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白俄） S.A.阿列克谢耶维奇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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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尔诺贝利的祭祷试读：
历史背景
白俄罗斯，对世界而言，我们是terra incognito，乃不详之地。“白色的俄罗斯”——我国的英语称谓大致如此。所有人都知道切尔诺贝利，却仅与乌克兰和俄罗斯相关。我们还应介绍一下自己……——《人民报》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七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凌晨一时二十三分五十八秒——连续爆炸摧毁了坐落在白俄罗斯边境附近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四号动力机组的反应堆及建筑。切尔诺贝利之灾是二十世纪最大的技术劫难。
对小国白俄罗斯而言（有一千万人口），这不啻为一场举国之灾，尽管白俄罗斯人不曾拥有一座核电站。这个素以农业著称之国，居民多为农业人口。德国法西斯在伟大的卫国战争年代毁灭了白俄罗斯大地上六百一十九座村庄及其村民。切尔诺贝利之灾使国家失去了四百八十五座村落，其中七十座已永远葬于地下。每四个白俄罗斯人即有一个人在战争中死去，而今每五个白俄罗斯人就有一个住在污染地区——也就是说有二百一十万人，其中包括七十万儿童。白俄罗斯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即为辐射。戈梅利州和莫吉廖夫州（深受切尔诺贝利灾难之害）的死亡率比出生率高了20%。
由于灾难向大气中释放了50×106立方米的放射性核素，其中70%飘落在白俄罗斯，其23%的土地遭受到每平方公里一居里的铯-137放射性核素污染。试比较，乌克兰有4.8%的土地受到污染，俄罗斯则为0.5%。每平方公里辐射量达到一居里的耕地超过一千八百万公顷，锶-90污染量达到一居里的耕地为三十万公顷，每平方公里辐射量超过一居里的污染之地近五十万公顷，大田作物轮作土地遭污染二十六万四千公顷。白俄罗斯是森林之国，然而26%的森林和普里皮亚季河、第聂伯河、索日河多一半的河滩草场被列为放射性污染区……长期存在的小剂量辐射，导致该国罹患癌症、儿童智障、神经心理紊乱和遗传突变人数增加……——切尔诺贝利汇编，《白俄罗斯百科全书》
一九九六年，第七、二十四、四十九、一百零一、一百四十九页
根据观测数据，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九日在波兰、德国、奥地利、罗马尼亚，四月三十日在瑞士和意大利北部，五月一日在法国、比利时、荷兰、英国和希腊北部，五月三日在以色列、科威特和土耳其均检测到高辐射剂量……排放到高空的气态及挥发性物质在全球扩散：五月二日在日本被检测到，五月四日在中国，五月五日在印度，五月五日及六日在美国和加拿大。不出一个星期，切尔诺贝利就成了全世界的问题……——《白俄罗斯切尔诺贝利事故后果》文集明斯克：国际萨哈罗夫高级辐射生态学学院，一九九二年，第八十二页
四号反应堆，即被称作“掩埋体”的东西，在其铅灰色的钢筋混凝土构建的腹中，一如既往地残留着近二十吨核燃料。而且燃料部分已与石墨和混凝土融为一体。今后它们将如何，无人知晓。
石棺匆忙竣工，构造独一无二，也许圣彼得堡的工程设计人员可以为之感到自豪。它应可使用三十年。但是其安装是“远程操作”，预制板的对接依靠机器人和直升飞机完成——因此便会有缝隙。今天，根据一些数据显示，间隙与缝隙的总面积高达二百多平方米，放射性大气悬浮微粒正在由此继续外泄。若北风吹拂，南部很快会出现含有铀、钚、铯的放射性尘埃。在出太阳的日子，没有灯光的反应堆大厅还会出现自上而降的光柱群。这是什么？这是内部的雨。只有在水汽降落于含油物质的条件下，链式放射反应才可实现……
石棺是苟延残喘的濒死者，喘着死亡之气。他还会喘多久？没人能回答这个问题，人们至今不能走近石棺的众多节点和构件，了解它还能维持多长时间。但人人尽知，“掩埋体”一旦损毁，其后果会比一九八六年的事故更恐怖……——《星火》杂志，一九九六年四月第十七
在切尔诺贝利出事之前，每十万白俄罗斯居民中，有八十二名肿瘤病患者。而现在的统计数字如下：每十万人中，有六千名肿瘤病患，扩大了几乎七十四倍。最近十年白俄罗斯的死亡率升高了23.5%。十四个老年人中就有一个濒临死亡，基本上是有劳动能力的人，年龄在四十六岁到五十岁之间。在污染最严重的州，根据医学检测查明：每十人中即有七名病患。如果你开车走乡串村，日渐增多的墓地会令你震惊……
时至今日，仍有很多数字不为人知……它们仍属保密状态，因为它们骇人听闻。苏联向事故发生地派遣了八十万人的紧急部队和应征抢险人员，他们的平均年龄为三十三岁。男孩们都是中学毕业后立即征兵入伍的……只有白俄罗斯将十一万五千四百九十三名抢险队员列入名册。据卫生部统计，一九九〇年至二〇〇三年，总计有八千五百五十三名抢险队员死去，平均一天两人……
历史便这样展开……
一九八六年……苏联和境外报纸的头条刊登了切尔诺贝利灾难涉事官员的审判报道……
而现在呢，请你想象一下，空空如也的五层楼房。没有居民的楼房，却有物品、家具、谁也不会穿和永远也不会再穿的衣服。因为这座楼房位于切尔诺贝利……但就是在这座死城的这幢楼房里，那些开庭审判核事故官员的人，召开了小规模的记者会。最高层，苏共中央决定，案件应在犯罪现场审理，就在切尔诺贝利当地。审判在当地文化宫建筑内举行。被告席上坐着六位被告——核电站站长维克多·布留哈诺夫、总工程师尼古拉·福明、副总工程师阿纳托利·佳特洛夫、班长鲍里斯·罗戈日金、反应堆车间主任亚历山大·科瓦连科和苏联国家核能监督机构监察员尤里·劳什金。
观众席上空空如也。坐着一群记者。此地已经无人，城市作为“辐射严控区”已经关闭。莫非正因如此才将此地选为审判之地——证人越少，吵闹越少？没有电视报道，也没有西方记者。当然，所有人都希望在被告席上看到数十位责任官员，其中也包括莫斯科的。当代科学也应承担其责。但是商议的结果是只问责“扳道岔儿的”。
判处……维克多·布留哈诺夫、总工程师尼古拉·福明、副总工程师阿纳托利·佳特洛夫十年徒刑。其他人的刑期短些。阿纳托利·佳特洛夫和尤里·劳什金由于强辐射死于监禁地。总工程师尼古拉·福明精神失常……站长维克多·布留哈诺夫服满了刑期——共计十年。亲属和几位记者曾去探视他。事情悄然而过。
前站长住在基辅，当了个普通的公司办事员……
事件就这样了结了……
乌克兰近期将开始实施一项大工程。在覆盖于一九八六年损毁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四号机组的石棺之上，再建被称作“拱门”的新掩埋体。二十八个援助国近期将投入超过七亿六千八百万美元的初期基建资金。新掩埋体的寿命已非三十年，而是一百年。它之所以造型巨大，是为了有足够的空间重埋核废料。这一工程需要先建一个巨大的基座——事实上是一个由混凝土预制桩和预制板构成的人工岩石层，接着，需要建造一个储库，以便将旧石棺中的放射性废料倒入。新掩埋体将用可承受辐射的优质钢打造，但需要一万八千吨金属……“拱门”将是人类史无前例的建筑物。首先，其规模令人震惊——双层外壳，高达一百五十米。再有，它在美学上堪比埃菲尔铁塔……——据二〇〇二年—二〇〇五年白俄罗斯网络报
孤独的人类之声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说死亡还是说爱情？或者说这是一码事……应该说什么呢？
……我们结婚时间不长。逛街的时候还牵手呢，甚至逛商店也是。到哪儿都成双入对。我对他说：“我爱你。”但我不知道，我有多爱他。我无法想象……我们住在他服役的消防队宿舍，住在二层。那里还住着三个新婚之家，大家共用一个厨房。一层停放着消防车，红色的消防车。这是他的工作。我对他了如指掌：他在哪里，他情况如何。我半夜听到嘈杂声，喊叫声。我隔窗张望。他看见了我：“把小窗关上，躺下睡觉。电站失火。我一会儿就回来。”
我没有看见爆炸，只看见火焰。一切仿佛都映得通亮……整个天空……高高的火焰，黑烟。可怕的火灾。而他始终不见踪迹。冒黑烟是因为沥青被点燃了，电站顶层铺了沥青。后来他回忆说，就像走在焦油上。人们在扑火，他们却蹒跚而行，用脚将滚烫的石墨踢开……他们去的时候，没有穿帆布防护服，只穿了一件衬衫，就这样走了。没人提醒他们，他们是奉命奔赴普通火情的……
四点……五点……六点……我和他原本六点钟要去他父母家，去种土豆。从普里皮亚季镇到他父母住的斯佩里热村有四十公里。播种，耕地……他喜欢做这些事……母亲经常回忆说，她和父亲都不希望他留在城里，甚至要为他盖一间新房。后来他应征入伍，在莫斯科消防部队服役，他回来以后，只想去当消防员！不想干别的。（沉默）
我有时仿佛听到他的声音……鲜活的声音……甚至照片都不曾如声音那样给我强烈的感受。可他从来没有呼唤过我。甚至在梦中……都是我呼唤他……
七点钟……七点钟我被告知，他被送到医院了。我跑过去，可是医院四周被警察团团围住，一个人都不让进去。只有救护车驶入。民警们高喊：“别靠近救护车，辐射爆表了！”不只我一个人，而是那夜所有丈夫在电站的妻子们都跑了过去。我扑过去寻找一个熟人，她在这家医院上班。她从救护车里出来的时候，我揪住她的大褂：“让我进去吧！”“不行！他情况不好。他们所有人都不好。”我抓住她：“就看一眼。”“那好吧，”她说，“那我们快去。只能十五到二十分钟。”我见到了他……眼睛几乎看不到了……“得喝牛奶，喝很多牛奶！”熟人对我说，“哪怕他们喝三升也好。”“可是他不喝牛奶。”“现在他会喝的。”很多医生、护士，特别是这家医院的卫生员，过了一段时间便患病、死亡。但当时没人知道内情……
上午十点，摄影师希申诺克死了。他是第一个死者……就在第一天……我们得知，废墟下面还有第二个死者——瓦列拉·霍捷姆丘克。他没有被挖出来，被混凝土埋在了里面。那时我们还不知道，他们只是第一批死者……
于是我问：“瓦先卡，怎么办？”“离开这儿吧！走吧！你还要照顾孩子。”我怀孕了。可我怎能抛下他？他在求我：“走吧！救救孩子！”“我先给你弄牛奶去，然后再说。”
我的闺密塔尼娅·基贝诺克跑来了……她的丈夫也在这间病房。她父亲跟她一道来的，他留在车里。我们坐车去到附近的村里买牛奶，在城外三公里……我们买了很多三升装的罐装牛奶……买了六罐——希望足够所有人喝……但他们喝完牛奶呕吐不止……并且一直昏厥，医院就给他们输液。不知为什么，医生确诊他们是煤气中毒，谁也没提辐射的事。城里停满军车，所有道路都被封锁了。到处都是士兵。火车全部停运。人们在用一种粉末洗涤街道……我担心，明天怎么去村里给他买新鲜牛奶？没人提辐射的事。所有的军人都戴着防毒面具……市民还在从商店里购买面包、敞口的袋装糖，馅饼就放在托盘里……就像平常一样。只是……人们在用一种粉末洗涤街道……
晚上，医院不让进了。四周人山人海……我站在他窗户对面，他挪近窗户对我呼喊。我是那么绝望！人群中有人听说：他们将在夜里被送往莫斯科。妻子们聚集起来，她们想：我们要和他们一起走。让我们到我们的丈夫身边吧！你们无权阻止！她们推搡着，撕扯着。士兵们已经站成两道防线，将我们推开。那时，有个医生站出来说，他们是要乘飞机去莫斯科，但是我想给他们带换洗衣服——他们在电站时穿的衣服都已经烧光了。公交车已经停驶，于是我们跑步穿过整个城区……我们拿着行李跑回来的时候，飞机已经飞走了。我们被蒙骗了。他们不希望我们在那里又喊又哭……
夜晚……街道的一边是大客车，数百辆大客车（已经准备疏散城市），另一边是数百辆消防车。到处在赶人。整条大街满是白色泡沫。我们踩着泡沫前行……我们骂街，哭泣。
广播里说：全城疏散三到五天，请你们随身携带保暖衣物和运动套装，你们将住在树林里。住在帐篷中。人们甚至很开心——我们要走进大自然了！我们要在那里迎接一个非比寻常的五一节。人们为此准备了烤肉串，买了葡萄酒，还随身带上了吉他、录音机。五月里那些可爱的节日啊！只有那些丈夫受伤的女人在哭泣。
我不记得当时是怎么走到家的……似乎一见到他妈妈，我就清醒了过来。“妈妈，瓦夏在莫斯科！专机送走的！”可我们还是种完了菜园子——土豆、卷心菜（一周之后农村也疏散了）。谁能料到？那时候谁能料到？傍晚我开始呕吐。我怀了六个月身孕。我真难受……夜里做梦，他叫我。他活着的时候，曾在梦里叫我：“柳霞！柳先卡！”他死了以后，就一次都没叫过。一次都没……（哭泣）早晨起床时我闪过一个念头，我要去趟莫斯科……妈妈哭着说：“你这样怎么去啊？”于是就让父亲和我一起去：“让他开车送你过去。”我们拿着存折取了存款，取了所有的钱。
我不记得那些路了……路从记忆中消失了……我们问第一位警察，切尔诺贝利消防员住在哪家医院，他告诉了我们。我甚至很吃惊，因为他们一直吓唬我们：那是国家机密，绝密。
休金大街第六医院……
这所专门治疗放射病的医院，没有通行证不得入内。我给值班员塞了钱，她就说“进去吧”。还说了是几楼。我还找过人，也求过别人……就这样，我坐在了放射病科主任——安格林娜·瓦西里耶夫娜·古西科娃的办公室。那时我不知道怎么称呼她，我什么都想不起来，我只知道应该见到他，找到他。
她开门见山地问我：“我亲爱的！我亲爱的……有孩子吗？”
我怎么能承认呢？！我已经知道不能说怀孕的事，那样就不能见他了！幸好我瘦小，谁也没发现。“有。”我说。“几个？”
我想，应该说两个。若说一个，还是会不让进。“一个男孩一个女孩。”“既然有两个了，看来也不用再生了。现在听着，中枢神经系统完全损坏，头骨完全损坏……”“那好吧，”我想，“他会变得比较神经质。”“现在听着：你要是哭，我立刻轰你走。不许拥抱和亲吻，也不许走近。我给你半小时。”
可我知道，我已经不可能从这儿离开。即便离开，也是和他一起离开。我暗自发誓。
我走进去时……他们正坐在床上，玩牌说笑。“瓦夏！”他们对他喊道。“哎呀，弟兄们，我完蛋啦！在这儿她也能找到我！”
他身上穿的是四十八号病号服，看起来很可笑，袖子短，裤腿也短。他该穿五十二号才是。然而肿胀已经从脸上消失……他们都在输着什么药物……“你怎么突然消失了？”我问。
他想抱我。“坐下，坐下，”医生不让他走近我，“这里不让拥抱。”
我们把这当成玩笑话。所有人都跑到这个病房来了，从别的病房跑过来。他们都是我们那儿的人，从普里皮亚季来的。他们二十八个人是用飞机送来的。他们问我：那边怎么样？我们的城市怎么样？我说，开始疏散了，全城撤离三五天。大家沉默了……当中还有两个女人，其中一个事故发生那天在门岗值班，她哭了起来：“天哪！我的孩子们还在那儿。他们可怎么办啊？”
我想和他单独待一会，哪怕只有一分钟。大伙儿感觉到了，纷纷找理由去了走廊。于是我拥抱和亲吻了他。他躲闪着说：“别挨着我坐。拿把椅子。”“得了，这都是瞎说呢，”我挥了挥手，“你看见哪儿发生爆炸了？那里怎么回事？你们可是第一批到的……”“很可能是一起破坏事件，有人故意破坏。我们所有人都是这个意见。”
于是我们就这样说着话。想着事。
第二天，我来的时候，他们已经进了单人病房，每人一间。他们被严禁去走廊，严禁交流。他们靠敲墙彼此联系：嗒嗒，嗒嗒……嗒……医生说，每个人的体质对辐射剂量反应不同，某个人所能承受的，另一个人可能就不行。他们所住的地方，连墙都被“测量”过。在他们左右和上下楼层中的所有人都搬走了，一个病人都不剩……
我在莫斯科的熟人家住了三天。他们对我说，锅拿去，盆拿去，你需要的所有东西都拿去，别不好意思。多好的人啊……多好！我炖了火鸡汤，够六个人喝的。我们有六位小伙子……消防员……他们都是当晚值班的人：瓦舒克、基贝诺克、季坚诺克、布拉维克、季舒拉。我在商店给所有人买了牙膏、牙刷、肥皂，这些东西医院都没有。我还买了小毛巾……熟人和朋友们让我很惊讶，当然他们害怕过，不可能不害怕，各种传言满天飞，但他们依旧对我说：需要什么就拿什么，拿吧！他怎么样？他们怎么样？他们会活下去吗？活下去……（沉默）我那时遇见了很多好人，我无法记住所有人……我的世界缩小到了一个点——他……只有他……我还记得一位老卫生员，她告诉我：“有些病治不好。只能坐在一旁，执手相抚。”
我每天清早去市场，从那里回熟人家，炖鸡汤。洗洗切切，按份盛好。有人提出请求：“带点儿苹果汁来吧。”就带六份半升瓶装果汁……从来都是六份！我去医院，在那里坐到晚上。到了晚上再回到城市的另一端。我还要跑多久啊？三天之后我被告知，我可以住在医院职工招待所，就在医院里面。天哪，太幸福啦！！“可是那儿没有厨房。我怎么给他们做饭呢？”“您已经不需要做饭了。他们的肠胃已经不消化了。”
他开始变了——我每天都看见不同的他……烧灼的伤口开始显露……嘴里、舌头上和面颊上，开始出现小块溃疡，之后它们逐渐蔓延。粘液层层结痂，白色的痂皮。他的面色……体色，逐渐变得乌青……紫红……灰褐……但这是我的瓦夏，我那么珍爱的瓦夏！这无法描述！无法记录！那真是生不如死……幸好一切转瞬即逝，没空想，也没空哭。
我爱他！我不知道有多爱他！我们新婚不久，彼此还没爱够……我们走在街上，他会拉着我的手转圈，还吻啊吻的。路人走过，都在对我们笑。
这是一家强辐射病医院。十四天……人在十四天内就死去了……
来医院的第一天，测量人员就对我进行检测。衣服、书包、钱包和皮鞋，所有物件都在“燃烧”。他们立即拿走了我所有的东西，甚至内衣。没动的东西只有钱。他们给我一件五十六码的病号服，换掉了我四十四码的衣服；还有四十三码的拖鞋，换掉了我三十七码的。他们说，衣服可能送还，也可能不还，因为未必洗得“干净”。我就这么穿着出现在他面前。他吓坏了：“我的天哪，你怎么这身打扮？”我一直变着法熬汤。我把热得快放到玻璃罐子里，再往里扔些鸡块……小小的，小小的……后来有人给了我一个小锅，好像是医院的清洁工或者值班员。有人给了我一块砧板，我在上面切新鲜的香芹菜。我不能穿着病号服去市场，有人会给我送来这些绿菜。但一切都没有用，他甚至连水也不能喝……只能吞生鸡蛋……可我还是想给他们搞点儿有滋味的！好像会有什么用似的。我跑到邮电局：“姑娘们，求你们了，我要马上给我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的父母打电话。我丈夫在这儿快死了。”不知为什么，她们马上猜到我和丈夫是从哪里来的，瞬间就接通了电话。我父亲、姐姐和弟弟就飞到莫斯科来找我。他们送来了我的东西，还有钱。
五月九日……他常跟我说：“你不能想象，莫斯科有多美！特别是胜利日放烟火的时候。我想让你看到。”我在病房他身旁坐下，他睁开眼睛：“现在是白天还是黑夜？”“晚上九点。”“开窗！快放烟火了！”
我打开窗户。这里是八楼，全城都在我们面前！一束烟火腾空而起。“瞧啊！我答应你看莫斯科！我还答应，一辈子过节都给你买花……”
我回头一看——他从枕头底下取出三支康乃馨。“我给了护士钱——她给买的。”
我奔过去，亲吻他：“我的唯一！我的爱！”
他埋怨道：“医生是怎么要求你的？你不能拥抱我！不能亲吻！”
我不能拥抱他，抚摸他。但是我……我搀扶他起来，让他坐在病床上。我重铺了床单，放好体温计，为他放好便器……清洗好……彻夜陪伴在一旁。我守护着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次呼吸。
还好不是在病房，是在走廊……我头晕，我抓住了窗台……有位医生路过，他抓住了我胳膊，突然发问：“您怀孕了吗？”“没有，没有！”我吓坏了，生怕别人听见。“别骗人啊。”医生叹了口气。
我一时害怕，也没来得及嘱咐他什么。
第二天我被叫去见科主任：“你为什么骗我？”她厉声问道。“没办法。我说了实情——就得轰我回家。这是个善意的谎言！”“瞧您干的好事！！”“可是我和他……”“你真是我的小可爱！我可爱的人儿……”
今生今世我都要感激安格林娜·瓦西里耶夫娜·古西科娃。今生今世！
其他人的妻子也来了，但都不让进。他们的母亲们和我在一起：妈妈获准进来……瓦洛佳·布拉维克的妈妈一直在祈求上帝：“您最好把我带走吧……”
美国教授，盖尔博士……是他做的骨髓移植手术……他安慰我说：希望是有的，很小，但有。他们的机体还那么强健，年轻人还那么有力量！他所有的亲属都得到了通知。两个姐姐从白俄罗斯来了，弟弟从列宁格勒来——他在那里当兵。小妹娜塔莎，她才十四岁，哭得厉害，也感到恐惧。但是她的骨髓比所有人都适合……（沉默不语）我可以讲这个故事了……以前不行。我沉默了十年。十年……（不语）
当他得知骨髓取自小妹妹身上的时候，断然拒绝：“我还是死了吧。别动她，她还小呢。”大姐柳达当年二十八岁，她自己也是护士，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只要他能活下来。”她说。我目睹了手术的过程。他们并排躺在手术台上……手术室有扇大窗户。手术做了两个小时……手术结束后，柳达比他的感觉还差，她的胸前穿了十八个孔，她艰难地从麻醉中苏醒。到现在她体弱多病，成了残废……她曾是一个美丽和健壮的姑娘啊，她一直没嫁人……我那时在两个病房间跑来跑去，一会儿在他那里，一会儿在她那里。他已经不住普通病房，而是住在透明薄膜后面的特殊气压舱，那里严禁入内。那里有特殊仪器设备，不用进入透明薄膜里便可打针，插管子……那里是封闭起来的，但我已经学会怎么打开……我轻撩薄膜走到他身边……在他床边放了一把小凳子。他的情况更糟了，我一分钟都不能离开。他一直在喊我：“柳霞，你在哪儿？柳霞！”叫啊叫……在其他小伙子住的气压舱，值班的都是士兵，因为编内员工拒绝上班，他们要防护服。倒便器，擦地板，换床单，都是士兵们在做。哪来的士兵呢？我没问……可是他……他……我每天都听说：死了，死了……季舒拉死了，季坚诺克死了，就像当头一棒……
他每昼夜排便二三十次，带有血和黏液。手上、腿上的皮肤开始龟裂……全身长满水泡。他一转头，枕头上便留下一团团头发……可是他的一切都是那么亲切，惹人怜爱……我强颜欢笑：“这下省事了，不用梳头了。”没过多久，他的头发就被剃光了。我亲手给他剃的。我想亲自给他做所有事。只要我体力允许，我就二十四小时都不离开他。我每一分钟都牵挂他……（双手捂住脸，沉默）我兄弟来了，吓得够呛：“我不许你去那儿！”可是父亲对他说：“你拦得住她吗？她能跳窗户！走消防通道进去！”
我暂时离开了一会儿……回来以后，他的小桌上有个橙子……大个的，不是金黄色的，而是玫瑰色。他对我笑：“人家送我的，你拿去吧。”护士隔着透明薄膜冲我摆手：这个橙子不能吃。它在他身边放过一段时间，不仅不能吃，触碰都有危险。“来，你吃，”他恳求说，“你不是爱吃橙子吗？”我把橙子拿在手里。而他此刻闭上眼睛睡着了。他一直在打睡觉的针，是麻醉针。护士惊恐地看着我……而我呢？我什么都可以做，我不想让他想到死……想到他令人恐惧的病症，想到我因此而怕他……有人劝我：“您别忘了，您面前的已经不是丈夫，不是爱人，而是高污染辐射体。您如果不想自杀，就不要感情用事。”可我就像个神经质似的说：“我爱他！我爱他！”他睡着了，我对他低语：“我爱你！”我走在医院的院子里：“我爱你！”端着便器：“我爱你！”我还记得我和他从前是怎么过的。在我们的宿舍里……他夜里只有拉着我的手才能睡着。他有这个习惯：拉着我的手睡，一整夜。
我在医院拉着他的手，一直不松开……
夜晚。万籁俱寂。只有我们俩。他仔仔细细地端详着我，突然说：“真想见到我们的孩子。他长什么样呢？”“我们给他起个什么名字？”“这就要你自己想了……”“为什么是我自己？要我俩一起想。”“这样，要是生男孩，就叫瓦夏，要是女孩——娜塔什卡。”“还叫瓦夏？我已经有一个瓦夏。就是你！我不要第二个。”
我都不知道我有多爱他！他……只有他……我就像个瞎子！我连心脏下面的胎动都感觉不到……尽管已经六个月了……我想，我的小宝宝，她在我身体里面就会很安全。我的小宝宝……
我在气压舱过夜的事，没有一个大夫知道。没人能想到。是护士让我进去的。她们一开始也劝我：“你还年轻，你在想什么啊？他已经不是人了，而是个反应堆。你们会一起烧起来的。”我就像条小狗一样，围着她们转……在门口一站就是几小时。说呀，求啊。于是她们说：“随你的便吧！你真是有病。”早晨八点查房之前，她们隔着薄膜一摆手：“快跑！”我就跑回招待所待一小时。从早九点到晚九点我有通行证。我的腿，膝盖以下都青了，肿了，我太累了。我的心灵比身体强健。我的爱……
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没做那事……我一走开，他们就给他照了相……一丝不挂，赤条条的，身上只盖着小床单……我每天都洗这个小床单，到晚上它就会沾满鲜血。我搀扶他的时候，他的一块块皮肤，会粘在我的双臂上面。我恳求他：“亲爱的！帮我一下！用手，用胳膊肘撑着，能撑多久算多久，我给你把床铺平，一条褶子，一道皱纹都不留。”任何一个结节，都会在他身上留下伤。为了防止我的指甲刮伤他，我剪指甲剪到流血。没有一个护士愿意走近他，触摸他，需要的话都是叫我。可他们，他们就会照相……说是为了科学。我真想把他们都轰出去！骂一顿，打一顿！他们怎么能这样！要是我也不让他们进去呢……要是……
我走出病房来到走廊……走到墙边，走到沙发旁，我眼中看不到其他人。我拦住护士：“他会死的。”她对我说：“还能怎么样？他受了一千六百伦琴的辐射，四百伦琴就可置人于死地。”她也感到惋惜，但那是另外一种。可他是属于我的……是我的爱。
他们都死了以后，医院重新装修。墙壁刮了，镶木地板刨了……窗户也拆了。
接下去——就是最后的事情……我只零零星星地记得一些。一切都在慢慢消失……
我夜里坐在他身边的小凳子上……早晨八点我对他说：“瓦先卡，我出去一趟。我稍微休息一会儿。”他睁开眼睛又合上了——他让我走。我就去了招待所，来到自己的房间，躺在地板上，浑身疼痛。
女清洁工过来敲门：“快去！快到他那儿去吧！他正狂喊呢！”就在那时，塔尼亚·基贝诺克恳求我，她说：“跟我一块儿去墓地吧。你不去，我去不了。”那天早晨我们埋葬了维佳·基贝诺克和瓦洛佳·布拉维克。他们和我们是朋友，我们几个家庭的关系也很好。爆炸前一天，我们还在宿舍一起照了相。我们的丈夫们，他们多潇洒啊！多快乐啊！那是我们生活的最后一天……切尔诺贝利以前的生活……我们多幸福啊！
我从墓地回来给护士站打电话：“他怎么样？”“十五分钟前死了。”什么？我整宿都在他身边，就离开了三个小时！我趴在窗户上大叫：“为什么？为什么？”我望着天大喊……喊得整个招待所都听得见……人们害怕来看我……冷静下来后：我决定去看他最后一眼！最后一眼！我连滚带爬地下楼梯……他还躺在气压舱里，没被抬走，他最后的话是：“柳霞！柳先卡！”“她刚走，一会儿就回来。”护士安慰他，他叹了口气，便再没有发出声音了。
我与他寸步不离……我陪他走到棺椁前……我还记得那不是棺椁，而是一个很大的塑料袋……就是个袋子……他们在太平间问我：“如果您想的话，我们给您看一下他穿的什么衣服。”我想！他们给他穿了礼服，头盔放在胸前。鞋穿不上，因为脚肿了。双腿肿得像炸弹。礼服也剪开了，因为穿不进去。躯体已经不完整了，全身都是渗血的伤口。在医院的最后两天……我抬起他的手臂，骨头松松垮垮，晃晃荡荡的，身体组织已经与它分离。肺的碎块，肝的碎块从嘴里涌出来……他常被自己的内脏呛着……我手缠绷带伸进他嘴里，把东西抠出来……这没法儿说！也没法儿写！甚至让人难以忍受……然而这些都是我的亲身经历……他任何号码的鞋都穿不上……光着脚入殓……
他们当着我的面……把穿礼服的他塞进了塑料袋，并把它扎紧。又把这个袋子放进木制棺椁……棺椁再用个袋子包上……塑料袋是透明的，但像油布一样厚重。所有东西都放进了锌制棺椁，勉强挤下了。只有一顶头盔落在上面。
所有人都来了……他的父母，我的父母……他们在莫斯科买了黑头巾……特别委员会接见了我们。他们跟所有人讲的都是那套话：我们不能将你们的丈夫，你们的儿子的遗体交给你们，他们受到超量的辐射，会以特别的方式葬在莫斯科墓地。他们葬在焊死的锌制棺椁里，水泥板下面。你们应该签署这个文件，需要你们同意。如果有人抗议，想把棺椁运回家乡，他们就对他说，他们是英雄，他们已经不属于家庭。他们已经是国家的人……属于国家。
我们坐上灵车……都是亲属和一些军人。上校带着无线对讲机……对讲机里说：“请等待我们的命令！请待命！”我们沿着环路，在莫斯科转悠了两三个小时。又转回莫斯科……对讲机说：“不要前往墓地。一群外国记者正突袭墓地。再等等。”父母们都沉默不语……妈妈的头巾是黑色的……我感觉我快晕倒了。我情绪激动起来：“干吗要藏我丈夫？他是谁呀？凶手？罪犯？刑事犯？我们在安葬谁？”妈妈说：“别说了，别说了，闺女。”她抚摸着我的头，拉着我的手。上校报告说：“请允许我们前往墓地。妻子已经歇斯底里了。”士兵们在墓地将我们包围起来。我们被护送着前行。抬棺的也有人护送。所有的亲戚……谁都不能去做最后的告别……瞬间便填土了。“快点儿！快点儿！”军官命令道。连拥抱棺椁都不让。
我们立即就上了大轿车……
我们很快就买好、取到了回程票……是第二天的……有个身穿便服军人举止的人一直跟我们在一起，他甚至不让我们外出买路上吃的食物。他要求我们千万别跟人传闲话，尤其是我。好像我那时候已经可以传闲话似的，实际上我连哭的力气都没有。我们走了以后，女值班员清点了所有毛巾，所有床单，立即将它们塞进了塑料袋里……可能，已经烧了……我们自己付了招待所房费。付了十四昼夜的……
辐射医院——十四昼夜……十四昼夜死掉一个人……
我回到家便睡了。我一进家门就倒在床上，睡了三天三夜。谁也叫不醒我……后来救护车到了。“没事，”医生说，“她没死，她会醒的。经历了这么可怕的噩梦。”
我那时二十三岁……
我还记得那个梦……死去的奶奶朝我走来，穿着我们给她下葬时穿的衣服。她在装饰圣诞树。“奶奶，为什么要摆圣诞树？现在是夏天啊。”“要有圣诞树。你的瓦先卡马上就来了。”他在树林中长大。我还记得……第二个梦……瓦夏穿着白衣来了，在叫娜塔莎，我还没有生出来的小女儿。她已经很大，我惊奇不已，她什么时候长到这么大的？他把她举过头顶，他们在笑……我看着他们，心里想，幸福就是这么简单。这么简单！后来我又梦见……我和他一起走在水上。走了很久很久……他好像让我别哭。还从那儿做了个手势，从天上。（她沉默良久）
我两个月后又去了莫斯科，一下火车就来到墓地。去找他！在那里，在墓地我就开始了阵痛。我刚开始跟他说上话……有人帮我叫了救护车。我给了他医院的地址。我就在那儿分娩……在安格林娜·瓦西里耶夫娜·古西科娃那里……她那时就提醒过我：“生孩子得上我们这儿来。”我这样还能去哪儿？我比预产期提前了两周生产……
他们给我看……女孩儿……“娜塔申卡，”我喊她，“爸爸给你起的娜塔申卡。”看上去是个健康的婴儿。小胳膊，小腿儿……可她有肝硬化……肝上有二十八伦琴辐射……先天性心脏病……四个小时后我被告知，女孩死了。又是那一套……我们不会把她交给您！你们怎么能不给我呢？！我不会把她交给你们！你们又想把她拿去做科学实验，我恨死你们的科学了。我恨！科学先从我手里夺走了他，现在又想……我不给！我自己安葬了她。在他身边……（她转而低语）
我跟您讲的都不应该讲……我中风后不能喊叫，不能哭泣。可是我想……我想让人知道……还没有人认识她。我还没有把我的小女儿交给他们的时候，我们的女儿……那时他们给我送来一只小木盒：“她在那里面。”我看了一眼：她被襁褓包着，好像睡在里面。我哭了：“把她安葬在他的脚下。请告诉他，这是我们的娜塔申卡。”
在那里，墓碑上没写娜塔莎·伊格纳坚科……那里只有他的名字……她还没有自己的名字……什么都没有……只有灵魂……我将她的灵魂安葬在那里……
我去看他的时候总是捧着两束花：一束给他，第二束给她放在角落里。我在墓旁跪着，总是跪着……（语无伦次）我杀了她……我……她……救了我……我闺女救了我，她将所有辐射都吸收了，替我承受了。她还是那么弱小，是个小不点儿。（喘不上气来）她保全了我。可是我爱他们两个人……难道……难道可以用爱杀人吗？多么浓烈的爱啊！爱与死，为什么近在咫尺？它们常在一起。谁来解释？谁来说明？我在墓旁跪着爬……（长时间沉默）
他们在基辅给了我一套居室，在一幢大楼里，住着所有离开核电站的人。大家都是熟人。房子很大，是我和瓦夏梦想的两居室。我住在那里快要疯了！我目光所及的每个角落——都是他，他的眼睛……我开始装修，我不想坐着，想把这些全都忘记。就这样过了两年……我梦见……我和他走着，他光着脚走。“你干吗老打赤脚？”“因为我什么都没有。”我去了教会……神父告诉我：“你应该买双大号拖鞋，放在一个人的棺椁上。写个纸条——是给他的。”我照办了，我去了莫斯科，并且立即去了教会。在莫斯科我离他近……他就躺在那儿，躺在米京墓地里……我对墓地管理员说如何如何，我想放一双拖鞋。他就问我：“你知道这该怎么做吗？”他又讲了一遍……正巧送来一个老爷爷安葬。我走到棺椁跟前，掀起蒙着的单子，就放进去一双拖鞋。“条子写好了吗？”“是，写好了，但没写他在哪个墓地。”“他们那儿是同一个世界。会找到他的。”
我没有任何活下去的愿望。我夜里站在窗前，望着天：“瓦先卡，我该怎么办？我不想活着没有你。”白天我路过一所幼儿园，停下来看……看啊，看着孩子们……我要疯了！于是半夜问道：“瓦先卡，我要生个孩子。我已经害怕一个人待着了。我再也撑不下去了。瓦先卡！！”还有一回我祈求说：“瓦先卡，我不需要男人，没有比你再好的了。但我想要个孩子。”
那年我二十五岁……
我找了个男人……跟他说了一切……说了所有实情：我只有一个爱人，我爱他一辈子。我对他坦陈一切……我们约会，可我从来没有让他到我这里来过，我没办法让他来我家。瓦夏在家呢……
我在糖果厂上班。我一边做蛋糕，一边泪流不止。我不哭，只是流泪。有一次我对姑娘们说：“请别怜悯我。你们要是怜悯，我就走。”用不着怜悯我……我曾经是幸福的……
瓦夏的勋章送来了。红色的……我好久都不能看它，一看就会流泪，止不住……
我生了个男孩。叫安德烈……安德烈伊卡……闺密曾经劝阻我：“你不能生孩子。”医生也吓唬我：“你的身体承受不住。”然后……然后他们又说，他没有手臂……没有右手……仪器显示……“那又怎么样？”我想，“我会教他用左手写字。”可是我生了一个正常的……漂亮的男孩……他已经上学了，成绩全是五分。现在我已经有了一个为之呼吸和活着的人。我的生命之光。他很懂事：“妈妈，要是我到奶奶那儿待两天的话，你能呼吸吗？”我不能！跟他分开一天我都害怕。我们走在街上……我觉得不舒服，跌倒了……那时我经受了第一次中风……在那里，在街上……“妈妈，我给你弄点儿水喝？”“不要，你站在我身边，哪儿也别去。”我抓着他的手。后来就不知道了……我在医院睁开眼睛……我把安德烈伊卡的手抓得那么紧，医生好不容易才掰开我的手指。他的手青了很久。现在我们外出时，他会对我说：“妈妈，别抓我的手。我不会离开你的。”他也经常生病：两周在学校，两周在家看医生。我们就这样过日子。我们为彼此担惊受怕。每个角落都是瓦夏……他的照片……我半夜就和他说呀说……有时候，他在梦中对我说：“让我看看我们的孩子。”我和安德烈伊卡来了……可他却牵着女儿的手。他老是跟女儿在一起，只和她玩耍……
我就这样活着……同时活在现实和非现实的两个世界。我不知道，哪个对我更好……（起身，走到窗边）我这样的人很多，整条街都是，它被称作切尔诺贝利大街。这些人在电站工作了一辈子，很多人至今还去那里值班，现在电站实行值班制。谁也不住在那儿了，以后也不会了。他们所有人都得了重病，落下残疾，但没有放弃工作，想都不敢想。他们没有除了反应堆之外的生活——反应堆就是他们的生活。今天在其他地方，还有谁，还有什么单位需要他们呢？死亡经常发生。死亡就在刹那间。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死去——走着走着就倒下了，睡着了便再也没有醒来。去给护士送花，心脏就不跳了。站在公共汽车站……他们正在死去，却没人真正过问。问我们经历过什么……看见过什么……人们不想倾听死亡，不想倾听恐怖……
但是我给您讲述了爱情……我是怎么爱的……——柳德米拉·伊格纳坚科，牺牲的消防员瓦西里·伊格纳坚科之切尔诺贝利：被忽略的历史与对我们世界图景的质疑
我是切尔诺贝利的见证者……它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尽管可怕的战争和革命将使这个世纪永载史册。灾难虽已过去二十余载，但有个问题至今萦绕在我心里——我在见证什么，过去还是未来？谈论这个问题，很容易沦为老生常谈……沦为危险的陈词滥调……但在我看来，切尔诺贝利犹如新历史的开端，它不仅是知识，也是预见，因为人类对自己与世界的认知产生了争论。当我们谈论过去或未来的时候，我们会将自己对时代的认知带入其中，但切尔诺贝利不仅是一个时代的灾难，散布于我们地球上的放射性核素，还将存留五十年，一百年，一万年，甚至更长时间……从人类生命的角度说，它是永恒的。我们该怎样理解它？我们可能破解我们尚不可知的恐惧的含义吗？
本书讲的是什么？我为何要写它？
本书并不是在写切尔诺贝利，而是在写切尔诺贝利世界。有关事件本身，已经有人写过数千页文字，拍摄过数十万米的电影胶片。我所写的，是那些被忽略的历史，在地球和时光里那些我们存留时悄悄留下的印记。我边写，边搜集情感、思想、语言的日常生活。我想捕捉心灵的常态，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这里的一切都不寻常，无论事件还是人，他们在努力适应新的生活空间。切尔诺贝利对他们而言，不是比喻，不是象征，它是他们的家园。艺术家多少次排演了《启示录》，表现不同版本的世界末日，现在我们才真正地知道，生活是什么样子！令人难以想象。有人在灾难发生一年后问我：“所有人都在写，而你生活在这儿却不写，为什么？”我那个时候不知道怎么写，用什么方法写，以及如何接近它。要是从前，我写书的时候，会去观察别人的痛苦，可是现在我和我的生命已成为事件的一部分，它与我融为一体，没有距离。我那渺小的湮没于众多欧洲国家中的祖国的名字，它已经变成魔鬼般的切尔诺贝利实验室；而我们，白俄罗斯人，也成为切尔诺贝利人。现在无论我去哪里，人们都会好奇地打量着我：“啊，您从那儿来？那里怎么样？”当然可以很快写本书，那种将来可以一本接一本出下去的书——那天夜里电站发生了什么，是谁的过错，政府如何对世界和自己的人民隐瞒事故，用了多少吨沙子和水泥在死亡的呼吸之上建成石棺，——但是我却被某种隐藏的力量拦住了，我的手被按住了。一种隐秘感。我们心中骤然升起的这种感觉笼罩了一切：我们的谈话、行为和恐惧，可怕的事件，紧随事件而发生的恐惧。所有人都产生了可以说出与不可说出的情感，因为我们触碰了尚不可知的东西。切尔诺贝利是有待于我们破解的秘密，是未解读的符号。或许，这是二十一世纪之谜，是对这个时代的挑战。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中，除了我们生活其中的政治、民族主义和新宗教的挑战外，前面还有其他挑战在等待我们。它们是更加凶残和全面的挑战，尽管它们暂时还隐于视线之外，但在切尔诺贝利之后已初露端倪……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夜……我们一夜之内便转移到了另一段历史中，我们完成了向新现实的跃进。它，这一现实原来不仅超越我们的知识，而且超越我们的想象。时代的联系被割裂了，过去突然变得软弱无力，令人无所依托，无所不在的人类档案中找不到开启这扇门的钥匙。我在那些天里不止一次听到：“我难以找到合适的词句，来表达所看到的和所经历的”，“此前谁也没有对我讲过这样的事情”，“我没在任何一本书中读到过，也没在一部电影中见过”。在灾难发生的时代与我们开始谈论灾难的时代之间，存在着中断，那是噤声的时刻。所有人都记得……上面的某些部门做出某些决定，起草秘密指示，直升机飞上天空，大量军事车辆沿路行进，下面的人提心吊胆地等待消息，活在小道消息中，但是所有人对重要的事都三缄其口——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找不到词汇表达全新的情感，也找不到情感对应全新的词汇，我们不善于表达，但逐渐沉浸于新思想的氛围中。今天我们可以判断当时的状态，就是缺乏真相，想知道真相，理解所发生事件的意义。需要震撼的效果！我一直在寻找这个带来震撼的人……他在讲述全新文本……他的声音穿透而出，如同穿过梦幻和呓语，如来自一个平行的世界。切尔诺贝利周边的人开始了哲学思考，成了哲学家。教堂重又挤满了人，来了很多信众，以及不久前还是无神论者的人。他们在寻找物理和数学所不能给予的答案。三维世界敞开了，可我却没有遇到按着苏联唯物主义圣经发誓的无畏者。当那无穷尽的炽烈爆燃发生时，以传统文化的熟悉方式培养的哲学家和作家沉默不语。在最初的日子里，最有趣的事莫过于和老农谈话，而不是和学者、官员及扛着大肩章的军人。他们的生活中没有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互联网，但是他们以某种方式将世界的全新图景置于思维之中。并未毁灭。或许，我们已经可以对付军事上的核事件，比如广岛发生的事，并对其采取相应的措施。然而，事故发生在非军事的核设施上，而我们仅仅是二十世纪的人，且我们一如被教育的那样相信，苏联核电站是世界上最可靠的核电站，它们甚至能建在红场上。军事原子的表现是广岛和长崎，和平原子的表现就是家家户户的电灯。谁也没料到，军事原子与和平原子是双胞胎、同谋者。我们已变得更加睿智，整个世界更加睿智，它在切尔诺贝利之后更加睿智。今天白俄罗斯人犹如活着的“黑匣子”，记录着未来的信息，为所有人。
这本书我写了很久，差不多有二十年……我与电站的原工作人员、学者、医务工作者、士兵、移民，以及疏散区居民见面和谈话。对他们而言，切尔诺贝利是他们世界的主要内容，事故摧毁的绝不仅是土地和水，也毁坏了他们的内心和生活。他们曾讲述，曾去寻求答案……我们曾在一起思考。他们总是很着急，担心来不及，我那时还不懂，他们见证的代价是生命。“您记下来吧，”他们反复说，“我们没弄懂目睹的所有事情，可要让它们留下来。以后总会有人看到的，总会有人明白的……在我们死了以后……”他们没有白白着急。现在很多人已经死去，但他们及时留下了记录……
我们所知道的有关惊悚与恐惧的一切，大都与战争与关。古拉格与奥斯维辛——历史永远是军人和统帅的历史，战争是恐怖手段。因此人们混淆了战争与灾难的概念。在切尔诺贝利，我似乎看到所有战争的特点：士兵被派遣、居民被疏散、房屋被遗弃、生活的进程被阻断。报纸上关于切尔诺贝利的消息中，通篇都是军事词汇：原子弹、爆炸、英雄们……很难理解我们正处于新的历史之中——灾难史开始了。但是人类却不愿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他们从来没思考过这个问题，它隐身于人类熟悉的事物背后，隐藏在往事的背后。就连切尔诺贝利英雄纪念碑都像军人的纪念碑……
我第一次前往隔离区……
花园里都开了花，小草在太阳下闪烁着快乐的光，鸟儿在歌唱。如此熟悉的……熟悉的……世界。我的第一个念头是：一切都在原地，一切尽如平常。还是那样的土地，那样的水，那样的树，形状、颜色和气味永恒不变，谁都无法去改变。可是第一天就有人警告我说：不能摘花，最好不要坐在地上，不要喝泉水。傍晚，我看到牧人想把疲倦的牲口赶到河里，但是牛群走到水边便立即掉头而去，它们似乎悟出了危险。有人告诉我，猫已经不吃死老鼠了，而它们无处不在：在田野中，在院子里。无处不隐匿着死亡，但已是另外一种死亡，它戴着新面具，长着新面孔。人们措手不及，就像宠物似的毫无准备，器官无法发挥它们的天然功能——它们的存在是为了看见、听见和触摸，而这已经不可能了，眼睛、耳朵和手指派不上用场。他们听不到，看不见，因为辐射是无色无味，没有实体的。我们终生打仗或备战，对战争了如指掌，突然，敌人的形态变了。我们有了另外一种敌人，一群敌人……青草被割倒，鱼和野兽被捕杀。苹果……我们周边的世界，原本温柔而美好的世界，如今却令人充满恐惧。老人们被疏散到远方时，尚未想到这就是永别。他们举头望天：“太阳在照耀……没有烟尘，没有毒气，也没有枪炮声。难道这就是战争吗？可我们成了难民……”这熟悉的……陌生的世界。
如何理解我们身在何处，我们身上发生了什么？现在，这里无人可问……
在隔离区周围，无数的军事设备令人震惊。士兵们装备着崭新的自动步枪列队行进，全副武装。不知为什么，令我记忆犹新的不是直升机和装甲运兵车，而是武器，在隔离区携带武器的人……他要向谁开枪？防御谁？防御物理定律？防御看不见的微粒？向被污染的土地和树木开枪吗？可是克格勃就曾在电站里上班啊。他们在寻找间谍及破坏分子，有传言说，事故是西方特工策划的，目的是颠覆社会主义阵营，要提高警惕。
这是战争的画面……战争文化就这样在我眼前崩溃了。我们进入了不透明的世界，在那里，恶不再向人解释什么，不暴露自己，也不循规蹈矩。
我看见，前切尔诺贝利人是如何变成了切尔诺贝利人。
不止一次看见……这里有值得思考的事。我听到过一种观点：第一天夜里在核电站救火的消防员以及救灾人员的举动，无异于自杀，集体自杀。救灾人员没有专用工作服的保护，被无条件地派到“已经死亡”的地方工作，被隐瞒了吸收高剂量辐射的事实。然而他们不计较这些，死前还对获得的政府奖状和奖章喜不自胜……更有很多人未及授予就死了。他们到底是谁，是英雄还是自杀者？是苏联思想和教育的牺牲品吗？他们随着时光流逝而被淡忘，但他们拯救了自己的国家，拯救了欧洲。我仅在瞬间想象过一个画面：假如其他三座反应堆也发生了爆炸……
他们是英雄，新历史的英雄。他们堪比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和滑铁卢战役的英雄，但是他们所拯救的最重要者，莫过于他们的祖国，他们拯救了生活本身。那个生活的时代，鲜活的时代。人把切尔诺贝利抛给一切，抛给上帝的世界，那里除了人，还有数以千计的其他生命，动物和植物。我去找救灾人员，听他们讲述，他们（第一批，也是第一次）是如何从事全新的人类和非人类的工作——将土掩埋在地里，就是说将受污染的土层与其中的住客——甲虫、蜘蛛和幼虫一起埋入水泥槽里。各种各样的昆虫，它们的名字甚至不为人知。他们对死亡完全是另一番理解，它扩展到万物身上——从鸟儿到蝴蝶。他们的世界已是另外一个世界——生命的新法则，新责任和新的负罪感。他们的讲述中经常出现时间的主题，他们常说“第一次”，“再也没有”，“永远”。他们还回忆起驱车前往荒芜的乡村，在那里见到孤独的老人不愿随大家离去，要么就是后来又从外乡返回。他们夜晚就着松明之光，用大镰刀除草，使小镰刀收割，用斧子砍伐树林，念念有词地祭拜野兽和鬼神，向上帝祈祷。人们像二十年前一样生活，而在头顶某个地方，宇宙飞船正在翱翔。时间咬了自己的尾巴，开头与结尾连在了一起。切尔诺贝利属于曾在那里驻足，却并不在切尔诺贝利结束一生的人。他们并非从战争中归来，而是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我明白了，他们有意识地将苦难完全转化为新知识，馈赠于我们：请你们注意，你们将来应该用这些知识做点儿事情，应该利用它。
切尔诺贝利英雄纪念碑，就是那座人造石棺，他们将核子之火掩埋其中。这是二十世纪的金字塔。
切尔诺贝利土地上的人可怜，动物更可怜……我没瞎说。在辐射区的居民迁走以后发生了什么？古老的乡村和放射物质掩埋处，成了动物墓地。人类只拯救了自己，却出卖了其他动物。人走后，好多个分队的士兵和猎手开进村庄，射杀了所有动物。狗扑向有人声的地方……还有猫……马什么也不明白……它们毫无过错——无论走兽还是飞禽，它们都默默死去，这就更加可怕。当年墨西哥的印第安人，甚至我们信仰基督教以前的祖先罗斯人在杀生充饥的时候，都曾请求走兽飞禽的原谅。在古埃及，动物有权投诉人类。金字塔中保存的一张莎草纸上写着：“未见公牛对N的投诉。”埃及人在死者去天国之前念的祈祷词中，竟有这样的词句：“我一头牲口也没欺负过。我没有抢过动物一粒粮食和一棵草。”
切尔诺贝利的经验何在？它使得我们转向“其他的”沉默与神秘的世界了吗？
有一次，我看见士兵进到村民疏散的村子，开始射击……
动物无助地嘶叫……它们发出各种声音的嘶叫……《新约》里有这样的描述：耶稣基督来到耶路撒冷教堂，看到那里有些准备用于献祭仪式的牲畜，它们被割断了喉咙，鲜血淋漓。耶稣喊道：“……你们将祈祷的房子变成了强盗的牲口棚。”他本可以补充说——变成了屠宰场……对我而言，留在隔离区的数百座动物坟场，也是古老的多神教庙宇。可是这里敬拜的是诸神中的哪一个？科学与知识之神还是火神？在这个意义上，切尔诺贝利远甚奥斯维辛集中营和科雷马集中营，也甚于纳粹大屠杀。此乃末路，趋于虚无。
我用另一种眼光环顾世界……弱小的蚂蚁在地上爬行，此刻它离我很近。鸟儿从天空飞过，它也离得很近。我和它们之间的距离正在缩小，之前的鸿沟消失了。一切都是生命。
我还记得这件事……老养蜂人说（而后我从其他人那里听到了同样的话）：“我早晨来到花园，好像缺点儿什么，缺一种熟悉的声音。一只蜜蜂都没有……一只蜜蜂的声音都听不到！一只都听不到！怎么啦？怎么回事？第二天它们也没有飞回来。第三天也没有……后来我们才得到通知，附近的核电站发生了事故。但是很长时间内，我们一无所知。蜜蜂知道，可我们不知道。现在如果出了什么事儿，我会看看它们，看看它们的生活。”还有一个例子，我与河边的渔夫们聊过，他们回忆说：“我在等待电视里的解释……等他们告诉我们怎么救援。可是蚯蚓，普通的蚯蚓，它们已经深深地钻进了泥土里，也许半米，也许一米。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挖呀挖呀，一条做鱼饵的蚯蚓也没找着……”
谁在地球上生活得最安稳、最长久——我们还是它们？我们应向它们学习如何生存，以及如何生活。
两种灾难合并在一起：社会的——苏联就在我们眼前崩溃，庞大的社会主义大陆沉入水底；还有宇宙的——切尔诺贝利。这是两次全球性爆炸。第一次——距离较近，容易理解。人们关心白天和日常生活：要买什么东西，去哪里？应该相信什么？在什么旗帜下重新站立起来？需要学习为自己而活，过自己的日子吗？我们对后者不曾知晓，我们不会知晓，因为我们还从未如此生活过。每个人都为此而痛苦。而我们却想忘记切尔诺贝利，因为我们的意识已经向它投降了。这是意识的灾难，我们的观念和价值世界已被摧毁。只有战胜了切尔诺贝利或者彻底醒悟，我们才能思考和创作出更多的东西。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界里，意识却存在于另一个世界。现实在逃离，它容不下人类。
是啊……在现实之外，追不上……
举个例子。我知道现在我们还在沿用古老的概念：“远近”，“彼此”……可是在第四天，切尔诺贝利的放射性云朵就已经飘在了非洲和中国上空。在切尔诺贝利事故之后，远或近的意义何在？地球突然变得那么小，这已经不是哥伦布时代的地球，无边无际的地球。现在我们有了另外一种空间感。我们生活在一个破败的空间。近一百年来，人类寿命延长了，但不管怎么说，人的寿命与落户到我们地球上的放射性物质的存留期相比微不足道。它们的存留期将达数千年。我们看不到这么远！你会在它们旁边感受到时间的另一种情感。这就是切尔诺贝利给我们留下的。这是它的痕迹。它作用于我们和过去的关系、想象、知识……过去的经验是无助的，知识中得以保全的只有关于我们无知的知识。情感的变革正在发生……医生不再像往常一样安慰，而是对弥留丈夫的妻子说：“不许走近！不许亲吻！不许抚摸！他已经不是爱人，而是高污染辐射体。”莎士比亚在此让位，还有伟大的但丁。问题是：走近，还是不走近？亲吻，还是不亲吻？我的一个女主人公（那时正在怀孕）走近了，亲吻了。直到她丈夫死，她也没放弃他。她为此断送了自己的健康和他们幼女的生命。可又如何在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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