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明武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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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田野：小岗村包产到户与中国改革开放起步试读：
前言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同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进行解读。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0年是短暂的，但这60年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60年的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从开国大典到60年同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新型国家，从翻身解放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种，中罔人民在每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6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沧海一粟。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怎样发生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却非人人都清楚知道的。对此，亲身经历者或可鲜活如昨，但对后来者来说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对某段历史的记忆影像或不存在或是模糊的。基于此，为了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永远铭记共和国这段不朽的历史，我们推出了这套《共和国故事》。《共和国故事》虽为故事，但却与戏说无关，我们不过是想借助通俗、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记录这段历史。这套500册的丛书汇集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500个蘑大历史事件。在丛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尽量选取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或深具普遍意义的若干事件加以叙述，使其能反映共和国发展的全景和脉络。为了使题目的设置不至于因大而空，我们着眼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过程、结局、时间、地点、人物等，抓住点滴和些许小事，力求通透。
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这套丛书可谓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套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相信它必将在我国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大的作用，成为装备中小学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上图书室、连队图书室等的重点选择对象。
编者2010年1月
一、政策信息
●万里铿锵有力地说：“社会主义决不能让人民挨饿受穷，一定要让人民生活得更美好。”
●周曰礼一针见血地指出：“男劳力上工带扑克，女劳力上工带纳鞋。实质是消极怠工，根子是政策问题，是人和土地的关系问题。”
●每当念到了群众喜欢听的关键地方，台下有的群众就高喊：“再重念遍这句话！”
万里调任安徽省委书记
1977年6月，盛夏的北京绿树成荫，市民或短衣短裤，或一袭长裙，他们的脸上都充满着喜庆，敏感的北京市民已经隐约感觉到，一个新的时代就要到来了。
就在此时，中共中央政治局解决安徽问题的重要会议隆重召开了。
根据会前邓小平的建议，会议决定改组安徽省委，派万里、顾卓新、赵守一赴任安徽，以万里为第一书记，组成新的省委领导班子，推动安徽的工作。
接到任命后，万里一行便匆匆地赶到了安徽省省会合肥。到达合肥的第二天，万里就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
在会上，万里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解决安徽领导班子问题》的指示，号召全省干部群众认真学习中央文件精神，积极行动起来，尽快扭转安徽的落后局面，跟上全国的大好形势。
针对安徽的具体情况，万里采取了先稳定局面，再加大力度的办法，果断解决安徽问题。
会后，万里及时改组了安徽省领导班子，解除了很多不称职的各级领导班子的职务，组建了新的省委。
在解决领导班子问题时，他走访了全省大部分地县，拿着前省委组织部印的地市县主要干部花名册，到一个地方就询问这些干部现在在哪里，希望请他们出来工作。
同时，万里采纳了省委副书记顾卓新的意见，大胆放宽政策，吸引人才。他们在全国招贤纳士，首先采取了一系列颇具吸引力的优惠政策，比如，凡是愿意到安徽来的知识分子，不仅能够解决待遇、户口问题，还可以解决夫妻的两地分居的困难，这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经过万里的整顿，安徽很快恢复了安定团结的局面。
大局稳定之后，万里就开始把注意力转到农业、农村。万里在战争年代一直生活战斗在农村根据地，对农民是熟悉的，但进城后一直从事工业和城市工作。
这次，解决安徽的农业、农村问题，万里决定轻车简从直接深入基层、深入农户，不做指示，只是看、问、听，争取尽快了解农村的现实情况。
万里是一位最不安于坐办公室的高级领导干部，也是一位最喜欢轻装简从往下边跑的省委书记，他在安徽任职不足三年，跑遍了当时安徽的所有七十四个县市。他的足迹遍及穷乡僻壤，他的身影时常出现在农户田间地头。
于是，万里的“微服私访”开始了。
首先，万里决定到红军时期的革命根据地大别山区的金寨县，看望离休老红军，召开座谈会，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
到金寨后，万里步行爬山，进入深山老区，走进一家家老红军和红军烈士的家中访贫问苦。他亲眼目睹那些为党和国家流过鲜血、牺牲了亲人的红军和烈士家属，如今有的生活非常贫困。这片曾经为国家养育出108位将军的革命根据地，如今穷得令人心寒。
在皖南的芜湖、徽州、池州等三个地区十几个县，万里了解到由于种种原因，这片富饶的土地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农民连肚子也填不饱。
多次巡察的所见所闻，令这位新上任的省委书记怵目惊心，忧心如焚。
后来，万里曾回忆说：
我刚到安徽那一年，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的生产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约占25%，我这个第一书记怎么能不犯愁啊？
在一次贫困地区县委书记座谈会上，万里恳切地对那些干部说：
必须把生产搞上去，争取今年粮食生产达到一个新水平。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你们要求什么样的政策和条件都可以，但保证今后绝不再讨饭！
说着，他蓦地站起来，用手敲打着桌子，激愤地高声说道：
我上次说过，如果今年以后哪个县再发生讨饭的，我就带着他们到你县委书记家去讨！
最后，万里铿锵有力地说：
社会主义决不能让人民挨饿受穷，一定要让人民生活得更美好。
万里在告诫那些下属的同时，也在告诫自己：安徽的农业改革刻不容缓了！
万里探索解决农村问题
1977年仲夏的某一天，酷热难当，省委“学大寨办公室”主任周曰礼被万里等省委领导召到稻香楼。
原来，万里到安徽不久，就发现安徽的农业问题比较严重。万里清醒地认识到搞好“清查”，首先要安定民心，想安定民心则必须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所以他希望找一些谙知安徽农业实际情况的人来求计问策。
于是，万里跟省委副书记王光宇谈了自己的想法，王光宇向省委书记推荐了周曰礼。
原来，周曰礼在1961年曾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的秘书。当年，曾希圣鉴于安徽农村的困境，征得毛泽东同意和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的支持，在安徽试着搞起了实际上是包产到户的“责任田”，责任田对渡过灾荒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因此周曰礼对安徽农业是熟悉的。
于是，周曰礼在那个夏日，走进了当时万里办公室的稻香楼。省委的其他领导赵守一、王光宇陪同听取了周的汇报。
汇报开始后，万里开门见山地对周曰礼说，今天咱们不谈别的，就谈农村问题，你畅所欲言。
面对第一书记坦诚而信任的目光，周曰礼谈了心里话。周曰礼对当时农村的现状极为熟悉，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男劳力上工带扑克，女劳力上工带纳鞋。‘’头遍哨子不买账，二遍哨子伸头望，三遍哨子慢慢晃。实质是消极怠工，根子是政策问题，是人和土地的关系问题。”
接着，周曰礼他以见证者的身份，如实地讲述了安徽从建国后到1977年农业发展不寻常的历史以及农村怵目惊心的现状，并大胆地提出安徽不能再学大寨了。
汇报进行了整整一下午。当天没谈透彻，第二天继续谈。
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万里敏锐地意识道周曰礼反映的情况很有价值，就让他拿出几条意见。
其后，省委把“学大寨办公室”改为“农村政策研究室”，省委派他们下到农村搞调研，收集群众对于农村发展经济的建议。
省委一声号令，省、地（市）县各级纷纷派工作组深入农村，仅滁州地委就派出300多个熟悉农村情况的干部下去，分赴到400个社队和农民交换意见，讨论着如何改变困难重重的农村经济。
工作组下去不久，群众的呼声被收集上来。一切事实表明，当务之急是实现生产队自主权，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搞好春耕、夏种，为秋季增产奠定基础，以解决农民的饥荒。
与此同时，农民还迫不及待地期冀改革，呼唤改革，安徽的农村改革势在必行！
在当时的情况下，在农村进行改革，赋予农民一定的自主权阻力很大。以万里为首的安徽省委却有如此的胆量与气魄！农业发展太迟缓了，人民太苦了！具有良知和责任感的共产党员不能视而不见，袖手旁观！万里说，我们一定要想农民之所想，急农民之所急！
为此，万里还向各级领导干部解释说：“调动积极性靠什么，一个靠领导，一个靠政策。”
千真万确，农业改革靠热情和责任还不够，还需要确实可行的政策。
根据万里的要求，为了给安徽省委的决策提供确实可靠的依据，安徽省农委很快起草了一份反映农村问题的“绝密件”呈送万里。
这份报告列举了当时安徽农村的一些真实的数据和一些怵目惊心的事实做佐证。
万里看了“绝密件”，再次要求周曰礼等人搞一个针对性的政策意见。
于是，省农委派调查组去当时的滁县地区进行深入的农村调查。
原来，早在万里到任之前，中共滁县地委曾经组织数百人的干部深入当地农村调查了解情况，然后将农村现状以及农村政策方面出现的偏差，给省委打过一个名为《关于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的调查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报告中一针见血地指明：
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是“给资本主义供氧输血”，集体开发多种经营是“金钱挂帅”，关心群众生活是“福利主义”等，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如不把他们搞乱的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纠正过来，就不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这份报告由于当时的种种原因被压下了。万里到任后，发现了这份报告，掂出了报告的价值，立即转发全省各地、市委，并作了如下批语：
滁县地委组织干部深入群众，对农村经济政策认真进行调查研究，这是个好的开端。这个问题，很值得引起各地重视。报告中所提的意见，可以供各地参考。
省农委在滁县地区召集各地、市农村工作部门的负责人，就当前农村的突出矛盾和解决办法，进行了充分讨论。在此基础上，集体起草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
安徽出台改革农村意见
1977年10月，秋风送爽，整个江淮大地一片金黄，正是农民收获的季节。
在此时，安徽省委正召集地、市农委主任召开座谈会，了解调查情况，研究解决办法。
会议开了一星期，当时在会上关于农村的讨论大家都认为困难很多，但对改变现有农村政策争议却很大，经过激烈讨论，最后搞了一个会议纪要。
万里对这个纪要大为赞赏，连声说好。因为那个纪要，真实而全面地反映了当时安徽农村的现实。
根据这个纪要，安徽省委提出解决农村困境的六条意见。这就是以后影响深远的《六条规定》，也就是后来说的“六条意见”。其主要内容是：
一、搞好农村的经济管理，允许生产队根据农活建立不同的生产责任制，可以组织作业组，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也可以责任到人。二、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三、减轻社队和社员的负担。四、落实按劳分配政策。五、粮食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六、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家庭副业、开放集市贸易等等。
看到这个《六条规定》后，万里非常认同，对于“六条意见”的实施是慎重的，为此，万里叫来农委的同志，让他们在合肥附近搞三个试点生产队，万里表示自己还要亲自同省委核心的赵守一、顾卓新一起听取农民的意见。
农委便在肥东的青春生产队和长风县吴山大队找了试点，把每个生产队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是干部；一部分是社员，一部分是贫困户和富裕户。
于是，关于农村改革试点的座谈会召开了。
开会的时候，农民反应热烈，里三层外三层围簇着很多人，像逛集市庙会。大家格外关心这件新鲜事，纷纷表示这个办法正好顺了农民的心意。万里等省委同志亲自听取了农民对“六条”的反映。
从晌午到黄昏，座谈会开了整整一下午，不少干部群众都对省委的决定拍手叫好。群众的拥护，更坚定了万里等省委领导的决心。
1977年11月，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地、市、县委书记参加的常委扩大会，逐条讨论这份草案。
在讨论会上，争论十分激烈，思想分歧很大。鉴于历史的教训，反对者有之；内心赞成，但又担心吃不准，持怀疑的人也不在少数。
大部分干部认为“六条”是解决安徽农业的及时雨；而少部分人则心有余悸，他们担心“六条”的精神正是多年来批判的“三自一包”、“单干风”。
有的同志说：“这不是社会主义方向！”
有的同志说“给农民的自主权太多啦！这样下去，会不会滑到合作化前。”
更有一些老同志，对此改革措施，简直痛心疾首，大力反对。
针对这些思想分歧，万里在会上做了著名的讲话《最重要的生产力是人》，他指出：
农村的中心问题是把农业生产搞好，各级领导、各个部门，都要着眼于发展农业生产。集体经济要巩固、发展，还必须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使人民生活不断有所改善。凡是阻碍生产发展的做法和政策都是错误的……农业政策怎么搞好，管理怎么搞好，主要应当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
万里还反复告诫与会干部，我们现在是拨乱反正，既然是拨乱反正，我们都没有经验，如何搞，主要靠我们自己在实践中去创造。如果事事都要靠中央现成的东西，那还要我们这些领导干部做什么啊！大家要发挥创造性，不要怕犯错误。
同时，万里还叮嘱农委：“不要勉强！有些同志思想不通，要耐心等待，因为具体工作还要靠下面的同志去做。如果硬写进去，他们接受不了，反而会把事情搞糟。”
万里的讲话让干部们吃了定心丸，统一了思想，会议折衷了代表的意见，又做了不少处文字和提法上的修改润色。
最后，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即“六条规定”。“六条规定”的出台，立即轰动全省，震撼全国，预示着一次深刻的农村革命的前奏。《人民日报》 以头版显著 位置发表题为《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的文章，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
1977年年底，文件下达后，万里对文件可能产生的效果并不确定，他就要记者到农村去听听反映。
他还感慨地对记者说：
我真羡慕你们这些记者，哪里都可以去，只要深入下去，就能听到真实情况，我们这些“当官的”要想听到真实情况，很不容易。我们一下去，地、县、区、公社直到生产队，都有人陪同，一大群人簇拥着你，真正的老百姓到不了眼前，听到的都是那些‘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有时连开一个座谈会，谁参加，谁讲什么内容，早给你准备好了，有的还拿着稿子念，这能听到多少真实情况？
看了记者一眼，万里略带羡慕地说：“你们记者不同，能够看到听到许多我们看不到听不到的情况。”
最后，万里郑重地强调说：“我希望你们如实反映情况，不仅要讲好的一面，也要讲问题的一面，报喜也要报忧。”
在万里的一再强调报道真实的要求下，各地对“六条规定”的反应报了上来。
下去的记者调查回来后，向万里作了汇报，群众对“六条”的反映很好，他们最高兴的是：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这条；还有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和减轻农民负担等规定。但也有担心，怕说话不算数，怕政策再变。
万里听后，高兴地说：“现在很多人对这个问题不太懂，更不理解它的深刻含义，所以应当很好地进行宣传报道。”
正如记者所汇报的那样，在当时安徽各地对“六条”是非常欢迎的。
在当时，新华通讯社资深记者张广友目睹了“六条”下发后，安徽农村的激动反应。他回忆说：
遵照万里的意见，我们到六安、滁县地区了解广大农民对“六条”文件的反应。
12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我们到了六安县三十里铺公社的一个大队，正赶上他们召开群众大会，宣讲“六条”。
广场上人山人海，男女老少像看戏似的在听宣读文件。台上，干部拿着文件一字一句地念；台下，群众侧耳静听，鸦雀无声。
一位干部对我们说，农村开社员会会场秩序这样好，是过去少见的。文件刚念完一遍，台下一些群众就喊：“再念一遍！”每当念到了群众喜欢听的关键地方，如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时，台下有的群众就高喊：“再重念遍这句话！”“念慢点儿！”
那时已是冬天，我问身旁的一位老汉：“冷不冷？”
他笑着说：“不冷，不冷！听到新精神，天冷心里热，冷点没关系！”
我又问他：“这六条，哪一条你最高兴？”
他说：“我都高兴，最高兴的还是养鸡、养鸭、养鹅不受限制了。今后大概不会再来‘摸鸡笼子’、‘砍鸡头’了吧？”
定远县严桥公社一些生产队干部说：“六条‘规定实在好！我们最高兴的是专门写了一条’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明确规定了生产队在保证完成上交任务的前提下，有权因地种植，任何人不得干涉。这下子’瞎指挥可行不通了，今后再不会出现毁了花生种稻子，拔了瓜苗种玉米之类的伤心事了！”“六条”在安徽省是一份具有十分重要历史意义的文件。它是清除当时思想流毒，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成果，是中国农村改革的一个重要信号，实际上中国农村改革是从这里拉开了“序幕”。
这份文件针对当时农村政策方面存在的几个严重问题，拨乱反正，作了新的具体规定，突破了许多“禁区”。
随后，刚刚恢复工作不久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看到安徽省委的“六条”，非常兴奋，当即给予明确的肯定。
于是，一场农村的改革序幕就拉开了。
二、自发包产
●万里愤慨地说：“谁这样主张，就叫他自己先吃草吧，靠吃草能生存吗？人都饿死了，还有什么社会主义？”
●严宏昌对严俊昌说：“俺小哥，你家人口多，这个头我来牵，我们再开个社员会，大家若是同意，就分到户。”
●老农严家芝首先发言：“我们队要想不吵闹，要想有碗饭吃，只有分开，一家一户地干。”
安徽大旱推进改革步伐
1978年，省委“六条”犹如一夜春风，给干涸的安徽田野带来了希望。
然而，老天爷似乎是有意要考验那些苦难的人们，正当安徽农民以高涨的热情在那片生生相息的土地上驱散着贫困的时刻，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到贫穷的安徽大地上。
夏秋之交，安徽省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这次大旱大部分地区从春天到秋天近10个月没下雨，全省许多水库干涸，河水断流。属于我国五大河流之一的淮河，只有约正常流量0.5%的水流。
安徽省约6000多万亩农田受灾，400万人口的地区人畜缺水吃，土地龟裂、塘底朝天，一些农民不得不赶着牲口迁移。
持续的干旱，使不少地方不仅秋季无收，更为严重的是，秋种也难以进行。而如果秋种发生问题，势将直接影响第二年的夏收。
以万里为首的安徽省委在抗旱斗争中，始终将群众的安危摆在首位。省委组织各地区干部群众全力以赴抗旱保丰收，打了一场罕见的人民战争。
为了战胜灾荒，尽快扭转困难的局面，万里等省委主要领导深入基层，进行了充分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省委召开了紧急会议。
面对死神在江淮大地徘徊，每一个领导干部都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
9月1日，安徽省委召开紧急会议，及时研究面临的困难。
在会上，万里果断地说：
要全力抗旱，能多收一斤就多收一斤，多收一两就多收一两。我们不能眼看着农村土地撂荒，那样明年的生活会更困难。
看了一下与会同志，万里接着说：
与其抛荒，倒不如让农民个人耕种，充分发挥各自潜力，尽量多种保命麦，渡过灾荒。
将集体耕地让农民个人耕种，这是闻所未闻的！
经过省委讨论，推出了“借地渡荒”的非常策略。省委通知各地区：
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社员种麦种油菜，超过计划扩种的小麦，收获时不计征购，由生产队自行分配，并鼓励农民开荒多种，谁种谁收谁有，国家不征公粮，不分统购任务。
省委经过讨论，及时作出了“借地种麦”的决定。将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借给社员种麦种菜；鼓励多开荒，谁种谁收，国家不征统购粮，不分配统购任务。“借地渡荒”是一种大胆的作为，尽管省里规定每人只许借一分地，困难地方可以划二分地，但是借地于民，实际等于允许农民拥有自由支配土地的权力。
毋庸置疑，省委作出这个决定，也是经过一番周折的。当时就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有人说：“借地渡荒是不相信集体经济的优越性。”
有人则说：“这样调动出来的积极性，不是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甚至有人说：“借地渡荒，实为分田单干，是方向路线问题。”
针对各种指责，万里说：我们讲的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如果集体有办法耕种，那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总的原则是，不管是集体还是个体，只要是把可以种麦、种菜的土地都种上就行，种上了就能收获，总比撂荒好，不管集体还是个体生产的粮食，吃了都解饿，都可以渡荒。
会上还有人激动地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对此，万里愤慨地说：“谁这样主张就叫他自己先吃草吧，靠吃草能生存吗？人都饿死了，还有什么社会主义？”
在万里的耐心解释下，“借地渡荒”这个在当时很受争议的做法在会议上通过了。
于是，安徽农民终于有了自己的土地，尽管是“借”的，他们也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精心呵护。
这一决定受到了全省广大农民的热烈欢迎，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面对百年不遇的旱灾，“人定胜天”的口号，在安徽人手中得到实现：地皮板结得连拖拉机的铧犁都伸不进去，农民们就用锄头刨；土比石头还硬，他们就用鎯头斧子一块块地敲碎。
农民们惜水如金，千方百计弄来水浇灌土地，甚至连洗脸水洗脚水都倒入自己的地里，不误农时地种粮种菜。他们还趁机开荒拓田，增加耕种面积。
1978年11月，借地渡荒和各地蜂拥而起的各种包干形势，使安徽许多地方获得了大丰收，借给农民种的“保命麦”，真的成了“救命麦”！
在那个大旱之年，安徽农业不仅没有受到多少影响，反而呈现出好的发展势头。不久秋种迅速超额完成了任务，大部分地边地也都种上了油菜、蚕豆和小麦。据估计，仅这一项措施，全省增加秋种面积达1000多万亩。
安徽1978年虽遭到了如此严重的旱灾，第二年夏收时，形势却迅速扭转，同省委的决策是分不开的。
然而，“借地渡荒”决策的意义并不止于此。从尊重生产队自主权的省委“六条”，到“借地渡荒”的决策，犹如一座沉重的闸门正在被一点点打开，长期被压抑的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正在源源不断地被发掘出来。
从表面上看，“借地渡荒”似乎是个应急措施，但它真正的意义在于还地于民，并引发了那场震撼中国的包产到户的农业改革！
中国劳动人民的求索精神表现出一种执着和坚韧，现在，既然有省委领导撑腰，他们便放心大胆地继续进行新的、更有效的尝试。
小岗生产队面临艰难抉择
1978年中国改革的星星之火，首先在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点燃了。
当然，中国改革在小岗生产队迈出坚实一步也并非偶然。
原来，凤阳较为贫穷，自从出了皇帝朱元璋，凤阳人讨饭就与凤阳花鼓一样出名。有一首凤阳花鼓形象地反映了凤阳的状况：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户人家卖牛羊，小户人家卖儿郎，奴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
当时，凤阳农村问题很多，但最突出的是每年有几万农民扒火车外流。1978年大旱荒，为了生存，许多农民纷纷出走，外流达到高峰，成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新型“乞丐”。
据当时凤阳县县委书记陈庭元，后来回忆：
1977年12月10日，我作为凤阳县的第十四任县委书记，走马上任到凤阳。这次，是我三下凤阳了。
1978年的大年初三，从临淮关火车站到凤阳的18华里路途上，我边走边看，沿途三五成群的农民要饭乞讨的情景，刺痛我的心。我对凤阳有近110万亩土地而40万农民却吃不饱饭实在难以理解。从此，我一头扎到农村去，一个公社一个公社地跑，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看，一家一户地访问，与农民在田间地头谈心，拉家常、商讨解决温饱的办法。我和农民亲近了，农民也愿意向我反映实情，不少农民都亲切地叫我“老陈”。
1978年初，离春节仅有三天，省委书记王光宇在凤阳县委第一书记陈庭元陪同下，来到凤阳县梨园公社前王生产队。
只见村庄光秃秃的，不仅集体地大片撂荒，就连社员房前屋后的菜地也未种。
当时，省委对重灾区实行节日照顾，每人供应3斤大米，2斤面，半斤肉。
两位书记看了全村11户人家，竟有10户清锅冷灶，全无粮食。原因很简单，没钱买。王光宇又来临淮关火车站，到处都是被遣送回来的难民。
而凤阳的小岗更是这个贫困县里的贫困村，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小岗村是一个很小而又相当偏僻的村落。它位于安徽省凤阳县城东南约20公里处的一个海拔约50米、略有起伏的岗地上，因地貌起伏不大，故称为“小岗”。
作为稻麦两熟的农业产区，它包括两个村民组：小岗村民组和大严村民组。今天的小岗村在1978年12月实行包产到户时，称“小岗生产队”，相当于今日小岗村中的小岗村民组。直到1993年3月，小岗才正式建立“村”一级行政区划。
1978年前，小岗村原属于凤阳县板桥区梨园公社，在取消公社牌子恢复乡的时候，自然仍属于梨园乡。
当时的小岗又是凤阳县中最穷的，属于“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全村只有20户农家，110口人；517亩农田，10头耕牛，几把犁耙。
每年秋后，家家户户都要外出讨饭。
全村没有一间砖瓦房，许多农户的茅草屋破烂不堪，家徒四壁，有的穷得全家只剩下一床棉被。
1978年大旱荒，更加剧了小岗的贫穷程度，习惯于背着凤阳花鼓“跑荒”的小岗人几乎是连外出的气力都没有了。
据当时担任小岗生产队长的严俊昌后来回忆说：
我那时30多岁，那些年就没吃过饱饭，当上队长也没让村里人吃过饱饭。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找老头儿们讨论，怎么能吃上饭。
面对贫穷，小岗人真有点无所适从了。
政府逐步放宽农业政策
1978年，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全国展开了，各地报纸纷纷以各种形式加入到这场论战里。
经过大讨论的洗礼，各地的人们开始清醒过来，进行认真而严肃的反思，“实事求是”便开始在各地干部的头脑中再次萌芽，并发挥出巨大威力。
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了近20年的小岗人，也和全省人民一样，在省委、县委的领导下，开始大胆追求一种对旧生活的彻底解脱。
1978年初，时任凤阳县委书记的陈庭元就暗中支持马湖公社搞“包产到组、联产计酬”。
当马湖公社的“分组作业、包产到组、以产计工、超产奖励、减产赔偿”的办法，不断传开，同时也招来众多指责的时候，陈庭元和县委做出了“不宣传、不推广、不制止”的决定，要点是“不制止”。这个精神与省委的精神是一致的。
7月19日，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来凤阳检查工作。
此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已经开展了两个多月，人们的思想已发生了较大变化，要求改革的呼声已经响起，在这种形势下，陈庭元把马湖公社实行的“联产计酬”责任制的情况向万里作了汇报。
返回合肥后，万里于6月23日派省农委副主任等3人来凤阳帮助总结大包干到组生产责任制，此时的大包干指的是“包干到组”，还不是后来小岗改革后实行的“包产到户”。
省农委的人员在滁县地委、凤阳县委诸多同志的协助下，以凤阳县委的名义，撰写了一篇题为《农业经济管理的一项重大改革——关于在农村实行“大包干”办法的报告》，上报安徽省委和滁县地委。
这篇报告略加删减，并改名为《农业经济管理的一项改革——凤阳县在农村实行“大包干”办法值得提倡》，在8月8日的《安徽日报》一版头条位置刊登。
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中共安徽省委对凤阳大包干的正式肯定并在全省推广。
与此同时，万里密切地注视着形势的发展。他一再对负责农村工作的干部说：“如果有农村情况反映，可以直接送来！”他迫切需要获得来自农村基层的信息。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万里一方面派人下到凤阳、嘉山等农村进一步了解情况，另一方面亲自找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听取汇报。
一天晚饭后，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来到万里住处，向万里汇报滁县地区实行责任制的情况。
谈话时，屋子里人不多。于是，王郁昭敞开思想，把滁县地区农村真实情况和自己的一些想法，一股脑儿端了出来。
王郁昭从滁县地区的过去讲到现在：他分析了滁县地区长期贫困落后的原因，坦率地指出，根本原因是在分配中没有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搞平均主义“大锅饭”，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他认为，包产到户不是分田单干，也不是倒退，而是经营管理中的一种联产计酬责任制形式，是治穷的“灵丹妙药”，是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一项根本措施……
万里听后，沉思了一阵。他说，既然群众都愿意，就应该允许他们去实践，我们不要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去批评群众改革，而是要认真搞好调查研究，切实帮助群众解决前进中的问题。
1978年秋，中央农业协会在苏州召开成立大会，大会要求安徽派人参加，万里就委托省农委政策研究室的周曰礼代表安徽省出席会议。
在小组会上，周曰礼结合安徽的实际情况，大胆提出：
学大寨不应该盲目地摹仿其形式；人民公社的体制存在弊病，应该改革；农业生产应该建立联系产量的责任制；全党应该少搞政治运动，集中力量搞经济等等。这些崭新的论点，在会议期间产生很大轰动。其他省市与会人员，对周曰礼的发言惊讶地说，你们安徽人真敢讲。
在当时，周曰礼的论点，基本代表了安徽省委的观点，也代表了全国广大农民的心声。
全国农业协会在苏州召开后，安徽地区的“借地度荒”像条导火索，引发了一连串爆炸性效应。
率先搞“一组四定”的凤阳县，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由于不联系产量，不能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群众不满意。“借地渡荒”的推行，给凤阳人以启迪，既然土地可以“借”，那为什么不能搞“联产计酬”呢？为什么不能搞包产呢？
1978年夏天，万里书记来凤阳视察工作，县委书记向万里汇报了“联产计酬”责任制的做法。
其后凤阳县的宋集、总铺、江山、黄泥铺、石门山、梨园等公社的部分生产队争相搞起这种责任制，县委采取暗地里支持，公开不宣传的保护性措施。与此同时，来安县、嘉山县、定远县也出现了类似的联产责任制。
1978年10月初，万里为参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准备了一份书面材料，即《农业上需要解决研究的几个重大问题》。
在这份材料中，有关劳动计酬问题，便把马湖公社的“分组作业、以产计工”作为唯一成功的例子，上报给党中央。
后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吸收了万里上报材料的意见。《决定（草案）》中规定：
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实行超产奖励。
于是，就这样，凤阳县马湖公社所实行的“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终于得到了中央的同意。
从此，全国新闻界的记者们、理论界的专家学者们、文艺界的作家们，络绎不绝地来到凤阳，通过他们的宣传和报道，凤阳大包干名声大振。
实行责任制后，社员参加集体劳动的自觉性大为提高，粮食产量也大大提高。
显而易见，联产责任制较之不联产更进一步。
对于安徽全省出现的联产制，万里对此新生事物又给予肯定。他在10月份中共安徽省委常委会上说：
要准确、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解放思想，大胆工作。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省里没有决定的，只要符合实际情况的就去办，将来省委再追认。“包产到组”合法后，于是，安徽各地兴高采烈地迎来了包干到组责任制。
从“六条”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到借地渡荒，再到包产到组，单项作物包产到户的实践，使人们认识到农业劳动计酬必须紧紧联系产量。万里把这看成是农村改革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为此，万里组织了一篇评述性的报道：《农业劳动计酬必须紧密联系产量》，连同当时安徽魏郢生产队包产到组和新街公社棉花包产到户的调查报告，于1978年10月10日，先在新华社内部刊物发了两万多字的“专刊”。
目的是为了把这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端出来，首先在内部趟趟路子，造造舆论。
不久，这篇报道改出清样，准备公开发表。万里拿着这篇送审稿，请了许多有关方面人士，进行讨论研究，征求意见。万里说，全国总工会常务委员李瑞环哲学学得好，理论水平高，又是农村出来的，对农业和农民比较熟悉，请他看看。
李瑞环看了之后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表示赞同和支持。考虑到当时中央文件规定有两个不准，即：不许分田单干，也不许包产到户。
在当时，“包产到户”这4个字是犯忌的，是不允许出现在报纸上的，于是大家想了个办法，把“包产到户”这4个字，改成8个字，即：“包产到组，责任到人”或“联产计酬，责任到人”。
事实上，责任到人了，比到户还厉害；不明白的人，稀里糊涂，以为是责任制，反正不是到户。
改好后，送到了《人民日报》。不久就在二版头条加编者按发表了。
安徽省“包产到组”和“联产计酬，责任到人”的实践，使人们得到了一个重要启示：当时农村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和生产上的“大呼隆”，它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决农村的问题首先必须实行联产计酬，贯彻按劳分配原则。
滁县地委和来安、凤阳等县一些领导都非常赞同这个看法，认为这是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搞好生产的根本措施，也是广大农民的普遍要求。
小岗生产队换上新干部
1978年10月，秋天的小岗凉爽宜人，刚刚收割完庄稼的田野，还残留着大豆、玉米秸秆的清香。
此时的小岗生产队又到了“算盘响、换队长”的时候，梨园公社党委对小岗生产队的领导班子作了调整：任命严俊昌为生产队长，严宏昌为副队长，严立学为会计。
此时有谁能料到，因为这次对一个村生产队干部的调整，竟在中国农村奏响一曲以中国农村改革为题材的《大包干歌》。
新当选的队长严俊昌，是一位饱经风霜，耿直、淳厚而又从不肯“折腰”的汉子，在此之前，他就是小岗队队长。严俊昌出生于1940年2月18日，入高级社前后，曾在小学读了几年书，后来因故中断学习，返乡务农。自1962年，首次担任小岗生产队副队长，不久又当上队长，1976年，因无法带领社员走出“死”路，他自认有愧而引咎辞职。
会计严立学，1941年2月4日出生。父亲严国昌生两男一女，严立学排行第二。1957年到凤阳县临淮中学读书。1960年下半年转至嘉山县管店林场半工半读，1961年春，严立学返乡不久，任小岗、大严、小严三个生产队的会计，1964年任小岗生产队队长。在以后的10多年中，一直是小岗生产队领导班子成员。
副队长严宏昌的经历更有些曲折。
严宏昌于1949年10月出生，1956年以后，严宏昌开始读书，随着家境时好时坏，他断断续续地读书，于1969年读高一时被迫失学。
22岁时，高中未念完的严宏昌就离开小岗到城里寻找生机去了。渐渐地，聪明能干、又有悟性的严宏昌开始承包一些建筑上的小活儿，成了“小包工头”。也正是从承包制中，让他看到了人们工作的热情和效率。
1978年，生活困难的小岗人想起了这个走南闯北、见过世面的年轻人，希望他能回来当干部，把他们带出困难的境地。
不曾想，严宏昌却并不情愿接受。在严宏昌看来，自己只干过20多天的农活，不懂农业生产，加上，村里那么多人都当过生产队的干部，都没有干好，我又不是龙，能干好吗？
为此，严宏昌向生产队提出条件，每月给队里上缴15元，仍然在外干。但是这个金额一直抬升到45元也没有得到队里的批准。
在当时，小岗队人均一年的收入也只有18元多。
这次，小岗队是铁了心让严宏昌回去，并对严宏昌说：“如果你不回去，就把你父母和你全家开除。”
最后，村里年长一点儿的关友江，语重心长地对严宏昌说：“你让我们每天喝上两顿菜稀饭，我就满足了。”
听到这话，严宏昌顿时眼一酸，泪落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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