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西门媚
出版社：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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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怀野念试读：
小序
这本书，原本叫《说我爱你》，本来是想谈谈爱。现在，我发现，这不止是谈谈爱，谈谈情感。我还想谈观念，谈谈社会，人生，乃至人类，谈一谈“野念”。
能让我们的人生从社会陈俗和他人眼光里跳出来的，就是书中想说的“野念”。
如果不跳出来，就不能起飞。你站的地方，就已经是自己人生的高点，往前一看，步步可见，就业，生子，买房，多赚些钱，等着退休。每一步，都是既定的程序。错一步，就是万丈深渊。
好的人生，会迥然不同，充满无限可能，随时可以出发。
不受所谓“阶段”，所谓“现实感”，所谓“年龄”限制。
在日常生活中，总是有人说，这样不现实，别人都不这样。
我的一位好友，三十多岁去美国读书。离了婚，净身出户，一无所有。为了读书还贷了款，因此得十分节俭，租住在别人阁楼的过道里。去学校餐厅吃晚饭的时候，别人会带走一纸杯的饮料，她带走的纸杯装着寿司和黄瓜、胡萝卜条，这就是她第二天的午餐。
与此同时，国内的朋友们正买房生子，步入中产生活。很多人，以为她这是相当辛苦，没必要的人生选择。只有心怀野念的人，才明白，这种不惧怕，可以重新开始的人生，充满了希望和惊奇。
前几年，我离开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城市，离开我经营多年的小花园，去了广州。租住在中大附近，每天到图书馆看书写作，吃学生食堂。很多人难以想象，觉得这种租住小房子，不能随便购物的日子清苦。我自己却明白这种生活的充实美好。而且，知道自己随时可以放弃很多东西，随时能够出发，这更让自己有了信心。
野念，有时，体现的是一种理想，一种不畏惧，有时，就是一种爱的能力。
这本书是给心怀野念的人，也给对野念有所怀疑的人。
内心强大才会有野念。正如强大的内心，才会收获好的爱情。
这种野念与爱的关系，也是文学艺术永恒的主题。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艺术门类，表现的爱情既有千差万别的外貌，又有一些共通的精神气质，这也是我们所说的“野念”。所以，在这本书里，要谈一谈马尔克斯、王小波、罗大佑、林达、多丽丝·莱辛、米兰·昆德拉、奥尔罕·帕慕克等等，这些艺术家、文学家和思想家，谈一下他们作品中的野念与爱。还谈一下周围的人，普通的人，他们的困扰和领悟。爱不会光顾灵魂贫瘠的人，爱只在你心灵丰沛的时候来临。
只有眼界更宽阔，心灵的世界才更辽阔，对人性的思考和理解更深入，对爱的理解也才会更加宽容，才能拥有更强大的爱的能力，爱自己，爱自由，爱他人，爱所爱之人。
祝福每一位读者，心怀野念。西门媚第一章心怀野念的人 心怀野念的人
有次采访吴文光，问到他的作品是给什么样的人看的，他说，是给一些心怀野念的人，那些人是极少数，但他们存在。
心怀野念的人。
这是我喜欢的一个说法。
我想这种人可能存在于不同的群体，只因为一些内心的野念，他们生机勃勃，与众不同。
前日搬家，搬家公司派来了三个民工。其中一个见我扔了一地的书不带走，忍不住想弯下腰来仔细看。其实那些书大都是些不好的书，我经常会以扔掉某本书，或者把某本书拿来垫桌子来表示我对某个作者的愤怒。
我对那个工人说，你想要就拿走吧。他真的挑了一本，而且非常准确地选出了其中相对最好的一本。后来在等电梯的空档，他又在我的家当中拿出一本画册来看，先是看了画作，后来又仔细地在读前面一学者写的深奥莫名的文章。我开始注意他，他其实太不像一个民工了，完全是一副书生气质。我跟他做简单地交谈，只知道他离开家乡已经两年，其间走了很多城市。
在更早以前，一个给我修水管的年轻工人还跟我讨论过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观点精到。
而我平时接触的大众更像我的北京房东。他们全家搬到郊外住平房，把房子租给我，我成了她家的唯一经济支柱。她年纪不算大，每天唯一的事情就是坐很久的汽车接送孩子上学放学。我问她为什么不去工作，她说，我二十岁都不上班，为什么四十岁反而要去上班？上班不就是打工吗？打工我可不干。
那些大众里的异类，就是我眼中的心怀野念的人，他们拒绝命运的安排。
昨日到北师大参加一个活动，看纪录片《铁路沿线》。杜海滨拍的。
他在一个春节前后记录下了一个车站附近的一群人。一群流浪者。
他们有青年，有老人，更多的是少年，半大的孩子。
他们有的是有家难归的，也有的有家而不愿回的，以一种松散的方式，过着流浪的公社式的生活。
这个群体中也有一些有野念的人，怀揣着一些梦想，哪怕遥不可及。
在杜海滨的镜头前，他们自然呈现着他们的状态和想法。
片子演起来很漫长，杜海滨肯定花了很多的精力在里面，也投注了个人的情感，所以他舍不得剪辑，差不多150分钟的长度。这样的长度，又没有连贯的故事，明确的线索，看的人居然都很耐心很专心，时不时会发出一点笑声，因为这帮流浪者身上的勃勃生机和生活的幽默支撑着观众的兴趣。特别是看到流浪者在春节前夜围在火边唱起自编的流浪歌谣时，观众居然和片中人同时鼓起了掌。
吴文光的纪录片《江湖》讲述的那一个大棚马戏班其实也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和杜海滨拍的群体有很多共通之处。
我就想到为什么国内现在好的纪录片都拍的是这样相似的群体，为什么不涉及城市生活。是城市生活限制了人的野念，还是被掩藏起来不易发掘？ 彻骨之凉
两个月前，看《小团圆》，看得很不耐烦。好些天，才看到一半，就扔在那儿了。今天忽然捡起，很顺利地看完了剩下的一半。很惊讶。前一半的感觉和后一半的感觉很不一样。之前看这小说的时候，觉得写得真不好。反复和絮叨。像老年失了神。
看这后一半的时候，才找到感觉。
之前，因为怕被各种说辞引导，所以，关于这本书的评论也一概不看。倒是听两个朋友谈了他们的看法。
一个男性朋友说，她是爱他的，别看她和代理人宋氏夫妇通信，用的是无赖人这个名词，那是因为他们不懂，他们庸俗，她一向孤高，才懒得跟他们解释什么。不过是借用他们的说法。
这个男性朋友是个有意思的人。一向喜欢胡兰成。
这书看到只剩五分之一的时候，我就很相信这个朋友的话。不过，看到完结，我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她最后是明白了的。她不再爱他了。而且心里也渐渐地看不起他，只是不肯说出来。
也是这位朋友，听到另一女朋友说，要写小说来报复曾经的上司，他笑，说，文学上报仇从来没有成功的。
其实，《小团圆》当然也是这样。张爱玲肯定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她不耐烦他了，但写的时候，仍然好好写，投入到当初的情景中写。她是好作家，当然明白。但并不是还爱着他。
一个女性朋友说，这小说倒不是写爱情，最重要的是写母女关系，多么特别的母女关系。
但整个小说看完，我觉得那些，也都不过是张爱玲对自己的一个讲述，解释，和总结。
她小时候的生活背景，造成了她的冷淡、自私，造成了她与人的相处模式，总是那么冷眼旁观，无论大事小事，别人死在眼前，也可以不眨一下眼。但心底她又渴望爱，想和母亲好好相处，挣钱来给母亲，以为这样就不欠母亲的了。但她也误解了母亲，母亲因此伤心，也因此误解她。
这时，也才明白，她在小说前半部，不厌其烦地啰唆那些家族小事是什么缘故。
这些，都造就了她，她和母亲的关系，和爱人的关系。
这小说读起来不像小说，的确是自传，很赤裸裸的自传。没有小说好看。但是却深得让人害怕。
读完以后，我在想，如果先读了她的这本小说，那才看她早期的小说，可能就觉得意思不够了。她在这里面全部剖析完了，别的虽然比这个好看，但都浅了。
这也是她不同其他作家的地方。别人都是先讲述一遍自己，后来就驾轻就熟地，用文学来讲别的了。
她正好反过来。
搞得那么深刻也怪吓人的。她不仅对他人凉薄，对自己是更加凉薄。一点开脱都没有。 建在巴黎街头的农庄
罗伯特·米兰，粗看是个快乐的黄发背包客，背个黑色的双肩背囊，年龄虽大，但走路总是一蹦一蹦的，细听才知原来是法国一艺术学院的院长。
这次来北京，一是来探探以后在这儿搞艺术活动的路子，同时来逛逛。顺道带了些作品来，在一个使馆区的小画廊搞了个展示。
幻灯的内容是他在法国的很多地方挂上艺术作品，让这些作品融入公共空间。比如郊外的村舍的门上、窗上，比如厕所的外墙……
接着放Video，我觉得是异曲同工的思路，但更有趣。
他们在巴黎的一个繁华地区，用从垃圾堆里拾来的木头之类的东西搭了一个小房子，圈了一个小院子，种上蔬菜，养上了鸡。好多市民目瞪口呆也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一切，尤其是那个请来合作搭房子的西班牙老头，灵活地用着各种工具，一点点建起了一个家园。
几十天以后，他们拆除了这个都市农庄，把草坪恢复原样。
当然他的这个作品是得到巴黎市政府批准的，而且还得到了拨款。
他放的第二个Video也是有些类似的作品，但是放在一个公园中。
如果有人在中国做这样的一个作品，恐怕不会有人把它当成一个作品吧。但我从中能够感觉的东西是很多的，他们的幽默，他们对人与环境的思考，他们对世界的关心……
自然我就联想到了做行为的中国艺术家。尸体、死婴、人油……一切极端的东西他们都用上了，比西方的艺术家不知要凶恶多少，但从中你感觉到的只是他们对成名的疯狂。除了能吓人能让人恶心，还能怎样？
从罗伯特的作品你能看出人家的胸怀是宽阔的，想象是自由的。行为艺术的高低优劣从此处便可知晓。
一个艺术青年听说了罗伯特的作品便说，如果是我做这个作品，应该让个肮脏的叫花子穿了华丽的衣服去各个豪华场所，看看那些侍应如何应对，看看这个叫花子如何表现，到时间了，再让叫花子恢复身份，看他又如何反应。
我对她讲，你这里面毫无善意，只有对别人恶意的捉弄，和国内的那些行为艺术家是一样的。
罗伯特在北京的同时还在继续他的另一个作品，拍人发呆的图像。他去到别人的生活中，等候别人出现发呆的瞬间，然后拍下那人发呆时看到的景象，记下那人发呆时的想法。
已经拍了很多，内容五花八门。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有趣的想法，从开阔处一下又到了细微，满世界走下来，拍下来，又从细微到了宏大。 莎士比亚的影子
这就开始了。
话剧《理查三世》。
舞台上空空如也，背后高大的砖墙露了出来，最普通的红砖，让我一下就能想象当年首都剧场建设时的情景，朴素的年代，没钱的年代，连涂料都舍不得刷一层。不过，这么多年过来，想必也不要紧，因为这前面肯定都有花花绿绿的布景把这层砖墙遮掩起来。只有今天，舞台的装饰全无，让剧场露出了出生时的容貌。
很多男男女女都一样的打扮，黑外衣，白衬衣。
在空旷的舞台上走来走去，渐渐就走出了花样。
他们的黑色的影子投在背后的砖墙上，因为灯光的不同，有的高大有的渺小，有的急急向前，有的缓缓后退。很有趣，也很有意味。
主人公理查三世出来，靠独白来塑造性格交待剧情。故事里的人物一个个被他拎出来，所有的性格，故事脉络也都是靠语言来塑造交待。
演员都很抽象，衣着和语调都一样，情节在这种抽象中发展，你集中注意力，才能辨明这个黑衣人是谁，那个黑衣人是谁，这有些像智力游戏。
舞台上还模拟好多童年游戏来表现各种场景，比如用老鹰抓小鸡引出理查三世与各个人物的争斗，两队人手牵手的冲撞来表现战争，还比如一列人的“开火车”游戏，沙包游戏……
舞台上始终是简单的，没有更多的布景，除了一些活动的白幕布和一个从上面放下的金属丝网。但加上变化的灯光，抽象的人物和他们的影子，幕布上再放映一些影像片断。极简的东西组合出了无穷的变化。也因为抽象就有了想象的空间，这种抽象和想象呈现出了人的欲望，人与人的争斗，人性的复杂，简单的东西就变得极丰富。
看这出戏的时候，我觉得不像是在看一出戏，而像在观赏一个前卫的综合的艺术品，比如其中有装置艺术，有行为艺术，有Video，都比我们平常所知的这些门类的艺术家的许多作品要好。
虽然我知道林兆华年纪挺大了，65岁，可看他的东西怎么都不像。
虽然他再三地对别人讲，他不前卫，可把强调叙事的莎翁的名剧排成了这么个抽象的东西，他不前卫，还有谁前卫。
只是市场效果不好，据说，票房收入20万，场租就要付18万。
不知是观众怕一个65岁的导演，还是怕抽象，或者怕莎翁。 饿着了的幽默神经
如果我要看《读书》杂志，就会把前两页连着翻过去。因为我怕看见丁聪的漫画。跟丁聪一拨的有一大群漫画家，老一代漫画家。他们如果看见此说，肯定会认为我一定是他们笔下讽刺的人——因为他们是以画笔为武器的，我怕他们的漫画，肯定是被他们刺中了。
我记得我的童年就是在他们的刀光剑影中度过的。那时看的一份报纸叫《讽刺与幽默》，其实看不见幽默，只有讽刺。而且讽刺还很简单化。我现在还记得那时华君武有幅漫画是讽刺当时市场销售要搞搭配，就画了一个老头买豆腐也要搭白菜。好在那些老先生多数都偃旗息鼓，颐养天年去了。只剩下丁聪。
如果按我的标准，丁老先生的漫画算不得漫画，他不过是给画下面的文字配了幅插图罢了。文字如是借古讽今的故事，丁聪就多半画个县令；如果是忆苦思甜的题材，画面多半就有穿破衣的瘦子和穿皮袄的胖子。但这也罢了，我尤其受不了的是丁老先生画面的难看。别人的漫画讲究的是夸张而简洁，求神似，而丁聪的画却是另一种夸张，人物画得极其复杂丑陋，为了突出这种复杂，丁聪还要给他的每个人物穿上条纹衣服。这让我联想到《老残游记》里描写一幅画，说那牡丹的每一根经脉都清清楚楚，像是用真花瓣贴成的。其实一想都明白，这种局部求真的画，不要说神似，整体来看，形都不似。
在丁老先生老一代的漫画家的教化下，我们一代人成长了起来。学会了讽刺，却不知何为幽默，以为漫画就是要一部分人看了跳起来，另一部分人感到解气。如果按照他们的逻辑，把问题严重化才叫幽默，也可以说，这是败坏了我们的品味，教大家仇恨。
但问题显然没这么严重。正是丁老先生们饿着了我们的幽默神经，所以当那些轻松的、机智的，让人恍然大悟、会心一笑的漫画一进入我们的视野，就让我们喜欢上了。这其实是丁老先生们的功劳。
所以，从此我不看《读书》，看《天涯》。因为《天涯》封二上是我喜欢的赵汀阳的漫画。 生命的最后一站
刚刚看了赖声川的《红色的天空》。本来以为这样的名字会涉及政治，涉及概念，却完全不是。
这是一出关于养老院的戏，关于一群等待结果的老年人。
他们有的是被儿女送来，有的是自己散尽最后的家业进来，有的是因为孤单一人进来。
在这里，他们晒太阳，下棋，唱歌，拌嘴，发呆，生病，生气，争长短，他们互相安慰，互相取暖，他们被世界遗忘，也慢慢忘记了世界。
演员演得非常好，那些琐碎的，哀伤的，孤单的，无奈的，被排斥的，无法言传的情感，那些破碎的回忆，破碎的心情，破碎的时间感，一下子就把观者击中了。让我想到了老年，想到了生命的意义，想到了人生的虚妄，让我的心沉到最低处。
说了这么多感觉，其实舞台上却是一点不抽象，全是很具体的样子，让你看到他们就想起了你曾经看见的，听见的，想见的。
戏里的老头们，相互取乐，为一盘棋的胜负争执，拉琴，唱戏，虽都不大成调子，但他们比那些老太太有活力些，开朗些。老太太们更羸弱，更不容易开阔，更容易陷入对结局的害怕。
我有一阵在桂湖公园看书、写生时也发现过这一点。老头们往往聚在一起，以下棋为基础进行社交，老太太们往往只踽踽独行，更没有活力。我想，也许是因为老年女性的作为母亲的社会角色失去以后，她们更容易失去世界。她们的心灵更无所依托。
但这出戏带给人的感情是复杂的，绝不仅仅是让你沉没在悲伤里。在戏里，老人院建院八年有个联欢会，老人们各施所长，参加表演。那最年老的陈老太太平时只能靠推着一张椅子走路，她所表演的就是“活着”。这些有趣的地方让你一下子被逗乐了，但还没笑完，你的心又沉下来。老金表演他的全家福，他去世的太太，他去世的女儿，他去世的狗。他用一种方式来表演全家。天衣无缝的幽默，我不禁被戏里的他逗得哈哈大笑，但笑之后的心酸，无法言表。我一直抗拒看杨绛的《我们仨》，也是这个原因。我不能想象那样的世界，你爱的人爱你的人，你关心的人关心你的人，他们都在遥不可知处。这样的世界，会有多寒冷。
从戏里出来，我仍在为演员们叫绝。这出戏，绝大部分内容都来自演员们排演时的即兴创作。他们都是年轻人，他们怎么体会到那些老年状态的细节的，那些琐琐碎碎，那些只能用心灵去体悟到的东西。而且在戏里，演员们除了服装，并未化妆，完全是靠表演和方言来表现角色的年纪。
但我真的就看见了老年。看见每个人都将面对的生命的最后一站。
我想起一个故事，曾经有个拥有一切的人要求智者在他的戒指上刻一句话，让他高兴的时候不要忘形，让他失意的时候不会一蹶不振，智者给的那句话是“连这个也会失去”。
这出戏就像这句话。
它让我想到很深远的地方，但在这冬日，却也很容易让人忧郁。
我想到那些今天的日子都过得很不好的人，不知他们看这出戏会是什么感想。
前几日，朋友文迪去给大学生们做了个演讲，他讲到传统教育永远只讲光明的一面，永远不肯承认，人的一生中孤独、失意、挫折，更像是我们的常态。这样的教育让我们丧失心灵的敏感。
其实，赖声川这出戏正好是反过来，再迟钝的心都能被他击中。他让我们变得脆弱，不得不面对一些问题，思考一些问题。
另外，我还想到，这出戏在台湾是进行巡演的，台湾的观众会买票来看这样一出戏，他们的观众真是有极好的文化素养啊，他们会思考“生命是什么”。我想，这样的戏，除了台湾，也许只能在欧洲有市场吧。 精致的法式甜点或日本寿司
我一直觉得女性写作有一个大忌，就是喃喃自语。很多女性写作都逃不开这个问题，通常会从头到尾都充满呓语，喋喋不休，自爱自怜，觉得自己是天下第一美女，多情多才，同时，男人不是好东西，自己所遇通通非人。
自述式写作，对于女人非常容易上手。这可能和女性思维方式相关，女人思维直接感性，心理活动细腻纷繁，直接记叙下来似有一点文学性。所以，不少女性一开始写作就从第一人称出发，从我出发，直抒心怀，把所受的情感创伤全部放进作品，就容易落入这个泥坑。
因此，很多有文学理想的女作家，会从一开始就避免第一人称写作，她们选择了更理性的角度，选择了和女人本性更远一些的距离。
但我惊讶地发现，法国女作家妙丽叶·芭贝里的《刺猬的优雅》是个意外。《刺猬的优雅》是第一人称的作品，但完全不是上述的那种女性自恋型小说，那种是苍白无聊，除了作者外没人能读的作品，而《刺猬的优雅》却出人意料的有趣。
这首先跟作者设定的人物有关。主人公是个有意思的角色：一个看起来丑陋贫穷的女门房，却是内心无比丰富，非常有学问的人。她要把自己隐藏在门房的身份里，为此，还要装出大众想象中的门房的样子，买庸俗的大众食品，看肥皂剧，说话不讲究语法。但其实她有一颗骄傲优雅的心，她读了非常多的书，热爱托尔斯泰，关心艺术和电影，自己跟自己讨论哲学。
这样一个角色，再从她的内心出发，显然，我们就不会看到一般女性第一人称写作会呈现出的那种面貌。我们看到的是非常有趣的内心活动。看到女主人公冷静地旁观她所处的那幢大楼里的上流人士，看到庸俗、自私、无情、愚蠢、自大、势利和绝望。她一边观察世界，一边读书，一边做哲学思考。
仅这些哲学思考都十分好玩。这可能跟作者是哲学教授，同时又是女人有关。这些哲学和艺术的思考，碎碎的，唠唠叨叨的，从笛卡尔、康德、马克思，到拉斐尔、鲁本斯、霍珀、普鲁斯特，甚至到小津安二郎。
这些有趣的流动状态的思考，导致了这本小说读起来轻松惬意。我想，这本书获得法国书商奖，销售超过一百万册，跟这种既有意味，又轻松好读有关。
当然，我以为，这本书在法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那么受大众欢迎，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书中对东方文化，特别是日本文化的热爱。
女门房最终遇见了一个能勘破她身份的人，一个日本人。那个人甚至也叫小津，并且还是小津安二郎的亲戚。
小津是个优雅的人，有文化，有教养，没有等级观念。同时，两人在思想和兴趣上，惊人的一致。小津带着日本的优雅而来，带来一个新的世界。
小说里有大量对日本文化的向往和歌颂。读这本小说的时候，假想自己是个西方人，觉得只有日本才有真正的优雅。这是一个有意思的思维角度。
在小说里，作者借主人公的絮叨，歌颂日本文化的一切。茶道、推拉门、优雅的女人、山茶花、日本漫画、日本电影、盆景、不对称的家庭陈设……
这种对日本的向往，并不是作者的个人特质。法国乃至欧洲对日本文化有一种由来已久的倾慕。早在印象派画家中，就有许多人对浮世绘进行研究和模仿。
哲学家科耶夫说：“日本已经推出一种文雅的、审美的生活文化——文学、戏剧、插花艺术、艺妓、武士——在这种生活文化中，即使没有‘历史’，也能很好地生活，这是一种由仪式、礼仪、风格、模仿和模拟组成的生活文化。”科耶夫认为，法国与英国的文化与此相比，简直是没教养，日本的生活文化是使附庸风雅民主化，日本的模式预示了未来社会。
其实，这也是小说《刺猬的优雅》的主题。
门房在世人眼里是粗俗卑贱的，只有日本人小津才能发现她的优雅，才能与她相知。
说到主题，就还要提一下“刺猬”这个概念。
小说中借桀骜聪慧的小女孩帕洛玛之口说：刺猬外表丑陋，包裹得很严实，但内心却细致优雅。但这绝不是作家对“刺猬”的全部解释。要记住，作家是个女哲学教授，她已经在作品中大量地放入了她的哲学思索，她不可能不放入“刺猬”这个哲学中的经典解释。
以赛亚·伯林在当初提出“狐狸和刺猬”的概念时，认为人分为两类，“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伯林在文中集中讨论了托尔斯泰就是典型的“刺猬”。《刺猬的优雅》中，主人公也非常热爱托尔斯泰，甚至和小津相知也是起源于此。显然，作者想说，这两人都是刺猬，有着大知，他们所钟爱的日本文化，也是刺猬。
小说中充满着这种思考和讨论，顺滑流畅，繁多却有些清浅，没有多少外在情节和冲突，对于一个中国读者来说，它是标准的法国式的，细腻精致的。我想，对于那一百万的西方读者，吸引他们的，可能是这种有东方感的，对东方文化有些幻想和描摹的况味。
对他们来说，是日本寿司，对中国读者来说，它却是法式甜点。 一个勇士的成长
上周末，我们去锦江图书馆的杜玛咖啡看了杨勇拍的纪录片。
杨勇，二十年前长漂的队员，现在成了环保人士，去夏今冬，他和同伴去长江源头做了两季详细的考察。他们只代表民间，用的是最有力的亲历，最有力的影像。
长江的源头已经萎缩到可怜的程度，在夏季，庞大的河床中，都只有一小股幼细的小水流，周围已经被大片的沙漠包抄过来。
很多地方的水永远断流，形成一些死湖，死湖慢慢变成咸水，慢慢地，那个地方就死去了。
一些城镇因为缺水，已经没落，沿江，已经有了一些死城。而新城也面临缺水的危险。
就在这样的可怜的长江源头之上，将有七座电站落成。已经修好的，很多时候，因为无水，其实也是个死的电站，但死的电站和水库，早已把当地变成一块死地。
长江源就这样慢慢死掉了。
一点点，被人的贪欲杀死。
还不是一点点，简直就是飞快地杀死，用的是一把快刀。
杨勇他们二十年前立下的那块长江源头的碑，和现在的源头之间，已经至少差了三百米。
这些画面，看得人触目惊心，看得人沉默无语。只能向杨勇他们，报以掌声和敬意。
那些镜头里，有如仙境似的美丽，也有像史前般的苍凉，还有就是大量的考察遇险的镜头。人陷在沙里，车陷在沼泽里，他们所开的两辆车互相救援。在看到一辆车在悬崖上被斜着弹跳起来的一个画面，我和几位女观众都失声惊呼。
所幸，车在崖边上正了过来，没有翻下去。
我知道，在那样的高原荒漠上，生命是很脆弱的，人要翘掉也是很容易的。在这里，就显出了杨勇不单是个环保人士，他还是个探险的勇士。我开始琢磨杨勇这个人。
二十年前，他那时多么年轻，漂长江，插红旗，他那时就只是个热血青年。如果他就停留在漂流、攀登之类的冒险中，停留在青春中，就算把全世界的大河都漂完了，把每个洲的高峰都登过了，然后呢？这样的人是有不少的，有的人足迹印遍地球，心灵却永是那么狭窄。但杨勇是一直在往前走，他成长了。从他把环境保护纳入思考起，他有了别的研究者都不具备的优势：行动力。
所以，在这部纪录片里，他拍到了许多科学家尚未发现的，新生的沙漠。也正因为这行动力，这部片子才这么让人震撼。
只是，我仍旧担心这部片子的传播，以及是否会对重要的人士产生影响。
个人的力量能有多大作用，我不知道。杨勇他们的这番心血，能有多大作用，谁也不知道。但这么做了，就是一名真正的勇士，尽了自己的努力，保卫自己的家园。 平常日子的诗意
去美术馆看杜泳樵的画展。
美术界的大脑壳（大脑壳，四川俚语，意为大佬）来了一圈。何多苓、罗中立、张晓刚、周春芽、程丛林……
美术馆太小，小小的外厅，还兼着书画用品的卖场。人却太多了，老中青三代艺青，挤做一团。天大热，热气从一个人的口中呼出来，又被另一个人吸进去。
第一次在成都看到艺术展览有这么多人来。这么挤、这么杂的人。平时，一般的展览，哪会有老少齐来的阵仗？
开幕式讲话的人，都被众脑壳和众相机挡住了，我只听得那些艺术界的大佬们，一个个恭敬地叫着“杜老师”。
杜泳樵是他们共同的老师，当年在川美读书的时候，杜泳樵就算那里最牛的大师。
上一年，我因为杜泳樵妻子的原因，去到他的家里，看到过他正创作的一些风景油画。当时，就觉得，他把国画的意韵画进西画里了。因为杜泳樵年轻的妻子实在是个个性十足的女人，她也在画画，热情洋溢地向我们推荐她的各个时期的作品，我们当时完全被她的性格吸引住了，杜的作品倒没来得及多看几幅。
前几天，恰好听到何多苓的学生在私下讲，何多苓和另几位大师，一旦画风景，就带上了杜老的影子。
这我倒不以为然，何多苓的风景一向有俄罗斯的调调，冷，而且抒情。只有这抒情的这一点，可能和杜泳樵有相通的地方。
展览剪了彩后，外厅的人一下子涌进了大厅。大厅也显得那么小，那么局促。人那么多，更重要的是画作那么多。
无数的人举着相机，在里面闪来闪去，这似乎是最能够和观众交流的一个展览了。没有当代艺术惯常的距离感。
展览中杜泳樵的画作大都是近几年的，多数是四川的风景。小街小巷，市场棚屋。这部分画作特别让我心驰神往，我也喜欢四川的这些小景致，也特别喜欢去画它们。可成都平原的天气总是很暧昧，雨啊、雾啊、阴天啊，我常常对着画本发呆，我没有办法捕捉到那些细微的感觉，那种细致的光啊影啊……我甚至在想，也许我应该去云南、西昌画画，那里天高气爽，阳光明媚，就像法国南部，光啊影啊，节奏分明，就好表现了。
可杜泳樵真的就把这最困难最细节的暧昧成都表达出来了。他有极强的光影色彩的把握能力，再微妙的变化，他都能捕捉。这些我们日常所见，在画笔下清晰可见的时候，一下子显得特别的温暖和诗意。
这诗意，就是平常日子的诗意，最有牵动人心的力量。
画展的前言有杜泳樵的自述，也有大佬学生们的文章。我看见学生们尊敬地评价他是天才大师。我觉得此言不虚。杜泳樵自己在前言中说，自己人直，不会处事，只会画画，画画就高兴。我从他仔细描述的那些很日常的风景中，真是能感觉到一个喜欢观察眼前世界的人，他画着，就是高兴。这跟现在美术界的滚滚洪流是完全不相干的。
这个展览还有个最特别的地方。杜泳樵得了重病，这个展览是他最后的心愿。他的妻子和各方都不忌讳谈这个事情，都明白，杜老不久于人世。此时，他的心情如何，我很难揣摩。 从诗歌到时评，以前倾的姿态
在灯光昏暗的小房子酒吧，长平说：“这个想法起源于去年，翟永明对我说，朗诵，不止可以是诗歌，作品都可以朗诵，比如你，可以朗诵时评……我想了很久，所以，我决定在后天要参加的传媒大会上的发言，就是朗诵时评，这样，既解决了我不擅公共场合讲话的问题，又能表达我的意思。……这次看奥巴马的演讲，也让我想到这些。中国以前也有演讲传统的，但现在断了，朗诵时评是个起点……时评是公开发表的，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公开朗诵，我还希望在更广的范围推广，年轻人都可以开展，从朗诵时评开始……将来我的儿子，至少我的孙子可以享受演讲的快乐，现在我们要从朗诵时评开始……”
一群老友拍手称好，我提议那不用等到大会，我们先搞一个小型的，明天就搞。我马上打电话给翟永明，翟永明一听，非常爽快，约好第二天，在白夜举行第一届时评朗诵会。
第二天下午三点，在新白夜坐下，天光穿过屋顶的玻璃，照亮了这十二个人。这些人，都是多年的老友，最早的已经相识了十九年。
作家文迪主持，他为这个筹备匆忙的朗诵会命名为：“从诗歌到时评，以前倾的姿态”。文迪向长平表示感谢。今年，因为一篇文章，长平的处境艰难，但他顶住压力，最早在公开媒体上为成都的环保问题呼吁。
长平也有一段开场白，他拿起话筒，向在座的挥手，模仿奥巴马的演讲，向朋友们致意，向翟永明致谢，他说：能提出这样想法的诗人，必定有着宽广的胸怀。他同时解释，这些年为什么一直在写时评。他说，时评，跟在座的作家和诗人的作品不同，文字粗糙，讲的都是常识，是针对普通读者，相当于在人群中，在大街上呼号呐喊。大家理解，这是他的自谦，同时，也是他的一片苦心，他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媒体人、知识分子，身体力行，不厌其烦地，向着大众讲最基本的东西。这也是他非常让人敬佩的地方，也是大多数知识分子做不到的地方。
他的声音恳切有力，和他的文字一样打动人。我们都发现，用这样的声音进行时评朗诵，是完全成立的。它不同于朗诵表演者的节目，它不只有形式，有声音，更有内容，它促使你倾听，同时思考。
阿潘朗诵的是长平的一篇时评：《纪念王小波争做自由人》。后来燕明也朗诵了这一篇，不同的是用的乐山话。我们发现，用乐山话，朗诵时评也非常好。这听起来朴素诚挚，照顾了每个最普通的人，似乎在写作时，就用的是乐山话。
燕明朗诵道：“……自由并不是在一条道路的尽头等待我们的花园，自由只能是这条道路本身。因此，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并没有一劳永逸的时候。王小波的价值在于，他让我们看到自由的真相：既理性又激情，既现实又浪漫，既精英又平民，既深刻又有趣，自由是多么美好。”
翟永明和文迪，朗诵的是诗歌。由叶朗诵的是她写在杂志上的主编留言。
西闪朗诵的是他的一篇书评《规划与统计：独裁的视角》。
大家发现，今天朗诵的，无论是诗歌还是书评，还是卷首语，其实都是时评。翟永明也讲，她的诗，最近的也是在关注这些。
在这块土地上，无论关注什么，必定要关注到时事。
我读了我小说的一个章节，以此纪念我们几位老友共事的一段经历。
我对他们说：“今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很多艰难和压力，我非常骄傲的是我拥有你们，我们一直在一起，一起往前走。你们没有辜负我，我也没有辜负你们。”
其实这心意，不说出来彼此也明白。但要说出来，我希望表达我的感激。
我们相约，明年，长平再回故乡，再搞我们第二届时评朗诵会。第二章每个人都属于适爱人群 每个人都属于适爱人群
昨天看的短片集《巴黎，我爱你》。
从当年看《十分钟年华老去》开始，我就喜欢看短片。
短片犹如小小说，在几分钟之间，要讲一个抓住人的故事。只有讲得好，才能让人明白，打动，并且记住。
这很难的。不像一般电影，有一两个小时，来渲染讲述，来强求观众进入。
短片一般是每个导演各拍一个，然后放一起，更容易比较出每个人的才华能力。
所以，这些年，还是看了好些短片的。
但短片集很难部部出彩，一个合集看下来，一般能记住一两个。有时，看着看着就累了，于是放下，第二天再接着看。
但《巴黎，我爱你》很难得，整个集子里，二十个短片，其中有十九个故事。
我不单一口气看完，看完还清晰地记得好些个。
到今天，回想一下，那些故事依然清晰。
能让我这么记得的短片集，这算是第一个。
喜欢其中一个故事：丈夫爱上了别人，越来越受不了老婆，准备和老婆摊牌，谁知还没说出口，老婆先哭了起来，老婆刚刚被诊出白血病。于是，丈夫想着，反正每件事情都可能是最后一次，忍一忍，对老婆好，跟她说话，为她念小说……装成很爱她的样子，于是，爱的感觉回来了……当老婆去世多年，那种爱人离去的伤痛都一直跟随着他，看见穿着老婆那样红外套的身影，都会心里一动。
还喜欢一个关于小丑的短片。小丑四处给人带来欢笑，在大街上，表演着哑剧，别人却冷眼看着，别人都过着拥有伴侣的生活。小丑在街椅上坐着，表演相拥，其实只是自我抚摸。小丑被警察拘留，却意外地发现一个女小丑。他们激情地表演镜中人，被警察赶出来。两个小丑珠联璧合……这个短片演得精彩，这么一解释，反而不及了。
喜欢最后一个短片。一个肥胖苍老的外国女游客，长得像苏珊大妈那样的，离开了旅行团，一个人去吃饭，一个人去逛名胜，看到萨特和波伏瓦的墓，从巴黎铁塔上看巴黎……想起多年前的人，甚至想起多年前一个男友想来巴黎。眼前她是孤单的，坐在公园边的长椅上，拿出自己精心准备的三明治，忽然她觉得很感动，为了这一刻。
还有个短片，也拍得极有趣，外国男游客在地铁，拿出旅游指南来读，正读到指南上说，在巴黎地铁，不要盯着人看，于是一抬头，就看见铁轨对面有对男女亲热。多看了一眼，于是男子高声骂起来，女子相劝，结果两人吵起来。火车过后，女子已到身边，抓住外国游客就吻。外国游客正晕呢，指南上又没说过这种情况。忽然男子也到了，几拳把他打翻。这对男女互道爱你，搂着走了……
另外还有好多故事都记得。比如像离婚多年的老年夫妻见面。前夫对前妻说，正为现在的妻子想生小孩苦恼。前妻说，你没告诉她，我们都有孙子了？前妻复又安慰前夫。
又比如，几个小伙子在街边骚扰女孩。一个戴头巾的伊斯兰女孩摔倒了，其中一个小伙子扶起了她，慢慢地两人开始说话，好感萌发。
再比如，一个小伙子对另一个小伙子热情无比，说了好多，说，你有没有想到有一天碰到一个跟你很像的人，就像另一个你？另一个小伙子默默地看着对方。他其实是个外国人，听不懂法语……
守广场地下车库的非洲裔，跑去追另一个非洲裔女孩，想对她说，我们喝杯咖啡吧。结果没找到女孩，丢了工作，在广场被人刺伤，那女孩却来了，原来她是个女警察，他最后终于说：我们喝杯咖啡吧……
差不多所有的故事都与爱有关。
法国人天生比别人更有爱的能力。这些故事，都有趣，不重样。每个人都那么自然，自然地去爱。
为什么中国人不容易讲好爱的故事，我觉得是中国人真缺乏爱的能力。没这个能力，就没法相信爱。不相信爱，怎么去爱呢。讲一个男女故事，讲出来的往往只有计较。
这是传统。
我们都说法国人浪漫，从这部电影上看，其实是他们爱的心态放得开。愿意付出，愿意爱。我们这儿恋爱讲适婚人群，适婚年龄。就说明，不在此列的，恋爱都是不宜的。不仅不宜，甚至是不经济，不聪明，不道德的。
大约在法国，只有适爱人群。而这个人群是所有的人。每个人都属于适爱人群，那么每个人遇见爱的概率就大了多少倍啊。
法国人真幸福。 伟大的友谊或者爱情
非常喜爱王小波的小说。喜爱他的文字，幽默，智慧，同时男性气质十足，我自己把这种的文字命名为性感的文字。也喜爱他小说的意境，以及那种超越凡尘的想象力。
他的小说，我最偏爱的是《黄金时代》，重读此篇对我来说是经常的事，每一次都会读出不同的感受。
正巧这次读它的前一天，和几个女友聊到什么是爱情的问题，我当时有些不同的意见，重读此篇的时候，有些看法就更明晰了。
女友阿明说起另一女子的爱情，讲起爱情如此如此地摧毁掉一个女人的一切，她的尊严，她的生活，而她仍如飞蛾扑火般不顾一切，绝望地和那男子纠缠，甚至不惜用正常人不耻的手段，而那男子早已有了另外的爱人，非常想跟她了断。
几个女友点头附和，她们也认为不是如此的惨烈，哪能算得上真正的爱情。
对此我深表怀疑。《黄金时代》里的王二和陈清扬开始一直讲的是伟大的友谊。他们不说爱情，说的是伟大的友谊。因为这伟大的友谊是建立在自由、理解、沟通，肯为对方牺牲，这像一种没有性别的兄弟义气，但又因为有了性别的差异就演化得更为复杂动人。
王二说：“在我看来，义气就是江湖好汉中那种伟大的友谊。……我也像那些草莽英雄，什么都不信，唯一不能违背的就是义气。只要你是我的朋友，哪怕你十恶不赦，为天地所不容，我也要站到你身边。”
义气对于我们的社会是个奇怪的东西。一方面，正统的教育是要大家大义灭亲，另一方面，大家又向往那种江湖上的侠义精神。
我想到福斯特说：“如果要让我有一个什么信仰，我愿意信仰朋友，如果要让我背叛国家或朋友中的一个，我宁愿背叛国家。”这讲的就是义气。
义气是如此的重要，完全可以拿来当作信仰的。王小波设想的最美好的爱情也就是这种东西。可以为之奉献，为之牺牲，是完全的信任。这种信任只会建立在精神上的高度沟通与认同上。也因此可以认为，如果两人的价值观不同是不会有这种“伟大的友谊”的。
我想起女友普遍推崇的那种爱情，那种鱼死网破的精神，其实说穿了不过是一些自尊心、虚荣心、占有欲等等在作祟，甚至还有更可怕的东西。这两日看香港女导演的纪录片《女人那话儿》，有好几个女人就在镜头前谈到，如果她们所爱的男人抛弃了她们，她们就会祈祷让那男人倒霉，让他们失去他们最看重的东西。
这种私欲，表现出的只是人的更动物的那一面。就算我们每人都不能做圣徒，但至少在精神上应该有些高的向往吧，至少应该尽力在爱的上面高尚些吧。就算无法克制自己的复仇欲望，也应该明白，以前的那是爱情，现在的这些纠缠，这些骚扰只是出于人的本能，而不要宣称这是因为爱情。
看到这些可怕的爱情宣言，就明白以前不能想象的夫妻互相出卖是怎么回事了。夫妻间还未必一定有爱情，但现在还有许多人会以爱情的名义去做不亚于出卖的事。
我觉得许多人其实对那种超越功利的义气是非常向往的，如果这种情感还是在男女之间就更为珍贵了。要知道，许多人都在讲男女是天生的敌人。
如果男女之间可以超越功利，能够完全信任，完全沟通，由于这种信任可以让你为对方付出一切在所不惜，这就是王二和陈清扬的伟大的友谊，这就是爱情的最高形式，是人最自由美好的情感。
而这种真正自由的精神，这种无畏的牺牲精神，彻底的担待，正是小说中那代表统治者的团长、人保组等等最害怕的罪孽。
如果信仰爱情，就应该信仰这样的爱情，我相信信仰这种“伟大的友谊”，才会领受上天的赐予。
就像书中的结束部分：“陈清扬说，那一刻她感到浑身无力，就瘫软下来，挂在我肩上。那一刻她觉得如春藤绕树，小鸟依人。她再也不想理会别的事，而且在那一瞬间把一切都遗忘了。在那一瞬间她爱上了我，而且永远不能改变。” 我口讲我心
女友小乐对她的儿子说：你要在可能的情况下，尽力帮助别人。八岁的儿子说，我其实一生下来就想帮助别人，只是经常不好意思。
小乐就想到一件事，我们为什么不好意思对别人表达善意？
小乐和我们几个女友讲起这事的时候，每人都想起了一些事情。我们最容易在做我们觉得应该做的事情上怯懦。红桃讲起，她常不好意思在车上让座，因为一让座就会被满车的人注视。
红桃平时给人感觉是个开朗的、无禁忌的女子，但她却会为做一件善事不好意思。
让座于我，倒没有特殊感觉。我却对另一件事情多年了都耿耿于怀。那是我在一家新开张的面馆吃面，面馆里只有我一个顾客。门口有一个人非常犹豫，看得出那是一张饥饿的脸，也是一张害羞的脸。我想他是想乞讨一点吃的，看得出来他绝不是一个职业的乞丐。这之前，我采访过一个流落城市，没有讨到工钱，饿了好几天的民工，那表情是相似的。我想，我应该叫他过来吃碗面。就在此时，店里的服务员发现了停留在门口的他，几个人马上扑出门外，把他哄走了。服务员之后殷勤地看着我，因为我是他们第一个顾客，他们觉得他们是为我而做。我当时却涨红了脸，我为自己没能反对他们，站起来，把他叫进来吃一碗面而羞愧。我犹豫了一会儿，终于鼓足勇气走出门外，我想把他叫住，他却早已不在那儿了。这件事让我一直介怀，我想那么一件小事，怎么我就这么难做到，这件事也许对于那个人，是解决几天的饥饿，也许更是重新树立一点对城市对他人的信心。
我们谈起这些的时候，都想到了对东方人来说，情感表达最容易成为难题。《圣经》里，亚当说夏娃，“是我的骨中骨，肉中肉”。一位女友在读到的时候就说，呀，好肉麻。她说，换了我，怎么能想象对爱人说什么“骨中骨，肉中肉”？
那东方人怎么说？我想起，有个女友曾经讲过，她不能想象用方言怎么说“我爱你”三个字，她觉得太可笑了。这种论调我不止一次听到过，甚至有人不好意思用中文表达这三个字。他们用英文，特别是写信的时候，签名时写上一句外语的“我爱你”“你的某某”，这样程式化的文体就掩盖了表达的脸红。普通话的“我爱你”因为有很多文艺电影的范例，所以在恋人的对话中，说一句普通话的“我爱你”要轻松一点，因为这仿佛只是借用了别人的一句台词。
我在北京的时候，有许多同事，都喜欢把“宝贝”挂在口中，搞笑地把熟人朋友都称为“宝贝”，这样，对爱人再称呼“宝贝”的时候，他们就大胆多了。
我们在最需要严肃正经的时候，我们就不好意思，我们就只能以解构的方式来表达。对人人都呼“宝贝”，也就能把爱人呼为“宝贝”。可每个人自己都愿意，自己是爱人唯一的宝贝。
许多人一直不肯对自己的爱人说“我爱你”，其实自己和爱人都想知道对方是不是爱自己。有的人缺乏表达情感的勇气，偏要强词夺理，说：“真正的爱是不能讲出来的。”我觉得他们心里也一定会歉疚，对爱人的这种歉疚，一定更胜过前面讲过的我或者红桃的内疚。
与其心里一直放不下，不好意思，不如放了胆，对爱人说“我爱你”。
我口讲我心。这是语言最重要最基本的功能。 爱情与信仰
当代艺术不再讲爱情，不再表现美好的情感，它喜欢的是强烈的感官刺激，喜欢的是极端和晦涩，或者符号化的直白。前一阵，到广州，见到老画家林墉。他历经一次大手术，从死神手里逃了回来。此后，他的画风大变，作画为文都更加透彻。说到当代艺术中的审丑追求，他说：“艺术家连美不美都不想一想，真是没良心。知道这个世界没有多少美，才应该表现美。”我就想到了文学，幸好当代文学并不如此。
当代文学不放弃各个维度的追求，这其中也包含了对爱情的描摹和挖掘。而且，爱情这一块，永远在文学中占有着极大的分量，因为这里面最能体现人性。当代小说对爱情的表现，跟传统小说不同的是，它愿意把爱情做更复杂的探讨，从中窥见广阔的世界和深邃的人性。
这对于一个爱文学的人来说，真是安慰。
所以很早我便起了心，记录下那些打动我的当代文学中的爱情，试图梳理一下，这些爱情的类型、方式或者其他，或许，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这个世界的变化和恒久。
要说到当代小说中的爱情，我认为最应该从巴西作家保罗·科埃略的《我坐在彼德拉河畔哭泣》说起。
这本书未见得是作家本人最好的小说，也更不能说是当代文学最重要的作品。但这本书，却是非常典型的一本谈爱情的小说，整本小说只在描写一场七天的恋爱，情节不复杂，但这本小说的魅力却是不能忽视的。在巴西国内，从1994年至1996年两三年间，就印了71个版次。在台湾从1998年至1999年，发行了十余万册。它被许多读者奉为爱情圣经。
小说通过女主人公皮拉尔的自述展开。29岁的她重逢分别十一年的青梅竹马。儿时的男友已经成为神学院的学生，受人爱戴的能制造奇迹的布道者。此前，29岁的她经历了一些世俗生活，过着一成不变的日子，计划着现实的未来。此时，她遇见了生活完全精神化的男友，在跟随男友布道的几天里，她在世俗生活里沉睡的心一点点苏醒，是被精神和信仰唤醒的，同时，她燃起了炽热的爱情，最终，为了这爱情，她勇敢地去追求。
作家刻画心理的能力极强，所以，在阅读过程中，读者极易代入，恍如自己就是那个从平静理智到激情万丈的主人公。但并不止是因为这点就能打动那么多读者，更重要的是，作家在讨论爱情的时候，他也是在讨论信仰，讨论爱情中两个人的精神世界的相交相融。作家提出，真爱，必须有共通的精神信仰作为基础。如果一方放弃，恋爱的堡垒是会崩溃的。
这部完全在讲一个爱情故事的小说，最终落脚点却是人的精神信仰问题。
我想，这才是引起共鸣的要点。在当代小说里，爱情，不仅仅只是爱情，它和传统文学，和当代艺术，在这一点上，就有了明确的分野。 如香颂美好
此刻，我正在听一张碟。歌声温柔缠绵，婉转动听，洋溢着单纯的喜悦。
是小野丽莎演唱的一张法语歌曲，碟名叫《左岸香颂》。因为很久没有这么打动我的歌曲，于是我开始翻看歌词译文。原来这些歌词也像乐曲一样纯粹和美好，这让我很惊讶。
第一首歌叫作《如此美好》。歌词开始是这样的：“如此美好/可以爱到哪就到哪/口中哼着歌曲/尽情地拥抱/可以说着温柔的字眼/那些微不足道的话/却可以说很久很久……”歌词细腻地描述两人热恋的琐碎细节，非常幸福美好，如果不是文章的篇幅所限，我恨不能全部引述一遍。
这首歌这样描摹热恋，打动我，同时让我惊讶。为什么？因为我太久没有接触过这样描写爱情的东西。不管是电影还是歌曲，是绘画或者诗歌，或者小说。
香颂，专指法国流行歌曲，其实占主要内容的还是歌颂爱情的歌曲。我因此联想到我们平时所能接触到的流行歌曲。其实我们汉语的流行歌曲里，爱情也占着主要份额，但是我们新的歌曲里关于爱情的内容却越来越缺少甜蜜，单恋的、失恋的、苦恋的内容成了主流。甚至有的歌手，就是以这种苦兮兮的调调走红。在演唱会上，在热烈的气氛中，歌星在台上挥着手，兴高采烈地唱着关于苦情的歌曲，台下万头攒动，众口一词，共同唱和。其情其景，非常怪诞。
不止流行歌曲如此，文学或者艺术，更是如此。
我以前就发现了当代艺术，是绝对不表现单纯的爱情的，如果谁还在以爱情为主题绘画，一定是非常的落伍。就算非得以爱情为主题，那也一定是带有讽刺意味地表现爱情。诗歌也是如此，就好像一旦描写爱情幸福，就变成了大学生的情诗，不能称为文学作品。
小说倒是有描写爱情的，那又被打入了言情小说的行列，为高雅人士所不齿，而且的确严肃作家是不去写这个的。
有一次，一个海外的出版社约一个作家朋友写一本小说，要求是，长篇，关于爱情，但不能有畸恋，不能有婚外恋，结局要圆满。我和其他写作的朋友听到这个要求都觉得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果没有畸恋，没有婚外恋，而要是一个幸福圆满的爱情故事，如何能成就一个长篇？后来那个朋友费尽心思，在他构造的小说里，把主人公安排成一对夫妻，这样便不是畸恋，也不是婚外恋了，但要够曲折，够字数，结果够圆满，他只好把这对夫妻搞得在全国展开了互相追踪，一个地方接着一个地方的旅行，终于完成了长篇。
我知道这其中有一个这样的原因，因为大家现在动不动要讲现代意识，现代意识一讲，就得是复杂的，痛苦的，矛盾的，解构的。而那简单清浅的，田园牧歌似的情怀就是很幼稚的了，称不上伟大的作品。所以在艺术家的带领下，人们一起开始追逐那种痛苦的爱情。
如果光是在审美范围内如此，也就罢了。我发现，这渐渐地影响到我们对爱情的真正看法。
前一段，听说一个有为青年从广州某单位跳槽来成都某单位。因为后一个单位远不如前者，所以猜测丛生，我也跟旁人一样，以为他是因为这边有重金相酬，抑或有高位相候。后来知道了谜底，原来很简单，只是因为爱情，他爱上了成都女孩，所以要来成都工作。这个简单的原因，却没有一个人猜中。
我听到答案的时候，也如今天听到《左岸香颂》时一样吃惊。其实我本是一个笃信爱情的人，但也在长期的熏染中，喜欢把情感复杂化，丧失了直觉，丧失了对简单的信仰。爱情就应该回归它本来的样子，像法国香颂一样，甜蜜，单纯，美好，不要讲什么深刻，什么后现代。如果爱情都充满苦难或者计算，人生还有什么希望。 温暖的老友
在看肥皂剧《老友记》的时候，忽然想起一个很多年前的疑问。这个问题就是关于异性之间的友谊。
最早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大约是青春期，到大学的时候就经常跟男生讨论，异性之间有真正的友谊吗？那时，抓着男生使劲问，因为自己和女生们都觉得异性之间总该有些超越性别的纯洁友谊，那些男生们总是摇头，说没有。自己或其他女生总是睁着迷惘的眼睛，说，为什么？为什么你们总是想得那么复杂？
现在回想起那时，才觉得那时真是单纯而弱智。自己提问的对象都是对自己有想法的男生，当然，他们会说，没有，我对你的可不只是友谊。当然，那时可以提问的男性实在太少，围绕自己的实在是没有“纯友谊”。
那时不谙世事，觉得友谊的概念是非常伟大而神圣的，远远超过了爱情。而在那个年龄，男人们又总是太饥渴，才没时间去跟谁搞纯友谊呢。
直到有一天，自己成熟起来，不再问这种傻问题，身边倒是真有了一帮臭味相投的朋友。
这样的一帮朋友，男女混杂，其中有些人之间也有过暧昧，但处久了，把什么神秘都处掉了，性别感也没有了，真的成了一帮老友，很像《老友记》里那样。
大家经常在一起喝茶、泡吧、打球，无聊的时候我们陪他们一起去打台球，他们也会陪我们去吃冰淇淋，要不大家就一起玩白痴游戏。
他们会把情感上遇到的问题来问我们，希望得到女性的指点。我们也会把情感上的困扰讲给他们，希望能有另一个视角。有两个男性朋友，经常给我们讲他们的泡妞故事，当然是失败多于成功，搞笑成分极重。众女性朋友总是听得乐不可支，时常调侃他们。也有两个女性朋友，总是有很多眼泪，没办法向自己的男友倾倒，便锁定了他们，他们于是替一些不相干的同性承受了很多压力。
这种友谊的开初是有一些认同的，必是性情相投、价值观相当的男女，同时互相理解，奢求不多，相处轻松愉快，往后发展，保持一定的距离也是很重要的。大家君子之交，保持分寸，不苛责对方，不合则散。其实以前年龄小的时候，之所以不容易有这异性的友谊，也是因为不会掌握分寸，索取和付出都容易过量。
通常的说法是，男人和女人是完全不同的生物，所以相互理解是没可能的。但如果有这样一群老友，就会发现，男女之间也并非只有争斗，有时候，性别已经退到不重要的地方，老友间互相取暖，惺惺相惜。
这样的老友相处起来轻松温暖，性别成分也没有完全消失。他们待我们有男人的宽宏大量，我们待他们也有女人的细腻温柔。这种异性之间的友谊比许多情爱更滋补。情爱虽有更多的炽烈激情，但如果失控，杀伤力也是非常大的，搞不好就遍体鳞伤，需要用很长的时间修复。 像孩子那样去爱
有个朋友在网上倾诉她的焦虑，她小学一年级的女儿带回来一张纸条，纸条是同座的男生明明写的，前面内容很普通，结尾却写着：爱你的是明明。她想，女儿才七岁，就要担心她恋爱，是不是太早了。
很快有网友说服了她，那个网友说：“一年级的小孩，好多字不会写，这个‘爱’，应该是‘挨’的意思，‘爱你’是说‘挨着你坐的意思’。”
这位母亲马上释然，她又看见好多安慰她的留言，都在说：“一年级的小孩，哪里懂得什么爱不爱。”
孩子不懂爱不爱，这似乎是一种普遍的看法。我却看到国外一个机构做的小调查，向一群四到八岁的孩子提问：爱是什么？结果却非常出人意料。
八岁的女孩贝丽卡说：“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涂脚趾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涂，甚至当他自己的手得了关节炎也是这样。这就是爱。”
七岁的诺艾尔说：“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六岁的克里希说：“爱就是当你出去吃饭时，你把自己大部分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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