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廖信忠
出版社：台海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我们台湾这些年.Ⅱ试读：
目录
第一章 “从关着门的台湾”到“打开门的台湾”
钢笔或汽水瓶都有可能是炸弹
调侃“军民同胞们”的《大力水手》
很多人都成了马克思的亲戚
美国总统“卖花生的卡特”
地方选举舞弊
扫地的校工成为“国民大会代表”
神明证明你拿了我的钱……
代夫出征说“老娘我”
“艋舺”那时还没有“太子帮”
民×党到民进党
“嘉年华”般的街头运动
采访大陆及开放大陆探亲
“山中传奇”和“植物人”代表
“要游行可以，只要不妨碍交通”
农民到街头“打游击”
20世纪80年代，大家开始有钱了
“国会”改选，李登辉读《圣经》寻求力量
跟大拜拜一样的“国是会议”
“二条一”：让人无可奈何的叛乱条例
在KTV不能通宵K歌？
摆平非主流派，李登辉好手段
地下电台与“全民出租车”
政治流行语：有那么严重吗？
第二章 蒋氏家族
蒋介石是“龟精”转世？
“我最尊敬的人”和“我的志愿”
生命的意义：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
“蒋公铜像”：戒严年代唯一的公共艺术
“勿忘在莒”变成“勿望再举”
蒋经国的“微服私访”：一袭夹克走天下
简朴之风——“梅花餐”
琼瑶剧里出现蒋经国的脸
核武器被美国人没收
部下兵变，连累蒋纬国不升官
喜欢乱来的蒋孝文
“江南案”影响蒋孝武的一生
蒋孝勇1996年回浙江奉化
蒋经国那两个温和的私生子
第三章 族 群
把自己的另一半称为“牵手”
“台湾钱，淹脚目”
“林投姐”和“周成过台湾”的传说
番薯、水牛、闽南人
二十五淑女墓
1949年“国军”入台：一个打酱油都会改变命运的时代
眷村：没有血缘的家人
眷村饮食，有你吃过的牛肉面和永和豆浆
《宝岛一村》的乌托邦
荣民：从部队到工程队
过了适婚年龄的“老芋仔”
“我想跟我娘抱抱”激发了开放大陆探亲
是“本地人”，也是“台湾人”
澎湖案：校长和部分学生被枪决
“相对剥夺感”与“彼此适应”
老荣民的凄凉晚年
“吴凤故事”的巨大影响力
“汤英伸案”让台湾重视少数民族问题
有没有真正理解少数民族？
什么？他居然是客家人？
从康熙年间说起
说说天地会的故事：林爽文起义
为赢选举，争说自己是客家人
第四章 台湾过去的政治教育
汉语普及与“党化教育”
中小学考试都考“反攻大业”
上了中学，你就是“准军人”
课本上关于“蒋总统”的种种“事迹”
学校老师常用批判态度教“三民主义”
匪夷所思的地理课题
“太原五百完人”
《南海血书》的创作真相
第五章 金门与马祖
当兵的都不想抽到“金马奖”
在金、马当兵的“水鬼”传说
“蒋公”夜会“无头部队”
与“水鬼”换烟
金门的酒、福利和广播站
第六章 禁歌与禁书
从“保卫大台湾”到“包围打台湾”
“东洋味”与“苦酒满杯”
台湾没有野花台湾没有“鸡”
被改歌词的民歌与“禁歌之王”
从读书会到私藏禁书
我们叫巴金为“巴克”
小孩帮大人买“党外杂志”
第一章“从关着门的台湾”到“打开门的台湾”钢笔或汽水瓶都有可能是炸弹1987年以前，台湾在国民党当局的统治下，经历了长达38年的戒严时期，可谓“世界之最”。这个戒严令正式的名称叫《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布告戒字第壹号》，简称台湾省戒严令。
这是因为1949年，国共内战末期，国军一日转进三千里，共军追赶不及，最后转到台湾来。台湾就这样成为“复兴基地”“反共堡垒”，两岸开始进入长期对峙状态。
在台湾颁布这个戒严令，等于宣布台湾这个小岛也处于如战争般的紧急状态。另一方面，这个效力超过“宪法”之上的“戒严令”，也成为国民党当局统治台湾的重要基础。
常常与戒严令被同时提起的还有《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这部在1948年公布的宪法临时条款，被蒋介石认为是一部“厉行全国总动员，以戡共匪叛乱”的动员令，全中国进入了“动员戡乱时期”。以国民党统治者的立场，《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效力在宪法之上，再加上戒严令有许多模糊而又特殊的地方，等于也为他们的许多统治手段开了方便大门。“戒严令”与《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就好像两尊门神，一左一右，紧紧保护着国民党政权免于任何被颠覆的可能性。
在戒严的几十年里，台湾的民众习惯于一种说法——“乱世用重典”，所以也很少去思考戒严是不是真的有必要。“政府”会说“这个戒严是对付敌人的，不是对付同胞的”“就像金属探测器只会对金属起反应，桃木剑只会让妖精头痛一样，如果不是敌人，戒严令就影响不了他”。这种说法看起来似乎没什么错，而且其实，几十年来，一般百姓的日子该怎么过就怎么过，照理说，戒严令应该不会产生太大影响。“反攻大陆”是戒严早期最神圣不可动摇的任务，一切为“反攻”做准备，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无所不在的标语口号，不仅在墙上可以看到，就连信封、电影票、火车票、烟盒、喜帖，甚至连儿童的玩具上都可以看到如“光复大陆国土，解救大陆苦难同胞”的字样。社会各个领域都感染了这种紧张的气氛，许多公职机关单位还会办各种演习，男员工晚上要值夜班到各处轮流巡守，需要拿着手电筒到单位各处巡察，如果被安全人员渗透进来，贴上代表炸弹的有色纸条还没察觉，就要倒大霉了，年底考绩扣分。学校老师也会告诉小朋友说，路上如果看到钢笔或汽水瓶不要乱捡，那可能是炸弹……
在社会上，当时处处强调：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不过很少有人真正看过“匪谍”的样子，对于“匪谍”的印象，都来自各种画得阴森恐怖、恶毒狡猾的漫画海报，好像“匪谍”随时会出现。这种宣传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至于我小时候每次做噩梦梦到坏人，那个形象都是“匪谍”的形象。
问题就在于，国民党当局总是在四处找敌人，纵容情治单位机关鹰犬介入所有人民的活动。对“敌人”的认定标准从宽，宁可错杀一百也不放过一个，这种肃杀的气氛无形中就给民众一些压力。
台湾人现在会称那段时期为白色恐怖时期，不管你是本省人还是外省人，在那个时代，一不小心，有意或无意，都会被卷入那种恐怖的旋涡当中。
在台湾，白色恐怖始于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这原本是一次查缉私烟的行动，却意外地引爆了本省人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接下来则是一连串恐怖的肃杀及清乡事件，这也让许多台湾本省人就此闭口不谈政治，好长一段时间对政治冷感。
所以，在这几十年间，台湾的政治基本是稳定的（因为也没人敢自找麻烦），社会经济发展归发展，现在看来却是一种很畸形的发展。明明没有战争，但在长期的“戒严令”统治下，大家都避免去想那些越想自己就越觉得可怕的事，只一心想去赚钱，赚了钱又可以过上好日子，吃喝玩乐。在这种情况下，大脑活动好像都停止了一样。当然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思想活动啦！因为大家都很习惯去接受官方的思想，民间的思想活动一脱离官方思想的标准，就会被指说“有偏差”“不稳定”之类的，只要一被扣上这个大帽子，情治单位就像神创造天地一样，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被有关部门请去“配合调查”，简直就是吃不完兜着走。电影《风声》里，周迅被逼供时用的粗麻绳，可不是麦家老师的变态创意，在《柏杨回忆录》里就有这么一段触目惊心的文字：
后来，审问官又多了一位年纪较长的李尊贤先生，集中焦点盘问我被俘的经过。刘展华对我不肯承认被俘，十分震怒，我可以从他脸上看出来他即将爆炸。这时，我被安排睡在临时摆在角落的一张行军床上。我还不知道就在这间审讯室里，三四个月前的一个夜晚，调查局把《新生报》的一位女记者，连当时严家淦先生都称呼她为“沈大姐”的沈源嫜女士，全身剥光，在房子对角拉上一根粗大的麻绳，架着她骑在上面，走来走去。沈源嫜哀号和求救，连厨房的厨子都落下眼泪。那是一个自有报业史以来，女记者受到的最大羞辱和痛苦。当她走到第三趟，鲜血顺着大腿直流的时候，唯一剩下来的声音就是：“我说实话，我招供，我说实话，我招供……”
她要求调查员们把她放下来并暂时离开，允许她自己穿上衣服。调查员离开后，沈源嫜知道更苦的刑罚还在后面，她招供不出她从没有做过的事，于是迅速拴上房门，解下绳子，就在墙角上吊身亡。这个20世纪60年代的著名记者，除了留下若干有价值的采访文稿外，最后留下来的是一双几乎爆出来的眼睛和半突出的舌头。她后来的罪名是“畏罪自杀”，“调查局”“仁慈”地为她修筑了一座矮坟。
所以当年台湾有一句名言：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小警总。当年的“有关部门”，以“警总”为代表，“警总”就是“警备总司令部”，又是一个模糊法令下的产物，在过去是个人人闻之色变的机构。这个“警总”业务包山包海，什么都想管也什么都能管，甚至可以指挥军警，集党、政、军、情、特于一身，反正就是国民党在政治侦防方面的爪牙、白色恐怖的打手，对于国民党而言，简直就是太好用了。
话说当年陶喆他老爸陶大伟也曾被“有关单位”抓去过，原来陶大伟年轻的时候也是个愤青，性格很摇很滚，爱搞乐团。而他的父亲呢，也就是陶喆的祖父陶一珊，这位军统出身的将军在“警总”里当司令。陶爸爸怎么看都觉得这个儿子太不像话了，在那个时代搞乐团简直就是离经叛道。有一天，陶爸爸的理智终于“啪”的一声断弦，派了一大群“宪警”冲进陶大伟的演唱会场，连人带乐器一起架到警总里“跟司令喝茶”。
唉，“警总”业务包山包海，就连家庭失和都能当作秘密武器来用，真是妙用无穷，更别提如何用它来打击异己了。对老百姓来说真是苦哈哈，虽然日子是一天天在过，守自己的本分，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做了一件自己都不知道的错事，就被“警总”请去“喝茶”。这个能不能做，那个能不能想，在说话和行动之前都要在心里先自我审查一番，就好像“警总”在心中也有一个分部一样。
戒严时期，“警总”蟹行，任何行动言论都可以在“国家安全”的大前提下加以限制监管，那是一个话不能乱说，字不能乱写，歌不能乱唱，舞不能乱跳，甚至头发也不能留长，报禁、发禁（学生必须留西瓜头）、党禁，样样都禁，充满禁忌的年代。你可以想象中国人是怎么教小孩的，国民党就是怎么管台湾的，不要吵、不要闹，乖乖的不一定有糖吃，不乖就打屁屁。调侃“军民同胞们”的《大力水手》
戒严时期，有很多很多不可思议的人、事、矛盾、荒谬与笑话，就围绕着恐怖的气氛展开了。
很奇怪的是，戒严时期气氛虽然那么肃杀，但每隔一阵子就总有几个不怕死的家伙敢于说真话，挑战这种气氛。
早期触及国民党敏感神经，且比较有名的案件就是“自由中国案”和“雷震案”。在1949年，以胡适为首的一些自由主义者创办了一本叫《自由中国》的杂志，宣扬自由和民主。你以为这本杂志为什么能顺利创刊？因为当时国民党也为了展现自己跟共产党是不一样的，争取美国支持，所以也容许这本自由主义色彩浓厚的杂志出版，而杂志里鼓吹的自由和民主当然是在国民党领导下的自由和民主啦！所以在创办之初，该杂志与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关系良好，立场亦倾向拥蒋。
后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重新支持国民党。本来嘛，最早蒋介石任用自由派人物的目的就是争取美国支持，既然目的达到了，这些人就显得不再那么重要了。另一方面，国民党为了重整党风，实施党改造，逐渐走向蒋介石强人威权领导的“政治体制”，许多国民党内的自由派政治人物纷纷被边缘化，只好离开权力核心。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中国》的方向和风格也由批判共产主义并拥护国民党领导，转向批评时政以及国民党的专断横行，并开始与国民党决裂。《自由中国》出版的11年里，从一开始拥护“政府”，到后来批评“政府”，一直风波不断，但都还在当局可以容忍的范围内。直到1960年，《自由中国》开始质疑蒋介石的三度连任，并且鼓吹组织反对党，《自由中国》的核心人物雷震为了新党的组建而不断奔走，这简直就是公然挑战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在台湾，反对党就是叛党，很快雷震就被逮捕了，罪名在现在看来也是让人哑然失笑的：“包庇匪谍”。因为组新党是“为了配合中共的‘统战’，企图造成台湾混乱”，《自由中国》也难逃停刊的命运。
据说后来蒋介石亲自下条子，指示雷震的刑期“不得少于10年”，结果雷震真的就被判了10年，一干相关人士也难逃入狱的命运。一直到1970年雷震才出狱。《自由中国》的核心编辑除了雷震外，还有殷海光，他的下场也蛮凄凉。作为台湾第一代自由主义者的代表之一，在他的文章里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是以科学方法、个人主义、民主启蒙精神来批判党化教育、反攻大陆等时政问题。同时他也是位逻辑专家，我在上大学哲学系之前，先读了一些哲学书籍，其中逻辑方面的启蒙书就是殷海光写的教本，其清晰明快的写法让我很快有了逻辑学的初步基础。也许就是逻辑的训练与精神，让他对国民党站不住脚的说法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在国民党眼里，殷海光跟雷震两人就像在唱双簧，殷海光自然也是眼中钉之一，可是他同时又是知名学者，那该怎么办呢？所以干脆把他架空，剥夺他的教职，限制他的行动。当年殷海光翻译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夹带了许多他个人的见解，一看颇有指桑骂槐之风，读起来大快人心，多少年来，很多人从这本书中得到鼓舞。后来哈耶克访台时，国民党畏于哈耶克的国际影响，当然也不让他跟殷海光见面，最后殷海光可说是在身心压迫下抑郁而终。
殷海光的思想其实没有什么独特的一家之言，现在有人会纪念他，主要是他在那个时代能不怕强权，敢于说真话实践真理的精神。
话说国民党逃到台湾后，也不是没有好好检讨失败的原因。那时候党内主要有两种意见：第一种觉得以前在大陆就是让人民过得太爽，所以才会丢掉政权，以后要抓得更紧，要更专制一点；另一派认为以前民主化的程度还不够高，没能有效疏导百姓意见，到台湾后一定要痛定思痛，继续推行民主。《自由中国》其实就是在这两种立场对抗下产生的，不幸的是，前一种思考占了上风，国民党到了台湾后管得比以前更严，也越来越崇尚蒋介石的个人崇拜。“自由中国案”与“雷震案”只是戒严时期白色恐怖的代表性事件而已，在戒严时期可说是大小案不断。在戒严令下，法令很模糊，相关机构的工作定位很模糊，抓人的理由也很模糊，只有执法人员的自由度很高，常常是凭着自己的喜好和认知来办事，所以在当时常常有许多让人哭笑不得、荒谬不经的事发生。
比如在台湾广为人知的例子是柏杨的“大力水手案”。1968年，柏杨任某报纸家庭版的代班主编，该版每天都会连载美国漫画《大力水手》（Popeye the Sailor Man）。有一期漫画的内容是这样的：卜派父子流落至一个丰饶的无人小岛而乐不思蜀，两人要各自竞选总统，撰写竞选文宣，柏杨将“Fellows”（伙伴们）翻译为“全国军民同胞们”。大家都知道“蒋总统”每次公开致辞都是以这句“全国军民同胞们”开头的，柏杨老早就是国民党的眼中钉，一直想要抓他，这一下被情治单位抓到了把柄，认为他暗讽蒋介石父子，结果就被以“共产党间谍”及“打击国家领导中心”的罪名逮捕，判处12年徒刑，减刑至8年后又无故延期，一共被关了9年又26天。很多人都成了马克思的亲戚
以前也提过有关诬陷作家陈映真的笑话，这是当局眼中的蛋疼分子。有一次，情治人员去抄家，搜出一本马克・吐温的小说，就紧张地问他：“你家里为什么有马克・吐温的书？”“马克・吐温是不是马克思的弟弟？不然他是谁？”哈哈！照这样来说，社会学的马克思・韦伯、电磁学的马克思・威尔都有更大问题了。这些国民党当局的鹰犬坏就算了，但是又笨，不学无术。还有像法国现实主义作家左拉，只因为姓名发音译成“左”，就被打入左派，他的书也成了禁书。20世纪80年代美国有一位抒情摇滚歌手Richard Marx，他最初的译名为“李察・玛克斯”。当局一见“玛克斯”顿时花容失色，气急败坏地立刻要求收回所有卡带，并且帮他改名为“李察・玛尔克斯”。还有人在机场入境时行李中有本《诗经》里的《毛诗》，也被没收，原因嘛，你就自己去想吧，应该很明显了吧。
更别说中国五四运动以来的知名作家，因为他们没跟着来台湾，比如巴金、茅盾、老舍、沈从文，就通通在国民党当局查禁之列，因为他们全都“身陷匪区”。而这些大陆或香港文学家的翻译作品，也照禁不误，比如傅雷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巨人传》等。
当然情治人员没那么笨，那只是借口。在那个禁锢的年代，当局想要控制一切，包含思想与意识形态，所以禁书、禁片、禁歌也一堆，所列理由在现在看来都匪夷所思。
有些人比较倒霉，因为自己的小疏忽就被抓走去“喝茶”。
有一年的“蒋公”诞辰，台视副控室中负责上字幕的技术指导，在设定显示祝贺当时“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87岁大寿的字幕之后，不小心把下一个节目《杨丽花歌仔戏》第一句台词的字幕“大哥，不好了！番兵来了！”设定显示出来了，配上画面，看起来就像是“蒋总统”自己在说话。结果大批宪兵与警察冲入台视副控室，将他抓去喝警总茶。
以前有首歌功颂德的歌曲《海岳中兴》，有一年10月，某报影视版介绍这首歌时不小心把标题印成《海狱中兴》（“岳”的繁体为“嶽”）。这一“山”之差也差得太传神了，山河完全变色，影视版主编也因此被迫离职。
还有个《自立晚报》的记者，在“双十节”那天的报道中写了“透过一位华侨的大腿，正巧看到‘蒋总统’在校阅三军部队”。因为这一句话，《自立晚报》被停刊3天，这位记者也被送到专门收容政治犯的绿岛监狱，在这所“绿岛大学”里进修了8年。
情治单位的想象力和联想力超群，堪比脑筋急转弯。如果你是排版工人，不小心把“中央”排成“中共”，“反共”排成“友共”，或者“反共抗俄”误为“反共投俄”，那版也不用排了，排队入监先。更早期一点，如果你是女人，拒绝了痴汉的死缠烂打，他恼羞成怒地指控你是“匪谍”，你也要遭殃。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的老师失踪后再也没出现，那肯定是班上有同学去打小报告。有些人连“政治”两个字都不会写，也会被当作政治犯抓走。还有人结婚喝喜酒，因为主人被怀疑是“匪谍”，所有喝喜酒的人都被指为“参加叛乱集会”而被逮捕。还有，当时民间流行互助会、碗公会、兄弟会等互助团体，只要其中一个人被举报为“匪谍”，其他人理所当然就是“参加叛乱集会”。社会上弥漫着这种肃杀气氛，到处黑影幢幢，好像“匪谍”就在你身边。
当时的绿岛，就关了很多这种莫名其妙被冤枉，或者一时言语文字出轨的年轻人。他们以叛乱犯入狱，反正法院是国民党当局开的，你要叛乱我就乱判，看你再嘚瑟。在狱中他们有人自杀，有人发疯，也有人人生的大好时光和大半辈子都在狱中度过，出狱后还遭到歧视，无法在社会上生活，无法找到适当的工作，一生郁郁寡欢，一辈子就这样完了。
政治犯家属的命运也很悲惨，家中顿失依靠，生计陷入困境，想要找人接济帮忙，亲友也怕受到牵连，纷纷断绝往来，还要遭受左邻右舍的指指点点。孩子在学校也受到歧视和排挤，也常传出特务情治人员将政治犯的妻子占为己有这种事。
诸如此类被捕的理由，现在大家听了都觉得很好笑，你会笑，正因为我们处在一个比较能够正常思考的年代，才知道其荒谬性。可是在那个时代，遇到这种事没人笑得出来，这些都是人们用生命写的笑话，血泪斑斑。
就算不涉足政治，对于一般民众来说，以前戒严时期也有一条“万用法律”《违警罚法》，给了警察非常大的权力，简直就是无限大的尚方宝剑。只要警察看你不顺眼或者主观认定你仪容不整，就可以请你去警局喝茶聊一聊，甚至叫你在警察局拘留室过夜都可以，说不定还会偷偷给你玩“躲猫猫”。这条“法律”里有太多模糊的字眼，比如警察最喜欢用“鱼肉乡民”这一条，至于鱼肉是煎的、炸的，还是清蒸的，都是警察自己说了算。美国总统“卖花生的卡特”
在许多描述台湾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青少年的电影里，一定会有这一幕，年轻人在家里偷偷开舞会，突然有人大喊“警察来了！”结果全部的人连滚带爬一哄而散，因为舞会被警察依据《违警罚法》认定为“破坏善良风俗”。
类似的事还很多，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台湾受到摇滚乐等西方文化的冲击，不少年轻男生模仿披头士的长发、牛仔裤或喇叭裤的颓废装扮，女生穿迷你裙。在保守舆论压力下，政府开始大规模取缔，也是援用《违警罚法》里的“奇装异服，违反公序良俗”，警察可以当街抓人，抓到后通通带回警局，头发太长，先帮你剪短，剪成跟狗啃过似的，或者故意把中间剃光，俗称“高速公路”。如果是穿喇叭裤或牛仔裤的话，警察局也准备了“利剪”把它们剪烂。女孩子穿迷你裙也不行（以现在标准来看，也算不上迷你），会被抓去写悔过书，请家长领回。这“善良风俗”的界定太模糊了，可能警察看着不顺眼，就算做做俯卧撑都可能会被以“强奸地球，违背善良风俗”的名义抓去拘留。
那个时期，社会风气基本上是保守而压抑的，大家只顾着赚钱，没有心思，也不敢有心思去多想其他事，这种气氛要等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慢慢被一连串的内忧外患所冲破。康德几百年前在《何谓启蒙运动》中告诉我们思想的基础并非来自权威，而是自己。虽然表面上日子该怎么过就怎么过，但戒严了几十年，连你的思想都想插一手，台湾人都逐渐被修理得脑残了。
现在在台湾每次做选前电话民调，都会看到一个现象，就是有很多人“持保留态度”，或者“拒答”。这个群体里大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因为他们对于这些政治性的调查，心里仍然有许多芥蒂，不愿去讲这些。尽管台湾已经远离那种时代几十年了，这仍然是许多人挥之不去的阴影。
20世纪70年代对于国民党政权来说，是内忧外患的，对于民众而言，则是生活在政府营造出的“风雨飘摇”的处境当中。正是这种时代背景，台湾人慢慢开始觉得，很多事好像不像政府讲的那样。
首先，第一件大事就是“退出”联合国，这个“退出”还真可堪玩味，至少后来的宣传、教育内容里都是用“主动退出”这个词。等我长大了，才知道是被人家赶出来的。怪了，我们不是正义的一方吗？这种事怎么还需要主动。
接下来就是1972年跟日本“断交”，在当时总是宣传“蒋总统”“以德报怨”对日友好，所以就痛斥日本的断交举动是“背信忘义”。全台上下掀起了一股反日风潮，不买日货、不看日本电影、不听日本歌、不吃日本料理、不讲日本话等。而国民党党营的“中国电影公司（中影）”也耗费巨资，拍了许多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电影，比如《八百壮士》《英烈千秋》《笕桥英烈传》等电影，理所当然都拿了奖，票房都不错，可是部分内容为了戏剧效果，和史实出入甚大，引发了不少议论。“先帝崩殂”是20世纪70年代的头等大事。在台湾，“人类的救星、世界的伟人”蒋介石突然之间去世了（其实那么老了也不算突然啦），大家都在想，天要垮了，未来怎么办。
3年之后的1978年，蒋经国“登基”，不是……是继任，毫无悬念地继任。蒋经国在他担任“行政院长”任内，就开始为台湾规划10个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因为他也意识到“反攻大陆”不太可能，要好好治理台湾这块土地了。果然，这十大建设为后来台湾的经济起飞推了一把。从尼克松访华以后，台湾当局跟美国的关系，用马尔克斯小说的标题就是“预知死亡纪事”，大家都知道要死了，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降临。到了蒋经国刚继任不久，“最坚实的反共友邦”美国，终于离我们（国民党）远去，“断交”了，社会上又掀起一股反美风潮，台湾各地突然出现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对美抗议活动，好像突然间“戒严法”对集会游行方面的限制都没了。社会上一方面是反美潮，一方面是移美潮。活动最高潮是美国助理国务卿克里斯托弗抵达台湾的时候，他一下飞机，从出机场开始就被群众包围，前进缓慢的车子一路上不断被蛋洗，警察好像都不太管。当时美国总统吉米・卡特是卖花生起家，大家就贬他为“卖花生的卡特”，机场外有人在地上倒了好几麻袋花生让大家踩。从广告学的角度来说，这也太形而上了，有些不知所云。不知道的人看了，只会以为是特殊习俗，很难联想到卡特，要是直接做个卡特的纸人偶，配上星条旗烧给华盛顿看这样的画面，该多震撼、多给力。
当时有个广为流传的小道消息：台湾将与苏联“关系正常化”。其实就是心理受到伤害，用来意淫的说法而已。后来有个美国记者采访蒋经国询问当时传闻的真假。他这样回答：“我们向来怎么说，就会怎么做的喔。”真是高明的“外交辞令”。
台湾社会内部呢，总是有一小撮企图破坏社会安定的“党外人士”，国民党当局想不透，这一小撮阴毛怎么越长越多。地方选举舞弊“党外人士”是个很暧昧、无所不包的泛称。支持社会主义的统派，与万恶“共匪”同声一气，他们是“党国”的敌人；“台独”分子数典忘祖，主张分裂国土，是“党国”的敌人；描写工农生活的小说家，是工农兵文学的传声筒，是“党国”的敌人；主张改革开放、社经自由化的洋派，与党争利，也是“党国”的敌人；有国外教会关系，挟洋人自重的长老教会，是“党国”的敌人。他们，通通是“党外”。
当局不断宣传“庄敬自强，处变不惊”。讲明白点就是“乖乖听话，我罩着你”。还是沿用过去的方法，压制，再压制，不让你见到真实情况。
在这种氛围下，在台湾北部桃园县的中坜市发生了“中坜事件”，这次事件是到1977年为止台湾发生的最大规模群众暴动。原来在当年，几乎所有重要的选举都刚好在年底举办，可说是台湾实行地方自治以来盛况空前的选举，这也让许多对国民党不爽已久的青壮年政治家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讲到“中坜事件”，就不得不说到许信良这位民进党前党主席的崛起。许信良本来是国民党党籍的省议员，当年也是被视为可大力栽培的明星政治家之一。但这个不乖的家伙竟然将野心打到县长宝座上去了，国民党说他“党纪记录不佳”。所以许信良就在国民党提名他人的情况下，宣布自己参选，当然就被开除党籍了。
许信良在当时的形象是比较好的，面对国民党的财大气粗，许信良不断收到支持者捐的各种物资及款项来维持开支，周围也有一群大学生义务帮忙。
终于到了投票的那天，国民党还是惯常地使用舞弊做票的小伎俩，因为国民党若不买票做票，就不是国民党了。可是不知道这次是新手还是怎么，总之，在中坜小学的投票所被发现有舞弊的事情发生。越来越多群众跑到中坜警察局讨一个说法，可是一直没有人理他们，这事就如同涟漪一样，附近有10000多名愤怒的群众包围并烧了警察局，而警察在驱散民众时开枪，流弹也打死了两个人。
最后选务机关终于心不甘情不愿地宣布许信良当选，而且还大赢20多万票，抗议群众才慢慢散去。这次全台性的大规模选举，党外人士也颇有斩获。党外不再是过去那种异议分子的孤军独斗，而逐渐形成一种政团的雏形，并且开始初步掌握地方行政的影响力。“中坜事件”是台湾第一次有民众自发对抗选举舞弊，对国民党而言，自然也是一次震撼，脸上无光。虽然“中坜事件”轰动全桃园，可是相关新闻也被封锁下来，一直到几天之后，台湾的第一大报——《联合报》才大幅报道事件中暴徒的恶劣行径，这当然不是为了什么“满足阅听人知的权利”，而是以恢复人心秩序为目的的净化版，理所当然也不会告诉读者选务人员的舞弊。这种暧昧不清的报道，让越来越多的人好奇，结果这反而让“中坜事件”在市井流言当中广为全台人知了。
那时候的党外人士，对于争取民主一直都有所谓的“选举路线”跟“街头路线”的路线之争，就是因为这次“中坜事件”。传言闹得那么大，军队都已经准备进场了，可是后来国民党一反常态，居然没有大动作，也没秋后算账，真是出乎意料，就有人解读那是因为国民党那时虽然已经跟美国差不多走到最后了，可是还想极力讨好，所以不追究，算是卖美国一个面子。总之，“中坜事件”使部分党外运动者察觉到群众的力量，民心可用。另外有一些党外运动者突然意识到群众行为所隐藏的内在危险性。所以开始有“选举路线”跟“街头路线”的路线之争，一直争到20世纪90年代。扫地的校工成为“国民大会代表”
20世纪70年代末期，对台湾来说，是个很微妙的年代。
在经济方面，许多外商见到台湾的廉价工资及劳工勤奋，于是到此设厂。在每个加工区，每天上下班时间一到，马路上的人源源不绝。有无数的女工密密麻麻地从厂区涌进涌出，那个壮观的画面是台湾经济起飞时期一个令人难忘的景象。
就本土而言，中小企业也开始崛起。在台湾，中小企业的定义其实也挺模糊。大家都纷纷下海创业，可以看到中小企业资金只来自于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所以经营上多半是业主直接管理而较少受外界干涉，员工从几个人到几百个人都有可能，甚至是夫妻店两个人也注册一个公司。可是一出现资金问题，整个公司就完蛋了，甚至把全部家产都赔掉，所以中小企业的老板压力也特别大，相对来说也特别勤奋且专断，要想尽办法不断地开源节流。后来，这些中小企业也跑到大陆去投资，很多大陆人普遍认为台湾人小气抠门，多少是跟这些台湾中小企业主有关，因为这些老板当年的创业经历影响了他们的性格，他们总觉得当年他们爆肝拼命，凭什么你大陆员工就不拼命（不过他们可能忘了员工跟老板不一样）。总之，台湾的中小企业在几十年来一直是支持台湾经济发展、赚取外汇与提供就业机会的一大力量。而十大建设陆续完成，为台湾经济发展打下良好的底子，当年台湾贸易量在世界排名第十四，虽经历两次石油危机仍能化险为夷。
劳动力便宜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工业发达，当时台湾几乎是无所不代，从低阶到高阶产品都可以代工，是那时候的“世界工厂”。20世纪80年代美国电影《致命吸引力》（Fatal Attraction）里迈克尔・道格拉斯在雨中望着女主角打不开的雨伞说：“台湾制造的吧！”（当年这段被台湾电检剪了）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玩具总动员》第一部，巴斯光年也发现他是台湾制造的，为此沮丧不已。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好莱坞大片《世界末日》（Armageddon）里，俄罗斯航天员对电子元件气愤地大叫“苏联制、美国制还不都是台湾制”。国外对台湾的印象就是如此。
除了大公司赚外汇，当局那时候又倡导“小康计划”“客厅即工厂”，让每个家庭都成为代工厂的延伸。在家里，客厅就可以组装圣诞灯或小饰品等，家家户户几乎都有代工事业。那时候一般的台湾妈妈不上班的，总是在家一边看电视听收音机，一边干这些组装活。等到时间差不多了，就煮饭等家人回来，晚上全家人再一起做，要不然就是白天上班，下班回家晚餐后就开始全家一起做，那么努力都只为了一件事，就是赚更多的钱。
台湾人开始有些钱了，政府也在那时开放出境观光。那时，台湾人的观光首选地就是香港，刹那间，太平山顶几乎都是讲闽南话的台湾人。
于是现在很多台湾年轻人就抱怨啦！总觉得父母那个年代怎么赚钱那么容易，好像只要肯努力一点就能赚到钱。以前父母总是说：“要好好读书，将来就可以找到好工作，生活就可以过得很好。”等努力读到大学毕业后，发现好像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比如说，以前在台湾考上医学系就是人中之龙，一考上说不定就有人来说媒，生活肯定会高枕无忧。考上律师，亲戚朋友人人称羡，是高薪及社会地位的保证。就算在一二十年前，工科的考上电机专业，将来就是电子新贵，每年公司配股，很可能一夜之间变成巨富。
现在每天看到工程师自嘲是电子新贫，抱怨每天熬夜爆肝，还不如去摆摊卖炸鸡排。原来高薪的律师，如果只是受雇律师的话，薪水可能只比一般上班族多一些。医生更是不同于以往，变得跟公务员差不多。
在以前那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年代，如果男人做太稳定的工作，比如说公务员，还会被嘲笑没有上进心拿死薪水。现在呢？这几年台湾经济发展速度似乎没以前那么快了，民众信心也没过去那么强大，在选择职业的考虑上也跟过去不太相同。一个普通的初、高中学校开一个教师职缺，就挤了一堆留洋名校博士来应甄。至于公务员也是咸鱼翻生，父母开始鼓励孩子去考公务员，很多人不管原来是干什么的、干了几年，一窝蜂通通跑去补习教职，简直比玩网游砍掉重练还惨，为了考上公职而拼命。
在政治方面，那也是个激烈动荡到最高点的年代，一连串的外交受挫，百姓开始怀疑“反攻大陆”的可能性。加上一连串的“阴谋分子”破坏政局，让国民党内部鹰派又开始抬头，除了加强控制外，也加大力度宣传拥护“政府”，各种相关的电影歌曲被传唱，更加强了政治精神教育。在好几代台湾人所受的教育中，一定都有如“田单复国”“少康中兴”“毋忘在莒”等课程，行进时必须学唱军歌，如《领袖颂》《蒋公纪念歌》等。每当有共军飞行员飞到台湾“投诚”，就好像打了鸡血一样，一时全台欢声雷动，认为敌方军心溃散，不久即将土崩瓦解，其实真的是这样的吗……“政府”的粉饰太平挡不住民众寻求真相的欲望，可是主流媒体都被控制，所以异议人士只剩下办杂志这个方法。从更早以前的《自由中国》杂志到后来李敖办的《文星》杂志，异议人士总有办杂志这种小众媒体的传统，但几乎都不长命。国民党控制台湾是由党政军三位一体方式来控制，就像战队分散开来只能打杂兵战斗员，合体才能打BOSS战一样，党外人士也终于找到了方法对抗，也是三合一：思想者、言谈者与行动者的结合。在过去，这三者是各自为政，到了这几年才组合起来。所以，办杂志就变成党外人士积聚能量、相互串联的最有效方法。
以前台湾的异议人士，除了在台北的知识分子论政外，通常属地方士绅类型。他们借由选举崛起于地方，彼此之间并无组织性关系，各立山头，雄霸一方，每个人讲归讲，可是又常你讲你的，我讲我的，缺乏明确的共同理念，关于政治的论述，呈现为分立而无组织的状态。
这种各立山头的状态，在1972年产生了变化。这一年“太子爷”蒋经国的接班已经明朗化，一切准备就绪。糟就糟在，那时候国民党又遇到一连串的“外交挫折”，人民自然会有点怀疑国民党的统治能力。蒋经国想想，好吧！把政治参与的空间放宽一点来取得统治的正当性，堵住你们的嘴巴。
话说依照孙中山对政治的理念，“政”是众人的事，“治”是管理。“政治”就是管理众人的事。照此设计，政府的功能分为政权与治权，治权主要由五权分立的五院即“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行使；为了避免人民权益受到政府侵害，人民得以享受政府所提供的一切功能，因此设立“国民大会”，并将“国民大会”的“宪法”层级置于五院之上；人民通过选举国民大会的代表于中央机关行使政权，进而控制政府施政的治权，使得政权与治权之间达到平衡。
在抗战之后，老蒋逃到台湾来之前，第一届“立法委员”及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被选了出来，可是才选完不久，江山易手，这些“委员们”“代表们”连滚带爬地跟着国民党来到台湾。这样问题就来了，第二届选不出来了！因为选民都在大陆，再加上是“动员戡乱”临时期，不再重新选举，只好等打回大陆去后才能改选了。于是乎，这些中央级民意代表开始“老的不退，死了就候补的上”，第一届“无限期延任”至鞠躬尽瘁。
据说，在台湾的超级明星学校——建国中学，就曾经有这么一位传奇性的外省籍校工，他在1949年的移民大潮中也来到台湾，就一直在建国中学里负责打杂，非常勤快。
一转眼到了20世纪70年代，他已兢兢业业地做了二十几年的校工，快要退休了。某天，校长照例让他去打扫会客室，结果他一反常态，没有立即照办，反而带着神秘的笑容，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递给校长。
校长接过一看脸色大变，连地都不让他扫了，马上请他坐下，要其他工友奉上茶水，再派司机送他回家。
这张神秘的纸是什么呢？原来是“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递补通知书”，通知他排在他前面的老国代已经死了，由他递补成为“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当然这只是个流行的传闻，但至少1972年蒋经国第一次开放第一届“增额国代”“增额立委”在台补选，让台湾民众有了更多的政治参与空间。神明证明你拿了我的钱……
台湾早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就开始了地方选举，一直到国民党当局来台后，这种地方性选举都持续着。而在日本殖民时期的选举，就出现了一批实力派政治人物，成为地方望族或有力人士，这些人士周围自然也聚集了一批人，形成派系。直到国民党来台湾后，对于这些地方派系，用一些独占性的经济利益，比如说信用合作社或客运公司，来吸引收编他们，换取派系领袖政治上的效忠，而国民党也会回报他们，将这些地方派系人物送进各级地方议会。这些人进入地方议会之后，又可以借着特权贷款，或者做土地重划、介入重大工程招标等，壮大自己的派系，不断把自己人送进议会里。这就是台湾的地方派系，主要是地方上的望族、族群或企业等利益共同体，成为在当地能登高一呼的政治势力。
地方派系起源于选举，对于国民党而言，地方派系最主要的功能也是选举。都说国民党擅长打组织战，不管在什么单位，学校、医院、公营事业、部队、眷村等都有党组织，只要一选择，党组就会动员组织内部支持特定的候选人。但国民党组织的触角毕竟无法达到社会上的每一个角落，所以就需要地方派系了。地方派系在其忠诚支持者中，培养了大批桩脚，并依靠他们建立起庞大的社会关系网。比如，明星在各地的后援会会长，这后援会会长的角色就类似桩脚。桩脚要跟地方邻里够熟悉，有一定影响力，可能是农会总干事、宗亲会理事长等，又可能是村主任、里长之类的。一旦举行选举，地方派系就动用这些桩脚，选举时在基层为候选人固桩拉票，又或者常常是买票。在台湾，买票仅靠候选人出面进行是不够的，也是不可能的，候选人挨家挨户买又累又太明目张胆，所以买票几乎都是靠着派系建立的桩脚在买。
在台湾，以前大家都知道“国民党不贿选就不会选”，每次一选举，只要出动孙中山跟蒋介石（钞票）就能赢，就算到现在，买票的传闻都还时常发生，尤其对一些老先生老太太特别有用，因为他们总会觉得拿了钱不投，好像对候选人不够意思。以前大家比较迷信，买票的人在上门买票时，还会把神像藏在衣服里，给钱的时候偷偷露出神像让选民看到，意思是“神明见证你拿了我的钱，你不能不投我”。这当然也要怪台湾人太容易被收买，一点道德勇气都没有。总之，国民党打组织战打到台湾民间，靠的就是地方派系，而地方派系要固票，靠的就是桩脚。当然地方派系只能说大部分都跟国民党有关系，而现在买票因为抓得严也少了，选举时不管哪个政党多少还是要寻求地方派系的支持。前不久有个“立法委员”与他地方桩脚的老婆开房，结果当场捉奸在床，那桩脚撞进门后第一句话就是痛骂：“连我老婆都玩！”代夫出征说“老娘我”
跨进20世纪80年代，台湾当局不再喊“反攻大陆”。其实这句话就像电影《倚天屠龙记之魔教教主》最后那句“张无忌，我在大都等你”一样，电视里都已经放了几千遍了，还不见大都，“反攻大陆”喊了几十年也不见反攻。因为心里清楚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所以这个口号不再喊得那么响亮。
此时对岸大陆已经喊出和平统一的口号，再不响应似乎在立场上就站不住脚，于是乎，取而代之的口号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理想真是高得不得了，过去一切为反攻的思维也得以慢慢被解放，跟着社会风气也慢慢开放。
在要开放又不太开放的风气下，因为长久以来养成的敏感性，遇到一些小事还是会小题大做，比如我小学时就发生一件事，让人印象深刻。在布置教室时拿了很多色纸来剪星星，星星就算啦，偏偏很多同学剪成五角星，其中又有红纸。
兼课老师眼尖发现了，就问：“为什么会有红星星？”后来班导师（班主任）听到风声，也急忙跑来问：“为什么会有红星星？”训导主任知道了，气急败坏地也来问：“为什么会有红星星？”像唱RAP一样，一直反复跳针，问为什么有红星星。
为什么会有红星星？当然是因为每包色纸里都有红纸，这种事小朋友都知道的，大人居然还要问。后来长大了才知道，那时候老师、主任还有点良心，只叫我们快把它拆掉就当没事了，不然大家都吃不完兜着走。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选举中，党外阵营有个奇特的现象——“代夫出征”，只要披上“美丽岛受刑人家属”的名号参加选战，就能获得支持，因为男人都在监狱里。家属本来互相都不认识，很多本来都是不问世事的家庭主妇，然而事到临头，他们只能出来参选。在政见发表会里，家属总是一方面痛批国民党的不公不义，然后诉求夫君的政治愿景只有她能继承，一定要配上那首哀怨的早期闽南语禁歌《望你早归》，整个情绪就像是电波一样从台上传到台下，大家都在等着看这些家属讲出什么来。话一讲出来，那感动就传到整个会场，整个情绪悲怆无比，讲到激动处，台上台下哭成一团。有时候甚至话都不用讲，台上一站，台下听众就已经四肢无力，不由自主地啜泣。
后来那几年，台湾人也的确都看到当初那些只会哭的单纯的家庭主妇们，变成问政风格坚强，充满“老娘我……”气魄的铁娘子。
一般来说男性是比较关心政治的。而台湾的女人传统上心态就只是好好当一个“家后”，照顾好家庭，让男人在前面打拼，没有后顾之忧，对政治这种东西自然也是冷感没兴趣。可就在那几年，每每晚上去听党外人士的政见会成为全民运动，晚餐过后很多丈夫就顺便带着妻子一起去听。在这些政见会上，很多台湾妇女听到了她们过去从来没听说过的事，再加上这些候选人也都是别人的妻子家属，诉求起来真挚感人，让这些妇女同情心喷发，从这时候也开始关心政治，参与投票。“艋舺”那时还没有“太子帮”
台湾省戒严令是1948年公布的，到了1986年已经38年，是全世界最长的戒严令。几乎在同一时间，韩国总统选举，全斗焕在压力下释放反对分子金大中，被迫与反对党领袖举行会谈。巴基斯坦在野领袖布托从伦敦返国，受到数万人欢迎。而当年的3月，菲律宾的阿基诺夫人在选战中获胜，马科斯政权垮台，这给党外人士极大的鼓舞。台湾很流行一句话：“某某（自行代入其他国家或地区）能，台湾为什么不能？”台湾人一向有点看不起东南亚的“小黑黑”，可是居然连菲律宾都成功了，“菲律宾能，台湾为什么不能？”自然受到刺激，也鼓舞了党外人士。戒严令这不合时宜的玩意就首当其冲。党外人士选在戒严令公布的5月19日当天，在台北的龙山寺举办了一场“5・19绿色行动”。
龙山寺在台北的万华区，即艋舺，很多人通过《艋舺》这部电影认识了这里，它是台北市开发最早的地方，而龙山寺作为台北第一名刹，是当地居民信仰、活动、集会和指挥的中心。
台湾早期很多党外政治人物都喜欢选择庙口作为政见发表或活动的地方。在华人世界当中，庙宇都是凝聚当地意见与活动的中心，所以在庙宇发表政见，除了可以有效传播之外，庙宇也是本地、本土的象征。如果军警想在庙里抓人，就给当地人一种好像国民党这个“外来者”入侵的感觉，搞大一点还可能导致民间信仰团体的抗议，当局不知道这种民间的反抗力量有多大，所以对庙里办活动也是睁只眼闭只眼。
平常你去那里，会看到一堆老头在瞎扯、聊天、下棋。从前的龙山寺就是个民间论政的地方，很多人会把一些想讲但不敢公开讲的写成大字报，贴在围墙上，不过男人一过中年就只剩下张嘴而已，警察也当他们打打嘴炮，只要不过激，也不会管太多。而有一点不可否认的是，“艋舺”这一带是传统上党外人士以及后来民进党的大票仓。
1986年5月19日这天，艋舺的“太子帮”都还不知道在哪里。从清晨开始，几百名党外人士及群众到龙山寺里集合，每个人身上穿的衣服都写着“取消戒严”“百分之百解严”等字样的衣服，为什么是“百分之百解严”呢？因为当局总宣称，戒严令只限制了“百分之三”的自由，真不知道这“百分之三”是怎么量化出来的。不过这也是戒严以来，第一次有人敢公开提出“反戒严”的行动诉求，挑战国民党。本来要到目标“总统府”前去示威，没想到警方将大门一关，锁上，警方1000多人一圈一圈地围起来，他们都被孤立在里面了，所以他们只好在里面静坐抗议，并发表演说。
在长达14个小时的抗议活动中，宪警单位“不攻击、不驱赶、不抓人”，只打消耗战。5月的台湾已经相当热了，示威从白天奋战到黑夜，从艳阳高照、汗流浃背，持续到倾盆大雨，如落汤鸡一般。党外人士不曾打过这样的持久战，事先连粮食、饮水都没准备，每个人都饿得发昏。墙外不得而入的支持者见状，纷纷投掷包子、饮料等东西到里面补充战力。最后是在总指挥、“立法委员”江鹏坚与警方不断沟通，避免了擦枪走火的意外后才和平结束的。这场活动也通过党外杂志的宣传，突破了媒体的封锁，将理念宣传出去。
1986年到1987年对台湾很关键，或者说，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每一年都很关键，每一年与前一年相比，变化都更甚。除了不断发生的示威抗议外，民进党的成立与解严是头等大事，敏感一点的人都嗅得到那种气氛，都在想：“应该就是这两年了吧！”国民党的角色也很微妙，很多人都惊讶，怪了，怎么国民党还没有大动作，难道是等着党外露出什么把柄再一网打尽吗？关于这点，后来也有人说，其实蒋经国故意纵容党外人士对体制的冲撞，实际上在压制国民党内的保守势力。那几年不断传出蒋经国身体不好的消息，其实党外人士也担心蒋经国来日无多，国民党内右派如果抬头的话，势必会对党外采取高压手段。据说有一次党外人士组党聚会，席中就有人提议要替蒋经国祷告，希望他能多撑几天，要死的话，等反对党成立后再死。民×党到民进党
党外人士用“党外中央后援会”的名义向台北圆山饭店订了9月28日这天的场地，表面上是为了当年年底的“立法委员”“国大代表”选举召开提名大会，所以大部分来参加的党外人士、记者都不当一回事，但实际上要干什么只有核心人物知道。
会议正式开始，没想到一改过去的情形，记者都被请出门外，执委会对外宣称，推荐候选人算是自家事，不需要对外公开。就这样，大门一关，门口又出现了保安守卫，在门外的人不会想到，在那紧闭门内，正有一股强烈风暴在形成。
在深锁的门内，十人小组中的谢长廷、尤清等人突然提案变更议程，开始讨论组党事宜，并且当天立刻组党。此话一出，现场沉默了一会儿，知情的人紧张地看着台下的反应，事先被蒙在鼓里的人听了一阵错愕。因为“组党”这个议题在党外已经吵了很久，吵来吵去都没什么结果，所以虽然吓了一跳，大多数人心里还是想“反正就讨论讨论而已，最后肯定又是不了了之”，倒也没引起太大的波澜。
这时又从前面传来一张联署书，台上一喊：“愿意担任组党发起人的，请在上面签名。”大家才知道这次是玩真的，一阵骚动过后就认真了起来。最后，由德高望重的外省籍党员费希平担任当天的主席，一边联署，一边讨论党名、组党时机等问题。
就这样耗去了一天的时间，到了下午6点，费希平宣布：“民主进步党成立。”
会场外的记者等了一天，早已躺的躺，打茫的打茫（“打茫”在台湾即“偷懒”之意），浑然不知场内发生了历史性的大事，直到几分钟后的记者会，这个消息才如炸锅般地传了开来。一阵混乱后，夹杂着兴奋与恐惧，许多与会人士像逃离战区一样冲出圆山饭店大门，急忙找地方躲起来。
民进党成立了，在几年的时间里看不到什么正面的报道，提到民进党，言必称“民×党”“×进党”或者“所谓的民进党”，在戒严期间组党就是名不正、言不顺，坚决否认民进党的存在。支持民进党的民众也非常两极化，一种充满了激进，毫不讳言自己是支持民进党的，充满随时可以上光明顶一般牺牲奉献的殉教热情，其实哪有那么严重。另一种只能默默支持，毕竟整个社会的风气还不太能接受民进党，一说自己支持民进党，好像被当作异类一样，甚至还会被排挤。
在还没解严时，众党外人士，一直到民进党人的命运都取决于蒋经国，只要底下人看到他“龙颜”稍有不悦，眉头皱一下，就知道要抓人了。这些党外人士也深知这一点，做什么事都是抱着上光明顶殉教般的悲壮精神在进行的。民进党成立后，国民党内部定调是“党外偏激分子”，据说民进党一成立，情治部门立即呈上这些人的名单，请示是否抓人，蒋经国看了一眼，只淡淡地说：“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既不承认，也不反对。
10天后，蒋经国与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格雷厄姆（Katharine Graham）女士会面，在接受访问时，他亲口说，台湾将解除戒严，开放党禁。于是新的时代开始了。“嘉年华”般的街头运动
20世纪90年代初期，是台湾街头运动发生冲突最频繁的几年。各种运动蓬勃发展，工运、学运、农运、环运、老兵……眼花缭乱。社会各阶层人士也开始学着走上街头争取权利，有时索性先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在当时都被凝聚到反国民党的大旗之下，只能说当敌人强大到一个地步，所有可能与之对抗的人，或者可能使之改变的人，都可以是朋友。有个台湾人从小看长大的卡通《无敌铁金刚》，里面有句歌词是“我们是正义的一方，要和那邪恶来对抗……”所以，自认是正义的一方，都先站在一起了。
在许多的游行场子里，都会听到指挥者、演讲者大声自称“咱台湾人（我们台湾人）”，所以群众也在“咱台湾人”的激情召唤下一次次地走上街头。这在当时也形成了一种共生现象，社运人士还有民进党人，各种不同的诉求一定会在同一个抗议场子出现。在街头，只要作为指挥车的“民主战车”一声令下，大家都一起往前冲。在议会里，党外公职人员也通过提出法案支持。
当年台湾还没有蓝绿之分，“独派”和统派都能同台演讲，现在看来都不可思议，但大家就想先拉下国民党，其他以后再说，这是当时的一种集体信念。
那时台湾军警没有太多的镇暴经验，一有过激，马上强力驱散，不懂包围、反包围、包而不围那些镇暴战术。那时的社运人士也没太多街头抗争经验，知道群众运动很好发起，一呼总是百应，可是要怎么控制住群众，不让群众有过激的情绪，也没人有经验。
后来镇暴部队经验越来越多，开始有了驱散队形。驱散队形大概来自希腊方阵，基本有散兵三线（平行）、左梯形（左尖）、右梯形（右尖）、楔型（中间尖）、后退V型等几种，队伍里前排多拿着短棍，后排拿长棍，还有人拿着瓦斯枪和灭火器等，他们前进时，跺着大皮鞋发出整齐的响声，口中嘶吼着“嘿……嘿嘿”，不时再拿短棍一齐敲打盾牌，就像斯巴达勇士向敌军示威一样。在那个街头狂飙的年代，在北部服宪兵役的人几乎都是“见红即战备（月历上的红字代表假日）”。宪兵镇暴部队大都由义务役人员组成，对于义务役来说，假期是最重要的，好不容易等到休假，本来意淫着要跟家人朋友小马子一起度过，可是三不五时的就被什么“台湾第一勇”啦，“街头小霸王”之类的给破坏，所以宪兵弟兄也不管平常是不是支持这些街头运动的理念，只要在驱散时一抓到机会，就把落单群众包围起来，围到里面痛揍泄愤，谁叫你破坏我们休假。
话说在解严以前，驱散队形还不叫驱散队形，叫镇暴队形。在解严之后才改为驱散队形。而民进党还小的时候，常常上街头，那时，被打、被冲水、被抬走、被喝茶、被起诉都是光荣的，稍微热血一点的，多多少少有案在身。民进党高层很怕街头活动演变为暴力事件，早期一发生冲突，总是喜欢说有特务混进自己队伍中搞破坏。事实上，在支持民进党的群众里，真的有这么一批人，就是被媒体称作“暴民”的那些人，每次抗争，总是很热血地冲在前面，总认为要石头来棍棒去的才有快感，他们自称为“冲组”。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