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小劲,李岩
出版社：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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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党国际试读：
出版说明
近年来，中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加快，国民收入稳步增长，经济结构转型提速。同时，中国进入了一个高风险的经济社会大转型、大发展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其中，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社会矛盾明显增多等问题表现得尤为明显。此外，随着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地区争端增多和多边贸易中的利益纠葛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都急需在政策层面给予回应。
事实上，当前中国面临的诸多“疑难杂症”并非中国独有，如行政效率的提高、公共资源的分配与监督，城市化进程中的建设与治理、多元文化的社会融合与社会和谐、新技术新传媒给政治生活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国际组织与国际条约体系对国内的多重影响等问题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发展中国家被这些问题困扰，发达国家也没有完全解决这些问题。所以，问题的普遍性或世界性，使得当代执政者在面临和解决这些问题时，必须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观念，而不能拘泥于既有的执政经验和套路，也不应囿于一地一国的有限资源。
面对这种种挑战，我国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应具有较强的应对问题、开拓局面、保持稳定、推动发展的综合素质与能力，应不断地主动拓宽理论和知识视野，积极跟踪世界范围内最新而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政治实践模式，谨慎探索和总结中国现实中的成功经验。同时，也更需要知识阶层积极研究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新形势、新问题，为应对挑战、解决问题提供智力支持。“政治前沿新知识文库”是基于上述设想而产生的。这套文库以“资政”为目的，以世界眼光和创新视角聚焦公共政策与治理、社会建设与发展、政党与政治权威、政府与新技术、经济发展与金融战略、国际问题与国际战略等方面的重大问题，将多学科研究的前沿知识与“国家治理”实践中的重要政治、政策问题结合起来，力图打通理论、政策和实践的边界，让理论和政策更好地源于实践、关怀实践。
本文库致力于提供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参考、世界经验和丰富案例，以中高级党政领导干部、公务员、政策研究与制定者为主要读者对象，致力于更新其理论视野，提升其执政能力，努力打造影响深远的出版工程。
应该说，本文库是国内知识界在政治前沿问题研究上的一次较为全面的展示，是力图将学术科研界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政治实践的有益尝试。这套丛书在编写过程中摒弃了传统的体系性的学科知识介绍，而以针对性研究问题的方式出现，看似没什么章法，实则切中肯綮。它既是实践的探索，也是实践的总结，既是经验的浓缩，也是经验的拓展，既是理论的创新，也是理论的积淀。我们认为，不论最终效果如何，这种尝试对于中国转型期许多问题的深入研究，将提供一种新的解决问题的思路。
尝试诚可贵，然纰漏难免。我们也希望能够得到各方面的批评和建议，帮助我们完善这个文库，为读者提供更优质服务，为实现“中国梦”多出一份力。政治前沿新知识文库编委会2013年5月
序言
社会党国际是奉行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以及其他一些政党的国际联合组织。从1951年正式成立到现在，社会党国际已存续了60多年，经过曲折坎坷的发展而成为一个规模庞大、实力强盛和影响广泛的组织。与成立之初相比，社会党国际的成员党数量、党员总数和支持它们的选民人数都有成倍增长，其活动地域、工作范围和影响能力亦有明显扩大。然而，就这样一个跨国政治组织展开研究，于笔者而言，却有着更多的考虑。
二战后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各种类型的国际组织急剧增多，其中一些还成为国际政治格局中不可缺少的成分。在当今世界上形形色色、总数已达8200个以上的国际组织中间，社会党国际独树一面，颇具特色。而与为数不多的其他同类组织相比，社会党国际的突出特点在于它有更大的国际影响。一方面，社会党国际作为一个日益重要的国际组织而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表现活跃。几十年来，它一向关注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对重大的国际问题和事件主动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特别是从1970年代后期开始，社会党国际利用各种方式对国际局势的发展施加影响，甚至直接介入某些国际事件，调停斡旋，排难解纷，堪称“新崛起的国际行为主体”。另一方面，社会党国际又通过其成员党发挥作用。这些成员党分布在全球5大洲的60多个国家，它们或者活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或者生存在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大都是执政党或有过执政经历、正在为再次执政而努力的主要在野党。这些党的政治经验丰富、群众基础雄厚，因而对本国的内政外交决策有很强的影响力乃至控制力。协调成员党在重大国际问题和全球议题上的公开立场和共识主张，代表它们做出一致的发言并争取在某些地区或国家采取共同的行动，必然使社会党国际的意见更有分量，其号召更具实质意义。
从历史渊源来看，社会党国际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存在过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直接继承者；是第二国际破产和国际工人运动大分裂以后，社会党人另建国际组织在战后的新发展。社会党国际所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也是从第二国际时期发端的社会民主主义、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理论演变而成的。因此，在现实政治中，社会党国际在组织上代表着现代国际工人运动中主张改良、渐进和议会道路的一翼，在思想上代表着今日世界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潮中重要的一派。可以说，社会党国际不仅载负着相当深远的历史传统，而且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体现着国际范围内的党派性政治分野。更重要的是，由于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的持续努力，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已经超出了其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源地，正在向广大的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扩散；社会改良主义实践不仅包括了国内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的政策措施，而且正力图扩展到用于解决国际性危机和整个人类面临的重大的全球化挑战。在今天这个危机重重但又充满希望的世界上，社会党国际的某些主张也确实在一些地区和许多国家赢得了不少拥护者。
可以说，社会党国际的过去和现在、理论和政策确是令人极感兴趣的课题。无论是从进行国际政治交往的需要来看，或者是从总结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经验的考虑出发，研究社会党国际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外，笔者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
相当一个时期以来，史学界诸多同行都曾呼吁将国际政治的研究重点转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主要精力集中到那些过去少有涉及但于今却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人物和组织上。同时，他们还号召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和新的框架研究国际政治历史，包括国际共运史、国际政治组织史和国际社会的变迁史，以达到重新认识和重新构筑以往的研究中已有定见但显然与实际不符、与时代不符的观点、结论、体系或框架。到目前为止，已有许多先行者将这些主张付诸实践，进行了堪足称道的尝试并产出了不少丰硕的成果。这不仅给学术同行以极大的启发，而且还是一种鼓励和鞭策。当然，要想在这里实现真正的、总体上的创新性突破，还必须有更多的研究者不辞辛劳、不计近利、艰苦工作、潜心治学，须有一大批有志于此者不避细流、不拒小成、深入探讨、耐心积累。因而笔者又感到，作为同行，理应自觉地响应这些呼吁和号召，理应有意识地追求新开拓的天地。惟其如此，社会党国际这个相对已有研究积累的主题便理所当然地进入了我们的写作进程。
实际上，社会党国际所具有的独特之处已使它成为战后历史非但不能回避且应先行而上的研究对象，成为战后历史欲图突破而须首先解决的难题之一。首先，社会党国际是在战后初期“冷战”高潮年代里酝酿并最终建立的，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它已基本放弃了早期支持“冷战”的立场，改变了持续相当久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和“白种人俱乐部”形象，转而向第三世界国家开放和靠拢，已演成为国际政治中的进步性力量。因此，社会党国际本身的变化便成了二战后国际形势演变及其影响的典型标记。对它的研究可以为我们了解二战后国际政治发展和演变的时代条件及国际社会环境的变动提供绝好的观察口。其次，研究社会党国际的政策及其活动可以为我们研究二战后国际政治历史提供一个独特的分析角度。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讲，社会党国际研究很难归入以往共运史学科的范畴，但它又是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直接参照物而存在的。从较为宽泛的意义上讲，社会党国际代表着国际社会运动和工人运动中主张改良的一翼，属于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历史上分道扬镳而此后既对立又竞争的客观存在。研究社会党国际显然可以为我们研究二战后跨国性的社会运动和工人运动开通新的思路，为我们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提供新的材料。最后，进行历史研究的难点之一，便是后世的研究者很难将研究对象完全置于历史上的客观条件之中，很难充分根据当时当地的条件对研究对象作出合乎客观历史的分析并得出合乎历史事实的结论。在对第二国际后期的活动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和与之对立的第三国际的研究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而研究距我们相对较近且至今仍在活动的社会党国际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某些启发，为我们向上追溯研究社会党国际的前驱者提供便利。综上所述，研究社会党国际显然又具有方法论上的创新意义。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整个世界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二战后国际性的社会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研究必将越来越多地联系全球问题而加以综合考察。就此而论，研究主要活动于国际政治舞台的社会党国际可为新的研究提供框架。而前面所提到的从社会党国际看国际政治运动，从现在的社会党国际看过去的前驱者，似乎也都属于由此及彼的逆向思维。这恰好是过去的研究所往往忽略，于今却是不可缺少的。
也正是社会党国际所具有的那些独特之处，因而国际社会对社会党国际的关注和研究自其正式成立时起便开始出现，于今更盛，虽因时而异但历久而不衰，虽因地而变但普遍而不缺。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初，研究者大多是处在与社会党人对立和竞争地位的共产党人，研究重点主要集中于社会党国际所代表的历史传统、集中于社会党国际的成立和初期活动所表现的国际工人运动战后新分裂的意义和影响。因此，这一时期有关社会党国际的研究和论述明显地带有附属性和批判性的特点。前者典型地体现在美国共产党领袖福斯特1955年所发表的著作《三个国际的历史》，英国共产党人帕尔姆·杜德于1964年出版的《国际》以及苏联东欧国家许多有关工人运动国际组织的历史著作之中。这些著作往往是在论述第二国际破产后社会党人另建国际组织的题目下，专设章节论述社会党国际的有关问题。后者最集中地体现在1955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翻译出版的《论现代右翼社会党》，书中收集了苏联、德国和法国等国共产党人及学者的７篇论文，几乎篇篇论述了社会党国际，同样也是篇篇语词激烈地批判攻击了社会党国际。甚至在西方，在社会党人中间，对社会党国际的研究也带有附属性的特点。例如社会党国际第一任总书记、奥地利社会党人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在1956年退休后全力以赴撰写了３卷本巨著《国际的历史》。有关社会党国际的建立及最初三年的活动内容便收入在1971年出版的德文本第三卷之中。当然，其观点和结论与共产党人研究者是截然相反的。直至1970年代即社会党国际成立20多年以后，西方和东方的学者才真正开始将社会党国际当作独立的课题进行研究和著述，研究重点也移至其现实活动而将其历史传统作为论述的一部分。例如在民主德国，1973年有《社会民主党的国际：对其历史和政策的分析》出版，1975年又有《社会党国际：历史和政策》问世。同年，保加利亚也出版了《社会党国际与欧洲安全》一书。与此同时，也开始出现以社会党国际成员为划定标准、从国际性运动整体意义上研究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或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一批著作。例如戈兰姆夫斯基的《现代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与政策》（华沙1974年版），波波夫的《社会改良主义：理论与政策》（莫斯科1971年版）、尼基京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质和演变》（莫斯科1978年版）等等。在西方国家，情况也大体相似。1972年，奥地利社会党人、前驻社会党国际执行局代表切尔内茨发表了《社会党国际：思想与现实》一书。此外，还有一些侧重研究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学术著作，如1977年佩特森和托马斯根据３年前的一次学术讨论编辑出版了《西欧社会民主党》（论文集），奥地利学者佩林卡在1979年发表了《西欧社会民主党》专著（1982年被译成英文出版）。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社会党国际进入了空前活跃的时期，由此，首先在西方国家，对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的研究亦达到新的高潮。1977年由根舍和兰特尔曼撰写的《社会党国际简史》在波恩出版，1979年又被译成西班牙文在墨西哥发表。此后，仅在1983年一年，法国便有两种版本的《社会党国际》问世，一是由多纳尔撰写，另一则是由波尔利主编的论文集。偏重于社会党国际成员党的则有佩特森和托马斯再次合作主编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未来》（牛津1986年版）和拉迪斯夫妇合著的《萧条时期的社会党人》（伦敦1986年版）。在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学者西比列夫在1980年发表的《社会党国际》和捷克人埃尔班1982年出版的《社会党国际：伙伴和敌人》标志着对社会党国际的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有关社会党国际的成员党，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活动以及有关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著作和文章层出不穷。1985年３月，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总书记；接着，他所倡导的“新思维”在前苏联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引起了巨大反响，与之相应，前苏联学界对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的研究也表现出比以往更大的兴趣和热情，同时也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和新见解。
在中国，如同其他各个领域的理论研究工作一样，有关社会党国际及成员党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内政治环境的制约。还有并非次要的、物质条件方面的限制。因此，这方面的研究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初，除了苏联外文书籍出版局以中文印刷并在中国发行的一些书如顾西宁《论现今右派社会民主党人》（1951年莫斯科中文版）以外，仅仅出版了少量翻译著作和材料。其中最著名的，一是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各国社会党重要文件汇编》第一辑（1959年）和第二辑（1961年）两书，收入了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的一些宣言、纲领和会议文件；二是由商务印书馆组织翻译并出版的“花边书”系列（因其封面设计中有一框住书名、著者、译者和出版者的花边图案而得名），以译介外国政治书籍为主，进而又包括了欧洲社会党领袖人物的若干著作。例如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的《工党的展望》，另一位领袖比万的《代替恐惧》等等。唯一由中国人自己撰写的论著则是1956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黄葆桢所著《右翼社会党》一书。上述所有书籍几乎无一例外地属于内部读物，因而印数极其有限，少者仅千余，多者也不过5、6千册，以致今天查找起来变得十分困难。
十年动乱期间，单纯的译介工作也不可能维持了。只是在后期，唯有上海人民出版社为研讨1960年代末国际上开始兴起的“缓和”热潮例外地译介了一批外国领袖人物或政党状况的著作或传记，其中收入了社会党著名领袖如德国维利·勃兰特、英国威尔逊等人的著作。直到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特别是随着中共与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开始或建立了党际来往和党际关系，我国有关方面的研究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势头。先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第一套丛书《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的近百种译著中有相当部分涉及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的研究，其后各家出版社零散译介的有关书籍更是接连出版，不胜枚举。在此基础上，国内学者开始了更精细的研究工作，发表了许多学术论文或文章，有的亦已结集出版。如姜士林、郭德宏编辑的《当代社会民主党与民族主义政党论丛》（北京1986年展望出版社版）和张契尼、潘琪昌主编的《当代西欧社会民主党》（北京1987年东方出版社版）。这两本文集均收入了有关社会党国际的论文，更值得注意的是，1989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了由殷叙彝先生主编的“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第一批共5种著述，其中不仅有论述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的论文和译文文集，而且还有收入了社会党国际1951~1987年各次代表大会、理事会和执行局会议文件的资料集，因此可以说，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近十年的积累，已经奠定了更全面、更系统、更深入地开展研究工作的基础，也明确提出了从整体意义上对社会党国际进行独立分析和论述的要求。
在此之后，由于种种原因，有关社会党国际及其所代表的政党群体和思潮派别的研究曾一度略有沉寂，但相关学者们仍持续关注这一主题，并且以更加注重知识积累的方式从事着学术研究工作。有意思的是，随着英国工党的再度执政及其作为执政主张的第三条道路理论的重新阐释，中国学者对于安东尼·吉登斯的著述给予了极高的关注，于是，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郑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和三联书店，2000年出版）和《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孙相东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出版）很快得到翻译和出版，连带着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托马斯·迈尔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走向21世纪的社会民主党》（殷叙彝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也受到追捧。接着，曾于1990年代前后组织出版“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的重庆出版社，也连续出版了斯图亚特·汤普森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困境：思想意识、治理与全球化》（贺和风、朱艳圣译，2008年出版）、沃尔夫冈·麦克尔等合著的《社会民主党的改革能力：西欧六国社会民主党执政政策比较》（童建挺译，2009年出版）、安德鲁·格林编写的《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社会民主主义：1980年以来的左翼和经济政策》（刘庸安、马瑞译，2010年出版）以及托马斯·迈尔等编写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概念》（殷叙彝、张世鹏等编译，2012年出版）。这些著述均出自国际社会党著名理论家和资深研究者之手，全面表达了世纪交替之际社会党国际主要成员党的理论思考和政策主张。这无疑为中国学者提供了必要的观察对象和思考素材。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自于年青一代学者之手、脱胎于博士学位论文的一批研究专著也得以问世，包括龚加成的《全球化背景下的新探索：冷战结束后社会党国际纲领与政策演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史志钦的《全球化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转型》（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涂用凯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全球治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以及邵鹏的《后冷战时代的民主社会主义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还有一些未曾出版的博士和硕士论文如禄德安的《社会党国际与全球治理》（博士论文，中国人民大学2005年完成答辩）、王淑娟的《冷战后社会党国际的全球治理思想研究》（硕士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08年完成答辩）和吕桂梅的《社会党国际基本价值观的演变研究》（硕士论文，新疆大学2009年完成答辩）。
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是侧重思想主张剖析还是偏好政策方案评估，这些著述的问世，不仅标志着有关社会党国际的研究始终得到学界的关注，而且体现出一直持续到今天的研究转向。更确切地说，这些著述注意到，冷战结束之后以及全球化浪潮兴起之际，新的社会问题和政治挑战给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所造成的困惑；也注意到，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在努力回应和解决这些困惑时，已经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主张和政策方案。就其问题意识和研究旨趣而言，中国学者的研究工作实际上表现出了特定指向的焦虑：对于同处于全球化迅猛发展势头之下且走向与世界接轨的中国，究竟应当如何回应新的挑战和新的议题；而国际社会党人的理论思考或许可以为我们带来新的启发和启迪。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也确实得到了新的知识发现：较之于科技界对于全球化发展的欢呼、经济界对于全球商品生产链条形成的肯定，国际社会党人更关注于全球化发展所可能带来的各种问题，包括一国之内贫富差别的进一步扩大、国家之间原有差距的加大、环境问题的恶化以及全球治理难题的出现等等；较之于国别政治家立足于本国利益而思考如何从全球化的发展中获益的政策偏好，社会党国际更关注于从全球共同利益的角度处理社会价值的分化与冲突、人际关系的衰败和恶化以及国际关系中的对抗与暴力。这些研究无疑丰富了我们关于全球化问题的理解，加深了我们关于全球化挑战的认知，因而构成了我们应对全球治理问题的基础性知识之一。
然而，正是在这样的知识推进中，笔者却不无焦虑地发现，关于社会党国际以及国际社会党人的研究尚缺少从历史发展视角展开的系统理解。而这样的知识缺失无疑会妨碍我们更全面地体悟社会党国际的思想主张和价值立场、更全面地把握全球化进程中跨国政党组织的角色和作用、更全面地认知特定的政治派别和理论思潮面对新的全球挑战而出现的演进和变迁。
惟其如此，笔者意图按照时间发展的前后顺序，大致论述社会党国际的产生、发展及其政策主张和纲领思想的形成和演变。当然，为着论述方便和说明问题，笔者又对社会党国际在不同时期的发展作了详略不同的分析，同时又特别选取了几个重要问题进行更进一步的探讨。本书的主要意图，便是要在论述社会党国际的主要经历和主要活动的同时，剖析其组织性质、政策和纲领，结合国际形势的发展对之加以说明，着重考察社会党国际在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扩大影响的尝试，分析社会党国际的未来发展趋势。此外，还考察了它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总之，本书力图提供一幅历史的画卷，用以说明社会党国际自二战后重建直到今天所经历的组织、意识和政策等多个方面的演化和变迁历程。
第一章 社会党国际的筹建（1944—1951年）
社会党国际的筹建活动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局已定的1944年。但是，二战后初期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格局的急剧变化严重影响了这一活动，使之经历了多次曲折和反复。同时，随着形势得到发展，国际社会党人中间也相应地出现了新的分化，具有不同意见和态度倾向的各国社会党人围绕着社会党国际筹建一事展开了有时甚至是相当激烈的争论。然而，正是在当时新的国际形势的制约下，在国际社会党人的分化和争论过程中，社会党国际的组织性质、组织原则、指导思想及政策立场逐渐确定下来，新的社会党国际组织得以最终正式建立起来。
第一节 艰难曲折的筹建历程
1944年下半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尚未停熄，但最后结局已经明朗化，德意法西斯的失败已无法挽回。因此，二战后的政治发展问题开始引起普遍的关注。在这种情况之下，流亡英国和瑞典等国的欧洲大陆国家社会党人率先提出了恢复社会党人国际组织的要求，试图以此为战后各国党派政治的正常化进行准备。而在战争中保持了健全组织的英国工党和瑞典社民党此时也在为战后活动制订计划，因而同样开始考虑组建社会党国际组织的问题。（Steininger，pp.27-37）由于英国工党在此前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内部享有特殊地位，又由于它在大战中对流亡社会党人的庇护以及对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所做出的贡献，它当仁不让地担当起创议者的责任。因此，1944年9月英国工党在其执委会会议上专门研究了“各国工党和社会党未来的国际联合”问题。随后在同年12月举行的第43届年会期间英国工党又特邀与会观礼的法国、瑞典、瑞士、波兰、比利时、意大利等国的社会党代表就社会党人国际组织的问题交换意见，并决定尽快召开一次国际社会党人会议。（LPCR，1944，pp.212-214）次年3月，在英国工党全国执委、战时内阁经济作战大臣道尔顿的主持下，来自13个国家的社会党代表60余人在伦敦举行了自二战爆发以来的第一次国际性会议。由于战争造成的困难，还有一些社会党未能派代表到会，因而与会者认为应当“在不远的将来”再度召开一次更有代表性的会议讨论国际组织问题。为此，会议还设立了一个筹委会进行准备。（Braunthal，1980，pp.133-134）同时，与会者也大都认识到由于战前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并非光彩地自行解体、对德意法西斯的侵略扩张未能公开谴责、大战中又从未组织过正式活动，因此，如果简单地恢复旧国际的组织并以旧的名称进行活动未必有利，仅是在继承和延续国际传统的意义上才将建立社会党人国际组织一事称为“重建”。（Steininger：pp.40-41）然而，大战的迅速结束以及战后各国形势出人意料的发展很快打乱了重建工作的节奏。
在伦敦会议之后不到两个月，反法西斯同盟国军队便已兵临柏林城下，纳粹德国旋即签约投降。此后，欧洲各国便开始了重建和平秩序的工作，各国社会党也以全部精力投入到自身的组织重建和国内政治活动中去。1945年5月底，英国工党退出战时联合内阁，已中止了10年之久的议会选举活动随即进入高潮。同年7月底，英国工党出人意料地获得大选胜利。上台后的工党忙于提出和实施种政策，无暇他顾。与此同时欧洲大陆国家的社会党也在忙于重建组织，并作为临时政府的一员投身于政府事务，而且也在为战后第一次大选进行着紧张的准备。因此，在社会党人的日程安排上，重建国际组织的问题不得不退居次要的位置。这样一来，计划中的国际社会党人会议直到1946年6月才得以举行。
各国社会党自身的组织重建和国内议会选举活动虽然拖延了社会党人国际层面的组织重建工作，但也格外提高了他们对于社会党国际组织重建（以下简称“国际重建”）的期望。从1945年7月到1946年6月的一年当中，先后有10多个欧洲国家举行了选举活动。在这些大选中，几乎所有国家的社会党都获得了比二战前更多的选票。战前的世界经济大危机以及世界大战的爆发明显暴露了传统资本主义制度的严重缺陷，大战期间许多唯利是图的资本家又同纳粹德国相互勾结，再加上战后初期各国又普遍出现了经济困难，这些都促使了人们的激进和左倾。在这种背景下，战前坚持批判资本主义、战争中又全力投入抵抗运动，战后又及时提出改革国内政治经济纲领的社会党人顺理成章地赢得了人民的赞许。因此，在选票大增的基础上，二战后出现了社会党人历史上第二次执政的高潮。在英国、挪威、瑞典以及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社会党人独掌国家政权；而其他欧洲国家，社会党人也几乎均参与了本国政府，甚至领导着政府。在意大利和法国以及所有的东欧国家，社会党人同共产党人在政府内合作共事。（厄尔温：第5~6页）
一时间，社会党人普遍以为“社会主义的时代”就要到来。战后英国第一届工党政府的贸易大臣道尔顿曾回忆说，当时“第一种感觉就是，一个新的社会就要诞生了。我们已有建设新社会的权力了，我们感到振奋和欢欣鼓舞，充满希望、决心和信心，我们感到了飘飘然”。（Dalton：p.3）法国战时抵抗运动的著名领导人，战后重建的社会党领袖之一安德烈·菲利普在当时的一次集会上公开宣布：“社会主义就要到来了！”战前社会党领袖，曾领导“人民阵线”政府的列昂·勃鲁姆从德国集中营重返巴黎后不久，也极其乐观地宣称“社会主义就是现在的主宰”。（Graham，p.2）特别是在一些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社会党人看来，二战结束宣告了一个国际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到来。一方面，各国社会党的普遍参政使得社会党人的国际组织“在历史上第一次有可能处在这样一种地位，即成为具有影响政策能力的真正强大的因素”（Braunthal，1980，p.135）；另一方面，与共产党人战时的共同对敌，战后初期的合作共事又似乎提供了结束国际工人运动长期分裂的可能和条件。与苏联的友好关系更使得拉斯基这样一位在英国工党和国际社会党人中间享有声望的重要人物会设想在20年内“欧洲将会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大陆”。（Braunthal，1980，p.135）
然而，不够幸运的是，1946年以后国际形势的变化完全破灭了上述幻想或预言。正如1946年6月在英国海滨小城克拉克顿终于举行的战后第一次国际社会党人正式会议所表明的那样，国际形势的发展使社会党人在重建国际的问题上发生分歧，进而又阻滞了国际重建的进程。从这次会议直到1951年6月底社会党国际最终正式建立，其间费时竟达5年之久，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主要表现为因意见分歧而使重建工作陷于停滞。1946年5月的克拉克顿会议有19个国家社会党的代表参加。按照预先的安排，会议讨论了重建社会党人国际组织的问题，但由于各党之间意见分歧相当尖锐，无法调和，因此会议最后只能决定：“为了就国际性问题进行坦率的讨论，应当组织各国社会党之间的定期会议，创设一个发表意见的讲坛。”（Healay，1950a，p.367）为此，会议又设了“社会党通讯联络处”（缩写为SILO），由英国工党代管、工党国际书记丹尼斯·海利兼职领导，负责向各国社会党分发通讯报告，为以后的有关会议预做行政事务方面的准备。“国际社会党会议”这样一个过渡性的组织由此便形成了，但这只是国际重建道路上刚刚迈出的一小步。正如这次会议所暴露的那样，各国社会党在国际重建问题上未能形成一致的看法，结果此后的几次会议，如1946年11月的博恩默斯（英国）会议，1947年6月的苏黎世（瑞士）会议以及其后专门研究国际重建的巴黎小组会议都先后作出了暂不正式重建国际的决议或提议。很显然，这是社会党国际的重建活动处于基本停滞状况的阶段。
第二个阶段的特点是打破僵局，获得实质性进展。1947年11月，“国际社会党会议”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举行了第四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虽然也认为重建国际组织的时机尚未成熟，但同时又决定大力加强各国社会党之间的联系，设立了常设机构“国际社会党会议委员会”（缩写为COMISCO）以取代先前那个无职无权、较为松散的“社会党通讯联络处”。该委员会由参加会议的各国社会党各派一名代表组成，更为频繁地举行会议，讨论问题，决定“国际社会党会议”的重要政策。这标志着社会党人的国际组织机构有了重大的发展，因而极大地推动了重建国际的进程。紧接着，在次年3月于伦敦举行的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不仅通过了有关“国际社会党会议”发展方向和政策立场的几项重要决议，而且设立了由英国工党总书记摩根·菲利普斯担任主席，法国、比利时、奥地利及斯堪的纳维亚社会党各出一人组成的五人“小委员会”。这一调整的潜在影响是“国际社会党会议”的实际领导权从此转移到了在会议委员会、特别是五人“小委员会”中占绝对优势的右翼社会党人手中。这在客观上扩大了就国际重建问题达成一致意见的可能性，在组织上又缔造了社会党国际的雏形。这次会议所做出的各项重要决议又为后来的几次全体会议所肯定和发展，从而又为社会党国际的重建奠定了必要的思想基础和政策原则。因此1948年3月的伦敦会议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标志着社会党国际的重建活动进入了一个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新阶段。
第三个阶段为国际重建最后准备和完成阶段。1949年12月“国际社会党会议委员会”在巴黎举行会议，决定设立一个处理日常事务的书记处，由长期从事国际活动的奥地利社会党人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担任总书记。书记处和总书记的主要工作就是为国际重建进行技术方面的准备。此后，起草社会党国际的原则宣言（纲领）和组织章程的工作在书记处和总书记的统筹下相继展开，重建活动进入到最后的具体的准备阶段。在1950年和1951年上半年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上，各国社会党终于就国际重建的所有重大问题逐步取得了共同的意见并完成了最后的文字材料。1951年6月30日，“国际社会党会议”在联邦德国的法兰克福举行有史以来的第8次全体会议。与会的34个社会党的代表一致同意正式建立社会党国际。随后，这次会议便转入了社会党国际成立大会的议程。至此，社会党国际度过了艰难曲折的历程，终于建立了。
与其他世界政党组织相比，社会党国际的建立最晚。例如，现在的自由进步党国际是1947年4月建立的；同年7月，新国际共同体建立；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则是在1947年9月建立的。这种结果当然使一向为自己的国际主义传统而自豪的国际社会党人感到尴尬，实际上这也是促使社会党国际在1951年建立的外界条件之一；同时也反映出了国际社会党人并非铁板一块，始终存在着不同意见和态度倾向之间的争论；始终有激进与保守、积极与消极的两重性之间的冲突。正是这种争论和冲突，使社会党国际的建立曲折而又艰难，虽有长期的国际组织传统但却成事最晚。
第二节 有关重建问题的三大争论及其结局
在社会党国际的重建过程中，曾先后或同时出现过许多内容不同的争论。相对于其他一些争论，如是否接纳德国社会民主党问题上的争论，下述三次争论规模最大、影响也最深远，对社会党国际的重建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是关于社会党国际组织性质的争论（1946年5月—1948年3月）。早在1946年5月克拉克顿会议第一次正式讨论重建问题的时候，这一争论便已经产生。当时，法、比、奥、瑞（士）等国的社会党代表主张按照二战前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模式进行重建。（Healey，1950a，p.366）确切地说，他们主张建立一个由社会党人单独组成的、排他性的国际。这显然是基于传统立场而提出的主张。虽然在不久前的世界大战中，这些党大多在不同程度上与共产党人进行过合作，但他们，特别是那些右翼领袖，从来不愿捐弃同共产党人的分歧。在国内，它们不可能并且实际拒绝同本国共产党实现合并；在国际上，它们也不愿同共产党在同一个组织里共处。
由于所处的国内客观条件和地缘政治环境不同，东欧各国社会党人坚决反对这一主张。他们认为，在东欧的现时条件下，只有坚持同共产党的合作以及同苏联的联盟，才能真正、彻底地铲除法西斯势力和封建专制残余，保证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延续。因此，他们认为参加一个仅由社会党人组成的国际是不可能的，主张按照1945年9月建立的“世界工会联合会”的方式，建立一个统一而又广泛的，既有社会党也有共产党参加的“工人国际”。（Braunthal，1980，pp.137-138）一些西欧社会党人也支持这种意见，例如在本国国内与共产党合作的意大利社会党总书记彼特罗·南尼，比利时的德·勃鲁克尔以及法国社会党中那些主张响应法共呼吁与之实现合并的党员干部。（Braunthal，1980，pp.137-138）
面对上述两种对立的意见，一度积极提议重建的英国工党再度犹豫起来，它虽然比较倾向于前者，但又不得不重视后者。作为上台不久的执政党，它既怕国际的建立会限制自己的活动、背上得不偿失的负担，更怕社会党人单一的国际组织会恶化自己与苏联和东欧的关系。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社会党也持大体相同的态度。因此，克拉克顿会议未能就重建问题达成一致，只作出了定期举行国际社会党会议的决定。（Braunthal，1980，p.138）
在同年11月的博恩默斯会议上，虽然作出了正式解散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决定，但有关新的国际组织性质的争论仍在升级。东欧国家的社会党在会上明确表示，由于它们在本国与共产党联合执政，因而如果成立只有社会党参加的国际，它们将不得不宣布退出。由此，尖锐的意见分歧已显示出组织上分裂的前景。英国工党随即提出了“避免东西欧之间的分裂”的主张。经过它的劝说，这次会议几乎全体一致地同意：“在目前，任何重组社会党国际的事情都是行不通的。”（Healey，1950a，p.367）
从上述两次会议的情况来看，关于组织性质的争论从一开始便给国际重建工作蒙上了阴影，争论的关键在于如何看待社会党与共产党的传统关系以及如何评价战后政治发展的现实。西欧社会党，特别是那些大党（意大利社会党除外）虽坚持传统立场，但同时也要根据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以及国际政治的发展来决定最后的行动。它们既想成立二战前那种分立性质的组织，但又顾忌苏联及各国共产党在大战中赢得的威望和实力地位，因而同意暂缓国际重建工作。东欧社会党的主张则主要是根据它们当时的实际处境而提出的。可见，这一争论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国际形势发展的制约和影响。随后的事态发展也证实了这一点。
1947年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提出了旨在全球反共的“杜鲁门主义”，整个欧洲的政治气氛立即严峻起来。这一年6月初，“国际社会党会议”在苏黎世开会，决定了设立特别委员会研究国际重建问题。这个委员会随后在巴黎举行会议，“研究了当时的国际形势，主要是西欧和苏联的关系现状对于国际重建的影响，最后提出了一个倾向明显但结论含混的报告，声称美苏之间的对抗威胁着世界，使欧洲面临着分裂为两大集团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维持西欧大多数正在执政的社会党同受苏联影响的东欧国家中社会党之间的关系十分重要，因为它们在“国际社会党会议”中的共处尚能代表东西欧之间的潜在联系。因此，报告的结论就是在现时条件下建立一个东欧社会党不能参加的国际是不适宜的，但这个问题晚些时候还可再议。（Braunthal，1980，p.142）这个结论的实质就是要等待观望国际形势的进一步发展，然后再做定夺。
几乎与苏黎世会议和巴黎会议召开的同时，美国又提出了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苦于国内经济败落和政局动荡的西欧社会党迫不及待地接受了这一计划，但有社会党人参政的东欧国家却在苏联的要求下表示了坚决拒绝的态度。（陈乐民：第90页）这使争论双方的裂痕一步扩大。1947年9月，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以下简称“情报局”）在波兰成立。它的成立宣言不仅提出了两大阵营已经形成的论断，而且指名谴责社会党右翼领袖推行叛卖政策，充当帝国主义的同谋犯，并要求各国民主力量“反对右翼社会党，特别是英国与法国的右翼社会党”（情报局：1948，第7页）。这样便从根本上否定了建立同时包括社会党和共产党在内的国际组织的可能性，也坚定了西欧社会党单独重建国际的决心。在情报局成立两个月之后的“国际社会党会议”安特卫普会议上，东西欧社会党在讨论的几乎所有问题上都形成了尖锐的对立。西欧社会党人着重攻击了东欧社会党与本国共产党的关系，并以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亲共”为由拒不接纳其为正式成员。这表明参与争论的双方已经连表面上的共处也无法维持了。实际上，这也是东欧社会党以正式成员的身份而参加的最后一次会议。（Healey，1950a，p.367）
进入1948年以后，先是美苏双方借公布各自所缴获的纳粹德国外交文件之机互相攻讦，继而又发生了2月的“捷克政变”。以2月24日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合并为开端，东欧各国也相继开始了社共两党合并。与此同时，美苏之间的“冷战”也开始走向高潮。3月17日，英、法、比、荷、卢5国签署为期50年的“合作和集体防御条约”，美国随即为此拨款60亿美元。（何春超：第48—61页）在这5国当中，竟有4国是由社会党单独掌权或参与执政的（Braunthal，1980，p.184）。与此相应，在3月20日举行的“国际社会党会议”委员会伦敦会议上，西欧社会党在“二战后第一次向共产党人公开宣战”。会议讨论了“捷克政变”以及东欧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合并，指责这些都是以“共产党情报局和苏联的协调行动”形式出现的敌对性行为。会议因此认为“各国共产党已受命要毁灭民主社会主义”，强调社会党人正面临着捍卫民主的使命。会议还决定开除保、捷、罗等国的社会党，号召波兰社会党反抗合并。（Braunthal，1980，p.188）
这样一来，关于组织性质的争论便自然解决了。东欧社会党的被开除，以及其后不久坚持与共产党合作的意大利社会党的被驱逐，使得争论的一方消失了。由此，另一方（包括先前的犹豫者在内），一致同意建立单独由社会党组成的国际。如果说二战前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建立是以社会党与共产党决裂为标志，那么可以说，二战后社会党国际的建立则是以东西欧社会党的分裂为主要特征。由于这一争论的最后结局及其解决方式带有分裂主义的色彩和东西方“冷战”的痕迹，因而在此后的一个时期里，社会党国际也采取了相应的政策立场。
其次是关于社会党国际组织原则的争论（1946年5月—1951年3月）。在1923年5月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成立时，一些社会党的领袖认为，第二国际各党在大战爆发之际支持本国政府进而形成互相对立的状况，与国际组织松散、对各党没有约束力的特点有着直接的联系。因此他们又认为，通过一般的组织手段便可防止上述局面再度出现。（布劳恩塔尔：1986年，第317—318页）。根据这种看法，他们在“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章程中规定：“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只有当它就一切国际性问题所做的决议对其全体成员都有约束力时，才是名副其实的国际组织。国际的每项决议，应看作是各国政党对其自主活动的一种自觉的约束”，“一切加入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政党，应公认本国际为处理国家纷争的最高裁判人”。（布拉斯拉夫斯基：第330—331页）这就是说，对于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某些决定，各党有必须服从的义务。但在实践中，上述规定却从未真正得到实行。在一些涉及各国特殊利益的关键问题上，各党之间互不相让，激烈争吵，甚至酿成严重的内部危机和国际组织领导人的愤而辞职。（Steininger，pp.13-17）而为了回避章程中的上述规定，为了防止某些成员党坚决反对国际决议进而退出组织的局面，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往往连公开的声明都无法发表。
二战后初期，各国社会党对此记忆犹新，但它们从中得出的教训各不相同，因而在提出国际重建的同时，关于国际组织原则的争论也就随之产生了。法、比、奥、瑞（士）社会党代表在1946年5月克拉克顿会议上提出了按二战前旧模式进行重建的主张，这其中显然也包括了按照原有的组织原则行事的意思。这几个社会党曾是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主要支柱，为国际提供了主要领导人和办事人员，它们与二战前的旧国际也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的纠葛，因而它们认为采用原有的组织原则是顺理成章的。但是，战前曾因拒绝承认国际的某些决定具有约束力而与国际领导机构有过争执的英国和北欧诸国的社会党都对此极不赞成。特别是现已执政的英国工党，反复强调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建立集体解决问题的社会党国际，这样的国际只会干扰各党独立有效地解决自身事务；它认为，国际的意义就在于各党之间定期接触和交流情报。（Price，pp.191-205；SI：SII，1964，No 18-19）这种分歧和争论也是英国工党对重建国际的态度由一度积极倡导转变为消极拖延的原因之一。
有必要说明的是，在关于组织性质的争论尚在继续的时候，关于组织原则的争论必然退居次要位置，更何况前者的存在已使重建工作陷于停顿，后者的解决与否便显得不那么急迫了。然而就在这个时期，“国际社会党会议”开始逐渐形成一整套不同于以往任何国际组织的、比较独特的活动形式和原则。例如，早在克拉克顿会议决定定期召集“国际社会党会议”时，便为之制订了简单的议事规则。其中规定，在每年一到二次的定期会议上，各党代表可以自由交换意见而无须作出正式的决议，而关于政治问题的决议都必须是一致通过的。这就是后来被社会党人概括为“协商一致”原则的缘起，也体现了组织活动以交换观点为主要特点。到1948年，国际社会党会议进一步健全完善了组织机构，形成了全体会议、常设执行机构“委员会”和“小委员会”这样三个决策和活动层次。1949年底，又建立了书记处，并设定了总书记职务，以负责处理日常行政事务。同时，为了解决一些特别问题又开始召集各国社会党专家的专题会议。这类会议一般不提出正式决议或报告，只是围绕具体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从而更为集中地体现了交换意见、交流观点的特点。（Healey，1950a，pp.371-372）此外，还针对疑难有争议的问题另行设立特别委员会，由有关政党派员参加，在仔细的研究中寻找出为争议各方均可接受的结论和方案。所有这些对解决关于组织原则的争论起了很大作用。
在关于组织原则性质的争论于1948年初基本上已见分晓之后，关于组织原则的争论便被推到前台。由于原有的两种不同意见仍然相持不下，因此1948年到1950年期间几个社会党连续提出的立即重建国际的建议都被束之高阁，甚至在社会党国际的原则宣言已经着手准备之际，国际重建一事似乎仍令人感到遥遥无期。然而进入1951年以后，这一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一方面，“冷战”对峙的局面已经形成且趋于稳定，各国社会党较前一段更加迫切地要求正式建立国际，以利用“国际”的名义和便利来维持和扩大自己的影响，从而与已经正式建立国际组织的自由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相抗衡。另一方面，这时的西欧社会党大多已经历了相当一个时期的执政历程，它们对外来干预的反感以及对未来国际组织的设想也日趋一致。因此，一贯主张采用旧国际组织原则的比利时社会党首先转变了态度。该党机关刊《人民报》和《大众报》在1951年1月5日共同刊载了该党全国执委会成员致国际社会党会议委员会主席、英国工党总书记菲利浦斯的公开信，信中在重提尽早建立国际的建议的同时，又着重指出“国际社会党会议”既不应当抛弃它“行使职能的方式”，也不应当改变它的“结构和职能”，比利时党的要求仅仅是改变现有的名称而已。（SI：SII，1951，No 27-28）这意味着比利时社会党放弃旧国际具有强制性内容的章程，转而完全接受英国工党等坚持的国际重建方案：国际奉行“协商一致”的原则，以交换观点为主，其决定对各党没有约束力。对此，英国工党作出了迅速的反应。工党全国执委会马上专门开会讨论了比利时党的建议。同月26日菲利浦斯以执委会名义发表公开信作答：如果“（未来）会议的制度和决定的体系是建议性的”，而不是强迫性的、必须为各党所接受并服从，则工党同意比利时社会党的提议。（SI：SII，1951，No 27-28）
这两封信在其他社会党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并很快征得了普遍的赞同。在1951年3月于伦敦举行的委员会会议上，各国社会党代表同意了英、比两党关于改变名称、正式建立国际的联合建议，并且在决议中对组织原则作了进一步的详尽阐述：“社会党人的团体所通过的决议都必须反映出自由达成的意见一致。这些决议对那些须向本党党员和本国选民负责的政党并不构成具有某种约束性的限制。任何国际社会党人的团体都不能自称拥有下达命令的强制性权力。”（SI：SII，1951，No 27-28）关于组织原则的争论由此便得到了解决。根据上述决议，总书记布劳恩塔尔归纳总结了现行的各种议事规则，准备了章程草案。经过特设委员会的修改之后，章程的最后文本在社会党国际成立大会上顺利通过。可以说，关于组织原则的争论的解决为社会党国际的建立扫除了最后一个障碍。
最后是关于社会党国际指导思想的争论（1949年12月—1951年6月底）。在1949年12月于巴黎举行的“国际社会党会议”委员会会议上，法国社会党的代表提议起草一份“民主社会主义的原则宣言”。（SI：SII，1951，No 27-28）由于当时关于组织性质的争论已经结束、重建国际的障碍已不复存在，因而对眼下正全力以赴筹建国际的社会党人来说，起草这样一个宣言就是为新的国际奠定理论基础。另一方面，社会党人这时也普遍感到，对于他们长期以来所推行的改良主义主张和实践有必要进行提炼和概括，以便于在战后所开始的经济复兴活动、政治重建工作中提出有吸引力的纲领。他们对这一工作踌躇满志，并且信心满满地认为这一“任务”历史性地落在了他们的身上，因为在他们看来，自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和《第一国际成立宣言》问世以后，由于第二国际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都不曾提出过自己的纲领，因而在近一百年的时间里，“国际社会主义的目标和原则再未以综合文件的形式加以重新概括”。（SI：SII，1961，No 26）正是基于这些考虑，法国社会党的提议立即得到了其他党的赞同，“国际社会党会议”很快便开展了这一工作。
1950年1月初，上任不久的总书记布劳恩塔尔将他起草的原则宣言提要发给各党讨论，并要求它们提交备忘录，说明本党对于民主社会主义原则的见解和观点。在同年6月的哥本哈根会议上，法国社会党领袖摩勒对先后收到的11个党的备忘录进行了综合分析。会议随后设立了原则宣言起草委员会，由比、奥、法、英、荷、瑞士及联邦德国斯堪的纳维亚等国和地区的社会党以及“中东欧社会党联盟”的代表组成。1950年10月，原则宣言起草委员会在巴黎举行了第一次会议，讨论了宣言草案，并设立了一个三人撰写小组，由英国工党国际书记海利、比利时社会党的拉若克以及总书记布劳恩塔尔组成，负责根据讨论情况以及各党意见再次修改草案。随后，修改后的草案又发给各党征求意见。1951年3月在伦敦举行的起草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同年5月在斯特拉斯堡（法国）的第三次会议以及6月在法兰克福（联邦德国）的第四次会议基本上都重复了同样的程序。（SI：SII，1951，No 27-28）这样，提交给社会党国际成立大会的原则宣言草案已是第四稿了。
正是在这个历时近一年多的反复修改的过程中，出现了关于社会党国际指导思想的争论，其重点集中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以及社会党人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在1950年6月哥本哈根会议前，11个社会党提交的关于原则宣言提要的备忘录也都涉及了这个问题。在此后的历次会议上，各党代表也都就此发言表态。从这些书面材料或口头发言中，可以发现各党之间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差别。
其中，荷兰工党直截了当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作为二战后第一个通过新党纲的党，它显然对这个问题已有定见。它提出的备忘录提出：“两次世界大战已经使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同马克思主义疏远开来，因此，欧洲社会主义即便没有发展到排斥那些仍然相信马克思主义理论重要性的人们，那么无论如何也必须为那些认为自己更接近饶勒斯和马萨里克的人们留有余地。”（Braunthal：1980，p.204）而受到费边社思想深刻影响的英国工党则表示，英国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及其主张并不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而是在约翰·穆勒的激进思想、费边社、悉尼·韦伯和萧伯纳的教诲以及英国圣公会社会改革家们的熏陶下形成的。英国工人运动的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主义学说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Braunthal：1980，p.205）这是两种最极端的意见，前者试图通过强调现时条件的变化来指出马克思主义不再普遍适用，后者则是利用本国情况的特殊性来拒绝马克思主义的渊源和联系。两者的共同点都是否认了马克思主义对欧洲工人运动的巨大影响。
但这类看法并没有得到其他代表的赞同，其他社会党都没有明确表示自己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关系，有的甚至强调马克思主义对于自己的重要意义。例如，1945年8月，法国社会党第37次代表大会在修改党纲时，曾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发生争论，但争论双方都表示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和判断是适用的。（Graham，pp.92-94）而属于党内左翼、素有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之称的摩勒在这次国际讨论中更是明确指出：“我们全党，包括盖得、饶勒斯以及较近的勃鲁姆、布拉克在内，都毫无保留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所做的分析。”（Braunthal，1980，pp.205-206）即使是奥地利社会党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流派的角度申明了党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联系和师承脉络。由意大利社会党右翼出来的另组成社会民主党的巴拉巴诺娃也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认识社会内部各种社会力量的方法，而且还是工人阶级信心和力量的源泉。甚至连自称对理论问题从无兴趣的瑞典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艾兰德也承认，虽然瑞典社会民主党从未建立任何学说体系，但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党就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的强烈影响。（Braunthal，1980，pp.205-206）这一表现显然说明上述社会党还不愿完全割裂自己党的早期历史和最初起源，不想完全忽略马克思主义对普通党员和工人群众发挥的并且仍然具有的重大影响，更不能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所做的正确分析和深刻批判。尽管如此，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党在具体的实践中已在很大程度上放弃或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它们之所以强调马克思主义与自己党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利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吸引群众、使自己区别于资产阶级保守主义政党的意图。
正因如此，后一种有所保留的意见与前一种极端的意见之间并没有形成尖锐的直接交锋，没有形成各不相让的僵局，因而通过宣言起草委员会的协调活动，它们最终走到一起，完成了一个“妥协的混合物”。（Portelli，p.53）在成立大会通过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任务》原则宣言中，关于社会党国际指导思想的争论得到了大家皆欢的解决。宣言称：“社会主义是一个国际的运动，它不要求在处理问题的方法上严格一致。不论社会党人把他们的信仰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社会的方法上，还是建立在其他方法上，不论他们是受宗教原则的启示或是受人道主义原则的启示，他们都是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奋斗。”（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第1页）
尽管后来的社会党人把上述说法归结为民主社会主义所特有的“多元化原则”，宣称这是适应现代社会发展、民主化和自由化倾向，反对伪科学一元论和垄断权的必然结论。（迈尔：第87—92页）但在当时，原则宣言的主要起草者之一、总书记布劳恩塔尔却强调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所说的“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成的奴役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第2卷，第136页）“曾经为第二国际准备了指导方针，也是提交法兰克福会议审定的民主社会主义原则宣言的最主要的概念。”（SI：SII，1951，No 25）实际上，这种情况也反映了关于社会党国际的指导思想的争论造成了原则宣言的内在矛盾。
总之，上述三大争论在时间上互有重叠，在实质内容上又互相联系，表现出循序渐进的逻辑发展关系。这三大争论的产生、发展和解决，拖延或推动着社会党国际重建的最后完成，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党国际以后的发展。
第三节 政策立场的转变及其原因
二战后初期直到1947年以前，欧洲大多数国家的社会党相继通过了战后新纲领。总体而言，其区别于战前纲领的显著特征主要表现在，这些社会党大多试图以战后重建为契机，以反法西斯战争中形成的威望为基础，顺应人民渴望摆脱曾造成全球经济危机并导致世界大战的资本主义旧制度的愿望，进行大规模的社会改良，革除现有社会制度的明显弊端，进而实现他们所主张的社会主义。例如，二战后第一个参加竞选并赢得胜利的英国工党就提出了以实行国有化和普遍福利为特征的竞选纲领和施政政策。（Coates，p.109）同时，这些社会党在国内联盟政策和国际关系方面也提出了新见解。例如，欧洲大陆第一个得到重建的法国社会党从一开始便确立了包括与共产党合作在内的“三党联盟”政策；在1944年11月的特别代表大会上，其总书记麦耶公开表示“（法国）社会党将永远不会成为反共集团的一员”；这次会议还通过决议坚持社共两党合作关系，并提议成立一个社共两党组成的“争取工人阶级团结委员会”。直到1945年底，法国社会党虽然拒绝了法国共产党关于尽快实现双方合并的提议，但却同意双方“向持久的联盟”发展，以“行动统一”为未来可能的“组织统一”进行探索。（Graham，pp.41-42，p.109）在丹麦，社会民主党在1944年还主动提议与共产党合并。（Pattersonand Thomas，1977，p.246）坚持对苏友好也是当时普遍的见解。在1946年底的英国工党第45届年会上，工党领袖在回答关于对外政策问题的质疑时还表示，苏联并无发动战争的需要，英国的伟大职责是促使美苏合作，维护和平。（LPCR，1946，p.151）这种情况在社会党人国际层面的活动中也有所反映。例如，1945年3月举行的伦敦会议。认为，西欧各国未能妥善处理同苏联的关系是导致纳粹德国发动战争的重要因素，因而强调在战后保持对苏友好是制止新的大战危险的主要措施；此外，“会议确认使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急迫需要”。（Steininger，pp.40-43）
正如美国学者克莱默不无夸张但也相当真实地指出的那样，在世界大战结束时，“社会党人希望能够在国际和平和友好的基础上使世界得到重建，某种形式的国际组织也能够顺利地建立；他们要求解决曾使欧洲分裂并引起两次世界大战的那些难题，他们希望没有集团的世界，苏联和西方之间的‘大联盟’会延续下去，他们希望西方和俄国之间的良好关系能够伴随着共产党和社会党之间的联系或合作，他们总是设想着通过吸收接纳由于大战经历而开阔了视野的教会人士、抵抗战士及中间阶级成员，社会主义会成为在欧洲占有支配地位的力量，最后，他们希望通过革故鼎新和焕发活力的进程，社会主义会当之无愧地占有领导权。这些宏大的期望由于冷战而全都破灭了。”（Kramer，p.53）对于某些社会党人而言，上述希望确是发自内心的，而在另一些社会党人那里，上述种种不过是因时趋势的反映而已。不幸运的是，冷战的出现不但使前者不得不放弃了早先的希望以及实现这些希望的努力，而且极大地刺激和重新唤起了后者根深蒂固的与共产党不睦的传统，同时还急剧改变了各国社会党内部不同理念倾向、不同派系力量间的对比格局。
因此，到1947年国际风云突变和冷战逐渐兴起之际，西欧各国社会党的政策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它们虽然没有完全放弃大规模社会改良的纲领，但在“联盟政策”方面却义无反顾地坚决同共产党人决裂（除意大利社会党以外），不仅停止了同共产党正式的或实际的合作，而且全力排斥打击共产党人。由此对西欧执政局面也产生了广泛影响，例如，在1947—1948年期间，先后有8个西欧国家的共产党人被排挤出了联合政府，其中4个国家是由社会党人领导的，奥地利菲格尔政府则由社会党人联合执政，而在丹麦共产党则是因社会党人拒绝与之合作组成联合政府，从而由参政变为在野。相应地在对外关系方面，它们迅速放弃了对苏友好政策，放弃了争取独立和合作的欧洲的尝试，转而积极支持或带头制订了政治上追随美国、军事上与之结盟的方针，为冷战推波助澜：先是利用宣传工具在国内渲染对苏联威胁的恐惧情绪和气氛，接着又力主实施了防务战略重心的转移。其中一个例证便是1947年3月，英国工党政府与法国签订的“敦刻尔克条约”，其目的尚是防止德国法西斯东山再起，而此后“抗衡苏联的方针明显地跃居于西方战略的首位”。（陈乐民：第92页）1948年3月，英国工党政府又提议建立了“布鲁塞尔条约组织”，这是战后第一个集体防务性质的安排，其涉及范围之大远非“敦刻尔克条约”可比，而且只是由于最后的疑虑，这一组织的条约才审慎地没有写明防止共产主义西进的内容。（何春超：第60页）1949年4月，具有冷战工具特征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建立，参加这个组织的欧洲10国中，竟有7国政府是由社会党人直接控制或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Braunthal，1980，p.193）
主要由上述这些西欧社会党的右翼领袖所把持着的“国际社会党会议”也完成了同样性质的转变。作为社会党人的国际性组织，它在某些方面甚至走得比个别社会党更远，1948年3月召开的伦敦会议是“国际社会党会议”政策转向的最明显标志，由此确立了其反苏反共、追随美国、支持冷战和结成集团的方针。按照布劳恩塔尔的话说则是“捍卫民主、反对苏联毁灭民主的企图，现已成为社会党人国际的中心政策了”。（Braunthal，1980，p.188）同年6月，维也纳会议又通过了题为《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决议，将攻击范围从苏联和共产党情报局扩大到包括整个东欧国家在内的共产主义阵营，（Steininger，p.307）从而明确地表明了“国际社会党会议”的集团立场。
在实际活动中，“国际社会党会议”首先采取了一系列反共的做法。例如它支持并鼓励意大利社会党中的右翼分子组成“统一社会党”参加竞选；1949年又直接派出代表团赴意大利，策动了社会党的第三次分裂并马上倡导和主持三个分裂出来的团体实现合并。这几乎是二战后社会党人国际组织直接插手某个社会党内部事务的唯一一次。而对这种无异于干涉主权国家内政的做法，当时的意大利政府还公开表示了不满。（Healey，1950a，pp.369-371）与此同时，它还出面调停东欧国家社会党中因反对与共产党合并而叛逃在外的难民间的矛盾分歧，协助这些国家的流亡社会党人建立政党组织，在此基础上又在1949年7月进一步组建了国际社会党人流亡中心即“中东欧社会党联盟”并立即接纳其为成员。与此相应，它还组织了各种所谓的难民救济委员会，在经济物质上帮助那些从东欧国家流亡的社会党人。（Braunthal，1980，pp.192-193）也正是在“国际社会党会议”及其成员党的影响下，原本统一的“国际工会联合会”在1949年1月发生分裂，主要由社会党人控制的一些工会组织另立了“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福斯特：第513—516页）“国际社会党会议”还利用其国际组织的便利在整个西欧乃至世界范围内开展反共宣传活动。例如，它通过“中东欧社会党联盟”的联系线索，多次发表所谓东欧国家迫害社会党人，限制人民自由，大规模实行强制劳动的调查报告或实况综述；它还协调西欧国家社会党针对上述情况举办抗议集会或示威。（SI：SII，1951，No 27-28）1950年前后，它还特别针对当时苏联的“和平攻势”发表了各种含有敌意的宣传材料，组织对抗性活动，煽起了不明真相者对苏联对共产党的恐惧乃至仇恨情绪。在这方面，“国际社会党会议”的作用是独特的，甚至是其他组织难以企及的，以至于当时任英国工党国际书记的海利自豪地称它“是目前以国际性力量对共产主义进行斗争的唯一的政治运动”。（Healey，1950a，p.373）
但更重要的活动还是“国际社会党会议”内部的协调工作，特别是那些首先完成政策转变的社会党或社会党领袖们往往利用这种国际组织来达到一般的外交会议不能达到的目的。例如，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问世之前的1949年1月，“布鲁塞尔条约组织”参与国的社会党先行集会，统一了接受美国提议组成北大西洋及地中海防务体系的意见。（Healey，1950a，p.373）在1950年冷战再次升级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党会议”先是在6月的哥本哈根会议通过了具有原则声明性质的决议《社会主义与和平》，其中虽然声称“世界和平是国际社会主义最根本的目标之一”，但强调的重点却在于“共产党情报局所引起的紧张局势是对世界和平唯一最大的威胁；非共产主义世界的安全还由于完全听命于共产党情报局的第五纵队的存在而受到威胁”。因此，这个决议的结论便是“自由人民的职责是团结起来”，“整个自由世界的合作和加强欧洲团结具有刻不容缓的必要性”。（LPCR，1950，pp.205-206）这实际上等于明确表示支持“北大西洋条约”及其组织，只是碍于某些永久中立国的社会党的反对，才一直未能形成以决议形式表示支持这个公约的一致意见。（Braunthal，1980，p.194）在同年10月，它又召集了专门讨论“由集体防务所带来的各种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的巴黎会议，针对参与朝鲜战争以及落实北约防务计划给西欧国家造成经济困难的情况进行劝说和解释，终于就“必须保证自由国家的防务所必需的一切负担”达成一致意见。（SI：SII，1951，No 27-28）为了进一步打消某些党的顾虑，会议又设了“欧洲团结与集体防务”研究小组，最后提出了研究报告，以具体的调查统计材料论证各国社会党应当支持重整军备，支持本国政府的防务计划，支持以国民收入的更多的一部分用于军备开支，同时还提出应当同意联邦德国重整军备并加入西方集体防务。（SI：SII，1951，No 27-28）也正是在这时，“国际社会党会议”委员会主席菲利浦斯多次发表讲话或撰文批驳了在冷战中社会党人应取中立的主张，公开声明社会党人的义务就是支持“大西洋联盟”。他要求社会党人抛弃“反美偏见”，拒绝做“第三种力量”的观点，支持美国及西欧各国政府的现行政策。（Gunscheund Lantermann，p.122）“国际社会党会议”及其成员党的政策转变以及转变后所进行的大量活动最明显不过地说明了社会党人的历史传统和社会属性。反过来，这些因素也正是它们能够完成政策转变的最主要的根源。但同时，也不能不看到当时客观形势的促动作用，否则便无法理解这一转变发生的时机以及迅速的程度。
首先，畸态的欧美关系是国际社会党人转变政策的最主要的外界条件。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美国便制订了对苏遏制战略，而且利用西欧的经济困难，以经济援助为手段诱使或迫使西欧国家与之共同对付苏联。在西欧国家看来，在经济困难并伴有政治不稳的条件下也只能在防务和经济上依靠美国。因此，西欧和美国结成了依附和支配为特征的联盟关系，美国成为当然的盟主。这样一来，政治上的追随也是必然的结局。如果说“杜鲁门主义”咄咄逼人的反共调子尚不能打消西欧各国不愿欧洲分裂具体化的顾忌；那么，包括170亿美元巨额援助在内的“马歇尔计划”所含有的反共目的却为这些国家接受了。在严酷的现实和尖锐的抉择面前，西欧国家很难有其他考虑；对于这些国家的社会党、特别是执政的社会党来说，同样少有回旋的余地。国际社会党会议正是在断定，没有“马歇尔计划”，“欧洲就不可能摆脱经济灾难和政治混乱，会给关系到未来社会主义的和平与民主造成威胁”，（Steininger，p.93）之后，才明确地表示了追随美国、反苏反共的态度。
其次，西欧共产党人的斗争策略方面的某些问题，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做法对于社会党人完成政策转变也有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苏联学者西比列夫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曾指出，战后初期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宗派主义倾向，苏联和东欧国家违反公民民主权利的一些错误以及斯大林时期情报局对南斯拉夫所采取的某些行动，阻碍了共产党同社会党的合作。（西比列夫：第33—34页）从前面的历史考察中也可看到，国际社会党人，特别是那些右翼领袖往往利用共产党或共产党国家的一些做法为口实而采取分裂主义和反共主义的对抗性行动。在共产党同社会党仍然保持合作关系并有希望尝试组织统一的时候，西欧共产党却往往沿袭了共产国际的不良习惯，造成了分裂而非团结的局面。例如在丹麦共社两党谈判合并问题时，共产党最终以有可能被理解为同苏联的政治制度割断关系作为理由拒绝了社会党人的条件。（Larsen，pp.79-81）而法国共产党在1945年6月提出“统一宪章”时，竟然以“捍卫和宣传由列宁和斯大林丰富了的马克思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使群众了解苏联共产党赢得的“社会主义辉煌的胜利”为主要理由论证共社两党应当组成单一政党。结果，法国社会党人反以法共对苏共的依附是双方统一的巨大障碍的见解拒绝了合并建议。（Graham，pp.97-98）这种做法显然忽略了双方意识形态差异和根本政策的分歧，为右翼社会党人提供了反对双方团结的最好口实，同时又贬损了共产党人的自身形象。再如，在东欧国家，共社两党在前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几乎都实现了合并，如此短暂的合并又不能不给人留下人为强迫的印象。结果，尽管东欧社会党内部确有相当一部分人主张合并，尽管合并在一定程度上是经过长期准备和酝酿的，但在西欧社会党人以及东欧社会党中反对合并而逃到西方的少数人的宣传鼓动下，人们普遍持有怀疑态度。所有这些既授人以柄，使社会党右翼可以便利地攻击共产党；又确有“为渊驱鱼”的意味，使左翼进步人士也无法坚持原有立场。从时间发展顺序上看，先有情报局对西欧社会党的指名攻击，后有“国际社会党会议”的反攻击，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这个道理。
总的来看，在战后初期社会党人重建国际组织的这一时期里，由于各种因素的交互影响，“国际社会党会议”改变了早期的立场，确立了带有浓厚“冷战”色彩的政策并相应开展了大量活动。尽管这一政策尚处在雏形状态即还没有形成全球性格局，还缺乏从理论上系统的阐述等等，但仍然对后来的社会党国际、特别是其50年代的政策有深刻的影响。
可以说，这一时期为社会党国际重建完成了政策方面的准备工作。
第二章 法兰克福代表大会的“新开端”（1951年）
法兰克福代表大会是社会党国际重建的主要标志，从此，国际社会党人开始以“社会党国际”的名义开展活动。这次大会是社会党国际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同时，这次大会在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亦占有突出的地位。大会通过的几个基本文件，不仅确立了新国际的组织形式和框架，而且制定了未来一个时期内将要奉行的政策方针；更重要的是，其中的原则宣言，第一次以国际纲领的形式阐述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若干根本原则。所有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着社会党国际的发展方向，还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反映了战后初期各国社会党理论和实践的演变趋势。
第一节 代表大会和新的国际组织形式
在1951年3月“国际社会党会议”委员会作出了重建国际的正式决定之后，为举行一次成立大会而进行的准备工作进入了最后的冲刺。经过4月和5月的紧张工作之后，从6月20日起各国社会党的代表便开始聚集到联邦德国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
当初，一作出重建的决定，随即便选定了这个城市作为成立大会会址，这是颇有深意的。首先，战后国际社会党人从未在联邦德国举行过正式会议；而且在相当一个时期即大战后期到战后最初两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受到冷遇，甚至不允许它参加国际社会党人的会议。因此，这个选择带有安抚性质。其次，战前的德国又是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诞生地，1923年的成立大会是在汉堡举行的。此刻即将问世的社会党国际意在恢复旧的传统，因而又属于“重建”。汉堡在大战中已被盟军轰炸机炸毁，当时尚未完全重建，而选择法兰克福既可表示继承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又可象征新国际毕竟有别于旧国际。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德国战后的分裂是东西欧乃至东西方分裂的集中体现；德国社民党在战后重建中又分裂出后与共产党合并的东欧社民党，这又是东西欧社会党分道扬镳的缩影；德国以及柏林问题在冷战出现之后一向是东西方对峙的最前沿，又是东西方对抗的热点。“选择这个德国城市，就是要显示所有国家的社会党人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精诚团结”（Braunthal，1980，p.196），显示国际社会党人在冷战条件下的政策抉择。
6月25—27日，“民主社会主义”原则宣言起草委员会首先在此地举行三天会议，讨论并最后修订了宣言文本和章程草案。接着，针对4月签署的欧洲煤钢联营“巴黎条约”，参加签署的6个国家的社会党代表27日也在此地开会，协调立场。28日，“国际社会党会议”委员会的五人小委员会开会。同日，委员会开会直至29日，为重建做好了最后准备。
6月30日，国际社会党会议第8次全体会议终于开幕了。参加会议的有34个成员党的106名代表，他们大都由本党主席或领袖带队。会议的第一项议程是选举大会主席和副主席，根据法国党领袖摩勒的提议，东道主德国党的主席舒马赫和副主席奥伦豪尔分别担任上述职务。但这次会议只是通过了一项决议，内称“考虑到国际社会党会议的成就证明它已取得了社会党国际的道义权威，因而认可国际社会党会议委员会1951年3月2-4日伦敦会议一致同意的建议：国际社会党会议改名为社会党国际”。（SI：SII，1951，No 27-28）会议由此转入了社会党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即成立大会的议程。会议主要讨论通过了与国际重建有关的两个重要文件即《社会党国际章程》和《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任务》原则宣言；此外，还讨论了国际和欧洲局势以及某些国家的问题，通过了8项决议，确定了社会党国际在这些方面的立场和政策。由“国际社会党会议”委员会改名而成的社会党国际理事会在此期间亦举行了第一次会议，选举英国党的菲利浦斯为社会党国际主席，德国党的奥伦豪尔和法国党的莱维担任副主席，布劳恩塔尔任总书记，同时还选定了担任社会党国际执行局即原小委员会的成员党构成。7月3日，代表大会闭幕。至此，社会党国际终于正式建立了。
新国际果然在一些重要方面明显地不同于旧国际即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如果说在重建期间关于组织原则、组织性质的争论中已经解决了最重要的问题，那么，通过新国际的组织章程，不仅以更为具体的措施保证了已确定原则的贯彻，而且以更有系统的论证表述了社会党人关于国际合作问题的新看法。确切地说，新章程规定了国际组织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作为其成员党必备的条件以及相互间的关系，确立了国际组织内部的权力结构，从而使社会党国际适合战后各种条件的变化，而不同于战前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
社会党国际章程规定：“社会党国际的宗旨是加强成员党之间的联系并通过协商一致的方式协调成员党的政治态度。”（SI：SII，1951，No 27-28）这是章程中最重要的、在后来的多次修改中从无根本性变化的规定。它实际上包含了三层意思：一方面，它不言自明地表示，新国际决不是什么国际指挥中心或司令部，它的职责不是硬性指派成员党在重大问题或关键时刻应当采取的行动，而是在加强成员党的相互联系方面发挥作用。但在另一方面，它又表明新国际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俱乐部”和“联谊会”，国际组织存在的价值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由于它是统一意志、共同主张和协调行动的代表者。因此，国际应当“协调成员党的政治态度”。同时，它又规定这种协调必须以“协商一致”的方式来进行。这就意味着以国际名义发表的意见或采取的行动必须最大限度地反映所有成员党的共同观点和愿望；形成国际意见或行动的途径不能单凭表决计票而须尽可能利用协商方式。这样，极为精炼的表述已然规定了新国际的地位和作用，它的任务以及完成任务的方式，甚至相对规定了新国际的活动范围和内容。而表述得如此精炼显然又为实际执行留下了灵活掌握的余地。从社会党国际以后的实践来看，国际在执行这一规定时越来越纯熟，虽然某些成员党之间会有尖锐的意见分歧，但国际不仅没有因此解体反而愈来愈稳定。
在这方面，社会党国际与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后者问世于国际工人运动的大分化、大分裂之际，其本身又是由“伯尔尼国际”的右派和“维也纳国际”的中派合并而成，其成员党有的刚刚完成组织统一，有的则同在一国之内相互竞争，因此，实现社会党人队伍的统一和相对集中便成为必予重视的问题，其章程也就载明“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任务是把处于分散状态的政党联合起来，并争取按照根据本章程的原则来实现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完全统一”。（布拉斯拉夫斯基：第330页）同时，社会主义工人国际还片面地接受第二国际破产的教训，以为强调国际组织的权威地位便可解决成员党之间的矛盾冲突，其结果便如同当时工人运动的其他国际组织如共产国际一样，在章程中列入了国际组织可发布强制性命令的条款。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社会主义工人国际试图成为一种多少类似于国际指挥中心的机构，试图对成员党的内部事务和重大政策加以管束。而社会党国际处于国际工人运动分裂已经稳定化且再次分化后的条件下，其成员党大多已实现了在国内政治舞台上的组织统一，又有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无法履行指挥职责反而陷于瓦解的教训在前，因而章程中关于国际组织的规定显然不同于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就此而论，社会党国际较之后者在组织上显得更为松散。
但在成员党的有关规定方面，社会党国际章程却又表现出更为苛刻、严格的特点。一是在理论主张方面。社会党国际章程指明，“社会党国际是谋求确立‘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任务’宣言所阐述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各国政党的联合组织”（SI：SII，1951，No 27-28）。这个日后以“法兰克福宣言”而闻名于世的文件洋洋数千言，概述了社会党人对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国际问题的原则看法。只有完全接受这些看法的政党方能为社会党国际的成员。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章程中与此相当的规定则是：“凡是旨在以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代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承认表现在政治和经济活动中的阶级斗争是工人阶级解放的手段的社会主义政党，均可加入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布拉斯拉夫斯基：第330页）这种简单的规定连同它从未提出过与“法兰克福宣言”相当的纲领文件的事实，反而充分说明了社会党国际对于成员党的思想统一有着更高的要求。此外，在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社会党国际在审查加入国际的申请或评判成员党的资格时，还实际上严格执行了两条取舍标准，即不予共产党合作和主张并实行多党制政治。例如：它曾以前一标准为根据开除了马来亚工党，（SI：SII，1966，No 9-10）又由于后一标准长期搁置某些非洲国家政党的加入或升级申请。（SI：SII，1964，No 5）表现出社会党国际章程苛刻、严格特点的第二方面是有关成员党资格的规定。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为了解决多数表决通过的问题，对各成员党的投票权数作出了相当繁琐复杂的规定和划分，但其实质只是按照成员党的实力数量进行简单的分类。而社会党国际章程在此时虽未明确规定，但从行文中来看已有更复杂的分类：拥有全部权利的正式成员党、在代表大会上只有发言权而无表决权的咨询成员和观察员。在实践中，社会党国际往往将那些主要是东欧国家的流亡政党列为咨询成员，将那些欧洲以外地区自己要求加入国际、国际也愿意接纳但双方在历史传统、意识形态和主要政策等方面仍有一定差异的政党列为观察员。这样一来，社会党国际便又开创了流亡政党无表决权的先例。相对于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时期流亡政党与合法政党因政策方针和政治态度不同而发生激烈争吵并使国际几次险些分裂的情况而言，社会党国际一是更加借重那些在国内合法生存、正在执政或曾经执政仍有再次执政可能的政党。这些党由于所处地位大致相同，确实也有更多共同关心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也有更多的共同意见。二是更加注重自身的活动余地，避免因流亡政党由其非法地位而提出的极端主张对国际组织政策的干扰和限制。
总之，社会党国际章程中有关国际组织本身的规定同有关成员党的规定相映成趣，在就整体而言组织松散的同时又争取内部更广泛的一致和统一，进而保持一种“形散而神不散”的格局。更确切地说，社会党国际对成员党内部事务奉行的“不干涉原则”显然是以成员党之间相当高程度的一致为前提的。不符条件者或予以除名或不予接纳，这是“不干涉内政原则”得以贯彻的首要的组织保证。
与此相应，在国际组织内部的权力结构方面也表现出类似的特征。在表面上，社会党国际奉行各党无论大小一律平等，“一党一票”的原则，因而显得比按照成员党实力大小分配票数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更加民主。但实际上，社会党国际的权力更加集中，特别是集中在少数西欧大党手中。例如，两个国际都设立了第三级决策机构即执行局，社会党国际章程规定执行局由理事会选定的10个成员党的代表组成，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则规定执行局由执委会成员中选出9人组成且“应尽可能代表更多的国家”。实际上这还表明前者突出政党作用，后者更多地突出个人作用。再如，社会党国际取消了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章程中有关执委会或执行局成员一旦在本国政府中任职便自行辞去国际组织中的职务的规定。这无形中增加了那些正在执政的、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活动积极的政党领袖对于国际组织事务的影响。又如，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继承了第二国际时期的传统，其领导人大多出自规模较小的成员党；而社会党国际则反其道行之，领导人职务长期以来始终在英、法、德等大党之间进行平衡分配。上述这些有形的规定或无形的规则使社会党国际又能够比较便利地采取行动和统一认识，再次突出了“形散而神不散”的特征。
1951年的法兰克福大会通过的国际章程确实是一个精心构制的文件，它奠定了此后几十年时间里社会党国际的组织基础，也正像社会党国际1957—1969年间的总书记卡西所说的那样，“社会党国际1951年通过的章程是一次尝试，意图从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实践中汲取教训，并解决现已落在某些成员党身上的新的政府责任所带来的问题。”（SI：SII，1964，No 18-19）
第二节 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全面阐述
法兰克福大会另一项重要成果，也许是意义更重大的成果，便是通过了题为《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任务》的原则宣言即“法兰克福宣言”。
在政治学研究中，通常认为政党组织的纲领具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它是这个政党同其他政党组织认同或辨异的最重要的根据或标志；第二，它是政党组织内部不同成员之间达成共识的集中体现和维持共处的主要基础。也可以说，政党纲领对内有加强凝聚的作用，对外有扩大宣传的功能。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曾十分形象地说：“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马克思恩格斯：第三卷，第31页）列宁也认为：“纲领对于政党的团结一致、始终一贯的活动有重大意义。”（列宁：第四卷，第186页）
对于社会党国际来说，“法兰克福宣言”便是这样一种具有双重意义的纲领性文件。在各种政治思潮林立丛生、不同政治势力共存并立的世界上，“宣言”从思想原则的高度确定了社会党国际的相对位置。在组织相对松散、成员党有较大自主性的社会党国际内，“宣言”通过章程的明确规定而成为成员党的标准或准则。但作为国际组织的纲领，“宣言”又不同于一般的政党纲领，因而另具某些特色。与此相应，“宣言”对社会党国际除上述两者外别有一种特殊意义。“宣言”是社会党国际的成员党“对于基本原则的共同认识”，（Braunthal，1980，p.200）而这些党在许多方面是各不相同的，因此，“宣言”是成员党之间妥协调和让步的产物，反映的是国际社会党人在当时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总体认识水平。其结果，“宣言”一方面只是记载或罗列了成员党的共同看法以及为某些党所赞成同时并不为另一些党所反对的观点，从而为各成员党理解、阐释和实践这一纲领留下了余地；另一方面却又启发、推动成员党对自己未曾注意但又为另一些党所提出的问题进行思考和研究。“宣言”在具有妥协性的同时也具有了某种超前性。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宣言”是第二国际破产分裂以来主张改良主义的一翼第一次以国际纲领的形式概述自己的理论主张，它代表了社会党人自那时以来所进行的理论探索和实践经验的总结，同时特别集中了战后以来社会党人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以及对未来发展的设想。因此，“宣言”是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发展史上一块重要的界碑，从中既可以看到老一代社会党人留下的痕迹，也可以找到现在一代新社会党人的理论设想，同时又能够发现各国社会党理论和实践未来演变的有关线索。也正是通过这篇宣言，“民主社会主义”被正式确定为国际社会党人所主张的理论观点体系的总称，人们亦开始以此特指社会党人的意识形态。
也正因为“宣言”具有上述特性，因而在写作上，虽然起草者们自视甚高，将其比之《共产党宣言》和《第一国际成立宣言》，但“宣言”全然没有后两者那样震撼人心的逻辑说服力和感染力。在结构上，“宣言”主要分为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和国际民主四大部分，但最初这只是为着叙述方便和易于起草者分工而设立的。（SI：ClS，1951，No 25）只是到后来，社会党理论家才开始将这些比附为逐次深入的改革任务。（Lieber，pp.197-223）但“宣言”作为社会党国际的纲领，最引人注目的是它对民主社会主义的全面阐述。联系历史和现实，“宣言”中的这样几个问题最值得注意。
第一，“法兰克福宣言”发展了社会改良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化倾向。早在二次世界大战前，“修正”、“超越”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已经在社会党人中颇为盛行，表现了他们背弃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革命原则的发展倾向。但这大多见诸当时的社会党理论家或领袖的著作和演讲之中。而在各党纲领中，虽然没有直接申明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但仍程度不同地直接或间接地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大量论断。在这同时，社会党人的国际组织即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实际上有意识地回避了这个问题。到了战后，正如前面所述，国际重建时期关于国际指导思想的争论引发了各国社会党人对这个问题的大讨论，提出了“意识形态中立化原则”，以此表明了社会党人既不能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割断历史联系，但同时又要为自己的改良主义实践寻找更加适当的理论依据的“非马克思主义”倾向。
战后社会党人之所以直接触及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敏感问题，除了重建国际的客观需要以外，还由于在社会党人看来，经过二次大战和战后初期的发展，历史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马克思主义的过时性愈发突出，而“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中解放出来”（Lamadier，1951，p.6）的需要愈发迫切；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运动本身也越来越多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其他学说（Philip，p.7）。因此，社会党的实践以及对社会重大问题的一系列新看法已经同旧的纲领形成了矛盾，有必要给予总的清算。新国际的建立及其对新纲领的需要提供了进行这种清算的机会，同时又由于国际纲领的起草工作主要限定在各国党的主要领袖和理论家中间，无须过多地考虑普通党员的意见和要求，因而又为这种清算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员党的代表在讨论马克思主义问题时更加肆无忌惮，而最后的结论又具有某种超前性，影响了社会党以后的纲领起草工作。实际上，在“法兰克福宣言”通过以后，各国社会党纷纷认为其中最主要的成果便是确定了社会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新态度。（SI：SII，1951，No 29-30）
按照社会党人自己的说法，“宣言”所表明的新态度主要有三点，一是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国际的运动，它不要求在处理问题的方法上严格一致”。（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第4页）这就是前面已经提到的意识形态“中立化”或“多元化”原则。中立化侧重说明对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学说要不偏不倚、一视同仁；多元化则强调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还有其他一些学说同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二是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实现不是必然的。它要求所有信仰者个人的贡献……”，这意味着“同旧信念的明确决裂”。（世界知识产权出版社：1959，第4页）即抛弃那种历史决定论的宿命论观点，强调了个人的能动性。三是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反抗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各种弊害的运动而产生于欧洲”。最初是雇佣劳动者的运动，后来则有越来越多的其他人加入进来。现在“社会主义向所有相信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必须予以消灭的人们提出呼吁”。这代表着放弃过去那种狭隘、片面的观点，那种只看到经济等有形因素的观点，确立了新的有关社会主义普遍性的见解。
实际上，除去那些明显的歪曲以外，这三点集中暴露了战后初期社会党非马克思主义化发展倾向的两个侧面。一方面，它们是要通过“中立化”或“多元化”来贬损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历史地位和现实影响，为它们在实践中放弃革命、推行社会改良，在理论上公开接受早期修正主义的主张，根据现实需要发展改良主义理论寻找依据或托辞。另一方面，他们表现出用伦理社会主义取代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动向，这是最根本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是表现得最充分的。
在法兰克福大会讨论“宣言”时，许多发言者如奥地利的波拉克、荷兰的沃林克、丹麦的安德森以及德国的艾希勒都十分赞赏“宣言”当中强调伦理因素对于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特别是艾希勒，在1953年又发表了《社会主义的伦理根源》一文，篇首便引用了“宣言”中的大段论述，认为“宣言”本身就是伦理社会主义的代表作。（SI：SII，1953，No 6）按照他们的说法，“中立化”或“多元化”原则的核心就是肯定伦理道德因素对于社会主义信仰的重要性；社会主义的非必然性就是强调个人的重要性、强调个人的主体责任和行动；社会主义起源于反抗则承认了社会主义最主要的是道德发展的结果，是伦理的感召。此外，“宣言”有关社会主义目标以及最终实现的方式，社会主义运动的性质等方面的论述也同样突出了人的价值、人的解放、自由和发展，这些都属于伦理社会主义的观念范畴。他们认为这正是从马克思主义教条中解放出来，与共产党人的诡辩术划清界限的关键。
战后社会党人之所以如此热烈地主张伦理社会主义，显然是有多重原因的。首先，在社会民主主义发展史上，那些早期的修正主义者几乎都曾强调伦理、道德乃至心理因素在社会主义中的地位和作用。例如伯恩施坦就曾大力主张社会主义中必须引进伦理因素，由于对康德伦理学的推崇而又干脆提出“回到康德去！”的口号。再如20世纪30年代一度名声大盛的比利时修正主义者德曼，在完成《超越马克思》一书后又写下了《社会主义心理学》，进一步发展了伯恩施坦的观点。（Dodge，p.12）这种用伦理社会主义取代科学社会主义的最初尝试必然给战后社会党人以很大影响。可以说，这也是社会党人的一种顽固的传统和习惯。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对此又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一方面，德国法西斯的统治和侵略根本无视人的权利和尊严，不仅大规模地残害了人的生命和肉体，而且严重扭曲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自然激起人们希图以理性代替兽性、以伦理代替强权、以道德代替暴力的渴望。另一方面，面对惨无人道的法西斯，各国抵抗运动不分阶级、党派、信仰而包括了各种为平等、独立和自由而作战的人们。因此，抵抗运动的最大共识也在于伦理方面，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德国党尤为强调而其他党也同样赞成伦理社会主义。最后，某些功利色彩的考虑也驱使社会党人强调伦理因素。战后初期欧洲人民情绪的普遍左倾化为社会党提供了迅速扩大影响和实力的机会，但同时基督教民主主义的兴起又意味着争取广泛群众的工作十分艰巨。强调伦理因素显然有利于社会党向社会各阶级阶层和各种文化背景的人扩大影响的工作。在这几方面原因综合作用下，社会党人从战后一开始便表现出发展伦理社会主义的倾向。这一倾向先是体现在国际纲领中，尔后又扩散到各国党的纲领中；先是表现为若干论断和观点，尔后又发展为精细而有系统的理论。
第二，“法兰克福宣言”在重申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改革的同时又强调了反对共产主义的立场。社会党人以社会主义为旗帜，自然要对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持批评态度，在实践中相应地开展革除资本主义社会明显弊端的尝试。战前的社会党是这样，战后初期的社会党仍是这样。他们在西欧政坛上代表着改造旧社会的革新力量，通过领导或参加政府程度不同地实行或推动着对资本主义的改革，他们对选民的吸引力也正在于此。“宣言”反映了社会党人的这种进步性。它从社会主义运动的起源、性质和目标等方面重申了社会党人的改革主张，因此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要把人们从对占有或控制生产资料的少数人的依附中解放出来。”“社会主义谋求以另一种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在那种制度中公共利益优先于私人利润的利益。”“资本主义的指导原则是私人原则，而社会主义的指导原则是满足人类的需要。”（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第2—6页）由此，“宣言”力图在社会党人所主张的社会主义与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之间划出一条界限。就此而论，“宣言”确立了社会党人在政治舞台中的位置，向外界表明社会党人不同于全力维持资本主义生存的保守党人和右翼政治势力。但这一确立位置还有另一个参照系，也就是说，“宣言”论证了社会党人不同于共产党人，他们的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按社会党人的说法则是共产主义）。而这一论证的侧重点和主要方式是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进行猛烈的攻击。
例如“宣言”不厌其烦地列举了共产主义的诸多“罪恶”：在国际范围内，“共产主义分裂了国际劳工运动，并使许多国家中的社会主义的实现推迟了几十年”；在思想理论方面，“共产主义妄称继承了社会主义的传统。但事实上，它是歪曲了这个传统，它建立了一种僵硬的学说”；在政治上，“共产党人只是要建立一党的独裁”，“它的基础是建立在军事官僚与警察恐怖之上的”；在经济方面，“强迫劳动在它的经济组织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其最终结果“由于造成财富和权利上的悬殊，它已创立了一种新的阶级社会”。（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第2—6页）相形之下，“宣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便显得苍白无力、抽象空洞，更多地是从道义原则而非实际结果来作出评判的。这种对比表明，在战后社会党人看来，资本主义主要是过去的罪恶，因为“在某些国家中，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已经奠定，所以在那些国家中资本主义的罪恶消逝了”；而共产主义却是正在兴起的新罪恶，“它已创立了新的阶级社会”。这样一来，共产主义便成为远比资本主义为恶更甚的东西，成为社会党人更为危险的敌人。如果说，资本主义尚可加以改造，那么共产主义便只能坚决加以反对；资本主义正在得到改造，而共产主义却正在“威胁着争取自由与社会正义的运动”。如果说“在某些国家中，强有力的资本家集团使过去的野蛮主义重新以法西斯与纳粹主义的方式抬起头来”，那么共产主义实际上本身就是极权主义、独裁制度和“新帝国主义的工具”。
结合历史发展便可看出，“宣言”的上述论证实际上是第一次以国际纲领的形式，以有系统的对比分析确立了社会党人“第三种力量”的角色和走“第三条道路”的抉择。而在战前，尽管社会党人已经同共产党人分裂且有激烈的斗争，尽管在一些国家如瑞典，社会党人已经开始自诩或被外界看作是“第三种力量”，要走“第三条道路”或是“中间道路”，但他们仍大都把共社分裂看作是工人运动内部不同观点不同派别的对立，双方作为有关系的整体而处在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另一极，双方的分歧也只是对改造资本主义的途径、方法等问题有着不同的认识。（Medvedev，pp.234-237）与此相反，“宣言”对社会党人“第三种力量”、“第三条道路”的确定主要以其同共产主义的对立为出发点的。这种对立已不再是观点的分歧、认识的不同。在共产党人执政从一国发展到多国、在当时冷战已经兴起并造成东西欧对立的情况下，社会党人已经把同共产主义的对立看作是根本性的、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政权性质和不同的发展趋向的完全对立。
正是因为这样，“宣言”起草委员会主席、法国的格鲁姆巴赫在向大会介绍“宣言”草案时，列举“宣言”的第一个长处便是“明确地表明民主社会主义是同共产主义相对立的”。（SI：SII，1951，No 29-30）其他党的代表在讨论时也同样十分强调这一点，例如荷兰工党主席沃林克说过：“对待共产主义的态度在国际社会党人合作的历史上始终是一个十分令人烦恼的问题”，国际社会党人内部对此总是争论不休。而“宣言”终于令人满意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明确表明了坚决反对共产主义的态度。（SI：SII，1951，No 29-30）“宣言”的这些反共产主义内容既同社会党人进一步背弃马克思主义有关，又成为“宣言”进一步展开的逻辑出发点。“宣言”强调民主，强调民主在社会主义中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同把共产主义视为反民主的极权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全面阐述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这个“宣言”极其明显地给这个理论打上了反共主义的烙印，使反共主义成为民主社会主义最突出的特征之一。
第三，“法兰克福宣言”强调民主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原则。这种强调是社会党人思想意识和改良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一方面，第二国际后期的中右派开始将民主问题置于一切问题的首要地位，他们推崇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并由此设想改良主义的新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不仅进一步促发国际工人运动组织上的分裂，而且引发了思想上的大争论。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各国普选制的实行和社会党人参政的第一次高潮也驱使他们更加沉醉于现有的民主制度，以为通过这个制度便完全可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因此，1919年的伯尔尼会议专门通过了“民主与专政”的决议。（布拉斯拉夫斯基：第256—259页）在此后同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人的论战中，社会党人愈加强调民主问题，实际上则把民主当作社会改良的代名词，当作攻击苏维埃俄国以及共产党人的武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初期，随着共社双方的又一次决裂以及社会党人完成政策转变，民主问题便成为社会党人攻击苏联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出发点。因此，国际社会党会议1948年6月在维也纳举行的全体会议通过了“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决议。（Steiniger，p.30）这同伯尔尼会议的决议有着异曲同工之效。在1951年冷战达到高潮的条件下，表明新国际身份地位的“宣言”势必要大力强调民主。正如格鲁姆巴赫在作“宣言”草案说明报告时所讲的：“为了使宣言简练通俗，我们没有提及过去的任何宣言。但宣言已经表明，我们在思想深处一成不变地忠实于我们前辈的思想，这尤其集中在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民主内容的强调上。”（SI：SII，1951，No 29-30）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工人运动实际上分裂为主张民主和拥护专政的对立派别。而新“宣言”则继承了民主传统。在大会讨论中，丹麦党副主席安德森不仅十分赞赏“宣言”强调民主问题，而且还特意指出，正是从这个问题出发才能划清同“滥用社会主义名义的法西斯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界限。（SI：SII，1951，No 29-30）但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在包括社会党在内的进步力量和人民大众的努力下，欧洲国家民主制度也在得到不断改进。社会党人进入议会，参与政府，标志着欧洲议会多党制的实质性确立和责任政党政府的出现。社会党毕竟代表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与传统政党如保守党、自由党之类同属一个阶级只因政见不同而分立的政党有很大差别。30年代法西斯主义的崛起既使社会党看到了现存民主制度的脆弱，也坚定了它们进一步巩固完善民主制度的决心。而当时苏联的“大清洗”也或多或少地起了反面教训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痛苦经验也更加促使他们看重大战胜利等同于民主战胜独裁的意义，更加珍惜民主。因此，战后初期重建民主成为社会党人的主要纲领，在民主条件下进行社会改良也成为他们的主要活动。这种状况必然会反映到新国际的原则宣言之中。
因此，民主便成为“宣言”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民主社会主义被“宣言”确立为社会党人意识形态的正式名称。从“宣言”的论述来看，首先涉及的是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按照“宣言”的说法，“社会主义就是最高形式的民主”，这意味着在某种意义上，社会主义就是民主，民主的扩大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两者之间有着对等的统一的关系。由此，民主既是目标，又是达到目标的手段，因为“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民主才能完成。而民主亦只有通过社会主义才能充分实现”。两者互为因果条件。在此基础上，“宣言”又得出了结论：“社会党人的奋斗目标，是以民主方法建立一个自由的新社会。”其次，“宣言”又论述了社会党人对民主的理解。在政治方面，“民主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它必须保障人民的各项公民权利；“民主需要有一个以上的政党存在和彼此反对的机会”，这就要求建立多党制和责任政府。在经济方面，民主意味着“对经济作有效的民主管制”。这在所有制问题上体现为多种公有制、特别是地方所有和合作社运动对私人垄断的限制；在经济结构问题上表现为经济权力分散化以抵消政府或中央机构的官僚主义；在计划问题上表现为民主参与、民主监督。在社会方面，民主意味着切实保障人民的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和实行普遍的社会福利制度，意味着人的平等、尊严和个性的充分发展。这样一来，社会党人对民主的理解又明显包括价值判断的意义和伦理色彩，民主即等同于自由、社会正义与平等。
相对于前面提到的“民主与专政”和“民主与社会主义”两决议而言，“宣言”对民主问题的论述更为周详，更加缜密。而更突出的是，“宣言”从这个问题的出发，有机地论述了社会党人各个方面的纲领和目标。这也就是“宣言”各小节均有民主字样的原因。
第四，“法兰克福宣言”概述了以实用主义为特征的经济纲领。“宣言”中“经济民主”一节集中论述了社会党人在经济问题上的主张和认识，也集中体现了“宣言”作为社会改良主义实践经验总结所具有的特色，因此这一节是全文中最少理论色彩的部分。按照法国党全国执委、前经济事务部部长菲利佩的话讲则是，“宣言在经济问题上强调技术（手段）和组织问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一部分主要是根据一向轻视理论、着重实践方法的英国工党和斯堪的纳维亚党执政实践所撰写的。”（Philip，p.8）也正是因为英国工党和北欧诸国社会党在战后初期政绩显赫，同时又代表着略有差别的经济政策主张，所以，“宣言”在经济问题上的论述既是妥协的产物，又带有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宣言”第一次从纲领原则的高度，在国际范围内提出了社会党人的“计划经济”思想。在他们看来，民主的计划经济集中地体现了社会党人的“第三条道路”特征，它与共产党人的极权主义、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不同，又与保守党人“只对掌握生产资料或积累了大量资本的极少数人有利”的经济自由主义不同，是为绝大多数人的自由、平等的计划经济。“宣言”在这个问题上的论述反映了战后社会党人经济理论新的重大发展，在某种意义上也昭示了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动向。
按照“宣言”的内在逻辑，对民主的计划经济的论证首先是从贬低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意义开始的。早在战前，社会党理论家当中就出现了重新看待财产所有权的理论。典型代表者如希法亭便在《金融资本》一书中以金融资本的发展、特别是股票交易所的出现为依据认定资本主义企业结构中的个人财产权已遭破坏，“所有权不再表现为一定的生产关系，而成了一种与任何活动都没有关系的收入的证明。”（蔡中兴：第166—167页）在此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大垄断财团的出现，欧洲各国司法实践和法学理论中都提出了“所有权社会化”的问题以及限制无限私有权的问题。这种情况进一步使社会党人认为所有权只具有法律上的意义而与实际的经济活动和生产关系无关。与此相应，他们又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并非是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主要根源。与其说是财产私有权的存在造成了剥削和压迫，倒不如说是财产权的使用不当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分配不均才是问题的症结。“宣言”表明战后社会党人完全继承了上述看法，因此在批驳资本主义时只讲它“排除了极大多数公民对于生产应有的影响权力”，“它把所有权置于人权之上”。因此，“宣言”甚至没有保留与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章程中“以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类似的词句。对此，法国社会党人拉马迪埃在《法兰克福宣言与所有权问题》一文中坦率地承认：“在过去的30年期间里，社会党人对财产权的态度已发生了变化，强调的重点在于社会改造的经济和社会方面，而所有制问题被置于第二位了。”就是说，社会改革只是推行新的技术方法而不要求制度性的根本变化。（Lamadier，1952，p.15）
正是在此基础上，“宣言”论述了“计划经济”的问题，提出“生产不能受经济自由主义的任意摆布，而必须为了人类的需要加以系统的计划。”为了使“公共利益优先于私人利润的利益”，“生产必须是为全体人民的利益而计划的”。在这里，战前社会党人如希法亭“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等理论留下了深刻的痕迹。略有不同的是，希法亭等人认为资本主义的自发发展就可以“用有计划生产的社会主义原则来代替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原则”。而战后社会党人则强调人的自觉和有意识的活动，例如艾德礼讲过：“当人们要制订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时，他往往便成了社会主义者，因为他必须进行组织和计划化，并且忽略私人利益而不计”。（Radice，1965，p.37）由此，他们又把计划经济列为应当为之努力的目标，以为一旦实行计划经济，便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
对于计划的强调又进一步贬低了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甚至是低级形式国有化的重要性。早在30年代大危机的条件下，比利时社会党领袖德曼便提出了著名的《劳动计划》，论证了在保留私有制条件下实行国家经济计划并由此达到改造资本主义目的的可能性和好处。（Dodge，p.289）瑞典社会民主党更是在实践中推行了以在现有经济制度下加强国家干预为特征的经济政策，使国家摆脱了危机，奠定社会民主党长达几十年连续执政的基业。（Scase，p.105）虽然在战后初期，以英国工党为典型代表的若干社会党都实行了大规模的国有化尝试，但在理论上他们从一开始便只是将其当作改革社会的诸手段之一，在实践上也主要看重其恢复经济、振兴基础工业的价值。（斯克德和库克：第16页）因此，“宣言”强调“社会主义的计划可借各种方法来完成”，“社会主义计划并不以所有生产资料的公有为先决条件。它容许在重要的生产范围内，例如在农业、手工业、零售商业与小型和中型的工业内都可以有私有制的存在。”而且“国家可以、而且也应当在计划经济的范围内帮助私有者”。同时，“宣言”不仅指出公有制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而且主张公共所有制的范围是有限制的，还明确提出了“这些不同形式的公有制，其本身不能认为是目的，但可以认为是对社会经济生活与幸福所赖的基础工业与服务事业的管制方法，而且也是使无效率工业合理化，或是阻止私有制独占企业和卡特尔剥削公众的一种手段”。
但是，社会党人的这种“计划经济”说到底无非是将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学说附加上了社会主义的色彩和伦理价值的因素。换句话说，“计划经济”的提出无非表明战后初期的社会党人在经济政策理论上已经完全接受了凯恩斯主义的经济主张。无怪乎“宣言”实际上也利用了凯恩斯提出的许多经济概念，例如“社会主义政策所立即要达到的经济目的，是充分就业、增加生产，提高生活水平，实行社会保险与收入和财产的公平分配”。法国社会党人菲利佩认为，这标志着“在日益扩大的意义上，社会党人接受了凯恩斯，以其作为社会主义的理论家而取代了马克思”。他还意犹未尽地指出，凯恩斯为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正是由于凯恩斯，维持充分就业成为进步性经济政策的核心；他创立和发展了通过政府的需求指导和对投资的控制而实行计划的方法，使政府能够利用财政政策、再分配政策实现经济稳定的增长并最终达到社会财富的平等化。（Philip，p.8）
第五，“法兰克福宣言”确立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作为社会党人国际组织的纲领，“宣言”必然概括了社会党人的国际主义原则。这主要集中在以“国际民主”为题的第五小节。“宣言”从社会主义运动的起源、最终目标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条件这样三个方面强调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国际性。接下来，“宣言”相当简单地列举了社会党人在国际问题上的主张。按照宣言起草人之一格鲁姆巴赫的说法，“宣言”有两点毫不含混地明确表示，即“我们反对无限制的国家主权，我们支持联合国作为走向有效的世界组织的第一步”。（SI：SII，1951，No 29-30）在“宣言”中，这表述为“必须要越过国家绝对主权论”，“民主社会主义认为联合国的建立，是走向国际共同体的重要步骤，它要求严格履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
需要指出的是，这似乎表明社会党人是比较彻底的国际主义者。但实际上，这种国际主义在当时条件下，在社会党人的真实思想里只是有选择的“集团主义”。此外，“宣言”强调“社会党人所争取的新的社会制度，只有基于国家之间的自愿合作，才能在和平中有效发展”。“民主社会主义者认为维护和平是我们当前时代的最高任务。”要“为建立一个和平自由的世界而努力”。这似乎又是一种和平主义的表述，但实际上这只是有条件的和平主义。“宣言”所表述的国际主义与和平主义相结合便是对“集体安全”的强调。因为“和平只有在集体安全制度下才能获致”，而在当时，这就是加入国家集团；对社会党人来说，就是加入北约集团。而加入集团本身便已意味着对国家主权的一定程度的限制。这样一来，反共主义的特征又在这里得到充分的有针对性的展现。因此，“宣言”所确立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实际上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支持集团立场，而这必然又为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的实际政策提供了国际纲领的依据，进而又为当时那些并不支持北约的成员党如日本社会党以及中立国家的社会党如瑞士瑞典成员党设定了框架。在大会讨论宣言时，这个问题却也引起一些发言者的怀疑和反对，（SI：SII，1951，No 29-30）但最终的结果无非是“宣言”的表述在措辞上做了处理。
总之，“法兰克福宣言”全面地论述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主张和原则。它的妥协性所带来的混杂性在后来的发展中为社会党人重新阐释“宣言”保留了余地。但在另一方面，它在许多问题上给各国社会党人以启发，直至影响到这些党自己的纲领起草工作，进而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越来越充分地表现了“宣言”的超前性。
第三节 基本政策的再肯定
法兰克福大会在完成新国际的“基本建设”的同时，还讨论了新国际的基本政策，为此还通过了一系列涉及原则问题和具体问题的决议。其中尤以《社会党人在争取和平斗争中的世界性行动》决议最为重要。这个决议连同前述《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任务》原则宣言的有关论述一起，从民主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和政策原则的高度再次肯定前一时期“国际社会党会议”所完成的政策转变，规定了新国际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立场和态度，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严重影响和制约着社会党国际的活动。“法兰克福宣言”实际上已经为社会党国际的活动确立了两个基本点。一是支持以联合国为主构成的全球性维护和平力量，支持以北约组织为具体形式的集体安全制度。二是将维护和平与争取自由联系在一起，实则主张开展针对苏联东欧的反共主义活动。宣言提出“维护和平的斗争与争取自由的斗争密不可分。对自由人民的独立的威胁应负我们这时代战争危险的直接责任”。对此，社会党国际主席菲利浦斯进一步解释说；“在目前这个仍包括着由斯大林主义者统治国家的世界上，我们不能指望建立全世界的积极团结，而只能防备战争。”（SI：SII，1951，No 27-28）对社会党国际中那些东欧流亡社会党而言，这意味着“民主社会主义者站在深受共产主义之苦的东欧人民一边”。（SI：SII，1951，No 29-30）
但“宣言”没有、也不可能更多地涉及较为具体的问题，特别是与当时国际局势有直接关联的问题。因此，为了讨论这些问题，更为详尽地表述社会党国际的对外政策，法兰克福大会安排了讨论和通过“和平决议”的议程。为表示重视此事，“国际社会党会议”委员会主席、新当选的社会党国际主席、英国工党总书记菲利浦斯亲自担任主题报告人。正是在他的长篇报告中，（SI：SII，1951，No 27-28）社会党国际对外政策的基本轮廓乃至某些关键之处一览无遗。
菲利浦斯认为，社会党人的政策必须建立在对世界现状的现实主义分析之上。为此，他首先解说了大战结束以来，特别是自1950年6月哥本哈根会议以及同月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的国际局势发展。他认为，苏联和共产党情报局从理论到实践都主张使用战争作为推进其政策的工具，虽然在现时条件下苏联或许不愿直接卷入战争或发起世界大战，但朝鲜战争式的地区性战争和封锁柏林式的地区性紧张则是他们采取的替代性办法，而这种战争和紧张一经出现便有可能导致新的大战。他得出的结论就是，在今天的世界上，共产党人的“和平共处”与西方的“积极合作”截然不同，因而不能指望同苏联等共产党国家建立“共同的国际社会”，只能实现非共产主义世界的团结。这个结论实际确认了国际政治的集团化以及社会党人的归属。
接着，菲利浦斯进一步具体地论述了社会党人应当采取的政策。他首先认为，“我们所有面临的第一项任务就是采取必要的军事措施以制止任何有可能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侵略行径。”这就是重整军备。因为新的大战或被斯大林主义者征服意味着“不仅毁灭现存的社会主义，而且毁灭未来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只有重整军备并达到足以遏制朝鲜战争重现的程度才能防止这类危险。为此，菲利浦斯还苦口婆心地论证了重整军备并不妨碍在国内进行的社会改良并要求各国社会党动员舆论和经济力量大力扩充军备。其次，他以当时刚刚提出的朝鲜战争停火和谈判建议为例，指称自由国家为维持集体安全体系而付出的牺牲已经初见成效，主张以后还应当如此坚持下去。菲利浦斯在这里实际上又一次强调社会党人应当加入并支持国家集团，参与联合国或北约的“反侵略”斗争。再次，他反复论证了追随美国的必要性。他说，在朝鲜抵制“侵略”的负担主要是由美国承担的，朝鲜战争给社会党人带来的最重要的教诲就是“今天的美国通过对和平的追求以及为此而做出的牺牲，表明它已经站在了自由民主国家的前列”。针对“许多社会党人对美国抱有的教条主义式怀疑，唯恐美国的经济政治制度会驱使它采取导致战争的危险政策”一事，他又特别强调，“如果社会党人不承认美国现政府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所表现的开明和进步性的大公无私—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国家能以相当的力量表现出这些东西，我们就会犯目光短浅的错误。”这种近乎肉麻的吹捧表明朝鲜战争使新生的社会党国际进一步坚定了追随美国的态度。最后，菲利浦斯又提出了全面制止共产党人影响的问题。他不得不承认各国共产党普遍持有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帝国主义宗主国与殖民地人民之间和帝国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三大类矛盾估计是客观存在，但他强调这是共产党人试图搞垮自由世界的战略设想基础，而且提出社会党人应当在本国实行福利制度，消灭阶级冲突；在北约内部推动理解和合作，消除相互之间的分歧意见；在世界范围内，要特别重视穷国与富国之间生活水平的差距，利用经济援助等手段促进穷国的经济发展，不给共产党人以可乘之机。他尤其强调最后一点，认为这将决定自由世界团结的未来发展，因而这是摆在社会党人面前的一个紧迫任务，社会党国际应当对此作出反应。
应当说，菲利浦斯的这些主张比较典型地代表了当时社会党右翼领袖的共同观点，因此，主要由他们把持的大会比较顺利地通过了菲利浦斯提出的决议文本。最后通过的决议明确讲：“朝鲜战争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它已经表明，共产党情报局并不畏惧使用军事侵略作为扩大其势力范围的一种手段；它还表明，自由的民主国家所采取的集体行动，能够制止侵略并使世界免于陷入全面战争。”“过去的历史已经表明，没有武装，自由的民主国家就不可能保护自己以对付极权主义的威胁”，“共产党情报局的政策已经迫使自由的民主国家对军事防务给予紧迫的优先考虑，……这些自由的民主国家为了能够通过联合国而发挥自己阻止战争的作用，正在加强自己的武装力量，社会党国际承认有这种必要。”（SI：SII，1951，No 27-28）这样一来，新生的国际实际上是以对重整军备的支持更坚定地肯定了追随美国、加入集团、支持冷战和反共主义的政策抉择。对此，与会者也是心领神会的。例如波兰流亡党的代表在会上坦率地讲：“我们面前的这个决议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和平主义决议，因为它承认民主国家有必要建立起自己的军事防务。”（SI：SII，1951，No 31）社会党国际第一任总书记布劳恩塔尔日后在谈到这个决议时也承认，这项决议规定了社会党国际在国际政治问题上的政策，其中“社会党国际的结论就是，没有军事力量，民主国家的独立是不可能维持的；并且认为，世界一部分地区军事力量的弱小就是对另一部分充分武装地区侵略行为的怂恿；社会党国际确认，保卫和平需要军事力量。”（SI：SII，1952，No 39-41）
但是，这项决议咄咄逼人的语气和偏重一面的内容也引起了一些与会代表的疑虑甚至不满。例如挪威党的代表从策略问题出发谈到社会党人的国际组织近年来过多地谈论重整军备而忽略了制订积极的和平政策，“社会党应当不动声色地加强防务，同时更应大声疾呼国际和平合作的必要性。”社会党国际还应当提出和平解决当前各种国际问题的政治纲领。（SI：SII，1951，No 31-32）瑞典党的代表根据1951年3月“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关于禁止核武器的“斯德哥尔摩宣言”及宣传活动情况，指出共产党人最近的“和平运动”给社会党人带来极大的困难，人们都在责问社会党为何不重视和平问题的同时又对共产党“和平运动”极感兴趣。他认为，应当使“社会党国际成为国际性的和平运动”，应当发挥自己在这方面的作用。（SI：SII，1951，No 31-32）但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法兰克福大会上唯一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参加者、印度人民社会党的代表直言不讳地表示了四点反对意见：其一，这个决议与任何资产阶级政党所谈论的东西并无区别，没有什么社会党人特有的思想。其二，决议强调集体安全制度，对这一制度所要维护的对象的性质未置一词。他质问说，难道是要维护“石油和钢铁都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极少数军队就决定所有国家命运的这个现存世界吗？”其三，决议说世界划分为两大阵营，但实际上还有“第三世界”，由新兴的前殖民地国家组成，不愿参与敌对着的大国阵营。他强调说，西方国家及其社会党感到为防务原因必须与美国结盟；但对印度这样的国家而言，决议的某些论述是不正确的，如将北约的特征说成是主张自由，但马达加斯加和阿尔及利亚的事态却表明了相反的结论。他最后总结说，当前基本的国际问题是穷国与富国的差距日益加大，世界上近2/3的人口仍在贫困之中。因此，亚非国家需要的是“创造”，西欧国家则要求“维持”。所以从政治哲学上讲，这个决议也不适用于亚非地区。（SI：SII，1951，No 31-32）印度党当时虽然不是正式成员，没有表决权，亦不能对决议的通过与否产生影响。但在一片赞成之声中的反对意见格外引人注意，而且这个反对意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广大第三世界新兴国家的愿望，因此，又不能不引起社会党国际的重视。这连同上述那些表示怀疑的态度一起，使得社会党国际在随后的几年里虽未改变根本立场，但又不得不做出些许调整；同时也表明社会党国际从一开始就并非铁板一块，内部分歧始终存在且有时相当尖锐，社会党国际的政策是在内部斗争中形成的，其倾向性如何往往取决于不同意见的力量对比变化。
法兰克福大会讨论的另一个与基本政策有关的问题是“欧洲联合”问题。战后以来，历史上早已有之的“欧洲一体化”思潮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以欧洲统一为宗旨的各种组织纷纷出现。各国社会党人也积极参与“欧洲统一运动”。一开始，它们先在限制德国以防止法西斯复兴的问题上，尔后又在对付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问题上一致同意推动“欧洲联合”。但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随着欧洲联合运动从一般设想到实际构造的发展，各国社会党之间逐渐出现了矛盾分歧。虽然1949年5月“国际社会党会议”的巴恩会议曾以主要精力讨论这个问题，但正如英国工党国际书记海利所说：“在巴恩会议讨论欧洲联合问题时，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社会党坚决反对将国家主权交给某个超国家的欧洲机构；而荷兰和意大利党则是狂热的联邦主义者，法国党的态度虽不是联邦主义的但也属于赞成公共机构派的。”会议没有解决分歧，而且从此以后，“国际社会党会议”在这个问题上毫无进展，“只能满足于简单地交换意见”。由于必须对外表示一致，因而“各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只是空泛的公式”。（Healey，1951a，p.361）1950年5月，主张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的“舒曼计划”提出后，各国社会党之间的分歧有增无减，英国工党坚决反对、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社会党不愿加入，而欧洲大陆6国社会党却极表赞同。同年10月的巴黎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并建立“欧洲联合问题研究小组”。1951年3月，法、德、意、比、荷、卢6国签订了《欧洲钢铁联营条约》之后，研究小组的工作不进反退，各党分歧一仍其旧。直到法兰克福大会讨论“社会主义与欧洲联合问题”时，各党仍未相互妥协。因此，大会通过了寥寥30多个字的《关于欧洲联合问题》的决议。除了重复“法兰克福宣言”中关于超越绝对的国家主权的词句以外，只表示了原则上支持欧洲联合的发展的态度。（SI：SII，1951，No 27-28）同时，大会还决定早先的“欧洲联合问题研究小组”应予保留，继续其“制定社会党国际欧洲政策”的艰难使命。
这种情况置新生的社会党国际于相当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它不能过多地涉及欧洲联合这个敏感的问题，因为过分的反应会被看作干涉成员党内政。另一方面，它又成为对欧洲联合机构持不同意见的双方社会党商讨和交换有关意见的纽带，是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最适宜的对话场所。因此，欧洲联合问题便成为社会党国际各种会议上讨论最多但又收效最小的议题。但这在外观上表现了社会党国际对欧洲事务的过分关注。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法兰克福大会没有讨论更广泛的第三世界国家问题，没有讨论其他地区性问题。这样一来，又形成并暴露了新生的社会党国际基本政策和对外活动的又一重大特征，即社会党国际有严重的地区局限性，它的注意力过多地集中于欧洲事务，尚没有形成真正的全球性政策格局。
第三章 发展与延续的年代（1952—1959年）
法兰克福代表大会既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与重建有关的一切问题，也不可能一次性地确立社会党国际的政策而排斥任何变化。一方面，大会虽然通过了原则宣言，但其本身又引出了新的问题；虽然确立了基本政策，但尚未形成全球性格局，因而要求社会党国际继续进行补充和完善工作。另一方面，国际形势的变化又迫使它对已确立的政策进行调整。但从总体上看，这些补充、完善和调整，或者是从原有的基点延续而来，或者是原有框架内的局部变化，都未超出法兰克福大会的基本立场。因此，从1952年到1959年，社会党国际经历了一个以发展和延续为特征的时期。
第一节 基本原则的完善与各国党的意识形态热潮
法兰克福大会通过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任务》原则宣言第一次以国际纲领的形式系统概括了社会党人共同的理论主张和政策原则，但仍遗留下一些并非不重要的问题，因此，社会党国际的在成立之后的最初几年继续就这些问题统一和协调成员党的认识。
法兰克福大会遗留下的问题之一就是民主社会主义与宗教教会的关系问题，这是由原则宣言的大会讨论中一次争论引起的。德国党的代表威利·艾希勒在发言中谈到，民主社会主义运动以及现在讨论的宣言对某些问题没有给予科学的澄清，他认为，不仅要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独裁，还要反对另一种古老形式的极权主义即罗马天主教会的教权主义。因为它以反民主的国家理论为基础，反对主权在民的思想；支持过去的独裁者如希特勒、墨索里尼和现在的独裁者如佛朗哥，并且敌视争取自由的社会主义。艾希勒进而要求社会党国际从原则上阐明社会党与教会的关系。（SI：SII，1951，No 29-30）但随后发言的荷兰工党执委、参与宣言起草工作的海特·勒伊海尔却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从自己作为社会党人的同时又是教徒的经历出发说明二者是可以达到统一的。他认为，现在这个宣言的长处之一便在于它没有包括任何使人们、包括教徒感到难堪的东西，这是十分重要的。在历史上，社会主义与基督教曾是相互对立和冲突的，这种冲突是悲剧性的，对社会主义并无好处，现在这一代社会党人的任务就是战胜困难，结束对立和冲突，使一切希望和平、自由和社会正义的民主和进步力量都聚集到民主社会主义的大旗之下。“法兰克福宣言”的作用就在于此后“一切虔诚的基督徒都不会再认为他本人的宗教信仰禁止他们加入社会主义运动”。他进一步认为，一切抱有良好的意愿的人们都可以进行社会主义性质的忠贞合作，基督教并不等同于保守主义。“宣言”已给社会党人展示了赢得更大支持的前景。（SI：SII，1951，No 29-30）
但这一争论并未在会上掀起大的波澜。一是因为当时提交的宣言文本已大体征得各党赞同，再次更改实属不易。二是因为宗教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带有很强的实践性，其含义相当复杂，西欧各国政党对此极为敏感，即刻解决是不可能的。因此，荷兰工党正式提议就此问题举行特别会议。（SI：SII，1951，No 39）但纷至沓来的国际重大事件使社会党国际一时无暇顾及此事。直到1952年年初，社会党国际才决定发出意见征询书，由各成员党就本国教会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提出报告，并委托专人对欧洲总的情况进行研究。同年10月的执行局会议又决定，关于社会主义与宗教问题的特别会议将在半年之后举行，会议本身亦升格为执行局特别会议而不是早先所拟定的专家会议。（SI：SII，1952，No 43-44）
正如联邦德国同荷兰两党代表的争论所表明的那样，所谓社会主义与宗教的关系问题实际上有两层意思，首先是民主社会主义伦理与宗教意识的关系问题，其次是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如何处理同本国信教选民、宗教教会组织以及宗教政党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既联系又区别，需要得到统一的解决。“法兰克福宣言”强调伦理因素在社会主义中的重要性，虽然为重视伦理的基督教教义、特别是早已有之的各种宗教社会主义敞开了通向民主社会主义的通道，但自然也提出了如何区分社会主义道德原则与宗教道德原则的问题，因为在形式上双方同样承认正义、平等、博爱或团结互助是所谓不可缺少的价值范畴。同时，“宣言”确立了社会主义动机“多元化原则”，将社会主义的多重来源相提并论，又形成了如何协调以“冷静的理性主义”为特征的人道主义与推崇“盲目的信仰”的基督教教义的问题。因为人道主义毕竟是对神道主义的否定；在欧洲历史上，人道主义者往往是“无神论者”，“泛神论者”和“自然神论者”的统称，而与教会人士针锋相对。（邢贲思：第4—5页）这样一来，有关社会主义与宗教的问题显然还需要根据新的原则变化加以更详细的阐释。同时，“宣言”中过于笼统的表述确实不能满足那些宗教势力强大、宗教影响广泛的国家的社会党的需要。他们要求对这个问题给予确切的说明。
由此也可看到，现实政治的考虑更为重要，它不仅促使社会党从理论上、实际政策上解决同宗教的关系问题，而且要求社会党人刻不容缓地迅速解决问题。在西欧封建化过程中，新兴封建主利用基督教作为政治工具，使基督教传播到欧洲各国，所有居民在名义上都是教徒。在各种历史传统的影响下，直到战后的欧洲各国，信教人口仍占总人口90％以上。虽有世俗化倾向的不断发展，但笃信宗教的居民仍然为数极多，而且大多为中间阶层。已经明确以参政为第一目标，并开始向工人阶级以外的社会阶层寻求支持的社会党，合乎情理地要以新的政策吸引宗教选民的支持。而要做到这一点，遇到的困难则是多方面的、艰巨的。
在历史上，教会组织一向排斥乃至反对包括社会党人在内的进步的世俗政治力量，尤其是罗马天主教梵蒂冈教廷态度最为坚决，直到1931年，教皇皮奥十一世尚在一则“教皇通谕”中声明，虽然社会党不同于共产党，但“仍未放弃社会主义的某些特定原则，这就是说，没有放弃对基督信仰的反对”，因而主张反对社会党。欧洲各国教会组织或教会神职人员也曾劝阻或禁绝信徒加入社会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此类举动虽未公开、大规模地重复，但历史传统根深蒂固，难以彻底消除。此外，由于教会组织是大战中唯一未遭破坏的公众组织、由于许多教会人士在战争期间投身抵抗运动，因而良好的组织基础和较高的个人声誉使战后的教会组织有很大发展；特别是在欧洲范围内，还设立了由各国国教、新教、自由化教会组成的国际性“世界基督教促进会”，催生了所谓基督教“合一运动”。因而教会组织的影响看来并无衰减的迹象。
在此同时，教会人士和神学家还在努力适应战后西欧大众激进化的变化，不仅以恢复被战争浩劫所破坏的传统道德价值和伦理来吸引教徒，而且还分外注意同曾导致30年代大危机并引发大战的资本主义制度划清界限，以新的前途求得新的支持。例如，1948年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世界基督教促进会”会议发表声明，表示教会要澄清基督教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因为资本主义经济不是满足人类的需要而是追求少数有权者的经济利益，造成了严重的不平等，使人民遭受大规模失业的痛苦。基督教社会以及教会的行动目标是建立“负责任的社会”。（SI：SII，1953，No 12）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欧许多国家，由于资产阶级传统的保守党对法西斯主义的崛起曾采取“无动于衷”或“投降主义”的态度，因而战后名声扫地，一蹶不振。但取而代之的却是基督教政党的兴起。这些政党在教会组织的支持下，迅速壮大起来。它们无论是重建或新建，几乎都在党的名称中加上了“民主”、“社会”等字眼，意在表明自己的进步性。它们在纲领中也提出了支持基本人权、特别是个人权利、支持民主制度、支持国内各政党调整和支持国际和解以及欧洲一体化发展的基本原则，而且竭力标榜自己属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所有这些标志着欧洲形成了一股较新鲜的“基督教民主主义”思潮。（欧文：第1—5页）这些政党既适应了战后普遍激进的社会情绪，又吸引着战前极右翼的传统选民，因而同各国社会党在国内政坛及至国际舞台上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但所有这些也为社会党争取宗教选民带来了不小的希望。教会组织和宗教政党的战后演变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社会党人主张的正确性，证实了社会党人与之有着许多共同点；一旦社会党公开明确地表明自己欢迎的态度，很可能便会扩大自己在教徒中的影响。而且战后社会党人已经放弃了许多曾招致教会反感的东西如对马克思主义的强调、主张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以及阶级斗争等等，同时却又增添不少受到宗教界欢迎的东西，例如联邦德国著名神学家阿鲁宁在“法兰克福宣言”公开发表后不久便公开表示，他特别赞赏其中强烈的民主倾向、走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第三条道路”的经济观点等。（SI：SII，1953，No 12）可以说，双方已经走过了相当一段相互接近的路程。因此西欧社会党普遍感到有必要改变过去那种“宗教是私人的事务”的消极态度，以新的政策和主张积极吸引宗教选民的支持、教会组织的合作以便同宗教政党进行竞争或共事。在这种心情的驱使下，有西欧11个社会党的代表参加的社会党国际“社会主义与宗教”特别会议于1953年3月9日到11日在荷兰的本特维尔德举行。（SI：SII，1953，No 12）
这次会议以概论社会主义与宗教、欧洲社会党与教会关系的历史和现状的两个报告以及另外10篇专论各国教会同社会党关系问题的报告为基础，集中讨论了社会主义宗教的和伦理的根源，各国教会对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党的态度，民主社会主义对宗教及其世界观的原则看法等一系列题目。从报告以及会议进行情况来看，与会各党代表间没有什么根本性分歧。在北欧和英国，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很早便形成了国王或政府控制下的国教制度，教会组织没有多少独立权、没有过多地参与国家事务，也没有宗教政党，同时宗教教徒亦早有参加社会党的传统。因此，社会党对教会、宗教信徒及其信仰自然乐于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在中欧、南欧诸国，情况虽与此有很大差别，但赢得教会好感，争取教徒支持、同宗教政党竞争又是压倒性的考虑。虽然在法兰克福大会上荷兰同德国两党的代表发生了小小的争论，但就其实质而言，德国党是从过去的历史传统以及现时国内政治生活中与基督教联盟党对垒的感情因素出发而提出批评的；而荷兰工党作为战后重建的、联合了若干个基督教的政治组织的新党，比较早且彻底地完成了宗教政策的转变。因此，双方的分歧在某种程度上只是“超前”与“滞后”的区别。况且，将宗教问题提高到联盟政策和竞选战略的现实层次上来认识，将如何对待教会组织的问题放到与宗教有关的诸问题整体关系中去认识，德国党也不能不放弃一度僵硬的态度。因此，会议比较顺利地通过了题为《社会主义与宗教》的决议。（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第10页）
这个决议统一了各党的立场，确立了战后国际社会党人对宗教问题所采取的新看法和新态度。但决议并未局限于此，它实际上继承并且发展了“法兰克福宣言”的原则，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再次阐释了民主社会主义的伦理特性。因此决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进一步突出了民主社会主义的伦理特性。决议明确讲“社会主义是对现代社会贬低人格的一种道义上的抗议”，虽然社会主义要求“通过改革财产关系和社会结构”来“创立新的社会秩序”，但说到底，“社会主义的政策是来自宗教或非宗教的道德的具体实施”。相对于“法兰克福宣言”而言，决议对伦理因素在社会主义学说和实践中重要地位的强调更有分量、也更加明确。由此，也就解决了社会主义与宗教问题的症结所在。无怪乎曾对“宣言”颇有微词的艾希勒此次也同意决议，并发挥说，承认民主社会主义的伦理基础，已经为宗教信徒理解社会主义学说敞开了大门；承认社会主义目标的伦理特性、表明这种伦理因素主要与未来有关；承认“社会主义政策是对道德原则的实施”，又进一步表明这种伦理因素与现实也有关联。这才是民主社会主义伦理价值观的完整内容。在实践中，这意味着每个人只要坚信自由、正义和人的尊严便可以成为社会主义者，只要实际应用这些原则也同样是社会主义者了。（SI：SII，1953，No 12）由此引伸出的结论必然就是：民主社会主义的道德原则与宗教的道德原则并无根本区别，教徒与社会党人可以达到高度的统一和一致。第二则是直接涉及对宗教的态度问题。决议首先肯定基督教的历史作用，不仅“承认宗教和人道主义对于世界文明和道德体系的形成所起的作用”，而且“尤其承认，在欧洲，基督教教义乃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一种精神源泉和道德源泉”。在这里，决议实际上将“法兰克福宣言”中人道主义与宗教的并列关系改变为更加注重宗教的地位与作用，如果说社会党人尚未放弃法国启蒙运动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那么便可以看到，他们已经将抽象的口号进一步演变到以现代形式诠释和借用基督教原罪平等说、天堂自由说和教徒互助论的地步了。决议在此基础上阐释了同宗教的关系：“社会主义既不是宗教的，也不是反宗教的；它是一种改造社会的政治运动，不应该有教派的政党。”这种“排除法”的表述为各国党按照上述原则制订具体的对策留下了最充分的余地，但其核心思想仍然是对宗教的肯定，并希图以此增加对宗教教徒的吸引力。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个决议在理论上进一步明确和强调了伦理社会主义的东西，因而为以后各国社会党在纲领中强调伦理、强调价值观的倾向奠定了基础，为它们具体提出所谓“动机多元化”理论乃至“人民党”学说准备了条件。同时，决议本身最恰当不过地体现了战后社会党人的实用主义愈加明显以致到了为现实需要而不惜修改传统和原则的地步，也体现了社会党人在国内结盟政策方面的灵活性。但更重要的是，决议还代表了社会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疏远。例如比利时社会党人，时任政府内政大臣的韦尔内伦在1954年发表的《社会主义与宗教》一文中宣称，马克思的名言“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镇痛剂”应当在更适当的意义加以理解，马克思实际上未涉及宗教本身，只是论述了宗教的应用。（SI：SII，1954，No 24）但在实践中，决议所明确的政策原则给社会党人带来了不少的好处。正如《西欧基督教民主党》一书的作者欧文所指出的，主要是由于社会党逐渐采取了不那么教条的政治道路，直接向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督教民发出呼吁，因而使基督教民主主义过早地结束了战后初期以来的兴盛，从50年代末直到整个60年代都处在不太景气的状况。
关于社会主义与宗教问题的讨论以及后来所通过的正式决议可以看作是结合具体问题对“法兰克福宣言”的补充发展或进一步的阐释，因此，这一讨论和决议也反映了“法兰克福宣言”确实为战后社会党人开通了新的思路，并且预示着各国社会党从理论到实践、从原则到政策都将发生新的演变。实际上，随着“法兰克福宣言”的通过，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在整个西欧范围内出现了一次民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化的热潮。
这次热潮第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社会党国际的独特作用。社会党国际及其前身—“国际社会党会议”在组织撰写、讨论原则宣言的过程中已经促使各国社会党对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在“法兰克福宣言”通过以后，除了宗教问题以外，社会党国际主要通过其机关刊，在1951年下半年到1953年连续约请各国社会党的领袖或主要理论家撰写了一大批结合具体问题评述新的原则宣言的文章。其中主要包括社会主义的起源、基础、目标，社会主义与所有制、计划化、福利国家，社会主义同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关系等重大论题。接着，又发表了以各国民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为题的一组论文，分别考察了欧洲主要国家社会改良主义思潮的发生、发展以及战后的新演变。最后，在各国社会党由理论准备转向修订纲领之际，社会党国际密切注视其发展，不仅及时在机关刊上登载正式通过的纲领，而且还连续报道通过之前讨论情况以及供讨论之用的草案。所有这些极大地促动了各国党内的理论思考活动，从点到面、从深度到广度、先国际组织后个别国家、全方位多侧面地使民主社会主义伦理体系得到确立。
第二个特点就是从50年代初开始，各国党内出现并崛起了一批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家，他们写下了许多对本国乃至国际都有很大影响的理论著作或文章。例如，在英国，有盖茨克尔（1906—1963）、约翰·斯特拉彻（1901—1963）、安东尼·克罗斯兰（1918—1977）等人，他们写下了《新费边论文集》（1952年）、《英国社会主义的最新发展》（1955年）、《现代资本主义》（1956年）、《社会主义的未来》（1956年）等等。在联邦德国，有维利·艾希勒（1896—1971）、弗里茨·埃勒（1904—）、卡洛·施密德（1896—1979），他们的代表作有《社会主义是伦理的应用》（1953年）、《社会主义中的伦理根源》（1953年）、《当代德国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立场》（1958年）、《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社会主义》（1956年）等等。在奥地利，有卡尔·考茨基之子贝内迪克特·考茨基（1894—1960）、卡尔·切尔内茨（1910—），他们发表过《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1956）、《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1952）、《新人道主义》（1962）等著作。在法国，主要有拉马迪埃（1888—1961）和居伊·摩勒（1905—1975）。在瑞典，曾长期担任政府要职的恩斯特·威格福斯（1881—1977）和卡尔·缪尔达尔（1898—1984）退出政坛，潜心著述，写下了《当代社会主义》（1951）、《你是社会主义者吗？》（1962）、《超越福利国家》（1960）等书。这些人承继了战前一代社会党人的理论遗产，同时又根据大战的经验和战后的条件作出了新的发展。总体而言，他们尤其重视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分析，重视当代条件下社会党应当推行的策略和政策。也就是说，他们从事著述的重点不是与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党人争论，而是着眼于社会党的实践。“法兰克福宣言”是他们共同认识的集大成，反过来，“宣言”又提示或启发他们进行新的探索或研究。
第三个特点是这次热潮形成了具体的成果，主要表现为从50年代后期开始，西欧几乎所有国家的社会党都根据“法兰克福宣言”以及上述理论家的主要思想重新修订了党的纲领。1958年5月，奥地利社会党通过了著名的“维也纳纲领”，放弃了1947年才公布的纲领及其许多理论观点和实践主张。1958年6月，意大利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决定采用新纲领，同月荷兰工党修订了1947年重新成立时通过的纲领。1959年6月，瑞士社民党代表大会宣布放弃1935年通过的旧纲领，奉行刚通过的新纲领。同年11月，经过党内长时间的争论和准备，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终于放弃了1925年沿用至此的“海德堡纲领”，通过了新的、日后以“哥德斯堡纲领”知名的党纲。还是同一年，卢森堡社会主义工人党将早在1904年通过的党纲弃置不用，发表了新的纲领。比利时社会党也在此时放弃1894年通过、1945年仍再次肯定的旧纲领通过了新党纲。芬兰社会民主党1952年才通过的党纲，1960年却又加以修订。同年，瑞典社会民主党舍弃了1944年党纲，采用新纲领，英国工党的头面人物如盖茨克尔等提出修改党章中有关纲领性表述的意见虽未变成现实，但他们在1960年推动通过了《工党的目标》声明，以“单行法”优先于“根本法”的方式完成了实际上的变更。早些时候通过的一些党纲如丹麦社会党的1953年纲领和同年3月挪威工党的党纲，还有欧洲以外国家社会党通过的党纲，如：日本社会党（右翼）1955年1月党纲和统一后的日本社会党9月党纲，加拿大共同体合作联盟（现为新民主党）1956年8月通过、1958年再次修订的纲领，印度人民社会党1956年的纲领，大都与前述德奥新党纲相类似，均可看到“法兰克福宣言”留下的痕迹。
但与“法兰克福宣言”相比，这些党的新纲领或新更改又有所不同。从起草或修改过程来看，“法兰克福宣言”主要是由各党指定的主要理论家或领袖人物参与起草，最后的定稿只涉及5人起草小组。而各党党纲往往经过长时间而又十分广泛的党内讨论和理论准备，因而一方面暴露出党内在纲领问题上所存在的意见分歧，但另一方面也更好地体现了党内大多数乃至全党的共同看法。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法兰克福宣言”正是通过各党的新纲领或新更改才真正深入到社会党的普通党员之中，才真正完成了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全面确立。从内容来看，各党的党纲因为最先着眼于国内，因而其表述更具体，也更周详；又因为经历了“法兰克福宣言”后的理论热潮，因而某些表述更强烈、更明确。这种对比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哥德斯堡纲领”和奥地利党的“维也纳纲领”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由“法兰克福宣言”所引起的宗教问题讨论以及随后民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化热潮的出现，说明社会党国际的重建给各国社会党人的理论与实践带来了莫大的好处。实际上，这种讨论和热潮的出现在社会党人国际组织的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第二节 全球性政策的形成及其发展
法兰克福大会为社会党国际确立的基本政策带有浓厚的“冷战”色彩和严重的地区局限，这两者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反苏反共、追随美国、支持“冷战”的抉择自然使社会党国际的注意力集中于两大集团对峙的前沿—欧洲，同时也使它从反共反苏的一般需要出发来考虑其对待一般性全球问题的政策。如前所述，社会党国际从集团化的立场考虑，将非共产主义世界视为一体，力图将广大的亚非地区也纳入反共体系，其结果势必贬低或有意忽略亚非地区人民强烈的独立要求和摆脱殖民统治的愿望。另一方面，当时西欧主要国家的社会党实际上并未真正奉行他们所宣扬的“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相反，在战后走上执政道路的同时，他们大多开始屈从于本国狭隘的民族利益和本国资本发展的要求，因而又在战后力图恢复战争所破坏的殖民秩序及其体系。即便是在为客观形势所迫而不得不作出让步的时候，他们也总是在维护本国资本主义的特殊权益。例如，法国社会党曾支持法国军队重返印度支那；1946年底，正是在社会党人分别担任政府总理和殖民部长的情况下，法军在印支、特别是越南开始了全面的殖民战争，同时，又以暴力镇压阿尔及利亚人民独立运动。而英国工党政府虽然同意并接受了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和斯里兰卡等国的独立，但在其大多数非洲殖民地仍然坚持严格的殖民统治，压制当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何春超：第154和180页）因此战后初期的“国际社会党会议”乃至1951年成立时的社会党国际从未讨论过殖民地的问题、亚非拉国家的特殊困难，甚至将与亚非殖民地有关的一些问题划入各宗主国社会党人的国内政策范畴。正是上述两方面的综合作用，法兰克福大会的所有文件均未涉及当时已经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相反，却使用了含义模糊且具贬义的“不发达地区”概念，在强调“共产主义是新帝国主义的工具”的基础上提出“反对各种形式的帝国主义”和“反对对任何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党国际虽然在1951年正式成立了，但它没有形成全球性的政策格局，没有研究并确定对世界更广大地区的政策。
这种状况显然与战后以来国际形势的新发展不相适应。大战首先严重削弱了欧洲各国的实力和影响，使那些殖民宗主国无力无法对其战前的殖民地实行旧有的统治；大战还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刺激促进了殖民地的发展，使殖民地、特别是亚洲殖民地人民的组织程度和斗争能力以及觉悟水平有很大的提高。因此，从战争结束到50年代初，印度、印尼、巴基斯坦、菲律宾、缅甸、斯里兰卡相继取得政治独立，印支三国也有巨大变化；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和埃及等国的反帝斗争风起云涌；马达加斯加、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等国先后爆发反帝反殖的武装斗争。以亚洲的独立和非洲的觉醒为主要标志的战后第一次民族解放运动高潮已经到来。随着形势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党国际不能不有所反应。
实际上，法兰克福大会在此问题上已有争议。日本社会党代表曾对社会党国际过分关注欧洲问题表示不满，提出应当注意亚洲问题，应当就社会党人对亚洲问题的态度通过一项决议。（SI：SII，1951，No 31-32）印度人民社会党的代表就民族独立和反对殖民主义的问题对国际提出批评，要求它承认所有国家一律平等也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之一。（SI：SII，1951，No 31-32）因此，社会党国际新任主席菲利浦斯在会上不得不承认国际活动的一大缺陷就是严重的地区局限，并提出要打破国际的地区孤立状态。（SI：SII，1951，No 27-28）大会也相应地决定要起草一份社会党人对不发达地区的政策宣言。
为此，1951年11月在维也纳召开了一次经济专家会议，随后便向社会党国际理事会提交了研究报告和最后结论。同年12月，在社会党国际第一次理事会会议上，讨论了这个问题并确定了工作方向，设立了由那些拥有海外领地的欧洲国家—比、法、英、荷社会党代表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宣言的起草工作。委员会经过1952年2月、5月和9月的三次会议，提出了宣言草案并进一步征求其他党的意见。同年10月在米兰（意大利）举行的社会党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终于讨论通过了这篇最后题为《社会党人对不发达地区的政策》的宣言。尽管社会党人对这个宣言推崇备至，称之为奠定社会党国际根基的原则性宣言之一，确定了社会党国际向欧洲以外地区发展的根本方向。（Braunthal，1980，p.212）但实际上，宣言并无惊人之处，反带有致命的缺陷。
在宣言的准备过程中，其问题即已暴露。菲利浦斯在法兰克福大会谈到这个宣言起草设想时便主张，这是一个主要同对不发达地区提供经济援助有关的文件。（SI：SII，1951，No 27-28）1951年底的专家会议，从会议议题，讨论材料及至最后的报告和结论来看，只局限于讨论亚非国家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未涉及政治独立或殖民主义的问题。（SI：SII，1951，No 49）随后的理事会会议更是着重强调“社会党国际要求对不发达地区应用世界性相互援助计划”。（SI：SII，1951，No 51-52）宣言起草委员会的人员构成同样限制了宣言的内容和观点。因此，米兰大会通过的“宣言”必然是一个含义不明确、态度暧昧的文件。其中过分强调经济援助的重要性，认为发达国家社会党的主要任务是推动本国政府对不发达地区实行发展援助；而在不发达地区，社会党人的任务包括有发展教育，改善领导，促进经济增长和计划化等等。但唯独没有谈到殖民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铲除殖民主义的问题，相反却一再指责“共产党人的宣传企图利用那些醉心于自身目的民族主义者来分裂自由世界”和“那种否认国际团结和互助的民族沙文主义”，荒谬地主张“在主权国家与附属国地区之间建立一种生气勃勃的伙伴关系”。（SI：SII，1951，No 43-44）因此，这一宣言虽然触及了一些殖民地人民极为关心的问题，但其缺陷是主要的、明显的。就其积极意义而言，宣言只是在形式上弥补了法兰克福大会时社会党国际基本政策的地区局限性，开创了全球性的政策格局，开始了国际对第三世界问题进行研究和表示关注的先例。
这样一个宣言不仅难以解决问题，而且还为时已晚，连缓和矛盾的时机亦已丧失。在米兰大会上，第三世界的问题以更加尖锐的挑战形式摆在社会党国际面前。这主要表现为亚洲社会党会议的酝酿成立及其给国际带来的冲击。
在战后获得政治独立的若干亚洲国家中，那些曾经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民族主义者，不仅要摆脱外来的殖民压迫，而且希望避免资本主义国家人剥削人的丑恶现象，因而，他们在独立后纷纷组成了主张社会主义的政党组织。例如缅甸社会党和印度人民社会党都是如此。
在这些前殖民地国家的社会党与西欧的老牌社会党之间有许多共同点。在思想理论方面，它们尚未形成自己独立的比较成熟的理论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西欧党的影响，并且接受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他们的纲领口号。在政策主张上，它们亦同样沿袭了西欧党的许多具体提法和见解。同时，国际冷战的兴起和国内同共产党人竞争的局面又使他们持有反共立场，强调民主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而向西欧社会党靠拢。但在许多关键问题上，它们又有不同于西欧党的认识和态度。在国内，这些亚洲社会党人大多面临着清除旧的封建残余势力，建立新的民主政治制度和选择适合本国条件的发展道路的任务。相对而言，他们要求变革现存制度的激进色彩更加浓厚。在国际事务中，饱尝殖民压迫之苦的亚洲社会党人要求置身于大国集团之外，不甘接受外来干涉，因而往往奉行中立和不结盟的对外政策，在维护得之不易的自身独立的同时还同情和支持其他亚非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
亚洲社会党会议的筹建集中反映了这种差别。早在1947年8月，印度人民社会党的前身国大社会党在讨论印度独立问题时即认为“迄今为止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一向是排外的、西欧的运动”，亚洲社会主义运动的任务与欧洲有所不同，并以此为由提议召开一次亚洲国家社会党会议。（ASC，1956）印度党虽然很早便参加了“国际社会党会议”的会议，但到社会党国际成立时仍坚持保留观察员地位。同样，巴基斯坦、印尼、缅甸等国的社会党虽与“国际社会党会议”建立联系但从未提出过正式加入的申请。社会党国际的正式成立非但未能增加对他们的吸引力，其政策主张的缺陷反而推动他们建立自己的组织。1952年3月，印度、印尼和缅甸三国社会党举行会议，正式提出了建立亚洲社会党会议的呼吁，并组建了筹备委员会。同年9月，上述三党再次会晤并发表《关于社会主义的原则和目标》共同声明，其中主要在反对殖民主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是否应当与某些国家结成集团等问题上表现出与社会党国际有根本的分歧。（ASC，1956）会议还决定在同年12月举行亚洲社会党会议成立大会。当时坚决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的日本社会党和以反对英国殖民统治为名主张建立以色列国的以色列统一工人党对此事也十分积极。
这一情况自然引起了社会党国际的重视。在米兰大会上，国际主席菲利浦斯提出了题为《社会党国际的活动和职能》的备忘录。他忧心忡忡地提出“社会党国际必须避免成为纯‘西方的’或‘白种人’国际的危险。国际现有成员或与之有联系的党，除日本和印度党以外，都是欧洲党或欧洲党的变种。”在他看来，“同亚洲社会党的关系问题提出了特别需要迫切对待的问题”，因为即将举行的亚洲社会党会议成立大会给国际造成极尴尬的困境：一旦新的亚洲党国际组织建立，印度党便会切断与社会党国际的联系而加入新的国际，分裂为右派和左派的日本社会党也会采取相同的行动，最终便会出现按人种划分的两个社会党人国际组织并列的局面。菲利浦斯还分析了亚洲社会党会议筹委会拒绝成为社会党国际管辖之下的区域性组织的理由，即社会党国际已经同两大对立的国家集团之一混在一起，因而有害于亚洲社会党主张的“第三种力量”或“中立”的立场；社会党国际的主要成员党已沾染了殖民主义恶习，因而与亚洲社会党支持殖民地人民独立运动的态度相抵触。在此基础上，菲利浦斯首先论述了对此问题的总原则是“鼓励和帮助那些还没有民主社会主义组织的国家发展这类组织，将尽可能多的、适合条件的现有政党吸收进社会党国际”。然后，他提出应当采取行动以消除亚洲社会党的怀疑乃至对立情绪，并列举了具体措施。（SI：SII，1951，No 43-44）米兰大会接受了菲利浦斯的意见，修改了国际组织章程，扩大执行局的构成；并且责成执行局就“如何使社会党国际成为真正的世界性组织”提出更具体的建议。（SI：SII，1951，No 43-44）会后举行的理事会会议决定增选以色列党为执行局成员，并为尚未成为正式成员的印度党保留一个席位。接着，社会党国际委托曾在首相任内承认印、巴、缅三国独立的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率国际代表团走访亚洲国家并参加亚洲社会党会议成立大会，力图利用后者的私人关系打开局面。（SI：SII，1951，No 43-44）
这些努力多少收到了效果。1953年1月在仰光（缅甸）举行的亚洲社会党会议成立大会虽然坚持了不并入社会党国际的主张，但大会主席、缅甸党的吴巴瑞在开幕致辞中讲“本次会议的发起者从未设想过要建立一个（与社会党国际）对立的国际。他们只是认为，为了加强亚洲社会党之间的联系和合作，为了执行本次会议所可能通过的决议而建立一个机构”。（Braunthal，1980，p.368）大会通过的组织章程也载明本组织的宗旨是加强亚洲同世界各国的联系并与社会党国际建立联系。（ASC，1954，pp.1-2）大会之后又举行了一次亚洲社会党会议执行局与社会党国际代表团的联席会议，就双方的联系和合作达成了协议，规定双方代表均可参加对方的各种会议，双方交换信息和文件并在某些问题上进行协调。（Braunthal，1980，p.368）同年4月举行的社会党国际理事会会议对此表示欢迎，不仅认可上述协议，而且进一步研究了进行合作的途径和手段，同时还设立了一个由欧洲7国社会党代表组成的、专门负责与亚洲社会党会议联系的下属委员会。（SI：SII，1953，No 16）
亚洲社会党会议不仅在组织上保持了相对于社会党国际的独立性，而且在一些重大的政策主张方面也保持了同后者的距离。成立大会通过的纲领《社会主义的原则和宗旨》虽在许多方面与“法兰克福宣言”有共同点，但更加突出反对殖民主义的问题；特别是关于殖民地独立运动的决议，明确提出只有一切国家人民都得到民族自由，世界才能结成整体，才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且点明，亚洲许多国家仍处在帝国主义的枷锁之中，非洲则是“帝国主义的最后一个重要据点”，亚洲社会党人完全同情并坚决支持殖民地人民“反对外国政府及其代理人的有组织的恐怖统治”；决议还委婉地表达了对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的批评。（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第54—55页）这样一来，社会党国际同年4月的那次理事会会议不得不初步讨论了反殖问题，同意按照亚洲社会党会议的要求澄清“社会党人对殖民主义的态度”。（SI：SII，1953，No 16）
1953年7月在斯德哥尔摩（瑞典）举行的社会党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按照事先安排主要讨论了反对殖民主义的问题并且通过了重要的“关于殖民主义的决议”。但由于决议起草者、英国工党前殖民事务大臣格里弗斯的坚持、法国社会党的大力支持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社会党的同情和妥协，亚非政党如马来亚、印度、突尼斯、摩洛哥，甚至日本党代表要求社会党国际坚决支持废除殖民主义的意见未被完全采纳。因此，最后的决议是一个典型的矛盾体。例如，决议明确表示“废除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并且欢迎“全世界殖民地和附属国地区人民民族意识的高涨”，保证“尽力提供一切援助，帮助这些地区的人民实现独立以及民主自治”。（SI：SII，1953，No 30-31）但按照菲利浦斯后来的解释，所谓“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既包括帝国主义也包括共产主义的殖民主义，因此废除殖民主义是两条战线的斗争。（SI：SII，1953，No 43）这显然是转移反殖斗争方向的一种手法。而在具体问题上，决议的问题愈益明显。例如在谈到肯尼亚人民在1952年10月发起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茅茅”起义时，只要求消除引起暴动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根源，消除“没有土地、工资低贱和歧视有色人种的状况”；在谈到正处在战火中的印支地区时，只表示“要求印支诸国实现全面的民主自治”。两处都完全回避了最根本的政治独立问题、最迫切的外国军队撤离问题。
尽管如此，这个决议相对于米兰大会的那篇宣言而言仍是一个可观的进步，对于社会党国际来说则属于对其政策主张的一个重要补充。至少是在形式上，其全球性的政治格局已经形成，无怪乎当时的国际总书记布劳恩塔尔将其作用和地位视为与“法兰克福宣言”等同，将其当作国际的奠基之作。（Braunthal，1980，p.212）但对于亚洲社会党会议而言，这个决议尚不能满足要求。在斯德哥尔摩大会之后不到一个月，亚洲社会党会议在印度的海德拉巴市举行了执行局会议，再次研究反殖问题，决定单设反殖执行局和协调委员会，邀请各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组织和代表参与其事，并决定召开一次全非代表会议，派代表团走访非洲，同时却对参加会议的布劳恩塔尔关于“将欧洲和亚洲的社会主义运动联合在统一的社会党国际之中”（SI：SII，1953，No 43）的建议未予置理。（ASC，1956，pp.37-38）
事态的发展出乎社会党国际的预料，亚洲社会党会议要向非洲谋取发展的意图更引起它的焦虑。而反共主义和加入国家集团的问题又进一步扩大了双方的分歧。1954年5月7日至9日，社会党国际在维也纳举行理事会会议，在对这年4月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和平的日内瓦会议表示欢迎的同时，强调了所谓警惕共产党在亚洲进一步扩张和利用殖民主义残余的问题。在讨论“社会党人的亚洲政策”时，会上还出现了批评亚洲国家中立主义倾向、指责这是向共产主义投降的意见。（SI：SII，1954，No 20）对此，5月27日至28日举行的亚洲社会党会议表示强烈不满，主席吴巴瑞在会上强调亚洲社会党置身于两大国家集团的对峙之外，属于第三种势力。亚洲社会党会议的目标是团结一切进步力量，废除殖民主义。这次会议还讨论和通过了新的“关于殖民主义的宣言”。（SI：SII，1954，No 25）在同年11月于东京举行的又一次执行局会议上，尽管在场的布劳恩塔尔强调亚洲党在思想原则与政策方针上对欧洲党都有很大影响、再次表示“整个社会党国际都最为焦急地希望能将现有的双方友好合作推进到在一个单独的国际中建立组织上的统一”，（SI：SII，1954，No 38）但亚洲各国党代表却对此表示拒绝，他们认为双方合并的“最大困难和最难的阻碍”在于“某些欧洲国家社会党及其所在国在殖民统治问题上的表现，亚洲党不相信能与它们保持社会主义的同一性”。（SI：SII，1954，No 38）
形势的发展促使社会党国际为拉拢亚洲社会党会议作出新的努力。1955年4月，亚非29个国家和地区的首脑人物在印尼的万隆举行了会议，这是亚洲和非洲长期遭受殖民统治和压迫的国家第一次在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与的情况下召开的国际重要会议。会议对殖民主义的谴责、对世界和平问题的论述等等均产生了巨大的国际反响。（何春超：第169—172页）由此，社会党国际终于认识到，只有在反殖问题上求得与亚洲社会党人的一致，才能为组织上的统一创造条件。同年7月在伦敦（英国）召开的社会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发表了一份同亚洲社会党会议的联合声明，特别是其中“关于殖民主义的声明”，删去了过去那种露骨的反共主义内容，强调“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继续存在乃是国际间不安定的主要根源之一，并且成了对世界和平的一个经常的威胁”。声明关于民族自决权、关于反殖斗争、关于民族自由等问题的主张显然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亚洲社会党人的看法。此外，在“关于国际形势的决议”以“亚洲和非洲”为题的一节中，社会党国际也表现出迄今为止最为明智的态度。（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第18—23页）
这本来可以为双方关系的改善提供一个绝好的契机，但不料事态的发展又一次出乎社会党国际的预料。亚洲社会党会议陷于内外交困之中：一方面，拖延已久在二大在1956年11月召开时与会者在苏伊士运河事件、第二次中东战争等问题上发生了冲突，致使会议险些破裂，更无暇顾及同社会党国际的关系问题。另一方面，亚洲社会党会议的主要支柱，例如印度、缅甸、印尼和巴基斯坦等国的社会党或因内部分裂而无所作为，或遇政坛巨变而组织溃散。因此，亚洲社会党会议在1957年已难以开展活动；到1958年3月的一次没有发表任何文件的执行局会议之后，再也不曾出现以它的名义所进行的任何活动。（Braunthal，1980，p.347）
然而在某种意义上，亚洲社会党会议已完成了它的使命，或者说它的影响与作用已经产生了效果。它以相当独特的方式促使社会党国际正视殖民主义问题并不断调整其立场，它给社会党国际带来的冲击实际上就是反殖要求和斗争给西方社会带来冲击的一部分，它促使社会党国际正视亚非拉国家的情况和问题并由此形成其全球性政策格局。
正是因为社会党国际接受了亚洲社会党会议带给它的教训，为避免在拉丁美洲也出现类似的情况，因而从50年代后半期开始，它主动在拉丁美洲采取行动，组建地区性组织。就是在与亚洲社会党会议发表联合声明的伦敦四大上，社会党国际第一次专门讨论了拉丁美洲的政治形势，通过了“致拉美劳动人民的公开信”。（SI：SII，1955，No 30）接着，社会党国际安排其仅有的两个拉美成员—乌拉圭社会党和阿根廷社会党联合已经建立联系的智利人民社会党在同年10月于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举行联席会议，建立了名为社会党国际拉美书记处的机构。然后，又以这个书记处为核心组建了一个协商委员会，邀请那些主张或赞同社会党国际和民主社会主义但还没有或不愿加入社会党国际的拉美政党参加。在1956年5月举行的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明确规定参加会议并不意味着加入社会党国际，会议不干预各党内部事务，只讨论共同关心的地区性问题。（SI：SII，1957，No 24-25）因此，协商委员会确实吸引了当时拉美一些国家的社会党。
但社会党国际对在拉美的活动并没有、也不可能全力以赴。一方面，那些拉美政党从一开始便表现出为社会党国际难以接受的激进色彩。例如1956年12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举行的协商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建立反独裁统治的运动”和“摒弃拉美独裁政权反动政策”的决议，其中不仅指名攻击了哥伦比亚、古巴、危地马拉、巴拉圭、多米尼加、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的军人独裁，而且强调它们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出卖国家以“服从帝国主义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矛头直接指向美国。（SI：SII，1957，No 24-25）这必然使当时正追随美国的社会党国际感到有所顾忌。另一方面，加入协商委员会的拉美社会党包括社会党国际的两个成员党，在国内都处在极其困难的境地，或因独裁统治而难以公开活动，或因力量弱小而对政局并无影响。（Alexandre，1973）支持他们不仅要冒恶化西欧与拉美现政权关系的危险，且有开罪美国之弊，代价虽大但收效未必相当。此外，就社会党国际自身状况而言，也不可能将拉美列为它的活动重点。50年代末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它对更紧迫的非洲独立浪潮、欧洲缓和形势作出反应因而无暇顾及拉美。因此社会党国际有关组建拉美书记处、协商委员会的活动，与其说是考虑成熟的长远计划，倒不如说是急功近利的便宜之举，其根本着眼点是以此作为预防性措施，避免重蹈亚洲社会党会议的覆辙。
这样一来，社会党国际当时既没有对拉丁美洲提出比较完整的政策，也没有对拉美书记处、协商委员会后来的活动付出更多的努力，基本上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但其结果竟大出它的意外。先是协商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延期半年才得以举行，而到会者竟少于上次会议。（SI：SII，1959，No 24-25）接着，在因古巴革命和多米尼加反独裁起义而出现的拉美民族民主革命高潮中，乌拉圭党趋于激进，在1959年7月的社会党国际六大上公开提议谴责法国党的阿尔及利亚政策。在大会拒绝后，它又批评了几乎所有的西欧社会党并宣布退出社会党国际。（SI：SII，1961，No 39-40）在此同时，阿根廷社会党内发生意见分歧并导致组织分裂。（SI：SII，1961，No 39-40）因此拉美书记处不得不停止了活动。然而这毕竟属于社会党国际为在拉美扩大影响而进行的第一次尝试，虽然未成功但仍有重要意义。一方面，这是社会党国际对第三世界国家及其问题明确自己的态度进而形成全球性政策格局努力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这又预示着社会党国际将寻找打开局面的新路。这便是60年代社会党国际对拉美问题进行研究并开展新的活动的主要原因之一。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