家伙在一个很遥远的世界作战一样，我的幻想世界里这两种文化很好地交织在了一起。总之，这本书的作者曾是一个小男孩，对他来说，一根棍子不仅是一块木头，还是制造一挺机关枪或一柄光剑的材料，使用这些武器可以把世界从希特勒或者达斯维德那里拯救出来。
战争！它有什么好处？
我重温这些记忆的时候总是带着些许尴尬，也怀着愧疚。当然，即使在那时候，我已经知道人们会在战争中牺牲，而且很多士兵再也没有回到家中。但是，这些牺牲的人总是真正的英雄的伙伴，而且奇怪的是，在多数的“二战”影片中，他们通常来自布鲁克林。因此，战争的真实性完全没有被表现出来。
直到多年以后，我才真正了解了战争带给人类的巨大灾难。我记得自己曾经跨过一座临时搭建的桥来到莫斯塔尔，这个曾经见证了南斯拉夫内战中最激烈的几场战斗的波斯尼亚小镇。我曾到那里执行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实况调查任务，几个星期来反反复复的战斗已经令河边地区大片的工厂和公寓变成一大堆被掏空的断壁残垣。来自祖父书架上一本旧书中的那些“二战”中斯大林格勒的照片突然映入了我的脑海，笼罩着我。那些书从未有过除尘土以外的任何味道，但是在这里，即使战争已经过去了很久，一种烧焦了的、腐臭的味道仍然弥漫在空气中。在河流的下游有一座拥有五百年历史的优雅古桥的遗迹，它已被塞尔维亚的炮火炸得粉碎。尽管这里的人民把敌人赶回了家，但是，“魂不守舍”是唯一我能想到的用来形容这些难民脸庞的词语。
尽管如此，让我印象最深的却是我见到的一名当地省级官员。这个人曾经精心策划了大屠杀和种族清洗运动，之后很快受到了指控。他坐在一个巨大的木制桌子旁，桌上不祥地插着一面民族主义旗帜和一面准军事主义（也是违法的）的，但他却面不改色地谈论着在战后建立旅游业的计划。他解释说，战争已摧毁了很多工厂，并清除了整个村庄。因此，他乐观地说，河流现在变得清澈了，还有很多鱼儿。他争辩道，忘记那些战争恶行和难民们吧！要是美国或者联合国能够了解情况并且给他拨款，那么在几周之内就会有大量旅游团到达。
因此，童年时代曾参加过的“善意”的战争与 21世纪战争丑恶的阴暗面之间存在的这种悖论成了贯穿我写作的主线。也是在这次旅行中，我第一次见到了私人军方承包商，他们是一队前美国陆军军官，在萨拉热窝为一家私人公司服务。他们的公司不出售军用小部件，甚至不出售武器，而是出售士兵的军事技能。我们理想中的兵役制度与现实中蒸蒸日上的私人公司的士兵租赁这一新产业间充满了对立，而这种对立即是我的第一本书—《企业战士：私营军事产业的崛起》（ Corporate Warriors: The Rise of the Privatized Military Industry）的主题。在研究期间，我吃惊地意识到另一个传统观念的坍塌，那就是，参与战争的已经不是我们认为的那些人。在西非，这些私人士兵的主要敌人是叛乱分子，而叛乱分子多数是由儿童组成的。这些小士兵很多是被人从他们的学校或家中诱拐来的。对于这些孩子来说，战争是他们唯一的生存方式。我的下一本书，《战争中的儿童》将要讲述他们的故事。我的叙述方式不仅会触动人们的心弦，还将解释这些童兵的产生原因和影响，因此我们最终可以采取行动消除这一可怕的做法。
我们想象中的战争与现实中的战争间存在的对立不仅仅像一个小男孩长大成人，并收起他的光剑这么简单。它从一开始就困扰着人类，是一个更宏观的问题的一部分。
我们这个物种的原罪之一便是它不能在和平的状态中生存。从人类历史刚刚开始，为了争夺食物、领地、财富、力量和声誉的斗争便从未间断。人类组织的最初形式就是为了打猎而形成的部族。有关文明开端的故事便是一个战争故事，随着这些部族的演化，部落规模越来越大，之后便形成了城邦国家和帝国。战争既是更广泛的社会变革之原因，又是其影响。正是在战争中形成了最初的劳动专门化，其导致的社会分层进一步促生了经济上的阶级，创造了政治本身。
其结果是，人类记录下的历史中一大部分只是战争史。这是一种经常让我们感到羞愧的历史，而且我们确实应该感到羞愧。战争不但是人类的破坏行动，而且是最极端的恐怖和浪费的交织。人类那些伟大的宗教也将战争看成是终极恶行，比如在《圣经》中，大卫王被禁止建造他的圣殿，因为上帝告诉他：“你是一个参与过屠杀的战士。”古代预言家将未来的理想愿景描述为一个我们“将不再学习战争”的时代。正如一名宗教学者所说：“战争是不服从和罪行深重的标志。战争是违背上帝的旨意的。所有的人类都是依上帝的形象而造，因此他们是珍贵且独一无二的。”
伟大的知识分子同样对战争嗤之以鼻。修昔底德，这名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的创始人，把战争表述成源于人类狂妄自大的一种惩罚。正是由于人类的傲慢，我们才受到了严惩。两千年之后，类似地，弗洛伊德也认为战争发源于我们对死的愿望，也就是我们充满了邪恶的那部分心智。
然而，我们显然对这本应遭到憎恨的战争着了迷。从建筑学到艺术，战争的恐惧已经造就了人类创造力的高度。我们很多伟大的文学、艺术或科学作品都受到了战争的启发，或者是对战争的反响，从像《吉尔伽美什》（Gilgamesh）和《伊利亚特》（Iliad）这样开创性的史诗文学到超现实主义的伟大画家，再到化学和物理领域的源头，无不如此。
战争除了我们知道的对人类的才能造成浪费和破坏外，还以更多的伪装形式出现。战争被描绘成高尚品格的试验场，战场是唯一一个人类的“高尚美德”可以赢得胜利的地方。比如，西方文学最伟大的叙事诗《伊利亚特》这样写道：“战斗是人类可以赢得荣耀的地方。”从希罗多德到黑格尔，战争被描述为对人民生命力的考验，甚至是一种文化的生活方式与另一种文化的生活方式之间的较量。因此，在我们的伟大书籍中，战争被描绘成一名教师的形象 —一名既揭露我们长处又揭露我们缺陷的残忍老师。从荷马到莎士比亚，他们笔下的战争故事教授人们以美德，而从埃斯库罗斯到奈保尔，他们的战争故事告诉了人们战争是需要避开的邪恶。
各种各样剧烈的社会变革都可归功于战争。民主来自于古希腊时期的方阵队伍和公民桨手，而如果在“二战”中没有“铆工露斯”[3]（Rosie the Riveter）或“红球速递计划”（Red Ball Express）中的非裔美籍士兵，那么当今时代的民权状况也将不同。
战争因而被描绘成不朽的事，人类总能找到一些其他的条款来解释其必要性并为之赞颂。那些将暴力视为罪行的宗教同样也会发动战争。而在政治上也是同样的情况。我们屡次要求使用战争传播或战胜某种盛行一时的意识形态，无论这种意识形态是启蒙主义、帝国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民主，抑或仅仅是为了“结束一切战争”。
这种悖论仍然在今天的美国政治中持续。回避战争已经成为我们对外政治中的一则传统信条。然而我们国家历史的绝大部分都处于战争中，而且我们最伟大的英雄很多都是战士。我们既在武器发展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是原子弹的发明者；又试图禁止武器，是军备控制的创始人。
我们憎恶战争这一想法，然而又为之着迷。在我看来，人类表面上对战争的痴迷有两个关键原因。其一是战争会带来最强烈的情感，这些情感令人之所以为人。勇敢、荣誉、爱、领导力、怜悯、无私、友谊、承诺、施舍、牺牲、憎恨、恐惧以及失落感都在战火中被明确地表现出来。这些情感达到了它们高潮和低谷的极限，因此，人类文化甚至对战争上瘾。正如威廉 ·詹姆斯所说：“恐怖让人着迷。战争是强大的生命，是处于极端危急状态下的生命。”
战争如此消耗人类的另一个原因是，对于一切人类的进步来说，我们似乎总是无法摆脱它。几乎在每场战争后，我们又都会想起那些曾经学到的教训，想起曾经也信誓旦旦地要阻止这种灾难再次发生。我们一遍一遍地说，“再也不要这样了”。然而，现实是“战争又会再次发生”。“未来不再是曾经的那样”
如果人类对于战争的着迷揭露了人性最好和最坏的品质，那么这本书设法解决人类正在经历的战争中的一个新矛盾：我们欣然接受战争，但不愿意看到战争的未来，甚至不愿接受现在战争中出现的最根本性的变革之一。
像一名分析家所说的那样，我这一代人“创造的历史比他们可以消耗的还要多”。我们把全部关注点都放在了橙色警报和伊拉克上，很难退后一步来注意正在经受的海啸般的变化。比如，在我这一生中，电脑从稀有变为无处不在。我仍记得八岁时，爸爸曾专门带我到当地的科学博物馆去看电脑长什么样，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计算机。而且你只能通过一种迟钝的、“基本的”语言 —某种落后的技术速记法和它交流。我记得，我们能用这台早期的电脑（我觉得是一台德州仪器牌电脑）做的唯一有用的事情便是用上百个字母 M设计出一张笑脸，之后，我们用那种需要用手把纸从边缘撕开的老式卷轴打印机将它打印出来。而现在，我的妻子每天上床睡觉前的最后一件事是边刷牙，边用一台无线连接到全球共享服务器的掌上电脑查看邮件。对于历史来说，在眨眼的瞬间，某种革命性的事件就发生了。
电脑的发展似乎是完全地势不可挡，但是在过去的几年中，我越来越坚信我们这一代人正经历着一件或许更重大的事。从在我的地板上巡逻的机器人吸尘器，到我的空军朋友用来在伊拉克巡逻的无人机，人类已经开始设计一种与以往一切完全不同的技术。我们创造的作品正独立于我们而行动在这个世界上，并改造着这个世界。
我当然不能称自己为唯一看得到这些变化的人。比如比尔 ·盖茨，这个世界上最富有、也许最应该对电脑的普及负责的人将当下的机器人学描述为 1980年左右的电脑工业，它将会改变我们对“技术会为人类做什么”这一问题的看法。“在观察当下开始会合的几个趋势时，我能预见到，在未来，机器人装置将会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几乎无所不在的一部分……我们即将进入一个新纪元，在那时，个人电脑将会从桌面上站起来，能在我们不在场时看到、听到，并且远程操纵置于其他地方的物品。”
截至 2007年末，联合国的报告显示，全世界有 410万机器人（如吸尘器及类似的机器人装置）在人们的家中工作。这意味着，机器人的数量比整个爱尔兰的人口还多。该研究还发现，这种“个人的”机器人工业现行市价大约 170亿美元。而比这些原始数据更重要的是机器人增长的轨迹。2004年，据估计全世界个人机器人数量为200万。到 2007年，这个数量翻了一番。
展望未来，很多人认为这些数目将会以更快的速度上升。一个科技研究小组曾预测，到2010年，世界上将会有5 550万台个人电脑。这将仅仅是个开始。确实，在韩国（人口为4 900万），咨询通信部已经宣布了到2013年每个家庭将会配置一个机器人的计划。在美国，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的时间可能会长一些。一名业界领导者曾预计在2014年，10%的美国人口将会在家中拥有某种形式的个人机器人。
机器人也开始在工作场合出现，无论是在日本农场为农作物喷粉的超过 4 500台的无人机，还是在维多利亚的秘密（Victoria's Secret）的办公室门口负责安检的机器人—在很多男人眼中，这也许是最令人烦恼的机械化外包服务。的确，在美国，装配线工厂的机器人是一个每年 80亿美元的产业，而且正以 39%的速度增加。当然，并不是对每个人来说这都是好消息，因为机器人已经使很多蓝领工人失去了饭碗，特别是在汽车制造领域。现在大概每十个汽车制造工人中就有一个是机器人，丰田公司已经宣布了最终将使其所有工厂都实现自动化的计划。
这些趋势预示了一个很多分析家相信即将爆发的产业。“未来地平线”（FutureHorizons）是一个位于英国肯特的科技研究小组，它描述了“电子工业（是如何）处于机器人浪潮的尖端”。很多人甚至认为，到 2025年，机器人工业可能会在创收和就业机会方面匹敌汽车和电脑产业。《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将机器人产业的未来总结为“一个机器人金矿”。
换句话说，这些机器人曾经只是我收藏的人偶，而现在它们实在是太真实了。科幻似乎正在变成科技现实。
未来与战争的悖论
既然机器人几乎开始出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这让我已经开始疑惑它们对战争和政治会有什么影响。我的思想似乎有些跳跃，但这种忧虑是不无原因的。确实，人们早已开始预见未来，但却总是完全而彻底地弄错。我最喜欢举的一个例子发生在 1903年 10月 9日，当时《纽约时报》预测说，“那种真的能够飞的飞行机器将会在一百万到一千万年内，通过数学家和机械学者联合的不懈努力而逐步成为现实”。当天，在俄亥俄州拥有一家自行车店的两名兄弟便开始组装他们的第一台飞机，而这台飞机在几个星期之后就可以飞行了。
类似这样的拙劣预测也频繁地发生在军事领域。“一战”中意大利空军指挥官朱利欧·杜黑将军恐怕是最声名狼藉的了。在 1921年，他写了一本名为《制空权》的畅销书，在书中他争辩道，飞机的发明使得军队的其他部分变得没有必要且可以淘汰。毋庸置疑，这对二十年后便出航参加另一次世界大战的我的祖父，以及现在仍跋涉在伊拉克的沙尘中的士兵们来说都是一个新闻。
其结果便是另外一个悖论。在诸如科学、商业，甚至天气领域，预测未来都是一件完全正常的事。但是，在战争研究领域，对未来的预测，甚至对于未来可能带来的变化的探索却是经常避而不谈的。人们总是谨慎行事，并且，这个领域的看门人经常会否定那些他们自己感觉并不熟悉的论断。
我个人的第一次经历发生在我刚开始做有关私人军事公司研究期间。一名资深教授随即告诉我，如果我从研究生院退学，而“去好莱坞做一名电影剧本作家”可以混得很好，因为他觉得我把他的时间浪费在了研究公司提供供租赁的士兵这样虚构的事情上。我仍然很好奇，当他看到现在有 180 000名私人军方承包商分布在伊拉克时，他是如何重新建立自己的世界观的。当我第一次展示我的有关童兵的早期研究时，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一名哈佛大学的教授告诉我，她不相信童兵的存在，认为我在“编造”。现在全球有大约300 000名儿童在参战，每4场战争中就有3场有童兵参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接受其他领域的变化，但却竭力抵制探索和了解战争研究领域正在发生的变革。比如，遥远的 2050年的环境恶化程度给人们造成了实实在在的恐惧感，而该种恐惧感已经驱使个人、政府以及公司开始（为时已晚）改变自身的做法。然而，我们似乎选择忽视在战争方面早已发生的变化，即使如此，就好像全球气候的变化一样，我们已经能够看到，这种变化的大致轮廓早已成形。
每次我翻阅夏普尔图像电器店的目录，或者阅读一篇有关无人机摧毁阿富汗恐怖分子营地的报道时，我能感觉到自己正生活在自原子弹发明之后最重要的武器发展时期。有人可能会说，这些数字战士的兴起有更重要的意义，因为机器人不仅改变了战争的摧毁力，还改变了参加战争者的身份。人类对战争垄断的终结看起来无疑是一件极具意义的事情。从今以后的几个世纪里，历史学家都会对此津津乐道，当然，如果人类能幸运地存活到那时的话。
然而，这样一件看起来如此重要的事却没有人在探讨。我一次又一次地为这种矛盾感到震惊。例如，我在本书的后面章节也提到，我曾经去华盛顿参加一个关于“军事变革”的重要会议，发言者包括了该领域诸多有名的学者，以及几位政治和军事领导。但是，在滔滔不绝地讲了几个小时，在当今安全问题方面令人激动的新闻面前，他们没有一个人提到这些新科技，甚至没有一个词是关于新科技的。
还有一次，我在机场等飞机。这是一次长途飞行，但我却忘记随身携带一本在飞机上消遣的书，于是我在书店随手选了一本那种粗制滥造的平装小说。这本书原来是讲述一个谋杀漂亮科学家案件的法庭剧。在飞机飞到一半时，我读到了描述这名科学家工作的章节。“遗传学、纳米科技和机器人学……机器人技术的潜力可以替代上个世纪的 NBC —核能（Nuclear），生物学（Biological）和化学（Chemical）。它的独特使它拥有更阴暗的能力。虽然它可以带来进步，但任何事物总有消极的一面。有的人不想冒风险，你也知道为什么。但问题是：你怎样来阻止它？你怎样把妖精般的知识放回瓶子里？”
在读到这些文字时，我就在想，一本俗气的犯罪小说中的虚拟人物对战争未来的思索甚至比现实世界中所有政治科学部门、智库，以及资助他们的基金会的思索还要多。
这类研究的缺乏越来越开始困扰我，也越来越让我着迷。若是不能对我们周围发生的变化进行了解、研究或衡量其利弊，那只会给我们的政治和政策带来消极的结果。但是，当下与未来的战争所发生的一些最重要的变化却要么从未被谈论过，要么就被抛到了一边，就像一名军事专家所说，被抛到了“科幻小说和未来主义”的目录里。
而这似乎并不正确。所有这些变化一方面让人难以置信地兴奋，一方面又有点骇人听闻，这也让我产生了担忧。我们似乎在重复着过去的循环，只在事情发生后，只在妖精已经跑出了瓶子才开始着手处理这种巨大的变化。因此，从在我祖父的书房里阅读军事书籍到在后院玩耍光剑，在这之间的某一个时间，我开始意识到，一些有关战争机器人的严肃问题以及人类对于战争的垄断结束后将会发生什么值得我认真研究。而《机器人战争》正是我所做的研究的结果。
你会选择接受你的使命吗？
当我们回首历史的时候，有一件事十分引人注目，那就是，真正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总是会被漏掉。当古登堡发明印刷机时，没有人游行庆祝。同样，当希特勒决定放弃他的绘画生涯时，没有人想到去说服他再尝试一次售卖那蹩脚的水彩画，而不要想着统治世界。在我们当前这样一个充斥着脱口秀、博客、网络直播等混乱的新闻环境中，要注意到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尤为困难。正如一名作家所说：“身处每小时都有新闻头条的混乱中，人类事件真正的转折点很少会被发现。”
由于我越来越认为我们正处于一个重要事情正在发生的时代，这件事情甚至是战争和技术上的一场革命，将会真正地改写人类历史，因此，我很快意识到，这本书的研究目的应该是抓住这个让人难以置信的时刻。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能够在原子弹正在被发明的时候设法控制它所带来的巨大变化，而不是坐以待毙，直到多年后才冥思苦想出原子弹可能带来的影响，那么事情会有怎样的转机。此外，在我着手开始进行研究时，我突然发现那些在1945年完全无法想象的事情现在已成为可能。这项革命并不是在沙漠上的实验设施中悄然发生的，而是在我们面前光明正大地进行着。
因此，我的目标是写一本以严谨的知识为基础，以扎实的研究为依托的书，而不是靠猜想，也不愿带有任何夸张色彩。我希望这本书不仅能给读者带来了解这一令人激动且紧张不安的变化的切入点，同时也以 360度的全景展现当前正在发生什么，为当下和未来的领导者以及公众提供一种可能有用的资源。然而，我也希望能给读者带来曾经驱使我踏上这段旅程的那种好奇和惊讶。
也许你现在还未注意到，这本书的视角与普通的有关战争或科技的书有所不同。在这本书中，你既能看到我的个人经历，又能找到那些对我产生过影响的事物的影子。我曾经是一个爱玩变形金刚（Transformers）的小孩，而现在是一名军事顾问。我是一名学者，曾师从 20世纪最卓越的政治科学家之一 —萨姆·亨廷顿，然而令自己羞耻的是，我却沉迷于看《真实的世界》（ The Real World）。约翰 ·基根和贾雷德·戴蒙德这样才华横溢、能言善辩的作家激励着我，但我阅读得最虔诚的作品却是作家比尔·西蒙斯的，他是ESPN（娱乐体育节目电视网）“体育人”专栏不留情面的作家，他也在博客上对NBA选秀和《单身贵族》（ The Bachelor）相亲节目进行微妙的点评。
幸运的是，我研究的这个话题位于战争、历史、政治、科学、商业、技术和流行文化交织在一起的部分。所以，和大多数有关战争或政治的书不同的是，这本书不只是针对某一类受众。有关机器人和战争的问题如此地引人注目且如此重要，拥有不同兴趣的、来自不同背景的读者都可以、也能够津津有味地钻研。换句话说，你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类型的参考文献，既有学术类型的，它们指出数据的来源；又有流行文化类型的，它们指出大众媒体中类似的现象及教训。
正因如此，这本书的研究涵盖了各种各样的方法论。我花了将近四年的时间来搜索一切能找到的、与这个话题相关的、来自各种各样渠道的东西。我翻阅了已在图书馆里闲置了数年的发霉的旧历史书。我也搜索了过去20年中美国各个兵种的专业期刊，打印了一摞又一摞和桌子一样高的涉及战争、技术、领导力和变化等话题的论文。我还搜寻了所有主流技术期刊的在线档案。我甚至花了几天的美好时光畅游于“星球百科”（Wookipedia），那是《星球大战》的网络大本营，在那里你可以找到一切有关《星球大战》的信息。
喜剧演员史蒂芬·科尔伯特曾说过一句名言：“我不信任书籍，它们都是事实，没有心灵。”所以，我还要确保能找到那些能为此类问题提供一种重要或独特视角的人们，并对他们进行采访。我找到了机器人科学家、武器研发者、教授、记者、人权运动积极分子和科幻小说作家，以及现在正运用这些新科技进行战斗的男男女女，并探寻他们的想法和理念。对我来说，军衔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能为这个问题贡献什么。我询问了四星将军和陆军、海军和空军的部长，也咨询了位于指挥系统底端的十九岁专家。我拜访了从未踏出美国的无人驾驶飞机操纵员，也拜访了刚刚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执行任务回来的特种兵。机器人不是只有一种国籍，因此我的采访也变得十分国际化。我收集了很多人的观点，从德国陆军军官到印度的新闻编辑，到一伙伊拉克叛乱者。在书中，我尽可能地表明了这些人的身份，但是有时采访对象选择匿名，于是我在引用时尊重了他们的意愿。
有时这些采访是面对面进行的，有时是通过电子邮件或电话。研究工作让我穿梭于全球的机器人工厂和军事基地，比如有一次，我与一名阿拉伯将军的采访是在他的宝马7系列豪车的后座上进行的，我们在游览那个城镇的时候讨论着机器人罢工的情形。奇怪的是，一间宾馆会议室却成了所有这些研究场所中最危险的地方。当我在观察一群机器人开发者和他们的军事同伴间的会议时，一个淘气的机器人试图从我身上碾过。这是由其中一名开发者带来的演示模型，按照程序指令，这个小家伙应在房间内巡逻，但会避免与任何人接触。但是，它只是不断地越来越接近我，差点轧坏了我的脚。在我看来，这使得我有点像书呆子版的约翰 ·康纳，竟然被一台机器追捕。显然，这名机器人是被派来阻止我研究机器人未来的。
起始的终结
随着你对本书阅读的逐渐深入，你可能会注意到一些事情。诚然，这本书与公共政策“智库”所写的传统图书相比，有些地方可能会有一些不同。
第一，这本书里涉及了一些传统的硬数据（诸如数字、数据等），以及大量的非传统的趣闻逸事。与此同时，这本书趋向于把大量的“人物角色”编织在一起，而不是在整本书内追随某一个人物。我的研究和采访聚集了一大批在该领域工作的人，这是个不可思议而又多姿多彩的阵容。在翻译和研究这本书时，我不希望忽视它人文的一面。原因是，虽然这本书研究的是战争中非人类的变化，但具有讽刺性的是，那些生动的故事和人物反而最能表现出我们当今的情形，以及我们未来的发展趋势。或者说，就像一名科学家描述的那样：“这些机器人是人类的延伸。”
小插图、人物和趣闻逸事的运用也有其方法论原理。这种方式不仅让读者更真实地“感觉到”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更有效地抓住这个历史性的时刻，也是对人种志学者所采用的策略的回应，他们会收集个人故事和逸事来得出更宏观的趋势和结论。确实，我了解到的很多东西，包括学到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都是来自于讲故事。因此，只有在讲述这些问题的同时与读者分享其中的故事，我才觉得是合适的。的确，一个故事可能被称作是逸事，但将这些故事收集起来后它们便是数据。
第二，这本书讨论的是未来，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无疑带有预言性或概念化。前面的一些例子已经证明，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非科学家的预测时常会失败，因为他们通常不会关注哪些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哪些不是。反之，科学家们的预测倾向于夸大正面性，尤其是在探讨战争时。比如，富兰克林、爱迪生、诺贝尔和爱因斯坦都曾经认为他们的发明能给战争画上句号。他们懂科学，但不懂社会学。这两种人都倾向于忽视社会变化是如何干涉科技并与科技交织在一起的，他们所带来的并不是一个明确的未来，而是很多个可能的未来。
研究者已经发现这三个问题可以通过依靠事实，而不是希望或恐惧来逐步解决，这意味我们要立足于坚实的科技与社会学基础，依据可靠的推理来得出结论，而且要确保不忽视那些怀疑论者的疑虑。这本书遵循了这些原则。比如，你将只会读到那些要么已经在使用、要么已经处于原型阶段的技术。我避开了那些以克林贡动力包、龙血或青少年巫师的荷尔蒙为燃料的幻想中的技术。
第三，对于这样一本本应是关于未来的书，它却涵盖了许多历史。我的意思不是说历史会重复，而是说它的确有一定的模式和我们可以借鉴的教训，这是使我们对未来的思索有据可依的关键方式。未来的战争一定会有很多变化，但也有很多连续性。
第四，这本书里没有什么内容可被归为信息一类，它只涵盖了那些可在公共领域获取的消息。当然，在研究过程中，我曾有几次向几名士兵或科学家咨询有关秘密项目或文件的问题，他们会说：“你是怎么知道的？我不能谈论它！”我的答案通常都是“谷歌”。这既表明了军队和科研领域存在一些安全问题，又说明了人工智能搜索程序为现代研究带来的影响。
第五，这本书多次提及流行文化。通常流行文化在有关战争、政治或科技的研究中很少见到。其中一些参考书目很明确，而另一些则不然（因此，第一位在 www. pwsinger.com上给我发送完整参考文献列表的读者将会收到一本带签名的书，以及汉堡王的变形金刚收藏版）。据我所知，第一本由智库写作并附带一个推荐音乐播放列表的图书也在该网站上有售，且这本书正试图融入科研领域。
我采取这种与众不同的方式的原因，不仅仅是为了打破充满学术风格的固有模式，或者说让我们这一代人中那些传统思考与写作方式的捍卫者患上心脏病，即使我所涉及的话题是有关战争这种严肃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就算我们这些高智商的学者不愿意承认，这确实是人类处理信息时最有效率的方式。长期以来，人类已经学会了通过讲述有关个人经历的故事（“曾经有一次，在乐队露营时，我们……”）以及提及在文化上为人熟知的事物，尤其是通过图像、象征和隐喻（“就好像是那时……”）来增加趣味，从而更好地理解和体悟事物。并且，不管我们喜不喜欢，21世纪特有的民俗便是那些影响了我们成长的流行电影、电视秀、音乐、小物件以及书籍。
我现在已经忠实地告诉了你，在这本书中你将会读到什么。我希望你会觉得这趟旅程的终点是既有趣，又有教育意义，甚至有些让人害怕的。换句话说，“弗拉克一般的炫酷”。
1.弗拉克（Frak）是计算机科研世界中编造出来的一个咒骂词。—译者注。
2.1英尺≈ 0.3048米
3.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女工的统称，“二战”期间的一个著名海报形象，是当时参加美国战时后援以及取代兵工厂男工的妇女们的一种象征。—译者注。
第一部分 我们正在制造的变化
PART ONETHE CHANGE WE ARE CREATING 第一章 引言：机器人战争的场面我们正在建造一座通往未来的桥，而我们正站在这座桥上。 —美国陆军上校
前方的危险几乎毫无预兆。伊拉克叛乱分子会十分狡猾地设置埋伏。隐藏在路边的炸弹看起来和其他垃圾或废弃金属一模一样。美国士兵把这些土炸弹称作“ IEDs”，即简易爆炸装置（ improvised explosive devices）的官方缩写。搜寻这些 IED的小组被称为爆炸品处理小组（ Explosive Ordnance Disposal），或者叫 EOD，他们是军方的排爆小组。
在伊拉克战争之前，排爆小组既没有受到野战部队的重视，也没有被上级领导重视。他们通常只在战斗结束后才被派遣到战场上，去拆除可能发现的简陋的武器隐藏处或未爆炸的弹药。这是一项危险的工作，但是排爆小组并没有受过任何称赞。但是，在伊拉克，那些简易爆炸装置很快成为叛乱分子反击美国部队的主要方式。在第一年的战斗中，共有 5 670次路边炸弹爆炸袭击。到 2006年，叛乱分子平均每月放置近 2 500枚炸弹。
因其廉价而且制作容易，简易爆炸装置已经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成为美国部队和伊拉克民众伤亡最主要的原因。这也限制了美军安全转移和执行任务的能力，以至于指挥官很快发表声明，在伊拉克的种种问题中，“简易爆炸装置是我们的第一大威胁”。作为回应，不久之后，五角大楼斥资 61亿美元用于对抗伊拉克的这些简易爆炸装置。
排爆小组的任务便是解除这一威胁，他们在战场上扫荡，在这些简易爆炸装置爆炸和伤人之前发现并拆除它们。正如一名记者所言，这些小组从马后炮变成了“在战场上承担最重要任务之一的角色”。在伊拉克的一次常规巡查中，每个小组将负责超过 600枚简易爆炸装置的排查任务，每天大约要拆除或安全引爆 2枚简易爆炸装置。也许，一个最能说明排爆小组到底变得多么关键的信号是，根据传闻，叛乱分子提供高达 50 000美元的奖金来悬赏杀死排爆小组的人。
不幸的是，这项特别的任务也许并不能被顺利完成。当士兵走得足够近，能看到爆炸装置上带有警示作用的导爆索时早已为时过晚。那时他们已没有时间拆除炸弹或逃跑了。爆炸装置会立刻在一团火焰中爆炸。[1]
无论叛乱分子塞进爆炸装置中的炸药有多少，至少离它五十码[2]远才能逃生，并且至少离它半英里才能避免爆炸和炸弹碎片造成的伤害。即使你没有被击中，爆炸产生的压力也能震断你的四肢。然而，我们故事中的这名士兵当时正好处在炸弹的正上方。金属弹片的碎片向各个方向以子弹的速度飞出去。当爆炸的火焰以及碎片都被清除，队伍中的其他成员靠近时，他们发现这名士兵的尸体已所剩无几。他们胆战心惊地将队友的遗骸装上了一架直升机，这架直升机把他带回巴格达国际机场附近的大本营。
对于一名领导来说，在发生这样的事件之后给遇难士兵家里写信可能是最难的工作了。当晚，队伍的指挥官，一名美国海军上士，便执行了这一悲伤的任务。这次爆炸给他的部队带来的影响尤其严重。他们失去了队伍中最勇敢无畏、技术最精通的士兵。更重要的是，他们也失去了一名宝贵的团队成员，这个士兵曾多次拯救了其他队员的生命。他总是承担着最危险的角色，在搜索爆炸装置和侦察埋伏时总是走在最前方。尽管如此，部队中的其他成员也从未听到过他的抱怨。
这是一场发生在即时通信时代的战争，不像老的战争电影里频繁上演的那样，长官不用去艾奥瓦州敲敲某个农舍的屋门，而是通过电子邮件来发送慰问信。在慰问信中，长官谈到了这名士兵的英勇和牺牲。他为自己无力扭转已发生的惨剧而道歉。同时，他也表达了他的感恩，并提到了这场悲剧中光明的一面。正如长官所写：“当一名机器人牺牲的时候，你不用给它的母亲写信。”擦地板和作战
这封邮件的目的地是一栋两层高的混凝土灰色办公楼，坐落于波士顿近郊一个毫无生气的办公区中。这栋楼的角落里有这名士兵的制造者的标志—iRobot公司。
该建筑群是柏林顿购物中心的分支，因此在街对面便是男人衣仓（ Men's Wearhouse）西服折扣店和一家意式餐厅，这家冒牌的意大利连锁店更多的是因其允许客人在桌布上涂鸦而为人所知，而不是意大利面。若说这里是未来战争的摇篮，你可能会感到奇怪，但是，这就好像是在几百年前，没有人会站在俄亥俄州代顿市的一家自行车店门口，思索着：“啊，是的，这里一定是开辟背包游、行李遗失申报，以及战略性轰炸新纪元的地方。”
iRobot公司的内部和其他办公楼一模一样：墙是土褐色的，一排排让人思维麻木的小隔间里塞满了匆忙打字的员工。而 iRobot公司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其常规的公司会议室是一个小型的机器人博物馆，你会时不时地听到机器人撞到墙上时发出砰的巨大的一声。在我去那里参观时，几名雇员正在测试一个履带式机器人，他们正在用一个临时配备的 Xbox电子游戏手柄来操纵，让它在走廊上行走。你想象一下阿西莫夫出现在影片《上班一条虫》（Of.ce Space）中的样子便知道了。
iRobot公司是三名麻省理工学院的电脑极客在 1990年创立的，科林 ·安格尔是首席执行官，海伦 ·格雷纳担任董事长，而他们曾经的教授罗德尼 ·布鲁克斯兼任首席技术官。布鲁克斯已是世界上公认的领先的机器人学和人工智能专家，格雷纳最终将会被《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U.S. News & World Report）提名为“美国最好的领导者”之一，而安格尔的成就也极具影响力，其学士论文就被史密森尼学会（Smithsonian）收录。不过， iRobot公司在成立之初并没有十足把握，机器人并没有真正的市场。公司的第一个基地是安格尔家的客厅，而且他们的首席执行官之前的唯一工作是夏令营辅导员。
iRobot公司的名字来自于艾萨克·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说《我，机器人》（I, Robot）（后来被改编成电影，由威尔 ·史密斯主演）。阿西莫夫为人们呈现了一个人类与机器人共享世界的未来愿景。他笔下虚拟的机器人不仅能承担单调的家庭杂务，还能做出生死攸关的决定。
现实世界里这家公司以一些小规模的政府合同以及在机器人玩具领域的尝试缓慢起步。它的第一个机器人叫做“成吉思”（ Genghis），是一个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设计的，用以在其他行星表面进行搜寻工作的机器人。而在玩具领域，他们尝试着出售一种机器人娃娃，它在被挠痒痒时会发笑。除此之外，他们还出售一种机器人恐龙，它是一只迅猛龙，设计受电影《侏罗纪公园》（ Jurassic Park）的启发。但是，所有这些产品都未在市场上引起轰动。“我们的故事是有史以来历时最长的一夜成名的故事。”格雷纳说道。
不过，iRobot公司还是及时地开发出了两种产品，最终使它在世界上打响了名声。第一件产品是“伦巴”（ Roomba），它是第一个被大规模销售的机器人吸尘器。伦巴是一个圆盘形状的机器人，其直径为十三英寸，高度刚刚超过三英寸，基本上是一个大号的、在地板上漫步的飞盘，能自动地将地板打扫干净。伦巴的传感器可以估计出你房间的大小和形状，你只要按下“清洁”按钮，它便开始工作。的确，伦巴十分智能，以至于它能避免从楼梯上跌下来，甚至知道在电量过低的时候如何返回到它的充电器那里。伦巴实际上是从 Fetch进化来的，那是该公司在 1997年为美国空军设计的机器人。 Fetch清理停机坪上的小型集束炸弹，而伦巴则清理沙发下的积尘。在 2002年发布后，伦巴成了媒体的宠儿，频频出现在各大媒体，从醒目形象商店（Sharper Image）的目录到《今日秀》（Today），而且它很快就成了最受追捧的圣诞节礼物。
iRobot公司另外一款突破性的产品是“背包机器人”（ PackBot），它就是那个在伊拉克被炸毁的“士兵”。背包机器人来自于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于 1998年签订的一份合同。它重达 42磅，成本将近 15万美元，大小相当于一个割草机。它通常情况下由遥控装置操纵，不过也能自动驾驶，甚至可以原路返回到任务开始的地方。背包机器人用四个“脚蹼”移动，其实质就是可以绕轴转动的坦克履带，这不仅能让它像普通的坦克一样向前或向后滚动，可以向上或向下滚动的履带也能用来爬楼梯、碾过岩石、挤进曲折的隧道，甚至是在 6英尺深的水中游泳。履带是由橡胶状的聚合物制成， iRobot公司对其拥有专利权。这种履带经过专门设计，可以用于任何表面，无论是战场上的泥地，还是办公楼中的瓷砖地板。
iRobot公司的设计师们把他们的机器人看成是“平台”。背包机器人有八个独立的有效载重舱和连接装置，用户可以接入他们需要的任何设备：探雷器、化学和生物武器传感器，或只是备用电源组。排爆小组在伊拉克使用的背包机器人在顶端有一个可伸展的手臂，这上面既安装了其头部，包括一个高倍变焦摄像机；又安装了一个爪子一般的钳子。士兵们用这些来靠近那些简易爆炸装置，仔细地观察它们，然后用这个钳子来拆弹。所有这一切都可在安全距离处进行。
背包机器人的初次应用是在 2001年 9月 11日这一决定性的日子。在美国世贸中心被摧毁后，所有的空中交通都被叫停。来自于 iRobot公司的工程师们把他们的机器人装载到汽车上，开到了被毁的世贸中心，以协助那里的救援和恢复工作。《纽约时报》上一篇题为“机器人们在危机时身手敏捷，勇气可嘉”（ Agile in a Crisis, Robot Show Their Mettle）的文章中这样描述它们：“这些救援者不被大屠杀所影响，也无视那些笼罩在世贸中心残迹上的灰尘和烟雾。他们不被疲劳影响，也对空气中弥漫的心酸与悲痛免疫。”
不久之后，背包机器人被派上了战场。随着美国军队被部署到阿富汗，他们会遇到大量需要侦察的洞穴，而这些洞穴通常都被设下了陷阱。这些部队拥有的唯一的专门工具是手电筒，而且他们得手脚并用地从这些洞穴中爬进爬出。通常情况下，美国兵们会让当地的阿富汗人先进入洞穴，但是正如一名士兵说的那样，“我们的阿富汗人开始不够用了。”美国国防部于是请求 iRobot公司帮忙。就在 6个月之后，几名背包机器人在 Nazaraht村庄附近的一个洞穴中首次亮相，那里是塔利班统治地区的心脏。 iRobot公司现在打入了战争领域。
随着伦巴和背包机器人取得的成功（被送往阿富汗的第一批测试机器人在部队非常受欢迎，士兵们不愿让公司把它们带走），这个从客厅起步的生意腾飞了。在接下来的 5年中，这个公司的收入和利润增长了 5倍。截至 2007年，超过 300万个伦巴在超过 7 000家零售店被出售。在军事方面，战争机器人的生意每年以 60%的速度增加，在 2008年达到高潮。当时它与国防部签订了一份价值 2.86亿美元的合同，供应超过 3 000台机器。背包机器人如此抢手，以至于我上次参观 iRobot公司的办公室时，它们在博物馆里的位置都空了，展品机器人已经被派遣到伊拉克去了。
这些已取得的成功为 iRobot公司大展身手做好了准备。它打入了股票市场，其首次公开募股（ IPO）是由世界上最负盛名的两个投资公司—摩根士丹利和摩根大通担保的。在交易的第一天， iRobot公司的上市价值达到了 6.2亿美元。在收盘时，一名背包机器人敲响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钟声，它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这么做的机器人。iRobot 模式
iRobot公司的商业模式是将其销售分为两个部分：针对家用机器人的消费者部门和主要把军事领域作为市场的工业机器人部门。军事领域的生意目前约占其收益的三分之一，不过市场分析者们“对此非常兴奋”，并且预测它所创造的收益将很快超过整个公司收入的一半。 iRobot公司还拥有一个生机勃勃的研究团队，由安德鲁 ·班尼特带领，他是“ 9·11”那天去纽约救援的团队的一分子。这个研究小组为公司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它拥有大约 50项已审批和待审批的专利。
iRobot公司的这两种客户群的天差地别，也会引发一些有趣的故事。 iRobot公司也许是唯一一个既在五角大楼的商品展示会出售产品，又在利纳斯（ Linens'n Things）卖货的公司。在公司网站的客户反馈模块，在上文提到的部队长官的那封信上方便是一封来自“亚尼内（ Janine）”的信，她是一名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家庭主妇。部队长官谈到了他的机器人是如何在战争中挽救生命的，而这名家庭主妇同样对 iRobot公司表示感谢，因为“我有四个儿子和两只猫，这名小小的‘机器人’能让我的地毯和实木地板免受尘土和毛发的困扰”。
这家公司计划继续拓展他们在地板清洁和作战方向的生意。在伦巴之后，他们又继续推出了“史酷比”（ Scooba）和“机器大狗”（ Dirt Dog），史酷比可以擦洗地板，而机器大狗是一款重型吸尘器，可以从车间和工厂的地板上吸起螺母和螺钉。这些机器人的线上广告向潜在的买家宣传道：“你已经做了很多了，把清洁工作交给机器人吧。”“我们的挑战之一是让那些不熟悉这个产品以及从来没想过机器人真实存在的人们尝试一下。” iRobot公司的总裁科林·安格尔说，“这全都是新东西，我们在不断地尝试寻找新的方式让人们克服这种怀疑的态度，来真正想象机器人对他们的生活将有怎样的帮助。”的确，只有不到 1%的美国家庭拥有清洁机器人。“我们收集的购买者人口统计资料表明，我们只是触及了皮毛，可能性还很大。”安格尔说。 iRobot公司发起了一项花费数百万美元的营销活动，叫做“我爱机器人”。用户在这项活动中向大家介绍了他们的机器人，以及机器人为他们做的工作。
在军事领域， iRobot公司也同样梦想着能有所发展，他们设计了全新改良版本的背包机器人，制定了一系列将任何类型的交通工具转换为机器人的计划，无论是汽车还是轮船，用一个你插在发动机或方向盘上的通用控制单元就可以完成转换。 iRobot公司的设计师们特别兴奋地想要炫耀一个新机器人，它名叫“勇士”（ Warrior），重达 250磅，实际上是一个发胖了的背包机器人。它和背包机器人的基本设计是相同的，不过体型却是它的 5倍。勇士能够以 4分钟跑完 1英里的速度连续跑 5个小时，同时负重 100磅。然而，它又十分敏捷，可以从狭窄的门廊中通过，或者上楼梯。 iRobot公司已经制造了这种机器人，但即便如此，正如一名设计师所说：“还没有明确的买家……我们还不知道谁会使用它。”他们基本上用的是电影《梦幻成真》（ Field of Dreams）里的模式：只要他们把机器人制造出来，买家自然会来。
事实上勇士只是一个移动平台，在顶端有一个 USB接口。 USB接口是通用的连接器，可以把任何东西接入电脑，无论是你的鼠标还是一台打印机。勇士上的 USB接口可以让用户把他们想要的东西与机器人连接起来，可以是传感器、一把枪、一台打仗用的电视摄像机或是开移动狂欢派对时需要的 iPod和扩音器。他们的长期战略是，当其他公司着眼于可接入设备的市场时， iRobot公司会垄断机器人平台的市场，就好像是微软对软件行业所做的那样，iRobot公司希望在机器人行业也能如此。
拥有这样的宏伟愿景、惊人的增长速度，以及雄厚的财力支撑， iRobot公司或许正在成为 21世纪的福特或通用电气。的确， iRobot公司这个名字来源于阿西莫夫的小说，在那本书中，阿西莫夫也讲述了一个虚构的小公司的成长史，书中的公司叫做“美国机器人”，它在成立五十年之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企业。
这听起来的确让人兴奋，但是随之而来也有隐藏的困难。 iRobot这家公司可能忽视了《我，机器人》那本书中的一些警告。艾萨克 ·阿西莫夫为人所铭记，不仅仅是因他对未来的预见，也因为他的“机器人三定律”。在他的虚构世界中，这三定律应该是引导机器人发展的准则。这些定律非常简单，然而其含义却又十分复杂，在现实世界的大学里，伦理学家们已在教授这些内容。阿西莫夫的第一条、也是最基本的一条法则是：“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或坐视人类受到伤害。”
这是一个参与战争的公司，虚拟世界的法则很难适用于当前的现实。有的人认为阿西莫夫一定不会赞同他们为背包机器人设计的最新插入式附件 —一把猎枪。公司的员工们认为这一类人没有抓住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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